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世界体系治理

三、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制度，不仅是对中国的发展，也是对亚洲和平作出的划时代贡献

地缘政治，从相当的意义上说，是研究战略资源和战略目标之间的空间距离及其匹配关系的学问。你不能把你的战线拉得过长。在近现代史中懂得这个道理的政治家不多，俾斯麦、斯大林、罗斯福是有战略哲学的政治家，知道节制，他们反倒所获甚多。在这方面的反面教员就是日本。明治以来的日本领导人设目标都很大，看似很猛，结果却摔得最惨。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扩张。当时它仿效的榜样是英国。日本人想英国和我一样也是岛国，英国能征服世界，我还不能独占亚洲？但日本人不知道英国和日本的地缘政治环境不一样，英国面对的世界是一个破碎的世界，而日本面临的则是一个以中国为主体的完整的大陆板块。

大家知道大陆国家和岛国有着这样一个关系，大陆国家破碎，岛国就是中心；反之，岛国就是边缘。这是物理力学“两个矢量夹角越大，合力越小”的道理在地缘政治上的运用。亚洲与欧洲不同，亚洲大陆是一个国家主体，力量整体性地向外辐射，日本没有矛盾可利用。欧洲大陆是从中心开始对等破碎，由外向内力量内耗同比增大，这使英国实施其均势战略准备了条件并使英国可以从容向世界扩张。日本不行。但是日本早期也有点莽劲，1895年开始就真把中国这个大板块给撞开并接近撞碎，到20世纪40年代，日本把中国分成了五六块。大家注意到日本人与蒙古人和满清人不一样，蒙古人和满清人到中国为中国发展和中国统一做了贡献，结果他们为汉民族接纳并成为中华民族大家族中的成员。日本人相反，他们进入中国后把中国分裂了，这是最恶毒的一点。日本分裂中国是为了使日本成为亚洲的中心，将大陆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这样日本就成了侵略者和中华民族的敌人。与中华民族为敌，这是日本这个岛国力所不及的事。

这样怀有大东亚目标的日本便与中国产生了结构性的矛盾：中国的发展并没有伤害日本，而日本目标实现的前提是中国的分裂，因此日本是非正义的一方。20世纪40年代，日本在中国东北、华北都分出了几个傀儡“国”，西南、新疆、蒙古等又为不同政治势力控制，如果这样的形势稳定下来，那中华民族就有了灭顶之灾。但这时日本也开始国力不支，为了控制中国，它不得不将战线拉得更长：从日本拉到东南亚，再拉到缅甸，以至老虎吃天，无处下爪，最终在挨了原子弹之后才作罢，向亚太人民投降。

中国人知道“有福之人善退财”[124]。你看中国人结婚发喜糖。农村找个媳妇不容易，又漂亮，你说人家妒忌不妒忌，妒忌怎么办？发喜糖，嘴里一甜，心里就平衡了。国际政治也是这样，你不能全赢，全赢你就要输的。日本人枉称崇佛，可根本不知这些取舍之道。一根筋，一气打到印尼，打到缅甸，谁惹它，就打谁，与前几年的小布什一样。最后死也不服输，让美国给塞了个原子弹，玩完了。世界上谁挨过原子弹，就日本。为什么？没文化。一根筋，不挨原子弹就不能“脑筋急转弯”。英雄的高度即民族的高度。日本靖国神社放的多是这样没文化、没高度、一根筋的人，比如东条英机，如果一个民族还崇拜这些没有文化的人，这个民族就更没文化、没档次了。这是日本20世纪上半叶国家走向毁灭的一个重要原因。

今天有些日本人还陶醉于1895年对华甲午战争的胜利，这实在是不懂历史辩证法的无知。事实上，半个世纪后即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惨败，恰恰起因于甲午战争中日本对中国的胜利。甲午战争后日本攫夺了中国台湾，从此日本就登上了通往死亡的“特快列车”。

