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伊23谈灌输论 —— 自发和自觉

32586职君古痴凝

【俄国革命番外篇】《怎么办》（2）自发性和自觉性

佐伊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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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的第二部分题为《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这一章非常重要，在这里列宁提出并详细阐述了著名的“灌输论”。

一、什么是自发性，什么是自觉性

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无时无刻不受到压迫，这种压迫必然会反映到他的意识中。我们以某个无产者为例，来说明无产者意识发展的一般情况。

最初，该无产者在不同场合常常感觉到各种具体的压迫。“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实在太累了”，“工资一直涨不上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周边的工友好几个受工伤，老板也不愿意花钱按个机器制动保护装置，根本不在意我们的死活，我们还不如一台机器”，“管理就知道骂人、罚款，不把我们当人看”。此时，无产者对压迫的意识仅仅是个别场合的具体的压迫，还处于感觉层次。

慢慢地，这些感觉汇总到一起，该无产者形成了一个“印象”，“这个老板在压迫我”。“这个老板在压迫我”这个印象，不再是个别场合的感觉，这些感觉形成的综合，这种综合“已经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的萌芽”。

此时的无产者将自己的悲惨命运归结为遇到了黑心老板，于是他辞掉了自己的工作，换了一个东家。但是，这个东家还是那么黑，还是低工资、高工时、不管无产者的死活，等等。该无产者和周边其他人交流，发现大多数都换了好几个厂，大家不时聚在一起抱怨吐槽，每个人经历的厂大差不差，都好不到哪里去。自己被压迫的情景、其他工友的经历，在该无产者不断地交流、反思之中，逐步融汇成了一个更具有普遍性的印象，“老板在压迫我”。此时的无产者已经把老板和自己对立起来，但是这种对立还是模糊的，他还没有认识到老板的本质是什么。

随着无产者认识不断加深，他的反抗也不断加深。当他仅仅是感受到个别场合具体压迫的时候，他往往只是进行个别的反抗。当意识到是某个具体的老板在压迫他的时候，他最多只能联合本厂的工人罢工。而当意识到所有老板和所有工人形成对立的时候，他反抗的最高形式就是把所有工人联合起来，保护工人自身的利益（经济利益）。

但这还远远不够。工人和老板对立的实质在于：（1）资产阶级垄断了生产资料，无产阶级自由得一无所有，只能“自愿”充当雇佣工人。（2）资产阶级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力，却支配了工人的劳动，后者创造的价值高于工资，高于工资的差额部分资产阶级无偿占有了，这就是剥削。（3）这种剥削所必然造成的阶级对立，会引发各种各样的冲突，这些冲突最终会汇总成阶级和阶级之间的斗争。（4）无产阶级为了在阶级斗争中获得胜利，必须组织成各种各样的团体，并且形成独立自主的政党。（5）为了获得最终的解放，无产阶级必须团结所有受压迫的劳动者，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此为过渡时期），并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

类似于上面这些系统的知识，必须要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研究，科学总结，才能得出。无产阶级无法通过生活生产的感性经验认识到这些系统性的知识，因此也无法自己产生社会主义的意识。

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对立的本质，也就不可能认识到阶级斗争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因此也就不可能制定出科学的斗争策略和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不论参与/领导运动的无产者多么高尚，多么努力，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也会被引入阶级调和的泥淖之中，无产阶级的解放只会一次又一次落空。

《共产党宣言》里面讲到共产党人和一般工人群众的区别在于，“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这段话准确地描述了自发与自觉的区别。无产阶级还不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时的运动，就是自发的运动，反之就是自觉的运动。列宁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用“自发性”和“自觉性”来概括这两类运动的。

当然，“自发性和自发性也有不同”。工人仅仅是感觉到个别场合的压迫，和工人意识到老板与自己的对立，往往会爆发出不同的斗争，这些斗争虽然都是自发的，但程度却很不相同。

“在70年代和60年代（甚至在19世纪上半叶），俄国都发生过罢工，当时还有自发地毁坏机器等等的现象。同这些骚乱比较起来，90年代的罢工甚至可以称为自觉的罢工了，可见工人运动在这个时期的进步是多么巨大。这就向我们表明：自发因素实质上无非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甚至原始的骚乱本身就已表现了自觉性在某种程度上的觉醒，因为工人已经不像历来那样相信压迫他们的那些制度是不可动摇的，而开始……感觉到（我不说是理解到）必须进行集体的反抗，坚决抛弃了奴隶般的顺从长官的态度。但这种行为多半是绝望和报复的表现，还不能说是斗争。90年代的罢工所表现出来的自觉色彩就多得多了，这时已经提出明确的要求，事先考虑什么样的时机较为有利，并且讨论别处发生的一些事件和实例，等等。如果说骚乱不过是被压迫人们的一种反抗，那么有计划的罢工本身就已表现出阶级斗争的萌芽，但也只能说是一种萌芽。这些罢工本身是工联主义的斗争，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这些罢工标志着工人已经感觉到他们同厂主的对抗，但是工人还没有意识到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90年代的罢工比起骚乱来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是纯粹自发的运动。”

