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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社会主义概论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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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28 17:37:21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远航一号 于 2022-5-28 20:03 编辑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的起源

  作者 楊茂軍 寫於 二零零八年

  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是 19 世紀諸多社會主義流派當中重要的一支,其主要領導人有莫里斯、勒德羅、金斯萊等。他們以基督教正義精神和對上帝之國的期望為基礎,關注貧者命運,譴責工業革命帶來的日益凸顯的社會問題,主張勞工階層在社會生活與經濟生活中有權利獲得公正對待。同時,他們還倡導一種相親相愛、團結協作、充滿同情與理解的人際關系,希望通過改良或“上帝法則”的回歸來實現美好的社會理想。基督教社會主義在英國社會轉型時期,為解救廣大民眾遭受工業革命帶來的苦難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這一問題卻長期被國內學界誤解和忽視。鑒於此,本文對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產生背景及主要活動作了嘗試性分析,力圖對其在歷史上的影響作一客觀評價。

  全文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分析基督教社會主義出現的原因。通過將基督教社會主義置於 19 世紀英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之中,進行了多角度分析,探討了工業革命帶來的弊端、國教的式微及各種拯救苦難民眾的思想與基督教社會主義萌生的內在聯系。

  第二部分:著重介紹基督教社會主義開展的合作運動。按合作社性質分為兩大類:生產合作和消費合作,兩類合作開展的時期雖短,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勞工的經濟地位,緩和了社會矛盾,促進了社會福利思想的傳播;合作法的制訂,為英國後來合作運動的興起產生了深遠影響。

  第三部分:介紹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教育活動,分析了他們在擴大教育對象和拓寬學校教育內容方面做出的有益探索,推動了英國教育向現代化方向邁進。

  引     言

  “社會主義”一詞據說最早是見於 1803 年由意大利傳教士賈可莫·朱利安的《駁社會主義》一書,他把社會主義說成是上帝安排的傳統制度。19 世紀 20-30 年代,社會主義在法、英兩國廣泛流行,主要是因為工業革命給勞工階級帶來了極大的苦難,工人們只能被迫成為沒有任何經濟權利的奴隸,他們的勞動時間被任意延長,工資被任意壓低,勞動、生活境遇惡劣。尖銳激烈的階級對抗和社會下層人民極其苦難的社會生活,使得許多善良和不屈的人們不禁產生了對一種人人平等、相互幫助的美好社會的向往。人們便把這種以大眾的幸福和福利為目標、以合作為基礎、同當時的經濟學家主張的個人主義制度相對立的人類事務的集體管理制度,稱為“社會主義”。

  ①

  基督教社會主義就是屬於這種廣義社會主義範疇的一個流派,最早發軔於 19世紀 30 年代,其創始人是法國聖西門主義者畢舍②

  和“或多或少地傾向於共產主

  義學說”

  ③

  的神甫拉梅耐

  ④

  。到了 19 世紀 40 年代,英國的莫里斯(Frederick DenisonMaurice,1805-1872)、勒德羅(John Ludlow,1821-1911)、金斯萊(CharlesKingsley,1819-1875)等人,大張旗鼓地宣傳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他們對自由資本主義帶來的人與人之間的自私自利、沖突和競爭深表不滿,提倡將基督教的平等、博愛、慈善三原則應用於社會組織,希望把基督教社會主義化和把社會主義基督教化,主張建立以友愛而不是以自私和競爭為基礎的相互合作的社會制度,試圖以此實現勞工階級的解放,從而使人們脫離工業資本主義帶來的苦難。

  長期以來,由於政治上的某些原因,人們似乎不願正視“社會主義”與基督教之間的聯系,往往采取回避態度或者直接加以否定。目前國內只有極少數學者對此問題有所涉及,專門探究的更是鳳毛麟角。徐覺哉在著作《社會主義流派史》

  當中,介紹了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其中涉及到了英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但該方面的內容所占比重很少,而且僅限於一般性介紹,對基督教社會主義出現的原因及影響未作深入的探討。田海華 1995 年在四川大學學報上發表《簡論基督教社會主義》,筆墨較多地傾注在南美解放神學上,對英、法、美等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雖有涉及,但只是一筆帶過。上世紀 80 年代初,宗錦福發表了論文《“基督教社會主義”由來辨》,初步探討了基督教社會主義產生的原因及其性質,全文的基調是批判性的,稱勒德羅等人在英國宣傳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是一種有害思想,“對社會主義起到破壞作用”。

  ①

  由此可見,國內對該問題的研究是相當缺乏和不全面的。這種狀況,一方面為從事該方面的研究帶來了資料短缺的困難,但同時也為該領域的後繼研究提供了極大的空間。

  比較而言,國外對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研究稍微多一些。查爾斯·埃文的《基督教社會主義 1848-1854》是研究該內容的一部專著,他從分析自由放任主義入手,介紹了基督教社會主義產生的背景及其發展的整個過程,包括發起者的基本政策、進行合作生產的具體活動、文化教育方面的貢獻等。但該書在分析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出現的原因上顯得不夠全面,而且在介紹基督教社會主義者開展的合作運動時,缺乏對比性的分析,多限於對過程細節的介紹與描述,沒有體現出基督教社會主義合作運動與當時整個英國合作運動之間的聯系及區別。

  斯迪文·斯柯德的論著《合作抽象論》,著重研究了莫里斯的合作思想,並探討了在這一思想指導下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開展的合作運動。馬斯特曼的《勒德羅——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全面探討了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主要領導人之一勒德羅的生平及思想,認為“對勒德羅來說,社會主義開始是一種觀念或思想方式,而不是一種信條或綱領,但他後來越來越將之應用於政治民主的實踐活動當中。”

  ①

  肯定了勒德羅為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事業作出的貢獻。布蘭迪·柯勒姆的傳記《查爾斯·金斯萊》,突出了金斯萊反資本主義工業競爭和主張在宗教道德基礎上建立和諧社會的思想。

  柯爾的《社會主義思想史》(第一卷)和馬克斯·比爾的《英國社會主義史》

  (下冊),盡管不是研究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專著,卻是從事該方面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參考資料。此外,柯爾的《英國合作運動》、本傑明·瓊斯的《生產合作》

  以及季特的《英國合作運動史》,都對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合作運動作了分析,並對其在整個英國合作運動當中產生的深遠影響作了充分肯定。

  另外,波爾·莫洛的論文《英美基督教社會主義評論》著重對“基督教社會主義”這一術語的涵義進行了分析。他認為“基督教社會主義”首先在英國被莫里斯所采用,盡管莫里斯、勒德羅等人以此為精神旗幟發起了一場運動,但是“這一術語的涵義仍較模糊,因為它是一個違反基督教教義的和非社會主義的矛盾體。”

  ②

  埃德文·塞里格曼的文章《歐文與基督教社會主義者》

  ③

  探討了歐文與英

  國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之間的關系,認為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在理論上繼承了歐文的共產主義思想,其合作理論就是根源於歐文的合作思想。里查德·阿倫·索羅威在《教會與社會——19世紀英國宗教研究現狀》

  ④

  一文中指出,莫里斯和勒德羅在

  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活動中,加強了教會和勞工階級的聯系,為19世紀七八十年代基督教社會主義在英國的覆興甚至費邊社會主義的興起奠定了基礎。

  盡管國外對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研究成果頗豐,但仍有許多未觸之點和未盡之言,況且由於時代的變遷、社會的發展和宗教信仰的不同,許多研究者是站在特殊的社會背景和階級立場來看待這一問題的,其觀點難免會帶有某種烙印。因此,很有必要將其拿到我們的眼界下審視甄別,作進一步的探討。

  本文在吸收以往相關研究長處的同時,力圖繞開一些固有模式,突破某些思想束縛,把視閾定在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出現的背景、其主要活動及影響等方面,結合當時英國社會轉型這一歷史特征,從整體論的角度闡釋了工業革命、英國宗教及思想界與基督教社會主義之間的內在聯系,並對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歷史意義作了評述。由於學識淺陋及資料的不足,筆者在行文過程中不免捉襟見肘,稚嫩淺薄與錯誤之處,敬請方家批評指正。

  一、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源起

  (一)繁榮背後的貧窮

  19世紀中期,正值英國政治、經濟、社會、宗教大變動、大變遷的時代。當時工業革命已基本完成,英國已形成了比較發達的工業文明,機器生產基本替代傳統手工勞作,社會生產力大幅度提高,此時英國的經濟發展已在世界上居於無可爭議的領先地位。然而,工業革命給英國帶來發展與進步的同時,也帶來了許多現代人難以面對的缺憾,其繁榮背後隱藏著不容忽視的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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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28 17:38:52 |显示全部楼层

  首先,在大機器生產和現代工廠制度下,工人生產條件惡劣。在工業革命早期,工人幾乎沒有任何自己的組織,他們只是一個沒有任何共同聯系、臨時集合起來的群體,每個人都單獨和雇主簽訂勞動工資合同,因此很難爭得有利於自己的勞動條件。與原來的家庭手工作坊和農莊相比,工廠的勞動單調壓抑,工人們聚集在嘈雜喧囂的廠房中,賤價出賣勞力,工作時間長、工作環境惡劣,而且,“監工的眼睛死死地盯住你,從早6點到晚7點,連喘口氣的工夫都沒有。”

  ① “整

  個社會生產只為追求金錢而設計,兒童、男人和女人的身心被無情的摧毀。”

  ①

  恩格斯目睹工業革命給英國工人階級帶來的種種困苦,以“親身的觀察和親身的交往”直接研究了英國的無產階級,寫成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恩格斯在書中詳細敘述了工廠制度下英國工人階級的處境和疾苦。針對工業革命後英國工人階級的勞動條件,恩格斯說:“產業革命……把工人完全變成了簡單的機器,把他們最後剩下的一點獨立活動的自由都剝奪了,……”

  ②

  大機器給英國工

  人階級帶來的是勞動的強制性,這種強制勞動就“是一種最殘酷最帶侮辱性的痛苦”,而且,工人是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下從事這種單調機械的強制性勞動,這樣的工作最終使工人淪為“牲口”或是“白奴”。

  其次,與勞動條件一起惡化的是勞工階級的生活狀況。在農村,圈地運動使大批農民失去土地,無家可歸,他們不得不到處流浪或湧向城市,變成靠出賣自己勞動力為生的產業工人。在城市,技術的不斷發展和新機器的投入使用,隨之而來的卻是工人階級的失業貧窮和生活無保障的現象。工業革命開始後,由於采用機械化生產,新興的工廠需要的主要是非技術工人,原來技術熟練的手工紡紗工和織布工被機器排擠,他們要麽掙紮在最悲慘的貧困之中,要麽降低身份去從事非技術性工作。“這些行將消滅的手工行業的工人們,是工業革命最大的犧牲品。”

  ③

  另一方面,機械化生產使操作工藝變得非常簡單,因此,早期的工廠付給非技術工人的工資非常之低,以致一個男工很難養活妻子和兒女,而且,資本家寧願雇用女工或童工,因為他們能忍受更低的工資待遇。正如恩格斯所說的那樣,“機器一改進,工資就降低。”

  ④

  數百萬人掙紮在饑餓的邊緣,他們時而工作,時而失業,很多人不得不淪為乞丐、盜賊和娼妓。然而,“這個一盤散沙的社會根本不關心他們”,工人們居住在城市的貧民窟,那里的房子簡陋擁擠,被煤煙熏19 世紀利茲的貧民區

  得漆黑,常常是幾代人擠在一間屋子里。“給他們蓋的房子蓋得讓壞空氣流不出去。給他們穿的衣服是壞的、破爛的或不結實的,給他們吃的食物是壞的、摻假的和難消化的。”

  ①

  “英國社會把工人置於這樣一種境地:他們既不能保持健康,也不能活得長久;它就這樣不停地一點一點地毀壞著工人的身體,過早地把他們送進墳墓。”

  ②

  第三,在惡劣

  的生產和生活條件

  下,許多工人不得

  不依靠某種濟貧措

  施維持生計,然而

  當時英國的濟貧院

  的勞動和衛生條件

  也一樣十分惡劣。

  工業革命以後,貧困和失業問題日益突出,從社會形勢的需要來看,政府本應加大濟貧力度,以緩和人民的不滿情緒。可實際上,新興的工業資產階級卻崇尚“自由放任”,濟貧法反而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指責。一方面,進入議會的貴族和鄉紳們認為,窮人們處境不好是由於懶惰和不負責任所致,因而要求對濟貧作嚴格的限制,他們提出:“無論產生社會貧困的原因是什麽,都不應該使得到救濟的人的境遇超過那些依靠勞動為生的人們。”

  ③

  另一方面,工業資產階級指責濟貧法違背

  了經濟自由,濟貧稅的高漲加重了工商業的負擔,不利於經濟的發展。

  1832年議會改革之後,主張“自由放任”的工商業資產階級取得了政治權力,他們開始著手改變濟貧法。1834年,執政的輝格黨政府在中等階級的壓力下,通過了新的濟貧法。新濟貧法集中體現了“自由放任”原則。它規定,一切領取救濟的人都必須進政府創建的貧民院,在貧民院的監管下從事必要的勞動,以改掉“懶惰”的惡習。

  由於設立貧民院的原則是“鼓勵”窮人自立,因此,貧民院里的生活水平比任何一個自立謀生的人都要低,甚至還不如外面的行乞者。貧民院里故意弄得臟亂不堪,夥食極差,除了土豆外,食物里沒有什麽其他蔬菜、水果,也沒有雞蛋,發放的稀粥是可以任意稀釋的。

  ①

  為了對貧民進行威懾,濟貧院內部的管理十分嚴格。每種類型的人被安置在不同的房間或者建築里。

  ②

  在這里,家庭被分離,丈夫

  與妻子、孩子與父母都被拆散,隔離是濟貧院制度的一個特征。

  ③

  此外,濟貧院里

  勞動量還很大,除了體弱多病者和7歲以下的兒童,濟貧院中貧民都必須幹活。這些工作常常很折磨人,有時還很危險,包括砸石頭、用手碾碎玉米、扯麻絮、碾碎骨頭以用於施肥或制造業。院內的婦女還從事家務活動,如清掃、幫廚、洗衣和編織等。為此,陰森可怖的貧民院被稱為“窮人的巴士底獄”,也有人把新濟貧法稱作是“懲罰貧窮的法律”,認為“新濟貧法中所包藏的不信不義,是和真理不相容的虛妄,是和正義不兩立的暴虐,是和上帝相敵對的魔鬼。”

  ④

  總之,工業革命對英國民眾來說無異於是一場“災禍”。  迪士累利(BenjaminDisraeli , 1804—1881)  就曾經用“兩個民族”來形容過當時兩極分化的嚴重性⑤

  。

  盡管一些樂觀派認為工業革命提高了社會生產力,社會經濟的發展使工人工資增長了,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不僅第一次使“征服自然”成為可能,而且使“改善物種”成為可能。

  ①

  然而,在大多數人的眼里,工業革命的後果是“悲慘和可怕的”。他們認為,工業革命後,雖然按人口平均的收入有了明顯的提高,可是富人的受益要遠遠大於窮人。再者,工業化不僅擾亂了人們之間的關系,而且直接導致了物質環境的惡化。詩人羅伯特·沙賽對工業化進行了批判,他為那些生活顯然沒有改善的工人們的狀況而感到憤憤不平。拿手織機織工來說,他們在19世紀初期景況還不錯,可是後來無論是工資還是就業機會都急劇惡化,他們無疑是機器的受害者,他們的消亡只不過是時間的問題。托馬斯·卡萊爾親眼目睹了工業革命給英國帶來的重重危機,整個社會道德淪喪,政治腐敗,個人主義、拜金主義和淺薄作風盛行,金錢支配一切,懶散、愚昧、偽善、荒唐更是隨處可見。

  他說:“人類丟失了自己的靈魂,在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以後,現在人類發現了這種缺失。這種缺失真正是罪惡的淵藪,是整個社會壞疽的根本,這種缺失用可怕的死亡威脅著現代一切事物。”

  ②

  他

  以辛辣嘲諷的筆觸,對19世紀英國工業制度下的種種罪惡進行了猛烈抨擊,以極大的熱情呼喚人類的良知愛心和社會的公道正義。卡萊爾認為,拜物教,供求關系,競爭,自由放任主義是最低下者,這是有人鼓吹的一種最委瑣的信仰,只要個人的拜金主義與放任主義不消除,這個國家就無法存活。

  ③

  著名歷史學家哈孟德夫婦曾說:“工業革命……並沒有能建立起一個更幸福、更合理、更富有自尊心的社會,相反,工業革命使千百萬群眾身價倍落,而迅速發展出一種一切都為利潤犧牲的城市生活方式。”

  ④

  總之,工業革命給英國帶來的

  社會轉型時期的陣痛是客觀存在的,它所造成的陰暗、消極現象是千萬人朝夕焦慮的問題。

  莫里斯

  ①

  、勒德羅、金斯萊等正是這千萬思索者中的一部分。他們對當時工廠和工場普遍存在的駭人聽聞的狀況深為震驚,認為是工業革命大規模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摧毀了人類的信仰。他們懷念人們可以在虔誠的宗教信仰的背景下成就自己品德的傳統時代,認為只有在人的靈魂盡可能地靠近耶穌的時候,人類才能到達現代文明的最佳狀態。莫里斯宣稱:“在我心目中,基督教社會主義就是上帝的法則的證明。”

  ②

  他提出從基督教的聖經著手,效法耶穌基督的道路,以信仰改變心靈,以心靈改變處境,希望建立“人間天國”來解除人民的苦難。莫里斯等人十分關注商業經濟時代人類的公義、信仰和神聖的品質所面臨的境遇和命運。

  他們所擔憂的也正是他們所看到的——公義的隕落、信仰的流失和神聖的衰亡。

  莫里斯痛苦地看到,在工業社會里,人與人之間就像在進行著一場戰爭,彼此競爭敵對。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造成這種病癥的原因——以自私自利為前提的、違反愛的法則的整個資本主義工廠制度。

  金斯萊

  ③

  從小有機會親身感受貧民區的種種苦難,目睹工業革命帶來的種種弊端。早年所著小說《酵母》和《阿爾頓·洛克》,揭露英國小工場中殘酷的剝削制度,呼籲社會良知糾正非正義現象。下面這段話簡明而獨特地反映了他的社會金斯萊

  觀、宗教觀和倫理觀:“一個人在遇見醜惡現象時應該立即予以抨擊,否則我決不相信他對善和美有著真誠的愛。因此,你們必須把我看成一個在上帝指引下驅逐社會弊端的人,一個對弊端窮追不舍的人——弊端不除……國難未已,我心不甘。”

