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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傑瑞米柯賓

中国劳工论坛政论选集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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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1:44:38 |显示全部楼层
公有制與工人政權的決定性作用

當然,那些僅有少數工人的小商家並不會被國有化,他們將在工人國家的社會規範下繼續維持經營。而用來判定什麽樣規模的公司或銀行應被國有化的標準則是取決於這些營運單位的公開帳本,不過國有化產業仍應當在全部經濟生產當中擁有絕大部分的占比。在近年來的委內瑞拉和1980年代的尼加拉瓜當中,僅有少數產業有被國有化,而且這樣的國有化之運行基礎並不是建立在群眾所組織的民主委員會之上,這種狀況便為政治反革命的行動與經濟上的破壞性災害制造了一個有機可乘的突破點。

全國性的工人政府將借由討論來制定全國資源有多少用於消費,又有多少用於積累和投資,而且還可以決定要一間國有的公司或一個產業部門中可以累積多少的“創新基金”。勞動者的一部分工資將是社會或間接薪資,用於支付養老金、醫療保健基金或是轉職期間的臨時失業補助金等等支出。工人政府的另一個角色是要進行價格管制,價格可以透過中央及產業部門或是公司等等的等級單位依據社會主義的會計準則來決定。如果價格無法借由集中決定的話,則也仍可以通過電腦程式和信息技術來輕松管理。

實際價格可能會與原先計劃的或是一般正常的水平有所出入,這種狀況或許是應該提高或降低產量,並轉用另一個級別的計劃來重新分配資源的信號。然而工人國家的運作模式並不同於私人的獲利工具。由於考量到重新分配資源時所可能出現的社會變因,價格管制(還有其所伴隨的盈余降低情形)便有可能會被認為是一項必要的措施。

如果工人國家被世界資本主義聯合抵制時該怎麽辦?

有人可能會爭辯道:若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對革命、對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工人政府發起抵制時,會發生什麽事情?尤其如果抵制是發生在近幾十年來規模持續增長的全球供應鏈中?新左翼的比利時工人黨(PVDA / PTB) 在其理論周刊中指出,徹底的經濟轉型以及與歐元制度的決裂,需要等到數個歐洲國家共同發起的一次群眾運動才會成功,以便與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決裂。他們的論述說,比利時的電力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法國大企業的供應,而我們必須使外國資本家無法抵制這場群眾運動。ISA比利時支部呼籲在選舉期間時對比利時工人黨進行批判性的投票支持,因為它是在議會中與新自由主義的緊縮政策和意識形態作鬥爭的主要力量。然而,我們認為,這種與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決裂的觀點,是過於簡化的。

工人國家確實會遭受抵制的威脅,但是這種看法低估了一場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本質,其並不會僅僅只是以左翼多數派在國會內將大型經濟部門國有化的政策表現出來,工人還會握有實權,讓產業還會轉由工人階級的民主委員會來進行管理。這樣的職場民主委員會將選舉推派的工人和青年代表,來參加區域或全國性的工人大會,而這些新機構將會動員起來,以掌握政權,並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當人們見證到這種工人階級的民主力量之時,便將立即改變群眾意識,使其對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的可行性及現實性抱有信心。我們相信有著戰鬥傳統的法國工人階級,會因看到法國統治階級對鄰國革命采取野蠻行徑,而起身反制。

像是民主社會主義革命這樣震撼世界的事件,一旦建立了工人與受壓迫者的政府,將對其他國家發出與資本主義決裂的階級號召,呼籲采取罷工一同對抗世界上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對工人政府發動經濟制裁和扼殺革命的企圖。這將使世界上所有革命的工人國家在經濟上聯系起來,並向資產階級任何顛覆和破壞社會主義社會變革的企圖進行鬥爭。

從斯大林主義的計劃政策中吸取的教訓

斯大林主義由上自下的計劃經濟出了什麽問題,從中我們能學到什麽教訓?1917年俄國革命促使了工人議會與兵士議會(工兵蘇維埃)的建立,並威脅了世界各地的統治階級,因為他們為一個全新的、社會主義式的民主,提供了一個具體的示範。不幸地,俄國的革命卻被孤立在一個僅有少許工業部門的農業國家。

到了1920年代中期,圍繞在斯大林身邊的專制菁英開始掌控計劃經濟。在這個時期,戰爭與經濟摧殘使工人議會遭到破壞而大量消失。斯大林主義官僚的經濟政策的特性在於缺乏遠見、朝令夕改,並嘗試在不同的階級力量之間找到平衡,妄圖建立一個幾乎完全自給自足的經濟體,並由上而下施行獨裁統治。

用能否達到產量目標作為獎勵工廠經理的標準,這變相鼓勵了資源屯積,和刻意在帳面上低估實際更高的生產力。在這樣的氛圍中,斯大林和官僚們變得很大程度地依賴國家的秘密警察,才能更精確地了解群眾的情緒和實際的經濟狀況。對於真正的工人民主制來說,這種情況當然非常荒誕。對於斯大林與新的菁英來說,重工業及軍工業是最優先發展的項目。但公開的檔案中也表明了,政治局時常需要舉行緊急會議,來討論民生消費問題。他們擔心若消費遠低於其他經濟指標時,會導致社會反彈。

盡管有著斯大林主義的恐怖,計劃經濟依然使俄國躍升世界強國。從1928年到1970年,人均GDP增長了4.1倍,與類似條件的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國家相比,增長強勁得多。但到了1970年代,增長開始放緩。錯誤的投資破壞了生產力。到了1980年代初期,軍事開支占了GDP的16%。對軍工業的高度重視奪走了民生產業中的許多技術專家,經濟中非軍事部分的新發明率步入下坡。

到了1980年代,誤導性的統計數據和對真實的經濟情況的缺乏了解,是促使戈爾巴喬夫周圍的高級官僚倒向資本主義的主因。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拖垮斯大林主義計劃經濟的因素並不一定會存在於一個民主管理的計劃經濟之中。正因為工人們並沒有被民主地組織起來,也無法發聲,官僚過分強調重工業和軍工,不能理解現實情況。官僚們出於自身的物質利益而歪曲了局勢的實際情況。官僚們過度集中的計劃反映在他們緊抓著對社會盈余的嚴格控制。這些官僚主義的元素是能夠借由一個政治革命來掃除的,從而建立工人民主來幫助計劃經濟往健康的方向發展。

“但誘因在哪裏?”

資本主義捍衛者批評說,社會主義告訴我們人們會因享有免費健保、更高的薪資與更多閑暇時間而變得懶散。我們當然不支持這種觀點。相反地,對於政治教育以及文化上的自我發展的急迫需要,將在社會主義下倍數增長。工人階級將會如同現在的資產階級一樣,產生階級意識並警惕任何威脅其地位與生活水平的階級敵人。一個革命的、具有階級意識的工人階級將是生產力、質量、效率、創新與民主的最佳保證。

當然,對生產力最大的“誘因”在於,在社會主義下,社會透過在職場、學校、社區等地建立民主的委員會,人們將獲得工作的保障、更好的生活品質、更多休閑時間、發達的社會福利系統和塑造自己未來的能力。

如果采用激勵措施,那就要以產業或者以全國為範圍,集體而共同地施行。在大舉國有化後的企業尺度上,如果這些措施的比重太高,反而會破壞創新的動機和勞動者的團結。相對於成功的社會主義所需的革命精神,也就是拒絕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分化工人的精神,激勵措施反而是個倒退。更廣泛的集體激勵措施將會確保成功的國有化企業,能派遣他們的專家到該領域的其他企業分享經驗,讓大家共同進步——這點與資本主義完全不同。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經濟活動最終將成為生活的較小部分。同時,它將是讓個人和社會全面發展的不可或缺的基礎。直接生產者,即勞動者,將不再像資本主義那樣被生產力操控和異化。隨著資本主義的危機加深,數百萬人將走向鬥爭。如果我們希望能把工人階級與青年組織起來,並圍繞著夠帶來根本改變的綱領,采取團結行動,那麽將關鍵的產業轉入民主計劃經濟的訴求,將發揮重要作用並武裝和強化這些抗爭。

二零二一年

影評《切爾諾貝利》——一脈相承的斯大林主義官僚腐敗

2019年HBO播出迷你劇《切爾諾貝利》(Chernobyl),播出之初就已引發熱烈討論,而此劇作為一部災難劇,更在2020年初中國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時更再一次被炒熱,特別令內地群眾當時借著對劇情的評論以批評嘲諷中國政府疫情之初的災難性應對。

該劇背景取自於1986年4月26日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廠的核反應爐爆炸事故,該事故造成大量人員直接傷死,更多人間接地遭受到長期而嚴重的傷害和過高放射性輻射劑量的病癥折磨。亦令電廠所在的普裏比亞特市至今仍被畫定為無人區,據估計需時900年當地的放射性輻射強度才會減弱至適合人類安全地居的水平。

劇情表現了蘇聯官僚在災難發生之初的茫然和無能,反映了當時主要負責的官僚如電廠副總工程師駭人的偏執,在各方面報告出現嚴重事故,甚至整個電廠上層被爆飛,反應堆爐心曝露後,依然拒絕面對現實,堅持認為爐心不可能爆炸,事故僅僅是“控制箱爆炸,屋頂起火”。

同時亦刻畫了斯大林主義官僚出事後急於推卸責任,如電廠主任在淩晨事故發生後返回電廠辦公室後第一句說話就是:“我怎麽可能負有責任?我當時在睡覺。”以及當蘇聯副總理及能源部長到場後立即表示“已控制情況”並交出“責任人員名單”。

同樣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秘密警察和國家特務機關的無孔不入,劇中表現為克格勃(KGB)處處阻撓列加索夫調查事故起因,更直接出言威迫其在國際會議上作偽證,以求隱瞞RBMK-1000型裂變反應堆的設計缺憾。

核災與疫情

這些情節在年初中國疫情爆發之時極易引發共鳴,中國政府極力掩蓋,乃至逮捕指控醫生們“造謠”,而在無法掩蓋事故之後又嘗試淡化災情。因此,此劇在中國一些網站播放時,當情節推進到蘇聯官僚表示“情況已經受控”時,觀眾就在彈幕中打出“可防可控”,以嘲諷中國官僚淡化疫情的作風。

同樣的在現實中,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曾在英國BBC電視台的訪問中表示蘇聯官僚欺上瞞下,自己也不清楚當時核電廠的具體事故情況。事實上戈爾巴喬夫對當時災難的情況一清二楚,他表示自己不知情實際上是為了洗脫自己在災難前無所作為的汙點。這又令人聯想到習近平在疫情爆發後失蹤多日,隨後又毫無廉恥地表示自己一直在“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一樣。

然而,更諷刺的是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官方網站中,一篇標題為《突發性災難中媒體傳播社會信息的方法和責任》文章中,批評蘇聯戈爾巴喬夫政府“災難發生後,蘇聯的媒體並沒有及時地加以報道,4月26日發生災難,4月28日塔斯社才用極少的文字將這一災難告訴人民……在核爆炸發生後的一個月內,蘇聯報紙上刊登的消息都是好消息……”

固然作為一部主流媒體根據現實歷史“改篇”的娛樂作品,當中亦不乏夾雜了一些對蘇聯的偏見和刻板印象,比如“連電廠運作方式都不清楚的能源部長”和“鞋廠工人出身的明斯克市委看不起核子物理科學家”之類。而事實上,相比起像核電廠副總工程師一類的技術官僚,工人出身的官僚反而往往對事故更具敏感性,比如片中明斯克市委的原型斯柳科夫在接到科學家對城市背景輻射輕微上升的報告後立即坐立不安,反覆向烏克蘭與莫斯科致電查問情況。

總體上,這電視劇刻畫出斯大林主義體制下的官僚在面對災難前的無能、失職和卸責,也讓人有機會從一個特別的角度了解蘇聯官僚的體系性腐敗,在蘇聯最後幾年的日子裏最終導致了它不可逆轉地走向解體。但同樣要明白的是,官僚的體系性腐敗和低效並不是源於計劃經濟,而是因為蘇聯的工人的民主權利被剝奪了。因此,我們要主張的是充分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和監督權力,特別是要主張對官僚和民眾代表的召回權,同時亦要保證對媒體的民主公有並民主地營運和監察,只有建立起一套全面的民主機制,才能從根本上消滅官僚機械的低效無能和失職卸責問題。

中國:“內卷”與“入關”——利潤飽和與帝國主義戰爭的新瓶舊酒

近期,國內網民交流討論社會性議題的話題中,常常提及到一個概念——“內卷”。廣義而言,這一概念往往會被用於解釋國內各行各業以及各領域出現了過度內部競爭而造成生活水平下降的問題。

然而,網絡上對“內卷”的討論非常廣泛,套用這一概念的情境亦非常多元——從日常生活瑣事、到就業和職場競爭、乃至國內“決定人生”的高考,都能套用到這一概念上。但吊詭的是,每個人對“內卷”這一概念卻有著不同的定義。

“內卷”

首先應當厘清“內卷”的定義。普遍都知道“內卷”(involution)作為一個生物學概念被引入社會學當中,源自於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Clifford Geertz)《農業內卷化——印度尼西亞的生態變化過程》, 所指的是當社會到達某一階段後卻無法進一步向更高階段演化,而是只能在當前水平下覆雜化的重覆再生產,缺乏創造性。換言之就是量變不斷累積,卻無法達成質變的一種狀態。

而這一種概念套用在中國國內,最容易引發廣泛共鳴的就是高考制度。中國高考被視為典型的內卷,原因而是在於為了在龐大的考生人數中進行淘汰和考核,受制於全國課程大綱又不允許試題和考生跳出大綱這一框架,因而只能將考試題目和內容趨於無意義的覆雜化,使得考生被考核的層面往往不是學術水平或創造性,而是對各種出題手法熟悉與否和考生的答題技巧。

然而造成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國內地區經濟發展的極度不平衡而引伸到地區教育資源的不平衡,使得教育當局必須以一個全國統一的高考課程大綱所為統一的考核準則,否則落後省分和地區的考生根本無法競爭,高等教育名額必然進一步向發達省分和地區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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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1:46:09 |显示全部楼层
在就業和職場上,這種情況則最常體現為“向下競爭”的加班文化。在資本家鼓吹“奉獻”“奮鬥”等等的措辭下,工人通過更多的無償加班等途徑以“證明自己對公司的價值”,996這種公然違法的工作條件更成為了互聯網科技行業的常態。這種工作強度和時數的不斷疊加亦是內卷的典型形式。事實上這種情況並非新鮮事物,日本在上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早已進入了這一階段,有著大量工人在工作崗位上“過勞死”的案例。

在中國,其實這一狀態的因素在於當中國的資本主義市場體制覆辟,市場的利潤率趨向飽和後,資本本身亦同樣開始進入“內卷”狀態。在中國,一個有利可圖的新行業可能往往只需一年半載就會吸引大量尋求增殖的資本迅速一湧而上,擠滿甚至“壓壞”行業的生存空間。如幾年前的共享單車行業,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可見,這依然是典型的資本主義體制下市場利潤飽和而資本加強對內剝削的老問題。

網民試圖用“內卷化”一詞綜合各種社會衰敗的現象,反映民眾對社會停滯不前、無發展機會的不滿,為自己的生活困境及暗淡前途提供一個客觀解說。可見中共的官方宣傳權威受挫,使社會意識的出現真空,各社會階層正在尋找答案。社會開始有集體的獨立思考,認知到社會制度出現問題,而不再盲目接受統治階級的洗腦宣傳,已經足夠令中共有所恐懼。然而,這可讓革命思想有更大醞釀的空間,但也可以形成右翼民族主義的思想。

“入關”

突破這一困局的想法同時亦被大量爭論,其中包括所謂的“入關論”。這一充滿國族主義的念頭將現時中國比喻為十七世紀中期努爾哈赤與皇太極所統治的女真政權“後金”,而把美國比喻為擠壓女真族生存空間的“明朝”。認為中國應當像當時的後金一樣“入關”,“征服大明”。而這其實也不過是二十世紀初帝國主義戰爭說辭的“中國式”翻版,以戰爭手段為資本掠奪和打開國外市場,占據世界資本市場更高更有利的位置。希特勒亦曾叫囂“用德國的劍為德國的犁取得土地”,最終劍沒能為犁取得寸土,倒是丟失了更多的領土,並給世界帶來了死亡、破壞、衰退。

因此,現時的情況是中國資本主義覆辟後,同樣陷入了資本主義發展的瓶頸。 而歷史早已證明,帝國主義戰爭根本不是解決方案,只會為工人群眾帶來最恐怖的苦難。因此,跳出這一困局的方法,就是組織起工人階級的力量,並團結國際上的工人階級,實現世界革命,徹底推翻資本主義體系。

中國獨裁者們為何抹黑恩格斯?

2020年11月28日,中國共青團在其社交平台賬戶上假惺惺地紀念社會主義者弗裏德裏希‧恩格斯並放送其組圖及斷章取義過的語錄。在這份紀念貼文中,我們無法發現恩格斯作為社會主義者的一點影子,卻只能看到一個強調“忠於集體”、“熱愛民族”、“堅持工作”、“努力團結”的資產階級模範道德偶像。恩格斯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與革命者,而絕對不是中共為了給自己披上紅色外衣,維穩資產階級獨裁政府的工具。

弗裏德裏希·恩格斯是馬克思的忠誠戰友,是馬克思主義的第二提琴手。在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整理了馬克思的手稿,繼續完成《資本論》的編著並領導了國際工人運動12年。他的一生都奉獻給了國際工人的事業,而不是為了中共所宣稱的實際上是為了資產階級利益的醜惡事物而奮鬥。正如列寧所說,在他們(革命家)逝世以後,(壓迫階級)便試圖把他們變為無害的神像,可以說是把他們偶像化,賦予他們的名字某種榮譽,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壓迫階級,同時卻閹割革命學說的內容,磨去它的革命鋒芒,把它庸俗化。

中共高調紀念朝鮮戰爭70周年:隨政策而變的歷史?

2020年10月23日上午,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習近平在會上發表講話,強調了朝鮮戰爭的“重要現實意義”。與此同時,官方開動宣傳機器,強調朝鮮戰爭中擊敗美軍的歷史。在當前中美沖突加劇的大背景下,中共當局高調紀念朝鮮戰爭就成為一個很明顯的信號。

諷刺:隨現實而變的歷史?

