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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评李宪源《重庆模式失败或许比成功更重要》

已有 1313 次阅读2012-2-24 23:19

此评是应网友要做出。当前,时局迷离,国势堪忧,“重庆模式”及其主官(“主官”是借用乌有一个叫美华网友的用词)政治生死两茫茫。李宪源此文此时发出,反映出了乌有左派当时(盲目追捧)和当前(无所作为)的政治不成熟心态,为鼓励往日紧跟乌有而今无所适从的部分乌有普通网友,做此评论聊发陋见,与众共勉。



李宪源此文,据其文按,是2011年9月专为“重庆模式讨论会”之约撰写,原题为《一个铁杆毛派评估“重庆”》,现在改题目发出是鉴于“王LJ事件”把中国推向历史的“十字路口”。可惜的是,我未能搜索到其所说的早先的“仅扼要发表”,以兹与现文对比,以便获得准确评论需要的更充分的信息。现在题目为后来所加,认真阅读全文,从作者思维和文章逻辑的内在连贯性来看,感觉到最后一段,要么是整个,要么是部分,是现文发表时所加——至少是有重大修改,以便和现在的题目相呼应,如果这个推测不正确,谨向作者和读者致歉。



这篇文字,在我读来,传递的信息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李宪源无论出于什么样的真实政治立场,都是主要地赞成和支持重庆模式的。他拒绝普世论,也拒绝“水至清则无鱼”的“正宗社会主义”,言辞激烈对比性同时批判了来自其所谓右派汉奸阵营和来自“某些左翼人士”的对重庆模式及其主官的责难,他强烈批评“左翼某些人士”“责难攻讦‘重庆模式’的劲头,跟右翼的讨伐围攻相比,似乎毫不逊色”,他说这样的左翼过于强调“政治明确性”,“却从来提不出、或不屑提出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来”。这就意味着,他对于重庆主官善用“政治模糊性”的“重庆模式”是赞赏有加的,充分肯定其“切实可操作性”。这一认识显然正在被证明是不正确的。



第二,李宪源在理论上对“毛邓衔接论”经历了从质疑到深信的过程。他一度对崔之元、甘阳等提出的这一理论持有一定保留,但在看到重庆主官,盘踞在体制内,似乎成功运用了民意,又似乎成功抵挡了右派的进攻,运用机巧,走钢丝,“在清晰与模糊之间,保持恰到好处的平衡”,似乎得心应手(注意我用了三个“似乎”),就基本接纳了“毛邓衔接论”,并成为这一理论的坚决支持者。他说:



“……我对“毛邓衔接论”一向持保留态度……而这一次,看到薄熙来借邓大设计师一连串具有不容挑战置疑之权威性断言,那么酣畅淋漓、无遮无拦地放炮,‘先富’政治家和理论家们能言善辩、从不认输的钢牙铁嘴,一下哑然失声几同一堆废铜烂铁……。就冲这一点,就不得不佩服一下‘衔接论’发明者的政治智慧。”



第三,李宪源无论怎样存在对“重庆模式”细微的不认同,但对其“保党”和致力于党的“共同富裕”的事业这一核心政治价值,是坚决肯定和坚决支持的。这也是决定上述第一点,即他支持“重庆模式”的内在构件。李宪源主要的政治立场是“一个拥护两个打倒”(参见本博较早时候李宪源对我《拉弓射箭》等文字的多条评论)。他对“重庆模式”的政治价值的高度肯定,是和他自己的“一个拥护两个打倒”的政治立场高度吻合的。他实际真正关心的并不是“重庆模式”是不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而是其“实际做的”是“保党”和志在党的“共同富裕”事业。也就是说,他希望大家不要落在“资社争论”的窠臼里去。他这是深得邓小平真传的。他这一政治取向还充分体现在这段充满感性色彩的话里:



“用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的话来说,‘重庆模式’能否通过采用一整套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具体方案,‘营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道德高地’,乃是一件能否继续确保‘中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和凝聚力’的头等大事。也许只有紧扣这样的着眼点,人们才能得出更加符合实际的解读。”



这段话的核心用六个直白的字可以高度概括之:“保党”,“共同富裕”(所谓“确保中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就是“保党”,所谓“确保凝聚力”就是“共同富裕”——在当前的政治语境下,还有除此以外的其他解释吗,本右而左以为是没有的)。



