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论坛政论选集

傑瑞米柯賓

共產主義聯盟中的右翼分子在工會問題上的錯誤

托洛茨基，1931年一月

一些初步評論

1.如果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結構完全建立在作為物化勞動的價值概念之上，那麽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政策就建立在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概念之上。

無論機會主義錯誤和偏差的社會根源和政治原因是什麽，它們總是在意識形態上歸結於對革命黨、黨與其他無產階級組織和整個階級之關系的錯誤理解。

2.黨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這個概念的前提是，黨完全和無條件地獨立於所有其他組織。在階級鬥爭的過程中，與其他組織的各種協議（陣營、聯盟、妥協）不可避免，但我們只有在黨始終面向階級，始終在自己的旗幟下前進，以自己的名義行動，以及向群眾清楚地解釋達成協議的目的和限度地情況下才能允許這些。

3.在共產國際領導層的所有搖擺和所有錯誤的基礎上，我們發現了對黨的性質和任務的錯誤認識。斯大林主義的“兩個階級政黨”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相矛盾。而共產國際官方還能容忍這一理論好幾年，並至今仍然沒有以必要的堅定態度譴責它，這是官方路線錯誤的最清楚跡象。

4.蘇聯中派官僚機構的根本罪行，是其對黨的錯誤立場。斯大林派尋求行政地將整個工人階級納入黨的各階層。由此，黨不再是先鋒隊，即自願選擇自最先進、最自覺、最敬業和最活躍的工人。黨與階級融合在一起，失去了抵抗官僚機構的力量。另一方面，布蘭德勒派和中派官僚的其他追隨者通過庸俗的“俄羅斯無產階級缺乏文化”說法來為斯大林黨政權辯護，從而辨認黨和階級，也就是說在理論上消滅黨，正如斯大林在實踐中消滅黨一樣。

5.共產國際在中國的災難性政策的基礎，是放棄了黨的獨立性。與國民黨在某個特定的時期達成實際協議是不可避免的。但讓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個致命的錯誤。這一錯誤的發展演變成了歷史上最嚴重的罪行之一。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只是為了將其權力移交給國民黨。它從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變成了資產階級的尾巴。

6.英俄委員會的災難性實驗完全建立在踐踏英國共產黨獨立性的基礎上。為了讓蘇聯工會能夠維持與英國工會總理事會的罷工破壞者結盟（他們聲稱是為了蘇聯的國家利益！），英國共產黨必須喪失一切獨立性，將黨實在地瓦解成了所謂的少數派運動，即淪為工會內部左傾的反對派。

7.不幸的是，即使在左翼反對派團體中，英俄委員會的經歷也是最不被理解和掌握的。我們陣營中的一些人甚至認為，要求與罷工破壞者決裂是宗派主義。尤其是莫納特，使他投入杜穆林懷抱的原罪很明顯地體現在於英俄委員會的問題。然而，這個問題有著巨大的重要性：如果不清楚1925-1926年發生在英國的事情，無論是整個共產主義還是左翼反對派都無法把路走通。

8.斯大林、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在這個問題上，都是團結一致的，至少一開始是這樣的——他們試圖用一個“更廣泛的流派”來取代脆弱的英國共產黨，可以肯定的是，這個流派的領導並不是“共產黨員”，而是“朋友”、準共產黨員、或者是好人和熟人。當然，這些好人、“可靠的領導人”，並不想服從於一個弱小共產黨的領導。這是他們的完全權利；黨不能強迫任何人服從它。共產黨和“左派”（珀塞爾、希克斯、庫克）在工會運動部分任務的基礎上達成協議當然完全是可能的，而且在某些情況下是必要的。但有一個條件：共產黨必須保持其完全的獨立性，即使是在工會內部，在所有原則問題上以自己的名義行事，在必要時批評其“左派”盟友，並以這種方式逐步贏得群眾的信任。

然而，這條唯一可能的道路對於共產國際的官僚來說顯得太長和不確定。他們認為，通過對珀塞爾、希克斯、庫克和其他人的個人影響（幕後溝通、通信、宴會、友好的祝賀、溫和的勸告），他們可以逐漸地、隱秘地將左傾反對派（“廣泛流派”）拉到共產國際的床上。為了以更安全的方法保證此事成功，這些親愛的朋友（珀塞爾、希克斯和庫克）不會受瑣碎的詭計、不合時宜的批評、宗派的不妥協等問題所煩惱、惱怒或不快。但是，由於共產黨的任務之一恰恰是破壞和平並警告所有中派和半中派分子，因此必須采取使共產黨上從屬於少數派運動的激進措施。在工會領域出現的只有運動的領導人。英國共產黨實際上已經脫離群眾了。

9.俄國左翼反對派在這個問題上有什麽要求？首先，重新確立英國共產黨相對於工會的完全獨立性。我們認為，只有在黨的獨立口號及公開批評的影響下，少數派運動才能形成，才能更準確地理解其任務、改變其領導人、在工會中穩固自己的地位，同時鞏固共產主義的地位。

斯大林、布哈林、洛佐夫斯基和他們的同伴對我們的批評做出了什麽回應？“你想把英國共產黨推上宗派主義的道路。你想把珀塞爾、希克斯和庫克趕到敵人的陣營。你想與少數派運動決裂。”

左翼反對派反駁了什麽？“如果珀塞爾和希克斯與我們決裂，這不是因為我們要求他們立即轉變為共產主義者——沒有人要求這樣做！——而是因為我們自己想保持共產主義者的身份，這意味著珀塞爾不是朋友，而是蒙面的敵人。他們越快表現出他們的真面目，對群眾越好。我們根本不想與少數派運動決裂，相反，我們必須對這一運動給予最大的關註。與群眾或一部分群眾一起向前邁出的最小的一步，比起知識分子圈子的十幾個抽象綱領更加重要，忠於群眾與在臨時領導人和半領導人面前投降絲毫不同。群眾需要正確的方向和正確的口號，這就排除了一切理論上的和解和對利用群眾落後思想的一切保護。”

10.斯大林在英國的實驗結果如何？涵蓋近百萬工人的少數派運動，看起來很有希望，但它自己埋下了運動毀滅的禍根。群眾只知道這場運動的領導人是珀塞爾、希克斯和庫克，而且莫斯科也為他們擔保。這些“左”翼朋友，在第一次嚴峻考驗中就可恥地背叛了無產階級。革命工人們陷入了混亂、變得冷漠，並自然地將他們的失望擴展到共產黨身上，然而共產黨本身只是整個背叛和背信棄義機制的被動部分。少數派運動銷聲匿跡；共產黨變回了一個微不足道的派系。這樣，由於對黨的一種根本錯誤的概念，導致曾經帶來了總罷工的英國無產階級最偉大的運動，不僅沒有動搖反動官僚機構的機器，反而加強了他們，並長遠地損害了英國的共產主義。

11.機會主義的心理根源之一是低層次的輕浮急躁，對黨的影響力逐漸增長缺乏信心，渴望通過組織性手段或個人交際來贏得群眾。由此產生了幕後操作的聯合政策、消聲、隱瞞、放棄自我、迎合他人思想和口號的政策；最後，完全倒向機會主義的立場。中共從屈從國民黨，印度建立的工農政黨，英國的黨部屈從於少數派運動等等——在所有這些現象中，我們看到的都是同樣官僚的聯合主義方法，這種方法從低層次的革命急浮躁開始，並以機會主義的背叛結束。[1]

