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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傑瑞米柯賓

中国劳工论坛政论选集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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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1:29:58 |显示全部楼层
法西斯主義的崛起與資本主義的回應

英國二戰紀念活動將戰爭描繪為一場各個階級共同團結一致擊敗了希特勒和法西斯邪惡政權的全民族抗戰。然而,英國統治階級的反應,說好聽點是為捍衛他們的帝國領地才極其有限地反對法西斯主義,說難聽點是為粉碎競爭者並為資本主義披荊斬棘,以創造巨額利潤,而這點正是他們與法西斯主義的共同之處,而難掩對德國的“同情”。在1940年法國被德軍占領後,遜位的英王愛德華八世與納粹的關系緊密,甚至能夠得到德國占領軍在他的法國宅邸派駐守。

1920至30年代,以張伯倫為首的英國統治階級對法西斯一再讓步,他們實施的綏靖政策在今日已備受罵名。他們樂於看到墨索裏尼在意大利得勢。在一趟訪問意大利的旅程中,邱吉爾表示:“如果我是一名意大利人,我必會全心全意地擁護你,自始至終地追隨你對抗列寧主義野心和沖動的勝利征程。”

這番態度解釋了為什麽英國統治階級會對西班牙內戰冷眼旁觀。確實,在戰爭即將結束時,邱吉爾曾下令擬訂如下計劃:癱瘓納粹政權但讓其維持下去,同時展開一連串攻勢來對付不同於資本主義經濟社會制度的蘇聯(盡管這個制度已經嚴重墮落)。邱吉爾在反對蘇聯的時候,顯得遠比反對法西斯時真誠。

然而,這些計劃最終不了了之,不僅是由於軍事上的原因,而且更多是因為他們將面對來自全世界工人的抵抗。

綏靖和擁抱

綏靖政策的邏輯在於,對英國資本家利益的關鍵危害不是來自法西斯,而是來自革命的威脅,來自蘇聯可以發揮的潛在作用:蘇聯盡管盡管畸形和墮落得厲害,仍象征資本主義之外的新道路。不列顛帝國的衰落已成事實,這意味著任何發生在歐洲的沖突,都將削弱它對領土的控制能力,讓美國得以強化國際幹預。當像希特勒這樣兇殘且反對社會主義與蘇聯的強人出現在政壇上,野心勃勃地要把德國強權滲入中歐和巴爾幹半島時,他們抓住機會跳了出來,扮演德國重新武裝和吞並行徑的調停者:允許納粹占領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換取不妨礙不列顛帝國利益的承諾。

德國資本家之間早已達成協定:國家必須要有一個獨裁者。1920年代的德國充斥著革命動蕩,到了三零年代,盡管德國社民黨改良派的領導層已經向資本主義投降,德國仍然存在著強大的勞工運動。德國共產黨雖然與蘇聯官僚的私利有著曲折的聯系,但他們的存在與成長,足以驅使德國資本主義求助於破產的中產階級,他們日益壯大的運動日益集結在以希特勒為領導核心的納粹黨周圍。少數的德國商業階級,例如蒂森(Thyssen)、博世(Bosch)和蒂勒(Thiele),一開始就積極提供納粹財政支持。然而,國內危機中的資本主義廢墟和日益具戰鬥力的德國工人,促使這些起初的支持者開始把希特勒和納粹領導層更全面地引進德國資本主義和國家機器,作為他們挽救資本主義的方案。

德國工人曾有機會阻止希特勒

正是在這一時期,希特勒和納粹曾有機會被遏止。盡管德國工人階級的領導層存在著政治弱點,但工人們仍留有大量的組織和力量。正如托洛茨基所主張的那樣,如果能夠認識到法西斯主義真實威脅並采取統一戰線,它將可以推翻現行制度,阻止事態發展至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悲劇:處於威脅之中的德國資本主義轉向法西斯主義以粉碎這些組織。

最終,德國社民黨領導層為資本主義國家撐腰的政策失敗,路線受斯大林影響的德國共產黨深陷於宗派主義之中,它們均未能認識到法西斯的危險。 領導層的失敗導致組織起來的活躍工人階級這個唯一有能力阻止恐怖時期到來的群體,遭到不斷鞏固的納粹所摧毀。

西班牙內戰

一戰沒有停止戰火,一場新的全球沖突的進程在1930年代加快了。作為世界大戰先兆的西班牙內戰,見證了重新武裝化的德國和意大利武裝幹涉內戰以支持弗朗哥,讓它們兇惡的政策小試身手;見證了英、法、美的無動於衷,由於害怕社會主義勢力在西歐的壯大,他們明面上未采取幹涉制止法西斯,實際上消極地接受了它。而一直以來斯大林的幹涉都有意地保持在不足已扭轉局勢的水平,以迎合他冷眼旁觀的未來英美盟友。西班牙革命和西班牙的工人階級與農民淪為犧牲品。

這些事件還展示了即將到來的世界大戰的另一面:成百上千的男人和女人從世界各地前來保衛西班牙共和國。他們的英勇示範得到淪陷區各地抵抗運動的響應——法國、意大利、波蘭、希臘、巴爾幹、越南和中國,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工人和青年擔任抵抗運動的中流砥柱。全世界數百萬的工人見識到要擊敗法西斯,必須要通過鬥爭,通過為戰爭貢獻心力不畏慘烈地犧牲。

這份犧牲是統治精英未曾付出過的。在英國,邱吉爾搞砸了西歐的防禦,又發動僅為了捍衛大英帝國利益的戰爭。他長期支持推遲盟軍對西歐的反攻,卻更傾向發動日益造成無差別傷亡的災難性大轟炸,當斯大林敦促西方的盟友反對希特勒時,英國斷然拒絕他的提議。斯大林因此轉變了策略,與希特勒締結了德蘇互不侵犯條約(Molotov-Ribbentrop Pact)。 此條約並非試圖為無可避免的入侵爭取時間,而是斯大林真心相信希特勒的承諾,並參與了對波蘭的殘酷瓜分。而肅清反對派的大清洗和缺乏抗戰準備,也削弱紅軍和工人們反攻的根基。

希特勒的進攻和蘇聯的抵抗

在短短的幾年裏,希特勒和軸心國發動閃電戰,接連拿下了中國東北(滿州)、比利時、法國和大部份的巴爾幹。希特勒隨後將他的目光轉向了蘇聯,並於1941年6月發動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入侵行動。納粹入侵東歐及蘇聯的暴行向全蘇聯人民昭示:這將是一場殲滅性的戰爭。

猝不及防的斯大林主義官僚體制被入侵震驚,他們意識到只有放寬控制才能自己皮膚不受損傷。為準備蘇聯的防禦,大清洗的方方面面都緩和了下來,特別是對紅軍的幹預也有所放松。將這場沖突被貼上“愛國大戰”的去政治化標簽,沒有任何要求德國工人及被征召入伍者一起對抗帝國主義的號召,還再度將森嚴的軍事等級制度引入了軍隊。經歷了入侵初期的潰敗後,壯烈的犧牲(超過2700萬蘇聯軍民死亡)以及為戰爭做出的無比努力(T-34坦克是戰爭中制造量最大的坦克)將納粹推回了柏林,致使紅軍的占領區橫跨東歐和德國。

誰的“大轟炸精神”?

今天的防疫工作根本不是全民齊心,就像二戰中所有人“齊心協力”一樣,不過是蓄意傳播的謊言。在二戰時的倫敦東區(貧民區),工人階級還得為地下防空掩體而鬥爭。 盡管工會官僚和斯大林化的共產黨抱持反動願望,仍無法阻擋工人們采取行動保衛自己的利益。

1944年,貝爾法斯特展開了一場機械工人要求提高工資而爆發的罷工。隨著工人們從一間又一間的工廠湧出,發展成了一場機械產業總罷工。到了五月底,超過2萬名工人加入了罷工。 1942年也發生過類似的事件:當老板試圖開除2名工會成員時,罷工在短時間內就發展了起來。在這兩次情形中,罷工的主動權都來自工會成員,而組織和協調行動則是由強大的商店職工團體進行的。

戰後瓜分

雅爾塔和波茨坦會議上,英美等帝國主義列強和斯大林主義蘇聯相聚一堂,將世界劃分為不同的“勢力範圍”。反抗納粹占領的抵抗運動提出要由工人階級接管社會的運轉,特別是在希臘、法國和意大利都紛紛爆發這樣的運動。 為了扼殺這些運動,對世界地盤的劃分便具有關鍵作用。這些會議鞏固了美國作為資本主義世界頭號列強的統治地位,以犧牲尤其是英國等老牌列強的地位為代價。 戰後的資本家要保住其體制,唯有向工人做出巨大讓步一條路可走。例如在英國,工人們贏得了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和經濟部門的國有化。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這段時期滿是今天可以吸取的教訓,最明顯的是,工人運動若不與企圖組織起來的法西斯分子相對抗,就將面臨著危險。工人們在戰後時期贏得了大規模的勝利,即便到了今天我們也仍在捍衛當年的成果,制止那些設法摧毀它們的人。對於社會主義者而言至關重要的是,明白擊敗法西斯的關鍵不在於邱吉爾和斯大林,而在於普通工人階級的英勇付出。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未曾存在過我們所有人“齊心協力”,資本主義精英和工人階級的利益勢不兩立,雙方的態度也截然不同。 打敗法西斯主義是建立在工人階級的犧牲精神和團結一致的基礎之上,他們抗擊有史以來最殘暴的獨裁政權的行為,並拯救了人類。 工人們曾改變了歷史的進程,今天工人階級一樣做得到。

中國:一場反資本主義革命如何催生了資本主義專政?

今天中國的國會(全國人大)是全球最有錢的議會。根據外媒的估計,習近平一家在海外的至少藏匿的高達一兆美元的資產。同時,李克強宣布今天中國仍有6億的人生活在貧窮線底下,每月平均收入僅有1000人民幣。在中國內,每兩個人就受到一支監視器的監控。中共在今天面臨到了89年以來最嚴峻的社會危機,深陷在全球資本主義的災難之中,正是因為資本主義的制度讓整個中國陷入在水深火熱之中。

1949中共建政了什麽?

