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某领导“八访湖南，避而不拜毛”

刘卫东

值得关注的“关注”
——评某领导“八访湖南，避而不拜毛”
钟关平

新年过后，境外一家媒体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某领导“八访湖南，避而不拜毛引关注”。（http://cn.epochtimes.com/gb/12/1/5/n3477527.htm）

该文转引湖南日报2012年1月4日的报道说： 2012年元旦，某领导第八次到湖南，在湘潭市、株洲市调研，但未到韶山。又说：从中共的官方报道看，自2003年担任xx至今，某领导八次赴湖南，至少曾三次到过湘潭市，但从未去距离湘潭市仅几十里的韶山拜谒毛泽东。

这则“不拜毛引关注”的报道，的确值得人们关注。这位身居高位的某领导为什么“不拜毛”呢？该文引用某领导自己的言论做出这样几种解读。

一是反映了某领导对其家庭历史问题的态度。该文说：“2011年10月25日，xxx同天津南开中学的母校师生谈心时披露，其家人在毛泽东发动的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教过书的祖父所在学校留有他的档案，里面装着一篇篇‘检查’。其父亲在祖父去世的1960年因所谓‘历史问题’不能教书，被送到郊外农场养猪，后来到图书馆工作。”言外之意是，某领导是因其祖父和父亲在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中被“冲击”而对毛泽东心怀不满，才导致“八访湖南，避而不拜毛”。

笔者查阅了2011年11月3日天津日报《xxx忆苦难童年，谈人心向背，透露父亲过世消息》这篇文章。某领导的原话是这样讲的：“上高中和大学以后，我家里人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爷爷在1960年因脑溢血去世，……现在他教过书的学校还留着他的档案，里面装了一篇篇的‘检查’，……父亲也在1960年因被审查所谓的‘历史问题’，不能教书，被送到郊外一个农场养猪，后来到图书馆工作。”某领导的简历记载，他是1957年上高中，1960年上大学。按某领导的说法，他家受到“冲击”应该是在1957年以后，而这个期间正处于反右斗争。他的爷爷去世和他父亲下放到郊区“养猪”，都是1960年，并非是反右期间，也非四清和文革运动，似乎和这几次的“政治运动”无关。至于某领导的爷爷为什么写检查，他的父亲又是什么“历史问题”，这位领导并没有说清楚，给人感觉似乎还有什么忌讳。

笔者从搜索网站查到一些有关这位领导的家族史资料。某领导的家乡在天津市北辰区宜兴埠。某领导的家族不只是某领导所说的“书香门第”，而且是个名门望族。这个家族，在清代中叶合族300余口，有官宦、地主、幕僚，其中有咸丰年间的武状元温长涌、山东登州总兵温长溥，清末民初的直隶督署幕僚、国会议员温世霖，还有日伪时期的天津市长、大汉奸温世珍等。某领导的祖父温瀛士曾任天津县区督学和天津私立小学校长，叔公温赢阶担任天津一间公立学校校长，父亲温刚是中学教员，家中生活殷实。

另据史料记载，1951年6月 30日被人民政府枪毙的大汉奸温世珍，1939年-1943年任伪天津市长兼任华北防共委员会天津分会会长的4年间，作恶多端，罪行累累。在学校教育方面，温世珍积极配合日本侵略者千方百计地把“圣战”和“建国兴亚”的思想灌输给天津青少年。在青少年中组织了青少年团，派专人进行严格训练，通过举办“都市农村青年时代座谈会”、“学生座谈会”、“学生家长恳谈会”、“小国民持旗游行”、“中日青少年团分列行进”等活动，对青少年进行反动宣传和奴化教育。为了推行奴化教育，温世珍责令伪教育局在全市范围内普及日语，开办日语学校，由日本人亲自授课，一般学校也都增设日语必修课，一律使用其指定教材，并升日伪政府旗帜。每遇“神社”祭日或重大节日，还要组织学生、市民举办以“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为中心内容、以灌输奴化教育为主题的演讲会、游艺会及曲艺、电影等活动，向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灌输亲日、反共的思想，诱导青少年“效忠日本帝国”。

