基本医疗的普及和人民健康水平的迅速提高，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30年的又一个突出成就。基于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新中国建立了一套崭新的和独特的医疗卫生制度。在保障模式上，主要依托国有企事业和人民公社，迅速实现保障全覆盖；在资源配置上，面向工农兵，以农村为重点，优先保障基本服务的提供；在服务内容上，重视面向群体的公共卫生服务，而不是像西方强调面向个人的医疗服务；在技术路线上，以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采取低成本适宜技术，而不是以治疗为主的高成本资本密集型技术；在服务提供上，既依靠专业人员，又依靠经过简单培训的初级医疗卫生人员，使医疗卫生和群众工作相结合。这条道路，超越了当时西方社会医疗卫生商品化、专业化、以治疗为中心的路线，实现了面向全民、预防为主，以较低的成本维护了人民健康。
中国创造的以爱国卫生运动、三级医疗保健网、赤脚医生、农村合作医疗等为代表的有独创性的医疗卫生制度，被国际组织称为“低收入国家普及初级卫生保健的独特典范”。
卫生工作四大方针
国民健康是民族精神的基础，是国家发展重要的软实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外有封锁，内有工业化的迫切需要，能够用于医疗卫生的投入极为有限。当时其他发展中国家大都仿照西方医疗体制：依赖高成本培养的专科医生，强调使用高新技术，治疗为主，关注面向个人的医疗服务。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缺乏培养大量高技能西医人才的资源，有限的医疗技术人员大部分待在城市，居民支付不起高成本的医疗费用，专业人员有限，无法有效解决农村传染病蔓延、营养不良、疾病充斥等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基于现实情况探索出了一条独特的医疗卫生发展道路，这就是医疗卫生四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面向工农兵，体现在把医疗卫生机构纳入计划经济体制，建成了覆盖城乡的医疗服务网，建立了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分别覆盖城镇和农村人口，全体居民都可以以较低费用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预防为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体现在国家的医疗卫生投入和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是预防环节。国家依靠遍布城乡的防疫站、卫生院、卫生室和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开展传染病预防、环境治理、健康教育、预防保健、传播新法接生等有利于健康的新技术，组织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以预防为主符合医疗卫生规律，既有利于改善健康，又能够控制医疗成本。中国能够有效开展群众性公共卫生运动，得益于高度的组织化和资源动员能力。
——中西医结合，是把中国传统医学和现代医疗卫生制度结合起来的探索。中医具有“简便验廉”的优势，其重视预防保健、系统论的思想方法有现代意义。19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内忧外患，中国主流知识界的文化自信日益丧失，中医遭受了千年未有的变局，国民党政府甚至用行政性手段，对中医采取歧视和灭绝政策。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对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提出团结中西医的方针。这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因为中医属于人力密集型技术，主要依靠医生的技术和经验，以及农村容易采集和种植的中草药，而不依赖需要工业化支持的药品、器械以及高成本的西医。特别是到60年代后期，赤脚医生和农村合作医疗的大发展，对低成本适宜技术的需求增加，中医获得了更充分的空间。
爱国卫生运动
爱国卫生运动起源于抗美援朝期间，为应对美军在我国东北、青岛等地投放细菌武器，国务院于1952年3月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全国城市和乡村迅速开展以消灭病媒虫害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1952年年底，中央防疫委员会提升为中共中央的机构，更名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周恩来、习仲勋分别为第一任和第二任主任。
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共中央多次直接部署爱国卫生运动。1956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
【“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1]】
