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12月10日在北京发布的2014年《经济蓝皮书》指出，中国工业虽然存在产能过剩状况，但很多行业的高端环节大量依赖进口，例如，芯片90%依赖于进口，每年进口额超过石油。

　　类似情况还存在于其他行业。发动机、液压、传动和控制技术等关键零部件上中国核心技术不足，严重依赖于进口;高端医疗器械70%至80%依赖价格昂贵的进口或外资品牌，导致检查费用高，患者负担加重。

　　【真实的工业图景：工业党的痴人说梦到此为止】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产业依照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比较优势，实质是新殖民主义理论基础——来制导中国的产业发展方向，革新中国的产业发展格局。依照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实施了“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产业发展政策，“见效快”的劳动密集的贴牌加工制造业普遍受到青睐，而“成效慢”的技术密集的自主制造业被逐一搁置甚或抛弃。放弃制造自己的大飞机(运十)，购买波音与空客：大力发展自行车、摩托车制造，而引进小汽车制造;……正因如此，独立与完整的工业体系遭受严重冲击，近乎支离破碎。

　　随着政策放宽、外资对大陆的熟悉，独资企业占FDI企业数和实际投资额，从90年代的不足40%，猛增到2003年的66%、2007年的77%。外商独资使我们学习先进技术的初衷基本落空，更容易形成外资垄断。

　　自从2000年底出现外资廉价兼并我骨干国企的狂潮，像西北轴承、大连电机、锦西化工机械、无锡威孚油泵油嘴、杭州齿轮、佳木斯联合收割机、武汉锅炉厂、武汉机床厂、鸡西煤矿机械、佳木斯煤矿机械、沈阳凿岩机、哈尔滨第一工具厂、合肥变压器厂、山工机械等一长串大型骨干国企(其中很多是行业龙头及承担重要军工任务)，连同其艰苦奋斗几十年形成的品牌、市场占有率、国家的巨额投入及宝贵的立国战略基础——工业核心技术能力及研发机构，这些是新中国几十年工业建设自强奋斗的历史结晶，大都被外资收入囊中。

　　跨国公司趁我国企“产权改革”之机，控制我国装备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排头兵企业。这些跨国公司不仅包括像卡特比勒这样的产业型公司，还包括像高盛、凯雷这样的金融大鳄。除著名的徐工并购案外，在齿轮、轴承、机床、汽轮机等重要装备和零部件领域都有类似的经历。

　　一些较高端的工业，例如部分装备制造，我国60年来积累的自主的科技和管理队伍受到这一潮流的巨大冲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汽车工业。我们原来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汽车工业系统，包括零部件、发动机、材料、研发设计，等等。后来因为招商引资，几家外国汽车巨头把我们的汽车工业分割了。现在，尽管中国的汽车工业是在蓬勃成长——因为国内汽车需求量很大，但我们自己没有主导性。说起来似乎是国产化百分之七八十，但知识产权是人家的，利润的很大一部分外流。这就说明，中国现在尽管成了世界制造大国，但它的产业结构有很多虚弱的地方，科学技术的创新能力还很差，综合竞争力很差。

　　东风汽车公司的原老总苗圩有一次从欧洲回来感叹道：三十年前我们在发动机研究上跟欧洲只差一代，现在如果不买技术的话，我们要相差两代以上。

　　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汽车产销第一大国，生产汽车1379.1万辆，但是汽车产业集中度不高，是年销售量最高的上海大众也仅为72.8万辆，与国际汽车巨头(在600万辆以上)相比存在极大差距。更为重要的是，核心与关键技术却始终掌握在外资汽车企业手中。外资汽车企业以30%的股份，拿走70%的利润，(外国品牌)占据80%以上的市场。汽车制造涉及百万部件，可以很好地折射一国制造的综合实力，反映一国的工业化发展水平。中国在国内市场需求最为旺盛时期，未能独立自主发展、强大自己的汽车工业，汽车制造一如大飞机制造，势必成为“中国制造”永久的痛。

