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哲：昨天的查建国们和今天的查建国们

水边

昨天的查建国们和今天的查建国们


老王社长



读查建国历史和现在的文献，我们知道，昨天的查建国是一位疯狂的毛主义者，而今天的查建国，是一位疯狂的反毛主义者。昨天的查建国是一位爱国的民族主义者，他反对北约的炸弹；今天的查建国是一位“普世”的带路主义者，他盼望北约的炸弹。

这都没有关系，这不是希哲要讨论的主题。也许今天的查建国是对的。因为，（查建国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心路历程”。“人总是从自己的历史中走过来”。他说，“我与很多"老三届"有近似的历程”。

其实，何止“老三届”，查建国的“心路历程”几乎与全部的今日五十，六十岁以上的反毛“普世精英”们都“近似”，他们当年都是大喊大叫的“毛主席的红卫兵”，是“东方红”’“红旗”，是“红色暴动”......。为了无限忠于，他们深情改了自己的名字或儿女的名字叫“卫东”、“东红”、“保华”....。当然，若干年后，“彻底否定”之后，他们也随之“心路历程”了，悄悄地把名字改成了“伟东”一类，就像建国先生把自己亲手命名的女儿“继红”，改换了名字一样！

但既然说查建国先生也许是对的，那些“彻底否定”后，随之“心路历程”，纷纷改换了旗幡和名字的普世精英们也许都是对的（查建英：“二十年前，“红卫兵”的神是毛，而现在的理想青年们穿着牛仔裤和T恤，树立了一个新雕像：民主女神。”）
那么问题究竟在哪里呢？
问题恰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心路历程”！

当昨天红色毛主义者的查建国们，“心路历程”了，“跟上时代”了，进步成为了白色反毛主义者了之后，那些不愿或拒绝“心路历程”，或“心路历程”较慢的人们，又怎么办呢？其实，这部分今日“毛派”人们，若王小宁们，无非就是昨天的查建国。那末，今天的查建国应该怎样对待“昨天的查建国”呢？或者说，今天进步了的查建国，应该怎样对待今天还没有进步的，拒绝进步的，或进步较慢的查建国呢？扩而大之，老王严肃要问的是：“今天的查建国们应该怎样对待“昨天的查建国们”呢？

老王的意见是：今天的查建国们与昨天的查建国们，应该是一个接受或拒绝“心路历程”，或接受快慢及尺度的关系，是一个可以相互尊重，坐下来平等讨论协商，寻求共识，“公约数”的关系，也即民主的关系，而不应是敌对的，你死我活的关系。老王倡议召开一个海内外左中右各方意见都来的协商座谈会，其实，无非就是想请“今天的查建国”与“昨天的查建国”和正在“心路历程中的查建国”，三个“查建国”，坐到一起，心平气和，好好谈谈而已。而查建国，却据此把老王判为什么什么的“帮凶”！

不奇怪。因为查建国先生的意见，却是要把今天的查建国（们）与昨天的查建国（们），视为你死我活的两个敌对“阵营”的。是把昨天的查建国（们），视为“反动派”，“复辟势力”，“出土文物”......的。昨天毛主义查建国的革命对象是邓小平。邓小平把昨天的查建国们“严打”，活埋在了地下，今天的查建国却坚决地不许活埋在地下的昨天的查建国“出土”，喘口气，爬起来！这就是他要的“普世的民主”。查建英说当年“衣服口袋上别着毛像章，臂上戴着红袖章”的哥哥，他“举手投足就像一位战争前夜的年轻指挥官。”不同是，那“年轻指挥官”查建国，指挥着与未来的反毛派查建国们的“复辟阴谋”进行战争，今天的年富的指挥官查建国，指挥着与今日的毛派，昨天的红色查建国们的“复辟阴谋”进行战争。

这图画，鲁迅先生似这样描绘过：一些红色的革命青年杀白色青年十分骁勇，一旦“心路历程”后反正，投向白色，掉头杀红色的革命青年，杀昨天的同志们，同样的不失其骁勇，乃至更加的骁勇。


古代的英雄也有。一旦自家“跟上时代”了，“心路历程”了，“就去打方腊”。

查先生说：
“是的,我与青少年的自己，以及那个时代渐行渐远。批判("污蔑")那个时代,背叛那时的"我"，是我晚年最大的事业！”
据说，那个时代，他红得发疯，是因为被“洗脑”了。但是，查先生凭什么坚信，你今天的白得发疯，不同样的是被什么“洗脑”了呢？为什么就不可以永远对自己抱持一种怀疑，探索和理性批判的精神呢？

同在那时代，希哲就没有被“洗脑”，他独立思考，理性批判；今天他同样没有被“洗脑”，他同样地独立思考，理性批判。因此他才能说，“我可以反思检讨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但绝不背叛污蔑我的青少年时代！”

2014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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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附录：
那时，希哲出于希望更多地了解建国先生，曾认真读了几遍他妹妹，作家查建英写的查建国小传：《国家公敌》。那里面步步记录了建国先生是怎样“渐行渐远”地离开了他那更遥远年代的“政治立场与理念”的。
录几段吧：

“人大附中。......在这个阶段，他（查建国）开始崇拜毛泽东。他认真阅读了毛的传记，试图模仿伟大领袖：冬天冲冷水澡，读哲学，思考，和朋友们辩论政治和社会的大问题。他平生第一次政治行动是给学校领导写信，攻击死板的课程设置和小资情调的内容。建国至今为此自豪：在文革爆发之前，他就已经挑战体制，而且是单枪独马。”

