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苏联问题与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质

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性质

       沙皇俄国在十七世纪发展为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但是在现代工业方面，俄国始终落后于西欧。从彼得大帝时期起，俄国的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所追求和梦想的，就是怎样赶超西方，让西欧人承认俄国也是“欧洲的一部分”。这个梦想，俄国人几度接近，又几度失败。

       像俄国这样的国家，一方面受到来自外部的强大的工业化、近代化的压力，另一方面其内部社会结构又仍然被前资本主义关系所主导：绝大部分人口是农民，且几乎全部是文盲；上层守旧势力强大（俄国宫廷中的所谓“斯拉夫派”）；本地工业资本家力量弱小，且依赖外国资本。这样，受过良好教育、初步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想的一小部分人（往往出身于社会上层）就在他们的头脑中集中反映了俄罗斯所面临的这种历史矛盾，并在俄国的历史变革进程中发挥了其他各阶级均不能发挥的作用。这一小部分人，在俄语中叫做intelligentsia， 汉语中的“知识分子”一词大约就是经过日语从俄语转译过来的。这些“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外围、半外围条件下现代小资产阶级的前身。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以后，沙皇俄国被迫进行“农奴制改革”，资本主义工业化有所发展。但是，由于农奴制改革不彻底，地主阶级和东正教会仍然占有大量土地，农业剩余无法充分动员用于资本积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仍然有大约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人均卡路里摄取量、预期寿命、识字率等指标与不发达国家相仿；农业产值仍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一半以上；能源、冶金等主要工业部门被外资控制；英法资本控制了俄国的银行部门并拥有大量沙俄政府的债券。作为欧亚各民族的“大监狱”，沙皇俄国受到正在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威胁。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沙皇俄国被新兴的日本帝国主义打败，面临着分崩离析并沦落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外围一部分的危险。

       （在欧洲，如果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到意大利东北部靠近斯洛文尼亚的的里雅斯特划一条直线，则这条线以西以北，宗教上以基督教新教为主，语言上以日耳曼语族为主，是欧洲的核心发达地区；这条线以东以南，宗教上以东正教为主，语言上以斯拉夫语族为主，是欧洲的半外围、外围的不发达地区；信奉天主教的拉丁语族国家中，法国在圣彼得堡 —— 的里雅斯特线以西，属于核心国家，意大利在这条线以南，长期属于半外围，西班牙、葡萄牙皆在法国以南，长期属于半外围；自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产生以来，这种分割几百年来没有改变。）

       关于俄国革命和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其基本历史事实，在国际史学界（无论政治立场），已经没有什么大的争议了。但是，在中国的大多数马列毛积极分子中，仍然在照搬以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陈述的一些错误观点。现在，我们要进行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就要敢于正确对待以往的历史。对于过去革命历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不能再采取简单回避的办法了。

       在1903年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就其主要成员来说，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作为第二国际的成员，布尔什维克党在形式上又是欧洲工人运动的一部分。但是就其领导成员来说，在布尔什维克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

       一直到1917年以前，包括列宁在内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领导人仍然认为，俄国需要首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先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才能为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铺平道路。这一时期，只有托洛茨基主张“不断革命”，即认为俄国革命的任务是不间断地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先完成一个阶段，再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当时，托洛茨基属于独立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以外的一个小派别。

       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时，布尔什维克党缺乏准备，包括列宁在内的主要领导人都在国外。列宁一回到彼得格勒，就发表了著名的“四月提纲”，明确提出，俄国革命的任务不是在经历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以后再过渡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马上要转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四月提纲”的实际意义是，列宁明确提出了工兵代表苏维埃要夺取政权（“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布尔什维克党要夺取苏维埃的领导权。