　　1973年我国造出第一台台式电脑，硬件完全制造，与美国的世界先进水平差三年左右。而目前，我国关键行业如通信、金融、电力等核心IT系统90%以上是国外产品。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五大核心技术领域，即高性能计算机、操作系统、数据库技术、网络交换技术和信息资源库，全部被国外IT巨头垄断。

　　2012年我国生产了11.8亿部手机、3.5亿部计算机、1.1亿台彩电，但其中核心芯片的80%、液晶面板的70%靠进口(对信息安全至关重要的路由器、基础软件更不必说);年产1000万辆轿车，发动机等关键部件靠进口;高铁举世瞩目，轴承、轮毂、轴等关键零部件依靠进口。我国钢产量7亿吨，每年要进口七八千万吨高级钢材。具有“比较优势”的纺织业，高端纤维和面料、机器设备依赖进口。先进技术和装备一代代引进，消化创新乏力，被动追赶。

　　我国庞大工业的主体是处于全球中低端的“劳务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西方的“知识经济”。所谓“全球流动”的生产要素，实际上自由流动的只是全球逐利的资本，核心技术不可能向我们“流动”。只能靠以中国企业为主体、走奋发图强、自主创新的道路。

　　很显然，在诸如汽车、飞机、机床等综合高端制造上，中国以所谓“市场换技术”策略，近乎全面而彻底失败——中国的庞大市场丢了，被外资企业占据了，但是没有换来先进技术。其实，被一些自由主义人士反复鼓吹的“市场换技术”策略(一度被渲染为战略)十分幼稚，因为跨国公司都是依照“技术生命周期”在世界进行贸易投资、实施国际分工，先进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是跨国公司的看家本领，是其安身立命、核心竞争力所在，怎么可以授之于人?更为可笑与荒唐的是，中国在“市场换技术”策略失败后，竟然玩起了自欺欺人的鸵鸟把戏，高调宣称“在华注册的外资企业都是中国企业，他们的技术创新就是中国的技术创新”。依照这个逻辑，“来咱家串门的美女，都可以宣称是自己的媳妇”;“当初日本关东军进入东北，完全不可以称之为侵略军，中国的义勇军、抗联完全是不必要的甚或是非法的”。自由主义的思维与逻辑已经荒唐得一沓糊涂。

　　【高梁分析：谁在瓦解中国的工业根基】

　　(1)经济理论界和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的相当一部分人，多年受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影响，亲美亲资倾向浓厚(他们以批“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为名，否定为人民服务、争国家独立富强的根本立场)。甚至动用行政手段，压制群众对改革中的失误和腐败现象的批评。

　　(2)实际的政策取向，在牵涉技术-产业-对外经济-金融等领域，左右摇摆，一再向既得利益集团让步。一是从“自主创新”的鲜明立场后退，回避为实现自主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战略必要的对外经济政策调整，对外资势力及其政治代表步步退让;二是金融改革中，国有大银行、大企业大规模合资并海外上市，国民财富外流，影响国家金融信息安全;三是亿万群众血汗积累的金融资产输送给某超级大国，甘当资本主义的世界“长工”;四是在地方官商违规大搞土地财政面前无所作为，等等。

　　(3)20年来，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国内资本势力上升，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表现，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被逐步边缘化，理想崇高被贬斥，社会道德滑坡，自私享乐市侩主义盛行。知识界右翼多年营造亲美亲资、诋毁革命和爱国主义的舆论，解构中共与新中国的历史合法性。政府和理论界部分人，缺乏起码的职业责任感，庸人哲学盛行，有的沦为内外资本的代言人。基层政权软弱涣散。高层缺自律，上行下效，腐败蔓延，愈演愈烈。社会不满强烈，党政威信下降。

