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社会主义概论

傑瑞米柯賓

一方面，在英國鄉村，由於圈地運動，大批人口湧向城鎮，導致一些鄉村教區人口萎縮，教徒大幅度減少，到教堂做禮拜的信徒日漸稀少，神職人員難以展開正常的宗教活動。與之相反，在新興的工業地區和城市，由於人口的迅速聚集，教徒數量顯著增加，致使英國國教無力應對教堂缺乏、牧師難覓的困境。據英國議會1740－1812年的調查，當時英格蘭有1000多個教區找不到國教會牧師。

　　③

　　到三

　　四十年代，許多工人集聚的社區國教教堂依然十分缺乏，例如，在1837年，位於倫敦東郊的貝斯內爾格林擁有70，000人口，卻僅有兩個國教教堂。

　　④

　　國教堂不僅

　　數量上跟不上人口增加的需要，國教牧師的社會地位也很差，這主要是由於各種非國教派別的競爭造成的。針對這種狀況，國教會不得不在1840－1860年期間投入大筆資金來增加新興城鎮的教堂建設。例如，哈里發克斯的國教堂數由1801年的7個增加到1851年的25個。但是單純教堂數的增加，仍未能使國教遭遇冷落的局面得到改觀。羅賓·基爾曾對當時28個大城鎮國教堂的禮拜活動作了統計，發現國教徒的出席率不但沒有上升，反而呈下降趨勢，從1851年的37％降至1881年的35％。

　　⑤

　　第三，國教會的冷漠與腐敗。

　　當時，國教在貴族把持之下，雖已成為國家機構，卻徒具形式，既缺乏靈活力，又高傲苛刻，更充斥著自然神論，空洞而言不及義。一些高級教士兼領聖俸但缺席教職，一些教徒則無視基督教教義、教規以及宗教義務，只圖享樂、爭權、營私。至於廣大的窮苦百姓，則大多與國教會無關，他們很少被國教會所關心。

　　“工業主義給舊世界帶來了混亂，當我們為地獄般的工廠和拼命勞作的車間而震驚時，當我們為那些自以為是的教會和國家領導者全然不顧工人的教育和健康而極度憤怒時，我們需要記住這個帶來了毀滅性災難的時代。”

　　①

　　由於英國國教牧師

　　對自己信徒的漠不關心，導致“在英國的鄉村和城市中，人民所最痛恨和最鄙視的，莫過於church-of-England  parson（英國國教會的牧師）了”。

　　②

　　因此，“小城

　　鎮和鄉村居民強烈需求牧師的布道與福利性救濟，但這些需求幾乎一直是由非國教的牧師來滿足的，由此贏得當地居民尊崇和敬仰的也正是這些非國教的牧師們。”

　　③

　　另外，許多工業城市例如曼徹斯特、伯明翰、羅虛代爾、利茲等都成了非國教徒集聚的中心，這些城市的許多公共事務也同樣是由非國教來組織實施，因為“在發出為公共事務而行動的號召時，非國教更容易引起市民的響應”

　　④

　　。這種

　　國教勢力衰微的狀況甚至到19世紀晚期也沒有很大的改觀。

　　最後，教派分裂現象嚴重。

　　以上提到的國教內部腐敗問題，早在16世紀晚期就為清教徒所詬病，⑤

　　在19

　　世紀同樣為富有正義感與社會責任心的人士所抨擊。在此情景下，英國宗教出現了嚴重的裂變。一方面，國教本身分裂為諸多教派，例如有“高教派”、“低教派”、“廣教派”以及“福音派”等等；另一方面，許多國教徒轉向了不信奉國教教派，進而形成了國教之外的形形色色的宗教派別，有浸禮宗、公理宗、長老宗、循道宗、衛斯理宗、一位論派以及公誼會(貴格會)、普利茅斯兄弟會、英格蘭摩拉維亞會、基督會、救世軍，等等。“這些教派通常有著非常相似的特點，即不遵從王命，拒絕參加國教，因此被籠統地稱為不信奉國教教派。”

　　①

　　由於在各個

　　教派之間存在著教義、教規、儀式、傳教方式以及社會地位的差異，因而各個教派之間也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競爭。為了擴大自己的勢力，各個教派往往以各種各樣的手段來爭取更多的信徒，其中不乏惡意和相互詆毀的手段。在19世紀中期，英國社會這種教派林立、相互爭鬥的局面，大大削弱了國教的民族性和凝聚力。

