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派人士谈2023年

傑瑞米柯賓

歷史的幽靈

瓦格納兵變令習近平政權感到震驚，特別是考慮到它與1991年戈爾巴喬夫統治的結束和蘇聯解體的某些歷史相似之處。我們必須記得，習近平在執政之初堅持要求所有中共官員學習蘇聯解體的歷史，以及堅定他們捍衛獨裁統治的決心。習近平用他特有的父權式語言，將蘇聯的解體歸咎於“竟無一人是男兒”，從而來阻止類似蘇聯解體的事件在中國發生。

即使在瓦格納危機進一步削弱普京權力之後，中國政府仍宣布繼續支持普京，原因正如一位評論員所言：“對習近平而言，即使普京被大大削弱，也總比沒有普京要好。”

對於普京政權垮台、由一個敵視中國的政權取而代之，中國不惜一切代價也要阻止這惡夢成真。盡管現階段這種情況不太可能發生，但這將打破目前的國際力量平衡，對中國極為不利。矛盾的是，這也意味著雖然普京在瓦格納事件後明顯處於弱勢地位，但習近平更擔心“接下來會發生什麽”，反而使普京在面對習近平時獲得到額外的談判籌碼。

中國與普京的“無上限”夥伴關系是2022年2月4日在北京冬奧會的期間宣布的。正如我們當時所言，習近平不太可能對普京入侵烏克蘭的計劃一無所知，問題只不過是他知道的多與少。但“無上限”夥伴關系及其時機無疑有助於普京發動入侵。那些聲稱中國政權完全置身事外的說法，顯然是可笑的。正如我們所報導，在當時這造成了中共內部的分裂。中共政權內部的反習派別（這些派別力量薄弱，後來更被徹底清洗）驚訝於習近平公開重構了與俄羅斯的聯盟關系（雖然這並不是什麽新鮮事），他們覺得這是對美國和歐洲的挑釁。而他們認為，這只不過是許多“戰狼”為一己私利而設新目標，但中國在嚴峻的經濟形勢下需要的是更加謹慎。

即使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挫折證明了習近平的重大誤判，他仍然一意孤行。這是因為他認為現在別無選擇。放棄與俄羅斯的聯盟不僅不會強化，反而會決定性地削弱他的政權地位，同時也不會明顯緩和與美國之間沖突，並只會有相反效果。

戰狼出籠

但在去年10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習近平進一步鞏固了他對國家的控制。此後，他摒棄了咄咄逼人的“戰狼”言論，取而代之的是以更嫻熟、不那麽民族主義的言辭，重新表述了他的外交政策。正如我們所解釋，這並不代表戰略上的改變，而只是戰術上的轉變。我們比較過拜登治下的美帝國主義升級行動，與特朗普政府毫無章法又適得其反的亂拳揮舞之間的異同。從根本上來說，拜登只是延續和發展了特朗普時代的反華戰略。而習近平在後“戰狼”時代是同樣道理。

北京所謂的12條烏克蘭和平計劃就是這種策略性變調的一個例子。該計劃在今年2月24日，即普京入侵烏克蘭的一周年時提出，在時間上絕非巧合。帶著這個假惺惺的“計劃”，習近平得以前往莫斯科，重申他與俄羅斯的戰略聯盟關系，同時在各國政府和政治評論員面前天花亂墜。一些人認為這一和平建議意味著中國正與普京拉開距離，並希望結束沖突，甚至可能是在向普京施壓，迫使其在領土問題上作出讓步。但事實並非如此。

習近平政權首先希望避免俄羅斯全面戰敗，因為這可能危及中俄聯盟關系，並危及親中政權的生存。所謂的和平計劃重覆了中共典型的花言巧語，即尊重所有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但沒有明確表示支持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該文件沒有一處呼籲俄羅斯撤軍，甚至沒有使用“入侵”這一字眼。文件的標題是“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哪怕在標題，用的也是克里姆林宮的字眼。

中國的立場是通過停火凍結沖突，這意味著俄羅斯的領土收獲將保持不變。該文件進一步抗議西方的“單邊制裁”和“冷戰思維”──這對中共來說是兩個關鍵問題。文件提出中國將為烏克蘭戰後重解提供援助，實際上不過是希望為中國建築公司贏得合同。

中國的計劃可行嗎？

習近平政權沒有自欺欺人到相信這“和平計劃”會以任何重要的方式被采納。其目的不過是混水摸魚，制造外交煙幕，使中國政府能夠保護其與普京的聯盟關系，盡力防止俄羅斯遭受到慘敗，並為其提供轉移來自歐洲和其他國家政府壓力的工具。至今為止，這並沒有取得任何真正的成功。

還不能完全排除（但機會不大）的是，如果烏克蘭戰爭曠日持久，西方陣營可能會與中國政權接觸，希望他們能加入談判解決，利用中國與莫斯科的良好關系以達成協議。

這並不是一個真正的解決方案，因為當下資本主義危機本身就難以解決，在這個基礎上，任何外部勢力強加的“和平”都非常脆弱。北京的想法是，在烏克蘭不加入北約（這是俄羅斯的條件）的前提下，北京能與歐洲列強一起保證烏克蘭的未來安全。但這是不可能的，美帝國主義是烏克蘭一方的決定性力量，它不會單純的袖手旁觀，坐視北京大大加強其在歐洲的地位。

未受安撫的歐洲

習近平4月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通電話的消息被廣泛報導，但這並不代表中國改變了政策。兩國領導人自開戰以來的首次接觸是在習近平與普京在莫斯科會晤後一個多月後進行的。此前，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一個強硬“戰狼”──在接受電視台訪問時，稱烏克蘭和波羅的海國家等前蘇聯國家不具有“有效的國際法地位”，從而引發了中國與歐盟之間新一輪外交危機。

中國政府沒有召回盧沙野，甚至沒有任何的訓斥。這一事件相當於美國政府故意放出混雜的訊號，讓拜登多次（四次）“口誤”稱美國將在中國與台灣之間的任何沖突中進行軍事幹預。

中國總理李強剛結束了歐洲之行，這是中國政府魅力攻勢的一部分，旨在破壞歐美集團的凝聚力，並將日漸警惕的歐洲資本家連哄帶騙請回中國。在李強訪問的最後一天，歐盟委員會發布了其年度戰略報告，強調要減少對中國的“戰略依賴”，可見這次出訪並非巨大成功。幾天後，中國政府在最後一刻取消了歐盟委員會外交事務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的訪華計劃。雖然沒有給出拒絕的理由，但這很可能是為了報覆幾天前，荷蘭政府按華盛頓的要求，決定進一步收緊對華半導體制造設備的銷售禁令。

德國政府最終也與美國立場一致，禁止中國公司華為和中興通訊進入該國的5G網絡，這對中國而言是進一步的挫折。意大利極右翼總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威脅要退出中國的“一帶一路”。而在2019年的時候，意大利是唯一一個加入“一帶一路”的G7國家，這樣的轉變對習近平政權而言是一次重大的外交政變。然而今非昔比，歐洲各國政府仍在繼續加強與美國和北約的聯系。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有完全相同的利益，但正如中俄集團一樣，統治階級認為他們別無選擇。

新冷戰是全球資本主義破產的表現。兩大帝國主義集團都沒有提供任何出路。這場沖突所遵從的邏輯是不斷升級，更多的軍國主義、民族主義、國家鎮壓，以及支離破碎的全球經濟極大地加劇階級矛盾。兩個集團都如過河卒子一樣，走向深化經濟和政治動蕩。社會主義者的任務是揭露雙方的帝國主義角色，並通過建立一個強大的國際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來幫助工人運動實現政治重啟。

“退林還耕”？中共農業政策背後的危機

近期，中國出台新農業政策，要求“退林還耕”，推廣“水稻上山”，引發了廣泛的質疑和批評。

在政策口號的撐腰下，多個地方政府瘋狂地鏟平森林、公園、甚至公路，將之改為農田。在雲南，政府摧毀整座山體的所有植被，在高聳的山地用挖掘機開發“梯田”。造成了嚴重的生態浩劫，畫面觸目驚心。而也正如任何腦袋清醒之人所料，這些不可理喻的“梯田”，在一場普通的暴雨中被輕松沖毀。在完全沒有植被的保護下造成徹底的水土流失，沖下山的泥水反過來淹沒山腰的農田和村落，並流入附近河道淤積河床，導致了更嚴重和棘手的自然災難隱患。

其實，只要是一個神智正常的人都看得出，這樣的“農業項目”根本是沒有任何實用價值瘋狂的舉動。即便強行推動，產量、效率和成本都不能接受。那為何中共各級政府都著了魔似的跟著魔笛聲走？因為背後有著深刻的政治和經濟因素。

經濟上，中國深陷危機。各級政府財政足襟見肘。過去充盈地方政府金庫的土地財政，由於房地產危機，地產項目紛紛爛尾，開發商已無力大量購地。根據財政報2023年第一季全國財政收入的報告顯示，本年度第一季全國賣地收入同比暴跌27%。而這個數字本身已是基於2022年的低基數所計算，當時的賣地收入已大幅下降。地方政府於是正好借這一個低潮期，補回之前所占用的農業用地面積。為了遵守相關的耕地面積下限規定，地方政府將那些根本不能用作耕地的區域，如前文提到的陡峭山體，強行開發為“農地”。雖然明知根本不會有人去耕種，但在紙面數字上擴大了耕地面積。至於造成的生態和環境後果，則由民眾買單，這正是資本主義典型的利潤邏輯。

“糧食安全”

而在政治上，中共一直以來堅持全國要保留最少18億畝土地的“紅線”。而目前，全國耕地面積為19.14億畝，人均耕地面積約1.36畝，這數字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而隨著冷戰形勢的深化，習近平不斷強調所謂的“糧食安全”，“飯碗要捧在自己手里”。目前，中國的糧食自給率約為65%，預計到2025至30年間會下跌至57%。這一局面令習近平深感憂慮，特別是在未來冷戰局勢將進一步升級，甚至可能爆發中美軍事沖突，中國的糧食貿易渠道是否仍能維持暢通？帝國主義之間的角力範圍不斷擴大，最終會否令糧食也像現時芯片貿易般遭到禁運？

據《日經新聞》報導，中國在今年春季大舉取消了從美國進口的糧食訂單，原訂4月下旬至5月中旬進口的110.4萬噸美國玉米被取消，這數字相當於美國全年向中國出口量的7.4%。可見，中共自身也在推動糧食的“去風險化”脫勾，以擺脫對美國農產品的進口依賴。

酷熱歉收

然而屋漏偏憑連夜雨，5月下旬，河南暴雨成災，造成了大麥小麥失收，河南官員表示，這場降雨為小麥收成造成了10年來最嚴重的破壞。同時，極端高溫天氣席卷全國，多個地區連日高溫甚至超過了41度（7月17日，新疆吐魯番更錄得史上最高的52.2度高溫），廣西魚塘的魚與江蘇南通農場的數千頭豬，因極端高溫被活活熱死。而資本主義世界無心也無力解決氣候危機，不會提出迫在眉睫的革命性改變，氣候問題對中國乃至全世界的農業生產必將日益嚴重。

因此，習近平政權從之前“退耕還林”的政策，突然調頭變成“退林還耕”。根據一些零碎的新聞消息指，部分地區更成立了“農管隊”，勒令農民改種谷物、玉米、大豆等，甚至大舉殺到農地破壞已有的經濟作物，用推土機推倒養豬場等等。雖然目前未能肯定這是個別地區的現象還是全國普遍現像，但顯然這些情況的出現，代表著背後有“政策指導”的撐腰，官僚及其爪牙才敢如此逞兇。

聯合國農糧組織的報告多次強調：如果將世界看作一個整體，那麽世界的糧食產量足以養活每一個人，一天都不會有人挨餓。然而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全球資本主義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才是問題所在。中共歇斯底里的退林還耕政策不計成本地破壞自然環境，加速了氣候危機，置民眾生計於不顧。美中帝國主義沖突令各方都拿起了手上的一切武器，包括糧食貿易，以求致對方於死地。這表明了全世界的工人階級與統治階級的根本性利益矛盾。只有實現世界性的民主社會主義革命，建立一個基於將大企業和銀行收歸民主公有，以及民主規劃的農業計劃和分配機制，才能真正使人類走出饑荒的威脅。

雲南清真寺強拆背後的中共高壓民族主義

今年 5 月底，中國雲南省玉溪市通海縣納家營清真寺被當地政府強行拆除。這一事件並非孤立事件，而是中共政權對一切表達民族、種族或宗教差異的行為進行日益殘酷鎮壓的例證。為了阻止當局施工，數十名穆斯林在清真寺外與警察對峙。根據互聯網上發布的視頻，當地警察手持防暴盾牌集結在一起，阻止群眾進入施工現場。當地民眾試圖突破警方防線，期間有人向警方投擲物品。根據官方聲明，此次施工是為了拆除建築中違反規定的部分。一些人說，”他們（當地政府）說他們只拆除了阿拉伯化的建築，但事實上不止如此”。當地政府不僅無視當地穆斯林群眾的要求，還將群眾抗議活動稱為 “擾亂社會秩序”。另有消息稱，在回族群眾與警方發生沖突後，當地政府中斷了當地的互聯網鏈接。這也是中共過去對付群眾運動的慣用手法。

中共政權的高壓政策

與新疆、西藏等地的少數民族問題不同，雲南的穆斯林群體在過去並不是一個非常激進的群體。他們從未像新疆、西藏等地的少數民族那樣產生過民族獨立的思想，也從未發生過大規模的激進運動。在納西營清真寺事件中，穆斯林群眾的訴求主要是阻止當地政府拆除清真寺。結果引起了當地難以置信的憤怒。

這一地方政策的背後是中共日益高壓的民族主義政策。習近平上台後，中共當局加強了對宗教團體和個人的政治控制。對習近平政權的獨裁統治而言，宗教勢力是一種“威脅”，因為它們組織了大量不受中共國家直接控制的信仰體系或文化認同，當局無法容忍這種相對獨立於中共的潛在力量。目前，中共要求所有宗教團體和個人信息都要上傳到數據庫，以此來監控宗教人士。在國家宣傳方面，中共特別強調“外國勢力”對宗教的滲透和宗教勢力的“政治訴求”。對於伊斯蘭教，中共的宣傳將其等同於“恐怖主義”，公然抄襲美帝國主義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的宣傳。對於基督教團體，中共則將其等同於危險的“西方價值觀”。 在過去幾年中，中共也發生過類似拆除宗教建築的事件。2021 年，雲南昭通兩座清真寺的圓頂被當地政府強行拆除。一些老年穆斯林威脅要跳樓，以抗議政府的行為。一位雲南穆斯林說，中共強拆宗教建築的行為不僅發生在雲南，也發生在全國各地。

中國政府創造了自己的麻煩

作為一個獨裁國家，中國政府不能容忍任何獨立力量的“萌芽”，無論是宗教、政治還是文化。即使是像雲南穆斯林這樣相對溫和的宗教團體，也必須受到中國共產黨的控制。隨著中國經濟的進一步惡化，這種控制只會越來越強，除非該政權遇到大規模的群眾反對，被迫後退。另一方面，在中共不民主的政治體制下，中共的政策在地方政府實施後往往會被放大。在中共的政治體制下，如果某地爆發群眾不滿情緒，地方政府的領導人就會被問責。因此，地方政府往往會過度執行中央政策。例如，在上一次疫情期間，地方政府采取了不人道的管理方法來控制群眾。這反過來又加劇了群眾的不滿情緒。可以說，中國政府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

少數群體有特權嗎？

中國的一些人（包括一些自稱為毛主義者的人）認為，中國共產黨對少數民族有特殊的優待。這些評論家本質上具有漢民族主義觀點，他們聲稱少數民族在經商和上學等問題上享有中共的特殊優待，因此應該取消這些所謂的“特權”。例如，少數民族可以在高考中獲得加分。按照這樣的邏輯，這些人最終會支持中共對少數民族的高壓政策，尤其是中共在新疆和西藏的軍事化管理。我們認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必須爭取被壓迫民族的權利，同時我們也強調，各民族工人階級的團結是贏得這場反對壓迫之源——資本主義專政——鬥爭的唯一途徑。在新疆烏魯木齊大火的群眾抗議活動中，我們看到各族人民團結起來，集體抗議中共的政策。這是一個重要的開始。

中國少數民族享有的所謂“特權”不過是用來掩飾征服和專制控制政策。這次清真寺被拆事件以及對中國穆斯林的更廣泛迫害表明，少數民族面臨著比漢族更大的壓迫。如果新疆的維吾爾族人想去其他省份旅行，就會受到警察的盤問，而漢族人則不會受到這樣的監控和針對。少數民族的所謂“特權”，與他們所遭受的壓迫相比，不過是煙幕彈。

我們的觀點

社會主義者反對中共殘酷壓迫的民族政策。與此同時，中共對少數民族和宗教人士的鎮壓愈演愈烈，勢必會在某個階段引發更具爆炸性的反抗，而這種反抗會與各族工人的大規模鬥爭浪潮相疊加、相銜接。習近平“新時代”日益加劇的鎮壓統治正在為史詩般的鬥爭爆發做準備。我們所需要的，也是社會主義者正在為之奮鬥的，是一個包含所有被壓迫民族的大規模工人替代方案，其目標是結束資本主義和獨裁統治，為所有人創造一個平等和真正自由的社會主義未來。

傑瑞米柯賓

齊齊哈爾體育館坍塌，殺死學生的是誰？

7月23日，正當黑龍江齊齊哈爾第34中學女排校隊19名師生在體育館練習之時，頭上的屋頂天花突然全面倒塌，造成了至少11人死亡的慘劇。一如過往所有災害發生後的情況，中共官方首先想到的是“維穩”，封鎖消息，並派出大批警員進駐醫院，以控制死傷者家屬。

有遇難的學生家長表示，事發後無論是政府還是學校方面，都根本沒有任何人通知他女兒發生了意外，自己是看到網上新聞才驚覺出事並趕往醫院。而即使家長們到了醫院，面對的也只是呆若木雞、一言不發的政府官員與警察，甚至連醫生都不告知他們受傷子女的搶救情況。現場的家長怒吼道，出事後整整五六個小時都沒人跟家屬溝通。可見在中共政權的眼中，這些家長不是經歷喪女之痛，需要安撫的受害者，而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的麻煩，是“社會的不隱定因素”。

目前初步所知，事故起因可能是由於學校工程的施工隊，在體育館屋頂堆放數十噸建築材料所致。但這說法不足以解釋所有疑問。首先施工隊為何在毫無必要的情況下將整整數十噸的建材費時費力地搬上屋頂堆放？齊齊哈爾地處東北，冬季寒冷降雪量大，建築的屋頂理應有著充足的承重能力以支撐積雪，為何在這次事故中卻徹底倒塌？