　　(4)腐败、贫富分化、官僚主义等问题积重难返，住房、医疗、教育昂贵，社会不满。自由派借机将矛头对准国家根本制度，源自“改革不彻底”，需要“彻底市场化”，即“好的(没有权力介入的)资本主义”，这只能骗自己。

　　国内贫富差距的主要因素，实际上是跨国资本雇佣关系，其次是腐败、行业/城乡/地区差距。但这一主要因素竟被“遗忘”。

　　至于权力介入市场问题，只能根据不同经济社会的具体情况分析。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会不同程度介入经济，后进追赶型国家更需要政府的(有限)支持保护。

　　极端自由主义高调诉求“深化改革”，要“顶层设计、经济政治综合改革”，以“打破垄断”等口号为掩护，要求位居国家命脉的国企和主要银行私有化(实质就是呼应西方企图，消灭国家自主技术/产业升级的中坚力量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求农地私有化，要求共产党让权。面对广大人民群众改善政府领导的迫切要求，面对明显针对我国基本政治经济基本制度的颠覆性舆论攻势，有关领导一度无所作为。但是，社会主义思想多年来深入人心，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他们的诉求决不应该被忽视，过分偏向精英的政策是不得人心、没有生命力的。

　　【高铁奇迹--高铁从未“以市场换技术”】

　　“7·23”事故的发生，以及刘志军腐败案被查出，舆论曾一度质疑中国高铁技术取得的成绩。尽管“7·23”事故主因在120天后被确定为组织和管理不善而非技术问题，大量的误解乃至有意的歪曲仍呈一边倒的架势……

　　甚至还出现了吊诡的现象：一方面美国发现频道播出京沪高铁纪录片向中国高铁技术致敬，德国媒体刊文感叹“亚洲人已从西方人身上学会怎么建造高铁，现在还可以自主研发”;另一方面中国的一些经济学者和媒体撰文斥责中国高铁技术“或者是华而不实的自我吹嘘，或者是完全子虚乌有的杜撰”。

　　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中国高铁发展最低谷的时刻，长期跟踪研究中国产业经济发展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开始关注和调查研究中国高铁技术，并在今年3月完成了报告。本刊记者近期也进行了深入验证调查，现将其中的核心内容呈现给读者。

　　这组文章的使命，不是一一反驳那些混淆视听、似是而非的技术细节争议，也不是再次证明中国高铁技术成就如何辉煌，而是要厘清一百多年中国工业现代化梦想所苦苦追求的核心技术能力的获得，如何在中国高铁事故中吸取到真正的经验教训，并坚定自主创新的决心。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人都能深入中国科研生产第一线调查研究，而非借助某些西方公司和局外人的眼光“隔山打牛”。

　　正如路风的研究报告的结论所言，“中国必须坚持自主创新道路的理由，不是因为核心技术买不来，而是因为能力买不来。因为能力买不来，所以中国企业和中国工业对于中国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是外资能够替代的，所以中国政府和中国工业对于技术发展的主导权是任何其他因素都不可替代的。”

　　文章组：

　　文一：追踪中国高铁技术核心来源

　　文二：高铁从未“以市场换技术”

　　文三：政策“意料外”的高铁奇迹

　　文四：“两部联合”激发大规模引进“正能量”

　　文五：自信拓宽高铁创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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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根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亟需惊天革命】

　　摘要：比较优势理论甚至不值得一批。抓住高端产业是国家崛起和社会和谐的基础。保护主义与内向型经济是中国崛起的唯一选择，也是破解美元霸权的釜底抽薪的根本措施。主权信贷是与美元霸权相对立的，我国具有广阔的市场，主权信贷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单从人口上来说，我国的人口规模超过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的人口总和，我国具有世界上任何国家或欧盟都无法企及的最大的内需市场，完全可以在任何产业上达到规模经济，对外贸易并不重要，达到贸易平衡就可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中国要重走内向型经济的原因。