　　在國教內部出現的派別中，需要特別提出的是“高教派”的牛津運動，又稱“書冊派運動”。它是1833－1845年英國國教會內部強調聖公會公教性的宗教覆興運動，旨在抵制低派教會的自由主義傾向，提倡恢覆17世紀高派教會特點。這場運動以1833年凱布勒（John Keble）在牛津的《舉國離叛》（The National Apostasy）講道為開端，牛津大學學者紐曼（John Henry Newman）、弗洛德（Richard HurrellFroude）、皮由茲（Edward Bouverie Pusey）等隨後積極參與。他們提出改革英國聖公會，強調聖公會的公教性，主張恢覆國教會各種習俗，如禁食、懺悔、教士獨身、隱修、尊敬聖徒等，堅持以《公禱書》作為信仰和崇拜儀式的準則。他們竭力謀求介於新教與天主教之間的中間路線，保持安立甘宗特點，避免世俗權力幹涉教會，實質上是一種“安立甘公教運動”。

　　牛津學者的這些活動拓寬和加深了英國教會的精神生活領域，某種程度上增強了國教的凝聚力。然而，1841年紐曼在第90號書冊中完全以天主教觀點解釋英國國教會的《39條信綱》，主張繼續羅馬天主教的傳統與做法，讚成祭司有赦罪的權柄，不喜歡教會在政府的治理之下，教會崇拜儀式必須嚴格仿效羅馬教會，不得隨意變更。紐曼認為，“教會自由化必將是災難性的後果，基督教必須是教條主義的，那種廣泛靈活的國教會是抵擋不住自由主義的猛烈攻擊的。”

　　②

　　從而使

　　這場運動越來越具羅馬天主教色彩，在內部引起很大爭論，以致牛津主教出面命令停止印發宣傳刊物。1843年紐曼退出領導，並和其他一些成員於1845年改宗天主教，有上千人跟從他，其它大部份高派教會的人仍留在英國教會中，繼續發揮他們的影響力。

　　牛津運動後期的活動顯然背離了英國國教的民族性特點，它在阻止國教的分裂、增強國教凝聚力的同時，卻試圖將其引向羅馬天主教的麾下，這是莫里斯等人所極不願看到的。針對牛津運動的羅馬天主教傾向，莫里斯說：“我在兩方面憎恨羅馬教皇制，一是它的反新教性——反對宗教的民族化；二是它的反天主教性——反對教士的聯合團結和多樣性。”

　　①

　　金斯萊也曾極力反對紐曼的背離國教傾

　　向，稱紐曼“用錯誤和非邏輯的東西來支持他所相信的理論”，指責紐曼的“偽善行為”。

　　②

　　金斯萊和紐曼的鬥爭直到20多年後的60年代仍在繼續。

　　莫里斯等人作為虔誠的國教信徒，對英國宗教界出現的以上種種現狀非常不滿，對一些教派無視工人苦難的冷漠態度更為憤怒。他們反對低教派和非國教信仰中的“來世”傾向，認為“上帝的王國”應該建立在今生今世，而建立這種王國的關鍵是喚起社會良知，重振道德的事業。莫里斯“不大相信民主政治，卻十分相信獲得新生的人管理自己事務的能力。”

　　③

　　因此，為重振英國國教權威，把英

　　國宗教統一在國教的旗幟下，莫里斯提出建立一個紮根於人民的無所不包的全國性教會，竭力主張國教會進行改革以恢覆其領導地位，而改革的最好途徑就是實行基督教社會主義。

　　（三）基督教正義精神的神啟

　　首先是對基督教傳統思想的繼承，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對基督教博愛精神的繼承。基督教原本就是下層人和饑餓者的宗教，它認為“合作”與“共有”可以把經濟生活提高到一種較高的道德水平之上。在原始基督教時期，基督教社團就主張信徒奉獻出他們的財產，在社團內部實行財產共有，不讓一個人挨餓，不讓一個人受凍。他們相信基督即將覆臨，將為信徒們建立起公正平等和普遍幸福的“千年天國”。在中世紀，基督教的人道主義也告誡人們要選擇愛的生活，以博愛對待人生、世界和他人。博愛的前提是救世的善舉，耶酥為完成上帝救世而替人類受難就是這種救世善舉，因此，救世的核心是愛的奉獻。耶酥倡導的基督徒的道德品性中，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他強調博愛，愛上帝，愛鄰人，愛敵人，愛上帝創造的一切。據《約翰福音》記載，耶酥在受難前，曾經賜給他的信徒一條新命令，“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①

