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把文革搞乱的？

2013-7-27 22:32|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105| 评论: 1|原作者: 恽仁祥 |来自: 东方红网

摘要: 是谁把文革搞乱的？是对文革肯定还是否定的核心问题。必须搞清楚。搞清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事实说话，我们不能学走资派和一小撮别有用心者靠造谣混日子。

最后重复介绍一下毛主席去世后，叶剑英对赵永夫的处理情况：

“1976年后，青海形势再次逆转，叶剑英两次指示洗恒汉作青海同志的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放出来，给予平反。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和兰州军区司令员冼恒汉都坚持认为：赵永夫的事情是中央决定的，放赵应由中央下文。1979年3月，青海省委报请党中央批准，撤销了1967年3月24日《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并对由这一决定造成的冤假错案一律平反昭雪。”“赵永夫获释后任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后以正军职干部离休。” (注：参见2010-12-03 10、毛泽东旗帜网、云鹤：“‘文革’史的研究，心须‘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从‘文革中的青海二.二三武斗惨案’的真相所想到”一文)。叶剑英给赵永夫“平反”，让人们对毛主席关于不肯改悔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认识，有了更大的提高和深化。

三、毛主席、周总理有关讲话

在此，介绍两件事。

第一件事：

毛主席提出了对右派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留得人在，搞错了可以平反，人不像艽菜，艽菜割了能长出来，人的脑袋割了长不出来。从此，直至毛主席去世，所有政治运动，对犯政治路线错误的人的处理，都是这个原则；超出了这个原则是毛主席去世以后的事。1967年7月，毛主席说：“前一段时间报刊点名打倒成风。我就要王力限制报纸点名。我让他搞了个单子，列出已经被中央和各地报纸点名的各省市委第一书记和中央各部委”。可见，即便点名批判的，数量也不大。关于两派群众组织，毛主席、中央都一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方面不仅有中央领导不少讲话、指示，而且中央文件也多次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毛主席还专门给周总理亲笔写信，现抄录如下：

恩来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

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的目的。

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

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

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可见，文革中死人的事，与毛主席无关，至今未见有任何人拿岀毛主席有杀害手无寸铁的人民的事例。因此，凡说毛主席在文革害死了人的，均属恶意诬陷，必须依法追究责任。

第二件事：介绍几段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话

“毛主席晚年，从林彪问题以后直到去世，一再忧虑：在他死后老帅们要造反，出现中国军中的赫鲁晓夫，怎么办？”(参见姚文元《回顾与反思》)。

毛主席病重时说：“叶剑英也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极端不满的分子，再不要让他插手军队的工作了。这两年军认的情绪不稳是和他有关系的呢。许多政治谣言，和他有很大关系呢”。(参见师东兵访华国锋谈话记录)。

注：毛主席这段讲话，说明毛主席认识一个人，同常人一样，有个认识过程，别人也有个暴露过程，这同认识任何事物一样，由表入里、由浅入深，最终认识事物的本质。所以，毛主席对叶剑英的认识，由表面的“大事不糊涂”，到最终上述的认识，这一认识过程符合唯物论。

周总理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发言说：“(1)、叶剑英派工作组，好多都派到肖望东那里去了，所以肖望东对主席那么凶；(2)某某也是二月逆流的一部分，是跟叶参座的；(3)、二月大闹怀仁堂后，17日某某起草镇压群众的传单，叶剑英修改后，还加重了，加上‘如不立即撤退，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用飞机大量散发。接着就抓人，抓了十万人，还说少。军队刚开始发动群众。黄新廷和李井泉勾结在一起，来了个镇压运动。于是万县就开了枪，一次打死170多人，其中还有小孩子，这亊叶剑英也是有责任的；(4)、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冲军亊科学院(王树声同志为保护档案)，大字报也上街了，叶是知道的，他沒有制止。叶向真用绑架的方法，只用了七分钟时间，就把彭真、罗瑞卿抢走了，引起了以后的全国绑架(注：叶剑英最后也绑架了江青同志等)，……；高干子女作坏亊，就是高干纵容的。陈云的女儿陈伟力……，反动得很，现在还直接攻击毛主席，…；(5)、赵永夫是副司令员，把司令员刘贤权同志关起来，23日镇压群众，《青海日报》的‘8.18’给围起来，打死300多人，叶剑英还打电话祝贺，说他们打了胜仗。赵永夫倒(谎)说是林副主席祝贺的。2月开军委以上干部会，就是要纠正他们的错误，但叶剑英还把赵永夫找来介绍经验，中央看了不对头，林副主席讲了话，才制止了。”(注：《赣江苍茫》一书说明，事实没有制止住，赵永夫还是介绍了经验)。周总理接着说：“徐向前的问题更严重：(1)、…；(2)、他们镇压群众，有些学生在三座门静座几昼夜，要抓徐向前辩论，中央让他去接见群众，他不去。有的同志说：‘外面冷得很，不要把他们冻坏’。徐向前说：‘冻死了活该，多冻死几个’。对群众就是这样的恨。以后还是陈伯达去做工作。徐向前还说：‘这是军队的亊，谁要你管？’并说：‘我用不着你们管，我没有什么错误’。江青同志是全军文革的顾问，但他们开会不通知她，所以江青同志说：‘他们把我开除了。’”关于保护老干部问题，周总理：“(1)、聂、叶、徐三人点头抓杨勇(注：北京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说：‘要烧，要烧焦’。群众听说是这样，于是就抓起来了。后来他们推托责任，说是上面点头的。后经再三追问，郑维山同志当面对证说：‘是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你们三人点头的’，怕有问题，又找了他们二人，他们说了，要燒，要烧焦，这样他们才哑口无言。到底是谁保护了老干部？(2)、中央文革曾保过聂，但他对中央文革不滿。也保过陈毅、徐向前，都不滿，竟说：‘不要你们保’。好像保了他们，他们就不光荣了，他们自以为一贯正确。实际上几个元帅两次接见、两次讲话后，群众要他们检讨，中央文革的同志出来保他们全部过关的。事后，他们对这些不但不感激，反而说中央文革不保护老干部”、“周总理最后说：他们保护什么老干部？他们保护的是刘邓司令部”！(参见司马清扬、欧阳龙门著，2010年5月香港出版《新发现的周恩来》第324至326页)。