　　重走内向型经济和贸易平衡，美元霸权就对中国无计可施了。这将是世界人民当然也是美国人民的福音，因为美元霸权建立的是一种类似于古罗马的掠夺和剥削体系，是世界经济动荡的主要根源。欧盟和日本虽然对美元霸权极其不满，但他们不具备破解美元霸权的实力，只能忍气吞声。而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和可以发展最多样化的分工，因此完全可以实现自给自足，再加上统一的中央政府，这样，中国完全可以与美元体系隔离开来，以中国为龙头，团结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自建一种与美元体系相平行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在这种情况下，美元霸权必然要逐步走向衰落，并最后瓦解。

　　然而，在美国金融利益集团和军工复合体集团的支配下，美国政府必将对任何试图脱离美元体系的国家进行打击，因为任其发展，它不仅不能剥削中国了，而且由于美元霸权的最终瓦解，将使美国的霸权也被瓦解。因此，它甚至有可能会发出战争威胁，阻止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就想去年的黄海军演一样。但这只不过是战争恫吓而已，这种办法对待伊拉克和利比亚可能有效，但对于中国这样国土辽阔的国家来说，任何入侵者必将陷入屈辱的失败境地，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担忧。但是，从战略角度考虑，中国需要做两点工作：一是优先发展军事工业，为将来的战争做好准备，二是中国的工业不能集中在沿海，中国的工业中心应该向中西部转移，以避免损失过大。

　　一、比较优势理论甚至不值得一批

　　去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主持翻译的迈克尔•赫德森的著作《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今天谈反思比较优势理论，我在英文文献中看到有大量文献批判它，我甚至都觉得没有必要再把它整理出来，因为比较优势理论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历史角度看在那个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从历史上来看，发达国家崛起，没有一个是通过比较优势崛起的。从李嘉图到萨缪尔森—赫克谢尔—俄林定理这些理论都是非历史的，根本就没有考虑目前发达国家所谓的“比较优势”都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人为地通过反对比较优势打造出来的。

　　最近，我和上海社科院的梅俊杰打算出版一套《国富战略译丛》，专门翻译有关发达国家特别是英美是如何崛起的著作。现在经济思想史教科书对重商主义的评价是错误的，重商主义是当时的民族国家强国富民的国家战略。英国工业革命的时期是1760-1830年这段时间，英国1846年才废除《谷物法》，在此之后才实行自由贸易，所以，有些人说工业革命实在自由主义的启蒙下爆发是不对的，其实是在英国的高度保护下形成的。对于英国崛起来说，除了羊毛业还有资源方面的条件外(但没有比较优势)，它在丝织业、麻织业和棉纺织业在资源条件上都没有，在当时的国际竞争上都是人为建立起来的，从而形成了高附加值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现在经济学界几乎一致地信奉比较优势理论并反对保护主义，孰不知英国工业革命就是反对比较优势理论并在重商主义的高度保护主义下爆发的。长达300多年的重商主义国富战略有一个核心的思想：好的贸易和坏的贸易的区分：“进口低端产品并出口高端产品”是“好的贸易”，而“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是“坏的贸易”。自1993年以来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来，由于受比较优势理论和自由贸易的欺骗，我国深陷“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和“出口实物产品换取美元纸片”的“坏的贸易”的陷阱之中，这是一条通向贫困和依附型经济的道路。