這正是我們在過去幾年中，一直堅持上述共產國際戰略的案例的重要教育意義的原因。在每一次新的經歷中，我們都應該重新研究和檢視這些錯誤，不僅是為了事後譴責歷史上的錯誤和罪行，而且是為了學會在新的情況下從一開始、在這些錯誤仍然可以糾正的情況下就辨別出類似的錯誤。

12.必須直截了當地說：部分法國反對派成員、共產主義聯盟的成員在工會問題上犯下的錯誤，顯示出與可悲的英國實驗的驚人相似之處。只是，法國的錯誤規模要小得多，而且還沒有在群眾運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這使某些同志在忽視了這些錯誤，或者低估了它們在原則上的重要性。然而，如果聯盟允許其未來的工會工作按照舊領導層多數派制定的方法進行，那麽左翼反對派的思想和旗幟在法國將在日後長期受損。

如果對這件事視而不見，那就是犯罪。由於在初始階段通過私下建議和警告來糾正這些錯誤沒有成功，因此只有公開指出這些錯誤及持這樣思想的人，才能通過集體努力糾正政策。

13.從1930年4月開始，聯盟為了統一反對派的利益，實際上放棄了工會中的獨立工作，包括力求有自己的綱領、領導和政策。在這些範圍內，我們與英國的少數派運動實驗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在法國的國情下，從一開始就存在某些特征，使得這一實驗更加危險。在英國，少數派運動作為一個整體，比起工會的官方領導更傾向於左翼。

可以同樣的描述形容統一反對派嗎？不。在後者的隊伍中，有一些人顯然傾向於右翼反對派，即改良主義。我們還不清楚他們的具體比重。

統一反對派的主要力量是教師聯合會。在法國，教師在社會主義、工團主義和共產主義中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在教師中，我們無疑會找到許多朋友。但是，該聯合會作為一個整體不是無產階級的聯合會。由於其社會組成，教師聯合會可以提供非常好的鼓動者、記者和個人革命者，但它不能成為工會運動的基礎。其所有文件都表明其政治思想不夠清晰。聯合會的馬賽大會表明，其成員在官方路線、左翼反對派和右翼反對派三者之間搖擺不定。如果我們要掩蓋他們的錯誤、動搖和缺乏精確性，我們將為其成員以及整個無產階級運動帶來最壞的影響。不幸的是，直到幾天前，這還是《真理報》編輯委員會的政策——消聲政策——而這並非偶然。

14.那你想和統一反對派決裂嗎？不管是誰，提出這樣問題的意思就是，共產黨人作為共產主義者，不能參與統一反對派的工作。但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相當簡單地表明，統一反對派是一個由共產主義的隱蔽敵人所組成的組織。幸運的是，情況並非如此。統一反對派作為一個整體既不是一個共產主義組織，也不是一個反共組織，因為它是異質的。我們有義務在實際活動中考慮到這種異質性。我們能夠、而且必須最高度關註正在走向馬克思主義的群體乃至個人。但所有這一切都有一個條件：當我們出現在工會工人面前時，我們以共產主義聯盟的名義行事，不接受任對我們行為的審查，除非是在聯盟自己（或在重新建立共產主義隊伍團結後的全黨）的控制下。

15.在統一反對派的隊伍中，有一些毫無疑問地強烈同情左翼反對派，但仍不是聯盟成員的人；他們必須被拉到我們的旗幟下。有一些持模棱兩可立場的人竭盡全力保持這一立場，將組織轉變為一個“平台”。對待這些人，我們可以在明確的基礎上達成策略性協議，維護相互批評的充分自由。最後，在統一反對派的隊伍中，也有毫無爭議與我們不相容的分子，他們偶然迷失地走進來，或者作為改良主義的代理人滲透進來。他們利用含混不清的方法來分化統一反對派。他們越早被揭穿和消滅，對事業就越好。

16.但難道我們不是支持與工會中的所有工作者合作，無論他們的政治和哲學觀點如何嗎？當然，但統一反對派不是工會組織；它是一個政治派別，其任務是影響工會運動。讓莫納特和他的朋友們戴著假面具行事吧，革命者在工人面前公開行動。在統一反對派中，我們只能跟那些與我們肩並肩、共同前進的人一起工作，即使他們未必會和我們一起走到最後。

17.有些同志首先堅持共產黨人必須用思想，而不是機械式手法來爭取他們對工會的影響。這一想法看似無可爭辯，但卻常常被轉化為空洞的陳詞濫調。中派官僚機構也非常頻繁、非常誠懇地宣稱，其任務是以思想進行影響，而不是機械地施加壓力。

歸根結底，整個問題歸結為政治和經濟方向、口號和行動綱領。如果方向正確，如果口號符合當前的需要，那麽工會中的群眾就不會受到“約束”；相反，如果方向是錯誤的，如果革命上升的政策是在政治低潮的時候提出，或者相反，那麽大眾不可避免地將其視為一種機械的壓力。因此，問題歸結為左翼反對派的理論前提是否足夠認真和深入，其幹部是否受過足夠的教育，是否能夠正確評估形勢並提出相應的口號。所有這些都必須在實踐中得到檢驗。因此，我們更不允許沈默下去，或低估我們臨時盟友以及我們自己的罪惡和錯誤。

18.聯盟的某些成員，盡管看起來不可思議，卻抗議某人或其他人將統一反對派從屬於聯盟的意圖。

在沒有自我意識的情況下，他們將自己建立在莫納特用來反對整個共產主義的同樣悲慘的論點上。實際上，這意味著一些在工會工作的同志希望自己完全獨立於聯盟之外；他們認為，通過他們的策略、告誡和個人機智，他們將取得聯盟通過集體工作無法取得的成果。其他同志，希望自己在新聞界有類似獨立性的，也歡迎這些趨勢。問題是：如果這些同志對聯盟沒有信心，他們為什麽還要加入？

19.關於統一反對派的“從屬地位”，情況究竟如何？這個問題本身就是錯誤的。只其成員才從屬於聯盟。只要統一反對黨的多數不在聯盟內，這就只是一個說服、妥協或結盟的問題，當然不是從屬問題。事實上，所謂反對統一反對派服從聯盟的人，他們實際上再要求聯盟服從統一反對派。這正是至今的情況。在其工會工作中，即在其最重要的工作中，聯盟從屬於統一的反對派，為了他們的利益而放棄了聯盟的一切獨立。馬克思主義者不能也決不能容忍這種政策——哪怕再容忍一天也不行。

20.一些領導同志，直到昨天還頑固地實行投降政策，今天又宣布他們“完全同意”把統一反對派轉變成個集團陣營的必要性。事實上，他們想滿足於更名。他們越快“同意”馬克思主義的批評，他們實際上越是在為一切保持原狀而鬥爭。他們只是想用馬克思主義批評的措辭來掩飾舊政策。這些方法不是新的，但時間不會使它們更具吸引力。如果一個革命組織允許一種機會主義政策用革命的措辭來掩飾自己，那麽它將被口是心非和虛假的毒藥長期（如果不是永遠）腐蝕。讓我們堅定地希望聯盟不會允許這樣做。

