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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提升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

2019-8-26 01:39|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0413| 评论: 0|原作者: 王今朝 卫马东|来自: 察网

摘要: 中国国企存在的矛盾不是根本矛盾,而只是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上存在一些或长期或短期的问题。本来,为了克服这些问题,中国国企已经发展出鞍钢宪法这种最现代的方法,充分调动了全体工人、各层领导、技术力量的积极性,是中国国企的巨大优势。
中国国企存在的矛盾不是根本矛盾,而只是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上存在一些或长期或短期的问题。本来,为了克服这些问题,中国国企已经发展出鞍钢宪法这种最现代的方法,充分调动了全体工人、各层领导、技术力量的积极性,是中国国企的巨大优势。可是,在改革开放的相当长时间里,围绕鞍钢宪法没有任何研究论文问世,并且直到今天依然很少。现在,中国到了一个重新重视、重新研究“鞍钢宪法”,因“地”制宜地恢复“鞍钢宪法”精神,建立实施“鞍钢宪法”这一机制的时候了。在实践中恢复和发扬“鞍钢宪法”精神,建立实施“鞍钢宪法”的机制,就能保证大力提升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政策事半功倍。

王今朝 卫马东:新时代的所有制改革必须大力提升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庆祝建国70周年回顾和建言所有制改革之五

一、为什么必须大力提升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国家治理的观点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没收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官僚资本和对民族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本身就是大力提升国有经济主导地位之举。即使在改革开放后,大力提升国有经济主导地位也是马克思主义政策和理论上的老生常谈。我国领导人曾多次强调,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主要以公有制企业为供给主体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其它。其必要性、合理性、科学性也为包括本文作者在内的诸多作者所反复论证(如王今朝、龙斧,2011;王今朝,2013)。从一些报道和文献看,十八大后,在对待国企问题上,我国的理论和实践都已有重大积极进展。【1】为了进一步澄清误区,凝聚共识,有必要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强调如下三点事实和机理:

第一,马克思主义认为,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而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我国国有经济主导地位被严重削弱了。这是一个不用看统计数字就可以明了的不争事实。【2】相对毛泽东主席时代的国有经济主体地位,它毫无疑问是被严重削弱了。就是相对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本来可以保持的国有经济地位,它也毫无疑问是被严重削弱了。这种严重削弱不是国家之幸,民族之福!拿英美来说,它们是比较纯粹的民营经济,但是,英国衰落了,其国际领导地位被美国取代了;美国从英国获得其国际霸主地位之时,就是它走下坡路之时,现在,更是已经不能维持其国际统治地位了。美国的相对衰落是不争的事实,美国资本主义的系统性根本性危机在蓄势也是不争的事实。【3】这种数百年的历史足以说明,中国的所有制结构绝对不能与英美趋同,必须与英美拉开较大距离。不然,我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财政、金融、就业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等方面必然会出现危机,从而阻碍经济发展(王今朝,2019)。习近平总书记已经明确指出,绝不能发生颠覆性风险。为此,十八大之后的我党已经在反腐、脱虚向实、加强党纪和政治建设、发展理念等诸多方面做出系统而巨大的努力。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指出,必须做强做优做大国企。大力提升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是做强做优做大国企的应有之义。

第二,各种各样的国企私有化的声音还不绝于耳,各种私有化的企图还蠢蠢欲动,我国经济理论界对中央做强做优做大国企的明令还有许多无动于衷。在国企低效率低效益、国企从竞争领域退出等谬论被打破后,有人借西方的竞争中性论提出所有制中性论,【4】有人直接引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提出中国要改进营商环境,有人提出要保护企业家(实际上是保护私人企业家),有人提出要赦免原罪,有人试图把中国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向再一次的私有化,还有人试图通过把国企资源划拨社保而进一步削弱国企,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人有的是“著名经济学家”,有的是经常抛头露面的原高官和现高管,曾经对,并且现在可能依然对我国的政策制定产生着影响。【5】而我国经济理论界许多人还忙于争课题,上职称,弄头衔,做些无关痛痒或为西方做嫁衣裳(或验证西方理论,或在西方杂志发表,为此奉上巨额发表费)的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改革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如果不注意配套和衔接,也容易产生体制机制上的缝隙和漏洞,为一些人提供寻租、搞腐败的机会。这些现象,改革以来我们是见识过的,一些人就是利用新旧制度转换的落差和时差来牟取私利、中饱私囊的。价格双轨制,肥了多少人?国有企业改制,又肥了多少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6】】

