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人口学

傑瑞米柯賓

壹般說來，工廠法影響所及的工人居民的體格都大大增強了。醫生的所有證詞在這壹點上都是壹致的，我根據自己在各個不同時期的親身觀察，也確信這壹點。盡管如此，並且即使撇開初生嬰兒的驚人的死亡率不說，格林豪醫生的正式報告還是表明，同“具有正常健康狀況的農業區”相比，工廠區的健康狀況是不良的。我引用他1861年報告中的下列統計表作為證明：

　　續表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39頁。

　　我們可以把社會總資本每天所使用的勞動看成壹個唯壹的工作日。例如，如果工人人數為100萬，壹個工人的平均工作日為10小時，那麼社會工作日就是1000萬小時。在這個工作日的長度已定時，不管它的界限是由生理條件還是由社會條件決定，只有工人人數即工人人口增加，剩余價值量才能增加。在這裏，人口的增加形成社會總資本生產剩余價值的數學界限。反之，在人口數量已定時，這種界限就由工作日的可能的延長來決定。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56頁。

　　但是古代埃及能興建這些宏偉建築，與其說是由於埃及人口眾多，還不如說是由於有很大壹部分人口可供支配。單個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越少，他能提供的剩余勞動就越多；同樣，工人人口中為生產必要生活資料所需要的部分越小，可以用於其他事情的部分就越大。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7頁。

　　在這種情況下，很顯然，無酬勞動的減少絕不會妨礙資本統治的擴大。另壹種情況是，積累由於勞動價格的提高而削弱，因為利潤的刺激變得遲鈍了。積累減少了。但是隨著積累的減少，使積累減少的原因，即資本和可供剝削的勞動力之間的不平衡，也就消失了。所以，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機制會自行排除它暫時造成的障礙。勞動價格重新降到適合資本增殖需要的水平，而不管這個水平現在是低於、高於還是等於工資提高前的正常水平。可見，在第壹種情況下，並不是勞動力或工人人口絕對增加或相對增加的減緩引起資本的過剩，相反地，是資本的增長引起可供剝削的勞動力的不足。在第二種情況下，並不是勞動力或工人人口絕對增加或相對增加的加速引起資本的不足，相反地，是資本的減少使可供剝削的勞動力過剩，或者不如說使勞動力價格過高。正是資本積累的這些絕對運動反映為可供剝削的勞動力數量的相對運動，因而看起來好像是由後者自身的運動引起的。

　　用數學上的術語來說：積累量是自變量，工資量是因變量，而不是相反。同樣，在工業周期的危機階段，商品價格的普遍降低表現為貨幣相對價值的提高，而在繁榮階段，商品價格的普遍提高表現為貨幣相對價值的降低。所謂通貨學派就從這裏得出結論說，物價高時，流通的貨幣太多；物價低時，流通的貨幣太少。他們的無知和對事實的完全誤解，有這樣壹些經濟學家現在可以與之媲美，這些經濟學家把積累的上述現象說成是：在壹種情況下是雇傭工人太少，在另壹種情況下是雇傭工人太多。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15—716頁。

　　誠然，隨著總資本的增長，總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即並入總資本的勞動力也會增加，但是增加的比例越來越小。積累作為生產在壹定技術基礎上的單純擴大而發生作用的那種間歇時間縮短了。為了吸收壹定數目的追加工人，甚至為了在舊資本不斷發生形態變化的情況下繼續雇用已經在職的工人，就不僅要求總資本以不斷遞增的速度加快積累。而且，這種不斷增長的積累和集中本身，又成為使資本構成發生新的變化的壹個源泉，也就是成為使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和不變組成部分相比再次迅速減少的壹個源泉。總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的相對減少隨著總資本的增長而加快，而且比總資本本身的增長還要快這壹事實，在另壹方面卻相反地表現為，好像工人人口的絕對增長總是比可變資本即工人人口的就業手段增長得快。事實是，資本主義積累不斷地並且同它的能力和規模成比例地生產出相對的，即超過資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過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26頁。

　　就社會總資本來考察，時而它的積累運動引起周期的變化，時而這個運動的各個因素同時分布在各個不同的生產部門。在某些部門，由於單純的積聚，資本的構成發生變化而資本的絕對量沒有增長；在有些部門，資本的絕對增長同它的可變組成部分或它所吸收的勞動力的絕對減少結合在壹起；在另壹些部門，資本時而在壹定的技術基礎上持續增長，並按照它增長的比例吸引追加的勞動力，時而發生有機的變化，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縮小；在壹切部門中，資本可變部分的增長，從而就業工人人數的增長，總是同過剩人口的激烈波動，同過剩人口的暫時產生結合在壹起，而不管這種產生采取排斥就業工人這個較明顯的形式，還是采取使追加的工人人口難於被吸入它的通常水道這個不太明顯但作用相同的形式。隨著已經執行職能的社會資本量的增長及其增長程度的提高，隨著生產規模和所使用的工人人數的擴大，隨著他們勞動的生產力的發展，隨著財富的壹切源流的更加廣闊和更加充足，資本對工人的更大的吸引力和更大的排斥力互相結合的規模也不斷擴大，資本有機構成和資本技術形式的變化速度也不斷加快，那些時而同時地時而交替地被卷入這些變化的生產部門的範圍也不斷增大。因此，工人人口本身在生產出資本積累的同時，也以日益擴大的規模生產出使他們自身成為相對過剩人口的手段。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規律，事實上，每壹種特殊的、歷史的生產方式都有其特殊的、歷史地發生作用的人口規律。抽象的人口規律只存在於歷史上還沒有受過人幹涉的動植物界。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26—728頁。

　　過剩的工人人口是積累或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財富發展的必然產物，但是這種過剩人口反過來又成為資本主義積累的杠桿，甚至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的壹個條件。過剩的工人人口形成壹支可供支配的產業後備軍，它絕對地從屬於資本，就好像它是由資本出錢養大的壹樣。過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實際增長的限制，為不斷變化的資本增殖需要創造出隨時可供剝削的人身材料。隨著積累和伴隨積累而來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資本的突然膨脹力也增長了，這不僅是因為執行職能的資本的彈性和絕對財富——資本不過是其中壹個有彈性的部分——增長了，也不僅是因為信用每當遇到特殊刺激會在轉眼之間把這種財富的非常大的部分作為追加資本交給生產支配。這還因為生產過程本身的技術條件，機器、運輸工具等等，有可能以最大的規模最迅速地把剩余產品轉化為追加的生產資料。隨著積累的增進而膨脹起來的並且可以轉化為追加資本的大量社會財富，瘋狂地湧入那些市場突然擴大的舊生產部門，或湧入那些由舊生產部門的發展而引起需要的新興生產部門，如鐵路等等。在所有這些場合，都必須有大批的人可以突然地被投到決定性的地方去，而又不致影響其他部門的生產規模。這些人就由過剩人口來提供。現代工業特有的生活過程，由中常活躍、生產高度繁忙、危機和停滯這幾個時期構成的、穿插著較小波動的十年壹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產業後備軍或過剩人口的不斷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後再形成這樣的基礎之上的。而工業周期的階段變換又使過剩人口得到新的補充，並且成為過剩人口再生產的最有力的因素之壹。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28—729頁。

　　不管那時資本積累的增進同現代相比是多麼緩慢，它還是碰到了可供剝削的工人人口的自然限制，這些限制只有通過以後將要談到的暴力手段才能清除。生產規模突然的跳躍式的膨脹是它突然收縮的前提；而後者又引起前者，但那時沒有可供支配的人身材料，沒有不取決於人口絕對增長的工人的增加，前者是不可能的。工人的這種增加，是通過使壹部分工人不斷地被“遊離”出來的簡單過程，通過使就業工人人數比擴大的生產相對減少的方法造成的。因此，現代工業的整個運動形式來源於壹部分工人人口不斷地轉化為失業的或半失業的人手。政治經濟學的膚淺性也表現在，它把信用的膨脹和收縮，把工業周期各個時期更替的這種單純的癥狀，看做是造成這種更替的原因。正如天體壹經投入壹定的運動就會不斷地重復這種運動壹樣，社會生產壹經進入交替發生膨脹和收縮的運動，也會不斷地重復這種運動。而結果又會成為原因，於是不斷地再生產出自身條件的整個過程的階段變換就采取周期性的形式。這種周期性壹經固定下來，那麼，就連政治經濟學也會把相對的，即超過資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過剩人口的生產，看做是現代工業的生活條件。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29—730頁。

　　甚至馬爾薩斯也承認過剩人口對於現代工業來說是必要的，雖然他按照自己的褊狹之見，把它解釋成工人人口的絕對過剩，而不是工人人口的相對過剩。他說：

　　“在壹個主要依靠工商業的國家裏，如果在工人階級中間盛行慎重地對待結婚的習慣，那對國家是有害的…… 按人口的性質來說，即使遇到特殊需求，不經過16年或18年的時間，也不可能向市場供應追加工人。然而，收入通過節約轉化為資本卻可以快得多；壹個國家的勞動基金比人口增長得快的情況，是經常有的。”

　　政治經濟學這樣把工人的相對過剩人口的不斷生產宣布為資本主義積累的必要條件之後，就恰如其分地以壹個老處女的姿態，通過她的“最理想的人”即資本家的嘴，對那些因自己創造了追加資本而被拋向街頭的“過剩人口”說了如下的話：

　　“我們工廠主增大妳們必須借以生存的資本，為妳們做了我們所能做的事情；而妳們必須去做其余的事情，去使妳們的人數同生產資料相適應。”

　　對資本主義生產來說，人口自然增長所提供的可供支配的勞動力數量是絕對不夠的。

　　為了能夠自由地活動，它需要有壹支不以這種自然限制為轉移的產業後備軍。

　　以上我們假定，就業工人人數的增減正好同可變資本的增減相壹致。

　　然而，可變資本在它所指揮的工人人數不變或甚至減少的情況下也會增長。如果單個工人提供更多的勞動，因而他的工資增加，——即使勞動價格不變，或者甚至下降，但只要下降得比勞動量的增加慢，——情況就是如此。在這種場合，可變資本的增長是勞動增加的指數，而不是就業工人增加的指數。每壹個資本家的絕對利益在於，從較少的工人身上而不是用同樣低廉或甚至更為低廉的花費從較多的工人身上榨取壹定量的勞動。在後壹種情況下，不變資本的支出會隨著所推動的勞動量成比例地增長，在前壹種情況下，不變資本的增長則要慢得多。生產規模越大，這種動機就越具有決定意義。它的力量隨資本積累壹同增長。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30—732頁。

　　所以，在積累的過程中，壹方面，較大的可變資本無須招收更多的工人就可以推動更多的勞動；另壹方面，同樣數量的可變資本用同樣數量的勞動力就可以推動更多的勞動；最後，通過排擠較高級的勞動力可以推動更多較低級的勞動力。

　　因此，相對過剩人口的生產或工人的遊離，比生產過程隨著積累的增進而加速的技術變革，比與此相適應的資本可變部分比不變部分的相對減少，更為迅速。如果說生產資料在擴大規模和作用的同時，在越來越小的程度上成為工人的就業手段，那麼，這種情況本身又會由於下述事實而有所變化：勞動生產力越是增長，資本造成的勞動供給比資本對工人的需求越是增加得快。工人階級中就業部分的過度勞動，擴大了它的後備軍的隊伍，而後者通過競爭加在就業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壓力，又反過來迫使就業工人不得不從事過度勞動和聽從資本的擺布。工人階級的壹部分從事過度勞動迫使它的另壹部分無事可做，反過來，它的壹部分無事可做迫使它的另壹部分從事過度勞動，這成了各個資本家致富的手段，同時又按照與社會積累的增進相適應的規模加速了產業後備軍的生產。這個因素在相對過剩人口的形成上是多麼重要，可以拿英國的例子來證明。英國“節約”勞動的技術手段是十分強大的。但是，如果明天把勞動普遍限制在合理的程度，並且在工人階級的各個階層中再按年齡和性別進行適當安排，那麼要依照現有的規模繼續進行國民生產，目前的工人人口是絕對不夠的。目前“非生產”工人的大多數都不得不轉化為“生產”工人。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32—734頁。

　　社會的財富即執行職能的資本越大，它的增長的規模和能力越大，從而無產階級的絕對數量和他們的勞動生產力越大，產業後備軍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勞動力同資本的膨脹力壹樣，是由同壹些原因發展起來的。因此，產業後備軍的相對量和財富的力量壹同增長。但是同現役勞動軍相比，這種後備軍越大，常備的過剩人口也就越多，他們的貧困同他們所受的勞動折磨成反比。最後，工人階級中貧苦階層和產業後備軍越大，官方認為需要救濟的貧民也就越多。這就是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壹般的規律。像其他壹切規律壹樣，這個規律的實現也會由於各種各樣的情況而有所變化，不過對這些情況的分析不屬於這裏的範圍。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42頁。

　　當經濟學的智者們向工人說教，要工人使自己的人數去適應資本增殖的需要時，他們的愚蠢是很清楚的。資本主義生產和積累的機制在不斷地使這個人數適應資本增殖的需要。這種適應的開頭是創造出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後備軍，結尾是現役勞動軍中不斷增大的各階層的貧困和需要救濟的赤貧的死荷重。

　　由於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增進，花費越來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動越來越多的生產資料，這個規律在不是工人使用勞動資料，而是勞動資料使用工人的資本主義的基礎上表現為：勞動生產力越高，工人對他們就業手段的壓力就越大，因而他們的生存條件，即為增加他人財富或為資本自行增殖而出賣自己的力氣，也就越沒有保障。因此，生產資料和勞動生產率比生產人口增長得快這壹事實，在資本主義下卻相反地表現為：工人人口總是比資本的增殖需要增長得快。

　　我們在第四篇分析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時已經知道，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壹切提高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方法都是靠犧牲工人個人來實現的；壹切發展生產的手段都轉變為統治和剝削生產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發展，成為局部的人，把工人貶低為機器的附屬品，使工人受勞動的折磨，從而使勞動失去內容，並且隨著科學作為獨立的力量被並入勞動過程而使勞動過程的智力與工人相異化；這些手段使工人的勞動條件變得惡劣，使工人在勞動過程中屈服於最卑鄙的可惡的專制，把工人的生活時間轉化為勞動時間，並且把工人的妻子兒女都拋到資本的劄格納特車輪下。但是，壹切生產剩余價值的方法同時就是積累的方法，而積累的每壹次擴大又反過來成為發展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見，不管工人的報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狀況必然隨著資本的積累而惡化。最後，使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後備軍同積累的規模和能力始終保持平衡的規律把工人釘在資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羅米修斯釘在巖石上釘得還要牢。這壹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壹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壹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42—744頁。