  ①

  根據科勒姆斯(Brenda Colloms)所作的傳記記載,金斯萊在創作《阿爾頓·洛克》時“心中充滿著怒火,一心想要教育世人……即把富有思想的人們的注意力吸引到工人們所遭受的種種不公正待遇上來”

  ②

  。當然,金斯萊並非簡單地

  想要通過自己的小說來發泄心中的憤懣,而是要引起人們對工業革命浪潮下社會不公正現象的深層次思考。當時英國的社會問題已經到了極其尖銳的地步,工業革命為少數幸運兒創造了空前的財富,可是給廣大平民帶去的卻是饑餓、貧困、疾病和死亡。

  金斯萊受卡萊爾的影響,在小說《阿爾頓·洛

  克》中,以衣衫諷喻歷史——人類的歷史就像不同服裝互相更替的歷史,又以衣衫暗指人類在工業化進程中所付出的精神代價,即靈魂的喪失。金斯萊也把機械化了的精神世界看成人類最可怕的危險。

  他對貧苦工人有著深切的同情,但是他沒有匆匆投入社會政治改革,其原因是他把道德修煉和心靈的改造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因此他首先致力於開啟人的心智,培育人的心靈。“自由、平等和博愛就在這里,先在你自己心中實現它們,然後再設法使它們變為普遍的現實。自由、平等和博愛不是來自外部,不是來自憲章和共和體制,而是來自人的內心”

  ③

  。這

  里,金斯萊追隨他的老師莫里斯,為社會開出了一帖救世藥方——實行基督教社會主義。

  (二)國教的式微

  在維多利亞時代,國教會面臨一系列的危機,“在許多方面人們靈性冷漠,宗教陷於無政府狀態,傳統崩潰,世俗權力淩駕於教會事務之上等。”

  ①

  這些狀況

  使許多虔誠的國教徒陷入深深的擔憂。

  首先,國教逐漸喪失了在教義和禮儀等方面的壟斷地位。

  英國國教又稱“英格蘭聖公會”,我們通常譯作“安立甘宗”教會,屬於新教的主要教派之一。16世紀時,亨利八世因為自己的離婚案而對教皇產生不滿,進而在英國發起宗教改革。1534年,他促使國會通過《至尊法案》,規定英格蘭教會不再受制於教皇而以國王為英格蘭教會的最高元首,並將英格蘭聖公會立為國教。其後,這項改革運動又得到愛德華六世以及伊麗莎白一世的支持。17世紀,英國國會陸續通過了一系列強化國教權威的法律。《市政機關法》規定,凡在市政機關工作的人必須按照國教禮儀規定禮拜。1662年通過《統一法》,要求所有教牧人員都應當“毫無虛假地讚同並支持”《公禱書》中所規定的一切。1664年通過《秘密集會法》,禁止不使用《公禱書》的所有宗教集會,違背這一法案的人受到非常嚴酷的懲罰。

  然而,1689年5月24日英格蘭國會通過了給予不從國教者以信仰自由的《寬容法》,這項法令雖然規定安立甘教會仍然在英格蘭保持國教的地位,但允許非聖公會信徒有自己的禮拜堂和教士,從而使清教徒的自由得到了相應的保障,此項法令敲響了預示著英國國教絕對權威衰落的暮鼓。到了19世紀,在這個被稱為英格蘭非國教運動的“自信時代”里,非國教運動在政治上和精神上都表現出了驚人的力量,先後促成了1828  年《考試和社團法案》和1829年《羅馬天主教安慰法案》的通過,從而使英格蘭推行了充分的宗教寬容政策,解除了對非聖公會教徒的權力限制。1832年以後,輝格黨也在許多政策上達成一致,倡導減少國教的排他性,主張擴大宗教少數派享有的公民權。

  ①

  這些政策加速了國教地位的衰微,就

  連堪稱英國國教會憲法的《39條信綱》,此時已經不再是所有教徒必須遵守的準則。

  以上情況表明:英國國教在宗教事務尤其在教義解釋上的壟斷地位也被打破了。“於是英國國教會就成了一個虛名,它和其他教派的區別,只在於它每年有300英鎊的收入和一些微不足道的但恰好足以引起別人反對的特權罷了。”

  ②

  其次,國教的傳統管理方式已經不能適應新教區的人口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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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28 17:40:29 |显示全部楼层
一方面,在英國鄉村,由於圈地運動,大批人口湧向城鎮,導致一些鄉村教區人口萎縮,教徒大幅度減少,到教堂做禮拜的信徒日漸稀少,神職人員難以展開正常的宗教活動。與之相反,在新興的工業地區和城市,由於人口的迅速聚集,教徒數量顯著增加,致使英國國教無力應對教堂缺乏、牧師難覓的困境。據英國議會1740-1812年的調查,當時英格蘭有1000多個教區找不到國教會牧師。

  ③

  到三

  四十年代,許多工人集聚的社區國教教堂依然十分缺乏,例如,在1837年,位於倫敦東郊的貝斯內爾格林擁有70,000人口,卻僅有兩個國教教堂。

  ④

  國教堂不僅

  數量上跟不上人口增加的需要,國教牧師的社會地位也很差,這主要是由於各種非國教派別的競爭造成的。針對這種狀況,國教會不得不在1840-1860年期間投入大筆資金來增加新興城鎮的教堂建設。例如,哈里發克斯的國教堂數由1801年的7個增加到1851年的25個。但是單純教堂數的增加,仍未能使國教遭遇冷落的局面得到改觀。羅賓·基爾曾對當時28個大城鎮國教堂的禮拜活動作了統計,發現國教徒的出席率不但沒有上升,反而呈下降趨勢,從1851年的37%降至1881年的35%。

  ⑤

  第三,國教會的冷漠與腐敗。

  當時,國教在貴族把持之下,雖已成為國家機構,卻徒具形式,既缺乏靈活力,又高傲苛刻,更充斥著自然神論,空洞而言不及義。一些高級教士兼領聖俸但缺席教職,一些教徒則無視基督教教義、教規以及宗教義務,只圖享樂、爭權、營私。至於廣大的窮苦百姓,則大多與國教會無關,他們很少被國教會所關心。

  “工業主義給舊世界帶來了混亂,當我們為地獄般的工廠和拼命勞作的車間而震驚時,當我們為那些自以為是的教會和國家領導者全然不顧工人的教育和健康而極度憤怒時,我們需要記住這個帶來了毀滅性災難的時代。”

  ①

  由於英國國教牧師

  對自己信徒的漠不關心,導致“在英國的鄉村和城市中,人民所最痛恨和最鄙視的,莫過於church-of-England  parson(英國國教會的牧師)了”。

  ②

  因此,“小城

  鎮和鄉村居民強烈需求牧師的布道與福利性救濟,但這些需求幾乎一直是由非國教的牧師來滿足的,由此贏得當地居民尊崇和敬仰的也正是這些非國教的牧師們。”

  ③

  另外,許多工業城市例如曼徹斯特、伯明翰、羅虛代爾、利茲等都成了非國教徒集聚的中心,這些城市的許多公共事務也同樣是由非國教來組織實施,因為“在發出為公共事務而行動的號召時,非國教更容易引起市民的響應”

  ④

  。這種

  國教勢力衰微的狀況甚至到19世紀晚期也沒有很大的改觀。

  最後,教派分裂現象嚴重。

  以上提到的國教內部腐敗問題,早在16世紀晚期就為清教徒所詬病,⑤

  在19

  世紀同樣為富有正義感與社會責任心的人士所抨擊。在此情景下,英國宗教出現了嚴重的裂變。一方面,國教本身分裂為諸多教派,例如有“高教派”、“低教派”、“廣教派”以及“福音派”等等;另一方面,許多國教徒轉向了不信奉國教教派,進而形成了國教之外的形形色色的宗教派別,有浸禮宗、公理宗、長老宗、循道宗、衛斯理宗、一位論派以及公誼會(貴格會)、普利茅斯兄弟會、英格蘭摩拉維亞會、基督會、救世軍,等等。“這些教派通常有著非常相似的特點,即不遵從王命,拒絕參加國教,因此被籠統地稱為不信奉國教教派。”

  ①

  由於在各個

  教派之間存在著教義、教規、儀式、傳教方式以及社會地位的差異,因而各個教派之間也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競爭。為了擴大自己的勢力,各個教派往往以各種各樣的手段來爭取更多的信徒,其中不乏惡意和相互詆毀的手段。在19世紀中期,英國社會這種教派林立、相互爭鬥的局面,大大削弱了國教的民族性和凝聚力。

  在國教內部出現的派別中,需要特別提出的是“高教派”的牛津運動,又稱“書冊派運動”。它是1833-1845年英國國教會內部強調聖公會公教性的宗教覆興運動,旨在抵制低派教會的自由主義傾向,提倡恢覆17世紀高派教會特點。這場運動以1833年凱布勒(John Keble)在牛津的《舉國離叛》(The National Apostasy)講道為開端,牛津大學學者紐曼(John Henry Newman)、弗洛德(Richard HurrellFroude)、皮由茲(Edward Bouverie Pusey)等隨後積極參與。他們提出改革英國聖公會,強調聖公會的公教性,主張恢覆國教會各種習俗,如禁食、懺悔、教士獨身、隱修、尊敬聖徒等,堅持以《公禱書》作為信仰和崇拜儀式的準則。他們竭力謀求介於新教與天主教之間的中間路線,保持安立甘宗特點,避免世俗權力幹涉教會,實質上是一種“安立甘公教運動”。

  牛津學者的這些活動拓寬和加深了英國教會的精神生活領域,某種程度上增強了國教的凝聚力。然而,1841年紐曼在第90號書冊中完全以天主教觀點解釋英國國教會的《39條信綱》,主張繼續羅馬天主教的傳統與做法,讚成祭司有赦罪的權柄,不喜歡教會在政府的治理之下,教會崇拜儀式必須嚴格仿效羅馬教會,不得隨意變更。紐曼認為,“教會自由化必將是災難性的後果,基督教必須是教條主義的,那種廣泛靈活的國教會是抵擋不住自由主義的猛烈攻擊的。”

  ②

  從而使

  這場運動越來越具羅馬天主教色彩,在內部引起很大爭論,以致牛津主教出面命令停止印發宣傳刊物。1843年紐曼退出領導,並和其他一些成員於1845年改宗天主教,有上千人跟從他,其它大部份高派教會的人仍留在英國教會中,繼續發揮他們的影響力。

  牛津運動後期的活動顯然背離了英國國教的民族性特點,它在阻止國教的分裂、增強國教凝聚力的同時,卻試圖將其引向羅馬天主教的麾下,這是莫里斯等人所極不願看到的。針對牛津運動的羅馬天主教傾向,莫里斯說:“我在兩方面憎恨羅馬教皇制,一是它的反新教性——反對宗教的民族化;二是它的反天主教性——反對教士的聯合團結和多樣性。”

  ①

  金斯萊也曾極力反對紐曼的背離國教傾

  向,稱紐曼“用錯誤和非邏輯的東西來支持他所相信的理論”,指責紐曼的“偽善行為”。

  ②

  金斯萊和紐曼的鬥爭直到20多年後的60年代仍在繼續。

  莫里斯等人作為虔誠的國教信徒,對英國宗教界出現的以上種種現狀非常不滿,對一些教派無視工人苦難的冷漠態度更為憤怒。他們反對低教派和非國教信仰中的“來世”傾向,認為“上帝的王國”應該建立在今生今世,而建立這種王國的關鍵是喚起社會良知,重振道德的事業。莫里斯“不大相信民主政治,卻十分相信獲得新生的人管理自己事務的能力。”

  ③

  因此,為重振英國國教權威,把英

  國宗教統一在國教的旗幟下,莫里斯提出建立一個紮根於人民的無所不包的全國性教會,竭力主張國教會進行改革以恢覆其領導地位,而改革的最好途徑就是實行基督教社會主義。

  (三)基督教正義精神的神啟

  首先是對基督教傳統思想的繼承,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對基督教博愛精神的繼承。基督教原本就是下層人和饑餓者的宗教,它認為“合作”與“共有”可以把經濟生活提高到一種較高的道德水平之上。在原始基督教時期,基督教社團就主張信徒奉獻出他們的財產,在社團內部實行財產共有,不讓一個人挨餓,不讓一個人受凍。他們相信基督即將覆臨,將為信徒們建立起公正平等和普遍幸福的“千年天國”。在中世紀,基督教的人道主義也告誡人們要選擇愛的生活,以博愛對待人生、世界和他人。博愛的前提是救世的善舉,耶酥為完成上帝救世而替人類受難就是這種救世善舉,因此,救世的核心是愛的奉獻。耶酥倡導的基督徒的道德品性中,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他強調博愛,愛上帝,愛鄰人,愛敵人,愛上帝創造的一切。據《約翰福音》記載,耶酥在受難前,曾經賜給他的信徒一條新命令,“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①

  莫里斯等人相信,上帝的愛不是多愁善感的情感,也不是父母對兒女的溺愛,“他的愛具有一個特征,即他要求他的孩子們發展他所有的道德人格和精神的本性。”

  ②

  這種“愛”是生活在苦難世界的人擺脫苦難的

  唯一方法和途徑。

  第二,對先知救世傳統的繼承。聖經中的先知(Prophet  or  Seer)是公元前8世紀中葉至前5世紀猶太民族先知運動中湧現出的預言家,也被稱為“以色列的良心”。他們身處古猶太王國分裂後兄弟鬩墻、強權入侵的悲劇歷史背景之下,在特殊的宗教、政治環境之中,以神諭的形式向世人發出肺腑之言,形成了古代猶太民族從猶太教到基督教的連續的先知傳統。他們都是面向未來的預言家,時代的先行者,作為“神的代言人又是民眾的代表,他們最為關心的恰恰是眼前的社會現實,讓他們撕心裂肺的也正是社會現實中形形色色的社會罪惡,以及罪惡引發的後果”

  ③

  。正是這種對罪惡的敏感和對人民負責的良知,使得先知們無不具有大無畏的精神,去揭露在自己身邊的醜惡和罪行,他們的目光深邃而極富洞察力,不僅是當時的“社會批評家”,而且是“政治改革與宗教改革的倡導者,希伯來民族的精神導師”

  ①

  。

  先知們對現實的關注集中顯示出先知要求實現社會公義的思想,這種思想主要表現是:要求公正,反對權貴,保護弱者,用宗教精神凈化社會、變革政治。

  莫里斯等人在這些方面與先知們不謀而合,他們從自己所處的社會環境中不僅看到了不公正的行為,並且用他們獨特的方式表達了對資本主義“血汗工廠”的痛恨以及對窮困人、弱小者的同情。特別難能可貴的是,他們並沒有停留在對這種強與弱、富與貧進行反覆評價的層面上,而是更深入地去挖掘一些本質性的東西。

  也就是說他們看到了整個社會充斥著的罪惡和人們的道德淪喪之間的關系,意識到要消除這種社會罪惡,必須首先凈化個人的心靈,完善個人的道德,實行道德戒律,恪守道德義務。基督教社會主義在合作運動當中推行互助與友愛精神以及創辦倫敦工人學院的行動,應該說都是這種意識的體現。

  其次,福音運動的現實啟發。福音運動誕生於18世紀的英國,懷特斐德(GeorgeWhifefield)和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是早期的領袖。衛斯理自從1738年開始其傳道事業,其本身奮進的秘訣就是:把一些尋求上帝的人結合成為親密的小團體,不只是叫人悔改信主,而是要使歸信的人改變成為聖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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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十分注重信徒間的“互敬互愛”,並使其逐步達到完美。衛斯理還根據當時社會實際情況,陸續興辦了許多慈善事業,他在紐卡麥設立孤兒院,收養了大批流浪兒童;在其它地方設立老人院,收容年老無依的寡婦;也設立平民免費治療所,寫《簡易醫學》給患病無力就醫的人,並提供藥品。他在當時人們承受社會巨變帶來痛苦的狀況下,積極尋求解除百姓苦難的辦法。

  繼衛斯理之後,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成為18世紀末到19世紀前30年福音派的傑出人物。威伯福斯21歲成為下議院最年輕的議員,22歲時受福音運動的影響,成為虔誠的福音派信徒。他主張純正教義和屬靈體驗的平衡,既反對陷入教條主義,也反對落入神秘主義。威伯福斯1789年第一次提出廢奴法案,此後,在他的努力下,1807年奴隸買賣被廢止,1820年殖民地進行奴隸登記,終止偷渡,1833年奴隸得到解放。威伯福斯在廢奴運動中作出了極大的貢獻,被英國人視為議會中的道德楷模。他以親身的見證,將福音運動帶入英國的政治界和貴族圈。

  福音派這種積極入世、關心大眾疾苦的舉動,一方面是這一時期英國宗教世俗化傾向的具體體現,另一方面,也為莫里斯等人積極參與社會活動,試圖解救人民的苦難樹立了榜樣。“勒德羅和莫里斯都受到福音運動的影響,盡管他們對其狹隘和苛刻的神學理論不十分滿意。”

  ①

  莫里斯等人在繼承福音運動成果的同時,也看到它的不足。福音主義者在處理政體的弊病方面顯得軟弱無力,他們的身份主要是傳教士,無論是在英格蘭貧民區或在沙漠的非洲國家,其使命的目的僅僅在於個人信仰的轉換,他們很少關注工人物質環境的變化,更不用說關注導致這種變化的原因了。福音派為廢除黒奴做出重大貢獻,但是“他們從未意識到當他們帶給黑人奴隸以自由時,工業白奴正成為極其殘忍的暴虐行為的犧牲品”

  ②

  。莫里斯認為,福音派缺乏對當時工廠

  制帶來弊端的充分思考,單純從個人角度尋求改變,這與基督教社會主義主張的集體協作主義相左。在資本主義血汗工廠制度下,莫里斯希望勞工階級不僅僅轉變信仰,更重要的是彼此之間形成兄弟協作關系,這種互助合作關系一旦形成,就能消除人與人之間的競爭敵對,從而極大改變生活與工作的環境,進而實現改變惡劣工廠制的理想。

  (四)柯勒律治的感召

  薩繆爾·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是英國浪漫派詩人和文藝批評家,同時也是哲學家、宗教思想家、政治思想家,在心理學方面也頗有識見。依照J.S.穆勒的說法,柯勒律治和邊沁是他們那一時代最具啟發性的兩個人。