統治階級的虛偽：英國安德魯王子與統治階級的墮落文化

英國童謠《約克大公爵》以這句歌詞起始：“哦，約克大公，他有一萬人……”正好反映出約克公爵（安德魯王子）有許多支持者，他們包括英國王室成員、主流媒體、富商、公關團隊、至少一位被定罪的性拐賣者和一位性侵兒童的罪犯，以及一個耗資數百萬英鎊的法律團隊。

從2001年起，安德魯王子不斷地逃避性侵遭拐賣的青少年的指控和責任，然而在本周，縱使是安德魯王子強勢的、有特權的朋友們，也無法再從席卷整個英國和世界的公憤浪潮中拯救他了。因此對於伊麗莎白女王和王室成員來說，繼續包庇女王最親愛的小兒子變得越來越站不住腳。

王室的袒護

一段時間以來，社會一直有人要求撤銷安德魯王子的八個軍銜，本周四由150多名退伍陸軍和海軍軍人署名的聯名信更是將這一訴求推向了高潮。隨後，王室宣布，在雙方協議下，安德魯王子將其所有軍銜交還給女王。此外，盡管王子將保留“殿下”的稱謂，他不能在官方和公共場合使用此頭銜，這意味著他未來將會以平民身份面臨法庭審判。

這一事件的轉變很大程度上被認為是一種勝利，至少是為被拐賣性侵的受害者尤弗裏（Virginia Giuffre）帶來了一些公道。

然而，盡管這是朝正確方向邁出的一小步，安德魯王子在被指控的性侵事件發生後的20年，和在被曝光的6年多的時間裏，不斷回避對其行為的責任。事實上，他一直受到英國王室的袒護。

特別是王子的母親，伊麗莎白女王（今年是女王在位七十周年紀念日），在她奢華的住宅中給王子提供了安全住所，同時向媒體和狗仔隊發出法律警告，警告他們不要在關鍵時刻侵犯王子的隱私。根據報導，女王甚至為王子的法律團隊提供每小時約為2000英鎊的資金支持，據說總計已經高達數百萬英鎊。

廢除英國君主制

英國媒體有許多報告稱，整個事件使英國王室感到十分困窘，然而王室成員對指控中的受害者沒有表示過一絲一毫的關心。相反，交還頭銜——一個試圖盡力減低王室已經破敗不堪的聲望的決定，是極虛偽的。

王室成員的行為暴露了他們對普通英國民眾和性侵受害者的蔑視。他們更關心王室後代的膚色，而不是王室成員自己涉嫌性侵的問題。正如本文引用的童謠所提到毫無意義的軍事行動，約克公爵（安德魯王子）的醜聞再次說明，21世紀的英國君主制是完全無用的封建殘餘。

傑瑞米柯賓

統治階級的文化

然而在富有的統治階級中，安德魯王子並不是唯一一個與涉嫌性拐賣的麥克斯韋爾和涉嫌性侵兒童的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密切聯系的人。在最近麥克斯韋爾被定罪後，大家很可能會提問究竟麥克斯韋爾和愛潑斯坦將受害者販賣給誰呢？

愛潑斯坦的私人日志中，可以找到證據證明許多人的罪行，性侵行為和其他不當行為。這些人包括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克林頓以及演員史派西（Kevin Spacey）。愛潑斯坦的聯系人“黑名單”中，許多是赫赫有名的富豪精英，包括政客、國家元首、影視名人、媒體大亨、軍火商以及當中一些人的妻子、女兒和女性親屬。他們包括電影制片人艾倫（Woody Allen），電視節目主持人羅斯（Charlie Rose）和喜劇演員考斯比（Bill Cosby），他們都曾被指控涉嫌性騷擾和性侵。

愛潑斯坦的長期密友當中，其中一人便是美國最大的連鎖女性內衣零售店“維多利亞的秘密”（Victoria’s Secret）的所有者、億萬富翁維克斯納（Leslie Wexner）。他的公司透過性化和物化女性中賺取暴利。近年來，該公司的一些模特公開談論過她們在該公司經歷的厭女癥和騷擾文化。

所有這些都描繪了緊密結合的統治階級，他們的商業和休閑活動都建立在剝削和壓迫的基礎上。這些上層人士在個人生活中輕易剝削他人一點也不令人驚訝，因為同時他們正無情地剝削他們的雇員並且推行他們的政治政策，在他們的職涯生活中固化這種剝削。

停止剝削與虐待

資本主義的社會中，財富只能通過剝削、壓低工資和工作條件來積累，並以性別歧視、種族主義、反LGBTQI的政策或思想來合理化低廉工資。對這些勢力龐大的資本家們，人力僅僅是資源，是用來榨取利潤的手段。最後，工人階級和被壓迫者只是這場資本遊戲中的棋子，統治階級自身將始終保持著階級團結，直到被人數遠遠多於他們的人民群眾迫使他們讓步。

迄今為止，只有愛潑斯坦和麥克斯韋爾因其行為面對不同的後果。這是因為有大約100名受害者勇敢地站出來，並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公眾的支持，他們不再容忍這些虐待行為。那些從這個販運鏈中獲利的人必須被要求承擔相應的責任。社會中積累的憤怒和挫折感現在必須用來要求問責和正義，建設一個反抗所有形式壓迫和剝削的運動。

這與結束反社會的資產階級的統治、及他們捍衛的制度密不可分，安德魯王子、愛潑斯坦、麥克斯韋爾和他們的其他同夥是或曾是這些統治階級的親密一員。需要建立一個由工人階級和被壓迫者組成的多性別、多種族的社會主義女權運動，從而真正讓這種壓迫性的制度走入歷史。

回顧2021：無序時代第2年

2021年自始至終是世界資本主義風雨飄搖的一年。這個腐朽墮落的體系很少在這麽多方面同時面臨如此深刻的危機。把現行制度替換掉的客觀先決條件已經成熟到開始黴爛了，而2020年代才剛剛開始。

從巨響開始，以巨響結束

這一年以美國沖擊國會事件拉開帷幕，武裝暴徒企圖在1月6日采取行動，支持特朗普不成熟的政變企圖。與此同時，印度貧困的農村群眾正在維持一場有組織的群眾運動，反對莫迪政權殘暴的反社會政策，這場鬥爭在幾周前以勝利告終。

自從英國傳出“Alpha”變種病毒以來，災難性的“第三波”新冠疫情沖向新高，新一輪的封鎖正在歐洲蔓延。自已經成為新冠死亡與災難中心地區的拉丁美洲傳出的消息，在世界各地引起反響——阿根廷長達數年的爭取墮胎權的群眾運動贏得了歷史性勝利。

在2021年的開始幾周內，如此的種種事件，還有更多！一方面是深刻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危機，另一方面是工人和被壓迫者的群眾運動擁有力量，這些主題主導這一年。

隨著2021年接近尾聲，我們也來環顧一下世界各地的情況。盡管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民眾已經廣泛接種疫苗，但對新變種奧密克戎（Omicron）的恐慌正在蔓延，並且已經宣布了新的封鎖措施。經濟學家的悲觀情緒比比皆是，樂觀的增長預期迅速降溫，而中國金融業面對恒大違約威脅，正搖搖欲墜。

全球工人階級仍在反擊，在一個又一個國家發出自己的聲音。最近的例子包括令人印象深刻的西班牙金屬行業工人罷工，和12月8日在意大利多個城市的大罷工。

在這之間，這一年時局急風驟雨、變化莫測。

之外，我們還必須考慮資本主義造成的氣候災難，它從未像今年那樣持續一整年作為世界政治的重要話題。由氣候變化引起的極端天氣，現在已成為世界各地普通民眾生活、所想和所計劃的一部分。而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暴露也加深了數百萬人對現行制度無法提供任何解決方案的認知。