傑瑞米柯賓

（三）城市人口

　　資本主義生產使它匯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來越占優勢，這樣壹來，它壹方面聚集著社會的歷史動力，另壹方面又破壞著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交換，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的組成部分不能回歸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條件。這樣，它同時就破壞城市工人的身體健康和農村工人的精神生活。但是資本主義生產通過破壞這種物質變換的純粹自發形成的狀況，同時強制地把這種物質變換作為調節社會生產的規律，並在壹種同人的充分發展相適應的形式上系統地建立起來。在農業中，像在工場手工業中壹樣，生產過程的資本主義轉化同時表現為生產者的殉難史，勞動資料同時表現為奴役工人的手段、剝削工人的手段和使工人貧窮的手段，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同時表現為對工人個人的活力、自由和獨立的有組織的壓制。農業工人在廣大土地上的分散，同時破壞了他們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卻增強了他們的反抗力量。在現代農業中，像在城市工業中壹樣，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和勞動量的增大是以勞動力本身的破壞和衰退為代價的。此外，資本主義農業的任何進步，都不僅是掠奪勞動者的技巧的進步，而且是掠奪土地的技巧的進步，在壹定時期內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進步，同時也是破壞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進步。壹個國家，例如北美合眾國，越是以大工業作為自己發展的基礎，這個破壞過程就越迅速。因此，資本主義生產發展了社會生產過程的技術和結合，只是由於它同時破壞了壹切財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9—580頁。

　　最勤勞的工人階層的饑餓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資本主義積累基礎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費之間的內在聯系，只有當人們認識了經濟規律時才能揭露出來。居住狀況卻不是這樣。在這方面，任何壹個公正的觀察者都能看到，生產資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就相應地越要聚集在同壹空間，因此，資本主義的積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狀況就越悲慘。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57頁。

　　壹個工業城市或商業城市的資本積累得越快，可供剝削的人身材料的流入也就越快，為工人安排的臨時住所也就越壞。因此，產量不斷增加的煤鐵礦區的中心泰恩河畔紐卡斯爾，是壹座僅次於倫敦而居第二位的住宅地獄。那裏住小單間房屋的不下34000人。在紐卡斯爾和蓋茨黑德，不久前大量的房屋由於絕對有害公益，根據警察的命令拆毀了。可是新房子蓋得很慢，而營業卻發展得很快。因此，1865年，城市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擁擠不堪。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62頁。

　　人口不斷地流往城市，農村人口由於租地集中、耕地轉化為牧場、采用機器等原因而不斷地“變得過剩”，農村人口因小屋拆除而不斷地被驅逐，這些現象是同時發生的。壹個地區的人口越稀少，那裏的“相對過剩人口”就越多，他們對就業手段的壓力就越大，農村人口多於住房的絕對過剩也就越大，從而農村中地方性的人口過剩以及最容易傳染疾病的人口擁擠現象也就越嚴重。人群密集在分散的小村莊和小市鎮的現象，同人們被強行從地面上趕走是相適應的。盡管農業工人的人數不斷減少，他們的產品的數量不斷增加，但他們還是不斷地“變得過剩”，這是使他們成為需要救濟的貧民的搖籃。他們可能成為需要救濟的貧民，是他們被驅逐的壹個原因，也是居住條件惡劣的主要根源，而居住條件惡劣又摧毀了他們最後的反抗能力，使他們完全變成地主和租地農場主的奴隸，以致獲得最低的工資對他們來說已成了天經地義。另壹方面，農村中盡管經常出現“相對過剩人口”，但同時也感到人手不足。這種現象不僅局部地發生在人口過快地流往城市、礦山、鐵路工地等處的地區，而且在收獲季節以及在春夏兩季，當英國的精耕細作的、集約化的農業需要額外勞力的許多時候，到處都可以看到。農業工人按耕作的平均需要來說總是過多，而按特殊的或者臨時的需要來說又總是過少。因此，在官方的文件中可以看到同壹地區同時發出的自相矛盾的抱怨，既抱怨勞力不足，又抱怨勞力過剩。臨時性的或局部的勞力不足並不會引起工資的提高，只會迫使婦女和兒童也參加田間勞動，使工人的年齡不斷下降。壹旦婦女和兒童被大規模地使用，這又會反過來成為壹種新的手段，造成農業中男工過剩，並使他們的工資下降。這種惡性循環的美好結果之壹是所謂的幫夥制度，這種制度在英格蘭東部地區正在興盛起來。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96—798頁。

　　（四）農村人口

　　在工場手工業時期，手工業生產雖然已經解體了，但仍舊是基礎。中世紀遺留下來的城市工人相對來說是不多的，不能滿足新的殖民地市場的需要；同時，真正的工場手工業為那些由於封建制度的解體而被趕出土地的農村居民開辟了新的生產領域。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4頁。

　　如果說機器在農業中的使用大多避免了機器使工廠工人遭到的那種身體上的損害，那麼機器在農業中的使用在造成工人“過剩”方面卻發生了更為強烈的作用，而且沒有遇到什麼抵抗，這壹點我們在以後將會詳細談到。例如，在劍橋郡和薩福克郡，最近20年來耕地面積大大擴大了，而在這壹時期農村人口不但相對地減少了，而且絕對地減少了。在北美合眾國，農業機器目前只是潛在地代替了工人，也就是說，它使生產者有可能耕種更大的面積，但是並沒有在實際上驅逐在業工人。1861年，英格蘭和威爾士參加農業機器制造的人數總計有1034人，而在蒸汽機和工作機上幹活的農業工人總共只有1205人。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8頁。

　　（五）人口增長在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作用

　　這樣壹來，隨著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的不斷被分割，生產工具即土地則相應地昂貴，土地肥力則相應地下降，農業則相應地衰落，農民的債務則相應地增加。而且，本來是結果的東西，反而成了原因。每壹代人都給下壹代人留下更多的債務，每壹代新人都在更不利更困難的條件下開始生活，抵押貸款又產生新的抵押貸款，所以當農民不能再以他那壹小塊土地作抵押而借新債時，即不能再讓土地擔負新的抵押權時，他就直接落入高利貸者的手中，而高利貸的利息也就越來越大了。

　　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1849年底—1850年3月底和1850年月—11月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頁。

　　壹定量同時使用的工人，是工場手工業內部分工的物質前提，同樣，人口數量和人口密度是社會內部分工的物質前提，在這裏，人口密度代替了工人在同壹個工場內的密集。

　　但是人口密度是壹種相對的東西。人口較少但交通工具發達的國家，比人口較多但交通工具不發達的國家有更加密集的人口……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08頁。

　　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最大的壹次分工，就是城市和鄉村的分離。城鄉之間的對立是隨著野蠻向文明的過渡、部落制度向國家的過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過渡而開始的，它貫穿著文明的全部歷史直到現在（反谷物法同盟）。——隨著城市的出現，必然要有行政機關、警察、賦稅等等，壹句話，必然要有公共機構，從而也就必然要有壹般政治。在這裏，居民第壹次劃分為兩大階級，這種劃分直接以分工和生產工具為基礎。城市已經表明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這個事實；而在鄉村則是完全相反的情況：

　　隔絕和分散。城鄉之間的對立只有在私有制的範圍內才能存在。城鄉之間的對立是個人屈從於分工、屈從於他被迫從事的某種活動的最鮮明的反映，這種屈從把壹部分人變為受局限的城市動物，把另壹部分人變為受局限的鄉村動物，並且每天都重新產生二者利益之間的對立。在這裏，勞動仍然是最主要的，是淩駕於個人之上的力量；只要這種力量還存在，私有制也就必然會存在下去。消滅城鄉之間的對立，是共同體的首要條件之壹，這個條件又取決於許多物質前提，而且任何人壹看就知道，這個條件單靠意誌是不能實現的（這些條件還須詳加探討）。城市和鄉村的分離還可以看做是資本和地產的分離，看做是資本不依賴於地產而存在和發展的開始，也就是僅僅以勞動和交換為基礎的所有制的開始。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6—557頁。

　　不同城市之間的分工的直接結果就是工場手工業的產生，即超出行會制度範圍的生產部門的產生。工場手工業的初期繁榮——先是在意大利，然後是在佛蘭德——的歷史前提，是同外國各民族的交往。在其他國家，例如在英國和法國，工場手工業最初只限於國內市場。除上述前提外，工場手工業還以人口特別是鄉村人口的不斷集中和資本的不斷積聚為前提。資本開始積聚到個人手裏，壹部分違反行會法規積聚到行會中，壹部分積聚到商人手裏。

　　那種壹開始就以機器，盡管還是以具有最粗陋形式的機器為前提的勞動，很快就顯出它是最有發展能力的。過去農民為了得到自己必需的衣著而在鄉村中附帶從事的織布業，是由於交往的擴大才獲得了動力並得到進壹步發展的第壹種勞動。織布業是最早的工場手工業，而且壹直是最主要的工場手工業。隨著人口增長而增長的對衣料的需求，由於流通加速而開始的自然形成的資本的積累和運用，以及由此引起的並由於交往逐漸擴大而日益增長的對奢侈品的需求，——所有這壹切都推動了織布業在數量上和質量上的發展，使它脫離了舊有的生產形式。除了為自身需要而壹直在繼續從事紡織的農民外，在城市裏產生了壹個新的織工階級，他們所生產的布匹被用來供應整個國內市場，通常還供應國外市場。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0—561頁。

　　在我們所談到的這個時代裏，各國在彼此交往中建立起來的關系具有兩種不同的形式。起初，由於流通的金銀數量很少，這些金屬是禁止出口的；另壹方面，工業，即由於必須給不斷增長的城市人口提供就業機會而不可或缺的、大部分是從國外引進的工業，沒有特權不行，當然，這種特權不僅可以用來對付國內的競爭，而且主要是用來對付國外的競爭。通過這些最初的禁令，地方的行會特權便擴展到全國。關稅產生於封建主對其領地上的過往客商所征收的捐稅，即客商交的免遭搶劫的買路錢。後來各城市也征收這種捐稅，在現代國家出現之後，這種捐稅便是國庫進款的最方便的手段。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3頁。

傑瑞米柯賓

全部人類歷史的第壹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壹個需要確認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由此產生的個人對其他自然的關系。當然，我們在這裏既不能深入研究人們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們所處的各種自然條件——地質條件、山嶽水文地理條件、氣候條件以及其他條件。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於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1845年秋—1846年5月），《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19頁。

　　簡單說來，這就是最近六十年的英國工業史，這是人類編年史中的壹部無與倫比的歷史。六十年至八十年以前，英國和其他任何國家壹樣，城市很小，只有很少而且簡單的工業，人口稀疏而且多半是農業人口。現在它和其他任何國家都不壹樣了：有居民達250萬人的首都，有巨大的工廠城市，有向全世界供給產品而且幾乎全都是用極復雜的機器生產的工業，有勤勞智慧的稠密的人口，這些人口有三分之二從事工業，他們是由完全不同的階級組成的，可以說，組成了壹個和過去完全不同的、具有不同的習慣和不同的需要的民族。工業革命對英國的意義，就像政治革命對法國，哲學革命對德國壹樣。1760年的英國和1844年的英國之間的差別，至少像舊制度下的法國和七月革命的法國之間的差別壹樣大。但是，這種工業變革的最重要的產物是英國無產階級。

　　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機器的使用如何促使無產階級誕生。工業的迅速發展產生了對人手的需要；工資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結隊地從農業地區湧入城市。人口急劇增長，而且增加的幾乎全是無產者階級。此外，愛爾蘭只是從18世紀初才進入了安定狀態，這裏的人口過去在騷亂中被英國人殘酷地屠殺了十分之壹以上，現在也迅速增長起來，特別是從工業繁榮開始吸引許多愛爾蘭人到英格蘭去的那個時候起。這樣就產生了不列顛帝國的大工商業城市，這些城市中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人口屬於工人階級，而小資產階級只是壹些小商人和人數很少很少的手工業者。新的工業能夠獲得重要意義，只是因為它把工具變成了機器，把作坊變成了工廠，從而把中間階級中的勞動者變成了工人無產者，把以前的大商人變成了廠主；它排擠了小的中間階級，並把居民的壹切差別化為工人和資本家的對立。在狹義的工業範圍之外，在手工業方面，甚至在商業方面，也發生了同樣的情形。大資本家和沒有任何希望上升到更高的階級地位的工人代替了以前的師傅和幫工；手工業變成了工廠生產，嚴格地實行了分工，小的師傅由於沒有可能和大企業競爭，被擠到了無產者階級中去。同時，由於迄今為止的手工業生產被廢除，由於小資產階級被消滅，工人已沒有任何可能成為資產者。以前，他們總還有希望作為有固定住所的師傅自己開壹個作坊，也許日後還可以雇幾個幫工；可是現在，當師傅本人也被廠主排擠的時候，當獨立經營壹個企業必須有大量資本的時候，工人階級才第壹次真正成為居民中的壹個固定的階級，而在過去，它往往只是通向資產階級的過渡。現在，誰要是生為工人，那他除了壹輩子當無產者，就再沒有別的前途了。所以，只是現在無產階級才能組織自己的獨立運動。

　　這樣就形成了龐大的工人群體，他們現在布滿了整個不列顛帝國，他們的社會狀況日益引起文明世界的註意。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02—403頁。

　　上面已經指出，工業如何把財產集中到少數人手裏。工業需要大量的資本，它用這些資本來建立龐大的企業，從而使從事手工業的小資產階級破產，它用這些資本來使自然力為自己服務，以便把個體手工業工人從市場上排擠出去。分工，水力特別是蒸汽力的利用，機器裝置的應用，這就是從上世紀中葉起工業用來搖撼世界基礎的三個偉大的杠桿。

　　小工業創造了中間階級，大工業創造了工人階級，並把中間階級的少數選民擁上寶座，但是，這只是為了有朝壹日更有把握地推翻他們。目前，無可爭辯的和容易解釋的事實是，“美好的舊時代”的人數眾多的小中間階級已經被工業摧毀，從他們當中壹方面分化出富有的資本家，另壹方面又分化出貧窮的工人。

　　但是工業集中化的趨勢並沒有就此停止。人口也像資本壹樣集中起來；這很自然，因為在工業中，人——工人，僅僅被看做壹筆資本，他把自己交給廠主使用，廠主以工資的名義付給他利息。大工業企業需求許多工人在壹個建築物裏共同勞動；他們必須住得集中，甚至壹個中等規模的工廠附近也會形成壹個村鎮。他們有種種需求，為了滿足這些需求，還需要其他人，於是手工業者、裁縫、鞋匠、面包師、泥瓦匠、木匠都搬到這裏來了。村鎮的居民，特別是年輕壹代，逐漸習慣於工廠勞動，逐漸熟悉這種勞動；當第壹個工廠很自然地已經不能保證所有的人就業時，工資就下降，結果就是新的廠主搬到這裏來。於是村鎮變成小城市，小城市變成大城市。城市越大，定居到這裏就越有利，因為這裏有鐵路、運河和公路；挑選熟練工人的機會越來越多；由於附近的建築業主和機器制造廠主之間的競爭，在這種地方開辦新企業就比偏遠地區花費要少，因為在偏遠地區，建築材料和機器以及建築工人和工廠工人都必須先從別處運來；這裏有顧客雲集的市場和交易所，這裏同提供原料的市場和銷售成品的市場有直接的聯系。這樣壹來，大工廠城市的數量就以驚人的速度增長起來。不過，農村同城市相比也有優勢，那裏的工資通常比較低。

