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社会主义概论

傑瑞米柯賓

2、聖馬太公會的發展與主要活動

　　聖馬太公會成立之初，只有 40 多名成員，是一個為確保清晨的聖餐活動有固定數量教徒出席的地區性教區組織。隨著 1878 年海德拉姆被聖公會當局開除而離開貝斯納格林，公會逐漸發展為一個全國性的社團。到 1884 年，公會將社會主義聖禮福音傳播到遠至弗克斯頓、利物浦、倫敦、普雷斯頓、北安普頓、普利茅斯、韋林堡和奧爾德姆等地，並宣傳單一土地稅思想。此時公會成員大約有 100 名，其中三分之一是聖公會牧師。1885 年 5 月，公會在牛津建立分部。19 世紀 90 年代早期公會發展到高峰，會員達到 350 到 400 名，大約四分之一的成員由牧師組成。

　　1884 年之前，公會的宗旨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1. 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消除現存的偏見，特別是世俗主義者對教會、聖禮和教義的偏見，並努力向人們證明上帝的正當性。2、促進聖禮崇拜。3.以道成肉身的神學理論指導研究社會和政治問題。針對這些宗旨，公會要求成員：第一，發揮個人或社團集體的力量宣傳第一個目標；第二，在所有重大節日舉行活動，彼此交流，並在星期日和聖徒日定期舉行聖餐禮；第三，在聖馬太節(9 月 21 日)舉行正式的聯合禮拜和會議。此外，這一時期包括薩爾森、賽姆斯、漢考克等公會成員的活動主要集中在對世俗主義的討論。如在 1883 年 9 月的公會年會上討論了自由派議員查爾斯·布拉德勞（Charles Bradlaugh）因拒絕遵循傳統照《聖經》宣誓而被逐出下議院的問題。部分公會成員反對將布拉德勞逐出下議院，反對政府對世俗主義者的法律迫害，而是希望給予無神論自由，並通過公開的辯論，在宗教立場上公平、公正地與之鬥爭。這一想法在當時教會中引起震動。

　　1883 年亨利·喬治訪問英國遊歷演說。土地問題成為英國民眾熱議的話題。海德拉姆也參與其中，並對亨利?喬治的土地改革計劃的熱情支持，公會重新定位——將土地問題納入討論範圍。1884 年公會通過了海德拉姆宣布的“牧師政治計劃”，並通過了決議：

　　當前勞動多而消費少的工人和那些勞動少而消費多的階級之間的對比，與基督教的兄弟情誼和正義的教義相違背。本次會議敦促所有教會人士應該努力“恢覆人民對土地的價值(喬治的單一稅收提案)，更好地分配勞動創造的財富”，“讓全體人民在自己的政府中發出聲音”，“廢除關於價值和尊嚴的錯誤標準”。①

　　1884 年決議成為聖馬太公會的宣言，公會開始擁有了更廣闊的鬥爭目標，觀點也愈加激進。盡管決議的內容在當時實施會面臨極大困難，但決議本身標志著海德拉姆是現代意義上英國教會中第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與 19 世紀中期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們溫和的合作運動不同，海德拉姆已經開始打算進行基本的社會變革，以維護基督正義。而聖馬太公會也成為英國第一個真正與社會主義相結合的基督教團體。

　　1884 年到 1895 年是公會成員增長最多的時期，也是公會活動最活躍的時期。1884 年，海德拉姆自己出資創辦月刊《教會改革者》(the ChurchReformer)作為公會的宣傳喉舌，由弗雷德里克·韋林德（FrederickVerinder）任編輯，但決議主要由海德拉姆決策。雜志包含了一些社會和政治評論，對戲劇和舞蹈的評論，以及對公會各項重要會議和決定的報道。1885 年代表性的活動之一是海德拉姆對選舉議員要求的清單，海德拉姆要求議員候選人支持：免費教育；城鎮空置土地率；土地稅的增加；授予市政當局對窮人的住房進行評級的權力；八小時工作法案；增加市政當局承擔工業建設的權力以緩解貧窮。這些要求具體而實在，突破了當時人們對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模糊的、理想主義的刻板印象。1886 年，公會組織了一系列關於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公開會議，公會成員參加了當年在倫敦舉行的主要街頭示威活動。1887 年發生了更多的勞工抗議活動，海德拉姆公開反對內政大臣拒絕會見聖馬太公會代表團、禁止他們在特拉法加廣場舉行會議。整個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公會發表一系列備忘錄、宣言和請願書。1888 年，在朗貝斯·潘·聖公會會議上，公會理事會提交了一份關於社會主義的備忘錄；1889 年，它向下議院請願支持宣誓法案。在這一系列文件中，公會就廣泛的議題發表了聲明：勞動節、牧師任命和任期、教區委員會法案、教育等。

　　公會建立之後加入了許多優秀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盡管公會仍然由海德拉姆個人主導，但正是新加入的成員的不同個性與觀點推動聖馬太公會在當時獲得如此高的公眾認可度。亨利·凱里·沙特爾沃思牧師（H.C.Shuttleworth）1880 年加入聖馬太公會，此前他已經在聖保羅大教堂當了四年的小司祭。沙特爾沃思無論是在公會還是在其他組織的工作中都非常受歡迎。他在禮拜音樂方面有一定的權威，並且是海德拉姆教堂和舞台協會的活躍成員。1889 年沙特爾沃思被任命為位於市中心的聖尼古拉斯科爾修道院(St.

　　Nicholas Cole Abbey)的教區長，一夜之間，科爾修道院變成了一個“有用的社會主義演講中心”和宣傳中心。沙特爾沃思把“一座 17 世紀建造的博物館”

　　變成了一座“擁擠而跳動的教堂”、一個獨特的俱樂部、一個酒吧，讓所有人平等地討論任何話題：關於偉大的自由。①同年沙特爾沃思被任命為倫敦國王學院教牧與禮儀神學的講師。借著這些職位的影響，沙特爾沃思的影響比大多數公會成員要廣泛得多。他在許多教會大會上發言，發表文件，並於 1885 年創建了公會的牛津分支，為公會做了大量的演講。與海德拉姆一樣，沙特爾沃思拒絕與非宗教或反宗教領袖為敵，支持亨利·喬治主義並於 1884 年 5 月與海德拉姆一起被選為英國土地恢覆聯盟 (ELRL)的委員。但不同的是，沙特爾沃思鼓勵約翰·特雷弗的非基督教勞工教會運動，這成為後期公會內部發生分裂的伏筆之一。莫爾（W. E. Moll）牧師於 1878 年從牛津大學畢業後即加入了公會。莫爾是一位堅定的聖禮社會主義者，他同意海德拉姆和公會其他人的觀點，即英國國教的唯一希望是建制。從 1879 年到 1898 年，莫爾在倫敦各地擔任副牧師。

　　莫爾也擔任了英國土地恢覆聯盟的委員，但他最終跳出了單一稅思想轉向更為激進的工會主義，並作為獨立工黨的中堅分子，加入了獨立工黨的國家行政委員會。盡管仍然是一名虔誠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但莫爾拒絕了教會社會主義聯盟（Church Socialist League，1906 年成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將在後文論述）主席的職位，轉而投身於勞工事務。弗雷德里克·韋林德（Frederick Verinder）是一個平信徒，是海德拉姆在貝斯納爾格林地區的一所學校教學時的學生，並由此成為海德拉姆忠實的信徒。韋林德的組織能力很強，是公會的執行書記，負責執行政策決定和宣傳活動，是公會內發言頻率僅次於海德拉姆的成員。公會關於單一稅運動的活動，都由韋林德組織。1884年，他被任命為英國土地恢覆聯盟的書記長，從而成為英國單一稅運動的實際領導者。在公會整個發展歷程中，韋林德都很受歡迎，但他幾乎沒有什麽創新。韋林德在公會中扮演的角色是改革的執行者，競選策劃人，成員思想的編輯者，同時也是海德拉姆的喉舌、辯護人和助手。

　　其他在後來的公會發展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成員包括康拉德·諾埃爾（Conrad Noel）, F. L.唐納森（F. L. Donaldson）, P.E.T. 惠靈頓（P.E.T. Widdrington）, G. A.韋斯特（G. A. West）, C.L.馬森(C. L.

　　Marson), N.E.埃格頓·斯萬(N. E. Egerton Swann),以及珀西·迪爾默（Percy Dearmer）。1906 年後，除了迪爾默之外，其余成員陸續都成為教會社會主義聯盟的活躍成員。

　　3、聖馬太公會的衰落與解散

　　1895 年，公會的會員人數上升到頂峰，但在其最輝煌的時期，公會因內部意見分歧而分裂；而主席海德拉姆無法調和他與公會內部其他人的觀點，拒絕達成與大多數成員的共識，只是把公會作為自己思想的代理人。最終，公會趨於解散。

　　關於世俗教育與獨立工黨兩個問題的爭論是公會內部最大的分歧。與大多數聖公會社會主義者不同，海德拉姆支持建立世俗教育體系，要求英國國教會廢除它的宗教學校。在沒有充分探討其他成員的觀點之前，海德拉姆把自己的立場強加給公會，以公會的名義發表支持董事會學校的演講，並在公會官方刊物《教會改革者》上發表文章。沙特爾沃思、薩爾森、賽姆斯、埃斯克里特和希爾等人對此堅決反對。針對這一問題，1891 年 9 月在錫安學院舉行了公會成立 14 年來規模最大、討論最活躍的一次年會。會上最終以 26 票對 9 票通過了海德拉姆的宣言。海德拉姆及其支持者漢考克等人認為，英國國教過於狹隘；他們希望擺脫“教皇的學校”和他們所認為的教皇的陰謀，民族教育體系不應該存在分裂，應該教授共同的民族歷史。沙特爾沃思反對這次幾乎只有倫敦會員參加的投票，並對此發表了一份正式聲明，聲明由公會近一半的牧師和四分之一的平信徒成員簽署。1891 年年會上公會經歷了第一次較大的分裂危機。

　　1893 年，由於海德拉姆對工人階級政黨的排斥，公會發生了第二次大的分裂。

　　在一篇題為《脆弱的費邊主義者》（Feeble Fabians）的文章中，海德拉姆反對費邊社的一名成員要求 50 名獨立工黨成員進入議會。海德拉姆指出，“獨立工黨主張在議會中引進工人的主張是荒謬的。”①《教會改革者》對獨立工黨的抨擊一直持續到 1895 年。海德拉姆認為，獨立工黨內部的一些選舉原則實際上是在反對自由主義。“工黨”的名稱同樣不適宜，因為這個國家的大多數人都是工人，有著非常不同的和分裂的利益；而自由黨貢獻卓越(教區委員會、更公正的稅收、工廠法案、威爾士教會改革、愛爾蘭地方自治的嘗試……)。然而，公會中以迪爾默為代表的其他一批人對此完全反對並嚴厲斥責自由黨，認為自由黨總是從資產階級的角度對待工人，在退休金計劃上無所作為，辱罵、攻擊教會，並偏向不信國教派。海德拉姆不僅無視公會內部的此種分裂，而且對異見進行反擊。1906 年後，許多成員轉而加入了在英國北部創建的教會社會主義聯盟。

　　海德拉姆對王爾德的保釋進一步導致了公會發展的危機。對王爾德的援助是海德拉姆生命中堂吉訶德式的時刻。在與妻子離婚後，他把自己房子的一個房間借給一位窮困潦倒的芭蕾舞女演員住，另一個房間借給她哥哥。如基爾哈迪(Keir Hardie)所說，“公會的主要成員把他的注意力平均分配在社會主義和芭蕾舞上。”②正是通過這些藝術家朋友，海德拉姆接觸到了奧斯卡·王爾德的案件。1895 年 4 月，王爾德因同性行為指控被捕，一個月後以 5000 法郎的高額保釋金獲釋。海德拉姆付了一半保釋金，並在王爾德獲釋期間每天護送他穿過起哄的人群。海德蘭姆對王爾德的幫助，就像他早先為查爾斯·布拉德勞斯的辯護一樣，只是作為一名堅定的自由主義者與藝術愛好者，反對大部分媒體、出版商的行為：在他的審判還沒結束之前，就對他抱有偏見並進行攻擊。

　　當海德拉姆決定幫助王爾德時，他深知聖馬太會公和自己畢生的事業都會受到嚴重影響。在他尚未完成的自傳中他寫道，“我的這種行為會讓很多人損害我的聲譽，也會讓我曾經最好的朋友難過。”①確實如此。最明顯的表現為公會中 12人辭職，沙特爾沃思也辭去了牛津分部的主席職位。而影響最大的是馬森以此事為導火線，對海德拉姆及其控制下的公會進行一系列批判，進而導致了公會第三次大的分裂。

　　1895 年 4 月，馬森在《教會改革者》上發表文章，對“聖馬太公會的病態”進行了全面的分析：1883 年，雖然公會的規模只有現在的三分之一，但工作比現在豐富得多——講座、會議和宣傳的日程都被排的很滿。1885 年，聖馬太公會甚至在澳大利亞建立了分會。而現在公會運作既低效又紕漏頻出。這與公會理事會大有聯系。首先，理事會中有很大一部分“裝飾性”成員很少出席會議，應該被除名。其次，理事會不支持分支機構的發展，主要活動為倫敦總部主導，地方分支成員在公會中沒有發言權。再次，理事會怠惰而低效，不再舉行公開示威遊行，一些周期性活動被取消，所有事項無非是關於倫敦學校委員會與芭蕾舞團的討論。另外，理事會的選舉流程過於死板，規則覆雜且地方分會提名困難，導致理事會任命方式寡頭。馬森的言論不無公正，他認為公會正在被海德拉姆的管理不善而扼殺。此外，馬森也批判了海德拉姆個人對獨立工黨的敵意和對自由黨的過分偏袒。海德拉姆忠誠的擁護者弗雷德里克·維林達反駁了馬森的以上指控，但沒有太大說服力。1895 年 9 月在錫安學院舉行了公會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年會，來自各個國家的分會成員出席了會議。會上馬森職責海德拉姆的個人偏好與行為影響了公會發展，煽動推翻海德拉姆在公會內的領導，認為聖馬太公會應該獨立於海德拉姆的私人活動：“公會的成員不是‘海德拉姆們（Headlamites）’，而是基督教社會主義者。”②布里斯托爾分部全體及其他成員支持馬森，但大多數成員仍然忠於海德拉姆，並把他重新選為公會主席。1895 年年會的投票結果是斯圖爾特·海德拉姆個人的勝利，但對聖馬太公會來說卻是最終的失敗，因為這意味著海德拉姆寧願放棄公會，無視公會現有的問題與內部分歧，也不願改變自己的想法與對公會一貫的強勢領導。

　　公會官方刊物《教會改革者》的停刊也表明並促進了公會的衰退。雜志中許多文章對獨立工黨的譴責遭致了外界一片批評；此外，長期以來，由於其價格昂貴，雜志始終無法吸引工人階級的讀者群。1895 年 12 月，雜志以財政問題為理由發布了告別號。

　　20 世紀初公會始終沒有得到發展。海德拉姆全身心投入到教育工作中，沙特爾沃斯（1900 年）、薩森（1902 年）、漢考克（1903 年）去世，莫爾、康拉德?諾埃爾、馬森、斯萬等其他後加入的成員相繼離開公會加入了教會社會主義聯盟或基督教社會聯合會。1909 年，海德拉姆解散了聖馬太公會。

　　二、基督教社會聯合會（1889——1919）

　　1、基督教社會聯合會的建立

　　基督教社會聯合會於 1889 年在牛津成立。聯合會的前身是一個由一群在牛津大學擔任教職的聖公會牧師定期聚會而組成的團體“聖黨”（Holy Party）。

　　1875 年開始，他們每年夏天前往一個鄉村教區一個月，接管該教區的工作(當在任者休假時)，利用閑暇時間閱讀和討論宗教與社會問題，以在理性(現代科學和高等批判)和啟示(現代基督教信仰)之間尋求平衡。“聖黨”早期比較重要的成員有查爾斯·戈爾（Charles Gore）、亨利·斯科特·霍蘭德（HenryScott Holland）和約翰·理查德森·伊林沃斯（John RichardsonIlingworth），後期又有弗朗西斯·佩吉特（Francis Paget）、奧布里·摩爾（Aubrey Moore）、羅伯特瓦·奧特利（Robert.W.Ottley）、沃爾特·洛克（Walter Lock）和亞瑟·利特爾頓（Arthur Lyttleton）等成員加入。1888年，“聖黨”出版了一部題為《盧克希·沐恩迪:關於化身宗教的一系列研究》

　　（Lux Mundi：A series of studies in the religion of the Incarnation）的論文集，在當時引起轟動，不到一年就出版十次。這本著作試圖用道成肉身理論“使基督教信仰與現代科學、知識和道德問題相結合，以重新解釋基督教教義與現代政治和倫理問題。”①。著作一共包括 12 篇論文，內容涵蓋了現代科學和批判性研究提出的大部分神學問題，著作中的觀點是基督教社會主義聯合會的主要神學指導思想。

　　“聖黨”成員沒有局限於神學討論，而是越來越多地參與社會事務。1879年威爾弗里德·里士滿（Wilfred Richmond）和霍蘭德在牛津大學成立小團體“PESEK”(代表“政治、經濟、社會主義、道德和基督教”)以討論社會問題，聯合會的許多成員都來自“PESEK”討論小組。1888 年的蘭貝斯泛聖公會會議上，霍蘭德提出了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同時，他聯合聖馬太公會的一些成員促使會議發布了 145 名聖公會主教簽署的通諭，譴責“世界商品分配的極度不平等，巨大的財富積累和極度的貧困並存”並建議“基督教會有義務，遵循主的教導，謀求窮人的物質和道德福利”。教皇通諭甚至更加尖銳地指出，神職人員應該布道，以表明“社會主義的善與真有多少是可以在基督的戒律中找到”。

　　這次會議更加促進了教會成員對社會主義的討論。

　　里士滿的著作對聯合會的建立有更直接的影響。《基督教經濟學》包含 16篇布道，“強調經濟行為是一種責任”。在書中里士滿試圖創立“一種政治經濟，它應該是道德的一個分支”。正義是“交換的法則”，愛是“分配的法則”。誠然，經濟生活是一個競爭與合作並存的體系，但依據“神聖法則”，競爭至少從屬於合作。1889 年大齋節，里士滿在錫安學院做了四次關於“經濟道德”的講座。這些講座引起了廣泛的關注。雖然里士滿沒有明確表示自己支持完全的集體化——生產、分配和交換手段的國有化——但他的演講確實帶有社會主義傾向。講座的講稿於 1890 年作為里士滿的第二本書出版，該書的序言由霍蘭德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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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國教會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成為 19 世紀末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先鋒與主力。1887 年，國教會牧師海德拉姆建立了第一個社團——聖馬太公會，與其他兩個國教會社團——基督教社會聯合會與教會社會主義聯盟一起，在 19 世紀末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運動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第三節 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的覆興

　　19 世紀中期，英國基本完成工業革命。工業文明給英國帶來發展與進步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社會問題。最引起國教會牧師關注的是工人生產生活環境惡劣與商業領域競爭思想泛濫。1848 年 4 月 10 日，莫里斯(FrederickDenison Maurice)、金斯萊(Kingsley Charles)和勒德羅 (John MalcolmLudlow)三位牧師在莫里斯家中聚會，商討應對現有社會問題的策略。13 日三人發表了《告英國工人書》，掀開了 1848——1854 年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的序幕。運動在 1848——1850 年處於初期探索階段。運動者們在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基督教社會主義”名稱，先後出版了《民享政治》（Politics for thePeople）、《基督教社會主義》(Christian Socialist)兩份刊物及其他小冊子宣傳思想，並確定了合作運動的路線。同時，更多的來自中、上層社會的理想主義青年進入了勒德羅的“兄弟團”（Band of Brothers），參加每周在莫里斯家舉行的《聖經》研讀會，以此為紐帶組織集體行動。除了思想文化活動（形式包括出版期刊、小冊子、文學作品、組織工人夜校和現場布道）以外，基督教社會主義者還與部分晚期憲章派和歐文派合作，支持新工會運動，推動一些社會福利改革。1850 年以後，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開始大發展。運動者們設立了工人協會促進會與中央合作社兩個領導性機構，建立了合作商店與十多個生產協會（其中有些協會後來具有了消費合作性質）。盡管這些協會先後面臨破產，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的合作運動趨向失敗，但這一時期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在促進合作立法、喚醒工人合作意識、改善工人生產生活環境等方面產生了一定影響。運動後期，主要領導者之間出現觀點分歧。休斯(Thomas Hughes)、尼爾(Edward Vansittart Neale)主張把活動重點放在合作活動上，莫里斯則不斷提醒要保持運動的基督教理論基礎。1852 年 1 月，休斯負責編輯的《聯合雜志》（The Journal of Association）取代了運動官方季刊《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聯合雜志》把自己完全獻身於合作事業，屏蔽所有其他政治性文章。