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看，占台湾不难，难在“消化”,即摆平西面的中国和东面的美国。为此，日本占领台湾，其结果就是将台湾推至为亚洲外交的中心。以台湾为圆心，其控制半径向南就得占领菲律宾，继而控制东南亚；向东就得占领关岛。如果要巩固关岛，其控制半径就得延伸到夏威夷。这样，中国和美国就成了日本的对手，而与中国和美国作对，日本必败无疑。为什么？“身材”不行，资源不够。但是当时的日本政治家不考虑这些事。结果越打对手越多，以至将苏联推到中美阵营。在这个时候，日本全国进入疯癫状态，为了“大东亚圣战”，倾其家底，全国“玉碎”。

前面说过，战略学本质上是用于国家“养生”的学问题，在这样的视角下，战略目标不变，但敌人会越打越少，甚至可以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想必日本人也是知道这个道理，但在大赚大赢时就昏了头，结果将战略弄成让国家拼命的学问。在大赚大赢时舍不得放手，结果战争越打越大，战线越打越长，直到倾家荡产。下表反映的是1931—1944年日本军费与国民生产总值比值的变化，由图可知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是在战役层面战果甚多时“噎死”的。

我们看，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此时军费占其国民生产总值3.76%，1937年与中国全面开战，军费占其国民生产总值14%，1941年的时候开始对美作战开始，军费占28%，这已经到了危险边缘线了，1942年与美国全面开战军费一下到了34.6%。1943年猛进到46.7%。1944年，要命的是到了98.5%。一年之内，从46.7到98.5，这时日本国力皮筋已拉到尽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只能说日本人疯了，要玉碎，砸锅卖铁也要一打到底。到了这个时候，正常人都知道日本必败无疑，可日本还在“必然胜利”的幻觉之中。日本的失败是战略文化的失败。

基辛格说：“可惜自俾斯麦去职后德国最欠缺的就是节制。”[125]这话用于总结甲午战争后的日本及其失败也是合适的。日本人的战略南向极限到不了台湾，要是越过这个极限，日本就登上了“通往死亡的特快列车”。由此而言，对中国台湾的认知则是测量日本人节制能力高下的节点。

国家对外政策的节制力主要体现为国家对军队的约束力。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我们知道，1927年中国革命进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被打得七零八落。但失败时好改革，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在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召开的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在这次会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这使我党的武装力量首次注入了政治灵魂；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手中的“刀把子”开始有了明确的政治指向，有了“支部建立在连队上”的制度保证。这样，中国共产党突出政治的军事思想便与当时充斥中国乃至东亚的主要源于近代日本和德国的服务于垄断资本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分道扬镳。这不仅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及其运用避免了日本式的自杀道路，而且还被改造成为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保驾护航的重要力量。

如果比较日本自明治以来的惨败，就会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的制度，不仅对中国后来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也是对亚洲和平作出的划时代贡献。如果当时中国红军仿效日本军阀，放弃党对军队的领导，即使战斗力很强，那也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国家甚至也会有四分五裂的危险。

四、国家的统一性和主权的完整性是世界体系现代性的基础

我们谈世界现代体系就不能回避国家统一性问题。

一个忠心为“忠”，两个忠心为“患”。国家的统一性和主权的完整性是世界现代性的基础。一切压迫民族都在强调世界现代性时试图淡化国家的民族性和统一性，比如他们将国家统一污称为“落后的大一统意识”，将实现国家统一的民族英雄污蔑为“大独裁者”“暴君”等。他们知道，打掉一个国家的统一性是打掉这个民族独立性的前提，而消灭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性又是殖民地统治实现的前提。西方人的东方学研究，尤其是英国人的东方学研究多带有明确的战略目的。比如他们的一些语言学家，到别的国家研究出越来越多的语言。本来就一个民族，最后被研究出了他们分别属于许多不同的民族。时间长了，人民内部矛盾就转向民族仇恨，时间长了，这个地区就分裂出了许多国家。