　　於是農村和工廠城市不停地競爭，今天優勢在城市方面，明天農村的工資又降低到在農村開辦新工廠可以獲利更多的程度。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工業集中的趨勢依然保持強勁的勢頭，而在農村建立的每壹個新工廠都包含工廠城市的萌芽。如果工業的這種瘋狂的活動還能這樣持續100年，那麼英國的每壹個工業區都會變成壹個巨大的工廠城市，曼徹斯特和利物浦就會在沃靈頓或牛頓壹帶相互毗連。人口的這種集中也完全以同樣的方式發生在商業中，因此，像利物浦、布裏斯托爾、赫爾和倫敦這樣幾個大港幾乎壟斷了不列顛帝國的整個海上貿易。

　　因為這些大城市的工業和商業發展得最充分，所以這種發展對無產階級造成的後果在這裏也表現得最明顯。在這裏，財產的集中達到極點；在這裏，美好的舊時代的習俗和關系最徹底地被摧毀；在這裏，人們已經走得這樣遠，以致連美好的老英國這個名稱也變得無法想象了，因為老英國甚至在祖父母的回憶和故事中也聽不到了。在這裏，只有壹個富有的階級和壹個貧窮的階級，因為小資產階級壹天天地消失著。小資產階級，這個過去最穩定的階級，現在成了最不穩定的階級；他們是舊時代的少數殘余和壹些渴望發財的人，十足的實業投機家和投機商，其中或許有壹個人可以致富，但同時會有99個人破產，而這個人中壹多半只是靠破產生存。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06—407頁。

　　如果壹個人傷害了另壹個人的身體，而且這種傷害引起了被害人的死亡，我們就把這叫做殺人；如果加害者事先知道這種傷害會致人以死命，那麼我們就把他的行為叫做謀殺。但是，如果社會把成百的無產者置於這樣壹種境地，使他們不可避免地遭到過早的、非自然的死亡，遭到如同被刀劍或槍彈所殺害壹樣的橫死，如果社會剝奪了成千上萬人的必要的生活條件，把他們置於不能生存的境地，如果社會利用法律的鐵腕強迫他們處在這種條件之下，直到不可避免的結局——死亡來臨為止，如果社會知道，而且十分清楚地知道，這成千上萬的人壹定會成為這些條件的犧牲品，而社會還讓這些條件存在下去，那麼，這也是壹種謀殺，和個人所進行的謀殺是壹樣的，只不過是壹種隱蔽的、陰險的謀殺，這種謀殺沒有人能夠防禦，表面上看起來不像是謀殺，因為誰也看不到謀殺者，因為謀殺者是所有的人，同時又誰也不是，因為被殺的人似乎是自然死亡的，因為這與其說是犯罪，不如說是瀆職。但這仍然是謀殺。我現在就來證明：英國社會每日每時都在犯這種英國工人報刊合情合理地稱為社會謀殺的罪行；英國社會把工人置於這樣壹種境地，使他們不能保持健康，不能活得長久；英國社會就是這樣不停地壹點壹點地葬送了這些工人的生命，過早地把他們送進墳墓。我還必須證明：社會知道這種狀況對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是多麼有害，卻壹點也不設法來改善這種狀況。社會知道它所建立的制度會引起怎樣的後果，因而它的行為不單純是殺人，而且是謀殺，當我得以引用官方文獻、議會報告和政府報告來確定殺人的事實時，這壹點就得到了證明。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08—409頁。

　　如果說這壹切原因已經在工人階級中引起了大量的頹廢墮落現象，那麼，另外還有壹個原因使這種頹廢墮落現象更加嚴重，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這就是人口的集中。英國資產階級作家們正在因大城市的傷風敗俗的影響而大聲疾呼，——這些高唱反調的耶利米為之哀歌的不是城市的破壞，而是城市的繁榮。艾利生郡長幾乎把壹切都歸咎於這個原因，《大城市的時代》壹書的作者沃恩博士更是如此。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他各種對工人的身體和精神起破壞作用的原因，都和有產階級的利益有直接的聯系。假若這些作家說，貧窮、生活無保障、過度勞動和強制勞動是主要的原因，那麼所有的人，包括他們自己在內，就得對自己回答說：既然這樣，我們就給窮人們財產吧，我們就保障他們的生活吧，我們就頒布禁止過度勞動的法律吧。但是資產階級是不能同意這樣做的。然而大城市完全是自然發展起來的，人們完全是自願遷居到那裏去的；同時現在也還沒有立刻得出結論說，創造大城市的只是工業和靠工業發財的資產階級；於是統治階級很容易就把壹切災難都歸咎於這個看起來似乎不可排除的原因。實際上，大城市只能使那些至少已處於萌芽狀態的災難迅速而全面地發展起來。艾利生至少還保有相當的人性，他還承認這種災難；他並不是壹個完全成熟的工業資產者和自由黨人，而只是壹個半成熟的資產者和托利黨人，所以真正的資產者完全看不見的東西他有時還能看得清楚。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33—434頁。

　　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於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壹部分居民脫離了農村生活的愚昧狀態。正像它使農村從屬於城市壹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

　　資產階級日甚壹日地消滅生產資料，財產和人口的分散狀態。它使人口密集起來，使生產資料集中起來，使財產聚集在少數人的手裏。由此必然產生的結果就是政治的集中。

　　各自獨立的、幾乎只有同盟的關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關稅的各個地區，現在已經結合為壹個擁有統壹的政府、統壹的法律、統壹的民族階級利益和統壹的關稅的統壹的民族。

　　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壹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壹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采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的大量人口——過去哪壹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裏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6頁。

　　然而，德國國民生產的高漲仍然趕不上其他國家生產高漲的步伐。農業遠遠落後於英國和尼德蘭，工業遠遠落後於意大利、佛蘭德和英國，而在海外貿易中，英國人，尤其是荷蘭人已經開始排擠德國人。人口依然很稀少。在德國境內，文明的景象僅僅散見於幾個工商業中心及其周圍地區；就是這幾個中心，利益也極不壹致，幾乎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共同點。南部的貿易聯系和銷售市場同北部毫不相同；東部和西部幾乎沒有任何往來。

　　沒有壹個城市像英國的倫敦那樣發展成為全國工商業的中心。國內的全部交通幾乎只限於沿海和內河航路，以及由奧格斯堡和紐倫堡經過科隆到尼德蘭、經過愛爾福特到北方的幾條通商大道。壹些較小的城市遠離內河和通商大道，被排斥在頻繁的貿易往來之外，沒有受到任何外來影響，繼續在中世紀末期的生活條件下艱難度日，很少需要外來商品，也很少輸出商品。在農村居民中，只有貴族才同外界保持較為廣泛的接觸，才會產生新的需求；農民群眾從來不曾逾越最鄰近的地方關系，他們的視野也從來沒有超出與此相應的地方範圍。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1850年夏秋），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22頁。

傑瑞米柯賓

增長的生產力是拿破侖作戰方法的前提；新的生產力同樣是作戰方法上每壹步新的完善的前提。如今在歐洲戰爭中，鐵路和電報壹定會給有才幹的將軍或陸軍部長壹個采取全新的戰法的機會。生產力的逐漸提高，以及隨之而來的人口的逐漸增多，同樣也提供了征集數量更為眾多的兵員的可能性。如果法國的人口不是2500萬而是3600萬的話，那麼總人口的5%就不是125萬人，而是180萬人。在這兩種情況下，文明國家的實力與野蠻國家的相比，都相應地增強了。只有文明國家才有龐大的鐵路網，那裏的人口增長迅速，比如與俄國相比要快壹倍。所以說，所有這壹切計算都證明：西歐對俄國的長期臣服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越來越不可能。

　　但是，隨著階級的消滅而產生的新的作戰方法，其力量並不在於隨著人口的增多，壹個國家可動員的5%將成為壹個越來越大的數字；而只能在於可服兵役的人數已不是全部人口的5%或7%，而是12%—16%，就是說，占成年男性人口（由18歲到30歲甚至到40歲的壹切健康的男子）的壹半到三分之二。但是，如果說俄國若不在其國內壹切社會的和政治的組織上，首先是在生產上進行徹底的革命，就不能把它可動員的力量由2%—3%提高到5%，那麼德國和法國若不在生產上進行革命，並使生產增加壹倍以上，也同樣不能把它們可以動員的力量由5%增加到12%。只有通過機器等的使用使人均勞動生產率比現在增加壹倍，才能使從生產中解脫出來的人數增加壹倍，而這也只能維持壹個較短的時期，因為從來沒有壹個國家能夠長期維持這個5%的比例。

　　恩格斯：《1852年神聖同盟對法戰爭的條件與前景》（1851年4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33—334頁。

　　結果，隨著這些地區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的興起，壹切工業品的生產便落在德意誌人移民的手裏，這些商品與農產品的交換完全被猶太人所壟斷，而這些猶太人，如果說他們屬於什麼民族的話，那麼在這些國家裏，他們當然與其說屬於斯拉夫人，不如說屬於德意誌人。整個東歐的情形都是如此，雖然程度略輕。在彼得堡、佩斯、雅西，甚至在君士坦丁堡，直到今天，手工業者、小商人、小廠主都還是德意誌人，而放債人、酒店老板和小販（在這些人口稀少的國家，這種人是非常重要的）則大多數是猶太人，他們的母語是壹種訛誤百出的德語。在邊境各斯拉夫人地區，德意誌人的重要性隨著城市和工商業的發達而增加，而當事實表明幾乎壹切精神文明都必須從德國輸入時，他們的重要性就更大了。繼德意誌商人和手工業者之後，德意誌牧師、教員和學者也到斯拉夫人的土地上安家立業。

　　最後，侵略軍的鐵蹄或審慎周密的外交手段，不僅跟隨在由於社會發展而發生的緩慢的但是肯定無疑的非民族化過程的後面，而且常常走在它的前面。因此，自從第壹次瓜分波蘭以後，由於把官地賣給或賜給德意誌殖民者，由於獎勵德意誌資本家在這些混居地區建立工業企業等等，以及由於經常對該地波蘭居民采取極端橫暴的手段，西普魯士和波森的大部分就日耳曼化了。

　　恩格斯：《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年8月17日—1852年9月2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97頁。

　　按照這個觀點，德意誌人在羅馬時代他們所占據的土地上的居住區，以及後來他們從羅馬人那裏奪取的土地上的居住區，不是由村組成，而是由大家庭公社組成的，這種大家庭公社包括好幾代人，耕種著相應的地帶，並和鄰居壹起，作為共同的馬爾克來使用四周的荒地。在這種情況下，塔西佗著作中談到更換耕地的那個地方，實際上就應當從農學意義上去理解：公社每年耕種另壹個地帶，而將上年的耕地休耕，或令其全然拋荒。由於人口稀少，荒地總是很多的，因此，任何爭奪地產的糾紛，就沒有必要了。只是經過數世紀之後，當家庭成員的人數過多，以致在當時的生產條件下共同經營已經成為不可能的時候，這種家庭公社才解體；以前公有的耕地和草地，就按人所共知的方式，在此後正在形成的單個農戶之間實行分配，這種分配起初是暫時的，後來便成為永久的，至於森林、牧場和水域則依然是公共的。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0頁。

　　據塔西佗說，德意誌人是人口眾多的民族。我們從凱撒的著作中可以得出壹個關於各德意誌民族人數的大致概念；他認為住在萊茵河左岸的烏濟佩特人和鄧克泰人的人口，包括婦女和兒童在內，共為18萬人。因而，每個民族大約有10萬人，這已經大大超過例如易洛魁人在其全盛時代的總數，那時易洛魁人不到2萬人，但已成為自大湖至俄亥俄河和波托馬克河整個地區的可怕力量。如果我們根據現有材料，把萊茵河附近定居的大家知道得比較確切的民族試著劃分壹下，那麼每壹個這樣的民族在地圖上所占的面積平均約等於普魯士的壹個行政區，即約為1萬平方公裏，或182平方德裏。但是，羅馬人的大日耳曼尼亞，直到維斯瓦河為止，占有依整數計共50萬平方公裏的面積。如果壹個民族的平均人口為10萬人，那麼整個大日耳曼尼亞的人口總數，應達500萬；對於野蠻時代的民族集團來說，這是壹個很大的數目，而就今日的情況來說——1平方公裏10人，或平方德裏550人——這是極其微小的數目。但是這並不包括生活在那個時候的全部德意誌人。我們知道，沿喀爾巴阡山脈直至多瑙河口，都居住著哥特系統的德意誌民族——巴斯塔爾人、佩夫金人等等——，它們的人數非常之多，因而，普林尼認為他們是德意誌人的第五個大系統，而這些在公元前180年已經替馬其頓王柏修斯做過雇傭兵的德意誌人，還在奧古斯都在位的初年就已突進到阿德裏安堡附近了。假定他們的人數只有100萬人，那麼到公元初，德意誌人的大概數目，就至少有600萬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5—166頁。

　　德意誌人確實重新使歐洲有了生氣，因此，日耳曼時期的國家解體過程才不是以諾曼—薩拉泰人的征服而告終，而是以采邑制度和保護關系（依附制度）進壹步發展為封建制度而告終，而人口也有了這樣巨大的增長，以致能夠完好無恙地經受了不到200年後的十字軍征討的大流血。

　　然而，德意誌人究竟是用了什麼神秘的魔法，給垂死的歐洲註入了新的生命力呢？是不是像我們的沙文主義的歷史編纂學所虛構的那樣，德意誌種族天生有壹種特別的魔力呢？決不是。德意誌人，尤其在當時，是壹個天資高的雅利安族系，並且正處在生機勃勃的發展中。但是使歐洲返老還童的，並不是他們的特殊的民族特點，而只是他們的野蠻狀態，他們的氏族制度而已。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4—175頁。

　　氏族在蒙昧時代中級階段發生，在高級階段繼續發展起來，就我們現有的資料來判斷，到了野蠻時代低級階段，它便達到了全盛時代。所以現在我們就從這壹階段開始。

　　這壹階段應當以美洲紅種人為例；在這壹階段上，我們發現氏族制度已經完全形成。

　　壹個部落分為幾個氏族，通常是分為兩個；隨著人口的增加，這些最初的氏族每壹個又分裂為幾個女兒氏族，對這些女兒氏族來說，母親氏族便是胞族；部落本身分裂成幾個部落，在其中的每壹個部落中，我們多半又可以遇到那些老氏族；部落聯盟至少是在個別情況下把親屬部落聯合在壹起。這種簡單的組織，是同它所由產生的社會狀態完全適應的。

　　它無非是這種社會狀態所特有的、自然長成的結構；它能夠處理在這樣組織起來的社會內部壹切可能發生的沖突。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7頁。

