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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70年 ——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下)

2019-9-27 22:26|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5652| 评论: 0|原作者: 夏小林 |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国有企业历经70年风风雨雨,砥砺前行,成绩斐然。沧海横流,中流砥柱。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前景就拥有无量光明。“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永远在路上。“70年后再出发”。路不是平的。唯有 “踏平坎坷成大道”。



国有企业历经70年风风雨雨,砥砺前行,成绩斐然。沧海横流,中流砥柱。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前景就拥有无量光明。“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永远在路上。“70年后再出发”。路不是平的。唯有 “踏平坎坷成大道”。

建国70年:“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夏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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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后40年”:“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第二阶段,即“后40年”中,国有企业总资产、国有资产、所有者权益、企业户均资产规模、科技水平、总产值、营业收入、利润和税金等绝对指标“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比重,近些年已从一再“减少一些”转向趋稳,且有转为回升的征兆。

  (一)指导思想。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缘于不满足原有成就,解决存在的某些问题而发生的社会主义新探索。在其过程中,一如既往,国有企业重要地位得到宪法肯定,受到党的高度重视。1982年的宪法规定,“ 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营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国营企业在服从国家的统一领导和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将原宪法第七条、第十六条中的“国营经济”“国营企业”,分别修改为“国有经济”“国有企业”,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国有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自主经营。”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根据新的实践规定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该版宪法和其后2004年、2018年两次修订的宪法,均同样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国有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自主经营。”[1]由此可见,在党的领导下,就是在“后40年”历经修改的不同版本宪法中,“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及有关 “国有企业”规定的基本精神,是始终如一的。宪法为改革开放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提供了基本支持。201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先后提出的“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大政方针,均深刻体现了宪法关于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规定,符合中国改革发展的实际要求,在实践中发挥了强大引领作用。

  (二)基本评价。

  “后40年”中,国有企业一系列重要绝对指标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优化布局,向重要领域集中。2019年3月9日,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曾表示,从“过去几十年改革实践看,改革确实使得我们企业(指国有企业——引者注)做优做强做大,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2]在相对指标上,与1978年比较,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比重曾不断地“减少一些”。但国有企业进入“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运行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的改革发展新阶段后,新气象出现了:国有企业主力军,即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主营业务收入等重要相对指标已出现趋稳,或回升现象。其他行业的国有企业发展也不错。这反映出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相对地位开始变化。对此,目前还需要持续观察。

  (三)主要数据和其他资料。

  以下利用有关政府部门已发布的有限数据等,描述 “后40年”“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绝对指标的轨迹。这些部门的统计方法、数据差异及其不时的变化,并不能影响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长期大势向好的观察。

  1.财政部统计口径下的非金融业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1978年至2018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年均分别增长11.9%、10.3%; 2018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分别达到1978年的247.1倍和130倍。[3]2018年末,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178.7万亿元,所有者权益为63.1万亿元,营业收入为58.8万亿元,利润总额为3.4万亿元。[4]其间,2018年比2008年,全国国有企业应交税金做大2.7倍。2019年1-8月,面对国内外更复杂的经济下行压力,国有企业增长保持稳中有进。[5]

  全国国有企业户均规模水平提升。结合“后40年”全国国有企业数量大量减少与其资产总额、产出快速大幅增加情况,可以确认,这期间国有企业户均资产规模、营业收入规模等也在不断“做强做优做大”。财政部没有提供这期间全国国有企业数量减少的数据,但部分年份的相关数据可以从国家统计局网站上看到。

  2. 国务院国资委系统全国国有企业总资产、国有资产、所有者权益(其中少量属“社会资本”所有者)、企业户均资产规模、总产值、营业收入、利润和税金等绝对指标“做强做优做大”。

  (1)国资委监管系统全国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该系统国有企业分布在16个行业,有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科教文卫,及金融业部分国有控股金融公司等。