外包隱患

據海外媒體報導，涉事的施工方為黑龍江嘉美建設有限公司，該公司在當地一直飽受批評。原本只是一家裝修公司，後來大量招攬政府的大型工程項目，截留工程款項，再將工程分包予其他“山寨”施工隊。這次事故很可能就是外包予對學校建築構造一無所知的廉價工程隊所致。過去多年也一直有人舉報該公司行賄官員，以霸占當地文化，教育，和衛生系統的建設項目，行賄金額高達工程款的20%，但舉報一直不了了之。這曝露了中共治下，官商勾結置人命於不顧的嚴重腐敗，也顯示了利潤為本的資本主義制度下，層層外包的建築工程給我們留下了多少隱患。

齊齊哈爾的慘案並非孤例。2022年4月，長沙一棟9層高的樓房倒塌，導致54人死亡。事故起因是違章建築偷工減料，以及當地官員執法不力。在其他國家也發生過類似因追求利潤和官商勾結而導致危險建築的事件。2013年，孟加拉首都達卡的熱那大廈倒塌，造成逾1100工廠女工死亡。英國近期（2023年6月）的一份政府報告稱，有涉及70萬名兒童就讀的學校需要大修，並警告說這些學校“很有可能”發生致命的倒塌事故。不管在世界上的哪個角落，這些事情的原因都是相似的：是資本主義對利潤的貪婪而犧牲了公共安全。

工會的作用

此外，中國工會的缺乏也是造成此次事故的進一步原因。沒有獨立工會的力量，工人自身和施工安全的問題就完全無人問津，相關訴求也會被壓制。工人們對整體的工程計劃和進度一無所知，只能機械地執行上級的指示，哪怕這些指示明顯不合理甚至危險。由於害怕丟掉飯碗以及被當作“搗亂分子”而被打壓，工人們噤若寒蟬。但事實上工人們對危險工程的幹預本來是可以挽救人們的性命。我們永遠不要忘記李文亮醫生！假如工人有獨立的工會力量，能夠選舉和培訓自己的全薪健康安全代表，那麽處於施工第一線工人們就可以理直氣壯地拒絕執行危險的指令，並對工程本身有著充足的認識。這不僅保障了工人的安全，也能防止工程成本削減而出現危險。

在兩個月前，北京長峰醫院的大火中我們就指出了，不能只靠中共假惺惺的逮捕每一次事故的罪犯而不去解決根源問題，否則慘劇只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這次的事故再次血淋淋地證明了，我們主張建立獨立工會，捍衛工人權利，對工作場所的安全進行日常民主監督的重要性。同時也證明了，推翻以利潤為目的的資本主義，用以民眾安全與福祉為目的的社會主義取而代之，才是徹底解決問題的道路。

中國北方洪災：資本主義氣候危機與中共的草菅人命

受超強台風“杜蘇芮”影響，現時的華北水災敲響了新的警鐘——不單是資本主義驅動的氣候變化，還有當局不在乎群眾安全造成的災難。7月29日起至8月2日，中國華北發生強降雨，降雨量突破北京地區140年紀錄，隨後災情也蔓延到東北省份。與此同時，過滿的水庫泄洪前未通知居民撤離（僅是發出水位暴漲、切勿到河道附近活動的一條警告）、為了保住習近平“政績”犧牲其他地方、拒絕外地救援隊等人為因素，也加劇了災情，其中河北最為受到沖擊。

截止本文撰寫之時（8月8日），已經至少41人死亡、32人失聯，京津冀地區200余萬人受災。其中災情極嚴重的河北涿州（隸屬保定），許多居民的家園已經面目全非，汽車、家具都被洪水沖毀、浸爛，農戶則遭遇家畜大量死亡的情況，災後重建路漫漫。

河北省委書記倪岳峰在8月1-2日視察保定和雄安新區災區時，聲稱河北要“堅決當好首都護城河”，被許多網民（特別是河北的網友）抨擊是向習近平“表忠心”等。其實，從地形上看，涿州上遊的北京西部山區無法修建水庫、不會從那里泄洪，而北京東部泄洪流入的永定河也不經過涿州。因此，與官方宣稱的相反，讓涿州受難，應是為了保住其南邊的雄安新區。

雄安新區是習近平指示下興建的國家級新區、被稱作“千年大計”。其從2017年規劃設計之初就存在各種問題。其選址所在地屬於沼澤區，地勢低窪，在嚴重洪水發生時，區內淡水湖白洋澱必須泄洪，顯見此地存在極大水災隱患。而且，發展6年後，雄安新區仍然是座有著許多爛尾工程的“鬼城”，也未能發揮所謂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作用。但是，這畢竟是習近平親自決策的項目、是習近平的政績工程，因此為了力保習近平自身統治權威，中共獨裁政權仍然“不惜人命代價”力保雄安新區，令本次水災雪上加霜。

在另一重大災區河北霸州，當地災民於4日到市政府門前抗議，舉出橫幅寫道“還我家園　明明是泄洪原因　卻說成降雨所致”，並與現場警察爆發激烈沖突。1天後，霸州官方發布一封公開信，對於受災戶“聽從指揮、積極回應”表示“衷心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借這些客套話試圖安撫民憤。在同一封公開信中，市政府也承諾全面做好受災補償。然而，2年前河南水災後，近百億重建資金使用都存在各種問題，包括工程質量問題、虛報開工和完工等等，從中見到政權貪腐嚴重，我們無法相信在中共極權專制資本主義、獨立工會力量完全不存在、工人沒有權力監督工程的情況下，只對上級負責的地方政府會確實進行補償受災戶、災後重建工作。

本次洪災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而是聯系到整個全球氣候變化，而資本主義對於地球的破壞正推動了氣候變化。7月16日，新疆吐魯番才出現52.2攝氏度的極端高溫，刷新紀錄，其帶來的幹旱問題威脅當地棉花生產。2023年7月是有記錄以來全球最熱的一個月。世界各地都出現熱浪、爆發山火。海洋溫度上升會導致更多熱帶風暴與台風，比如足足持續了台風6天平均持續時間兩倍的“杜蘇芮”。

今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報告稱，全球變暖的風險超出了此前預期，全球氣溫上升或將在“短期內”達到1.5攝氏度的上限。這是一個危險的節點，此時預計地球將發生不可逆的變化，導致野生動物大規模滅絕、海平面上升、極地冰蓋融化和其他災難性影響。中共官方並不會談論洪災背後的氣候變化問題，因為一旦公眾對於氣候變化的認識有所提升，中共政權將更難增加煤炭電廠建設及化石燃料開采，而中共也害怕對於氣候變化的認識會激發群眾的國際意識，從而不利於自身煽動民族意識的統治。

資本主義的中共政權，如其他資本主義政權一樣，無能、也沒有意願完全轉向綠色能源。單純的小修小補，或者各政府部門就氣候問題高談闊論都是無濟於事。現狀表明，我們需要國際工人階級為基礎的真正氣候行動，將經濟主要部門（包括能源部門）公有化並置於工人民主控制之下，迅速推進必要的綠色轉型。需要全球各地協作開發綠色能源、規劃生產，以及綠能相關科研，釋放群眾潛力，在還來得及的時候拯救地球。通過打倒燃燒地球的中共獨裁政權與資本主義，規模龐大的中國工人階級可以、也必將起到關鍵的作用。

中國的青年失業率成為了國家機密？

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進入危急階段，中國青年工人和學生正陷入史無前例的嚴重失業威脅和個人焦慮中。六月公布的青年失業數字創下21.3%的歷史新高。八月十五日，中國國家統計局宣布自八月起不再公布這一數據。自然而然，讓人確信七月份的青年失業數據必然更高。停止公布這一政治敏感訊息的決定，就如中共專制政權在其無以為繼的新冠清零政策崩潰後，從去年12月起突然停止公布新冠感染確診個案如出一轍。

21.3%? 還是46.5%？

在今年早些時候，北京大學副教授張丹丹研究指，若將1600萬放棄尋找工作和依賴家人者視為失業，青年實際失業率可能達46.5%。張丹丹引用國家統計局3月份的官方數據，全國16至24歲人口約9600萬，其中勞動人口約3200萬人，但當中630萬人失業；6400萬非勞動人口中，4800萬人為在校學生，剩下1600萬人為“躺平”、“啃老”等群體。因此，假如將這1600萬人視為失業的話，青年失業人口將為2230萬人(46.5%)。

即使如此，中國對於失業的定義和統計標準也極為苛刻。按照官方的定義，只要每周工作一小時以上，或“臨時停工”的人，都會被統計為“就業”。而且只統計城鎮戶口，農村戶口者失業則會被視為“務農”。同時，大學也一起對應屆畢業生的就業情況弄虛作假。

根據教育部的規定，對於連續兩年低於60%就業率的高等院校專業，將調減招生計劃直至停止招生。因此眾多大專與大學為了生存而迫逼畢業生簽署假就業協議，方可取得畢業證書。根據中國媒體《北京青年報》報道稱，在網上購物平台只需68元，就可以買到一紙假就業協議，幫畢業生和學校蒙混過關。眾多畢業生表示，這些事情在校園里早已是公開的秘密。河南省教育廳的官方文件中，更稱要將未能就業的畢業生“動態清零”。

“史上最難求職季度”

對於應屆畢業生而言，本年全國有整整1158萬人大學畢業，人數創下歷史新高。加上中國正深陷歷史性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之中，冷戰形勢的深化亦令中國的產業升級計劃遭受重創，因此就業壓力極大，今年（再一次）被稱為“史上最難求職季度”。諷刺的是，自2020年起，每一年都是“史上最難求職季度”。

根本原因在於危機中的中國經濟根本無法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尤其是適合大學畢業生的工作崗位更是緊缺。但即便畢業生願意“低就”，基層工作崗位也不見得好找。信達證劵22年6月發布過一個研究報告指，要穩住就業，經濟增長的底線大致是4%。但即使根據官方數字，去年的增長僅為3.6%，而實際上，我們往期文章就曾指出更有可能的情況是零增長。這意味著去年本已無法“消化”新成長勞動力，疊加上經濟危機在本年所形成的新失業人口，令青年就業情況雪上加霜。以致部分青年畢業後選擇充當“全職兒女”，通過家務勞動以照顧年老的父母，以此繼續依賴父母維生。雖然我們認同家務勞動也有其勞動價值，理所應當獲得報酬，但顯然在現今的條件下，這不過是青年人無可奈何之下的權宜之計，而非他們的自願選擇。

本質上，失業是資本主義系統下的必備元素。正是由於失業者作為“產業後備軍”的存在，給予了資本家盡可能壓低勞動者工資的空間。加上中共治下沒有民主權利，任何獨立工會都會迅速被政權鎮壓，令工人之間的內部競爭更為慘烈，而這正是現在在中國青年常常掛在口邊的“內卷”。

嚴重的青年失業問題同時也正在嚴重地削弱習近平政權的統治威信。網絡上青年訴說失業問題和前途焦慮的討論話題中，充斥著各種對中共政權的不滿和和對習近平的冷嘲熱諷。在經濟和社會危機的新階段，工人和青年可能會發起爆炸性的抗議活動，這甚至將遠超過去年曇花一現的“白紙抗議”。現在我們需要的是將這股力量組織起來，以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替代綱領，將受壓迫的青年和工人階級從失業、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專制統治、以及帝國主義冷戰中拯救出來。

中國經濟陷入“日本病”危機

中國的經濟危機在八月進入了更危險的階段。盡管政府對負面消息實行更加嚴格的管制，但整體形勢每況愈下，而中國最大的房地產公司碧桂園瀕臨破產，危機跡象也擴散到金融行業。

經過三年嚴苛的封城政策，主流廣泛預測經濟會出現覆蘇（當然，我們沒有認同這一預測）。但與前外交部長秦剛一樣，新冠疫情後的反彈消失了。這關乎到的不僅是經濟無法覆蘇。在數十年不可持續地以債務驅動高速經濟增長之後，中國威權資本主義面臨著系統性危機。據美國信用評級機構惠譽（Fitch）稱，房地產行業是“全球經濟中最重要的單一部門”。房地產行業與中國地方政府關聯緊密（中國地方政府的近半收入來自於地產商賣地），而這一直是中共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的核心。

正如野村證券首席中國經濟師陸挺最近所述：“我們認為市場仍然低估了中國房地產行業大幅崩潰的後果，中國房地產行業占全球新房銷售和房屋建設的一半以上。”中國100家最大的房地產開發商的新房銷售額在7月同比下降了33%，而在6月銷售額下降了28%。由此合理推測，以興建數量和銷售額論，住房市場比2021年要縮小了1/3。這也受到中國人口危機的加劇影響，許多三四線城市的居民紛紛流出。有清華大學的研究人員指出，2010年至2020年間有266個城市的人口出現下降。

作為資本主義世界危機的一環，中共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在疫情爆發前就已經失靈，再加上中共的嚴酷清零政策，危機進一步加劇。後來，在後疫情時代經濟覆蘇失敗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資產階級評論人士得出的結論與中國勞工論壇幾年前已經得出的結論相若。我們意識到，中國經濟高增長的時代已經結束，而如今中國已經轉入長期的經濟“日本病”階段——意味著經濟停滯、債務危機和人口下降。馬克思主義分析的優勢在於其高瞻遠矚的一面，使我們不會因事態而驚愕。

如今，對於習近平政權為了回應現況采取的政策之不足，資本家們對於政權失去信任、感到絕望。以前，許多海外資本家對中共獨裁度表示讚賞，認為其能夠“做事情”。他們高估了中共獨裁政權擺脫資本主義危機的能力。但與以往的經濟下行不同，目前仍沒有出現重大的刺激方案，即像15年前溫家寶推出的那種巨額財政刺激計劃。部分人以為，15年前的刺激方案“拯救了全球經濟”。

隱瞞真相

相反，中共政權正更需要去操弄或封殺對其統治不利的經濟數據。從八月開始，政府宣布暫停公布青年失業率的數據。今年四月起，消費者信心指數停止公布。地方政府土地銷售數據也不再公開。財經作家的微博帳號因傳播“負面和有害信息”而被禁言。而且記者被下達命令，不得使用“通縮”這個詞語。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付淩暉在7月17日表示：“總的來看，當前中國經濟沒有通縮，下階段也不會出現通縮。”

不讓討論這些話題，說明實際情況比官方報告更糟。七月，青年失業率創下了21.3％新高。盡管這數字令人震驚，但仍然是嚴重低估實情。北大副教授張丹丹一份廣傳但很快被移除的報告估計，青年失業率實際高達46.5％。

在2020年之前，零售銷售增長率每年都在9-10％，但目前僅為疲弱的2.5％。需求不足與通縮這個禁忌話題息息相關——消費者物價指數在七月同比下降了0.3％，生產者物價指數下降了4.4％、連跌10個月。2022年的土地銷售數據顯示下降了50％。但據報道，地方政府從土地銷售中獲得的收入僅下降了23％。顯然，這些數據並不相互吻合。

青年失業數字的停止公布，最凸顯如今的審查有多嚴重。在可能有一半的25歲以下人口失業的情況下，青年起義或將在未來發生，就像去年年底曇花一現的抗議浪潮那樣。當然，這對習近平的強硬統治有嚴重的影響。在三年的殘酷疫情封控期間，人民被迫犧牲、飽受痛苦；接踵而至的，是40年來所未見的經濟重壓及前景迷惘；群眾憤怒及挫折感很可能以前所未有的規模爆發。

如今，社會上所有階級的處境都比疫情前更艱難，工廠工人和政府雇員的工資大減，工廠倒閉潮來臨，小企業紛紛破產，數千萬房主支付變成“負資產”的房屋抵押貸款。習政權將這些經濟苦難歸咎於美帝的反華政策和西方的經濟脫鉤，企圖強化民族主義支持。然而，即使這種宣傳對部分群體或許管用，但隨著經濟危機深化，其作用也有限。

傑瑞米柯賓

為何沒有大規模經濟刺激方案？

資本家們感到驚慌：中共過去一次又一次地用來應對經濟困境的、傳奇的金融“工具箱”，現在是怎麽回事？中共如今沒有應對危機的方案，表明當前的危機與以往不同。整個經濟的債務水平達到了危險的程度（截至2022年底，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達到了創紀錄的295%），這限制了當局的斡旋空間——老方法不再可行，或者不再具有所期望的效果。

《南華早報》2023年8月29日報道，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教授表示：“中國放棄激進的宏觀經濟政策，可能就是因為領導層認識到幾年前中國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已達到臨界點所帶來的威脅。鑒於中國政治制度的性質，此類風險對社會和政治穩定構成的威脅是難以容忍的。”

中共的默認回應一貫如此，而非采取“直升機撒錢”的方式──即印鈔票並向公眾派錢來刺激消費。在疫情期間，許多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政府更傾向於采用後者的方法。現在，這個想法在國內也有些人提出。中國人民大學附屬智庫機構中國宏觀經濟論壇最近呼籲政府每年花費1.5萬億元人民幣，以數字人民幣的形式給予每名公民約1000元的補貼。

對於中共領導人來說，這種方法有可能使得國家陷入“福利主義”的陷阱，他們認為“福利主義”會造成國家“養懶漢”。習近平對“福利主義”的反感在2021年10月發表於中共刊物《求是》上的一篇演講中得以展現。中共獨裁政權擔心一次性發錢給普通家庭不會有效增加消費，同時卻會擴大預算赤字，並觸發對更多社會支出、改善養老金、醫療和失業保險的需求。在一個極端貧富不均、各地區貧富分化嚴重的社會（全國最富1%的人擁有的財富占比超過底層50%的人的財富），決定家庭應該拿到多少補貼將是一個極具問題的事情，有引發社會動蕩的風險。

相比之下，傳統的做法──再一次大規模投資基礎設施──只會讓地方官員和資本家得益。至少過去是這樣，直到過度興建住房和基礎設施，以及地方政府陷入債務危機，這個選項才變得不可行。負債最嚴重的省份之一貴州就是一個例子，這一案例顯示了中共政策的荒謬之處。根據《南華早報》的報道，截至2022年底，貴州已經建造了總長8331公里的高速公路，超過了日本的7800公里。而日本有8200萬輛車，而貴州只有不到600萬輛；日本的GDP比貴州多超過15倍。