歷史銘記一切。歷史遺忘一切。“老大哥宣布大洋國在同東亞國打仗,於是所有人的記憶裏都自動刪除了曾經大洋國和歐亞國打仗這一回事,大家似乎理所當然的認為大洋國就是一直在同東亞國打仗。”——《1984》

中國改革開放、覆辟資本主義前,抗美援朝的歷史作為民族國家認同的一部分,獲得了極大的重視。為此誕生了大量朝鮮戰爭題材的文藝作品。諸如《誰是最可愛的人》、《上甘嶺》(其中插曲《我的祖國》被視為第二國歌)等等。

改革開放後,走資的中共政權迫切地需求大量的外國資本和技術。反美民族主義此時變成了障礙,為了避免引起洋大人的不快,也為了壓制那些反對中共領導層靠攏美國的黨內派系和群眾,因而逐漸降低朝鮮戰爭的宣傳調門,並有意壓制民間的相關紀念活動(老兵自發組織的此類紀念活動總會被警察嚴密監視)。

首先是從教育上修改歷史記憶,《誰是最可愛的人》、《邱少雲》、《黃繼光》、《羅盛教》等等朝鮮戰爭相關故事從中小學課文中消失,中學歷史教材與抗美援朝有關的內容一筆帶過。早幾年,中學課本準備新增一段源自《奇襲白虎團》的京劇節選(根據朝鮮戰爭一個真實戰例拍成的京劇電影),該段一年後被上級有關部門刪除,因為裏面的唱詞“打敗美帝野心狼”會讓美國人不高興。

與此同時,文藝作品中朝鮮戰爭題材成為禁忌。《抗美援朝》紀錄片三度被禁,從未公映過。2001年剛制作完成,正準備公映,美國發生了“9.11”事件,影視片遂被禁。第三次是幾年後,中共的老將領再提出播映該片。哪知,中央答覆:“抗美援朝的歷史意義早已過時,如果我們過多強調抗美援朝,容易激怒美國人,不利於中美外交關系”。所以如今中國隆重的紀念朝鮮戰爭、推出配套的影片、鄭重其事的為健在老兵頒發紀念章等等,就顯得莫大諷刺。相比之前的態度,真是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對於官方的這種歷史觀,有人諷刺道:“中日友好時,安倍晉三是和平主義者安倍寬的孫子。中日交惡時,安倍晉三是甲級戰犯岸信介的外孫”。

根本不在乎老兵

這不禁讓我們產生這樣一個疑問:難道歷史是可以隨現實而變的?在中共獨裁下,的確如此。為了鼓動民族主義情緒,中共當局意圖重拾七十年前中美沖突的歷史記憶。至於參戰兵士,只是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工具,當局從未真正關心過老兵的晚年生活。

社會主義者人反對一切民族主義宣傳,任何民族主義宣傳都只是為了引導民眾為統治階級利益賣命。無論哪一國,資產階級政府為鼓動民族情緒,都可以不惜修改歷史,例如“美軍解放奧斯維辛而不是蘇軍”。只有建成國際團結的社會主義,才能讓歷史擺脫民族主義的哈哈鏡,不再成為販賣廉價民族自豪感的精神鴉片。

朝鮮戰爭

金日成治下的朝鮮國就如毛澤東的中國一樣,並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而是以蘇聯為模範的斯大林主義的專制政權。在1920-30年代,在特殊立的條件、落後的經濟和國際工運受到大挫敗的背景下,官僚的反革命催生了斯大林政權。1945年日本戰敗後,美帝國主義害怕亞洲會爆發革命運動,催生更多建基於由上而下官僚計劃的國有經濟,打亂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秩序。1950年美國在“聯合國”的旗幟下發動戰爭,扶助作為美國傀儡的南韓右翼獨裁政權。過去五十年亞洲的經濟之所以能快速增長,美國和西方帝國主義在這段時期的戰敗是主要因素。但斯大林主義,包括毛澤東主義的角色,使革命鬥爭大大覆雜化,最後導致亞洲資本主義強化起來,犧牲了工人運動,並使中國和越南覆辟資本主義,而朝鮮也以特殊的形式覆辟了資本主義。

馬克思主義者如何處理民族問題?

國族、國家邊界、民族意識都是歷史進程下的產物,並不會一夜之間消失。今天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危機與不穩正導致各地軍事沖突、民族主義、國家恐怖與鎮壓的加劇,也推動了被壓迫者對於自由的渴望。這使得過去一度“已被解決”的民族紛爭再次浮上水面,譬如在蘇格蘭和加泰羅尼亞。2020年,我們看到了埃塞俄比亞、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由於民族問題爆發了全面戰爭。

馬克思說過:“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獲得解放的。”馬克思主義一直以來對待民族問題的不同型態都是異常小心謹慎的。在來信中,這位讀者卻過於簡單化來理解事情:“即徹底廢除國家、民族概念”。問題是,哪股力量、哪個階級才能夠完成這個任務呢?並且是通過什麽樣的手段和綱領呢?資本主義,包含完全走資了的中共帝國主義政權,是不能夠完成這個任務的。

語言政策

正如西班牙和印度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他們殘暴地打壓著加泰與克什米爾人的權利,中共獨裁也是依靠恐怖與鎮壓,加上基建投資的外衣,來“團結”中國各族。其不斷增加的軍警手法,實際上正帶來反效果:不穩定的加劇,在香港表現為越加抗拒中共統治,在台灣則是越來越反對跟中國形成更緊密的經濟或政治融合。就算在過去的“模範生”內蒙古自治區,中共在2020年莽撞推動漢語授課而非采取有彈性而民主的方式,也激起了群眾反抗。當局拘捕了一萬人,並且在當地的教育、傳媒和文化領域進行了種族清洗,以漢人替換掉蒙族人。一個國家只能有單一語言,或者眾多語言是經濟發展的障礙,這些論述都是毫無根據的。許多成功的多語言社會就反駁了這點:比利時、新加坡、瑞士等等,這些國家都比中國小。過去中共采取了比較有彈性的做法,但現在卻視少數民族的語言和文化為未來“分離”運動的病毒。
1917年的俄國革命是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沒有列寧、托洛茨基和布爾什維克黨對於舊沙俄帝國內部眾多被壓迫民族敏感而有原則的立場的話,這場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來信認為國際主義與民族自決之間是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但馬克思主義者並不認為兩者之間有矛盾,事實上正是這樣的綱領才讓這場最偉大的革命得以成功。

根據來信的邏輯,那列寧肯定就是個“愚蠢的分離主義和民族主義”者了。畢竟,列寧在1917年12月奪權不久後,就簽署文件承認芬蘭從俄國獨立。俄國的革命政權是世界上第一個承認芬蘭獨立的國家,當時許多歐洲的資產階級國家還在猶豫當中,害怕這會在自己國內的少數民族地區引發連鎖效應。

正是布爾什維克政府對待被壓迫民族非常敏感的態度,說服了舊沙俄帝國裏面43%非俄羅斯族的群眾相信馬克思主義的工人政府是不同的,不會像沙俄專制那樣奴役他們。

以自決權贏取支持

贏得了少數民族的信任支持,建立出多民族的工人運動後,布爾什維克成功推翻資本主義及其軍事反撲,並說服烏克蘭、白羅斯、格魯吉亞與其他民族自願加入組成蘇維埃共和國的聯盟,也就是1922年成立的蘇聯。一開始的時候,加盟共和國是有脫離聯盟的權利的。不過,隨著俄國革命被孤立,而斯大林主義官僚專制從工人階級和蘇維埃篡權,脫離聯盟的憲法權利變成一紙空文。斯大林政權流於口頭的假民族自決權,後來也被中國的毛澤東所仿效。

不幸地,來信沒有采取階級立場,而是從漢民族的視角來看待問題。同樣,列寧與布爾什維克並不會區分各民族。他們並沒有只對芬蘭、愛沙尼亞這些非斯拉夫族人采取民族自決權,而同樣也適用於烏克蘭等斯拉夫民族(他們在語言文化上跟俄羅斯族的相近程度,甚至比各個漢人地區之間的更大)。馬克思主義者看待民族問題的標準,在於群眾活生生的運動當中,他們的意識、恐懼、渴求,並且這些因素如何影響到建立團結的工人運動來推翻資本主義。這並非是要把人分成不同“種族”分類。

當今台灣主要由漢民族人口所組成,這位讀者因此認為它應該自動並入中國大陸成為同一個國家。但這變相(可能是無意之中)是墜入了大漢民族主義之中,而非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台灣群眾,特別是年輕一代,越來越不視自己為大漢民族的一部份。而且,他們不信任也害怕自己會被迫受到中共獨裁的統治。這些恐懼在習近平上台後的“戰狼”外交下變得更加嚴重。另一方面,美國為了重新維持對亞洲的主導,當然也是在利用台灣人民的民族渴望來達到自己的帝國主義目的,抗衡中國的新帝國主義霸權。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我們得分別開台灣工人和青年合理的民主渴求,以及各個資產階級政權(美國、中國、台灣)的反動陰謀。

正如列寧指出:“無產階級為了順利地進行反剝削的鬥爭,就必須擺脫民族主義,必須在各民族資產階級爭霸的鬥爭中保持所謂完全中立。任何民族的無產階級只要稍微擁護‘本’民族資產階級的特權,都必然會引起另一民族的無產階級對它的不信任,都會削弱工人的國際階級團結,都會分散工人而使資產階級稱快。”(《論民族自決權》,1914年)

“統治民族的特權”

最後列寧還加上這句來回應這位讀者:“否認自決權或分離權,實際上就必然是擁護統治民族的特權。”

在爭取社會主義世界的鬥爭中,要在中國、香港、台灣,漢人、非漢人,乃至全世界建立真正的工人階級團結,馬克思主義者需要在每種特定局勢下考慮到群眾的現實意識。這代表要提出一個保證工人政府不會違反工人階級的民主願望地去處理民族問題的鬥爭綱領。

波蘭:紀念波羅的海沿岸工人起義50周年

2020年12月是1970年12月波蘭工人對其斯大林主義政權的抗議運動,以及“黑色星期四”血腥屠殺的50周年紀念。當時,食品和燃料價格飛漲,原本的罷工和群眾抗議快速變為工人群眾的起義。革命之火燃遍波羅的海沿岸的許多城市,如格但斯克、格丁尼亞、什切青和埃爾布隆格等,並獲得了弗羅茨瓦夫、華沙以及許多其他城市的礦工和工人的支持。

這個12月事件證明了在斯大林主義國家,革命具有巨大的潛力和驚人的發展速度。運動最開始僅僅圍繞經濟訴求,但幾天之內就發展到了以反對斯大林主義官僚統治為核心的工人起義。而且,我們應該註意,運動中並沒有任何要求資本主義覆辟的訴求。

當局害怕運動最終會演變為推翻官僚統治的全面工人革命,於是派出坦克血腥鎮壓了起義。其間,19座政府機關的大樓被放火,其中甚至包括在格但斯克和什切青的2座黨的大樓。最終,在巷戰中,有10輛坦克、18輛裝甲車、7輛軍用車和51輛民用車(警車)被摧毀。抗議者被士兵用機槍掃射,被直升機射擊,被坦克碾過。官方數據稱沖突中共有45人死亡,1165人受傷。事實上,按照這場悲劇的規模估計,至少有數百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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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1:47:13 |显示全部楼层

東歐斯大林主義的形成

中歐和東歐的斯大林主義政權是在二戰之後建立的,當時納粹被打敗後形成權力真空,而紅軍得以奪權。一開始,共產黨聯合“資產階級的影子”——自由派,“激進派”,社會黨人和農民政黨,建立了人民陣線政府,但共產黨自己保留了暴力機關的控制權,以鎮壓任何獨立的工人運動。隨後現實狀況促使他們清算地主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並效法斯大林主義俄羅斯建立政權。這從根本上扭曲了社會主義——建立的不是一個基於民主工人委員會或者蘇維埃的工人政府,而是斯大林主義官僚的鐵腕獨裁統治。

不過由於實施了國有計劃經濟,且由於二戰之後各國工人對重建自己國家的熱情和犧牲精神,這些政權在建立初期實現了快速的經濟增長。這個時期的經濟增長是粗放型的,也就是說,產出的增加是建立在勞動力和原材料投入的增加上的。期間有大量農民加入工人階級的隊伍,大量工廠和住宅拔地而起,如新鑄造廠(Nowa Huta)——一個克拉科夫附近從零開始建造的、模範的工人階級城鎮,以及一個大型鋼鐵工廠。

一段時間之後,當重心從粗放式增長轉向集約型增長(也就是提高生產率)時,問題就出現了。托洛茨基解釋說,想要在計劃經濟中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產率,就需要生產者民主,也就是說,讓工人階級可以在各個層面上檢查和控制生產計劃。當經濟系統越來越覆雜,產品質量和工人民主的問題也就變得越來越重要。而官僚主義及其長期的管理不善、浪費和腐敗,則會抑制經濟的長期增長。

與日俱增的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

在1950年代,官僚當局一直嘗試解決勞動生產率的問題,並引入經濟改革。但是同時,工人的不滿也愈演愈烈,比如1956年10月匈牙利的工人起義,幾乎推翻了其斯大林主義政權。

稍早之前,同樣是1956年,波蘭工人在波茲南的抗議被殘酷鎮壓,有數十名工人殺害。在此事件之後,波蘭的官僚當局改變了策略,宣布提高工資,並替換了波蘭統一工人黨(PZPR——波蘭的執政共產黨)的領導人,10月,資深黨員哥穆爾卡(Gomułka)成為了黨的第一書記,而他同年4月才剛剛從監獄獲釋。

哥穆爾卡掌權之後,就開始了被稱為“哥穆爾卡覆甦”的自由化,給予底層官僚和技術官僚更多自主權和激勵。他還對農民讓步,重新分配土地,解散了絕大部分集體農場,重新歸私人所有。但是最終,波蘭的農業仍然落後而低效。

盡管進行了改革,或者說,也由於他的改革,1960年代經濟問題開始積累。為了進口實現經濟現代化所需的資本設備,波蘭需要外匯。因此波蘭最主要的出口品——糧食的出口增加了。但是由於哥穆爾卡1956年的零碎化土地分配政策,生產率一直很低下。雪上加霜的是,1969到1970年接踵而至的自然災害:幹旱、寒冬、以及春季洪水,使得農業產量進一步下降。

原本用於出口的糧食現在用於國內,使得外匯赤字擴大,而且糧食短缺仍然存在。這引發了1970年8月的卡托維茲礦工暴動,以及婦女在超市的暴動。隨後,當局在華沙“奇跡”般地找到了肉類,並運往卡托維茲,暴動很快平息了,但是幾周後,華沙也爆發了罷工。

1970年12月的價格上漲

政府因此陷入了窘境,1/3的國家預算要用於食品補貼,外匯赤字節節攀升,並且迫切需要資本設備發展經濟。最終,在12月,聖誕節前,政府宣布要提高燃料和食品價格。並且執行方式像是把人當猴耍,政府輕描淡寫地稱之為“價格管制”,在報紙的第一版還專門介紹了那些由於這次“價格管制”而跌價的商品,比如“Lazuryt”電視機,事實上這個商品已經停產2年了!而那些關於燃料和糧食價格上漲的新聞則擠在了第二版。

其中,魚類的價格上漲12%,肉類和肉制品上漲18%,面粉上漲16%,牛奶上漲8%,當地的主食大麥上漲31%,果醬上漲37%,咖啡上漲92%。還有燃料也上漲了,比如煤上漲了10-14%。

在這波物價上漲之前,波蘭工人就需要花工資的一半以上在食品上,所以當聖誕節前夕,政府宣布物價上漲時,工人的怒火爆發了。在食品和燃料價格上漲到如此離譜的情況下,一個商店裏不存在電視機的價格下降,或者其他工人階級買不起的商品價格下降,這又如何呢?特別是那些最貧窮、最年輕的工人,他們受到了最嚴重的打擊,他們走投無路,率先走上街頭。

工人們要求取消漲價,或者對受影響的人進行經濟補償。甚至提出縮減工資差距,使白領和藍領工人的工資水平平等,而這也實際上意味著官僚們膨脹的特權終結。

工人們的憤怒在街頭擴散

街上的情況很混亂,很難厘清接下來幾天到底發生了什麽。不僅那些二三手的記錄存在矛盾,甚至親歷者自己也很混亂。特別地,因為之後的恐怖鎮壓、政府的宣傳、以及畢竟已經過去50年了,真相更加模糊。但是,我們可以羅列各個部分,並給出事件過程的一個概略。

12月14日,無數工人在格但斯克的列寧造船廠的早班中罷工。三千人先是前往了工廠管理者的辦公室。他們要求取消漲價,管制工資制度和獎金制度,並從統治集團那裏奪權。

由這些要求沒有被滿足,他們就向市中心前進。一邊遊行,一邊高唱國際歌,下午時走到波蘭統一工人黨的總部前。一路上越來越多的工人和年輕人加入他們,人數最後超過一萬。他們憤怒但平靜,直到目前為止,抗議者們還沒有一個領導者,也沒有組織。隨後他們向華沙理工大學進發,說服學生加入,接著前往廣播電台,要求廣播訴求。遊行幾個小時之後,他們被民兵(波蘭警察)的催淚彈攻擊。工人用石頭和螺栓自衛。再然後,他們組織了一場露天集會,有幾百名學生參加。這天晚上,當局切斷了格但斯克和其他地區所有的有線通信。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5日,起義升級了。工人們組織了罷工委員會,委員會宣布了全面罷工。雖然通信被切斷了,但是罷工還是蔓延到其他波羅的海沿岸城市,如格丁尼亞、埃爾布隆格、什切青,那裏也有工人建立的罷工委員會。當格但斯克的造船工人再次走上街頭時,有了第一個死亡案例,士兵向示威者發射了實彈,官方宣稱,造成了5人死亡。隨後暴動開始了,有玻璃櫥窗被砸,有商店被搶(有一些目睹者說,這是混入抗議者中的警察做的),甚至點燃了黨的總部。當局則以地區戒嚴和宵禁回應。同一時間,埃爾布隆格也發生了沖突,並且罷工擴散到了另一個波羅的海城市斯武普斯克。14日到19之間,抗議雖然規模比較小,但也向內陸城市擴散,到了華沙、佛羅茨瓦夫、比亞韋斯托克、克拉科夫、瓦布爾奇奇、奈薩等城市,共有兩萬工人參加。

12月16日格但斯克的工人宣布罷工。但是當他們嘗試進入工廠正門抗議時,被在工廠戒嚴的士兵射擊。官方報告稱,共有2人死亡,11人受傷。

同時,旁邊的城市格丁尼亞情況比較緩和。罷工委員會與該市國民議會主席進行了談判,議會是當局中唯一願意聽工人訴求,並承認抗議行為合法的官方組織代表。工人向主席提交了一份訴求清單,主席承諾會把這份清單提交給副總理斯坦尼斯瓦夫·科西奧萊克(Stanisław Kociołek),但是抗議者們必須解散回家。

工人的要求內容包括,根據最新的物價上漲來調漲工人工資,提高最低工資(特別是收入最低的女工),減少藍領和白領工人之間的收入差異(包括公司董事收入不應超過受過高等教育的員工1000茲羅提)。但是就在當天晚上,格丁尼亞罷工委員會成員被逮捕,副總理斯坦尼斯瓦夫·科西奧萊克在廣播和電視裏呼籲格丁尼亞的工人回去工作,因為格但斯克的抗議已經平息。

黑色星期四

黑色星期四這天,也就是12月17日上午,格丁尼亞的工人響應副總理的號召,回到了工作崗位。但是軍隊已經埋伏在格丁尼亞最大的工廠——巴黎公社造船厰,並把這裏封鎖了。當手無寸鐵的工人剛下火車,準備前往工作時,軍隊殘忍地向他們射擊。官方報告稱,共有10人死亡,幾百人受傷。18歲的高德萊夫斯基(Zbyszek Godlewski)英勇就義,工人在歌曲中稱他為維西涅夫斯基(Janek Wiśniewski),工人們一邊高唱,一邊擡著他的遺體遊行,穿越城市,成為這場屠殺中令人心碎的標志。

隨後爆發了巷戰,軍人和民兵在街上殘忍的殺害群眾。有一名遇難者是一位15歲的男孩,在他逃避戰鬥並安全到達校園時,被子彈擊中後腦。

在這天,什切青也發生了巷戰和全市範圍的大罷工。沖突中,黨的建築被點燃,軍隊和民兵攻擊了示威群眾。官方報告稱,共有16人死亡,100人受傷。工人成立了全市的罷工的委員會,聯合了120個工作單位,這已經是一個工人委員會或者蘇維埃的雛形了。有報道稱,有的士兵和工人開始聯合,在軍用車輛上展示批評當局的口號。

12月17日至22日,工人們取得了什切青的控制權。西方媒體乃至一些黨的政治局成員,都把這種狀況成為“什切青共和國”!當局以切斷什切青和外界的聯系,以及宵禁來回應。雖然進行了殘酷鎮壓,但是當局直到22日與罷工委員會簽署協議後,才使得罷工結束。並且之後,什切青依然動亂了數周。

鎮壓和讓步

十二月事件使官僚當局感到恐懼,並讓他們準備展示武力。1970年12月14日到19日,除了9000名民兵,當局還派遣了61000名士兵、1700輛坦克、8700輛裝甲車、108架飛機和直升機。官方稱,共有45人死亡、1165人受傷,這顯然低估了這場屠殺的真正規模。除此以外,共有3000人被捕,還有無數人遭毆打。