四、我的一点体会

有人说历史不会重演，这话不全面。历史上有些人以损人开始，而以害己告终的丑剧，可以说一再在重演。反党、反人民的人大肆宣扬“文革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栽赃陷害文革和毛主席以及造反派。但纸是包不住火的，最终真相大白，宣布文革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的人，最终被剥掉了伪装，他就是把文革搅乱了的罪魁祸首。一场贼喊捉贼的闹剧，终于真相大白。人民终将会审判这位共产党的叛徒、杀人如麻的刽子手！

充分的事实证明：文革的乱是走资派和反党分子操纵了“工作组”、“支左”的军管死保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武装镇压造反派而造成的。而且越“工作”、越“军管”越乱。这己是无可否定的历史事实。我本人对此有点发言权。文革期，在陶鲁笳(当时任国防科委主任、党委书记)和钱学森(当时任科要副主任、党委常委委员)两位领导同志直接领导下，遵周总理指示：尽快把笫十、第十四研究院的问题解决了。这两大研究院(相当省、部级单位)，在文革期都是被科委那个走资派及其一手操纵的伪保队副总勤务站(注：国防科委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总勤务站”，直到9.13事件后才垮台)，挑动派性、挑动群众斗群众，死保走资派，而搞乱的在北京地区有名的“老大难”单位。并先后多次派驻“工作组”、“军管”，结果是越“工作”、越“军管”越乱。

为落实周总理的指示，陶、钱把我派驻任工作组副组长、组长。在这前，在陶、钱直接领导下，被科委走资派及其伪保队副总勤务站一手搞乱而彻底瘫痪长达三年之久的科委情报所(局、所合一)，即本人所在的单位，仅三个月的时间解决了问题，全过程没批斗任何一个干部和群众，没让任何一个干部和群众写检讨和交代材料。科委常委会决定让我在科委系统在京厂、所(相当厅局)以上干部大会上介绍了经验。因此，我到第十研究院和弟十四研究院在三线的半导体研究所后，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都找我反映问题。分别仅三个多月时间，而且同样都没有批斗任何一个干部或群众，没有让任何一个干部和群众写检讨或交代才料，而且干部和群众没有贴一张大字报。完全靠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解决了持续数年之久的矛盾，有些矛盾在当时是非常棘手的。但本人在这段时间内体重由120多市斤降为92市斤，毫不夸大地说，确实是革命加拼命苦干出来的。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见了我对我说：你们上报的材料(注：我在科委系统干部大会上代表所党组作的经验介绍)我看了，很好。直到后来走资派篡权后迫害我时，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告诫他们：“恽仁祥的问题中央知道，这个人不能整他，(毛)主席还有批示，谁整谁倒霉”；以及后来万里同志宣布的中央决定：(国防科委以李敏为女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是“天大的冤案”；邓小平命令科委：“快把人放人，否则很被动”。我才从张爱萍私造的监狱走了出来。这些，并不是说明我恽某有多高明，而是证明在陶、钱两位领导同志直接指导下干的工作，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经得起任何检验。在文革期间，被走资派破坏成难以解决的三个“老大难”单位的问题，都是在陶鲁笳同志亲自指导下，相信和依靠本单位广大干部和群众努力和支持，遵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以及文革期间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等指示，就是靠毛泽东思想把一些当时很棘手的问题解决了。而至今，尤其是走资派篡权后，陶鲁笳同志和我本人都遭走资派栽赃、诬陷和残酷迫害(注：详情在我写的，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2年7月出版的《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一书作了详细介绍)，而我们处理的任一案例，无一人提出非议和翻案的，相反当他们知道我们遭走资派迫害时，还分别派代表，甚至从千里外托人来当面向我表示问候，劝我们保重身体，以至得知走资派对我扣发薪金和粮票后，还表示愿资助我。对此，我们都对他们的问候表示深深感谢，我还表示走资派用经济手段迫害我，我对付得了，我养鹌鹑鸟不仅经济上能自救，还学到了一手自制自动化孵化设备，饲料配方及疾病控制等一套技术。凭这些亲历，证明了不管多棘手的“老大难”单位，只要工作组、军管不受走资派操纵，不受走资派挑动的资产阶级派性干扰，充分相信和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用毛泽东思想，多棘手的问题就平稳地解决了。而如果工作组、军管组受走资派操纵，支一派，打击一派，就只能是越“工作”、越“军管”越乱。更有的“工作组”、“军管”不仅受走资派操纵，而且军管本身的领导就是走资派，他为了树自己而整别人，甚至为了算文革的帐、搞反攻倒算和阶级报复，那更是乱上添乱。例如张爱萍“整顿”七机部就是个典型例子。(详情参见《张爱萍在1975》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