  据2004年至2016年已出版的《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年鉴》数据,在最接近2019年的13年中,国务院国资委统计口径下的全国国有企业实现了不间断的“做强做优做大”:2015年比2003年,国资系统全国国有企业在减少25022个的同时,企业资产总额做大6.1倍,国有资产总量做大3.9倍,企业户均资产规模做大7.4倍,所有者权益做大5.6倍,上交税金做大4.8倍。全国国有企业利润做大4.7倍,[6]

  之后,2019年7月29日,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采用近年数据进一步说明,十八大以来的6年中,国资系统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取得重要进展:“2013年—2018年国资监管系统企业资产总额从85.4万亿元增长到180.7万亿元,营业收入从42.0万亿元增长到55.4万亿元,利润总额从2.2万亿元增长到3.4万亿元,年均增速分别达16.2%、5.7%、9.3%。”[7]这期间,由于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产出都在快速大幅增长,其间按注册分类的国有企业数量却处于或多或少的缩减中,这就意味着国有企业户均资产规模、营业收入规模等也在不断“做强做优做大”。

  这里,如按2018年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报告全口径的国有资产数据进行历史比较,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做大显得更为突出:2003年至2017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从19.7万亿元增长到183.5万亿元,做大9.3倍(全口径数据与国资委数据差别不大,故忽略不计)。其中,即使在少数人鼓吹国有企业应退出的充分竞争行业,据《人民日报》报道,这些年“国有企业(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它们处在充分竞争行业,以提高微观效益为中心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接受市场检验,实行优胜劣汰,在发展壮大自身、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同时也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 [8]国有企业可以在包括“充分竞争行业”在内的竞争性行业较好发展的现象,国务院国资委早在2004年就曾用数据显示,国有企业在竞争性行业利润增速较快,曾达到44.6%,比其在公益性、垄断性行业利润增速分别高出17.4和23个百分点。[9] 国有企业效益同垄断与否没有必然联系。

  当然,至今国有企业的小微企业仍较多。全国国资系统监管的12.5万户国有企业里,大中型企业占比为26.8%,其余73.2%是小微企业。尤其在地方,一些公益性企业等都属于小微企业。所以,这种企业规模结构使得全国国有企业户均资产规模并不是显的很大。2003年至2015年,全国国有企业户均资产规模只从1.3亿元“做大”到9.6亿元。但这也远远超过2018年末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1.1亿元的户均资产规模。国有企业户均资产规模大幅度“做大”的趋势,集中体现在大中型国有企业层面,如央企,或工业行业的其他大中型国有企业等。这些国有企业为改变我国工业等行业集中度偏低,完善产业组织结构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等做出了较大贡献。

  (2)这里有必要单列出国有工业和农业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数据给予评论。这是两个被少数经济学人集中抹黑国有企业,以继续推动私有化的较敏感领域,其大部分企业也在国资系统,并处于竞争性领域。但即是在这里,“后40年”国有企业在曲折探索中发展壮大,越来越好,而非“糟得很”的轨迹也是清晰可见。如1978年至2001年,尽管在若干年份中,国有工业企业等在一个并不怎么规范的市场经济中探索改革和优化结构,企业户数大量减少,工人阶级和国家付出了代价。但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国有企业仍顽强地闯关而过。即使在国有企业“三年脱困”期间,也仅是1997-1998年产值增速略有下降,1999年即开始了持续回升。总体来看,在国家统计局口径下,2001年比1978年,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做大12.9倍,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做大19.4倍,企业户均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做大34.6倍,利税总额做大7.7倍。[10]其后,国有工业企业改革发展加快。2018年比2001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总资产做大3.8倍,企业户均资产规模做大15.4倍,主营业务收入做大7.1倍,利润总额做大7.1倍。[11]另外,2018年比2001年,工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亏损面减少11.2个百分点,下降为25.7%;企业亏损总额占利润总额之比减少19.7个百分点,下降为18.1%。[12]在这期间,宏观经济波动、结构调整、全球金融风暴冲击和贸易战等,虽然产生了程度不等的经济下行压力,都没能够挡住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向好趋势。