       对此，布尔什维克党的大多数领导人缺乏思想准备。因为俄国工人阶级在整个人口中占少数（在当时俄国约一亿人口中，严格意义上的产业工人只有400万），而布尔什维克党在工人运动中也不是绝对的多数派。但是，在1917年公历的3月到11月的大半年时间中，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由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形形色色的“温和派”社会主义者拒绝退出帝国主义战争，又拒绝满足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以及承认农民自发占领的原教会和逃亡地主土地的合法性），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力迅速上升，在短时间内成为对于俄国政局举足轻重的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所谓“两首都”）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多数派，又利用镇压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时机掌握了彼得格勒的武装力量。11月7日，彼得格勒的工人、革命士兵和革命水兵发动武装起义，一举夺取政权。在彼得格勒武装起义中，托洛茨基发挥了重要作用，是这次起义的直接领导人。

       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由于缺乏政治经验，仍然决定按照原来临时政府的计划举行立宪会议选举。但是，立宪会议选举的结果出乎布尔什维克党的意料，虽然布尔什维克党获得了绝大多数城市工人的支持，但是农民将大多数选票投给了代表富农利益的社会革命党。布尔什维克党与社会革命党左派加起来在立宪会议中只有四分之一的席位，而社会革命党右派占了立宪会议的大多数。不得已，苏维埃政府决定解散立宪会议，另外召开全俄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下决心解散立宪会议，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但是也暴露了布尔什维克党在劳动农民中的基础十分薄弱。

       本来，无论是列宁、托洛茨基还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领导人，都认为，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单独取得胜利。俄国革命的作用是打响欧洲革命的第一枪，用俄国革命来引起欧洲无产阶级的普遍革命（特别是德国革命）；然后，在“先进”的德国工人阶级的帮助下，俄国才能越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然而，残酷的历史现实是，1919年初，德国革命失败了；接下来，在匈牙利等地方的革命也失败了。

       苏维埃政权陷入了国内外反动派的围攻。在最严重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的实际控制区缩小到仅有原沙皇俄国领土的四分之一。由于农业生产崩溃，加上地主富农的破坏，生活在城市中的苏维埃政权和工人阶级在死亡线上挣扎。不得已，只能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农村实行“余粮征集制”，实际上就是向农民抢粮的政策。

       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俄国曾经出现普遍广泛、生气勃勃的苏维埃民主的局面。但是，严酷的战争环境迫使苏维埃政权加强自上而下的统一领导。原来的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被大量抽调到苏维埃政权的各级单位。尽管如此，为了政权运转，还要留用大量旧政府的各级官员、职员和军官，以至于列宁称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其实是“资产阶级和沙皇留下来的大杂烩”；不仅如此，苏维埃政府还要给旧政府的留用人员以及资产阶级专家支付高薪，列宁称之为是给资产阶级“交租纳贡”。

       布尔什维克党认为，十月革命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但是，经过三年残酷的内战，战前原有的工人阶级（不过400万人）或者被抽调、或者失业、或者在战争中牺牲，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到了1921年，苏维埃政权奇迹般地存活下来了！但是，已经没有了原来的无产阶级，也没有了欧洲革命。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毛主席讲到这段历史时，曾经说，原来说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但是现在只有一国，怎么办？）

       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开始逐步调整并最终放弃了欧洲革命的政策，改为重点支援并领导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按照列宁晚年的指示，将世界革命的希望寄托于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共产国际新政策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在中国促成了国共合作，并支援了中国二十年代的大革命。1922年，苏联成立（当时只有四个加盟共和国）。苏联成立后，苏联开始调整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二十年代初，苏联首先着手改善与德国的关系。在德国开始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以后，苏联政府努力改善与英、法的关系。1934年，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并任常任理事国。这标志着苏联承认并且被纳入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多国体系（1939年，苏芬战争爆发后，苏联被英、法操纵下的国联开除）。

       二十年代初，作为权宜之计，苏维埃政府开始了新经济政策的实验，即在农村承认和保护土地私有制，开放工农业产品的自由贸易；在城市，除大工业和批发业保持国有外，允许私人资本家进行工商经营活动；国营企业的经营也改为以盈利为目的。但是，在列宁的坚持下，苏维埃政府维持了对外贸易国家垄断。这样一套经济政策，在工农业生产关系方面大致上相当于中国经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情况。到了1925年前后，苏联经济恢复到了战前水平。但是，新资本家（耐普曼）和富农的经济和政治势力也膨胀起来，苏维埃政府内部的特权和腐败也在滋长。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