第四,李宪源在这篇文字里,一方面继续发扬光大了他的“汉奸论”,另一方面又成为一个阶级调和论者,并不打算和汉奸卖国贼们做彻底的坚决的斗争,只是把阶级调和成功的希望,寄托在所谓“健康力量”上,当时就是具体寄托在重庆主官等少数人身上。李宪源说,主官的最大难题,是如何让“重庆共同富裕模式”既是“延安”(照顾工农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经济份额利)又是“西安”(不触动资本阶级的超强优势和控制支配力),而又“划清延安和西安的基本界限”。李宪源尽管认为这个主动权,不在主官手里,不在工农手里,而在“先富阶级”手里,却一方面对于“先富阶级”的“道德血液”心存一份幻想,另一方面又对主官的雄才大略啧啧称赞:主官以罕见语调,公示邓小平的“如果两极分化了,就走了邪路”的“另类观点,“这份报告,却一下把‘邓小平理论’这门‘大炮’的炮口,转向了一直使用同一门大炮瞄准亿万‘屁民’狂轰滥炸的‘专业炮手’们”,“那么酣畅淋漓、无遮无拦地放炮,‘先富’政治家和理论家们能言善辩、从不认输的钢牙铁嘴,一下哑然失声几同一堆废铜烂铁”。



事实似乎正在证明,情况不是他说的这样。他显然没有注意到,当时主官用“邓小平理论”这同一门炮,装上这一理论中的所谓“另类观点”的炮弹(就是“共同富裕”),朝“专业炮手们”开火的时候,政治大环境对于主官是不利的(参见我的《焰火》),主官当时这样做,明显是迫于政治对手的高压,撇清“重庆模式”与文革的关联性,改变初衷,寻求“改开道统”支持。这明显是一次战略退却。这一退却,表面上为他赢得主动,本质上就入了对方的套路,丧失了主动。毛泽东晚年已经被全党否定,谁要敢祭出毛泽东晚年旗帜,全党共诛之,谁以毛泽东旗号挑战邓小平的“改开道统”,必然失去党内主力支持。主官试图这样做过,就在党内多面受敌,为扭转局势,就只好退回到邓小平“改开道统”,寻其“另类观点”的支持。但这无济于事,还表明主官接近于用完自己的全部实力,为强弩之末了。



阶级调和是没有出路的,寄托于本来就根本不存在的什么党内健康力量,“饮马长江”也是不可靠的(李宪源这种机会主义的感情冲动,很有点李立三当年“一省或数省”武装暴动,先拿下几个中心城市,“饮马长江”的味道)。



第五,李宪源正在从“重庆模式”倒向“新民主主义”。他写出这篇文字是2011年9月,当时他认为主官是唤醒了党内其他健康力量的健康意识的,例如他列举了上海俞正声的言论作为证据。因此,可以说他那时是真诚的寄托主官能成功调和各方利益,获得政治上的巨大成功,走出一条“不同于文革,又不同于西方的”特色的“保党”又“共同富裕”路来的。然而,汉奸数量的庞大显然超乎他个人想象力,他们里应外合,操控国家机器的能力,也显然超乎他个人的想象力。他和乌有大佬们一样,总是把中国现在的各种问题,主观地归于少数汉奸或者个别重要领导人的个别行为的结果,而不愿意客观地承认,那是“D总路线”的必然结果,是全体党政干部“多快好省”执行贯彻“D总路线”的必然结果。国民党的正确都是蒋介石的,错都是汪精卫的。这样的历史解释,是没有历史依据的。



李宪源“说实在话”:“倒宁可希望看到‘重庆模式’被搞成一个典型的‘改良主义样板’,一个为秦晖、萧功秦等自由亲美派人士向往鼓吹多年而不得的‘好资本主义’鲜活标本”。然而,李宪源盼望的路似乎不通了。“王LJ事件”爆出,似乎已经颠覆了他的“狭义汉奸论”,也似乎已经堵死了主官的政治上升之路,还似乎真把中国逼上了“十字路口”。



李宪源当前是不会放弃“反汉奸”,“保党”,“反私产”,寻求“共同富裕”的立场的,因此他会继续苦苦寻找那条 “反映了中共‘红二代’力求寻找一条‘超越性’道路的真实冲动,真能成功开辟出一条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又不同于‘(文革)错误道路’的光明大道”。这样一条可以兼顾他“一个拥护两个打倒”的政治理想的“光明大道”,现在看来只能是张木生的“新民主主义”。张木生和乌有座谈,到乌有当说客,李宪源是否在场,我不知道,现在,他把一篇旧的文字,改头换面发出来,主张“‘重庆模式’失败或许比成功更有意义”,明显是要和重庆主官说再见,去叼衔张木生的“新民主主义”的橄榄枝去。