中共以毛澤東為首的軍閥,領導著農民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與驅逐了帝國主義。但在缺少了工人階級的參與及領導角色,中共政權打從一開始就仿照蘇聯建立了一個斯大林主義的官僚獨裁政權。與中國革命不同,俄國革命是由工人階級所領導的,並且以民主工人國家取代了資本主義,這讓工人階級一度擁有全面權力控制政府及經濟。不過由於其他國家在共產黨及工人政黨的領導缺乏準備或犯錯下,導致革命失敗,使俄國革命在1920年代被孤立。在極端政治孤立的情況下,俄國革命遭到了官僚的反革命。雖然革命所形成的國有經濟存活了下來,但工人民主控制卻被以斯大林為首的官僚特權階層所篡奪。斯大林主義的官僚口頭上仍然奉行“社會主義”,但他們只是純粹出於保住權力與特權而保衛國有經濟。國有經濟在1930-40年代比起深陷危機的資本主義發展得更為迅速。毛澤東與中共領導層,學習的是俄國的官僚專制,而非1917年最初的俄國革命。中共在1950年代所建立的國家是一個極度畸形的斯大林主義國家。資本主義被國有經濟所取代,而這也成就中國急速的工業發展,但權力是集中在一群不受監督的官僚菁英手上,而不是工人階級。

建政初期,毛澤東認為在中國要先發展資本主義,並把社會主義任務推到無限遠的未來,這是世界各地被斯大林主義化的共產黨皆主張的“兩階段論”。毛澤東並不主張世界革命,而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認為最重要先建立強大國家和經濟體制,休養生息和穩定政權才根本。中共只是充公了與國民黨及外資連系的企業,但容許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實行有限的土地革命。但巨大的革命壓力,即農村自發的土地革命,沖破了國家的秩序。加上冷戰期間韓戰的爆發使地主和資產階級對國民黨覆僻抱有希望,令共產黨加速土地改革,消滅地主階級的威脅。中共政權在官僚控制的計劃經濟下實現了至今所謂的民主資產階級國家都無法實現的改良。

在面對西方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以及後來在1950年代末蘇聯赫魯曉夫政權取消援助之下,中國經濟仍實現了巨大的進步。在1952至1978年之間,中國的工業產出年均增長率高達11.3%,工業占GDP比重也從10%上升到35%。工人與農民雖然普遍貧窮,卻享有著終身的就業保障,退休金,醫療與教育等等的福利,中國的年均壽命在毛時期從35歲提高到65歲,文盲更是從1949年的80%下降到80年的33%,同時長達數千年的封建婚姻制度包辦婚姻,納妾,重婚等等都被終結。

改革開放

在毛澤東逝世之後,中共政權面臨了巨大的危機,獨裁官僚壓抑了計劃經濟的生產力,經過文革的破壞後更是枯萎至盡頭。1976年,中國的GDP出現萎縮,社會陷入混亂。計劃經濟與官僚的關系就如身體與癌細胞的關系一樣,當身體被寄生癌細胞破壞到盡頭時,癌細胞也會死去。

這讓整個中共政權陷入在分裂與被群眾推翻的恐懼之中,盡管要解決這樣的危機所需要的是一場補充性的工人階級革命,將計劃經濟奪回於工人階級民主管理。事實上整個中共的官僚集團在毛時期的政策就不斷在極左和極右間搖擺。對於官僚集團而言並沒有建設社會主義的願景,而只是為了自身利益而實用主義地在不同階級與階層以間作出平衡,維護國家權力的控制的同時發展經濟。過去所仿效的俄國及東歐的經濟模式陷入停滯甚至失敗,這並非如資產階級代言人所宣稱社會主義“失敗”或資本主義的“優勝”那樣,而是官僚越來越沒能力發展計劃經濟。他們很成功地覆制原有的工業技術,尤其是重工業,但在在精細的生產方面則很落後。從原本只是計劃經濟的相對障礙,到了1970-80年代,斯大林主義官僚變成了絕對障礙,實際上是把社會推向倒退。當時只有新的工人的政治革命,打破官僚的枷鎖,並由工人階級重奪計劃經濟的控制才能避免這個倒退。與此同時,以列根和戴卓爾為首向全球推動了新自由主義,加上亞州四小龍的成功。中共官僚迫切地為求打破經濟上的孤立,振興貿易與投資,開始尋找新的經濟模式來取代計劃經濟。 鄧小平雖然被稱為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但他只是領導著一群獨裁的官僚集團為保權力而執行實用主義的政策,摸著石頭過河。

中共透過並逐步的引入市場經濟,同時保留國家對經濟的控制權。在城市裏面,鄧小平政權逐步開放私有企業進入市場,同時將國企轉型為以獲利為導向的體制。官僚透過特權進行尋租並透過價格雙軌制套利、還有不平的稅來竊取財富。官僚開始了初期的資本積累,準備成為未來的一批資產階級。農村則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即國有名義的土地下容許農民部分地自由出售商品。當公社被瓦解,醫療及教育保障迅速的從農村消失,農村的基建缺乏公共資金維護,同時失去公社制度動員農村群眾,讓後期的破壞變得更加嚴重,也制造出大量的農民工。官僚借由特權迅速的將較好的土地與耕作機器據為己有,地方政府在農地變為建地的過程中竊取差價,積累私有財產。

盡管在鄧小平的改開10年間並非徹底地走向私有化,但部份的市場經濟已經為整個社會帶來巨大的沖擊,工人階級失去了終生雇用保障,退休及醫療服務,而農民也在公社的瓦解下變成了大量的產業後備軍。在價格雙軌制推動以後帶來了通貨膨脹與周期性的蕭條,工人階級的生活不斷地失去保障,卻眼睜睜的看著這些特權利用改開的各種政策貪汙圖利發大財,在1989天安門運動爆發前,中國的通貨膨脹甚至高達了31%,是中共建政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天安門的革命幾乎推翻了鄧小平政權,而這更加讓中共政權意識到他們沒有了回頭路。群眾運動在300多個城鎮被血腥鎮壓,就如1927年國民黨在上海、武漢、廣州屠殺工人一樣。1989年的極端鎮壓就是為了扼殺新生的工人運動,因為中共明了工運是他們覆辟資本主義的最大威脅。維持政權的統治只有高度的獨裁與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在經歷的數年對於工人階級殘酷的鎮壓以及黨內的清洗以後,(光是在天安門革命結束至1990年底,就有4萬多名工人被捕,甚至活躍的工人被處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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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1:32:12 |显示全部楼层
資本主義覆辟

在90年代,鄧小平推動著沿海經濟特區,將國有企業逐步的推向私有化,大量的國企工人下崗。股票交易所成立了,越來越多的國企被部分上市,這讓中共官員加速私有化的進程,好讓他們從國家官僚搖身一變成為擁有房屋及金融資產的資本家。而中共也透過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一方面是農民工,一方面是因為農民工而被壓低勞動條件的城市工人),對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權利的鎮壓,(包含取消組織工會及罷工權)和外資的稅收優惠為今天的世界血汗工廠打下了基礎。

今天的中共有著世界最嚴重的貧富懸殊,10%的有錢人掌握了社會上67%的資源,這些農民工占了中國1/4的勞動力,這些大量被剝削的勞動力成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今天中國的私立幼兒院占了總體的90%,中國的公共醫療開支占GDP的經費僅有世界水平的1/4。

毛時期的革命政權是建立在歷史性的群眾動員才得以確保革命的成果,今天中共政權已經徹底地將革命所帶來的一切成果轉變為他們私人的財產,社會上一切的保守與反動的意識死灰覆燃,隨著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深化,中共政權再次的面臨到1980年代的巨大危機。盡管毛澤東建立的是一個畸形的工人國家,即使獨裁政權下創造了無數的災難,但計劃經濟成就了中國重要的工業化,沒有這個工業基礎,則1980年代以來的親資本主義改革也會變得不可能。中共政權代表了一個未完成、被官僚扭曲的革命,因而未能發揮出計劃經濟的巨大潛能,而最終覆辟資本主義,並制造了可怕的新危機和大量苦難。今天工人階級需要的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綱領,組織起來推翻中共獨裁,當下次革命到來時,中國工人階級將會獲得到真正的解放。

美國:社會主義者與國家 如何終結種族主義執法

美國警察執法的本質與這個國家的暴力、種族主義歷史密不可分。從奴隸巡邏隊,到蒙哥馬利警察局長康納(Bull Connor)向黑人民權運動抗議者使用警犬、消防水炮,再到現在警察在黑人社區濫用私刑:這些事件都有著同一個脈絡。

在美國歷史中,警察和聯邦的鎮壓還針對試圖加入工會的工人、激進的組織者以及任何威脅到統治階級利益的真正的鬥爭者。 1932年,時任總統胡佛派遣軍人和坦克搗毀在華盛頓特區要求政府兌現長期承諾的一戰補償金的黑人與白人退伍軍人營地。 1937年5月30日,芝加哥警察向在共和鋼鐵公司大門外罷工的40名手無寸鐵的鋼鐵工人開槍,造成10人死亡。 2006年,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對美國中西部肉品工廠進行了蓋世太保式突襲,隨後大規模地驅逐了這些移工,其目的是為了鎮壓群眾性的移民權利運動——因為這些工人正在組織起來!

警察的角色

正如恩格斯在100多年前解釋的那樣,在歷史上包括軍隊、警察、監獄等國家暴力機關的出現反映出社會已分化為階級之間具有互相矛盾的利益關系的階級社會。用恩格斯的話所說就是,國家由“武裝的人”組成,國家暴力機關使階級沖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但最終維護的仍是統治階級的利益——在我們社會中的那些億萬富翁資本家。而在我們這種不平等的社會,為維護他們的財富以及統治地位,不可避免的便是鎮壓與暴力威脅。

從黑奴制,到吉姆·克勞法(Jim Crow,種族隔離法案),再到當今已制度化的種族主義與種族隔離,維持種族間的分化一直都是美國資產階級統治的基礎。為了組織強大的工業工會,如1930和1940年代的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激進的組織者們反對由福特等老板為維持其控制權所培育的惡毒的種族主義。如果他們不采取明確的反種族主義立場,他們便無法說服黑人與白人勞工共同奮鬥,並贏得有利於整個工人階級的歷史性勝利。這個運動影響深遠,以至於它可能是抗衡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的開端。

在現在,警察對貧困黑人和拉丁裔社區采取強化治安措施,實際上意味著使他們不得不呆在劣質的、猶如隔離政策的住房與學校之中。但是,種族主義政客們也嘗試把有色人種描述為對較富裕的白人工人階級與中產階級社區的威脅,以便使這些鎮壓政策更受歡迎。

只要還有一天維持著種族主義和種族隔離制度,就不可能實現非種族主義執法。在資本主義社會框架下也不可能廢除警察——只要資本家仍在統治,他們就將且必須找到一種維護其利益與財產的措施。但這並不意味我們除了推翻資本主義本身之外無計可施。

真正改變

事實證明,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的第一階段所贏得的改變(包括更多培訓和戴上隨身相機)是遠遠不夠的。不過,警方執法可以顯著改善,濫捕濫囚可以成為歷史。但是,因為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慘遭殺害後爆發的群眾運動,我們才能夠贏得這樣的成果。為了贏得真正和長久的成果,運動需要繼續下去,拒絕被資產階級收編,以動員勞動者這一社會力量為中心,並闡述更廣泛的社會計劃。

當前的運動表明,人民群眾反對警隊中的可惡、猖獗且反動的種族主義。他們十分積極地反抗種族主義政策。這次事件還暴露出警察所擁有的巨大保護傘——他們幾乎對任何罪行都享有不成文的法律豁免權。他們是不受任何民主控制的階層。他們是統治階級用來強使人民(特別是黑人社群)“配合”的工具,但現在,統治集團甚至難以管好自己這支隊伍。

群眾運動暴露了統治集團中在警務問題上的真正分歧。特朗普和極端反動派的大幅強化鎮壓的立場已被統治階級其他派別所孤立。由西雅圖市長杜爾坎(Jenny Durkan)和紐約市長白思豪(Bill de Blasio)代表的統治集團另一派尋求維持現狀,但目前在運動的壓力下退讓。第三個派別試圖采納運動的減少對警察的撥款訴求,降低警察的武裝,從而收編這一運動。在明尼阿波利斯,市議會多數議員甚至支持“解散”警隊。但他們基本上迅速開始從這一立場退讓,稱他們正在開展為期一年的計劃,研議替代性警務。這樣做是浪費時間。我們需要現在就改變!