考慮到金融體系日益不穩定、空前的產能過剩以及上述提到的其他因素，“大爆炸式”刺激方案是沒什麽可能得以實施的。如果中共政權最終不顧一切提出這樣一攬子刺激方案，這將意味著中共高層將要爆發劇烈的權力鬥爭、出現歷史性危機，同時也是一場或將適得其反、產生更惡劣後果的豪賭。

在缺乏重大財政刺激的情況下，政府只能不斷提出一個又一個“增強信心的方案”，主要集中在平息金融市場這件事上。自7月中旬以來，這些方案幾乎每周都在推出，但其中的措施要麽有限、要麽次要。這已經成為一種經濟上的拖延策略，使“市場”越來越不滿。盡管中共耗費甚巨、浪費很多資源，嘗試提振滬深300指數，滬深300指數在8月份仍舊下跌了6%。

中國的經濟面臨著全方位壓力，英語圈一些評論人士用四個“D”來總結這些壓力源：需求（demand）、債務（debt）、人口結構（demographics）和脫鉤（decoupling）。正如馬克思主義者所解釋的那樣，脫鉤過程（或者部分人所稱的“去風險化”）是真實存在的。中美帝國主義權力爭鬥，以及它們各自的冷戰陣營，現在正在持續影響著貿易關系、供應鏈（體現為生產線“回流”和“友岸外包”）以及投資。這當然不意味著兩個陣營之間完全終止互相的貿易，脫鉤也不會是一個線性的過程。然而，朝著減少互相聯系的重大轉變正在進行中。雙方都在設置壁壘，加強監管體制，並越來越多地將貿易和投資轉移到自己的陣營或“友邦”。

今年中國與“一帶一路”的亞非拉國家之間的貿易額首次超過了與美國、歐盟和日本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額。美國商務部報告指出，2023年前六個月中，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下降了25%。美國現在最大貿易夥伴是墨西哥，中國則降至第三大。

對中國來說，這種從富裕市場轉向較不發達的出口市場的轉變，無疑將加劇其自身的經濟困境。這伴隨著美國協調的科技戰，旨在削減中國對美國控制的關鍵技術的接觸，以拉大中美科技（特別是軍事技術）之間的差距。對中國工人來說，這已經帶來可觀的影響。在“中國加一”或“中國加二”的策略之下，中國的工廠正在關閉並轉移到印度、越南和印尼。受到地緣政治和純粹的資本主義貪欲的驅使（許多中國資本家也趁著脫鉤的大勢將生產線從中國轉移），這一過程或將加速。

馬克思主義的展望

經濟困境驗證了中國勞工論壇和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的警告。我們強調，包括習近平政權在內的資本家們極大地低估了房地產行業崩潰的影響，這是中國和世界資本主義的轉折點。這個危機不可避免地會蔓延到中國經濟的其他部門，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最先蔓延到地方政府及其金融載體（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而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建基於土地價格投機。

我們過去警告，中國經濟大致重演了“日本病”的進程——日本在1990年開始的巨大資產泡沫（主要源於房地產部門）崩潰後，經濟出現的長期停滯階段。彭博八月份的一份報道評論說：“世界終於驚覺中國累積多年的挑戰”。

今天，許多媒體的評論焦點都集中在中國的“日本病”上。像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羅奇（Stephen Roach）、佩蒂斯（Michael Pettis）這些經濟學者，以及摩根大通和花旗集團等大銀行的報告，大多都抱有這個立場。克魯格曼等人警告說，盡管日本在1990年代的GDP增長平均每年1.3％，而中國或許能實現較高的增長率（2至3％），中國的危機恐將比日本的更糟。當中的主要理由是中國的經濟水平相較日本要低得多——2022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約為12800美元，而1991年日本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約為29470美元。再者中國的福利水平遠遠不如日本，中國人口問題則更加嚴重、而且比日本更早開始出現人口問題。日本的人口直到2008年才開始減少。

印度今年超越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但有證據表明，可能早在2018年，印度人口就已經超過中國。對於這件事，中共政權沿用其對數據造假的做法。在資本主義下這是一個問題，因為中國勞動力正在以每年數百萬人的規模遞減，而其養老金缺口是另一個觸發社會爆炸的潛在因素。按照目前的趨勢，預計於2033年，政府將無法滿足屆時達的4億退休人口的養老金。

中國當然也缺乏資產階級民主的減壓“安全閥”，來幫助資產階級控制、轉移大眾憤怒。另一個重要的區別是，1990年代的日本雖然與美帝國主義有貿易爭端，但並不像今天的中國那樣陷入於激烈的冷戰沖突中。冷戰的出現本身就是因為中國比當年的日本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此對美帝霸權帶來更嚴重的威脅。在這場沖突中，除了暫時性的延緩策略來爭取喘息空間，習近平政權騎虎難下。對於兩個帝國主義陣營來說，唯一的結局要不是勝利就是歷史性的失敗臣服。因此，盡管中共政權目前的危機之深重（但情況發展仍然尚處於早期階段），他們不會且不能轉變基本路線方向、停止與美國的對抗。

在2023年2月的ISA世界大會上，當資本主義投機者正興高采烈地投入中國的債券和股票市場，相信“經濟奇跡”將回歸時，我們指出：

“對全球資本主義來說，最大的金融泡沫——中國的房地產泡沫的破裂是決定性的轉折點。我們對於日本式的發展（低增長的“僵屍”經濟）的觀點現在已經實現。這也是世界經濟的轉折點。從2013年到2021年，中國對世界GDP增長的貢獻超過30%。房地產行業占中國總GDP的約30%，占全球建設活動的三分之一以上。

“自2021年中期開始的崩潰，以及自那時以來所有指標的下滑——房屋銷售、房屋開工、房價（雖然速度較慢，但只會延長危機）、政府土地出售和投資——預示著中共國債務驅動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崩潰。但就像他們的西方對應物一樣，中國的統治者沒有一個替代模型。”【摘自《2023年世界展望文件（二）：多方面的全球危機如何影響不同地區》】

病癥蔓延

地方政府是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機器中的關鍵部分。他們貢獻了超過75％的基礎設施投資。沒有大規模刺激方案的其中一個原因是，除了最富裕的城市外，其他所有地方政府的資金已經用盡，無法支付工資、償還債務，更別說再擔負起另一個大型財政刺激計劃。

此外，問題也開始蔓延到金融行業，被中國媒體稱為“中國黑石”的中植集團就是一個例子。盡管近年來加強了對影子銀行的監管，以遏制並減少影子銀行，但影子銀行仍然在為被其他信貸渠道排斥的房地產公司和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提供緊急資金。信托行業，即出售投資產品並以高利率向高風險借款人貸出資金的公司，是一個價值為21萬億元人民幣（3萬億美元）的經濟灰色地帶。雖然官方聲稱他們的資產只有7％與房地產行業相關，但真實數字被認為更接近30％。如果這些骨牌也即將倒下，這將加大房地產和地方政府部門的流動性危機，並給整個金融部門帶來危險。

房地產市場的低迷已進入第三年，現在中國最大的民營房地產公司碧桂園面臨危機。這是中國最大的開發商，其進行中的建設項目幾乎是恒大的四倍。恒大是第一個骨牌，其於2021年8月的違約標志著危機的開始。碧桂園在8月6日付不出2250萬美元的債券利息。就在我們發布本文時，碧桂園距離避免違約不剩幾天時間。該公司暫停了十一項國內債券的交易，並在其盈利預警中，預計上半年凈損失將達550億元人民幣。當恒大破產時，幾乎沒有人認為碧桂園會陷入類似的困境。

與此同時，恒大擁有3400億美元的債務（規模相當於波蘭的國債），並在8月17日向紐約法院申請破產保護，免受海外債權人的訴訟，同時嘗試重組債務。今年7月，恒大報告稱，2021年至2022年兩年的綜合凈損失達到5820億元人民幣。這比該公司自1996年成立以來的總利潤還多。另一家國有房地產開發商遠洋集團旗下超過20億元人民幣境內債券延期兌付，這又是另一個骨牌倒下。如果遠洋集團在9月1日之前未付款，該公司將違約。

這標志著分隔國有部門與私有部門的防火墻被突破。到目前為止，國有房地產開發商被官媒形容是“安全”的，因此在過去的兩年里，他們一直受到購房者的青睞。中國超過一半的房屋是預售形式的：買家預先借房貸支付房價，然後房子才動工。這場危機導致數百萬套房屋爛尾，並引發了購房者“罷交房貸”，這些購房者無法搬進他們已經支付費用的房屋中。

四分之三的私營房地產開發商（約50家公司）已經在2021年步恒大的後塵，對其境外債違約。當時，遠洋集團被媒體稱為一家擁有“健康財務”的公司。當國有房地產公司也被視作陷入債務危機時，這將進一步打擊市場、強化對購房的抵制情緒。一個惡性循環正在形成。正如野村證券首席中國經濟學家陸挺所言：“新房銷售下滑引發的連鎖反應，可能導致開發商違約增多、政府收入大幅萎縮、建築材料需求下降、房地產和政府部門員工薪資下降、消費疲軟、金融機構蹣跚而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資產階級機構擔心，如果現在不進行大膽的刺激幹預，目前下行的惡性循環將變得像日本一樣根深蒂固。

根據《紐約時報》報道，2021年的房地產泡沫爆破導致中國出現了8000至9000萬套空置單位。在資本主義下，要消耗掉如此巨大的過剩產能將需要幾十年的時間。為什麽中共政權不像一些人士所建議那樣，將這些空置的房屋國有化，轉變為可負擔的社會住房呢？原因在於，中共是個資本主義的獨裁政權，最終受制於資本主義的經濟法則。他們極端敵視“福利主義”。而且，要大規模擴建社會住房（在當今的中國幾乎不存在），將加速私人住宅市場價格的崩潰，引發嚴重反彈。習近平政權最大的擔憂是社會的不穩定。只有通過社會主義措施來推翻資本主義，並民主地計劃經濟，才能解決這個矛盾。社會主義轉型需要一個大規模的工人階級政黨來實現。

全球影響

美國和西方資本主義現在處於一個矛盾的情況，他們看到自己的主要帝國主義競爭對手慘遭挫敗，意味著他們在冷戰沖突中處於明顯上風，但他們同時希望其經濟影響控制於一定範圍內。美國總統拜登在說中國經濟是一個“定時炸彈”時，他並沒有說錯。他還補充道：“壞人有麻煩時就會做壞事”。這些話仿佛就是對著鏡子內的自己說一樣。

但即使撇開其對新冷戰的影響，中國經濟的“日本病”對世界資本主義也可能是帶來嚴重破壞。根據BCA Research的Dhaval Joshi表示，過去十年中，中國為世界經濟增長貢獻了41％，是美國（22％）的兩倍、歐元區（9％）的四倍。中國經濟停滯的時代必然會大幅降低全球的經濟增長前景。克魯格曼淡化了這些擔憂，僅關注美國和西方對中國金融市場和貿易的影響，與2008年始於美國的金融危機相比，這方面的影響有限。但中國的危機可能通過更多方面，對全球經濟造成嚴重影響。

中國這個曾經的資本主義“奇跡經濟體”的發展───凸顯了我們正在生活的資本主義危機時代的前所未有的特點。隨著中國沈重的債務骨牌倒下，以及中共資本主義的負擔加劇，只有一股勢力可以挺身而出，提供一條真正出路。在接下來的時期，我們寄希望於工人階級和青年走上群眾鬥爭的道路。隨著新的戰鬥性工人運動的出現，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真正思想有望成為群眾性的力量。

傑瑞米柯賓

中共“醫療反腐”所為何事？

在7月底，中共開展了一場所謂“醫療反腐”運動，聲稱要“全面集中整治”全國的醫療和藥品行業的腐敗問題。至八月中旬，至少159名醫院院長和書記被查處，數量超過去年兩倍，單單陜西省就通報“處理”了937人。同時“反腐”運動亦延伸至部分跨國醫藥企業，全球最大的醫藥公司之一諾華（Novartis）被要求開除4名醫藥代表，多場醫療學術會議宣布延期或取消。

誠然，中國醫療系統腐敗叢生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無論公營還是私人醫院，院方為了牟取私利，收受藥品或醫療儀器公企的回扣，向病患處方非必要的療程和昂貴的藥品，甚至直接向病患和家屬勒索“紅包”，這些情況屢見不鮮。部分醫護人員或迫於壓力，或出於自肥也參與腐敗，醫療開支因此成為了不少基層民眾所背負的龐大包袱。

然而，中共所謂的“反腐運動”，無論是針對政府官僚還是醫療領域，都不過是權力鬥爭的工具和裝模作樣為民做事的表演秀。在醫療資源短缺和貧富差距嚴重的情況下，腐敗只是資源集中在富人手里的手段。在沒有解決根本經濟問題下，反腐只不過是一場秀，而且最終損害了民眾的利益。據中國媒體《時代周報》報導，現時一些三甲醫院的醫生對於非緊急非必要的手術，一律不予開刀。同時，由於各醫院進駐“調查組”，醫生不願與之交涉，因此寧可輪番休假，按時下班。這就令病患的輪候時間大增而服務質量大減。與此同時，自上而下的“反腐”運動，反而加深了病患對醫護的不信任，加劇了醫患矛盾。

中國在資本主義覆辟的過程中，首當其沖就是推行了所謂的“醫療市場化”。中國的公立醫院雖名為“公立”，實際上政府的投入很少，絕大部分的經營和財政壓力都由醫院自行承擔。因此，公立醫院的醫生也不得不參與“創收”。

另一方面，中國有著更明目張膽且制度性的醫療腐敗，也就是所謂的高幹病房。據2006年中科院的調查報告指，政府的醫療開支中，竟有80%是為了服務850萬黨政幹部，只有20%是服務所有14億中國民眾。而這是中共無法根治的腐敗範圍，甚至在8月8日，《新華社》還發表文章稱高幹病房不可取消，在引發民眾憤怒後文章又被全網刪除。

與此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在醫療私有化的情況下，中國龐大的藥品市場也成為了跨國藥企的狩獵場。由於民主權利和工會權的缺失，醫護、病患、工人都無法組織起來為了實現對藥企的監督而鬥爭，令進入中國市場的跨國藥企（當然也包括中國本地的藥企）重銷售、輕研發，加上醫院成為腐敗管理層掌握的銷售渠道，跨國企業為求進入市場而與醫院互相勾結，其成本自然轉嫁至病人身上。根據Wind統計，去年在中國上市的5000多家公司中，只有57家公司的銷售費用占收入比重超過50%，而其中醫藥企業就占了40家。

習近平為何要在此時出手打擊醫療系統的腐敗？原因很可能是跟之前打壓教培、科技、地產行業如出一轍，擔心這些企業資本坐大，希望加強專制權力對這些企業和市場的管控，但這並非出於民眾、消費者和患者的利益，而是為了保護自己的權力。而且中共官員往往在醫療企業皇國中割據自己的派系利益，這使中央推動的政策受到抗拒、執行命令時混亂不堪，並且難以有效調動資源。在去年清零期間的醫療大混亂，都見這些情況都打擊了習近平的權威。

同時，由於過去兩三年的封控和清零政策極大的消耗醫保基金，習近平政權不得不盡快對醫療行業進行一次清算和審計，以免在經濟接二連三出現危機之時，醫保基金成為下一個被引爆的炸彈。當然，也有出於考慮到現時習近平民望大不如前，急須進行一些政治宣傳，將自己打扮成“為民請命”的形象。

像習近平上任之初那煞有介事的“反腐”運動一樣，中共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醫療腐敗問題，最多只不過是讓腐敗行徑換上另一種形式而已。醫療腐敗的根源在於將民眾健康視為利潤的私有化政策，換言之，在於資本主義本身。我們要通過將公共醫療系統置於民主管理之下，加大政府對公共醫療的投資，廢除特權階級的醫療優待，為全民提供免費而且優質的醫療服務。此外，醫藥企業全部國有化並收歸民主管理。而這正是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的立場。

新冷戰的兩極張力加速形成

中美兩大帝國主義沖突下形成了新冷戰的世界格局。美帝國主義由以往三十多年視中國為合作的對象，變為視中國為威脅世界第一帝國主義地位的力量。兩大國都沒有可以緩和的空間。

習近平當前降低戰狼外交的聲調，只是策略上的改變，而不會扭轉中美沖突的根本方向。中美都在各領域繼續部署，為未來的各種沖突（包括軍事沖突）升溫準備，它們整合並強化自己的經濟聯盟、強化自己的軍事力量、拉攏不同國家組成聯盟等。歸根究底，帝國主義沖突是世界危機發展不可避免的階段，而不是國家領導人的政策所能決定的。而資本主義危機使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升溫。

兩極化局勢

新冷戰意味著中美兩極的對峙，世界各地的沖突都被拉進其中。就如烏俄戰爭並非兩國孤立的戰爭，而最終來說是中美沖突的其中一環。如果孤立去看烏俄戰爭就會誤判形勢，以為使美國視線轉移至東歐和俄羅斯，以至緩和與中國的沖突。事實正好相反，美國要利用對俄的經濟封鎖和地緣政治部署，為挑戰比俄強大的中共作出準備，同時亦發出警號——如果中國挑戰西方帝國主義（例如入侵台灣）將會付出嚴重代價。美國亦借著戰爭恢覆其在西方陣營對歐洲的主導權。

固然中美帝國主義聯盟各自都有內部利益矛盾，並非完全團結一致，例如歐美和中俄聯盟內部都因戰爭策略和貿易問題發生沖突。而部分國家會在中美之間作利益平衡，希望拿到兩面的好處，但這空間已經越收越窄。

例如印度看起來像是遊走在中美的中立派。它並沒有譴責俄羅斯的侵略行為，並趁著烏俄戰爭而向俄羅斯收購廉價的農產品。印度也是中國主導的金磚國家的成員之一。在最近南非舉行的金磚國家峰會（中國、俄羅斯、巴西、印度、南非）中，習近平成功拉攏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六個新成員國，加強合作來抗衡西方陣營的G7峰會。

然而，金磚國家仍僅僅是一個松散的經濟合作倡議。在今天國防和科技比經濟貿易的因素重要得多。而印度是美國印太區的關鍵戰略盟友，例如去年美國與澳、日、印加強被中共視為亞洲北約的“四方安全對話”之合作，以進一步在印太區軍事上圍堵中國。因此，在最具決定性的問題上，印度是屬於美國陣營的。

帝國主義聯盟的性質

中俄帝國主義之間在中亞地區的利益沖突以至在烏俄戰爭的策略分歧在現階段都是次要的，最重要是兩國在美帝國主義的壓力下，必須要為了生死存亡而互相依附，包括在軍事上共同合作以及抵抗外交圍堵。雖然中共高估了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果，以致它不敢在行動上支持俄羅斯，但它會盡力避免俄羅斯戰敗，避免戰敗使普京政權面臨倒台。如果一個反中的政權在俄羅斯上台，將會使中國在新冷戰受到大大削弱。