以上从五个方面,指出李宪源这篇文字的主要信息,不一定全面,有的信息直白在原文里,本不需要解释,如第二点。我也不一定对,网友们可以补充和纠正。从这些信息里透露出一个更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才是我本文要关注的重点,也是我想借以提高朋友们认识的思想阶梯:李宪源绝不是一个其自诩的“铁杆毛派”,而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铁杆D派”,并将随着政治时局的“流变”而“流变”为其他的“铁杆派”。其文字和政治理想表现出来了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投机主义,处理政治问题的粗放主义等等,这些无一不具有D派的标准色。



李宪源显然理论高度不够,历史解读不深,无法明白毛泽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历史角色。从其附和当下主流,说出“文革错误道路”这样的话来,就能判断他不懂毛泽东,也不懂文革。这里我不做详细说明,只做两点重要提示,抛砖引玉。



第一点,毛泽东的上层建筑顶层设计,是用来从政治上压制各强势阶级,保证政权为工农大众服务。这个顶层设计具有很高的合理性。文革前这个顶层一度被刘少奇们利用,透过他自己这样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党内代理人,很大程度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文革中,毛泽东修改“人民民主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并相应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要避免“人民”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歧义,通过直接广泛吸纳普通的工农兵进顶层,如陈永贵,吴桂贤等,置换顶层结构中的国家管理者,以确保顶层设计的无产阶级性质,为无产阶级服务。这一层的意思,没有人解读出来,李宪源当然也不能解读出来。所以他这个“铁杆的毛派”居然也觉得文革是错误的。文革后,D总路线就是要逆转这个顶层设计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态势,而且也是通过置换顶层结构里的人来完成的。文革前是地主资产阶级在党内寻找代理人,现在他们不需要了,一是党的官员已经地主资产阶级了,二是地主资产阶级可以入党进各级政权领导机构甚至中央了,他们可以自己代理自己(我在《落差》一文里关于张木生篡改国体“五颗星”的涵义部分有一些说明,有兴趣的朋友去参考一下)。在这样的背景下,还坚持“健康力量说”,就必然坚持“文革错误说”。



第二,上层建筑也是分层的,其底层是“公检法”这一类的刚性的国家机器,其上层是柔性的政治文化。毛泽东的文革大革命的根本的目标是要改造上层建筑的上层,使之有效约束上层建筑的刚性的公检法。这一点,也是没有人解读出来的,李宪源也不能解读出来。毛泽东懂得历史上发生过什么,懂得这些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情的历史意义,懂得如何根据这些历史意义避免这些历史事件的负面意义和弘扬其正面意义,然后确立新历史的方向和进序。毛泽东是在这样不同程度的三个层序上懂得历史改造历史而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今天的历史学家,更不用说李宪源们和一般网友,基本都是仅仅在第一层意义上,也就是在“历史上发生过什么”这一层面上,懂得历史的,所以无法解读出文革的意义。这样,李宪源说“文革错误”,说自己是“铁杆的毛派”,就是极大的讽刺了,这不一定是他自己主观的为自己贴金,主要的还是他没有真正懂得毛泽东的缘故。



李宪源和重庆主官以及一切指望通过“D总路线”实现“共同富裕”的人,如果明白了以上两点,就绝不会再做类似的追求,要不然,就是完全彻底的政治欺骗。法国革命的启示是什么,就是第三等级(含资产阶级)经济利益实现后,寻求政治权力的保护,向皇帝和贵族要政治权力;印尼华侨遭遇集体杀害,是因为没有政治权力的保护伞;马来西亚规定华人不得参政是因为那里的华人都占有巨大的财富,一旦再有政治权力在手,马来西亚人就成为华人的奴仆,就像今天的中国工农阶级沦为先富起来而又掌握了政治权力的各阶级奴仆一样。