　　莫里斯等人相信，上帝的愛不是多愁善感的情感，也不是父母對兒女的溺愛，“他的愛具有一個特征，即他要求他的孩子們發展他所有的道德人格和精神的本性。”

　　②

　　這種“愛”是生活在苦難世界的人擺脫苦難的

　　唯一方法和途徑。

　　第二，對先知救世傳統的繼承。聖經中的先知（Prophet  or  Seer）是公元前8世紀中葉至前5世紀猶太民族先知運動中湧現出的預言家，也被稱為“以色列的良心”。他們身處古猶太王國分裂後兄弟鬩墻、強權入侵的悲劇歷史背景之下，在特殊的宗教、政治環境之中，以神諭的形式向世人發出肺腑之言，形成了古代猶太民族從猶太教到基督教的連續的先知傳統。他們都是面向未來的預言家，時代的先行者，作為“神的代言人又是民眾的代表，他們最為關心的恰恰是眼前的社會現實，讓他們撕心裂肺的也正是社會現實中形形色色的社會罪惡，以及罪惡引發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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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這種對罪惡的敏感和對人民負責的良知，使得先知們無不具有大無畏的精神，去揭露在自己身邊的醜惡和罪行，他們的目光深邃而極富洞察力，不僅是當時的“社會批評家”，而且是“政治改革與宗教改革的倡導者，希伯來民族的精神導師”

　　①

　　。

　　先知們對現實的關注集中顯示出先知要求實現社會公義的思想，這種思想主要表現是：要求公正，反對權貴，保護弱者，用宗教精神凈化社會、變革政治。

　　莫里斯等人在這些方面與先知們不謀而合，他們從自己所處的社會環境中不僅看到了不公正的行為，並且用他們獨特的方式表達了對資本主義“血汗工廠”的痛恨以及對窮困人、弱小者的同情。特別難能可貴的是，他們並沒有停留在對這種強與弱、富與貧進行反覆評價的層面上，而是更深入地去挖掘一些本質性的東西。

　　也就是說他們看到了整個社會充斥著的罪惡和人們的道德淪喪之間的關系，意識到要消除這種社會罪惡，必須首先凈化個人的心靈，完善個人的道德，實行道德戒律，恪守道德義務。基督教社會主義在合作運動當中推行互助與友愛精神以及創辦倫敦工人學院的行動，應該說都是這種意識的體現。

　　其次，福音運動的現實啟發。福音運動誕生於18世紀的英國，懷特斐德（GeorgeWhifefield）和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是早期的領袖。衛斯理自從1738年開始其傳道事業，其本身奮進的秘訣就是：把一些尋求上帝的人結合成為親密的小團體，不只是叫人悔改信主，而是要使歸信的人改變成為聖潔的人。

傑瑞米柯賓

　　首先，在大機器生產和現代工廠制度下，工人生產條件惡劣。在工業革命早期，工人幾乎沒有任何自己的組織，他們只是一個沒有任何共同聯系、臨時集合起來的群體，每個人都單獨和雇主簽訂勞動工資合同，因此很難爭得有利於自己的勞動條件。與原來的家庭手工作坊和農莊相比，工廠的勞動單調壓抑，工人們聚集在嘈雜喧囂的廠房中，賤價出賣勞力，工作時間長、工作環境惡劣，而且，“監工的眼睛死死地盯住你，從早6點到晚7點，連喘口氣的工夫都沒有。”

　　① “整

　　個社會生產只為追求金錢而設計，兒童、男人和女人的身心被無情的摧毀。”

　　①

　　恩格斯目睹工業革命給英國工人階級帶來的種種困苦，以“親身的觀察和親身的交往”直接研究了英國的無產階級，寫成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恩格斯在書中詳細敘述了工廠制度下英國工人階級的處境和疾苦。針對工業革命後英國工人階級的勞動條件，恩格斯說：“產業革命……把工人完全變成了簡單的機器，把他們最後剩下的一點獨立活動的自由都剝奪了，……”

　　②

　　大機器給英國工

　　人階級帶來的是勞動的強制性，這種強制勞動就“是一種最殘酷最帶侮辱性的痛苦”，而且，工人是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下從事這種單調機械的強制性勞動，這樣的工作最終使工人淪為“牲口”或是“白奴”。