　　1854 年，運動精神領袖莫里斯開始把全部精力投入建設倫敦工人學院（Working Men's College），他與尼爾等人的路線分歧也越發難以調和，19 世紀中期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宣告結束。

　　1848——1854 年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者們致力於減輕貧困與解決社會不公問題，關注下層工人階級疾苦，以莫里斯的神學理論為指導，活動重點圍繞著合作運動，開創了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及其活動的歷史。

　　50 年代後期至 70 年代，英國教會內部專注於諸如聖禮的意義、與其他基督教教派的關系、聖經批評、來世懲罰的性質等神學問題，而很少關注社會問題。1854 年至 1877 年間，英國沒有出現任何有組織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團體。

　　當然，這也與 50 年代後期開始英國社會主義的沈寂有關——從 19 世紀 50 年代後期憲章運動結束到 80 年代初期，英國一直沒有出現社會主義運動。

　　伴隨著經濟大蕭條，70 年代和 80 年代整個社會發生急劇變化，社會的許多基本原則都受到質疑。這時，一系列社會問題——擴大民主問題、愛爾蘭問題、帝國主義問題、土地問題越來越突出。圍繞這些問題開展的廣泛活動中，民主激進主義運動不斷發展，最終在亨利·喬治土地稅思想的催化下，社會主義在英國覆興。社會主義思潮的覆興給 19 世紀末的基督徒們帶來了思想沖擊。

　　部分教徒看到了社會主義思想與一些基督教觀念的相似之處。

　　最典型的是基督教兄弟情誼觀念。基督教的兄弟情誼觀念來源於上帝的父愛觀。據馬太福音所記載，“只有一位是你們的主，就是基督。你們都是弟兄。

　　也不要稱呼地上的人為父。因為你們只有一位父，就是在天上的父。”①據此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得出結論，所有的人都是父的孩子，都是平等的兄弟姐妹，都應擁有兄弟情誼。“為此，我向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屈膝。天上地下的全部，都是從他而來。”①海德拉姆提到聖保羅在以弗所書中的話並寫道，“聖保羅在這里專注於上帝的普世父權”。正如教會社會主義聯盟主席蘭斯伯里所說，這種觀念是上帝的父愛和隨之引申出來的全人類兄弟情誼。這些教徒認為，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思想完全符合兄弟情誼概念。基督教社會聯合會創始人之一斯科特·霍蘭德在一本小冊子（Our Neighbours：A Handbook for the C.S.U）中寫道，社會主義“講述了上帝的父愛，帶來了和平與善意：人類的普遍兄弟情誼”②。

　　基於對兄弟情誼觀念的信仰，面對英國社會主義覆興的思潮，教徒們開始重新思考如何處理基督教與社會主義的關系。他們得出結論：社會主義是基督教在世俗社會實現兄弟情誼的手段，基督教是社會主義的基礎。正如自由教會社會主義聯盟成員 J. E.拉滕伯里(J. E. Rattenbury)在“對社會主義的宏偉辯護”中所述：“社會主義需要基督教，而基督教可以利用社會主義。”③ 一方面，不接受或不支持社會主義的基督教無法得到發展。教會社會主義聯盟成員保羅·伯蒂·布爾指出，要進行教會內部的改革，解決國家問題，社會主義是唯一的辦法：社會主義直接來源於道成肉身、聖三位一體、受難、覆活和升天、上帝的祈禱、聖禮、教會的教義問答和上帝的內在存在。通過生產、分配和交換資料的共有權，普遍的合作；以自我犧牲的基督教義為基礎，改變現有的被貪欲之神控制的社會體系。另一方面，反對基督教的社會主義是沒有精神基礎的。斯科特·霍蘭德在小冊子《我們呼籲的理由》（the Ground of ourAppeal，1890）中寫道，社會問題的最終解決辦法只能在“基督的為人和生命”中找到。④海德拉姆進一步解釋，基督是社會主義的基礎：“所有那些我們現在用團結、兄弟情誼、合作、社會主義等術語模糊表述的思想，似乎都在耶穌基督的教導中得到了生動的體現。” 社會主義貴格會社團成員瑟琳·帕克(Katherine Parker)引用了早期教會的共產主義，並將其與更近期的不平等統計數據進行了對比。她說，耶穌開啟了“宗教民主化，這是歷史上第一次不再是階級分化的特權”。盡管社會主義強調政治和經濟問題，但它的起源“本質上是精神上的”，只有在物質生活中贏得了正義，“整個人類的精神升華”才會開始。①

　　這樣，基督教社會主義的覆興呼之欲出。針對教會內部的發展困境與日益突出的社會問題，一方面出於維護教會地位，轉變社會信仰危機的需要；另一方面出於基督教社會良心對突出的失業與貧困問題的思考，越來越多的教士迫切地希望介入世俗社會，借助社會主義思想提出基督教式的解決方案。1877年，國教會牧師海德拉姆建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聖馬太公會，開啟了 19 世紀末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的覆興，一系列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相繼建立。

　　19 世紀末興起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與 1848——1854 年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者目標基本一致，都立足於基督教傳統，旨在借助社會主義的方法，通過改良，建立相親相愛、團結協作的理想社會。相比之下，19 世紀末興起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活動更加廣泛，幾乎涵蓋了當時所有的社會主義運動。社團的領導教派也發生了變化，不似 19 世紀中期運動由國教會牧師領導，19 世紀末建立了一些無教派與不從國教派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類型更加豐富。但19 世紀末的社團組織普遍沒有 19 世紀中期運動的組織嚴密。19 世紀中期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以莫里斯、勒得羅、金斯萊、尼爾、休斯組成的領導集體為中心，以工人協會促進會與中央合作社為領導機構，以周刊《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為宣傳基地，開展各項活動。盡管 19 世紀末的社團一般也有管理機構、官方刊物，並舉辦社團年會，但社團活動大部分由幾個領袖人物參與世俗的社會主義運動體現。這些活動分散而獨立，除教會社會主義聯盟外，其他社團的普通成員很少集體參與社團組織的活動，更多的是代表社團通過發表文章、小冊子，集會，發表演講等方式宣傳社團主張。

　　總之，英國 1848——1854 年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為 19 世紀末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奠定了合作精神的基調，其神學思想也為國教會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繼承，是為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先聲。在此基礎上，19 世紀末，面對新的時代問題，在社會主義重新興起的潮流下，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以社團的方式覆興。

　　第二章  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興起及發展

　　在 19 世紀中後期經濟危機、信仰危機的影響下，再加上教會本身面臨的困境，一批激進的教會牧師已經開始借鑒世俗的社會理論參與解決社會問題。

　　1877 年，海德拉姆聯合其他牧師建立了第一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由國教會牧師領導的聖馬太公會。此後，在 19 世紀最後 30 年中，由各個教派牧師領導的一批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陸續建立起來。本章按照社團成員所屬的教派，分國教會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成員主要為國教會教徒），其他新教派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或者說“不信國教派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成員為不信國教的其他新教派教徒），無教派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這類社團的成員沒有教派區分，）三大類，重點介紹 8 個主要社團的發展歷程及其活動。

　　第一節 國教會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

　　一、聖馬太公會（1877——1909）

　　1、海德拉姆與聖馬太公會的建立

　　英國 19 世紀 70 年代最早出現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團體是聖馬太公會。聖馬太公會創立最初是為了激發人們對聖禮的興趣，其創始人是斯圖爾特·海德拉姆。

　　海德拉姆於 1847 年出生於利物浦一個富裕的福音派家庭。1860 年至 1865年就讀於伊頓公學期間使海德拉姆獲得了思想的解放。他將伊頓公學視為社會平等的家園，並認為自己對世俗教育觀念的看法起源於此。隨後海德拉姆就讀於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在那里他受到導師威廉·約翰遜的影響，開始接觸莫里斯帶有強烈改革主義和聖禮性質的神學。他相信聖餐促進團結，洗禮促進兄弟情誼和平等。在莫里斯看來，基督教不僅是社會主義的基礎，甚至某種程度上兩者概念相同；對海德拉姆來說，基督教是一個完全民主的宗教。他在一次布道中說，“我想請你們記住，基督教會本質上是民主的；它的創始人基督，一個木匠，在社會和宗教問題上是一個激進的改革者——我們作為教會中的一員，應該相信，激進的改革為人類所需要，為神所認可。”①海德拉姆於 1872 年被任命為德魯里巷（Drury Lane）聖約翰教堂的副牧師。在那里，他對周圍貧窮的居民進行教區訪問。在訪問中，他沒有把布道範圍限制在英國國教教徒，而且以莫里斯主義的布道宣講永生。布道內容打破了維多利亞時代一些教區居民的傳統觀念，他們仍然相信或希望部分人會進天堂，部分人會下地獄。海德拉姆在德魯里巷成立了教會和舞台行會(Church andStage Guild, 1879 年 5 月)，開始對大眾戲劇，尤其是芭蕾舞劇進行辯護，保護歌舞團女孩的權利，對中產階級的偽善和勢利發出挑戰。由於這段時間里他不斷地與主教爭論，加之關於“劇院和音樂廳”的大膽演講，信仰與教會當局沖突，一向支持他的聖約翰教區牧師要求他辭職。1873 年，海德拉姆搬到貝斯納爾格林，擔任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塞普蒂默斯·漢薩德（Septimus Hansard）的副牧師。從漢薩德那里，海德拉姆學會將廣教會神學與社會意識相結合，以及努力與工會成員建立良好關系的重要性。

　　在貝斯納格林，海德拉姆的社會意識形成並確立；也是在這里，海德拉姆結識了許多其他年輕的牧師，成為聖馬太公會的組織基礎。影響最大的是喬治·薩爾森（George Sarson）、約翰·艾略特森·賽姆斯（John ElliotsonSymes）和托馬斯·漢考克（Thomas Hancock）。喬治?薩爾森 1873 年從劍橋大學畢業，是一位莫里斯主義者，也是一位教會改革家，主張教區居民選舉牧師。薩爾森是“一個不屬於任何教派的忠誠的牧師。他看到了所有教派的善惡，但在需要的時候是一個好朋友，同時也是一位坦率的批評家”②。薩爾森的姐夫、經濟學家約翰·埃利奧特·森·賽姆斯(Rev. John Elliot son Symes)和海德拉姆、薩爾森一樣畢業於劍橋大學。賽姆斯的思想相對溫和。在神學上，賽姆斯是廣教會派，他更關心合理地發展出一種可接受的聖公會信仰，而不是儀式主義或聖禮主義。在經濟上，賽姆斯反對資本中的私有財產原則，但只反對土地壟斷，是一名亨利·喬治主義者。托馬斯·漢考克（ThomasHancock）是一位堅定的高教會派教士，反對重建教會。漢考克認為，講壇是社會救贖的唯一希望，因為“新聞自由”被資本的力量所控制，因此宣傳社會主義成為牧師的職責。漢考克是一位多產的神學家，僅為聖馬太公會的官方期刊《教會改革家》就寫了 70 多篇文章。海德拉姆和這些牧師組建了初級神職人員協會(Junior Clergy Society，成立於 1873 年 12 月)，經常在聖馬丁教堂集會，交流神學思想與對社會問題的想法。

　　與此同時，海德拉姆在貝斯納格林從事社會和宗教工作——開設閱讀課、戲劇和文學欣賞小組，鼓勵貧民窟的孩子進行有益健康的活動，尤其是遊泳，向工人群眾演講。為了鼓勵貝斯納格林教區教徒定期參加聖餐，1877 年海德拉姆聯合上述年輕的副牧師們在貝斯納格林成立聖馬太公會。

傑瑞米柯賓

　總之，當時英國失業率高、失業範圍廣、失業人數多且影響大。

　　1870-1914 年的英國在面臨嚴重的失業問題的同時，還面臨著同樣嚴峻的貧困問題。這一時期幾次貧困問題調查反映了貧困的程度和範圍。查理斯·布斯於 1889-1903 年期間調查倫敦東區貧困問題並發表了長達 13 卷的著名調查報告《倫敦人的生活和勞動》。在這一調查中，布斯以每周 18-21 先令作為一對夫婦三個子女之家的貧困標準，將倫敦東區的人口分為八類並進行數據統計。最終得出的結果是，倫敦東區大約 30.7%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狀態。布斯在調查報告中這樣記述，“他們的生活是一種奴隸般的生活。極端的貧困，食物極其粗糙，沒有任何穩定的職業，也難以創造任何財富。作為個人，他們無法改變這種現實”①。一石激起千重浪，布斯的報告使許多關於地區貧困問題的社會調查相繼出現。如 1899 年希伯姆·朗特里(B. Seebohm Rowntree)的約克城貧困調查，他以類似於布斯的調查標準展開，最後調查結果與布斯的調查結果大致相同。20 世紀初，按照朗里特制定的貧困標準，鮑利與其助手對沃靈頓、雷丁、北安普頓、博爾敦和斯坦利等五個城市進行了貧困問題調查。以此為據，鮑利得出結論：這五個城市中處於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比例為 32%左右，工人階級人口中的 16%生活在根本貧困狀態。②

　　希伯姆·朗特里曾對約克城貧困人口的生活狀態進行了如下的描述：“這種貧困的狀態意味著僅能維持生存。意味著一個家庭完全不可能花錢乘車，不可能買報紙或聽音樂會，不可能給在外的孩子寫信，不可能對教堂施以捐助，不可能給鄰居提供任何金錢方面的救助，不能存錢，不能參加友誼會、俱樂部和工會，不可能給孩子買玩具，父親不能喝酒抽煙，母親不能給自己的孩子買衣服。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什麽都不能買，所買的必需品也一定是最普通最便宜的。如果一個孩子生病，只能請教區醫生，就算死了，也只能由教區來掩埋。

　　家中的主要掙錢者一天也不能沒有工作。如果上述任何一項發生變化，額外的支出只能通過限制食品支出來補償，換句話說，通過犧牲全家人的健康來補償。”③

　　貧困問題與失業問題引起了部分有良知的教會牧師對窮人的同情與對現有的過度強調競爭、追逐利益的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譴責。教會社會主義聯盟創始人之一保羅·布爾(Paul Bull，1864-1942)牧師斷言，我們現在的社會制度是在可怕地浪費生命。在利茲，在一個可憐的小房間里，一位年邁的母親和一個年長的女兒每天工作 14 個小時，每小時的工資是……存下足夠的錢來埋葬第一個死去的人！這就是虛假的政治經濟給我們帶來的後果！貪欲之神已經形成了一套經濟學體系，它把金錢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把利潤看得比情誼更重要。

　　聖馬太公會創始人斯圖爾特·達克沃斯·海德拉姆（Stewart DuckworthHeadlam）寫道，教會的紀律應該針對教會中真正的混亂；這些混亂是社會的和工業的，而不是教會儀式。不管我在空中畫十字，還是在聖壇上親吻，與倫敦教區和坎特伯雷省的許多孩子沒有幹凈的床睡覺相比，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如此多的人失業，如此多的人工作過度，如此多的人薪水過低。①在對貧困問題與失業問題的關注中，許多類似於保羅·布爾、海德拉姆這樣激進的教會牧師開始“重新考慮那些具有如此災難性和可怕後果的經濟原則和方法”②，探索拯救貧苦民眾的治世良策。

　　二、社會轉型導致的信仰危機

　　從 19 世紀 20 年代後期到 40 年代，工業革命的影響已經從經濟領域深入到了思想文化領域，整個社會的各個組成因素都在不斷變革。雖然宗教仍然在人們的頭腦中占主要位置，但是一種潛在的信仰危機卻讓越來越多的教會人士感到擔憂。

　　此時英國社會在政治、經濟、宗教文化方面都表現出了明顯的現代化趨勢，諸如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信仰多元化等都一一顯現出來。思想觀念的激烈變革使得整個社會充滿了困惑、茫然和焦慮，一種“不安和似是而非的氣氛困擾著當時許多出色的年輕人，數百年來被確信為真理的內容卻重新成為討論的話題。”③人們的傳統思想受到了工業革命帶來的各種自由主義、理性主義的沖擊。現實物質利益成為人們追逐的目標，精神信仰的虔誠追求已然被拋棄。這種浮躁的思想給英國宗教帶來了巨大的危機。“我們生活在一個新奇的時代”，約翰·亨利·紐曼在 1829 年 3 月寫給他母親的信中說,“人類從古至今一直是依賴別人的，特別是依靠教士來得到信仰真理；而現在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判斷。”①

　　19 世紀的信仰危機不僅表現在世俗思想對傳統宗教思想的沖擊，也表現在經濟快速發展下道德水準和社會風氣的墮落。盡管追逐財富的商業精神歷來有之，但進入 19 世紀後，這種追逐金錢物欲的毒素漫布整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道德缺失，對金錢的貪欲與濫用成為普遍現象，市儈價值觀成為社會的主導精神。這種風氣受到了激進的教會人士的詬病和指責。基督教社會聯合會神學思想的指導著作《盧克希·沐恩迪:關於化身宗教的一系列研究》（Lux Mundi：Aseries of studies in the religion of the Incarnation）中指出，“財富的累積本身根本不是一件好事。貧窮和富有都不能使人變得更好。財產是次要的——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著作中認為，“人間天國（Kingdom ofHeaven）的兩大聖禮是平等和博愛。在那個王國里，沒有關於如何對待墮落的大眾，以及各種各樣的躲避和誘惑（指貪欲之神瑪門）之類的無休止的討論。”②

　　上教堂的人數占總人口數比例的降低也反映了 19 世紀宗教信仰的危機。這一現象從 18 世紀晚期開始，盡管在 19 世紀 30 年代以後有過短暫的宗教覆興運動，但 19 世紀中期開始上教堂的人數所占比仍然在降低。以倫敦的蘭貝斯地區為例，去教堂做禮拜的人數變化明顯。上教堂的人數占該地區總人數的比例從1851 年的 17.2%下降到 1886—1888 年的 11.7%，1902 年下降到 8.7%。據霍勒斯·曼估計，伯明翰、利物浦、曼徹斯特、設菲爾德和紐卡斯爾等城市不到1/10 的人上教堂。工人階級的變化更為明顯。1851 年的調查顯示，倫敦東部和南部的教堂出席率全國最低，在工人階級聚集的區域，不到 1/5 的人上教堂。③對虔誠的基督教徒而言，教堂是神聖的地方，也是做禮拜的重要場所。教堂的低出席率無疑反映了 19 世紀中期以後民眾宗教熱情的衰退，宗教信仰危機已經十分普遍。以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吉米·阿德雷（Jimmy Adderley）在《基督與社會改革》中呼籲的“把工人們爭取到基督教中而使基督教成為一種社會宗教”為代表，這一時期部分教士希望尋求變革，以吸引更多的民眾，尤其是工人階級重回教堂。

　　總之，19 世紀後期的信仰危機使激進的牧師無論是出於重塑以基督教精神為主導的文化；還是出於爭取更多的群眾，特別是工人階級進入教會，都開始重新思考基督教與社會變革之間的關系，期望找到平衡兩者的方法。

　　第二節 19 世紀末英國教會的內部因素

　　一、基督教社會良心的覆興

　　基督教的良心觀受希臘—羅馬文化，特別是斯多亞學派的影響。斯多亞學派認為“良心”（conscience）是一種“內在的聲音”、“內在的法官”；傾聽“良心”，遵循良心的抉擇，是正當的道德態度。①“良心”一詞在《新約》中主要出現於《使徒行傳》和使徒的書信，特別是保羅書信。保羅一方面用“良心”表達內在的、本然的惻隱之心和是非之心，另一方面用“良心”表達受到聖靈感動、在基督里說的真話或做的見證。因此，基督教的“良心”是在斯多亞派“良心”概念的基礎上增加了信仰的因素，認為良心來源於上帝，是上帝賜予人的“禮物”，是神人相通的紐結點。人的良心會變得軟弱，會受到玷污，因此必須依靠耶穌基督的救恩，才得以凈化而變得堅強起來。保羅寫道：“何況基督借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神，他的血豈不更能洗凈你們的良心，除去你們的死行，使你們事奉那永生神嗎?”（和合本《希伯來書》9：

　　14)。基督教的社會良心正是由基督教“良心”概念發展而來，是為“在特定環境下判斷道德善與道德惡的能力”②，把個人良心置於整個社會體系中。19 世紀末這種基督教社會良心主要體現在社會主義覆興與社會變革的浪潮下教會對待窮人的態度與觀點的變化。