2020年之後，2021年讓我們進一步領略了即將到來的世界歷史時代的特征。這一年的危機，都不會（特別在2022年）找到任何持久的解決方案。去年，借用了德意志銀行創造的一個短語，ISA使用“失序時代”來試圖描述這個新時期的性質。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的多重危機推動社會和政治兩極分化進程的加深，將越來越多地在全世界數百萬人的頭腦中提出制度變革的需求，其中許多人轉向革命思想。

新冠疫情最致命的一年


新冠肺炎在2021年前6個月造成的死亡人數，已經超過了2020年全年的數字——這還是在自今年年初以來，已經研發出好幾種有效的新冠疫苗之時出現的狀況。對於統治世界各國的犯罪般政府而言，還有什麽統計數據比這個更加可怕？

正如我們已經廣泛解釋到的那樣，從疫情大流行開始，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矛盾就阻礙了各國和國際範圍的有效應對疫情的方案。在疫情開始時，由於政府犯罪般地掩蓋過失、害怕有損利潤而無所作為，任由病毒入侵社會大眾——關鍵在於生產資料私有制與社會需求之間的矛盾。雖然公共部門的資源為疫苗研究提供資金，但生產和分銷都留在了賺取超額利潤的跨國公司手中。

要記得，在許多國家（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經常是工人階級采取了有組織的行動、單方面停止了生產和經濟運作以保護性命，才使得老板們和政府行動起來。這不僅發生在第一波疫情之時。2021年1月，由采取工業行動的基層社運人士推動，英國政府和教師工會之間攤牌，而這迫使學校在第三波疫情高峰時停課。

疫苗民族主義和新冠病毒新變種


然而，在2021年，資本主義制度的另一個根本矛盾，在其對疫情應對失當中更加凸顯出來：日益全球化的經濟與資本主義固有的各民族國家相互對抗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可總結為當年的一大關鍵詞：疫苗民族主義。

最初圍繞個人防護裝備、檢測和呼吸機發生的事情（各國政府之間為了供應而展開的毫無節制的激烈爭吵）在疫苗方面更為突出。早在1月，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就宣布，由於新冠疫苗的國際上分配不均，世界“正處於災難性道德失敗的邊緣”。他警告：“最終，這些行動只會延長大流行時間、遏制它所需的限制以及導致人類的痛苦和經濟的崩潰。” （摘自2021年1月28日《經濟學人》）

12個月後，世界上最貧窮國家中仍然只有7%的人口接種了一劑新冠疫苗。與此同時，在西方國家，在今年早些時候覆蓋了大部分（盡管比例不同）成年人口的疫苗接種計劃之後，數以千萬計的人正在排隊接種第三劑時，兒童也在接種疫苗。

雖然較富裕國家的工人和青年顯然想要、也需要疫苗，但正是統治精英推動了疫苗囤積的進程，政府堅持維持疫苗技術的犯罪般專利，阻礙了大規模加緊生產疫苗以提供全部人群的必要行動。

“新變種”一詞已在2021年深入人心。首先普及該術語的是“Alpha”變種（以前稱為“肯特”或“英國”變種），作為一種新的新冠病毒、比最初的主要毒株更容易傳播，它在2021年初引發了可怕的新一波疫情。隨後出現了“Beta”（“南非變種”）和“Gamma”（“巴西變種”），但比在今年晚些時候的“Delta”傳染性更強。現在，世界在Omicron變種出現時為之恐慌，目前人們對此知之甚少，但眾所周知，它的傳播性甚至比Delta都還高得多。

除了出現在英國的Alpha變種之外，所有其他變種都有一個共同點：它們出現在新冠疫情嚴重肆虐的國家，而此時疫苗充足卻被帝國主義政府囤積。

如果Omicron變種確實有如上述所言那樣可怕（丹麥、英國和美國的疫情發展，可證明這一說法正確性），那麽政府為進一步控制傳播而采取的措施，不僅會被資本主義的矛盾搞砸，而且還會遇到越來越多的反對聲音和公眾意見的分化。

盡管大多數工人始終明白，需要將公共衛生放在首位，但由於對傳統政客的疏離和不信任，新冠懷疑主義和反疫苗情緒的危險性增長，為民粹主義者和在全球範圍內的極右翼提供了險惡的支持，對步入2020年代的勞動人民、以及我們的運動構成了重大威脅。

無論2022年疫情如何發展，疫情下的經歷讓數百萬人看到，作為統治階級的資產階級無法解決全球危機。馬克思主義者指出了全球工人階級的作用——這是一支真正的國際性社會力量，對民族對抗沒有興趣，其經濟利益與保護公共健康和福祉的需求之間沒有沖突，所以工人階級是解決世界危機的關鍵力量。

建立工人階級的組織和戰鬥力，並以社會主義政治綱領武裝其運動，以從資本主義騙子手中奪取權力，是社會主義者在2022年開始面臨的一項關鍵戰略任務。 2021年的經驗表明，只有與積極的工作相結合，加強和擴大革命社會主義組織的影響力，才能取得成功。

世界經濟——從樂觀到悲觀


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來說，2021年可謂大起大落。3月，在從2020年的封鎖和創紀錄的衰退中動態“反彈”之際，他們不顧一切地宣布，世界經濟的增長前景越來越樂觀。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長水平，源於經歷了一年的經濟低迷之後，被壓抑的需求釋放了出來、得以推動消費，以及各國（特別是較富裕國家）仍在向經濟註入資金。的確，拜登政府3月份通過的一項刺激法案，將全球GDP增長預測提高了整整1%！

總體上看，各資本主義政府處理這次新冠疫情觸發的全球經濟衰退的方式，與處理2008-9年經濟衰退的方式全然不同。為了應對2020年經濟活動的大衰退，各資本主義國家很大程度上不再續用新自由主義政策，而是根據世界各國的財政實力，不同程度地進行國家幹預來支撐經濟。

如此的遠離新自由主義、更多強調國家幹預、趨向去全球化的經濟政策的結合，是當前極其重要的特征。馬克思主義者就這些問題進行了討論與辯論，以厘清我們的觀點，但在某些時候也引發了爭議。

然而，雖然行使國庫的權力是在短期內緩解危機最壞影響的有效工具，但ISA指出，這種新的全球政策結合遠未為新的增長和穩定時期奠定基礎。

對於4月時，經濟學家當中蔓延的樂觀經濟前景，我們寫道：“世界經濟或將出現的反彈是否標志著經濟總體上開始好轉？一些資產階級媒體將這種情況，與一戰和1918-1920年的毀滅性流感疫情之後的情況（美國和歐洲持續經濟繁榮的“咆哮的20年代”）相提並論。這種期望是個錯誤。”

那些之前對於經濟持樂觀前景的人，才過幾個月就要否定掉自己先前的大部分預測。世界經濟剛進入2022年，眾多因素將醞釀新的、潛在的危機。其中最重要的，是新冠疫情本身的延續！