我們需要具體化減少撥款的訴求。西雅圖的社會主義市議員薩旺特(Kshama Sawant)呼籲將警察預算削減50%,並領導在西雅圖的征“亞馬遜稅”鬥爭,以資助永久的可負擔社會住房、社會服務和工作。我們必須一勞永逸地要求將警務政策(包括雇用和解雇)置於民選的公民委員會控制之下。必須立即清除社區內所有曾犯下種族主義和過度使用武力罪行的警察。像在許多其他國家一樣,警察不應武裝巡邏。一旦警察部隊受民主控制(哪怕只是一定程度),黑人工人階級受到的壓迫將尤為減輕,但其實全體工人階級都將從中受益。

警察內的分裂

我們也必須認識到,警察也不是鐵板一塊。反動分子在警察隊伍中十分強大,且在全美大部分地區中占主導地位。盡管有警察裝模作樣地單膝下跪後暴力襲擊了示威者,但也有一些普通警察對弗洛伊德慘遭殺害一事流露出真正的同情。明尼阿波利斯的14名警官最近在一封信中,聲稱代表其他數百名警察譴責警察德裏克·沙文(Derek Chauvin),並支持改革。這一舉動有局限性,也有積極的一面;但若沒有群眾運動的壓力,這根本不可能發生。

如果有普通警察真的想要改革,並希望與其工作所在的社區建立不一樣的關系,那麽現在正是他們站起來並把像鮑勃·克羅爾(Bob Kroll)這樣親特朗普的極右翼領導人從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工會趕出去的機會。我們認為,警察有權組建工會,這樣他們就有辦法抵抗統治階級利用他們來鎮壓勞工。但這顯然不是警察工會在今天發揮的作用。

事實上,許多城市的警察都利用其參與在更廣泛的工人運動來掩飾自己。工人運動不能保持沈默,必須捍衛被警察虐待的黑人工人階級和移民社區。必須要求警察工會拒絕種族主義的警務政策,並同意支持清除警察中那些有暴力和種族主義執法記錄的人,以便允許警察工會留在或加入勞工委員會。

安全、公正的社會

為了使人們生活在一個不必擔心國家壓迫和種族主義的社會中,我們必須與資本主義決裂。正如我們在最近關於明尼阿波利斯運動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樣:

“工人政府的核心任務是與奴役、帝國主義和一切不平等現象作鬥爭。在工人政府底下,主要公司被收歸公有,工人階級民主控制經濟,並為打造一個擺脫種族主義警務、剝削和壓迫的社會創造條件。 這將包括工人階級社區自我組織,保護自己,維護安全。

總的來說,廢除警察和監獄、終結國家鎮壓的進程,與終結和超越資本主義、建立真正的平等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進程彼此交織。明尼阿波利斯市議會不會去做這些,而是​​需要工人階級組織有意識地進行革命運動來實現它們。 ”

社會主義替代主張:

立即解雇並起訴所有實施暴力或種族主義襲擊的警察。
將國民警衛隊從明尼阿波利斯和其他地區撤出,結束城市宵禁。他們對於種族正義沒有任何貢獻,而被用來鎮壓抗議活動,恐嚇工人階級社區,傷害報導非暴力抗議活動的記者,以及保護銀行和警察局。
結束警察的軍事化。禁止警察使用催淚彈、橡膠子彈、鎖喉和軍事裝備。解除巡警的武裝。
將警務置於民主選舉的公民委員會的控制下。這些應發揮真正的作用,例如擁有雇用、解雇、審查預算優先事項以及傳喚的權力。所有這些都應該公開進行。
大幅削減警察預算,並將這些資金重新投資到學校和可負擔住房中。大幅征收富人稅,並將資金投資於綠色工作、社會計劃、公共教育和永久可負擔社會住房。
警察工會以支持濫權警察的反動分子主導,不應被工人運動掩飾。工人運動必須站在抗議者一方果斷開展工作,反對種族主義和警察暴力。必須要求警察工會拒絕種族主義警務政策,並同意支持對警察隊伍的清理,否則不能讓警察工會留在或加入勞工委員會。
政治代表——兩大黨都忠於種族主義和壓迫性的資本主義制度。民主黨市長和市議會在阻止殺人警察方面毫無作為。我們不應相信哪個大黨能代表我們。我們需要建立一個獨立於大企業的新的多種族工人階級戰鬥政黨。
整個體制都很罪惡——麥爾坎·X說:“你不可能實現不帶種族主義的資本主義。” 為了贏得長久的變革,必須將對抗警察種族主義和財團政治體制的鬥爭擴大為與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以及爭取社會主義替代方案的鬥爭。

托洛茨基在挪威

今年是偉大的革命者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特務懦夫地暗殺80周年紀念。托洛茨基當時在墨西哥流亡,但斯大林獨裁仍然懼怕他的思想,還有以1917年十月革命的真正思想來建立個群眾性革命馬克思主義國際的潛力。


托洛茨基與同列寧共同領導了當年的革命。為了紀念托洛茨基對於世界工人階級運動的巨大政治和理論遺產,以及他在1930年代反抗斯大林主義、法西斯主義和資本主義可怕反動的勇毅,我們在此首次地以中文出版一系列相關文章。

1930年代,托洛茨基和他的家人發現他們無法獲得安全的庇護。先是被驅逐出法國,然後被拒絕進入英國,他們只能搬到挪威。本文描述了斯大林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和所謂“民主派”人士是如何共同讓托洛茨基在這個星球上沒有簽證而顛沛流離生活的日子永遠無法結束。

1929年,托洛茨基被斯大林驅逐出蘇聯。他、妻子娜塔莉亞•謝多娃(Natalia Sedova)和兒子列夫•謝多夫(Lev Sedov)被從一個流放地趕到另一個流放地,先後長達十多年。 1935年,托洛茨基和娜塔莉亞來到了挪威,在那裏生活了18個月。他們在赫訥福斯(Hönefoss)郊外的新家,作為社會民主派編輯康拉德·克努德森(Konrad Knudsen)的客人。新家的田園風光與周圍正醞釀的政治風暴可謂形成鮮明對比。

在斯大林的壓力下,在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大審判的開始階段這一關鍵時刻,挪威工黨政府要將托洛茨基軟禁起來,不讓他與外界有任何聯系。 “當我今天回顧這段被關押的日子時”,托洛茨基後來承認,“我必須說,在我的整個生命過往中——我經歷過許多事情——從來沒有在任何地方,像挪威的所謂‘社會主義’政府那樣,對我進行過如此過分的嫉恨迫害。 在四個月的時間裏,這些滿嘴​​民主的虛偽的部長們企圖將我束縛住,以阻止我抗議史上最大的罪行。 ”

挪威工黨上台

1935年6月,在約翰•尼高斯沃爾(Johan Nygaardsvold)首相的工黨政府上台後,托洛茨基從法國來到挪威。法國激進黨政府曾威脅要把他驅逐到法國殖民地去。托洛茨基回憶說:“我似乎要在馬達加斯加和奧斯陸之間做出選擇”。在挪威,迎接他的是工黨的一些領導人,他們急於見到這位紅軍的傳奇創始人。他後來回憶說:“從我與工黨領導人的第一次接觸開始,我就聞到了一股濃重的發黴味,那是易卜生劇作中極力譴責的保守主義的味道。”

新任司法部長特呂格韋•賴伊(Trygve Lie)敦促托洛茨基接受該黨日報《工人日報》的采訪。托洛茨基是在部長保證這不會違反他的庇護條件後才同意的。庇護條件規定托洛茨基不得參與挪威內部事務。 《工人日報》表達了大多數挪威工人對托洛茨基發自內心的熱情,它寫道:“這個國家的工人階級和所有思想正確、沒有偏見的人都會對政府的決定感到高興。庇護權不能成為一紙空文,而應成為現實。挪威人民對托洛茨基在他們國家的存在感到榮幸。”

盡管當時托洛茨基主義在北歐的力量薄弱,但托洛茨基很快就適應了忙碌的生活,他在克努德森的家裏接待來訪者進行討論,並與世界各地的志同道合者通信。他在這裏寫下了《被背叛的革命》,分析了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國家的墮落。他在這本書中第一次闡述了蘇聯需要一場補充性的政治革命,以掃除由於革命的孤立而產生的官僚和官員的特權階層。

1936年8月,國內外的事件發生了只有革命者才能完全掌握的那種戲劇性轉變。從一開始,挪威自由派和反動派,包括吉斯林(Quisling)少校的法西斯黨派“國民聯盟”(Nasjonal Samling),就反對托洛茨基待在挪威。 8月初,一車暴徒強行闖入克努德森的家,冒充警察,要求搜查托洛茨基的住處。托洛茨基和他家的主人外出釣魚,但克努德森的女兒看穿了納粹的偽裝、阻止了納粹分子,堵住了托洛茨基的房間入口,而她的哥哥則去找警察。在他們離開的時候,吉斯林的人從門口附近的一張桌子上拿走了幾份文件。然後他們發表了一份新聞聲明,聲稱持有不利於托洛茨基的文件,“他違背他給挪威當局在逗留挪威期間保持政治上不活躍的承諾。”

被盜的文件幾乎沒有什麽值得人們震驚的:不過是一篇已經在美國周刊《國家》(The Nation)上發表的關於法國的文章,以及一封給法國托派的信。然而,這些 “證據”後來成為挪威當局翻臉、最終將托洛茨基驅逐出境的借口。這與我們今天看到的事件很類似。庇護權首先受到極右翼的攻擊,然後主流政黨越來越多地采用他們的立場——以對抗極右翼的名義來使用!

國民聯盟的3名成員因闖入並盜竊托洛茨基的文件而被逮捕和起訴。他們此前在希特勒的秘密警察——蓋世太保的命令下,24小時監視托洛茨基長達一個月。瑞典報紙《每日新聞報》(Dagens Nyheter)在1936年8月11日寫道:“蓋世太保是挪威納粹政變的幕後黑手。”報導說,被盜文件的副本被送到了德國。蓋世太保急於知道托洛茨基在德國流亡者中的聯絡人,而挪威納粹則將反對托洛茨基的運動視為在即將到來的議會選舉中進行全國宣傳的一種手段。

莫斯科審判

8月14日,闖入事件發生十天後,“老布爾什維克”格裏高利•季諾維也夫(Gregory Zinoviev)、列昂•加米涅夫(Leon Kamenev)以及14名同案被告,在莫斯科以“恐怖主義”的罪名面臨死刑審判。這就是被稱為 “莫斯科審判”的一系列可怕陷害的開始。其中,被告們被控陰謀殺害斯大林,並與德國和日本帝國主義結盟。據斯大林的檢察官、前孟什維克的安德烈•維辛斯基(Andrei Vyshinsky)說,這個陰謀的領導人是托洛茨基和他的兒子列夫•謝多夫。謝多夫是第四國際運動國際書記處的成員,當時住在法國,18個月後,32歲的他被斯大林的格別烏(克格勃的前身)特工殺害。

一夜之間,世界各地的報刊上充斥著維辛斯基的指控。 《每日新聞報》(Dagens Nyheter)刊登了“托洛茨基即使在蘇維埃俄國也是危險人物——計劃謀殺共產黨人”的標題,報導說他“親自從國外向蘇維埃俄國派了一群恐怖分子。 ”

托洛茨基回擊說:“我可以立即宣布,塔斯社(蘇聯官方通訊社)關於我的恐怖活動的聲明是史上最大的誣捏之一。我在此聲明,這些指控全然不實。對於每一個熟悉近代政治史的人來說,毫無疑問,塔斯社所散發的報告完全無法反映我的思想和我的全部活動,而我的思想和活動目前完全是用於寫作的。我強調說,自從我到挪威以來,我與蘇聯沒有任何聯系。我在這裏沒有收到那裏的哪怕一封信,也沒有直接或通過其他人給任何人寫信。 我的妻子和我無法與我們的兒子進行半句交談。我兒子是一名科學家,與我們沒有任何政治聯系。”

最後面的講法是托洛茨基和娜塔莉婭為了盡力保護他們的小兒子謝爾蓋,因為謝爾蓋還住在俄國。但其實謝爾蓋根本沒有參與政治。盡管如此,他還是在1937年被逮捕,並被指控為 “大規模毒害蘇維埃工人”而被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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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審判也是荒誕的。兩位老革命家身心俱損,承認了不可能的罪行,簽署了自己的死刑令。托洛茨基評論說:“即使是誹謗也應該言之成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34年12月列寧格勒黨領導謝爾蓋•基洛夫(Sergei Kirov)被暗殺後已經入獄,而實際上斯大林的格別烏要為暗殺罪行負責。莫斯科審判中充斥著這樣明顯的不協調之處。報紙寫道:“蘇聯新聞界至今沒有宣傳,他們(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自1935年1月起被關押在監獄裏,如何還能領導反對派團體、如何還能與外國勢力的特工和間諜保持聯系。”(8月20日)

最終全部16名被告被處決。維辛斯基的閉幕言論令他們幸免的一切微弱希望破滅:“我要求對發瘋的狗、每只狗都要開槍!”