　　其次，與勞動條件一起惡化的是勞工階級的生活狀況。在農村，圈地運動使大批農民失去土地，無家可歸，他們不得不到處流浪或湧向城市，變成靠出賣自己勞動力為生的產業工人。在城市，技術的不斷發展和新機器的投入使用，隨之而來的卻是工人階級的失業貧窮和生活無保障的現象。工業革命開始後，由於采用機械化生產，新興的工廠需要的主要是非技術工人，原來技術熟練的手工紡紗工和織布工被機器排擠，他們要麽掙紮在最悲慘的貧困之中，要麽降低身份去從事非技術性工作。“這些行將消滅的手工行業的工人們，是工業革命最大的犧牲品。”

　　③

　　另一方面，機械化生產使操作工藝變得非常簡單，因此，早期的工廠付給非技術工人的工資非常之低，以致一個男工很難養活妻子和兒女，而且，資本家寧願雇用女工或童工，因為他們能忍受更低的工資待遇。正如恩格斯所說的那樣，“機器一改進，工資就降低。”

　　④

　　數百萬人掙紮在饑餓的邊緣，他們時而工作，時而失業，很多人不得不淪為乞丐、盜賊和娼妓。然而，“這個一盤散沙的社會根本不關心他們”，工人們居住在城市的貧民窟，那里的房子簡陋擁擠，被煤煙熏19 世紀利茲的貧民區

　　得漆黑，常常是幾代人擠在一間屋子里。“給他們蓋的房子蓋得讓壞空氣流不出去。給他們穿的衣服是壞的、破爛的或不結實的，給他們吃的食物是壞的、摻假的和難消化的。”

　　①

　　“英國社會把工人置於這樣一種境地：他們既不能保持健康，也不能活得長久；它就這樣不停地一點一點地毀壞著工人的身體，過早地把他們送進墳墓。”

　　②

　　第三，在惡劣

　　的生產和生活條件

　　下，許多工人不得

　　不依靠某種濟貧措

　　施維持生計，然而

　　當時英國的濟貧院

　　的勞動和衛生條件

　　也一樣十分惡劣。

　　工業革命以後，貧困和失業問題日益突出，從社會形勢的需要來看，政府本應加大濟貧力度，以緩和人民的不滿情緒。可實際上，新興的工業資產階級卻崇尚“自由放任”，濟貧法反而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指責。一方面，進入議會的貴族和鄉紳們認為，窮人們處境不好是由於懶惰和不負責任所致，因而要求對濟貧作嚴格的限制，他們提出：“無論產生社會貧困的原因是什麽，都不應該使得到救濟的人的境遇超過那些依靠勞動為生的人們。”

　　③

　　另一方面，工業資產階級指責濟貧法違背

　　了經濟自由，濟貧稅的高漲加重了工商業的負擔，不利於經濟的發展。

　　1832年議會改革之後，主張“自由放任”的工商業資產階級取得了政治權力，他們開始著手改變濟貧法。1834年，執政的輝格黨政府在中等階級的壓力下，通過了新的濟貧法。新濟貧法集中體現了“自由放任”原則。它規定，一切領取救濟的人都必須進政府創建的貧民院，在貧民院的監管下從事必要的勞動，以改掉“懶惰”的惡習。

　　由於設立貧民院的原則是“鼓勵”窮人自立，因此，貧民院里的生活水平比任何一個自立謀生的人都要低，甚至還不如外面的行乞者。貧民院里故意弄得臟亂不堪，夥食極差，除了土豆外，食物里沒有什麽其他蔬菜、水果，也沒有雞蛋，發放的稀粥是可以任意稀釋的。

　　①

　　為了對貧民進行威懾，濟貧院內部的管理十分嚴格。每種類型的人被安置在不同的房間或者建築里。

　　②

　　在這里，家庭被分離，丈夫

　　與妻子、孩子與父母都被拆散，隔離是濟貧院制度的一個特征。

　　③

　　此外，濟貧院里

　　勞動量還很大，除了體弱多病者和7歲以下的兒童，濟貧院中貧民都必須幹活。這些工作常常很折磨人，有時還很危險，包括砸石頭、用手碾碎玉米、扯麻絮、碾碎骨頭以用於施肥或制造業。院內的婦女還從事家務活動，如清掃、幫廚、洗衣和編織等。為此，陰森可怖的貧民院被稱為“窮人的巴士底獄”，也有人把新濟貧法稱作是“懲罰貧窮的法律”，認為“新濟貧法中所包藏的不信不義，是和真理不相容的虛妄，是和正義不兩立的暴虐，是和上帝相敵對的魔鬼。”