此外，中國建造業危機對全球金融體系構成的威脅，恐將喚醒全球金融危機這頭巨獸——這是世界經濟形勢中內在的危險，企業和公共債務越來越多為其特征。

通貨膨脹也是個主要問題。2022年，世界各國央行將面臨提高利率，從而抑制通貨膨脹的巨大壓力，而這樣的舉措本身就或將引發新一波經濟衰退。美聯儲和英格蘭銀行已經宣布即將加息。

在3月的蘇伊士運河堵塞危機中，一艘船堵住運河導致巨額經濟損失的景象，反映出供應鏈之脆弱。從石油和天然氣，到芯片和其他商品，由於地緣政治危機、封鎖後需求激增的瓶頸、“勞動力短缺”和氣候變化，供應鏈混亂也是貫穿2021年的主線。

與此同時，在經濟增長數據屢創紀錄和利潤暴增背後，貧困與不平等更是破紀錄地增加。最近發布的《世界不平等報告》顯示，雖然有1億人在疫情第一年再次陷入極度貧困，但億萬富翁的財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增加了更多。

新冷戰將持續


2021年，我們也見證了中美帝國主義在新冷戰上加倍下註。拜登繼續全力推進美帝國主義的議程。12月旨在鞏固深化美國冷戰勢力範圍的“民主峰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正如ISA所指出，對抗中國帝國主義的崛起也是拜登經濟議程的核心部分，也是他最近推出的縮水版基礎設施刺激法案的明確目標。

與此同時，中國在所謂“疫苗外交”上表現出色，利用疫苗供應迫使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增強對中國的依賴，甚至在歐洲也產生了一定影響。在這場大國競爭的驅使下，同時出於對內部穩定面臨諸多威脅的恐懼（尤其是工人階級鬥爭和革命）習近平政權加劇了其反動的威權政策。然而，隨著中國進入經濟風險陰霾不去的一年， 一年中全力加速對香港的殘酷鎮壓（以便打造中國大陸式獨裁統治的條件）、針對新疆維吾爾族穆斯林的種族主義“反恐戰爭”、日益增長的反女權和反LGBTQ+打壓等等，以及許多其他政策，最終顯現的都是習政權的虛弱。

2022年一切目光都將集中在台灣，在眾多潛在爆發的事件中，台灣將變得越來越重要。在兩個危機四伏的帝國主義大國之間的一場致命的纏鬥中，台灣在這場地緣政治較量中處在一個確實很危險的位置。

如果想找冷戰可演變成“熱戰”的表現，我們只需看看中東——以色列武裝部隊在加沙地帶進行的血腥與壓倒性的戰爭，造成防線兩側數百名無辜民眾死亡，包括12人死於來自加沙的火箭彈。埃塞俄比亞仍處於一場持續的血腥內戰之中，這也是新冷戰地緣政治鬥爭的重要部分。

除了這些沖突（所有這些沖突仍然是可能帶來大災難的火藥桶）之外，歐洲東部邊境還存在著持續的戰爭威脅，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軍事集結和緊張局勢構成了俄羅斯和北約之間更廣泛競爭的一部分，以及不斷升溫的美國與伊朗之間的緊張局勢。今年早些時候，許多國家的海軍也在東地中海對峙，就天然氣儲量問題持續存在爭議。

有一點萬萬不能搞錯：雖然大規模核武庫的存在仍然會顯著遏止大國之間爆發“全面”戰爭，但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正在將全球拖入一個為帝國主義利益而戰和流血的時代。全球對5月加沙戰爭的反應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工人青年團結一致展開群眾性國際反戰運動，不依靠政府或主流政客所謂“國際社會”支持。

就冷戰而言，ISA有原則的獨到立場（不對這一新的大國競爭中任意一方不抱有幻想或提供支持、指出兩個帝國徹底的反動性質）對全球勞工運動至關重要。本著這種精神，就像在2021年一樣，我們關鍵的國際運動——“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將在我們2022年的工作中占據重要位置。

全球反抗仍在繼續


工人階級以多種方式為2021年的事件留下烙印，其中最具決定性的便是街頭和工作場所的鬥爭。每個有常住人口的大洲都發生了重大的階級鬥爭。2021年的運動不僅地理上廣泛分布，還反映了資本主義多方面危機的廣度，及引發工人階級抵抗的苦難、剝削和壓迫之深重。

印度、哥倫比亞、韓國和其他地方的強大群眾運動，由侵害工人階級利益的經濟改惡引發，因為這些國家的政府很早就企圖將另一場危機的成本轉移到最貧困的人口身上。在緬甸、俄羅斯、蘇丹等地，群眾在街頭和職場抗爭，來回應腐朽和寄生的統治精英對民主權利的打壓，而這為群眾抗爭拉開序幕。

2021年，一系列大型抗爭再次浮現，反對肆虐的性別暴力。英國、以色列/巴勒斯坦、澳大利亞、波蘭和許多其它國家都爆發了新一波的戰鬥性抗議，而ISA強有力的社會主義女權運動形象使我們的支部能夠積極面對這些抗爭。 自去年以來，在經濟危機的痛苦之上的封鎖中，被殺害的女性和跨性別者人數達到新高，因而“殺害女性（femicide）”已經成為大部分人都熟知的詞匯。

在爭取生育權方面，今年下半年，美國南部邊境兩旁同時發生了勝利和挫敗——英勇的墨西哥女權運動於9月促成該國科阿韋拉（Coahuila）州的墮胎合法化勝利，而美國得克薩斯州立法機關批準了《得克薩斯心跳法案》這一對墮胎權的歷史性打壓。2022年美國將出現一個潛在的轉折點，因為最高法院看起來可能至少部分廢除羅訴韋德案的成果。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即使主流女權組織嚴重缺乏領導力，比反對今年得克薩斯墮胎禁令更大的鬥爭浪潮仍會爆發。

傑瑞米柯賓

緬甸和哥倫比亞鬥爭的經驗教訓


這些運動以及其他非常多的運動，都為2022年及往後的鬥爭提供了極其多的經驗教訓。但平心而論，2021年最突出的鬥爭，正是2月緬甸反對軍事政變的革命運動，以及4月哥倫比亞使該國社會停止運轉、開啟民眾起義的全國罷工。

它們都具有自2019年以來席卷全球的反抗浪潮的所有基本特征：由激進的年輕世代領導。這些運動都具有持續，都延續了數個月。而且，在最殘酷、最血腥的國家鎮壓面前，這兩個運動都沒有退卻，而是反擊，在“反革命的鞭子”下不斷升級。這些運動也是從防守轉向進攻，並隨著群眾在鬥爭中意識到自身力量，他們的訴求也有所強化、得以更大膽地提出。

這些運動有著哪些新的經驗教訓？這兩場鬥爭都有的一個特點是，在廣泛的民眾反抗中，工人階級的力量、方法和組織發揮了更加突出和主導的作用。這個因素對社會主義者來說非常重要、與今天的情況息息相關，並且發展了我們對未來階級鬥爭的觀點。

在緬甸，這是一場初生且經驗尚淺的勞工運動，但已經是該國執政當局遭遇的最大打擊。如果沒有全國範圍協調和有組織的戰略，各行業工人（特別是衛生、紡織和金融業的從業者）就會一個接一個丟棄反對政變的武器——建立真正的總罷工、打擊統治階級的痛點，到一定時刻就能讓非法政變上台的政權沒法給它的員工發薪水。

