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灭亡的根本原因

傑瑞米柯賓

這裏我們又壹次遇到了物質匱乏的問題。在上壹節中，曾經用生產力發展水平不足來解釋國家和官僚制度的繼續存在以及過度膨脹。分配、法律、權利及權力關系的存在不可能從根本上超越生產力發展水平所可能允許的範圍。分配的進行，以及調節分配的方式和機構，歸根結底取決於社會所掌握的產品數量——也就是到底有多少東西被生產出來了。從長遠來看，任何良好的願望、主觀上的巨大努力和理想主義的追求，都不能從根本上改變這壹點。只要蘇聯社會仍然處於與西歐、北美和日本比較先進的工業部門相隔絕的狀態，因而不能夠利用後者的生產潛力，那麽社會主義就是不可能的。社會主義的命運從來都是取決於國際資本主義的命運，取決於世界無產階級的勝利或者失敗——也就是說，取決於世界革命的前途。

　　這就使我們能夠消除另外壹個誤解。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在蘇聯和其他類似國家裏市場關系還繼續存在著，這就證明社會主義社會還不存在，這並不是說，我們要求“黨”和工人階級立即廢除商品生產和貨幣，或者實行其他荒謬的“左傾”政策；商品生產和貨幣只能逐漸消亡。商品生產和貨幣關系現在在中國繼續繁榮和發展，而不是趨於消亡，這是壹個在用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客觀地分析中國以及類似社會時所要面對的基本事實，但是這不能成為提出不負責任的和非理性的政策主張的根據。在既定的內部和外部條件下，企圖在壹夜之間“廢除”商品生產和貨幣流通只會加速現有生產關系的解體，不利於社會主義，而有利於資本主義復辟。

　　無論是在1922年和1933年反對派所提出的蘇聯經濟和社會改革綱領中，還是在後來蘇聯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所提出的政治革命綱領中，都沒有主張立即廢除商品生產。正相反，他們主張在社會化生產和計劃制度的範圍內，允許商品生產存在，甚至鼓勵其發展，以便壹方面實現生產力的長期最優化發展，壹方面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這兩個目的是不可分割的。

　　如果不能夠在另外壹套尊重人和自然的技術體系的基礎上來發展生產力，就不會有社會主義；但是如果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那麽建設社會主義也同樣是不可能的。我們的目的，不是要先生產出來多少鋼、水泥、小汽車和建好多少住房，然後等到將來的某壹天，生產者們突然（由於什麽奇跡？）成為他們自身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的主人。我們的目的，是要在生產和勞動生產率方面，在促進社會平等以及在經濟和國家管理中實現工人自治和社會主義民主方面，通過兩者的相互作用，實現兩者的同步發展。否則的話，生產力發展的各個源泉就會逐步地、壹個接著壹個地枯竭幹涸。

　　因此，盧卡其的下述觀點是非常不恰當的。盧卡其認為，對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或者是通過革命戰爭來實現社會主義，或者是回到11月7日（指十月革命：譯者註）以前的處境，也就是說，或者是選擇冒險主義，或者是選擇資本主義。”盧卡其認為，“就這個兩難選擇來說，為托洛茨基恢復名譽從歷史上看是不合適的。就時代的戰略問題來說，斯大林是完全正確的。”

　　這壹對歷史的歪曲是由於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官僚集團的有關說法。從1923年到1933年，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內部與有關論戰相關的所有文件都可以直接證明，這些說法都是不實之詞。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對派決不是盧卡其所說的上述兩難選擇的犧牲品，而是堅持認為——他們先是反對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後來反對斯大林和布哈林，而最後，當蘇聯共產黨內部不再有反對派時，則是反對斯大林集團——共產黨人有兩個主要任務，而這兩個主要任務必須同時完成。壹方面，必須加速實現蘇聯的工業化，實行經濟計劃，在農民自願的基礎上通過合作化來改組農業和提高農業的技術水平；但是與此同時，還必須在國際方面根據各國內部的發展規律和階級鬥爭的要求（而不是根據蘇聯在某壹時期的經濟和外交需要）促進革命的發展。這壹路線既反對投降主義，也反對冒險主義，正如托洛茨基在《共產國際綱領草案批判》壹文中所指出的那樣：

　　“在[共產國際]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中，我們曾經數十次地告誡那些急躁的左傾主義者：不要過分得急於幫助我們。那樣的話，妳們就會毀掉妳們自己，因而最終毀掉我們。要系統地開展為了群眾利益而進行的鬥爭，以便使之發展為為了爭取政權而進行的鬥爭。我們需要妳們的勝利，但是不需要妳們企圖在不利條件下發動鬥爭。在新經濟政策的幫助下，我們在蘇維埃共和國會努力生存下去，我們會繼續前進的。如果妳們能夠積蓄力量，如果妳們善於利用有利條件，那麽妳們就會有機會在正確的時機幫助我們的。”

　　最後，不斷革命的理論以及帝國主義不平衡發展的理論，決不認為工業落後國家的人民不應當努力爭取他們自身的解放，而是壹味等待工業先進國家無產階級的勝利為他們準備好成功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條件。正相反，托洛茨基認為，在落後國家，社會主義革命是把這些國家從野蠻的歷史遺產的沈重包袱下解放出來的唯壹辦法。

　　在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沒有能力像他們在西方曾經基本上做到過的那樣，把奧吉亞斯的牛圈清洗幹凈（譯者註：希臘神話相傳，奧吉亞斯國王的牛圈中養有3000頭牛，三十年未打掃，後為大力神海格立斯用河水在壹日內清洗幹凈）。這本身就足以說明社會主義革命在第三世界的必要性，因為只有通過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完成民族民主革命未完成的任務和開始社會主義發展。但是，在這些國家微弱的經濟和社會基礎上，是不可能完成這壹進程的；只要階級鬥爭的條件允許，就必須使這壹進程擴展到先進的工業國家。