　　二、抓住高端产业是国家崛起和社会和谐的基础

　　从理论上说，一国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质量对国民贫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不是通过掠夺性地开发自然资源，也不是通过掠夺别的国家，那么一国的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取决于什么?只能取决于通过科技进步开发大自然所带来的租金分享，而只有高端产业才是科技创新的载体，而我国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所从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几乎没有创新机会，是低质量的经济活动，当我国把这些高质量生产活动及其创新收益拱手让渡给发达国家的时候，社会各阶层收入提高和共同富裕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了，政府就必然要与民争利，资本家就必然要压榨工人，因此，就必然会在利润、工资和税收之间相互倾轧，这就是在目前的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正是按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以所谓低工资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才造成了今天社会不和谐的局面。顺便说一句，正是由于依靠外国直接投资和实行自由贸易，技术创新的绝大部分成果就被跨国公司所攫取了，所以我国各级政府就无法通过来自工商业税收的增加分享这种技术创新的收益，因此，不得不愈来愈靠出卖土地获取财政收入，从而成为房价越来越高的重要推手，这是我国土地财政得以产生的重要根源，也是天社会不和谐的重要根源。

　　因此，像中国这样在科技上落后的国家只有反对比较优势，国民才能富裕起来。因为一国只有在抓住高端产业的时候，由高端产业所带来的高创新率和高水平进入壁垒所产生的高附加值不仅创造了可以由企业家、劳工和政府分享的生产率增益，而且由高质量生产活动的创新所产生的“不断涌来的收入潮水浮起了所有的船”，从而导致国内各行各业中全体国民共同富裕的基础。但是，一旦一个国家丧失了对高质量生产活动的控制权，那么，这个国家将不仅在自主创新上举步维艰，而且它也将丧失高质量生产活动通过系统协同效应使其生产率增益普惠于报酬不变和报酬递减的行业以及提高全体国民公共福利的机会。

　　三、保护主义与内向型经济：中国崛起的唯一选择

　　去年我写了篇文章:《保护主义与内向型经济：中国崛起的唯一选择》，从理论上比较系统地论证了我国为什么要重走保护主义和内向型经济道路的问题。现在，在经济学界，保护主义几乎遭到了一致的反对，我国学术杂志上几乎所有的文章都在讨论如何进一步推动我国的自由贸易问题。即使能容忍保护主义学说或者对保护主义学说比较推崇的人也不喜欢“保护主义”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就像“小姐”这个词一样在目前已经被主流经济学糟蹋了，成了一个坏词。比较优势理论不能够作为中国发展战略的基础，但在中国整体战略的里面，它还可以作为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发挥作用，这个优势还是需要利用的。但是总体战略是保护高端产业和充分开发国内广阔的市场，为此笔者提出了中国保护主义经济崛起的十大战略方针。

　　作者提出这种发展战略必然要与我国“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相冲突，因此，我就必须在理论上对这种发展模式的理论基础——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进行深入反思。2009年春，我在给学生上课时，就开始对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进行系统的批评。后来，有学生告诉我，该理论被推荐为了2009年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候选理论。直到去年，我才正式地发表《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致命弊端》一文，文章提出了这种观点：由于跨国公司模块化生产、发达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垄断结构和美元霸权的支配性影响，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不仅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被锁定于产业低端的依附地位，而且也使我国遭受到美元霸权的残酷掠夺，这是我国经济虽然高速增长，但已经无法再像战后日本和韩国那样使全体国民福利得到普遍提高的基本原因。“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不仅没有解决沿海与内地之间的矛盾，反而导致了资金、资源和劳动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导向型部门，造就了畸形的外向与内需相分割的“二元经济”，成为内需长期无法启动、民族企业的投资机会被外资挤占并引发严重经济泡沫的主要原因。这种战略不仅没有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反而却造成了重工业的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和高端技术仍被跨国公司所垄断的局面，并成为高等教育没有出路、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三农问题”成为死结和就业问题日益严重的主要根源。

　　四、保护主义的内向型经济也是破解美元霸权的釜底抽薪的根本措施

　　主权信贷是与美元霸权相对立的，我国具有广阔的市场，主权信贷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单从人口上来说，我国的人口规模超过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的人口总和，我国具有世界上任何国家或欧盟都无法企及的最大的内需市场，完全可以在任何产业上达到规模经济，对外贸易并不重要，达到贸易平衡就可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中国要重走内向型经济的原因。重走内向型经济和贸易平衡，美元霸权就对中国无计可施了。