  ①

  柯勒律治出生於德文郡南部的小城奧特里·聖瑪麗,他19歲進入劍橋大學基督學院學習,1789年在德國旅居一年,在那里他開始熟悉德國哲學和文學的各種趨勢,熟悉那些尚未對英國產生影響的聖經批判,逐漸發現他體驗神學的根基。

  柯勒律治所主張的基督教是建立在個人良知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教義或禮儀上的。

  柯勒律治呼籲以一種新的、更富有洞察力的態度來對待聖經,這樣做不但不會貶抑反而會提高它內在的精神價值。為了得到合理的評價,聖經必須象其他的書一樣得到閱讀,因為聖經比其他的書更能滿足人的精神需求。柯勒律治聲稱自己可以從中發現真理、力量以及純潔沖動的豐富來源。

  英國工業革命進展過程中,柯勒律治擔心在技術快速發展的時代,在一個過度關注物質進步的社會,某些更加高尚的價值遭到忽視或破壞。他關心的是人的精神生活和社會文化的健康。他認為,得到正確控制的文明是以“文化(Cultivation)以及人類所特有的那些品質和能力的和諧發展”

  ②

  為基礎的。對於當時盛行的商業

  精神而言,真正的基督教是一種有效的制約力量。因此他認為,改革首先得從心靈開始,因為沒有心靈的革命,一切制度的變更也會於事無補。

  “柯勒律治不僅是以理性主義替代洛克的經驗主義,而且是功利主義者和個人主義者的社會替代物,他堅持整體勝於個人經驗的總和,在這里面,局部不是簡單地堆積為整體的。”

  ③

  莫里斯聲稱他們那一代人從柯勒律治那里學會了將理性的本質原則應用於神學,他說:“聖經不單純是讓人誦讀和用來開導個人的,而是要象柯勒律治教導的那樣,成為政治家的手冊。”

  ④

  法國革命後,莫里斯深入研

  讀了柯勒律治的政治學及神學作品,從中吸取了大量的養分,“這種繼承要遠遠大於馬克思對於康德哲學以及黑格爾辯證法的創造性繼承”。

  ①

  莫里斯在《基督王

  國》里,專門寫了一篇獻辭,清楚地表達了柯勒律治對他產生的重要影響以及他對柯勒律治的感激之情。他說:“在我心目中,柯勒律治不僅僅是一個文學家,我常常把他看作人類的傑出代表。……我肯定他的價值並喜歡他的哲學,主要是因為他引導我去發現並得出實踐性的結果。……我的許多思想就是從他那兒‘偷’

  來的。”

  ②

  柯勒律治的自由主義宗教使他成為英國廣教會運動(英國國教中的一種宗教自由主義)的奠基人,他的神學思想成為廣教會運動的主要思想來源之一。柯勒律治認為基督教會是與國家相對立的力量,在他看來,基督教是由基督及其所揭示的真理構成,它的神聖權威的證據在於它適合我們的本性和需要,它可以修正社會和政治交往中所導致的邪惡,認為民族教會是國家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③

  毫

  無疑問,柯勒律治為英國神學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為它提供了更寬闊的視野和全新的靈感。他以一種全新的視角來看待基督教,他的思想開創了新的道路,他對本質問題的意識以及自我奉獻的精神在當時的英國是無可比擬的。

  莫里斯對柯勒律治的廣教會神學思想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這種教會不僅建立在人類的創造力和信仰之上,而且建立在上帝的一切本性之上。”

  ④

  莫里斯

  作為廣教會運動的一個主要代表和柯勒律治思想的信徒,“從柯勒律治那里找到了通向英國國教主流的道路”

  ⑤

  ,並將其思想輸入到廣教會運動中,將尊崇教會的精神與自由探索的精神結合起來,力圖使新教變得寬容。莫里斯渴望基督教不僅變成一種信仰,而且變成一種事實,基督王國不是將來的事,而是可以實現的。

  柯勒律治思想的感召使莫里斯相信上帝對於世界有一個教育計劃,相信在這計劃的發展中,人類史的每一個時代都有本身應該做的工作,從而使個人和社會都可以達到完善的境地。“不但如此,他還相信具有神所規定的職責的現存社會,是最好的社會,只要人類能夠虔誠地尊重那些職責。”

  ①

  (五)合作思想的催化

  19世紀30-40年代,曼徹斯特學派的放任自由造成社會的混亂和人與人之間的殘酷競爭,促使勒德羅等人越發看重基督教精神里“協作”“友愛”的價值,他們主張用兄弟般的合作社團替代那種自私自利、彼此沖突競爭的“血汗工廠”。

  他們的合作思想有兩個來源:法國的勞工協作和本國的歐文主義。

  社會合作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社會觀,它認為人類社會的本質是人與人之間為了利益的更大化而結成的團結合作的關系。聖西門學派、傅立葉學派、都主張“階級合作”或“社會合作”觀點,認為人們的社會關系應該是“團結”、“協作”、“互助”的關系。社會合作包括無產者之間的合作和各階級之間的合作,無產者之間的合作主要是開辦工人合作社和結成工人協會。各種流派的社會主義都有過開辦工人合作社、通過工人自助的生產與消費來消除和減輕資本對工人的剝削的設想或試驗。

  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當中首先提出進行合作運動的是勒德羅。勒德羅1821年生於印度,少年時在巴黎接受教育,1838年來到英格蘭。他對19世紀三十年代法國的社會運動十分關注,對聖西門、傅立葉等人的“勞工協作”思想深感興趣。

  他後來在自傳當中這樣寫道:“那時我對傅立葉思想異常感興趣,……我不能說傅立葉的社會主義無所不包,但他確實提出了一個新型工業社會的構想。”

  ②

  勒德

  羅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因而又特別向往畢舍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學說,並被路易·勃朗

  ③

  提出的“勞工組織”所吸引。1848年2月巴黎革命爆發後,勒德羅急忙趕到巴黎,詳盡考察了路易·勃朗等人創辦的工人協作組織,“堅信類似的協作組織將會對英國大有裨益”

  ①

  。返回英國後,他熱情宣揚法國工人的協作精神,此舉得到路易·勃朗主持的盧森堡委員會的大力支持。

  1848年4月10日,憲章主義者發起的肯寧頓廣場大請願失敗後,勒德羅連忙拜訪老師莫里斯,認為歐文主義的廣泛傳播已為合作運動奠定了深厚的群眾基礎,他力圖使莫里斯相信英國的時機已經成熟,可以發起一個聯合教會和各勞動階級以反對工業制度弊端的非革命性運動。

  勒德羅認為,憲章主義者要求成年男子選舉權

  是白白浪費時間,當前急需的是引導工人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那就是“本著真正的基督教的友愛精神,而不是本著為一己之私反抗政府或富人的叛逆精神,嚴肅認真地著手‘組織勞工’”。

  ②

  勒德羅

  的勸說使莫里斯深受觸動。事實上,莫里斯本人也一直在關注憲章運動的起起落落,他認為憲章運動單純追求政治目的,失敗是注定了的,因為它沒有去激發人民的創造能力。憲章主義者沒有認識到,在他們取得公民權之前有許多準備工作要做,試圖用重組議會和擴大權利的方式來達到目的,這是一種錯誤的途徑。因為通過法律來建立社會權利常常是一個誘人的夢想,歷史已證明,法律途徑如果沒有公眾輿論的支持和聖潔的道德情操支撐的話,也只能是徒勞無功。憲章主義者沿用舊的經濟學和社會理論,缺乏建設性的計劃,采用激進的革命方式,其結果只能是災難性的。因此,莫里斯、勒德羅以及金斯萊等人經過充分的協商,決定發起一場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以合作代替競爭,以彼此友愛、純潔的心靈和信仰代替激烈的社會沖突,最終實現“千年天國”的根本目的。

  多數學者主要看到法國勞工協作對勒德羅等人的影響。事實上,當時英國本土的合作運動也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主要集中在北部英格蘭的大城市和一些新建城鎮,在那里“歐文主義流傳十分廣泛” ①。此時歐文合作思想的流行,使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在本土也找到了合作理論的源泉,而羅虛代爾先鋒社等合作事業在實踐上的成功,更進一步堅定了他們開展運動的信念。

  合作經濟出現在英國絕非偶然。“圈地運動”、工業革命把一大批農民、手工業者、產業工人推向失業大軍,當時的機械化生產、商品交換、市場競爭以及社會化分工體系,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同時又不可避免地加劇了兩極分化。世界充滿財富,但到處籠罩著貧困。雇傭工人、失業者、小生產者、低收入消費者在市場競爭中處於弱者地位,他們希望用合作的優勢來增強自己的競爭地位和改善自己的處境,“英國的合作運動就是在這種悲慘的環境里產生出來的”

  ②

  。

  在英國首先進行合作實踐的是羅伯特·歐文,他是英國偉大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被後人尊稱為“合作經濟之父”。

  1771年,歐文出生於一個貧苦的馬具匠家庭,7歲開始參加勞動,9歲時就當了學徒,在倫敦的一個小店里做事,20歲起

  在紗廠里當職員。歐文從小目睹了資產階級

  對廣大工人進行的殘酷剝削和壓迫,並親身

  經受了資本主義帶來的苦難,所以他對被壓

  迫者非常同情。他認為,“要改造社會,創

  造一個新的道德世界,應該首先創造一個適

  當的環境,使兒童自初生起就受到良好的教

  養。那些在現在的經濟組織里使苦痛及罪惡

  發生的種種原因,也該完全消除。”

  ③

  因此,

  他試圖建立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勞動,財產公有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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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文設計的理想社會是“勞動公社”或“合作公社”的聯合體。他指出:由500-1500人或300-2000人組成的合作社(公社),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集體勞動的生產單位和消費單位,是理想社會的基層組織,是“全新的人類社會組織的細胞”。

  ①

  他在著作中詳細闡述了合作社的性質、原則、組織形式、生產安排、生活管理等方面問題。歐文設想的勞動公社同資本主義農場和工廠的性質不同,實行的基本原則是:“聯合勞動、聯合消費、聯合保有財產和特權物等”

  ②

  ,這顯然是一個生產資料公有的社會制度。歐文認為,私有制導致了權利不平等,引發了競爭、嫉妒、專橫、奴役、剝削和壓迫,從資本主義向理想社會的過渡,一是要改組生產領域,按合作制原則建立合作工廠和合作社,二是改組流通領域,按勞動公平交換原則建立市場,以勞動券代替貨幣,使勞動產品直接交換。

  作為合作社的實踐家,歐文還從1817年開始宣傳“統一合作社新村”,1821年組建“合作社經濟協會”。1824年歐文帶著自己的積蓄和一些信徒到美國印第安納州購買了3萬公傾土地,建立合作示範區“新和諧公社”。公社制定的組織法體現了歐文的合作社理念和原則,比如,財產共有(個人消費品除外),共同勞動,共享勞動成果,社員退社可帶走入社的財產和公共積累中與他勞動相對應的份額等等。公社辦有各種工廠,也有農場、果園、商店,社員享有免費醫療,兒童享有免費教育等。“歐文及其信徒們相信這樣一個新的社會體系會迅速取代資本主義而為全人類帶來普遍幸福。”

  ③

  歐文在美國的“新和諧公社”失敗以後,他一貧如洗,回到英國繼續為自己的理想而奮鬥,創辦《危機》雜志宣傳自己的學說。隨著英國合作社運動和工人運動蓬勃發展,到1832年6月,英國合作社總數已有400-500個,④

  其中既有工會

  合作社

  ①

  ,又有消費合作社。歐文對工會和工人合作社予以熱情支持,他在工人群眾中享有很高威望。1833年10月,在歐文的主持下,在倫敦召開了合作社和工會聯合大會,歐文當選為聯盟主席,成員幾十萬人,歐文的想法是把生產管理權掌握在工人手里,通過和平途徑實現對資本主義的改造。

  1836年,憲章運動的興起使得以歐文主義為指導的合作運動進入低潮,但是,到40年代中期,合作運動在英國重新興起。1844年12月,在歐文的學生胡瓦斯和柯柏爾協助下,世界上第一個比較規範的消費合作社——羅虛代爾“平等先鋒社”

  (Rochdale Society of Equitable Pioneers)誕生,真正宣告一種制度化的經濟組織——現代合作社的產生。羅虛代爾先驅者們吸取了歐文合作社的經驗教訓,從社會現實環境出發,創立了一套適合市場經濟要求的辦社原則,後來被世人稱為羅虛代爾原則。羅虛代爾原則是一個進步的原則,是合作社運動史上從空想到現實的一個躍進,它對英國及歐洲乃至世界各國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被各國合作社所仿效。後來,經過修訂後的羅虛代爾原則便成為國際通行的合作社原則,世界各國也都把羅虛代爾作為現代合作社運動的發源地。

  羅虛代爾“平等先鋒社”成立第二年後,社員已增加了3倍,達74人,共售出價值8700多英鎊的貨物,總資本比成立時增加了7倍,共約2300多英鎊。

  ②

  羅虛代

  爾“平等先鋒社”的成功創建,有力地推動了英國合作運動的蓬勃發展。“兩年之後,蘭開郡棉紡織高原的鄰區——諸如貝克普、托德默登、萊夫和米德爾頓等地——都先後仿行,後來散處於英國大多數工業區的一批批的改革家也群起效法。”

  ③

  到了1851年,羅虛代爾式的小合作社已有130個左右,社員不下1.5萬人,這一切都給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以極大的鼓舞。

  歐文的合作經濟思想和實踐是合作經濟發展史的寶貴遺產。歐文為合作經濟不懈奮鬥的精神,影響了一代人,其思想成為以後各種合作思想的淵源和基礎。

  E.P.湯普森曾說:“導致歐文主義迅速傳播的原因既不是某種心理的狂亂,也不是‘集體妄想癥’。……從20年代後期開始,歐文主義……提供了一種可替代的社會制度的景象,而且還變得適用於不同群體的勞動人民了。”

  ①

  恩格斯也曾高

  度讚揚歐文,認為“當時英國的有利於工人的一切社會運動、一切實際成就,就是和歐文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的”。

  ②

  莫里斯等人也正是從歐文的合作經濟思想和實踐中,看到一種旨在反對人剝削人、弱肉強食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精神。“盡管歐文的一系列試驗失敗了,但他成功地證實工廠是可以做到同時有利於雇主和工人的,他發起了改善勞工物質條件的改革,奠定了現代合作運動大廈的堅實基礎。”

  ③

  尤其是歐文提出的工農、城

  鄉、腦體等工農商學大結合的合作公社思想,更是被勒德羅等人直接拿來應用於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合作運動當中。國內外合作思想的和煦春風,終於吹開了基督教社會主義醞釀已久的合作運動之花。

  二、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合作運動

  (一)生產合作

  1848年初的英國,危機重重,自然災害和經濟危機導致工商業和農業一片蕭條,“面包昂貴,血汗廉價”

  ④

  ,進而引發各種社會矛盾的激化,到處彌漫著失望和憤怒的情緒。法國二月革命的爆發更是點燃了英國民眾的怒火,許多城鎮已發生多起騷亂和暴動。憲章運動也再次高漲,憲章主義者於4月10日在肯寧頓廣場舉行群眾聚會,準備第三次向議會提交請願書。金斯萊也從埃文斯里來到倫敦,當他得知憲章請願失敗的消息後,便趕到莫里斯的住處,在那里遇見了勒德羅,當晚他們商議決定正式開始基督教社會主義的行動。

  1.初期的嘗試

  他們起初大多是進行基督式的勸勉說教和出版刊物等活動。1848年5月6日,他們創辦了第一個刊物——《民享政治》,由莫里斯和勒德羅擔任主編,刊物除了發表金斯萊的那些筆鋒犀利的文章以外,還刊登了勒德羅和莫里斯等人的文章。

  他們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關注當時國人普遍關注的事情,例如勞資關系問題、百姓苦難加深以及政府如何解決的問題等。他們向各個勞動階級發出熱情奔放的呼籲,要求人們“以基督教精神為根基,以和平友愛的精神處理一切事務,實現政治與宗教的緊密結合” ①。勒德羅和莫里斯還在各種場合進行演講,宣傳這種思想。隨著他們與勞工階層接觸的不斷增多,以及他們對勞工狀況的了解,勒德羅越發覺得幫助工人最好的方式是效仿法國的“勞工協作”,幫助工人自行建立生產合作社。

  1849年夏,勒德羅到巴黎度假,他被法國路易·勃朗的協作計劃所吸引,花費大量時間深入工人協會創辦的工廠調查,收集資料,在那里找到了“正是他所要解決的東西”。

  ②

  勒德羅回到倫敦後,便興致勃勃地實施他的合作生產計劃。他對莫里斯說:“我們必須象法國工人協會那樣展開合作,我知道他們辦得很成功。”

  ③

  莫

  里斯起初對此猶豫不決,但在勒德羅和金斯萊的勸說下,最終同意開展合作運動。

  他在給金斯萊的信中說:“我似乎也覺得對工人們來說,除了以合作代替罷工外,別無它法。”

  ④

  1850年1月18日,他們建立了第一個合作社——成衣工人協會,社址在倫敦卡斯特大街34號,沃爾特·庫伯擔任經理。在成立大會上,他們莊嚴地宣稱,要徹底拋棄英國工業制度下的殘酷競爭和個人私利,取而代之的是基督教理論當中的相互協作。他們將相互協作看作是“教會諄諄教誨的各種理論中的精髓,是打破競爭的摧毀者”。

  ①

  最初有12個人加入協會,開工兩個月後,人數增加了一倍。協會逐步興旺起來。莫里斯在寫給朋友的信中肯定了協會成立的意義,他說:“工人們建立了自己的工廠,我希望未來有更多類似的協會建立,這只是一個開始,也許我們不一定成功,但我認為這種理論十分美好,我們的要求是實現基督教社會主義。”

  ②

  1850年,成衣工人協會成功建立以後,勒德羅等人又在這一年里,創辦了八個生產合作社。為了更好的開展合作工作,他們還成立了“勞動人民促進委員會”

  和“中央委員會”作為管理機構。前者代表莫里斯、勒德羅等高層領導者,負責協會資金的籌措以及日常事務的監理,後者由各協會選派代表組成,職責是上傳情報、下達指示精神以及協調各協會間的關系。“勞動人民促進委員會”由查爾斯·蘇萊(Charles Sully)任第一書記。蘇萊原本是一個旅居法國多年的裝訂工,曾經是一名憲章主義者,後來又轉變為社會主義者和共和主義者,參加過法國七月革命和巴黎的協作運動,回到英國後經拉徹維爾介紹加入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合作運動,勒德羅稱讚他是“一個精明能幹的人”。