在哥倫比亞，罷工/停工（當地西班牙語稱“paro”）是當地運動的核心鬥爭方法。這並不總是表現為全國罷工，而有時更多以堵路和其他形式的群眾鬥爭來令經濟停止運轉。雖然運動的官方領導——由該國工會聯合會領導的全國罷工委員會不知往何處去，並一再嘗試以談判來結束運動，但工人階級青年的先鋒隊卻在第一線保持群眾鬥爭的火焰不滅，用臨時自制的盾牌武裝自己以抵禦殘暴的警察鎮壓。

工人階級組織和領導的危機


然而，我們不能止於欽佩這些運動的英雄主義，及他們所正確提出的思想。兩場運動的另一個共同特點，是都沒有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為何會這樣？

在思考答案時，我們要指出工人階級和我們全球各地的運動所面臨的核心戰略問題：工人階級組織和領導的長期危機。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工人階級在哥倫比亞和緬甸的起義中所起的核心作用，並沒有清楚地反映在領導層中。領導層應以工人階級的力量為基礎，並相信自己有能力取得勝利。

相反，緬甸的工會領導人並非奮力爭取一個親工人階級的政府來取代執政者，而是將工人組織從屬於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全國民主聯盟中，不加批判地支持這些被廢黜的反工人階級政客和他們的民族團結政府。在哥倫比亞，全國罷工委員會領導人一直嘗試將該運動帶離街頭，並與杜克政府進行秘密談判，最終成功煞停該運動。

工人階級的領導危機，是我們這個時代英勇的工人階級鬥爭取得更決定性勝利的最大阻礙。終結這場危機的方法，只能以建立並加強工人青年的群眾組織，其領導層不能是受過失敗的階級合作方法訓練的老舊官僚，而應是群眾運動核心當中的年輕工人階級分子、民主地選出、對於廣大運動負責、通過群眾民主結構面向群眾運動。

這意味著工人自己打造基層網絡，努力重建鬥爭傳統，並直接挑戰現有領導層對於運動的控制。這也意味著要建立新的政黨，而這個新政黨必須可以為工人階級在群眾運動中提供獨立的政治發言權。能夠完成這些任務、讓運動取得勝利的年輕工人階級戰士，不會簡單地從天上掉下來，而必須通過有意識地組織、教育，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武裝而形成。

在2021年，我們已經看到很多重要跡象，顯示好些國家的勞工運動內部有著重大發展。在美國，強大的卡車司機工會的工人，選出了左翼領導人，而這是近25年來頭一次。而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UAW）成員投票決定直接選舉工會內的領導職位。在英國，左翼政治力量在2021年，於全國兩個最大的工會——Unison全國執行委員會和聯合工會（Unite）總書記選舉中，贏得了歷史性勝利。

隨著我們進入2022年，階級怒火的升溫、疫情當下對工人在社會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有了更多認識，再加上通貨膨脹、供應鏈問題和許多產業的勞動力嚴重短缺，都顯現新的一年的大規模工人鬥爭的潛力，也顯現為我們階級取得重大勝利的有利條件。新一輪工人鬥爭可以在運動中產生新的力量，挑戰頑固的工會官僚機構，爭取獨立的工人階級政治。

政治兩極分化——極右翼的威脅


然2021年於特朗普因未能連任美國總統而蒙受恥辱開始，但在某些方面，隨著這一年接近尾聲，特朗普主義似乎正在崛起。11月的美國的地方選舉，我們看到特朗普主義攻下很多重要地區。此外，隨著拜登的總統任期陷入更深的危機和左翼民主黨“小隊（Squad）”右轉，在他的執政下，從未如此受他控制的共和黨完全有能力在2022年中期選舉中重新控制美國國會，可悲的是“小隊”未能為渴望替代方案的工人階級提供想象。

我們還看到智利總統選舉，極右翼候選人卡斯特（Jose Antonio Kast）采取極端反動的反工人、專制和厭惡女性的綱領，在第一輪投票中意外領先。值得慶幸的是，卡斯特在第二輪中失利，因為工人和青年在不抱有任何進一步的幻想的情況下，動員起來投票給溫和左翼的博裏奇（Gabriel Boric）。這是一場歷史性的勝利，顯示了2019年智利抗爭的持久力量。極右翼也在阿根廷的選舉中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歐洲，我們看到了以法國總統大選候選人的澤穆爾（Éric Zemmour）和西班牙呼聲黨（Vox）為代表，極右翼令人警醒的崛起。

在這一趨勢當中，更成熟的傳統右翼政黨也在“特朗普化”，例如西班牙人民黨和英國保守黨近年來急劇右傾、轉向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

這些醜惡的政治勢力的興起與鞏固，是2020年代更尖銳、更深刻的政治兩極分化的一個體現。上述工人階級領導和組織的持久危機，給人的暫時印象是，這些極右力量在2022年能夠在所有主要國家占有優勢。然而，社會中的真正階級力量對比，不能用選舉數據這樣表面的尺度來衡量。

盡管必須承認，這些極右勢力中的許多人在過去十年中強化了他們的社會基礎，而這一鞏固過程受到過去兩年的危機進一步推動，但並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讓這些極右分子獲得哪怕接近社會多數（尤其在年輕人和工人階級中）的支持。

戰鬥性的工人運動與左翼，可以遏制極右翼的增長。然而，只有采取大膽的獨立立場，提供真正激進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才能實現這一目標。為了反對極右翼民粹主義而屈服於“主流”的傳統資本主義政治勢力，正如美國桑德斯和巴西社會主義與自由黨（PSOL）領導層多數派分別屈服於民主黨和勞工黨（PT）主流派那樣，只會進一步為特朗普主義和博索納羅主義打開成長空間。

我們需要革命社會主義，而不是改良主義


正如2008年危機後席卷歐洲的階級鬥爭浪潮之後的情況一樣，即將到來的國際階級鬥爭，包括革命運動，將在2020年代重新繪制政治版圖。

早在2021年，我們就看到了重要的新政治現象的出現，這些現象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工人階級人民的鬥爭。在秘魯，鮮為人知的教師工會成員卡斯蒂略（Pedro Castillo）在2020年11月的大規模抗議中擊敗了該國的一場制度性政變後，排除萬難贏得了6月的總統選舉。

拉丁美洲是2022年社會爆炸的火藥桶，當地將舉行數場重要的選舉——特別是在哥倫比亞和巴西，兩國的民調顯示，當地反動右翼勢力可能會因哥倫比亞左翼彼得羅和巴西前總統盧拉（Lula）的勝選而遭遇挫敗。但是，盧拉在21世紀初上任總統後，暴露了其親資本主義的本色。

這些新的左翼政府將在當今嚴重危機時期誕生，也會立即受到當前危機考驗。如果他們沒有一個革命視角、不了解需要反抗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群眾鬥爭、不通過挑戰統治階級的權力來實現真正的變革，那麽迎接他們的只會是危機。已經有跡象顯示，秘魯總統卡斯蒂略已經重覆失敗的階級合作和改良主義路線，而正是這一路線造成包括盧拉在內的左翼政府在過去10年中丟掉政權。面對資產階級壓力，卡斯蒂略將左翼人士從內閣中除名，並拋棄關鍵的競選承諾。盡管如此，右翼還是加緊步伐，企圖破壞其執政並罷免他。就任總統才幾個月，他就被迫面對國會彈劾案，僅以兩票優勢挺過這一關！