　　我国深陷“美元陷阱”的主要根源在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在于实体经济，显而易见，如果中国的进出口保持长期的动态平衡，也就是外汇储备够三个月进口的需要就可以了，这样我国就不会积累这么多的美元储备，也不会陷入“美元陷阱”。因此，如果没有终结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那么，在纸币经济的时代，无论是储备货币多元化还是不切合实际的建立与主权脱钩的世界货币都无法解决美元霸权问题。要解决美元霸权问题，就必须破除对出口导向型经济或外向型经济的迷信，就必须重走保护主义的内向型经济。

　　英国崛起时靠外贸，是因为他的国内市场狭小。而美国由于国内市场大，所以崛起时走的是内向型经济。因此，在贸易平衡和内向型经济的情况，美元一分钱也不让它进来。技术问题如何解决?主要是靠国内竞争，中国这样大，竞争能充分发挥作用。如果说把美国和德国崛起概括说是通过“对外保护对内自由竞争”实现的也可以，但是自由竞争又有问题，美国在崛起的后期社会面临分裂，这是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出现“进步时代”的原因，因此，国家还是要干预，不能自由放任。

　　五、中国保护主义经济崛起的战略方针

　　我几年前有一个提法，就是建设中国崛起的国家主义经济学，按照这种经济学，我们现在需要研究破解美元霸权的战略，研究在实施保护主义战略后，我国在金融、农业、工业、对外贸易等各个方面如何去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是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型。我在《保护主义与内向型经济：中国崛起的唯一选择》一文中，提出了中国保护主义经济崛起的十大战略方针，这包括：第一，抓住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特别是要把资本货物工业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工业在国际经济中的领先地位作为奋斗目标。第二，提高关税保护水平，停止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的谈判，拒绝在中国推广转基因农产品技术，拒绝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第三，停止引进外资和回购外资企业。第四，重新恢复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基本方针，其目的是为我国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创造国内市场。第六，严格限制乃至禁止原材料和不可再生资源出口，并把资源型外资企业全部收归国有。第七，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在于丰富的人力资本和潜在的科技优势而非廉价劳动力，这为中国开发这种最丰富的要素禀赋并崛起为世界科技创新第一大国创造了别国难以匹敌的优势。第八，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特征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要以工人农民的收入增长为引擎。第九，大力发展国内区际分工和区际贸易，以开发中西部为重点，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工业特别是高端产业集中在沿海地区的不合理状况。第十，内部改善：以保护主义为特征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需要我国在国内流通体制、基础设施、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等内部环境的改善上痛下苦功。

　　现在我看不到这种大转型的希望，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政府中没有人会从这方面去想，他们仍是被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理论支配着，曾有国家领导人倡导干部们要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根本不知道我们主编的一本与之大相径庭的《穷国的国富论》。这是非常令人感到悲哀的。因此，看来只有遭遇重大危机，才有可能有人对我讲的感兴趣。

　　此外，如果按照我所提出的转型来做，这将是世界人民当然也是美国人民的福音，因为美元霸权建立的是一种类似于古罗马的掠夺和剥削体系，是世界经济动荡的主要根源。欧盟和日本虽然对美元霸权极其不满，但他们不具备破解美元霸权的实力，只能忍气吞声。而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和可以发展最多样化的分工，因此完全可以实现自给自足，再加上统一的中央政府，这样，中国完全可以与美元体系隔离开来，以中国为龙头，团结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自建一种与美元体系相平行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在这种情况下，美元霸权必然要逐步走向衰落，并最后瓦解。