一些評論員預測，中國會施壓俄羅斯停戰，使其接受放棄入侵烏克蘭以來占領的領土的條件，但這無疑等同要俄羅斯徹底戰敗，顯然不是中國“和平計劃”所要達到的目的。和平計劃的目的是要為美方造成外交阻礙，並防止俄羅斯徹底戰敗。

我們不能排除未來階段會有談判的可能，但在目前對峙程度下並不會發生。中共企圖通過外交辭令扮演和平使者的角色，但無論是三月提出的“十二點和平計劃”以至最近出席沙特阿拉伯的和平會談，都只是擺姿態而並非任何真正有意義的舉措。

在帝國主義沖突的年代，地緣政治沖突取代了跨國資本融合與共同合作。因此，帝國主義聯盟的主要目的不再是經濟上的互惠，而是國防與外交的保護。例如法國資產階級即使知道因為投入美國陣營而減少與中國的經濟合作，但在兩極化對峙的局面下是別無選擇的。而中國也一定要保住普京政權以免其倒台，否則自己會陷入徹底的孤立。

政權危機與群眾運動

無疑在經濟危機的年代，中美都難以對盟國給出大量經濟優惠，就像六月的G7峰會中並沒有簽署任何經濟協定，但其主調是共同視中國為世界安全的威脅。如果因此誤解這些帝國主義聯盟是沒有實質意義甚至不存在的，就不能理解新冷戰局面。

但帝國主義危機之嚴峻程度，意味著群眾需要一場規模大得多、意識高得要多、組織強得要多的運動。自戰爭爆發以來，大多數西方國家的輿論，包括大部分的“左翼”都支持烏克蘭和西方陣營，而沒有清晰的反戰意識，更未有反對所有帝國主義的階級意識，甚至瑞典、芬蘭都在民意支持下加入北約。這當然是因為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左翼政黨擺出清晰的國際主義立場所致。

中美帝國主義的政權面臨嚴重危機，如果面臨革命運動以至威脅政權存在，當然有可能會暫時緩和帝國主義沖突以鎮壓工人階級的反抗。但一般來說，政權為了保住權力，更加要利用戰爭氛圍來加強煽動民族主義來轉移視線，因此加強帝國主義沖突。但無論是戰爭初期在俄羅斯短暫的反戰運動、或者2022年中國反封城反威權的運動，其組織力和群眾意識在現階段仍遠遠低於所需要的運動。

這並不是對未來群眾運動發展持有悲觀的立場。相反，真正的革命樂觀主義是明白到社會主義革命任務之艱困和重大，距離現階段群眾運動所達到的還相當之遠，同時面對現實在當下建設革命黨。

ISA是率先指出全球化年代終結的社會主義國際組織，而對新冷戰的認知亦是我們成立開始分析世界的支柱。在覆雜的局勢下只有正確的分析才能為未來的階級鬥爭作準備。

“山河大學”諷刺教育不公平

過去幾個月，一所名為“山河大學”的虛構學校在中文互聯網上引發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山東、山西、河南、河北（合稱山河四省）的網友提出，如果這些省份的考生每人出資1000元，總共30多億，就可以共同建設一所位於四省交界的高校，以解決當下高考考生數量眾多、但優質高校資源稀缺的問題，甚至還有人自發的設計起了校徽、校訓、校歌，以至自發制定校規校律以及大學的活動課程。這種戲仿用來渲泄山河四省教育資源不足的黑色幽默。

地區資源差異

大學招生將考生居住地納入考量，許多大學傾向招收本省學生，加上“985工程”、“211工程”的名校多在大城市，因此導致大城市名額較多，在錄取率上出現地區間的龐大差異，也因此在山東、山西、河南、河北四省人口數字高，但教育資源匱乏，因此學生高考壓力尤其大。以2022年“985工程”院校的錄取率為例，上海為5.33％，河南省則只有1.14％。

“山河大學”在互聯網上的迅猛傳播充分表明了廣大群眾對中國的教育資源分配存在強烈不滿。這是繼“躺平”以來政府再次被迫回應網路次文化對時弊的諷刺，當局不能再無視網絡輿論，非常擔憂群眾不滿的情緒。

但這個話題很快就在知乎、微博等社交平台遭到了封禁。面對呼籲教育公平的民主訴求，中共當局選擇了極力封殺和輿論管控。資產階級政權從來就害怕群眾的自由討論，因為這會讓無產階級認清教育不公的根源就來自資本主義制度的罪惡。中共當局無異於是在告訴大家，你們連教育不公都不可以討論，都會被視為犯罪。

在封禁輿論的同時，教育部副部長吳巖還針對此事做出了回應。但我們不得不懷疑這個照本宣科用長難詞拗口到自己都結巴的家夥嘴里究竟還有沒有一句真話？張口就是共同富裕，閉口就是重大戰略都是一些純粹空洞的被他們發明出來用以應付群眾質疑的政治術語，也不奇怪會被網友調侃是“吟唱咒語”，有人自願給聽不懂“咒語”的網友做起了翻譯，一針見血的指出中共的意思就是：“已閱，不考慮”。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教育的本質已經嚴重背離了人的自由發展。學生們在學校里被植入了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通過掌控教學內容，資產階級歪曲歷史，美化資本主義制度，灌輸反動思想。

學校就猶如一個巨型的角鬥場，應試教育要求學生踩著其他同學升學，把個人的成功建立在他人的失敗之上。這意味著殘酷的競爭，學生要幻想在資本主義下通過努力學習來實現階級躍升，就不得不陷入海量的作業、刷題和補課所組成的機械狀態（否則就很可能會面臨淘汰），一刻也不敢松懈。

異化的教育

因為應試教育的本質就在於競爭性，資產階級會不斷的增加新的科目和繁雜枯燥的考題，為了不被淘汰學生必須嚴重犧牲和占用自己的休息娛樂時間，直到一步步逼近生理極限，給身心造成巨大的壓力。絕大部分學生都將成為一個資本主義教育下的失敗者。但我們應該指出，角鬥場中真正的英雄絕不是擊敗自己的奴隸同胞奪得寶座得以獲得在貴族面前搖尾乞憐機會的冠軍，而是帶領奴隸們起來反抗的斯巴達克斯。

中國的教育資源占生產總值的比率等同第三世界落後國家，政府還好意思談所謂經濟轉型。資本家控制的政府從來不會，也不可能會真正代表廣大無產階級。只有通過學生組織起來發起鬥爭，迫使政府大幅提高教育資源，而這場鬥爭也是要求住房和醫療資源的鬥爭，也就是工人階級鬥爭的一部分。而要真正解決社會資源的不平等問題，必須從根本上推翻資本主義暴政，實行民主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傑瑞米柯賓

中國青年失業已成計時炸彈

中國國家統計局宣布停止公布失業數據。此前，中共獨裁政府利用媒體霸權將相關話題進行的封殺，中國知名財經作家吳曉波因內涵中國政府對於就業問題無能與遮掩再次被微博禁言。

2023年6月，中國16-24歲城鎮青年人失業率高達21.3%，是2018年的兩倍。這個數字只計算城市青年失業率，而農村人口向來不算入失業統計範圍。此外，只要一周內工作超過一小時者亦不被算入失業，大量鄉村鎮待業在家的社區志願者也被計算入就業中。就業人口中還包括越來越普遍的“全職兒女”。北京大學教授張丹丹估計，如果1,600萬非在校生在家“躺平”或仰賴他們父母的人都納入的話，失業率將高達46.5%。這暴露出中國資本主義統治日漸失控的危機。

政府無能為力

中國相關部門表示，目前正積極出台政策，提出了針對性地進行幫扶中小企業提供更多崗位緩解就業危機等口號。但根據中國《經濟觀察報》引述智聯招聘執行副總裁李強表示，近幾年高校畢業生規模不斷攀升，根據教育部提供的數據在2023年就業人數已經來到了1158萬人，加之過去幾年遺留的往屆未就業群體，就業危機呈“滾雪球”式遞增。伴隨著高壓的就業壓力，一些學校的學生自願延遲畢業為了躲避目前的就業危機，中國政府計劃出台的相關政策對於目前高壓的就業危機並不會有效果，失業率還是在不斷上升。

中國的國際收支數據顯示，2022年進入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比上年下降43%，為1,900億美元。隨著外資的投入下降所帶動的就業崗位也在不斷下降。同時清零運動不可逆轉地打擊了外資信心。在新冷戰大大升溫前，因為成本上漲，越來越多制造業國家如越南、印度的市場早已搶占中國的份額。中國已經不可能再回覆到世界工廠鼎盛時期的就業狀態。

而近兩年以來，新冷戰已經進入國際供應鏈重組階段，世界呈現中美新冷戰的態勢。隨著美國制造業回流、全球經濟衰退中國在目前的世界形勢中處於不利位置加劇了內部的就業危機。

當下青年人在面臨畢業就失業的現實情況被迫無奈的躺平，導致了該口號曾一度被推上風口浪尖，這反映出青年群體試圖消極抵抗資本剝削和專制壓迫的願景，同時潛藏著反抗的憤怒情緒。“內卷”成為了更多青年人對於現實無奈的選擇，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就業危機警醒了我們，不能幻想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能夠獨善其身。

群眾起來鬥爭

工人階級是社會中最有潛在力量的群體，我們迫切需要建立一個以強大的工會和一個工人階級政黨為基礎的運動。愈發嚴重的就業危機與群眾意識的發展使得當下青年人愈發重視中央政府的政策和體制問題。馬克思主義者明確知道現時資本家為求壓榨而迫使勞動者超長工時，同時卻沒有能力提供足夠崗位給予就業人口。工作量理應攤分予全體勞動者，減少勞動者工時並解決失業問題。但企業都為了保護利潤而絕不會就範，因此工人鬥爭和就業者鬥爭理應聯合一起，對抗開采“人礦”的血汗企業。馬克思主者明確指出，只有將企業全面公有化，由實施工人階級民主控制的計劃經濟，才能開始重組經濟，並將全社會的工作攤分予全體勞動者，才能解決失業危機並善用勞動力發展經濟。這就是打倒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的第一步。

中國：聲援黃雪琴及王建兵 反對中共鎮壓Me2運動

獨立調查記者、#Metoo運動深度報道者黃雪琴，和廣州職業病權益倡導者王建兵，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在二人被捕兩周年後首次開庭。

廣州市檢察院指控黃雪琴“2019年來，多次在網絡、社群發布歪曲、攻擊中國政府的煽動性文章和言論，宣揚顛覆國家政權的思想。2020年5月至2021年2月受‘境外組織人員’糾集，參與‘非暴力運動’網課培訓。”這種關於“外國勢力”的指控已經越來越被看穿是憑空捏造，在去年12月反清零抗議期間，官方指控抗議者為境外勢力，受到群眾的強烈反感。

“煽顛”罪名經常被中國當局用來打壓異議人士，可以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者，可處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往這罪名針對強烈反對政府合法性的行動，近年已變得像尋釁滋事罪那樣“莫須有”的罪名。

黃雪琴是媒體工作者，亦是#me2運動發起人之一。她曾發表《中國女記者職場性騷擾狀況調查報告》，指中國逾八成女記者曾受性騷擾，引發公眾關注。但她真正被政權針對的原因很可能是因為曾在2019年香港民主示威時進行采訪，並在網上發表文章記錄遊行過程。她被控曾組織開設網上項目培訓課程，“以境內外重大事件、社會運動等內容，煽動參加人員對中國政權的不滿。”

在審訊當天，派遣警力在廣州法院附近範圍戒備，大批便衣人員把守路口，特警車圍繞法院四周巡邏，盤問和勸離試圖走近法院的人士。中共害怕#Metoo運動有演變成街頭群眾運動的潛力，並且成為表達對社會不公的平台。在2021年十二月弦子訴朱軍性侵案庭審時，北京法院外一度有過百名青年聲援，他們舉著標語並發表演說申訴不公。

聲援黃雪琴的“雪餅關注組”成員，黃雪琴在關押期間經常被半夜突發提訊。聲援者擔心她在獄中遭遇酷刑，身體病理加重，並可能伴隨嚴重的精神損傷。報道指出，她的睡眠經常被打斷，因為她會在半夜遭受審訊。

去年關注組稱，至少有超過70位黃雪琴與王建兵的朋友或家庭聚會參與者被傳喚，進行超過24小時的審訊和恐嚇，更強迫部分人簽署由警方編造的虛假口供，要求他們指認兩人曾參與過“顛覆國家政權”的所謂培訓活動。

黃雪琴和王建兵是在2021年9月在深圳和廣州被捕。黃當時準備前往英國薩塞克斯大學就學，未料在前往機場的路上“被消失”。薩塞克斯大學亦被質疑噤聲，據《BBC》報道，校方通過電子郵件通告全校學生不要談論有關黃雪琴的事情。海外大學為了吸納中國留學生的資金而往往與中共合作，淪為獨裁政權打壓言論自由的幫兇。

王建兵則在羈押失聯近200天後才獲準見到代理律師，並經歷了多達五個月的單獨關押，迄今不知道具體關押地點。王建兵曾向律師表示，在單獨關押期間精神備受抑郁癥折磨。

很多中國女權分子越來越具有民主以及階級意識，並開始認清到整個體制需要徹底的變革，使中共政權害怕他們成為未來聚合抗爭的中心點。中共政權面對嚴峻的經濟危機，加上去年12月反清零抗爭已為當局響起危急警號，故此要加強鎮壓。最近中共大力利用福島核廢水事件煽動反日民族主義，並且推動“治安管理處罰法”聲稱要打擊“傷害民族感情”的行為，都是為了制造服從政權的恐懼氣氛。

但是，民族主義的轉移和警方的鎮壓不可能無限期地壓制社會不滿情緒。群眾的憤怒與日俱增，對黃雪芹和王建兵等制度受害者的廣泛同情和支持也與日俱增。

新冷戰升溫

過去幾年，以中美為核心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急劇升溫。這被廣泛描述為一場“新冷戰”。這場沖突的根源究竟是什麽？

雖然拜登和美國的資產階級媒體總是喜歡把這歸類於所謂“民主”和“獨裁”之間的道德鬥爭，但這實際上只是世界上兩個主要的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沖突，他們所做的也是對全球市場和資源的相互爭奪。

我們這個時代的帝國主義並不像殖民時代那樣，主要表現為由某些帝國主義國家對被殖民國家的直接統治，但現代帝國主義的確是控制拉丁美洲、非洲、中東和亞洲大部分地區的資源。帝國主義列強對世界不斷輸出“資本”，並利用其對全球金融的控制迫使世界上的“落後”地區對其產生依賴。例如美國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而中國有“一帶一路”倡議和自己的全球金融架構。窮國背負著來自那同吸血鬼般的帝國主義國家的銀行的無盡債務，而往往被迫削減教育和醫療開支，以保持自己國家在這樣的壓力下的經濟穩定。在過去幾年里，斯拉蘭卡、巴基斯坦、讚比亞和阿根廷等國都遭受了諸如此類的災難性債務危機。

“新”冷戰一詞是相對於二戰結束以後美國及其盟友對壘蘇聯集團的舊冷戰，不過這類比具有局限性。舊冷戰為兩種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之爭——即資本主義與斯大林獨裁統治的計劃經濟。而這場“冷戰”同樣也有許多非常激烈的“熱”的階段，如越戰，但也有一定的限度。我們今天看到的沖突更類似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當時英帝國主義是占主導地位的世界強權，受到正在崛起的德帝國主義挑戰。

新冷戰的由來

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的中國資本主義覆辟時期之前，美國就開始與中共政權發展密切的夥伴關系，最初是為了針對蘇聯的斯大林主義政權。20世紀90年代，中美兩國成為推動世界經濟更加全球化的合作夥伴。

但這一發展仍是在美國作為全球霸主（盡管已被削弱）的背景下進行的。隨著中國新興資本主義開始逐漸彰顯自己的地位，並認為自己有可能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甚至可能主導世界的大國，中美關系則開始出現了裂痕。而到2010年代，競爭日趨激烈，隨著2012年習近平成為中共領導人，中美關系變得更加敵對，尤其是在特朗普就任總統期間。這一進程在拜登政府下只有在加速。

如今，由於中國出現了重大的經濟、社會和人口危機，中國帝國主義崛起的步伐已經停滯。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全球沖突會逐漸平息。實際上，現在是兩個衰弱中、深陷危機的帝國主義大國在爭奪霸權；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動態，會給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帶來許多災難性後果。

失序時代

新冷戰是失序新時代的核心特征，它取代了過去存在40年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新冷戰是導致中美經濟部分脫鉤的去全球化進程的驅動力。拜登政府致力於“生產回流”、“近岸生產”或“友岸外包”對 “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產業，如半導體芯片生產。芯片法案為此提供了數百億美元的資金。

然而，美國更進一步限制與中國分享或出售關鍵技術、限制美國資本家在中國投資，這些都是經濟戰的形式。中國則以自己的限制措施進行了報覆，包括將美光等美國關鍵科技公司排除在重大項目之外。

新冷戰在烏克蘭也變得“熱”起來。俄羅斯去年2月的入侵觸發了二戰以來歐洲最大規模的戰爭，這場戰爭已成為更廣泛的全球沖突的一部分。中國默默地支持其盟友俄羅斯，而美國和其他北約國家則投入數百億美元武裝烏克蘭部隊。結果造成了一戰般的血腥僵局，美國估計雙方已各自有50萬士兵傷亡。

烏克蘭人民的利益及其自決權與美帝國主義的活動毫無關系。他們只是借著戰爭加強北約，不僅是為了對抗俄羅斯，也是為了抗衡中國。而結果是，從德國到日本，軍國主義浪潮一浪高過一浪。這包括大規模增加軍費開支，這意味著用於住房、醫療保健、教育或應對氣候災難的資金減少。事實上，烏克蘭戰爭和軍國主義的興起意味著對化石燃料產生更大依賴。

軍國主義還意味著煽動反動的民族主義，而民族主義會毒害工人運動。在美國，特朗普和拜登掀起了攻擊亞裔美國人的浪潮，我們已經看到了這一點。

事態發展方向

過去兩年局勢升級的主要結果是，分別以中、美兩國為首的集團的核心力量得到了加強。許多觀察家認為不可想像的事態發展出現，包括與中國有著非常密切經濟關系的德國制定了部分脫鉤計劃。另一個例子是美國、日本和韓國之間的新軍事聯盟，該聯盟必須部分克服基於日本在二戰前和二戰期間對韓國的野蠻殖民占領而產生的歷史仇恨。

