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共商协调的计划经济模式

HAD

迪瓦恩与阿达曼的共商式协调
1988 年，英国经济学家帕特·迪瓦恩（P（Pat Devine）e）出版了《民主与经济计划》一书，书，他将自己的模型称为“共商式协调”(negotiated coordination)。)。后来，他在与土耳其经济学家菲克雷特·阿达曼（F（Fikret Adaman）n）共同撰写的文章中对其项目进行了改进和讨论。共商式协调在制度上体现了两个基本原则。首先，它努力使受特定经济过程影响的每个人都最大限度地参与进来。其次，它支持市场交换和市场力量之间的区分。


通过代表参与 通过共商式协调使社会各阶层的参与成为可能，重大经济决策应根据辅助性原则做出。辅助性原则使所有社会所有者的知识都能得到利用，从而使那些受到决策影响的人能够根据自己的偏好和利益作出决策（Devine，2019 年，58）。迪瓦恩告诉我们，这一原则将促进以当地为基础的经济活动，缩短生产周期，从而减少对生态的破坏（Devine 2017，43）。迪瓦恩保留了代议制政府由人民选举产生、法律由代表大会制定的理念，但建立了真正参与性的政党和更加民主的选举制度（Devine，1988 年，189-90 页，212-13 页）。企业（他称之为生产单位）相当于集体所有制。每个生产单位的决策机构由四个部门的代表组成：总体利益（国家、地区和地方计划委员会和共商式协调体）；消费者、用户和供应商的利益（消费者协会、政府和公共服务部门、与生产单位进行采购或销售的生产单位以及与生产单位有关的其他共商式协调体）；工人的利益（生产单位本身的工人及其工会）；以及社区的利益（利益团体和活动团体）（Devine，1988 年，226 页）。然后，这些代表在考虑彼此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共商就生产能力的最适当使用达成一致。这些管理机构决定生产单位的总体行政方向，而工人则通过自我管理组织日常运作（Devine 1988, 227-28）。在经济问题上，代表大会收到由计划委员会设计的一系列国家计划。这些国家计划确定了国家投资的优先次序、向非劳动者（年轻人、病人和老年人）免费提供的资源（包括货币、商品和服务）、“主要投入价格”（工资、能源、自然资源）、“税收”的手段和水平，以及政府的“社会机构”直接向家庭提供的公共服务（Devine 1988：193）。


由代表社会不同阶层、事业和利益的人士组成的利益共商会首先审查这些计划，并就民间社会同意或不同意的内容向代表大会提交报告。经过广泛的公开辩论后，代表大会选出一个单一计划并予以通过。生产单位在市场上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等于生产成本，即主要投入和中间投入（供应、基础设施、零部件、维修等）的总和（Devine 1988, 197-203）。这一价格并不直接随需求变化，而只是“在规模收益可变而非不变时”间接变化（Devine，1988 年，243 页）。通过自我管理，工人在其工作生涯中将有机会从事各种非技术性、重复性、技术性、培养性、创造性以及与组织计划和管理有关的工作。迪瓦恩认为，这种重新分配将大大减少社会分工中的不平等现象（Devine，1988 年，174-79 页）。民主经济计划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工人控制自己的活动和社会的大方向。换句话说，任务轮换涉及将决策权重新分配给工人。

市场交换和市场力量 虽然生产单位是自我管理的，但其决策权仅限于现有基础设施的能力。它们无法自行选择投资新资产或关闭设施。这就是市场交换和市场力量的区别所在，也是共商式协调过程的核心要素。市场交换为消费者和企业家提供了一种手段，通过以既定价格出售和购买来传递有价值的信息（即偏好）。共商式协调包括市场交换，因此日常生产可以适应市场信号。然而，共商式协调摒弃了迪瓦恩所谓的市场力量，即按照价值积累的逻辑做出投资选择。在共商式协调中，不是资本家通过原子化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协调过程来做出投资决策。相反，是社会所有者（所有受影响方）通过事前共商的协调过程做出投资决策，旨在实现集体决定的社会目标（Devine，1988 年，236 页）。事实上，当集体所有的自我管理生产单位要对其生产能力进行调整时（如建设新设施或投资新技术开发），必须在下一个计划周期提出要求。在下一个计划分配过程中，共商式协调体将根据其他生产单位的做法对其进行审查和批准。受该行业影响的每个人都会向共商式协调派出一名代表：显然是该行业的生产单位，但也包括供应商、消费者、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利益团体。共商式协调体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预测和代表大会的国家优先事项，在考虑各生产单位的需求后，努力为本部门制定最佳投资方案（Devine，1988 年，237-38）。