　　19 世紀上半葉，在福音派“贖罪神學”的影響下，基督徒的“良心”是能夠在這個世界上遠離罪惡，忍受苦難，以便在下一個世界獲得永恒的幸福。在福音派的思想中，苦難的源頭在於受苦的人自身，所以一個基督徒的良心不會因別人的不幸而受到觸動。因此，救贖的唯一途徑是個人的皈依，這導致了道德領域的“自助”。在這種思想體系中，很少鼓勵社會良心——承認對同胞的責任。盡管直接對同胞施加痛苦確實是有罪的，但要求工人不健康地長時間工作不一定被認為是違反基督教的行為(尤其是工廠的發展對國家有利的情況下)。

　　因此，福音派教徒從不考慮自己作為基督徒在一個可能存在剝削的社會和經濟體系中的社會角色。他們認為上帝只是在懲罰一類罪人。作為個體的基督徒，他們既不覺得對窮人的苦難負有責任，也不呼籲幫助減輕那種苦難。

　　隨著貧困、失業問題日益嚴重，原先在福音派思想影響下的由自助、互助構成的濟貧體系已經無法適應貧富分化越來越大、階級對立日趨顯著的新形勢。同時，工人階級對教堂的疏遠也引起了教會對下層窮人社會福利的關注。

　　牧師們開始認為，神學個人主義已經過時。正如自由教會社會主義聯盟成員菲利普·斯諾登（Philip Snowden）所說，“個人救贖和社會救贖就像兩棵棕櫚樹，只有並排生長，才能結出果實。”①80 年代開始，大批教會人士開始關注貧民窟問題，其中較激進的部分教士甚至呼籲社會改革。1893 年，《英國周刊》寫道：“出於對主的服從，所有的教會都在認真考慮他們與窮人的關系。”② 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休·普萊斯·休斯(Hugh Price Hughes)出版了《社會基督教》(Social Christian)，宣稱“不負責任的財富”應該被改變，敦促基督徒們參與社會改革。基督教社會主義聯盟成員威廉·布思（WilliamBooth）的《英國的黑暗與出路》（In Darkest England and the Way Out，1890)闡述了他社會主義方式的救贖計劃。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改變也可以歸因於 80 年代睦鄰運動（settlementmovement）的影響。1884 年，以巴涅特為首的睦鄰者組建了世界上第一個睦鄰居所——湯因比館，以此為基地大規模的睦鄰活動興起。湯因比館以文化教育活動為主，開展社會問題調查，推進社會改革。睦鄰者期望通過私人途徑來實現不同階級之間的聯系與互動，弱化並減輕階級的對立，進而解決社會問題，最終消與社會危機。不論湯因比館是否有效地在城市中傳播福音或改善那里的生活條件，它對當時年輕的神職人員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實踐經驗積累上確實產生巨大影響。許多教徒和大學紛紛效仿，在大城市的貧民窟中建立居民點。

　　1885 年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安得利（J. G.Adderley）神父負責管理牛津大廈（Oxford House），基督教社會主義聯盟成員珀西·奧爾登曼組織建立曼斯菲爾德莊園（Mansfield House）；斯特德牧師（Rev. F. H. Stead）接管了位於沃爾沃思的羅伯特·布朗寧社區（Robert Browning Settlement），該社區後來成為工會和勞工的總部。在睦鄰運動的影響下，許多神職人員走出教堂，在實際生活中接觸工人階級，脫離了福音派的贖罪觀念，重新發現了基督教社會良心。他們開始認為，把民眾帶進教堂是必要的，不是因為群眾需要個人救贖，而是因為教會——和社會——需要救贖。①

　　在新觀念的影響下，最典型的活動是教徒開始對濟貧制度發起攻擊。早在19 世紀 60 年代，一些教徒就不鼓勵免費救濟。他們認為現有的慈善救濟方式沒有顧及工人階級的自尊，造成工人階級與教會的疏遠，要求改革對窮人的慈善援助。到 19 世紀末，對教會慈善救濟的批評更加強烈。部分批評是針對教會慈善主要組織者國教會的腐敗：許多牧師要求勞工及其家人在得到施舍後，要恭敬地表示感謝，並遠離非國教派的教堂。另一部分也是更為重要的批評是由於許多教會成員開始認識到，慈善雖然可以暫時減輕貧窮帶來的痛苦，但如此，窮人只有等到死亡才能徹底結束所有的苦難。19 世紀末的一些基督教社會主義改革者把慈善事業比作救護車，救護車只負責運送傷員，卻不去從源頭上減少傷員。一位牧師說道，盡管教會認為救濟窮人是一種責任，但現在她被要求承擔一項新的任務：“她得接著問，究竟是什麽因素使人們變窮，這些因素應該怎樣處理。”② 這種對待救濟制度的思想典型地代表了 19 世紀末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成員的思想。不同於簡單地通過教會傳統的方法幫助窮人緩解貧窮與社會不公帶來的痛苦，更要找到導致這些現象的原因，從改變現世的社會制度著手，根本地解救窮人，創造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新秩序。

　　可以看到，在 19 世紀末基督教社會良心覆興的過程中，一大批教士挑起教會的責任，在對社會變革實踐的參與中得到鍛煉。同時，這些教士也進一步認識到要想更好地實現社會救贖，必須重建社會秩序。很明顯，這一理想單靠個人的力量難以實現。在 19 世紀末社會主義覆興的東風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興起呼之欲出。

　　二、國教會的困境

　　無論是在財力、人力、影響力、與國家的關系還是信徒數量上，國教在 19世紀之前具有絕對的優勢地位。但 19 世紀尤其是 19 世紀中期之後，國教會陷入了一系列困境。

　　首先，英國國教的傳統管理方式已經不能適應新教區的人口變化。在英國鄉村，一些教區特別是鄉村教區人口萎縮，教徒大幅度減少，到教堂做禮拜的信徒日漸稀少，神職人員難以展開正常的宗教活動。與之相反，在新興的工業地區和城市，由於人口的迅速聚集，教徒數量顯著增加。但英國國教又無力應對教堂缺乏、牧師難覓的困境。據英國議會 1740—1812 年的調查得知，當時英格蘭有 1000 多個教區找不到國教會牧師。①到三四十年代，許多工人集聚的社區國教教堂依然十分缺乏。例如，在 1837 年,位於倫敦東郊的貝斯內爾格林擁有 70，000 人口，卻僅有兩個國教教堂。這種狀況直到 19 世紀晚期都沒有很大的改善。1861 年大約 14,731 個教堂, 1901 年為 17,368 個；教士數量的增幅也不大，1871 年 19,411 人, 1901 年為 23,193 人。②其次，國教會內部腐敗滋生。高級教士兼領聖俸但缺席教職，一些教徒則無視基督教教義、教規以及宗教義務。許多教士濫收禮拜座位錢、教區稅金、喪葬費和十一稅等，而對貧民窮苦概不關心。凡屬家財殷實、常與貴族往來的主教通常反對改革。在貧困的工人眼中，國教會代表掌握財富和權力的大資本家階層，教士代表地方法官和濟貧法執行人，他們有權將犯法和不遵守約束的人關進監獄和送進貧民工場。①工人同國教會之間有著難以逾越的鴻溝。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許多的國教徒轉向了不信奉國教教派。

　　再次，18 世紀下半葉興起的福音主義運動使不信國教運動蓬勃興起，對國教會產生了沖擊。由於國教已經不能滿足低層階級的宗教需求，而另一方面許多人對於國教枯燥的唯理主義深感厭煩，導致了不從國教人數越來越多。19 世紀初公理會和浸理會重新覆活。他們所主張的一種較為自由、重視經驗的基督救世信仰吸引了許多民眾。據統計，到 1851 年，不信國教派共有 20399 所教堂，能容納 480 萬人；而此時的國教派則有 19077 所教堂，能容納 530 萬人。②隨著不從國教派的隊伍不斷擴大而來的是宗教寬容的不斷發展與國教會在教義和儀禮等方面解釋上的壟斷地位被打破。從 1689 年給予所有新教信徒信仰自由的《寬容法案》到 1828 年的《考試和社團法案》和 1829 年的《羅馬天主教安慰法案》，宗教寬容政策逐漸被法律承認，國教逐漸式微，最終連《三十九條信綱》都不再是所有基督教徒必須遵守的準則。

　　總的來說，自 18 世紀晚期以後，國教信徒數量增長緩慢，某些時段甚至出現停滯和減少。英國宗教信徒增長數量與人口總增長數量相比較，大多數教派的信徒人數增長比呈現下降的趨勢；而與不信國教派相比，國教教徒信徒增長更加緩慢。1851 年英國人口普查顯示不信國教教派和羅馬天主教教派信徒增長比較快，差不多是英國國教的一半。到 19 世紀晚期，傳統教派的信徒數量有所增加，如羅馬天主教教派的教徒在 1891 年達到了大約 73 萬；但是，新教派的發展特別迅速，如救世軍在 1877 年 6 月少於 5000 人，1900 年卻達到 10 萬左右。③霍布斯鮑姆也認為“1851 年差不多有半數英國和威爾士的新教信徒,參加了不同於英國國教的宗教儀式。各種教派這種異乎尋常的勝利，主要是自 1790年以來，或更準確地說是自拿破侖戰爭末期以來，宗教發展的自然結果。1790年時，英國衛斯理派僅有 5.9 萬名領受聖餐的成員，然而 1850 年，該會及其各種分支的成員人數差不多是上述數目的 10 倍。”①正是國教會在 19 世紀面臨的一系列困境，使得相比較不從國教派，國教會牧師更迫切地需要改變教會現狀，借助時興的“社會主義”旗幟，吸引教徒。

傑瑞米柯賓

論文方面，上世紀 80 年代初，宗錦福發表了《基督教社會主義由來辨》③一文。文章簡要概述了早期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在法國、英國、德國的大致活動，並進行了簡單評價。全文的基調是批判性的。作者認為，英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運動“不僅是有害的空想，而且只能起到轉移工人階級革命鬥爭的方向，破壞社會主義運動的作用”④。

　　1995 年，四川大學宗教學教授田海華發表《簡論基督教社會主義》⑤一文。這篇論文站在宗教學角度，以時間為軸，對 18 世紀中葉以來法、英、德、美各個國家基督教社會主義具體代表人物的思想進行解讀，總結了各時期各地區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的不同特點。田海華教授的這篇論文時間地域跨度大，視野開闊，使筆者對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發展有了宏觀的認識。

　　河南大學楊茂軍的《19 世紀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研究》⑥是目前國內唯一一篇與本文相關最高的碩士論文，文中對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相關論述對本文的選題有著直接的啟發作用。該論文分析了 19 世紀中葉英國出現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的原因，介紹了英國早期基督教社會主義者開展的合作運動與教育活動。作者論述的重點在於英國 19 世紀中期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的合作運動，對英國 19 世紀中葉之後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及其運動，尤其是活躍的社團活動，文章沒有涉及，給筆者留下了進一步的研究空間。

　　從上可知，國內對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及其活動的探究大體上還處於初期階段，一則成果不多，二則研究深度不夠。這一方面給後續研究帶來資料匱乏的困難，另一方面也留下了巨大研究空間，需要我們進一步補充，豐富和深化已有研究成果。

　　四、原始文獻介紹

　　本文比較重要的原始文獻首先是各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發行的期刊報紙，這些報紙表達了社團活動的宗旨，有助於我們總覽這些社團的指導理論與活動領域的變化。聖馬太公會於 1893 年 11 月創刊《教會改革家》(The ChurchReformer)，基督教社會聯合會於 1889 年創刊《光明》(Lux Mundi)，1891 年發行季刊《經濟評論》(Economic review)，1894 年詹姆斯?阿德雷(JamesAdderley)創辦《親善》(Goodwill)，1887 年基督教社會主義協會接管《基督教社會主義者》(Christian socialist)報，新教會社會主義協會 1896 年創刊的《應用》(Uses)等。關於這些期刊報紙，大部分無法找到原有版本，只有曾經發表在這些刊物上的其中個別文章可以找到電子資源。目前收集到的較完整的一份輯錄是“基督教社會聯合會”的官方刊物《光明》(Lux Mundi)，由該社團領袖查爾斯·戈爾（Charles Gore）於 1891 年整理成冊：《光明：對道成肉身的一系列宗教研究》(Lux Mundi：A series of studies in the religionof the Incarnation①)。其中摘取了發表於 1875——1885 年的十來篇圍繞“道成肉身”神學理論的重要文章。

　　其次是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活動者們單獨出版的作品，從中可以窺探活動者們的思想主張。如菲利普·斯諾登(Philip Snowden)的《基督論》(TheChrist That Is to Be)，基本代表了一般非國教派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思想框架。斐洛·斯普拉格牧師(REV. Philo W. Sprague)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是什麽與為什麽》(Christian Socialism :What and Why②)，考夫曼牧師(REV. M.

　　Kaufmann)的《基督教社會主義》(Christian Socialism① ), 畢利斯牧師(REV.

　　W. D. P. Bliss)的《什麽是基督教社會主義》(What is ChristianSocialism②)介紹了不同社團內活動者對“基督教社會主義”概念的理解。另外還有大量活動者們的演講稿，部分被收錄於上述發行的期刊中，部分整理成為小冊子出版，如《自雇者的罷工》(Strikes Superseded by Self-employment)，《時代的責任》(Responsibility of the age)，海德拉姆收錄在費邊社小冊子中的一篇演講稿《基督教社會主義》(Christian Socialism, ALecture③ )等。以上所提及的部分著作與小冊子時代久遠，筆者暫時無法獲取，只能在其他作者的記述中查閱一二；部分找到電子文件，作為本文直接參考依據。

　　此外還有對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活動者們信件、日記的整理，如“基督教社會主義協會”成員阿爾傑農·韋斯特（Rt. Hon. Sir Algernon West）的私人日記④，“基督教社會主義聯合會”的創始人之一布魯克·福斯·韋斯特(Brooke Foss Westcott)的私人信件⑤等。

　　四、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本文采用文獻分析方法，在查閱通史的基礎上，加以對社會主義史、教會史等著作的分析，了解 19 世紀後期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產生的社會環境，進而理解、闡述社團興起的背景緣由。通過廣泛收集國內外關於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研究，結合社團公開發行的刊物等原始文獻，勾畫出 19 世紀後期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主要活動，梳理社團的思想基礎，進而分析 19 世紀後期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影響與局限性，加深對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認識。

　　（二）跨學科研究法

　　本文不是對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簡單介紹，而是通過學習社會主義思想史、國際工人運動史、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宗教學等學科，分析社團興起的大環境，理解社團核心人物的思想與相關活動，認識社團的性質與歷史地位。因此，要研究這一課題，就必須把涉及到的各學科的知識、觀點加以綜合，同時又要在此基礎上進行創新。

　　五、本文重難點

　　本文的研究重點是第二章與第三章中對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發展歷程與思想基礎的介紹。19 世紀末建立起的這些社團發展歷程各異，活動側重點不同，神學基礎與社會主義思想基礎也各有異同。國教會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持續時間更長，活動範圍更廣，三個國教會社團領導人物之間交往密切，相互影響。其他新教派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與無教派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通過其他勞工組織也間接參與了許多社會活動，存在一定影響。對這些社團發展歷程及其活動、所持思想主張的敘述是本文的重點，也是探究這一時期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社團成就及局限性的基礎。

　　本文的難點在於對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神學思想的理解。不同的社團成員接受的神學教育不同，社會經歷不同，神學思想上稍有偏差，而這些思想偏差導致的意見不和對決策的制定與活動開展影響較大。由於筆者這方面知識儲備不足，對運動者們晦澀的神學思想的認識又主要來自於外文文獻，常常影響對運動的理解。

　　第一章  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緣起

　　19 世紀末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出現不是偶然。從經濟社會層面來看，一方面，70 年代經濟危機使英國工業社會的貧困問題與失業問題日益顯著，下層民眾生活疾苦而得不到保障，引起部分教士同情。另一方面，各種新興思想的湧現與追求金錢物欲的社會風氣沖擊了教會信仰的權威，教會亟需變革以維護在社會轉型時期的社會地位。從教會內部來看，首先，牧師開始關注社會救贖，尋求改變資本主義世界弊端的良方，基督教社會良心覆興。其次，19 世紀末的國教會陷入發展困境，變革需求愈大，使得國教會的社團成為 19世紀末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活動的先鋒。從歷史沿革來看，1848——1854 年英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以社會主義的旗幟吸引教徒，給了 19 世紀末的教會以啟示。這樣，在 19 世紀 70 年代英國社會主義覆興的潮流下，一批激進的教會牧師在對各種社會問題、政治決策的廣泛參與中，一是出於對社會問題的思考，二是出於重振教會的需要，19 世紀末的國教會與不從國教派建立起一批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以合作精神、基督徒的兄弟情誼為基礎，以社會主義為手段，謀求實現符合基督精神的新社會理想。

　　第一節 19 世紀中後期的經濟危機和信仰危機

　　一、19 世紀 70 年代經濟危機

　　19 世紀中葉，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基本完成，英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工業國和貿易國，機械化和工廠制度深入到新的部門。1851 年的倫敦大博覽會開啟了維多利亞大繁榮時代，英國經濟表現出巨大的活力，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都達到 19 世紀的世界最高水平。但是從 1873 年開始，英國進入經濟“大蕭條”時期，與 19 世紀前 75 年相比，英國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工業霸權受到新興工業國家快速增長的挑戰。①經濟“大蕭條”使先前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社會問題表現得日益嚴重，其中失業問題與貧困問題最為突出，引起了激進的教會牧師的關注。

　　“大蕭條”使工人的失業率急劇上升，1879 年英國失業率高達 11.4%，1882 年下降至 3%，但 1884 年又上升至 8%，1885 年為 9%，1886 年為 10%。①70年代英國失業率一直保持較高水平的具體表現包括就業不足和通常意義上的失業（或者稱為下崗）。

　　臨時工人和季節工人是就業不足最嚴重的群體。臨時工人主要指碼頭搬運工，他們經常徘徊在就業與失業兩種處境。一點點微小的變化，如輪船誤期或未入港、身體問題、外來者加入、偶爾的機械搬運運用等等，就可能讓他們從一個就業者變成失業者。這部分群體幾乎一半時間處在失業狀態。其他種類臨時工人的情況也大抵相似。如一些城市的車夫時常食不果腹、冶金工業的臨時工時常處於半失業狀態。眾多的季節工人是另一個就業不足的主要群體。季節工主要指那些工作與季節有著密切關系的工種，如建築業及其附屬產業的相關工種的石匠、制磚工、鋸木工、油漆工和裝飾工等。他們的工作具有明顯的季節性，大多數工人的一年中有一段時間會因停業而失業。

　　通常意義上的失業（或者稱為下崗）具有多種形式。隨著工業革命的日益發展，生產技術獲得了長足的進步，技術的進步導致兩個極端的要求：一是勞動者必須具備較高的文化和技術水平；二是原來許多僅僅普通工人就能夠滿足生產需要的行業紛紛減少用工需求。這種技術進步造成的失業被稱為“技術性失業”。技術性失業在航運業、以手工勞動為主的行業工人群體、重工業領域的造船、冶鐵和煉鋼等部門較為明顯。盡管 1870—1914 年英國產業結構開始變化，但是這種初步的變化還是對英國的就業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形成了“結構性失業”。

　　總之，當時英國失業率高、失業範圍廣、失業人數多且影響大。

　　1870-1914 年的英國在面臨嚴重的失業問題的同時，還面臨著同樣嚴峻的貧困問題。這一時期幾次貧困問題調查反映了貧困的程度和範圍。查理斯·布斯於 1889-1903 年期間調查倫敦東區貧困問題並發表了長達 13 卷的著名調查報告《倫敦人的生活和勞動》。在這一調查中，布斯以每周 18-21 先令作為一對夫婦三個子女之家的貧困標準，將倫敦東區的人口分為八類並進行數據統計。最終得出的結果是，倫敦東區大約 30.7%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狀態。布斯在調查報告中這樣記述，“他們的生活是一種奴隸般的生活。極端的貧困，食物極其粗糙，沒有任何穩定的職業，也難以創造任何財富。作為個人，他們無法改變這種現實”①。一石激起千重浪，布斯的報告使許多關於地區貧困問題的社會調查相繼出現。如 1899 年希伯姆·朗特里(B. Seebohm Rowntree)的約克城貧困調查，他以類似於布斯的調查標準展開，最後調查結果與布斯的調查結果大致相同。20 世紀初，按照朗里特制定的貧困標準，鮑利與其助手對沃靈頓、雷丁、北安普頓、博爾敦和斯坦利等五個城市進行了貧困問題調查。以此為據，鮑利得出結論：這五個城市中處於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比例為 32%左右，工人階級人口中的 16%生活在根本貧困狀態。②

