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中国向右，我向左

二、追随

先引用一段官方“人民网-重大事件”专栏中关于“1989年政治风波”的词条。

“80年代末，社会上掀起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自由化分子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在此影响下，1989年4月初，北京一些高校的青年学生针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形成学潮。4月15日，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但是极少数人自由化分子却利用这个时机，以悼念为借口，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在他们的煽动下，首都及地方一些高校的学生大批涌上街头举行游行活动，西安、长沙等地的一些不法分子趁机进行了打、砸、抢、烧，学潮迅速发展成为动乱。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指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社论号召大家紧急行动起来，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制止动乱。但是，形势并没有好转。5月19日晚，中共中央决定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但少数暴乱分子煽动一些人与戒严部队对抗。同时，上海、广州等地也接连发生暴徒冲击党政机关、破坏交通设施等严重事件。对此，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暴乱。这场政治风波破坏了我国正常的社会秩序，扰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进程，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胜利，巩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阵地和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也给党和人民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30年过去了，对这场“风波”只记得一些零碎的片段。记得一天上午我正经过西安的中心地带北大街时，突遇成批的大学生游行，他们呼喊着“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道路两旁围观的群众使劲鼓掌，气氛非常热烈，令人亢奋。我几乎到了热泪盈眶的地步，放下自行车就冲向游行队伍，结果被队伍外围手拉着手的学生挡住，问是哪个大学的，我说刚毕业的，他们说这是学生游行队伍，外面的人不能参加进来。接着说，你可以去捐款。我看到有学生举着募捐箱，很多人在往里投钱，我激动得不知所措，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投了进去（那个时候一般人的工资都是一百块钱左右，随身带几十块钱已经不少了）。随后跟着队伍去了省政府，人太多，到不了前面，现在也不记得具体细节了。

鸽场是3月份投产的，4月份事件爆发时我正处在焦头烂额之中，加上又是部队的企业，我二哥严格限制我参加活动。也因为我刚到西安，没有什么熟人，只能一个人溜出去奔跑于几所著名大学听学生演讲。也许因为他们演讲的对象是学生吧，总的感觉内容比较空洞乏力，以知识分子的语言讲知识分子关心的问题，都是民主、自由、人权以及脑体倒挂之类的东西。“426社论”发表后，大概是学生为了对抗社论，口号变成了“反官倒反腐败”，结果引起社会各行各业群众的呼应，连幼儿园的阿姨都带着孩子们上街了，出现了一个遍及全城的游行高潮。到处都是张贴的标语，人们争相阅览电线杆上张贴的各路消息，学生挡住过往汽车直接在车身刷写标语口号，俨然像一场盛大的节日。此后事态继续扩大，我不再记得西安还发生什么，似乎焦点都集中到了首都，大家都在看电视报道，静静观察，直至6月4日清场。

抓了些人，杀了些人，一场所谓的风波，就这么过去了。我的那位军官哥哥总会在我面前说这样一句话：你看我说会秋后算账的，你还不信！以此来标榜自己姜还是老的辣。

此后我把全副精力都用在了拯救鸽场上。后来，不记得因为什么机遇，我认识了两位西北政法学院的在校大学生，这是我到西安后首次直接接触的大学生。那个时期的大学生，反感马列，反感社会主义，“崇洋媚外”都是很普遍的，甚至官方电视反复播放的电视纪录片《河殇》，就是公然贬斥“黄色文明”（黄河文明），颂扬“蓝色文明”（海洋文明）的代表作。所以，我们的政治话题无非就是痛斥中国社会黑暗，畅谈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他们夸赞我一个养鸽子的竟能高谈阔论这些高大上的东西，我也因被这些文科高材生赞赏而自喜。其中一位的中学同学，是这次事件中电视上曾反复出现过的“21个通缉犯”之一，北京大学的杨某。这些学生大部分被关押了一半年都陆续放了出来，但学籍均被开除，也无处就业。当时内陆地区私营经济还不发达，所以相当一部分这样的学生都到了广东，或在那里做生意，或者在沿海前沿找机会去海外。后来，我专程飞去广州见了他的这位同学。这大概是1991年的事，我26岁。

广东是中国的肉鸽集散地，此前我曾经去过几次，或开肉鸽养殖学术会议，或调用鸽种。这次到广州，却成了我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大的转折。此前我从未接触过首都名牌高校的大学生，这次到广东见到这么多北大清华人大北航等高校的“精英”大学生，甚至在我当时看来，是创造历史的人物，我的确无法掩饰自己崇敬的心理，甚至为了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美好社会，从此愿意追随他们。他们建议我到广州来发展，记得阐述的理由是，这里经济发达，自由度高，也容易得到海外支持，实现民主自由需要经济的支撑等等，而我却不大喜欢广州的那种“金钱氛围”，也不大认可有了钱再去争取自由民主。不管怎么样，我认为这似乎是他们对我的欣赏，但纳闷他们为什么不喜欢跟我多谈政治理论，我当时唯一能解释的是，他们是政治精英，我大概不配跟他们谈论这些高大上的东西。后来遇见李民骐，我便有了另一种解释。他们当时在做电子产品贸易，经营状况不大好，快支撑不下去了，我离开广州时答应给他们注入几万资金，算是对自己不能从事却心向往之的政治理想做的一点儿投资吧。顺便说一句，我至今想不明白，当时他们大批聚集在广州，做生意，也吃喝玩乐，也谈政治搞串联，甚至同海外也保持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为什么就没有一次遇到过公安机关的干预？

