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70年 ——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上）

（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内容简议。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具有丰富内容。从这个角度看已公开文献， 2016年7月、10月，习近平总书记分别做出的两次长篇重要指示，就此做了较全面阐述。我们这里再温习一下。

　　2016年7月4日，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要坚定不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着力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挥国有企业各类人才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各类要素活力。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要求，推进结构调整、创新发展、布局优化，使国有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带动作用。要加强监管，坚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46]

　　2016年10月10日至11日，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通过加强和完善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使国有企业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要坚持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的方针，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47]

　　习近平这两次重要指示对各行各业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都有重要指导意义。与会者也包括了非金融业、金融业的国有企业负责人等。两次指示各有侧重，但都表明一个基本道理，即“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内容要体现政治、经济相统一的辩证关系。我们既要反对单纯经济观点，也要反对单纯政治观点，还要反对有人切割“做强做优做大”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歪曲总书记、党中央决策的形而上学观点。“横看成峰侧成岭,远近高低各不同”。这里根据本文特定分析视角，以习近平这两次重要指示为纲，结合其他有关指示，以“一孔之见”试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中的政治、经济、方法、时空内容分类如下，抛砖引玉，以利于进一步开展相关讨论。

　　1.政治内容。核心是坚持、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保障其沿着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发展壮大，贯彻党和国家的意志，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使命。在这方面，一是“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这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这里，党的领导内含促进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抵制私有化的内容。如习近平于2018年二、三季度就曾再次指出，“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坚持建强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不放松，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48]“那种不要国有企业、搞小国有企业的说法、论调都是错误的、片面的。” [49]二是在党领导下“使国有企业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显然，在党的领导下，集合这六种力量的“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50]且是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重要体现。这完全契合宪法关于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规定。

　　2.经济内容。首先，从企业生产经营层面看，核心是国有企业“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是从企业绩效上衡量“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重要标准。这种绩效标准是动态和竞争性的，需要与时俱进。其次，实现这个标准的改革发展途径是，“要坚持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的方针，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其中，“做强做优做大”内含“着力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挥国有企业各类人才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各类要素活力。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要求，推进结构调整、创新发展、布局优化，使国有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带动作用”等内容。再次，在激烈的、渗透性极强的全球化竞争环境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政策是密不可分的。

　　3.方法论，即辩证法内容。核心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三做”，相互之间是相互制约和促进的辩证关系。其中贯穿着“做强做优做大三者相统一的原则”。另外，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需要“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51]。同然，“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决策也具有这种哲学方法论内涵。

　　4.时空内容。首先，从时间上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以后还存在国家的长时期中，“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都属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可懈怠的历史性任务。如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级阶段还是高级阶段，只要还需要存在国家，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就都存在，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国家消亡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称谓如何，则要由那时的人们来决定。其次，在空间上“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具有多元的结构目标。依宪从逻辑上分析，一是它包含有国有企业在市场微观层面“做强做优做大”目标。二是在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同样也是重要目标。实际上，这两方面的目标是天然地相辅相成。这种道理也同样适用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因为，长远地看，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在市场微观层面“做强做优做大”，既有利于稳定，并进而提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比重，也有利于带动整个公有制经济比重的提高。

　　宪法确立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一句话就是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且一如既往地坚持“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规定，并没有对这两条内容做任何限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如不允许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比重趋稳或不断提高。借用近期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种说法，这就是属于“法无禁止即可为”。[52]更何况，这样做本身就是依宪而为。

　　就此而言，2018年11月某私营机构已“著书立说”为国有经济作表率，曰：“10年后民营经济或将占中国GDP75%左右”。[53]这是对国有经济和整个公有制经济发出了竞争的挑战书。非常好!对此，审时度势，国有经济完全可以与时俱进地推进“有所为有所不为”战略。因为，国有经济之“为”和“不为”，是随时间地点等条件变化而变化的，决非一成不变的僵死教条。昨日“不为”之事，不等于今日、明日也“不为”。已“为”之事，也可以注入与时俱进的新鲜内容。今天，面对一些人发出的这种半新不旧，且概念(指“民营经济”)含糊的挑战，国有经济没理由当“缩头乌龟”，且在国内市场中屈从于某类人特朗普式的“单边主义”“长臂管理”“双重标准”。如什么国有经济只能退，不能进，进则成为“与民争利”的“犯错嫌疑人”，等等。从“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大是大非上说，目前在基本经济制度框架下，国有经济既巩固在国民经济制高点的阵地，加强主导之力，又不再过多拘泥于投资利润低、回报周期长的重工业，而是利用包括所谓“一般性竞争行业”在内的竞争性行业的“新国企”优势，去酌情、逐步开拓更广阔的国内外市场，更好、更多、更快地“挣大钱”，提高自己在国民经济比重，才有利于提供更多的税收、就业和国有资本收益等，更强有力地支持涉及近14亿人口大国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和国防建设等，提高国家竞争力，保障党和政府更好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共同富裕”和强国梦。“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

（三）小结。

　　显然，至此什么才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政策的来龙去脉，什么才是这种目标的基本内容或境界，什么才是“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与“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真实的一体化关系，在总书记、党中央的一再阐述中，及在国务院国资委等相关政策安排和解读中，已经清晰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一体化关系也清楚了。在这样的“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政策映照之下，我们更可以看到个别党员干部否定“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各种借口、说法都是苍白无力的杜撰。其观点背后，还存在的“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始作俑者”难辞其咎，及修改宪法、党章(如“摆脱‘姓国姓民’纠结”)和反垄断法等的政治诉求，[54]更是荒唐。这类没有实事求是之意的东扯西拉，包括彻底出卖我国资本市场控制权及四大银行的政策性建议等，是不是已经严重偏离党内、政府内和“统一战线”内探讨经济政策的正常规矩了?“百家争鸣”不是“百家乱鸣”。对政策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但得讲逻辑、事实和政治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