       列宁于1924年去世后，布尔什维克党上层卷入了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列宁去世后，联共（布）（即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领导人有：托洛茨基（军事人民委员、工农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相当于政府副总理）、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总书记，执行联共（布）关于世界革命的政策）、斯大林（总书记，主管组织、人事）、布哈林（《真理报》总编辑，号称“党内最大的理论家”）。

       列宁去世前，曾经有遗嘱，认为斯大林“太粗暴”，不适合担任总书记的职务。但是，列宁去世后，联共（布）的上述主要领导人共同决定，遗嘱不对外公开。当时，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结成联盟，共同反对托洛茨基，免去了托洛茨基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接下来，斯大林又与布哈林结成联盟，反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失势后，被迫与托洛茨基结盟，组成“联合反对派”。1927年，“联合反对派”遭到失败，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均被开除出党。1929年，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

       在经济政策方面，当时联共（布）的主要领导人都认识到，新经济政策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随着工农业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苏联经济开始工业化建设，城市人口将要出现大幅度增长，粮食问题变得异常突出。1928年，苏联爆发了粮食收购危机，迫使联共（布）领导人下决心结束新经济政策，开始农业集体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

       当时苏联作为一个农业人口仍占70%以上的半工业半农业国，要实现快速工业化，需要同时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农业经济剩余是国民经济储蓄和投资的主要来源。所以，要加速工业化，就必须提高投资水平，而要提高投资水平，就必须将仍然掌握在富农手中的农业经济剩余集中到国家手中。第二，工业化意味着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因此必须设法大幅度增加给城市人口的粮食供应。第三，要完成工业化，还必须从国外进口一批先进的机器设备；而当时农产品出口还是苏联主要的外汇来源，所以国家手里还必须掌握充足的农产品用于对外出口。

       为了解决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当时联共（布）领导人分为两派，分别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工业化战略。这种经济战略方面的分歧，与上述的权力斗争相关但又不完全重合。一派以托洛茨基为首，其经济战略方面的主张则主要依据托派的著名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主张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基础上实行“超工业化”。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剪刀差”（即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不平等交换）来攫取农业经济剩余，并用攫取来的剩余大幅度提高积累率，同时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实现机器设备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自给自足，加速完成工业化。

       另一派，以布哈林为首。布哈林认为，粮食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对农业不利。解决的办法，是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零售工业品的价格，以鼓励农民增加生产并吸引农民将增加产量中较大的一部分卖给城市。布哈林认为，农民收入增加后，可以扩大工业品的销路，刺激国内工业的发展。通过增加农产品的产量和销售给城市的数量，不仅可以满足城市人口的需要，还可以有更多的农产品用于出口，从而进口更多的国外机器设备，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工业化。

       从当时苏联的实际情况来说，在以化肥农药为基础的“绿色革命”技术大规模应用以前，苏联农业不具备大幅度提高粮食单产和总产量的条件。有资料表明，当时苏联的粮食单产与北美相同气候条件下单位土地面积的粮食产量大致相当，因而靠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来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产量的空间几乎没有。至于说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来鼓励农民在粮食产量没有大变化的前提下多卖粮食，也不现实。因为当时苏联农民的生活仍然相当困难，平常的食物消费仅仅勉强维持生存。如果一部分农村人口在城市化过程中离开了农村，那么仍然居住在农村的人口首先会选择多吃。这样，在农民完全自愿决定农产品销售数量的前提下，国家的农产品收购价格必须以相当大的幅度提高，才可能收购到足够的粮食来满足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的需要。其实际效果，就是国家不得不用更多的工业品来交换城市人口所需要的粮食（同时还要将工业生产的更大一部分用于生产消费品而不是生产资料），这就减少了国家可以掌握的经济剩余，从而不得不降低积累率和投资水平。