隨著各國被迫選邊站隊，世界上沒有任何地區能幸免於新冷戰。正如我們其他文章所述，尼日爾的政變和非洲中部的戰爭威脅，與美國、中國及其各自盟友對非洲大地的新一輪爭奪是分不開的。

但最危險的爆發點是台灣和南海沖突。其結果將決定誰主宰世界重要的西太平洋經濟區。現在或在一段時間內可能不會爆發戰爭，但根據帝國主義的邏輯，事態會朝向爆發戰爭發展。

建立反帝國主義運動

同樣，與當前形勢最明顯的歷史前鑒是一戰前夕的時期。當時同樣許多人認為英德之間的戰爭是不可能的。而今天核武的存在也不足以阻止戰爭——正如我們在烏克蘭所看到的那樣：在（至今）沒有使用核武器的情況下的大規模戰爭。

帝國主義沖突是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衰落的產物，它無法解決人類面臨的緊迫問題，包括大規模貧困和氣候災難。這就是為什麽我們迫切需要建立一個工人和青年反對軍國主義、反對推動戰爭的國際運動，一個自始至終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尤其是“本國”帝國主義的運動。

中東戰爭　對於中共全球力量及轉向“全球南方”戰略的重大考驗

中東10月7日爆發的戰事正震蕩世界關系。這對於陷入與美國對抗的帝國主義冷戰、同時又面臨前所未有的國內經濟危機的習近平政權來說，戰事讓事態更加覆雜化。

以色列為征服巴勒斯坦人民的新戰爭（包括蓄勢待發對加沙進行地面入侵），既是過往戰爭的恐怖重演，但同時也是截然不同的沖突。如今的恐怖程度處於新層次。聯合國稱，自戰爭爆發以來，加沙已有100多萬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以軍空投的傳單命令加沙北部120萬居民在“24小時”內撤離。但他們無處可去。道路被炸斷，通往埃及的邊界已封閉。自開戰以來，以色列對加沙進行大規模轟炸，將當地變成廢墟，而30萬以色列預備役軍人被動員起來，準備地面進攻。巴勒斯坦平民傷亡（包括兒童），正不斷飆升。

新冷戰形勢下的戰爭

與烏克蘭戰爭一樣，這場戰爭是在新冷戰背景下發生的，中美兩國各自領導的陣營間的全球權力爭鬥日益激烈，主導著全球進程，並滲入幾乎每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危機和沖突中。

美帝及自去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重新激活的西方陣營，當然宣布支持以色列當局。其實，由於哈馬斯武裝史無前例的大膽進攻，在10月7日從“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監獄”加沙越過邊境攻入以色列南部並展開屠殺，各政府更容易地對以色列表達政治支持。這次襲擊造成的以色列平民死亡人數（超過1000人）是1948年以色列建國以來最多。

巴勒斯坦人民的反抗以色列國對其土地和家園的殘酷、持續加強的占領和圍困，是有其正當性的，應獲得所有社會主義者的支持。但哈馬斯在以色列南部發動的攻擊和屠殺，揭露了其反動本質。哈馬斯是一個保守的伊斯蘭主義運動，獲得各色右翼、惡毒、反工人階級的中東獨裁政權的支持。

10月7日的襲擊在以色列猶太人口當中引發的震驚和恐懼，加強了內塔尼亞胡政府的“自衛”宣傳，該政權準備對加沙進行無情和空前程度的地面入侵。這只會意味著針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清洗和大規模驅逐。在許多人擔憂會出現“第二次災難（nakba）”，這是指1948年戰爭後巴勒斯坦人被大規模驅逐。此基礎上，民族主義和宗派沖突的惡性循環將持續並加速，以巴雙方右翼威權勢力也將崛起。正如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以色列-巴勒斯坦支部同志的聲明所概述，只有工人階級社會主義替代方案才能打破這種不斷有人頭落地的發展。

拜登利用這場危機來展示美帝國主義的軍事力量（美帝仍是無可爭議的全球第一軍事強權），向以巴地區派遣了一個航母戰鬥群，後來又增加到兩個，並警告伊朗政權不要直接、或通過黎巴嫩真主黨等“代理”民兵勢力幹預局勢。哈馬斯是遜尼派穆斯林組織，並非直接受什葉派伊朗的政治控制，但他們從伊朗獲得大部分武器、資金和訓練。西方各國政府大規模強化了他們無批判支持以色列的宣傳，包括拜登在內的許多外國領導人將在未來幾天訪問以色列。同時，全球各地城市都湧現了聲援巴勒斯坦群眾的大規模示威。在德國等一些所謂的民主國家，這些抗議被譴責為支持“恐怖主義”，甚至出現會被警方起訴的威脅。

傑瑞米柯賓

外力介入

伊朗獨裁政權的權力並不穩固。22歲的瑪莎·阿米尼（Mahsa Amini）被殘殺後，該國震撼地爆發長達一年的大規模抗議。為了擺脫國內的群眾壓力，伊朗政權可能會介入以巴戰事（這並非不可想像）。過去一周，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黨一直在與以色列軍隊交火，其領導人出於自身原因擔心，如果以色列成功“消滅”加沙的哈馬斯，軍事平衡就會改變。內塔尼亞胡看來勢必入侵加沙，這將引發更廣泛的流血沖突及人道主義災難，那麽其他中東地區部隊被卷入局勢、波及更大範圍的戰爭爆發就會變得更為可能。

甚至以色列政府的西方支持者現在也在施加壓力，要求以色列限制其地面入侵計劃的範圍。美國總統拜登10月15日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采訪表示：“以色列再次占領加沙將是大錯誤”。美國數名發言人也開始提醒以色列當局要跟從“戰爭法律”。由於美帝被視為以色列在加沙戰爭罪行的同夥，其在中東和整個“全球南方”的地位恐將遭到進一步削弱。因此，美帝更傾向於采取更有針對性的“外科手術式”軍事行動，但即使這樣也無疑將付出非常高昂的人員傷亡代價。

這是否能成功“緩和”以色列政府的攻擊，仍有待觀察。內塔尼亞胡政權面臨著巨大壓力（“反對派”政黨現在加入了一個支持當局軍事行動的“團結”聯盟），公眾對“以色列史上最大的失敗”進行了廣泛的批評和辯論。大部分政權在戰爭開始時都會經歷民調支持率的提升，但以色列卻沒有出現這種情況。內塔尼亞胡吹噓要鏟除哈馬斯並在軍事上摧毀它，這是為了重新獲得公眾信任而做出的絕望嘗試。因此，美帝也無法完全操控局勢發展。我們在每個主要帝國主義列強中已見到的危機恐將更嚴重，如果這場戰爭升級為更廣泛的地區沖突則尤其如此。

對習近平政權而言，唯一積極的方面，就是希望拜登和美帝國主義能夠“分心”、將戰略重點重新轉移到中東，從而減輕中美沖突的壓力。普京顯然有著同樣的希望，希望西方資產階級政府的目光（至少部分地）從烏克蘭戰爭中轉移開去。

但除此之外，所有其他因素都加劇了習近平的困難。短期內，美國再次展現為“世界警察”和作為中東地區的霸主。短短幾天發生的事件，破壞（並在一定程度上挫傷）了習近平在中東眾多危機中將自己塑造成權力掮客和潛在調解力量的企圖。今年3月，中國協助促成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覆交，對習近平來說是盡管有限、但重要的地緣政治政變。

2023年6月，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與哈馬斯競爭的政府）領導人阿巴斯（Mahmoud Abbas）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兩國關系提升至“戰略夥伴關系”。針對阿拉伯世界的如此外交舉措，主要是出於經濟需要，但也有助於收買這些政權（大多是獨裁政權），讓他們在中共政權殘酷鎮壓新疆維吾爾族和其他穆斯林民族的問題上噤聲。據報道，習近平還告訴阿巴斯，他願意參與調解以巴沖突，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

如今，這個提議聽上去相當可笑。甚至說不定，習近平成功促成伊朗與沙特關系回暖（仍有待認真檢驗）之後已然得意忘形。事實上，習近平政權在很大程度上被迫旁觀正發生的可怕事件，而非扮演“主要參與者”的角色。我們再一次看到，中共政權一有機會就誇大自己的“成就”，以展現強大的形象。盡管中國在中東的影響力（尤其是經濟影響力）不斷加大，但中國要從根本上挑戰或取代美國仍有一段距離。

和烏克蘭戰爭問題一樣，在宣傳方面，如《環球時報》所言，中共主要強調美帝“拱火，而不是讓事態降溫”。這一評論當然正確，特別是從長年歷史來看：美帝的戰爭、經濟剝削、對獨裁者的支持，以及對以色列資本主義的袒護，使中東多重、多變的危機長期存在並加劇。

中共的宣傳

習近平政權也希望在這場沖突中展現“中立”和“和平使者”形象。就像在烏克蘭一樣，這意味著要走鋼絲，因為隨著每次危機的加深，中國資本主義的真正利益所在都會暴露出來。中共並沒有為現有的壓迫性全球秩序提供任何替代方案，因為它自身也代表著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最好是中國的帝國主義）的延續，代表著與腐敗專制精英階層的交易，代表著以犧牲大眾為代價來最大化其市場和原材料來源。中國石油進口有一半來自波斯灣地區。鑒於中國的國內危機、經濟日本化以及世界最大房地產泡沫的破裂，中共只想避免新的全球威脅和不穩。

北京在外交上的危險處境，顯現於中國現在是以色列第三大貿易夥伴、雙邊貿易額在2022年達到了230億美元這一事實。相較之下，中國與巴勒斯坦之間的雙邊貿易額只有1.58億美元，微不足道。最重要的是，中國對以色列科技領域進行了大量投資，並曾希望利用與以色列的關系來部分抵銷拜登政府對中國的微芯片封鎖。

北京面對西方政府和以色列的壓力，被要求譴責哈馬斯10月7日的襲擊，但北京拒絕譴責哈馬斯。這種外交上的噤聲可能會給中國帶來相當大代價，因為美國能將以色列進一步拉入其反對中、俄的冷戰陣營。但另一方面，如果中共轉向對以色列更友善的基調，它與阿拉伯和穆斯林國家的關系可能會遭受難以估量的更大損失。

中國是整個中東地區第一大貿易夥伴，去年雙邊貿易額達5070億美元。根據中國政府數據，已有21個阿拉伯國家加入“一帶一路”倡議。作為制衡並削弱美帝反華戰略的手段，北京的“全球南方轉向”已成為習近平2023年外交的核心特征。金磚國家（BRICS）8月的擴張證明了這一點，當時有三個阿拉伯國家加上伊朗及另兩國獲邀加入。這些步驟，以及其他擴大中國帝國主義在所謂“全球南方”（中東及亞非拉）影響力的舉措，將受到正進行的加沙戰爭的嚴峻考驗。

最起碼，剛在北京開幕的第三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將被7000公里外的危機完全搶走風頭。而如果以色列重新占領加沙的話，戰事恐將蔓延，中共在外交鋼絲上將更難保持平衡。

繼烏克蘭戰爭的恐怖之後，戰爭正再一次以令人震驚的方式蔓延至以色列邊境，這令我們看清我們所處的時代的真相。全球資本主義正在將人類拖向無休止的民族主義沖突、軍國主義和恐怖戰爭的深淵。當務之急是在全球各國家地區建立工人階級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杭州亞運：64號碼幽靈纏繞中共政權

近期在杭州舉行的亞運會上，兩名中國跨欄運動員在比賽後相擁祝賀的照片遭當局審查。

10月1日，在林雨薇奪得100米跨欄決賽金牌後，林雨薇與吳艷妮擁抱在一起。吳艷妮獲得第二名，但因搶跑而被取消資格。這兩人分別在6號和4號賽道參賽，因此短褲上標有這兩個數字。照片中，兩個數字無意中組合成“64”——中共獨裁政權的禁忌數字。

反應遲緩

盡管許多中國年輕人對這一歷史事件一無所知，但“64”這個提法常用來指代1989年6月4日大屠殺。萬計的解放軍使用坦克血腥鎮壓北京市中心（包括6月3-4日晚間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群眾示威。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去世，引發最初由學生領導的抗議，但隨著工人加入，鬥爭大幅強化，抗議持續了7周。圍繞著“打倒獨裁”、“腐敗下台”等訴求，這場運動得到了數百萬人的支持，並蔓延到了100多座城市。鄧小平和中共元老們下達鎮壓抗議的命令，鄧小平更表示：“殺20萬人，換20年穩定”。

受疫情影響延後一年的第19屆亞運會，於9月23日至10月8日在杭州舉行。中國運動員共獲得383枚獎牌（其中金牌201枚），位居獎牌榜榜首。日本以52枚金牌位居第二，韓國以42枚金牌位居第三。運動會共有45個國家參加。最初，官媒未能注意或理解到，林雨薇與吳艷妮照片中數字組合的危險象征意義。新華社和央視新聞廣傳了這張照片，但隨後突然刪除了它和所有相關內容。微博也緊隨其後，審查了分享該圖片的貼文。在墻外，這張照片在海外媒體和社交媒體上瘋傳。

這一事例說明，盡管當局對於“安全”的在意程度與日俱增，但對習近平政權來說，審查制度及思想控制卻變得越來越成問題、具挑戰性。亞運會期間，杭州每當舉行具有政治意義的重大活動時，都會加強治安管理。

居住在亞運會場地附近的居民被告知要全程關窗，不要向外看或站在窗戶附近。在社交媒體平台上分享的照片包括一個上面寫著“亞運期間窗戶關閉”的封條。多名評論人士看到這與新冠清零政策下的封城的相似之處，包括杭州的安保措施之下，司機和快遞員發現他們進入一些小區的道路被封鎖，因此部分食品配送遭到擾亂。

在處理備受矚目的體育賽事上，中共政權有著自相矛盾的表現。政權通過舉辦此類活動帶來的威望和盛況，來提升其全球形象和國內權威。與所有資產階級政權一樣，它希望利用此類盛會來轉移人們對政治挫敗與危機的注意，並借此煽動民族主義。但同時，由於中共政治基因中對群眾的不信任和恐懼，其在此類盛會中也處於高度緊張狀態。

去年11月在卡塔爾舉行的世界杯足球賽期間，球場內擠滿了觀眾，但大多數人並未出於預防感染新冠的考慮而戴口罩，這一幕成為中國社交媒體上的熱門話題。國家審查機器過度壓制對此事的討論，因為中共至少在表面上仍然堅持全面清零。當時，大約有5億中國人處於某種形式的封城之下。

起初，中國中央電視台等國家電視台對世界杯的政治敏感圖像感到驚訝，但很快就“修正”了這個“錯誤”。他們在轉播期間運用了30秒的延遲，讓審查員有更多的時間來處理“問題”，他們用球隊教練或任何其他的鏡頭，取代不戴口罩的球迷的特寫。

禁書

Chinaworker.info 今年再版了2009年出版關於八九群眾民主鬥爭和六四大屠殺的禁書。這次再版新增了一些歷史材料。在記載1989年運動的各本歷史書中，我們的這部書中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它著重於工人階級在一切社會變革運動中都是決定性力量的作用。

自由派歷史學者和資產階級民主派只關注學生的角色，而忽視工人的角色，並否認1989年是一場革命鬥爭。而中共的默認立場是掩蓋這些事件，實在無法掩蓋的話就將其污蔑為犯罪者的“暴亂”。 由於有這麽多版本的偽歷史，對於社會主義者和中國新一代左翼青年來說，至關重要的是要找尋真相，並用馬克思主義來分析這一改變世界的事件背後的階級力量。

華為新芯片它取得突破了嗎？

8月底，中國科技巨頭華為公司，在無預警無宣傳的情況下發布了全新的高端旗艦手機系列Mate 60系列在中國引起了劇烈的反響。起初，各國科技公私單位拆機後報告，華為新機使用了中國半導體龍頭中芯科技研發代工的麒麟9000S7納米芯片，在經歷專業測試後專家斷定該芯片為全新設計的架構，並不是華為在美制裁之前的庫存芯片。

政治宣傳

但另一方面，最近日本拆機機構Fomalhaut Techno Solutions的最新研究，Mate 60的Kirin 9000S處理器其實是14納米的芯片，但透過特殊技術，使其效能接近至7納米工藝芯片的水平。如果這說法屬實，就推倒了“技術突破”的宣傳。中共通過中國大量的自媒體和官媒宣傳機器除了配載中國自研的7納米芯片之外，還是全球首款能與高軌衛星通訊的手機，同時華為此次在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拜訪北京的時機點上推出新機，媒體更是打出華為Mate60系列就是中國已經突圍美國一系列制裁的證明。

可見政治宣傳色彩濃厚，本次華為無預警發布的行動是中共獨裁政府在科技戰的反擊也是廣泛輿論戰的一部分。媒體大力宣傳中國各地實體門市大排長龍，手機銷售一空。強調過去因受制裁而備受打擊的華為“起死回生”，目的是為當下暴雷的中國經濟，注射一劑愛國主義的強心針。

2022年10月，白宮出台了對華半導體行業全面的“出口管制”，使得相關公司幾乎不可能向中國出售芯片、芯片制造設備和含有美國技術的軟件，同時它還禁止美國公民和永久居民為中國的半導體相關行業工作，這在很大程度上打擊了中國。

美國加大半導體產業制裁

例如， 荷蘭的半導體巨頭艾司摩爾（ASML）公司，它是全球唯一生產最先進的EUV光刻機的公司，在美國制裁令下達之後中國將無法購買世界最先進的芯片制造機器，同時三星、台積電、英特爾等半導體巨頭也都紛紛跟隨美國制裁。美國的制裁之下中國半導體行業的發展舉步維艱。專家也表示本次華為與中芯國際合作生產的7納米芯片，距離其他世界前沿芯片設計及代工的對手仍有較大距離，美國在全球半導體行業仍是統治地位。同時美國商務部表示，將對華為徹底盤整這些含有美國技術的全球半導體公司與中國的關系並加大對中國的半導體制裁。

目前國際的先進制程已經達到了5納米、3納米的程度，同時需要依賴EUV進行光刻。中芯國際以DUV機台能沖刺的制程極限至多到七納米制程，由於技術和設備的限制芯片的良品率一直是芯片代工的巨大挑戰。因此，新手機很可能會受限於芯片生產力的限制，難以提高出貨量。