　　或許有人會問，從以上兩節的分析中，是不是可以得出結論，即官僚集團是壹個“國家資本家階級”或者是壹個“新的統治階級”。對這壹問題的答案是：完全不是那麽回事。要說明這種機械論觀點的錯誤，有必要進壹步考察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的作用，以及官僚專制主義權力之間充滿矛盾的結合。而這種結合又須納入到歷史上“依次相繼”的生產方式（借用馬克思的說法）之間的過度社會這個壹般問題中來考察。

　　我們曾經指出，將商品生產的作用僅僅限於資本主義時代的範圍，是違背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交換、交換價值和商品生產，因而價值規律的作用，早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前，就已經存在了許多個世紀了。使資本主義生產與各種小商品生產區別開來的，是商品和價值生產的普遍化；只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才普遍地成為商品。盡管資本、資本主義及其矛盾的萌芽在小商品生產中已經存在了，但是它們畢竟不過是萌芽。要使這些萌芽完全成長起來，還必須創造出整整壹系列進壹步的經濟和社會條件。在西方以及東方的偉大文明中，這個過程經歷了數千年。在比較欠發達的國家，即使到了今天，這壹過程尚未完成。

　　要完成這壹過程，必須克服壹些巨大的障礙。我們在這裏只指出其中壹個障礙，那就是使農民失去對土地——他們基本的生產資料和生存條件——的直接支配，並使他們淪為雇用勞動者。這要求在農村進行巨大的財產關系方面的變革——消滅農民在其中擁有事實上的土地使用權的原始農村共同體（無論是“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形式，還是“純粹封建主義”的形式），以及廢除奴隸制種植園和土地的國家所有制。

　　這還要求在鄉村和城鎮進行經濟、社會和政治方面的其他變革。即使在先進的西歐地區，由於這壹進程發展緩慢，所以小商品生產以及基本上是非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也曾經在很長壹段時間裏與逐步形成中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共同存在。在這壹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階段，商品生產與單純的使用價值生產曾經雜交共存。價值規律以這壹過渡社會所特有的形式在商品生產領域起作用，但是在各個村莊內部，在很長壹段時間裏，價值規律很少起作用或根本不起作用。

　　壹個生活在中世紀早期的歐洲農民，壹個生活在18世紀的中國或印度農民，或者壹個生活在19世紀的墨西哥或非洲農民，不會根據市場價格的變化而改變其生產的數量和品種，因為他生產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維持他自己的生存。地租、賦稅、戰爭和饑荒有時會大大減少壹個農民生產的全部使用價值中他自身所占有的份額，但是這並不能把壹個農民改造為依賴於市場的，即依賴於價值規律的商品生產者。要做到這壹點，村莊內部的財產關系必須發生變化——這裏指的是經濟意義上的而非單純法律意義上的財產關系，必須使農民在事實上與土地分離開來。

　　不妨說，像這樣的混合型社會，其特點便是，價值規律起作用，但又不占統治地位。社會現有生產資源在各個部門之間的配置，主要是由習慣和傳統、農民的需要和消費習慣、生產技術、相互交往的組織形式，以及國家強制實行的征調等所決定的。馬克思關於這種社會狀況的分析是眾所周知的。

　　這種混合型的生產關系並不必然導致生產力和社會發展的停滯。過渡經濟與商品生產之間的矛盾是逐步發展的，其中壹個因素便是高利貸資本和商業資本（以及後來的制造業資本）的發展。在壹個很長的時期，這壹發展有可能會產生出最終導致價值規律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趨勢，但是我們這裏說的是壹個逐步的歷史過程，是必須對之加以具體研究並用經驗材料來說明的，而不是僅僅根據如此這般的抽象邏輯——商品生產的出現＝價值規律必然占統治地位＝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的統治——演繹壹番便可以得出結論的。

　　蘇聯和其他類似社會的經濟和社會結構與上述的混合型社會有著驚人的相似。正如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壹樣，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中商品生產仍然存在，但是在這兩種情況下，都只有非普遍化的、局部存在的商品生產。在農業合作社和國有企業之間相交換的消費品和生產資料是商品，與對外貿易有關的產品也是商品，但是大部分大規模使用的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大部分勞動力也不是商品：對於它們來說不存在本來意義上的市場。因此，把這些社會說成是“資本主義”社會是不合乎道理的，因為在這些社會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運動規律不起作用。

　　機器和勞動力沒有從“利潤率”較低的部門轉移到“利潤率”較高的部門。價格和“利潤”（僅僅有會計上的意義，因為價格是根據行政命令確定的）也不是指引投資分布和轉移的信號。不是價值規律，而是國家（也就是官僚集團）最終決定社會產品中有多少用於投資、多少用於消費，以及決定整個經濟的發展方向，因此，蘇聯式經濟不是普遍化的市場經濟，而是由中央配置資源的經濟，即中央計劃經濟。

　　但是，它又不是壹個“純粹的”中央計劃經濟，而是計劃配置經濟與商品經濟的混合體，價值規律起作用，但是不占有主導地位。盡管如此，價值規律的作用範圍為官僚專制主義最終設定了不可動搖的界限。這是像勃恩漢姆、沙赫特曼和卡斯脫裏亞迪斯之類的“官僚集體主義”理論家們沒有認識到的。

　　首先，官僚集團的專斷行為受到客觀內在的約束，即受整個經濟在壹定條件下可供配置的有限物質資源的制約。官僚集團當然可以要求，比方說在高技術領域，某些部門在稀缺資源分配方面享有特殊待遇。官僚集團也可以不斷地要求使重工業、軍事工業、航天工業、通向歐洲的天然氣管道等部門得到優先發展，但是官僚集團不可能不服從擴大再生產的規律。任何壹次偏向某壹部門的不合乎比例的資源分配，都會造成整個經濟的更大比例失調，最終使優先發展部門本身的勞動生產率也受到影響。於是，比方說，蘇聯的壹部分經濟資源不得不用來進口食品，而不能用於發展機器和現代技術。不僅如此，而且即使是非市場部門，也到處滲透著商品貨幣關系，這是官僚集團用恐怖、壓制和專制主義的手段也改變不了的；其次，官僚集團的專斷行為還受到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競爭壓力的制約，在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中，有統壹的價格體系，起支配作用的是價值規律。蘇聯集團的對外貿易（即使是經互會內部的貿易）歸根結底是在世界市場價格的基礎上進行的。