目前我们国内学界就有人根据“战国”一词望文生义地提出“先秦时代的国际关系”或“先秦国家间政治”的概念，认为：“春秋时代的那些‘国’，既不是城邦，更不是简单的部落，而是具备所有‘国家’特征的实体。那里有国家认同、有疆界、有包括军队和税收体系在内的，功能相当完备的政府。国内还有对研究‘先秦国际关系’的禁忌，视之为‘国内关系’。然而，先秦时代各国的关系显然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外交关系。”[126]

事实上，中国战国时代的那些相互战争的诸侯或“邦”与周王朝还至少是名义臣属关系而非“国际”关系，“七国”之上在法理上还有个“周”国家形式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才说：“春秋无义战。”孟子解释说：“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127]秦国的建立，从法权关系上说，只是周王朝宗法主权的继承和继续，而不是对七国“主权国家”的强行兼并。不承认这一点，由所谓“先秦时代的国际关系”的立论在法权逻辑上就会推导出中国在秦之前本不是一个国家，而是由秦始皇强行将其他“主权国家”兼并后统一起来的国家的错误结论。由此，中国先秦的历史——当然还有其他许多经历过“战国时代”的国家的历史——存在的统一的宗法主权的基础也就荡然无存，中国历史就由此被削去了一半：中国历史只能从公元前221年的秦朝而不是从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开始。如果我们照着这个思路来研究我们上下五千年，我们的历史就被歪曲了，我们的人民和国家就不能前进了。

一切被压迫民族都将国家统一性作为世界现代性的前提。美国开国领袖华盛顿在卸任的告别讲演中坦陈，他对美国未来最大的忧虑就是美国不幸陷入欧洲式的分裂及由此产生的长期内争。他以欧洲作比较分析说：

我国各部分都从联合一致中感觉到直接的和特殊的好处，而把所有各部分联合在一起，人们会从手段和力量之大规模结合中，找到更大力量和更多资源，在抵御外患方面将相应地更为安全，而外国对它们和平的破坏也会减少。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的是，联合一致必然会防止它们自身之间发生战争。这种战争不断地折磨着相互邻接的国家，因为没有同一的政府把它们联成一气。这种战事，仅由于它们彼此之间的互相竞争，即可发生，如果与外国有同盟、依附和阴谋串通的关系，则更会进一步激发和加剧这种对抗。[128]

华盛顿对美国未来的期盼就是“政府的统一，使大家结成一个民族”[129]。他告诫美国人民：

最重要的乃是大家应当正确估计这个民族团结对于集体和个人幸福所具有的重大价值；大家应当对它抱着诚挚的、经常的和坚定不移的忠心；你们在思想和言语中要习惯于把它当作大家政治安全和繁荣的保障；要小心翼翼地守护它。如果有人提到这种信念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抛弃，即使那只是猜想，也不应当表示支持，如果有人企图使我国的一部分脱离其余部分，或想削弱现在联系各部分的神圣纽带，在其最初出现时，就应当严加指责。[130]

正是基于这样的经验，毛泽东建国之初就告诉我们：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31]】

中华民族是天生的统一派。为什么？因为中华民族比欧洲较早地有了战乱的痛苦教训。事实上，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欧洲统一的历史只比中国早不比中国晚。大家知道古罗马，从罗马共和国（公元前509—公元前27年）诞生到罗马帝国（公元前27年—公元476年）灭亡，前后近一千年，相当于中国春秋时期到南北朝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589年）。这一时期，欧洲是一个国家，一个法统。我们中国的法统倒是大体维持，可国号却数不过来。中国经过战国时期的大战乱，北宋人司马光对此痛心疾首，说这一时期是“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132]；司马光甚至说造成这一恶果的原因是“非三晋之礼坏，乃天子自坏也”[133]。

前面讲过，经验都是从血里头学出来的，中国人比欧洲人较早地经历这段为时两百多年的裂国之痛，这段经历对未来中国的成长是有益的：两百年的战国之乱换来后来二千多年的统一。中国战乱时欧洲则享受着为时近千年的统一与和平。要和平，就得集权与一律，个性就得受到制约。这引起欧洲人的反感。结果是在中国人向往并实现国家统一的时候，欧洲人却在向往并促成了欧洲的裂变。这个裂变可是以千年计算的，也就是说，欧洲罗马时期的千年和平又催生出后来欧洲的千年分裂和战乱。现在欧洲人又认识到统一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我们一些信奉西方“普世价值”的人却在羡慕着欧洲破碎的副产品——个人自由并据此指责中国的“大一统”。