1930年代的血腥大清洗無異於斯大林發動的一場單方面內戰,以壓制一切反對官僚統治的勢力。在1936-37年間,至少有800萬人被捕並處決了100萬人。反共書刊,例如《共產主義黑皮書》,認為斯大林的政權是從列寧的政權自然演變而來的,但卻無法解釋為什麽會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不得不清算掉一整代與列寧有親密關系的老布爾什維克。十月革命的傳統被抹煞。這場審判完全依靠莫須有的罪名,用以合理化斯大林的大清洗。

未出席的托洛茨基是審判的主要對象,這絕非偶然。他是十月革命領導人之一,繼續為布爾什維主義的思想而戰,並為反對斯大林主義的鬥爭制定了綱領。格別烏使用酷刑和對被告家屬的威脅來獲取供詞,這將波及托洛茨基,並合理化鎮壓。有些人認罪,是為了他們能在最後一刻幸免的絲微希望。那些不可屈服的人是在偽“秘密審判”後被槍決的,就像當時以傳奇將領圖哈切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y)為首的8名紅軍高級軍官在1937年6月被安上“希特勒特工”罪名而被處決那樣。當中3個人和托洛茨基一樣也是猶太人。這是一次大清洗的經典畫面,這次大清洗使得直到1941年德國入侵時,紅軍軍官幾乎被摧毀。托洛茨基警告說:“犧牲蘇聯國防是為了保住官僚集團的自我利益。”

挪威政府屈服於斯大林的壓力

莫斯科大審判使整個世界感到驚訝,包括共產國際在全世界的支部。就在新聞從莫斯科傳出前幾個小時,挪威共產黨於8月14日組織一次公開會議,抗議法西斯對托洛茨基的襲擊。在幾天之內,這種“錯誤”得到“更正”,因為法國斯大林主義者的報紙《人道報》(L’Humanité)寫道,挪威法西斯主義者對托洛茨基進行了“友好訪問” !

托洛茨基後來表示,“我感覺自己好像在瘋人院裏”。他決定即使是指控再可笑也要回應,以便毫無疑問地還自己清白,並揭露斯大林政權的動機和本質。 “根據指控,我的恐怖活動主要是在丹麥、法國和挪威進行的。在這些國家中,我被指控犯下的罪行是要受到懲處的。因此,我要求他們對我提起法律訴訟。我要親自揭露世界歷史上最嚴重的罪行之一。”(瑞典《每日新聞報》,1936年8月26日)

8月27日,挪威法務部發表聲明,聲稱托洛茨基違反了他的庇護條件。就這樣,他完全被圍困住了——法西斯主義者、斯大林主義者以及受斯大林壓力的工黨政府都希望令他噤聲。托洛茨基被迫簽署一項承諾,即避免“直接或間接、口頭和書面地幹涉其他國家當前的政治問題”。他拒絕簽署,並在賴伊的命令被軟禁,被禁止發表公開聲明。政府害怕大選落敗,正屈服於來自莫斯科、納粹以及不想與莫斯科抗衡的航運和捕魚業所有者的共同壓力。一如往常,當他們的階級利益受到威脅時,資本家可以廢掉崇高的言論自由權或反對暴政的鬥爭。

當托洛茨基在8月28日被要求在對國民聯盟的成員進行入室盜竊審判時提供證據時,他發現自己在船塢中。他在警察的監督下被帶到法院,對他在挪威的政治活動以及他是否曾批評外國政府進行了兩個小時的審訊。法官隨後宣布托洛茨基自己承認已經違反了他獲得庇護的條件。他從法庭趕往與賴伊的會面。賴伊堅持托洛茨基簽署一項新的、相對前一天的稍作修改的承諾,其中包括以下內容:“我進一步同意,我發送的或我、我的妻子和我的秘書接收的所有郵件、電報、電話將受到審查⋯⋯”!

他們希望得到他的簽名,因為根據挪威憲法,政府無權監禁未犯任何罪行的托洛茨基。後來成為聯合國秘書長的賴伊不得不執行獲取皇家法令,以合理化追溯托洛茨基和納塔莉婭過往行為的逮捕行動——當時這兩人都沒有被要求簽署任何東西!托洛茨基回憶說:“有才的司法部長只需以我自己的自由意志邀我索要鐵鏈和手銬,就可以填補當地法律中的空白。我堅定拒絕。” 他告訴賴伊,如果他相信自己能在連斯大林都失敗的地方取得成功,那無異於患上自大妄想癥。

現在他被置於更加嚴格的監控之下。他的兩位秘書歐文·沃爾夫(Erwin Wolf,後來被格別烏綁架並謀殺)和讓·凡·海耶諾特(Jean Van Heijenoort)被驅逐出境。幾天後,托洛茨基和納塔莉婭被轉移到許呂姆(Hurum)一個新的拘留所。沒有人獲準訪問他們,並且負責審查托洛茨基郵件的警察由國民聯盟成員指揮。其中一名納粹分子在吉斯林戰時政府的領導下成為警察局長。

托洛茨基總結了他的處境:“法西斯主義者企圖突襲我的家。斯大林指控我與法西斯主義者結盟。為防止我反駁他的謊言,他利用民主派盟友讓我遭到監禁。其結果是他們把我的妻子和我關住了——由三個法西斯主義工作人員監督。即使進行最瘋狂的幻想,也沒有一個國際象棋棋手能夠如此理想的部署棋盤。”

托洛茨基和納塔莉婭的拘留引起了強烈抗議,甚至在國家官僚機構中也是如此。這就是賴伊依靠法西斯主義者從事骯臟工作的原因。當賴伊出人意料地對托洛茨基進行拜訪時,他收到了以下警告:“您正在為法西斯主義鋪平道路。如果西班牙和法國的工人沒能救您,那麽您和您的同事將在幾年內像您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前輩那樣被迫流亡海外。”希特勒在1940年4月入侵挪威時,相信部長回憶起了這番話。

對庇護權的嘲弄

盡管工黨部長們始終否認這一點,但他們對托洛茨基的迫害是對斯大林的屈服。托洛茨基被切斷了與外界的一切接觸,無法回應對他不利的誹謗,無法與他的支持者講話。挪威政府監禁他,為斯大林提供了有力宣傳武器——如果托洛茨基不是從挪威散步恐怖主義,挪威當局為什麽要逮捕他?維辛斯基在《布爾什維克》雜志上寫道,托洛茨基的緘默證明了他有罪。當托洛茨基試圖利用法院進行聆訊時,他決定起訴兩名報紙編輯(一名法西斯主義者和一名斯大林主義者)誹謗他,因此,賴伊以一項新法令介入並終止訴訟。

政府的主要人物越來越清楚地表明他們希望擺脫托洛茨基。尼高斯沃爾在內閣會議上說,如果托洛茨基不接受政府的新條款,“我們將把他送到西伯利亞”。 8月30日,蘇聯外長馬克西姆·利特維諾夫(Maxim Litvinov)要求將托洛茨基驅逐出挪威。工黨部長們確實可能將托洛茨基移交給斯大林(就像希臘和其他歐盟列強在1999年將庫爾德工人黨領導人阿卜杜拉·奧賈蘭Öcalan移交給土耳其當局一樣)。

圍繞托洛茨基的案子及其迅速消失的庇護權的意義,相關的辯論開始了。 1936年8月27日,瑞典《每日新聞報》的社論說:“挪威政府真的確定托洛茨基過去一年的活動是否在庇護權的限制條件之內?……首先是規管的問題。”

在托洛茨基被捕的那天發表的這篇文章呼應了斯大林和吉斯林的指控。當時,資產階級新聞界和政界人士宣布自己在斯大林與托洛茨基之間的沖突中是“不偏不倚的”,但他們實際上是在支持斯大林。

由於墨西哥於1936年12月決定批準托洛茨基的庇護,在經歷了4個月的失聲和不確定性之後,他的挪威牢房的大門被打開了。聽到托洛茨基的離開,蘇聯大使向賴伊送上鮮花。

托洛茨基遇刺80周年之後

流放與迫害

托洛茨基與同列寧共同領導了當年的革命。為了紀念托洛茨基對於世界工人階級運動的巨大政治和理論遺產,以及他在1930年代反抗斯大林主義、法西斯主義和資本主義可怕反動的勇毅,我們在此首次地以中文出版一系列相關文章。

托洛茨基通過對反資本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分析與鬥爭;為今天的階級鬥爭提供了至關重要的經驗與教訓。

這篇有關托洛茨基遇刺的文章,於1980年首次刊登於戰鬥派(the Militant tendency,即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英威蘇支部於當時的前身)的理論性季刊。

「斯大林在完全不同的層次上鬥爭,他不是攻擊對手的思想,而是攻擊對手的頭顱。」

Lynn Walsh,原文寫於1980年,現內容有微調

今年(1980年)是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逝世40周年。

在1940年8月20日,拉蒙·麥卡德(Ramon Mercader)用冰鎬對托洛茨基造成致命一擊,前者身份為斯大林秘密警察「格別烏」(GPU,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派往墨西哥的特工。斯大林這麼做是為了謀殺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是被放逐的革命者,過去是十月革命領袖列寧身旁的戰友,曾創立並領導紅軍,同時也是第三國際(共產國際)創始人之一。

托洛茨基遇刺,不僅僅是斯大林的惡毒的邪念所造成的。

這還是針對所有世代的布爾什維克領袖及所有的後輩青年革命者而來的系統性血腥恐怖之終極表現,因為他們正準備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真正思想,並對抗為官僚所控、充滿壓迫的政權。

當格別烏1940年拿下托洛茨基時,他的家人、許多密友和合作者,以及無數國際左翼反對派領導人和支持者,已被謀殺或被逼上自殺之路。

盡管官僚們謀殺了整整一個世代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以排山倒海的力氣要把托洛茨基的思想和歷史作用埋葬在謊言、誹謗和史實扭曲捏造之下,托洛茨基的思想卻從未像現在 (原文年代為1980年代初)這樣對工人階級中的活躍份子產生連結和吸引力。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受限的前殖民地國家,以及俄羅斯與東歐的畸形工人國家當中,無疑有著新革命得以發展的遠景。

今年8月,資產階級媒體也無疑會很不情願地承認這點。可預見資產積極媒體一定又會因為不能理解托洛茨基的真正歷史作用,又或故意掩蓋混淆和托洛茨基有關的政治問題,而寫下一大堆廢文。

例如,盡管存在無可辯駁的證據(當時已有些明確證據,後來又發現了更多佐證),一些周刊(例如1978年12月8日的《新政治家》)似乎仍在急切地為斯大林主義開脫,甚至試圖否定格別烏在托洛茨基被謀殺一案中的罪嫌。

但從根本上來說,有個老問題將不可避免地被人——例如1930年代的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提出:如果托洛茨基是布爾什維克黨其中一位最重要的領導人兼紅軍統領,那麼為何他讓斯大林把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為何托洛茨基為何不親自奪權就好?這些問題無疑將再次引起托洛茨基「太過教條主義」、他的政治觀「不切實際」以及斯大林比他「聰明得多」的論點。而提出這些論點則必然意味著斯大林比托洛茨基來得更加「務實」,而且也更為「精明」和「有力」。

托洛茨基則親自完全地駁斥了這些觀點,不僅是在回答馬克斯·伊斯特曼的問題上,並還對蘇聯工人國家的墮落原因進行了全面分析,而且批判了官僚們的政治觀。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把1923年以後所爆發的沖突僅僅歸結於彼此對立的領導人之間的權力鬥爭是個完全錯誤的看法。