  ③

  蘇萊起草了“勞動人民促進委

  員會”的章程,並將其作為基督教社會主義合作運動的基本準則。“勞動人民促進委員會”(以下簡稱促進委員會)是基督教社會主義合作運動中的主要領導機構。

  早期成立的8個生產合作社當中,有三個是鞋業工人合作社。4月,婦女鞋業協會和男士鞋業協會同時成立。婦女鞋業協會設在特倫漢姆球場路,貸款165英鎊作為啟動資金,經營的頭幾個月就遇到了麻煩。6月份,涼鞋的銷售旺季已快過去,協會的工人們卻利用所有的原料投入到涼鞋的生產,造成大量貨物積壓。到9月份該大量生產棉鞋的時候,協會發現已沒有足夠的資金和原料進行生產了,不得不再次貸款65鎊才得以重新開工。到年底時,這種窘迫的處境仍未見好轉。男士鞋業協會成立後也同樣陷入了麻煩,前兩任經理社會聲望很低,協會內部相處極不融洽,摩擦時有發生,促進委員會不得不將其遷到婦女鞋業協會附近,由婦女鞋業協會的經理傑弗里斯兼管。盡管如此,情況並沒好轉,第二年春,一些社員又開始反對傑弗里斯,促進委員會被迫再次選派新的經理。到1852年7月,這個協會的情況有了明顯好轉,社員增加到32人,營業額也達到360英鎊。第三個鞋業合作社是6月成立的西部鞋業協會,這個協會自始至終都沒有發展起來,前兩任經理都因與社員發生矛盾而遭罷免,協會後來自己推舉的一個經理是個文盲,遭到促進委員會的激烈反對,到年底時,協會被解散。

  5月,建築工人協會成立。這里需要介紹一位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當中的重要人物——愛德華·範西塔特·尼爾(Edward Vansittart Neale, 1810-1892),他是一個富翁,同倫敦許多富豪交遊甚廣,熱心支持基督教社會主義開展的合作運動,曾擔任合作聯合會(Co-operative  Union)的秘書20年之久,給予合作運動巨大的經濟援助。勒德羅和休斯(Thomas Hughes,1822-1896)都曾寫文章讚揚過他,稱他是“大陸政治思想訓練有素的信徒,是一位有著出色能力的思想者”

  ①

  。建築

  工人協會成立時,面臨著既無場地也無資金的巨大困難,尼爾將自己在希爾大街的新屋進行了改造,供工人們當作廠房使用,同時還借給他們資金用來購買原料,促進委員會也將自己的辦公室提供給協會辦公。尼爾的幫助使一切進展得較為順利,到12月份,協會不僅償還了債務,而且還有一些盈余,他們自己重新租用了辦公場地,“並用自己的雙手為促進委員會建起了一個禮堂”

  ②

  。

  然而,第二年2月,協會經理約瑟夫·皮卡德在報告中說協會內部爭吵厲害,甚至面臨解體。爭論是由協會的組織問題引起的,社員加入協會之前沒有一個試用期,他們對是否能利用股份參與管理的精神缺乏了解,因此常常出現工人不工作卻對經理的管理橫加幹涉指責的情況,這顯然是一種缺乏組織性和紀律性的表現。可麻煩事還不止這些,他們經營九個月後盈利了235鎊,按照規定,盈利的4/5應上交促進委員會支配,用作基金,以便進一步開展更廣泛的合作運動,但是建築工人們卻認為這錢是他們用自己的勞動掙來的,促進委員會無權占用。因此,他們除了拿出15英鎊作為對捐助者的回報外,其余的錢則在協會內部平分了。在平分的過程中,那些熟練工要求按熟練程度來分配勞動所得,他們應享有雙份,這更是對促進委員會的直接違背,因為按制度規定,利潤的劃分標準是工作時間而不是熟練程度。

  促進委員會不得不對該協會進行接管,重新挑選社員並對其進行考察。三個月後,協會更名為倫敦北部建築工人協會,約瑟夫·皮卡德繼續擔任經理。1852年,他們的社員已有34人,資產約800-1000英鎊。

  7月4日,皮姆利科建築工人協會成立,第一任經理亨利·費爾德工作熱情雖然很高,卻不得人心,在任6個月後被社員以選舉的方式罷免。繼任者波拿巴·金斯是一位誠實且各方面能力都很突出的人,他想盡一切辦法收集資金,開展生產,並且積極幫助當地居民興辦教育機構和各項休閑娛樂設施。到年底時候,協會已經擁有一個大院子和一間倉庫。1852年7月,擁有社員58名,房屋20多間,資產價值4700英鎊,“成為所有協會當中最成功的一個”

  ①

  。

  2月18日,北部倫敦縫紉女工協會在紅獅廣場31號成立,隸屬促進委員會,由莫里斯夫人擔任協會經理,起初有8名女工,後來增至20人。她們籌集了500英鎊的資金購買設備和原料,投入女士衣帽的生產。哈萊特·漢遜夫人負責生產,領取固定的工資,並接受促進委員會的監督。協會獲得的利潤要單獨提出一部分償還貸款和利息,剩余的在女工當中平分。1852年,社員一度達到26人,後來不知什麽原因,社員又紛紛退社,1853年秋宣告破產,協會廠房後來被工人夜校作為教室使用。

  1850年成立的另外兩個合作社,規模都較小,一個是印刷工人協會,另一個是面包工人協會。前者最初只有四個人,促進委員會提供給他們一套印刷設備和半間房屋,全部家當約值44英鎊,後來他們的資產增加到600鎊,社員也增加到6人,有時還臨時聘請更多一些的工人。但是這個協會對外沒有更多的業務往來,大部分的工作是印刷促進委員會交給他們的文件和期刊一類的東西,因此在推廣對外合作方面所起的作用並不大。後者建立於4月份,規模也較小,開始只有10名社員,啟動資金由經理詹姆斯·克拉克松提供。6月份,克拉克松中途退出,協會後來只剩下3個人,幾乎陷於癱瘓。促進委員會另派威廉·沃特遜擔任經理,他是一個精明能幹的人,當時委員會的刊物上有幾次對他進行肯定的報道,因為每當在委員會召開協商大會的時候,是他帶領人數不多的成員為大會提供茶水和夥食。

  然而,該協會的作用似乎僅限於此,他們也很少對外營業。1851年8月之後,就很少聽說他們的消息了。

  2.生產合作的特點

  概括基督教社會主義早期創辦的9個合作社的突出特征,有下面三點。

  第一,資金少,規模小,經營慘淡。

  1850年,基督教社會主義者開始進行合作運動時,沒有任何經驗作指導,所有知識僅僅來源於勒德羅和尼爾收集到的一些關於法國合作運動的記錄,他們自己並沒有形成一套成熟的理論體系,因此,合作運動的開始“一切都是雜亂和迷茫的,只能是摸索著前進” ①。再者,幾位合作運動的發起者們都較年輕,除尼爾以外,其他人都很貧困,自己微薄的工資尚需用來維持生計,沒有多余的資金投入到合作生產當中。尼爾雖說是個富翁,先後為合作運動投入了大批的資金,但是這對於整個合作運動來說,無異於杯水車薪。1850年建立的9個生產合作社當中,沒有一家的啟動資金超過500英鎊,社員沒有超過50人。這9家合作社的經營都很慘淡,除皮姆利科建築工人協會似乎是一個較為成功的例子以外,其它幾個大都是因虧損而中途夭折。

早期合作運動還存在管理上的許多問題。首先是社員入社缺乏必要的考察程序,個人只需要口頭申請然後登記個名字就能輕易入社,根本沒有身份及其它方面的調查。因而入社成員良莠不齊,其中不排除一些投機鉆營之徒,這給協會的管理和運作帶來了困難。勒德羅後來總結合作運動失敗的原因時曾說:“運動失敗的原因之一是缺乏必要的紀律約束、持之以恒和自我犧牲的精神。”

  ①

  其次,經

  理庫伯的精力似乎並沒有完全放在協會的日常管理上,他熱衷於到其它城鎮演講,把自己定位成一個合作思想的傳播者,這對於一個企業的經營管理者來說,應該是一種失職行為。1850年9月,在庫伯到博瑞及其它城鎮演講期間,成衣執行委員會臨時接管他的工作,在調查中發現帳目管理極其混亂,甚至有資金去向不明的情況,便催促庫伯返回說明情況。庫伯認為這是對他的不信任和侮辱,遣散了執行委員會,雙方矛盾激化,結果執行委員會拉走許多社員,另成立倫敦成衣工人協會。

  以上情況表明,基督教社會主義在合作初期理論的不完善及實踐上的稚嫩。

  第二,強調合作社的宗教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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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28 17:47:35 |显示全部楼层
莫里斯等作為虔誠的基督教信徒,他們關注勞工階級的的苦難生活,尋求勞工的解放,他們的著眼點在基督教的經典《聖經》里,相信信仰的改變可以改變心靈,心靈的改變帶來新生。勒德羅認為人類解放有著雙重任務——個體改革和精神自由,一個社會秩序的改變不能使人獲得真正的權利和自由,單純地改變精神不能全面地改變一個人長期生存的惡劣環境,這二者必須同時進行。而許多人只注重其一,例如,歐文就認為只要改變了人的環境,就可以塑造出一個完美市民,進而創造一個新社會。勒德羅認為歐文顯然只強調了“個體改革”,忽視了“精神自由”。勒德羅所說的精神自由,就是人信仰上的轉變,從心靈上向耶酥靠攏,在“上帝的目光注視之下”,拋棄愚昧自負、貪婪和競爭,學會“協作”,“在工廠或店鋪里高雅而不是自私地工作”

  ②

  。

  莫里斯等人雖然覺得“羅伯特·歐文非常接近真理,但是歐文敵視基督教的態度又使他們大為不滿,因為他們不相信歐文鼓吹的那種不以宗教信仰為基礎的合作生活方式能夠建立起來,盡管這種生活方式是可取的。”

  ①

  莫里斯將整個工業

  時代看作是一場戰爭,人們在工作中形成的敵對和競爭關系,大大消耗了他們的戰鬥力。他認為人與人之間應該是兄弟而不是對手,兄弟情意和相互合作是人類生活最基本的東西,這也是與上帝的意願和人自身的福利相一致的。因此,基督教社會主義十分強調合作的宗教基礎。1850年,成衣協會建立初,並沒有明確的管理機構,勒德羅等發起者每周召開協會例會,而實際會議內容“經常是出於宗教和社會目的”。另外,協作促進委員會成立後,其宗旨也被定為:“為基督教發展工商業的目的而傳播合作理論”,勒德羅特別強調這一點,他“希望這場運動的宗教基礎被鮮明的確定下來”

  ②

  。

  他們對於合作運動宗教基礎的強調,雖有助於強化人們心靈和道德的純潔,但是,過分注重合作運動的宗教性,又給其活動帶來了很大的局限性。勒德羅與尼爾、瓊斯等人的矛盾,根源就在於合作運動宗教基礎上的分歧。

  第三,性質上屬於生產合作社。

  19世紀上半期的英國,城鎮人口增長尤為迅速。從1820年到1830年,利茲、曼徹斯特、設菲爾德以及伯明翰的人口增長率達40%以上,臘斯金的描述是“越來越稠密的人群”。

  ③

  這些城鎮人口大多是到資本家開辦的各式工廠里出賣勞動力,完全淪為了機器的附屬物。他們一方面遭受工廠主的奴役和剝削,另一方面還要與同行業的工人激烈競爭,以防止失業危險的發生。大批婦女和兒童更是在工業化進程中陷於了災難性的生活。這一時期的整個英國社會,銅臭彌漫,社會強勢群體對人的價值毫不關心,雇主眼中只有利潤,把其它一切都置於度外,工人只是活的工具,社會的人文紐帶完全被擰斷了。

  勒德羅等人深切憎惡資本主義工業制度下的種種罪惡,呼籲人們擺脫工業世界的奴役和剝削制度,認為基督教的福音是和自私自利的社會行為、殘酷競爭的血汗工廠制度毫無共同之處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的目的,是以合理的價格和足以維持生活的工資來代替虛偽的廉價和饑餓。它的口號是,‘聯合和交換’

  不是為利潤而競爭。”

  ①

  他們主張工人退出資本家開辦的剝削工廠,建立生產合作社,人與人之間形成兄弟協作關系,通過共同的生產以得到他們自己勞動的全部產出,從而避免資本家對利潤地侵占。

  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早期建立的這一系列協會,實際上就是這種生產合作社。

  它是失業工人或受大工業排擠的手工工人為抵制資本的壓力而聯合起來的生產性組織,他們力圖不讓資本在生產中插手,以避免“利潤”的產生,使工人免遭資本家的剝削。這與歐文及羅虛代爾所開展的消費合作方式不太一樣。消費合作的方式是,工人們自籌資金,建立商店,用批發價格購進貨物,優惠出售給社員,從而避開中間人的居中盤剝。同時將商業活動賺取的利潤作為集體積蓄儲留起來,指望這種積蓄可以買到足夠的土地,讓社員們遷徙過去進行耕作,擺脫工業資本主義的厄運。

  莫里斯以及勒德羅對於消費合作的方式都不讚同,認為這種方式沒有把工人從資本家的工廠里解放出來,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利潤”的產生。但是,我們依然不能否認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的合作運動與歐文合作主義的淵源關系,“二者只不過是方式上的不同,而不是理論和思想上的差別。”

  ②

  而且,在接下來的工作中,

  勞埃德·瓊斯(Lloyd Jones,1811-1886)和尼爾的行動很快使他們與消費合作聯系起來。

  (二)消費合作

  1.尼爾的雄心

  1850年夏天,促進委員會決定派勞埃德·瓊斯到英格蘭北部作宣傳,籌備建立地方性的省區合作組織。瓊斯接受過廣泛的教育,有著雄辯的口才,善於演講,早先同歐文有過接觸,在索弗德居住期間,與羅虛代爾的合作運動也有過密切聯系,非常適合這項工作。瓊斯的宣傳是卓有成效的,勒德羅後來說:“在地方省區,一些合作社大量出現在庫伯和瓊斯的鼓動演講之後。”

  ①

  瓊斯在北部宣傳期間,結識了尼爾,致力於合作事業這一共同的興趣使他們很快熟悉起來。當時,消費合作已從它的發源地羅虛代爾推廣到英格蘭北部地區,而在南部的發展一直遭遇失敗。尼爾決定彌補這個不足,他在倫敦夏洛特大街76號騰出大間房屋,拿出一筆啟動資金,於1850年10月建立了倫敦合作商店,由瓊斯擔任經理,接受促進委員會的領導。這是一家消費合作社,尼爾在發起書中宣稱:社員只要繳納較低的管理和服務費,就可以從商店購買物美價廉的商品,從而避免買到假貨及遭受中間商的盤剝。隨後,尼爾向促進委員會提交了一份報告,闡明了倫敦合作商店的宗旨:1、消除買賣之間的利潤;2、反對假貨及欺詐行為;3、節省銷售中的勞力和時間;4、促進協作的發展。

  ②

  莫里斯認為這是一種單純的

  逐利商業行為,沒有把工人的道德教育結合起來,與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宗旨相去甚遠。尼爾並沒有因此而停步,他進一步提出將所有合作商店聯合為一個統一體的計劃。

  尼爾的這一計劃源於他到巴黎的一次考察。1850年9月,尼爾受促進委員會的指派來到巴黎,在那里遇到一名向導叫伯納德,是巴黎一家協會的社員。伯納德向尼爾抱怨說,由於缺乏統一管理的中央機構,巴黎許多協會之間已存在著敵對性的競爭。尼爾在隨後的考察中,也切身感受到小協會林立帶來的危害。返回倫敦後,尼爾立即向促進委員會提交了一個長篇報告,題目為《協會的現狀與未來》。

  報告指出,隨著更多協會的成立,單靠促進委員會來管理相當困難,各協會間不團結的甚至敵對的行為勢必會發生,因此需要成立一個大聯合會,由它來掌握政策的制訂、利潤的分配和勞力的調配。最後,尼爾著重指出他對當時法律的不滿,因為按當時的法規,成員不滿25人的小協會是不被法律認可的,其權益自然得不到法律保護,貪污盜用公款的現象時有發生。他說,如果成立了大聯合會,就可以適用《合股公司法》,正式注冊後就能確保基本的合法地位,有了法律的保障,還可以吸引更多的富有階層放心地前來投資入股。

  1851年3月,尼爾印制了《關於成立工人協會大聯合會的計劃》,發給各協會傳閱。4月23日,促進委員會召集各協會代表,討論成立大聯合會的相關事宜。尼爾在會上提出了兩點具體措施:第一,所有協會的利潤歸屬公共基金,基金劃分為三部分,一部分用於公共事務和基礎設施,另一部分用作儲備基金,剩余的則按勞動量在社員中分配,所有協會的利潤率應保持一致;第二,所有的同行業協會應成立一個共同的管理機構,這樣可以平等的分配工作,以避免彼此間的競爭。

  促進委員會認為這些措施的確有利於協會間勞動力的調配和福利的供給,簡化了建立新協會的程序,但關鍵的問題在於,那些效益較好的協會是否同意加入大聯合會。例如,建築工人協會盈利較大,而鞋業協會不但沒有利潤,甚至面臨破產,成立大聯合會以後,共同分配利潤,就意味著建築協會社員犧牲自己利益去救濟鞋業協會社員,建築協會大多社員顯然不會願意。促進委員會就此問題進行單獨調查,結果皮姆里科建築工人協會反對共享利潤。盡管尼爾和瓊斯召集40多家店鋪代表,呼籲他們加入大聯合會,並極力陳述共享基金對於協會社員子女教育及其它方面的益處,但是,他們的這項計劃最終還是沒能實現。

  尼爾不願放棄結盟運動的嘗試,又開始構思一個更加雄心勃勃的計劃——聯合分散的合作商店建立中央合作社。

  尼爾這一計劃的提出是因為當時沒有一個可為各合作商店提供批發貨物的機構。各個合作商店的貨物都是從普通零售市場購入,這就難免會有欺詐行為和買到假貨的危險,進而損害社員利益,這是與消費合作宗旨相違背的。尼爾認為,成立中央合作社可以滿足兩個方面的需求,一是中央合作社指導運動並加強各分支機構間的聯系的需求,二是商店能夠從市場批發到不攙假的真貨用於合作的需求。一旦合作商店廣泛建立後,“窮苦階級就能很容易地相互幫助,為更高層次的協作生活鋪平道路。”