这里顺便说一下，造成国家和地区分裂许多原因，但经济过度金融化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罗马时期，金融活动和宗教活动都被管制得很严。我年轻时读这段内容时不理解，认为罗马专制。但随着年纪增大，阅历多了才认识到那是为了国家的统一。战国时期，中国为什么那么破碎，金融过度扩张，走在实体经济前面了，加上周王朝后期的过度分封导致地方力量增强，这为金融势力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当时吕不韦（公元前292年—公元前235年）是大金融商，其作用与今天华尔街大佬一样，用手中掌握着的巨大的金融力量操纵各国君王并从各国的冲突中得到巨额回报。对此，《管子》描述：

故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其忠，士不尽其死矣。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134]

吕不韦等金融大佬的地位是与战国分裂程度呈反比相存在；也就是说，君权众分才使金权有了万乘之尊。管子在与齐桓公对话时说得明白：

管子曰：“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桓公问：“何谓一国而二君二王？管子对曰：

【“今君籍取以正，万物之贾轻去之分，皆入于商贾，此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故贾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时。贫者失其财，是重贫也。农夫失其五谷，是重竭也。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苴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135]】

这段引文的核心意思是君王千万不能依赖那些与君王争利的“万金之贾”，而要直接控制国家金融，控制金融就要控制实体经济，没有实体经济的人，“不可以立为天下王”。

在对待金融资本的态度上，今天的特朗普与昨天的秦始皇面临的任务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无枪、无钱、无权的特朗普远没有秦王嬴政的力量和手段。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秦王嬴政要消除这种“中一国而二君王”的政治困局，为“立为天下王”创造条件，不惜向相国吕不韦痛下杀手，随后果断统一国家货币并配之于“书同文、车同轨”和统一度量衡的政策，最终将金融资本牢牢掌握在国家手里并由此彻底杜绝吕不韦金融势力复辟的任何可能。王夫之《读通鉴论》开篇盛赞秦始皇：

【“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136]】

由于中国较早地经历了商业资本一家坐大造成的灾难，中国古代由秦始皇创始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节制商业资本的政策。“重农抑商”就是对这些贯彻于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的经济政策特点的高度概括，这些政策保证了秦以后的中国避免了欧洲式的破碎。

所以，秦始皇和吕不韦的斗争，本质上并不是宫廷内部的权力之争，而是国家分裂还是统一的斗争，事实上，这场斗争在今日美国愈演愈烈，而在当代中国也远未结束。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特朗普竞选时对华尔街金融大佬的谴责，都是这场斗争在美国的继续。

秦始皇靠什么呢？靠枪杆子。当时整个战国就是被金融资本经济搞乱了，秦始皇并没有采用类似今天市场学派的所谓“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歪理邪说，而是用政治，极端说是用暴力即专政的手段解决经济问题。大家看傅筑夫写的三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137]说的就是这事。中国二百多年分裂，打得很厉害，这让中国人认识到并果断制止了金融资本泛滥的危害。在这方面，秦始皇当推首功。

砍树都是纳凉人。古罗马给欧洲带来的长期和平，使欧洲人失去了国家分裂的痛苦经验，继而不顾一切地要个性自由，结果换来的是持续一千多年并且至今也看不到统一希望的破碎欧洲。欧洲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其原因就是它的破碎性。由于中国人先于欧洲有了两百多年战国的混乱的教训，秦始皇统一中国才有了人民支持。有人说秦始皇残酷，其实六国君主中，没有一个不残酷的。残酷都有，但秦始皇的残酷反映了人民的利益，代表了历史进步大趋势。司马迁对秦始皇的“暴力”持赞扬态度，认为“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138]