　　處於過渡中的蘇聯式社會的這種混合性質清楚地反映在其內部價格體系的二元結構上，壹組價格是由價值規律決定的，而另壹組價格卻是由計劃當局任意規定的，但是起支配作用的還是第二組“價格”，這就是為什麽這種經濟（盡管對外貿易為國家壟斷）是中央配置資源的經濟的原因。然而，國民總產品中與對外貿易相聯系的部分越大，價值規律對於“計劃價格”和國有部門資源配置的影響也就越大。計劃經濟的調節範圍——即對重要物質資源實行中央配置的範圍——因而明確受到限制。至於官僚集團內部的“政治官僚”和“技術官僚”之間的沖突，中央計劃當局與企業經理之間的沖突，則歸根結底是上述客觀矛盾的反映。

　　由於同樣的原因，每壹個具備其蘇聯原型大多數特點的“民族的”官僚集團，又有諸多自身的具體特殊性。這些特殊性反映了這個官僚集團奪取權力的條件和方式，反映了這個國家及其工人運動的歷史，反映了既有的社會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反映了統治階級和各中間階層的政治傳統，而最主要的，是反映了這個國家在世界市場中的特殊位置。1989—1990年的壹系列事件明確地印證了這壹論點。

　　雖然商品生產的繼續存在和官僚集團的專制主義統治都可歸因於工業較落後地區所發生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孤立性，但是這壹專制主義畢竟是與生產資料公有制、計劃經濟和對外貿易的國家壟斷聯系在壹起的。從長期來看，如果不打破官僚集團的專制主義，就不能夠實現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作用的普遍化。

　　這樣，我們就了解了官僚集團不能夠成為壹個統治階級的決定性的原因，它無法使自己演化為壹種新型的統治階級，而只能蛻變成為舊的資本家階級。要產生壹個“新的”、非資本主義的“官僚制”生產方式，蘇聯官僚集團就必須使它自己完全徹底地擺脫價值規律的影響，但是要做到這壹點，就不僅要消滅蘇聯內部以交換為基礎的分配關系，而且還必須使蘇聯從世界市場的束縛下完全解放出來，也就是在世界範圍內，或者至少使在大多數主要的工業國家消滅資本主義。而這又取決於世界範圍內資本和勞動的鬥爭的最終結果，而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當然就更不會允許斯大林主義的官僚集團變成壹個新的統治階級。

　　壹個新的統治階級存在的前提是存在著壹個有其自身內在邏輯和運動規律的新的生產方式。直到現在，還沒有誰能概括出“新的官僚制生產方式”有哪些運動規律，因為這些運動規律根本就不存在。另壹方面，卻可以知道斯大林主義經濟有哪些特有的運動規律。在過去30年裏，有豐富的經驗材料證明這些規律的存在。

　　對革命馬克思主義來說，蘇維埃國家有著部分的積極意義，因為它畢竟是工人國家，盡管是極端官僚化的工人國家。至於其非無產階級方面，壹切與官僚集團作為壹個社會階層的片面利益和特殊性質相聯系的方面——它對工人階級的敵視、它對壹部分剩余產品的占有、它在國際上的保守作用——則都是極端反動的。

　　歷史上，統治階級只有在壹定的財產制度的基礎上才可能長期維持其統治。這壹點，可以用亞細亞生產方式下的國家官吏的命運來說明。

　　在中國，在每個王朝的初期，官僚集團的客觀作用都是保護國家和農民免受土地貴族的勒索，以便使擴大再生產（灌溉工程、剩余產品的集中、保障各個村莊的勞動生產率等）成為可能。這也使國家能夠從集中起來的剩余產品中拿出壹部分來，給予其官吏以極其慷慨的回報。盡管如此，壹個官吏的命運還是要取決於體現為宮廷和皇帝的國家的隨心所欲。他的地位從來就不安全。他不能確保他的兒子能夠與自己壹樣在官僚集團中占據壹個好位置。

　　因此，在每個王朝興衰周期的後半階段，壹般就會出現土地貴族（鄉紳）與官僚集團融和的趨勢。官僚們逐漸成為財產的所有者，先是占有貨幣和地產，繼而是占有土地——這壹過程是“非法的”，正如蘇聯的官僚們占有原材料和最終產品的儲備壹樣。

傑瑞米柯賓

帝國主義壹方面妨礙著社會主義的客觀條件在落後國家的充分發展（即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另壹方面又妨礙著社會主義的主觀條件在高度工業化國家的發展（即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充分發展）。正是這兩個方面相結合的局面決定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具體形式，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可以先從俄國這樣的國家開始，但是只有當革命擴展到工業上比較先進的國家以後，才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社會。20世紀的壹切悲劇都可以根據這壹推斷來說明。

　　十月革命有力地推動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而決不是單純地為“壹國建成社會主義”準備條件。列寧、托洛茨基、盧森堡以及他們的同誌們向來認為，這才是十月革命的歷史根據。讓我們聽壹聽盧森堡是怎樣說的：

　　“讓德國政府的社會主義者們去大喊什麽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扭曲表現吧！如果事實確實如此，那麽這也不過是德國無產階級自身行為——本身便是社會主義階級鬥爭的扭曲表現——的產物。我們所有人都不能不服從歷史的規律，只有在國際範圍內才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的社會秩序。布爾什維克黨人已經做了壹個真正的革命政黨在歷史可能性所允許的範圍內所能做到的壹切。沒有理由為他們沒有創造奇跡而去責備他們。要求壹個在壹片孤立的國土上進行、被世界大戰消耗的筋疲力盡、被帝國主義所絞殺、又為國際無產階級所背叛的無產階級革命是模範的和毫無缺點的，便是要求奇跡。我們應當做的，是區別布爾什維克政治中本質的和非本質的東西、屬於核心的和各種偶然的錯誤。目前，當我們正面臨著在全世界進行決定性的最後鬥爭的時候，社會主義的最重要的問題同時也是我們時代的最迫切的問題，這個問題不是關於這壹個或那壹個次要的戰術問題，而是關於無產階級的行動能力，關於無產階級有沒有能力、有沒有決心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問題。列寧和托洛茨基及其朋友們在這方面是先行者，他們給全世界無產階級豎立了榜樣。到目前為止只有他們才有資格大聲宣告：‘我敢於這樣做了。’”