共商式协调利用知识的方式寻求让工人和受计划影响的社会其他各个部分参与进来 1 争论的焦点是规划复杂的现代经济在技术上是否可行。辩论在两个阵营之间展开。第一阵营由奥地利学派（主要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经济学家组成，他们拒绝接受对迪瓦恩和阿达曼来说至关重要的可能性过程。这使他们能够在社会主义计算的争论中回答奥地利学派关于隐性知识的论点1。隐性知识是一种实用的、局部的、不能作为定量信息传递的知识形式。简而言之，隐性知识源于“我们可以知道的比我们能说出来的更多”（Polanyi，2009 年，4）这一事实。奥地利学派的论点（Hayek，1945 年）认为，那些认为经济决策应由地方知识做出的人，以及那些认为中央计划无法获取这些知识的人，因此，他们的决策总是低效的。Devine 和 Adaman（1996 年）认为，让受经济选择影响的人的代表参与投资（共商式协调体）和日常（理事机构）决策过程，可将他们的隐性知识重新纳入决策过程，而无需将其转化为定量信息提交给中央计划局。如前所述，在共商式协调模型中，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但由其成员拥有的合作社或个体经营的小规模倡议除外。不过，迪瓦恩建议，一旦这些企业发展壮大，就应将其集体化（Devine，1988 年，129-30）。因此，整个社会拥有生产资料，并将其借给生产单位。生产单位必须有效利用这些生产资料。因此，代表大会在计划委员会的帮助下，设定了基础设施使用所应产生并向政府转移的回报率。生产单位应达到设定的回报率，否则就有理由要求其他经济部门对其进行“补贴”。为了优先考虑资源的最佳利用，回报率还指导共商式协调体决定投资


哪个生产单位。不同生产单位的收益率可能因以下三种原因而不同：(1) 在生产单位控制范围内的原因（如工资、价格、工作条件和工作组织），(2) 在生产单位控制范围之外的原因（如地点和时尚），或 (3) 与涉及整个生产部门的宏观经济形势有关的原因（如该类产品需求的下降或上升、重大的技术或社会变革）（Devine，1988 年，245-48）。该模式的核心是共商过程，但共商过程是否每次都能取得成功，这一点绝不确定。帕特·迪瓦恩一直坚持这一点：假以时日，人们会学会做出正确的经济决策，因为失败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影响。这些后果可能包括通货膨胀、生产单位不得不停产或地方特定资源枯竭（Devine 1988, 201, 270-72）。这些可怕的后果与资本主义的后果相似。然而，共商式协调将确保所有个人都能意识到其经济决策的后果，并为此承担责任。迪瓦恩声称，从长远来看，人们会相应地改变他们的运作方式。共商式协调的支持者们最近的工作重点是该模式如何考虑生态因素（Adaman 等，2003 年；Adaman 和 Devine，2017 年；Devine，2017 年）。在作者看来，共商式协调体正在将经济重新嵌入社会和自然之中，并使经济过程更加自觉和受制于各种观点，包括那些捍卫环境的观点（Adaman et Al. 2003, 270-71; Devine 2017, 45-7）。这样一来，重大投资的集体协调就会将经济活动与人类需求而非利润联系在一起。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民主计划经济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主要优势就在于此。由于重大投资将由民主计划进行，竞争和增长激励机制将无法发挥作用，因此工人和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将大大减轻。因此，Devine 和Adaman 认为，共商式协调非常适合应对当今的生态问题，而无需进行关键的制度变革。“该模式的核心——共商过程是否每次都能取得成功，这一点绝非肯定。帕特·迪瓦恩一直坚持这一点：假以时日，人们会学会做出正确的经济决策，因为失败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影响”响”。


文章翻译：普罗阿西法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