“文革的暴风雨结束了。......建国却在社会动荡中茁壮成长，成为学校里一派“红卫兵”的头儿。他很少回家，回来时则全副红卫兵时髦打扮：褪色绿军装和军帽，衣服口袋上别着毛像章，臂上戴着红袖章。他高大魁梧，面相英武，在我眼中宛如神话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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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建国和一群红卫兵去了内蒙古。他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改造中国农村。我父母为他饯行：记得那天家里挤满了红卫兵，高谈阔论，大笑，吃东西。......17岁的建国显然是核心人物，举手投足就像一位战争前夜的年轻指挥官。.....
钟阿姨（查建国生母）去火车站送他。火车启动，她朝儿子挥手。“但他表现得好像我根本不在那。他只是不停的喊：”毛主席再见！‘“她告诉我。”他中文革的毒太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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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建国的女儿出生。建国为她取名“继红”。接下来的几年对中国来说是转折关头：邓小平开始掌舵中国，使它转
向改革开放。废弃十多年的高考恢复了，我是通过考试进入大学的人之一：当时
我下乡不满一年，这个转变来得恰是时候。但建国似乎仍旧执着于以前的时代。他把一张巨大的毛主席像镶上黑纱，悬挂在家里墙上，他常常在像前独坐很久，陷入沉思。他妻子后来告诉我，大约有两年时间，建国都在悼念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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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的妻子最终说服他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1989年初了。她是个实际的女人，
不能接受一辈子在农村过穷日子的命运。是她在贫困的岁月里把建国最后一件红
卫兵纪念品——一面褪了色、印有他们那个造反派标记的旗帜缝成了被面。现在
她决心不让女儿变成农民，可对于建国来说，返回北京等于给他20年的精神历程
划上了屈辱的句号。改造农村的革命理想成了虚妄的幻想。他没有改变农村，自
己却被改变了。

建国回到北京没有几个月，天安门的学生游行就开始了。每天去广场听演讲和唱
歌，看新一代学生造反派在行动，建国既震动又感动。二十年前，“红卫兵”的
神是毛，而现在的理想青年们穿着牛仔裤和T恤，树立了一个新雕像：民主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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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对共产党和毛残存的信仰在6 月4 日彻底崩溃。在政治上和个人生活上他进入了一个漂泊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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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知道，建国那时已经找到了他决心为之献身的宏伟大业。几年前，他遇到
了一个叫徐文立的人，徐当年是铁路上的电工，也是“西单民主墙”时期的民运
老将。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短暂的解冻期，当时，在北京市区中心的西单路口，
人们用大字报的形式在墙上张贴了各种油印的政论、海报、散文、诗，这些大字
报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和讨论，直到1979年末当局出来整肃和清除了西单民主墙。
当朋友把徐文立介绍给建国时，徐刚在监狱里关了十二年被放出来。两人激情澎
湃地谈论中国政治，但一开始他们也策划着一起做点生意。其中一个想法是开家
租车公司。他们做了一些市场调查，还自封了两个人在公司里的头衔：徐将任董
事会的主席，建国任副主席。但这个策划后来也没有了下文：徐指望的投资最终
没能到位。

1998年初，中国的环境异乎寻常地宽松——政府正谈判加入WTO ；克林顿总统来
访。于是各省各地持不同政见者的小群体们跃跃欲试，乘机筹划成立一个反对党，
名字就定下来叫中国民主党（C.D.P ）。徐担任了民主党北京支部的主席，建国
担任副主席：当初经商没能用上的头衔，这回两人把它用到了更崇高的事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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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听到过的对建国最严苛的评论却来自于他的生母。“这不是勇敢，”钟阿姨
曾这么对我说，“这是狂妄和愚蠢。他从小就有英雄情结。问题是他并不是英雄。
他是一个想当将军的士兵，可以冲锋陷阵，但没有将军的才智。”钟阿姨年轻时
是一个美丽的女人。1957年，她被打成右派，失去职务，在牛棚里劳改多年。现
在的钟阿姨已经是一个鬓发斑白、70多岁的小老太太了，她笑容和善，但是腿脚
时常浮肿发痛。尽管对共产党已不存幻想，她还是认为变化只能慢慢发生。在钟
阿姨眼里，CDP 的所作所为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她曾经试图说服建国不要卷入CDP
，提醒他对于自己家庭的责任。建国却用一句经典回应：“忠孝不能两全。”钟阿
姨对建国的执拗彻底死心，在他被捕之后的头两年里都没有去探望过他。（* ）

建国对他母亲也同样不满。一次，钟阿姨和我一道去探视，两人轮换着和建国通
过电话交谈。钟阿姨说到中国太大了，不能变得太快，现在情况逐渐改善，很多
事情都在变好。我看到建国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他终于开口说了几句话，钟阿姨
便匆匆将电话递给了我。我一拿起听筒建国就语气激动地说：“我不想听她说话！
越听越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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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查建国：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心路历程。我与很多"老三届"有近似的历程:少年时即逢世界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洗脑时代。几亿人几代人被"爱党爱毛"的宗教式狂热洗脑。后来因性格与处境不同，而走上了不同的路。我爱思考,想到就要说,说了就要干的性格与15岁时逢文革风暴,17岁下乡到社会最底层的处境结合，开始了对社会的再认识。69年编"通信集"被批为"反动文集"。76年因"走资路"被批斗30次,监视改造两年。后又被内蒙当局打为"鼓吹单干""鼓吹人道主义和异化"分子。88年我写出关于政治多元化与批"四项基本原则"文章。"8964"后退党。98年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坐牢9年。至今仍在不断反思社会反省自己。是的,我与青少年的自己，以及那个时代渐行渐远。批判("污蔑")那个时代,背叛那时的"我"是我晚年最大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