　　希伯姆·朗特里曾對約克城貧困人口的生活狀態進行了如下的描述：“這種貧困的狀態意味著僅能維持生存。意味著一個家庭完全不可能花錢乘車，不可能買報紙或聽音樂會，不可能給在外的孩子寫信，不可能對教堂施以捐助，不可能給鄰居提供任何金錢方面的救助，不能存錢，不能參加友誼會、俱樂部和工會，不可能給孩子買玩具，父親不能喝酒抽煙，母親不能給自己的孩子買衣服。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什麽都不能買，所買的必需品也一定是最普通最便宜的。如果一個孩子生病，只能請教區醫生，就算死了，也只能由教區來掩埋。

　　家中的主要掙錢者一天也不能沒有工作。如果上述任何一項發生變化，額外的支出只能通過限制食品支出來補償，換句話說，通過犧牲全家人的健康來補償。”③

　　貧困問題與失業問題引起了部分有良知的教會牧師對窮人的同情與對現有的過度強調競爭、追逐利益的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譴責。教會社會主義聯盟創始人之一保羅·布爾(Paul Bull，1864-1942)牧師斷言，我們現在的社會制度是在可怕地浪費生命。在利茲，在一個可憐的小房間里，一位年邁的母親和一個年長的女兒每天工作 14 個小時，每小時的工資是……存下足夠的錢來埋葬第一個死去的人！這就是虛假的政治經濟給我們帶來的後果！貪欲之神已經形成了一套經濟學體系，它把金錢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把利潤看得比情誼更重要。

　　聖馬太公會創始人斯圖爾特·達克沃斯·海德拉姆（Stewart DuckworthHeadlam）寫道，教會的紀律應該針對教會中真正的混亂；這些混亂是社會的和工業的，而不是教會儀式。不管我在空中畫十字，還是在聖壇上親吻，與倫敦教區和坎特伯雷省的許多孩子沒有幹凈的床睡覺相比，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如此多的人失業，如此多的人工作過度，如此多的人薪水過低。①在對貧困問題與失業問題的關注中，許多類似於保羅·布爾、海德拉姆這樣激進的教會牧師開始“重新考慮那些具有如此災難性和可怕後果的經濟原則和方法”②，探索拯救貧苦民眾的治世良策。

　　二、社會轉型導致的信仰危機

　　從 19 世紀 20 年代後期到 40 年代，工業革命的影響已經從經濟領域深入到了思想文化領域，整個社會的各個組成因素都在不斷變革。雖然宗教仍然在人們的頭腦中占主要位置，但是一種潛在的信仰危機卻讓越來越多的教會人士感到擔憂。

　　此時英國社會在政治、經濟、宗教文化方面都表現出了明顯的現代化趨勢，諸如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信仰多元化等都一一顯現出來。思想觀念的激烈變革使得整個社會充滿了困惑、茫然和焦慮，一種“不安和似是而非的氣氛困擾著當時許多出色的年輕人，數百年來被確信為真理的內容卻重新成為討論的話題。”③人們的傳統思想受到了工業革命帶來的各種自由主義、理性主義的沖擊。現實物質利益成為人們追逐的目標，精神信仰的虔誠追求已然被拋棄。這種浮躁的思想給英國宗教帶來了巨大的危機。“我們生活在一個新奇的時代”，約翰·亨利·紐曼在 1829 年 3 月寫給他母親的信中說,“人類從古至今一直是依賴別人的，特別是依靠教士來得到信仰真理；而現在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判斷。”①

　　19 世紀的信仰危機不僅表現在世俗思想對傳統宗教思想的沖擊，也表現在經濟快速發展下道德水準和社會風氣的墮落。盡管追逐財富的商業精神歷來有之，但進入 19 世紀後，這種追逐金錢物欲的毒素漫布整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道德缺失，對金錢的貪欲與濫用成為普遍現象，市儈價值觀成為社會的主導精神。這種風氣受到了激進的教會人士的詬病和指責。基督教社會聯合會神學思想的指導著作《盧克希·沐恩迪:關於化身宗教的一系列研究》（Lux Mundi：Aseries of studies in the religion of the Incarnation）中指出，“財富的累積本身根本不是一件好事。貧窮和富有都不能使人變得更好。財產是次要的——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著作中認為，“人間天國（Kingdom ofHeaven）的兩大聖禮是平等和博愛。在那個王國里，沒有關於如何對待墮落的大眾，以及各種各樣的躲避和誘惑（指貪欲之神瑪門）之類的無休止的討論。”②

　　上教堂的人數占總人口數比例的降低也反映了 19 世紀宗教信仰的危機。這一現象從 18 世紀晚期開始，盡管在 19 世紀 30 年代以後有過短暫的宗教覆興運動，但 19 世紀中期開始上教堂的人數所占比仍然在降低。以倫敦的蘭貝斯地區為例，去教堂做禮拜的人數變化明顯。上教堂的人數占該地區總人數的比例從1851 年的 17.2%下降到 1886—1888 年的 11.7%，1902 年下降到 8.7%。據霍勒斯·曼估計，伯明翰、利物浦、曼徹斯特、設菲爾德和紐卡斯爾等城市不到1/10 的人上教堂。工人階級的變化更為明顯。1851 年的調查顯示，倫敦東部和南部的教堂出席率全國最低，在工人階級聚集的區域，不到 1/5 的人上教堂。③對虔誠的基督教徒而言，教堂是神聖的地方，也是做禮拜的重要場所。教堂的低出席率無疑反映了 19 世紀中期以後民眾宗教熱情的衰退，宗教信仰危機已經十分普遍。以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吉米·阿德雷（Jimmy Adderley）在《基督與社會改革》中呼籲的“把工人們爭取到基督教中而使基督教成為一種社會宗教”為代表，這一時期部分教士希望尋求變革，以吸引更多的民眾，尤其是工人階級重回教堂。

傑瑞米柯賓

　　恩格斯對合作經濟的看法在與馬克思保持一致的同時，在特別強調正確處理合作社利益同整個社會利益之間的矛盾的前提下，肯定了合作制在向共產主義過渡時的地位和作用。他說：“至於在向完全的共產主義經濟過渡時，我們必須大規模地采用合作生產作為中間環節，這一點馬克思和我從來沒有懷疑過。但是事情必須這樣處理，使社會（即首先是國家）保持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這種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壓過全社會的整體利益。”

　　①

　　誠然，基督教社會主義對工業文明弊端的批判，帶有明顯的心理感悟與情感體驗的特征，沒能像馬克思、恩格斯那樣揭示出事實背後的階級本質和社會關系；勒德羅等人開展的合作運動，也沒能科學地揭示資本家與工人間的剝削與被剝削關系。但是，他們以追求神性、人的高貴品質和自然和諧的生存狀態為宗旨，積極尋求勞工階層的解放，成為社會主義思想史上又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因此，結合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論述，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去看待基督教與社會主義的關系，客觀地評價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歷史意義，是很有必要的。

　　目前，我們國家也正處在社會的轉型時期，國際上，面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國內而言，需要加快推進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加速工業化城鎮化建設，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更進一步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宏偉目標。在此情況下，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明顯加快，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但同時城鄉差距和貧富差距也在不斷擴大，犯罪案件、經濟糾紛、民事糾紛、信訪數量也不斷增長。

　　因此，這一時期也是社會問題多發、社會結構最不穩定的轉型時期。如何克服我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弊端，使社會主義建設少走彎路，盡快實現和諧社會的宏偉目標，借鑒英國社會轉型時期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有益思想與探索經驗，有著一定的現實意義。

　　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的興起

　　作者 肖哲雯 寫於 二零二一年

　　I

　　摘要

　　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是基督教教士以“基督教社會主義”為基本理論基礎，關注並參與社會政治活動，建立體現基督教精神的新世界而組成的團體組織。本文主要通過整理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在 19 世紀末興起的背景、主要社團的發展歷程與活動、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神學思想與社會主義思想、社團的成就與局限性等方面對 19 世紀末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進行研究。全文共分為四章：

　　第一章論述 19 世紀末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興起的緣由。70 年代英國經濟危機帶來的社會問題與這一時期教會內部的變革是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出現的基礎。第一節從社會經濟角度分析貧困、失業等社會問題的暴露對部分教士建立基督教新世界理想的促進作用；教會的信仰危機使教士尋求變革以維護教會的社會地位。第二節從教會角度分析。首先，這一時期基督教社會良心的覆興推動教士關注現世，尋找教會新的社會功能。另外，19 世紀末國教會的困境使得國教會的變革需求更大，國教會成員組織的社團既是這一時期社團活動的先鋒，也是主力。第三節分析了 1848——1854 年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與70 年代英國社會主義覆興對 19 世紀末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興起的直接影響。

　　第二章對主要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展開了專門敘述。通過梳理 8 個主要社團建立到解體的整個過程，整理社團各自的主要活動及社團成員的思想，以呈現出 19 世紀晚期到一戰前夕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發展概貌。根據社團成員所屬的教派，本章分國教會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其他新教派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無教派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三大部分進行敘述。

　　第三章對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神學理論基礎與社會主義思想基礎進行系統探究。各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發展歷程各異，所遵循的神學基礎與政治經濟主張也不同。在堅持對耶穌人性的共同信仰之上，國教會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信奉聖禮社會主義，其他新教派社團更偏向於信奉內在性理論。本章第二部分重點論述烏托邦社會主義關於未來生活的憧憬、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與公平分配思想、行會社會主義思想、19 世紀後期英國興起的各種世俗社會主義組織等對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

　　II

　　第四章闡釋了 19 世紀末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活動的影響與局限性。在影響方面，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活動推動了社會主義的傳播與教會對社會問題、世俗社會活動的參與，促進了基督教社會學、宗教社會學、倫理社會學的產生與發展。對於局限性，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存在理論基礎的模糊性、宗派主義的狹隘性、階級基礎的脆弱性等問題。

　　緒論

　　一、選題緣由

　　英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最先出現於 19 世紀中葉，由勒得羅、莫里斯、金斯萊等人領導。這場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主要圍繞合作運動與教育活動展開，運動者創作了大量文學作品，宣傳了協作友愛精神。然而，運動僅持續了7 年（1848——1854 年）就宣告結束。筆者以這場運動為起點，開始了解基督教社會主義。通過閱讀相關文獻，筆者發現，在 70 年代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基於 19 世紀中葉莫里斯等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的思想遺產，基督教社會主義在英國以社團的形式覆興。這些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活動不僅對當時的教會變革與社會運動產生了影響，而且促進了 20 世紀許多社會學理論的產生與發展。因此，通過系統整理 19 世紀末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發展脈絡，有助於了解這一時期英國的宗教與社會。

　　具體來說，選擇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研究這一課題主要是出於以下幾方面考慮：其一，可以通過分析 70 年代教會人士的思想與主張，反思這一時期英國教會與勞工大眾的關系，豐富英國教會史的研究。

　　其二，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活動，無論是支持工人示威遊行，調節雇主雇工關系，還是通過其他勞工組織間接參與的一些行動，都與工人階級利益聯系緊密。對這些秉承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社團組織具體活動內容的探究，可以為工人運動史研究提供新角度。其三，19 世紀是新興的科學社會主義不斷開拓的時期，這一時期也是基督教由封建制度的宗教向資本主義的宗教轉型的時期。在這種情況下，資產階級以及為其服務的基督教教會必然對科學社會主義持反對態度。這一時期興起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有助於引起人們對社會主義的重新認識，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思想史研究。

　　國內目前對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研究仍處於初步階段，大多止步於宏觀介紹，對 19 世紀後期興起的社團活動更是鮮有提及。本文廣泛搜集材料，整理這一時期主要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活動情況，以期對基督教社會主義在歐洲起源的歷史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二、基本概念辨析

　　（一）英國國教會(Church of England)

　　英國國教會是英國在宗教改革中建立的民族教會，即英格蘭聖公會或稱安立甘教會(the Anglican Church)，因在英格蘭被定為國教會故稱。1534 年，《至尊法案》確立英格蘭教會不從屬於羅馬教會的獨立地位，並確立英格蘭教會為英格蘭國教會，英王取代羅馬教宗成為英格蘭國教會的最高首腦。1571 年頒布的《三十九條信綱》，全面闡述了英國國教會的教義信仰。

　　（二）基督教社會主義（Christian Socialism）學界一般認為基督教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獨立的社會思潮正式興起於 19 世紀30 年代，創始人為法國的聖西門主義者畢舍、拉梅奈。基督教社會主義是指利用基督教的思想和價值觀批判資本主義(有時還有封建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借用基督教中的烏托邦思想(如千載太平天國、上帝之國、末世審判)來設想在人間建立以合作代替競爭、以集體主義代替個人主義的理想社會的思想體系。基督教社會主義發揮了傳統基督教中反對剝判，反對不公正的思想，主張濟世救民的基督教道德，吸收了生產資料共同所有，勞資共享，人人平等，仁愛互助等社會主義主張。

　　三、研究現狀

　　（一）國外研究狀況綜述

　　國外學者對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研究相對較全面，對相應活動過程的記述具體細致，不同著作與文章所切入的角度也較為豐富。根據筆者所收集的相關資料，大體分為以下幾類：

　　1.將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置於教會史下的研究K.S.英格利斯(K.S. INGLIS)的《維多利亞時期英國的教會與工人階級》①描述了維多利亞時代晚期英國不同教會為爭取逐漸“世俗化”的工人階級所做的努力，其中就包括 19 世紀後期國教會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為促進社會改革、改善工人生活工作條件所做的一些活動。作者在這本書中的出發點和敘述角度一定程度上定義了維多利亞時代末期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性質，給筆者以啟發。

　　愛德華·諾曼(Edward Norman)的《英國的教會與社會（1770——1970）》①一書中對 19 世紀聖公會的論點引發了筆者思考國教會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興起的因素。作者認為，聖公會的神職人員都是從龐大的英國中產階級中招募而來，缺乏一種獨立的關於社會問題的神學思想傳統。他們容易受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等思想的誘惑，政治思想只是涵蓋了所有世俗理論的混合體。作者指出，基督教社會主義正是被時代潮流裹挾的紙上談兵的體現。

　　2. 將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置於“基督教社會主義”下的整體性研究較早被翻譯進中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著作是日本學者石川三四郎的《基督教社會主義》②和賀川豐彥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論》

　　③

　　。兩本著作都追溯了基督

　　教社會主義思想及運動的源頭。

　　波爾·莫洛(Paul Monroe)在《英美基督教社會主義評論》④ 一文中分析了“基督教社會主義”這一術語。作者認為盡管英國的莫里斯、勒德羅等人最先采用“基督教社會主義”一詞，並以此為精神旗幟發起了一場運動，但是這一術語的涵義仍較模糊，是一個背離基督教教義的和非社會主義的矛盾體。

　　伯納德·默奇蘭（Bernard Murchland）的《基督教社會主義之夢》⑤ 一書勾畫了 19 世紀中葉到 20 世紀初英法德三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發展的概貌。整本著作重點探究不同領袖的社會主義思想，站在社會改革歷史的角度，對不同地區基督教社會主義作出了許多精彩評論，對筆者大有裨益。

　　約翰·科特(John C. Cort)的著作《基督教社會主義：一部非正式歷史》

　　⑥

　　，探討了社會主義對教會的沖擊。作者在著作中加入了大量細節性、故事性甚至文學性的內容。這種處理方式一方面使著作顯得不那麽“歷史”，但另一方面也幫助筆者從感性更直觀地把握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發展。

　　針對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研究有吉爾伯特·克萊夫·比尼恩(GilbertClive Binyon)的《英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①。著作初步描述了整個 19 世紀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尤其是後期主要社團的發展情況。作者站在國教教徒的角度，支持教會將基督教和社會主義的實踐結合起來，發起工人的“正義之戰”。本書成書較早，論述精煉，幫助筆者以導論的性質認識了 19 世紀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

　　皮特·瓊斯(Peter. D` Alroy. Jones)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的覆興》② 一書論述了維多利亞時代晚期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發展。著作構建了基督教社會主義覆興的背景，以是否重視聖禮即是否為聖禮社會主義者為區分，對不同社團組織或個人的基本活動與主張差異加以歸類分析，最終得出結論，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從未完全適應英國的社會民主。作者沒有過多闡述這一時期基督教社會主義活動的影響，實為遺憾。但是，這本著作史料豐盛，論點一陣見血，是研究維多利亞晚期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重要資料。

　　美國學者歐文 M.施特爾策(Irwin M Sterlzer)的《英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③一文追溯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歷史，從媒體宣傳、勞工教會、教派分裂等角度分析 19 世紀英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為本文寫作提供了新角度的材料。

　　利物浦大學安東尼·艾倫·約翰·威廉姆斯(Anthony Alan JohnWilliams)的博士論文《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④是 19 世紀初到 20 世紀末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的較新研究。作者追溯了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探究了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的運動路線，整理出基督教社會主義活動者們期望建立的理想社會。安東尼博士認為，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提出的是革命社會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的綜合道路；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核心概念是基於上帝的普世父性和其他如合作，平等和民主等核心概念的“brotherhood”。

　　3.針對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主要人物的研究愛德華·諾曼(Edward R. Norman)的著作《維多利亞時期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① 一方面較完整地呈現了 19 世紀晚期社團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對19 世紀中期運動者們尤其是莫里斯神學思想的繼承性，另一方面也剖析了 19世紀晚期社團領袖們的政治理論主張，幫助筆者從側面更深入地理解社團的一些基本政策與一些計劃實施過程的細節。但是，由於這本著作語言艱澀，且敘述內容多為神學思想，為筆者閱讀帶來一定困難。

　　詹姆斯·P·圖的斯克（James.P.Tudesco）的《基督教知識分子和社會改革：查爾斯·戈爾和基督教社會聯合會的建立》②一文通過介紹戈爾的生平引出國教會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基督教社會聯合會的產生，為筆者梳理基督教社會聯合會的發展補充了材料。

　　4.涉及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神學思想及其影響的研究多倫多大學馬修·彼得·卡德韋爾(Matthew Peter Cadwell)的博士論文《尋找聖公會的全面性:對胡克、莫里斯和戈爾的神學研究》③揭示了莫里斯和戈爾對教會團體的信仰和他們的道成肉身（Incarnation④）神學理論。道成肉身理論是整個國教會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活動者共同認可的重要思想。同樣對社團內道成肉身理論介紹的論文還有謝麗爾·沃爾什（Cheryl Walsh）的《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道成肉身與基督教社會良心》⑤。這篇論文不僅介紹了由福音派贖罪論的神人和合思想（atonement）發展到道成肉身理論的過程中對 19 世紀英國社會的神學解釋的變化，還分析了早期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莫里斯的道成肉身理論與 19 世紀晚期主要社團對該理論的發展，幫助筆者理解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神學思想的統一性。

　　馬克·貝維爾(Mark Bevir)的《福利主義、社會主義和宗教:對 T·H·格林等人的討論》①一文對不信國教派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的內在性（immanence②）理論進行了論述，闡述了信仰和社會改良主義之間的聯系。這篇論文不僅幫助筆者了解不信國教派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內在性理論，也為筆者思考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影響提供了較大的參考。

　　5.涉及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經濟主張的研究皮特·瓊斯(Peter d'A. Jones)的《亨利喬治與英國的社會主義》③一文闡述了從 80 年代初期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對單一稅制的擁護到 80 年代末大部分社團轉而支持資本和土地社會化的過程，是理解這一時期社團經濟主張的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獻。

　　可見，國外學者對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研究更豐富，內容更廣泛，其中也不乏對 19 世紀末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介紹。但是，始終沒有真正從社團角度系統梳理 19 世紀後期至戰前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活動的背景與發展脈絡的研究，而這正是本文的研究的價值之所在。

　　（二）國內研究狀況綜述

　　目前國內對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研究較少，專門研究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及其活動的專著幾乎沒有。總的來說，國內學者主要是把“基督教社會主義”作為一個思想流派，或者一場運動進行宏觀概述。

　　華東師大政治教育學教授徐覺哉所著的《社會主義流派史》④中提及了“基督教社會主義”。在書中作者按歷史發展的順序展示了社會主義理論多元演進的歷史進程和思想軌跡。該書第三章概述了英國 19 世紀中期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在英國開展的合作運動與相關理論宣傳活動，打開了筆者初步認識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大門。另外，著作中對“基督教社會主義就是上帝法則證明”的論述，啟迪了筆者對社團活動基本理論的分析，加深了筆者對社團活動的理解。

　　另一本值得一提的著作是中國科學院楊煌博士的《解放神學：當代拉美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潮》①。這本著作主要介紹拉美解放神學②