當局對受害者的家屬也很無情,家屬們被迫在午夜埋葬逝者,並且只有最親近的家屬才能參與。許多家庭被迫搬到波蘭的其他城市。

但鎮壓不足以平息抗議,官僚當局還著手對工人讓步。早在12月20日,黨的第一書記,瓦迪索·戈姆卡(Władysaw Gomułka)就被迫宣布辭職,官方稱是由於健康原因。接任者是前礦工愛德華·吉列克(Edward Gierek)。雖然他已經當了很多年的政治局委員了,但是官方就像他是新人一樣介紹他。吉列克的風格和戈姆卡不一樣,他承認領導層的錯誤,而不是簡單地妖魔化工人。

幾天之內,最低工資就提高了,但是漲價沒有立刻取消,在起義被鎮壓之後的幾周,憤怒的情緒仍然在暗中擴散。1971年1月22日,什切青造船廠再次罷工。這次,比起鎮壓,政府更加傾向妥協。吉列克接見了罷工工人。盡管如此,在更多罷工的壓力下,直到1971月3月1日漲價才最終取消。

1970年12月事件的遺產

領導人的改變也意味著經濟政策的改變。當局大量從西方舉債,但是沒有提高生產力,也沒有實現經濟現代化,大部分款項都用於消費補貼,來換取社會和平。因此數年後,經濟危機又一次發生,為新的抗議埋下了種子。

雖然波羅的海沿岸起義的結局是工人失敗了,但是它加強了工人階級組織的基礎。這是首次出現對自由工會的訴求,並持續紮根於工人心中,之後在1970年代的獨立工人階級工會的發展中表現出來。

1980年,格但斯克再次發生罷工時,運動的組織性比1970年要高,能夠在不流血的情況下使當局妥協。不幸的是,12月事件之後的10年中,革命的領導力量沒有發展。1980年時,大多數工人還本能地懷念“人本社會主義”,罷工者的21條訴求反映了這一點。而運動的“顧問”們(如律師、知識分子和反對派),並沒有爭取讓工廠的罷工委員會獲得政權,而只是給當局施壓,以獲得讓步。這種綏靖的方式最終導致1981年《戒嚴令》的實施,這擊潰了運動。而之後,民眾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的幻想越來越多,1989年,運動最終滑向了資本主義覆辟的死胡同。

波蘭:功敗垂成的鬥爭

可以說,在東歐集團國家中,波蘭是工人反抗史太林主義鬥爭最接近成功的地方。在1980年之前,工人的鬥爭已經發展出一個組織良好的地下工會運動。然後,在那一年,波蘭團結工會在占領和罷工的浪潮中異軍突起,要打倒腐朽的政權。然而9年後,一個親資本主義的政權卻以團結工會的成員為核心所建立起來。以下,Paul Newberry來探討為何事態會這樣發展。

在這場鬥爭中提出的口號和組織形式表明,大部分工人都在努力尋求推翻史太林官僚體制和建立真正的工人民主的方法。格但斯克的墻壁上的塗鴉就表達了這一點:“要社會主義!但不要扭曲的版本!”作為這場鬥爭的副產品,獨立的“團結工會”(Solidarnosc)誕生了。然而,僅僅9年後,團結工會組建了政府,並開始了一系列快速的市場化“改革”,覆辟了資本主義。工人運動怎麽會成為資本主義覆辟的代理人?團結工會墮落的根源是否從一開始就存在?

為了充分理解波蘭和其他前東方集團國家在1980年代的革命和反革命進程,就必須要考察這些政權的起源。1917年俄國曾發生過群眾革命,後來由於俄國經濟文化的落後和世界革命失敗後遭到孤立,因此出現了官僚化墮落。然而,東歐集團國家的史太林政權卻不是這樣形成的。紅軍在二戰時解放了這些國家之後,駐紮於這些國家。當地的共產黨與資產階級殘存勢力組成了聯合政府。然而,國家的鎮壓機關卻牢牢地掌握在史太林主義者手中。在很短的時間內,史太林主義者在群眾的支持下,清洗了資產階級和地主的最後殘余。在一些國家,特別是捷克斯洛伐克,這些措施得到了數十萬工人的大規模示威遊行的支持。

從一開始,這些新建立的政權就是畸形工人國家,以史太林主義的蘇聯為藍本,並且是工人民主被官僚獨裁所取代下對社會主義的荒誕扭曲。盡管工人群眾最初對此充滿熱情,但這些政權的殘酷鎮壓性質很快就令他們失望。在很短的時間內,這些國家中的許多國家都爆發了工人起義,最著名的是在1956年的匈牙利,工人階級英勇地試圖進行政治革命。

波蘭在這一進程中也不例外。1956年在波茲南,一場反對政權的工人罷工和示威遭到殘酷鎮壓。事後,政權決定采取新政策來擴大支持基礎。第一書記被哥穆爾卡(Wladyslaw Gomulka)取代。政權對農民作出了讓步,放棄了大規模的土地集體化。基層官僚獲得更多特權﹐以便與政府加強聯系。政府也賦予教會特權,以換取其支持。

轉折點

起初,由於計劃經濟的優勢,波蘭和其他東歐政權經歷了高速增長。波蘭的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了7%。然而,史太林主義官僚機構的寄生性質,造成管理不善和浪費、成為經濟發展的阻礙。官僚機構從對經濟增長的相對束縛,變成了絕對束縛。經濟計劃引發了反效果──經濟混亂。

到了60年代末,經濟已經出現了問題,民眾的糧食補貼難以為繼。然後在1970年,肉類價格上漲,引發波羅的海沿岸的工人示威,並演變成了一場鬥爭。雖然抗議活動主要集中在格地尼亞和格但斯克,但也影響到斯塞新、艾布隆格、華沙、弗羅茨瓦夫和其他一些城鎮。政權出動坦克血腥鎮壓抗議,死亡人數可能超過100人。史太林主義官僚機構被動搖,於是再次試圖軟硬兼施,同時實行鎮壓與妥協。哥穆爾卡被吉瑞克(Edward Gierek)取代,他從西方獲得了大量貸款。這些貸款很大一部分沒有得以良好地投資,亦有大量資金被用在增加群眾的消費,企圖換取社會安寧。

有一段時期,經濟快速增長,生活水平提高,但這段喘息期並不長。不久,當局就難以償還貸款。1976年,工人們在波蘭軍火工業的發源地拉多姆(Radom)組織了一次罷工。雖然政權作出了一定的讓步,但罷工領導人卻被秋後算帳。一群反對派和知識分子成立了工人保護委員會(KOR),為受迫害的工人籌集資金,提供法律援助,並宣傳他們的事業。在接下來的幾年裏,在KOR的幫助下一些城市組織了非法的“自由工會”,包括在格但斯克的造船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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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1:48:21 |显示全部楼层
1980年夏天,當肉價的一系列上漲在全國範圍內引發罷工浪潮時,一個轉折點出現了。當局計劃給予戰略行業的罷工者讓步來分化工人。然而,這一政策只激發了更多的罷工。在盧布林,工人們還抨擊了官僚機構的特權,要求言論自由,抗議活動變成了大罷工,包括封鎖通往俄羅斯的鐵路線,停止了波蘭的出口。當地報紙攻擊罷工者,並警告說俄羅斯會介入,但第二天印刷工人就停止印刷報紙。副總理飛往盧布林進行緊急談判,作為讓步的一部分,該報被迫刊登道歉信。

政治訴求

8月中旬發生了質的變化,格但斯克造船廠爆發了一場維護工人領袖、KOR沿海工人團體成員Anna Walentynowicz的罷工。一個地下的自由工會在這裏已經成立了很多年,所以工人們準備充分,經驗豐富。罷工者的要求比全國任何地方都要激進,並蔓延到政治層面。他們要求釋放政治犯,恢覆被解雇的工人的職位,增加工資水平達到與民兵一致,並為1970年被殺害的工人豎立紀念碑。

占領活動迅速蔓延到格但斯克、索波特、格地尼亞三聯市。格但斯克的罷工委員會相互聯系。第二天,當局切斷了通往格但斯克的所有電話線 以試圖控制罷工。然而,罷工蔓延到了其他城市。與造船廠工人的談判幾乎達成了協議,但格但斯克的公共交通工人表示不滿稱如果造船廠工人結束抗議,他們將不得不獨自繼續鬥爭。船廠工人的領導人迅速轉變立場,罷工再度爆發,這次罷工是為了聲援其他工人。

那個周末,全市罷工委員會的代表開會,成立了一個新的機構,工場罷工委員會(MKS)。這是以類似於蘇維埃或工人委員會的方式組織起來的:由民主選舉出來的工作場所代表組成,而這些代表又選舉出一個主席團。起初,這是一個極其民主的結構。主席團對代表負責,代表們對他們所代表的工作單位負責。主席團和政權之間的會談向格但斯克代表和所有船廠工人進行現場直播。然而,即使在這個階段,政權代表和工人代表之間的一些討論也是閉門進行的。

同一個周末,一份包含21項訴求的清單被起草出來。這些要求首先是政治性的,表明工人們正朝著政治革命的方向發展。他們首先要求獨立工會和罷工權合法化,要求所有信仰的人享有言論自由和媒體自由的權利。這些要求都是馬克思主義者所支持的。在民主權利的訴求後,還有其他訴求,反對官僚和秘密警察的特權,反對特殊商店和商業商店售價高昂。還有一系列經濟要求,旨在改善勞動人民的條件,實現更大的社會平等。訴求清單中沒有任何地方要求進行市場改革或恢覆資本主義。

馬克思主義者會進一步提出,要求選舉所有官員,並對官員有召回權利任何官員的工資都不應該超過技術工人的平均工資。此外,職位應定期輪換。這些措施將有助於防止今後形成官僚主義。最重要的是,工人代表應該掌握權力,成為工人階級統治的機關。

工人階級巨大的力量

盡管政權試圖孤立格但斯克,但消息傳出後,運動像野火一樣在波蘭各地蔓延。全國各地都出現了占領性罷工和類似的代表機構。在斯塞新,船廠工人還沒有采取行動就得到了10%的工資漲幅,這鼓勵他們組織罷工並成立自己的代表機構。一周之內,代表40多萬工人的370個工作場所加入了格但斯克代表機構。

雙重政權的局面出現了。在大罷工期間,格但斯克代表機構控制了食品分配、公共交通和衛生服務。在罷工期間,禁止銷售酒精,罷工者也禁止飲酒。隨著罷工蔓延到越來越多的城市,國家慢慢陷入停頓。

這次罷工證實了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主導作用。整個社會都被民主精神所感染。在學生、藝術家、記者、農民、工人、教師和知識分子中,公開的民主辯論和討論蓬勃發展。社會各階層受到啟發﹐開始成立自己的民主組織﹐或改變現有的官方社團和組織。

相比之下,當局完全被孤立,執政地位命懸一線。由於對武裝部隊的可靠性沒有信心,它無法使用武力來破壞罷工。甚至執政的波蘭聯合工人黨(PUWP—波蘭共產黨)也受到了感染,其工人階級的基礎脫離了官僚體系。格但斯克代表1/3的成員是PUWP黨員,斯塞新的兩個代表團副主席也是如此。在其他許多城鎮的代表機構中,工人階級的黨員都成為了領導層,或者主動成立了當地的代表機構。後來,有一百多萬工人階級PUWP黨員加入了團結工會!

當局不得不拖延時間,與格但斯克代表機構進行談判。8月31日,政權簽署了接受21項訴求──格但斯克協議。罷工結束,獨立自治工會“團結工會”誕生了。然而,格但斯克協議只是部分勝利。推翻政權,建立一個以工人民主為基礎健康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性機遇已經錯過。缺少的是一個革命領導層,以向工人階級誠實評估他們所面臨的任務,並充分表達罷工者的訴求。

相反,格但斯克代表機構和團結工會的領導層──華裏沙(Lech Wałęsa)、KOR知識分子和團結工會“顧問”──卻有著相當局限的視角。他們認為,他們最多只能贏得一些改革。KOR的領導人之一Jacek Kuroń甚至透露,在格但斯克協議之前,他認為對自由工會的要求只是用來在談判桌上虛張聲勢,而不是一個可以贏得的要求。在每一個環節,領導層都扮演著保守的角色,牽制著運動的發展,阻撓工人提出更激進的訴求。例如,結束PUWP的“領導作用”和自由選舉的要求遭到領導層的反對,沒有出現在21項訴求中。協議簽署後,領導層走遍全國各地,試圖說服工人取消罷工。天主教會也發揮了類似的保守作用。天主教會敦促節制,並勸說罷工者停止罷工以避免激怒波蘭的鄰國。

盡管領導層發揮了負面作用,但團結工會還是取得了驚人的發展。在簽署格但斯克協議兩周後,團結工會擁有350萬會員。到了秋天,850萬工人加入了團結工會。在很短的時間內,會員人數達到了1000萬。在幾個月內,它成為波蘭最強大的組織。在全國各地,罷工迫使數百名官僚辭職:包括黨委書記和工廠經理。

最後機會

然後,1981年3月,比得哥什的團結工會分子在離開會議時被警察毆打。這引起了全國性的抗議,團結工會組織了一次4小時的警告性罷工,實際上應該做的是在3月31日發動大罷工。華裏沙和教會,包括紅衣主教維辛斯基和教皇若望保祿二世,敦促團結工會不要組織罷工。在最後一刻,政府同意了團結工會的訴求,懲罰那些對毆打事件負責的人,並承認農村團結工會。這給了華裏沙取消總罷工的借口。

一個將運動提升到更高層次並挑戰政權存在的機會已經失去。相反,隨著內部矛盾的尖銳化,團結會進入了一個危機時期。官僚機構獲得了一個喘息的空間,它充分利用了這個空間。政府開始破壞經濟﹐希望打擊工人階級的士氣﹐並將責任推到團結工會的身上。許多產品被實施配給,各地出現了大量輪候購買肉、糖、肥皂甚至衛生紙等基本必需品的排隊現象。

政權的策略開始奏效。工人開始對團結工會領導層的無能感到失望而導致士氣低落。根據庫倫的說法,1981年上半年,對團結工會的支持率從60%下降到40%。

1981年9月,團結工會召開了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代表大會。人們反對領導層,普遍支持工人自我管理的想法。這代表了工人們對政治革命的本能追求,也代表了他們了解自己接管和管理社會經濟的任務。遺憾的是,這種思想並沒有被制定成一個明確的方案。工會內部的反對派沒有組織起來,也沒有團結起來。最重要的是,它對運動所面臨的任務缺乏立場。盡管大會通過了一項支持工人自我管理的決議,但華裏沙和領導層還是再次當選。妥協“自我限制”(“不要挑釁政權”)的政策仍在繼續。

9月的大會是團結工會改變路線和重新武裝運動的最後機會。隨著這次機會的流逝,鬥爭的天秤開始向政權傾斜。鎮壓的條件已經成熟。1981年12月13日,官僚機構的軍事部門采取了行動。雅魯澤爾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將軍組織了一場軍事政變,並實施了戒嚴。團結工會的領導層被圍捕,與數千名活躍分子一起被捕。甚至吉瑞克也被關押了起來。工會會議被禁止並實施了宵禁。

戒嚴是團結工會和政治革命發展的分水嶺。工會的民主組織被粉碎了。任何設法逃脫逮捕的領導人都被迫轉入地下。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有民主辯論或工人代表的控制。領導人在秘密條件下工作,這讓他們擺脫了工人階級的監督壓力。

擁抱資本主義

同時,經濟危機也在加深。這是一個對廣大人民群眾來說非常困難的時期,基本必需品短缺,排隊人數增多,通貨膨脹嚴重。盡管許多西方國家都存在大規模失業和周期性衰退,但在波蘭工人看來,資本主義國家似乎提供了希望的燈塔。對市場和資本主義的幻想得到了加強。甚至官僚機構也受到了影響。在對計劃經濟失去信心後,它試圖通過實施市場“改革”來使經濟走出僵局,但沒有成功。

到了1988年,團結工會的領導層和官僚機構都或多或少地持有同樣的親資本主義觀點,團結工會現在完全被知識分子和天主教教會顧問所控制,而華裏沙則進一步轉右、向親市場的立場發展。他們認為解決方案在於意義深遠的市場“改革”,最終將導致資本主義的覆辟。這些措施必須包括嚴厲的緊縮政策,但該政權缺乏實施這些措施的合法性。同時,團結工會運動也在覆興,罷工的次數也在增加。因此,官僚機構需要讓團結工會參與這一進程。如果能說服團結工會承諾采取這些措施並承擔共同責任,那麽反對這種強硬政策的聲音就會降到最低。

解決的辦法是組織“圓桌”會談,談判這樣一個協議的條款。然而,與1980年8月不同的是,這次真正的討論是在不受工人控制的情況下閉門進行的。討論的電視轉播部分純粹是為了作秀。作為回報,華裏沙和其他領導人撲滅了開始在全國範圍內蔓延的罷工。會談的結果是達成了組織部分自由議會選舉。議會中只有35%的席位被選舉產生,其余的席位被保留給PUWP及其盟友的候選人。

1989年6月5日的選舉是團結工會的完全勝利。反對派候選人贏得了所有席位,只有一個席位除外,這表明該政權的孤立和合法性的喪失。幾個月後,團結工會組成了一個聯合政府,並走上了資本主義覆辟的道路,這導致了接下來兩年GDP的急劇衰退和逾20%的大規模失業。

然而,工人階級的這次失敗並非不可避免。一方面,反革命的種子從一開始就存在於團結工會,體現在其保守的改良主義領導層的錯誤和背叛中。另一方面,在代表機構的組織形式和普通民眾的政治訴求中,團結工會也包含著政治革命的種子。只是在戒嚴、粉碎工人民主組織和經濟全面崩潰之後,才有了反革命種子生長的肥沃土壤。如果1980年團結工會內部存在一個強大的馬克思主義反對派,打擊領導層的錯誤策略,提出明確的替代方案,工人運動本可以推翻史太林官僚體制,建立一個健康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改變歷史進程。

影評:《陷害布蘭妮·斯皮爾斯》

1992年,年僅10歲的布蘭妮·斯皮爾斯(Britney Spears)表演了The Judds的歌曲Love Can Build a Bridge。主持人Ed McMahon隨後采訪了她及稱讚她有“漂亮的眼睛”,並詢問她是否有男朋友。布蘭妮明顯感到不舒服,但繼續微笑著並保持禮貌,在試圖在大批觀眾面前做出回應時,小心翼翼地講出了自己的話。女性大多都會熟悉這種情況,面對不適當的評論不得不被迫應付成年男子的情緒。這種遭遇成為布蘭妮事業上經常遇上的問題。另一方面,她的12歲男生對手則被問到在農場長大的感覺如何。

紀錄片《陷害布蘭妮·斯皮爾斯》(Framing Britney Spears)最近在英國和愛爾蘭播出。它記錄了#FreeBritney(解放布蘭妮)運動並追溯了布蘭妮的職業生涯,以及令這名39歲的表演者和藝人目前受到監護令的事件。這部電影追溯著這位超級巨星的人生軌跡,從腳踏實地、充滿活力的少女,到被資本主義媒體騷擾和追捕,並被推向精神崩潰的年輕女性。

企業性別歧視

紀錄片內其中一些重要的片段是,這位年輕的明星從僅16歲起就成了公然被性化和物化的對象。從Hit Me Baby One More Time音樂錄像裏面被性化的女學生校服,到采訪和新聞發布會上,主持人通常是年齡是她2倍以上的男性,問她有關她的乳房、親吻男生、她的衣服和童貞的問題。布蘭妮被唱片公司和資本主義媒體過度性化,這與媒體對她的童貞的重視相當矛盾。這說明了所有婦女和女孩都被迫陷入的陷阱——要性感但卻不能有性行為——婦女必須面對走在永遠無法接受的平衡之間的危險。

但是,布蘭妮的性化和物化並不只是一個個人經歷或一次性的事件。相反,她的經歷說明了資本主義社會中所有婦女和女孩都有被物化,這一個更廣泛的社會問題。物化是使人類淪為單純的死物的過程,它是一個非人性化的過程。在當今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婦女被物化過程是首先通過關註婦女的外表而進行的,其有害的意識形態通過廣告、電視、雜志、音樂、電影等進行傳播,這些都對正常化物化女性起到了作用,然後這就成了被廣泛采用和覆制的現象。