回到西安后，不记得了，但显然是经广州的青年介绍，不久就有西安的青年找到了我。记得有“21个通缉犯”之一的北航的郑某某，之一的清华的周某某，还有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延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学生领袖们。他们都是刚二十出头的青年学子，被开除学籍，无处就业，漂零在外，生活的确很不容易。国营单位单从政治上考虑，也不可能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他们认为的阶级基础 —— 中产阶级私营企业主，一方面怕担政治风险，同时也因为他们搞的这场运动，中断了自己倒买倒卖致富的路子以及运动后中央限制私营经济的政策而生埋怨，同样不会给他们提供帮助。我今天在这里标榜自己毫无意义。想当初，也许只是因为自己胸怀民主自由理想，感念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崇敬他们创造历史的勇气，从而愿意为他们效犬马之劳。我为他们专门租用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做活动和接待之用，接待宴请和唱歌放松的费用自然由我买单。时间久了，我发现我所崇敬的他们并不实际从事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口口声声的民主自由只是知识分子发表见解的自由，所谓言论自由；相互见面津津乐道的是谁是某方面的领袖，起过如何大的作用；期盼中央某个有自由派倾向的人物扭转乾坤；兴奋于境外媒体对自己或自己所关注的某个事件的报道。一句话，就像我们今天某些文革造反派领袖陷入一种“文革情结”一样，这些自由派领袖完全陷入了一种“六四情结”之中。在我同他们的接触中发现，普通工农很少能够进入他们的视野，甚至还谴责当初城市工人没有鼎力支持他们，咒骂工人是反动的一帮。（事实上，起初他们把这场所谓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看作是自己在广场上独有独享的独角戏，工农的参与反而会破坏其纯洁性；待到后期运动处于颓势时，又到工厂大门口用“现在不站出来十年后你们就会失业”的话胁迫工人，而此时的工厂管制已经强化起来了。可怜某些不知内情的下岗工人今天还在念叨，当初愚昧落后没有听这些自由派大学生的话。其实，这些信仰资本主义的自由派大学生哪里有什么远见；他们要是侥幸上台，一样是搞私有化、让大批工人下岗，决不比后来的“朱地雷”手软。）

事实上，就参与运动的人来说，包括几个不同的方面。首先，由于1988年的特权“官倒”得利，百姓“抢购”失利，形成了来年“反官倒反腐败”的群众基础；其次，自由派领袖（包括中央某些高层人物）以争取“自由民主”为口号，实质是以彻底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并企图领导这场群众运动；第三、“自由民主”的精英诉求与“反官倒反腐败”的群众诉求大相径庭。这场运动一开始是通过舆论和大学生动员全国民众的，但舆论领导权掌握在自由派手里，自由派在失去群众以后，领导运动走向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

失败了不从自身寻找原因，却归罪于群众的落后和不觉悟，或者某个团体和集团没有给予鼎力相助，大概是无论右派精英还是左派精英都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激进冒进导致失败后，接着便是右倾保守、沮丧失望，甚至背弃理想，追逐眼前利益，这些恐怕也是左右精英共同所有的。1991年12月苏联的解体暂时地为他们提振了精神，似乎预示着中国也将出现一个叶利钦式的人物。我还记得苏联解体几个月后，北京来了一位学生领袖（他们当时向我保密了此人的姓名），神秘地给我们“传达”了1992年3月邓小平南巡讲话，尤其是同年4月25日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接着在中央党校的一个讲话（田评价了发生在四个月前的苏联解体。他认为，“根本的问题是要把经济搞上去。苏联的垮台，…… 最根本的原因是它那个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据说这次讲话得到了在中央党校进修的高干们的热烈鼓掌。田纪云后来自己讲，他的报告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以及万里的热烈拥抱）。把“民主自由”变天的理想委托于某个高官，我们自己抓好经济，是这次“传达”的要旨。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们大部分人相继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去“闷声发大财”了，而且确实发了财，并小有成就。

我追随他们走到这个时刻，民主宪政的理想也几近破灭。只可惜，物欲横流几乎毁掉了在这场运动中产生出来的相当一部分政治青年的理想。有钱就有堕落的条件和资本，我也在堕落中痛苦着挣扎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