　　的發展，分析了它與

　　傳統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異同。作者在書中明確了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定義，並對近代基督教社會主義進行分類，認為 19 世紀中葉起開展的英法德等國（包括筆者本文所要論述的時間段與地區內）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潮屬於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類型。楊煌前輩的認識啟發了筆者對研究對象性質的思考。

傑瑞米柯賓

　1853年12月27日，莫里斯被劍橋英王學院（King’s College）解雇後，“有953名工人聯名寫信安慰他，並一致要求他擔任倫敦工人學院的校長。”

　　①

　　當晚，莫里

　　斯和勒德羅立即行動起來，在紅獅廣場女工協會旁邊騰出了教室，並初步制定了招收學員的要求及規章制度。他們還邀請了設菲爾德人民大學的一些精英來擔任教師。1854年2月，莫里斯向教育出版委員會提交了詳細的行動計劃及實施細則，教育出版委員會做了修訂後，批準該細則作為倫敦工人學院的總章程。

　　1854年6－7月，莫里斯在倫敦西部作了一

　　系列的公眾演說，目的是喚起公眾對教育的興

　　趣以及為接下來的教育行動募集資金。他的演

　　講主要有兩個中心問題：成人教育和兒童教育

　　哪個更重要；悠閑與勞作哪個對學習更有益。

　　②

　　這些講稿後來被匯編成集子——《學習與工

　　作》。莫里斯的演講，不僅進一步贏得了工人

　　的支持，而且募集了87英鎊的善款，這些極大

　　地增強了莫里斯等人從事工人教育的信心。接

　　下來，他們制訂了詳細的教學大綱，召開了教

　　師大會，張貼了招生廣告，莫里斯還於10月30

　　號在聖馬丁堂發表了校長就職演說。一切準備就緒之後，11月2日，第一期176名新學員正式開學了。

　　新學期的課程安排比較緊湊，涵蓋的學科門類也較廣泛。上課時間主要安排在夜晚8：00－10：00，以便學員在忙完一天的工作後能趕來上課。莫里斯每周上三次課，講授內容為：約翰福音、英國文學對政治術語的解釋、莎士比亞戲劇對約翰王統治的演繹。勒德羅主要針對合作運動的問題講合股關系法，沃什講公眾健康，弗利維爾講英語語法。著名文學家、英國手工藝運動主要代表人物羅斯金也被邀請來給工人們上課，一直任教到1860年。羅斯金後來在著作里多次提到這段任教經歷給他許多有益的思想啟發。

　　①

　　第二學期，隨著學員的增多，學校也相應地增加了一些新的教師和開設了新的學科。“許多不同職業的人也來參與學院的自願服務工作，沒有比這更有意義的事了，通過志願服務，他們與工人密切接觸，並使其對社會問題發生興趣，樹立工人的民族意識和分享社會進步的樂趣。”

　　②

　　莫里斯等人象以往一樣十分強調教育活動的“基督教”特征。他們在教學當中注重向學員傳輸這樣的觀念：人類作為上帝子民，在耶穌的帶領下，彼此都是兄弟關系，應該相互友愛團結。勒德羅一直“希望倫敦工人學院有著特殊的基督教特點，他經常抱怨一些同事懷著模糊的信仰，不是純粹的基督徒” ③。莫里斯希望通過倫敦工人學院的教育，達到雙重目的：引導工人階級完全參與社會和工業改革，以便為工人帶來實實在在的福利，使工人充分享有以往只有社會上層階級才能享受的精神特權；啟迪和影響那些富裕有產者擔負起社會責任，使其打破出身和地位不同而造成的種種隔閡，認識到為社會服務的樂趣和與窮人建立友誼的價值。

　　在這種精神的指引下，莫里斯、勒德羅和休斯等人在接下來的幾年里，一直致力於倫敦工人學院的教育工作。“他們對教育一詞理解最為深刻，他們真正擁有教育家應該具備的優點：學科方面的專業知識和將這種知識與人類生活密切聯系的能力。”“他們以其對社會和人類本質的理解，構建出工業改革的哲學和人類進步的信念。”

　　①

　　倫敦工人學院正是有著獨特的辦學理念，“實際上是維多利亞中期最富刺激性的教育機構”，

　　②

　　對19世紀英國的教育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為這一時期英國教育向現代化方向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二）教育活動的影響

　　縱觀英國教育發展的歷史，其古代和近代教育的領導和管理權主要是教會和貴族掌控的，國家不管教育。因為英國人認為教育是家庭職責，送子女上學和為子女選擇學校是家長的權力，國家無需過問。但是，由於工業革命加速發展所造成的社會混亂，政府也不得不對教育表示關注。“他們對一群無知而散漫的下層暴民深感恐懼，希望通過教育使窮人滿足於現狀”。

　　③

　　正是出於對工業革命引起的

　　社會秩序失衡的擔憂，上至政府下至一般團體和個人對教育投入了更多的注意力，他們逐漸改變傳統的教育模式，從而有力地促進了英國教育向現代化方向邁進。

　　基督教社會主義創辦倫敦工人學院，雖說表面看起來仍是宗教人士在辦教育，但他們的辦學理念及方式與傳統宗教辦學有著明顯的區別，它順應了英國教育向現代化方向發展的潮流，在一定程度上為改變英國傳統教育模式起到了推動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工人學校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教育對象範圍。

　　維多利亞前期，由於大量貧困人口的存在，教育形勢對於普通民眾來說，仍然十分嚴峻。英國政府雖然注意到資本主義的發展需要大力發展教育，④

　　但是，政

　　府給予教育的撥款依然十分有限，再加上其它方面條件的限制，獲利的仍然主要是中層資產階級以上的子弟，大量的貧困人口依然無法獲得教育的機會。研究表明，在棉紡織工業的中心蘭開廈以及紡織業、煤炭業和冶金業的中心密德蘭地區，中、小學校的入學率都很低。

　　①

　　主要原因就是普通勞工階級交不起學費。當時人們對教育的態度與受教育的程度同家庭經濟富裕程度直接相關，一般說來，農夫、雇工和茅舍農等階層屬社會底層，也是識字率最低的階層。“他們的土地往往不很充足，有的甚至無地可耕，解決溫飽是首要問題，相比之下，供子女入學並不重要；子女在很小的時候便已成了家中不可或缺的勞動力和幫手，自然也難以保證接受持續的教育。”

　　②

　　因此，19世紀中期英國下層階級受教育程度相當滯後，在19世紀40年代，英國男性人口的1/ 3、婦女的一半是文盲，在這些文盲當中絕大部分是貧困人口。

　　倫敦工人學院象其它的一些社會機構一樣，賦予自己“同工業化的消極作用作鬥爭”的任務，采取了各種措施爭取社會各個階層對教育投資並提供教育服務，力圖創辦一種廣泛的教育。“這種以自助精神辦民間教育的做法逐步成了英國的傳統，也構成了19世紀英國教育史的重要特征。”

　　③

　　勒德羅在《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論叢》（The Christian Socialist）第一期上發表文章，概括了他們創辦學校的基本理論，“他希望倫敦工人學院能名副其實地具有廣泛性，必須中止一兩個特權階級對利益的壟斷。”

　　④

　　勒德羅認為，雖說僅僅創

　　辦了一所倫敦工人學院，尚不能讓所有的學校都做到打破特權階級對教育的壟斷，但是他們可以盡其努力，將廣泛的教育和精神生活帶給那些可以影響到的人們。

　　第二，倫敦工人學院在拓寬了學校教育內容方面，作了有益的嘗試。

　　直到19世紀上半期，英國傳統教育體制下的學校教育內容仍顯得十分落後。

　　首先，在初等教育方面，“英國執政者和社會上的傳統看法是：初等教育不是政府管理的事情，應由教會和慈善機構來辦理。”

　　①

　　因此初等教育主要由教會興

　　辦和掌管。教會以教區為單位設置日校，這些日校設備條件簡陋，師資水平很低，教學方法呆板、機械。更嚴重的是這些學校教學內容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很多牧師把學校教育作為一項最重要的傳教工作，基督教教義和道德——十誡、七聖事等都作為學校的必修課程。而且，“學校里所教的閱讀材料必須摘自聖經，……每個兒童應該經常去他的父母所信仰教派的教堂做禮拜。”

　　②

　　聲樂學校的主要任務

　　是把男孩子們訓練成唱詩班的歌手，教唱無伴奏齊唱樂曲及更為覆雜的讚美詩。

　　因此，初等教育的目的主要是為宗教服務，其教育內容及宗旨帶有明顯的狹隘性。

　　其次，工業革命時期，英國中等教育機構主要有文法學校、公學、私立中學三類。這些學校教學內容都比較淺顯和模糊，缺乏基本知識技能的訓練。人們批評當時的公學“忽視科學”、“敵視工商業”，指責文法學校只能培養出不知道怎樣使用自己雙手的人。資料顯示，英國政府雖然從1833年開始通過立法對教育進行幹預，但政府給予教育的撥款依然十分有限，公學仍處於萎縮之中。

　　③

　　家長交

　　不起學費固然是造成公學萎縮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數勞動家庭的家長認為公立學校不應當只滿足於教授一般的讀書寫字，還應當教授實際的生產技能。

　　因此，家長和學校之間在學校教育的功能和價值上存在分歧。

　　④

　　再有，英國的高等教育，長期以來一直為牛津、劍橋兩校所壟斷。“從職能到結構，從課程到招生政策，這兩所古老的大學跟 12 世紀和 13 世紀初它們剛誕生時沒有什麽兩樣，其特點是偏狹、保守、排外、封閉。”

　　⑤

　　正如恩格斯所說的那

　　樣，“因循守舊的思想統治著英國的大學”

　　⑥

　　。而且牛津和劍橋的大門只向國教徒

　　開放，任何不信奉國教者嚴禁畢業，致使許多有科學思想的不信奉國教者被拒之於高等學府大門之外。英國高等教育內容同樣重文法，輕理工；重研究，輕實用；重政治，輕工商。由於沒有實用學科的支撐，“任何人都不會去試圖論證 18  世紀英國的文法學校所提供的古典知識和文學的教育，或者 18  世紀的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中那種保守和懶散的氣氛與英國的經濟起飛有什麽關系。”

　　①

　　倫敦工人學院在學科設置和教學理念上都做了很大改觀。一方面，拓展了課程設置的範圍。學員可以在這里學到各種各樣的知識和理論，文學，外語、歷史、地理、政治、經濟、繪畫、拳擊、烹飪、宗教倫理、公眾健康及各項實用技能等等，學科分布十分廣泛。

　　②

　　另一方面，更新了教學理念。基督教社會主義希望通過倫敦工人學院為工人提供一個獲取實用知識和技術的平台。金斯萊在一次演講中曾這樣闡述教師的職責，他說：“教師的主要任務不是把東西硬塞進學生大腦，而是要教會學生如何自己去體會，培養他們有規律的富有啟發性的思考習慣，從而可以形成一種預判未來的能力”。

　　③

　　勒德羅也發表文章對辦學的目標作了進一步

　　的說明，他說：“倫敦工人學院不僅僅是技術訓練的場所，不單單是想培養出技術熟練的工人，而是用自由主義的教育方式來賦予工人獲取一切的能力，工人在這里獲得的不僅僅是知識，還有智慧。不能用商業和功利性的標準來衡量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教育，因為他們並不希望學生在生意場上變得更精明和在職業技術上變得更熟練，而是希望學生成為更好的人，更好的市民，更好的基督徒。”

　　④

　　雖然，19世紀中期英國現代意義上的教育體制還未能建立起來，但毫無疑問，此時的英國正處於向現代化教育過渡的階段。倫敦工人學院正是出現在這一關鍵時期，就學校的招生對象和課程設置而言，它是作為技術學校這個新生事物在中等教育領域出現的，這種改觀是人們以往所不敢想象的；倫敦工人學院在教育內容方面也作了積極探索，從而使古典主義節節退讓，科學知識取得了重要地位，教條誦習受到擯棄，由實驗、觀察等新方法取而代之，本本主義的思辨式的教育傳統在現實需要的強大的壓力下開始向現代教育轉變。

　　簡而言之，此時英國教育大眾化傾向開始顯現，而倫敦工人學院正是這一潮流的引領者之一。

　　結     語

　　19世紀中期，英國率先完成工業革命，以機器生產代替傳統的手工生產方式，社會轉型在促成英國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也給社會的宗教倫理、道德狀況、生態環境和人類資源帶來嚴重災難。就是在這樣一個特殊時期，莫里斯等人對廣大群眾遭受的苦難痛心疾首，對當時工廠體系中存在的剝削和“利潤”深惡痛絕，並且“將這種憎惡轉化為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基礎，提倡合作和大眾對生產方式的擁有”

　　①

　　，希望通過建立一種新型的工業生產關系來解放勞工，增進社會福利。不言而喻，工業革命給英國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是基督教社會主義產生的根本原因。

　　另外，英國國教地位的衰微以及上層階級的冷漠和麻木不仁，直接刺激了莫里斯等一批虔誠國教徒重振國教權威的決心。於是，他們從基督教聖經中尋找理論源泉，並得到合作思想及其它諸多社會思想的啟示，發起了這場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他們希望喚起社會良知，重振道德事業，呼籲人與人之間兄弟般的協作關系與友愛，激發人民的創造能力，從而建立一個現實世界人與人和諧相處的“上帝王國”。

　　綜合本文提出的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產生的幾大方面原因，筆者認為它們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共同作用的。工業革命後的英國社會為莫里斯等人的行動提供了歷史舞台，基督教正義精神為其批判工業文明的缺憾提供了思想武器，柯勒律治的思想以及國內外的合作思想則是其重建人文理念的催化劑。基督教社會主義對工業文明缺憾的批判，顯然只是手段，其真正的目的乃是對於這些缺憾的補救。從人性的回歸，信仰的拯救，到民族國家命運的關注，他們在尋求一條人文主義理念的覆興之路。

　　盡管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的活動時期較短，也沒有完全達到預期目的，但是，他們創作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宣傳了協作友愛精神，對放任自由的思想進行了批判，推動了社會福利思想的發展。倫敦工人學院的創辦及其它方面的教育活動，為英國教育向現代化方向發展起了積極作用。勒德羅等人的努力直接促進了工廠立法的改革。所有這些又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即如何正確看待這個由基督教徒提出的“社會主義”。

　　19世紀中期是社會主義思想發展史中的一個重要階段，然而，國內部分學者似乎不願正視社會主義思想在其發展過程中與基督教的關系，往往把它與封建迷信聯系起來，加以否定批判或者避而不談。這種態度顯然不利於對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全面而深刻地理解。面對基督教社會主義在歷史上起過積極作用這個不爭的事實，筆者想強調的是，承認這一點絕不是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述的否定。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談到基督教社會主義時曾指出，這種社會主義“只不過是僧侶用來使貴族的怨憤神聖化的聖水罷了”

　　①

　　。許多人對這句話存在認識上的偏差。

　　實際上，馬克思和恩格斯並非是對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全盤否定，他們要批判的主要是其依靠中產階級改良主義解放勞苦大眾的方式。

　　仔細研究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我們可以發現，他們並沒有一概否定基督教的歷史作用。1894年，恩格斯在《論早期基督教的歷史》一文中列舉了基督教與當時工人運動、工人的社會主義的4點相同之處：首先，恩格斯認為，基督教和工人運動一樣，“在其產生之時也是被壓迫者的運動：它最初是奴隸和被釋放的奴隸、窮人和無權者、被羅馬征服或驅散的人們的宗教”

　　②

　　；其次，基督教和工人

　　的社會主義都宣傳將來會解脫奴役和貧困，不同的只是“基督教是在死後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國尋求這種解脫，而社會主義則是在這個世界里，在社會改造中尋求這種解脫”

　　①

　　；再次，基督教和工人的社會主義都遭遇過迫害和排擠，信仰它們的人“被放逐，被待之以非常法：一種人被當作人類的敵人，另一種人被當作國家、宗教、家庭、社會秩序的敵人”

　　②

　　；最後，從兩者的發展趨勢來看，它們都在

　　迫害中“勝利地、勢不可擋地給自己開辟前進的道路。基督教在它產生三百年以後成了羅馬世界帝國公認的國教，而社會主義則在六十年來中爭得了一個可以絕對保證它取得勝利的地位”。

　　③

　　另外，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沒有直接對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歷史作用作出肯定的評價，但是，對於勞苦大眾協作起來改善自身處境的合作運動，則給予了充分的肯定。馬克思、恩格斯在《資本論》、《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法蘭西內戰》、《哥達綱領批判》和《法德農民問題》等論著中曾多次對合作經濟進行了闡述。馬克思說“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廠是在舊形式內對舊形式打開的第一個缺口。”

　　④

　　並進一步對合作工廠的內涵、性質、意義作了科學的說明。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指出：“如果合作制生產不是作為一句空話或一種騙局，如果它要排除資本主義制度，如果聯合起來的合作社按照總的計劃組織全國生產，從而控制全國生產，制止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經常的無政府狀態和周期的痙攣現象。那麽，請問諸位先生，這不就是共產主義嗎？”

　　⑤

　　馬克思認為：生產領域的合作經濟

　　組織與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聯系最密切，合作經濟的發展在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同時，也加速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變更，從而實現人類社會更替的宏大政治目標，促進社會主義社會的建立和共產主義社會的最終實現。

傑瑞米柯賓

1850年夏天，促進委員會派勞埃德·瓊斯到英格蘭北部作宣傳，籌備建立地方性的省區合作組織。1851年新春之際，莫里斯、瓊斯、曼斯菲爾德等人在曼徹斯特召開籌備會，隨後與羅虛代爾和伯利兩地的老合作者會晤，這次會晤對於基督教社會主義開展的合作運動來說，有兩點突出意義：一是將合作運動由倫敦推向地方省區，二是在接下來的合作活動中，他們不自覺地將生產合作與消費合作聯系起來了。

　　②

　　促進委員會建立的第一個地方省區合作社是南安普頓成衣協會，由弗利維爾提供啟動資金，1851年3月正式成立，伯納德任經理，最初有8名正式社員和百余名入股者。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是，協會入股者來自各個不同階層和職業，有2名貴族，7名牧師，5名自由職業者，21名商人，11名軍人，49名工人等等。對於這一協會的成功創辦，莫里斯十分高興，他在3月31日發表了一個公眾演說，題目為《促進會的改革及各階層的資助》，對協會的運作模式給予了肯定，並明確了協會與促進委員會之間的關系。7月份，促進委員會收到的官方報告顯示，該協會的經營狀況要比其它協會好得多，9月，已有積蓄40英鎊，足夠償還貸款，並且正在著手開辦一家合作商店。然而好景不長，1852年4月，似乎由於生意上的冷淡，協會內部矛盾顯露出來了，社員認為經理伯納德的工資太高並與之爭吵，伯納德一氣之下退出協會。尤納斯繼任經理後，雖然采取了許多維護內部團結和發展經營的措施，但敗局已無可挽回，社員一一退社，入股者紛紛撤回資金，最後只剩下5名工作人員，協會名存實亡。

　　促進委員會建立的第二個地方省區合作社是索弗德制帽工人協會，成立於1851年，勒德羅在《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當中對這個協會的早期活動作過詳細報道。該協會最初是由索弗德的10名制帽工人發起，這些人當時都屬於工會會員，在向工會提出資助遭到拒絕後，他們自籌資金40英鎊，開始了生產。當年5月，庫伯來參觀該協會，建議它作為一家消費合作社來經營，庫伯還為自己成衣協會的社員訂購了一批帽子。協會采納了庫伯的建議，在格拉斯哥、布萊得弗德、倫敦等地都設立了銷售店，經營效果果然不錯，協會發展迅速。7月中旬，又在布魯頓路12號租賃了一大間新廠房。1852年1月，協會又向促進委員會發來了一個振奮人心的報告，稱他們在過去的六個月里，“已引起許多協會的注意並收到來自各地合作社的訂單”。

　　①

　　隨後，他們與曼徹斯特成衣工人協會聯合生產，生意十分紅火，產品供不應求。6月，他們將廠房從索弗德搬遷到曼徹斯特大橋路，那里距離曼徹斯特成衣工人協會較近，有利於兩個協會的合作，協會名稱也改為曼徹斯特制帽工人協會，仍隸屬於促進委員會。在基督教社會主義創辦的合作社當中，這個協會存在時間最長，1864年仍有社員13人，資產超過600英鎊，這些錢“幾乎全部來自利潤”

　　②

　　，直到1873年協會才最終停產。

　　促進委員會在“不自覺地”推廣消費合作的同時，仍在繼續擴大生產合作社的規模。

　　1851年2月，促進委員會在督林蘭查爾斯大街成立了“鋼琴工人協會”，約翰·洛克任經理，有14名正式社員，每周生產4－5架鋼琴，銷路不大，1852年，經理洛克不得不到各省遊說，希望有人到他的鋼琴協會訂貨。