第三,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需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必然要防范重大风险,特别是防范颠覆性风险。防范颠覆性风险,必须夯实我国的经济政治基础。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少量比例的国内国外私人资本做补充是有益的。但每一个私人资本都是以利润为导向的。没有利润就无法生存,利润太小就容易被其它资本吃掉。因此,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追逐私人利润乃是私人资本的本性所致。我国又是封建历史极长的国家。私人资本既然以追逐私人利润为导向,加上封建意识,它还轻易能受党的领导吗?党要私人资本多交社保,私人资本为了利润则要少交社保;党要私人资本搞自主创新,私人资本却发现做外国买办更赚钱;党要私人资本照章纳税,私人资本却千方百计避税逃税。私人资本认为利润是自己的,一般不可能交给国家使用。汉朝汉武帝要求有钱人捐款以支付军费,结果只有一个卜式响应。明朝崇祯帝要朝中权贵捐款以纾国难,结果没有一个权贵捐款。清朝乾隆年间,和坤所聚敛财富超过国库。这些分析就足以表明,即使在力量很小时,在日常行为中,私人资本与党都可能离心离德,坐大后会怎样呢?中国是否会《红楼梦》中说的“双悬日月照乾坤”呢?有可能。但从最终看,只能是这样两种结果之一:党控制私人资本或私人资本控制党。私人资本控制党就意味着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社会。而党要在资本坐大后控制资本,也是有难度的。与其这样,何如不让私人资本坐大呢?不让私人资本坐大,就必须大力提升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这表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要领导全国人民大力提升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如果连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都无法确保,党的领导就无法真正实现。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与党的领导是二位一体的关系,是经济与政治的统一。

二、怎样提升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

提升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就是要提升国有经济对国计民生部门的掌控权,也就是要与私有化灭国毒计针锋相对。掌控国计民生部门(包括军工、金融、能源、高新产业、财政、电信、教育、医疗、研发、农业、批发、运输,等等部门)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大局。国计民生部门也是一个国家的权势经济部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控制权势经济部门,就不成其为一个国家。历来所有社会形态的变化都是一些阶级兴起一些阶级衰落导致的。而每一个阶级都有其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一个国家的领导阶级如果不控制权势经济部门,就无法控制全国经济。在资本主义国家,私有资本几乎无处不在,管控包括国计民生部门在内的几乎所有部门。资本主义国家由资本家控制军工部门、金融部门、能源部门和高新产业部门,社会主义国家难道要资本家控制军工部门、金融部门、能源部门、高新产业部门、财政部门、金融部门或者其它重要部门(如粮食生产与批发)吗?

掌控国计民生部门在不同国家制度下的作用不一。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政府之间的对立,资产阶级掌控国计民生部门,可能使得资产阶级政府在关键关头、关键时期无法发挥作用。今天,不仅欧洲许多国家,而且美国现在都呈现巨大的不可持续的财政赤字和财政债务。西方国家主要依靠税收来获得财政收入的办法越来越走入僵局,其原因就是,控制国计民生部门因而能够产生巨大收入的私有资本以各种方式(降低税率、转移投资等)减少其所交税额,而社会运转和稳定以及国际统治(包括维持庞大的外国驻军)又要求政府庞大支出。结果,资产阶级政府由于无法有效融资而失去对经济的重要调控能力。社会主义国家则不然。只要社会主义国家以公有制为经济主体,并掌控国计民生部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就可以通过划拨国企利润或差别定价的办法来获得充足的收入,用以达到各种对社会长远而言最为有利的目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只有通过用国有经济的办法把国计民生部门牢牢抓在手中,才能有包括足够财政收入在内的调控经济的抓手,才能让经济持续得到发展,并为实现各种事业发展和应对各种可能的风险提供坚实的经济保障。