　　人口是極其稀少的；只有在部落的居住地才比較稠密，在這種居住地的周圍，首先是壹片廣大的狩獵地帶，其次是把這個部落同其他部落隔離開來的中立的防護森林。分工是純粹自然產生的；它只存在於兩性之間。男子作戰、打獵、捕魚，獲取食物的原料，並制作為此所必需的工具。婦女管家，制備衣食——做飯、紡織、縫紉。男女分別是自己活動領域的主人；男子是森林中的主人，婦女是家裏的主人。男女分別是自己所制造的和所使用的工具的所有者：男子是武器、漁獵用具的所有者，婦女是家內用具的所有者。家戶經濟是共產制的，包括幾個、往往是許多個家庭。凡是共同制作和使用的東西，都是共同財產：如房屋、園圃、小船。所以，在這裏，而且也只有在這裏，才真正存在著文明社會的法學家和經濟學家所捏造的“自己勞動所得的財產”——現代資本主義所有制還依恃著的最後壹個虛偽的法律借口。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8頁。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壹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誌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壹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壹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壹定階段，便同它們壹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1859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1—592頁。

　　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壹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蕪叢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壹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壹個民族或壹個時代的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

　　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1883年3月18日前後），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01頁。

傑瑞米柯賓

（六）侵略和掠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人口落後與貧困的根源

　　把世界範圍的剝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愛，這種觀念只有資產階級才想得出來。自由競爭在壹個國家內部所引起的壹切破壞現象，都會在世界市場上以更大的規模再現出來。我們不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去批駁自由貿易的信徒在這個問題上散布的詭辯，這些詭辯的價值同我們的三位獲獎者霍普、莫爾斯和格雷格先生的論證完全壹樣。

　　例如，有人對我們說，自由貿易會引起國際分工，這種分工將規定與每個國家優越的自然條件相適宜的生產。

　　先生們，妳們也許認為生產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稟賦吧。

　　年以前，跟貿易毫無關系的自然界在那裏連壹棵咖啡樹、壹株甘蔗也沒有生長出來。

　　也許不出50年，那裏連壹點咖啡、壹點砂糖也找不到了，因為東印度正以其更廉價的生產得心應手地跟西印度虛假的自然稟賦競爭。而這個自然稟賦異常富庶的西印度，對英國人說來，正如有史以來就有手工織布天賦的達卡地區的織工壹樣，已是同樣沉重的負擔。

　　馬克思：《關於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1848年1月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57—758頁。

　　資產階級，由於壹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壹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壹切萬裏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壹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壹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壹個世界。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5—36頁。

　　但是，不列顛人給印度斯坦帶來的災難，與印度斯坦過去所遭受的壹切災難比較起來，毫無疑問在本質上屬於另壹種，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我在這裏所指的還不是不列顛東印度公司在亞洲式專制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歐洲式專制，這兩種專制結合起來要比薩爾賽達廟裏任何猙獰的神像都更為可怕。這並不是不列顛殖民統治獨有的特征，它只不過是對荷蘭殖民統治的模仿，而且模仿得惟妙惟肖，所以為了說明不列顛東印度公司的所作所為，只要把英國的爪哇總督斯坦福·拉弗爾斯爵士談到舊日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時說過的壹段話壹字不改地引過來就夠了：

　　“荷蘭東印度公司壹心只想賺錢，它對它的臣民還不如過去的西印度種植場主對那些在他們的種植場幹活的奴隸那樣關心，因為這些種植場主買人的時候是付了錢的，而荷蘭東印度公司卻沒有花過錢，它開動全部現有的專制機器壓榨它的臣民，迫使他們獻出最後壹點東西，付出最後壹點勞力，從而加重了恣意妄為的半野蠻政府所造成的禍害，因為它把政客的全部實際技巧和商人的全部獨占壹切的利己心腸全都結合在壹起。”

　　內戰、外侮、革命、征服、饑荒——盡管所有這壹切接連不斷地對印度斯坦造成的影響顯得異常復雜、劇烈和具有破壞性，它們卻只不過觸動它的表面。英國則摧毀了印度社會的整個結構，而且至今還沒有任何重新改建的跡象。印度人失掉了他們的舊世界而沒有獲得壹個新世界，這就使他們現在所遭受的災難具有壹種特殊的悲慘色彩，使不列顛統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壹切古老傳統，同它過去的全部歷史斷絕了聯系。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1853年6月7日—10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78—679頁。

　　總之，壹旦與大工業相適應的壹般生產條件形成起來，這種生產方式就獲得壹種彈性，壹種突然地跳躍式地擴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銷售市場才是它的限制。壹方面，機器直接引起原料的增加，例如軋棉機使棉花生產增加。另壹方面，機器產品的便宜和交通運輸業的變革是奪取國外市場的武器。機器生產摧毀國外市場的手工業產品，迫使這些市場變成它的原料產地。例如東印度就被迫為大不列顛生產棉花、羊毛、大麻、黃麻、靛藍等。大工業國工人的不斷“過剩”，大大促進了國外移民和外國的殖民地化，而這些外國變成宗主國的原料產地，例如澳大利亞就變成羊毛產地。壹種與機器生產中心相適應的新的國際分工產生了，它使地球的壹部分轉變為主要從事農業的生產地區，以服務於另壹部分主要從事工業的生產地區。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19—520頁。

　　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土著居民的被剿滅、被奴役和被埋葬於礦井，對東印度開始進行的征服和掠奪，非洲變成商業性地獵獲黑人的場所——這壹切標誌著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這些田園詩式的過程是原始積累的主要因素。接踵而來的是歐洲各國以地球為戰場而進行的商業戰爭。這場戰爭以尼德蘭脫離西班牙開始，在英國的反雅各賓戰爭中具有巨大的規模，並且在對中國的鴉片戰爭中繼續進行下去，等等。

　　原始積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時間順序特別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和英國。在英國，這些因素在17世紀末系統地綜合為殖民制度、國債制度、現代稅收制度和保護關稅制度。這些方法壹部分是以最殘酷的暴力為基礎，例如殖民制度就是這樣。但所有這些方法都利用國家權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組織的社會暴力……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60—861頁。

　　關於基督教殖民制度，有壹位把基督教當做專業來研究的人，威·豪伊特曾這樣說過：

　　“所謂的基督教人種在世界各地對他們所能奴役的壹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蠻和殘酷的暴行，是世界歷史上任何時期，任何野蠻愚昧和殘暴無恥的人種都無法比擬的。”

　　荷蘭——它是17世紀標準的資本主義國家——經營殖民地的歷史，“展示出壹幅背信棄義、賄賂、殘殺和卑鄙行為的絕妙圖畫”。最有代表性的是，荷蘭人為了使爪哇島得到奴隸而在西裏伯斯島實行盜人制度。為此目的訓練了壹批盜人的賊。盜賊、譯員、販賣人就是這種交易的主要代理人，土著王子是主要的販賣人。盜來的青年在長大成人可以裝上奴隸船以前，被關在西裏伯斯島的秘密監獄中。壹份官方報告說：

　　“例如，望加錫這個城市到處都是秘密監獄，壹座比壹座恐怖，裏面擠滿了不幸的人，貪欲和暴政的犧牲者，他們戴著鐐銬，被強行和家人分離。”

　　荷蘭人為了霸占馬六甲，曾向葡萄牙的總督行賄。1641年總督允許他們進城。他們為了支付21875鎊賄款而進行“節欲”，立即到總督住宅把他殺了。他們走到哪裏，那裏就變得壹片荒蕪，人煙稀少。爪哇的巴紐旺宜省在1750年有8萬多居民，而到1811年只有人了。這就是溫和的商業！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61—862頁。

　　大家知道，英國東印度公司除了在東印度擁有政治統治權外，還擁有茶葉貿易、同中國的貿易和對歐洲往來的貨運的壟斷權。而印度的沿海航運和各島嶼之間的航運以及印度內地的貿易，卻為公司的高級職員所壟斷。對鹽、鴉片、檳榔和其他商品的壟斷權成了財富的取之不盡的礦藏。這些職員自定價格，任意勒索不幸的印度人。總督參與這種私人買賣。他的寵信們是在使他們這些比煉金術士聰明的人們能從無中生出金來的條件下接受契約的。巨額財產像雨後春筍般地增長起來，原始積累在不預付壹個先令的情況下進行。

　　……根據壹個呈報議會的報表，從1757年到1766年，東印度公司和它的職員讓印度人贈送了600萬鎊！在1769年到1770年間，英國人用囤積全部大米，不出駭人聽聞的高價就拒不出售的辦法制造了壹次饑荒。

　　在像西印度那樣專營出口貿易的種植殖民地，以及在像墨西哥和東印度那樣任人宰割的資源豐富人口稠密的國家裏，土著居民所受的待遇當然是最可怕的。但是，即使在真正的殖民地，原始積累的基督教性質也是無可否認的。那些謹嚴的新教大師，新英格蘭的清教徒，1703年在他們的立法會議上決定，每剝壹張印第安人的頭蓋皮和每俘獲壹個紅種人都給賞金40鎊；1722年，每張頭蓋皮的賞金提高到100鎊；1744年馬薩諸塞灣的壹個部落被宣布為叛匪以後，規定了這樣的賞格：每剝壹個12歲以上男子的頭蓋皮得新幣100鎊，每俘獲壹個男子得105鎊，每俘獲壹個婦女或兒童得55鎊，每剝壹個婦女或兒童的頭蓋皮得50鎊！數十年後，殖民制度對這些虔誠的清教徒前輩移民的叛逆的子孫進行了報復。在英國人的唆使和收買下，他們被人用短戰斧砍死了。英國議會曾宣布，用警犬捕殺和剝頭蓋皮是“上帝和自然賦予它的手段”。

　　殖民制度大大地促進了貿易和航運的發展。“壟斷公司”（路德語）是資本積聚的強有力的手段。殖民地為迅速產生的工場手工業保證了銷售市場以及由市場壟斷所引起的成倍積累。在歐洲以外直接靠掠奪、奴役和殺人越貨而奪得的財寶，源源流入宗主國，在這裏轉化為資本。第壹個充分發展了殖民制度的荷蘭，在1648年就已達到了它的商業繁榮的頂點。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62—864頁。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在工場手工業時期的發展，歐洲的輿論丟掉了最後壹點羞恥心和良心。各國恬不知恥地誇耀壹切當做資本積累手段的卑鄙行徑。例如，讀壹讀老實人亞·安德森的天真的商業編年史。這本編年史把下面的事實當做英國國策的勝利而倍加贊揚：英國在烏得勒支和談時通過阿西恩托條約，從西班牙人手裏奪走了經營非洲和西班牙美洲之間販賣黑人的特權，而在此以前，英國只經營非洲和英屬西印度之間的這種買賣。英國獲得了到1743年為止每年供給西班牙美洲4800個黑人的權利。這同時又為不列顛的走私提供了公開的掩護。利物浦是靠奴隸貿易發展起來的。奴隸貿易是它進行原始積累的方法。直到目前為止，利物浦“上流人士”仍然是贊揚奴隸貿易的平達；奴隸貿易——參看前面所引1795年出版的艾金醫生的著作——“使商業冒險精神達到了狂熱，產生了出色的海員，帶來了巨額的金錢”。利物浦用於奴隸貿易的船只，1730年15艘，1751年53艘，1760年艘，1770年96艘，1792年132艘。

　　當棉紡織工業在英國采用兒童奴隸制的時候，它同時在美國促使過去多少帶有家長制性質的奴隸經濟轉化為壹種商業性的剝削制度。總之，歐洲的隱蔽的雇傭工人奴隸制，需要以新大陸的赤裸裸的奴隸制作為基礎。

　　要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規律”充分表現出來，要完成勞動者同勞動條件的分離過程，要在壹極使社會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轉化為資本，在另壹極使人民群眾轉化為雇傭工人，轉化為自由的“勞動貧民”這壹現代歷史的傑作，就需要經受這種苦難。如果按照奧日埃的說法，貨幣“來到世間，在壹邊臉上帶著天生的血斑”，那麼，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69—871頁。

　　另壹方面，至於投在殖民地等處的資本，它們能提供較高的利潤率，是因為在那裏，由於發展程度較低，利潤率壹般較高，由於使用奴隸和苦力等等，勞動的剝削程度也較高。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5頁。

傑瑞米柯賓

在美國的對外政策上，也同在對內政策上壹樣，奴隸主的利益成為指路的星辰。布坎南事實上是靠了發布奧斯坦德宣言才弄到總統壹職的，這個宣言宣布，用購買辦法或用武力奪取古巴，是國家政策的偉大任務。在他執政時期，墨西哥北部已經被美國土地投機分子所瓜分，這些人都迫不及待地壹等發出信號便襲擊契瓦沃、科阿韋拉和索諾拉。海上走私者對中美各國不斷進行的海盜式的遠征，同樣是由華盛頓白宮指揮的。

　　馬克思：《北美內戰》（1861年10月20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351頁。

　　

　　八 資本主義的人口過剩

　　（壹）相對人口過剩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有的人口規律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壹方面創造了無限度地延長工作日的新的強大動機，並且使勞動方式本身和社會勞動體的性質發生這樣的變革，以致打破對這種趨勢的抵抗，另壹方面，部分地由於使資本過去無法染指的那些工人階層受資本的支配，部分地由於使那些被機器排擠的工人遊離出來，制造了過剩的勞動人口，這些人不得不聽命於資本強加給他們的規律。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9頁。

　　勞動資料壹作為機器出現，就立刻成了工人本身的競爭者。資本借助機器進行的自行增殖，同生存條件被機器破壞的工人的人數成正比。資本主義生產的整個體系，是建立在工人把自己的勞動力當做商品出賣的基礎上的。分工使這種勞動力片面化，使它只具有操縱局部工具的特定技能。壹旦工具由機器來操縱，勞動力的交換價值就隨同它的使用價值壹起消失。工人就像停止流通的紙幣壹樣賣不出去。工人階級的壹部分就這樣被機器轉化為過剩的人口，也就是不再為資本的自行增殖所直接需要的人口，這些人壹部分在舊的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生產反對機器生產的力量懸殊的鬥爭中毀滅，另壹部分則湧向所有比較容易進去的工業部門，充斥勞動市場，從而使勞動力的價格降低到它的價值以下。有人說，需要救濟的工人會得到巨大的安慰：壹方面，他們的痛苦只是“短暫的”（“atemporary inconvenience”[“短暫的不便”]）；另壹方面，機器只是逐漸地占據整整壹個生產領域，因此它的破壞作用的範圍和強度會縮減。壹種安慰抵消另壹種安慰。在機器逐漸地占領某壹生產領域的地方，它給同它競爭的工人階層造成慢性的貧困。

　　在過渡迅速進行的地方，機器的影響則是廣泛的和急性的。世界歷史上再沒有比英國手工織布工人緩慢的毀滅過程更為可怕的景象了，這個過程拖延了幾十年之久，直到1838年才結束。在這些織布工人中，許多人餓死了，許多人長期地每天靠2便士維持壹家人的生活。與此相反，英國的棉紡織機在東印度的影響卻是急性的。1834—1835年東印度總督確認：

　　“這種災難在商業史上幾乎是絕無僅有的。織布工人的屍骨把印度的平原漂白了。”

　　誠然，就這些織工短暫壹生的結束來說，機器帶給他們的只是“短暫的不便”。然而，由於機器不斷占領新的生產領域，機器的“短暫的”影響也就成為長期的了。可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勞動條件和勞動產品具有的與工人相獨立和相異化的形態，隨著機器的發展而發展成為完全的對立。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5—497頁。