　　第壹次世界大戰加劇了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的矛盾。以此為起點，連續發生了壹系列革命。所有這些革命都受到了俄國革命和新生的蘇維埃國家的巨大鼓舞，它們構成了壹個真正的世界性進程，在先進的工業國家，如德國、奧地利、意大利和芬蘭也出現了革命勝利的前景。在這個時期，在世界範圍內實現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是不斷增長的，盡管靠俄國革命本身還不能夠建成社會主義。從歷史的觀點看，十月革命是完全合理的。

　　俄國革命是巨大的社會力量相沖突的結果。這種沖突以排山倒海之勢向前發展，超出了溫和派和所謂的“理性的”自由主義調和派所能控制的範圍。在極端分化的形勢下，問題早已不是要自由主義民主還是要“布爾什維克專政”，而是要無產階級專政還是要極右派、半法西斯主義的殺人專政。烏克蘭的彼得留拉反革命政權，在1919年的大屠殺中殺害了10萬猶太人——這是希特勒集中營之前的最大的右翼恐怖，而彼得留拉還不算是內戰時期最右翼的政治領袖。在十月革命之前，曾經有科爾尼洛夫將軍的流產政變，反革命分子準備引導德國軍隊占領彼得格勒。如果政變成功了，就必然會導致對彼得格勒無產階級的大屠殺。只要看看德國軍國主義和曼內海姆壹夥在芬蘭內戰中犯下的血腥罪行，就可以了解這壹點。

　　我們不必去猜測如果十月革命不曾發生，那麽人類又會付出什麽樣的代價——那些處心積慮計算革命的代價的歷史學家好像從來沒有考慮過這樣的“如果”。我們至少可以看看德國這個悲劇性的例子。1918年德國革命爆發，社會民主黨依靠帝國軍隊和警察——後來成為納粹秘密警察的核心——鎮壓了革命。自此開始了壹個逐步的反革命的進程，直至1933年希特勒上臺，數以千萬計的人喪生。我們可以說，如果1918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了，代價會小得多，而俄國的斯大林主義蛻變及其所帶來的巨大代價也可以得到避免。以德國所走過的道路為參照，歷史的平衡表雄辯地證明了十月革命的合法性。

　　至於國際資本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的經濟發展“長波”中所表現出來的適應能力，必須提及人類為之付出的巨大代價：2000萬人在第壹次世界大戰中喪生；8000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喪生；更多的人死於140次“局部戰爭”、第三世界悲慘的生活狀況和1945年以來的各種技術災難。難道這不是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即與1914年以前的時期不同，資本主義現在的消極作用已經大大超過了它的積極作用？難道人類為世界革命未能實現所付出的代價不是無可比擬的超過了如果世界革命成功所可能付出的代價？

　　要通過物質匱乏來了解官僚政治的經濟基礎，有必要考慮壹下商品生產的問題。商品生產與生產者自由聯合的社會（即作為共產主義低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矛盾，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之壹。

　　馬克思和恩格斯確實認為商品生產並非僅僅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才存在。“政治經濟學從商品開始，即從產品由個別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換的時刻開始。”但是在《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章中，馬克思指出，只有在產品是彼此相互獨立的私人勞動生產出來的時候，產品才成為商品。從勞動失去其私人性質的那壹刻起，勞動立即成為直接的社會勞動，它在不同部門之間的分割便不再由個人、生產單位或企業的自發決策所決定，而是取決於社會整體的事前決定。商品生產因而也就不復存在了：

　　“在壹個集體的，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裏，生產者並不交換自己的產品；耗費在產品生產上的勞動，在這裏也不表現為這些產品的價值……因為這時，同資本主義社會相反，個人的勞動不再經過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為總勞動的構成部分存在著……我們這裏所說的是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各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所以，每壹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之後，從社會領回的，正好是他所給予社會的。”

　　所以，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在蘇聯及其類似社會中，商品生產的部分存在以及官僚主義國家機器的過度膨脹，決定性地證明了在這些社會中不存在社會主義經濟或社會主義社會，不存在生產資料的完全社會化，以及生產過程和勞動過程的完全社會化。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確認為，按照“壹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是對壹切社會都適用的規律，並具有“自然規律”的效力，但是馬克思在說明這個問題的時候，立即補充說：

　　“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而在社會勞動的聯系體現為個人勞動產品的私人交換的社會制度下，這種勞動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實現的形式，正是這些產品的交換價值。……“資產階級社會的癥結正是在於，對生產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識的社會調節。合理的東西和自然必需的東西都只是作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數而實現。”

　　《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則說得更加明白：“因此，時間的解決，以及勞動時間在不同的生產部門之間有計劃的分配，在共同生產的基礎上仍然是首要的經濟規律。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程度上成為規律。然而，這同用勞動時間計量交換價值（勞動或勞動產品）有本質區別。”

　　所以，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對勞動量實行有意識、按比例的配置基本上決定著經濟計劃，這壹觀點決不意味著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仍然普遍存在。這是因為，商品和價值是勞動量“在生產者背後”以盲目的、無政府的方式進行配置時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商品和價值的概念本身，就已經排除了生產者決定他們自己的需要，控制他們自己的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的可能性。