ISA支持所有有助於推動工人階級爭取其訴求的政治運動和組織，並將在每個選舉中努力擊敗反動右翼。但是，我們也必須講出實情：在這個資本主義危機的時代，要真正為大多數人贏得勝利，改良主義是不足夠的。實施財富再分配、為必要的公共服務和工程提供資金支持、在綠色新政中創造數百萬個就業機會等政策，需要采取大膽行動，從最富裕的“1%”手中奪取財富和生產資料，並將整個經濟公有化、實現工人民主。

替代策略是什麽樣的？在西雅圖有這樣一個顯現革命性領導力量的例子：我們的同志薩旺特（Kshama Sawant）和ISA美國支部“社會主義替代”，剛剛在億萬富翁的後院第4次擊敗這些億萬富翁的政治代表。這一發展尤其重要，因為在11月的美國，大部分正在右轉的進步派民主黨候選人輸掉了好幾場選舉，而這場罷免投票的結果（薩旺特同志保住了西雅圖市議員位子）與11月美國的整體選舉動向完全相反。

過去8年，薩旺特和社會主義替代在西雅圖所扮演的角色，正顯現了真正的社會主義領導層所能作出的改變。想象一下，如果這些方法和政治思想，在美國或每個國家的勞工運動的全國領導層中有所體現，情況該會是怎樣！

對於ISA而言，2021是充滿挑戰的一年

在西雅圖挫敗罷免企圖的這一巨大勝利，是ISA充滿挑戰的一年中的其中一個事件。幾周前，來自16個國家的數百名成員湧入蘇格蘭格拉斯哥，通過建立令人印象深刻且充滿活力的國際社會主義隊伍，針對各國政客應對COP26氣候峰會的不作為發起大規模抗議，從而引起了媒體的廣泛關註。

我們的成員和各國支部經歷了封城和解封，歷經考驗，但始終保持警覺性、活躍性，努力抓住機遇，質與量並重地建設社會主義力量。在1月和7月，我們舉辦兩次線上馬克思主義大學，成功地讓1000多名成員齊聚一堂。

我們一直站在無數鬥爭和運動的最前沿。我們整個國際在5月的反對加沙戰爭的群眾運動中團結一致，聲援和支持我們勇敢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同志。

此處無法全部列出2021年ISA成員以及世界各地無數其他工人階級戰士的工作、成就和犧牲。我們可以肯定，這些通常是看不見的努力，將有助於改進我們的運動，讓我們準備迎接2022年的挑戰。

鄧小平南巡30周年　中國資本主義覆辟過程的另一轉折點

1992年1月17日，鄧小平在北京踏上開往深圳的火車，展開了為期一個月的“家庭旅行”。這個當時看來平平無奇的旅程，成為了中國走上高速資本主義發展的轉折點。要全面了解中國資本主義覆辟的過程，就必須要認識鄧小平南巡的歷史。

1978年12月，中共三中全會召開，掀起了改革開放的序幕。中國1949年後所建設的斯大林主義（官僚專制）計劃經濟體制當時面臨深層次問題。中共領導層面對後毛時期的混亂與危機，試圖通過引入一些資本主義的元素，為中國經濟找出現代化之路。最初，鄧小平與一眾後毛時代的中共領導人也沒有一套預定的藍圖，而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試驗。在1978年開始的市場改革的規模與之後相比十分有限，起初參考的是東歐斯大林主義獨裁國家，特別是南斯拉夫。後來隨著東亞的自親西方資本主義獨裁政權的經濟成功，目光也轉向了所謂的“亞洲四小龍”（韓國、台灣、新加坡、香港）。

傑瑞米柯賓

背景：曲折的80年代改革

親資改革由鄧小平親自提拔的胡耀邦和趙紫陽一派所主導，改革的方式主要是通過中央協助發展地方的基礎建設，同時將經濟政策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自行決定，包括讓其制定市場化政策、保留利潤、累積資本、進行融資（包括進行外貿）及再投資。

從1979年在南方設立4個特別經濟區（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到了80年代中，深圳已經成為了中國市場改革的象征──1980-1984年間的地方產出增長了29倍，當地人均GDP是全國平均的20倍。

中共內部出現了分裂，親資產階級的一派越來越有意識地主張進行資本主義覆辟，而保守派則希望保留官僚控制的計劃經濟。類似的分裂也在從蘇聯到東德的斯大林主義政權中出現，這是由於斯大林主義的模式陷入了危機。他們就何種社會制度和經濟政策最能保障統治集團自身權力與特權產生了分歧──也就是繼續以國有（斯大林主義）經濟之上作為特權官僚集團，還是廢除計劃經濟（實行資本主義）並將自己轉變為新的資產階級。

但同時，這些親資改革也到引發出新的問題，“深圳模式”遭到保守派的攻擊：外國進口商品形成黑市、投資額的過度上報，且大部分都是來自國內而非國外、投資項目主要為低技術工業、吸引的投資額不足以抵銷中央政府的基建投資成本，變相依賴中央“輸血”等。

為了支持及推動改革步伐，並克服保守派的反對，鄧小平在1984年就展開了第一次南巡，肯定了趙紫陽的市場改革。此後，特別經濟區在14個城市擴展，基本上中國整個沿海地區都開放了。

時至80年代後半葉，市場化改革的社會弊端日漸呈現。大量投資，加上價格雙軌制導致官僚腐敗倒賣，使得通脹、物價不斷上升。民間不滿也開始累積，到了1986年全國大學生發起抗議，反對腐敗和要求政治自由權利。保守派擔心改革派的政策會鼓勵社會上對於擴大民主自由空間的訴求，而鄧小平也認同此點。他換下了胡耀邦，認為胡對於學生“太手軟”。這正是鄧小平波拿巴主義的一個例子：他在不同相對立的社會階級和政治力量中平衡，有時倒向一方，時而倒向另一方，來維持自身的權力。

80年代的資本主義經濟改革就是一系列左搖右擺的實驗中走出來的。中共為了解決價格雙軌制，1988年打算推出“價格闖關”，短期內將大部分商品價格提高，然而政策未實行就走漏風聲，引發民眾搶購潮，進一步推高物價。1988年的通脹率為18.81%，而1989年為18.25%。而這也是1989天安門運動爆發原因之一。

1989的中共處於內憂外患之中。國內積壓的矛盾最終爆發了具革命性質的運動，在血腥鎮壓後，中共一度被西方制裁及孤立，縱使美國當時在背後仍然保持與鄧小平政權保持緊密外交聯系。大量外商暫停投資、對華高科技出口也受到限制、中國外貿出口下降，經濟受到嚴重影響。

1989-1991：走資政策暫緩

而國際上，蘇聯斯大林主義的東歐集團開始崩解。正如偉大的革命家托洛茨基所解釋道，計劃經濟需要群眾的民主控制，就如同“人體需要氧氣”一樣。經過斯大林主義多年官僚統治和經濟管理不善的窒礙，導致了經濟停滯甚至衰退，而工人們的生活水平每況愈下，許多必需品也出現短缺。這些所謂的“共產”獨裁政權以社會主義的言辭來合理化其惡行，使很多人產生對於社會主義的不信任。相對地，民眾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經濟表現良好、而工人生活水準高的錯誤印象不斷蔓延。在缺乏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來帶領反官僚專制、同時捍衛公有制計劃經濟的鬥爭，資本主義在各國迅速覆辟，西方資本主義更以勝利的姿態地宣稱“歷史的終結”。這些發展，給中共政權帶來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機。

