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为了解决延安文艺界脱离实际的问题和各种不良倾向，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界的座谈会。座谈会对统一艺术家们的思想认识发挥了重要作用。《讲话》倡导的“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改变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带来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文艺的繁荣，成为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基石。《讲话》中关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生活美与艺术美的关系等一系列论断，对于当下弥漫于文艺界的某些不良倾向，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警醒作用。
1943年10月19日，距离文艺座谈会召开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毛泽东选择在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的纪念日，也是整风运动的高潮之时，将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日报》上全文刊发，显示出对统一延安文艺思想的精心安排和深思熟虑。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召开文艺座谈会？又是如何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与延安整风有什么关系呢？
延安文化人的“个人”与“集体”问题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进步青年和文化人汇聚到延安，使这里很快成为全国著名的文化城。先后来到这里的，有历史学家范文澜，哲学家艾思奇，文学家丁玲、周扬、徐懋庸、田间、何其芳、柯仲平、张庚、萧军、艾青、高长虹，艺术家吕骥、蔡若虹、力群、江丰、王式廓等著名文化人，还有留法博士陈学昭、何穆夫妇，留美博士、科普作家高士其等。
为了尽快培养源源不断来到延安的青年学生，中共中央陆续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女子大学等，尤其是创办了以培养艺术人才为目标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又将奔赴延安的文艺工作者集合起来建立了抗日剧社、西北战地服务团等艺术团体，其中最重要的是1938年9月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人们习惯把这个团结了边区大部分作家的文艺组织简称为“文抗”。
由周扬担任主持工作副院长的“鲁艺”和由丁玲担任主任的“文抗”，汇集了延安最重要的文化人和艺术家，这两个机构之间带有宗派倾向的相互指责和矛盾，成为召开文艺座谈会、开展文艺整风的重要诱因之一。
从1938年到1941年，是延安文艺界最自由、活跃的时期。这一时期，在物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对于外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政治和生活上给予了特别的照顾。在“文抗”的驻地蓝家坪，先后有三十多位作家艺术家在这里居住过。这里建有图书室、俱乐部，作家们在相对安定、自由的环境里过着战时供给制的生活。它占据了延安最好的建筑—桥儿沟大教堂的鲁艺校园，汇集了从沦陷区和大后方来到延安的许多艺术家。这里弥漫着西洋音乐的琴声，漫画和木刻引领全国潮流，周立波讲授的《安娜·卡列尼娜》吸引着全校师生。这里不但上演曹禺的《雷雨》《日出》，而且还上演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契科夫的《蠢货》、莫里哀的《伪君子》、包哥廷的《带枪的人》等中外名剧，甚至把苏联著名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也引入戏剧教学之中。
但是，文艺界不切实际、脱离群众、脱离抗战现实需要的“大洋古”（指演大戏、古戏、洋戏）的艺术倾向引来许多老干部尤其是军队干部的反感，也让延安的老百姓敬而远之。
1942年1月，鲁艺音乐系举行了一场正规而隆重、具有鲜明学院派风格的“大音乐会”，被誉为“延安音乐演奏活动上一次空前的盛大的演出”。当时担任延安泽东青年干校教员的王仲方老人回忆说：
【“鲁艺的歌唱家们表演得很得意，名家都出来了，唐荣枚唱高音，杜矢甲最后唱低音。唱完以后问老百姓说好不好，老百姓说好，说怎么样好，说这个女的唱的跟猫叫一样。说那个男的呢，说男的跟毛驴叫唤一样。这对鲁艺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么努力的给大家唱，老百姓根本不接受，不能理解。”】
延安文艺界忽视抗日和实际斗争的需要，沉醉于高雅艺术趣味的倾向，早就引起部分中央领导人，尤其是军队干部的不满。1940年6月，朱德总司令在纪念鲁艺成立两周年大会上特别指出，希望文化人“要习惯过集体的生活”，不要做“渺小”的个人，应当学习军事，参加实际的武装斗争。
1978年4月，七十多岁的周扬在接受著名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的采访时，对召开文艺座谈会的背景这样表示：延安虽然落后，但毕竟是一个新的时代。上海、重庆来的作家们只觉得工农兵头脑简单，身在延安，心在上海、重庆。你以为这个问题简单吗？结合？怎么结合得了啊？这些人都三四十岁了，有自己的一套。
文化人对延安的批评有些刺耳
除了创作上脱离群众的倾向外，延安有些作家对延安的批评也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
1941年4月，中央青委机关的几个年轻人在延安的文化沟口办了一份墙报，取名《轻骑队》，对延安出现的一些现象进行讽刺和批评。一时间，这些言辞激烈的文章在延安造成很大影响。
1942年春天，蔡若虹、华君武和张谔三位漫画家在军人俱乐部举行漫画展，展览会上的漫画对延安的某些现象有许多讽刺和批评，在延安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参观者蜂拥而至，甚至连俱乐部的门都给挤破了。华君武回忆说：
【“很多人都来看，当时轰动了简直是，后来开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毛主席也来看，那天正好我在值班，毛主席看了一遍就问我。有的画他懂，他就不问了，有的画不明白他就问，这张画什么意思，那张画什么意思。我就给他做了解释。”】
与宝塔山隔河相望的清凉山，被称为延安的文化山。