在華為的新機中，由中芯代工制作的CPU系統，可能還是使用荷商艾司摩爾（ASML）生產的DUV光刻機，而非中國自制的光刻機。現在中國最先進的光刻機大概就屬上海微電子正在研發的28納米機台，與生產最先進的3納米制成的EUV光刻機相差甚多，同時本次芯片還是用了台灣大立光、穩懋，以及日本村田，韓國三星等公司的零組件。有專家稱目前麒麟9000S 7納米芯片，該是中芯國際在未來5至10年內能做到的最好制程技術。

中國半導體發展舉步維艱

新手機即使暢銷也救不了華為。調研機構TechInsights預估，由於Mate 60 Pro等的銷量成長，2023年華為智慧手機出貨量將達到3500萬支。盡管如此，與巔峰時期的2019年相比，出貨規模仍大幅下降，華為當時的出貨量超過2.4億支，全球市占率達到18%，即便Mate 60 Pro等產品暢銷，恐怕也難以達到2019年時的2成銷量。

同時與中國半導體行業緊密相連的同屬於高科技領域的中國汽車制造業在歐洲受到了反補貼調查，使得中國在中美科技戰中的處境更加艱難，也導致中美新冷戰中對抗的領域沖突加劇。社會主義者認識到，在中美新冷戰局勢的科技戰下要堅決反對沖突，社會主義者不會站在中美的一方，帝國主義沖突導致的惡性競爭阻礙了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全球整體生產力降低。

只有將科技產業公有化並由從業員民主監督，才能打破國家邊界的限制，促使各國真正的合作，提高科技的發展。這是停止中美科技戰以至軍事競賽的第一步，也需要推翻資本主義政權建立工人領導的社會主義體制。

中共《治安管理處罰法》草案強加民族主義遭群眾抵制

9月5日，“中國人大網”發布了一則“《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增加了民族主義的內容，尤其是第34條第2、3款。這兩項條款中提到，如果在公共場所穿著有損中華民族感情的服飾、標志，或制作、散播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言論，將面臨罰款甚至拘留。2022年，蘇州一名女子因穿和服被警方帶走，理由就是“煽動民族仇恨”。這次更是直接將民族主義的條款寫入法律。

傑瑞米柯賓

群眾抵制

此舉在群眾之間掀起軒然大波。僅僅兩天後，“中國人大網”的留言平台就有三萬多人評論，其中幾乎全部是質疑和反對的聲音。相比於其他法律草案，《公司法》僅僅只有五百多人評論，而《增值稅法》和《學位法》的修訂草案只有不到一百人評論。面臨洶湧的民意，被視為“中共喉舌”的胡錫進也不得不站出來提醒中共“不要觸發公眾情緒”。中共與很多學者、律師談話，要求他們不要發表意見，不少人的網絡帳號被封禁。

許多網民表示，這項法律過於寬泛，警察的自由裁量權力過大，很可能變成系統性的迫害。中國政法大學的一名教授寫道：“如果公職人員可以憑個人偏好和觀念信條，隨意擴張解釋和適用法律，那和‘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有什麽區別？”有網民將這個草案和中共在香港的鎮壓聯系起來，指出中共可以先給一個人扣“傷害民族情緒”的帽子，然後名正言順地拘留，就像中共把許多香港抗議者稱為“暴徒”，然後鎮壓。實際上，中共一直以來都有用來鎮壓群眾的法律，那就是“尋釁滋事”罪。過去，中共一直以這項罪名來鎮壓異見人士，來維護自己的獨裁權力。這項法律也一直遭到群眾的抵制。

即使中共將這項法律細化，說明什麽是“危害民族情緒”的服飾和標志，也不會改變它的民族主義本質，這是本次群眾抵制更激烈的原因之一。新一輪的群眾情緒除了對獨裁統治的不滿，還有對民族主義的不滿。群眾意識到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只是為了它自身的利益。有人將過去中共的對外政策和對內政策匯總起來，指出中國在與日本關系好的時候，就大肆投資“日本風情街”，而關系不好的時候，就宣傳抵制日本產品。

我們過去的文章指出，隨著清零政策對群眾的鎮壓、經濟形勢逐漸惡化，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越發無效。從之前的佩洛西訪台，到最近的日本核污水事件，可以看到群眾相較以前沒那麽積極響應中共的民族主義說辭。因為民族主義並不能解釋為什麽群眾的生活條件越來越差，也不能解釋為什麽貧富差距巨大。群眾對被民族主義洗腦的抗拒也聯系到中共身上。有網友寫道：“你（中共）吃特供時，就不提和我們是一個民族，住高幹病房的時，就不提和我們是一個民族，需要我們努力工作的時候，就說和我們是一個民族。”

在這樣的情況下，過去單純通過鋪天蓋地的宣傳來給群眾灌輸民族主義已經不滿足中共的維穩需求，所以它不得不將民族主義寫進法律。這說明中共面臨巨大的危機，已經開始對民族主義的宣傳效果失去了信心。它開始擔心民族主義失去市場，並且無法再分散群眾對中共的憤怒情緒。如果民族主義仍然牢牢駕馭著群眾，那麽中共完全不需要將民族主義寫入法律。正如一名網友所說，“國家居然會害怕老百姓‘傷害民族感情’？如果日子越來越好，為何要擔心老百姓‘傷害民族感情’”。

我們的主張

中共和它的民族主義宣傳陷入越來越深的危機。為此，中共獨裁政權必須利用法律和警察等暴力機關來保護自己，強化對群眾的鎮壓。未來，隨著經濟形勢的進一步惡化，群眾的不滿將持續增加，中共可能會被迫更高壓的手段來保衛自己的獨裁統治和中國資本主義制度。社會主義者認為，只有通過有組織的鬥爭來推翻中共的獨裁統治及其所捍衛的威權資本主義制度，才能獲得民主和自由。這需要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才能成功。

“即使14億人口也不足以填滿中國的空置樓房”

中國的房地產危機還沒有見底的跡象。經濟師洪灝表示，2021年中國房地產銷售額達到了18萬億元人民幣。但他向CNBC表示，2023年房地產總銷售額達到10萬億元就算是“幸運了”。

史上最大的房地產泡沫的破滅恐將使中國經濟陷入長年停滯。房地產的大衰退就如經濟的巨型煞車器，並是3年殘酷的新冠疫情防控結束後經濟未能反彈的主因。

一方面，住房長期供過於求，同時中國也存在人口危機。城市化進程已經放緩。貢獻房屋建造數量40%的房地產公司現已拖欠貸款。資本家過去相信市場只會上漲，因此造成過度杠桿。2021年，隨著恒大債務危機，泡沫開始破滅。其董事長許家印和其他幾名恒大高管現已被捕。這恐怕預示著政府將主導拆解恒大的進程。尚不清楚這會對更廣泛的經濟產生什麽影響。

有視頻顯示，9月23日，國家統計局原副局長賀鏗在東莞舉辦的一個經濟論壇中表示，即使中國14億人口也住不完全國的空屋。他的講話提及已出現的、規模驚人的房地產供應過剩。這是因為金融投機猖獗，造成了房地產市場的巨大泡沫。

空置房屋

賀鏗在東莞表示：“空置的房屋究竟有多少，各個專家估出來的數字相差很大，最極端的認為目前的空置房屋數量足以容納30億人居住，這個數據可能有點過了，但我認為14億人可能住不完。”

先前估計中國有6500萬至8000萬套空置房屋。賀鏗的說法暗示，即使前述這些數字也是低估了實情。因此，中國現況確實是非常荒唐。175年前，馬克思與恩格斯就已經在《共產黨宣言》解釋這一進程：“在商業危機期間，總是不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產品被毀滅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經造成的生產力被毀滅掉。在危機期間，發生一種在過去一切時代看來都好像是荒唐現象的社會瘟疫，即生產過剩的瘟疫。”

面對這場危機，習近平政權顯得處於癱瘓狀態。近幾個月來，中央和省級政府宣布了200多項不同但七零八碎的措施，嘗試重振房地產市場。9月房屋銷售量較8月增長17.9%，但仍較2022年9月下降29.2%。

整個社會及國內外資本家對中共獨裁政權能夠治理經濟的信心已經動搖。正如我們在《社會主義者》雜志中所解釋，中國經濟看起來越來越陷入“日本化”——這是指日本資本主義在20世紀90年代初類似（但規模較小）的房地產泡沫破裂後經歷的“失去的數十年”。日本曾經被視為有望超越美國資本主義的“經濟奇跡”，但後來卻陷入了停滯。日本占世界GDP的比例從1990年的18%降到今天的不到4%。

不過日本和中國之間有著諸多不同，當馬克思主義者描述經濟“日本化”的過程時，我們並不是說中國將全然重走日本危機的道路。更詳盡的說明，請參閱《社會主義者》雜志第71期文章《中國經濟陷入“日本病”危機》。

中國不一樣，但……

高盛近期（2023年10月）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房地產崩潰實際上在某些方面看上去比當年日本更嚴重。中國城市的空屋占總房屋約20%，是1990年日本9%的兩倍多。報告稱，中國房價是家庭收入的20倍，而1990年的日本為11倍。中國房地產投資占GDP的比重也是1990年日本的兩倍。因此報告指：“中國房地產市場下滑對實體經濟的直接影響將比日本當時更大”。

洪灝等經濟學師預測，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低迷將持續數年甚至十年。瑞銀集團投資銀行預計，房地產銷售及建造將“穩定”在2020-21年高峰時期的五至六成水平。房屋建造大減將引發連鎖反應，從更多違約、破產、失業、地方政府預算危機，到危機蔓延到金融體系的風險。

中國前副總理劉鶴在1月份於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上表示：“房地產領域風險如果處置不當，很容易引發系統性風險，必須及時幹預”。但北京方面似乎少有“及時幹預”。關於中國經濟“日本化”的恐懼將會愈演愈烈。

“平等”幻滅：青年階級意識加速覺醒

各路官媒始終熱衷於宣傳“越努力越幸福”的傳說。對於青年來說，他們從官媒那里聽到的一直都是諸如農村學生刻苦學習考入了清華、高中畢業生白手起家創業致富的故事。

但現實告訴青年，這些故事只是個例。

學生時代開始，中國青年所受到的熏陶就是“少小須勤學，文章可立身”。但對於出身普通家庭的學生來說，這種幻想在殘酷的現實面前化為泡影。高失業對青年的影響是廣泛的，考入名校也難以保證良好的就業前景，更遑論改變階層了。即使是作為雙一流大學的中傳，“未就業+自由職業”率（也就是失業率！）也高達近40%。

“不夠努力”？

在失業率暴增的情況下，“失業工人的壓力又迫使就業工人付出更多的勞動”。官方將日均工作超過九個小時作為“青年奮鬥不躺平”的證據，那麽勞動法所規定的“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八小時“就只是一個擺設；官媒將 “211畢業5年存款5000元，工作是火鍋店保潔”作為即使不斷失業也依舊“不躺平”的正面例子大肆宣傳，但這個例子反而證明了即使是211畢業，即使是再樂觀、再“不躺平”，也難敵就業形勢的一路下行。

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下，“越努力越幸福”只是一個都市傳說。而“小人物逆襲”、“奮鬥不躺平”一類故事試圖通過渲染努力來掩蓋的，就是階級地位對於個人發展的更大影響——代代相傳的特權對於個人發展的影響遠大於努力。於是，官方對“努力”的宣傳遭到了越來越強的厭惡，一個反問開始廣為流傳：

“駱駝祥子淪為悲劇難道是因為他不夠努力嗎？”

對於官僚子女來說，“就業下行”的壓力並不存在。他們父母所積累下的資源讓他們在體制內外都能過上遠優於同齡人的生活，不學無術的周頡輕輕松松得到了對外界來說門檻極高的崗位，深圳的官三代“北極鯰魚”則能大大方方地宣稱自己家里有“九位數”，還去了澳大利亞留學——用來自“韭菜們”的錢！對於他們來說，這一切特權並不是駭人聽聞的，而是如同呼吸一樣平常的，所以“炫耀”也是自然而然的。

裙帶關系在體制內具有決定性的力量，足以保證官僚子女在政府、在國企實現“紅色家族代代傳”。在階級關系的代際傳遞中，青年踏入社會後發生了高速的分化。

折疊中國

相比於在“提供了超過80%城鎮就業”的民營企業苦苦打拼的青年，“靠關系”進入體制內的少數人享受著穩定的工作、更多的福利和更少的工作量；即使和“考進來”的貧寒同僚相比，他們也享受著更低的招聘要求、更快的晉升等來自領導的“關照”。在之後的工作中，他們將靠酒杯、牌局和婚姻找到自己在官僚的關系網中的位置，完成特權的世襲——這種特權不是、也不可能是靠白手起家的努力得到的。

隨著經濟危機的加深，中國的青年失業與不平等現象日益加重，而資本主義證明了自己無力解決這些問題。在“211畢業5年存款5000元，工作是火鍋店保潔”的新聞下，“中青評論”發文稱，這代表了“年輕人大可以在開闊的原野上自己選擇奔馳向前的方向”；但在資本主義社會下，所謂“自己選擇奔馳向前的方向”，只能是基於工人階級的依附和被壓迫地位的自由。要真正實現青年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就必須推翻資本主義，在政治上實現社會主義民主，在經濟上實現無產階級的民主計劃與控制。

不平等現象激發著青年的怒火與渴望改變的情緒，也促進著階級意識的增長；而在資本主義的危機之下，如果青年無產者覺悟到需要組織起來，並對整個體制發起全面的挑戰，將會是革命的一股中堅力量。

倫敦東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塗鴉引發群眾不滿

倫敦發生的一起事件引發了激烈的網絡討論，讓人們看到了中國快速變化的政治情緒。八月，幾名中國留學生在小紅書和Instagram等社交媒體上發布一則信息，稱他們在倫敦東區紅磚巷的塗鴉墻刷上了中共宣揚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24字。這項活動的主要組織者“一鵲”（網名）在社交媒體上宣稱，他們的活動是為了批評“西方中心主義”。

“核心價值觀”在2012年作為宣傳口號被中共提出，在習近平的推動下，這個標語出現在中國各地的公共場所，包括公交和地鐵等公共交通。不少城市曾要求所有市民全體背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應對高層的檢查。在學校和政府單位，學生和公務員被要求必須牢記背誦，他們甚至會被抽查背誦的情況。

群眾激烈反對

隨著習近平政權加強控制和中國經濟形勢的惡化，人們對中共政權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在公開表達對習近平統治的不滿之前，群眾的不滿首先會集中在政權宣傳的不同方面，如所謂的“核心價值觀”，這種情況並不罕見，因為群眾會將“核心價值觀”中的內容和中國的現狀聯系起來。一名網友留言說：“你們只敢在國外這樣做。你們敢去北京的街頭這樣塗鴉嗎？”言下之意，“一鵲”等人只有在墻外才能創作和政治相關的內容，在墻內就會面臨中共當局的懲罰，甚至被拘捕，即使他們塗的是中共當局自己宣傳的口號。

除了墻內群眾借此機會表達對中共的不滿，墻外的中國人也行動起來。他們到紅磚巷進行二次創作，來表達對中共的反對。例如在“自由”和“公正”前面加上“無”和“不”，變成“無自由”、“不公正”。隨著事件繼續發酵，“核心價值觀”塗鴉周圍出現了更多海報或塗鴉，內容包括要求反對中共鎮壓香港、西藏和新疆，以及反對中共獨裁。按照“一鵲”的說法，他們想要用這個塗鴉來批評西方中心主義。但在海外中國人的二次創作之後，東區塗鴉發展成了反對中共的聚集地。這反映出群眾對中國政府的廣泛不滿。當中國人逃離了墻內的直接管控後，不滿情緒就會表現出來。

一向被視為中共的鐵桿支持者的“小粉紅”，向來力挺專制主義和民族主義，這次卻與東區塗鴉問題保持距離。知名愛國博主“孤煙暮蟬”認為所謂“反對西方中心主義”實際上是對中國政府的“高級黑”。她認為“一鵲”等人根本就不是為了弘揚社會主義價值觀，而是為了借機引發對中共的不滿。這體現出這些“小粉紅”自己對中共和中共的宣傳口號缺乏信心，因為他們意識到習近平今天的統治越來越民意低落。他們意識到在墻外刷上“核心價值觀”會產生相反效果，觸發群眾不滿。

事件擴大之後，“一鵲”試圖澄清自己，他在社交媒體上否認自己的行動是為了諷刺中共。顯然，他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向中共解釋，自己並不是一個海外的異見人士。這種“自證清白”比在網絡上澄清自己更困難。一直以來，中共通過各種渠道，包括使館、學生社團和孔子學院，來監控海外中國人，尤其是留學生。如果一個留學生在海外參加了政治活動被中共間諜拍到，他在回到中國之後將受到中共的審問。海外大學為了吸引更多中國學生賺錢，往往會和中共合作，成為鎮壓幫兇。

中共的“核心價值觀”真是社會主義嗎

中國在上個世紀末完成了資本主義覆辟。在此之前的毛澤東時代，中國是一個斯大林式的官僚獨裁政權，它用社會主義的言辭來掩蓋特權官僚的專制統治。即使擁有國有經濟，這樣的社會和國家也與真正的社會主義相去甚遠。為了維持統治，即使在今天，資本主義的中共在某種程度上仍然需要以“社會主義”為借口，為鎮壓、加強專制控制和攻擊“西方”民主辯護。與此同時，中國自由派普遍支持向西方資產階級民主邁出有限的幾步，他們接受並傳播中共歪曲的“社會主義等於專制”的思想。事實上，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只是過去一百年來工人鬥爭（包括社會主義者領導的革命鬥爭）的結果。我們警告，在新的無序時代，這些民主權利將越來越多地受到資本主義政府的攻擊。只有民主的工人階級革命群眾運動才能推翻獨裁統治，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

中國：南北俱澇　氣候危機進一步惡化

在七月份，華北京津冀地區遭受罕見的暴雨侵襲，造成至少近百人死亡及失蹤，財產損失超過一千億元人民幣。而在僅僅一個多月後的9月初，南方福建、廣東及港澳再一次迎來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災害。這顯示了全球氣候危機所造成的災難正以明顯的速度急速惡化。

暴雨起因是台風“海葵”登陸後的雲團所致。暴雨除了在香港和澳門造成了前所未見的災害，在廣州、東莞、深圳等地亦造成了嚴重災害。氣象學者形容，這次是暴雨相當於“在兩小時內，將400瓶500毫升的瓶裝水倒在1平方米的玻璃上”。深圳的降雨量打破自1952年有紀錄以來的最高紀錄，市內多個地區積水甚至淹沒到腰部，羅湖火車站全被泡在水里，市內幾乎所有隧道都被淹沒，部分地區水流甚至湍急得沖走路上的車輛。