  在农业中的国有企业,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坚持国有属性,服务大局。围绕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完善国有农业经济实现形式”的改革方针,[13]及落实农业部 “积极推进组建专业化、区域化的现代农业企业集团,做强做优做大农垦企业”的具体要求,[14]其发展势头也并不弱。2017年比1996年,国有农场农业总产值做大5.9倍;国有农场户均产值规模做大7.2倍。[15]

  简言之,这里再结合以上国资系统全国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数据作背景看,国有企业在充满竞争的工农业等领域通过改革发展“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效率不断提高,应是确定的基本事实。

  3. 国资系统中央企业的总资产、国有资产、所有者权益、企业户均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利润和上交税费等绝对指标“做强做优做大”。

  中央企业“做强做优做大”。非金融国有企业里的中央企业地位举足轻重,在“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中表现突出。综合国资委、财政部的数据看,2018年比2003年,中央企业户数减少89个,2018年为96个(未计入2018年下半年新转入安能集团)。但这期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做大9.7倍,户均资产规模做大18.6倍,营业总收入做大7.6倍,所有者权益做大8.9倍(2018年央企所有者权益中36%属于“社会资本”所有者[16])。2017年比2003年,中央企业的利润总额做大4.8倍,上交税费总额做大5.5倍。[17]

  既大且强,并肩世界一流企业。还在2016年11月5日,国务院国资委一负责人就已指出:“从国际对标比较来看,国有企业经营绩效完全可以与世界一流企业并肩。今年最新发布的财富世界500强中,国有企业有83家,比2005年增加68家,其中中央企业50家,国家电网、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分别位列世界500强前2-4位。我们专门组织课题组,从企业经营实力、财务绩效和技术经济指标三个方面进行对标分析,对石油石化、钢铁、航空运输、通信服务和电力供应5个行业世界领先企业进行综合评价,这些行业中14家中央企业或其主业上市公司中有11家达到世界一流企业水平,其中国家电网列电力供应业第二位,中石油和中国移动列石油石化和通信服务业第三位。” [18] 谁说“国企大而不强”?

  科技进步突出。国务院国资委曾发表《20张图表数说中央企业改革开放40年成果(2003-2017)》。其中,中央企业科技进步成绩十分显著。[19]继而,在2018年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中央企业又获得的国家科技技术奖励是98项,占奖项总数的40.8%,其中包括特等奖。特等奖这几年基本上都是中央企业获得的。[20] 另外,2019年7月国家统计局列举的“后40年”我国科技进步成就,如“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轨道交通设备和通讯设备产业方面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多次蝉联全球超算500强榜首。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取得重要成果,北斗导航进入组网新时代”,[21] 其绝大部分都是中央企业的产品,仅超级计算机是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制的。但这个单位也是属于中央单位的企业。另外,中央军工企业贡献的“国之重器”,其展现的科技进步水平也很突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令视中国为“战略对手”的某些西方国家心怀大忌。

  市场买方影响力不容小觑。据2018年发布的数据,“中央企业作为甲方,与民营企业在执行合同近700万份,金额超过10万亿元”,[22]占当年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30.6万亿元约三分之一。这反映出中央企业对规模较小的众多私营工业企业等强势的买方影响力、控制力和主导作用,及产业链上的“共生共荣”状况。如在这方面有全国国有企业的相关数据,估计国有企业的买方影响力、控制力和主导力量会显得更大。