　　1851年秋，倫敦東部縫紉女工協會成立，勒德羅希望通過建立這個合作社達到雙重目的，一是幫助貧窮以及在“血汗工廠”制度下的女工，二是吸納貴族和慈善家的捐助。索爾茲伯里勳爵以及幾個知名慈善家都擔任協會的名譽委員，本以為有了他們的支持，協會前景會是一片光明，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協會勉強支撐到1853年，最終破產。

　　1852年初，在莫里斯的籌劃下，女子同業協會在羅賽爾宮4號成立，目的在於解救“女士的痛苦”，由希爾夫人年僅13歲的女兒擔任經理。1853年，該協會在曼徹斯特大會上提交了一個報告，稱協會的“前景暗淡”，隨即停產。

　　1852年5月，促進委員會批準成立了城市裁縫合作社。這個合作社開始籌備於1850年，當時有近80人要求加入，後來可能是受到成衣工人協會內部矛盾的不良影響，到真正建立時僅有6名正式社員。他們從尼爾那里借來啟動資金，鮑文擔任經理。1853年，協會經營慘淡，獲利甚少，更名為鮑文布朗聯合公司，這對於一個合作社而言顯然是一個失敗。1857年後，這個公司也銷聲匿跡了。

　　（三）合作運動的意義

　　如果單從經濟效益上看，莫里斯等人開展的合作運動似乎顯得很不成功。從1850年他們創辦第一家生產合作社——成衣工人協會以來，先後約有二十家協會在他們主持下成立，這些協會大多是慘淡經營，獲利微薄。然而，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在充滿殘酷競爭和剝削的資本主義工廠制度下，投身於方興未艾的合作運動當中，以“協作”代替“競爭”，以“共享”代替“剝削”，廣泛地傳播了合作思想，推動了英國合作運動的發展，在以下方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第一，宣傳了“協作友愛”思想，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勞工經濟地位，緩和了社會矛盾。

　　由於合作社的“根子深入蔓延在古老的民眾傳統之中”

　　①

　　，因此它具有深厚的

　　社會基礎和強大的生命力。它是以農民、工人等基礎勞動者為根本的經濟上的弱勢群體面對市場經濟挑戰的無奈選擇，但同時，又是群眾自發組織聯合、共謀福利、相互扶持、通過共同經營來實現改善自身經濟地位和經濟利益的理想組織形式，這種組織形式具有先天性的聯合力量，聯合大大增強了他們的市場競爭力，提高了經濟地位，從而維護了自身的經濟利益。

　　通過實踐，他們證明了沒有資本家的參與，工人也照樣能組織和管理生產。

　　消費合作社的創立簡化了流通環節，加速了市場流通，有效的防止了壟斷的加劇和中間商的剝削，推動了技術的推廣和利用，促進了市場經濟的發展。生產合作為勞動力從農業向工業和服務業轉移提供了契機，增加了人們的就業機會，促使了英國產業結構的變化。兩種形式的合作社所倡導的民主、平等、合作、誠信、關注社會與他人的價值觀，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會矛盾，有利於當時英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也為英國後來的合作運動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所有這些，都是其他組織所不能替代的。

　　②

　　正如後來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所指出的那樣：“機會、賦予能力和提供保障三個因素是幫助擺脫貧困和社會歧視的基石，而合作社能夠在非主流經濟的邊際工作發揮效應，將未受保護的工人利益融入到主流經濟生活中。”

　　③

　　第二，有力地推進了社會福利和國家幹預政策的實施。

　　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社會福利和國家幹預是遙不可及的，充斥整個社會的只是自私自利和自由放任思想。在“曼徹斯特學派”眼里的自由，就是不受約束地對個人利益的追求，“他們的自由理論是：工資不必固定——這樣將會破壞契約的自由；工人不能聯合——這樣會違背雇用勞動的自由；國家不能幹預工業——因為自由競爭是國家財富的源泉；童工必須繼續使用而且無需注冊——因為他們也有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的自由；貧民救濟必須廢除——因為濟貧法幹預了貧民挨餓的自由。”

　　①

　　莫里斯、金斯萊等人對“曼徹斯特學派”的自由放任進行了猛烈抨擊，大力提倡社會合作思想，並將這一重要思想付諸創辦合作社的實踐當中。“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合作主義傳統已成為民族福利和加強國家控制的思想體系。”

　　②

　　在這一思

　　想指導下，他們認為社會所取得的任何進步都是社會所有成員共同作用的結果，所以社會不應當遺忘任何一個社會成員，而應該幫助所有的社會成員承擔可能遇到的不可抗拒的災難，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同時，它也要求所有的社會成員承擔起各自的社會責任，努力地工作，維護社會合作的正常運轉。這些要求是出於基督教社會主義對於資產階級食利的義憤，或是因為對勞工階級終年勞碌以及老病之時無所依靠的同情。

　　公平地分配社會產品，是社會主義福利思想的根本出發點。基督教社會主義認為產生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在於存在惡劣競爭的血汗工廠制度，要實現平等分配，實現全社會的福利，就必須改變資本主義工廠制度。於是他們在《聖經》里尋求理論依據並得到啟發，主張以合作的社會制度替代競爭的工廠制。他們的口號是“聯合和交換”，不為利潤而鬥爭，開展合作活動的目的是“以合理的價格和足以維持生活的工資來代替虛偽的廉價和饑餓”

　　③

　　。要求整個社會都能夠在公平

　　的分配下，享受到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帶來的福利增長。

　　基督教社會主義創辦的合作社，緩解了市場競爭的矛盾，增強了社員適應市場經濟的能力，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社會保障制度、社區文化發展、市場流通能力等方面的不足，為英國福利國家體制的建立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第三，推動了合作法的出台，為後來合作運動提供了有利的法律環境。

　　合作運動開始的時候，面臨的法律環境極其不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合作社“無法可依”以及對於合股人無限責任的規定。

　　由於缺乏相應的法律法規，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只能勉強參照1846年的《互助會法》（The Friendly Societies’ Act）來開展合作，而這一法規許多內容對於合作社根本不適用。首先，《互助會法》規定，社會團體必須通過托管人才能正式注冊。這就要求合作社也要把自己的財產掌管權移交給托管人，然後再通過托管人注冊為合法團體，而一旦托管人出現誠信道德危機時，合作社的財產隨時都有被托管人席卷而逃的危險。另外，即使一個合作社在托管人的名義下通過注冊而合法存在，那麽按照規定，合作社的經濟活動範圍也僅限於本社社員之間，不得與外部有貿易往來。也就是說，消費合作商店只能為自己社員提供貨物供給，生產合作社的產品也不得對外銷售，只能是自產自銷。《互助會法》還對社團成員數作了限制，如果成員超過25人，合作社則不能在《互助會法》下注冊，只能依照《合股公司法》（The Joint Stock Companies’ Act）的規定來注冊，但該法律僅僅適用於純粹個人捐助資本而組成的團體，對於生產合作社這種個人出勞動力而組成的團體根本不適用。如果合作社在《合股公司法》規定的條款下成功注冊，又必須將所有資金轉變成為股票形式。“這對於合作社而言是致命的，因為這樣一來，合作社就隨時面臨著一個危險——其股票有可能被一個對合作不感興趣的人全部買走，從而將其變成一個贏利性的普通貿易公司。”

　　①

　　而且，在此法的規定下，

　　合股人要承擔無限責任，“英國工人普遍對無限責任感到害怕和擔憂”，②

　　這一規

　　定使投資者面臨極大的財產風險，從而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合作社的發展。

　　因此，合作運動初期，沒有真正代表並維護合作社利益的法律。合作社要麽“非法”地存在，要麽在苛刻的法律條文下注冊，社員權益不能真正得到當時法律的有效保護。

　　針對這種法律狀況，勒德羅首先起來行動，他說：“我們的運動，首先是一場精神運動，但也是一場認識工業本質和尋求法律規範的探索運動。”

　　①

　　身為律師

　　的勒德羅不僅與法律界一些知名人士交往密切，而且與許多議會成員有來往，他首先求得了斯拉里的幫助。斯拉里當時是一個議會特別委員會的負責人，負責考察中產階級和工人的儲蓄及投資情況，他任命勒德羅等作為特別委員會的取證人，勒德羅因而有機會向政府提出改善合作社法律處境的要求。勒德羅首先提出合作社應該享有有限責任的權利，這一提議得到“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特別歡迎”

　　②

　　。

　　1850年7月，特別委員會關於這一提議的報告被作為政府藍皮書印發。1851年7月，支持這項議案的代表團由促進委員會召集起來，再次向議會提交申請，但由於自由黨內部羅素與帕麥斯頓之間的分裂鬥爭，致使議案被擱置起來，沒有任何進展。

　　1852年2月27日，托利黨人德比上台執政，“不象輝格黨那樣迷戀放任自由主義和猶豫不決”

　　③

　　。斯拉里特別委員會和勒德羅乘機通過不同形式對其施壓，終於促使《工業與勤儉會社法》（The Industrial and Provident Societies’ Act）獲得通過，承認了合作社的合法地位，並規定其享有與其它互助社團同等的權利。雖然這部法律沒有提及合作社有限責任的問題，但作為世界上第一部合作法，其深遠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勒德羅繼續為合作社的有限責任權呼籲奔走。1853年，皇家委員會就此問題再次調查討論，最終於1856年修改《合股公司法》，合股公司有限責任權獲得法律認可。4年後，合作社及其它社會團體也最終享有有限責任權。

　　勒德羅等人為改善合作社法律處境的努力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首先使整個合作運動有了法律保障，合作社成為合法團體，同時“從法律上保護了合作社的基金不被貪污和盜用”

　　①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1852年的《工業和勤儉會社法》可能是19世紀英國社會立法中最重要的一部。”

　　②

　　其次，1860年，合作社獲得了有限

　　責任權，本傑明·瓊斯在《合作生產》一書中這樣評述其積極作用，“有限責任權的獲得極大地刺激了合作實踐的進展，如果沒有這項權利，每一個股東，不論持有股份多少，都將處在無限法律責任之下，導致許多人不願冒此風險，進而導致合作運動局限於狹小範圍。”

　　③

　　如果說基督教社會主義開展的合作運動尚是涓涓細流，那麽在合作社合法身份及有限責任權的獲得之後，則是英國大規模合作運動的滾滾波濤，大批的合作社紛紛湧現，僅1862－1880年期間，依照《工業與勤儉會社法》注冊的合作社數目就達163個。

　　④

　　勒德羅等人為改善合作社法律地位的努力，迎來了英國合作運動的春天。

　　⑤

　　三、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教育活動

　　（一）倫敦工人學院的創辦

　　基督教社會主義者都是基督徒，這並非一個習慣性的說法，因為其領導者莫里斯、勒德羅等人都將自己的宗教信仰看作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他們一直聲明要像《聖經》中要求的那樣成為聖徒，以敏銳的眼光察覺社會的弊病，試圖運用基督教的理論加以醫治。歐文的合作思想以及巴黎的勞工協作給他們很大啟發，覺得“合作”特別能體現基督教中的“兄弟”、“友愛”精神，如果將它應用於工業，必能有一個嶄新的開始。

　　莫里斯等人花費了幾年的心血去經營合作社，實踐的結果使他們認識到建立新型的工業社會秩序並非一件易事，完成合作計劃的時機尚不成熟。尤其是他們與尼爾等人發生路線上的分歧後，莫里斯越來越覺得整個運動在滑向“獲取利潤”

　　的危險境地，這對於社員良好道德觀的形成極為不利，會導致單純的逐利行為在合作社中蔓延，進而違背整個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的宗旨。

　　①

　　莫里斯等人認為，社會的幸福離不開一個民族性的知識階層的存在，知識階層與教士的職責就是教育民眾。廣大工人對他們所提倡的精神並不熟悉，尤其是他們提出的“在生產中廢除利潤”的主張，更是讓許多工人不能接受。因此，需要花很長時間進行教育和道德訓練，“開展工人階級的教育活動比其它任何事情都顯得迫切”

　　②

　　。

　　1853年8月，促進委員會在曼徹斯特召開第二屆年會，議程較為簡潔，主要討論聯合運動和個體協作的問題，通過了幾項解決這一問題的具體措施。莫里斯主持了大會的閉幕式。休斯說這是莫里斯最後一次參加合作運動的集體活動，因為莫里斯此時已作好了轉向教育活動的準備。莫里斯在1853年的工作計劃中明確表達了開展教育活動的想法，他說：“我將北部的合作與我們在倫敦的合作進行了比較，發現情況越來越糟糕，繼續那樣胡亂地折騰商業性的事務，只會削弱我們整個事業的道德影響。……是否還有另一種更好的方式來維護合作理論？我覺得創辦一所工人學校是再好不過的了。”

　　③

　　莫里斯的提議得到了勒德羅、金斯萊等人的支持。他們一直以來都對教育事業比較重視，這與他們具備從事教育的許多有利條件密切相關。莫里斯本身就是劍橋英王學院的教授，金斯萊、勒德羅等也對教育頗感興趣，並且“一直認為合作與教育之間有著必然的聯系”。

　　④

　　1851年秋，促進委員會在制訂合作社的規章制

　　度時，強調要把創辦學校、圖書館、博物館和讀經室作為合作社的任務之一規定下來。此外，還專門成立了一個教育出版委員會，由莫里斯、勒德羅和休斯擔任主要職務，負責監管和指導教育及出版事務。

　　他們早期進行教育活動最常用的形式是舉行公眾大會及演講。1852年12月起，莫里斯定期對工人舉辦系列講座，內容十分廣泛，涉及歷史、地理、文學、音樂、建築等等。講座吸引了大批工人的興趣，密切了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與工人階級的聯系，為後來倫敦工人學院（Working Men’s College）的創辦打下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傑瑞米柯賓

莫里斯等作為虔誠的基督教信徒，他們關注勞工階級的的苦難生活，尋求勞工的解放，他們的著眼點在基督教的經典《聖經》里，相信信仰的改變可以改變心靈，心靈的改變帶來新生。勒德羅認為人類解放有著雙重任務——個體改革和精神自由，一個社會秩序的改變不能使人獲得真正的權利和自由，單純地改變精神不能全面地改變一個人長期生存的惡劣環境，這二者必須同時進行。而許多人只注重其一，例如，歐文就認為只要改變了人的環境，就可以塑造出一個完美市民，進而創造一個新社會。勒德羅認為歐文顯然只強調了“個體改革”，忽視了“精神自由”。勒德羅所說的精神自由，就是人信仰上的轉變，從心靈上向耶酥靠攏，在“上帝的目光注視之下”，拋棄愚昧自負、貪婪和競爭，學會“協作”，“在工廠或店鋪里高雅而不是自私地工作”

　　②

　　。

　　莫里斯等人雖然覺得“羅伯特·歐文非常接近真理，但是歐文敵視基督教的態度又使他們大為不滿，因為他們不相信歐文鼓吹的那種不以宗教信仰為基礎的合作生活方式能夠建立起來，盡管這種生活方式是可取的。”

　　①

　　莫里斯將整個工業

　　時代看作是一場戰爭，人們在工作中形成的敵對和競爭關系，大大消耗了他們的戰鬥力。他認為人與人之間應該是兄弟而不是對手，兄弟情意和相互合作是人類生活最基本的東西，這也是與上帝的意願和人自身的福利相一致的。因此，基督教社會主義十分強調合作的宗教基礎。1850年，成衣協會建立初，並沒有明確的管理機構，勒德羅等發起者每周召開協會例會，而實際會議內容“經常是出於宗教和社會目的”。另外，協作促進委員會成立後，其宗旨也被定為：“為基督教發展工商業的目的而傳播合作理論”，勒德羅特別強調這一點，他“希望這場運動的宗教基礎被鮮明的確定下來”

　　②

　　。

　　他們對於合作運動宗教基礎的強調，雖有助於強化人們心靈和道德的純潔，但是，過分注重合作運動的宗教性，又給其活動帶來了很大的局限性。勒德羅與尼爾、瓊斯等人的矛盾，根源就在於合作運動宗教基礎上的分歧。

　　第三，性質上屬於生產合作社。

　　19世紀上半期的英國，城鎮人口增長尤為迅速。從1820年到1830年，利茲、曼徹斯特、設菲爾德以及伯明翰的人口增長率達40%以上，臘斯金的描述是“越來越稠密的人群”。

　　③

　　這些城鎮人口大多是到資本家開辦的各式工廠里出賣勞動力，完全淪為了機器的附屬物。他們一方面遭受工廠主的奴役和剝削，另一方面還要與同行業的工人激烈競爭，以防止失業危險的發生。大批婦女和兒童更是在工業化進程中陷於了災難性的生活。這一時期的整個英國社會，銅臭彌漫，社會強勢群體對人的價值毫不關心，雇主眼中只有利潤，把其它一切都置於度外，工人只是活的工具，社會的人文紐帶完全被擰斷了。

　　勒德羅等人深切憎惡資本主義工業制度下的種種罪惡，呼籲人們擺脫工業世界的奴役和剝削制度，認為基督教的福音是和自私自利的社會行為、殘酷競爭的血汗工廠制度毫無共同之處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的目的，是以合理的價格和足以維持生活的工資來代替虛偽的廉價和饑餓。它的口號是，‘聯合和交換’

　　不是為利潤而競爭。”

　　①

　　他們主張工人退出資本家開辦的剝削工廠，建立生產合作社，人與人之間形成兄弟協作關系，通過共同的生產以得到他們自己勞動的全部產出，從而避免資本家對利潤地侵占。

　　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早期建立的這一系列協會，實際上就是這種生產合作社。

　　它是失業工人或受大工業排擠的手工工人為抵制資本的壓力而聯合起來的生產性組織，他們力圖不讓資本在生產中插手，以避免“利潤”的產生，使工人免遭資本家的剝削。這與歐文及羅虛代爾所開展的消費合作方式不太一樣。消費合作的方式是，工人們自籌資金，建立商店，用批發價格購進貨物，優惠出售給社員，從而避開中間人的居中盤剝。同時將商業活動賺取的利潤作為集體積蓄儲留起來，指望這種積蓄可以買到足夠的土地，讓社員們遷徙過去進行耕作，擺脫工業資本主義的厄運。

　　莫里斯以及勒德羅對於消費合作的方式都不讚同，認為這種方式沒有把工人從資本家的工廠里解放出來，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利潤”的產生。但是，我們依然不能否認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的合作運動與歐文合作主義的淵源關系，“二者只不過是方式上的不同，而不是理論和思想上的差別。”

　　②

　　而且，在接下來的工作中，

　　勞埃德·瓊斯（Lloyd Jones，1811－1886）和尼爾的行動很快使他們與消費合作聯系起來。

　　（二）消費合作

　　1．尼爾的雄心

　　1850年夏天，促進委員會決定派勞埃德·瓊斯到英格蘭北部作宣傳，籌備建立地方性的省區合作組織。瓊斯接受過廣泛的教育，有著雄辯的口才，善於演講，早先同歐文有過接觸，在索弗德居住期間，與羅虛代爾的合作運動也有過密切聯系，非常適合這項工作。瓊斯的宣傳是卓有成效的，勒德羅後來說：“在地方省區，一些合作社大量出現在庫伯和瓊斯的鼓動演講之後。”

　　①

　　瓊斯在北部宣傳期間，結識了尼爾，致力於合作事業這一共同的興趣使他們很快熟悉起來。當時，消費合作已從它的發源地羅虛代爾推廣到英格蘭北部地區，而在南部的發展一直遭遇失敗。尼爾決定彌補這個不足，他在倫敦夏洛特大街76號騰出大間房屋，拿出一筆啟動資金，於1850年10月建立了倫敦合作商店，由瓊斯擔任經理，接受促進委員會的領導。這是一家消費合作社，尼爾在發起書中宣稱：社員只要繳納較低的管理和服務費，就可以從商店購買物美價廉的商品，從而避免買到假貨及遭受中間商的盤剝。隨後，尼爾向促進委員會提交了一份報告，闡明了倫敦合作商店的宗旨：1、消除買賣之間的利潤；2、反對假貨及欺詐行為；3、節省銷售中的勞力和時間；4、促進協作的發展。

　　②

　　莫里斯認為這是一種單純的

　　逐利商業行為，沒有把工人的道德教育結合起來，與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宗旨相去甚遠。尼爾並沒有因此而停步，他進一步提出將所有合作商店聯合為一個統一體的計劃。