為了利潤而物化

但是,物化女性對資本家有什麽好處呢?整個行業的發展也是通過對女性的剝削及物化。到2026年,全球美容產業的總產值預計將達到4383.8億美元,而販賣有限的美容標準的全球色情行業的年產值將達到970億美元。物化女性也使許多其他行業受益:時尚、電視、電影、零售、大眾媒體和社交媒體行業。

如果物化貶低婦女作為人類的價值,那麽也會貶低她們所從事的活動。如果這些活動與婦女特別相關,例如家政和護理工作,那麽這一貶低的情況就尤其突出。根據2018年樂施會的報告,絕大多數女性免費從事那些工作而為全球經濟節省10萬億美元。在工作場所,這卻意味著女性的工資會被降低,為雇主帶來了明顯的好處。

非人化導致暴力

婦女和女孩為此付出其他什麽代價?物件不是人類,它們是可以隨意使用和丟棄的物品。當婦女和女童在社會中成為常規被物化的對象時,這會影響別人對他們的看法,並最終影響她們的待遇。媒體們對待布蘭妮有明顯物化的過程。例如,出版物和主持人著重於她的外表和她在性方面的事情,從而有損她的優秀的才能、人格和人性。同樣地,整個社會也覆制了這一點,受影響的包括有工人階級婦女、LGBTQ +、移民婦女、有色人種婦女、愛爾蘭流浪者婦女以及因此遭受最嚴峻考驗的殘疾婦女。

物化及其非人化的影響為暴力鋪平了道路。婦女援助組織(Women’s Aid)於2019年報告說,自1996年以來,愛爾蘭有230名婦女死於暴力,其中87%被他們所認識的男性殺害。全球有1/3的女性在一生中遭受過肢體或性暴力。60%的女性很可能在工作場所遭受性騷擾,而71%的女性在公共場合遭受了不必要的觸摸。最重要的是,女性通常每天都遭受不必要的關註,不適當的言論和其他“較輕微”的性別歧視。

這類經歷對婦女和女孩的一生造成嚴重傷害。面對自身經歷、不現實的美容標準、暴力、騷擾以及社會對她們的嘲笑,女孩和婦女的心理健康遭遇毀滅性影響。男性死於自殺的可能很高,但試圖自殺的婦女和女孩的比例更高。 2016年,婦女和女孩自殘的可能性增加了24%,她們也受到自卑、抑郁、焦慮、飲食失調和與創傷有關的心理健康問題困擾。所有這些因素削弱了婦女在世界上自由活動的能力,並對她們的生活質量產生了負面影響。

我們不能再接受這一現狀

但是,現在有著積極的有關布蘭妮的遭遇的討論。自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以來,人們對於性別歧視問題的態度發生巨大變化。許多年輕人,以及那些與她一起成長的人,都對這位明星的過度性化以及媒體對她的對待感到震驚。一大批支持#FreeBritney運動的年輕人都拒絕當年被完全正常化的態度。年輕世代正在活躍起來,並組織起來反對性別歧視的傳統和壓迫,從#MeToo運動的興起中也能看得出來這一點。

態度在這麽短的時間內發生了變化,證明了群眾組織的力量,並表明了與當前圍繞利潤謀害人類社會的制度進行鬥爭的潛力。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理解父權結構和觀念是資本主義用來維持和正當化不平等的工具。因此,要與這種壓迫制度作鬥爭,就必須對婦女和所有社會上少數群體的壓迫有透徹的了解,並與之抗衡,這對於與其他部分的工人階級組織起來很是重要。

“揚起塵埃,贏得勝利!”巴黎公社150周年紀念

150年前,巴黎的工人階級在1871年3月18日建立了巴黎公社,並創造了歷史。這是第一個由工人階級為了自身利益而自行管理的社會:工人政權。雖然公社只維持了72天,但卻能夠實施社會變革,改善整個巴黎工人階級的生活。 1871年,在巴黎普通群眾控制管理的城市裏,在短短幾周內實現的許多變化,是我們今天在世界許多地方仍在為之奮鬥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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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1:49:59 |显示全部楼层
工人發動的革命

為了理解1871年巴黎激進工人階級的意識,必須回顧一下上個世紀法國工人階級以失望告終的革命努力。 1789年推翻法國封建秩序的法國大革命,是由自詡為法國“平民”的第三等級,對抗第一等級(教士)和第二等級(貴族)。第三等級不僅由擁有財產的資產階級組成,還包括農民、激進的中產階級、手工業者和新生的工人階級。與之前的其他資產階級革命(如美國革命)不同,這個等級中的 “下層部分”(非資產階級部分)圍繞著無產階級組織起來,並竭盡所能在鬥爭中發揮了更為突出的領導作用。

無產階級與雅各賓派代表的激進資產階級結盟,在1792年至1794年法蘭西第一共和國成立後擁有合法的政治權力。 這一時期法國社會群眾參與革命鬥爭和革命政府,在法國和整個歐洲,都會在他們和後代的意識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 早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如弗朗索瓦•諾埃爾•巴貝夫(François-Noël Babeuf)和亨利•德•聖西門(Henri de Saint-Simon),他們認為工人控制和結束階級剝削是共和國目標的進一步民主延伸,他們就是從這場運動的左翼中產生的。

時間來到1848年2月,在歐洲各地的起義浪潮中,法國君主路易•菲利普被推翻,第二共和國建立。 6月,在新當選的政府轉向保守後,巴黎工人階級發動了起義。 在1848年革命之前,反應了19世紀30年代的革命運動的作品: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悲慘世界》(Les Miserables)中有過著名的描寫:揭示了資產階級的真正忠誠,他們壓倒性地支持君主制,作為對社會動蕩和工人階級日益增長的力量的回應。 現在很明顯,法國資產階級不能像1789年第三等級那樣,自稱是 “法國平民”。 1848年的血腥叛亂最終沒有成功,路易•拿破侖(拿破侖•波拿巴的侄子)當選為總統。 三年後,他中止了選舉產生的議會,並宣布在他的統治下建立法蘭西第二帝國,成為拿破侖三世皇帝。

為了工人的革命

1870年,拿破侖三世在為展示法蘭西帝國的實力而挑起的普法戰爭中失敗了,戰事最終以巴黎被長期艱難圍困而告終。以梯也爾為首的法國新政府向普魯士軍隊投降,並迅速試圖解除巴黎的武裝,尤其是國民警衛隊,其成員絕大多數是工人階級。這絕非偶然,因為巴黎是由工人階級組成的城市,而工人階級一直是法國最近所有革命努力的主力軍,但是他們的物質條件在君主和民選官員的手中不斷惡化,並且剛剛經遭受了普魯士軍隊的殘酷攻擊。

巴黎的工人階級對已經投降的法國政府構成威脅,因此統治者必須解除他們的武裝。 當法國軍隊試圖從蒙馬特等以工人階級為主的激進區清除大炮時,數千名婦女、男子和兒童阻撓他們,築起路障,將軍隊趕出城市。 在之前的動亂中,革命者一直掛在嘴邊的“公社”現在已經被正式宣布了。 巴黎將由工人管理並為工人服務。

公社取得的成就

新成立的公社立即著手創建一個為人民服務而不是剝削人民的巴黎。 公社內部的革命者們明白,要真正改變巴黎的社會面貌,需要被壓迫和被剝削者的大規模參與。 3月26日,舉行了新的選舉,選舉出了反映公社新價值觀的總委員會。 20萬法國人參加了投票,當選者中有1/3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屬的第一國際的成員。 選舉結果得到了巨大的慶祝。

公社開始實施能立即改善巴黎普通工人階級生活的進步變革。 首先,為了確保當選的代表和官僚不具備使他們的地位高於普通巴黎市民的地位,國家職能部門的官員的薪資將相當於工人工資的平均水平,並可被立即罷免。 此外,居住在公社的外國人可立即獲得公民身份,並允許他們投票。 政教分離,宗教由個人選擇,而不是由政府機構強加。 學校特別強調要消除教會的影響。 開始招聘世俗教師,被錄用的女性與男性同工同酬。 通常由特權官僚操作的職位被移交給在該部門有經驗的體力勞動者。

為了減輕工人階級的負擔和痛苦,公社禁止驅逐流浪漢,並設立了公共食堂,還禁止了當鋪的交易:當鋪是巴黎困難時期的掠奪性產業,窮人不得不賣掉自己的物品以充饑。

巴黎工人階級第一次有機會體驗到美術、音樂和戲劇,而這些以前都是法國富裕資產階級的專利。 藝術品開始向公眾開放。 在公社滅亡前幾天,就有免費的、價格低廉的音樂會向公眾開放,在那裏可以看到各種生活背景的人混在一起。

巴黎人也試圖擺脫前政權的象征。 在一次由婦女領導的自發行動中,巴黎的工人們沒收了斷頭台,把它拆成碎片,然後燒掉。 今天,斷頭台常被視為左翼的象征,代表著殘酷的暴君和君王的終結。但在當時,斷頭台最常被用來處決激進的中產階級、工人階級和勞苦大眾。 在摧毀它的過程中,工人階級的婦女和男子正在摧毀一個針對被剝削和被壓迫者的國家暴力象征。

此外,在巴黎公社滅亡前不久的5月,旺多姆柱被推倒。 這根柱子是頌揚拿破侖一世軍功的雕像,巴黎的工人階級和窮人都目睹並慶祝了這一事件。 這反映了對軍國主義和法國國家殖民冒險的反對。 歐仁•鮑狄埃創作的《國際歌》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創作的,當時巴黎的藝術成就蓬勃發展,巴黎人日常經營的價值觀念也在不斷變化。 這首歌的歌詞似乎幾乎讓人想起了這幾句地標性建築被推倒的情景。

“奴才們,起來吧,起來吧! 我們從此改變舊有的傳統,揚起塵埃,贏得勝利!”

一座正以人們的需要為基礎、以世界勞動者為著眼點來經營的價值觀,正在被寫進這座城市的風景。

女性所扮演的角色

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女性往往被限制在歷史記憶的邊緣,但她們絕對是巴黎公社所代表的巨大進步的核心力量。 從公社在婦女的帶領下突然出現,擋住大炮和組成街壘,到女革命者為跨越巴黎的孤立狀態所做的努力:很明顯,婦女在公社成功的幾乎所有方面都發揮了關鍵作用。

公社內部推行了許多最進步的改革,部分是1871年以前社會主義和左翼婦女組織的產物。第一國際(亦稱為國際勞工協會)是一個思想性組織﹐代表了很多不同的左翼思想趨勢。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工會力量,以及後來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將工人階級視為社會變革的核心動力的革命的社會主義者。

第一國際法國支部受到無政府主義者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的影響,他從理論上論述了婦女的弱點、愚蠢和不道德。1866年,受這些思想影響的代表們通過了一項動議,該動議指出:

“從生理、道德和社會的角度來看,婦女在家庭以外的工作應該受到有力的譴責,因為它是種族退化的原因,也是資本主義階級所利用的媒介之一。”

然而,應該說,這些帶有深刻性別歧視的言論是在許多後來成為主要共產黨員的著名社會主義者反對的情況下提出的。

這使主要的女性社會主義者需要挑戰這些落後的思想,並開始在自己的圈子和集體中組織起來,同時也與在第一國際法國分部中反對這些思想的男性社會主義者密切合作。 例如,安德烈•利奧(André Leo)是一位小說家,他寫了大量關於婦女受壓迫的著作,1866年,他主持召開了一個新的女權主義團體的成立會議,這個團體將包括許多公社著名的市民:波爾•明克(Paule Mink)、路易絲•米歇爾(Louise Michel)、埃利斯卡•文森特(Eliska Vincent)和諾埃米•雷克盧斯(Noémi Reclus)。 她們的工作重點是改善工人階級女孩的教育。 她們在這一問題上所做的工作為消除教會對學校的影響以及公社聘用世俗女教師奠定了重要基礎。

在整個1860年代,婦女加入了巴黎的政治具樂部,在較貧窮和工人階級的地區中,她們具有特殊的影響力。 後來參加了這些具樂部的社會主義和工人階級婦女,其中有些是混合的,有些是孤立的,後來成為公社的主要聲音。 他們談到了婦女的工作權,女工獲得的低薪以及合法離婚的必要性。 婦女在公社下的政治具樂部中變得更加活躍。 在一個具樂部裏,一個工人階級的女人警告道:“婚姻是古代人類最大的錯誤。 結婚就是奴隸。”另一人說,她絕不允許她16歲的女兒結婚。而且,婦女們很樂意在沒有得到教會批準的情況下與情人同住。 在另一家具樂部,神職人員和資產階級被標記為一模一樣,使人想起了1789年革命之前第一和第二等級之間的關系。 面對前政權最殘酷的工人階級婦女,對這一制度的性質有著清晰的眼光,現在越來越多地將自己視為政治角色。

因應法國政權向巴黎宣戰而成立的保衛巴黎婦女聯盟是公社內影響最大的組織之一,它誕生於公社之前政治具樂部、女權團體和工人階級集體討論的這些思想。 聯盟為老人和兒童的護理設施提供工作人員,並招募護士。 它還把自己的任務看作是政治性的。 它是法國第一個將性別歧視描述為統治階級用來煽動自身權力的工具的婦女組織。 聯合會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伊麗莎白•德米特裏耶夫是該國際創始文件的俄羅斯原始簽字人之一,在整個公社期間,她與馬克思保持著頻繁的聯系。

當公社滅亡時,婦女經歷了一些最惡毒的攻擊。她們被肆意強奸和侵犯。 她們的身體被士兵脫光,暴露在街頭。 在媒體的描述中,她們要麽被過度性化,用傲慢的、動物般的語言來描述,要麽被施加男性化的渲染,被視為 “不自然的”。 性別二元制強加給婦女的 “自然 ”偏好被用來詆毀為公社而戰的婦女。 法國統治階級對女公社社員的廣泛關註,表明她們的存在對它們在巴黎的廢墟上重建的以階級為基礎的社會的穩定構成了威脅。

法國政權的反擊

不可避免的是,具有如此開創性的革命時刻也將出現重大錯誤,因為幾乎沒有以前的歷史例子可借鑒。 今天最常被提及的錯誤之一是公社領導人低估了法國國家機器的敵意。 雖然不能保證工人巴黎的長期生存,但如果國民警衛隊立即向凡爾賽進軍政府,控制法蘭西銀行(其擁有大量屬於資本主義階級的財富),並且優先與法國和其他鄰國歐洲的工人階級和窮人建立聯結,公社存續的機會將大大增加。

其實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後來版本的《共產黨宣言》的一次修正就是以巴黎公社的經驗為基礎的。 在這個修正中,他們指出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真正性質,並指明為了向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過渡,必須徹底推翻資本主義國家,把它的所有職能交給工人階級,以進一步下放權力。 這一思想在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理論化。

相反,發生的事情是,在梯也爾領導下的政府以幾乎無法估量的殘酷進行回應。在這場強烈反對中,保守估計有2萬人被法國政府殺害,大約38,000人被捕,7,000多人被驅逐出境。梯也爾政府也違反所有國際條約,授權在劫持人質時進行即興“審判”,允許部隊在沒有任何具體證據的情況下任意屠殺。 工人階級被屠殺,婦女和兒童也不能幸免。 甚至在正式戰鬥結束後,屍體仍留在大街上,以警告幸存者。 統治階級實際上是在對革命的巴黎工人發動一場種族滅絕的階級戰爭。

有趣的是,在公社初期和整個公社期間,女公社員對政權采取了更堅定的立場。 4月2日,當凡爾賽軍隊向巴黎進軍時,其中一份婦女報紙寫道:“讓我們告訴凡爾賽人,巴黎已經做好了自衛的準備,因為人們試圖奪取她。”

“告訴凡爾賽宮,巴黎已經準備好為自己辯護,因為人們試圖使她措手不及並解除她的武裝。 讓我們告訴凡爾賽宮,議會說的沒有用,巴黎說的才有用。”

在拿起武器保衛公社時,她們提到了1789年婦女向凡爾賽宮進軍的事件,當時由婦女帶領的一大批饑餓的巴黎人圍攻了凡爾賽宮,並俘虜了國王路易十六和他的家族。路易絲•米歇爾是主要的女革命家之一,也是一個未婚仆人的女兒,她是圍攻凡爾賽宮的最熱心支持者之一,她知道如果不粉碎梯也爾政府,法國政府推翻公社的努力就不會停止。

伊麗莎白•德米特裏耶夫(Elisabeth Dmitrieff )給馬克思寫信指出,特別是婦女們堅決認為革命必須在巴黎以外的地方傳播,她敦促第一國際總理事會向其他國家的工人階級發出呼籲。安德烈•萊奧是負責寫給農村工人的宣言《致農村工人》的人之一,她敦促法國的工人階級和窮人加入巴黎的事業。工人階級和革命婦女之所以能夠如此清楚地看到法國的真相,正是因為她們不僅受到制造商的壓迫,因為制造商付給她們的工資比她們也在工廠裏剝削的男人還少,而且還受到國家的壓迫,因為國家維持著高租金、高額的食品成本和少的可憐的社會福利。

對於今天的教訓

馬克思在巴黎公社失敗後出版的《法蘭西內戰》中寫道: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將永遠作為新社會的光輝先驅而為人所稱頌。它的英烈們已永遠銘記在工人階級的偉大心坎裏。”

公社在僅72天的工人控制下就取得了如此的成就,證明了如果由普通工人負責的話,社會將會是什麽樣。 在工人控制下的短短幾周內就實現了向外國人授予公民身份和政教分離的做法,成了當今許多國家仍在為之奮鬥的目標。

1871年在巴黎發生的事件表明,工人階級不僅能夠成功地造福社會,造福所有人,而且是變革的主要動力。 以少數人的名義對工人階級的無休止的剝削不可能無限期地持續下去。 革命鬥爭,即使是被剝削者的自發反應,也是資本主義自掘墳墓的必然結果。

在過去150年裏,資本主義為無數次革命動蕩創造了條件,其中一些動蕩嚴重威脅到資本主義的統治。就像使巴黎公社誕生的男男女女一樣,數以百萬計的工人階級和窮人試圖通過集體鬥爭來結束他們被剝削的痛苦,並面臨著當權者的同樣反應。這些運動都有勝利的潛力,它們的一個重要教訓是,由於缺乏一個大規模的、有凝聚力的、可以領導群眾的革命政黨,阻礙了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和按照社會主義路線改造社會。

1871年巴黎工人階級在沒有這樣的一個政黨情況下奪取了政權,這是否與這一教訓相矛盾呢?一點也不。巴黎的工人是第一個采取這種大膽的起義舉措的人,雖然他們只在一個城市裏這樣“只做了十個星期”,僅憑這一點,他們就應該受到今天所有工人的慶祝和尊敬。但是,不僅僅是工人從公社的經驗中吸取了教訓,全世界的統治階級也是如此。巴黎的革命之初,法國統治階級幾乎沒有進行抵抗,他們還在從普法戰爭的失敗中掙紮,他們在巴黎郊區進行了戰術性的撤退,在那裏他們等待著重新集結武裝力量,然後再進行無情的反擊。

革命黨的重要性不僅在於領導工人階級奪取政權,而且關鍵在於維持政權。托洛茨基在寫巴黎公社時,解釋了在公社取得初步勝利後,這種力量的缺失是如何成為決定性的障礙。

“這第一個成功成了消極狀態的新根源。敵人已經逃往凡爾賽,這不是一個勝利嗎?在那時,幾乎不用流血就可以打垮政府一夥。在巴黎,以梯也爾為首的所有部長本可以被俘獲,沒有人會出來保護他們。但是也沒有這樣做,因為沒有一個對形勢有全面理解和有實現其決議的專門機構的集中的黨組織。”

一個革命政黨如果對事情有“全面的了解”,就會認識到粉碎舊的法國資本主義國家並奪取其財富和資源的必要性,以及認識到將革命傳播到法國其他地區以及其他地區的必要性。 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吸收了這些教訓,並確保了1917年在俄國的革命取得成功。