  ①

  1851年初,尼爾起草了《建立合作商店的社會管理辦法》,隨後拿出9000英鎊資金,成立中央合作社。其章程是:在內部取消零售商店,為下屬商店提供貨物批發;為各生產協會的產品提供銷售市場,調和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利益;消除中間商,簡化交換過程;通過本機構進一步發展銀行和公共保險事業。瓊斯、拉徹維爾和約瑟夫·沃德分別擔任三個部門的經理,為存儲和銷售各協會的產品作了一些特殊的安排。中央合作社成立的第一年取得了較為喜人的業績,他們建立了兩個直屬的分支機構,一個在愛德華新漢姆大街18號,另一個在曼徹斯特天鵝街13號。盡管前者因為內部矛盾只存在了一年,但後者在瓊斯的領導下,經營相當興旺,短短一年時間,就發展成為整個蘭開夏郡合作商店的核心機構,許多小合作店都通過它從倫敦合作商店那里進貨。1852年春,《合作期刊》報道:每周平均有15個商店發來訂貨單到夏洛蒂大街的倫敦合作商店。為滿足日益擴大的訂貨需求,瓊斯提議增建一個新的銷售代理機構,並建議中央合作社在確保質量的前提下,可自行生產醋、醬油之類的調味品,以保證供貨量。中央合作社采納了瓊斯的建議。1853年春天,新機構在牛津大街356號建成,命名為沃德·瓊斯批發零售商店,主要負責英格蘭北部合作商店的貨物供給。

  中央合作社的建立,無疑擴大了基督教社會主義合作運動的範圍,由原來單純的生產合作涉足到消費合作領域。但促進委員會卻就這一問題多次展開討論,他們擔心不能對中央合作社的政策進行有效控制,害怕它偏離特殊的宗教目的而蛻變為純粹的商業團體。因此,在中央合作社成立時,促進委員會盡管形式上加以認可,但兩大機構間的關系明顯不融洽。勒德羅直到晚年寫自傳時,還始終認為合作運動失敗的原因之一是機構之間的沖突,“特別是中央合作社與促進委員會之間的沖突”。

  ①

  1851年,尼爾向全國的商會發出了一份倡儀書,號召他們把中央合作社看成是建立合作協會與商店的輔助性的合法金融機構,希望取得各商會的信任,以開展彼此間的物資交流。尼爾的這份倡儀事先並沒有征得促進委員會的同意。10月,勒德羅從外面回到倫敦後,對尼爾的倡議書進行了嚴厲批判,認為“這是一個對商業利潤的無恥要求,完全違背了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的精神和原則”。

  ①

  勒德羅

  隨即給莫里斯寫信,聲稱“中央合作社很大程度上建立了一個與促進委員會相對立的機構”

  ②

  ,指責尼爾的行動使自己的工作遭遇極大麻煩和損害,提出將中央合作社從促進委員會當中分離出去。

  針對雙方的矛盾,莫里斯采取了折衷的辦法,宣布促進委員會同尼爾的中央合作社脫離關系,但允許尼爾和休斯繼續擔任“促進委員會”委員的職務,以便兩個團體繼續保持聯系。尼爾和休斯接受了這種處理。12月,莫里斯在一次委員會議上,對這件事作了進一步的解釋。他認為,促進委員會是和基督教應用於工商業的目的密切相關的,中央合作社是以實踐的方式做著同一件事情,盡管它沒有象促進會那樣用特殊的宗教目的去教育其社員,兩個社團應該彼此信任,用不同的方式來達到共同的目的。莫里斯還提議把促進會的總部遷出夏洛蒂大街,並且決定自行開辦一個“合作市場”來銷售勞動協作社的產品。

  基督教社會主義內部的分歧,主要在於宗教觀念和對待利潤的態度不同。尼爾不喜歡促進委員會章程里關於宗教信仰的條款,盡管這些條款不是嚴格限制非基督徒的加入。尼爾認為應該歡迎每一個“有良好意願的人”

  ③

  加入到合作社當中

  來,勒德羅如果還象古老基督徒那樣因循守舊,堅持把基督教信仰作為考查社員的主要標準,這樣一個教條主義的過分要求,只會嚇跑那些最應該聯合的人,結果也只能導致宗派的分裂。

  勒德羅則認為,一個人是否有宗教信仰,是其優良品質的重要參考指標。他希望基督教社會化以便更有效地使社會基督教化,而合作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唯一方式。如果在經歷多年的奮鬥之後放棄合作的宗教基礎,就有迎合這一運動的商業要求之嫌,進而導致合作運動的自我毀滅。勒德羅堅持相信“基督教是將人們從實利主義和自私當中拯救出來的精神力量,是促進合作運動並避免其成為逐利行為的力量”。

  ①

  莫里斯也對於“利潤”十分厭惡。“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從未打算分享利潤,資本是不列入他們的計劃當中的,除非是作為啟動資金,並且只是作為一種償還利息的貸款來使用的。”

  ②

  莫里斯始終宣稱發起合作運動的目的是“將

  基督教精神運用於工業和交換”,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兄弟關系,從競爭和剝削當中解放勞工。

  由於觀念上的分歧,在中央合作社成立後,尼爾等人又發起了試圖將合作運動與工會運動聯合起來的新運動。尼爾、休斯和瓊斯都認為,對待工人必須從實際出發,“要準備支持一切方向大致正確的合作活動或工人階級活動,而不去考慮這些活動是否以基督教為基礎。”

  ③

  他們試圖發起一個將工會與合作社聯合起來

  的新運動,以生產者和消費者合夥經營為基礎,號召工會會員也參加合作社,實行工人自我管理,共同擺脫資本主義和自由放任主義的壓迫。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們在英格蘭北部建立了幾個合作社,一心要將“新運動”推而廣之。

  1851年,新成立的機器工人聯合會的會員接到雇主的命令,要他們放棄工會會員資格,並宣誓永不再入工會。這一無理命令激怒了工人,他們以罷工威嚇雇主取消命令。基督教社會主義作為一個團體出面支持工人,他們“欣然加入戰團,盡力服務,不但慷慨捐輸,且常於各報發表通信,往各地演說,同時更說明工人之地位。”

  ④

  尼爾等人還努力說服機器工人聯合會參加合作生產,得到聯合會執行委員會的響應,但是聯合會的工人們卻不接受合作生產投資的建議。尼爾在沒有獲得機器工人聯合會的經濟支持的情況下,仍然在沙斯渥克建立了一家合作鋼鐵廠——阿特拉斯工廠。1852年,機器工人聯合會罷工期間,尼爾不但沒有得到聯合會的任何支持,反而支付了大量資金以救濟罷工的聯合會工人。1853年之後,阿特拉斯工廠的產出數量和質量都接連下降,盡管尼爾苦苦支撐,但最後仍資不抵債,不得不宣告阿特拉斯廠破產。另外,在尼爾的幫助下,一批機器工人聯合會會員,在該會主席的兄弟約翰·馬斯托領導下也建立了一家類似的工廠——範西塔托鋼鐵廠。該廠曾經有一個極富活力的開端,營業額一度達到4280英鎊。1854年,克里米亞戰爭爆發後,大量的軍事訂貨使其生意異常興旺,不僅用獲得的利潤償還了貸款,而且又新建了廠房和添加了設備。然而,戰爭一結束,經營狀況急轉直下,工廠不得不停產關閉。“那些由於閉廠拒工而耗盡所有的機器工人變得顧慮重重和心灰意懶了,尼爾因把大部分資產投入各種事業遭受虧損,也不再富有了。”

  ①

  2.促進委員會對合作運動的推廣

  促進委員會在創辦了一系列生產合作社以後,逐步意識到自身活動的局限性。

  一方面,現有的合作活動僅僅局限於倫敦市區,而在倫敦以外的其它大工業區,例如曼徹斯特,工人受剝削和生活苦難狀況同樣十分嚴重;另一方面,所有的合作社均屬生產合作社,這種合作社似乎不如羅虛代爾消費合作社興旺。因此,促進委員會認為有必要重新調整協作理論,使其內涵與外延得到進一步擴大,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他們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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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28 17:49:53 |显示全部楼层
1850年夏天,促進委員會派勞埃德·瓊斯到英格蘭北部作宣傳,籌備建立地方性的省區合作組織。1851年新春之際,莫里斯、瓊斯、曼斯菲爾德等人在曼徹斯特召開籌備會,隨後與羅虛代爾和伯利兩地的老合作者會晤,這次會晤對於基督教社會主義開展的合作運動來說,有兩點突出意義:一是將合作運動由倫敦推向地方省區,二是在接下來的合作活動中,他們不自覺地將生產合作與消費合作聯系起來了。

  ②

  促進委員會建立的第一個地方省區合作社是南安普頓成衣協會,由弗利維爾提供啟動資金,1851年3月正式成立,伯納德任經理,最初有8名正式社員和百余名入股者。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是,協會入股者來自各個不同階層和職業,有2名貴族,7名牧師,5名自由職業者,21名商人,11名軍人,49名工人等等。對於這一協會的成功創辦,莫里斯十分高興,他在3月31日發表了一個公眾演說,題目為《促進會的改革及各階層的資助》,對協會的運作模式給予了肯定,並明確了協會與促進委員會之間的關系。7月份,促進委員會收到的官方報告顯示,該協會的經營狀況要比其它協會好得多,9月,已有積蓄40英鎊,足夠償還貸款,並且正在著手開辦一家合作商店。然而好景不長,1852年4月,似乎由於生意上的冷淡,協會內部矛盾顯露出來了,社員認為經理伯納德的工資太高並與之爭吵,伯納德一氣之下退出協會。尤納斯繼任經理後,雖然采取了許多維護內部團結和發展經營的措施,但敗局已無可挽回,社員一一退社,入股者紛紛撤回資金,最後只剩下5名工作人員,協會名存實亡。

  促進委員會建立的第二個地方省區合作社是索弗德制帽工人協會,成立於1851年,勒德羅在《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當中對這個協會的早期活動作過詳細報道。該協會最初是由索弗德的10名制帽工人發起,這些人當時都屬於工會會員,在向工會提出資助遭到拒絕後,他們自籌資金40英鎊,開始了生產。當年5月,庫伯來參觀該協會,建議它作為一家消費合作社來經營,庫伯還為自己成衣協會的社員訂購了一批帽子。協會采納了庫伯的建議,在格拉斯哥、布萊得弗德、倫敦等地都設立了銷售店,經營效果果然不錯,協會發展迅速。7月中旬,又在布魯頓路12號租賃了一大間新廠房。1852年1月,協會又向促進委員會發來了一個振奮人心的報告,稱他們在過去的六個月里,“已引起許多協會的注意並收到來自各地合作社的訂單”。

  ①

  隨後,他們與曼徹斯特成衣工人協會聯合生產,生意十分紅火,產品供不應求。6月,他們將廠房從索弗德搬遷到曼徹斯特大橋路,那里距離曼徹斯特成衣工人協會較近,有利於兩個協會的合作,協會名稱也改為曼徹斯特制帽工人協會,仍隸屬於促進委員會。在基督教社會主義創辦的合作社當中,這個協會存在時間最長,1864年仍有社員13人,資產超過600英鎊,這些錢“幾乎全部來自利潤”

  ②

  ,直到1873年協會才最終停產。

  促進委員會在“不自覺地”推廣消費合作的同時,仍在繼續擴大生產合作社的規模。

  1851年2月,促進委員會在督林蘭查爾斯大街成立了“鋼琴工人協會”,約翰·洛克任經理,有14名正式社員,每周生產4-5架鋼琴,銷路不大,1852年,經理洛克不得不到各省遊說,希望有人到他的鋼琴協會訂貨。

  1851年秋,倫敦東部縫紉女工協會成立,勒德羅希望通過建立這個合作社達到雙重目的,一是幫助貧窮以及在“血汗工廠”制度下的女工,二是吸納貴族和慈善家的捐助。索爾茲伯里勳爵以及幾個知名慈善家都擔任協會的名譽委員,本以為有了他們的支持,協會前景會是一片光明,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協會勉強支撐到1853年,最終破產。

  1852年初,在莫里斯的籌劃下,女子同業協會在羅賽爾宮4號成立,目的在於解救“女士的痛苦”,由希爾夫人年僅13歲的女兒擔任經理。1853年,該協會在曼徹斯特大會上提交了一個報告,稱協會的“前景暗淡”,隨即停產。

  1852年5月,促進委員會批準成立了城市裁縫合作社。這個合作社開始籌備於1850年,當時有近80人要求加入,後來可能是受到成衣工人協會內部矛盾的不良影響,到真正建立時僅有6名正式社員。他們從尼爾那里借來啟動資金,鮑文擔任經理。1853年,協會經營慘淡,獲利甚少,更名為鮑文布朗聯合公司,這對於一個合作社而言顯然是一個失敗。1857年後,這個公司也銷聲匿跡了。

  (三)合作運動的意義

  如果單從經濟效益上看,莫里斯等人開展的合作運動似乎顯得很不成功。從1850年他們創辦第一家生產合作社——成衣工人協會以來,先後約有二十家協會在他們主持下成立,這些協會大多是慘淡經營,獲利微薄。然而,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在充滿殘酷競爭和剝削的資本主義工廠制度下,投身於方興未艾的合作運動當中,以“協作”代替“競爭”,以“共享”代替“剝削”,廣泛地傳播了合作思想,推動了英國合作運動的發展,在以下方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第一,宣傳了“協作友愛”思想,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勞工經濟地位,緩和了社會矛盾。

  由於合作社的“根子深入蔓延在古老的民眾傳統之中”

  ①

  ,因此它具有深厚的

  社會基礎和強大的生命力。它是以農民、工人等基礎勞動者為根本的經濟上的弱勢群體面對市場經濟挑戰的無奈選擇,但同時,又是群眾自發組織聯合、共謀福利、相互扶持、通過共同經營來實現改善自身經濟地位和經濟利益的理想組織形式,這種組織形式具有先天性的聯合力量,聯合大大增強了他們的市場競爭力,提高了經濟地位,從而維護了自身的經濟利益。

  通過實踐,他們證明了沒有資本家的參與,工人也照樣能組織和管理生產。

  消費合作社的創立簡化了流通環節,加速了市場流通,有效的防止了壟斷的加劇和中間商的剝削,推動了技術的推廣和利用,促進了市場經濟的發展。生產合作為勞動力從農業向工業和服務業轉移提供了契機,增加了人們的就業機會,促使了英國產業結構的變化。兩種形式的合作社所倡導的民主、平等、合作、誠信、關注社會與他人的價值觀,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會矛盾,有利於當時英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也為英國後來的合作運動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所有這些,都是其他組織所不能替代的。

  ②

  正如後來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所指出的那樣:“機會、賦予能力和提供保障三個因素是幫助擺脫貧困和社會歧視的基石,而合作社能夠在非主流經濟的邊際工作發揮效應,將未受保護的工人利益融入到主流經濟生活中。”

  ③

  第二,有力地推進了社會福利和國家幹預政策的實施。

  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社會福利和國家幹預是遙不可及的,充斥整個社會的只是自私自利和自由放任思想。在“曼徹斯特學派”眼里的自由,就是不受約束地對個人利益的追求,“他們的自由理論是:工資不必固定——這樣將會破壞契約的自由;工人不能聯合——這樣會違背雇用勞動的自由;國家不能幹預工業——因為自由競爭是國家財富的源泉;童工必須繼續使用而且無需注冊——因為他們也有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的自由;貧民救濟必須廢除——因為濟貧法幹預了貧民挨餓的自由。”

  ①

  莫里斯、金斯萊等人對“曼徹斯特學派”的自由放任進行了猛烈抨擊,大力提倡社會合作思想,並將這一重要思想付諸創辦合作社的實踐當中。“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合作主義傳統已成為民族福利和加強國家控制的思想體系。”

  ②

  在這一思

  想指導下,他們認為社會所取得的任何進步都是社會所有成員共同作用的結果,所以社會不應當遺忘任何一個社會成員,而應該幫助所有的社會成員承擔可能遇到的不可抗拒的災難,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同時,它也要求所有的社會成員承擔起各自的社會責任,努力地工作,維護社會合作的正常運轉。這些要求是出於基督教社會主義對於資產階級食利的義憤,或是因為對勞工階級終年勞碌以及老病之時無所依靠的同情。

  公平地分配社會產品,是社會主義福利思想的根本出發點。基督教社會主義認為產生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在於存在惡劣競爭的血汗工廠制度,要實現平等分配,實現全社會的福利,就必須改變資本主義工廠制度。於是他們在《聖經》里尋求理論依據並得到啟發,主張以合作的社會制度替代競爭的工廠制。他們的口號是“聯合和交換”,不為利潤而鬥爭,開展合作活動的目的是“以合理的價格和足以維持生活的工資來代替虛偽的廉價和饑餓”

  ③

  。要求整個社會都能夠在公平

  的分配下,享受到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帶來的福利增長。

  基督教社會主義創辦的合作社,緩解了市場競爭的矛盾,增強了社員適應市場經濟的能力,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社會保障制度、社區文化發展、市場流通能力等方面的不足,為英國福利國家體制的建立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第三,推動了合作法的出台,為後來合作運動提供了有利的法律環境。

  合作運動開始的時候,面臨的法律環境極其不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合作社“無法可依”以及對於合股人無限責任的規定。

  由於缺乏相應的法律法規,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只能勉強參照1846年的《互助會法》(The Friendly Societies’ Act)來開展合作,而這一法規許多內容對於合作社根本不適用。首先,《互助會法》規定,社會團體必須通過托管人才能正式注冊。這就要求合作社也要把自己的財產掌管權移交給托管人,然後再通過托管人注冊為合法團體,而一旦托管人出現誠信道德危機時,合作社的財產隨時都有被托管人席卷而逃的危險。另外,即使一個合作社在托管人的名義下通過注冊而合法存在,那麽按照規定,合作社的經濟活動範圍也僅限於本社社員之間,不得與外部有貿易往來。也就是說,消費合作商店只能為自己社員提供貨物供給,生產合作社的產品也不得對外銷售,只能是自產自銷。《互助會法》還對社團成員數作了限制,如果成員超過25人,合作社則不能在《互助會法》下注冊,只能依照《合股公司法》(The Joint Stock Companies’ Act)的規定來注冊,但該法律僅僅適用於純粹個人捐助資本而組成的團體,對於生產合作社這種個人出勞動力而組成的團體根本不適用。如果合作社在《合股公司法》規定的條款下成功注冊,又必須將所有資金轉變成為股票形式。“這對於合作社而言是致命的,因為這樣一來,合作社就隨時面臨著一個危險——其股票有可能被一個對合作不感興趣的人全部買走,從而將其變成一個贏利性的普通貿易公司。”