此外,李宪源们其实并不知道“共同富裕”到底是不是真的反映出了中国人民的真实政治需求。对于尚在贫困中的人们而言,“富裕”的确还是梦想,是他们当前阶段的最高需求,这个“他们的最高需求”其实是人类作为类的人性的最低需求,即生理生存需求。对于另外的更广泛的人群,一定程度上包括哪些正在求知的学生,其掩盖在“共同富裕”诉求之后的真正的诉求是社会的公平正义平等,以便每个人有均等的机会实现自我价值。这是作为类的人的中高端的需求。现在,网络上广大的虚拟发言人群体和现实中以群体事件表达诉求的发言人群体,表面上看来是对“共同富裕”的审视,其深层的心理动机,是对整个社会制度异化,人性异化,权力异化,表现出的强烈不满和严重的敌意。“重庆模式”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人们“共同富裕”和社会安全的基本的心理需求,但是,一旦“共同富裕”达到后,就会发现,他们真正需要的原来不是“共同富裕”本身,不是一般的不受黑社会骚扰这样的基本安全(虽然也包含着),而是更高程度的社会政治安全(这个安全有了才能反过来保障“共同富裕”和“基本安全”的可持续性)。这显然是重庆模式不能给予的,因为重庆模式过于依赖某个政治家的个人的短期作为,而不是长期的固化的制度体系。



毛思D理论不吻合,血型不合,无法嫁接,无论什么左派,只要走向D就是右,借D的片言只语是无济于事的。毛泽东有灵活性,而其最根本的则是原则性,战争年代毛泽东每一次救党,都是他的原则性(虎性),如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坚持独立自主,而不是他的灵活性(猴性),如别人剥夺他的权力,他就接受,就去读书写文章。对比之下,D的个人生存和治国之道都恰恰相反,为了灵活性,他可以牺牲原则性,甚至为了灵活性,他根本不要原则性,而且D在这样做的时候,还有一个致命缺点,就是粗放式经营国家政权,1958年前后他是这样的,1962年前后他是这样,1975年前后他是这样的,1989年和1992年,他更是这样而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其结果就是政权的合法性、毛泽东积累的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任,基本已经被他挥霍干净。更不幸的是,D的粗放式经营,在新政下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如不作为(如“不折腾”)和乱作为(如四万亿),还有各种各样的政治秀!群众路线是最能说明政权经营的精耕细作和粗放式之差别的,毛泽东给合作化运动能写150多个细致入微的批语(其中一些可说是非常优秀的语文范本和哲学教材),今天的高层谁能够对中国的某个具体的农村事情,写出哪怕一个相对合理的批语?所以,毛D衔接或者嫁接,必然的就是理论失败,这也就决定了其实践不可能成功。



主官的错误就在于打毛泽东旗号,走D总路线。前者要取民心为其所用,后者要取官心资本家心为其所用。殊不知民心官心资本家心,早已经对立,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就决定了主官的失败,其若是真的目标在毛泽东社会主义,而又不想离开体制,理想的做法,是只能举D旗号,先官心资本家,而后民心,不能齐头并进。然而,他去重庆的时候,基本处于出局状态,这条路那时已经走不通了,剩下的只有华山一条路:干脆一杆子插到毛泽东那里去。可以说,他打出毛泽东旗号的时候,收获了民意,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他还是无法摆脱体制的惯性和吸引力,其政治钟摆不得不随着对手又摆回了D理论,其最终结果虽然老百姓都还不知道,但从跟“重庆模式”有互动的李宪源现在显出的改换门庭的样子,恐怕是凶多吉少。



我本来不做没有依据的关于动机的评论,上面第五个方面虽然涉嫌这一点,但那是他这篇文字发出时机和修改题目,对照于当前迷离的政治局面所释放出来的信号。本来,在当前这个时候,乌有大佬和一切曾经支持主官的人(如这个李宪源)都应该站出来,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他们曾经高喊统一战线是最高调的,现在需要统一战线的时候,一个个却不知道何为统一战线了),动员他们能够动员的一切社会力量,去支持他们一向认为的和实际支持过的健康力量,而不是急于发消极的言论,显示自己的政治预见性。如果李宪源这篇文字是当时就发出,其具有“政治针对性和时效性”(他自己所言)我是不怀疑的,而现在这一“针对性和时效性”,就大打折扣了,不过是一个向“新人”打出的白旗,说是投名状也可以。