1958年1月上旬，毛泽东亲自带队检查了杭州市小营巷的爱国卫生运动情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威胁健康最主要的疾病是传染病，公共卫生服务就显得更加重要，爱国卫生运动弥补了专业医疗卫生人员的不足。依托城乡医疗服务网和厂矿、企事业单位、人民公社，建立了包括防疫站、地方病、妇幼保健以及国境防疫在内的公共卫生机构，调查研究常见病、多发病，不少地方还开展了对农民的全面体检，定期发动群众服药，预防地方病。到1959年，爱国卫生运动取得巨大成就。天花、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基本绝迹，血吸虫病、丝虫病、钩虫病、疟疾等几种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也得到了有效的防治。同时，爱国卫生运动还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使人们逐步养成了讲卫生光荣、不讲卫生耻辱的社会风尚。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的普及，爱国卫生运动在农村得到更大范围的开展。在一些疟疾、丝虫病、黑热病、克山病疫区，于70年代初开展了大规模的普查普治工作。大批医务工作者和赤脚医生深入田间地头、工矿车间，为群众免费检查，送医送药，注射疫苗。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的大部分急、慢性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
爱国卫生运动能够有效开展，得益于城乡基层的组织能力，这是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成功模式。同时，在公共卫生干预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居民的主动性和参与精神，把公共卫生事业和移风易俗、社会管理结合起来，做到了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较高的健康绩效。
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
除了公共卫生之外，医疗卫生体制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医疗保障和服务体系，解决看病吃药的问题。1965年之前，集中力量建设城市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体系。1965年之后，把更多医疗卫生资源放到农村，实现了以三级医疗保障网、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为特征的农村医疗卫生体系。
在城市，形成了市、区两级医院和街道门诊部（所）组成的三级医疗服务及卫生防疫体系，医院经费来源主要渠道包括两部分：医疗业务收入和政府财政拨款。除了药费略有盈利外，其他收费均低于成本，药品的价格由政府制定，在不引起脱销的情况下坚持“药价从低，微利经营”的原则。同时，城市建立了覆盖全体城市居民的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1970年覆盖率达到76.6%，1975年达到84.6%。
“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城市医疗保障体系已经比较完善，但是农村缺医少药、城乡差距过大的问题日益突出。据卫生部1965年统计，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9%在城市，31%在农村，其中在县以下的仅占10%。全年卫生事业费9300余万元中，用于公费医疗的2800余万元，占30%;用于农村的2500余万元，占20%，其中用于县以下的仅占16%。[2]政府更加重视县医院建设，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半农半医，在政策上引导和支持不足；在医学教育上，强调中级教育并且要逐步过渡到高等教育，重视规范化的教学和临床训练。对中医不重视。[3]
这些问题引起了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从他一贯的观点出发，把医疗卫生工作上升到政治路线高度看待，认为医疗卫生资源集中于城市，过度重视高精尖技术而忽视常见病和多发病的治疗，重视依靠专业人员而忽视群众运动等做法，是医疗卫生这支知识分子队伍脱离群众的表现。早在1958年，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之后，毛泽东就写下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的诗句（《七律·送瘟神》），】
委婉地表达他对卫生部门过度重视专业化，不重视发动群众的批评。
2008年世界卫生组织的年度报告《初级卫生保健：过去重要、现在更重要》，指出了过去30年来，全球医疗卫生体制呈现过于重视医院、过于重视治疗和过度商业化的趋势。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如果采取这种过度重视专业化、重视治疗和以医院为中心的模式，自然会阻碍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在农村的普及。
1965年前后，面对医疗卫生领域存在的城乡差异大，以及预防措施落实不到位、对常见病多发病投入较少的状况，中央领导人多次提出批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的谈话，后来被称为“六·二六指示”。他谈道：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那种做法脱离群众，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谓尖端，高、难、深的疾病研究上，对一些多发病、常见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预防，如何改进治疗，不管，没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4]同时，毛泽东还谈到了医疗教育、医学技术路线等问题，主要精神是：（1）在资源配置上，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2）在医疗技术路线上，优先发展面向大多数人常见病技术，而不是把过多精力放在攻克疑难杂症上；（3）医学教育也要适应这一趋势，培养低成本、养得起、适合农村的医疗卫生人员。除此之外，这一时期毛泽东还批评了在医疗卫生领域存在的特权现象。1964年，他在卫生部关于改进干部保健工作的报告上批评道：“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5]】