突然排洪

深圳水庫在8號淩晨排洪，但僅僅在事前45分鐘才通報香港政府，內地民眾更是被蒙在鼓里，深圳市應急管理局更是在排洪前2分鐘才通知民眾。在《深圳晚報》官方微博的留言中，可以看到大量民眾被困求救的訊息。

而直到8日上午近9時，深圳市政府才發出通知，稱“羅湖區企事業單位和居住在羅湖區的居民停工一天”。但事實上大部分民眾在這份姍姍來遲的通知公布前，已不得不想方設法涉水上班，而當時雨尚且仍未完全停下。加上受災被淹導致交通中斷的並非僅僅羅湖一區，深圳市內，乃至廣州、東莞、佛山、珠海等地都受災嚴重。但這些地方基本都沒有任何停工的決定，甚至根本沒有制定過極端情況下的停工機制，可見在中國內地，對勞工權利乃至基本安全的保障是何等缺乏。

事實上，在更早之前的7月底，台風“杜蘇芮”就已在福建造成了一場88萬人受災的暴雨，而在9月“海葵”暴雨侵襲廣東前兩天，福建就已再次先首其害。9月5日福建福州市的降雨量就突破了紀錄。福建有598座水庫需要排洪，造成福州、福清、泉州多處出現洪災。中共的水庫為了爭取最大的發電效率，在平日往往盡可能保持在高水位以維持高水壓推動渦輪。在這種“重蓄輕排”的策略下，根本不會考慮民眾的安全，造成水庫的防災能力大打折扣，一旦暴雨來襲很容易就要排洪，令下遊民眾雪上加霜。

傑瑞米柯賓

這次暴雨在福建令147個鄉鎮受災，多條農村交通甚至通訊中斷。有災民表示，農村地區的水災根本無人關注，在一個多月以來，接二連三的災害下，災民都沒有得到政府救助，因而對政府感到失望和憤怒。

這一次的暴雨，連系到一個多月前華北京津冀洪災，更進一步的證明了氣候危機正在為中國乃至全世界帶來一場又一場的災難。在2011年夏季，中國每月發生六到八次洪災。而據綠色和平組織稱，2022年7月發生了130 多起洪災，8月則發生了82起。隨著地球溫度的升高，台風及與其關的暴雨變得愈來愈強，一個又一個的氣象紀錄被打破。平均氣溫每升高1攝氏度，大氣就會吸收多7%水分。而在最近兩次台風登陸時，中國周邊海域的水溫都高達30度以上。然而資本主義中共政權對此卻毫無作為，甚至還在加速建設新的煤電站，習近平政權更擔心民眾對氣候危機的意識提高，進而引發民眾的國際意識，令“維穩”更為困難，並嚴防國內抗議極端天氣的活動與全球氣候運動中的“外國勢力”相互聯系。

全球氣候危機惡化

全球氣候危機正在惡化。本年7月3日是全球有紀錄以來最熱的一天。在9月份的首十天里，四大洲的十個國家遭受了的雨災和洪災。沙漠國家利比亞東部城市卻在洪水中被摧毀，造成至少一萬人失蹤。倫敦帝國學院氣候變化研究所稱，現時氣候危機已進入到了不可逆的階段。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必須在2030年前減少約21%，在2035年前減少約35%，才能使平均氣溫升幅保持在比工業化前水平高出2攝氏度內的水平──而這是災難性的水平。但是，各資本主義大國的政府之罪惡政策意味著目前根本不可能實現這些減排目標。我們迫切需要一個國際性的，以工人階級為基礎的氣候行動，將主要經濟部門，特別是能源部門置於工人民主管理控制下，立即推動綠色能源的全面轉型。基層工人組織起來鬥爭是唯一能夠阻止氣候災難，也是唯一能改變這一切、推翻資本主義和獨裁專制、挽救人類自身的力量。

中國：2023年工人抗爭大增

看上去，中國工人抗爭浪潮在2023年仍持續升溫。位於香港的非政府組織（NGO）中國勞工通訊統計，今年上半年平均每月近120起“工人集體行動”。今年7-9月更是升至平均每月143起，顯著超過2022年平均每月近70起。由於中國極權高壓統治下的信息封鎖，搜集到的資料恐怕只是冰山一角。

罷工激增

過去中國工人抗議以建築業最常見，然而今年制造業工人抗爭與罷工激增。今年初，有抖音帳號發布視頻爆料，一群工人站在江蘇省江陰市匯巨昌紡織工廠門口，控訴他們工作20多年的地方倒閉、工人拿不到社保也拿不到薪水。另一段發布於5月26日的影片則顯示，深圳一間電纜工廠有多名工人站到頂樓，高舉“老板欠我們錢”。這些視頻就像磁鐵般吸引其他許多工人談到他們遭到的不當對待。許多這類視頻下的評論，經常有工人提到其他工廠也拖欠工人薪水和社保，一些指責當局沒有協助工人。中共作為親資本的獨裁政權，當然不會站出來維護工人，而是會主動鎮壓抗爭，但是工人作出批評中共政權的評論，在現時條件下已經是重大發展。

在中國境內的社交媒體及網站（比如抖音、快手）上傳相關視頻，是這些抗議被爆料出來的常見途徑，隨後相關信息傳到境外。在疫情封城期間，中共大量刪掉網民分享疫情的帖文，激起了群眾對言論自由的渴求。現在工人經常一邊被關閉直播頻道，一邊開新的頻道直播，與審查機器對抗。毫不意外，在中共對於社會動蕩更加恐懼的情況下，絕大部分相關視頻最後都在防火墻內被清除，工人公開他們的處境、乃至大規模組織起來也是極難。因此這些抗議規模有八成多是100人以下。但今年上半年仍然有5場超過1000人的工人抗議，包括深圳一家網絡勞務中介公司倒閉拖欠工資引發的討薪抗議，以及我們今年早些時候報道的重慶藥廠工人抗議、武漢反醫保改革的抗議。

盡管中共政權竭力壓制“負面消息”，中國經濟狀況仍慘淡，對於很容易面臨無償加班、減薪或未經正當程序的裁員的工人尤其如此；在工廠搬遷倒閉潮、青年失業不斷高升之下，工人群眾生計更加艱難。中國所謂“工會”只是中共當局破壞抗議的傀儡，而法律途徑也在大部分情況不起作用，因此哪怕當局必然出動鎮壓鐵拳，抗議仍是中國工人唯一出路。

有時，工人能夠通過英勇抵抗擊退鎮壓、迫使企業和當局作出讓步（比如重慶中元匯吉藥廠抗議，工人們在抗議後拿到了被拖欠的工資，以及調整了補貼），抗議本身也大多被當局出動的警力鎮壓、即使有所謂政府介入也大多沒有什麽實質讓步。然而工人們腦海中的記憶不會輕易消失，會通過自身不斷累積的經驗，更加明白需要自己控制、完全不受公司和國家幹預及控制的獨立工會，捍衛自身權利。

同時，來自建築業的抗議在如今仍然是主要的抗議來源，這主要關聯到房地產行業慘淡、爛尾樓頻傳。比如今年6月有陜西一名農民工在網上爆出，自己和其他工人在2021年碧桂園一個房地產項目工作，但在2022年5月交房後一直沒收到8個月多的工款。抗議者也包括其他各行各業的工作者，包括被拖欠薪資半年的公共汽車司機。

經濟脫鉤

制造業之所以成為抗議多發的部門，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新冷戰升溫、中西經濟脫鉤不斷加劇之下，很多跨國企業、以及中國企業將工廠搬離中國、遷移到更親近西方的發展中國家——今年第二季，中國外商直接投資比去年同期下跌87%！同時，在中國，由於過去數年的殘酷“清零”封控，許多民眾數個月沒有收入、積蓄基本耗盡；而中國主要出口市場歐美則面臨經濟瀕臨收縮、生活成本危機問題。

由於中國工人階級如今的苦況也聯系到新冷戰這個國際局面，工人們也需要反對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國際工人階級團結行動。這正是國際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勞工論壇的立場。

李克強之死顯示反習情緒加深

68歲的李克強死於心臟病，觸發中共獨裁政權龐大的網絡審查機器再次與群眾進行較量。對於中國群眾，網絡是可用來表達自己觀點的唯一半合法渠道。李克強於2013年至2023年3月任中國總理，名義上是中共黨國官員中權勢僅次於習近平的二號人物，他於10月27日在上海離世。

而在過去兩天，李克強在安徽合肥故居外有至少一萬人排隊獻花悼念，故居門外鮮花堆積如山，甚至一度令市內鮮花脫銷。伴隨鮮花的悼念卡上出現最多的一句話是引用李克強離任時所說的“人在幹，天在看”。這句話對習近平而言具有相當的挑釁性，甚至可以說是一句詛咒。突顯了民眾正利用悼念李克強來表達對習近平的強烈不滿。

中共審查機器立即開足馬力，下令各國家機關和媒體封殺對李克強“評價過高的言論”。這些在網絡上流出、發布的秘密審查指令，要求所有媒體對明褒暗貶的“低級紅高級黑”言論保持警惕。一篇聲稱李克強在上海被送錯醫院（被送去中醫院，而非心臟病專業醫院）的文章被審查員移除。

馬來西亞歌手梁靜茹的歌曲《可惜不是你》被許多人在網上轉發，以此表示抗議。去年，前任國家領導人江澤民去世時、以及再幾個月前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遇刺身亡時，也曾發生過網民分享這首歌的情形，令這首歌在中國每隔一段時間就遭封禁。這一現象很顯然突出了在中國已形成的強大反習情緒。

微博話題“#該死的不死”很快就遭封禁。其他網民也開始上傳李克強的視頻或語錄，帶有含蓄的批評意味。其中一例是李克強在2020年1月新冠疫情爆發初期訪問武漢的新聞片段，他前往武漢視察的時間比他的老大習近平足足早兩個月。另一例是李克強在2020年全國人大記者會上透露，中國有6億多人口月收入不到1000元，“在一個中等城市租房都困難”。那次講話是正在進行、但很大程度處於幕後的中共內部權鬥的一部分，李克強的團派想要戳穿習近平自誇的“脫貧”說法。

深重的不安全感

現時對李克強逝世哀悼與討論的壓制，反映習近平政權在感知到社會上很大的不滿情緒之時，有著深重的不安全感。全球最大的房地產泡沫破滅後，中共陷入了歷史性的經濟危機，生活水平下降，經濟處於“生命維持”狀況。多達一半的25歲以下青年失業，而習近平政權禁止相關數據的發布。根據凱投宏觀的估計，去年中國家庭凈財富減少了4.3%。所有社會階層都變得更加貧窮，而工人階級始終是承受最大代價。

大學自然是當局特別“關照”的對象，去年一系列抗議（有時被稱作“白紙”運動）後尤其如此。當時，新疆首府烏魯木齊的一場致命火災，加上人們對嚴酷的封城措施的怒火不斷累積，引發了這一系列抗議。如今人們顯然擔心，李克強之死同樣會成為引爆群眾對於社會、經濟問題不滿的導火索。2022年的抗議是中國自1989年以來最廣泛的一次，抗議也提出政治訴求，包括要求習近平下台，但抗議很快就被鎮壓。

香港《南華早報》報道，海南大學發出通知，警告學生不要在網上發表李克強之死的相關言論。北京一所重點大學的一位學生輔導員匿名向《南華早報》表示：“不希望學生自行組織悼念活動，因學生可能過於沖動，導致發生三十多年前那樣不必要的風波。”

中國素有“以悼念死者來批判生者”的傳統。這就是1989年中共前領導人胡耀邦突然離世後，爆發的群眾民主運動的最初表現方式。1976年，盡管時任總理周恩來於1月去世，但3個月後的4月4-5日清明節期間，北京天安門廣場爆發群眾示威，反對清除悼念周恩來的花圈、標語等物品，反映了群眾對毛政權的憤怒。

被邊緣化的人物

隨著習近平越來越多地集權於自身，李克強及其國務院逐漸被習近平邊緣化。一黨專政轉變為一人獨裁。如此加強威權控制的過程，現在因嚴重的經濟危機而加劇，這也解釋道為何中國相當一部分人對李克強有期望。對於李克強的哀悼並非出於他是誰，而是出於他不是誰。

在某些方面，李克強個人象征著習近平統治的殘暴。他淪為次要人物，影響力遠不如朱镕基、溫家寶等前任總理。甚至他自己身為總理的講話有時也會遭到審查，或者被丟到報章最後幾頁，有關他出席公開活動的報道也是如此。倘若中共二號人物也是威權控制的受害者，那麽普通公民還能有什麽自由呢？

李克強有時會以一種很謹慎、隱晦的方式，表達整個社會和統治精英內部（包括最大的約200個中共資產階級權貴家族）對習近平統治與日具增的不滿。這些不滿遠遠未達到組成一個有相互協調且認真的反習反對派。在中共內部權鬥中，李克強所屬的團派慘遭習近平擊敗，這一點生動地在去年中共二十大上體現出來。現在，團派已經在作為統治機關的政治局及其常委會中沒有代表。團派元老、前中共總書記、前國家主席胡錦濤也在二十大上被公然羞辱，並被“攙扶”離場。

李克強代表的是什麽？

李克強在中共政權內部所代表的，是經濟自由主義派的殘余、鄧小平“改革開放”方針（資本主義覆辟得以實現的途徑）的支持者，以及對習近平的“脫鉤”、“自力更生”、升級與美帝對抗等民族主義資本主義政策感到不滿的那部分資產階級。

這些力量在過去十年中變得越來越弱，並不是因為習近平的政治技巧，也不是因為李克強或其他團派領導人的個人缺陷，而是反映了在客觀的社會與經濟層面，中國資本主義需要加強獨裁統治、及更加民族主義的經濟發展方向。與更早起步、更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競爭時，像中國這樣的“後發”資本主義國家，由於其自身固有的弱點，需要一個強大的國家機器。

中國資本家需要的，不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中存在（並且日益脆弱）的資產階級民主，而是獨裁統治保護他們，令他們免受敵人（包含其自身）的傷害。“新皇帝”習近平的個人集權的根源，便在於這些社會矛盾。

傑瑞米柯賓

回歸毛時代？

2022年8月在廣東考察期間，李克強說“黃河、長江不會倒流”，暗示要延續鄧小平所制定的（資本主義）經濟“改革開放”政策。40年前，廣東被視作資本主義覆辟的搖籃。自李克強離世後，他這句話被廣泛分享。這句話意味著對習近平加強（資本主義）國家控制、背離鄧小平的“改革”的批判。這句話也顯示在緬懷李克強的浪潮中，存在著許多不同的思想。盡管反習情緒普遍，而且愈演愈烈，但目前廣大群眾還不清楚應該有什麽樣的替代方案。

習近平的威權及民族主義政策被一些批評者描述為倒退回毛時期。事實並非如此，因為毛澤東政權建立在完全不同的經濟基礎上。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是資本主義的。在1980年代資本主義覆辟之前，中共黨國是一個效仿蘇聯的斯大林主義獨裁政權，建立在極其官僚主義的國有計劃經濟基礎上，但它能夠引入重要的社會及福利改革——這些隨後被資本主義摧毀。

如今，習近平政權利用一些表面言辭及徽號，並談及資本主義覆辟前時期，從而合理化獨裁統治與鎮壓，但這些做法為的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利益。這並不意味著回歸免費基本醫療、住房補貼或廢除資本主義。今天的許多哀悼者都引用李克強有關改革開放的講話，一部分是因為鄧小平的資本主義覆辟議程被普遍、錯誤地與反對習近平的所謂“毛主義”（被視為將中國拖回貧窮和落後狀態）混為一談。

馬克思主義者密切關注中共黨國內部的權鬥，因為這能夠讓我們局部（以一種很扭曲的方式）窺見對中國社會聚積的龐大社會壓力。中共各派及領導人都不會帶來任何前進的方向，他們沒有一個是站在工人階級一方的。他們的權鬥關系到如何掌控中國資本主義的命運，包括尋求“最好”的方式維持中共獨裁統治、避免革命的挑戰。

通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習近平政權可望成功抑制李克強之死帶來的政治影響，避免群體性事件的觸發。但由於中國嚴峻的經濟發展軌跡，以及日益殘酷的獨裁統治，爆炸性社會不滿的進一步累積無可避免。

民族自決還是帝國爭霸？——中國打出“琉球問題”牌

2023年6月1日，中共媒體報導了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訪問新建成的中國國家版本館和中國歷史研究院，特別提及《使琉球錄》，強調琉球與中國的歷史淵源。7月3日，日本沖繩縣知事玉城丹尼訪華，中共政府給予高規格接待，還邀請玉城丹尼參觀了福州的琉球歷史遺存。此後中共媒體開始造勢“琉球亡國” “日本無琉球主權”等言論，網上輿論更是出現了“收覆琉球”“琉球獨立”一類的輿論。本文的主旨是要分析為何中共政府在這個時間點打出的“琉球”牌，因為其背後是新冷戰的這一重要的時代背景。

帝國主義爭霸

從中美帝國主義爭霸的視角來看，“琉球”牌是中美新冷戰走向進一步對抗的體現。在福島核廢水事件前，中共已開始在琉球問題上展開攻擊。由此可見最近一波的反日宣傳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政權用來煽動民族主義以轉移群眾憤怒情緒的工程。

此外，琉球群島位於中國通往太平洋的“東大門”，美國在此地的駐軍無疑是美帝國主義在東亞的重要戰略支點，加上中俄聯盟強化起來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合作抵抗日韓的軍事威脅，中共政府想出此招來對抗美國及親西方陣營的日本政府。這做法與普京高舉支持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區的自決權如出一轍。無疑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支持沖繩獨立運動倡議的民族自決權，但中共的目的並不在此。

列寧同志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尖刻地諷刺了打著“民族獨立”旗號的帝國主義爭霸行為：“假定日本人指責美國人侵占菲律賓，試問會不會有很多人相信這是因為他根本反對侵略，而不是因為他自己想要侵占菲律賓呢？是不是應當承認，只有日本人起來反對日本侵占朝鮮，要求朝鮮有從日本分離的自由，才能認為這種反對占領的‘鬥爭’是真摯的，在政治上是誠實的呢？”中共政府一方面迫害維吾爾族、藏族、蒙古族等少數民族，禁止西藏、新疆、內蒙古等地的民族自決，一方面卻鼓吹“琉球獨立”，為“琉球亡國”流下鱷魚的眼淚，可以說是虛偽至極。