　　工廠制度的巨大的跳躍式的擴展能力和它對世界市場的依賴，必然造成熱病似的生產，並隨之造成市場商品充斥，而當市場收縮時，就出現癱瘓狀態。工業的生命按照中常活躍、繁榮、生產過剩、危機、停滯這幾個時期的順序而不斷地轉換。由於工業循環的這種周期變換，機器生產使工人在就業上並從而在生活狀況上遭遇的沒有保障和不穩定性，成為正常的現象。除了繁榮時期以外，資本家之間總是進行十分激烈的鬥爭，以爭奪各自在市場上的份額。這個份額同產品的便宜程度成正比。除了由此造成的資本家競相采用代替勞動力的改良機器和新的生產方法以外，每次都出現這樣的時刻：為了追求商品便宜，強制地把工資壓低到勞動力價值以下。

　　可見，工廠工人人數的增加以投入工廠的總資本在比例上更迅速得多的增加為條件。

　　但是，這個過程只是在工業循環的退潮期和漲潮期內實現。它還經常被技術進步所打斷，這種進步有時潛在地代替工人，有時實際地排擠工人。機器生產中這種質的變化，不斷地把工人逐出工廠，或者把新的補充人員的隊伍拒之門外，而工廠的單純的量的擴大在把被逐出的工人吸收進來的同時，還把新的人員吸收進來。工人就這樣不斷被排斥又被吸引，被趕來趕去，而且被招募來的人的性別、年齡和熟練程度也不斷變化。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2—523頁。

　　如果說機器在農業中的使用大多避免了機器使工廠工人遭到的那種身體上的損害，那麼機器在農業中的使用在造成工人“過剩”方面卻發生了更為強烈的作用，而且沒有遇到什麼抵抗，這壹點我們在以後將會詳細談到。例如，在劍橋郡和薩福克郡，最近20年來耕地面積大大擴大了，而在這壹時期農村人口不但相對地減少了，而且絕對地減少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8頁。

　　資本積累最初只是表現為資本的量的擴大，但是以上我們看到，它是通過資本構成不斷發生質的變化，通過減少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來不斷增加資本的不變組成部分而實現的。

　　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之相適應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以及由此引起的資本有機構成的變化，不只是同積累的增進或社會財富的增長保持壹致的步伐。它們的進展要快得多，因為簡單的積累即總資本的絕對擴大，伴隨有總資本的各個分子的集中，追加資本的技術變革，也伴隨有原資本的技術變革。因此，隨著積累的進程，資本的不變部分和可變部分的比例會發生變化；假定原來是1：1，後來會變成2：1、3：1、4：1、5：1、7：

　　等等，因而隨著資本的增長，資本總價值轉變為勞動力的部分不是1/2，而是遞減為1/3、、1/5、1/6、1/8等等，轉變為生產資料的部分則遞增為2/3、3/4、4/5、5/6、7/8等等。因為對勞動的需求，不是由總資本的大小決定的，而是由總資本可變組成部分的大小決定的，所以它隨著總資本的增長而遞減，而不像以前假定的那樣，隨著總資本的增長而按比例增加。對勞動的需求，同總資本量相比相對地減少，並且隨著總資本量的增長以遞增的速度減少。誠然，隨著總資本的增長，總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即並入總資本的勞動力也會增加，但是增加的比例越來越小。積累作為生產在壹定技術基礎上的單純擴大而發生作用的那種間歇時間縮短了。為了吸收壹定數目的追加工人，甚至為了在舊資本不斷發生形態變化的情況下繼續雇用已經在職的工人，就不僅要求總資本以不斷遞增的速度加快積累。而且，這種不斷增長的積累和集中本身，又成為使資本構成發生新的變化的壹個源泉，也就是成為使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和不變組成部分相比再次迅速減少的壹個源泉。總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的相對減少隨著總資本的增長而加快，而且比總資本本身的增長還要快這壹事實，在另壹方面卻相反地表現為，好像工人人口的絕對增長總是比可變資本即工人人口的就業手段增長得快。事實是，資本主義積累不斷地並且同它的能力和規模成比例地生產出相對的，即超過資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過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

　　就社會總資本來考察，時而它的積累運動引起周期的變化，時而這個運動的各個因素同時分布在各個不同的生產部門。在某些部門，由於單純的積聚，資本的構成發生變化而資本的絕對量沒有增長；在有些部門，資本的絕對增長同它的可變組成部分或它所吸收的勞動力的絕對減少結合在壹起；在另壹些部門，資本時而在壹定的技術基礎上持續增長，並按照它增長的比例吸引追加的勞動力，時而發生有機的變化，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縮小；在壹切部門中，資本可變部分的增長，從而就業工人人數的增長，總是同過剩人口的激烈波動，同過剩人口的暫時產生結合在壹起，而不管這種產生采取排斥就業工人這個較明顯的形式，還是采取使追加的工人人口難於被吸入它的通常水道這個不大明顯但作用相同的形式。隨著已經執行職能的社會資本量的增長及其增長程度的提高，隨著生產規模和所使用的工人人數的擴大，隨著他們勞動的生產力的發展，隨著財富的壹切源流的更加廣闊和更加充足，資本對工人的更大的吸引力和更大的排斥力互相結合的規模不斷擴大，資本有機構成和資本技術形式的變化速度也不斷加快，那些時而同時地時而交替地被卷入這些變化的生產部門的範圍也不斷增大。因此，工人人口本身在生產出資本積累的同時，也以日益擴大的規模生產出使他們自身成為相對過剩人口的手段。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規律，事實上，每壹種特殊的、歷史的生產方式都有其特殊的、歷史地發生作用的人口規律。抽象的人口規律只存在於歷史上還沒有受過人幹涉的動植物界。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25—728頁。

　　過剩的工人人口是積累或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財富發展的必然產物，但是這種過剩人口反過來又成為資本主義積累的杠桿，甚至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的壹個條件。過剩的工人人口形成壹支可供支配的產業後備軍，它絕對地從屬於資本，就好像它是由資本出錢養大的壹樣。過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實際增長的限制，為不斷變化的資本增殖需要創造出隨時可供剝削的人身材料。隨著積累和伴隨積累而來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資本的突然膨脹力也增長了，這不僅是因為執行職能的資本的彈性和絕對財富——資本不過是其中壹個有彈性的部分——增長了，也不僅是因為信用每當遇到特殊刺激會在轉眼之間把這種財富的非常大的部分作為追加資本交給生產支配。這還因為生產過程本身的技術條件，機器、運輸工具等等，有可能以最大的規模最迅速地把剩余產品轉化為追加的生產資料。隨著積累的增進而膨脹起來的並且可以轉化為追加資本的大量社會財富，瘋狂地湧入那些市場突然擴大的舊生產部門，或湧入那些由舊生產部門的發展而引起需要的新興生產部門，如鐵路等等。在所有這些場合，都必須有大批的人可以突然地被投到決定性的地方去，而又不致影響其他部門的生產規模。這些人就由過剩人口來提供。現代工業特有的生活過程，由中常活躍、生產高度繁忙、危機和停滯這幾個時期構成的、穿插著較小波動的十年壹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產業後備軍或過剩人口的不斷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後再形成這樣的基礎之上的。而工業周期的階段變換又使過剩人口得到新的補充，並且成為過剩人口再生產的最有力的因素之壹。

　　現代工業這種獨特的生活過程，我們在人類過去的任何時代都是看不到的，即使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幼年時期也不可能出現。那時資本構成的變化還極其緩慢。因此，對勞動的需求的增長，總的說來是同資本的積累相適應的。不管那時資本積累的增進同現代相比是多麼緩慢，它還是碰到了可供剝削的工人人口的自然限制，這些限制只有通過以後將要談到的暴力手段才能清除。生產規模突然的跳躍式的膨脹是它突然收縮的前提；而後者又引起前者，但是沒有可供支配的人身材料，沒有不取決於人口絕對增長的工人的增加，前者是不可能的。工人的這種增加，是通過使壹部分工人不斷地被“遊離”出來的簡單過程，通過使就業工人人數比擴大的生產相對減少的方法造成的。因此，現代工業的整個運動形式來源於壹部分工人人口不斷地轉化為失業的或半失業的人手。政治經濟學的膚淺性也表現在，它把信用的膨脹和收縮，把工業周期各個時期更替的這種單純的征狀，看做是造成這種更替的原因。正如天體壹經投入壹定的運動就會不斷地重復這種運動壹樣，社會生產壹經進入交替發生膨脹和收縮的運動，也會不斷地重復這種運動。而結果又會成為原因，於是不斷地再生產出自身條件的整個過程的階段變換就采取周期性的形式。這種周期性壹經固定下來，那麼，就連政治經濟學也會把相對的，即超過資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過剩人口的生產，看做是現代工業的生活條件。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28—730頁。

　　我們已經知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勞動生產力的發展——既是積累的原因，又是積累的結果——使資本家能夠通過從外延方面或內涵方面加強對單個勞動力的剝削，在支出同樣多的可變資本的情況下推動更多的勞動。其次，我們還知道，資本家越來越用不大熟練的工人排擠較熟練的工人，用未成熟的勞動力排擠成熟的勞動力，用女勞動力排擠男勞動力，用少年或兒童勞動力排擠成年勞動力，這樣，他就用同樣多的資本價值買到更多的勞動力。

　　所以，在積累的進程中，壹方面，較大的可變資本無須招收更多的工人就可以推動更多的勞動；另壹方面，同樣數量的可變資本用同樣數量的勞動力就可以推動更多的勞動；最後，通過排擠較高級的勞動力可以推動更多較低級的勞動力。

　　因此，相對過剩人口的生產或工人的遊離，比生產過程隨著積累的增進而加速的技術變革，比與此相適應的資本可變部分比不變部分的相對減少，更為迅速。如果說生產資料在擴大規模和作用的同時，在越來越小的程度上成為工人的就業手段，那麼，這種情況本身又會由於下述事實而有所變化：勞動生產力越是增長，資本造成的勞動供給比資本對工人的需求越是增加得快。工人階級中就業部分的過度勞動，擴大了它的後備軍的隊伍，而後者通過競爭加在就業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壓力，又反過來迫使就業工人不得不從事過度勞動和聽從資本的擺布。工人階級的壹部分從事過度勞動迫使它的另壹部分無事可做，反過來，它的壹部分無事可做迫使它的另壹部分從事過度勞動，這成了各個資本家致富的手段，同時又按照與社會積累的增進相適應的規模加速了產業後備軍的生產。這個因素在相對過剩人口的形成上是多麼重要，可以拿英國的例子來證明。英國“節約”勞動的技術手段是十分強大的。但是，如果明天把勞動普遍限制在合理的程度，並且在工人階級的各個階層中再按年齡和性別進行適當安排，那麼，要依照現有的規模繼續進行國民生產，目前的工人人口是絕對不夠的。目前“非生產”工人的大多數都不得不轉化為“生產”工人。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32—734頁。

　　在手工織工漸漸餓死的那些年代，英國的棉織品的生產和出口都大大增加了。同時（1838—1841年）食品價格上漲了。而這些織工既沒有壹件完整的、可以蔽體的衣服，也沒有足以維持生命的食物。人為地不斷制造出來的、只有在熱病似的繁榮時期才能被吸收的過剩人口，是現代工業的必要生產條件之壹。沒有什麼東西能阻止這樣壹些現象同時發生：壹部分貨幣資本閑置不用；生活資料由於相對生產過剩而跌價；被機器排擠的工人正在餓得要死。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三部分〈剩余價值理論（續）〉》（1862年春—1862年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年7月第2版，第633頁。

　　勞動的社會生產力的同壹發展，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中，壹方面表現為利潤率不斷下降的趨勢，另壹方面表現為所占有的剩余價值或利潤的絕對量的不斷增加；結果，總的說來，與可變資本和利潤的相對減少相適應的，是二者的絕對增加。我們講過，這種雙重的作用，只是在總資本的增加比利潤率的下降更快的時候才能表現出來。要在構成更高或不變資本以更大程度相對增加的情況下使用壹個絕對增加了的可變資本，總資本不僅要和更高的構成成比例地增加，而且要增加得更快。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越是發展，要使用同量勞動力，就需要越來越大的資本量；如果要使用更多的勞動力，那就更是如此。因此，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必然會產生永久性的表面上的工人人口過剩。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48頁。

傑瑞米柯賓

盡管投在工資上的可變資本相對減少，工人的絕對人數仍然會增加，這並不會發生在壹切生產部門，也不會均等地發生在壹切生產部門。在農業中，活勞動要素的減少可以是絕對的。

　　此外，雇傭工人的人數盡管相對減少，但仍然會絕對增加，這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需要。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來說，只要不再需要每天使用勞動力12—15小時，勞動力就已經過剩了。生產力的發展，如果會使工人的絕對人數減少，就是說，如果實際上能使整個國家能在較少的時間內完成自己的全部生產，它就會引起革命，因為它會斷絕大多數人口的活路。在這裏，資本主義生產的特有限制又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決不是發展生產力和生產財富的絕對形式，它反而會在壹定點上和這種發展發生沖突。這種沖突部分地出現在周期性危機中，這種危機是由於工人人口中時而這個部分時而那個部分在他們原來的就業方式上成為過剩所引起的。資本主義生產的限制，是工人的剩余時間。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3頁。

　　租地農場主叫嚷要求降低地租。在個別情況下，他們達到了目的。但是總的說來，他們的這個要求並沒有成功。他們只好求助於降低生產費用，如大量采用蒸汽發動機和新機器，這些機器，壹方面代替了馬，把馬從經營上排擠出去，另壹方面也把農業短工遊離出來，造成了壹個人為的過剩人口，並由此引起工資的再度下降。這10年來，盡管和總人口的增長相比，農業人口普遍地相對減少了，並且盡管某些純農業區的農業人口絕對減少了，但上述情況還是發生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08—709頁。

　　壹方面是機器的改進，這種改進由於競爭而變成每個廠主必須執行的強制性命令，而且也意味著工人不斷遭到解雇：產生了產業後備軍。另壹方面是生產的無限擴張，這也成了每個廠主必須遵守的競爭的強制規律。這兩方面造成了生產力的空前發展、供過於求、生產過剩、市場盈溢、十年壹次的危機、惡性循環：這裏是生產資料和產品過剩，那裏是沒有工作和沒有生活資料的工人過剩；但是，生產和社會福利的這兩個杠桿不能結合起來，因為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不允許生產力發揮作用，不允許產品進行流通，除非生產力和產品先轉變為資本，而阻礙這種轉變的正是生產力和產品的過剩。這種矛盾發展到荒謬的程度：生產方式起來反對交換形式。資產階級已經暴露出它沒有能力繼續管理自己的社會生產力。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5—566頁。

　　壹部分資本在以難以置信的速度周轉，而另壹部分資本卻閑置在錢櫃裏。壹部分工人每天工作14小時或16小時，而另壹部分工人卻無所事事，無活可幹，活活餓死。或者，這種分立現象並不同時發生：今天生意很好，需求很大，這時，大家都工作，資本以驚人的速度周轉著，農業欣欣向榮，工人幹得累倒了；而明天停滯到來，農業不值得費力去經營，大片土地荒蕪，資本在正在流動的時候凝滯，工人無事可做，整個國家都因財富過剩、人口過剩而備嘗痛苦。