  ①

  而且,在此法的規定下,

  合股人要承擔無限責任,“英國工人普遍對無限責任感到害怕和擔憂”,②

  這一規

  定使投資者面臨極大的財產風險,從而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合作社的發展。

  因此,合作運動初期,沒有真正代表並維護合作社利益的法律。合作社要麽“非法”地存在,要麽在苛刻的法律條文下注冊,社員權益不能真正得到當時法律的有效保護。

  針對這種法律狀況,勒德羅首先起來行動,他說:“我們的運動,首先是一場精神運動,但也是一場認識工業本質和尋求法律規範的探索運動。”

  ①

  身為律師

  的勒德羅不僅與法律界一些知名人士交往密切,而且與許多議會成員有來往,他首先求得了斯拉里的幫助。斯拉里當時是一個議會特別委員會的負責人,負責考察中產階級和工人的儲蓄及投資情況,他任命勒德羅等作為特別委員會的取證人,勒德羅因而有機會向政府提出改善合作社法律處境的要求。勒德羅首先提出合作社應該享有有限責任的權利,這一提議得到“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特別歡迎”

  ②

  。

  1850年7月,特別委員會關於這一提議的報告被作為政府藍皮書印發。1851年7月,支持這項議案的代表團由促進委員會召集起來,再次向議會提交申請,但由於自由黨內部羅素與帕麥斯頓之間的分裂鬥爭,致使議案被擱置起來,沒有任何進展。

  1852年2月27日,托利黨人德比上台執政,“不象輝格黨那樣迷戀放任自由主義和猶豫不決”

  ③

  。斯拉里特別委員會和勒德羅乘機通過不同形式對其施壓,終於促使《工業與勤儉會社法》(The Industrial and Provident Societies’ Act)獲得通過,承認了合作社的合法地位,並規定其享有與其它互助社團同等的權利。雖然這部法律沒有提及合作社有限責任的問題,但作為世界上第一部合作法,其深遠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勒德羅繼續為合作社的有限責任權呼籲奔走。1853年,皇家委員會就此問題再次調查討論,最終於1856年修改《合股公司法》,合股公司有限責任權獲得法律認可。4年後,合作社及其它社會團體也最終享有有限責任權。

  勒德羅等人為改善合作社法律處境的努力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首先使整個合作運動有了法律保障,合作社成為合法團體,同時“從法律上保護了合作社的基金不被貪污和盜用”

  ①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1852年的《工業和勤儉會社法》可能是19世紀英國社會立法中最重要的一部。”

  ②

  其次,1860年,合作社獲得了有限

  責任權,本傑明·瓊斯在《合作生產》一書中這樣評述其積極作用,“有限責任權的獲得極大地刺激了合作實踐的進展,如果沒有這項權利,每一個股東,不論持有股份多少,都將處在無限法律責任之下,導致許多人不願冒此風險,進而導致合作運動局限於狹小範圍。”

  ③

  如果說基督教社會主義開展的合作運動尚是涓涓細流,那麽在合作社合法身份及有限責任權的獲得之後,則是英國大規模合作運動的滾滾波濤,大批的合作社紛紛湧現,僅1862-1880年期間,依照《工業與勤儉會社法》注冊的合作社數目就達163個。

  ④

  勒德羅等人為改善合作社法律地位的努力,迎來了英國合作運動的春天。

  ⑤

  三、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教育活動

  (一)倫敦工人學院的創辦

  基督教社會主義者都是基督徒,這並非一個習慣性的說法,因為其領導者莫里斯、勒德羅等人都將自己的宗教信仰看作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他們一直聲明要像《聖經》中要求的那樣成為聖徒,以敏銳的眼光察覺社會的弊病,試圖運用基督教的理論加以醫治。歐文的合作思想以及巴黎的勞工協作給他們很大啟發,覺得“合作”特別能體現基督教中的“兄弟”、“友愛”精神,如果將它應用於工業,必能有一個嶄新的開始。

  莫里斯等人花費了幾年的心血去經營合作社,實踐的結果使他們認識到建立新型的工業社會秩序並非一件易事,完成合作計劃的時機尚不成熟。尤其是他們與尼爾等人發生路線上的分歧後,莫里斯越來越覺得整個運動在滑向“獲取利潤”

  的危險境地,這對於社員良好道德觀的形成極為不利,會導致單純的逐利行為在合作社中蔓延,進而違背整個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的宗旨。

  ①

  莫里斯等人認為,社會的幸福離不開一個民族性的知識階層的存在,知識階層與教士的職責就是教育民眾。廣大工人對他們所提倡的精神並不熟悉,尤其是他們提出的“在生產中廢除利潤”的主張,更是讓許多工人不能接受。因此,需要花很長時間進行教育和道德訓練,“開展工人階級的教育活動比其它任何事情都顯得迫切”

  ②

  。

  1853年8月,促進委員會在曼徹斯特召開第二屆年會,議程較為簡潔,主要討論聯合運動和個體協作的問題,通過了幾項解決這一問題的具體措施。莫里斯主持了大會的閉幕式。休斯說這是莫里斯最後一次參加合作運動的集體活動,因為莫里斯此時已作好了轉向教育活動的準備。莫里斯在1853年的工作計劃中明確表達了開展教育活動的想法,他說:“我將北部的合作與我們在倫敦的合作進行了比較,發現情況越來越糟糕,繼續那樣胡亂地折騰商業性的事務,只會削弱我們整個事業的道德影響。……是否還有另一種更好的方式來維護合作理論?我覺得創辦一所工人學校是再好不過的了。”

  ③

  莫里斯的提議得到了勒德羅、金斯萊等人的支持。他們一直以來都對教育事業比較重視,這與他們具備從事教育的許多有利條件密切相關。莫里斯本身就是劍橋英王學院的教授,金斯萊、勒德羅等也對教育頗感興趣,並且“一直認為合作與教育之間有著必然的聯系”。

  ④

  1851年秋,促進委員會在制訂合作社的規章制

  度時,強調要把創辦學校、圖書館、博物館和讀經室作為合作社的任務之一規定下來。此外,還專門成立了一個教育出版委員會,由莫里斯、勒德羅和休斯擔任主要職務,負責監管和指導教育及出版事務。

  他們早期進行教育活動最常用的形式是舉行公眾大會及演講。1852年12月起,莫里斯定期對工人舉辦系列講座,內容十分廣泛,涉及歷史、地理、文學、音樂、建築等等。講座吸引了大批工人的興趣,密切了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與工人階級的聯系,為後來倫敦工人學院(Working Men’s College)的創辦打下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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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28 17:50:58 |显示全部楼层
 1853年12月27日,莫里斯被劍橋英王學院(King’s College)解雇後,“有953名工人聯名寫信安慰他,並一致要求他擔任倫敦工人學院的校長。”

  ①

  當晚,莫里

  斯和勒德羅立即行動起來,在紅獅廣場女工協會旁邊騰出了教室,並初步制定了招收學員的要求及規章制度。他們還邀請了設菲爾德人民大學的一些精英來擔任教師。1854年2月,莫里斯向教育出版委員會提交了詳細的行動計劃及實施細則,教育出版委員會做了修訂後,批準該細則作為倫敦工人學院的總章程。

  1854年6-7月,莫里斯在倫敦西部作了一

  系列的公眾演說,目的是喚起公眾對教育的興

  趣以及為接下來的教育行動募集資金。他的演

  講主要有兩個中心問題:成人教育和兒童教育

  哪個更重要;悠閑與勞作哪個對學習更有益。

  ②

  這些講稿後來被匯編成集子——《學習與工

  作》。莫里斯的演講,不僅進一步贏得了工人

  的支持,而且募集了87英鎊的善款,這些極大

  地增強了莫里斯等人從事工人教育的信心。接

  下來,他們制訂了詳細的教學大綱,召開了教

  師大會,張貼了招生廣告,莫里斯還於10月30

  號在聖馬丁堂發表了校長就職演說。一切準備就緒之後,11月2日,第一期176名新學員正式開學了。

  新學期的課程安排比較緊湊,涵蓋的學科門類也較廣泛。上課時間主要安排在夜晚8:00-10:00,以便學員在忙完一天的工作後能趕來上課。莫里斯每周上三次課,講授內容為:約翰福音、英國文學對政治術語的解釋、莎士比亞戲劇對約翰王統治的演繹。勒德羅主要針對合作運動的問題講合股關系法,沃什講公眾健康,弗利維爾講英語語法。著名文學家、英國手工藝運動主要代表人物羅斯金也被邀請來給工人們上課,一直任教到1860年。羅斯金後來在著作里多次提到這段任教經歷給他許多有益的思想啟發。

  ①

  第二學期,隨著學員的增多,學校也相應地增加了一些新的教師和開設了新的學科。“許多不同職業的人也來參與學院的自願服務工作,沒有比這更有意義的事了,通過志願服務,他們與工人密切接觸,並使其對社會問題發生興趣,樹立工人的民族意識和分享社會進步的樂趣。”

  ②

  莫里斯等人象以往一樣十分強調教育活動的“基督教”特征。他們在教學當中注重向學員傳輸這樣的觀念:人類作為上帝子民,在耶穌的帶領下,彼此都是兄弟關系,應該相互友愛團結。勒德羅一直“希望倫敦工人學院有著特殊的基督教特點,他經常抱怨一些同事懷著模糊的信仰,不是純粹的基督徒” ③。莫里斯希望通過倫敦工人學院的教育,達到雙重目的:引導工人階級完全參與社會和工業改革,以便為工人帶來實實在在的福利,使工人充分享有以往只有社會上層階級才能享受的精神特權;啟迪和影響那些富裕有產者擔負起社會責任,使其打破出身和地位不同而造成的種種隔閡,認識到為社會服務的樂趣和與窮人建立友誼的價值。

  在這種精神的指引下,莫里斯、勒德羅和休斯等人在接下來的幾年里,一直致力於倫敦工人學院的教育工作。“他們對教育一詞理解最為深刻,他們真正擁有教育家應該具備的優點:學科方面的專業知識和將這種知識與人類生活密切聯系的能力。”“他們以其對社會和人類本質的理解,構建出工業改革的哲學和人類進步的信念。”

  ①

  倫敦工人學院正是有著獨特的辦學理念,“實際上是維多利亞中期最富刺激性的教育機構”,

  ②

  對19世紀英國的教育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為這一時期英國教育向現代化方向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二)教育活動的影響

  縱觀英國教育發展的歷史,其古代和近代教育的領導和管理權主要是教會和貴族掌控的,國家不管教育。因為英國人認為教育是家庭職責,送子女上學和為子女選擇學校是家長的權力,國家無需過問。但是,由於工業革命加速發展所造成的社會混亂,政府也不得不對教育表示關注。“他們對一群無知而散漫的下層暴民深感恐懼,希望通過教育使窮人滿足於現狀”。

  ③

  正是出於對工業革命引起的

  社會秩序失衡的擔憂,上至政府下至一般團體和個人對教育投入了更多的注意力,他們逐漸改變傳統的教育模式,從而有力地促進了英國教育向現代化方向邁進。

  基督教社會主義創辦倫敦工人學院,雖說表面看起來仍是宗教人士在辦教育,但他們的辦學理念及方式與傳統宗教辦學有著明顯的區別,它順應了英國教育向現代化方向發展的潮流,在一定程度上為改變英國傳統教育模式起到了推動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工人學校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教育對象範圍。

  維多利亞前期,由於大量貧困人口的存在,教育形勢對於普通民眾來說,仍然十分嚴峻。英國政府雖然注意到資本主義的發展需要大力發展教育,④

  但是,政

  府給予教育的撥款依然十分有限,再加上其它方面條件的限制,獲利的仍然主要是中層資產階級以上的子弟,大量的貧困人口依然無法獲得教育的機會。研究表明,在棉紡織工業的中心蘭開廈以及紡織業、煤炭業和冶金業的中心密德蘭地區,中、小學校的入學率都很低。

  ①

  主要原因就是普通勞工階級交不起學費。當時人們對教育的態度與受教育的程度同家庭經濟富裕程度直接相關,一般說來,農夫、雇工和茅舍農等階層屬社會底層,也是識字率最低的階層。“他們的土地往往不很充足,有的甚至無地可耕,解決溫飽是首要問題,相比之下,供子女入學並不重要;子女在很小的時候便已成了家中不可或缺的勞動力和幫手,自然也難以保證接受持續的教育。”

  ②

  因此,19世紀中期英國下層階級受教育程度相當滯後,在19世紀40年代,英國男性人口的1/ 3、婦女的一半是文盲,在這些文盲當中絕大部分是貧困人口。

  倫敦工人學院象其它的一些社會機構一樣,賦予自己“同工業化的消極作用作鬥爭”的任務,采取了各種措施爭取社會各個階層對教育投資並提供教育服務,力圖創辦一種廣泛的教育。“這種以自助精神辦民間教育的做法逐步成了英國的傳統,也構成了19世紀英國教育史的重要特征。”

  ③

  勒德羅在《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論叢》(The Christian Socialist)第一期上發表文章,概括了他們創辦學校的基本理論,“他希望倫敦工人學院能名副其實地具有廣泛性,必須中止一兩個特權階級對利益的壟斷。”

  ④

  勒德羅認為,雖說僅僅創

  辦了一所倫敦工人學院,尚不能讓所有的學校都做到打破特權階級對教育的壟斷,但是他們可以盡其努力,將廣泛的教育和精神生活帶給那些可以影響到的人們。

  第二,倫敦工人學院在拓寬了學校教育內容方面,作了有益的嘗試。

  直到19世紀上半期,英國傳統教育體制下的學校教育內容仍顯得十分落後。

  首先,在初等教育方面,“英國執政者和社會上的傳統看法是:初等教育不是政府管理的事情,應由教會和慈善機構來辦理。”

  ①

  因此初等教育主要由教會興

  辦和掌管。教會以教區為單位設置日校,這些日校設備條件簡陋,師資水平很低,教學方法呆板、機械。更嚴重的是這些學校教學內容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很多牧師把學校教育作為一項最重要的傳教工作,基督教教義和道德——十誡、七聖事等都作為學校的必修課程。而且,“學校里所教的閱讀材料必須摘自聖經,……每個兒童應該經常去他的父母所信仰教派的教堂做禮拜。”

  ②

  聲樂學校的主要任務

  是把男孩子們訓練成唱詩班的歌手,教唱無伴奏齊唱樂曲及更為覆雜的讚美詩。

  因此,初等教育的目的主要是為宗教服務,其教育內容及宗旨帶有明顯的狹隘性。

  其次,工業革命時期,英國中等教育機構主要有文法學校、公學、私立中學三類。這些學校教學內容都比較淺顯和模糊,缺乏基本知識技能的訓練。人們批評當時的公學“忽視科學”、“敵視工商業”,指責文法學校只能培養出不知道怎樣使用自己雙手的人。資料顯示,英國政府雖然從1833年開始通過立法對教育進行幹預,但政府給予教育的撥款依然十分有限,公學仍處於萎縮之中。

  ③

  家長交

  不起學費固然是造成公學萎縮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數勞動家庭的家長認為公立學校不應當只滿足於教授一般的讀書寫字,還應當教授實際的生產技能。

  因此,家長和學校之間在學校教育的功能和價值上存在分歧。

  ④

  再有,英國的高等教育,長期以來一直為牛津、劍橋兩校所壟斷。“從職能到結構,從課程到招生政策,這兩所古老的大學跟 12 世紀和 13 世紀初它們剛誕生時沒有什麽兩樣,其特點是偏狹、保守、排外、封閉。”

  ⑤

  正如恩格斯所說的那

  樣,“因循守舊的思想統治著英國的大學”

  ⑥

  。而且牛津和劍橋的大門只向國教徒

  開放,任何不信奉國教者嚴禁畢業,致使許多有科學思想的不信奉國教者被拒之於高等學府大門之外。英國高等教育內容同樣重文法,輕理工;重研究,輕實用;重政治,輕工商。由於沒有實用學科的支撐,“任何人都不會去試圖論證 18  世紀英國的文法學校所提供的古典知識和文學的教育,或者 18  世紀的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中那種保守和懶散的氣氛與英國的經濟起飛有什麽關系。”

  ①

  倫敦工人學院在學科設置和教學理念上都做了很大改觀。一方面,拓展了課程設置的範圍。學員可以在這里學到各種各樣的知識和理論,文學,外語、歷史、地理、政治、經濟、繪畫、拳擊、烹飪、宗教倫理、公眾健康及各項實用技能等等,學科分布十分廣泛。

  ②

  另一方面,更新了教學理念。基督教社會主義希望通過倫敦工人學院為工人提供一個獲取實用知識和技術的平台。金斯萊在一次演講中曾這樣闡述教師的職責,他說:“教師的主要任務不是把東西硬塞進學生大腦,而是要教會學生如何自己去體會,培養他們有規律的富有啟發性的思考習慣,從而可以形成一種預判未來的能力”。

  ③

  勒德羅也發表文章對辦學的目標作了進一步

  的說明,他說:“倫敦工人學院不僅僅是技術訓練的場所,不單單是想培養出技術熟練的工人,而是用自由主義的教育方式來賦予工人獲取一切的能力,工人在這里獲得的不僅僅是知識,還有智慧。不能用商業和功利性的標準來衡量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教育,因為他們並不希望學生在生意場上變得更精明和在職業技術上變得更熟練,而是希望學生成為更好的人,更好的市民,更好的基督徒。”

  ④

  雖然,19世紀中期英國現代意義上的教育體制還未能建立起來,但毫無疑問,此時的英國正處於向現代化教育過渡的階段。倫敦工人學院正是出現在這一關鍵時期,就學校的招生對象和課程設置而言,它是作為技術學校這個新生事物在中等教育領域出現的,這種改觀是人們以往所不敢想象的;倫敦工人學院在教育內容方面也作了積極探索,從而使古典主義節節退讓,科學知識取得了重要地位,教條誦習受到擯棄,由實驗、觀察等新方法取而代之,本本主義的思辨式的教育傳統在現實需要的強大的壓力下開始向現代教育轉變。