  4.金融业国有企业总资产、国有资产、所有者权益(资本)、企业规模、营业收入、利润等绝对指标“做强做优做大”。

  (1)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实力日益壮大。据《国务院关于2017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的专项报告》,“后40年”中,“我国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实力日益壮大,资产分布以银行业为主体,集中在中央本级,境外金融资产规模稳步增长。” 截至2017年末,我国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总额241万亿元,负债总额217.3万亿元,形成国有资产16.2万亿元,“较好实现了保值增值目标。2013—2017年,中央国有金融企业营业收入由4.3万亿元增至5.8万亿元,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从1.2万亿元增至1.4万亿元。”“‘家底’进一步丰实壮大。” [23]

  (2)金融业保持国有资产主体地位和国有金融机构绝对控制力。2017年我国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为252万亿元。[24]其中241万亿元国有资产在金融机构资产本外币构成中占有95.6%的绝对优势地位。同时,金融业股权、资产多元化也在相应发展。2019年5月2日,中国银保监会负责人指出,“当前,我国银行业保险业已形成了国有、民营和外资等多元股权结构。其中,民营资本在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和保险公司总股本中,占比已分别达到43%、56%、83%和49%。外资银行和外资保险公司在华资产占比为1.64%和6.36%。”[25]按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这种金融业股权多元化的日程,应该是围绕“保持国有金融资本在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保持国家对重点金融机构的控制力”[26]而进行。

  (3)国有银行资产保值增值,规模持续做大。一些重要银行不断进入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名单,排名不断提升。《中国金融年鉴》的数据显示,2016年比2003年,我国重要的几家政策性银行、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总资产分别做大10.8倍、5.4倍。其中国有所有者权益、国有资产和服务规模也都做大了。[27]2016年比2012年,政策性银行、大型国有资本绝对控股商业银行的所有者权益分别做大2.8倍、1.7倍。[28]其他国有控股股份制商业银行等,也在快速发展壮大。2011年以来,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先后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其后,中资国有控股银行的系统重要性排名不断提升。2018年,在系统重要性排名31-50名的银行中,交通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和招商银行也被列入。[29]

  另外,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代表国家持有包括政策性银行、重要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17家金融机构股权。截至2018年上半年,其运行十五年上缴利润与持股权益合计是国家投入资本金的6倍多,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30]亦即实现了一批包括银行在内的国有金融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5.全国非金融、金融业国有企业应交税金等绝对指标“做强做优做大”。据财政部的数据,2018年非金融业全国国有企业应交税金46089.7亿元,比2003年上交税金8361.6亿元做大5.5倍。[31]这里,如能够计入金融业国有企业的税金贡献,近些年我国全部国有企业应交税金应再增加1万亿元以上。例如,2017年金融业税收收入为17050亿元,按金融业95.6%的国有金融资产占比估算,当年金融业国有企业应交税金可能约为16299.8亿元。将其与同年非金融业国有企业应交税金42345.5亿元合并,全部国有企业应交税金约为58645.3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约为34.4%,是同期全国私营企业2万亿元税收额的2.9倍。[32]

  但这还不是国有企业对国家财政收入等的全部贡献。因为,这里没有涉及国有资本收益,也没有涉及国有企业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等问题。如2019年7月,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的最新进展是,政府“还将对35家中央管理企业实施划转,预计中央层面59家企业划转国有资本总额6600亿元左右”。[33]这种“划转”是否会形成对私营企业等的“变相补贴”,是否会加重国有企业的融资、财务和竞争力负担,是否符合一些人说的“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答案应是比较清楚的。

  另据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税务年鉴》数据,1993年比1986年,国有经济的工商税收做大1.85倍。2017年比1998年,全国税收收入口径下的国有企业税收额做大3.2倍。[34]但由于部门统计口径不同,其国有企业税收额大幅低于财政部统计的国有企业税金额。例如,2017年1-12月财政部口径下的国有企业应交税金为42345.5亿元,而国家税务总局全国税收收入口径下的国有企业税收额为14728亿元,仅相当于前者的34.8%。[35]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对于分析国有企业税收实况,进行比较研究是非常不利的。