　　蘇聯官僚集團企圖改變馬克思主義的這些基本原理，這最早見於1943年發表於《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中的壹篇著名文章。這篇文章的署名是該雜誌編輯部，實際作者很可能是列昂節夫院士。文章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勞動產品也是商品；也是有使用價值和價值……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壹件商品的價值不是由實際耗費在這件商品的生產中的勞動數量決定的，而是由這件商品的生產和再生產的社會必要勞動數量決定的。”如果這壹觀點是正確的，那麽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就不存在本質區別了。因為商品生產的基本根據，再重述壹遍，就是勞動的私人性質。

　　斯大林自己在1952年發表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認可了這壹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他明確地提出價值規律在蘇聯“存在並且起作用”。東德經濟學家弗裏茨·貝倫斯，壹個比較有頭腦的新斯大林主義理論家，後來企圖以更加精巧的方式為“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作辯護。在他看來，這是由生產力的絕對發展水平尚不充分、勞動力的私人所有制、生產單位之間日益復雜的相互關系所決定的。如果我們撇開其觀點中那些實用主義的和非科學的成分（“商品——價值關系繼續存在是因為應當和必須利用這些關系來為更有效率的計劃服務”），貝倫斯的觀點無非是承認勞動仍然不是直接的社會勞動，因而仍然部分地是私人勞動。但是，這壹簡單事實不正是說明，我們所談論的並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嗎？

　　或許有些人會認為，所有這些都不過是教條主義的咬文嚼字罷了，或者幹脆就是經院主義的詭辯，何必用這麽大的精力來關註馬克思和恩格斯寫了些什麽以及怎樣詮釋他們所寫的東西，為什麽不去關註在蘇聯到底實際發生了什麽事情？這種反對意見，忽略了問題的關鍵。問題不在於對蘇聯和類似社會中的經濟現象奇跡發展的描述，雖然這是很重要的，問題在於理解和解釋這些現象。沒有相應的理論分析手段，要理解和解釋這些現象是不可能的。而這正是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能夠幫助我們的地方。

　　斯大林主義官僚集團的辯護士們，在西方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家們面帶微笑的鼓勵下，企圖用兩個辦法來推翻上述論證。他們壹方面宣稱，實踐證明，社會主義的“現實發展”和“強大的國家機器”與商品生產的存在不是互不相容，在這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犯了錯誤；另壹方面，他們又說，兩位導師曾經反復說過，共產主義不是壹個現成的目標，而是為了消滅“現存狀況”即私有財產而進行的現實運動。這些斷章取義的立場，來自對《德意誌意識形態》中的壹段論述所作的公然歪曲的解釋：

　　“但隨著基礎、即隨著私有制的消滅，隨著對生產實行共產主義的調節以及這種調節所帶來的人們對於自己產品的異己關系的消滅，供求關系的威力也將消失，人們將使交換、生產以及相互關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支配。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的說明了，消滅“現存狀況”決不是僅僅限於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而是至少還應該包括下列方面：㈠ 消滅商品生產以及貨幣的逐步消亡（“供求關系的統治也將消失”）；㈡ 至少在公社範圍內，取消消費品的交換；㈢ 由自由聯合的生產者對他們自己的勞動產品、勞動條件，包括消費品的分配，實行控制；㈣ 人們使他們之間的“相互關系的方式”受自己的支配，這就排除了與社會相分離的壓迫機關的存在。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在蘇聯和其他地方，還不存在壹個已經消滅了“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社會主義社會在任何地方都還不存在。

　　官僚集團的辯護士們還指責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和其他“左傾批評家”故意拔高社會主義的標準，以表明蘇聯和其他地方的現實達不到理想的要求。他們認為，這是用“歷史唯心主義”、“規範主義的烏托邦”和“道德主義”來代替歷史唯物主義的範疇。

　　對於這種說法，可以作如下回答：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之壹正在於，所有科學範疇（以及“理想”）都是現實的社會關系的產物，而不是來自“錯誤思維”或者邪惡的“反共主義”。在蘇聯以及類似社會，商品、價值和貨幣等範疇能夠繼續存在，是有其物質基礎的，這就是生產社會化尚未充分發展；勞動在本質上還不是直接的社會勞動；生產者還沒有相互自由聯合，還不能夠直接支配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因此，私人勞動和私人財產還沒有完全被消滅。

　　也就是說，不是因為蘇聯的社會狀況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理想”，所以才認為這些社會是“壞的”和非社會主義的。這樣壹種觀點確實是唯心主義的和“規範主義”的，這不是我們的觀點。這些社會不是社會主義社會，是因為它們仍然是剝削性的、是極端壓迫性的和造成異化的社會，因為它們不符合社會主義的真正標準。由馬克思以及其他人所定義的社會主義的真正標準，既不是唯心主義的臆測，也不是烏托邦的猜想，而是壹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無階級社會的誕生所必不可少客觀條件。在蘇聯和其他地方，“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都還沒有現實地存在過。

　　官僚集團及其辯護士們的說法與之恰恰相反，這是因為他們自身的利益要求他們這樣做，要求他們掩蓋或者美化在蘇聯存在的不平等、物質特權和權力壟斷。至於國際資產階級，則樂於跟著蘇聯官僚集團把蘇聯說成是社會主義的，以便讓西方和其他地方的工人看到“社會主義”確實是壹個很糟糕的社會。

　　在某些不太有頭腦的人們當中，還可以聽到這樣壹種說法，那就是“左傾機會主義者”在批評蘇聯社會時混淆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他們對社會主義社會所提出的種種要求只有在更高級的共產主義社會中才能實現，但是，這些辯護士們忘記了列寧是怎樣毫不含糊地說明了什麽是壹般所說的社會主義：

　　“馬克思把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就是這個剛剛從資本主義脫胎出來的、在各方面還帶著舊社會痕跡的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稱之為共產主義社會的第壹階段或低級階段。生產資料已經不是個人的私有財產。它們已歸全社會所有。社會的每個成員壹定份額的社會必要勞動，就從社會領得壹張憑證，證明他完成了多少勞動量。”