今天,我們處於一個獨特的位置。我們不僅可以從巴黎公社、俄國革命和其他許多革命事件的歷史教訓中獲益,而且我們還擁有一個大大加強的工人階級。這個工人階級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國際化、數量更多、更加多樣化、教育程度更高。今天,隨著資本主義危機的加深,全球範圍內被剝削者奮起捍衛自己的尊嚴,並為建立一個適合自己的社會而鬥爭,公社的遺產仍在繼續。

紀念革命者──安東尼奧·葛蘭西誕辰130周年

葛蘭西無疑是最受歡迎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之一,也被認為是20世紀最偉大的知識分子之一。近年來,他的思想尤其受到拉美左翼的研究和讚賞,他們非常期待這位革命家的政治遺產。即使在今天的意大利在意大利共產黨(PCI)成立100周年之際,葛蘭西的身影也再次出現。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也必須了解這位偉大的革命家,他的思想仍然可以給我們很多啟示。當然有必要把葛蘭西的形象從斯大林主義和資產階級的一切歪曲竄改中解放出來,因為這些歪曲創造了一個沒有任何革命價值的葛蘭西形象。

紅色時期

要了解葛蘭西的政治遺產,就必須閱讀他的著作,研究他的思想多年來的演變。這迫使我們分析葛蘭西著作的歷史背景,從 “紅色的兩年”(1919–1920)直到1937年在法西斯監獄中去世。

葛蘭西於1891年生於撒丁島。他很年輕的時候就搬到了都靈;正是在皮埃蒙特的首府,他第一次被社會主義思想所吸引,並在那裏加入了意大利社會黨(PSI)。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意大利受到了為期兩年的工人罷工和農民抗議浪潮的震撼。群眾工人運動不僅限於經濟訴求,而且在1917年10月布爾什維克革命的鼓舞下,還具有革命的潛力。意大利北部的工人不僅進行罷工,而且經常占領工廠,選舉工人委員會,效仿俄國蘇維埃政權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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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1:52:01 |显示全部楼层
盡管工人們的確設法從雇主那裏獲得了一些重要的權益,例如每天8小時工作制,但意大利無產階級的革命願望很快就被意大利社會黨改良主義領導人和工會官僚扼殺了。“紅色的兩年期”最終以失敗而告終。

葛蘭西、阿梅迪奧 · 博爾迪加(Amedeo Bordiga)和意大利社會黨整個革命派缺乏與改良派決裂所需的決斷力,因此無法采取主動的姿態,領導工人奪取政治權力。盡管如此,葛蘭西在這一時期的社會主義運動中的聲望還是大大提高了。1919年,這位撒丁島革命者在都靈創辦了“新秩序”(l’ordine Nuovo)報紙,將黨內的整個革命派團結在一起。

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

對於工人和農民的鬥爭、社會主義者的發展,大資本家和地主的反應是建立和資助法西斯的勢力。這些大大小小的法西斯組織毆打甚至殺害罷工工人、占領土地的農民、工會成員和社會主義者。

法西斯主義的擡頭是意大利工人運動“紅色兩年”未能致勝所付出的代價。在1921年1月21日裏窩那(Livorno)發生的法西斯主義暴力浪潮中,意大利社會黨經歷了其歷史上最重要的分裂: 由葛蘭西和博爾迪加領導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派成立義大利共產黨。意共成為列寧和托洛茨基所領導的第三國際的意大利支部。與改良派的分離顯然晚了,因為到目前為止,工人運動已經被法西斯組織擊敗,反動力量在整個意大利正取得勝利。

博爾迪加的極左路線

意共發現自己很快疏遠於大眾,特別是由於博爾迪加所奉行的宗派主義極左政策。該黨的領導權最初掌握在這位來自那不勒斯革命黨人的手中,他拒絕與意大利社會黨和其他工人運動力量建立任何形式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因此跟主張應該為工人階級組織建立起一個聯合戰線來反對法西斯的列寧、托洛茨基和共產國際發生沖突。葛蘭西在這個時期,雖然並不完全讚同博爾迪加,但接受了他的宗派主義政策。

1922年,葛蘭西訪問了莫斯科,在那裏,他與列寧、托洛茨基和其他布爾什維克領導人進行了辯論,他開始相信博爾迪加的極左政策是錯誤的,左翼必須有一個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線政策。後來他回到意大利,決心改變該黨在這個問題上的政策,反對“博爾迪加主義”。

與此同時,墨索裏尼上台執政後,立即給年輕的共產黨制造了麻煩。法西斯組織事實上已經開始逮捕和暗殺無數的共產主義運動人士。然而葛蘭西當選為國會議員,因此在法西斯主義上台的初期,他還能幸免於難。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26年,當局通過了一系列獨裁的法律,清洗了所有反法西斯主義的力量,最終使意大利成為一個極權國家。

葛蘭西領導下的意共

在1923-1924年間,葛蘭西為共產國際的政策進行辯護。盡管仍屬少數派,但在國際的支持下,黨內的葛蘭西派利用官僚手段,組織了一場內部政變,推翻了博爾迪加。這種不民主的方式在共產國際早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隨著斯大林主義在蘇聯內部的鞏固加強,官僚化已經成為普遍現象。

葛蘭西與博爾迪加進行政治鬥爭是正確的,也符合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反宗派主義立場。然而,這是一場用不民主的方法進行的戰鬥,因此違反了布爾什維克的原則和精神。在1926年的裏昂代表大會上,葛蘭西遵照共產國際的指示,給了“博爾迪加主義”領導層最後一擊。在這一時期,這位撒丁島革命者站在了布爾什維克黨的斯大林派系一邊,錯誤地認為托洛茨基的立場與博爾迪加相似。盡管有這個錯誤,但葛蘭西從來都不是斯大林主義者,在1926年寫給蘇共中央委員會的一封信中,他在政治上支持蘇聯的多數派,同時嚴厲批評斯大林對“托洛茨基主義者”使用的官僚主義和反民主的方法。當時是1926年,遠在斯大林消滅了所有老布爾什維克們的莫斯科審判和大清洗之前。

陶裏亞蒂和斯大林

然而,葛蘭西的立場使他與另一位意大利共產黨員帕爾米羅·陶裏亞蒂(Palmiro Togliatti)發生了沖突、陶裏亞蒂當時在莫斯科、毫無批判地支持斯大林。他確保了葛蘭西的信永遠不會被傳到蘇共中央委員會收到。同年,葛蘭西被法西斯政權逮捕,並被判處多年徒刑。這使得陶裏亞蒂的斯大林主義奪得了意共的領導,陶裏亞蒂多年來一直是斯大林的主要夥伴之一,並參與了斯大林的許多罪行。

葛蘭西雖然身陷囹圄、身患重病,但他並沒有放棄,而是大量寫作。他著名的 《獄中劄記》可追溯到這段羈押時期,可能是最廣受人們閱讀的葛蘭西的作品。這些著作涉及各種問題,其中包含了一些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新觀念。然而,他對托洛茨基的判斷是草率的,表現出對托洛茨基思想缺乏了解,這無疑是由於葛蘭西一直被隔離在監獄中,無法獲得外界的信息。所以他對蘇聯發生的事情缺乏了解。盡管有這些局限性,但葛蘭西還是對斯大林和陶裏亞蒂提出了非常嚴厲的批評,特別是對 “第三時期”的極左和宗派政治提出了批評。

“第三時期”的極左路線

事實上,從1928年到1934年,“斯大林化”的共產國際經歷了一個極左的階段,在這個階段,共產黨將社會民主主義等同於法西斯主義、稱之為 “社會法西斯主義”。葛蘭西在獄中反對這種瘋狂的政策,在1933年的德國,這種政策阻止了共產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之間的一切統一戰線,使得納粹幾乎在無人反對的情況下奪取政權。葛蘭西當時對意共的斯大林主義領導層的批評,與托洛茨基的國際左翼反對派相聯系的義大利新反對派(NOI)的 “托洛茨基派 ”的批評不謀而合。義大利新反對派的首領是托派人士皮特羅·特雷索(Pietro Tresso)、阿方索·萊昂內蒂(Alfonso Leonetti)和阿爾貝托·拉瓦佐利(Alberto Ravazzoli),他們都是在1930年因反對斯大林主義而被開除出意共的。

意大利“托派”與葛蘭西一樣,反對 “社會法西斯主義”的路線。然而,葛蘭西由於身在獄中,對這一點並不知情。這並不是說葛蘭西已經成為托洛茨基主義者,但他肯定不是斯大林主義者,他與陶裏亞蒂的決裂是尖銳的。因坐牢而處境孤立的時候,葛蘭西自己黨內的一些同志已經遠離了他。斯大林主義者則避開了葛蘭西,無法原諒他的 “異端”。

因為在法西斯監獄中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並在1937年去世,我們也無法知道如果他沒有這麽早去世,他的思想將會如何發展。法西斯分子殺死了意大利工人階級的一位偉大思想家。

葛蘭西的政治遺產

葛蘭西的政治遺產中最重要的方面是他死後發生的事情。陶裏亞蒂的斯大林派生前曾反對過他,他們後來虛偽地把自己說成是葛蘭西的政治繼承人,並歪曲他的思想,把他變成了改良派和 “反托洛茨基主義者”。從1935年起,斯大林主義者放棄了極左路線,否定了布爾什維克的統一戰線方針,提出了人民陣線戰略,開創了與資產階級進行階級合作的改良主義政策。這一政策從未被推翻,在意大利,這一政策在二戰期間的抗戰中達到了頂峰,在斯大林的指示下,以陶裏亞蒂為首的意大利共產黨放棄了一切的革命立場,推行與資產階級力量的民族團結政策,甚至與保皇派和前法西斯分子結盟。

在戰後不久,意共加入了資產階級政府,參與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重建。國家的鎮壓機器仍與法西斯政權時期建立的機器相同,法西斯分子沒有被清除出國家機器,但仍是警察部隊、軍隊和司法部門的首腦。陶裏亞蒂的國際刑事法院通過對法西斯分子的大赦,做出其有史以來最荒謬的事情。

陶裏亞蒂需要把斯大林推行的改良主義政策說成是意大利的創新、是葛蘭西首先倡導的思想的產物。然後,陶裏亞蒂把葛蘭西這位撒丁島革命者說成是斯大林主義意共改良主義政策的先驅、是走“議會路線”通向社會主義的先驅、是與資產階級聯合的先驅。

葛蘭西的著作當時是由意大利共產黨控制的出版社出版的,此前陶裏亞蒂已將其中任何不符合斯大林主義者需要的內容刪除,並加入篡改的內容,以至於陶裏亞蒂將 “托洛茨基是法西斯主義的娼妓”這句話說成是出自葛蘭西,但實際上這話是陶裏亞蒂本人說的。

《獄中劄記》無疑是被斯大林主義者篡改得最厲害的作品,他們把葛蘭西的創新思想說成是對意共的改良主義的預期。例如,《劄記》中所表述的葛蘭西的 “文化霸權”概念,就被說成是葛蘭西放棄了革命的觀點,因而也是對意大利共產黨所走的議會社會主義道路的預期。其實,認真閱讀葛蘭西著作的人都會明白,“文化霸權”的概念根本不是放棄革命的觀點,而是葛蘭西試圖將列寧主義的策略適應西方的環境。在列寧的著作中也有同樣的概念。

葛蘭西嘗試說明,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公民社會更善於表達民意,因此革命運動不得不克服更多的障礙。這就需要耐心地在社會內部建立一個社會主義運動的文化霸權,以反對資產階級的霸權。葛蘭西認為,在西方,通往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將比在俄羅斯更長、更覆雜,因此有必要對資本進行“陣地戰”,而不是像布爾什維克在俄羅斯所做的那樣,進行“運動戰”。這種觀點並不排除與其他左翼勢力的聯合戰線和爭取民主目標的鬥爭。因此,對葛蘭西來說,這是一個反思西方革命方法的問題,而不是像陶裏亞蒂那樣,在斯大林的建議下加入資產階級政府而放棄革命。

葛蘭西反對博爾迪加的極左路線和博爾迪加反對左翼統一戰線的宗派主義立場,但他從未提出任何理論來為資產階級的人民陣線辯護。他也沒有放棄工人階級和革命政策。他從不認為在西方社會主義者可以通過議會手段掌權,而不需要通過革命來推翻資產階級政權。葛蘭西的所有政治鬥爭都是針對改良主義的。他的一切思想和行動都與斯大林主義的做法相矛盾。

編造出的改良主義者面目

今天的資產階級出版社揭露了陶裏亞蒂的謊言,然而呈現了一個改良主義者、“國父”和資產階級的義大利共和國之父的葛蘭西。葛蘭西革命性的方面被抹煞。1920年領導都靈工廠理事會運動的葛蘭西,這位十月革命的熱切支持者,與資產階級和斯大林主義者編造、向我們展示的改良主義者葛蘭西的有什麽關系?除了在 陶裏亞蒂的幻想中,提倡與資產階級聯合的“改良主義者”葛蘭西從未存在過。然而今天,這就是大家都認識的葛蘭西,被資產階級媒體、“中間偏左”的民主黨、斯大林主義繼承者和意大利改良主義左翼所營造的葛蘭西。

幸運的是,在拉丁美洲和其他許多國家,左翼和社會主義者正在重新發現另一個葛蘭西,即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家的葛蘭西。葛蘭西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他和常人一樣,也會犯錯誤,但他始終堅持自己的社會主義理想。他的政治遺產屬於所有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

羅莎·盧森堡誕辰150周年——向盧森堡學習

150年前,羅莎·盧森堡出生於現今波蘭境內,她是名猶太木材商人的女兒。年輕的羅莎於早年在政治上很活躍;她16歲加入了革命團體“無產者”並開始鼓動身邊的同學。在那時,她為工人階級畢生的鬥爭已然開始。

她加入了波蘭和德國社會民主黨,並協助左翼成為黨內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她在第二國際內展開鬥爭,主張革命路線,並且反對將運動局限於議會鬥爭和漸進改革的純粹改良資本主義路線。她不斷辯論,反對社民黨日益僵化的領導,認為工人階級群眾會最終自己站出來行動,並需要革命性的領導來協助其達成歷史任務。

羅莎多次由於“藐視君主”、公開反對德國帝國主義及宣揚一戰威脅而被捕入獄。不僅是統治階級對“紅色羅莎”和她的同志們感到恐懼,連那些在20世紀初不斷向資產階級獻媚和拋社會主義原則於爭權奪利之腦後的社民黨領導人亦覆如是。

作為德國1918/19十一月革命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羅莎與卡爾·李卜克內西及其他斯巴達克斯同盟的成員,以及之後的德國共產黨員都為了他們在俄國的所見而奮鬥:工人階級通過工兵代表大會成功掌權,土地、銀行、工業通過蘇維埃共和國及建設社會主義民主的初步嘗試被國有化。但在總理、社民黨領導弗裏德裏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的授意下,他們被逮捕和殺害,他們的奮鬥被迫畫上句號。羅莎.盧森堡的屍體被發現在柏林蘭德維爾運河之上漂浮。

被誤解的傳奇

羅莎.盧森堡的主張一直與21世紀的情況有著緊密關聯。隨著資本主義制度危機日益惡化,她的許多著作似乎正是為了我們今天時代所量身打造的。羅莎作品的標志,是其鮮明透徹的革命性和對工人階級的深深信任。這在與社民黨內與修正主義者的論戰中,明白地顯示出來。羅莎激烈地反對伯恩施坦,及其他在經濟繁榮和議會鬥爭取勝面前離社會革命目標漸行漸遠的人。她堅定地反對資本主義僅通過漸進改革就能步入社會主義的論調。

另一方面,羅莎的方法至今仍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核心:將以工人階級利益為基礎的改良運動與社會主義革命的最終目標結合起來。她認為,改良的訴求不能局限於改良本身,而是要讓改良運動作為手段,幫助工人階級認識到要通過打倒資本主義才能為其自身解放。

如今,資本主義框架下通過改革來顯著促進人們生活與工作條件改善的空間變得極為有限。疫情及經濟危機駁斥了所有改良派建設更“社會化”的資本主義的幻想。近年來,許多主要國際左翼組織未能有系統地提供替代方案,而是根本上地局限於改良的最低訴求——但甚至這些也未能實現,準確地講,這是因為他們缺乏更遠大的圖景及進行鬥爭的需要。

羅莎解釋了為什麽資本主義由於其私有制的生產關系,會一直產生危機。她將改良鬥爭描述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學校。當工人階級反抗並贏得敵人的讓步,這會增進了他們對階級鬥爭及自身身份地位的理解,最重要的是,這增強了他們對自己鬥爭力量的自信心。

這種改革與革命的方法論在實踐中,表現在於她拒絕加入資產階級政府、在論戰時她對群眾罷工的態度。羅莎很早就意識到工會及黨組織官僚化的毒害性。工會及社民黨領導人輕視工人群眾自發行動的重要性。他們視工人罷工為計可以被戰術性利用的、由工人組織領導層一手導演的行動。

社民黨和工會領導人所拒斥群眾性罷工作為從底層發起的運動,和為工人運動實現目的的主要手段。他們甚至三番五次地企圖在他們的隊伍裏禁止關於罷工的討論。受到俄國1905年革命印象的激勵下,羅莎對社民黨領導人的遲鈍感到憂慮,她多次捍衛著罷工作為工人階級鬥爭必要手段的地位。她將罷工作為反對德國三級選舉制(通過加大富人選票分量來壓制窮人意見)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策略。

羅莎認為社會民主主義對議會選舉的思想傾向、工會領導對經濟鬥爭的限制、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的刻意割裂,都必然走向失敗。她認為,在革命群眾行動中,“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相統一”是一種辯證關系,這種辯證關系在今天甚是明顯。

今日之改革與革命

2019年和2020年爆發的各國群眾運動,不僅具有群眾的無畏性和自發性的特質,而且具有政治和經濟要求的不可分割的特質。羅莎寫道:“若工人運動的每一種表現及形式都被禁止,若最簡單的罷工就是犯罪,那麽邏輯上講,每一場經濟鬥爭也必然為政治鬥爭。”

對伊朗、中國、白羅斯及俄羅斯等國的工人來說,這一分析一語中的;美國及世界各地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運動亦然。而在法國或智利等地亦覆如是,當地的經濟鬥爭不斷地迅速演變成政治鬥爭。我們在新冠疫情中看到,危機期間的經濟鬥爭必須越來越具有政治性,反之亦然。

羅莎預言,隨著更大規模的政治鬥爭的展開,勞工鬥爭也會提上日程,而不會等待工會領導的“命令”。近年來,盡管工會官僚機構起到了抑制作用,但許多大罷工運動還是發生了。

奧地利便是一個小型但重要的例子:過去兩年,罷工運動在衛生和社會部門爆發,基本上由下層獨立地興起。而工會領導層很高興地利用爆發的疫情來扼殺這場運動。

羅莎·盧森堡雖然十分強調群眾的自發性,但她絲毫沒有低估工會官僚機構及缺乏革命領導對工人階級鬥爭可能產生的拖延效應。用她的話說:“貫徹的、堅定的、前瞻的社民黨,會使群眾產生安全感、自信心和戰鬥力;相反以低估無產階級為基礎的動搖的、軟弱的作法,則會混亂群眾、使之麻痹。”

她既不把工會,也不把勞動者的政黨看作終點,即便如此,她也認識到今日愈發凸顯的一點:若沒有一個革命性政黨黨組織群眾,把群眾的怒火和行動領向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群眾的所有自發性遲早會消散,從而走向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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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1:56:32 |显示全部楼层
盧森堡反對改良主義威脅的最重要的鬥爭之一就是反對戰爭威脅。她總是不厭其煩地解釋資本主義制度是如何在統治階級之間和國家之間中產生緊張局勢及戰爭。與布爾什維克一樣,她堅決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與此同時,盡管第二國際反戰各方達成了正式協議,但改良派在批準戰爭貸款的巨大壓力下屈膝投降。經過多年的逐漸墮落,這次投降標志著第二國際的崩潰。而以羅莎·盧森堡及其戰友卡爾·李卜克內西被害為標志,社會民主黨已經徹底墮落。