托洛茨基在1935年寫道:「從世界革命仍在走下坡路的觀點來看,這點預先註定了官僚政治的勝利,因而也是斯大林的勝利。無用的觀察家和蠢人把這種結果歸因於斯大林有著強大的個人力量,又或者至少認為這是因為他它特別狡猾。其實,導致這種結果的更深原因在於歷史的推動力。斯大林的出現是作為革命的第二章──『黎明以後』 的半自覺表現。」 (《流亡中的日記》,第38頁,參考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流亡中的日記(1935年)》,下同)

托洛茨基和1917年的任何一名布爾什維克領導,都不認為俄羅斯工人階級能夠在一個經濟與文化還處在原始狀態的國家中孤立地建立社會主義社會。

他們堅信工人必須掌權才能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未完成的任務,但是當論及如何完成推進社會主義革命的迫切任務時,俄國工人階級便只能與更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工人階級一同合作進行才行,因為與資本主義社會相比,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需要更高級的生產力和物質文化水平。

1923年德國革命的失敗(這得歸咎於斯大林和布哈林所組成的領導層之誤判)令蘇聯更加被孤立,被迫退而採取新經濟政策,加快了官僚階層的形成,他們將自己追求安寧、渴望特權和使自己能夠舒適生活的私慾擺在世界革命的利益之上。

官僚中的統治階層們「迅速的發現到斯大林其實是他們的一份子」,而且他反映了官僚層的利益。斯大林開始與「托洛茨基主義」作鬥爭,他創造出了一個披著馬克思主義和列寧外皮的異形怪物,以便歪曲和汙衊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對派所捍衛的馬克思主義和列寧思想的真正意涵。官僚們害怕反對派恢覆工人民主的計劃會在新世代的年輕工人們中得到回響,從而為反對腐敗官僚的鬥爭提供新動力,而這激起了斯大林對反對派的血腥鎮壓。反對派的信念是「斯大林的夢魘,因為他知道信念是有爆炸力的,知道自己在信念面前是軟弱無力的,這便是這個殘忍的傢夥惶惶不可終日的根源。」(《流亡中的日記》,第66頁)

這種恐懼也說明了斯大林為何會產生渴望對托洛茨基及其家人報仇的個人情緒。如托洛茨基所說,斯大林「夠聰明到能了解就算今天的我,也不會和他換位思考、對他予以同情……因此我在他這人的心理如鯁在喉。」(於1935在法國的一間「感化院類型的監獄」中所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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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逐與流亡

托洛茨基預先地指正了「沖突在某種程度上只是『誤解』或不願妥協的結果」這種錯誤的想法。托洛茨基談到了當他在1928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圖時,有位「富有同情心」的工程師(其實可能是「秘密地派來以了解托洛茨基意向」的探子),問他是否認為自己不可能用任何方法與斯大林和好?而托洛茨基是這麼回答他的:

「我回答他的大意是說在那時重新和解是不可能的,這不是因為我不想和解,而是由於斯大林不肯同我和平相處。官僚主義迫使他把這個進程繼續進行到底。他問:『它將怎樣結束呢?』我回答說:『最後只會個糟糕的結局,斯大林不可能有任何其他方法來解決它。』看來,我的來訪者大吃一驚。顯然它沒有料到這樣一個回答,於是他匆匆離去。」(《流亡中的日記》,第39頁)

自1923年起,托洛茨基在俄國共產黨發起了一場黨內鬥爭,他寫下一系列的文章(這些文章被發表在《新路向》書中),開始警示革命後所會出現的危機。落後國家的革命勢力被孤立於一地,導致布爾什維克黨和國家的官僚制度開始萌芽,托洛茨基開始對抗黨在斯大林統治下所結成的官僚主義之肆意妄為。

在列寧1924年的去世不久前,他曾同意與托洛茨基一同對抗在黨內出現的官僚主義風氣。

當托洛茨基和一群左翼反對派開始為覆興工人民主而進行鬥爭時,政治局出於權責而承諾恢覆共產黨內的言論自由和批評自由,但是斯大林及其同夥人卻設法使這項諾言停留於一紙空文。

四年後(192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的第十周年),托洛茨基被迫離開克裏姆林宮,並與他的反對派同仁們一同避難。一周後,托洛茨基和共產國際的第一任主席季諾維也夫被開除黨籍,在那第二天,托洛茨基的反對派同志兼好友阿道夫·越飛(Adolph Joffe)自殺,以死來抗議斯大林的獨裁領導。越飛是托洛茨基的同志、朋友和家人中第一個被斯大林政權逼死或直接殺害的人。斯大林政權系統性地殘酷鎮壓其反對者,並在真正的工人民主制與自己官僚機構的極權手段之間闢築了一道由鮮血所匯流的長河。

在1928年1月,托洛茨基第三次被迫流亡國外。他先是被驅逐到中國邊境附近的一個俄羅斯小鎮阿拉木圖(Alma-Ata,今天是哈薩克斯坦的一部分),然後又從那裡被驅逐到土耳其,並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馬爾馬拉地區(現伊斯坦布爾)的比於卡達島(Prinkipo Island)上居住。

為了使托洛茨基的寫作和政治工作陷於癱瘓,斯大林襲擊了他的由五、六個親密合作者所組成的小「核心班子」: 「格拉茲曼被迫自殺;布托夫死於格勃烏的監獄中;布魯姆金被槍殺;謝爾穆克斯和波茲南斯基被流放。斯大林沒有料到甚至沒有一個祕書,我也能繼續進行有計畫的寫作,還能夠建立一個新的核心班子來替代舊的。在某些問題上,甚至最機敏的官僚主義者都表現為一個不可思議的目光短淺的人!」(《流亡中的日記》,第40頁)所有這些革命者在過去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內戰期間擔任軍事秘書處成員,或是在托洛茨基的武裝部隊中效命。但是,這正如托洛茨基所說的,斯大林「正在另一個戰場上用著另一個手段進行著鬥爭」。

但是如果斯大林在流放托洛茨基後便隨即將秘密警察的大部分力量(秘密警察的各種名稱:契卡Cheka、格別烏GPU、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內衛部隊MVD和克格勃 KGB)投入到策劃和執行暗殺托洛茨基的行動,那麼為什麼斯大林為何在起先時會允許讓他的敵人被流放呢?

在1932年1月致政治局的公開信中,托洛茨基公開示警說斯大林將會著手於奪走他的生命。他寫道:「在1924~1925年期間,斯大林就提出過對本信的作者使用恐怖手段的問題。斯大林在少數人的會議上曾經權衡過同意和反對兩種理由。同意的理由是清楚而明顯的。反對的主要理由是這樣的:勇於獻身的青年托洛茨基分子太多,他們可能會報以反恐怖行動。」(《訴狀》 1932年,第9頁,翻譯取自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致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監委主席團的信》一文)。

而這些會議內容是由曾短暫與斯大林組成「三駕馬車」,但後來又突然開始反對斯大林的二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所向托洛茨基通報的。

迫害

但「斯大林後來得出結論,認為將托洛茨基驅逐出蘇聯是個錯誤」,托洛茨基寫道:

「…與他的盤算相反,事實證明,思想有自己的力量,即使沒有機關和沒有經費也一樣。

共產國際是一個龐大的機構,但在理論上和政治上卻完全一無所有。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自然也包括革命的列寧主義)的未來,今後是同左翼反對派的國際幹部密切地聯繫在一起的。什麼樣的捏造也無濟於事。

反對派在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主要著述,都將用各種語言出版。所有國家都存在堅不可摧的幹部隊伍,盡管目前人數還不多。

斯大林清楚地知道,國際反對派思想的堅定性和蓬勃發展對於他本人、對於他那虛假的『威望』、對於他那波拿巴主義的力量,是多麼可怕的危險。」(《托洛茨基文集》,1932)

在他流亡到土耳其的初期,托洛茨基寫下了不朽的《俄國革命史》和他輝煌的自傳《我的生平》。通過與其他國家反對派的大量通信,特別是通過《反對派通訊》(1929年秋出版),托洛茨基開始凝聚起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國際反對派的核心力量。托洛茨基曾預測,斯大林會利用格別烏進行殘酷的清洗,並試圖摧毀一切對他不利的東西,這一預言很快得到證實。在土耳其流亡的最後一段時間裡,托洛茨基遭到了殘酷的打擊,他的女兒季娜伊達(Zinaida)因為疾病與抑鬱,在柏林自殺身亡。她的丈夫普拉東·沃爾科夫(Platon Volkov)是一名年輕的反對派激進分子,後來被捕並永遠消失。托洛茨基的第一任妻子亞歷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婭(Alexandra Sokolovskaya)是第一個向托洛茨基介紹社會主義思想的人,她被送往集中營,在那裡死去。後來,托洛茨基的兒子謝爾蓋(Sergey),一名沒有任何政治興趣或政治交際的科學家,以「毒害工人」的罪名被捕——托洛茨基後來得知他已死在獄中。除了對思想的病態恐懼,「個人報覆的動機向來是斯大林制定鎮壓政策時的一個重要因素。」(《流亡中的日記》,第66頁)

此外,格別烏從一開始就滲透進托洛茨基的住所和左翼反對派團體。出沒於歐洲的反對派組織、或到比於卡達(Prinkipo)訪問協助托洛茨基的人裡,都有可疑人士。例如,雅各布•弗蘭克(Jakob Frank),一位曾在比於卡達與托洛茨基工作過一段時間的立陶宛猶太人,後來轉向斯大林主義。另一個名為卡林(Kharin,別稱約瑟夫Joseph)的人,將一版《反對派通訊》的文本交給了格別烏,從而嚴重破壞了該份通訊的製作。還有密爾(Mill)(保羅.奧肯Paul Okun,或奧賓Obin)的例子,他也投奔了斯大林主義者,這讓托洛茨基和他的合作者不確定這些人到底只是叛徒還是格別烏臥底。

為什麼這些人會被接納為真正的合作者呢?在評論密爾的背叛時,托洛茨基指出:

「從組織的角度來看,左翼反對派處於極其困難的處境。過去沒有一個革命黨遭受過這樣的迫害。除了受到各國資本主義警察的鎮壓外,反對派還受到斯大林主義官僚機構不擇手段的打擊…當然,俄羅斯支部的處境是最艱困的…

但要在國外找到一個俄國人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即使是為了純粹技術上的職能,也是一項極其困難的任務。這一點,也只有這一點,解釋了密爾有一段時間能夠進入左翼反對派的行政書記處。當時需要一個既懂俄語又能擔任書記職務的人。密爾曾經是官方政黨的一員,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可以聲稱有一定信心擔任這個職位。」(《托洛茨基文集》,1932,第237頁)

回顧過去的經驗,缺乏足夠的安保措施顯然會造成悲慘的後果。但是由於資源極其有限,而且托洛茨基知道,對滲透的恐懼、對支持反對派工作的人過分懷疑,可能會適得其反。此外,托洛茨基對人的性格有著積極、樂觀的看法,他不願讓個人蒙受種種盤問與針對個人的調查。

然而,有一位到訪比於卡達的訪客絕對是一位專業的格別烏特務。這名特務的奸計很久之後才被發現,從而使人看到了格別烏謀害托洛茨基和反對派的手段。這個人就是亞伯拉罕·索伯勒維丘斯(Abraham Sobolevicius),他被稱為「塞寧」(Senin),是德國左翼反對派的領導成員,與他同夥還有他的兄弟,魯文·索伯勒維丘斯(Ruvin Soblevicius),他以「羅曼·維爾」(Roman Well)的名字為人所知。