秦始皇为中国奠定了统一的基础。隋炀帝（569年—618年）修了大运河这又将中国南北联为一体。从此江南的资源可以北调。如果没有大运河，北京国都根本立不住。因为资源上不去。所以，隋炀帝的贡献是很大的。同样也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分裂及人民经历的痛苦，使隋炀帝修大运河的工程得到人民支持并在短期完成，这与前面说的秦始皇修长城的工程得到人民支持一样。没有人民支持，仅靠暴力强制是不可能完成这样大的工程。用“势之所趋”评价隋炀帝及其大运河工程也是合适的。可许多书说隋炀帝修大运河是为了“便于江南财富北运，并便于他到江南巡游”[139]，这是将现象当本质的浅薄之论。

有人说，亚洲也有版图破碎问题。但亚洲的破碎与欧洲的破碎有本质的不同。大家注意到，对国家危害最大的是从中间分裂，尤其对称性分裂。大陆地区若出现难以复合的破碎，就是从中间地段出现对称型裂变。大家知道《资治通鉴》开篇从公元前403年的晋分三家开始，为什么？这是因为在危害国家的诸要素中，司马光最看重的就是国家分裂，尤其是从中国中间地段出现的对称性分裂。他告诉人们二百多年的战国就是从山西、河北、河南这一中国“心脏”地带分裂开始。与身体一样，人不怕断指断腿，就怕拦腰断裂。欧洲对称性分裂就是从中间地带开始的。司马光对此毫不留情地评论说：晋分三家后，“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140]。

一千多年后，欧洲经历了同样的遭遇，但结果却不如中国幸运。公元800年前后，大概也就是中国唐朝后期，法兰克国王在欧洲建立了地域几乎覆盖整个欧洲的查理帝国，它使欧洲经过大混乱后再次获得统一，它对于欧洲的意义与秦帝国之于中国一样是巨大的。可惜的是，与中国盛唐大一统时代并行的欧洲查理帝国甚至没有达到中国秦汉统一的水平。中国汉初高祖刘邦时的韩信、景帝刘启时的吴王刘濞，他们分裂国家的图谋都没有得逞，而同样的企图在欧洲查理帝国内却顺理成章地得以实现。

公元843年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在凡尔登签订了划分领土的条约。规定长孙罗退尔承袭皇帝称号，并领有自莱茵河下游迤南，经罗讷河流域，至意大利中部地区；查理分得埃斯考河、马斯河以西地区，称西法兰克王国；路易分得莱茵河以东地区，称东法兰克王国。[141]真是崽卖爷田不心疼，对此，黑格尔有着与司马光同样的痛心疾首的心情写道：

【“法兰克帝国便是这样碎成片段了。”[142]】

公元843年的《凡尔登条约》的签订对欧洲未来的影响是灾难性的：一纸《凡尔登条约》将欧洲一分为三的后果与中国春秋末期“三家晋分”后的形势极为相似。司马光评论说：“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礼坏，乃天子自坏也。”[143]若将这句话移至公元843年的欧洲，我们也可看到“非三晋之礼坏”，乃查理“自坏”，即查理大帝对罗马教廷缺乏足够的警觉，其无原则地扶持罗马教廷政策是导致欧洲后来分裂并日益碎片化的原因。关于此，大家可看一下我写的《基督教佛教兴起对欧亚地区竞争力的影响》[144]这本书。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威烈王封三家为诸侯。前376年，韩、赵、魏飞晋静公,将晋公室剩余土地全部瓜分。因此韩、赵、魏三国又被合称为“三晋”。“三家分晋”后，中国持续254年的战国时代，司马光评论说：

【“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礼坏，乃天子之自坏也。”】

公元843年，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在凡尔登签订了划分领土的条约，将欧洲一分为三。黑格尔痛心疾首地说：843年，依照《凡尔登条约》，查理曼的后裔将帝国划分了一次；不久，全境便又分裂为许许多多的小邦，各邦都形成了一种独立的地位。法兰克帝国便是这样碎成片段了。[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64页。