　　④

　　總之，工業革命對英國民眾來說無異於是一場“災禍”。  迪士累利（BenjaminDisraeli , 1804—1881）  就曾經用“兩個民族”來形容過當時兩極分化的嚴重性⑤

　　。

　　盡管一些樂觀派認為工業革命提高了社會生產力，社會經濟的發展使工人工資增長了，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不僅第一次使“征服自然”成為可能，而且使“改善物種”成為可能。

　　①

　　然而，在大多數人的眼里，工業革命的後果是“悲慘和可怕的”。他們認為，工業革命後，雖然按人口平均的收入有了明顯的提高，可是富人的受益要遠遠大於窮人。再者，工業化不僅擾亂了人們之間的關系，而且直接導致了物質環境的惡化。詩人羅伯特·沙賽對工業化進行了批判，他為那些生活顯然沒有改善的工人們的狀況而感到憤憤不平。拿手織機織工來說，他們在19世紀初期景況還不錯，可是後來無論是工資還是就業機會都急劇惡化，他們無疑是機器的受害者，他們的消亡只不過是時間的問題。托馬斯·卡萊爾親眼目睹了工業革命給英國帶來的重重危機，整個社會道德淪喪，政治腐敗，個人主義、拜金主義和淺薄作風盛行，金錢支配一切，懶散、愚昧、偽善、荒唐更是隨處可見。

　　他說：“人類丟失了自己的靈魂，在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以後，現在人類發現了這種缺失。這種缺失真正是罪惡的淵藪，是整個社會壞疽的根本，這種缺失用可怕的死亡威脅著現代一切事物。”

　　②

　　他

　　以辛辣嘲諷的筆觸，對19世紀英國工業制度下的種種罪惡進行了猛烈抨擊，以極大的熱情呼喚人類的良知愛心和社會的公道正義。卡萊爾認為，拜物教，供求關系，競爭，自由放任主義是最低下者，這是有人鼓吹的一種最委瑣的信仰，只要個人的拜金主義與放任主義不消除，這個國家就無法存活。

　　③

　　著名歷史學家哈孟德夫婦曾說：“工業革命……並沒有能建立起一個更幸福、更合理、更富有自尊心的社會，相反，工業革命使千百萬群眾身價倍落，而迅速發展出一種一切都為利潤犧牲的城市生活方式。”

　　④

　　總之，工業革命給英國帶來的

　　社會轉型時期的陣痛是客觀存在的，它所造成的陰暗、消極現象是千萬人朝夕焦慮的問題。

　　莫里斯

　　①

　　、勒德羅、金斯萊等正是這千萬思索者中的一部分。他們對當時工廠和工場普遍存在的駭人聽聞的狀況深為震驚，認為是工業革命大規模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摧毀了人類的信仰。他們懷念人們可以在虔誠的宗教信仰的背景下成就自己品德的傳統時代，認為只有在人的靈魂盡可能地靠近耶穌的時候，人類才能到達現代文明的最佳狀態。莫里斯宣稱：“在我心目中，基督教社會主義就是上帝的法則的證明。”

　　②

　　他提出從基督教的聖經著手，效法耶穌基督的道路，以信仰改變心靈，以心靈改變處境，希望建立“人間天國”來解除人民的苦難。莫里斯等人十分關注商業經濟時代人類的公義、信仰和神聖的品質所面臨的境遇和命運。

　　他們所擔憂的也正是他們所看到的——公義的隕落、信仰的流失和神聖的衰亡。

　　莫里斯痛苦地看到，在工業社會里，人與人之間就像在進行著一場戰爭，彼此競爭敵對。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造成這種病癥的原因——以自私自利為前提的、違反愛的法則的整個資本主義工廠制度。

　　金斯萊

　　③

　　從小有機會親身感受貧民區的種種苦難，目睹工業革命帶來的種種弊端。早年所著小說《酵母》和《阿爾頓·洛克》，揭露英國小工場中殘酷的剝削制度，呼籲社會良知糾正非正義現象。下面這段話簡明而獨特地反映了他的社會金斯萊

　　觀、宗教觀和倫理觀：“一個人在遇見醜惡現象時應該立即予以抨擊，否則我決不相信他對善和美有著真誠的愛。因此，你們必須把我看成一個在上帝指引下驅逐社會弊端的人，一個對弊端窮追不舍的人——弊端不除……國難未已，我心不甘。”