       在二十年代后期的权力斗争中，斯大林出于机会主义的需要，先是支持布哈林的政策主张，并借助布哈林的力量打倒了托洛茨基。在托洛茨基被打倒后，面对严酷的经济现实，斯大林认识到布哈林的经济政策实际上是错误的，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后实际上采用了托洛茨基所主张的经济政策。

       苏联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在经济政策方面的核心是：第一，实行计划经济，其实际内容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企业不再以盈利为生产目的，而是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潜在资源，努力达到并超过国家规定的各项产量指标。第二，优先发展重工业，努力实现机器设备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自给自足，并用发展起来的重工业来供给国民经济各部门，实现快速工业化。第三，实行农业集体化，其实际意义是用集体农庄的形式来强制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率”（即销售给城市的比率），以服务于向城市和工业提供粮食以及农业经济剩余的目的。此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利用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美欧资本家倾销过剩产品的有利时机，苏联大量进口了一批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器设备（苏联进口的机器设备一度达到了世界机器出口量的三分之一）。

       苏联的五年计划建设在初期一度遇到严重挫折。由于农民抵制集体化，宰杀牲畜、减少播种面积，粮食产量一度大幅度下降；而国家继续强制征购，因而在乌克兰等部分地区造成了饥荒。但是，到了三十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的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就，苏联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苏联粮食产量恢复并超过了集体化以前的水平。不仅苏联的重工业取得了巨大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显著提高，人均卡路里摄取量达到了3000左右，接近西欧人民的食物消费水平。

       如何看待十月革命的历史地位、苏联的社会性质以及斯大林的个人作用？十月革命在形式上是无产阶级革命；革命后，也一度出现了带有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苏维埃民主。但是，由于沙皇俄国原来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无产阶级数量在整个人口中仅占很少比例、帝国主义的包围、革命与反革命的残酷斗争等原因，革命的一代无产阶级在三年内战后已经不复存在。随着苏维埃民主的死亡，苏维埃政权也就从“资产阶级和沙皇留下来的大杂烩”演变为脱离无产阶级的新生官僚特权集团的政权。

       从苏联二十年代联共（布）上层内部斗争的情况来看，无论斯大林派还是托洛茨基派都是这一官僚特权集团的一部分，在国内外重大政策方面没有真正的原则分歧。斯大林后来所选择的对外放弃世界革命（但是支援亚非民族解放运动）、对内在农业集体化基础上加速工业化的方针在联共（布）党内有广泛共识，也在事实上符合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需要。这种“社会主义”，其实质，不是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因为在这种“社会主义”下，官僚特权集团独占社会剩余产品的控制权，实际上产生了新的阶级压迫和剥削。

       苏联社会主义的实际历史作用，是在一个原来由于内外矛盾面临分崩离析并有可能跌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外围的多民族半外围大国中，在旧统治阶级已经无法照旧统治、也无法摆脱由于激烈的资本主义多国竞争和帝国主义大战而引起的危机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充分发动城市工人阶级（并且在1917年的关键时刻一度赢得大多数劳动农民的支持），实现了国家重组，并且在这样的国家重组的基础上，通过充分攫取和动员农业经济剩余完成了加速工业化，从而巩固和加强了苏联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个半外围大国的地位。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苏联得以摆脱沙皇俄国时期对英法资本的依赖，并为俄罗斯以外的各民族创造了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十月革命带有激进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由于苏联社会主义毕竟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革命的产物，即使在官僚特权集团已经独占社会剩余产品控制权的条件下，官僚特权集团对劳动群众的剥削和压迫仍然受到革命后新形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习惯的限制，因而苏联内部的阶级关系与发展水平相似的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对于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更加有利。

       由于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在相当一个时期实行了支援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大大加速了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并迫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外围、半外围地区的人民做出重大让步，猖獗了几百年的西方殖民主义终于退出了世界历史的舞台。