具有讽刺意味的还有,我在《拉弓射箭》一文里说:当前回归社会主义需要的一个主观条件和两个客观条件“在可预见的将来,都不具备”,“也正因为如此,我搞的是理想主义的信仰的传播,是为将来的中华儿女做些思想上的拓荒”,他看了,就对我提出严厉的指责,说我“比‘乌有派’更为悲观、消沉与后退,从‘最革命派’的姿态,一下跳到对中国革命形势评估极为悲观的‘取消派’,真让人大开眼界!”。



我昨天建议大家读我那几个涉及到“重庆模式”及其主官帖子,那些帖子显示,“王LJ事件”发生之前,我是主张大家冷静看待“重庆模式”,不要过于盲目乐观,却从来没有泼冷水,“王LJ事件”之后,我对“重庆模式”抱着极大的同情和抱打不平的心态,一点也没有幸灾乐祸。可是,我们的之前不悲观的、不退让的、改良主义的李宪源,现在似乎有点悲观了、退让了、甚至有点取消了,而又有点“革命”了。这是一个好现象,此时此刻,如果乌有大佬们敢于祭出毛泽东旗号(无论是真心还是假意),有所作为,我就要考虑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了。我是革命还是投降,我是汉奸还是左派,网友们定夺吧。



不知道李宪源是怎么想?







右而左

2012-02-24



附件:李宪源原文:



重庆模式失败或许比成功更有意义



原标题:一个铁杆毛派评估“重庆”

李宪源

此文是2011年9月应某“重庆模式讨论会”之约撰写的专题论文,因受征文字数限定仅摘要发表,全文从未公诸于众。值此“王立军事件”或把中国再次推向历史“十字路口”之际,本以为可以忽略遗忘的这篇旧文,其政治针对性和历史时效性,是否远远超出了作者自身评估和想象?——有待广大读者来评判。

“重庆模式”争议之大,不在于目前做了什么,而在于这一模式带头人的内心深处,有无重走毛时代社会主义道路的想法。

在某些左翼人士看来,不提“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之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重庆模式”,不过是当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作自我调整的“再版”。恢复“为人民服务”立党宗旨和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地位的种种说法,不过是为推行 “换汤不换药”的“改良主义”做掩饰。而较为“主流”的左翼看法,则更愿意把“重庆模式”,看作中国回归毛时代社会主义传统的重要迹象和现实展示;欢欣鼓舞之情,胜不自禁。跟上述左翼主流期待和评价相吻合,中国右翼精英则把重庆的“唱红打黑”,认定为“文革极左思潮死灰复燃”的现实表现和动向。忧心之忡忡,几近五内如焚。而要确定这些感觉是否符合实情,零打碎敲不行,而必需用“普遍联系”方式来审视。

近两年来,中国最具历史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有两个。一个在东北,某位以“必先做大蛋糕”为名大搞“化公为私”的资方代表,因推动“两极分化”太过积极冒进,一命呜呼被通钢工人怒不可遏的乱拳击毙。另一个,则是随后出现的“重庆模式”。通钢事件的爆发,凸显依靠“(少数人)先富”路线“全力做大蛋糕”的主流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面对毛、邓生前均十分担忧会发生的阶级矛盾在中国空前激化之状,作为宣称没有任何私利而永远以人民利益为唯一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连同其奉行的特色理论,受到严峻挑战与考验。继“唱红打黑”之后,薄熙来《缩小三个差距,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主题报告,显示“重庆模式”的本质,其实就是试图对上述挑战考验作出回应。用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的话来说,“重庆模式”能否通过采用一整套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具体方案,“营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道德高地”,乃是一件能否继续确保“中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和凝聚力”的头等大事。也许只有紧扣这样的着眼点,人们才能得出更加符合实际的解读。

回顾追溯“重庆模式”的酝酿过程和启动轨迹,其实从一开始,就更接近崔之元、甘阳等新左派人士构筑的理论框架;其核心就是颇具折中调和色彩的“毛邓衔接论”。按照这轮说法,毛泽东路线和邓小平路线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对立冲突,而只是适应了中共建国之后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发展需要。毛泽东时代为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大物质基础和高效强劲的党国一致动员体制。邓小平路线则是毛泽东路线在最新历史条件下的自然延伸和必要创新。中华民族最明智的选择,就是不要片面褒贬两者中的一方,而是充分发挥两者各自优势,纠正避免两者各自缺陷局限,做好具有历史超越性的“合题”。