  簡而言之,此時英國教育大眾化傾向開始顯現,而倫敦工人學院正是這一潮流的引領者之一。

  結     語

  19世紀中期,英國率先完成工業革命,以機器生產代替傳統的手工生產方式,社會轉型在促成英國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也給社會的宗教倫理、道德狀況、生態環境和人類資源帶來嚴重災難。就是在這樣一個特殊時期,莫里斯等人對廣大群眾遭受的苦難痛心疾首,對當時工廠體系中存在的剝削和“利潤”深惡痛絕,並且“將這種憎惡轉化為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基礎,提倡合作和大眾對生產方式的擁有”

  ①

  ,希望通過建立一種新型的工業生產關系來解放勞工,增進社會福利。不言而喻,工業革命給英國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是基督教社會主義產生的根本原因。

  另外,英國國教地位的衰微以及上層階級的冷漠和麻木不仁,直接刺激了莫里斯等一批虔誠國教徒重振國教權威的決心。於是,他們從基督教聖經中尋找理論源泉,並得到合作思想及其它諸多社會思想的啟示,發起了這場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他們希望喚起社會良知,重振道德事業,呼籲人與人之間兄弟般的協作關系與友愛,激發人民的創造能力,從而建立一個現實世界人與人和諧相處的“上帝王國”。

  綜合本文提出的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產生的幾大方面原因,筆者認為它們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共同作用的。工業革命後的英國社會為莫里斯等人的行動提供了歷史舞台,基督教正義精神為其批判工業文明的缺憾提供了思想武器,柯勒律治的思想以及國內外的合作思想則是其重建人文理念的催化劑。基督教社會主義對工業文明缺憾的批判,顯然只是手段,其真正的目的乃是對於這些缺憾的補救。從人性的回歸,信仰的拯救,到民族國家命運的關注,他們在尋求一條人文主義理念的覆興之路。

  盡管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的活動時期較短,也沒有完全達到預期目的,但是,他們創作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宣傳了協作友愛精神,對放任自由的思想進行了批判,推動了社會福利思想的發展。倫敦工人學院的創辦及其它方面的教育活動,為英國教育向現代化方向發展起了積極作用。勒德羅等人的努力直接促進了工廠立法的改革。所有這些又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即如何正確看待這個由基督教徒提出的“社會主義”。

  19世紀中期是社會主義思想發展史中的一個重要階段,然而,國內部分學者似乎不願正視社會主義思想在其發展過程中與基督教的關系,往往把它與封建迷信聯系起來,加以否定批判或者避而不談。這種態度顯然不利於對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全面而深刻地理解。面對基督教社會主義在歷史上起過積極作用這個不爭的事實,筆者想強調的是,承認這一點絕不是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述的否定。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談到基督教社會主義時曾指出,這種社會主義“只不過是僧侶用來使貴族的怨憤神聖化的聖水罷了”

  ①

  。許多人對這句話存在認識上的偏差。

  實際上,馬克思和恩格斯並非是對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全盤否定,他們要批判的主要是其依靠中產階級改良主義解放勞苦大眾的方式。

  仔細研究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我們可以發現,他們並沒有一概否定基督教的歷史作用。1894年,恩格斯在《論早期基督教的歷史》一文中列舉了基督教與當時工人運動、工人的社會主義的4點相同之處:首先,恩格斯認為,基督教和工人運動一樣,“在其產生之時也是被壓迫者的運動:它最初是奴隸和被釋放的奴隸、窮人和無權者、被羅馬征服或驅散的人們的宗教”

  ②

  ;其次,基督教和工人

  的社會主義都宣傳將來會解脫奴役和貧困,不同的只是“基督教是在死後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國尋求這種解脫,而社會主義則是在這個世界里,在社會改造中尋求這種解脫”

  ①

  ;再次,基督教和工人的社會主義都遭遇過迫害和排擠,信仰它們的人“被放逐,被待之以非常法:一種人被當作人類的敵人,另一種人被當作國家、宗教、家庭、社會秩序的敵人”

  ②

  ;最後,從兩者的發展趨勢來看,它們都在

  迫害中“勝利地、勢不可擋地給自己開辟前進的道路。基督教在它產生三百年以後成了羅馬世界帝國公認的國教,而社會主義則在六十年來中爭得了一個可以絕對保證它取得勝利的地位”。

  ③

  另外,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沒有直接對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歷史作用作出肯定的評價,但是,對於勞苦大眾協作起來改善自身處境的合作運動,則給予了充分的肯定。馬克思、恩格斯在《資本論》、《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法蘭西內戰》、《哥達綱領批判》和《法德農民問題》等論著中曾多次對合作經濟進行了闡述。馬克思說“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廠是在舊形式內對舊形式打開的第一個缺口。”

  ④

  並進一步對合作工廠的內涵、性質、意義作了科學的說明。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指出:“如果合作制生產不是作為一句空話或一種騙局,如果它要排除資本主義制度,如果聯合起來的合作社按照總的計劃組織全國生產,從而控制全國生產,制止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經常的無政府狀態和周期的痙攣現象。那麽,請問諸位先生,這不就是共產主義嗎?”

  ⑤

  馬克思認為:生產領域的合作經濟

  組織與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聯系最密切,合作經濟的發展在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同時,也加速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變更,從而實現人類社會更替的宏大政治目標,促進社會主義社會的建立和共產主義社會的最終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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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28 17:52:47 |显示全部楼层

  恩格斯對合作經濟的看法在與馬克思保持一致的同時,在特別強調正確處理合作社利益同整個社會利益之間的矛盾的前提下,肯定了合作制在向共產主義過渡時的地位和作用。他說:“至於在向完全的共產主義經濟過渡時,我們必須大規模地采用合作生產作為中間環節,這一點馬克思和我從來沒有懷疑過。但是事情必須這樣處理,使社會(即首先是國家)保持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這種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壓過全社會的整體利益。”

  ①

  誠然,基督教社會主義對工業文明弊端的批判,帶有明顯的心理感悟與情感體驗的特征,沒能像馬克思、恩格斯那樣揭示出事實背後的階級本質和社會關系;勒德羅等人開展的合作運動,也沒能科學地揭示資本家與工人間的剝削與被剝削關系。但是,他們以追求神性、人的高貴品質和自然和諧的生存狀態為宗旨,積極尋求勞工階層的解放,成為社會主義思想史上又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因此,結合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論述,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去看待基督教與社會主義的關系,客觀地評價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歷史意義,是很有必要的。

  目前,我們國家也正處在社會的轉型時期,國際上,面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國內而言,需要加快推進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加速工業化城鎮化建設,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更進一步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宏偉目標。在此情況下,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明顯加快,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但同時城鄉差距和貧富差距也在不斷擴大,犯罪案件、經濟糾紛、民事糾紛、信訪數量也不斷增長。

  因此,這一時期也是社會問題多發、社會結構最不穩定的轉型時期。如何克服我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弊端,使社會主義建設少走彎路,盡快實現和諧社會的宏偉目標,借鑒英國社會轉型時期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有益思想與探索經驗,有著一定的現實意義。

  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的興起

  作者 肖哲雯 寫於 二零二一年

  I

  摘要

  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是基督教教士以“基督教社會主義”為基本理論基礎,關注並參與社會政治活動,建立體現基督教精神的新世界而組成的團體組織。本文主要通過整理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在 19 世紀末興起的背景、主要社團的發展歷程與活動、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神學思想與社會主義思想、社團的成就與局限性等方面對 19 世紀末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進行研究。全文共分為四章:

  第一章論述 19 世紀末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興起的緣由。70 年代英國經濟危機帶來的社會問題與這一時期教會內部的變革是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出現的基礎。第一節從社會經濟角度分析貧困、失業等社會問題的暴露對部分教士建立基督教新世界理想的促進作用;教會的信仰危機使教士尋求變革以維護教會的社會地位。第二節從教會角度分析。首先,這一時期基督教社會良心的覆興推動教士關注現世,尋找教會新的社會功能。另外,19 世紀末國教會的困境使得國教會的變革需求更大,國教會成員組織的社團既是這一時期社團活動的先鋒,也是主力。第三節分析了 1848——1854 年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與70 年代英國社會主義覆興對 19 世紀末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興起的直接影響。

  第二章對主要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展開了專門敘述。通過梳理 8 個主要社團建立到解體的整個過程,整理社團各自的主要活動及社團成員的思想,以呈現出 19 世紀晚期到一戰前夕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發展概貌。根據社團成員所屬的教派,本章分國教會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其他新教派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無教派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三大部分進行敘述。

  第三章對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神學理論基礎與社會主義思想基礎進行系統探究。各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發展歷程各異,所遵循的神學基礎與政治經濟主張也不同。在堅持對耶穌人性的共同信仰之上,國教會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信奉聖禮社會主義,其他新教派社團更偏向於信奉內在性理論。本章第二部分重點論述烏托邦社會主義關於未來生活的憧憬、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與公平分配思想、行會社會主義思想、19 世紀後期英國興起的各種世俗社會主義組織等對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

  II

  第四章闡釋了 19 世紀末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活動的影響與局限性。在影響方面,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活動推動了社會主義的傳播與教會對社會問題、世俗社會活動的參與,促進了基督教社會學、宗教社會學、倫理社會學的產生與發展。對於局限性,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存在理論基礎的模糊性、宗派主義的狹隘性、階級基礎的脆弱性等問題。

  緒論

  一、選題緣由

  英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最先出現於 19 世紀中葉,由勒得羅、莫里斯、金斯萊等人領導。這場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主要圍繞合作運動與教育活動展開,運動者創作了大量文學作品,宣傳了協作友愛精神。然而,運動僅持續了7 年(1848——1854 年)就宣告結束。筆者以這場運動為起點,開始了解基督教社會主義。通過閱讀相關文獻,筆者發現,在 70 年代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基於 19 世紀中葉莫里斯等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的思想遺產,基督教社會主義在英國以社團的形式覆興。這些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活動不僅對當時的教會變革與社會運動產生了影響,而且促進了 20 世紀許多社會學理論的產生與發展。因此,通過系統整理 19 世紀末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發展脈絡,有助於了解這一時期英國的宗教與社會。

  具體來說,選擇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研究這一課題主要是出於以下幾方面考慮:其一,可以通過分析 70 年代教會人士的思想與主張,反思這一時期英國教會與勞工大眾的關系,豐富英國教會史的研究。

  其二,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活動,無論是支持工人示威遊行,調節雇主雇工關系,還是通過其他勞工組織間接參與的一些行動,都與工人階級利益聯系緊密。對這些秉承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社團組織具體活動內容的探究,可以為工人運動史研究提供新角度。其三,19 世紀是新興的科學社會主義不斷開拓的時期,這一時期也是基督教由封建制度的宗教向資本主義的宗教轉型的時期。在這種情況下,資產階級以及為其服務的基督教教會必然對科學社會主義持反對態度。這一時期興起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有助於引起人們對社會主義的重新認識,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思想史研究。

  國內目前對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研究仍處於初步階段,大多止步於宏觀介紹,對 19 世紀後期興起的社團活動更是鮮有提及。本文廣泛搜集材料,整理這一時期主要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活動情況,以期對基督教社會主義在歐洲起源的歷史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二、基本概念辨析

  (一)英國國教會(Church of England)

  英國國教會是英國在宗教改革中建立的民族教會,即英格蘭聖公會或稱安立甘教會(the Anglican Church),因在英格蘭被定為國教會故稱。1534 年,《至尊法案》確立英格蘭教會不從屬於羅馬教會的獨立地位,並確立英格蘭教會為英格蘭國教會,英王取代羅馬教宗成為英格蘭國教會的最高首腦。1571 年頒布的《三十九條信綱》,全面闡述了英國國教會的教義信仰。

  (二)基督教社會主義(Christian Socialism)學界一般認為基督教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獨立的社會思潮正式興起於 19 世紀30 年代,創始人為法國的聖西門主義者畢舍、拉梅奈。基督教社會主義是指利用基督教的思想和價值觀批判資本主義(有時還有封建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借用基督教中的烏托邦思想(如千載太平天國、上帝之國、末世審判)來設想在人間建立以合作代替競爭、以集體主義代替個人主義的理想社會的思想體系。基督教社會主義發揮了傳統基督教中反對剝判,反對不公正的思想,主張濟世救民的基督教道德,吸收了生產資料共同所有,勞資共享,人人平等,仁愛互助等社會主義主張。

  三、研究現狀

  (一)國外研究狀況綜述

  國外學者對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研究相對較全面,對相應活動過程的記述具體細致,不同著作與文章所切入的角度也較為豐富。根據筆者所收集的相關資料,大體分為以下幾類:

  1.將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置於教會史下的研究K.S.英格利斯(K.S. INGLIS)的《維多利亞時期英國的教會與工人階級》①描述了維多利亞時代晚期英國不同教會為爭取逐漸“世俗化”的工人階級所做的努力,其中就包括 19 世紀後期國教會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為促進社會改革、改善工人生活工作條件所做的一些活動。作者在這本書中的出發點和敘述角度一定程度上定義了維多利亞時代末期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性質,給筆者以啟發。

  愛德華·諾曼(Edward Norman)的《英國的教會與社會(1770——1970)》①一書中對 19 世紀聖公會的論點引發了筆者思考國教會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興起的因素。作者認為,聖公會的神職人員都是從龐大的英國中產階級中招募而來,缺乏一種獨立的關於社會問題的神學思想傳統。他們容易受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等思想的誘惑,政治思想只是涵蓋了所有世俗理論的混合體。作者指出,基督教社會主義正是被時代潮流裹挾的紙上談兵的體現。

  2. 將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置於“基督教社會主義”下的整體性研究較早被翻譯進中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著作是日本學者石川三四郎的《基督教社會主義》②和賀川豐彥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論》

  ③

  。兩本著作都追溯了基督

  教社會主義思想及運動的源頭。

  波爾·莫洛(Paul Monroe)在《英美基督教社會主義評論》④ 一文中分析了“基督教社會主義”這一術語。作者認為盡管英國的莫里斯、勒德羅等人最先采用“基督教社會主義”一詞,並以此為精神旗幟發起了一場運動,但是這一術語的涵義仍較模糊,是一個背離基督教教義的和非社會主義的矛盾體。

  伯納德·默奇蘭(Bernard Murchland)的《基督教社會主義之夢》⑤ 一書勾畫了 19 世紀中葉到 20 世紀初英法德三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發展的概貌。整本著作重點探究不同領袖的社會主義思想,站在社會改革歷史的角度,對不同地區基督教社會主義作出了許多精彩評論,對筆者大有裨益。

  約翰·科特(John C. Cort)的著作《基督教社會主義:一部非正式歷史》

  ⑥

  ,探討了社會主義對教會的沖擊。作者在著作中加入了大量細節性、故事性甚至文學性的內容。這種處理方式一方面使著作顯得不那麽“歷史”,但另一方面也幫助筆者從感性更直觀地把握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發展。

  針對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研究有吉爾伯特·克萊夫·比尼恩(GilbertClive Binyon)的《英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①。著作初步描述了整個 19 世紀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尤其是後期主要社團的發展情況。作者站在國教教徒的角度,支持教會將基督教和社會主義的實踐結合起來,發起工人的“正義之戰”。本書成書較早,論述精煉,幫助筆者以導論的性質認識了 19 世紀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

  皮特·瓊斯(Peter. D` Alroy. Jones)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的覆興》② 一書論述了維多利亞時代晚期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發展。著作構建了基督教社會主義覆興的背景,以是否重視聖禮即是否為聖禮社會主義者為區分,對不同社團組織或個人的基本活動與主張差異加以歸類分析,最終得出結論,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從未完全適應英國的社會民主。作者沒有過多闡述這一時期基督教社會主義活動的影響,實為遺憾。但是,這本著作史料豐盛,論點一陣見血,是研究維多利亞晚期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重要資料。

  美國學者歐文 M.施特爾策(Irwin M Sterlzer)的《英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③一文追溯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歷史,從媒體宣傳、勞工教會、教派分裂等角度分析 19 世紀英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為本文寫作提供了新角度的材料。

  利物浦大學安東尼·艾倫·約翰·威廉姆斯(Anthony Alan JohnWilliams)的博士論文《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④是 19 世紀初到 20 世紀末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的較新研究。作者追溯了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探究了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的運動路線,整理出基督教社會主義活動者們期望建立的理想社會。安東尼博士認為,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提出的是革命社會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的綜合道路;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核心概念是基於上帝的普世父性和其他如合作,平等和民主等核心概念的“brotherhood”。

  3.針對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主要人物的研究愛德華·諾曼(Edward R. Norman)的著作《維多利亞時期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① 一方面較完整地呈現了 19 世紀晚期社團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對19 世紀中期運動者們尤其是莫里斯神學思想的繼承性,另一方面也剖析了 19世紀晚期社團領袖們的政治理論主張,幫助筆者從側面更深入地理解社團的一些基本政策與一些計劃實施過程的細節。但是,由於這本著作語言艱澀,且敘述內容多為神學思想,為筆者閱讀帶來一定困難。

  詹姆斯·P·圖的斯克(James.P.Tudesco)的《基督教知識分子和社會改革:查爾斯·戈爾和基督教社會聯合會的建立》②一文通過介紹戈爾的生平引出國教會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基督教社會聯合會的產生,為筆者梳理基督教社會聯合會的發展補充了材料。

  4.涉及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神學思想及其影響的研究多倫多大學馬修·彼得·卡德韋爾(Matthew Peter Cadwell)的博士論文《尋找聖公會的全面性:對胡克、莫里斯和戈爾的神學研究》③揭示了莫里斯和戈爾對教會團體的信仰和他們的道成肉身(Incarnation④)神學理論。道成肉身理論是整個國教會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活動者共同認可的重要思想。同樣對社團內道成肉身理論介紹的論文還有謝麗爾·沃爾什(Cheryl Walsh)的《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道成肉身與基督教社會良心》⑤。這篇論文不僅介紹了由福音派贖罪論的神人和合思想(atonement)發展到道成肉身理論的過程中對 19 世紀英國社會的神學解釋的變化,還分析了早期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莫里斯的道成肉身理論與 19 世紀晚期主要社團對該理論的發展,幫助筆者理解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神學思想的統一性。

  馬克·貝維爾(Mark Bevir)的《福利主義、社會主義和宗教:對 T·H·格林等人的討論》①一文對不信國教派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的內在性(immanence②)理論進行了論述,闡述了信仰和社會改良主義之間的聯系。這篇論文不僅幫助筆者了解不信國教派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內在性理論,也為筆者思考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影響提供了較大的參考。

