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来自青年中国研究学者Weber和Semieniuk，追溯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历史。1972年8月，有一个“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者友好代表团”访问了中国。有《人民日报》为证：
此事发生在尼克松访华（1972年2月）半年之后。在这个代表团访问之前的1971年，不仅发生了著名的“乒乓外交”，而且还有一个“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CCAS)”访问了中国。他们把在中国的见闻写成了一本书，名叫China! Inside the People's Republic。该书成为当时美国学术界了解中国情况为数不多的材料之一。
在这个代表团访问一个月后，加尔布雷思、列昂惕夫、托宾带领的美国经济学会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加尔布雷思回去后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加尔布雷思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一个行之有效的未来(Galbraith has seen China's future-and it works)》。列昂惕夫也发文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有效的，这就是我带回来的结论。
当时中美并未建交。激进学者代表团的18个人找到了一家专门安排政治性旅行、名为“Special Tours for Special People”的公司，每人花了654美元(相当于现在的4000美元)才得以成行。代表团经加拿大、香港入境广东。国内部分的差旅费由中国国际旅行社承担，国外部分则由代表团自负。
代表团的成员许多来自“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Union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URPE)”。这并不奇怪，因为是当时最有威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斯维齐促成了这次访问，而他把这个机会留给了URPE。这18个人是：
Frank Roosevelt III: 纽约新学院研究生，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之孙，在中国大街上被人指点说“这就是罗斯福的孙子...”
John Gurley: 斯坦福大学教授，《美国经济学评论》前主编，从主流转向激进政治经济学
Thomas Weisskopf: 密歇根大学教师
David Gordon: 纽约新学院教师
Victor Lippit: 加州Riverside分校教师，中国专家
Carl Riskin: 哥伦比亚大学教师，代表团中唯一会讲中文的人，中国专家
此外还有笔者不认识的Victor Garlin, Harry Kelber, Robb Burlage, Barry Rubin, Lynn Turgeon, Dawn Wachtel, Howard Wachtel, June Zaccone, Philip Harvey, David Levine, Larry Lifschultz, Stanton Smith
18人在16天内访问了广州、北京、唐山和上海，去了农村，下了煤矿，参观了菜场和医院，还与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经济系的教师们进行了对话，甚至还去了“五七干校”。他们向中方抱怨安排的旅游景点过多，想要用更多的时间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尤其是两个方面：一是计划经济如何进行，二是基层工厂农村是怎样的状态。
Weisskopf把18人的所见所闻整理成123页的文本。该文本从未出版，但Weisskopf将其电子版公开。这一文本也是Weber和Semieniuk文章主要的资料来源。
不可否认，代表团的成员在来到中国之前就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抱有极大希望，认为这值得许多发展中国家借鉴。并且代表团也明确知道，中方安排的工厂农村都是模范单位，并不能代表平均情况。但是他们认为，亲眼看到这些模范单位的成功也很有意义。以下是让代表团印象深刻的几点：
女性地位：虽然女性在重要岗位中仍然很少出现，并且在代表团接触的人当中也主要是男性发言，但是公共医疗服务的增加有效减少了女性承担的家庭劳动，而且女性也在从事许多通常由男性从事的工作，例如操作吊车。
集体农业：在集体的组织下，灌溉基础设施明显改善，耕地面积增加。
煤矿安全：煤矿对安全重视程度很高，甚至有代表团觉得比美国煤矿更重视安全。
学术交流：代表团没能见到从事经济计划的官员，与北大复旦的交流只在于基本理论层面，没有涉及计划经济的技术问题。代表团感觉当时中国的经济学已经完全隔绝于西方学术研究，甚至隔绝于任何学术研究。Gordon在参观了北大图书馆之后发现没有任何一本最新西方著作，甚至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论》英文版自1959年以后就再也没有人借阅过(不过，中文版1962年就翻译了，所以没人借英文版吧)。
代表团对中国的总体印象是：中国看起来是有活力的，并且勇于自我批判。回国后，代表团成员写了一系列文章反映这段经历。Weisskopf在1975年发表在《美国经济学评论》上的文章中说：“中国与印度相比自由很少，但中国有着更好的医疗条件和生活水平。这与印度形成了对比。印度无法避免大规模贫困，而在中国这样的情况至少是看不到的。”Riskin在1973年的文章《毛泽东主义与动机》中说：“到访中国的人都能感受到那里人民的能量和热情。”Gordon在1972年未发表的文章中写到：“中国是一个永远不用担心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这个经济释放了普通人的能量，(至少在短期来看)能够运行良好。”
到了80年代，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学者对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Weber, I.M. & Semieniuk, G., 2019. American radical economists in Mao’s China: From hopes to disillusionment. 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Methodology, 37(A), pp.31–63.
（来源：政儿八经追论文。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