人们并不知道薄熙来多大程度上受“毛邓衔接论”的思想影响。但经常把毛主席语录挂在嘴边,又从不吝惜对邓小平路线的赞美颂扬,却无疑是薄熙来一大发言风格。在其强调“共富”的那个《报告》中,被右翼媒体宣传认定“毛左思想”严重的薄熙来,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既不是一如既往地再次援引了毛主席的话,也不是高达十一次之多地提到邓小平,而是以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和动人肺腑的罕见语调,把“邓小平理论”中一向被主流刻意掩盖的“另类观点”,作出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与强调——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了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在资产阶级不仅早已产生、且对国家事务越来越多发言权的情况下,重提邓小平这类鲜为人知的重要说法,意味着什么?人们可以从各个角度去思考揣测。但不管是什么思考结果,却都必须面对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这些年来,“邓小平理论”从来就不是这样被阐发和运用的。在掌握“主流话语权”的中国右翼精英联盟手里,这个“理论”一向被作为最得心应手的工具,为“先富”者们肆无忌惮地扩张自身利益和疯狂剥夺“后富者”的利益,提供勿容丝毫挑战置疑的权威依据。而薄熙来的这份报告,却一下把“邓小平理论”这门“大炮”的炮口,转向了一直使用同一门大炮瞄准亿万“屁民”狂轰滥炸的“专业炮手”们。面对这一明显违反“主流常规”的逆向炮轰,以“做大蛋糕”为名顽固坚持私有化导向之“先富路线”的“先富”精英们,将会怎么应对?是持续保持难堪尴尬的沉默?还是利用手中掌握的强大宣传机器,继续强词夺理?这或将是本年度中国公共事务中,最为微妙、又最引人入胜的一个看点。


基于本人的“极左”思维习惯与本性,我对“毛邓衔接论”一向持保留态度、并甚专门写过相关质疑文章。而这一次,看到薄熙来借邓大设计师一连串具有不容挑战置疑之权威性断言,那么酣畅淋漓、无遮无拦地放炮,“先富”政治家和理论家们能言善辩、从不认输的钢牙铁嘴,一下哑然失声几同一堆废铜烂铁……。就冲这一点,就不得不佩服一下“衔接论”发明者的政治智慧。



但在部分左翼人士眼里,怎么看怎么觉得别扭的“毛邓衔接论”,单靠薄熙来《报告》强调“共同富裕”这个联结点,却抱有极大疑虑。他们担心:真按这种“和稀泥”色彩强烈的框架去操作,利益微调,“小打小闹”,是否真能有效扭转“两极分化”既成大局?薄熙来面临最大难题,是怎么可能在不触动资本统治占有超强优势和控制支配力的前提下,为不断“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的工人农民,争得符合社会主义本义的政治地位和经济份额?重庆所实施的“共同富裕”模式,又怎样才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木不治本”的例行做法,划清“是延安还是西安”的基本界限?



而在我看来,回答上述悬念的答案,其实并不掌握在薄熙来的手里,也不掌握在状如散沙的大多数工农大众手里,而掌握在人数虽少、组织性超强和能量空前的“先富阶级”手里。一切要看他们是否真能节制贪婪,让脑瓜“充满道德血液”,跟热切盼望公平合理重新确定“蛋糕份额”的“待富大众”真诚和谐相处?还是重走当年国民政府杀人不眨眼的“戡乱救国”血腥路子?



中国“先富阶级”迄今为止对“重庆模式”的所言所行,特别是对薄熙来报告阐述的共富理念和立党宗旨,如果不是采取不择手段、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态度,以薄熙来为代表的、对文革急风暴雨式群众运动心有余悸却又不失安邦定国之志的中共“红二代”们,或许还真能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又不同于“文革道路”的新路子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整个世界的发展前景,或许真会因此增添前所未有崭新篇章!



反之,薄熙来那套跟“文革做法”显然相去甚远的思路,他那种力求“不偏不倚、贫富双赢”的探索,以及他那套迟早会迫使“先富”向“后富”作出必要利益让步的重新“划分蛋糕”方案,如果被栽上“重走文革极左老路”或其它罪名惨遭挫败,那就只能证明:在阶级矛盾与冲突已经相当厉害的中国,摒弃毛主席群众运动路线和阶级斗争方式,试图以“重庆模式”切实有效扭转“贫富两极分化”的“特色”之路,其实并不存在。



任何了解熟悉“维新改良”与“革命造反”彼消此长内在转换关系的有识之士,都不难明白“重庆模式”如果被扼杀否定,对不堪承受“住房、教育、医疗和腐败”“四座大山”之重的中国劳动大众,以及对一手制造这些“大山”的倒行逆施者们,将各自意味怎样的结果。

//搞威胁,革命,无效!