       苏联两个五年计划的巨大胜利并没有停止联共（布）党内的权力斗争。1936-1938年，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分别在公开审判、被迫承认自己犯有谋害斯大林和充当帝国主义间谍等罪名后被处死。1940年，斯大林又派遣特务，将当时已经流亡到墨西哥的托洛茨基用冰斧杀害。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标志着斯大林正式放弃了世界革命的政策。1945年，斯大林与罗斯福、丘吉尔签订雅尔塔协定，事实上承认美国在战后的霸权地位，换取美国承认苏联拥有从远东到东欧的势力范围（“从鸭绿江到易北河”）。战后，斯大林先是强令法共和意共解除武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后来又在事实上出卖了希腊革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腊共产党领导希腊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斗争，在英帝国主义的军队到来以前已经解放了希腊大部分国土。1944年，英军在雅典登陆，扶植旧国王和资产阶级流亡政府卷土重来。斯大林为了严守与丘吉尔的秘密协定，拒绝帮助希腊共产党而且强令希共解除武装。

       1946年，由于不堪希腊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希腊共产党重新开展武装革命，并且在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支持下一度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英帝国主义当时已经无力支持希腊反动当局，于1947年撤出希腊。在撤出希腊的同时，英帝国主义求助于美帝国主义。杜鲁门曾经得意洋洋的说：在英国请求我们帮助希腊的那一刻，就把领导世界的工作交给美国了。1949年，在美帝国主义的干涉下，希腊革命终于失败。

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质

       按照传统的马列毛主义理论，1840年以后，中国逐步地沦落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是说，一方面，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虽然形式上还是一个独立国家，但是实际上失去了大量领土和主权，被分割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已经沦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控制下的半殖民地。另一方面，前资本主义的（“封建的”） 剥削关系仍然在中国经济（特别是农村）中占主要地位。但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又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近代的、资本主义的因素。中国经济已经不完全是旧式的封建经济了，所以是“半封建”的。

       在这样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前两者派生的。按照传统理论，这样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因为无论反帝还是反封建，都是为了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障碍。在1919年以前，这种民主主义革命或者是由农民自发进行的，或者是由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或改良派领导的，由于农民的历史局限性以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天然软弱性，都失败了。1919年以后，这种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是其基本任务仍然是为了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障碍。

       现在，我们有必要根据以往历史的实际情况来重新梳理这种传统的近代革命理论，以便适应我们当前阶级斗争的实际需要。

       如果我们将上述的传统理论与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的实际历史进程相对照，有两个明显的问题。首先，毫无疑问，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或者说，从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以后），它就成了近代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但是，如果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至少在形式上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话，中国共产党（即使在革命年代）连在形式上都不能说是个工人政党。党的领导者，主要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其中不乏出身旧官僚、旧军阀、地主、资本家家庭的；毛主席，实际上是出身于富农家庭；周恩来，出身于没落官僚家庭；邓小平，出身于地主家庭；朱德、贺龙等，都是军阀出身）。党的基层成员则主要来自劳动农民。

       另外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为什么革命胜利后，中国并没有去发展资本主义，而是很快向社会主义过渡呢？这里，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为了质疑中国在革命胜利后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历史合理性，后者是完全必要的。这里实际上要提出的问题是，从历史的实际发展进程来看，可不可以说，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实际的历史任务，并不是要扫清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而是要开辟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这里说的“社会主义”，不是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在二十世纪历史上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或者说，是什么样的历史因素决定了，在二十世纪中期，中国必然要用“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完成资本积累和初步工业化的历史任务？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就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面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入侵，如何在基本保全中国历史疆域的条件下将原来的“封建”的中央集权帝国改造为一个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有独立主权的新式“民族国家”。满清统治者以及作为清王朝统治基础的汉族地主阶级，一方面受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压迫，另一方面又绝对不敢动员底层的广大劳动群众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从他们的直接经验出发，只能得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来自于武器方面优势的结论（“船坚炮利”）。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满清王朝和汉族地主军阀集团开展了以建立近代化陆海军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又名“自强运动”），结果在甲午战争中遭到惨败。

       甲午战败后，清王朝财政破产，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东北、内外蒙、新疆、西藏都有脱离中国的危险。中国已经面临被瓦解、被瓜分的危机。