  5.涉及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經濟主張的研究皮特·瓊斯(Peter d'A. Jones)的《亨利喬治與英國的社會主義》③一文闡述了從 80 年代初期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對單一稅制的擁護到 80 年代末大部分社團轉而支持資本和土地社會化的過程,是理解這一時期社團經濟主張的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獻。

  可見,國外學者對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研究更豐富,內容更廣泛,其中也不乏對 19 世紀末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介紹。但是,始終沒有真正從社團角度系統梳理 19 世紀後期至戰前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活動的背景與發展脈絡的研究,而這正是本文的研究的價值之所在。

  (二)國內研究狀況綜述

  目前國內對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研究較少,專門研究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及其活動的專著幾乎沒有。總的來說,國內學者主要是把“基督教社會主義”作為一個思想流派,或者一場運動進行宏觀概述。

  華東師大政治教育學教授徐覺哉所著的《社會主義流派史》④中提及了“基督教社會主義”。在書中作者按歷史發展的順序展示了社會主義理論多元演進的歷史進程和思想軌跡。該書第三章概述了英國 19 世紀中期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在英國開展的合作運動與相關理論宣傳活動,打開了筆者初步認識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大門。另外,著作中對“基督教社會主義就是上帝法則證明”的論述,啟迪了筆者對社團活動基本理論的分析,加深了筆者對社團活動的理解。

  另一本值得一提的著作是中國科學院楊煌博士的《解放神學:當代拉美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潮》①。這本著作主要介紹拉美解放神學②

  的發展,分析了它與

  傳統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異同。作者在書中明確了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定義,並對近代基督教社會主義進行分類,認為 19 世紀中葉起開展的英法德等國(包括筆者本文所要論述的時間段與地區內)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潮屬於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類型。楊煌前輩的認識啟發了筆者對研究對象性質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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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28 17:54:27 |显示全部楼层
論文方面,上世紀 80 年代初,宗錦福發表了《基督教社會主義由來辨》③一文。文章簡要概述了早期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在法國、英國、德國的大致活動,並進行了簡單評價。全文的基調是批判性的。作者認為,英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運動“不僅是有害的空想,而且只能起到轉移工人階級革命鬥爭的方向,破壞社會主義運動的作用”④。

  1995 年,四川大學宗教學教授田海華發表《簡論基督教社會主義》⑤一文。這篇論文站在宗教學角度,以時間為軸,對 18 世紀中葉以來法、英、德、美各個國家基督教社會主義具體代表人物的思想進行解讀,總結了各時期各地區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的不同特點。田海華教授的這篇論文時間地域跨度大,視野開闊,使筆者對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發展有了宏觀的認識。

  河南大學楊茂軍的《19 世紀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研究》⑥是目前國內唯一一篇與本文相關最高的碩士論文,文中對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相關論述對本文的選題有著直接的啟發作用。該論文分析了 19 世紀中葉英國出現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的原因,介紹了英國早期基督教社會主義者開展的合作運動與教育活動。作者論述的重點在於英國 19 世紀中期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的合作運動,對英國 19 世紀中葉之後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及其運動,尤其是活躍的社團活動,文章沒有涉及,給筆者留下了進一步的研究空間。

  從上可知,國內對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及其活動的探究大體上還處於初期階段,一則成果不多,二則研究深度不夠。這一方面給後續研究帶來資料匱乏的困難,另一方面也留下了巨大研究空間,需要我們進一步補充,豐富和深化已有研究成果。

  四、原始文獻介紹

  本文比較重要的原始文獻首先是各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發行的期刊報紙,這些報紙表達了社團活動的宗旨,有助於我們總覽這些社團的指導理論與活動領域的變化。聖馬太公會於 1893 年 11 月創刊《教會改革家》(The ChurchReformer),基督教社會聯合會於 1889 年創刊《光明》(Lux Mundi),1891 年發行季刊《經濟評論》(Economic review),1894 年詹姆斯?阿德雷(JamesAdderley)創辦《親善》(Goodwill),1887 年基督教社會主義協會接管《基督教社會主義者》(Christian socialist)報,新教會社會主義協會 1896 年創刊的《應用》(Uses)等。關於這些期刊報紙,大部分無法找到原有版本,只有曾經發表在這些刊物上的其中個別文章可以找到電子資源。目前收集到的較完整的一份輯錄是“基督教社會聯合會”的官方刊物《光明》(Lux Mundi),由該社團領袖查爾斯·戈爾(Charles Gore)於 1891 年整理成冊:《光明:對道成肉身的一系列宗教研究》(Lux Mundi:A series of studies in the religionof the Incarnation①)。其中摘取了發表於 1875——1885 年的十來篇圍繞“道成肉身”神學理論的重要文章。

  其次是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活動者們單獨出版的作品,從中可以窺探活動者們的思想主張。如菲利普·斯諾登(Philip Snowden)的《基督論》(TheChrist That Is to Be),基本代表了一般非國教派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思想框架。斐洛·斯普拉格牧師(REV. Philo W. Sprague)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是什麽與為什麽》(Christian Socialism :What and Why②),考夫曼牧師(REV. M.

  Kaufmann)的《基督教社會主義》(Christian Socialism① ), 畢利斯牧師(REV.

  W. D. P. Bliss)的《什麽是基督教社會主義》(What is ChristianSocialism②)介紹了不同社團內活動者對“基督教社會主義”概念的理解。另外還有大量活動者們的演講稿,部分被收錄於上述發行的期刊中,部分整理成為小冊子出版,如《自雇者的罷工》(Strikes Superseded by Self-employment),《時代的責任》(Responsibility of the age),海德拉姆收錄在費邊社小冊子中的一篇演講稿《基督教社會主義》(Christian Socialism, ALecture③ )等。以上所提及的部分著作與小冊子時代久遠,筆者暫時無法獲取,只能在其他作者的記述中查閱一二;部分找到電子文件,作為本文直接參考依據。

  此外還有對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活動者們信件、日記的整理,如“基督教社會主義協會”成員阿爾傑農·韋斯特(Rt. Hon. Sir Algernon West)的私人日記④,“基督教社會主義聯合會”的創始人之一布魯克·福斯·韋斯特(Brooke Foss Westcott)的私人信件⑤等。

  四、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本文采用文獻分析方法,在查閱通史的基礎上,加以對社會主義史、教會史等著作的分析,了解 19 世紀後期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產生的社會環境,進而理解、闡述社團興起的背景緣由。通過廣泛收集國內外關於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研究,結合社團公開發行的刊物等原始文獻,勾畫出 19 世紀後期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主要活動,梳理社團的思想基礎,進而分析 19 世紀後期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影響與局限性,加深對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認識。

  (二)跨學科研究法

  本文不是對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簡單介紹,而是通過學習社會主義思想史、國際工人運動史、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宗教學等學科,分析社團興起的大環境,理解社團核心人物的思想與相關活動,認識社團的性質與歷史地位。因此,要研究這一課題,就必須把涉及到的各學科的知識、觀點加以綜合,同時又要在此基礎上進行創新。

  五、本文重難點

  本文的研究重點是第二章與第三章中對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發展歷程與思想基礎的介紹。19 世紀末建立起的這些社團發展歷程各異,活動側重點不同,神學基礎與社會主義思想基礎也各有異同。國教會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持續時間更長,活動範圍更廣,三個國教會社團領導人物之間交往密切,相互影響。其他新教派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與無教派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通過其他勞工組織也間接參與了許多社會活動,存在一定影響。對這些社團發展歷程及其活動、所持思想主張的敘述是本文的重點,也是探究這一時期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社團成就及局限性的基礎。

  本文的難點在於對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神學思想的理解。不同的社團成員接受的神學教育不同,社會經歷不同,神學思想上稍有偏差,而這些思想偏差導致的意見不和對決策的制定與活動開展影響較大。由於筆者這方面知識儲備不足,對運動者們晦澀的神學思想的認識又主要來自於外文文獻,常常影響對運動的理解。

  第一章  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緣起

  19 世紀末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出現不是偶然。從經濟社會層面來看,一方面,70 年代經濟危機使英國工業社會的貧困問題與失業問題日益顯著,下層民眾生活疾苦而得不到保障,引起部分教士同情。另一方面,各種新興思想的湧現與追求金錢物欲的社會風氣沖擊了教會信仰的權威,教會亟需變革以維護在社會轉型時期的社會地位。從教會內部來看,首先,牧師開始關注社會救贖,尋求改變資本主義世界弊端的良方,基督教社會良心覆興。其次,19 世紀末的國教會陷入發展困境,變革需求愈大,使得國教會的社團成為 19世紀末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活動的先鋒。從歷史沿革來看,1848——1854 年英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以社會主義的旗幟吸引教徒,給了 19 世紀末的教會以啟示。這樣,在 19 世紀 70 年代英國社會主義覆興的潮流下,一批激進的教會牧師在對各種社會問題、政治決策的廣泛參與中,一是出於對社會問題的思考,二是出於重振教會的需要,19 世紀末的國教會與不從國教派建立起一批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以合作精神、基督徒的兄弟情誼為基礎,以社會主義為手段,謀求實現符合基督精神的新社會理想。

  第一節 19 世紀中後期的經濟危機和信仰危機

  一、19 世紀 70 年代經濟危機

  19 世紀中葉,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基本完成,英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工業國和貿易國,機械化和工廠制度深入到新的部門。1851 年的倫敦大博覽會開啟了維多利亞大繁榮時代,英國經濟表現出巨大的活力,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都達到 19 世紀的世界最高水平。但是從 1873 年開始,英國進入經濟“大蕭條”時期,與 19 世紀前 75 年相比,英國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工業霸權受到新興工業國家快速增長的挑戰。①經濟“大蕭條”使先前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社會問題表現得日益嚴重,其中失業問題與貧困問題最為突出,引起了激進的教會牧師的關注。

  “大蕭條”使工人的失業率急劇上升,1879 年英國失業率高達 11.4%,1882 年下降至 3%,但 1884 年又上升至 8%,1885 年為 9%,1886 年為 10%。①70年代英國失業率一直保持較高水平的具體表現包括就業不足和通常意義上的失業(或者稱為下崗)。

  臨時工人和季節工人是就業不足最嚴重的群體。臨時工人主要指碼頭搬運工,他們經常徘徊在就業與失業兩種處境。一點點微小的變化,如輪船誤期或未入港、身體問題、外來者加入、偶爾的機械搬運運用等等,就可能讓他們從一個就業者變成失業者。這部分群體幾乎一半時間處在失業狀態。其他種類臨時工人的情況也大抵相似。如一些城市的車夫時常食不果腹、冶金工業的臨時工時常處於半失業狀態。眾多的季節工人是另一個就業不足的主要群體。季節工主要指那些工作與季節有著密切關系的工種,如建築業及其附屬產業的相關工種的石匠、制磚工、鋸木工、油漆工和裝飾工等。他們的工作具有明顯的季節性,大多數工人的一年中有一段時間會因停業而失業。

  通常意義上的失業(或者稱為下崗)具有多種形式。隨著工業革命的日益發展,生產技術獲得了長足的進步,技術的進步導致兩個極端的要求:一是勞動者必須具備較高的文化和技術水平;二是原來許多僅僅普通工人就能夠滿足生產需要的行業紛紛減少用工需求。這種技術進步造成的失業被稱為“技術性失業”。技術性失業在航運業、以手工勞動為主的行業工人群體、重工業領域的造船、冶鐵和煉鋼等部門較為明顯。盡管 1870—1914 年英國產業結構開始變化,但是這種初步的變化還是對英國的就業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形成了“結構性失業”。

  總之,當時英國失業率高、失業範圍廣、失業人數多且影響大。

  1870-1914 年的英國在面臨嚴重的失業問題的同時,還面臨著同樣嚴峻的貧困問題。這一時期幾次貧困問題調查反映了貧困的程度和範圍。查理斯·布斯於 1889-1903 年期間調查倫敦東區貧困問題並發表了長達 13 卷的著名調查報告《倫敦人的生活和勞動》。在這一調查中,布斯以每周 18-21 先令作為一對夫婦三個子女之家的貧困標準,將倫敦東區的人口分為八類並進行數據統計。最終得出的結果是,倫敦東區大約 30.7%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狀態。布斯在調查報告中這樣記述,“他們的生活是一種奴隸般的生活。極端的貧困,食物極其粗糙,沒有任何穩定的職業,也難以創造任何財富。作為個人,他們無法改變這種現實”①。一石激起千重浪,布斯的報告使許多關於地區貧困問題的社會調查相繼出現。如 1899 年希伯姆·朗特里(B. Seebohm Rowntree)的約克城貧困調查,他以類似於布斯的調查標準展開,最後調查結果與布斯的調查結果大致相同。20 世紀初,按照朗里特制定的貧困標準,鮑利與其助手對沃靈頓、雷丁、北安普頓、博爾敦和斯坦利等五個城市進行了貧困問題調查。以此為據,鮑利得出結論:這五個城市中處於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比例為 32%左右,工人階級人口中的 16%生活在根本貧困狀態。②

  希伯姆·朗特里曾對約克城貧困人口的生活狀態進行了如下的描述:“這種貧困的狀態意味著僅能維持生存。意味著一個家庭完全不可能花錢乘車,不可能買報紙或聽音樂會,不可能給在外的孩子寫信,不可能對教堂施以捐助,不可能給鄰居提供任何金錢方面的救助,不能存錢,不能參加友誼會、俱樂部和工會,不可能給孩子買玩具,父親不能喝酒抽煙,母親不能給自己的孩子買衣服。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什麽都不能買,所買的必需品也一定是最普通最便宜的。如果一個孩子生病,只能請教區醫生,就算死了,也只能由教區來掩埋。

  家中的主要掙錢者一天也不能沒有工作。如果上述任何一項發生變化,額外的支出只能通過限制食品支出來補償,換句話說,通過犧牲全家人的健康來補償。”③

  貧困問題與失業問題引起了部分有良知的教會牧師對窮人的同情與對現有的過度強調競爭、追逐利益的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譴責。教會社會主義聯盟創始人之一保羅·布爾(Paul Bull,1864-1942)牧師斷言,我們現在的社會制度是在可怕地浪費生命。在利茲,在一個可憐的小房間里,一位年邁的母親和一個年長的女兒每天工作 14 個小時,每小時的工資是……存下足夠的錢來埋葬第一個死去的人!這就是虛假的政治經濟給我們帶來的後果!貪欲之神已經形成了一套經濟學體系,它把金錢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把利潤看得比情誼更重要。

  聖馬太公會創始人斯圖爾特·達克沃斯·海德拉姆(Stewart DuckworthHeadlam)寫道,教會的紀律應該針對教會中真正的混亂;這些混亂是社會的和工業的,而不是教會儀式。不管我在空中畫十字,還是在聖壇上親吻,與倫敦教區和坎特伯雷省的許多孩子沒有幹凈的床睡覺相比,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如此多的人失業,如此多的人工作過度,如此多的人薪水過低。①在對貧困問題與失業問題的關注中,許多類似於保羅·布爾、海德拉姆這樣激進的教會牧師開始“重新考慮那些具有如此災難性和可怕後果的經濟原則和方法”②,探索拯救貧苦民眾的治世良策。

  二、社會轉型導致的信仰危機

  從 19 世紀 20 年代後期到 40 年代,工業革命的影響已經從經濟領域深入到了思想文化領域,整個社會的各個組成因素都在不斷變革。雖然宗教仍然在人們的頭腦中占主要位置,但是一種潛在的信仰危機卻讓越來越多的教會人士感到擔憂。

  此時英國社會在政治、經濟、宗教文化方面都表現出了明顯的現代化趨勢,諸如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信仰多元化等都一一顯現出來。思想觀念的激烈變革使得整個社會充滿了困惑、茫然和焦慮,一種“不安和似是而非的氣氛困擾著當時許多出色的年輕人,數百年來被確信為真理的內容卻重新成為討論的話題。”③人們的傳統思想受到了工業革命帶來的各種自由主義、理性主義的沖擊。現實物質利益成為人們追逐的目標,精神信仰的虔誠追求已然被拋棄。這種浮躁的思想給英國宗教帶來了巨大的危機。“我們生活在一個新奇的時代”,約翰·亨利·紐曼在 1829 年 3 月寫給他母親的信中說,“人類從古至今一直是依賴別人的,特別是依靠教士來得到信仰真理;而現在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判斷。”①

  19 世紀的信仰危機不僅表現在世俗思想對傳統宗教思想的沖擊,也表現在經濟快速發展下道德水準和社會風氣的墮落。盡管追逐財富的商業精神歷來有之,但進入 19 世紀後,這種追逐金錢物欲的毒素漫布整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道德缺失,對金錢的貪欲與濫用成為普遍現象,市儈價值觀成為社會的主導精神。這種風氣受到了激進的教會人士的詬病和指責。基督教社會聯合會神學思想的指導著作《盧克希·沐恩迪:關於化身宗教的一系列研究》(Lux Mundi:Aseries of studies in the religion of the Incarnation)中指出,“財富的累積本身根本不是一件好事。貧窮和富有都不能使人變得更好。財產是次要的——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著作中認為,“人間天國(Kingdom ofHeaven)的兩大聖禮是平等和博愛。在那個王國里,沒有關於如何對待墮落的大眾,以及各種各樣的躲避和誘惑(指貪欲之神瑪門)之類的無休止的討論。”②

  上教堂的人數占總人口數比例的降低也反映了 19 世紀宗教信仰的危機。這一現象從 18 世紀晚期開始,盡管在 19 世紀 30 年代以後有過短暫的宗教覆興運動,但 19 世紀中期開始上教堂的人數所占比仍然在降低。以倫敦的蘭貝斯地區為例,去教堂做禮拜的人數變化明顯。上教堂的人數占該地區總人數的比例從1851 年的 17.2%下降到 1886—1888 年的 11.7%,1902 年下降到 8.7%。據霍勒斯·曼估計,伯明翰、利物浦、曼徹斯特、設菲爾德和紐卡斯爾等城市不到1/10 的人上教堂。工人階級的變化更為明顯。1851 年的調查顯示,倫敦東部和南部的教堂出席率全國最低,在工人階級聚集的區域,不到 1/5 的人上教堂。③對虔誠的基督教徒而言,教堂是神聖的地方,也是做禮拜的重要場所。教堂的低出席率無疑反映了 19 世紀中期以後民眾宗教熱情的衰退,宗教信仰危機已經十分普遍。以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吉米·阿德雷(Jimmy Adderley)在《基督與社會改革》中呼籲的“把工人們爭取到基督教中而使基督教成為一種社會宗教”為代表,這一時期部分教士希望尋求變革,以吸引更多的民眾,尤其是工人階級重回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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