某领导在天津南开的讲话，谈到他的爷爷，只是说“爷爷办的乡村小学，是冲破地主豪绅的阻力，第一个招收女生的学校。我记得，他常年为两件事奔波：一件是招聘教师，一件是为学校筹款。”没有谈他的爷爷和父亲的“历史问题”“被审查”和不断“写检查”是否与日伪时期温世珍推行的亲日卖国的奴化教育有关联？如果是，那“被审查”和“写检查”不应该吗？何况从某领导自己述说的情况看，他的爷爷和父亲也仅仅是写写“检查”，变动一下工作而已，并没停发工资，也没对他们怎么样，某领导又何必念念不忘、记恨在心呢？

二是反映了某领导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态度。在天津南开中学的讲话，使人感到他对新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的那段辉煌历史缺乏应有的正确态度，似乎怀有某种偏见和怨恨。他说：“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史”，“在我上小学、中学期间，家境十分贫寒。父母和我们三兄妹一直租住在一间不到9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每月的房租相当于一袋面粉钱，那时父亲月工资最低时只有37元。……因为经常目睹普通百姓生活的艰辛，我从小就富有同情心，这尤其表现为对普通百姓特别是穷人的同情，对不公道事情的憎恶。”从这个讲话中，人们听不到新中国改天换地蒸蒸日上的光辉成就，听不到人民群众翻身解放的欢乐情怀，听不到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的英明伟大，听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而从他嘴里听到的则是他的“家境贫寒”、百姓“生活的艰辛”和民族的“苦难”。当然，就某领导的家庭自己与自己纵向对比，可能不如解放前他的家族的“生活殷实”和富有，毕竟他的祖父能够开办学校，他的外祖父能够开办药店兼有自己的土地。然而，如果是横向对比，与全国大多数工人、农民比，他的家庭生活条件已是相当不错了，毕竟他们还有公房住，还有稳定的工作和工资。再从某领导的个人成长史看，尽管他出生在那样一个有“历史问题”并且是非工农的家庭，他能够上那样好的中学，能够一直读到大学和研究生，能够在大学入党，毕业后能够安排专业对口的工作，能够一步步地得到提升和重用，毛泽东逝世前、大学毕业不到8年就担任省地质局地质力学队政治处负责人，这一切都说明，新中国没有亏待他，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亏待他，毛泽东没有亏待他，他没有理由对新中国和毛泽东如此地冷漠和无情无义。

三是反映了某领导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某领导在南开中学的讲话大讲一通所谓“一种朴素的平等观念在我的心中萌生：人人生而平等，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平等相处。”“我逐渐认识到一个道理：中华民族灾难深重极了，唯有科学、求实、民主、奋斗，才能拯救中国。”这里，他宣扬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普世价值才能救中国，避而不谈只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他说：“只有推翻封建专制和官僚买办的统治，人民才能得到解放”。这里，他避而不谈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他说：“只有不断革新，中国才能进步。”这里，他避而不谈革命，更不谈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他说：“我之所以经常讲穷人的经济学、穷人的政治学和穷人的教育学，……在中国，不懂得穷人，不懂得农民和城市贫困阶层，也就不会懂得穷人的经济学”。这里，他避而不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不谈阶级与阶级斗争。他说：“公平的核心是在生存、竞争和发展的机会上人人平等，而不是基于财富或其他特权的平等。一个政府如果忽视民众和民生，就是忽视了根本。而公平和正义是社会的顶梁柱，失去了它，社会这个大厦就会倒塌。”这里，他避而不谈公平、正义、民主的阶级性，不谈不消灭私有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正义和民主。

刘卫东

以上三条原因说明，某领导“不拜毛”并非是一时疏忽，更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反映了他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根本立场。翻一翻他多年来的讲话就会很清楚地发现，他基本上是不讲毛泽东，不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讲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不讲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不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讲反对帝国主义和坚持国际主义。这些“不讲”，说到底，就是推行非毛化和反毛化，就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

某领导“不拜毛”，是他的世界观的真实表露。列宁指出：“现代历史的全部经验，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都无可争辩地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列宁选集》第4卷第361页）某领导的所言所行，反映的是哪个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呢？显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而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当前，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如何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已经成为人们辨别和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共产党和真假社会主义的试金石和分水岭。某领导“八访湖南，避而不拜毛”，以及其他的一系列言行，已经充分地证明他是属于哪一类的人了。

非毛化、反毛化是不得人心和党心的。一切反毛的小丑都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