或许因为薄熙来一再声明“唱红打黑”跟文革没有任何关联,重庆推进“共同富裕”的做法也明显缺少“毛式革命”的迹象,某些左翼人士责难攻讦“重庆模式”的劲头,跟右翼的讨伐围攻相比,似乎毫不逊色。这些人非常擅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词句,去对照抽查每一个令人生疑的情况。但对于怎么有效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去现实中创造必要历史条件,以及在何种历史条件下才能有效地推动革命,却从来提不出、或不屑提出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来。



中国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势力,不仅已经形成了组织严备的完整阶级,掌握了空前强大的政治经济资源,而且通过投靠国际资本势力,建立了里应外合的行动机制。而中国渴望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广大工农群众和进步知识分子,基本处于一盘散沙状态。面对中外资本主义势力比毛时代不知强大多少倍的现状,薄熙来要把“体制外”民间左派“消灭私有制”和肯定文革的主张,作为“体制内”的公开号召和行动纲领,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其“体制内”政治权力。这样的选择,谁高兴呢?极其害怕薄熙来借“共同富裕”为名、行恢复社会主义之实的中国精英走资联盟,一定会非常地满意和高兴。



所幸,薄熙来没有这样笨。



按薄熙来目前政治局委员身份和中共“全党服从中央”组织原则办,在党中央没有做出相应决议之前,采取可以作出各种解读的“模糊”政治姿态,固然难免招致部分左翼人士的反感,却也能削弱右翼势力疯狂反扑的程度。世上本无两全之策;正确的做法与选择,是在清晰与模糊之间,保持恰到好处的平衡。



但党内推动客观公正重新评价文革历史意义的暗流,似乎已经涌动。跟薄熙来一样 “入常”呼声很高的另一位中共“地方大员”,曾在跟上海交大学生交流时明确指出,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



对照中国已经出现新生资产阶级和大量工人农民沦为社会底层之不争事实,这段旗帜鲜明肯定文革初衷的话,处在旁观地位的俞正声可以大胆讲,在风口浪尖的薄熙来,显然就不能这么讲。在所有党内高官中,即使俞正声的说法离左派最近,他却同时又说:“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毛主席)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但是,不能因为这种担心而寻找一种错误的道路。”



问题是,这种貌似兼顾左右立场和感情的表述,结合薄熙来所作的“共同富裕”探索,如果反映了中共“红二代”力求寻找一条“超越性”道路的真实冲动,真能成功开辟出一条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又不同于“(文革)错误道路”的光明大道来么?在某些“左派人士”眼里,这种不明不白的“政治模糊性”,无疑带有机会主义的味道。但在我看来,这比他们所期待的“政治明确性”,或许自有其特定的阶段合理性。如果把“重庆模式”的崛起,当作中国历史长河中一个无法跳越的特定历史过程来看待,面对“敌军围困万千重”的国内外“资本全球化”整体局势,一开头就把重庆搞成一个“水至清则无鱼”的“真宗社会主义样板”,或许就连“开头”的机会,也都没有了。



说实在话,本作者倒宁可希望看到“重庆模式”被搞成一个典型的“改良主义样板”,一个为秦晖、萧功秦等自由亲美派人士向往鼓吹多年而不得的“好资本主义”鲜活标本。这样的话,一旦它被中国“先富”精英联盟成功扼杀,壮烈牺牲的,就不是愿意耐心等待更多人觉醒觉悟的中国毛派社会主义者,而只是“毛邓衔接论”中想跟“毛路线”接头而终于没能接上头而自行宣告彻底失败的“邓理论”。当“红二代”想用改良方式增加“中特主义”合法性和凝聚力的重大实验,不幸寿终正寝之时,新的历史一页必将展开帷幕!作为历史“开拓者”载入史册、又以“垫脚石”收尾的令人惋惜的薄熙来,不管其内心深处到底怎样想,“重庆模式”的兴衰存亡,将从不同角度雄辩证明:“在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之类被媒体刻意封杀的假言假语,其准确度和历史生命力,确实大大超过了那些被大肆宣传的真言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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