　　尼爾的這一計劃源於他到巴黎的一次考察。1850年9月，尼爾受促進委員會的指派來到巴黎，在那里遇到一名向導叫伯納德，是巴黎一家協會的社員。伯納德向尼爾抱怨說，由於缺乏統一管理的中央機構，巴黎許多協會之間已存在著敵對性的競爭。尼爾在隨後的考察中，也切身感受到小協會林立帶來的危害。返回倫敦後，尼爾立即向促進委員會提交了一個長篇報告，題目為《協會的現狀與未來》。

　　報告指出，隨著更多協會的成立，單靠促進委員會來管理相當困難，各協會間不團結的甚至敵對的行為勢必會發生，因此需要成立一個大聯合會，由它來掌握政策的制訂、利潤的分配和勞力的調配。最後，尼爾著重指出他對當時法律的不滿，因為按當時的法規，成員不滿25人的小協會是不被法律認可的，其權益自然得不到法律保護，貪污盜用公款的現象時有發生。他說，如果成立了大聯合會，就可以適用《合股公司法》，正式注冊後就能確保基本的合法地位，有了法律的保障，還可以吸引更多的富有階層放心地前來投資入股。

　　1851年3月，尼爾印制了《關於成立工人協會大聯合會的計劃》，發給各協會傳閱。4月23日，促進委員會召集各協會代表，討論成立大聯合會的相關事宜。尼爾在會上提出了兩點具體措施：第一，所有協會的利潤歸屬公共基金，基金劃分為三部分，一部分用於公共事務和基礎設施，另一部分用作儲備基金，剩余的則按勞動量在社員中分配，所有協會的利潤率應保持一致；第二，所有的同行業協會應成立一個共同的管理機構，這樣可以平等的分配工作，以避免彼此間的競爭。

　　促進委員會認為這些措施的確有利於協會間勞動力的調配和福利的供給，簡化了建立新協會的程序，但關鍵的問題在於，那些效益較好的協會是否同意加入大聯合會。例如，建築工人協會盈利較大，而鞋業協會不但沒有利潤，甚至面臨破產，成立大聯合會以後，共同分配利潤，就意味著建築協會社員犧牲自己利益去救濟鞋業協會社員，建築協會大多社員顯然不會願意。促進委員會就此問題進行單獨調查，結果皮姆里科建築工人協會反對共享利潤。盡管尼爾和瓊斯召集40多家店鋪代表，呼籲他們加入大聯合會，並極力陳述共享基金對於協會社員子女教育及其它方面的益處，但是，他們的這項計劃最終還是沒能實現。

　　尼爾不願放棄結盟運動的嘗試，又開始構思一個更加雄心勃勃的計劃——聯合分散的合作商店建立中央合作社。

　　尼爾這一計劃的提出是因為當時沒有一個可為各合作商店提供批發貨物的機構。各個合作商店的貨物都是從普通零售市場購入，這就難免會有欺詐行為和買到假貨的危險，進而損害社員利益，這是與消費合作宗旨相違背的。尼爾認為，成立中央合作社可以滿足兩個方面的需求，一是中央合作社指導運動並加強各分支機構間的聯系的需求，二是商店能夠從市場批發到不攙假的真貨用於合作的需求。一旦合作商店廣泛建立後，“窮苦階級就能很容易地相互幫助，為更高層次的協作生活鋪平道路。”

　　①

　　1851年初，尼爾起草了《建立合作商店的社會管理辦法》，隨後拿出9000英鎊資金，成立中央合作社。其章程是：在內部取消零售商店，為下屬商店提供貨物批發；為各生產協會的產品提供銷售市場，調和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利益；消除中間商，簡化交換過程；通過本機構進一步發展銀行和公共保險事業。瓊斯、拉徹維爾和約瑟夫·沃德分別擔任三個部門的經理，為存儲和銷售各協會的產品作了一些特殊的安排。中央合作社成立的第一年取得了較為喜人的業績，他們建立了兩個直屬的分支機構，一個在愛德華新漢姆大街18號，另一個在曼徹斯特天鵝街13號。盡管前者因為內部矛盾只存在了一年，但後者在瓊斯的領導下，經營相當興旺，短短一年時間，就發展成為整個蘭開夏郡合作商店的核心機構，許多小合作店都通過它從倫敦合作商店那里進貨。1852年春，《合作期刊》報道：每周平均有15個商店發來訂貨單到夏洛蒂大街的倫敦合作商店。為滿足日益擴大的訂貨需求，瓊斯提議增建一個新的銷售代理機構，並建議中央合作社在確保質量的前提下，可自行生產醋、醬油之類的調味品，以保證供貨量。中央合作社采納了瓊斯的建議。1853年春天，新機構在牛津大街356號建成，命名為沃德·瓊斯批發零售商店，主要負責英格蘭北部合作商店的貨物供給。

　　中央合作社的建立，無疑擴大了基督教社會主義合作運動的範圍，由原來單純的生產合作涉足到消費合作領域。但促進委員會卻就這一問題多次展開討論，他們擔心不能對中央合作社的政策進行有效控制，害怕它偏離特殊的宗教目的而蛻變為純粹的商業團體。因此，在中央合作社成立時，促進委員會盡管形式上加以認可，但兩大機構間的關系明顯不融洽。勒德羅直到晚年寫自傳時，還始終認為合作運動失敗的原因之一是機構之間的沖突，“特別是中央合作社與促進委員會之間的沖突”。

　　①

　　1851年，尼爾向全國的商會發出了一份倡儀書，號召他們把中央合作社看成是建立合作協會與商店的輔助性的合法金融機構，希望取得各商會的信任，以開展彼此間的物資交流。尼爾的這份倡儀事先並沒有征得促進委員會的同意。10月，勒德羅從外面回到倫敦後，對尼爾的倡議書進行了嚴厲批判，認為“這是一個對商業利潤的無恥要求，完全違背了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的精神和原則”。

　　①

　　勒德羅

　　隨即給莫里斯寫信，聲稱“中央合作社很大程度上建立了一個與促進委員會相對立的機構”

　　②

　　，指責尼爾的行動使自己的工作遭遇極大麻煩和損害，提出將中央合作社從促進委員會當中分離出去。

　　針對雙方的矛盾，莫里斯采取了折衷的辦法，宣布促進委員會同尼爾的中央合作社脫離關系，但允許尼爾和休斯繼續擔任“促進委員會”委員的職務，以便兩個團體繼續保持聯系。尼爾和休斯接受了這種處理。12月，莫里斯在一次委員會議上，對這件事作了進一步的解釋。他認為，促進委員會是和基督教應用於工商業的目的密切相關的，中央合作社是以實踐的方式做著同一件事情，盡管它沒有象促進會那樣用特殊的宗教目的去教育其社員，兩個社團應該彼此信任，用不同的方式來達到共同的目的。莫里斯還提議把促進會的總部遷出夏洛蒂大街，並且決定自行開辦一個“合作市場”來銷售勞動協作社的產品。

　　基督教社會主義內部的分歧，主要在於宗教觀念和對待利潤的態度不同。尼爾不喜歡促進委員會章程里關於宗教信仰的條款，盡管這些條款不是嚴格限制非基督徒的加入。尼爾認為應該歡迎每一個“有良好意願的人”

　　③

　　加入到合作社當中

　　來，勒德羅如果還象古老基督徒那樣因循守舊，堅持把基督教信仰作為考查社員的主要標準，這樣一個教條主義的過分要求，只會嚇跑那些最應該聯合的人，結果也只能導致宗派的分裂。

　　勒德羅則認為，一個人是否有宗教信仰，是其優良品質的重要參考指標。他希望基督教社會化以便更有效地使社會基督教化，而合作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唯一方式。如果在經歷多年的奮鬥之後放棄合作的宗教基礎，就有迎合這一運動的商業要求之嫌，進而導致合作運動的自我毀滅。勒德羅堅持相信“基督教是將人們從實利主義和自私當中拯救出來的精神力量，是促進合作運動並避免其成為逐利行為的力量”。

　　①

　　莫里斯也對於“利潤”十分厭惡。“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從未打算分享利潤，資本是不列入他們的計劃當中的，除非是作為啟動資金，並且只是作為一種償還利息的貸款來使用的。”

　　②

　　莫里斯始終宣稱發起合作運動的目的是“將

　　基督教精神運用於工業和交換”，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兄弟關系，從競爭和剝削當中解放勞工。

　　由於觀念上的分歧，在中央合作社成立後，尼爾等人又發起了試圖將合作運動與工會運動聯合起來的新運動。尼爾、休斯和瓊斯都認為，對待工人必須從實際出發，“要準備支持一切方向大致正確的合作活動或工人階級活動，而不去考慮這些活動是否以基督教為基礎。”

　　③

　　他們試圖發起一個將工會與合作社聯合起來

　　的新運動，以生產者和消費者合夥經營為基礎，號召工會會員也參加合作社，實行工人自我管理，共同擺脫資本主義和自由放任主義的壓迫。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們在英格蘭北部建立了幾個合作社，一心要將“新運動”推而廣之。

　　1851年，新成立的機器工人聯合會的會員接到雇主的命令，要他們放棄工會會員資格，並宣誓永不再入工會。這一無理命令激怒了工人，他們以罷工威嚇雇主取消命令。基督教社會主義作為一個團體出面支持工人，他們“欣然加入戰團，盡力服務，不但慷慨捐輸，且常於各報發表通信，往各地演說，同時更說明工人之地位。”

　　④

　　尼爾等人還努力說服機器工人聯合會參加合作生產，得到聯合會執行委員會的響應，但是聯合會的工人們卻不接受合作生產投資的建議。尼爾在沒有獲得機器工人聯合會的經濟支持的情況下，仍然在沙斯渥克建立了一家合作鋼鐵廠——阿特拉斯工廠。1852年，機器工人聯合會罷工期間，尼爾不但沒有得到聯合會的任何支持，反而支付了大量資金以救濟罷工的聯合會工人。1853年之後，阿特拉斯工廠的產出數量和質量都接連下降，盡管尼爾苦苦支撐，但最後仍資不抵債，不得不宣告阿特拉斯廠破產。另外，在尼爾的幫助下，一批機器工人聯合會會員，在該會主席的兄弟約翰·馬斯托領導下也建立了一家類似的工廠——範西塔托鋼鐵廠。該廠曾經有一個極富活力的開端，營業額一度達到4280英鎊。1854年，克里米亞戰爭爆發後，大量的軍事訂貨使其生意異常興旺，不僅用獲得的利潤償還了貸款，而且又新建了廠房和添加了設備。然而，戰爭一結束，經營狀況急轉直下，工廠不得不停產關閉。“那些由於閉廠拒工而耗盡所有的機器工人變得顧慮重重和心灰意懶了，尼爾因把大部分資產投入各種事業遭受虧損，也不再富有了。”

　　①

　　2．促進委員會對合作運動的推廣

　　促進委員會在創辦了一系列生產合作社以後，逐步意識到自身活動的局限性。

　　一方面，現有的合作活動僅僅局限於倫敦市區，而在倫敦以外的其它大工業區，例如曼徹斯特，工人受剝削和生活苦難狀況同樣十分嚴重；另一方面，所有的合作社均屬生產合作社，這種合作社似乎不如羅虛代爾消費合作社興旺。因此，促進委員會認為有必要重新調整協作理論，使其內涵與外延得到進一步擴大，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他們的行列。

傑瑞米柯賓

歐文設計的理想社會是“勞動公社”或“合作公社”的聯合體。他指出：由500－1500人或300－2000人組成的合作社（公社），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集體勞動的生產單位和消費單位，是理想社會的基層組織，是“全新的人類社會組織的細胞”。

　　①

　　他在著作中詳細闡述了合作社的性質、原則、組織形式、生產安排、生活管理等方面問題。歐文設想的勞動公社同資本主義農場和工廠的性質不同，實行的基本原則是：“聯合勞動、聯合消費、聯合保有財產和特權物等”

　　②

　　，這顯然是一個生產資料公有的社會制度。歐文認為，私有制導致了權利不平等，引發了競爭、嫉妒、專橫、奴役、剝削和壓迫，從資本主義向理想社會的過渡，一是要改組生產領域，按合作制原則建立合作工廠和合作社，二是改組流通領域，按勞動公平交換原則建立市場，以勞動券代替貨幣，使勞動產品直接交換。

　　作為合作社的實踐家，歐文還從1817年開始宣傳“統一合作社新村”，1821年組建“合作社經濟協會”。1824年歐文帶著自己的積蓄和一些信徒到美國印第安納州購買了3萬公傾土地，建立合作示範區“新和諧公社”。公社制定的組織法體現了歐文的合作社理念和原則，比如，財產共有（個人消費品除外），共同勞動，共享勞動成果，社員退社可帶走入社的財產和公共積累中與他勞動相對應的份額等等。公社辦有各種工廠，也有農場、果園、商店，社員享有免費醫療，兒童享有免費教育等。“歐文及其信徒們相信這樣一個新的社會體系會迅速取代資本主義而為全人類帶來普遍幸福。”

　　③

　　歐文在美國的“新和諧公社”失敗以後，他一貧如洗，回到英國繼續為自己的理想而奮鬥，創辦《危機》雜志宣傳自己的學說。隨著英國合作社運動和工人運動蓬勃發展，到1832年6月，英國合作社總數已有400－500個，④

　　其中既有工會

　　合作社

　　①

　　，又有消費合作社。歐文對工會和工人合作社予以熱情支持，他在工人群眾中享有很高威望。1833年10月，在歐文的主持下，在倫敦召開了合作社和工會聯合大會，歐文當選為聯盟主席，成員幾十萬人，歐文的想法是把生產管理權掌握在工人手里，通過和平途徑實現對資本主義的改造。

　　1836年，憲章運動的興起使得以歐文主義為指導的合作運動進入低潮，但是，到40年代中期，合作運動在英國重新興起。1844年12月，在歐文的學生胡瓦斯和柯柏爾協助下，世界上第一個比較規範的消費合作社——羅虛代爾“平等先鋒社”

　　（Rochdale Society of Equitable Pioneers）誕生，真正宣告一種制度化的經濟組織——現代合作社的產生。羅虛代爾先驅者們吸取了歐文合作社的經驗教訓，從社會現實環境出發，創立了一套適合市場經濟要求的辦社原則，後來被世人稱為羅虛代爾原則。羅虛代爾原則是一個進步的原則，是合作社運動史上從空想到現實的一個躍進，它對英國及歐洲乃至世界各國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被各國合作社所仿效。後來，經過修訂後的羅虛代爾原則便成為國際通行的合作社原則，世界各國也都把羅虛代爾作為現代合作社運動的發源地。

　　羅虛代爾“平等先鋒社”成立第二年後，社員已增加了3倍，達74人，共售出價值8700多英鎊的貨物，總資本比成立時增加了7倍，共約2300多英鎊。

　　②

　　羅虛代

　　爾“平等先鋒社”的成功創建，有力地推動了英國合作運動的蓬勃發展。“兩年之後，蘭開郡棉紡織高原的鄰區——諸如貝克普、托德默登、萊夫和米德爾頓等地——都先後仿行，後來散處於英國大多數工業區的一批批的改革家也群起效法。”

　　③

　　到了1851年，羅虛代爾式的小合作社已有130個左右，社員不下1.5萬人，這一切都給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以極大的鼓舞。

　　歐文的合作經濟思想和實踐是合作經濟發展史的寶貴遺產。歐文為合作經濟不懈奮鬥的精神，影響了一代人，其思想成為以後各種合作思想的淵源和基礎。

　　E．P．湯普森曾說：“導致歐文主義迅速傳播的原因既不是某種心理的狂亂，也不是‘集體妄想癥’。……從20年代後期開始，歐文主義……提供了一種可替代的社會制度的景象，而且還變得適用於不同群體的勞動人民了。”

　　①

　　恩格斯也曾高

　　度讚揚歐文，認為“當時英國的有利於工人的一切社會運動、一切實際成就，就是和歐文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的”。

　　②

　　莫里斯等人也正是從歐文的合作經濟思想和實踐中，看到一種旨在反對人剝削人、弱肉強食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精神。“盡管歐文的一系列試驗失敗了，但他成功地證實工廠是可以做到同時有利於雇主和工人的，他發起了改善勞工物質條件的改革，奠定了現代合作運動大廈的堅實基礎。”

　　③

　　尤其是歐文提出的工農、城

　　鄉、腦體等工農商學大結合的合作公社思想，更是被勒德羅等人直接拿來應用於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合作運動當中。國內外合作思想的和煦春風，終於吹開了基督教社會主義醞釀已久的合作運動之花。

　　二、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合作運動

　　（一）生產合作

　　1848年初的英國，危機重重，自然災害和經濟危機導致工商業和農業一片蕭條，“面包昂貴，血汗廉價”

　　④

　　，進而引發各種社會矛盾的激化，到處彌漫著失望和憤怒的情緒。法國二月革命的爆發更是點燃了英國民眾的怒火，許多城鎮已發生多起騷亂和暴動。憲章運動也再次高漲，憲章主義者於4月10日在肯寧頓廣場舉行群眾聚會，準備第三次向議會提交請願書。金斯萊也從埃文斯里來到倫敦，當他得知憲章請願失敗的消息後，便趕到莫里斯的住處，在那里遇見了勒德羅，當晚他們商議決定正式開始基督教社會主義的行動。

　　1．初期的嘗試

　　他們起初大多是進行基督式的勸勉說教和出版刊物等活動。1848年5月6日，他們創辦了第一個刊物——《民享政治》，由莫里斯和勒德羅擔任主編，刊物除了發表金斯萊的那些筆鋒犀利的文章以外，還刊登了勒德羅和莫里斯等人的文章。

　　他們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關注當時國人普遍關注的事情，例如勞資關系問題、百姓苦難加深以及政府如何解決的問題等。他們向各個勞動階級發出熱情奔放的呼籲，要求人們“以基督教精神為根基，以和平友愛的精神處理一切事務，實現政治與宗教的緊密結合” ①。勒德羅和莫里斯還在各種場合進行演講，宣傳這種思想。隨著他們與勞工階層接觸的不斷增多，以及他們對勞工狀況的了解，勒德羅越發覺得幫助工人最好的方式是效仿法國的“勞工協作”，幫助工人自行建立生產合作社。

　　1849年夏，勒德羅到巴黎度假，他被法國路易·勃朗的協作計劃所吸引，花費大量時間深入工人協會創辦的工廠調查，收集資料，在那里找到了“正是他所要解決的東西”。

　　②

　　勒德羅回到倫敦後，便興致勃勃地實施他的合作生產計劃。他對莫里斯說：“我們必須象法國工人協會那樣展開合作，我知道他們辦得很成功。”

　　③

　　莫

　　里斯起初對此猶豫不決，但在勒德羅和金斯萊的勸說下，最終同意開展合作運動。

　　他在給金斯萊的信中說：“我似乎也覺得對工人們來說，除了以合作代替罷工外，別無它法。”

　　④

　　1850年1月18日，他們建立了第一個合作社——成衣工人協會，社址在倫敦卡斯特大街34號，沃爾特·庫伯擔任經理。在成立大會上，他們莊嚴地宣稱，要徹底拋棄英國工業制度下的殘酷競爭和個人私利，取而代之的是基督教理論當中的相互協作。他們將相互協作看作是“教會諄諄教誨的各種理論中的精髓，是打破競爭的摧毀者”。

　　①

　　最初有12個人加入協會，開工兩個月後，人數增加了一倍。協會逐步興旺起來。莫里斯在寫給朋友的信中肯定了協會成立的意義，他說：“工人們建立了自己的工廠，我希望未來有更多類似的協會建立，這只是一個開始，也許我們不一定成功，但我認為這種理論十分美好，我們的要求是實現基督教社會主義。”

　　②

　　1850年，成衣工人協會成功建立以後，勒德羅等人又在這一年里，創辦了八個生產合作社。為了更好的開展合作工作，他們還成立了“勞動人民促進委員會”

　　和“中央委員會”作為管理機構。前者代表莫里斯、勒德羅等高層領導者，負責協會資金的籌措以及日常事務的監理，後者由各協會選派代表組成，職責是上傳情報、下達指示精神以及協調各協會間的關系。“勞動人民促進委員會”由查爾斯·蘇萊（Charles Sully）任第一書記。蘇萊原本是一個旅居法國多年的裝訂工，曾經是一名憲章主義者，後來又轉變為社會主義者和共和主義者，參加過法國七月革命和巴黎的協作運動，回到英國後經拉徹維爾介紹加入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合作運動，勒德羅稱讚他是“一個精明能幹的人”。