  (四)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比重“减少一些”与回升的辩证法。

  “后40年”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1990年代初之前,由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和政策变化原因,在“短缺经济”条件下较快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局面。至1990年代初,国有经济在GNP比重已从1978年的55%左右,下降到46%左右。[36]“短缺”过去后,市场竞争加剧,国有经济如何适应市场问题极为突出,在一定时期中采取特定政策解决这种问题,使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成为国有经济比重下降的重要政策性原因之一。这在总体上是有合理性的。在这种政策日程展开后,随着国有经济同市场经济日益融合,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其在国民经济比重由特定时期的大幅下降,转变为趋稳或逐渐回升既是正常的逻辑结果,也是改革开放和国有经济结构优化的结果。这种从有序大踏步退到趋稳,或趋进的战略态势转变,也确实在国有资产高度集中的工业行业得到了初步证实,具有较强代表性。1990年代以来发生的这些情况大体分期如下。

  一是国有经济“瘦身健体”,及前瞻性政策安排时期。按2012年国务院一份报告的提法,在1993年“把国有企业引入市场” [37]的任务完成后,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根据“国有企业的体制转换和结构调整进入攻坚阶段”[38]的情况,做出了“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等重要决定。[39]具体原因有,“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还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布局过宽和要“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等。[40]这项决定要求,“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它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中央预计,在实施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相关改革后的一段时间内,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比重还会“减少一些”。[41]展开这次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时间表,是“从现在起到下个世纪的前十年”,[42]即从1997年起到2010年。

  为了落实十五大提出的任务,1999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做出进一步规定:国有经济要“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竞争性领域中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要吸引多方投资加快发展”,竞争中实行企业“优胜劣汰”,等等。[43]这里鼓励国有企业要酌情“加快发展”发展的“竞争性领域”,从逻辑学角度看,其内涵包括了后来文件说的“充分竞争行业”,及少数人说的所谓“一般竞争性行业”。同时,这份文件再次确认国有经济“比重还会减少”时,也十分明确地指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有经济比重“可以有所差别”。[44]这就既为当时国有经济比重将“减少一些”做了说明,也为在完成“攻坚阶段”任务后,如在2010年后的某一时点上,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比重将稳定或提高,并需要相应的新政策,做出了富有前瞻性、灵活性的战略预见和重要安排。关于该《决定》实现政策目标的截止时间,与十五大报告相同。

  十五大确定的政策日程较快地取得了明显成效。2004年国务院国资委即指出,仅“从1998年到2003 年,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从213.7 亿元提高到4951.2 亿元,增长了22.2 倍; 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从14.9 万亿元增加到19.7 万亿元;净资产从5.21 万亿元增加到8.36万亿元;1998 年到2003 年,进入世界500 强的企业由3 家增加到15 家, 其中内地的14 家企业全部是国有企业。上海宝钢集团公司2003 年钢产量居世界钢铁企业第六位, 销售收人和净利润居第一位,已经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2003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上缴税金8104.5 亿元, 占全国工商企业的一半。综合而言,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数量减少的同时,利润增加了、竞争力增强了, 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更强了。”[45]当然,这也表明国有企业效率、户均资产规模在持续提高中。

  至2010年,十五大提出的具有特定内涵的优化布局和改革任务基本结束后,2012年10月《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对这一阶段工作的评价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46]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都高度评价了这一时期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工作成就。

  二是国有经济“强身健体”时期,及开始变化的战略态势。2011年后,党中央在“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 [47] “运行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在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涌现出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 [48]的新阶段上,实行了“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重大政策。这为稳定,或提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比重,并实行相应政策的新变局创造了重要条件。国有工业经济比重出现了趋稳、回升现象。

  2013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 [49]2015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重申,“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不断取得重大进展,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运行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在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涌现出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并系统地提出了符合新时期“问题导向”的改革方案。 [50]