牢牢掌握国计民生、权势部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实力所在和政治优势所在。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放弃国计民生部门,就只能采用西方那种一般只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管理经济的方法,就掉入西方经济学理论陷阱和资本主义政策陷阱,经济发展必然走向一条死路。西方宏观经济学设计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凯恩斯主义在西方流行之时,仿佛减税是可以随手可用的政策。其实,减税并不总是有效的,很多时候只能起到反作用(王今朝,2018)。这也是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在面临危机时,有时也不惜采取国有化的办法来稳定经济和社会。只不过它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最后一招,轻易不用。因为用多了,资本主义社会就容易接受社会主义了。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极为忌惮的。同样道理,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忌惮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发展经济,不管是在传统部门还是在高新部门,不管是在实体经济部门还是在文化金融部门。这恐怕就是毛泽东主席在晚年总是担心国家变色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是由于毛泽东主席雄才伟略,国际国内普遍感觉我们国家非常稳定,他对国家变色的担心反而不容易被人理解,而文革本身的开展就更难为人所理解了。

堵住价格投机是提升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重要方法。价格投机是国有经济地位衰落的重要原因,也是一些人发财致富的重要原因。贱买国企、房价高企都是价格投机。只有把国计民生部门抓在手中,国家才能稳定货币价值。事实上,私人资本一旦坐大,由于私人资本对一般消费品的购买行为对价格不敏感,很容易推高国内大宗消费品价格,并从中获利。私人资本甚至还可以把消费品转化为投资品来获益。比如,本来,住房属于耐用必需消费品,但一旦住房商品化,【7】住房由消费品转为投资品的渠道就打开了,只要再允许银行向购买房产提供融资就可以创造出对住房的无限需求了。【8】国家只有把国计民生部门抓在手中,才能对大宗商品实行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国家定价或国家调控,【9】才能避免价格随着不实需求呈现剧烈波动,避免过度投机,避免少数人借此发(不义之)财致富。比如,中国由于进口大量国外粮食,形成了国际粮价向国内传导的直接机制。只是在建立了广泛的国家粮食储备库之后,中国粮价才较为稳定。同样,工业品和水果、蔬菜等价格,也只有国有经济掌控了货源,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才能实现稳定。【10】

三、恢复“鞍钢宪法”,加强国有企业管理

以上论证是以真正的国企为前提的。之所以以这个为前提,是因为一些国企在一些重要方面异化了。大量中小国企直接异化为私有企业,一些央企也曾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高管的高额薪酬以及原来的过度消费、利益输送等)而有所异化。有了国企异化的概念,我们就可以化解社会对国企的一些不正确的看法了。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中曾提出建立所谓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目标。到了今天,有人认为,混合所有制应该成为国有企业发展的主要形式和归宿。从企业层面看,混合所有制相当于在一个家庭里引进一个外部成员。如这样形成的家庭是普遍性的吗?又有多少家庭引进诸多动机复杂甚至不纯的外部成员呢?【11】仅从此比喻即可理解,混合所有制只能是手段,是一种过渡,而难以成为中国国企改革的目标。这还不说对现有国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实践中会存在怎样的问题(李善风、蔡攸敏、王今朝,2019),不说让私资外资控股国企有多么错误了。现在来看,容易看清,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企业制度,特别是施加了鞍钢宪法的国企制度,本来就是最现代的企业制度。而西方的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已经过时了。可是,在国企改革的政策制定和理论形成过程中,国企所呈现的一些矛盾被无限放大了!由此,国企改革在许多领域、许多地区变成了灭掉国企。其实,矛盾无处不在。相比国企所面对的矛盾,私企所造成的矛盾的严重程度要高一个数量级,否则,英美也不会衰落了。不能因为国企有矛盾就采取消灭掉国企的办法。反过来,消灭掉了,还可以再恢复起来。

中国国企存在的矛盾不是根本矛盾,而只是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上存在一些或长期或短期的问题。本来,为了克服这些问题,中国国企已经发展出鞍钢宪法这种最现代的方法,充分调动了全体工人、各层领导、技术力量的积极性,是中国国企的巨大优势(王今朝,2018)。【12】可是,在改革开放的相当长时间里,围绕鞍钢宪法没有任何研究论文问世,并且直到今天依然很少。现在,中国到了一个重新重视、重新研究“鞍钢宪法”,【13】因“地”制宜地恢复“鞍钢宪法”精神,建立实施“鞍钢宪法”这一机制的时候了。在实践中恢复和发扬“鞍钢宪法”精神,建立实施“鞍钢宪法”的机制,就能保证大力提升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政策事半功倍