两个矢量的夹角越大，合力越小。中国要是以长江或黄河为界，形成对称性分裂，那中国的力量就不能形成合力，就要形成欧洲式内耗，这样就麻烦了。1948年底，李宗仁提出要与共产党以长江划界，多亏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然中国那时也就分裂了，因为杜鲁门和斯大林都在分别对国民党、共产党施加压力，力促中国两分形势。对于当时所谓“划江而治”舆论，毛泽东更是明察秋毫。据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的雷洁琼先生回忆，1948年12月，她在西柏坡曾当面问毛泽东：“美国和苏联都赞同中国‘划江而治’﹐在国际和国内有不少拥护者﹐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怎样看‘划江而治’的社会基础﹖”据雷老回忆：

毛主席笑了，笑声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145]

蒋介石之后被美国推举出来的主张划江而治的所谓“稳健派”李宗仁本人后来在其回忆录中也为自己的行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说：

但在今天回顾那时的情况，我不禁不寒而栗了。我今天感到庆幸的是：当年与我打交道的美国方面的领袖人物都是一些没有经验的人。这些人在现状不变的局势下指导世界事务是能干的，但处理起严重的国际危机时，则肯定是无能为力。如果他们要像约瑟夫·斯大林那样冷酷和精明，像他一样善于抓住时机，中国肯定是会完了。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像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146]

现在回首来看，在周边国家，比如印度、朝鲜、越南都被大面积肢解的背景下，中国却能在美苏两大国直接插手阻止的艰难条件下实现国家统一，并走上一条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此，我们不能不感谢在这场统一战争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毛泽东同志，我们应对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表示永远的敬意。

如果没有毛泽东，别的不说，至少今天台湾海峡东西两岸的分治问题就分扩大到长江南北两岸。如果中国沿长江南北分裂的话，那上海、西藏、新疆、东北等可能就难保了。届时中国在哪呢？也可能在所谓“中原”即河南一带。若果真如此，那现在中国一定是战火连天，谁都能欺负我们。

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再次出现分裂的局面是可能的。奥地利曾是雄居欧洲的大国，现在大家得用放大镜才能在欧洲的地图上找到奥地利。欧洲是从中间部分分裂，分为法、德、意三大块，形成对称性分裂，这样就难复合了。这就是欧洲政治的问题所在。欧洲到现在最痛苦的是谁呢？默克尔。与经历二百多年战国时代的中国人渴望统一一样，两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渴望统一的愿望太强烈了。张伯伦、丘吉尔、撒切尔、默克尔，是推进欧洲统一路线的关键人物。我们许多书里说张伯伦是一个绥靖主义，把他写得和戈尔巴乔夫一样无能，其实这个人是很有战略头脑的，他告诉希特勒，说咱们俩要打起来，美国和苏联要介入，届时不仅欧洲要完，而且世界就不是欧洲而是苏联和美国的了。丘吉尔和希特勒这两个人当时比较年轻，听不进去，打了起来。结果欧洲在二战后失去了世界霸权，世界成了美国和苏联的天下。“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二战结束后丘吉尔才明白欧洲被美国出卖了。看看欧洲的历史，我们中国人一定要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国家统一。

丘吉尔成为一代伟人是在什么时候？是在欧洲失败以后，1946年，丘吉尔提出“欧洲合众国”的思想，这个思想最初是雨果提出来。雨果通过一部《悲惨世界》道出了欧洲苦难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取代了欧洲的世界霸权，丘吉尔这时才理解了雨果的思想和张伯伦的苦衷。他决定从哪跌倒从那爬起，重新恢复大英帝国。他用什么方法来实现自己的战略呢？忽悠美国。这个方法英国从二战后一直用到美国倒在伊拉克的今天，此间他们全力推进欧洲统一，英国也曾加入欧盟。但今天的英国人似乎又忘了老一代政治家的经验，旧病复发，追求一岛之私，2016年宣布脱欧，欧洲又面临破碎的可能，你说默克尔能不难受？要是丘吉尔和撒切尔在，也会抱头痛哭。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包括英国在内的全欧洲人民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