在這個背景下，中共內部開始多了對改革步伐的疑慮。以陳雲為首的保守派主導了中央政府，他們主張放緩改革速度，並將過去的通脹與危機歸咎於胡趙的改革。

不過，陳雲也不是代表恢覆舊有斯大林主義的官僚計劃，而是認為要減慢改革步伐──以十年計的改革而非短短數年間完成──並且要避免赤字預算、擔憂改革過快所帶來的通脹，主張以中央的國家計劃為主，輔以市場改革。

實際上，早於1988年9月的中共十三大三中全會中，為了應對取消價格管制而導致的通脹與社會恐慌，當時保守派就已經處於上風。為了解決通脹問題，當局下降了增長目標已經支出、減低了貨幣供應、集中並加強了資本與金融控制，並試圖減少財政赤字。

結果，1989年的GDP增長僅為4.2%，1990年為3.9%，相比1982年以來中國每年的經濟增長一直保持9%以上，已是很低。

1989年，鄧小平雖然仍然主張資本主義覆僻，但需要聯合保守派和強硬派來鎮壓的革命性運動，因為雖然學生領袖的有限度“改革”的目光，天安門群眾運動有推翻中共統治的潛力。在趙紫陽被軟禁後，他欽點了前上海市長江澤民為中共總書記，及後也提拔了上海的朱镕基到中央政府中。中共精英中的“上海幫”比北京官員更支持改革。這一事實連美國政府也意識到，並使那些擔憂中國會回到斯大林主義計劃的美國資本家得到安撫。

但江澤民在中央還是受到陳雲及李鵬等保守派的壓力。

1992年1月：南巡

鄧小平非常憂心當時經濟轉型的緩慢步伐。蘇聯和東歐的崩潰就是源於經濟危機，並引發群眾不滿。假若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夠快，他擔心中共就會走上蘇聯亡黨亡國的下場。

中共高層的權鬥也越演越烈。鄧小平在中央未能影響大局，因此轉向地方尋求支持。1991年，他先利用上海的地方媒體去倡議更進取的親資改革。然而中央的保守派則利用《人民日報》進行反駁，雙方就這樣隔空開火。正如其他波拿巴主義的中共領導那樣，包括後來的習近平，鄧小平也繞過官方架構來嘗試達到自己的目的。

到了1991年11月的的八中全會，保守派仍然占有上風。

1992年1月17日，鄧小平踏上南巡的歷史性旅途。當時是以“家庭旅行”為名的秘密行動，就連當時其他黨中央的領導層也沒有知會，包括江澤民。《人民日報》也沒有派記者跟隨。整趟旅程是軍方改革派的武警安排的。

離京前，鄧小平也向廣東打招呼，要求不見報。整個旅程當時在中國是完全沒有媒體報導，反而是隔岸香港消息靈通的資產階級“自由”媒體將事件率先曝光。諷刺的是，香港相對的媒體自由在今天已被習近平政權打壓得體無完膚。

鄧小平此趟的目的，是要拉攏地方官員，他們當中都在80年代的改開中獲得了許多好處，肯定會支持改革。鄧小平想動員地方萌芽的新興資產階級力量來迫使中央就範。

鄧到了南方後，與當地官員會面，並巡查不同的發展項目。他的講話雖然沒有公開點名中央，但明顯話中有刺。他不斷重覆指“開會太多、發言太長”，應該要“多幹實事，少說空話”、“誰不改革，誰就下台”。他還說“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他所謂的“右”是指黨內的政治改革自由派，這些都在1989年的屠殺後給鎮壓掉了。至於他認為的“左”就是主張個緩慢地走向資本主義的保守派或半毛派。當時，中共內部的所有派別都已經放棄了計劃經濟，並意識到資本主義覆辟的必然性，他們兩派之間的分別只是走資的速度和規模，而各派也是為了在這個過程中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

政變的性質

可以說，南巡的秘密性質，拉攏地方官員反對中央政策，是帶有權鬥政變的特征。事實上，在南巡期間鄧小平甚至的確有曾討論政變。

根據傅高義（Ezra F. Vogel）的《鄧小平時代》傳記披露，鄧小平在南巡期間曾在珠海參與了一場秘密會議，這是中共官方沒有記載的。其他參與會議的中共黨政高層包括：政治局常委喬石、掌握實際軍權的中國國家主席兼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楊尚昆、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以及楊尚昆的弟弟、中央軍委秘書長兼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

會上鄧小平再次重申：“誰不改革，誰就下台……我們的領導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們沒做任何有用的事。”

參與會議的陣容強大，沒有軍隊實權的江澤民並無參與，反而在政治局常委內被視為江的潛在競爭者喬石參與其中。這都指向，如有必要，軍方會支持擁立新的領導人推動改革。

在北京收到消息的江澤民很快地意識到力量天秤的改變，並且果斷站到鄧小平一方。他下令將鄧小平南巡的講話匯集成黨內文件，成為中央黨領導層的必讀物。一下子，中共黨內的氣氛改變了。

引用傅高義的話：“1989年北京風波後，如果有人對中國領導人對改革開放的態度有所懷疑，這種懷疑在1992年煙消雲散了。”

1992年10月，中共召開十四大，江澤民在會上提出，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術語是江澤民在鄧小平的許可下發明的，是為了取代此前陳雲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計劃經濟”。江澤民在黨大會中將經濟增長預測定在8-9%，這遠高於年初李鵬宣布的6%。

與此同時，中央顧問委員會被撤銷，主任陳雲退休。

南巡可以被視為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決定性轉折點，圍繞鄧小平的新興資產階級獲得了全面主導，不是作為外部力量，而是成為融入了中共專制的一部分。

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並不是“改革”，而是資本主義反革命：一系列對於舊有計劃經濟的攻擊，來為今天中國的超級富豪資產階級的出現掃除障礙。

這個過程當中不只一個轉折點。1989反抗斯毛主義專制的運動雖然沒有清晰綱領，但是工人民主革命或“政治革命”的萌芽。中共鎮壓了這場運動，掃除群眾抵抗威脅。如果1989是一個轉折點，則1992年乃是另一個轉折點——鄧小平清洗黨內僅余的反對聲音，確立了中共在專制政權框架下急速發展資本主義、而沒有向自由資本主義政治改革作出妥協的路線。

結論：資本主義覆辟又一轉折點

此後，中共關於高速資本主義市場改革之路基本上在毫無爭議下走了20年。在1990年代中，江澤民及朱镕基以“抓大放小”的方針進行了國有企業的大規模私有化。1998年，房屋部門被一下子私有化，奠下了今天超投機性及難以負擔的房屋市場的基礎。1990年代末，6000萬國企工人下崗，來讓中國符合資格在2001年加入世貿。這些殘酷的親資政策在胡溫時期得以繼續並加速。

這階段一直持續到2008年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及2012年習近平上台為止。2008年危機暴露了資本主義的災難性失敗，這也導致了全球各國政府走向更多國家幹預、管制和去全球化。中共也開始走向更加國家資本主義的控制手段，成為了習近平的統治特征。當然這不代表要回到過去的斯大林主義“社會主義”，這是今天中共資本主義政權不願意亦不可能做到的，而是采取更多措施來試圖控制住資本主義的破壞力量，以維持資本主義下的“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