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無條件支持琉球的民族自決權，支持沖繩民眾踢走駐日美軍，保護民族語言和文化的自由，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但是，民族自決不等於在中美兩個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站隊，他們只會利用受壓迫民族來攫取自身利益。只有通過亞洲各國無產階級與受壓迫民族的聯合鬥爭，打倒美日中以至世界的帝國主義，建立亞洲社會主義聯邦，才能真正確保民族自決權，確保受壓迫民族獲得真正的自由與解放。

微芯片：中美沖突的決定性戰線

中美科技戰是這兩個敵對帝國主義陣營之間冷戰中的一個關鍵戰線。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表示，2022年有兩個日子會“被歷史銘記”。第一個是2月24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第二次是10月7日，拜登政府對中國實施了大規模的出口管制，以切斷其先進芯片的供應。

美國強力推動了日本與荷蘭加入這場微芯片之戰。日本、荷蘭這兩國分別在芯片制造工具、先進光刻機方面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如果沒有他們的支持，美國的禁運效果將大打折扣。美國主導的禁令旨在令中國無法獲得人工智能和超級電腦的高端芯片。這也是為了確保美國在全球範圍內最終控制數據庫，這關系到金融、技術和信息戰。說到底，美國的政策是為了軍事技術，他們要阻撓解放軍的武器系統進一步現代化，從而使美軍在未來戰爭中獲得科技優勢。

美國金融投機家達利奧（Ray Dalio）將今日情況與1940年進行了對比，當年美國在美日兩國開戰前夕切斷了對日石油供應。他說道：“芯片就像當年的石油，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微妙的問題。”但正如達利奧補充所言：“美中都不想打仗，大家都擔心戰爭會造成的實質損失，並在經濟和政治上帶來嚴重打擊。”

正如列寧所解釋，帝國主義競爭對手之間的戰爭，無論是直接的還是以“代理人”沖突的形式，在帝國主義下是不可避免的。雖然社會主義者不認為中美之間爆發戰爭迫在眼前，甚至短期內也不會爆發台海戰爭，但我們無法完全排除這種可怕的前景，除非工人階級領導的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建立社會主義。

“自力更生”

美國加強科技封鎖正迫使習近平政權加快“自力更生”的計劃。9月，有報道稱半導體產業擬集資3000億元人民幣。這將是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又稱大基金）推出的第三支、也是數額最大的基金。

2014年和2019年的前幾輪集資分別籌集了1387億元和2000億元。但最大的投資來源始終是國企和地方政府。人們有理由懷疑後者是否有足夠的財力投資。“大基金”也受到涉及腐敗和浪費投資的醜聞困擾。去年，大基金多名前高管被捕，半導體產業新投資額大幅下降，而這恐怕與這一波逮捕有關。

2018年，華為被特朗普政府列入黑名單，美國公司被禁止向這家中國公司出售美國設計的半導體、軟件和零件。該政策範圍擴大到包括那些向華為出售含有美國設計或零件的產品的外國公司，這些公司將面臨美國的制裁。拜登2022年歷史性的出口管制，實際上意味著對整個中國科技業采取同樣的方法，使該產業成為“一個大華為”。

科技戰不斷擴大

自烏克蘭戰爭爆發以來，隨著帝國主義冷戰的升級，越來越多的西方資產階級政府倒向了美國的反中戰略。歐盟27國政府中有11個已禁止華為和中興設備進入其5G網絡。據報道，此前曾緩和立場、並試圖在中美之間采取模糊態度的德國政府正在起草一項新法律，從2026年起禁止電信商在其“核心”系統中使用華為和中興通訊。

顯然，8月底華為Mate 60智能手機發布的宣傳深受地緣政治的影響。華為這部手機是在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訪華期間推出的，絕非偶然。

該“技術突破”被用來強化習近平的位置，用來表示中國有能力克服美國領導的封鎖，並打贏科技戰。正如文章《華為新芯片它取得突破了嗎？》所示，我們有理由對這一點表示懷疑。無論真實與否，中國的“科技成功”有助於向發展中國家和“一帶一路”倡議成員展現強大的形象，而“一帶一路”倡議現在已成為北京的戰略重點，以制衡西方資本主義日益高漲的反華保護主義。

資本主義的中共政權優先投資科技業和軍事相關產業，而犧牲了建立資金短缺的社會保障、退休金和醫療保健服務。這跟美國兩大親資政黨的帝國主義政策如出一轍。在新冷戰的雙方，資產階級政府都在削減實際工資並攻擊工人權利，同時將越來越多的國家支持資本投入到科技戰和軍事上。中美兩國工人需要一個群眾性工人階級社會主義替代方案，從而實現和平、民主管理的公有經濟以及國際團結。

傑瑞米柯賓

2024農歷新年除夕不放假：中國工人階級所受的剝削

中共近來宣布取消除夕強制假期，變成“鼓勵各單位結合帶薪年休假等制度”。但這一安排在實務中意味著，大部分勞動者恐怕都要在除夕上班。在公務員、教師等勞動者工資被削減、養老金處於危機之時，這一休假辦法可謂對於中國工人階級的又一次打擊。隨後，發改委在新浪微博自欺欺人說“如果配合帶薪休假可以放假9天”，引發群眾憤怒。

由於中國文化傳統上講究除夕這天全家團圓，官方如今的放假辦法將導致過年氣氛大打折扣，若再算上返家路途消耗的時數，實質休假更為緊俏，因此網民特別針對官方的放假“9天”說法批駁、指出“正常雙休日都巴不得勞動者多多加班趕工”，除夕休息根本沒保證。更有不少網民聯想是否因為“除夕”諧音“除習”，當局才決定取消除夕假期——這說法當然有戲謔成分，但的確反映中國民眾對於習近平政權不滿持續升溫，也漸漸看到自身休假權利受侵蝕和政權之間的關聯。

中國勞動者長期處於高工時、少假期的狀態。勞動者今年9月平均每周工作48.8小時，折算年工時則超過2500小時、已是全球最長，並創下二十年新高。中國內地每年公眾假期僅11天，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最少之一，而香港、澳門公眾假期分別有17、20天，歐美發達經濟體的每年法定假期加帶薪年假有30-40天——當然，更多的帶薪假期、更合理工時，及其他福利待遇，是工人階級有組織團結鬥爭贏得的，但中國獨裁資本主義的統治下，廣大勞動群眾極難組織獨立工會，在抗議和罷工也往往受到警察嚴厲鎮壓。習近平上任以來，工人在罷工中越來越避免產生任何組織領袖人物，以免受到針對性的打壓。工人鬥爭往往在短時間內爆發，但受到資本家分化和孤立下鬥爭很快消散。

中國勞動者少的還有帶薪年假以及其他假期，而這些有限的假期實際能享受多少也是問題。按現行《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在職場連續工作1年之後才能開始享受年假。並且，打工人玩命工作、加班，請假時容易遭受壓力，生怕被視作懶惰、升遷等未來發展受影響，因而往往最後不敢請假，全體職工平均年假利用率只有63%。

然而，相對自身的奮鬥而言，中國工人的收入水平仍很可憐。2022年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883元（約5100美元），僅是人均GDP四成。資本主義制度一方面盡力剝削工人階級、拉低工資水平，另一方面卻又依托工人階級為主的社會大眾盡可能消費來拉動經濟，根本自相矛盾。資本主義中共政權正是自制如今危機。

即使“躺平”口號一度流行，絕大部分工人青年仍然沒有“躺平”的本錢、仍然被迫“內卷”。這說明我們不能幻想在資本主義消極抵抗來迫使資本家讓步，一切反抗統治階級的行動都需要積極的工人階級鬥爭，包括組建獨立工會。社會主義者認為，若要切實落實各工作場所充分的員工休假權、同時確保優良的經濟活動，就需要分攤工作量至全體勞動大軍、創造充足的工作崗位——但資本主義制度做不到這一點，因為它需要失業人口來迫使工人接受更低的薪資水平。因此，各大經濟部門也必須被公有化、置於勞動者民主控制。 這必然意味著要推翻中共獨裁資本主義。去年四通橋示威者之所以能一招激起千重討論，除了因為膽敢公然反對習近平外，也因為點出了鬥爭的方向——提出了“罷課罷工”的主張。全國的罷課罷工在獨裁中共下等同挑戰政權統治。而對社會主義者來說，罷工也提出了進一步的組織問題——如何可以有效組織跨省市的罷工呢？就是需要具有民主架構的組織，讓工人可以共同協調和決策。中共很清楚知道罷工會形成這種組織，而這種組織一旦采納階級鬥爭和反資本主義的政治綱領，將會是未來推翻其統治的萌芽機關。

廣東中山二院多名醫學生集體患癌

廣州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下簡稱中山二院）乳腺腫瘤中心實驗室近日傳出實驗室醫學生集體患癌，引發廣泛關注。現時，官方承認應有3人確診癌癥，但網上消息指至少另有6人有待確認。由於患癌的醫學生都不到30歲，因此民眾懷疑與實驗室環境及安全措施失當有關。

在事件被曝光以後，院方一方面發表聲明表示願意配合調查，但另一方面又偷偷拆除了涉事的實驗室，這種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行為令人懷疑院方試圖毀滅證據。

中國媒體經濟觀察網采訪了五名在實驗室工作過的醫學生，發現其中的安全措施和工作間的安全意識簡直形同兒戲！有醫學生透露，他們所知的安全防護知識只有戴手套和口罩，至於為何要戴？具體有哪些物品對身體有危害，實驗室里沒有一個人能說清楚。

在實驗室里導師只管分配工作任務，之後就甩手不管，只由較年長的學生帶著操作一遍，完全沒有講解和培訓安全制度。更有甚者，部分學生表示實驗室方面連手套都沒有提供，要由學生自行外出購買。

這次的集體患癌事件，有人懷疑是由於實驗室內的試劑所致，那些試劑原本是“給動物造的腫瘤模型”。而實驗室由於安全制度形同虛設，各類有毒試劑往往都得不到妥善存放，有醫學生指遇上分配到的一些新試劑，也根本沒人跟他們講解相關的知識，只能靠自己上網查詢。

而在進行病原體相關實驗時，理應要在相應安全等級的生物實驗室中進行，以及配備相應的安全與防護措施。但受訪學生大多表示，他們都沒有接受過系統性的安全培訓，有醫學生稱，要不是發生了中山二院集體患癌的事情，他甚至不知道慢病毒實驗需要在P2實驗室進行。

如此草菅人命且敷衍的實驗室安全制度，很難不令人聯想起新冠病毒外泄自武漢P4病毒實驗室的流言。雖然直至目前為止各方都沒有確鑿的證據，但中山二院的事件說明了病毒外泄的隱患是客觀存在的，而且風險極高。

同時，從事件中也可以看出，醫學生們遭受到了相當程度的剝削。所謂的領導、管理人員、導師，都不過是把他們看作是免費勞動力。醫學生表示，由於工作和課程壓力極大，日常生活都是在實驗室內度過，甚至連吃飯都只能在堆滿各種劇毒試劑的環境中解決。

因此，醫學碩士、博士生們往往直接稱呼他們的導師為“老板”，這一資本主義雇傭關系中的稱呼直觀而生動地表現出他們所受到的剝削和壓迫。醫學生稱“老板”們每周開會一到兩次要求匯報實驗結果，沒來得及出結果的會被罵，因此他們除了上課，其他時間基本都是在實驗室內度過，每周工時至少70小時，但即便如此他們也不敢得罪這些“老板”，因為他們都害怕無法畢業。

這樣的醫院實驗室並非個別情況，而是全國性的普遍現象，可見導師和院方是何等漠視人命和不負責任，一想只想在學生身上拿取實驗報告作為自己的科研成果以搏取晉升。在這個層面上，這些醫學生實際上與他們手中的小白鼠沒有本質上的區別，都是資本主義與官僚體制下的消耗品。諷刺的是，這是些都以治病救人為目的的“醫院”！

這突顯了獨立工會和學生組織的迫切性。一個自下而上，通過選舉產生的獨立學生組織，能保障這些研究生們不會成為導師們的工具，維護學生們的利益以及安全，並監督那些有握“生殺大權”的導師，令他們不再會被異化為“老板”，而是真正傳授知識的老師。

同時，醫學研究生們名義上是學生，但實際上也是在為醫院和研究機構提供勞動價值，特別是在高危的實驗室工作環境下，他們需要有一個獨立工會和安全代表去保證他們安全和健康，確保每一個在實驗室工作的人員都能接受系統且全面的安全培訓，以及有著足夠的防護設施。中共每次事後的所謂調查根本不會有任何效果，只有有組織的工人監督委員會，才能徹查這次事件並嚴懲疏忽以至很可能涉貪的管理層，最大程度地杜絕實驗室事故，也確保不會再有下一個“李文亮醫生”。無論是學府以至醫院在中國都受中共官僚嚴密控制，因此基層組織將其民主化等同一場打倒獨裁的政治革命的開始。

習拜會：冷戰並未解凍

11月15日，獨裁者頭子與戰爭狂頭子會晤，進行了拖延已久的會談。習近平和拜登上次會面是在一年前的印尼，當時他們承諾為兩國日益惡化的關系確立“底線”。然後，一個中國間諜氣球就擊破了這道底線。美方反應激烈地中斷了一系列計劃中的外交來往。

兩國元首在為期3天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舊金山峰會期間舉行會談，雖然沒有取得什麽實質進展，但卻揭示了兩個世界超級大國之間關系的真實狀況。在與習近平告別後才幾分鐘，拜登在新聞發布會上就表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仍是獨裁者”，但聲稱會談已取得“進展”。雙方的口號都是“穩定”。他們想向世界傳達的訊息是：雖然加起來占世界經濟比重40%的兩國之間關系已經跌入谷底，但情況不會變得更糟——至少現在如此。

因此，中國政府並沒有像今年稍早拜登稱習近平為獨裁者那樣，對拜登使用“獨裁者”字眼而表示強烈不滿。大部分中國媒體報道時，刪減掉這一消息。社交媒體上有人諷刺說：“說‘習大帝’的話可能習近平愛聽。”

顯然，中方對拜習會晤持最為樂觀的態度。為了確保這次會議召開，北京也做出了最大讓步。前往美國的中方官員需要舉行一系列的會前會議來敲定細節，而直到會晤約莫三周前，才明確決定習近平是否出席。

他會嗎，他不會嗎？

這些工作上的一個潛在麻煩，是習近平欽點的香港特首李家超被禁止參加APEC峰會。香港是APEC的21個經濟體當中的獨立會員。李家超由於支持北京在2020年實施港版國安法而受到美國制裁，因此他不得進入美國領土。美國拒絕在這個問題上讓步，而習近平一度似乎以此為借口而回避出席會議。9月，習近平派總理李強出席在印度舉行的G20峰會，此舉被解讀為事實上的抵制。但在過去的兩個月里，政治現實明顯發生了變化，習近平需要表現出合作的態度，而非進一步煽動民族主義。

關鍵問題是，不能發生讓習近平在美國“丟臉”的事情。如此荒謬的微細管理表明，隨著中國經濟的衰退，習近平的地位變得非常不穩定、面臨巨大壓力。英國《金融時報》11月19日報道的一項統計數據，顯現中國資本主義崛起勢頭的逆轉（正如我們所言，這可謂“日本時刻”），而這對於理解中國如今正在發生的事情可謂關鍵：中國在全球GDP中所占比例已經下降，在過去兩年從18.4%下降到17%——這是自毛澤東時代以來的首次。

《人民日報》稱舊金山會談是“歷史性的”，甚至稱這是中美關系的“新起點”。顯然，這種說法與現實相去甚遠。此次峰會不會令中美關系“重回正道”，更不會令帝國主義冷戰解凍。美國率領的芯片戰，如今歐洲也參與實施的反華貿易制裁，遏制中國軍力成長的美國領導的軍事聯盟，以及習近平將中國與俄羅斯、伊朗和其他反美政權更緊密聯系的反制措施，迄今仍是世界發展的主導趨勢。在加沙針對巴勒斯坦人的屠殺，恐將使冷戰僵局更不穩定。

過度炒作

中國媒體的大量炒作顯示了究竟是哪一方最希望進行加州會議。在習近平出訪前幾天，官方媒體基本上是在禁止反美言論。習近平的“這個地球容得下中美兩國”說法，成為社交媒體上的話題標簽。在試圖在外宣上塑造一個更友善的習近平、對外國資本家表示歡迎的同時，中共宣傳的焦點在於鞏固習近平在國內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在舊金山為美國企業高管舉行的晚宴上發表演說時，獲得至少3次起立鼓掌。該晚宴的出席者當中，馬斯克（Elon Musk）、庫克（Tim Cook）等億萬富翁對習近平阿諛奉承——這再次顯現，美國資本家熱愛獨裁者，中國共產黨則熱愛資本家。習近平也沒有走訪“普通人民”。但這次晚宴上所展現的良好氛圍，並不能使中、美資本主義關系回到曾經的緊密。中、美資本主義過去的這種關系推動了30年前所未有、直到在過去10年結束的資本主義全球化。

帝國主義冷戰推動的經濟脫鉤，如今已是明白無誤、正在加速的一股趨勢。美國顧問公司科爾尼（Kearney）發布的年度回流指數顯示，今年從低成本亞洲國家進口到美國的制成品中，只有一半來自中國，而四年前這一數字為2/3。同一份報告稱：“在金融領域，中美分離更為明顯”。去年，以美元計算的中國外來直接投資金額下降至80億美元，回到2004年的水準。反過來，中國對美國投資也是急遽下跌。卡塔爾和挪威現在對美國經濟的投資超過了中國。

權力鬥爭加劇

習近平政權一方面受到經濟停滯困擾，同時中共及解放軍的權力鬥爭重燃，他需要外交上的“成功”，來顯示其在國際舞台上的“實力”，並釋放（無論多麽空洞的）信號表示與美國之間的經濟沖突是可控可制的。中國媒體大肆宣揚拜登重申美國“不支持台獨”等陳詞濫調，仿佛這是會談上達成的突破。

按照傳統，中共三中全會是宣布新經濟政策最重要的會議之一，這本應在年底前舉行，但這次會議卻被延後到拜習會之後。顯然，如此計劃是為了利用訪美為習近平進入全會鼓勁。官方如此操作加劇了人們的猜測，即盡管習近平在去年的中共二十大上勝利，但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在2023年已變得更加激烈。

似乎再多的內部清洗都不夠。近年來，習近平已經清除了中共黨國的數百名高級人物（所謂“老虎”）和數百萬基層官員，以鞏固他的個人權力基礎，但社會和經濟危機正在引發新的權力鬥爭、政治分化和陰謀。歸根結底，政權和資產階級內部的這些壓力，反映了對中國經濟的恐慌及深刻的悲觀情緒，還有對社會爆炸的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