　　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1844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8頁。

　　在資本和土地反對勞動的鬥爭中，前兩個要素比勞動還有壹個特殊的優越條件，那就是科學的幫助，因為在目前情況下連科學也是用來反對勞動的。例如，幾乎壹切機械發明，尤其是哈格裏沃斯、克朗普頓和阿克萊的棉紡機，都是由於缺乏勞動力而引起的。對勞動的渴求導致發明的出現，發明大大地增加了勞動力，因而降低了對人的勞動的需求。

　　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1844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5頁。

　　由此可見，英國工業在任何時候，除短促的最繁榮的時期外，都壹定要有失業的工人後備軍，以便在最活躍的幾個月內有可能生產市場上所需要的大批商品。這種後備軍的擴大或縮小，要看市場能使他們中間的小部分還是大部分得到工作而定。雖然在市場最活躍的時候，農業區、愛爾蘭以及受普遍繁榮的影響較少的工業部門暫時也能供給工廠壹定數量的工人，但是這些工人的數目到底是很少的，而且他們也同樣屬於後備軍之列，唯壹的區別只在於：正是迅速的繁榮才暴露了他們是屬於這個後備軍的。在這些工人轉到較活躍的工業部門裏面去的時候，他們原來工作的地方沒有他們也行。為了稍微補壹下空子，就延長工作時間，雇用婦女和少年，而當危機到來，這些工人被解雇了又回來的時候，他們發現自己的位置已經被人占據了，他們自己，至少是他們中的大部分，就成了“多余的人”。這個後備軍就構成英國的“過剩人口”，它在危機時期人數激增，而在繁榮和危機之間的時期人數也相當多。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369頁。

　　

　　（二）人口過剩作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必要條件

　　因此，現代工業的技術基礎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產方式的技術基礎本質上是保守的。現代工業通過機器、化學過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職能和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不斷地隨著生產的技術基礎發生變革。這樣，它也同樣不斷地使社會內部的分工發生革命，不斷地把大量資本和大批工人從壹個生產部門投到另壹個生產部門。因此，大工業的本性決定了勞動的變換、職能的更動和工人的全面流動性。另壹方面，大工業在它的資本主義形式上再生產出舊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專業。我們已經看到，這個絕對的矛盾怎樣破壞著工人生活的壹切安寧、穩定和保障，使工人面臨這樣的威脅：在勞動資料被奪走的同時，生活資料也不斷被奪走，在他的局部職能變成過剩的同時，他本身也變成過剩的東西；這個矛盾怎樣通過工人階級的不斷犧牲、勞動力的無限度的浪費和社會無政府狀態造成的災難而放縱地表現出來。這是消極的方面。但是，如果說勞動的變換現在只是作為不可克服的自然規律並且帶著自然規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礙時都有的那種盲目破壞作用而為自己開辟道路，那麼，大工業又通過它的災難本身使下面這壹點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承認勞動的變換，從而承認工人盡可能多方面的發展是社會生產的普遍規律，並且使各種關系適應於這個規律的正常實現。大工業還使下面這壹點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用適應於不斷變動的勞動需求而可以隨意支配的人，來代替那些適應於資本的不斷變動的剝削需要而處於後備狀態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貧窮工人人口；用那種把不同社會職能當做互相交替的活動方式的全面發展的個人，來代替只是承擔壹種社會局部職能的局部個人。綜合技術學校和農業學校是這種變革過程在大工業基礎上自然發展起來的壹個要素；職業學校是另壹個要素，在這種學校裏，工人的子女受到壹些有關工藝學和各種生產工具的實際操作的教育。如果說工廠立法作為從資本那裏爭取來的最初的微小讓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廠勞動結合起來，那麼毫無疑問，工人階級在不可避免地奪取政權之後，將使理論的和實踐的工藝教育在工人學校中占據應有的位置。同樣毫無疑問，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和與之相適應的工人的經濟關系，是同這種變革酵母及其目的——消滅舊分工——直接矛盾的。但是，壹種歷史生產形式的矛盾的發展，是這種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唯壹的歷史道路。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0—562頁。

　　這同樣會影響到勞動力市場，以致把大量潛在的相對過剩人口，甚至已經就業的工人，吸引到新的產業部門中去。壹般說來，像鐵路建設那樣大規模的企業，會從勞動力市場上取走壹定數量的勞動力，這種勞動力的來源僅僅是某些只使用壯工的部門（如農業等等）。甚至在新企業已經成為穩定的生產部門以後，從而，在它所需要的流動的工人階級已經形成以後，這種現象還會發生。例如，在鐵路建設的規模突然比平均規模大時，情況就是這樣。工人後備軍——這種後備軍的壓力使工資保持較低的水平——有壹部分被吸收了。現在工資普遍上漲，甚至勞動市場上就業情況壹直不錯的部分也是這樣。這個現象會持續壹段時間，直到不可避免的崩潰再把工人後備軍遊離出來，再把工資壓低到最低限度，甚至壓低到這個限度以下。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50頁。

　　每壹次危機都會暫時減少奢侈品的消費。危機使（Ⅱb）v到貨幣資本的再轉化延緩和停滯，使這種再轉化只能部分地進行，從而有壹部分生產奢侈品的工人被解雇；另壹方面，必要消費資料的出售也會因此停滯和減少。這裏完全撇開不說那些同時被解雇的非生產工人，他們由於為資本家服務而得到資本家奢侈支出的壹部分（這些工人本身相應地也是奢侈品），特別是這些工人在必要生活資料等等的消費方面也占了很大壹部分。在繁榮時期，特別是在欺詐盛行期間，情況正好相反。在這個時期，貨幣的表現在商品中的相對價值已由於其他原因（並不是由於現實的價值革命）而降低，所以，商品的價格不以商品本身的價值為轉移而提高。不僅是必要生活資料的消費增加了；工人階級（他們的全部後備軍現在都積極參加進來）也暫時參加了他們通常買不起的各種奢侈品的消費，此外，他們還會參加這類必要消費品的消費，其中絕大部分通常只對資本家階級來說才是“必要”消費資料；而這些又會引起價格的提高。

　　認為危機是由於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者引起的，這純粹是同義反復。除了需要救濟的貧民的消費或“盜賊”的消費以外，資本主義制度只知道進行支付的消費。商品賣不出去，無非是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買者，也就是找不到消費者（因為購買商品歸根結底是為了生產消費或個人消費）。但是，如果有人想使這個同義反復具有更深刻的論據的假象，說什麼工人階級從他們自己的產品中得到的那壹部分太小了，只要他們從中得到較大的部分，即提高他們的工資，弊端就可以消除，那麼，我們只須指出，危機每壹次都恰好有這樣壹個時期做準備，在這個時期，工資會普遍提高，工人階級實際上也會從供消費用的那部分年產品中得到較大的壹份。按照這些具有健全而“簡單”（！）的人類常識的騎士們的觀點，這個時期反而把危機消除了。因此，看起來，資本主義生產包含著各種和善意或惡意無關的條件，這些條件只不過讓工人階級暫時享受壹下相對的繁榮，而這種繁榮往往只是危機風暴的預兆。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56—457頁。

　　在第壹冊，我們已經詳細地論述過，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勞動力總是準備好的；在必要時，不用增加所雇用工人的人數，即不用增加勞動力的量，就可以推動更多的勞動。因此，這裏暫時沒有必要進壹步加以論述，而只要假定，新形成的貨幣資本中可以轉化為可變資本的部分，在應該轉化時總會找到勞動力。我們在第壹冊還論述過，壹定的資本，沒有積累，還是能夠在壹定界限之內擴大它的生產規模。但是，這裏要講的是特定意義上的資本積累，因此，生產的擴大以剩余價值轉化為追加資本作為條件，也就是以擴大作為生產基礎的資本為條件。

　　金生產者能夠把他的壹部分金剩余價值，作為潛在的資本來積累；只要達到必要的數量，他就能夠把它直接轉化為新的可變資本，而不必為此先出售他的剩余產品；同樣地，他能夠直接把它轉化為不變資本的要素。但是在後壹種場合，他就必須找到他的不變資本的這些物質要素；或者像以上說明的那樣，假定每個生產者都是為存貨而生產，然後把他的成品送往市場，或者假定每個生產者都是為訂貨而生產。在這兩個場合，都是以生產的實際擴大為前提的，也就是以剩余產品為前提的；在前壹個場合，剩余產品是實際存在的，在後壹個場合，剩余產品是潛在地存在的，是能夠供應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4頁。

傑瑞米柯賓

（三）人口過剩的各種存在形式

　　因此，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壹方面創造了無限度地延長工作日的新的強大動機，並且使勞動方式本身和社會勞動體的性質發生這樣的變革，以致打破對這種趨勢的抵抗，另壹方面，部分地由於使資本過去無法染指的那些工人階層受資本的支配，部分地由於使那些被機器排擠的工人遊離出來，制造了過剩的勞動人口，這些人不得不聽命於資本強加給他們的規律。由此產生了現代工業史上壹種值得註意的現象，即機器消滅了工作日的壹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產生了經濟學上的悖論，即縮短勞動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竟變為把工人及其家屬的全部生活時間轉化為受資本支配的增殖資本價值的勞動時間的最可靠的手段。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9頁。

　　相對過剩人口是形形色色的。每個工人在半失業或全失業的時期，都屬於相對過剩人口。工業周期階段的更替使相對過剩人口具有顯著的、周期反復的形式，因此，相對過剩人口時而在危機時期急劇地表現出來，時而在營業呆滯時期緩慢地表現出來。如果撇開這些形式不說，那麼，過剩人口經常具有三種形式：流動的形式、潛在的形式和停滯的形式。

　　在現代工業的中心——工廠、制造廠、冶金廠、礦山等等，工人時而被排斥，時而在更大的規模上再被吸引，因此總的說來，就業人數是增加的，雖然增加的比率同生產規模相比不斷縮小。在這裏，過剩人口處於流動的形式。

　　無論在真正的工廠中，還是在壹切有機器作為因素加入或者甚至僅僅實行現代分工的大工場中，都需要大量的還沒有脫離少年期的男工。少年期壹過，便只剩下極少數的人能夠被原生產部門繼續雇用，而大多數的人通常要被解雇。他們成了流動過剩人口的壹個要素，這個要素隨著工業規模的擴大而增大。其中壹部分人移居國外，其實不過是跟著流動的資本流出去。由此造成的後果之壹，是女性人口比男性人口增長得快，英格蘭就是壹個例子。工人數量的自然增長不能滿足資本積累的需要，但同時又超過這種需要，這是資本運動本身的壹個矛盾。資本需要的少年工人數量較大，成年工人數量較小。比這個矛盾更引人註目的是另壹個矛盾：在成千上萬的人手流落街頭的同時，有人卻抱怨人手不足，因為分工把人手束縛在壹定的生產部門了。此外，資本消費勞動力是如此迅速，以致工人到了中年通常就已經多少衰老了。他落入過剩者的隊伍，或者從較高的等級被排擠到較低的等級。我們看到，正是大工業中的工人壽命最短。

　　“曼徹斯特保健醫官利醫生證實，該市富裕階級的平均壽命是38歲，而工人階級的平均壽命只有17歲。在利物浦，前者是35歲，後者是15歲。可見，特權階級的壽命比他們的不那麼幸運的同胞的壽命要長壹倍以上。”

　　在這種情況下，這部分無產階級的絕對增長就需要采取這樣壹種形式：它的成員迅速耗損，但是它的人數不斷增大。這樣就需要工人壹代壹代地迅速更替。（這個規律對人口中的其他階級是不適用的。）這種社會需要，是通過早婚這壹大工業工人生活條件的必然後果，並通過剝削工人子女以獎勵工人生育子女的辦法來滿足的。

　　資本主義生產壹旦占領農業，或者依照它占領農業的程度，對農業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隨著在農業中執行職能的資本的積累而絕對地減少，而且對人口的這種排斥不像在非農業的產業中那樣，會由於更大規模的吸引而得到補償。因此，壹部分農村人口經常準備著轉入城市無產階級或制造業無產階級的隊伍，經常等待著有利於這種轉化的條件。（這裏所說的制造業是指壹切非農業的產業。）因此，相對過剩人口的這壹源泉是長流不息的。但是，它不斷地流向城市是以農村本身有經常潛在的過剩人口為前提的，這種過剩人口的數量只有在排水渠開放得特別大的時候才能看得到。因此，農業工人的工資被壓到最低限度，他總是有壹只腳陷在需要救濟的赤貧的泥潭裏。

　　第三類相對過剩人口，停滯的過剩人口，形成現役勞動軍的壹部分，但是就業極不規則。因此，它為資本提供了壹個貯存著可供支配的勞動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這種勞動力的生活狀況降到了工人階級的平均正常水平以下，正是這種情況使它成為資本的特殊剝削部門的廣泛基礎。它的特點是勞動時間最長而工資最低。它的主要形式，我們在家庭勞動壹節中已經看到了。它不斷地從大工業和農業的過剩者那裏得到補充，特別是從那些由於手工業生產被工場手工業生產打垮，或者工場手工業生產被機器生產打垮而沒落的工業部門那裏得到補充。它的數量隨著由積累的規模和能力的增大造成的“過剩”工人的增長而增加。但是，它同時又是工人階級中壹個會自行再生產和繁衍不息的要素，它在工人階級的增長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大於其他要素。實際上，不僅出生和死亡的數量，而且家庭人口的絕對量都同工資的水平，即各類工人所支配的生活資料量成反比。資本主義社會的這個規律，在野蠻人中間，或者甚至在文明的移民中間，聽起來會是荒謬的。它使人想起各種個體軟弱的、經常受到追捕的動物的大量再生產。

　　最後，相對過剩人口的最底層陷於需要救濟的赤貧的境地。撇開流浪者、罪犯和妓女，壹句話，撇開真正的流氓無產階級不說，這個社會階層由三類人組成。第壹類是有勞動能力的人。只要粗略地瀏覽壹下英格蘭需要救濟的貧民的統計數字，就會發現，他們的人數每當危機發生時就增大，每當營業復蘇時就減少。第二類是孤兒和需要救濟的貧民的子女。他們是產業後備軍的候補者，在高度繁榮時期，如在1860年，他們迅速地大量地被卷入現役勞動軍的隊伍。第三類是衰敗的、流落街頭的、沒有勞動能力的人。屬於這壹類的，主要是因分工而失去靈活性以致被淘汰的人，還有超過工人正常年齡的人，最後還有隨著帶有危險性的機器、采礦業、化學工廠等等的發展而人數日益增多的工業犧牲者，如殘廢人、病人、寡婦等等。需要救濟的赤貧形成現役勞動軍的殘疾院和產業後備軍的死荷重。它的生產包含在相對過剩人口的生產中，它的必然性包含在相對過剩人口的必然性中，它和相對過剩人口壹起，形成財富的資本主義生產和發展的壹個存在條件。它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壹項非生產費用，但是，資本知道怎樣把這項費用的大部分從自己的肩上轉嫁到工人階級和中等階級下層的肩上。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38—742頁。