  这两份文件关于国有企业状况的评价意味着,与2011年之前相比,新阶段的国有企业已“今非昔比”。在这种全新形势下,从2013年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先后做出“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重要决策,且明确要求国有企业通过“自我完善,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51]在2019年来评论这两个“做强做优做大”决策,它们可能意味着,22年前的十五大报告中,关于在一定时期中,国有经济比重还会“减少一些”的预计,随着当时具有阶段性内容的改革和战略调整任务基本结束,在新阶段上已有可能被国有经济比重应“稳定一些”,或“增加一些”的新预期所取代了。这也符合“凤凰涅槃”的本意。“时移则势异,势异则情变,情变则法不同”。

  国家数据显示,在2011年开始的新阶段上,过去国有企业曾明显下降的某些重要指标,确实已有初步变化,即从过去的大幅下降转为趋稳或开始回升。如从绝对指标看,2017年比2010年,按控股情况分类的全国国有控股企业增加7.6万户。在这期间,按注册分类的全国国有企业已开始稳定在13万多户的水平;国有单位从业人员数也在趋稳。[52]这与过去“三年脱困”等时期,国有企业和从业人员大幅减少的情况已有根本的不同。尽管这期间国有企业经历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如“去过剩产能”“减少层级”等)的考验。

  从相对指标看,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的总资产、主营业务收入等占比,是在逐步趋稳,并有所回升。(1)占比趋稳。2016年比2011年,在工业总资产和主营业务收入结构变化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占比分别只减少2.9、 6.6个百分点。其间,2014年至2016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总资产占比连续保持在38%以上。另外,2011年至2018年,新、旧统计口径下的工业企业结构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占比基本上都保持在5%或靠上一点。(2)占比回升。在国家统计局2017年调整后的数据中,2018年比2017年,在工业总资产、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结构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比分别增加0.6、5.1和5.8个百分点。[53]这种新局面和贯彻十五大“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时情况相比,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回顾历史,那个时期的2010年比1998年,国有工业企业总资产、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的占比,是分别大幅下降了27、24.4和8.2个百分点。[54]

  新时期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关键性相对指标的变化,应该在较大程度上反映出非金融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相对地位开始趋稳,部分重要相对指标也开始回升了。过去那种一再“减少一些”战略态势,为趋稳、甚至是趋进的复合型战略态势所取代。因为,在囊括了绝大部分国有企业的国资系统全国国有企业年末国有资产总量结构中,工业行业国有资产占比在85%左右。[55]这间接显示了在这一特定企业群的产出上,国有工业企业也占有绝对优势。可以认为,目前国有工业企业的这种变化,对非金融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相对地位变化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创造历史的是合力,包括不同意向之间的冲突。目前的突出问题可能是,(1)扩大金融业开放,尤其是央行、银保监会等已明确表示,不限制外资收购大中型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股权后,金融业国有经济相对地位将发生怎样的变化。但是,只要金融业公权机构能够遵宪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规定,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关于“保持国有金融资本在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保持国家对重点金融机构的控制力”规定,那么,即使外资进入金融业有所增加,国有金融企业相对地位稍有变化,对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比重趋稳,或回升也影响不大,是有可能“对冲”掉的。如情况相反,则比较麻烦了。其他那些对外扩大国有企业股权开放的行业中,包括工业(含制造业),可能也存在类似问题。