兩兄弟密謀破壞德國小組的活動,並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1933年,希特勒掌權後,他們回到了位於莫斯科的格別烏總部。但在此之前的1932年,托洛茨基短暫到訪哥本哈根,與「塞寧」當面對質,並譴責這名「所謂的托洛茨基派」是「八成是斯大林主義者的特務」。托洛茨基寫道:「用好聽的說法,我們只會稱這些人(索伯勒維丘斯兄弟)是革命的敗類。」他還評論說,這些特務和莫斯科的格別烏之間肯定有聯繫。

大清洗審判

很久之後,「塞寧」本人親自證實這點,他承認:「我服務蘇聯秘密警察的時間可以追溯到1931年」(盡管幾乎能肯定他們從更早就開始)。「這份工作是替約瑟夫·斯大林監視托洛茨基,斯大林癡迷於了解他憎恨的對手的一舉一動與所思所想,甚至是在流亡的期間……在1931年和1932年的兩年時間裡,我暗中監視托洛茨基和他周圍的人。托洛茨基毫無懷疑,邀請我到他在土耳其比於卡達戒備森嚴的家中做客。然後我向克裏姆林宮匯報了托洛茨基私下告訴我的一切,包括他對斯大林的尖酸評論。」

這件事於1957-8年間在美國被揭露,「塞寧」現在的名字是傑克·索布爾(Jack Sobel),作為俄羅斯在美國的一個間諜組織的核心成員受審。傑克·索布爾在口供中、在受審時、在其同夥茲博羅夫斯基(Mark Zborowski)受偽證審判時、以及有關間諜活動的參議院聽證會的證詞中,他和他的兄弟(現在被稱為羅伯特.索布爾Robert Sobel)詳細證實了格別烏在謀害托洛茨基及其家人和支持者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托洛茨基渴望逃離孤立的比於卡達,找到一個更靠近歐洲事件中心的基地。但是資本主義民主國家根本不願意給予托洛茨基政治庇護的民主權利。最終,在1933年,托洛茨基獲準進入法國。然而,政治緊張局勢的加劇,特別是民族主義和法西斯右翼勢力的壯大,很快導致法國達拉第(Daladier)政府下令驅逐他。幾乎每個歐洲政府都已拒絕給予他政治庇護。正如托洛茨基所寫,他生活在一個「沒有簽證的星球」上。1935年,托洛茨基在挪威找到了一個短暫的避難所,在那裡他寫下了《被背叛的革命》(1936)。

托洛茨基在法國時寫道:「說謊、弄虛作假、偽造以及濫用審判,達到了迄今以前歷史上所未有的地步……」(《流亡中的日記》,45頁)。但在他抵達挪威後不久,莫斯科的第一次大清洗審判就在全世界面前爆發了。「目前蘇聯正在進行一場擾亂人心的審判。」托洛茨基在日記中評論道;「斯大林專政來到全新的界線。」

在第一次駭人聽聞的作秀公審,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布爾什維克黨的其他重要領導人都以捏造的罪名被控罪,背後是偽造供詞、殘酷施壓、施以酷刑和威脅被告家屬。主要被告被判處死刑並立即執行。斯大林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運動達到了高潮。

在這些大清洗的審判中,托洛茨基作為缺席的主要被告,被指控進行了數不清的陰謀活動,據稱其目的是暗殺斯大林、沃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和其他蘇聯領導人,並秘密勾結希特勒和日本天皇,意圖摧毀蘇維埃政權並使蘇聯解體。

與此同時,斯大林對挪威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壓力以限制托洛茨基,防止托洛茨基對莫斯科的卑鄙指控作出回應和反駁。為了避免遭到監禁,托洛茨基不得不另尋避難所,他急切地接受了墨西哥卡德納斯政府提供的庇護。途中,托洛茨基回憶起了他寫給政治局的公開信,在信中,他預見了斯大林的「世界範圍的官僚主義誹謗運動」,並預言了對他的暗殺企圖。托洛茨基以令人不寒而栗的預感補充道:「斯大林在完全不同的層次上鬥爭,他不是攻擊對手的思想,而是攻擊對手的頭顱。」(《托洛茨基文集》,1936-37,第44頁)

在俄羅斯,清洗的範圍並不僅限於少數老布爾什維克或左翼反對派。每有一位領導人出現在公審中,就有成百上千的人被秘密地關押起來,或被送到北極的勞改營等死,或在監獄的地窖裡被草草處決。在大清洗中,至少有800萬人被捕,還有500到600萬人在勞改營裡無人過問,其中許多人被處死。毫無疑問,左翼反對派的支持者,托洛茨基思想的追隨者,承受著最殘酷的鎮壓。

利奧波德.特雷伯(Leopold Trepper),一位真正的革命者,曾被捲入格別烏裡面,在他最近出版的回憶錄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但當時有誰抗議?誰站出來表達他的憤怒?」(《偉大的遊戲》The Great Game, 1977)。他自己回答了這個問題:「托洛茨基派可以要求這一榮譽。這群人以他們的領袖為榜樣,這位領袖被斯大林用冰鎬的一端獎勵他的頑強不屈,他們與斯大林主義戰鬥到死,而且他們是唯一這麼做的人。大清洗的時候,他們只能在冰冷的荒原上大聲反抗,他們被拖到那裡等著被消滅。在勞改營裡,他們的行為令人欽佩。但他們的聲音消失在苔原上。今天,托洛茨基派有權利指責那些曾經狼狽為奸的人。然而,請他們不要忘記,他們擁有比我們更大的優勢,即擁有一個能夠取代斯大林主義的連貫的政治體系。在目睹革命遭到背叛的極度悲痛中,他們仍有一些信念必須堅持。他們不『認罪』,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認罪對黨和社會主義都沒有好處。」(56頁)

俄羅斯的大清洗也與斯大林對革命以及1936年夏天西班牙爆發的內戰進行直接的反革命介入有關。通過莫斯科控制的西班牙共產黨的官僚領導、蘇聯軍事顧問機構以及格別烏的「特別任務小組」,斯大林將他的恐怖鎮壓伸向了無政府主義者、左翼激進分子,尤其是阻礙他政策的托洛茨基主義者。與此同時,斯大林的秘密警察也加強措施,破壞由托洛茨基的兒子列夫·謝多夫(Leon Sedov)領導的,位於巴黎的國際左翼反對派中心。

1936年,格別烏竊取了托洛茨基存放在巴黎的部分檔案,此舉旨在削弱托洛茨基回擊莫斯科大審中駭人指控和偽證的力量。但對托洛茨基本人和整個反對派來說,更沈重的打擊是謝多夫的死。

協助托洛茨基著述、籌備和分送《反對派通訊》、維持國際反對派團體間的聯繫,這些工作中謝多夫不可或缺。同時,謝多夫也為反對派的工作做出了傑出的、獨立的貢獻。

然而,1937年初,他懷疑患上了闌尾炎。在他最親密的合作夥伴「艾蒂安」(Etienne)的建議下,謝多夫進入了一家診所進行手術——後來發現這家診所由「白俄」後裔(指的是革命及內戰後遷居國外的俄羅斯移民,通常反對蘇維埃政權,其中大多數是白軍的支持者)和有斯大林主義傾向的俄羅斯人經營。謝多夫一度從手術中恢覆了過來;但不久之後,他死於極度神秘的癥狀。

證據以及至少一名醫生的意見都將死因指向中毒,進一步的調查表明,他的病最初是由複雜的、幾乎無法察覺的中毒引起的。

托洛茨基為他死去的兒子寫了一篇感人的悼詞:《兒子·朋友·戰士──悼列夫.謝多夫》(《托洛茨基文集》,1937-38,166~179頁)。他讚揚了謝多夫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真正思想,反對斯大林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但在文章中 ,他也透露出這對他個人來說是多麼沈重的打擊。托洛茨基為自己和娜塔莉婭(Natalia Sedova)寫道:「他是我們夫妻倆的一部份,是我們青年時期的一部分。我們的思想與感情,每天經過幾百個孔道傳達到巴黎的他。我們的兒子一死,留在我們心中的一切青年時代的東西,也都跟著死去了。」

隨後,有消息透露,謝多夫被「艾蒂安」背叛了,這個人是一個格別烏特務,比以前滲透到托洛茨基圈子裡的間諜和奸細要陰險無情得多。艾蒂安後來被揭露其真實身分為馬克·茲博羅夫斯基,他和索布爾兄弟一樣,20世紀50年代末在美國被揭露為格別烏美國間諜網絡的關鍵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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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1:36:26 |显示全部楼层
被捕的時候,茲博羅夫斯基已經犯下一連串的背叛、沾染不少鮮血。茲博羅夫斯基在美國的審判中承認,他曾讓格別烏進入托洛茨基的檔案室,並負責「處理」克萊門特(Rudolf Klement)(托洛茨基的秘書,1938年在巴黎被謀殺)、沃夫(Erwin Wolf)(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前往西班牙並在1937年7月被謀殺)和賴斯(Ignace Reiss)(一個格別烏高級特務,拋棄了斯大林的恐怖鎮壓機器,並宣布支持第四國際,1937年9月在瑞士被謀殺)。

據他自己承認,茲博羅夫斯基自1931年或1932年以來一直是一名專業的格別烏特務(不過更有可能是從1928年開始的)。他可能曾經是波蘭共產黨的一員(盡管他否認了這一點),但他無疑是一個斯大林主義的特務。毫無疑問,他與巴黎的傑克.索布爾有聯繫,也與格別烏在西班牙的「特別任務小組」的特務有聯繫。「特別任務小組」在巴塞隆拿謀殺了沃夫,在這個小組裡還有臭名昭著的愛廷貢上校(Colonel Eitingon)。

正是愛廷貢這個人,利用許多假名在墨西哥指揮了針對托洛茨基的暗殺行動,一同行動的還有他的格別烏同夥兼情人,卡裏達·麥卡德(Caridad Mercader)以及她的兒子拉蒙·麥卡德(Ramon Mercader),後者正是殺害了托洛茨基的特務。茲博羅夫斯基還負責將麥卡德打入托洛茨基的圈子裡。在暗殺的近兩年前,他精心策劃了一個陰謀,讓麥卡德引誘年輕的美國托洛茨基主義者西爾維婭·阿格洛夫(Sylvia Ageloff),以此作為進入托洛茨基家的手段。

莫斯科審判和血腥大清洗

「斯大林專政來到全新的界線……」

當時所有的證據都指向了格別烏謀殺了托洛茨基、他的兒子列夫·謝多夫和其他主要支持者。

後來,這一點得到了充分的證實,不僅是索布爾兄弟、茲博羅夫斯基或其他人,在19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被迫在美國法院和參議院聽證會上的證詞,他們給出了詳細證據,而且還有一些逃離俄羅斯的格別烏高級官員,揭露了他們所涉入的謀殺活動的真相。

首先遇害的是出身格別烏的賴斯,他很快就因為譴責斯大林的罪行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後來,內戰期間在西班牙擔任格別烏主管的奧爾洛夫(Alexander Orlov)逃到了美國。他試圖警告托洛茨基,有人在密謀危害他的生命,盡管警告只有部分成功奏效,因為托洛茨基害怕被奸細誤導,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奧爾洛夫在向美國政府提供的證據和他所寫的《斯大林肅反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Stalin’s Crimes)》中,詳細地證實了茲博羅夫斯基、艾蒂安和麥卡德的角色。更有力的證據是由後來其他的格別烏叛逃者提供的,比如克裏維茨基(Krivitsky)(1941年被格別烏追蹤並殺害),以及後來逃到澳大利亞的弗拉基米爾·彼得羅夫(Vladimir Petrov)上校和尼古拉.霍赫洛夫(Nikolai Khokhlov)上尉。霍赫洛夫證實:

「托洛茨基的暗殺行動是由愛廷貢少將組織的,他當時在西班牙的名字是卡托夫(Katov)將軍…招募西班牙人是為了替蘇聯情報機構進行牽制活動。」

霍赫洛夫補充道:

「在那裡,他招募了一個西班牙人,他被帶到蘇聯,被詳細地介紹了情況,後來化名麥納德(Mornard,即麥卡德或「傑克森」Jacson)並被派至墨西哥。」(引用艾薩克·唐·萊文Isaac Don Levine《刺客的思想》,1960年,第34頁)

武裝突襲與暗殺

「報應將會回到卑劣的謀殺者身上。」

1937年1月,托洛茨基、娜塔莉婭與一群關係親密的人抵達墨西哥。

墨西哥的卡德納斯(General Lazaro Cardenas)政府是托洛茨基在世上最後幾年的生涯中唯一準予其庇護的政府,與其他地方的政府接待狀況形成鮮明對比,托洛茨基在這裡受到了官方的盛大歡迎,並住在他的友人兼政治支持者,知名墨西哥畫家叠戈·裏維拉(Diego Rivera)借給他位於墨西哥城郊區科約阿坎的房子中。

托洛茨基剛抵達墨西哥時,莫斯科正恰逢第二次莫斯科審判,且在不久之後又迎來了第三次、更為怪誕的審判。

娜塔莉婭提及此事:「我們聽著收音機,打開信件與莫斯科的報紙,在墨西哥,亦或是在挪威,我們都感受到同樣的瘋狂、荒唐、憤怒、受欺和鮮血淋漓從四面八方朝我們洶湧而來。」(《托洛茨基的生與死》,第212頁)

托洛茨基再次揭露這些駭人的作秀中使用的假證據如何自相矛盾,並且在一系列文章中徹底反駁了那些專對他本人以及支持者的所有不實指控,此外,事實更證明了是可能組織一個由美國自由派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主持的「反審判」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完全免除所有針對托洛茨基的控訴。

托洛茨基警告道,大審判的目的只是為了讓接下來新一波的恐怖浪潮合理化與正當化——這恐怖浪潮將落在所有會對斯大林獨裁統治產生任何一丁點小威脅的那些人頭上,無論是積極的反對派,還是潛在的官僚敵手,又或是僅僅讓他感到尷尬的過往同夥,托洛茨基深知對他宣判的死罪不純粹是柏拉圖式的判決。

從托洛茨基抵達那刻起,忠於莫斯科路線的墨西哥共產黨,開始呼籲要對托洛茨基的行動加以限制,防止他回應作秀公審的種種指控,最終目標是要將他驅逐出國。共產黨與由共產黨控制的工會聯合會(CTM)發行的報紙和期刊提出一連串誹謗的指控,宣稱托洛茨基對卡德納斯政府圖謀不軌,還打算跟法西斯分子、反動人士進行合作,托洛茨基清楚意識到,斯大林主義新聞界所用的是那些主事者的措辭,不是用選票而是用機關槍。

5月24日至25日深夜,托洛茨基生命中遭遇第一次遇襲,一群武裝分子闖入他的住宅,用機槍掃射臥室,接著蓄意放火摧毀托洛茨基的文稿與檔案庫,盡可能造成最大的破壞,托洛茨基與娜塔莉婭伏在床底下,驚險地逃過了死亡,他們的孫子塞瓦(Seva)遭子彈輕傷。

幸虧入侵者留下的一顆巨大炸彈並未爆炸,後來發現施襲者是由保鏢哈特(Robert Sheldon Harte)放入的,顯然他遭到了某個他所熟識且信任的武裝分子的欺騙,他的屍體後來被發現埋在石灰巖坑洞當中,另外,施襲者知道建築物與安全設備的佈局——代表他們確確實實有內應。盡管有指責的聲音聲稱哈特為幫兇,但他無疑是被欺騙了,像托洛茨基當時所強調的那樣——被熟悉不過的人愚弄了。沒有誰比麥卡德(外號「傑克森」,1940年8月以冰鎬刺殺托洛茨基者)更能驗證這個推論了。

一切證據都指向幕後黑手是墨西哥的斯大林主義者以及在他們身後操控的格別烏,通過詳細分析遭遇突襲前幾周的斯大林主義新聞媒體,托洛茨基清楚表明,他們已經預料到將有一場對自己性命的武裝襲擊,並且有所準備。墨西哥警方很快地逮捕了襲擊者中的次級同夥,他們提供的證據立刻使墨西哥共產黨的主要成員被定罪。首先,涉嫌人曾經參與西班牙國際縱隊——早已因成為斯大林的特工而惡名昭彰。線索很快指向西基羅(David Alfaro Siqueiros),此人跟裏維拉一樣都是知名畫家。但與裏維拉維拉大相逕庭的是,西基羅是墨西哥共產黨的主要成員,他曾在西班牙居住,長期被懷疑與格別烏有聯繫。雖然斯大林主義者蠻橫地試圖描述這次襲擊為托洛茨基「自導自演」的把戲,為了抹黑共產黨和卡德納斯政府,但警方最終還是逮捕了包括西基羅斯在內的主成員,但是由於共產黨和工會聯合會施壓,西基羅斯和其他人在1941年3月被釋放,理由是「缺乏實質證據」!

西基羅斯沒有否認他在襲擊中所擔任的角色,事實上,他還公開地吹噓此事,共產黨感到尷尬不已——不全然是因為這件事情本身,而是因為它的失敗,他試圖讓自身同襲擊事件分割,將一切歸咎於「不受控的因子」與「密探內奸」。斯大林主義媒體一邊稱讚西基羅斯為英雄,一邊又稱他為「半瘋癲的狂人」或「不負責任的冒險家」——甚至還收受托洛茨基的金錢!共產黨媒體以無恥的「邏輯」斷言這次襲擊是針對共產黨和墨西哥國家的挑釁行為,因此托洛茨基應立即被驅逐出境。

然而,三十八年後,墨西哥共產黨的一位主要成員承認了事實。該黨的資深成員坎帕(Valentin Campa),在1978年由墨西哥共產黨自身出版社出版的回憶錄中,斷然反駁該黨官方否認參與一事,並詳細說明了他們企圖謀害托洛茨基生命所做的準備。坎帕回憶錄的關鍵摘錄發表在更具影響力的法國共產黨日報上(1978年6月26日至27日,人道報),該篇文章得到該黨總書記馬爾凱斯(George Marchais)的授權(參見我們在1978年10月出刊的《戰鬥派》)。

坎帕講述了1938年秋天,他與卡裏略(Raphael Carrillo,墨西哥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成員)如何被黨的總書記拉沃爾德(Herman Laborde)叫去獲悉「極其秘密和精細的事務」。拉沃爾德告訴他們,一位共產國際代表(實際上是格別烏代表)曾拜訪過他,告知他「除掉托洛茨基的決定」,並要求他們落實「肅清托洛茨基的任務」。但在經過坎帕積極的分析後,他們拒絕了這項提議。

「我們的想法是,托洛茨基在政治上早就結束了,他的影響力根本趨近於零,這件事我們在世界各地都如此頻繁地說過。此外,他被除掉的話,將對墨西哥共產黨和墨西哥革命運動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上的作用造成極大的損害。因此,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提議除掉托洛茨基顯然是一個嚴重的錯誤。」,然而,由於他們反對意見,拉沃爾德和坎帕被指責為「宗派機會主義」,且「對托洛茨基持柔和態度」,隨後便被開除出黨。

為墨西哥共產黨做好謀殺托洛茨基的準備的人,是一些實施過莫斯科主子殘酷命令的斯大林主義者:曾在西班牙活躍的西基羅斯,大概從1928年就是個格別烏特工了;阿根廷斯大林主義者科多維拉(Vittoria Codovila)曾在西班牙的愛廷貢旗下工作,他有可能參與對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領導人安德烈斯·寧(Andreas Nin)的嚴刑和謀殺;流亡墨西哥的西班牙共產黨領導人切卡(Pedro Checa),實際上這個假名是從蘇聯秘密警察「契卡」衍伸而來;以及化名為維達利(Vittorio Vidali)的孔特雷拉斯(Carlos Contreras),他曾以「卡洛斯(Carlos)將軍」的假名活躍於西班牙格別烏的「特別任務小組」。當然,無所不在的愛廷貢上校統籌了他們的作為。

在西基羅斯與其黨羽意圖強行入侵托洛茨基的住處失敗之後,坎帕寫道,「第三種替代方案付諸實行,麥卡德在1940年8月20日晚上暗殺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認為從西基羅斯的突襲中逃過一劫只是「緩刑」。娜塔莉婭寫道:「住處再次遭到入侵的可能,以及為此做的防備,沖淡了我們對救贖的喜悅之情。」托洛茨基的住所加強住宅防禦,也採取了全新的預防措施。不幸的悲劇是,盡管懷疑家庭中有幾位成員對此人的奇怪性格起疑,但最後仍未徹底認出來這個最終被證實是刺客的人。

托洛茨基抗拒他的保安替他提出的一些額外安保措施:例如,讓保鑣隨時跟在他旁邊。娜塔莉婭寫道:「怎麼可能將一個人的生活完完全全轉變為自我防衛⋯⋯在這種情況下,生命失去了它應有的價值。」然而,鑑於托洛茨基的工作至關重要、不可或缺的性質——以及他生命中不可避免的暗殺行動,毫無疑問,安全方面存在嚴重缺陷,應當採取更加嚴密的應變措施。

比如說,在其保鑣哈特被綁架的不久前,托洛茨基註意到他允許加固房屋的工人自由進出庭院。托洛茨基抱怨說這很粗心,諷刺地是,這還只是哈特被害一周前的事情。「你可證明了你是粗心大意的第一位受害者。」(納塔莉婭,《父子》)

在西基羅斯突襲幾天後,麥卡德首次遇到了托洛茨基,但已為他的暗殺行動準備已經很長時間了。通過茲博羅夫斯基和其他滲透到美國托洛茨基支持者間的格別烏特工,麥卡德在法國被引介認識年輕的美國托洛茨基主義者西爾維婭·阿格洛夫 (Sylvia Agaloff),這位托洛茨基主義者隨後到墨西哥的科約阿坎(Coyoacan)為托洛茨基工作。格別烏特工成功地誘惑她,並使她成為麥卡德罪行裡的隱性幫兇。

麥卡德的「精心掩飾」盡管引來了許多懷疑,不幸地是他最後依舊達到目的。麥卡德加入西班牙共產黨,並在1933-36年成為活躍基層黨員,當時該黨早已斯大林主義化。他的母親卡裏達·麥卡德(Caridad Mercader)早已是格別烏特工並與愛廷貢有所聯繫,麥卡德本人大概是通過母親而也進入了格別烏底下。斯大林對西班牙革命的破壞下,西班牙共和國戰敗後麥卡德便前往莫斯科,在那裡他為自己的未來角色作準備。1938年在巴黎與西爾維婭.阿格洛夫會面後,他隨後於1月陪同她前往墨西哥,並逐漸與托洛茨基的家人討好關係。

在獲得托洛茨基一家的接納之後,麥卡德以討論他寫的一篇文章為藉口安排親自與托洛茨基會面。托洛茨基認為這是一段令人尷尬到近乎無聊的過程,從而興趣缺缺。第一次會議顯然是一次暗殺的「彩排」。

他下次來是8月20日上午。盡管納塔莉婭和托洛茨基的保鑣感到不安,但麥卡德又被允許單獨訪視托洛茨基。「過了三到四分鐘,」納塔利婭說:「我在隔壁的房間裡,聽見可怕的刺耳叫聲……列夫·達維多維奇(Lev Davidovich,托洛茨基本名)出現,靠在門框上。他的臉上沾滿了鮮血,藍色的眼睛閃閃發亮,沒戴眼鏡,胳膊彎曲地垂在了身旁…」麥卡德用藏在他雨衣裡的短冰鎬予以托洛茨基後腦劇烈的擊打。但是擊打並沒有立即致命。正如麥卡德本人所說的那樣,托洛茨基「尖叫了很長時間」。托洛茨基勇敢地與刺客搏鬥,擋下更多的攻擊。