十一月革命中的羅莎·盧森堡

德國革命始於1918年11月,當時基爾港水兵拒絕服從毫無意義地戰至最後一人的命令。11月9日革命震蕩柏林。羅莎·盧森堡當時被囚禁在布雷斯勞(弗羅茨瓦夫,今天屬於波蘭),第二日晚上才抵達首都。她立即利用布爾什維克黨在1917年領導俄國工人奪權的綱領,介入在這場運動。

她要求解散議會和資產階級的所有政治機構,並將其權力移交給民主選舉產生的工兵代表大會(蘇維埃);由這些代表大會沒收富人財產、所有銀行、礦山和大型企業;這些蘇維埃從屬於工兵代表蘇維埃的中央機構。

羅莎知道舊精英們不會將政權拱手相讓。因此,她要求解除警察和軍官的武裝,同時武裝工人階級——即是說,由新興的蘇維埃進行武裝專政來保衛革命。最後,她號召國際範圍內的革命。

另一方面,社民黨的領導層與帝國大臣們緊密合作。德國獨立社民黨(從社會民主黨分裂出來的左翼)的領導層與社民黨一起進入政府,並為國會選舉做準備。這是解除蘇維埃權力的決定性步驟。

第二日,羅莎和其他成員以由布爾什維克啟發的綱領為基礎,重建了斯巴達聯盟。斯巴達聯盟現在是作為一個明確定位的革命骨幹政黨來運作,這與之前德國獨立社民黨(USPD)內部存在的松散結構形成了對比。後來從這個組織重組並建立了德國共產黨(KPD)。這樣一個黨,在革命時期,應該能把大多數工人階級團結起來,領導他們奪權。羅莎在15年之後,得出了與列寧在1903年相同的系統性結論。

改良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在資產階級體制內工作所獲得的特權,使社民黨領導層與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以致於1914年他們支持了德國政府的戰爭政策,而不是組織一場反對世界大戰的群眾鬥爭。然而,羅莎曾數次入獄,因為她公開反對改良主義、戰爭、君主制和資本主義。在最初的戰爭熱情逐漸消退後,她在工人階級中開始獲得巨大的威望。但在戰爭初期,她並沒有利用這一威望建立一個強大的組織,來付諸實施其革命綱領。

當社民黨領導層同資產階級和法西斯自由軍團(Freikorps)一道,用武力鎮壓1918年革命時,很明顯,群眾的自發性能夠向政權發起鬥爭,但不足以勝利。1917年10月革命前,布爾什維克歷經14年時間,經歷了曲折、犯錯和人事更替,才建立了自己的組織、培養了同志,使自己成為工人階級中可靠的戰士。然而,德共是在11月革命開始兩個月後才成立的,未能決定性地影響革命進程。

大多數黨員是有決心、有動力的,卻缺乏戰略戰術經驗。他們拒絕參加國民議會選舉和改良主義群眾性工會的革命工作。羅莎主張把這兩個領域的工作都用於黨的建設,但她依舊是黨內少數。正因為如此,德共無法爭取到那部分失望的德國獨立社民黨人的重要支持,並在工人間陷於孤立。在隨後的幾個月裏,成千上萬的革命者——其中包括羅莎·盧森堡——在一次又一次爆發的起義中被殺害,但這些鬥爭卻未能廣泛和協調一致地進行。後來,當德共發展到具有群眾影響力時,卻缺乏了羅莎所主張利用革命性危機領導工人階級掌權的理解。

今天,環境惡化和經濟危機使許多人清楚地認識到,正如許多新的群眾運動所表明的那樣,資本主義不會給我們帶來未來。現在的群眾運動所缺乏的是組織和領導,內化羅莎·盧森堡的鬥爭和過去許多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這些加上新興運動的鮮活經驗,是我們這個時代制定打倒資本主義的革命綱領的基礎。我們ISA的任務,就是要建立一個這樣的組織。

全球稅制改革:資本主義真的在劫富濟貧嗎?

為什麽IMF、拜登、英國政府等資本主義政府和機構不約而同地開始提出加稅?他們的政策能解決資本主義下富者愈富的問題嗎?

近期,眾多資產階級政府和組織紛紛做出了加稅的決定:

英國的保守黨政府決定在未來4年將公司稅從19%上調至25%;
美國新任總統拜登提議將公司稅從21%增至28%,並對年收入超過40萬美元的人額外加稅,借此應付3-4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計劃。此外,新政府還希望對公司稅實行全球最低限制;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則主張在新型冠狀病毒危機中的高收入者和公司應額外繳納稅款。
那麽這些決議會帶來多大的政治影響呢?有這樣一條評論可以說明:

“上周我看到了新聞頭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出警告,說不要削減公共支出和借款。這則新聞讓我感到十分困惑。半個多世紀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捍衛著財政穩健政策,但現在他們卻告訴工業化富國的決策者不應為新冠危機期間的過多公共債務而煩惱。他們回到了凱恩斯主義,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今天如是講到……但在過去,他們的對經濟問題的處方卻是:采取財政緊縮、小政府和/或市場自由化的政策——亦即華盛頓共識。” (《金融時報》首席政治評論員菲利普·斯蒂芬斯2月19日撰文)

有趣的是,主要決定加稅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正是美國、英國等在1980-1990年代掀起新自由主義浪潮的國家;拜登的加稅計劃更是美國自1993年以來的首次。

為什麽會這樣?

根據經合組織(OECD)的資料,1980年全世界的公司稅率平均為40.11%;此後,各國開始意識到高公司稅率對商業投資決策的影響,並開始減稅。於是,到了2020年,全世界公司稅的平均稅率削減到了23.85%。

經合組織重申了“為富人減稅”的新自由主義主張,認為這樣就可以盤活“商業投資”。實際上,削減對富人的稅收就是在削減公共部門財政、降低工資、惡化工作條件。這是資產階級向工人階級發動的階級戰爭的一部分,其目的是要進一步增加他們的利潤。

市場力量的“解放”從來沒有實現政客向群眾所承諾的穩定、經濟增長和美好的生活。相反,它帶來了最嚴重的貧富分化,破壞了社會福利,並加劇了現存的氣候危機。大約20年前,這個體系就已經受到了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運動的質疑。

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及隨後的經濟衰退凸顯了資本主義體系的脆弱性。金融交易中開始設立托賓稅(外匯交易稅),經濟學家皮凱蒂(Thomas Piketty)也提出了類似的建議。這些建議都反映出資本家和政界人士也日益意識到必須采取行動。一些億萬富翁開始提倡增加稅收,甚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在提醒人們要註意不平等現象。

但當時沒有哪個政府真的去試著打破新自由主義的世界格局。在過去的十年裏,他們削減人民的福利,又給富人以補助。這種劫貧濟富的手段引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工人鬥爭和群眾運動。在2019年,大規模的抗議浪潮席卷了世界,直到疫情開始才有所退潮。

各政府的這種政策轉變有以下兩個基本原因:1)在過去幾十年裏,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完全沒有能穩定經濟;2)當局害怕人民的不滿和抗議,進一步打擊資本主義及其政黨。

當然,疫情及其引發的危機帶來了一點轉折。為了避免經濟全面崩潰,許多國家進行了大規模的國家幹預。企業獲得了能夠保證其不破產的資金,甚至連工人也拿到了一些錢——特別在美國,政府試圖通過派錢給工人以維持消費。

據經合組織統計,在2020年,經合組織國家根據經濟周期調整後的基本赤字占GDP的比重提高了5%; 公共債務總額增長相當於將近17%的GDP。 G20國家的平均債務從2019年占GDP的82.1%增加到了2021年的103.2%。

“如果沒有這些財政和貨幣措施,去年的全球經濟萎縮將是三倍。這可能是又一次大蕭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格奧爾基耶娃(Kristina Georgieva)表示。

稅收戰爭和避稅天堂

十多年來,經合組織國家和20國集團(G20)進行了談判,以尋求解決各國政府之間稅收競爭的全球解決方案。公司稅盡管在世界各地都有所降低,但彼此差距仍然很大——從巴巴多斯的5.5%,匈牙利的9%和愛爾蘭的12.5%,到法國的32%以及許多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的35%左右。當然,也有一些零稅率的國家/地區,開曼群島、澤西、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這些地區也就順理成章成為了避稅天堂。

據非政府組織“全球稅正義聯盟”估計,“各國每年因國際公司濫用稅款和私人逃稅而總共損失超過4,270億美元的稅收,大致相當於每年損失近3,400萬名護士的年薪——或每秒損失一名護士的年薪。”

2016年“巴拿馬文件”揭露的逃稅資料就披露了眾多知名大銀行和公司的逃稅行為,他們用各種左手倒右手的交易來隱藏利潤、進行逃稅;而避稅天堂向罪犯和洗錢活動敞開了大門。

長期以來,國家之間的稅收戰可謂“競相逐低”。公共部門收入的減少不可避免地有助於希望私有化的右翼政府。美國的公司稅率為35%,但特朗普和共和黨在2017年將其降至低於全球平均水平的21%。因此,拜登提議增加到28%不過是增回了降幅的一半。

在歐洲,歐盟一直是新自由主義推動私有化和去管制化的主要工具。在歐盟內部,稅收和其他競次仍在繼續。當歐盟委員會命令蘋果公司向愛爾蘭支付130億歐元的稅款時,愛爾蘭政府拒絕接受,稱蘋果已經支付了“合理金額”——對此,社會主義黨(ISA愛爾蘭)指出,大企業的低稅率與對工人執行的緊縮政策相伴而生。

拜登能做到什麽?

拜登提出的加稅措施將使國家收入增加2-2.5萬億美元。由於這是15年的首次增幅,所以實際上的每年增幅並不大;相比之下,美股市場上企業市值的總和就超過50萬億美元。

作為經合組織稅收談判的一部分,拜登政府已經向135個國家政府提倡這種稅改模式。德法兩國對此積極回應,並會在夏天之前準備好最終提案。

提案會包括經合組織所稱的“兩大支柱”:1)全球公司稅最低稅率定為21%; 2)跨國公司應根據在每個國家的銷售額繳納稅款。對於更願意繼續減稅的特朗普來說,他不可能選擇後者;而拜登的提議雖然意味著谷歌或微軟在某些國家交納更多稅款,但這實際上也是一種避免的各國政府實施的不同級別的所謂數字稅的方法。

美國企業少了出於避稅原因將總部轉移到國外的理由,所以全球最低限額也將增加美國的稅收收入。因此拜登這看似“全球性”的提案中其實帶有很強的民族主義成分;他宣布的其他新政策,例如強化國家地位、基礎設施投資計劃等,也是與中國之間新冷戰的一部分。

全球稅收計劃也並非是大膽進取的計劃。這仍然會使較富裕的國家受益,亦無助於阻止全球不平等現象的加劇。在經合組織最初的全球稅收計劃中,覆蓋範圍僅為2300家公司中的不到10%。

拜登的一攬子刺激計劃,以及近期對美國經濟的樂觀預期,使拜登獲得了一些短期優勢。盡管如此,共和黨仍將將在一些議題上反對他的計劃。此外,許多國家的政府也會對全球稅率存有異議,尤其是在資本家和代表他們的政黨日益走向民族主義的時期。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提議盡管看起來是一大進步,但他們的施展空間也很有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僅僅建議對疫情期間產生的超額利潤征收臨時的、有限的稅收。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財政政策負責人加斯帕爾(Vitor Gaspar)表示:“疫苗接種可能是有史以來收益最高的全球投資項目”。他說,由於許多人受到危機的負面影響,對超額利潤征收“團結稅”(solidarity tax)將產生有益影響。

盡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正面評價財富稅和遺產稅,但他們和經合組織的提議都強調:任何支持措施和國家支出都是暫時的,勞動者不應慣於獲得國家援助。

社會主義者與征稅

高稅收經常被政治家和媒體描述成社會主義政策。我們當然讚成增加億萬富翁和大企業的征稅。但同時,我們也必須註意到加稅政策的局限性。

拜登自上而下采取了一些正面措施,例如提供額外的兒童福利等。他透過這些措施釋出信號:“總統正在解決這個問題,你們不需要進行民主組織的群眾運動”。但是資本主義下的所有措施都是臨時性的,如今,它們甚至有明確的期限:2021年9月或2021年年內。雖然拜登提議將這項福利永久化,但3月份通過的1.9萬億美元刺激法案沒有給工人以長期收益。

財團和富人不會默默接受加稅。他們將雇用上千名專家來幫助他們逃稅,並提高價格、削減工資,借此將負擔轉移到工人階級身上。

在1945-1980年間,瑞典被視為通過增加稅收和公共福利來改善工人生活的典範。但這不可能在當前再次發生了,因為稅收本身無法動搖經濟大權和所有制。資本家之所以能夠反擊,是因為社民主義依舊處於資本主義的經濟框架之內。皮凱蒂的“社會市場經濟”是不可能的。

的確,溫和的加稅也能提供更便宜的住房,以及更高的養老金、教育資金、醫療資金等。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種福利不可能持久。最終付出代價的仍舊是全球的普羅大眾。

政策改變不會使資本主義擺脫危機。國內外劍拔弩張的緊張局勢、沈重的債務和通貨膨脹風險都會促進資本主義的危機。

社會主義者不是加稅政客的拉拉隊。我們支持積極進行改革,同時我們也為捍衛和改進這些鬥爭的成果作準備。如果來年政客們想要取消對工人的臨時援助措施,我們將會去鬥爭阻止他們。

所以我們需要工人階級政黨,需要建立大規模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運動,為廢除資本主義、建立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而鬥爭。

以加稅來鉗制亞馬遜等大型企業是不可行的,這種做法與控制私營石油公司來阻止氣候危機一樣困難。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僅僅對私有企業征稅是不夠的,事情的關鍵在於所有權問題。我們有必要將大企業國有化,並實現無產階級對企業的民主管理,並聯合世界各國的無產者,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地實現經濟上的民主。

1921年喀瑯施塔得叛亂100周年——一個反布爾什維克迷思的形成

1921年3月的在喀瑯施塔得(Kronstadt)事件經常被布爾什維主義的批評者(無論是無政府主義者還是親資本主義的右翼分子)所利用,試圖證明不僅在斯大林的領導下,而是早在列寧和托洛茨基的領導下,新生蘇維埃俄國就已經殘酷地獨裁統治著工人。

1921年3月,喀瑯施塔得(當時稱為彼得格勒的聖彼得堡附近的一個要塞島)的水手夥同其他人發起叛亂,及後被布爾什維克鎮壓,托洛茨基稱之為 “悲劇性的必然結果”。許多布爾什維克的反對者預計,當蘇聯的檔案一旦解密,會有大量證據證實他們關於布爾什維克暴力的說法,但現實恰恰相反。關於這個問題的研究的一個真正的裏程碑,是1999年在俄羅斯出版的兩卷資料集《喀瑯施塔得悲劇》,其中包含了許多以前未被發現的文件。

事實顯示,實情與布爾什維克的 “左翼”批評者說法相矛盾,批評者聲稱革命在列寧和托洛茨基的領導下墮落,而聲稱喀瑯施塔得的叛軍代表了 “真正的蘇維埃民主”。

危機的根源

俄國的十月革命是在假定其他國家會效仿的情況下進行的。然而,蘇維埃政權仍然孤立無援,而100萬強大的沙皇軍隊、白軍,在德國、日本、波蘭和英國等帝國主義勢力多達200萬軍隊的支持下,發動了一場殘酷內戰。到1920、1921年之交的冬季,紅軍取得了勝利,但國家遭到破壞,饑荒和流行病在全國肆虐,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等城市流失了很多人口,工廠幾乎全面停產。

1917年布爾什維克奪權時,農民分得了土地,他們希望最終能夠用土地自行其事。由於白軍想把土地歸還給地主,廣大農民仍然熱情地與布爾什維克並肩作戰,並加入了紅軍的行列。由於大約90%的俄羅斯人口是由農民和農業工人組成的,共產黨人主要依靠城市中的產業工人和最貧窮的農民、農業工人和鄉村窮人的支持。

但是,由於工廠無法再生產足夠的工業品來支持農業,而城市又處於饑餓狀態,布爾什維克在內戰期間向農民征收糧食,即所謂的 “戰時共產主義”。盡管列寧和托洛茨基很早就推動對廣大的中小地主作出更大的讓步,但由於內戰的狀況,工業產出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提供給農民,以換來他們的農產品,因此讓步的政策未能實際執行。

這就釀成了緊張局勢。當反革命被擊敗後,工人國家和小農之間的沖突爆發了,1917年反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等勢力正好利用了這一點。早在1918年就有罷工和農民起義,但到了1921年,全國各地都有地方農民叛亂。1920-1921年,右翼社會革命黨人安東諾夫(Antonov)在坦波夫(Tambov)省率領一支農民軍隊 “綠軍”反對紅軍,要求重新實行市場經濟、恢覆議會制、並處決共產黨人及其家屬。許多農民將他們的仇恨指向 “共產黨人”,特別是 “政委”(共產黨官員)。由於布爾什維克黨在1918年將自己改名為 “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和 “蘇維埃政權”等詞匯對農民來說仍是正面的字匯——它們代表了1917年分配給他們土地的黨和政權,而 “共產黨”和“政委”則代表在內戰期間沒收了他們的糧食來養活城市的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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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2月,這種不滿情緒傳到了疲憊不堪的革命據點彼得格勒。1917年人口中,2/3離開了這座城市,有些是去服兵役,而更多的不過是回到了農村。曾經充滿活力的蘇維埃民主正在退化。工人們疲憊不堪、筋疲力盡,遭受著疫情和饑餓之苦。共產黨已經成為蘇維埃和工廠委員會中的主要政黨,而且往往是唯一的政黨,因為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和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已在武力反對蘇維埃政權,因此被排除在外。由於內戰的需要,革命在民主方面取得的成果出現了倒退,因為軍事決策往往必須由黨和全國代表迅速作出。這就癱瘓了群眾自下而上的行動主動性。

盡管如此,共產黨內仍然對工會的作用、經濟政策的改變以及內戰結束後的民主化進行了熱烈的公開討論。

1921年的二月危機

到1920年底,從農村征用的糧食已不足以養活城市。1月份做出了削減面包配給的糟糕決定,不僅導致了饑餓,而且導致了工作場所的不滿情緒大增。民兵和 “契卡”(最初為打擊投機行為和反猶屠殺而設立的特別委員會)的粗暴反應導致了他們與工人(包括工會成員和黨員)的尖銳沖突。燃料短缺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這導致了60多家工廠因缺乏能源而關閉。示威活動經常爆發,發出 “我們的孩子需要面包”和 “我們快餓死了”等訴求和呼喊,另外還發生了一些罷工事件。布爾什維克的代表往往被禁止發言,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發言人則要求停止糧食征收和恢覆立憲會議,實際上是要求恢覆資產階級議會制。

在群眾的絕望情緒的驅使下,反猶主義的口號不時出現。無政府主義歷史學家阿夫裏奇(Paul Avrich)在其關於喀瑯施塔得叛亂的著作中,描述了當時籠罩在彼得格勒猶太社區的恐慌。由於害怕發生流血事件,民眾轉向由季諾維也夫(Zinoviev)領導的彼得格勒蘇維埃布爾什維克保衛委員會。布爾什維克在軍事上封鎖了工廠,並逮捕了孟什維克領導人和其他黨派的煽動者以及無政府主義者。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往往能通過談判成功防止事態進一步惡化。盡管所需的物資仍被強行征用,危機在面包分配恢覆後結束。

喀瑯施塔得叛亂的支持者聲稱,它與彼得堡工人的罷工相吻合,但在喀瑯施塔得叛亂爆發時,罷工已經結束。

海軍基地的叛亂

喀瑯施塔得是1917年革命的一個據點,許多水手在內戰的前線作戰。托洛茨基曾稱激進的水手是 “革命的驕傲”。他解釋說,在早期,喀瑯施塔得似乎提供了源源不絕的水手來支援莫斯科,或征用面包和組織蘇維埃政權,但到了1919年:

“波羅的海艦隊和喀瑯施塔得要塞衛戍軍中,一切革命力量都已經被調走了……那些留在『和平的』喀瑯施塔得直至1921年之初的那些水兵們,他們不適於派遣到內戰任何一條前線上去的,此時他們的政治水平,一般說,卻是大大低於紅軍的平均水平了,他們中間還有一些士氣完全沮喪的分子,這些人穿著炫耀的喇叭管褲,留著運動家的發型。”

2002年,歷史學家蓋茨勒(Israel Getzler)在他的《喀瑯施塔得1917-21年—蘇聯民主的命運》一書中,試圖證明1921年的大多數叛軍在1917年就已經在波羅的海艦隊服役。事實上,他並沒有成功做到這一點。除此以外,喀瑯施塔得駐軍中有一半以上的人的年紀太小,不可能在1917年服役。他確實解釋說,駐軍中許多在1917年是黨員的布爾什維克水手和工人已經離開,到前線或政府崗位上服役,許多退黨的黨員是在1919年或以後加入的,當時已經不指望他們做出這種犧牲。即使如此,水手中積極的共產黨員人數在內戰結束時也有所下降,他們往往是出於宗教情感,或未繳納黨費而退黨。在來自農民家庭的水手中,異化現象尤其嚴重,如果他們來自俄羅斯南部和烏克蘭的更繁榮和糧食豐富的地區的話情況就更為嚴重。

然而,喀瑯施塔得約1.6萬名海員中的其他水手仍然堅持他們的共產主義觀點,忠於蘇維埃政府。這導致駐軍內部出現了強烈的緊張關系:許多水兵拒絕參加叛亂,勇敢地反對叛亂。喀瑯施塔得叛亂領導人彼得裏琴科(Stepan Petrichenko)的副手奧列辛(Ivan Oreshin)的親眼所見證實了許多共產黨員在駐軍中仍然擁有權威,以及喀瑯施塔得水手和其他工人內部的分裂。

摘自奧列辛1924年寫的筆記

喀瑯施塔得派的抗議采取了一種特殊的,而且必須直截了當地說,謹慎的形式。在叛亂初期,喀瑯施塔得派在奪取了該市的權力後,逮捕了共產黨人,因為他們意識到,在整個俄羅斯勞動人民的眼中,他們代表著一股巨大的道德力量。他們預計會取得重大的讓步,並立即采取了沒有武器的防禦性立場,沒有采取激烈的措施。

他們非常確信,聖彼得堡的工人會立即支持他們。畢竟,聖彼得堡的工人曾主動要求幫助他們,支持他們!喀瑯施塔得派以為他們會成為這次帶來徹底勝利的火種!彼得格勒會爆發叛亂,繼而,整個俄國都會爆發叛亂。他們認為這很容易,因為春天的事件已經表明,幾乎整個俄國都在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叛亂中燃燒起來。但喀瑯施塔得派錯了。彼得格勒的工人們沒有作出反應,路障已經被拆掉了……而喀瑯施塔得派只能靠自己了……。

……3月1日前幾天,艦艇上開始出現騷亂。在大型戰艦(塞瓦斯托波爾號和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和其他海域,水手們開始討論與彼得堡工人的 “暴動”有關的 “事態”。水手們和1917-18年時不一樣了。革命熱情已經離開了他們,他們失去了1918年1月驅散制憲會議時的那種魯莽的熱情……

… 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的衛兵們很容易就能在那天攻下這座城市,但他們沒有這樣做。第二天早上,士官學校和契卡通過城堡大門離開了城市,撤回到 “Krasnaya Gorka”要塞。他們加入了搖擺不定的駐軍,並將其組成了一個戰鬥核心,當敵對行動開始時,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對喀瑯施塔得的行動基地,並有系統地使用炮火對城市和它的堡壘進行了壓制,當然也造成了相當多的物質損失”

1917年的水手們對 “所有社會主義政黨的自由”的要求也不以為然——畢竟,他們知道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在革命和內戰中發揮了多麽負面的作用。為此,他們被起義軍鎮壓,或者不得不離開該島。

在3月1日的一次喧鬧的會議上,共產黨的代表(最初被允許參加討論)被喊了下來,一個未經選舉的“臨時革命委員會”成立了,由水手彼得裏琴科領導。他曾是無政府主義者、社會革命黨人,甚至在1919年後的短時間內是共產黨員,在一次以列寧的名義突擊征收黨員時被招募入黨,然後在下一次重新登記中失去黨員資格。該委員會故意以“無黨無派”自居,宣傳 “無黨派蘇維埃”。然而,一半以上的成員是活躍的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和 “民粹派(narodniks,右翼社會主義者)”,還有一位指揮叛軍炮兵的科茲洛夫斯基(Kozlovsky)將軍。他曾是沙皇的將領,但曾作為 “軍事專家”為紅軍服務。

要求重新選舉蘇維埃開始出現,然後“沒有共產黨員的蘇維埃!”的口號也很快出現了。這句話以不同的形式不斷被宣布,包括在叛亂的《喀瑯施塔得報》上,作為叛亂的既定目標。叛軍逮捕了300名布爾什維克的幹部。叛亂的支持者強調,要求死刑的決議被否決了,然而這是一件險象環生的事情。從 “喀瑯施塔得悲劇”中的文件可以看出,被囚禁的共產黨人之所以沒有被大規模槍殺,只是因為他們擔心會遭到即將到來的紅軍的報覆。在公開要求處決他們的人中,最主要的是無政府主義者和典獄長(在喀瑯施塔得還存在這種組合!)舒斯托夫(Stanislav Shustov)。

在3月1日於喀瑯施塔得中心“錨地廣場”舉行的會議上,艦隊政委庫茲明(Nikolai Kuzmin)和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加裏寧(Mikhail Kalinin)代表政府發言。顯然,他們緩和局勢的技巧不太嫻熟,只是告訴水手們喀瑯施塔得將被孤立、布爾什維克政府絕不會讓他們獲勝。這正好煽動了叛亂。3月2日,蘇維埃政府正式將這次叛亂定性為 “反革命的白軍陰謀”。

也許蘇維埃政權的代表若果采取更有技巧和坦承的方法可以緩和局勢,防止成千上萬的水手和一些平民加入反共武裝叛亂。但另一個親歷者認為這不是主要因素。群眾是被演說家煽動起來的,而這些演說家謊稱已經有數百名紅軍部隊接近並準備摧毀要塞。

在這之後,正如當時親歷者的報告所顯示的那樣,喀瑯施塔得的共產黨員受到了巨大壓力,叛軍要求他們公開宣布退出 “俄羅斯劊子手黨”。退黨聲明被印在叛亂者的報紙上。3月3日,圍繞彼得裏琴科的 “臨時革命委員會”對整個要塞城市及其2.6萬名居民實行緊急狀態和宵禁,這些人因此成為叛軍的人質。

叛軍的綱領

3月1日,著名的15點決議在1.6萬名水手的會議上通過,人們普遍認為這是公開叛亂的開始。許多叛亂的支持者把它看作是水手們支持達成社會主義和工人民主的證明。從表面上看,許多訴求都是基於呼籲恢覆蘇維埃民主,而蘇維埃民主在內戰期間大幅退化。該決議要求改選蘇維埃,並要求所有社會主義政黨享有出版自由——這包括右派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他們不僅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經掌權,還參與了對布爾什維克的迫害,然後與反革命的白軍結盟參與了內戰。

無政府主義歷史學家阿夫裏奇解釋說,“沒有共產黨員的蘇維埃”的訴求並沒有列入15點的正式訴求之一,但正如他所說,它很快成為叛亂的所有其他訴求的本質。這並不新鮮,這是那些反對布爾什維克並參與組織農民叛亂的政黨不斷提出的要求。

另一訴求是全體勞動者的食品供給一律平等。在內戰期間,所有人的食物都極端短缺。盡管仍有強制征用農民的糧食和其他產品的情況,但仍有配給制度。到內戰結束時,至少有33種不同級別的配給——其中配給最多的是從事危險工作的工人、紅軍士兵、孕婦、少年兒童、醫務工作者,特別是從事抗擊疫情工作的人。在莫斯科,列寧也在1920年簽署了一項法令,給予關鍵的 “特別重要的專家”更多的口糧,以確保他們能夠完成有時一天超過16小時的每日工作。這違背了社會主義原則,但也是出於發展經濟、運營他們的專業知識和技能的需要才不得不這樣做。在擔任領導職務的黨員中,當時還有著最高工資上限。

叛亂的水手們普遍吃得很好,口糧明顯好過彼得格勒的工人。事實上,“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和“塞瓦斯塔波爾”號兩艘船上的不滿情緒發展了幾個月,並不是特別因為口糧不好,而是因為這兩艘船從彼得格勒被轉移到喀瑯施塔得。

但叛亂者的一個更重要的訴求是要求糧食自由貿易,這項訴求顯然符合中農和富農的利益,在當時很難使勞動人民和饑餓的群眾受益。

這在各方面都是一個矛盾的方案。無論如何,無政府主義者或荷蘭 “議會共產主義者”布倫德爾(Cajo Brendel)對於叛亂是無產階級對布爾什維克 “國家資本主義”的最後一次反抗的說法,在政治上都是荒謬的。在彼得格勒鎮壓的零星傳言的助推下,叛亂者的口氣越來越大。同時,公開的反革命組織開始嘗試接觸叛軍。

針對共產黨猛烈的攻擊和對自由貿易的強烈要求,全面揭示了叛亂的農民性質。《喀瑯施塔得報》聲稱,“共產黨政委的統治比沙皇的統治還糟糕。”許多叛亂者並不是特別的左翼,這一點可以從報章編輯們費盡心思防止印刷反猶主義的呼籲書中得以反映。在“喀瑯施塔得悲劇”中,水手尤裏(Dmitri Yurin)在3月4日寫的一封信,落入紅軍手中,被引用為叛軍中這種情緒的例子。信中說:“我們已經把公社趕走了,沒有公社了,現在我們只有蘇維埃政權了。我們在喀瑯施塔得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把所有的基克人(對猶太人的蔑稱)驅逐到巴勒斯坦,這樣在我們的國家就不會有這種可憎的東西了。所有的水手都在喊『打倒基克人!』,過去幾年我們已經受夠了他們,我們也已經受夠了公社四年!”

反叛者的政治意識形態

叛軍的政治意識形態的特點是無政府主義、小資產階級偏見、農民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大雜燴。發表在《喀瑯施塔得報》上的文章,甚至詩歌都說明了這一點。

3月9日:“共產黨人的統治給整個俄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苦難、饑餓、寒冷和許多其他不幸。[……] 共產黨人需要的不是你們,而是對你們的權力,這樣他們就可以為了自己的利益繼續剝削人民 [……] 為了破壞家庭生活,我們的統治者實行了公共食堂!”

3月11日:“出現了一種新的共產主義奴役:農民成了國營農場的仆人,工人成了國營工廠的打工者”。有人唱道。“起來吧,農民朋友!

新的黎明正在到來

新的黎明正在破曉

我們將甩掉托洛茨基

和沙皇列寧的鎖鏈”

無政府主義歷史學家阿夫裏奇(Paul Avrich)雖然對叛軍整體上表示同情,但也分析了他們的民族主義、對現實世界革命事件的無知和不感興趣,盡管偶爾會抽象地喊幾句 “國際無產階級”和 “世界革命”。

共產主義被描述為 “外來事物”。值得註意的是,在早期,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因為猶太人的背景而被當作特別的敵人,並遭到點名攻擊。列寧和加裏寧最初被看得比較順眼,因為他們是 “真正的俄羅斯人”。只有當他們稱叛軍為 “白軍陰謀家”時,叛軍才將個人仇恨轉向他們。

沒有黨派,特別是沒有共產黨員的 “真正的蘇維埃”,被叛軍視為 “人民的機關”──共產黨員和政委被宣布為麻煩的敵人。這樣一來,喀瑯施塔得派顯然是與反動思想綁在了一起。然而,大多數喀瑯施塔得叛亂者也拒絕議會主義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所要求的立憲會議。列寧把1921年3月的叛亂稱為 “爭取立憲會議的叛亂”,是錯誤的。

任何人只要仔細看看叛亂領導人的粗劣想法,就會很快意識到,這場叛亂整體上沒有任何進步的方向,當然也沒有提出一種更好的社會主義!

現在,這些人手中握有重要的海軍要塞、重炮和無數戰艦還躺在冰冷的海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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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2:00:44 |显示全部楼层
紅軍的反擊

叛軍想拖延時間,直到海面解凍,他們的軍艦可以自由通行到彼得格勒。所有調解的嘗試,包括無政府主義者戈爾德曼(Emma Goldman)和她的同志伯克曼(Alexander Berkman)的嘗試,最終都失敗了。最後,在3月5日,托洛茨基代表政治局向叛軍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他們投降,而且必須迅速回應。從3月7日開始,1.7萬名紅軍士兵在炮火掩護下穿過冰凍的海灣向要塞發起突擊。這需要發動數波攻擊,因為叛亂分子可以輕易地砍倒沖在前面沒有保護的部隊。最後,紅軍使用了飛機,先是投擲傳單,後來又投擲炸彈。

在反布爾什維克的文獻中,人們常常聲稱進攻的紅軍部隊出現了大規模的逃兵。事實上,這種情況時有發生──但很少是出於政治原因,更多是在這種危險情況下單純的求生欲。

當這種開小差是出於政治動機時,它們也很少是出於進步的原因。有時,農民出身的士兵拒絕為 “猶太人”而戰,他們被更為可靠的來自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紅色軍官學生(Kursantiy)取代。在叛軍中,一些煽動者也試圖用反猶主義口號說服紅軍士兵叛變。幸運的是,他們很少成功。

在喀瑯施塔得本身,絕非所有的水手,都是叛亂的支持者,更不用說平民,這一點從紅軍一進城就有一支駐軍投降就可以看出。根據阿夫裏奇的說法,部分水手甚至積極地站在紅軍一邊,拿起武器反抗叛軍。

3月18日,經過挨家挨戶的血腥戰鬥,叛亂者被擊敗,損失慘重。為保衛蘇維埃政權,約1萬名忠誠的紅軍士兵犧牲了。當時正在召開的共產黨第十次黨代會的300名代表不惜犧牲自己,自願加入他們。其中有 “工人反對派”和 “民主集中派”的成員,他們強烈批評蘇維埃政府,但承認喀瑯施塔得叛亂的反革命性質。他們原則上反對對私人貿易和農民的讓步。

參加執政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冒著生命危險進行鬥爭的事實清楚地表明,當時黨還沒有完全官僚化,即使位居領導層的黨員也具有犧牲精神。代表們手持武器進行鬥爭,充當鼓動者。在參加戰鬥的黨代會代表中,有1/6的人戰死了喀瑯施塔得灣的冰面上。

政治後果

叛軍方面死亡的人要少得多。叛亂領袖彼得裏琴科和幾千名叛軍,包括叛軍的大部分領導層,在紅軍部隊進入喀瑯施塔得前不久越過冰層逃到了白軍統治的芬蘭,在那裏他們與流亡的反革命右翼團體保持聯系。在那些沒有逃離的人中,有幾百人被判處死刑,但大多數人後來被大赦。其他人被關押在專門關押戰俘的營地──有些人後來被關進了索洛維茨基(Solovetsky)監獄,該監獄於1923年6月啟用,後來成為臭名昭著的 “古拉格”的一部分。幾年後,他們依照大赦令被釋放。

彼得裏琴科繼續他極其怪誕的一生。他是一個惡名昭彰的冒險家,至少有一個白軍組織聲稱他在叛亂期間與他們合作。在流亡芬蘭期間,他投向了斯大林主義,及後回到蘇聯與斯大林的特務組織格別烏合作。後來,斯大林將他囚禁並處決。

喀瑯施塔得叛亂後不久,列寧曾想過完全解散波羅的海艦隊,但這位所謂的 “獨裁者”和 “新沙皇”的提議在黨內民主程序下,遭多數反對而沒有通過。最終,喀瑯施塔得再次成為一個重要的海軍基地,在戰爭期間幫助保障了彼得格勒和後來的列寧格勒。叛軍的 “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號和 “塞瓦斯托波爾”號被重新命名為 “馬拉(Marat)”號和 “巴黎公社”號,以紀念過去的革命。

早在1920年春,托洛茨基就首次提出要用累進所得稅取代糧食征收制,但他的建議隨後在黨內被否決。但在1921年夏天,新經濟政策被采納。這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喀瑯施塔得水手們的經濟訴求,用糧食稅取代了糧食征收,並再次允許小型私人貿易。這使農民、手工業者和小商人受益,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加強了蘇維埃制度的官僚化,甚至增加了資本主義覆辟的危險。

然而在政治上,叛亂撕開了深深的傷口。

叛亂在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期間開始,在叛亂失敗後,黨大會還繼續進行。為了在危機中鞏固黨的團結,大會通過了禁止黨內派別的決議。民主非但沒有得以增進,反而倒退了。然而不應忘記,直到1920年代中期,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和無政府主義者仍然能夠參加蘇維埃選舉和工廠委員會的選舉。這種情況只有在粉碎了左翼反對派之後,新的官僚機構出現了才結束掉。最後一個合法的無政府主義者具樂部和協會也同時被取締和關閉。

結論

1921年的喀瑯施塔得不是第一次工農與蘇維埃政權之間的沖突,不過是在孤立的革命、饑餓和疲憊的條件下,士氣低落的工農與蘇維埃政權之間最具戲劇性和象征意義的沖突高潮。

叛亂所反對的是一場在困境中掙紮求生的革命。如果允許這些力量繼續發展下去,1917年的成就就會終結。各類反動勢力可以輕易地躲在 “沒有共產黨員的蘇維埃”的口號後面。1921年,反動勢力自己也毫不掩飾地表示,如果有必要,他們希望通過沒有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這一彎路來實現自己的目標。

自由派資產階級政黨立憲民主黨的領導人米留科夫(Miliukov)被列寧和托洛茨基引為例子。托洛茨基在1921年指出,國外的資本家(特別是證券交易所)對叛亂的反應是多麽的欣喜若狂。

1921年的喀瑯施塔得在過去和現在都一直都被很多人(特別是無政府主義者)作為與布爾什維主義劃清界線的事例。直到今天,無政府主義者還在翻戈爾德曼、伯克曼、沃林(Voline)等人對叛亂的舊帳,而叛亂的反動面基本被忽略或淡化了。阿夫裏奇的作品是一個例外。

從廣義上講,無政府主義的基礎觀點認為任何 “自下而上”、反對中央政治權力、看上去是自發的東西——僅這些優點就代表更好、更正確的社會主義。

1921年,許多無政府主義者正處於幾乎要加入共產國際的狀態。在西班牙具影響力的工團主義全國勞工聯盟(CNT)尤其如此。“喀瑯施塔得”成為了他們當中大部分人最後不加入共產國際的理由。

特別是像戈爾德曼這樣的無政府主義者,譴責托洛茨基作為紅軍首領鎮壓喀瑯施塔得叛亂。在1930年代斯大林加強鎮壓時,他們卻拒絕聲援托洛茨基。戈爾德曼在 “莫斯科審判”中對共產主義者進行血腥迫害後寫道:“托洛茨基抗議得太多了!”。

當托洛茨基在一次演講中向在攻克喀瑯施塔得中犧牲的紅軍戰士致敬時,他講出了一下這番話;鑒於這一悲慘事件和一萬名為保衛革命而犧牲的戰士,這些話雖然令人感到可悲,形容卻很恰當:

“我們盡可能地等待,以便我們那些被蒙騙的水手同伴能夠親眼看到叛亂會把他們帶到何方。但我們面臨著冰雪融化的危險,我們不得不迅速、猛烈、果斷地出擊。以無與倫比的勇氣,在軍事史上前所未有的槍炮彈藥中,我們的軍校學生(kursanti)──以及他們激勵的紅軍部隊──迅速攻克了一個強大的海上堡壘。不開一槍一炮,這些俄羅斯之子和工農之子就通過他們的犧牲使自己無愧於革命,並在冰面上前進。他們中的一些人毫無怨言地死去,但其余的人繼續前進,直到取得最終勝利。俄羅斯和整個世界的勞動群眾永遠不會忘記他們”。