创刊于1941年5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就位于山顶平台这几排石口窑洞里。担任延安“文抗”副主任的作家丁玲，当时是《解放日报》文艺栏的负责人。1942年3月，《解放日报》副刊先后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等文章，这些文章以知识分子的眼光对延安存在的一些落后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有些文章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印刷散发用来攻击解放区，造成不良的影响。
《解放日报》文艺栏编辑黎辛回忆说：
【“像《三八节有感》，国民党就编成戏演出，说你延安作家自己写的，你延安有什么好，延安还不是很糟糕，这是在国民党区。在延安有些人看了不满意，当时报纸上都有读者来信批评。为《野百合花》，毛泽东拍过桌子，胡乔木也讲了，说是王实味挂帅，不是马克思挂帅。为什么看得这么重呢？列宁讲不怕敌人借题宣传，你理论是这么说，实际上它发表后有了很大影响，对国民党有用了。”】
毛泽东决心亲自抓文艺界的问题
延安文艺界多年存在的理论纷争和文学家、艺术家们表露出来的某些创作倾向，引发毛泽东深深的忧虑。1942年春天，是毛泽东一生中同文艺界接触最频繁的时期，仅4月这一个月里，有文字记载的就有一二十次。
1942年初，毛泽东单独约见艾青，明确提出：“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艾青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毛泽东谨慎地问道：“我说话有人听吗？”艾青说：“至少我是爱听的。”
与艾青的这次谈话更坚定了毛泽东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想法。过了两天，毛泽东又给艾青写了第二封信：
【“前日所谈有关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此致敬礼！”】
在“反面的”三个字上面打了三个圈。
不久，艾青应邀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对于这次谈话，艾青回忆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
【（毛泽东谈话时，）“我准备记录，但是地不平，桌子有些摇晃，我跑出窑洞去找小石片来垫桌子，不料他跑得比我快，马上拣来小瓦片垫上，桌子不再摇晃了。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不要说他是革命领袖，就连一个连长也不会那么快跑去拣石头”。】
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据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回忆，在这次会议上，贺龙和王震两位将军都对丁玲提出尖锐的批评。
【“贺龙说，丁玲，你是我的老乡啊，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话说得比较重。当时我感到问题提得太重了，便给毛主席说：‘关于文艺上的问题，是不是另外找机会讨论？’第二天，毛主席批评我说，‘你昨天讲的话很不对，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看出问题，你就看不出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5页）】
1942年的4月9日，毛泽东又邀请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欧阳山、草明夫妇到家里来了解情况。据草明回忆：
【“我和欧阳山收到毛主席的信，邀请我们去一下，我们马上扣好扣子就去了。很顺利的就到了毛主席那里，结果我看到毛主席的衣服比我们的还破，一个洞一个洞的，都是烟烫的，很随便，本来有点紧张，但是一看就很自然的坐下。主席就说准备开一个会，征求下大家的意见。叫欧阳山先讲，他讲了很多很多，讲完以后毛主席就问我，草明，你有什么意见？我一想，我说这个文艺界有宗派主义不好。”】
4月13日下午，周扬和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严文井等党员教师应邀来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比起与党外人士的谈话来，毛泽东与他们的谈话更直截了当。
据陈荒煤回忆，毛泽东一见面就问：你们几个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被讽刺为“歌德派”，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毛泽东沉吟了一下又说道，知识分子到延安之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把延安的一切都想的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毛泽东突然指着墙上的煤油灯说：
【“我毛泽东，也就是这么点特殊照顾嘛，为什么我毛泽东点煤油灯，他（指某位作家）就没有煤油灯？就要看谁写的东西更重要了……”】
2002年冬天，我在北京晨光街10号的一幢高干公寓采访了已经87岁的刘白羽。刘白羽虽然因中风后行动不便，讲话也有些吃力，但他拄着拐杖站起来时，高大的身材和严肃的表情依然显出昔日的威严。他一字一顿地讲道：
【“为什么有延安文艺座谈会？毛主席找我去，讲了两句，这个话非常之重要，从这个话才能理解延安文艺座谈会。他说边区的经济问题我们现在解决了，现在我们可以腾出手来解决文艺界的问题。你们懂得这个意思吗？这时候有问题，才解决，文艺界要没有问题他不会讲这个话。什么问题呢？就是当时文艺界有些思想很混乱，议论很多。他最后说你们文抗作家党员很多，给我一个任务，让我把他的话传达回去，征求他们的意见。所以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前后后是有斗争的，是存在着严重问题的。”】
刘白羽还回忆说：
【“当时陈云是组织部长，把我和丁玲两个人找到他那儿去，实际上就是动员我们要站在党的立场上，要做一个正确的发言。我们两个人商议，丁玲发言，这个时候丁玲思想已经跟党一致了。陈云同志一找我们去，实际就是组织上，中央组织部长代表党跟我们两个人谈话。”】
担任文化俱乐部主任的萧三，是毛泽东的老同学，谈话自然要深入一些。毛泽东很直接地对萧三说，
【“我本来不管文艺的，现在文艺的问题碰到鼻子上来了，不能不管一下”。】
如此广泛地找人谈话，足见毛泽东当时要弄清文艺界问题的决心之大，方法非常精细，态度也十分谦虚。
194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召开文艺座谈会的问题，文艺座谈会就此提上工作日程。
4月27日，毛泽东约周扬、舒群等共同草拟了一份参加座谈会的名单。审阅通过后，以毛泽东和中宣部代部长凯丰的名义发出请柬：
【“为着交换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以请柬的方式，邀请文艺家们开会交换意见，拉近了党和文艺家之间的距离。这既表现出党的领导人对文化人特别的尊重，也透露出这样一种历史信息：这是一次政治领袖与文艺家们平等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