       如上所述，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赖以存在的一个基本政治条件。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期，由于英国霸权的衰落，这种多国竞争极度尖锐化，并且已经从欧洲扩展到了全球范围。多国竞争的尖锐化，集中表现为各大国之间的战争。要进行战争，就需要有强大的军队；但是要进行近代化的战争，还必须有强大的近代化军事工业，而要有强大的近代化军事工业，又必须首先进行和完成工业化，而这又要求将现有的和潜在的经济剩余充分动员起来从事资本积累。只有能有效解决上述历史任务的国家，才能巩固原有的“民族国家”并力争改善自身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而凡是不能解决上述历史任务的国家，都面临被征服、被占领、被瓦解的命运。

       据张仲礼研究，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合白银二十八亿两。其中，所谓“绅士阶级”的收入达到七亿两（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而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不过8000万两，其中用于近代海陆军建设的支出每年只有几百万两。中国的经济剩余绝大部分都被地主阶级挥霍了。

       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南京政府虽然在表面上采取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近代政府的形式，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没有变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300亿元（银元或战前法币）。据卡尔ㆍ里斯金的研究，当时中国国民收入中，超出劳动者必需消费的经济剩余约为80亿元（占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强）。但是，经济剩余中，大约有60亿元来自农业等传统经济部门；这部分经济剩余，主要被地主阶级挥霍浪费。来自近代工矿业的经济剩余，仅有3-4亿元。当时南京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约为5亿元，绝大部分用于军费、赔款、支付外债本息等；经济剩余中实际用于生产性投资的仅有6亿元（国民收入的2%）。

       据南开大学近代经济史资料，在1895-1930年间，中国支付历次战争赔款约8亿两白银，支付外债本息约12亿两白银，外国在华投资汇出利润约25亿两白银。以上合计45亿两白银，大约相当于20次《马关条约》赔款或者10次《辛丑条约》赔款。上述因赔款、债息、利润支付流出的白银，平均每年1.25亿两，大约相当于晚清中国经济规模的4%；折合银元或法币1.8亿元，大约相当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经济规模的0.6%；与三十年代中国近代工业经济产生的经济剩余相比，则占近代工业经济剩余的约一半。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两白银约合0.7美元或1.4银元；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美元约合二两白银或三元法币；按物价来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一两白银大约可以购买80斤大米，到了1933年，一块银元大约可以买到25斤大米。）

       这些资料表明，革命前的中国经济中，虽然有着相当规模的经济剩余，但是这些经济剩余大部分被地主阶级挥霍，而近代经济剩余中的相当一部分又被帝国主义剥削走了。所以，要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首先就要充分动员经济剩余以进行资本积累和工业化，而要进行资本积累和工业化，就必须一方面消灭农村中的前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另一方面将外国资本从本国市场中驱除出去。

       在1919年以前，无论是清朝末年形成的军阀官僚集团，还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还是受了西化教育但是脱离广大劳动群众的近代知识分子，都不能摆脱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依附，因而都不能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在这个意义上，1919年以后，中国的近代革命确实进入了全新的阶段。但是这个“新”，就其历史的实际情况来说，不在于“无产阶级的领导”，而在于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中国的一部分近代知识分子思想急剧激进化，进而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这些激进的近代知识分子逐步地认识到，要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充分动员以劳动农民为主的底层劳动群众，以社会革命的方式将前资本主义的剥削阶级以及与帝国主义保持密切联系的旧统治集团完全打倒，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资本积累和工业化。在这个意义上，1919年以后的中国革命是以社会革命的方式来解决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开展资本积累），是近代世界历史上最典型的一次激进民族解放运动。

       在1949年革命中所产生的新国家，其实际的历史使命是动员经济剩余、开展资本积累和完成工业化。另一方面，这个新国家又是在充分动员广大底层劳动群众的人民大革命中产生的，因而不能不反映劳动群众的历史性要求和愿望。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矛盾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主义时期中国阶级斗争的基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