　　辯護士們還忘記了，在我們已經引用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論述中也可以找到關於社會主義的這壹定義，他們還忘記了，從1875年到1928年，自倍倍爾以來的整個馬克思主義傳統都是以這壹定義為基礎的。直到1928年6月，斯大林本人也反復重申這壹定義。

　　這僅僅是壹個定義問題嗎？當然不是。除非拋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壹卷中的全部論述，拋棄馬克思關於商品、價值、交換價值（價值形式）和價值規律的分析，否則就無法解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為何會繼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占據統治地位。這不僅是拋棄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的定義，而且是拋棄他關於資本主義以及階級和國家的起源的分析。這就完全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出的“資產階級權利”在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的第壹個、也是比較低級的階段）中繼續存在的觀點，決不等於說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還繼續存在。前面引用過的《批判》壹文中的有關論述對此作了清楚的說明。盡管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商品生產和價值不復存在了，但是“資產階級權利”仍然存在，因為平等還只是形式上的平等。被直接承認為社會勞動的等量個人勞動，意味著在消費基金中的同等份額。但是因為不同的個人有不同的需要，並能提供不同數量的勞動，所以有些人能夠滿足他們自身的需要，而有些人則不能。

　　在蘇聯所存在的恰恰不是馬克思在使用“資產階級權利”壹詞時所說的在消費品分配方面的形式上的平等，而是巨大的、不斷增長的形式上的不平等。如果說，壹個非熟練的體力勞動者用8小時勞動能夠交換到的消費品數量是X，那麽壹個高級官僚在同樣工作8小時之後，則不僅得到他的薪金，而且還能得到以實物形式提供的特殊的奢侈品和服務，相當於10X或者20X。這種資產階級權利早已超出了馬克思在談論作為共產主義第壹階段的社會主義時所設想的範圍。用斯大林主義的辯護術語來說，這是“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分配”，是社會主義的“分配標準”，以與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的“分配標準”相區別。這本身就已經公然違背了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提出的公式，在馬克思的公式中根本沒有提及“勞動的質量”或者任何類似概念，也違背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所提出的對這壹問題的看法。至於斯大林主義對所謂的“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所進行的政治討伐，則背離了壹切社會主義傳統，也背離了列寧公開表明過的立場。

　　由於在蘇聯存在著這樣的分配體制，由於商品生產和價值繼續存在，這就決定了在蘇聯社會仍然普遍存在著“為了生存而進行的鬥爭”，為了升官發財而相互爭鬥，為了“個人利益”而進行的冷酷計算以及自私自利、貪圖名利和腐敗等現象，雖然這些現象不像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那樣嚴重。這些社會現象的存在，主要不是由於“資產階級思想的殘余”或者“西方的影響”，而主要是蘇聯現存的社會經濟結構的產物。

傑瑞米柯賓

要在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中實現新的重大突破，資本主義國家、斯大林主義國家和前斯大林主義國家的群眾運動必須要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他們內部的官僚制的影響。至於官僚政治消亡的可能性，則是要靠對這壹現象進行更加深入的理論分析才能加以說明的。在本書的最後壹章中，對這壹問題有所討論，但總的說來，作者的目的僅僅是要為避免斯大林主義悲劇重演的歷史任務作壹點力所能及的貢獻。歸根結底，壹切馬克思主義者都要堅持馬克思本人的信念，即社會主義的前途只能是取決於現實存在的工人階級的鬥爭，取決於這個階級根據它自身直接認識到的利益所進行的鬥爭。馬克思主義者還要堅持馬克思的另壹個信念，即正是資本主義矛盾的發展才使社會主義成為可能，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裏，已經為新社會的構成要素準備了雛形。［註：英文版此句之後接著：“Socialist revolution essentially means the setting free of these constituent elements”（社會主義革命必不可少地意味著釋放這些構成要素）。——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官僚化的過程是以工人階級喪失對它自己的組織和對工人國家的控制為前提的。同樣的，官僚政治的消亡也要以團結在壹起的藍領的和白領的勞動者的自主活動和自治組織的極大增長為前提，以勞動者有能力在物質財富比較豐裕的條件下將社會的再組織掌握在自己手中為前提。這不是憑空臆測的問題，而是必須根據實際歷史發展所提供的經驗證據來加以回答的問題。我們可以對以往的經驗作出如下的總結：確實，到目前為止，勞動者還不能夠長時間地防止他們自身群眾組織的官僚化。但是，在許多國家裏，在壹系列的歷史時刻，勞動者通過群眾性的動員，通過自主活動的極大增長，都曾經使官僚化的傾向受到極大的挑戰。最近兩年在蘇聯，又出現了這樣壹種進程。

　　同樣的，雖然廣大的雇傭勞動者群眾還不曾在任何地方對社會進行長時間的直接管理，但是每當群眾鬥爭高漲的時候，他們在這方面便大有作為。這壹趨勢並沒有停止。有很多跡象表明，在未來的壹個時期，這種趨勢將會進壹步高漲，而不是減退。

　　壹個引人註目的現象是群眾性的議會外運動的增長，這表現在壹系列重要的政治問題上，例如：反對戰爭和反對軍國主義的鬥爭、反核運動、環境保護運動、女權主義問題、關於實行直接民主的設想、擴大工人權利的要求以及與壹般的“生活質量”相關的壹系列問題。在目前這個階段，所有這些運動還是彼此不相聯系、局限於個別問題、沒有整體上的政治視野、也不能夠提出壹套完整壹致的關於新社會的設想。在這種情況下，這些運動不可避免地要在壹定程度上被重新納入傳統既得利益的政治框架裏去。但是，這些運動畢竟表達了勞動者探索另外壹種政治實踐方式的本能要求。或者是更多的直接民主，或者是單純的代議制間接民主，也就是帶有權威主義壓迫性的民主，更不必說公開的獨裁統治：這就是我們在今後的壹個時期所面臨的政治抉擇。