二、怎么理解灌输

“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

这段话是“灌输论”的集中表述。

很多朋友反对列宁的“灌输论”。灌输？听上去多么讨厌的一个词。一些朋友甚至把灌输理解成“填鸭式教育”，在他们看来，灌输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着工人照本宣科，讲剥削，讲剩余价值，讲资本主义是什么，讲社会主义是什么，等等，至于工人的反映，他们是不管的，灌不进去，说明工人还不够进步，如此等等。

这不是列宁的“灌输论”，这是他们臆想出来的。列宁仅仅在一个意义上使用灌输这个词，即工人不可能通过生产生活的经验获得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系统的知识，因此无法通过自己的生产生活经验就产生社会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必须从外面“灌输”进去。

至于灌输的形式，完全可以多姿多彩，完全和填鸭式教育没有任何关系。巴布什金曾回忆说：有个小个子教师（列宁）给我们上课，从来不用课本，他总是不断提出问题，逼迫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是如此有趣而又深刻，我们在思考中往往出现各种矛盾，而他就用最朴实恰当的语言给我们解释，让我们不自觉中认识到了很多深刻的社会道理（大意如此，没找原文）。

列宁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们要把工人遭遇到的一切压迫，作为我们揭露的起点，向他们说明社会压迫的必然性，本质，等等（大意如此，没找原文）。

我党早期做煤矿工人工作，给矿工讲剩余价值，矿工不理解，我党一位工作者说，“你看，你背一筐煤上来，工头倒一半出来，剩下一半给你，倒出来的是啥？”“哦，倒出来的就是剩余价值！”“对嘛！很好理解嘛！”（大意如此，没找原文）。

大家看，灌输从来就不是填鸭式教育，灌输的方式灵活多样，如果和工人被压迫的感性认识结合起来，这样的灌输往往效果更好。

并不是所有人的灌输都能做好。曾有一位列宁的革命战友在革命胜利后回忆说：我有一次看到彼得堡小组时期的一位工友，不禁开玩笑地说起自己在小组学习的时候，用“五把斧头和三匹麻布”（《资本论》中关于等价交换的举例）折磨他，我们两人都好痛苦。

灌输不仅包括你教我学的方式，还包括工人自学的方式。列宁就曾回忆过彼得堡时期，好些工人自学《资本论》。我以前看到列宁的回忆，老觉得不可思议，工人自学《资本论》难度是不是太大了？然而我们大家都看到了，2020年以来好些人都在自学马列主义的理论，其中就不乏体力无产者。

在信息化时代，灌输的手段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多彩。

三、不灌输的严重后果

列宁非常重视灌输，做工人工作不搞灌输，在列宁看来就是犯罪。列宁说，“既然谈不到由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立的独立的思想体系，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人们经常谈论自发性。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恰恰是按照《信条》这一纲领进行的，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

历史上的反面教训比比皆是。各种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英国的工联主义，俄国的经济派，都是如此。这里我不细讲，有兴趣的朋友自己可以翻阅资料。

四、经济斗争和政治灌输的关系

要灌输就必须要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因此列宁很强调把经济斗争作为起点，在帮助无产阶级争取切身利益的同时，进行政治灌输。

当时有一种错误的提法，即工人不应参加政治斗争，“每个卢布工资增加一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实惠和可贵；工人要进行‘斗争，是因为他们知道，斗争不是为了什么未来的后代，而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列宁坚决反对这种提法，因为任何把工人引向纯粹经济斗争的企图，都是在背弃工人的根本利益，用马克思经常引用的那句谚语来说，就是“为了一碗红豆汤，放弃了长子权”，即为了短期的眼前利益，放弃长期的根本利益。

然而，普遍的原理必须要本地化，如果照搬当时的手段往往会犯错误。我党上世纪30年代，在白区工厂工作中，就犯了照搬方法的错误。当时的白色恐怖比沙俄时期更严重，对社会主义运动更是血腥镇压。然而我党某些人员没有详细分析形势，机械刻板地照搬列宁时期的某些具体工作方法，比如号召工人涨工资的罢工传单，正面写上涨工资的诉求，背面就写上打倒国民党。一场能够胜利的罢工，由于写上了政治标语，被国民党派兵镇压，领头人被捕牺牲，这些事例不在少数。这使得很多工人甚至不敢接触我党党员，“这些人就会坏事。”面对工人的疏远，我党部分党员不反省自身，反而觉得工人不觉悟，指责工人。你指责工人，工人更加疏远你，形成恶性循环，很多工人工作者就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最后脱党甚至成为叛徒。

这个趋势在白区地下工作路线形成后才得以遏制。白区地下工作路线时期，我党很少再在罢工传单背后写政治标语，但我党仍然积极执行灌输工作。比如，党员在周末约上工友出游，在聊天谈心的过程中，了解工友的情况，结合他们的情况潜移默化地灌输。再比如，以自己的身份参加经济斗争，斗争完后找到罢工积极分子，私下给他们分析罢工中资本家、国民党当局等等，分别是什么反应，做了什么事情，进而分析他们的关系，灌输社会主义的理念和我党的主张，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