　　（四）人口過剩作為機器的資本主義使用的結果

        如果只把機器看做使產品便宜的手段，那麼使用機器的界限就在於：生產機器所費的勞動要少於使用機器所代替的勞動。可是對資本說來，這個界限表現得更為狹窄。因為資本支付的不是所使用的勞動，而是所使用的勞動力的價值，所以，對資本說來，只有在機器的價值和它所代替的勞動力的價值之間存在差額的情況下，機器才會被使用。因為工作日中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比例，在不同的國家是不同的，而且在同壹個國家不同的時期，或者在同壹時期不同的生產部門，也是不同的；其次，因為工人的實際工資有時降到他的勞動力價值以下，有時升到他的勞動力價值以上，所以，機器的價格和它所要代替的勞動力的價格之間的差額，可以有很大的變動，即使生產機器所必需的勞動量和機器所代替的勞動總量之間的差額保持不變。但是，對資本家本身來說，只有前壹種差額才決定商品的生產費用，並通過競爭的強制規律對他發生影響。因此，現在英國發明的機器只能在北美使用，正像16世紀和17世紀德國發明的機器只能在荷蘭使用，18世紀法國的某些發明只能在英國使用壹樣。在壹些較老的發達國家，機器本身在某些產業部門的使用，會造成其他部門的勞動過剩（李嘉圖用的是redundancy of labour），以致其他部門的工資降到勞動力價值以下，從而阻礙機器的應用，並且使機器的應用在資本看來是多余的，甚至往往是不可能的，因為資本的利潤本來不是靠減少所使用的勞動得來的，而是靠減少有酬勞動得來的。近幾年來，在英國毛紡織業的某些部門中，童工顯著減少，有的地方幾乎完全被排擠掉了。為什麼呢？因為工廠法規定童工必須實行兩班制，壹班勞動六小時，另壹班勞動四小時，或每班只勞動五小時。但是父母們不願比以前出賣全日工更便宜地出賣半日工。因此半日工就被機器所代替。在礦井禁止使用婦女和兒童（10歲以下的）以前，資本認為，在煤礦和其他礦井使用裸體的婦女和少女，而且往往讓她們同男子混在壹起的做法，是完全符合它的道德規範的，尤其是它的總賬的，所以直到禁止使用婦女和兒童以後，資本才采用機器。美國人發明了碎石機。英國人不采用這種機器，因為從事這種勞動的“不幸者”（“wretch”是英國政治經濟學用來稱呼農業工人的術語）的勞動只有很小壹部分是有報酬的，所以對於資本家說來，機器反而會使生產變貴。在英國，直到現在還有時不用馬而用婦女在運河上拉纖等等，因為生產馬和機器所需要的勞動是壹個數學上的已知量，而維持過剩人口中的婦女所需要的勞動，卻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恰恰是英國這個機器國家，比任何地方都更無恥地為了卑鄙的目的而浪費人力。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51—453頁。

　　現代工場手工業中對廉價勞動力和未成熟勞動力的剝削，比在真正的工廠中還要無恥，因為工廠所擁有的技術基礎，即代替肌肉力的機器和輕便的勞動，在現代工場手工業中大多是不存在的；同時，在現代工場手工業中，女工或未成熟工人的身體還被喪盡天良地置於有毒物質等等的侵害之下。而這種剝削在所謂的家庭勞動中，又比在工場手工業中更加無恥，這是因為：工人的反抗力由於分散而減弱，在真正的雇主和工人之間擠進了壹大批貪婪的寄生蟲，家庭勞動到處和同壹生產部門的機器生產或者至少是工場手工業生產進行競爭，貧困剝奪了工人必不可少的勞動條件——空間、光線、通風設備等等，就業越來越不穩定，最後，在這些由大工業和大農業所造成的“過剩”人口的最後避難所裏，工人之間的競爭必然達到頂點。由於采用機器生產才系統地實現的生產資料的節約，壹開始就同時是對勞動力的最無情的浪費和對勞動發揮作用的正常條件的剝奪，而現在，在壹個工業部門中，社會勞動生產力和結合的勞動過程的技術基礎越不發達，這種節約就越暴露出它的對抗性和殺人的壹面。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2頁。

　　（五）人口過剩和資本積累

　　我們已經知道，機器生產以越來越大的規模占領這個生產部門本身。再拿原料來說，毫無疑問，例如棉紡業的飛速發展極大地促進了美國的植棉業，從而不僅大大促進了非洲的奴隸貿易，而且還使飼養黑人成了所謂邊疆蓄奴各州的主要事業。1790年，美國進行了第壹次奴隸人口調查，當時共有奴隸697000人，而到1861年大約有400萬人。另壹方面，同樣明確的是，機械毛紡織工廠的興旺，以及耕地不斷轉化為牧羊場，引起了農業勞動者的大量被驅逐和“過剩”。愛爾蘭直到目前還在經歷著這個過程，那裏的人口從1845年以來幾乎減少了壹半，並且還在繼續減少，以達到同愛爾蘭大地主和英格蘭毛紡織廠主先生們的需要恰好相適應的那個程度。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10—511頁。

　　最近幾年來不斷擴大的幫夥制度當然不是為了幫頭的利益而存在的。它是為了大租地農場主或地主的發財致富的需要而存在的。在租地農場主看來，再沒有更巧妙的辦法能把他的勞動人員大大壓低到正常水平以下，而又能經常擁有壹批額外勞力來應付額外工作，花盡量少的錢榨取盡量多的勞動，並使成年男工“過剩”。根據以上所述，我們可以了解，為什麼人們壹方面承認農民處於不同程度的失業中，而另壹方面又認為，由於男勞動力缺乏並流往城市，幫夥制度是“必要的”。林肯郡等地的已清除雜草的田地和人類的雜草，就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對立的兩極。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01—802頁。

　　資本主義生產最美妙的地方，就在於它不僅不斷地再生產出雇傭工人本身，而且總是與資本積累相適應地生產出雇傭工人的相對過剩人口。這樣，勞動的供求規律就保持在正常的軌道上，工資的變動就限制在資本主義剝削所容許的範圍內，最後，工人對資本家必不可少的社會從屬性即絕對的從屬關系得到了保證。政治經濟學家在本國，即在宗主國，可以花言巧語地把這種絕對的從屬關系描繪成買者和賣者之間的自由契約關系，描繪成同樣獨立的商品占有者即資本商品占有者和勞動商品占有者之間的自由契約關系。但是在殖民地，這個美麗的幻想破滅了。到這裏來的許多工人都是成年人，因此這裏絕對人口增長得比宗主國快得多，但是勞動市場卻總是供給不足。勞動的供求規律遭到了破壞。壹方面，舊大陸不斷地把渴望剝削和要求禁欲的資本投進來，另壹方面，雇傭工人本身有規則的再生產，遇到了非常頑強的、部分是不可克服的障礙。哪裏還能與資本積累相適應地生產出過剩的雇傭工人來呢！今天的雇傭工人，明天就會成為獨立經營的農民或手工業者。

　　他從勞動市場上消失，但並不是到貧民習藝所去了。雇傭工人不斷地轉化為獨立生產者，他們不是為資本勞動，而是為自己勞動，不是使資本家老爺變富，而是使自己變富；這種轉化又反過來對勞動市場的狀況產生極有害的影響。不僅雇傭工人受剝削的程度低得不像樣子；而且，雇傭工人在喪失對禁欲資本家的從屬關系時，也喪失了對他的從屬感情。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81—882頁。

傑瑞米柯賓

（六）消滅相對過剩人口

　　為了把社會生產變為壹個由合作的自由勞動構成的和諧的大整體，必須進行全面的社會變革，也就是社會的全面狀況的變革。除非把社會的有組織的力量即國家政權從資本家和地主手中轉移到生產者自己手中，否則這種變革決不可能實現。

　　馬克思：《給臨時中央委員會代表的關於若幹問題的指示》（1866年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第2版，第271頁。

　　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工人階級的解放鬥爭不是要爭取階級特權和壟斷權，而是要爭取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並消滅壹切階級統治；勞動者在經濟上受勞動資料即生活源泉的壟斷者的支配，是壹切形式的奴役的基礎，是壹切社會貧困、精神沉淪和政治依附的基礎；因而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是偉大的目標，壹切政治運動都應該作為手段服從於這壹目標；

　　……

　　馬克思：《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1871年9月底10月初—大約11月6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26頁。

　　在共產主義社會裏，人和人的利益並不是彼此對立的，而是壹致的，因而競爭就消失了。當然也就談不到個別階級的破產，更談不到像現在那樣的富人和窮人的階級了。

　　恩格斯：《在愛北斐特的演說》（1845年2月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605頁。

　　工人階級根據自己的經驗認識到，他們要獲得任何持久的利益，不能夠依靠別人，而應當親自爭取，首先應當采取的辦法是奪取政權。

　　恩格斯：《十小時工作日問題》（1850年2月9日—大約20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286頁。

　　生產資料的擴張力撐破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加給它的桎梏。把生產資料從這種桎梏下解放出來，是生產力不斷地加速發展的唯壹先決條件，因而也是生產本身實際上無限增長的唯壹先決條件。但是還不止於此。生產資料由社會占有，不僅會消除生產的現存的人為障礙，而且還會消除生產力和產品的有形的浪費和破壞，這種浪費和破壞在目前是生產的無法擺脫的伴侶，並且在危機時期達到頂點。此外，這種占有還由於消除了現在的統治階級及其政治代表的窮奢極欲的揮霍而為全社會節省出大量的生產資料和產品。通過社會化生產，不僅可能保證壹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壹天比壹天充裕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可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這種可能性現在第壹次出現了，但它確實是出現了。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3—564頁。

　　我們的目的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這種制度將給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給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質生活和閑暇時間，給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

　　恩格斯：《弗·恩格斯對英國北方社會主義聯盟綱領的修正》（1887年6月14日和23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9月第1版，第570頁。

　　九 對馬爾薩斯人口理論及相關理論的批判

　　（壹）對馬爾薩斯主義的批判

　　假如讀者想提醒我們不要忘了1798年發表《人口原理》的馬爾薩斯，那我要提醒妳們：他這本書最初的版本不過是對笛福、詹姆斯·斯圖亞特爵士、唐森、富蘭克林、華萊士等人的小學生般膚淺的和牧師般拿腔做調的剽竊，其中沒有壹個他獨自思考出來的命題。這本小冊子所以轟動壹時，完全是由黨派利益引起的。法國革命在不列顛王國找到了熱情的維護者；“人口原理”是在18世紀逐漸編造出來的，接著在壹次巨大的社會危機中被大吹大擂地宣揚為對付孔多塞等人學說的萬無壹失的解毒劑，英國的寡頭政府認為它可以最有效地撲滅壹切追求人類進步的熱望，因而報以熱情的喝彩。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11頁。

　　但是馬爾薩斯為之效勞的保守利益使他看不到，隨著機器的異常的發展以及對婦女勞動和兒童勞動的剝削，無限度地延長工作日必定會使工人階級的很大壹部分“過剩”，特別是在戰爭造成的需求和英國對世界市場的壟斷消失的時候。用永恒的自然規律去解釋這種“人口過剩”，當然比用資本主義生產的純粹歷史的自然規律去解釋更便利，更符合馬爾薩斯真正牧師般地崇拜的統治階級的利益。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04頁。

　　作為所謂“自然人口規律”的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規律，可以簡單地歸結如下：資本、積累同工資率之間的關系，不外是轉化為資本的無酬勞動和為推動追加資本所必需的追加勞動之間的關系。因此，這決不是兩個彼此獨立的量，即資本量和工人人口數量之間的關系；相反地，歸根到底這只是同壹工人人口所提供的無酬勞動和有酬勞動之間的關系。如果工人階級提供的並由資本家階級所積累的無酬勞動量增長得十分迅速，以致只有大大追加有酬勞動才能轉化為資本，那末，工資就會提高，而在其他壹切情況不變時，無酬勞動就會相應地減少。但是，壹旦這種減少達到這樣壹點，即滋養資本的剩余勞動不再有正常數量的供應時，反作用就會發生：收入中資本化的部分減少，積累削弱，工資的上升運動受到反擊。可見，勞動價格的提高被限制在這樣的界限內，這個界限不僅使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不受侵犯，而且還保證資本主義制度的規模擴大的再生產。可見，被神秘化為壹種自然規律的資本主義積累規律，實際上不過表示：資本主義積累的本性，決不允許勞動剝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勞動價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嚴重地危及資本關系的不斷再生產和它的規模不斷擴大的再生產。在壹種不是物質財富為工人的發展需要而存在，相反是工人為現有價值的增殖需要而存在的生產方式下，事情也不可能是別的樣子。正像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頭腦的產物的支配壹樣，人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受他自己雙手的產物的支配。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16—717頁。

　　如果馬爾薩斯不這樣片面地看問題，那麼他必定會看到，人口過剩或勞動力過剩是始終與財富過剩、資本過剩和地產過剩聯系著的。只有在整個生產力過大的地方，人口才會過多。從馬爾薩斯寫作時起，任何人口過剩的國家的情況，尤其是英國的情況，都極其明顯地證實了這壹點。

　　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1844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0頁。

　　其次，馬爾薩斯利用安德森的地租理論，為的是使自己的人口規律第壹次同時有政治經濟學的和現實的（博物學的）論據，而他從以前的著作家那裏借用的關於幾何級數和算術級數的荒謬說法，則是壹種純粹空想的假設。…………把馬爾薩斯的著作同安德森的著作仔細比較壹下，就可以看出馬爾薩斯知道安德森，並且利用安德森。馬爾薩斯本來就是壹個職業剽竊者。只要把他論人口的著作第壹版同我以前引用過的唐森牧師的著作對比壹下，就會相信，馬爾薩斯不是作為具有自由創作思想的人來加工唐森的著作，而是作為盲從的剽竊者照抄和轉述唐森的著作，雖然他在任何地方都沒有提到唐森，隱匿了唐森的存在。

　　馬爾薩斯利用安德森的方式，是很有特色的。安德森維護鼓勵谷物輸出的出口獎勵和限制谷物輸入的進口稅，決不是從地主的利益出發，而是因為他相信，這樣的立法會“降低谷物的平均價格”，保證農業生產力的均衡發展。馬爾薩斯采用安德森的這個實際結論，則因為馬爾薩斯作為英國國教會的真誠教徒，是土地貴族的職業獻媚者，他從經濟學上替土地貴族的地租、領幹薪、揮霍、殘忍等等辯護。只是在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同土地所有權的利益，同貴族的利益壹致時，即他們反對人民群眾、反對無產階級時，馬爾薩斯才擁護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但是，凡是土地貴族的利益同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發生分歧並且互相敵對時，馬爾薩斯就站在貴族壹邊，反對資產階級。因此，他為“非生產勞動者”、消費過度等等辯護。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三部分〈剩余價值理論（續）〉》（1862年春—1862年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年7月第2版，第124—125頁。