　　與這個政治抉擇密切相關的，是社會經濟的趨向：既不要國家專制，也不要市場專制，而是由生產者自己決定生產什麽、怎樣生產和怎樣分配。在那些仍然受著斯大林主義束縛的國家［註：英文版此處有“like China”（比如中國）。——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以及那些屏棄了斯大林主義卻沒有找到壹條可行的發展道路的國家，這壹前景的可能性將不斷增加。這個趨向與第三次技術革命的要求也是相吻合的。按照等級制度、自上而下地組織起來的勞動過程不符合這壹革命的要求，必然要消亡。社會主義的前途、人類自由的前途、人類本身的前途，乃至人類的生存，都取決於能否將現有的各種積極趨勢有意識地、有組織地融合在壹起。

　　本書完成之際，正值東歐各國共產黨政府被推翻，舊的官僚秩序已經到處陷入危機。但是當時，莫斯科的八月流產政變尚未發生，蘇聯也還沒有解體。這些後來發生的事件，是本書所分析的各種過程的發展的壹部分，特別是親資本主義勢力、官僚集團和新興的獨立工人運動之間的三角鬥爭的壹部分。

　　工人鬥爭的興起（比如1989年和1990年的礦工鬥爭），極大地動搖了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但是這些鬥爭尚不具備充分的普遍性，不具備明確的鬥爭目的和政治綱領，因而還不能夠成為壹支與官僚集團和親資本主義勢力（其中很多人本來就是舊官僚集團的壹部分）相抗衡的獨立的政治力量。政治主動權因而落到了官僚集團和親資本主義勢力的手中。葉利欽上臺，大肆宣揚私有化和自由市場的所謂的優越性，這本身就印證了官僚制經濟是壹種具有深刻矛盾的、不穩定的社會形態。它不是走向社會主義，就是退回資本主義。毫無疑問，就眼前來說，俄羅斯政府選擇了走資本主義的道路，但是舊的三角鬥爭並沒有結束，舊的斯大林主義官僚集團的相當壹部分還殘存著。各種各樣的工人組織在與新政權的各種政策——蓄意制造大規模失業、通貨膨脹泛濫、肢解社會服務體系、私有化等等——進行鬥爭的過程中仍然在按照它們自身的邏輯發展著。

　　在前蘇聯境內進行的階級鬥爭現在進入了壹個新的階段。俄羅斯政府的主觀願望是要建立資本主義制度，但是願望並不等於現實。本書所分析的各種社會力量和政治選擇在前蘇聯的各加盟共和國以及東歐仍然現實地存在著，在其它那些自封為共產主義政權的國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

　　國家的極大膨脹是蘇聯和其他類似社會的主要特征。幾乎所有的人都把蘇聯的經濟制度稱之為“命令經濟”。在近60年的官僚主義專政之下，國家控制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這是壹個歷史事實。這就首先提出了這樣壹個問題：國家的物質基礎是什麽？它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有著什麽樣的地位？

　　對於物質匱乏、勞動的社會分工、壹定的社會職能為某壹特殊集團（官僚）所據有，以及國家的起源和存在之間的壹般關系，馬克思和恩格斯是這樣分析的：

　　“當人的勞動生產率還非常低，除了必要生活資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余的時候，生產力的提高、交往的擴大、國家和法的發展、藝術和科學的創立，都只有通過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這種分工的基礎是從事單純體力勞動的群眾同管理勞動、經營商業和管理國事以及後來從事藝術和科學的少數特權分子之間的大分工。”

　　“[國家和舊的氏族組織的]第二個不同點，是公共權力的設立，這種公共權力已經不再直接就是自己組織為武裝力量的居民了。這個特殊的公共權力之所以需要，是因為自從社會分裂為階級以後，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已經成為不可能了。[……]這種公共權力在每壹個國家裏都存在。構成這種權力的，不僅有武裝的人，而且還有物質的附屬物，如監獄和各種強制設施，這些東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會所沒有的。”

　　國家和階級的消亡——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二者的消亡是壹個同步的過程——是以生產力的發展達到壹定水平、物質匱乏不復存在和個人的全面發展為前提的。在有了這些條件以後，個人就不必再為社會分工所奴役。或者，借用恩格斯的話說，“社會的公共事務”從此可以由壹切人來管理，而不必再交給壹個特殊的機關。

　　“只有通過大工業所達到的生產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勞動無例外的分配於壹切社會成員，從而把每個人的勞動時間大大縮短，使壹切人都有足夠的自由時間來參加社會的理論的實際的公共事務。”

　　恩格斯明確地說明，這些“社會的公共事務”包括所有那些在階級社會裏由國家行使的各種職能。國家的消亡，因而也就是重新由社會本身，不經過任何特殊機關或者官僚機構，來行使這些職能。

　　在《德意誌意識形態》（1845—1846）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認識到，共產主義的前提是“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巨大增長”，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就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鬥爭，也就是說，全部陳腐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根據這壹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在蘇聯和其他類似社會裏沒有能夠建成社會主義是由於以下三個物質條件方面的原因：(1)生產力尚未達到充分發展的水平；(2)與先進的工業國家的隔離；(3)不得不重新開始爭取滿足物質需要的鬥爭，因而必然導致“全部陳腐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

　　托洛茨基在《被叛賣的革命》壹書中最清楚地說明了這壹點：

　　“如果國家不是趨於消亡而是越來越專制，如果工人階級的公仆們成了官僚分子，官僚機構淩駕於社會之上，這並不是由於什麽偶然的原因，如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思想意識等，而是由於，只要還不可能保證真正的平等，壹個由少數人組成的特權集團的產生和存在就是不可避免的。……官僚統治的基礎是社會消費對象的匱乏，因而導致壹切人反對壹切人的鬥爭。如果商店中有充足的貨物，顧客隨便什麽時候來都可以；如果貨物不多，顧客就得排隊購物。如果隊排得很長，就有必要任命壹個警察來維持秩序。蘇維埃的官僚機構就是這樣開始出現的。官僚機構‘懂得’誰應該領到貨物，誰必須在後面等待。”