  (2)2019年9月18日,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博士在新闻通气会上宣布,中国国企改革下一步的方向,包括“一般性的竞争行业,国资要加大退出力度”。[56]在这里,他几乎是在逐字重复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和“宪政改革”,及“向往欧美模式”的吴敬琏研究员的错误政策建议,与厉以宁教授宣布的“私有化”政策建议也是丝丝相扣。[57]对照党中央、国务院相关重要文件规定,可以看到翁这种早就被批评过的陈腐不堪的政策性宣示,严重违反了中共十五大报告、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重要规定,严重违反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规定,更是与“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的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重大决策背道而驰,是在“搞小国有企业”,改变今天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发展的良好局面。这种东西真在全国付诸实施,也将对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比重趋稳,或回升产生负面影响,制造麻烦。当然,体制内明白人不少。但对此还是需要保持警惕,予以批评和纠正。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阶段性差别现象的可持续性,目前还需要持续关注和评估。它们可能意味着,新阶段上国有经济的“进”和“退”都已展开了新姿态,有了新内涵。这种新诞生的“势”,应是在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作用下“波浪式地向前扩大”,[58]难以一帆风顺。目前“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需要冲破那些不合时宜的条条框框,需要有新的具体政策来呵护和引领。这样做的基本依据仍是“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的宪法第七条规定。核心政策则还是“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孙子兵法》讲的是‘善战者,只求于势’,察势者智,驭势者赢。”[59]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等,应利用信息优势对此开展更为全面的数据、趋势和政策性分析,识别、抓住和利用战机。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更何况今天,相对工业里的非公企业等,国有工业企业本来就拥有不少整体优势,如产业占位、资产总额、企业规模、技术设备、人才和管理水平、融资等,并非弱者,是“星火成片”的高山峻岭。其旁边的金融业里,国有企业、国有资本也一直占绝对优势,双方完全可以在市场里依法平等互利,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框架下共同为提升国有经济比重和贡献作出努力。政府作为全民委托代理的“老板”,能不为此提供正能量么?

  在这里,体制内个别人主张引入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谓 “所有制中性”“竞争中性”政策,在我国社会主义宪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规定面前,在我国国有企业承担的“非中性”特殊社会责任(如上交国有资本收益将提至30%,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百元营业收入支付税费是非公企业的2.3倍,不遗余力服务国防建设、救灾救难,按政府计划给 “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增加贷款等)面前,在西方国家以“贸易战”、“金融战”、限制投资等经济手段为前锋冲击“后40年”中国的大变局面前,在他们之间包括了诸多国家明、暗行为的激烈竞争面前,在他们仍然严控、补贴本国国有企业等事实面前,统统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虚伪而有害的观点,甚至是违反了市场竞争中的形式平等规则。当然,这在逻辑上也可能涉嫌违宪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所有制中性”“竞争中性”和资本主义宪政民主一样,都是虚伪说教。其背后的“世界不是平的”,因为市场和政治关系从来都“不是平的”。早有外国学者警告,要善于将西方国家说的和实际上做的区分开来,不要上当受骗。

  如果今天有人还只晓得一味减少国有经济比重,可能就属于总书记说的“是抱残守缺、不思进取”的懒人,或是那种就想搞小、搞没国有企业的人了。这样的分析,并不是要质疑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以为有所不为”的布局调整原则在今天、明天的合理性。从市场角度看技术进步、结构变化和企业经营,国有经济持续的优化布局、战略性重组等,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其中可能变化的只有某些具体问题或做法。这种不断变化的调结构、优化布局内容,在党的十六大报告至十九大报告中都有所阐述。所以,在新的阶段上,国有经济比重趋稳或上升,完全可以和结构优化、企业重组等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例如,2011年至2019年,在国有企业发展壮大中,“有进有退,有所以为有所不为”的布局调整就没有停过脚。多年来,其它经济成分中也存在这种现象。在国民经济的众多竞争者中,国有企业没有必要去当“只退不进”贾桂。历史的经验是,当“退”要从容有序,该“进”当仁不让。在宪法框架内,怎么对绝大多数人利益“最大化”有好处,就怎么干。

  (五)小结。

  “后40年”国有企业一系列主要绝对指标“做强做优做大”,十分亮丽。国有企业向重要领域集中,在国民经济比重下降。但在2011年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新阶段上,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主营业务收入等比重已开始趋稳、回升。在新形势下,如何全面稳定,或提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比重,应该已成为具有现实性的政策新课题。要警惕体制内少数人逆反言行的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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