　　然而，在美国金融利益集团和军工复合体集团的支配下，美国政府必将对任何试图脱离美元体系的国家进行打击，因为任其发展，它不仅不能剥削中国了，而且由于美元霸权的最终瓦解，将使美国的霸权也被瓦解。因此，它甚至有可能会发出战争威胁，阻止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就想去年的黄海军演一样。但这只不过是战争恫吓而已，这种办法对待伊拉克和利比亚可能有效，但对于中国这样国土辽阔的国家来说，任何入侵者必将陷入屈辱的失败境地，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担忧。但是，从战略角度考虑，中国需要做两点工作：一是优先发展军事工业，为将来的战争做好准备，二是中国的工业不能集中在沿海，中国的工业中心应该向中西部转移，以避免损失过大。

　　六、重大危机导致发展模式转型的两个必要条件

　　重大危机导致发展模式转型的需要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国家的精英接受了符合国家利益的经济理论，二是形成了符合国家利益的利益集团。否则，再大和再多的危机也没有用。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刚开始的时候，我认为中国战略调整的机遇来了，但一看2008年底拉动内需的4万亿计划以及恢复出口退税的种种做法，我的心就凉了。当奥巴马在2009年初搞保护主义的时候，我甚至希望他搞的越大越好，这样才能刺激中国大转型。但美国很聪明，它不能搞的把中国人搞急了，搞的中国没办法了不得不转型，而这种转型对它们的利益集团是不利的。因此，国际金融危机提供的重大转型机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被政府错过了，因此，我在2009年写文章说，看来只有更大的危机，人们才能觉醒。

　　但也未必，近代史上的鸦片战争是多大的危机，“千年未有之变局”，但中国拖了很久才觉醒，然而，到现在仍不清楚美国、日本等国家崛起的原因。美国崛起就是因为接受了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保护幼稚工业和独立自主发展国民经济的理论。

　　比这种理论更重要的因素则是在重大危机发生时存在一个符合国家利益的利益集团。例如，在1812-1814美国转型时，由于在此前的1807年的禁运一直到1814年底第二次美英战争结束时的七八年间，由于对外贸易的中断，原先支持自由贸易的并对国家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大贸易商等不得不为了生存，转投国内工业，到1814年底第二次美英战争结束时，他们在工业上的投资已经具有一定规模了，这些人在符合国家利益的工业上就有了自身利益，而且是有权势的人，因此在1815年2月的《根特条约》生效后，当大量的廉价英国工业品汹涌而入企图剿灭美国工业资本的时候，他们当然不干了，因此他们大力支持和推动美国的工业保护主义运动，为美国崛起奠定了基础。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两次战争使美国的利益集团发生重大重组，汉密尔顿的思想就可能永远被束之高阁了，美国就会陷入和拉丁美洲一样的命运。

　　七、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大变革需要思想启蒙(略有修改)

　　中国30年改革分为两个阶段：学潮之后的1993年是变化的转折点，看关税就可以看出来，1995年关税大幅度下降，在此之前靠内需，在1993年之后，由于新自由主义日益支配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我国才陷入了目前进退维艰的困局。从对外关系来看，从1993年开始，为了加入WTO，我国大幅段降低关税并没有限制地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从而陷入了美国经济战略家通过对中国学界、政界和商界洗脑的陷阱之中，使中国人自己自愿地选择了一条依附型的经济发展道路。现在所谓的“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实际上是外国人忽悠中国或我们自己忽悠自己，包括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实际上都是作秀，政府官员们根本就不了解自主创新的含义。

　　现在自由贸易和外资有益的观念仍占支配地位，所以中国经济要大转型首先需要思想启蒙、救亡启蒙。我去年提出召开“中国民族经济保护主义运动高级论坛”目的就是要这种工作，此外也是要充当学术压力集团的作用，要发出声音，要让政策制定者知道，还有替代性的发展思想，现在是他们不了解，只知道自由贸易理论，其结果是上当受骗。学术压力集团的作用是促使高层了解保护主义是发展中大国取得技术和经济领先地位的必由之路，这样他们才会有反思，才有可能接受对国家有利的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