　　①

　　根據科勒姆斯（Brenda Colloms）所作的傳記記載，金斯萊在創作《阿爾頓·洛克》時“心中充滿著怒火，一心想要教育世人……即把富有思想的人們的注意力吸引到工人們所遭受的種種不公正待遇上來”

　　②

　　。當然，金斯萊並非簡單地

　　想要通過自己的小說來發泄心中的憤懣，而是要引起人們對工業革命浪潮下社會不公正現象的深層次思考。當時英國的社會問題已經到了極其尖銳的地步，工業革命為少數幸運兒創造了空前的財富，可是給廣大平民帶去的卻是饑餓、貧困、疾病和死亡。

　　金斯萊受卡萊爾的影響，在小說《阿爾頓·洛

　　克》中，以衣衫諷喻歷史——人類的歷史就像不同服裝互相更替的歷史，又以衣衫暗指人類在工業化進程中所付出的精神代價，即靈魂的喪失。金斯萊也把機械化了的精神世界看成人類最可怕的危險。

　　他對貧苦工人有著深切的同情，但是他沒有匆匆投入社會政治改革，其原因是他把道德修煉和心靈的改造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因此他首先致力於開啟人的心智，培育人的心靈。“自由、平等和博愛就在這里，先在你自己心中實現它們，然後再設法使它們變為普遍的現實。自由、平等和博愛不是來自外部，不是來自憲章和共和體制，而是來自人的內心”

　　③

　　。這

　　里，金斯萊追隨他的老師莫里斯，為社會開出了一帖救世藥方——實行基督教社會主義。

　　（二）國教的式微

　　在維多利亞時代，國教會面臨一系列的危機，“在許多方面人們靈性冷漠，宗教陷於無政府狀態，傳統崩潰，世俗權力淩駕於教會事務之上等。”

　　①

　　這些狀況

　　使許多虔誠的國教徒陷入深深的擔憂。

　　首先，國教逐漸喪失了在教義和禮儀等方面的壟斷地位。

　　英國國教又稱“英格蘭聖公會”，我們通常譯作“安立甘宗”教會，屬於新教的主要教派之一。16世紀時，亨利八世因為自己的離婚案而對教皇產生不滿，進而在英國發起宗教改革。1534年，他促使國會通過《至尊法案》，規定英格蘭教會不再受制於教皇而以國王為英格蘭教會的最高元首，並將英格蘭聖公會立為國教。其後，這項改革運動又得到愛德華六世以及伊麗莎白一世的支持。17世紀，英國國會陸續通過了一系列強化國教權威的法律。《市政機關法》規定，凡在市政機關工作的人必須按照國教禮儀規定禮拜。1662年通過《統一法》，要求所有教牧人員都應當“毫無虛假地讚同並支持”《公禱書》中所規定的一切。1664年通過《秘密集會法》，禁止不使用《公禱書》的所有宗教集會，違背這一法案的人受到非常嚴酷的懲罰。

　　然而，1689年5月24日英格蘭國會通過了給予不從國教者以信仰自由的《寬容法》，這項法令雖然規定安立甘教會仍然在英格蘭保持國教的地位，但允許非聖公會信徒有自己的禮拜堂和教士，從而使清教徒的自由得到了相應的保障，此項法令敲響了預示著英國國教絕對權威衰落的暮鼓。到了19世紀，在這個被稱為英格蘭非國教運動的“自信時代”里，非國教運動在政治上和精神上都表現出了驚人的力量，先後促成了1828  年《考試和社團法案》和1829年《羅馬天主教安慰法案》的通過，從而使英格蘭推行了充分的宗教寬容政策，解除了對非聖公會教徒的權力限制。1832年以後，輝格黨也在許多政策上達成一致，倡導減少國教的排他性，主張擴大宗教少數派享有的公民權。

　　①

　　這些政策加速了國教地位的衰微，就

　　連堪稱英國國教會憲法的《39條信綱》，此時已經不再是所有教徒必須遵守的準則。

　　以上情況表明：英國國教在宗教事務尤其在教義解釋上的壟斷地位也被打破了。“於是英國國教會就成了一個虛名，它和其他教派的區別，只在於它每年有300英鎊的收入和一些微不足道的但恰好足以引起別人反對的特權罷了。”

　　②

　　其次，國教的傳統管理方式已經不能適應新教區的人口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