　　③

　　蘇萊起草了“勞動人民促進委

　　員會”的章程，並將其作為基督教社會主義合作運動的基本準則。“勞動人民促進委員會”（以下簡稱促進委員會）是基督教社會主義合作運動中的主要領導機構。

　　早期成立的8個生產合作社當中，有三個是鞋業工人合作社。4月，婦女鞋業協會和男士鞋業協會同時成立。婦女鞋業協會設在特倫漢姆球場路，貸款165英鎊作為啟動資金，經營的頭幾個月就遇到了麻煩。6月份，涼鞋的銷售旺季已快過去，協會的工人們卻利用所有的原料投入到涼鞋的生產，造成大量貨物積壓。到9月份該大量生產棉鞋的時候，協會發現已沒有足夠的資金和原料進行生產了，不得不再次貸款65鎊才得以重新開工。到年底時，這種窘迫的處境仍未見好轉。男士鞋業協會成立後也同樣陷入了麻煩，前兩任經理社會聲望很低，協會內部相處極不融洽，摩擦時有發生，促進委員會不得不將其遷到婦女鞋業協會附近，由婦女鞋業協會的經理傑弗里斯兼管。盡管如此，情況並沒好轉，第二年春，一些社員又開始反對傑弗里斯，促進委員會被迫再次選派新的經理。到1852年7月，這個協會的情況有了明顯好轉，社員增加到32人，營業額也達到360英鎊。第三個鞋業合作社是6月成立的西部鞋業協會，這個協會自始至終都沒有發展起來，前兩任經理都因與社員發生矛盾而遭罷免，協會後來自己推舉的一個經理是個文盲，遭到促進委員會的激烈反對，到年底時，協會被解散。

　　5月，建築工人協會成立。這里需要介紹一位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當中的重要人物——愛德華·範西塔特·尼爾（Edward Vansittart Neale, 1810－1892），他是一個富翁，同倫敦許多富豪交遊甚廣，熱心支持基督教社會主義開展的合作運動，曾擔任合作聯合會（Co-operative  Union）的秘書20年之久，給予合作運動巨大的經濟援助。勒德羅和休斯（Thomas Hughes，1822－1896）都曾寫文章讚揚過他，稱他是“大陸政治思想訓練有素的信徒，是一位有著出色能力的思想者”

　　①

　　。建築

　　工人協會成立時，面臨著既無場地也無資金的巨大困難，尼爾將自己在希爾大街的新屋進行了改造，供工人們當作廠房使用，同時還借給他們資金用來購買原料，促進委員會也將自己的辦公室提供給協會辦公。尼爾的幫助使一切進展得較為順利，到12月份，協會不僅償還了債務，而且還有一些盈余，他們自己重新租用了辦公場地，“並用自己的雙手為促進委員會建起了一個禮堂”

　　②

　　。

　　然而，第二年2月，協會經理約瑟夫·皮卡德在報告中說協會內部爭吵厲害，甚至面臨解體。爭論是由協會的組織問題引起的，社員加入協會之前沒有一個試用期，他們對是否能利用股份參與管理的精神缺乏了解，因此常常出現工人不工作卻對經理的管理橫加幹涉指責的情況，這顯然是一種缺乏組織性和紀律性的表現。可麻煩事還不止這些，他們經營九個月後盈利了235鎊，按照規定，盈利的4/5應上交促進委員會支配，用作基金，以便進一步開展更廣泛的合作運動，但是建築工人們卻認為這錢是他們用自己的勞動掙來的，促進委員會無權占用。因此，他們除了拿出15英鎊作為對捐助者的回報外，其余的錢則在協會內部平分了。在平分的過程中，那些熟練工要求按熟練程度來分配勞動所得，他們應享有雙份，這更是對促進委員會的直接違背，因為按制度規定，利潤的劃分標準是工作時間而不是熟練程度。

　　促進委員會不得不對該協會進行接管，重新挑選社員並對其進行考察。三個月後，協會更名為倫敦北部建築工人協會，約瑟夫·皮卡德繼續擔任經理。1852年，他們的社員已有34人，資產約800－1000英鎊。

　　7月4日，皮姆利科建築工人協會成立，第一任經理亨利·費爾德工作熱情雖然很高，卻不得人心，在任6個月後被社員以選舉的方式罷免。繼任者波拿巴·金斯是一位誠實且各方面能力都很突出的人，他想盡一切辦法收集資金，開展生產，並且積極幫助當地居民興辦教育機構和各項休閑娛樂設施。到年底時候，協會已經擁有一個大院子和一間倉庫。1852年7月，擁有社員58名，房屋20多間，資產價值4700英鎊，“成為所有協會當中最成功的一個”

　　①

　　。

　　2月18日，北部倫敦縫紉女工協會在紅獅廣場31號成立，隸屬促進委員會，由莫里斯夫人擔任協會經理，起初有8名女工，後來增至20人。她們籌集了500英鎊的資金購買設備和原料，投入女士衣帽的生產。哈萊特·漢遜夫人負責生產，領取固定的工資，並接受促進委員會的監督。協會獲得的利潤要單獨提出一部分償還貸款和利息，剩余的在女工當中平分。1852年，社員一度達到26人，後來不知什麽原因，社員又紛紛退社，1853年秋宣告破產，協會廠房後來被工人夜校作為教室使用。

　　1850年成立的另外兩個合作社，規模都較小，一個是印刷工人協會，另一個是面包工人協會。前者最初只有四個人，促進委員會提供給他們一套印刷設備和半間房屋，全部家當約值44英鎊，後來他們的資產增加到600鎊，社員也增加到6人，有時還臨時聘請更多一些的工人。但是這個協會對外沒有更多的業務往來，大部分的工作是印刷促進委員會交給他們的文件和期刊一類的東西，因此在推廣對外合作方面所起的作用並不大。後者建立於4月份，規模也較小，開始只有10名社員，啟動資金由經理詹姆斯·克拉克松提供。6月份，克拉克松中途退出，協會後來只剩下3個人，幾乎陷於癱瘓。促進委員會另派威廉·沃特遜擔任經理，他是一個精明能幹的人，當時委員會的刊物上有幾次對他進行肯定的報道，因為每當在委員會召開協商大會的時候，是他帶領人數不多的成員為大會提供茶水和夥食。

　　然而，該協會的作用似乎僅限於此，他們也很少對外營業。1851年8月之後，就很少聽說他們的消息了。

　　2．生產合作的特點

　　概括基督教社會主義早期創辦的9個合作社的突出特征，有下面三點。

　　第一，資金少，規模小，經營慘淡。

　　1850年，基督教社會主義者開始進行合作運動時，沒有任何經驗作指導，所有知識僅僅來源於勒德羅和尼爾收集到的一些關於法國合作運動的記錄，他們自己並沒有形成一套成熟的理論體系，因此，合作運動的開始“一切都是雜亂和迷茫的，只能是摸索著前進” ①。再者，幾位合作運動的發起者們都較年輕，除尼爾以外，其他人都很貧困，自己微薄的工資尚需用來維持生計，沒有多余的資金投入到合作生產當中。尼爾雖說是個富翁，先後為合作運動投入了大批的資金，但是這對於整個合作運動來說，無異於杯水車薪。1850年建立的9個生產合作社當中，沒有一家的啟動資金超過500英鎊，社員沒有超過50人。這9家合作社的經營都很慘淡，除皮姆利科建築工人協會似乎是一個較為成功的例子以外，其它幾個大都是因虧損而中途夭折。

早期合作運動還存在管理上的許多問題。首先是社員入社缺乏必要的考察程序，個人只需要口頭申請然後登記個名字就能輕易入社，根本沒有身份及其它方面的調查。因而入社成員良莠不齊，其中不排除一些投機鉆營之徒，這給協會的管理和運作帶來了困難。勒德羅後來總結合作運動失敗的原因時曾說：“運動失敗的原因之一是缺乏必要的紀律約束、持之以恒和自我犧牲的精神。”

　　①

　　其次，經

　　理庫伯的精力似乎並沒有完全放在協會的日常管理上，他熱衷於到其它城鎮演講，把自己定位成一個合作思想的傳播者，這對於一個企業的經營管理者來說，應該是一種失職行為。1850年9月，在庫伯到博瑞及其它城鎮演講期間，成衣執行委員會臨時接管他的工作，在調查中發現帳目管理極其混亂，甚至有資金去向不明的情況，便催促庫伯返回說明情況。庫伯認為這是對他的不信任和侮辱，遣散了執行委員會，雙方矛盾激化，結果執行委員會拉走許多社員，另成立倫敦成衣工人協會。

　　以上情況表明，基督教社會主義在合作初期理論的不完善及實踐上的稚嫩。

　　第二，強調合作社的宗教基礎。

傑瑞米柯賓

他十分注重信徒間的“互敬互愛”，並使其逐步達到完美。衛斯理還根據當時社會實際情況，陸續興辦了許多慈善事業，他在紐卡麥設立孤兒院，收養了大批流浪兒童；在其它地方設立老人院，收容年老無依的寡婦；也設立平民免費治療所，寫《簡易醫學》給患病無力就醫的人，並提供藥品。他在當時人們承受社會巨變帶來痛苦的狀況下，積極尋求解除百姓苦難的辦法。

　　繼衛斯理之後，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成為18世紀末到19世紀前30年福音派的傑出人物。威伯福斯21歲成為下議院最年輕的議員，22歲時受福音運動的影響，成為虔誠的福音派信徒。他主張純正教義和屬靈體驗的平衡，既反對陷入教條主義，也反對落入神秘主義。威伯福斯1789年第一次提出廢奴法案，此後，在他的努力下，1807年奴隸買賣被廢止，1820年殖民地進行奴隸登記，終止偷渡，1833年奴隸得到解放。威伯福斯在廢奴運動中作出了極大的貢獻，被英國人視為議會中的道德楷模。他以親身的見證，將福音運動帶入英國的政治界和貴族圈。

　　福音派這種積極入世、關心大眾疾苦的舉動，一方面是這一時期英國宗教世俗化傾向的具體體現，另一方面，也為莫里斯等人積極參與社會活動，試圖解救人民的苦難樹立了榜樣。“勒德羅和莫里斯都受到福音運動的影響，盡管他們對其狹隘和苛刻的神學理論不十分滿意。”

　　①

　　莫里斯等人在繼承福音運動成果的同時，也看到它的不足。福音主義者在處理政體的弊病方面顯得軟弱無力，他們的身份主要是傳教士，無論是在英格蘭貧民區或在沙漠的非洲國家，其使命的目的僅僅在於個人信仰的轉換，他們很少關注工人物質環境的變化，更不用說關注導致這種變化的原因了。福音派為廢除黒奴做出重大貢獻，但是“他們從未意識到當他們帶給黑人奴隸以自由時，工業白奴正成為極其殘忍的暴虐行為的犧牲品”

　　②

　　。莫里斯認為，福音派缺乏對當時工廠

　　制帶來弊端的充分思考，單純從個人角度尋求改變，這與基督教社會主義主張的集體協作主義相左。在資本主義血汗工廠制度下，莫里斯希望勞工階級不僅僅轉變信仰，更重要的是彼此之間形成兄弟協作關系，這種互助合作關系一旦形成，就能消除人與人之間的競爭敵對，從而極大改變生活與工作的環境，進而實現改變惡劣工廠制的理想。

　　（四）柯勒律治的感召

　　薩繆爾·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是英國浪漫派詩人和文藝批評家，同時也是哲學家、宗教思想家、政治思想家，在心理學方面也頗有識見。依照J．S．穆勒的說法，柯勒律治和邊沁是他們那一時代最具啟發性的兩個人。

　　①

　　柯勒律治出生於德文郡南部的小城奧特里·聖瑪麗，他19歲進入劍橋大學基督學院學習，1789年在德國旅居一年，在那里他開始熟悉德國哲學和文學的各種趨勢，熟悉那些尚未對英國產生影響的聖經批判，逐漸發現他體驗神學的根基。

　　柯勒律治所主張的基督教是建立在個人良知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教義或禮儀上的。

　　柯勒律治呼籲以一種新的、更富有洞察力的態度來對待聖經，這樣做不但不會貶抑反而會提高它內在的精神價值。為了得到合理的評價，聖經必須象其他的書一樣得到閱讀，因為聖經比其他的書更能滿足人的精神需求。柯勒律治聲稱自己可以從中發現真理、力量以及純潔沖動的豐富來源。

　　英國工業革命進展過程中，柯勒律治擔心在技術快速發展的時代，在一個過度關注物質進步的社會，某些更加高尚的價值遭到忽視或破壞。他關心的是人的精神生活和社會文化的健康。他認為，得到正確控制的文明是以“文化（Cultivation）以及人類所特有的那些品質和能力的和諧發展”

　　②

　　為基礎的。對於當時盛行的商業

　　精神而言，真正的基督教是一種有效的制約力量。因此他認為，改革首先得從心靈開始，因為沒有心靈的革命，一切制度的變更也會於事無補。

　　“柯勒律治不僅是以理性主義替代洛克的經驗主義，而且是功利主義者和個人主義者的社會替代物，他堅持整體勝於個人經驗的總和，在這里面，局部不是簡單地堆積為整體的。”

　　③

　　莫里斯聲稱他們那一代人從柯勒律治那里學會了將理性的本質原則應用於神學，他說：“聖經不單純是讓人誦讀和用來開導個人的，而是要象柯勒律治教導的那樣，成為政治家的手冊。”

　　④

　　法國革命後，莫里斯深入研

　　讀了柯勒律治的政治學及神學作品，從中吸取了大量的養分，“這種繼承要遠遠大於馬克思對於康德哲學以及黑格爾辯證法的創造性繼承”。

　　①

　　莫里斯在《基督王

　　國》里，專門寫了一篇獻辭，清楚地表達了柯勒律治對他產生的重要影響以及他對柯勒律治的感激之情。他說：“在我心目中，柯勒律治不僅僅是一個文學家，我常常把他看作人類的傑出代表。……我肯定他的價值並喜歡他的哲學，主要是因為他引導我去發現並得出實踐性的結果。……我的許多思想就是從他那兒‘偷’

　　來的。”

　　②

　　柯勒律治的自由主義宗教使他成為英國廣教會運動（英國國教中的一種宗教自由主義）的奠基人，他的神學思想成為廣教會運動的主要思想來源之一。柯勒律治認為基督教會是與國家相對立的力量，在他看來，基督教是由基督及其所揭示的真理構成，它的神聖權威的證據在於它適合我們的本性和需要，它可以修正社會和政治交往中所導致的邪惡，認為民族教會是國家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③

　　毫

　　無疑問，柯勒律治為英國神學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為它提供了更寬闊的視野和全新的靈感。他以一種全新的視角來看待基督教，他的思想開創了新的道路，他對本質問題的意識以及自我奉獻的精神在當時的英國是無可比擬的。

　　莫里斯對柯勒律治的廣教會神學思想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這種教會不僅建立在人類的創造力和信仰之上，而且建立在上帝的一切本性之上。”

　　④

　　莫里斯

　　作為廣教會運動的一個主要代表和柯勒律治思想的信徒，“從柯勒律治那里找到了通向英國國教主流的道路”

　　⑤

　　，並將其思想輸入到廣教會運動中，將尊崇教會的精神與自由探索的精神結合起來，力圖使新教變得寬容。莫里斯渴望基督教不僅變成一種信仰，而且變成一種事實，基督王國不是將來的事，而是可以實現的。

　　柯勒律治思想的感召使莫里斯相信上帝對於世界有一個教育計劃，相信在這計劃的發展中，人類史的每一個時代都有本身應該做的工作，從而使個人和社會都可以達到完善的境地。“不但如此，他還相信具有神所規定的職責的現存社會，是最好的社會，只要人類能夠虔誠地尊重那些職責。”

　　①

　　（五）合作思想的催化

　　19世紀30－40年代，曼徹斯特學派的放任自由造成社會的混亂和人與人之間的殘酷競爭，促使勒德羅等人越發看重基督教精神里“協作”“友愛”的價值，他們主張用兄弟般的合作社團替代那種自私自利、彼此沖突競爭的“血汗工廠”。

　　他們的合作思想有兩個來源：法國的勞工協作和本國的歐文主義。

　　社會合作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社會觀，它認為人類社會的本質是人與人之間為了利益的更大化而結成的團結合作的關系。聖西門學派、傅立葉學派、都主張“階級合作”或“社會合作”觀點，認為人們的社會關系應該是“團結”、“協作”、“互助”的關系。社會合作包括無產者之間的合作和各階級之間的合作，無產者之間的合作主要是開辦工人合作社和結成工人協會。各種流派的社會主義都有過開辦工人合作社、通過工人自助的生產與消費來消除和減輕資本對工人的剝削的設想或試驗。

　　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當中首先提出進行合作運動的是勒德羅。勒德羅1821年生於印度，少年時在巴黎接受教育，1838年來到英格蘭。他對19世紀三十年代法國的社會運動十分關注，對聖西門、傅立葉等人的“勞工協作”思想深感興趣。

　　他後來在自傳當中這樣寫道：“那時我對傅立葉思想異常感興趣，……我不能說傅立葉的社會主義無所不包，但他確實提出了一個新型工業社會的構想。”

　　②

　　勒德

　　羅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因而又特別向往畢舍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學說，並被路易·勃朗

　　③

　　提出的“勞工組織”所吸引。1848年2月巴黎革命爆發後，勒德羅急忙趕到巴黎，詳盡考察了路易·勃朗等人創辦的工人協作組織，“堅信類似的協作組織將會對英國大有裨益”

　　①

　　。返回英國後，他熱情宣揚法國工人的協作精神，此舉得到路易·勃朗主持的盧森堡委員會的大力支持。

　　1848年4月10日，憲章主義者發起的肯寧頓廣場大請願失敗後，勒德羅連忙拜訪老師莫里斯，認為歐文主義的廣泛傳播已為合作運動奠定了深厚的群眾基礎，他力圖使莫里斯相信英國的時機已經成熟，可以發起一個聯合教會和各勞動階級以反對工業制度弊端的非革命性運動。

　　勒德羅認為，憲章主義者要求成年男子選舉權

　　是白白浪費時間，當前急需的是引導工人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那就是“本著真正的基督教的友愛精神，而不是本著為一己之私反抗政府或富人的叛逆精神，嚴肅認真地著手‘組織勞工’”。

　　②

　　勒德羅

　　的勸說使莫里斯深受觸動。事實上，莫里斯本人也一直在關注憲章運動的起起落落，他認為憲章運動單純追求政治目的，失敗是注定了的，因為它沒有去激發人民的創造能力。憲章主義者沒有認識到，在他們取得公民權之前有許多準備工作要做，試圖用重組議會和擴大權利的方式來達到目的，這是一種錯誤的途徑。因為通過法律來建立社會權利常常是一個誘人的夢想，歷史已證明，法律途徑如果沒有公眾輿論的支持和聖潔的道德情操支撐的話，也只能是徒勞無功。憲章主義者沿用舊的經濟學和社會理論，缺乏建設性的計劃，采用激進的革命方式，其結果只能是災難性的。因此，莫里斯、勒德羅以及金斯萊等人經過充分的協商，決定發起一場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以合作代替競爭，以彼此友愛、純潔的心靈和信仰代替激烈的社會沖突，最終實現“千年天國”的根本目的。

　　多數學者主要看到法國勞工協作對勒德羅等人的影響。事實上，當時英國本土的合作運動也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主要集中在北部英格蘭的大城市和一些新建城鎮，在那里“歐文主義流傳十分廣泛” ①。此時歐文合作思想的流行，使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在本土也找到了合作理論的源泉，而羅虛代爾先鋒社等合作事業在實踐上的成功，更進一步堅定了他們開展運動的信念。

　　合作經濟出現在英國絕非偶然。“圈地運動”、工業革命把一大批農民、手工業者、產業工人推向失業大軍，當時的機械化生產、商品交換、市場競爭以及社會化分工體系，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同時又不可避免地加劇了兩極分化。世界充滿財富，但到處籠罩著貧困。雇傭工人、失業者、小生產者、低收入消費者在市場競爭中處於弱者地位，他們希望用合作的優勢來增強自己的競爭地位和改善自己的處境，“英國的合作運動就是在這種悲慘的環境里產生出來的”

　　②

　　。

　　在英國首先進行合作實踐的是羅伯特·歐文，他是英國偉大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被後人尊稱為“合作經濟之父”。

　　1771年，歐文出生於一個貧苦的馬具匠家庭，7歲開始參加勞動，9歲時就當了學徒，在倫敦的一個小店里做事，20歲起

　　在紗廠里當職員。歐文從小目睹了資產階級

　　對廣大工人進行的殘酷剝削和壓迫，並親身

　　經受了資本主義帶來的苦難，所以他對被壓

　　迫者非常同情。他認為，“要改造社會，創

　　造一個新的道德世界，應該首先創造一個適

　　當的環境，使兒童自初生起就受到良好的教

　　養。那些在現在的經濟組織里使苦痛及罪惡

　　發生的種種原因，也該完全消除。”

　　③

　　因此，

　　他試圖建立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勞動，財產公有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