同一时期，周恩来、刘少奇等也对医疗资源过度集中城市的现象进行了批评。
1965年之后，全国掀起了一场长达十多年的“农村卫生革命”，使医疗卫生领域城乡差异的现象大为改观，农村卫生事业蓬勃发展，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赤脚医生以及农村三级转诊体系成为农村卫生的“三大法宝”。
农村合作医疗是依托集体经济为农民提供医疗服务的制度。国民党政府时期，一些知识分子在推动农村合作化和乡村建设运动的过程中，将合作医疗作为内容之一。但是由于缺乏实行合作化的社会基础，并未成功。新中国成立后，合作医疗出现于1958年前后的人民公社化时期，是人民公社制度的一部分。1958年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河南省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第18条对“合作医疗”做出规定：社员按照家庭人口多少，每年交纳一定数量的合作医疗费，就诊不另交费。中心医院对无法治疗的特殊重病号，应该介绍到适当的医院治疗，并负责开支旅费和医药费。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合作医疗作为新生事物，迅速推广，1962年，合作医疗在全国农村的覆盖率达到46%。
但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调整中，不少地方也把合作医疗和公共食堂等一样，作为“左”的对象进行调整。1962年8月，卫生部批评过去几年“在治病方面，一个时期有公社包下来的倾向”[6]。到1964年，全国农村只有不到30%的社队还维持合作医疗，1968年下降到20%，农村卫生人员的数量和机构也大幅减少。
1968年，在乡村医生覃祥官的带领下，湖北长阳县的农民又自发办起合作医疗。1968年底，毛泽东批转湖北省长阳县乐园人民公社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并称赞“合作医疗好”[7]。12月5日，《人民日报》介绍了乐园人民公社的合作医疗经验。这一报道总结了合作医疗的四点意义：解决了贫下中农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困难；使“预防为主”的方针真正落实在行动上；进一步发挥了广大贫下中农的阶级友爱精神；防止了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加速了医务人员思想革命化和工作革命化。
同合作医疗相配套的是赤脚医生制度。赤脚医生是农民对不脱离农业劳动、半农半医卫生员的称呼。1968年，毛泽东批转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方向》的调查报告，这篇报告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为“赤脚医生”。报告以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为例，认为“贫下中农需要这样一支新型的医疗卫生队伍”，赤脚医生一半时间参加劳动，生产大队对他们的补贴不多，贫下中农养得起，他们的收入保持农村一般同等劳动力的水平。培养“赤脚医生”的途径，一种是公社卫生院集训，另一种是在实践中加以培养。“有些赤脚医生的实际工作能力，胜过了这个公社卫生院里某些从学校出来又没有实践经验的医生”。[8]
在这些推动下，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20世纪60年代末已经基本成型，其主要特点是：社员每年缴纳合作医疗费，生产队从公益金中补贴，也有些地方则直接由公社从总预算中支出。赤脚医生的人选主要在当地产生，标准是文化水平和政治表现，培训方式以短期进修、临床观察和实践为主，以当地常见病、多发病和草药土法治疗为主要内容。赤脚医生的培训使得广大农村人口享受到了基本的卫生服务。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的医疗条件迅速改变。1965年到1975年，乡镇卫生院床位数从14.5万张增加到65万张，农村病床占全国的比例从40%上升到60%，全国卫生经费的65%以上用于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从1968年的20%上升到1976年90%以上，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级（县、乡、村）卫生服务网络。全国赤脚医生人数达到180万人，生产队卫生员人数达到340万人，农村接生员人数到75万人，远远超过了当时卫生部所拥有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数量，成为农村医疗卫生人才队伍的核心力量。从东南海岛渔村到青藏高原，中国大地上的村庄都有了赤脚医生。这次卫生革命基本上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目标，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9]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年报中称：
【“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10]】
2008年，当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全球重新重视初级卫生保健时，再一次引用中国经验指出：
【“在1980年以前就已将国人的期望寿命提高到远高于20世纪70年代其他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和城市医疗保险对这一成绩的贡献是有据可查的”。[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