注释:

【1】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对国企的重要作用进行论述。习近平自2012年10月担任总书记以来,从2013年7月在武汉考察国有企业的讲话,到2016年10月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公开发表的代表性论述就有20多篇。还有大量未公开发表的关于国企改革的内部讲话、工作批示和指示。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说明中重申:“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在此基础上,他先后从“支柱”“命门”“实体”“力量”等多个角度,对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政治全局中的特殊重要性作了更加全面深刻的定位表述。见宋方敏:《习近平国有经济思想研究略论》,《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1期。

【2】王今朝:《治国理政须严防数据陷阱》,

http://www.kunlunce.com/gcjy/zhilijianyan/2018-11-05/129053.html,2018-11-05。

【3】王今朝:《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系统性和根本性》,《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第20期。

【4】王今朝:《“所有制中性”的概念是荒谬的》,

http://www.kunlunce.com/llyj/fl1/2019-03-27/132201.html,2019-03-27。

【5】参见王今朝、卫马东:《“私吃公”不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庆祝建国70周年回顾和建言所有制改革之四》,

http://www.kunlunce.com/gcjy/jingjijinrong/2019-08-19/136006.html,2019-08-1。

【6】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

【7】有资料表明,霍英东、邹至庄(普林斯顿大学计量经济学教授)在中国住房商品化政策出台上起到一定作用。至于怎样起到作用我们还不甚了了。中国古人韩非子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难》。我们发现,在改革开放后,一些西方人和受西方强烈影响的中国人对中国高层的游说影响不可小觑,而另外一些西方人的真知灼见被大大忽视了。比如,中国20世纪80年代就有翻译的西方著作(如钱纳里的一本著作)总结了前面二三十年很多国家在经济发展后收入分配大大恶化。可是,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者并没有有效吸收这种信息。个中的主观原因(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否是马克思主义)和客观后果(如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历史虚无主义盛行、经济未能实现本来可以实现的发展)值得深思!

【8】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宏观经济学把住房购买视为投资,是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9】关于这种基于劳动价值的定价的理论基础,参见王今朝、龙斧:《马克思价值决定价格理论的数理阐释》,《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1期。

【10】堵住价格投机是否可以做到呢?是可以做到的,如果真想做的话。当下兴起的自动化(人工智能的一种表现)将取代大量劳动力,导致大量劳动力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这些人如果没有收入,就没有对自动化生产的产品的购买力。同时,自动化生产导致生产成本降低。因此,无论供给还是需求,都要求中国未来价格降低。这两年的房价降低就是房价回归成本的过程。

【11】20世纪30年代后的美国经济发展、国家繁荣长期依赖高素质移民。但是,这种机制正在失效。比如,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的高素质移民主要是华人。但当前,美国对华人的本来就从未真正好过的态度已经变得更加不好,动辄提起间谍指控。而美国多族裔的人口结构也让美国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深感忧虑。欧洲也面临人口种族结构的重大挑战。

【12】有观点认为,中国国企表现的似乎不如西方私企,不是因为管理问题,而是因为未达到规模经济。这是放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来进行比较得出的正确观点。但从企业运营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国企完全可能因更为优化的管理模式产生一种占优优势(王今朝,2018)。这种优势是私企在其它方面都相同的条件下所无法企及的。

【13】应该指出,鞍钢宪法强调工人参与管理的重要性,并不是让所有工人都同等地参与到所有管理过程中去。

参考文献:

王今朝:《中国人视野中的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王今朝:《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政治经济学占优设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王今朝:《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政治经济学解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李善风、蔡攸敏、王今朝:《新时代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标与推进速度——基于契约视角和中外实践的思考》,《西部论坛》,2019年第4期。

理查德·沃尔夫、斯蒂芬·雷斯尼克:《相互竞争的经济理论: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孙来斌、王今朝、杨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作者分别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老教授协会财经管理分委会、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昆仑策研究院”,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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