　　安德森是人口論的死敵，他非常明確地強調指出，土地有不斷增長的持久的改良的能力：

　　“通過化學作用和耕種，土地可以越來越得到改良。”

　　“在合理的經營制度下，土地的生產率可以無限期地逐年提高，最後壹直達到我們現在還難於設想的程度。”

　　“可以有把握地說，現在的人口同這個島能夠供養的人口比較起來是很少的，遠沒有達到引起嚴重憂慮的程度。”

　　“凡人口增加的地方，國家的生產也必定壹起增加，除非人們允許某種精神的影響破壞自然的經濟。”

　　“人口論”是“最危險的偏見”。安德森力求用歷史來證明，“農業生產率”隨著人口的增長而提高，隨著人口的減少而下降。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三部分〈剩余價值理論（續）〉》（1862年春—1862年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年7月第2版，第159頁。

　　而馬爾薩斯呢！這個無賴，從已經由科學得出的（而且總是他剽竊來的）前提，只做出對於貴族反對資產階級以及對於貴族和資產階級兩者反對無產階級來說，是“合乎心意的”（有用的）結論。因此，他不希望為生產而生產，他所希望的只是在維持或加強現存的東西並且為統治階級利益服務的那種限度內的生產。

　　他的第壹部著作，就已經是靠犧牲原著而剽竊成功的最明顯的寫作例子之壹。這部著作的實際目的，是為了英國現政府和土地貴族的利益，“從經濟學上”證明法國革命及其英國追隨者追求完美性的意圖是空想。也就是說，這是壹本歌功頌德的小冊子，它維護現狀，反對歷史的發展；而且它還為反對革命法國的戰爭辯護。

　　他1815年關於保護關稅和地租的著作，部分地是要證明他以前為生產者的貧困所作的辯解，但首先是為了維護反動的土地所有權，反對“開明的”、“自由的”和“進步的”資本，特別是要證明英國立法當時為了保護貴族利益反對工業資產階級而采取的有意的倒退是正確的。最後，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是反對李嘉圖的，這本書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工業資本”及其生產率依以發展的那些規律的絕對要求，納入從土地貴族、國教會（馬爾薩斯所屬的教會）、政府養老金領取者和食稅者的現有利益看來是“有利的”和“適宜的”“範圍”。但是，壹個人如果力求使科學去適應不是從科學本身（不管這種科學如何錯誤）引出的觀點，而是從外部、從與與科學無關的、外在利益引出的觀點，我就說這種人“卑鄙”。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三部分〈剩余價值理論（續）〉》（1862年春—1862年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年7月第2版，第128—129頁。

　　馬爾薩斯牧師就完全不同了。他為了生產而把工人貶低到役畜的地位，甚至宣布要餓死他們並強制他們當光棍。[但是]在同樣的生產的要求減少地主的“地租”時，在同樣的生產的要求威脅國教會的“什壹稅”或“食稅者”的利益時，或者，在為了壹部分代表生產進步的工業資產階級而去犧牲另壹部分本身利益阻礙生產進步的工業資產階級時，——總之，在貴族的某種利益同資產階級的利益對立時，或者，在進步的資產階級的某種利益同保守和停滯的資產階級的利益對立時，——在所有這些場合，馬爾薩斯“牧師”都不是為了生產而犧牲特殊利益，而是竭盡全力企圖為了現有統治階級或統治階級集團的特殊利益而犧牲生產的要求。為了這個目的，他在科學上偽造自己的結論。這就是他在科學上的卑鄙，就是他對科學的犯罪，更不用說他那無恥的熟練的剽竊手藝了。馬爾薩斯在科學上的結論，是看著統治階級特別是統治階級的反動分子的“眼色”捏造出來的；這就是說，馬爾薩斯為了這些階級的利益而偽造科學。相反，對於被壓迫階級，他的結論卻是冷酷無情的。他不單單是冷酷無情，而且宣揚他的冷酷無情，昔尼克式地以此感到快樂，並且在用他的結論反對“窮人”時，把他的結論誇大到極端，甚至超過了從他的觀點看來還可以在科學上說得過去的程度。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三部分〈剩余價值理論（續）〉》（1862年春—1862年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年7月第2版，第129—130頁。

傑瑞米柯賓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這部著作第壹版沒有包含壹個新的科學詞匯；這本書只應看做卡普勤教士喋喋不休的說教，只應看做是用亞伯拉罕·聖克拉拉文體對唐森、斯圖亞特、華萊士、埃爾伯等人的論斷的改寫。因為這本書實際上只是指望以它的大眾化的形式來引人註意，所以它理所當然地要引起大眾的憎恨。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三部分〈剩余價值理論（續）〉》（1862年春—1862年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年7月第2版，第130頁。

　　達爾文在他的卓越的著作中沒有看到，他在動物界和植物界發現了“幾何”級數，就是把馬爾薩斯的理論駁倒了。馬爾薩斯的理論正好建立在他用華萊士關於人類繁殖的幾何級數同幻想的動植物的“算術”級數相對立上面。在達爾文的著作中，例如在談到物種滅絕的地方，也有在細節上（更不用說達爾文的基本原則了）從博物學方面對馬爾薩斯理論的反駁。而當馬爾薩斯的理論以安德森的地租理論為依據時，他的理論又被安德森本人駁倒了。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三部分〈剩余價值理論（續）〉》（1862年春—1862年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年7月第2版，第131頁。

　　朗格先生（在《論工人問題……》第二版中）對我大加贊揚，但目的是為了擡高他自己。事情是這樣的，朗格先生有壹個偉大的發現：全部歷史可以納入壹個唯壹的偉大的自然規律。這個自然規律就是“struggle for life”，即“生存鬥爭”這壹句話（達爾文的說法這樣應用就變成了壹句空話），而這句話的內容就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規律，或者更確切些說，人口過剩規律。這樣壹來，就可以不去分析“生存鬥爭”如何在各種不同的社會形式中歷史地表現出來，而只要把每壹個具體的鬥爭都變成“生存鬥爭”這句話，並且把這句話變成馬爾薩斯關於“人口的狂想”就行了。必須承認，這對於那些華而不實、假冒科學、高傲無知和思想懶惰的人說來倒是壹種十分有用的方法。

　　馬克思：《馬克思致路德維希·庫格曼》（1870年6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37—338頁。

　　然而，為了駁倒對人口過剩普遍存在的恐懼所持的根據，讓我們再回過來談生產力和人口的關系。馬爾薩斯把自己的整個體系建立在下面這種計算上：人口按幾何級數……增加，而土地的生產力按算術級數1+2+3+4+5+6增加。差額是明顯的、觸目驚心的，但這是否對呢？在什麼地方證明過土地的生產能力是按算術級數增加的呢？

　　土地的擴大是受限制的。好吧。在這個面積上使用的勞動力隨著人口的增加而增加。即使我們假定，由於增加勞動而增加的收獲量，並不總是與勞動成比例地增加，這時仍然還有壹個第三要素，壹個對經濟學家來說當然是無足輕重的要素——科學，它的進步與人口的增長壹樣，是永無止境的，至少也是與人口的增長壹樣快。僅僅壹門化學，光是漢弗萊·戴維爵士和尤斯圖斯·李比希兩人，就使本世紀的農業獲得了怎樣的成就？可見科學發展的速度至少也是與人口增長的速度壹樣的；人口與前壹代人的人數成比例地增長，而科學則與前壹代人遺留的知識量成比例地發展，因此，在最普通的情況下，科學也是按幾何級數發展的。而對科學來說，又有什麼是做不到的呢？當“密西西比河流域有足夠的荒地可容下歐洲的全部人口”的時候，當地球上的土地才耕種了三分之壹，而這三分之壹的土地只要采用現在已經人所共知的改良耕作方法，就能使產量提高五倍、甚至五倍以上的時候，談論什麼人口過剩，豈不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1844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2—83頁。

　　而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最公開的宣戰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和由此產生的新濟貧法。

　　關於馬爾薩斯的理論我們已經談過好幾次。現在我們來簡略地重述壹下這壹理論的主要結論：地球上永遠有過剩人口，所以永遠充滿著匱乏、貧困、窮苦和不道德；世界上的人數過多，從而分為不同的階級，這是人類的宿命，是人類的永恒的命運，這些階級中有的比較富裕、受過教育、有道德，而另壹些階級則比較窮苦、貧困、愚昧和不道德。由此就得出下面這個實踐上的結論（而且這個結論是馬爾薩斯本人得出的）：慈善事業和濟貧金實際上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它們只會維持過剩人口的存在，並鼓勵他們繁殖，而其余的人的工資由於他們的競爭而降低。濟貧機構給窮人工作同樣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既然只有壹定數量的勞動產品能夠得到消費，壹個失業的工人找到了工作，就必然要使另壹個現在有工作的工人失業，所以濟貧機構經營的事業是在損害私人產業的基礎上進行的。因此，問題不在於去養活過剩人口，而在於采用某種辦法盡可能限制過剩人口。馬爾薩斯幹脆宣布，以往公認的每個生在世界上的人都有權獲得生活資料的說法是完全荒謬的。他引用了壹個詩人的話：窮人來赴大自然的宴會，但是找不到空著的餐具。馬爾薩斯補充說，於是大自然就命令他滾蛋（she bids him to be gone），“因為他在出生前沒有先問壹下社會是否願意接納他”。這壹理論現在已成為英國壹切真正的資產者心愛的理論，這是完全自然的，因為這種理論對他們來說是最舒適的臥榻，而且對現存關系來說有許多方面是適合的。既然問題不在於利用“過剩人口”，不在於把“過剩人口”變為有用的人口，而只在於用盡可能簡便的方法使這些人餓死，同時阻止他們生出過多的孩子，那麼事情自然就很簡單了。不過要有壹個條件：必須使過剩人口承認自己是多余的，並且心甘情願餓死。但是，盡管仁慈的資產階級已經費盡心機，使工人們相信這壹點，然而目前還沒有成功的希望。相反，無產者堅決相信，他們有勤勞的雙手，他們正是必不可少的人，而無所事事的有錢的資本家先生們，才真正是多余的。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84—485頁。

　　第三，我們的人已經讓別人把拉薩爾的“鐵的工資規律”強加在自己頭上，這個規律的基礎是壹種陳腐不堪的經濟學觀點，即工人平均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資，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按照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工人總是太多（這就是拉薩爾的論據）。但是，馬克思在《資本論》裏已經詳細地證明，調節工資的各種規律非常復雜，根據不同的情況，時而這個規律占優勢，時而那個規律占優勢，所以它們絕對不是鐵的，反而是很有彈性的，這件事根本不像拉薩爾所想象的那樣用三言兩語就能了結。拉薩爾從馬爾薩斯和李嘉圖（歪曲了後者）那裏抄襲來的這壹規律的馬爾薩斯論據，例如拉薩爾在《工人讀本》第5頁上引自他的另壹本小冊子的這壹論據，已被馬克思在《資本的積累過程》這壹篇中駁斥得體無完膚了。接受拉薩爾的“鐵的規律”，也就是承認壹個錯誤的論點和它的錯誤的論據。

　　恩格斯：《給奧·倍倍爾的信》（1875年3月18—2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12—413頁。

　　達爾文的全部生存鬥爭學說，不過是把霍布斯關於壹切人反對壹切人的戰爭的學說和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競爭學說以及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從社會搬到生物界而已。變完這個戲法以後（正像我在第壹點已經指出的，我否認它是無條件合理的，特別是同馬爾薩斯的學說相關的東西），再把同壹種理論從有機界搬回歷史，然後就斷言，已經證明了這些理論具有人類社會的永恒規律的效力。這種做法的幼稚可笑是壹望而知的，根本用不著對此多費唇舌。但是，如果我想比較詳細地談這個問題，那麼我就要首先說明他們是蹩腳的經濟學家，其次才說明他們是蹩腳的自然科學家和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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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主義方式的生產所生產出來的生存資料和發展資料遠比資本主義社會所能消費的多得多，因為這種生產人為地使廣大真正的生產者同這些生存資料和發展資料相隔絕；如果這個社會由於它自身的生存規律而不得不繼續擴大對它來說已經過大的生產，並從周期性地每隔10年不僅毀滅大批產品，而且毀滅生產力本身，那麼，“生存鬥爭”的空談還有什麼意義呢？於是生存鬥爭的含義只能是，生產者階級把生產和分配的領導權從迄今為止掌握這種領導權但現在已經無力領導的那個階級手中奪過來，而這就是社會主義革命。

　　順便提壹下，只要把迄今的歷史視為壹系列的階級鬥爭，就足以看出，把這種歷史理解為“生存鬥爭”的稍加改變的翻版，是如何膚淺。因此，我是決不會使這些冒牌的自然科學家稱心如意的。

　　恩格斯：《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羅維奇·拉甫羅夫》（1875年11月12—1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11—413頁。

　　杜林先生反對達爾文的這個理論，他說：正如達爾文本人所承認的，生存鬥爭觀念的起源，應當到國民經濟學上的人口理論家馬爾薩斯的觀點的普遍化中去尋找，所以這個理論也就具有關於人口過剩問題的馬爾薩斯牧師的觀點所固有的壹切缺陷。——其實達爾文根本沒有想到要說生存鬥爭觀念的起源應當到馬爾薩斯那裏去尋找。他只是說：他的生存鬥爭理論是應用於整個動物界和植物界的馬爾薩斯理論。不論達爾文由於天真地盲目地接受馬爾薩斯學說而犯了多大的錯誤，任何人壹眼就能看出：人們不需要戴上馬爾薩斯的眼鏡就可以看到自然界中的生存鬥爭，看到自然界白白地產生的無數胚胎同能夠達到成熟程度的少量胚胎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事實上絕大部分是在生存鬥爭中，而且有時是在極端殘酷的生存鬥爭中解決的。正如李嘉圖用來證明工資規律的馬爾薩斯論據早已無聲無息以後，工資規律還依舊保持自己的效力壹樣，生存鬥爭也可以沒有任何馬爾薩斯的解釋而依舊在自然界中進行。此外，自然界中的有機體也有自己的人口規律，不過這種規律迄今幾乎完全沒有被研究過，而證實這種規律，壹定會對物種進化的理論有決定性的意義。是誰也在這方面給了決定性的推動呢？不是別人，正是達爾文。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3—74頁。

　　此外，我不明白，怎麼能夠在現在談論補充馬爾薩斯理論的問題。這壹理論是以人口的增長超過生存資料的增長這壹論斷為基礎的，而倫敦現在的糧食價格是壹誇特二十先令，即不到1848—1870年時期平均糧價的壹半，世所公認，現在生存資料的增長超過人口增長，人口還沒有多到要把生存資料消耗完！如果在俄國農民不得不將他們自己食用必需的糧食賣掉，他被迫這樣做當然不是由於人口增長的壓力，而是由於稅吏、地主、富農以及其他等等的壓力。據我所知，阿根廷小麥價格低廉對整個歐洲（包括俄國在內）農業危機發生的影響，比別的什麼都大。

　　恩格斯：《致尼古拉·弗蘭策維奇·丹尼爾遜》（1895年1月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第1版，第3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