叛亂背後的主要推動力是基層水手們的失望,這是1921年農民情緒的反映。列寧、托洛茨基和布爾什維克黨認識到這一點。隨著新經濟政策的頒布,列寧、托洛茨基徹底改變了對農民的態度,他們認為在其他國家發生革命事件之際,還需要一個喘息的空間。列寧把喀瑯施塔得叛亂描述為 “照出了事物的真相”的“閃電”。

今天,為未來吸取教訓仍然很重要。革命者不應簡單地將喀瑯施塔得事件作為布爾什維克的英雄事跡來慶祝,而應理解那些與這段歷史相關的人的觀點。正如托洛茨基所寫的那樣,鎮壓叛亂是一種 “悲劇的必要作法”,如果蘇維埃俄國要生存,他們別無選擇。

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帝國主義

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驅動了過去幾十年的資本主義全球化。跨國公司——尤其是美國的跨國公司,從中榨取了巨額利潤;而他們對於中國的獨裁政權和中國工人的狀況並不關心。對於中美兩國的統治階級來說,這是一個雙贏的過程;與此同時,經濟增長和低​​通脹緩解了矛盾,並掩蓋了中美之間矛盾的積累。

這個過程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而情況也開始發生變化。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英德帝國主義之間的對抗相似,今天的美帝國主義在經濟、技術、金融、軍事和國際關系等各個領域都受到了中國的挑戰。列寧解釋說,帝國主義引起了“許多特別尖銳特別劇烈的矛盾、摩擦和沖突”;在1914年,這種沖突最終導向了一戰;而在今天,這種沖突表現為中美冷戰。

長期的帝國主義對抗

歷史清晰地證明,華盛頓從不憚於用戰爭和武力來維持其權力,為此美國建立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強大的軍事力量。而作為美國的挑戰者,中國對勞動人民和一切反對派實施了殘酷專政。中美兩國現在已經準備好進行長期的全球帝國主義對抗。冷戰的沖突程度可能時強時弱、有新的轉折或結盟,但沖突不會消失,兩國的軍備競賽將繼續不斷升級,軍費開支和武器出口將繼續創紀錄增長。

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階級必須抱有獨立的革命社會主義立場,組織鬥爭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勢力。雖然美國資本主義政客現在突然開始譴責中國的獨裁統治,但他們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一直對其視而不見——他們至今也沒有對沙特阿拉伯等獨裁政權表示任何異議。沒有任何帝國主義力量或其軍事力量會“解放”被壓迫者。同理,反對美帝國主義無論如何也不能成為支持北京政權的理由;但一些“左派”團體支持美國2011年轟炸利比亞,還有其他一些認為批評中國獨裁統治是在支持美帝國主義。

毫無疑問,受益於今天的中國政權是些什麽人。中國是一個極度不平等的社會,全國有878名億萬富翁,遠遠超過美國的649名,而且其中有257名是在2020年疫情期間躋身億萬富翁行列的。同時,教育、醫療和住房也被廣泛私有化,工人沒有任何權利。當局強拆迫遷、環境醜聞等問題屢見不鮮。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必須支持所有地方的工人鬥爭。在中國爭取權利的工人遭到政權的嚴厲鎮壓,包括綁架、酷刑和監禁。在中國,數百萬人受雇於警察、軍隊、情報機構和龐大的監視機構。這個龐大的鎮壓系統既與中國公司合作,也與美國和西方公司合作。所有資本家和政府都害怕任何可能的革命運動——他們有時虛偽地支持運動,但目的只是為了破壞這些鬥爭。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支持工人階級的團結,並支持中國、香港和國際工人的鬥爭。任何在工作條件、就業、工資、環境、教育等重要領域的鬥爭都必然會立即成為反對中共專政的鬥爭,就算是地區性的上訪和抗議最終也會遭到殘酷的國家鎮壓。因此,民主訴求——抗議權、組織工會權、互聯網和新聞自由——是中國和香港鬥爭的核心,它與改善生活條件和環境的鬥爭密切相關。民主訴求也成為了革命性的訴求,因為這會​​​​​​​威脅​​​​​​​中共政權,所以只能通過工人階級的革命群眾鬥爭來實現。

社會主義者必須為中美帝國主義之間的沖突做好準備。真正的工人階級國際主義意味著團結對抗全球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體系,意味著工人和被壓迫者奪取政權。

什麽是帝國主義?

對於帝國主義的經典馬克思主義分析範例是列寧1916年所著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為了解釋這個新階段,他從較長時間在世界範圍內分析了全球資本主義,並形成了今天馬克思主義者所持有的觀點:帝國主義隨著資本集中而發展;日益壯大的大公司成為壟斷企業,這是“現階段資本主義發展的普遍規律”;大企業與銀行緊密連接並受其控制,這意味著金融資本取得了主導權;帝國主義是腐朽和寄生的資本主義:“大部分利潤都流向了操縱金融的‘天才’”,投機資本和產業資本之間不再有任何邊界。

列寧所描述的帝國主義的一切特征都已經在中國存在了幾十年。中國經濟正在為全球市場生產商品,但利潤的分配對各國資本家來說都是私人的。在中國,具有國家資本主義特征的少數壟斷企業在金融、能源、互聯網等所有經濟領域占據主導地位。列寧在書中也強調了德國等國的大企業如何與銀行和政府建立“個人聯系”;而土地征收和投機問題也在中國引發了許多抗議。

中國的私營企業和大資本家正在與中共專政攜手合作。中國的頂級億萬富翁被吸納入黨,中國的部長、將領和黨的領導人比全球任何其他政府官員都富有。列寧的“富豪和官僚”概念以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在中國得到了完美展現。但是,與所有資本主義社會一樣,這絕不會帶來穩定,只會積累矛盾,並帶來新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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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2:03:02 |显示全部楼层
不存在的超帝國主義

考茨基認為帝國主義將聯合成為“超帝國主義”的聯盟,戰爭和沖突將不再發生,而金融剝削將繼續。這是一個與馬克思主義相左的論點,列寧強烈反對卡爾·考茨基的理論。馬克思主義將資產階級定義為民族的資本家階級,他們無法超越自己的民族利益。此外,超帝國主義理論助長了帝國主義和平發展的幻想,它將資產階級設想成了鐵板一塊,忽視了其在全球範圍內的沖突和分裂。

列寧認為“帝國主義的重要特點,是幾個列強爭奪霸權,即爭奪領土,其目的與其說是直接為了自己,不如說是為了削弱對方,破壞對方的霸權”;現代帝國主義意味著幾個帝國主義之間的競爭。

美帝國主義是二戰後資本主義陣營的領導者,在冷戰中主要對抗蘇聯,但也對抗中國。中蘇兩國的經濟是非資本主義的官僚計劃經濟,並由“共產黨”獨裁統治;中蘇兩國的共產黨不是真正的政黨,而是國家機器。當斯大林主義在蘇聯解體、資本主義在中國覆辟時,美國似乎成為了唯一的超級大國。

但是,列強之間的力量關系——主要是經濟力量的關系,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相對於美國,中國經濟迅速增長,而亞洲成為了經濟增長的主場,世界格局發生轉變,美國遇到了挑戰。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像是19世紀70年代以後德國資本主義對英國的挑戰。在鋼鐵等關鍵產品的產量上,德國的產量從英國的一半提高到了英國的兩倍。根據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列寧問道:“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除了用實力來解決矛盾,還有什麽別的辦法呢?”但今天,中美之間爆發了冷戰,之所以沒有爆發熱戰,是由於能摧毀整個地球的核武器的存在,以及絕大多數民眾的反戰立場。

中美發動類似於敘利亞的代理人戰爭是可能的,而目前中美之間還不太可能爆發全面戰爭。冷戰將維持;但與許多預測相反,雙方的統治階級很可能因此受到挫敗。最初的民族主義支持將被沖突所帶來的國內、陣營內的嚴重政治、經濟、環境和社會危機所抵消。

瓜分世界

在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定義中,壟斷的發展和金融資本的角色與全球化有關:全球化決定了資本的輸出、跨國公司的發展以及資本主義強國的領土劃分。在十九世紀的後幾十年裏,主要的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了世界。列寧指出,“瓜分這種贓物的是兩三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全身武裝的強盜”。這是“發達國家大量‘資本過剩’的結果”。由於資本的集中和壟斷,資本家不得不面對地價相對低、工資低、原材料便宜的欠發達國家對資源、市場、利潤和權力的爭奪。這也是一場“勢力範圍之爭”。

在19世紀,英國是全球市場的最大生產國。它在生產紡織品、機械等方面的技術優勢摧毀了其他國家(例如拉丁美洲)的本地小規模生產。盡管列寧將這一過程描述為“最終的瓜分世界”,但他也強調“重新瓜分是可能的,並且是不可避免的”。這個論斷從那以後一再得到證明,不僅是在兩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中。美國在20世紀成為占主導地位的帝國主義強國,將其他帝國主義列強推到了後座。

由於中國過去看起來甘於充當分包商,所以美帝國主義在很長時間內容忍了中國的經濟增長。然而,習近平上台後,中國有望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兩個大國之間的平衡發生了變化。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在2008-2009年的全球危機中受到的損害似乎較小,中共政權並采取了一些大膽的措施。 2015年發布的“中國制造2025”規劃劍指技術領域的領導地位,並試圖減少對西方和美國的依賴。

“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與各大洲100多個國家政府之間的巨大協議網絡,它的推出標志著中國正在遵循資本超越國界的一般規律行事。通過貿易、貸款和債務,“一帶一路”的公路、鐵路、港口、機場、管道等基礎設施網絡將參與國與中國的經濟聯系了起來,增加了參與國對中國技術的使用,讓中國能夠從參與國的基礎設施、能源和土地中受益。從2009年到2016年,中國每年的外國直接投資翻了兩倍,達到了接近2000億美元。 2005-2020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出總額接近2.1萬億美元,其中三分之一是對能源的投資。

鐵路

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列寧寫道:

“建築鐵路似乎是一種普通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傳播文明的事業。在那些由於粉飾資本主義奴隸制而得到報酬的資產階級教授看來,還有在小資產階級庸人看來,建築鐵路就是這麽一回事。實際上,資本主義千絲萬縷的密網,把這種事業同整個生產資料私有制連結在一起,把這種建築事業變成對10億人(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數以上的附屬國人民,以及對‘文明’國家資本的雇傭奴隸進行壓迫的工具。 ”

“在殖民地及亞美兩洲其它國家建築20萬公裏的新鐵路,這意味著在特別有利的條件下,在收入有特別的保證、鑄鋼廠可以獲得厚利定貨等等的條件下,新投入400多億馬克的資本。”

十年來,已有34個國家與中國公司簽訂了新鐵路建設合同。其中包括中國-老撾、亞的斯亞貝巴-吉布提、蒙巴薩-內羅畢、拉各斯-伊巴丹以及許多其他大型鐵路工程。它們由中鐵負責建造,由中國貸款提供資金,並使用了大量中國工人和技術人員。 2013-2019年,各國政府與中國企業共簽署了總值616億美元的鐵路項目。基礎設施項目不是慈善機構,而是旨在更有效地運輸進出口,為中國提供石油、礦產和其他自然資源,並在中國政權與世界各國政府之間建立政治聯系的項目。

債務

早在1916年,列寧就指出金融資本對需要它的國家有很強的控制力。 “國外的很多國家,從西班牙到巴爾幹,從俄國到阿根廷、巴西和中國,都在公開或秘密地向巨大的貨幣市場要求貸款,有時還要求得十分急迫。”此外,他還展示了貸款如何與貿易需求掛鉤:“最常見的是,規定拿一部分貸款來購買債權國的產品,尤其是軍用品、輪船等等”。

21世紀的中國已經成為了債權國和主要資本輸出國。經濟學家霍恩、萊因哈特和特雷貝施在《哈佛商業評論》2020年2月號上發表的一項研究表明,“中國政府及其附屬機構已向全球150多個國家提供了約1.5萬億美元的直接貸款和貿易信貸。這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官方債權人——超過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所有經合組織等傳統官方貸款機構的總和。”

大多數貸款與中國的基建和自然資源投資有關,並造成了債務國極度依賴中國的結果。同時,大多數貸款都是按照市場利率收取利息的,只有不到百分之五免息。

“據估算,50個接受中國援助的主要發展中國家欠中國的平均債務存量已從2005年占債務國GDP的不到1%增加到2017年的15%以上。其中十幾個國家(吉布提、湯加、馬爾代夫、剛果共和國、吉爾吉斯斯坦、柬埔寨、尼日爾、老撾、讚比亞、薩摩亞、瓦努阿圖和蒙古)欠中國的債務占其名義GDP至少20%。”(霍恩、萊因哈特和特雷貝施)

這項截至2017年的中國貸款調查,凸顯了其在全球金融資本中的重要角色。“加上投資組合債務(包括中國央行購買的1萬億美元美國國債)和貿易信貸,中國政府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債權總額超過5萬億美元。換句話說,截至2017年,世界各國欠中國的債務占世界GDP的6%以上。”(霍恩、萊因哈特和特雷貝施)

2020年11月,讚比亞成為疫情期間第一個出現債務違約的國家。其112億美元的債務中,有30億是欠中國的,但實際上對中國的欠款遠超這個數字。中國對這個非洲第二大銅生產國特別感興趣。在疫情期間,北京還承諾提供貸款用於購買中國疫苗,例如北京最近向斯裏蘭卡提供的5億美元就是用來購買新冠疫苗的。

中國向外國提供貸款的目的不是改善其窮人的生活。相反,就像讚比亞一樣,債務國的財政逐漸被還款蠶食,工作條件隨著剝削的增加和貧困的加劇而惡化。 “一帶一路”倡議中的許多參與國都是專制政權,不斷破壞民主;而中國的政權和制度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組成部分。

經濟:現代貨幣理論還是馬克思主義?

全球經濟危機使得對社會開支有越來越大的需要。美國工人、學生和青年正在為全民醫保、取消學生的債務和綠色新政而奔走呼號。但是,每當有人提出這些建議,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就會問:“誰要為此埋單?”雖然他們提出這個問題很虛偽,但社會主義者也應對此誠實回答。

現代貨幣理論(Modern Monetary Theory,MMT)是一種越來越受左翼歡迎的理論。MMT認為社會開支可以通過貨幣政策(即“印鈔”)獲取充分的資金,而不必擔心通貨膨脹。MMT的支持者指出,政府在新冠肺炎救濟計劃上的經濟刺激開支達數萬億美元,這證明資本主義國家可以為就業和社會計劃提供充分的資金。特別是左翼眾議員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也認為,MMT“絕對”需要“在社會生活中占更大比例”,而且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兩次總統競選中都讓MMT經濟學家中的代表人物凱爾頓(Stephanie Kelton)擔任高級經濟顧問。

但資本主義未曾實現過長期的充分就業,勞動者在資本主義體系下所獲得的改善也不是永久的,並且隨時會被統治階級收回。資本家一直利用失業的要脅來壓低工資,他們拒絕社會開支,生怕財富流向勞動人民,並且致力打擊工人為爭取更多權益而奮鬥的信心。那麽,MMT真的能夠維護資本主義制度並治愈它所產生的弊端嗎?

不幸的是,MMT對於資本主義的依賴使它步履蹣跚。工人階級是唯一能夠帶來重大變革的階級,他們爭取到了全民醫保和綠色新政;但MMT不打算依靠工人階級。相反地,它認為可以通過技術官僚來與大企業妥協來實現計劃,但這只會將這些改變綱領調低,並削弱群眾運動。作為資產階級的理論,MMT終究還是將社會開支視為幫助美國企業擺脫當前蕭條的一種方式,而不是為了實現人民更廣泛利益。但是,正如過去10年的量化寬松所表明的那樣,印鈔並不意味著資本家會將超發貨幣進行有效投資來“解決”經濟蕭條。而且,只有少數幾個富裕的帝國主義國家才可以選擇印鈔。在當前席卷全球的危機中,MMT對於全球尋求解決之道的勞動者來說根本不是一個答案。

現代貨幣理論是什麽?

MMT既是一種對資本主義經濟運作方式的非主流論述,又是一系列政策建議。MMT認為,貨幣不是起源自於物品交換,而是來自國家權力,國家發行貨幣並決定貨幣需求。當國家接受某種東西作為對自己的稅金、債務、罰款的付款方式時,任何東西,無論是黃金還是比特幣,都可以成為貨幣,且,該國的所有主體(例如納稅人)都被法律強制要求使用這種貨幣。於是,這種“東西”就成為了可被接受的通商貨幣。同時,國外的人也將接受這種貨幣,因為他們知道該國會接受它。

MMT經濟學家也借助人類學研究來強化有關貨幣源自國家的理論。這些研究涉及範圍廣泛,從蘇美爾貨幣在稅收中的發展、古代日耳曼部落的傷亡賠償,到英國通過征稅使非洲殖民地的經濟實現貨幣化都有涉及。

MMT認為,如果貨幣源自國家,那麽政府就可以隨意創造和銷毀貨幣;而這種說法與政府需要通過稅收來籌集政府開支所需資金的觀點相矛盾。MMT認為,政府在開支時就已經有效地創造了貨幣,而征稅要在幾個月後才能進行。凱爾頓在開創MMT的論文《稅收和債券可以提供政府開支所需要的貨幣嗎?》中提出:“政府想要的不是錢,而是橋梁、軍隊、衛星等。政府通過鼓勵民眾提供產品,以此來換取政府的貨幣。”換句話說,國家使用強制性稅收來賦予新印刷的貨幣價值,然後以這些貨幣換得私人部門的產品。

這種分析思想植根於貨幣國定說(Chartalism)。貨幣國定說是20世紀初期的一種“稅收推動貨幣”的經濟理論,對凱恩斯的理論發展產生了影響,之後又影響了MMT的經濟政治結論。MMT本身誕生於1990年代,是在對沖基金百萬富翁莫斯勒(Warren Mosler)與一群經濟學家在有關後凱恩斯主義的線上討論論壇中誕生的。

MMT的政治計劃、工作保障和通貨膨脹

MMT的擁護者們一般都是左傾的,並熱切致力於綠色新政等計劃。他們正確地將應對氣候變化、終結大規模囚禁和全民醫保的主張與應對大蕭條和二戰的嚴峻挑戰相提並論。

MMT經濟學家將綠色新政與羅斯福新政相對比,認為綠色新政也可提供社會價值和有其反周期性,也就是通過增加投資和開支來抵消經濟下滑的影響。盡管社會開支計劃的成本將是巨大的,但科爾頓認為,資金不是問題,因為“只要國會授權……幾千億美元的貨幣發行,而美聯儲只要保證支票能夠兌現。”MMT認為可以簡單地依靠美聯儲為該計劃印錢,從而回避了誰要為綠色新政出錢的問題。

為了回應人們對印鈔會帶來通脹的擔憂,MMT以凱恩斯關於充分就業的理論作為基礎。MMT支持者聲稱,只要創造貨幣與生產力提升相匹配,就不會出現通貨膨脹。他們認為,在實現充分就業之前,創造新貨幣不會導致通貨膨脹,而且政府本身應該通過“就業保證”來保證充分就業。這樣,在經濟低迷時期,社會就可以維持消費者開支,同時以最大的產量生產,並減輕失業的社會痛苦。

過去10年的經驗使這種通脹理論似乎變得有據可依。美聯儲通過“量化寬松”印出了很多錢,但是美國的通脹率仍然偏低。不過,美國的低通脹率實際上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所暴露長期以來的盈利危機。美國資本家拒絕將新產生的錢花在辦公室、工資、廠房等上,而是將其投入到投機性資產中。在過去的20年中,由於生產過剩和流向工人階級的財富份額下降,某些資產(例如住房和股票)獲得了投機性並膨脹到天價,整個經濟也面臨通縮壓力。著名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薩默斯(Larry Summers)將這種現象描述為“長期停滯”。MMT未能證明他們所宣稱的經濟法則。事實與MMT所描述的不同,過去10年的低通脹是因為美國不單缺乏有利可圖的投資,還面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通縮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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