　　國家，作為監督和從事“社會的公共事務”（將部分社會剩余產品用於積累、軍事事務、執行有關人民生活的各種法令、建設和維護基礎設施等）的機關，而不是從事諸如生產和分配的直接經濟活動，是由壹些特殊機構組成的。這些特殊機構，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所指出的那樣，獨立於社會，成為社會的主人而不是仆人。

　　就這個意義而言，國家總是起著兩個方面的作用：壹方面，它要保障統治階級對被剝削階級的統治；另壹方面，它要維護統治階級的壹般利益，而不是統治階級成員的私利。在壹切穩定的階級社會裏，國家的作用都是如此。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尤其是這樣，這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對私人經濟利益的追求特別強烈。比如，中央銀行的職能是不能由私人資本家來承擔的，因為他們不可能超越他們的私利。與私人奴隸主、封建地主和資本家不同，國家官僚必須遵循壹整套嚴格的、按照等級制方式組織起來的、正規的規章制度，而無論這些規章制度對其執行者來說具有怎樣的直接後果。這些規章制度，只有通過統治階級的集體決定才能加以改變。不遵守規章制度是不符合“遊戲規則”的，會被認為是腐敗或者瀆職。至於軍隊，及其所謂的鐵的“條例”、命令系統和對盲目服從的要求，則可以視為國家官僚制各種特征的誇張而集中的表現。理論上，軍隊是與對私人財富的追求格格不入的，但是在壹切階級社會裏，劫掠和腐敗總是與在軍隊中的升官晉爵結伴而來的。不過，對於這些“出格”的事，統治階級在正常條件下尚能對其有所控制。

　　黑格爾曾經認識到，官僚制的物質基礎事固定的收入和穩定的職位，這壹見解非常接近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黑格爾將此與“市民社會”（即資產階級社會的各個基本階級）不穩定的收入和不穩定的職位相對照。還有壹點，黑格爾也認識到了，那就是官僚制度的等級性質（也就是通過擢升獲取更多收入的前景）。這樣，我們就發現了官僚的三個獨特的社會支柱，與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相區別的社會支柱。

　　但是官僚的社會地位並不僅僅是根據它與其周圍的社會階級的差別來定義的。官僚制同時還滲透於“市民社會”之中。當黑格爾誇大和頌揚國家公務員（擁有有保障的收入和穩定的職位）“無私”的特性時，他似乎忘記了，在壹個財富統治的社會裏，金錢的誘惑是不可抵擋的，因而腐敗的誘惑也是不可抵擋的。特別是國家公務員的上層，更是以各種手段想要成為“自私自利的”、唯利是圖的資產階級的壹部分。可以說，蘇聯官僚集團的特殊性正在於，在它所處的社會中，貨幣財富以及壹般而言私人財富雖然存在，但是與資產階級社會、封建社會和成熟的奴隸制社會相比，或者與“亞細亞生產方式”那樣的古代社會相比，這些財富所起的作用要小得多。

　　盡管是這樣，在蘇聯，國家並沒有消亡。正相反，國家繼續膨脹，成為淩駕於社會之上的、強大的獨立力量。蘇聯共產黨領導集團公開為國家的進壹步加強進行辯護（如1986年的《蘇聯共產黨綱領》）。蘇聯的官僚化不僅反映了落後的歷史條件，而且也反映了在無階級社會裏所不存在的深刻的社會矛盾。正是為了調節這些矛盾，國家和官僚集團才得以存在並不斷膨脹。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可見，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於社會的壹種力量。……確切的說，國家是社會在壹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承認：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

　　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把國家和官僚制惡心膨脹的原因歸結為斯大林主義集團及其繼承者的“背叛”和“政治錯誤”。事實恰恰相反，在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斯大林主義集團及其繼承者的勝利，以及他們的政治路線和意識形態，必須根據壹定的物質條件和社會條件來解釋。從科學社會主義的觀點看，對斯大林主義可以提出如下幾點批判：

　　1．他們為官僚制所作的特殊的意識形態的辯護，掩蓋了社會現實，滋長了“虛假意識”。他們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觀，欺騙了本國的和世界的工人階級，極大地幫助了國際資產階級及其思想家們。

　　2．在“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名義下，他們對工人、青年、農民、婦女和少數民族大肆剝削和壓迫，所有這些都是他們對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所犯下的罪行。

　　3．他們的政策在實踐中，不僅沒有將物質短缺和官僚主義劣跡減少到最低限度，反而大大促進了二者的發展。他們的所作所為因而也就不符合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作為階級的利益，而是使這些利益服從於特權官僚集團的特殊利益。

　　馬克思主義關於蘇聯的國家和官僚制的分析，提出了壹個十分重要的歷史問題。當年孟什維克曾經反對列寧和托洛茨基，他們反對十月革命的理由正是，在俄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條件還不成熟，任何要“跳躍”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企圖都是“主觀主義”和“布朗基主義”。歸根結底不還是孟什維克正確嗎？俄國革命難道不是壹個歷史錯誤嗎？1945年以來生產力的發展不是證明，資本主義還沒有完全實現它在世界範圍內的經濟潛力嗎？

　　要回答這些問題，就必須把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進程與壹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幻想相區別。勿庸置疑，俄國當時還不具備建設社會主義的條件。直到1924年，這仍然是當時所有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包括列寧、托洛茨基、盧森堡、布哈林、季諾維也夫、盧卡其、葛蘭西、塔爾海默、科爾施和拉狄克，也包括斯大林本人。但是，整個世界已經具備了建設社會主義的條件。對於這壹點，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就已經作了說明。這在1878年是正確的，而在1917年就更加正確了。

　　由工人國家來占有生產資料是壹個政治行動，這個行動不僅取決於當時的壹般物質條件，而且也取決於當時的政治條件和主觀條件。根據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的規律，早在1905年—1906年，托洛茨基就已經預測到，在帝國主義世界的格局內，像俄國這樣的欠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有可能利用其社會經濟的落後性與政治上的成熟性相結合的特點，在比較欠發達的國家之前率先推翻資產階級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