納塔莉婭說:「醫生說傷勢不是很嚴重。」

列夫·達維多維奇表情毫無波瀾地聽著,就像在聽俗套的安慰一樣。他指向自己的心臟的位置,用英語對漢森說:「我覺得…這裡…到此結束…這次他們成功了。」(《托洛茨基的生與死》,第268頁)

托洛茨基被送往醫院進行手術,術後存活超過一天,於1940年8月21日去世,享年60歲。麥卡德似乎希望,在西基羅斯受到寬容處置之後,他也可能會被判輕刑,但他被判處20年有期徒刑。然而,即使通過指紋和其他證據都已經確定了他的身份,他仍然拒絕供出自己是誰或誰命令他謀殺托洛茨基。

盡管罪刑幾乎普遍歸咎於斯大林和格別烏,但斯大林主義者明目張膽地否認所有責任。有充分的證據表明麥卡德的母親與愛廷貢從墨西哥逃亡,她被帶到斯大林身邊,並為她的兒子和她自己贏得了很高的官僚榮譽。服刑期滿後,麥卡德本人很榮幸回到東歐,即使他選擇保持緘默,但現在仍然可以從在美國受審的俄羅斯間諜的詳盡證詞,還有在不同時間叛逃到西方國家的高級格別烏特工以及斯大林主義者遲來的回憶錄中獲得的一連串證據,都顯示麥卡德與斯大林位在莫斯科的秘密恐怖機器有所連結。

最後,斯大林成功地謀殺了與列寧齊名的無可爭議的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領袖。但是,正如納塔莉婭·謝多娃隨後寫道:「行兇者將得到報應。列夫·達維多維奇在他整個英勇、精彩的生活中,都相信人類在未來將會得到解放。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裡,他的信仰並未動搖,但是相反,它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成熟、更加堅定。從一切壓迫中解放出來的未來人類將戰勝各種脅迫……」(《事情如何發生》How It Happened,1940年11月)

托洛茨基的重要角色

「用革命性的方法為新一代武裝……」

很多人嘗試將托洛茨基描繪成「悲慘」人物,暗示他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和蘇聯的政治革命的觀點是「高尚」……但卻是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這是艾薩克·多伊徹(Isaac Deutscher)在托洛茨基傳記《流亡的先知》第三卷中所隱含的觀點,其中他否定了托洛茨基為重新組織和武裝新的國際馬克思主義領導人所做的努力,駁斥托洛茨基頑強而艱苦的工作並視之為徒勞。另一本最新托洛茨基傳記的作者羅納德.西格爾(Ronald Segal)為其著作取名為《托洛茨基的悲劇》。

但是,如果托洛茨基的生活中有悲劇性的因素,那是因為在勝利的俄國革命之後,他的整個生活和工作都與國際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密不可分——這段時期先是撤退,然後是災難性的失敗。

由於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起領導作用的因素,他的過往已預示了他也將隨著革命的消退,而被迫流亡和處於政治孤立。但是,當膽怯的人和懷疑論者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並與斯大林主義或資本主義(或兩者兼而有之)乞求相安無事時,托洛茨基和少數仍然致力於反對派思想的夥伴,為重新武裝新一代的革命領袖的鬥爭,為工人運動的覆興而奮鬥。

在流亡期間,托洛茨基以巨量的著作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著述,但他遠未接受他僅僅是歷史學家和評論員的角色。托洛茨基在他的《流亡日記》(第53-54頁)中寫道:

「我現在只能限縮於通過報紙進行對話,或者通過報紙發表事實和觀點。

但我仍然認為,盡管從事的工作極其不足和零碎,但我現在從事的工作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比1917年重要,比內戰時期或任何其他時期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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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1:37:27 |显示全部楼层
說得更明確清楚一點,如果我不曾在1917年出現在聖彼得堡,那麼在列寧在場並指揮的情況下,十月革命仍然會發生。如果列寧和我都不曾在場,就不會有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將會阻止它的發生,對此我絲毫沒有懷疑!如果列寧不在聖彼得堡,我懷疑我是否能夠克服布爾什維克領袖們的抵制,這些領導份子與『托洛茨基主義』(即無產階級革命)的鬥爭會從1917年5月就開始,於是就很難確保當時這場革命的成功結局。

但我重複一遍,如果列寧的存在,無論如何十月革命將是勝利的。內戰雖然可以說是第一次,特別是在辛比爾斯克(Simbirsk)和喀山(Kazan)陷落之時,但總的來說,也是可以這樣說的,列寧動搖了,並被疑惑所困擾,但這無疑是一種過渡時期的情緒,當時列寧的心情除了我以外他可能沒有和人講過。

因此,即使在1917年至1921年之間,我的作品談不上「不可或缺」。但是,從我的眼光來看,現在我的作品是「不可或缺的」。這主張一點也不自大。兩個國際組織的瓦解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而它們是這些國際組織的領導人都沒有能力解決的。我個人命運的變遷使我面對了這個問題,並為我提供了處理這一問題的重要經驗。

現在,除了我以外,沒有人可以執行以第二和第三國際領導為前車之鑑的革命方法,來武裝新一代的使命。我完全同意列寧(或者更確切地說,屠格涅夫)的觀點。最糟糕的惡行是活過55歲!我至少需要再進行大約五年的不間斷工作才能確保將這份能力傳承下去。」

凱恩斯主義與資本主義危機

當前的經濟危機或許是由於新冠肺炎大流行觸發的,但其根源在於資本主義更深層次的危機,而這可以追溯到2008-9年的金融危機。這場持續的危機暴露了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失敗,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的無限制利伯維爾場政策。對於工人階級來說,這場衰退更強烈地指向了社會主義變革的必要性。但是對於統治階級來說,危機迫使他們以完全違背「利伯維爾場」正統觀念的方式幹預經濟。這包括把錢直接放進勞動人民的口袋,來支撐需求的所謂「凱恩斯主義」措施。

4月3日,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長期捍衛者《金融時報》編輯部在新冠肺炎大流行後呼籲進行「激進的改革」,明確了向凱恩斯主義措施的轉變:「政府將不得不在經濟中更積極發揮作用。它們必須將公共服務視為投資而不是負債,並想辦法讓勞動力市場更有保障。再分配將再次被提上議程;老人和富人的特權會受到質疑。直到最近才不被視為古怪的政策,如基本收入和財富稅,將不得不被納入其中。」

在最新一輪危機中,國家幹預的情況比2008-9年更為明顯。在幾周的時間裏,美國國會通過的政府財政刺激措施的規模已逾GDP的10%。相比之下,2008年的救市措施花了幾個月才通過,而且規模「僅僅」相當於GDP的5%。當然,絕大多數的「刺激措施」都是對銀行和美國企業的救助。正如我們在其他地方所討論的那樣,危機已經揭示了企業在10年前的救市行動之後是如何大肆舉債的。這就反映了資本主義的一個潛在弱點,而這弱點有可能造成一場超大規模的金融危機。然而,新冠病毒檢疫首先令消費支出大幅下降,而已經裁減了數百萬工人的資本家現在期望政府用刺激支票和擴大失業救濟來彌補需求的不足。

這類措施不只是美國在采取,在英國,約翰遜(Boris Johnson)的保守黨政府實施了一項計劃,給失業工人補貼80%的工資,最高可達25000英鎊。歐洲央行取消了對歐盟成員國的支出限制。

為什麽資本主義政府,包括昨天還在執行嚴厲的緊縮措施的政府,會突然向工人派錢?這些措施將走向何方? 這些支票能夠刺激經濟並阻止危機的發生嗎?為了搞清楚這種180度大轉變,社會主義者需要了解什麽是凱恩斯主義。雖然凱恩斯主義常常是1930年代羅斯福新政的代名詞,但凱恩斯主義並不等同於社會福利,而是代表了一種對資本主義經濟如何運作有特定理解的世界觀。

什麽是凱恩斯主義?

凱恩斯主義是一個資產階級經濟學派,認為資本主義經濟是所有支出的總和,當中分為四個部門:消費、政府支出、商業投資和凈出口。經濟衰退被認為是其中一個部門拒絕支出,而解決的辦法則是讓另一個部門增加支出。為了防止危機,政府可以調整各種經濟杠桿,比如降低利率來刺激消費,或者直接用財政支出來幹預。凱恩斯主義者會把當前的危機定性為生產下降加上「企業投資和自主消費的下降」,在出口部門無法接力的情況下,政府的刺激措施就成了補救措施。

這些措施的真正目的不是為了幫助勞動者,而是把拯救企業放在首位。正如凱恩斯在1931年所說:「如果我們的目標是補救失業,顯然,我們必須首先使企業更有利可圖。」雖然最近為刺激經濟的支票是工人購買必需品和支付房租的生命線,但即使它們不足以滿足工人,對統治階級來說,這也並不是它們的主要目的。政府發放經濟刺激支票,是為了讓勞動者可以通過消費把這筆錢還給企業。但與此同時,擁有巨額赤字缺口的州政府正準備大規模削減社會開支。刺激措施將是暫時性的,統治階級會想盡一切辦法把這場危機的成本轉嫁到工人階級的身上。

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大蕭條時期首次發展了他的理論框架。鑒於當時流行的正統經濟理論無法解釋危機或無法提出政策解決方案,因此統治階級實用主義地轉向了凱恩斯主義。小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FDR)於1932年發起削減預算運動,但現實迫使他轉向,並於1933年實施新政,以向貧困人口提供急需的就業機會,但其工資水平還是很低。從1934年開始,資本家還面臨著歷史性的罷工浪潮,令數百萬產業工人加入工會。為了保護自己的制度不受工人運動威脅,統治階級做出了讓步。

然而,新政未能帶來持續的經濟覆蘇,美國在1937年至1938年再次陷入衰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家主導的戰爭生產和大規模的資本被毀滅,創造了新的領域以實現有利可圖的投資並允許資本主義恢覆。

結構性凱恩斯主義

戰後,統治階級(主要是西歐的,但也包括美國的)在政治上被迫采取「結構性凱恩斯主義」政策,建立廣泛的社會福利體系。數以百萬計返歸的工人階級士兵在大蕭條中幸存下來,然後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煉獄戰鬥,這使他們的政府清楚地意識到,情況已經不可能恢覆到從前那樣。在歐洲,傳統資產階級由於與法西斯主義的合作,面對經濟崩潰已經失去信譽,而不得不采取替代手段來抵禦來自蘇聯的政治威脅。

凱恩斯主義還通過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在世界經濟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布雷頓森林體系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1971年持續嚴格管制的國際貨幣秩序。從本質上講,所有國際貨幣都與美元掛勾,而凱恩斯作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倡議者和一位經濟民族主義者,對此激烈反對,因為他想將世界貿易與英鎊掛勾。這樣做原本應該控制成員國的通貨膨脹和利率,以幫助全球經濟增長,但要以各國中央銀行喪失一定的貨幣自主權為代價。

由於國際社會很快接受了在需要重新啟動崩潰的經濟的情況下進行的國家幹預,凱恩斯主義者可以在一些先進國家實施「產業政策」,以國家規劃的要素來激勵國家工業的發展。以今天的標準來看,這些措施固然是激進的,但其目標首先是協助重新啟動利潤機器。實際上,利用產業政策、大規模社會支出和國際貿易機構作為經濟杠桿,凱恩斯主義者風行於1950至1970年代。似乎凱恩斯主義已經掌控了經濟興衰的周期。

對經濟杠桿的調整產生了影響,但長期繁榮背後的主要物質因素是二戰中資本的毀滅、美帝國主義的統治壓制了各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競爭、人口的快速增長、新的生產技術的發明,以及更多女性進入勞動大軍。資產階級在大多數時候都竭力反對為社會支出增稅,或限制資本的使用和流動,但在經濟空前擴張的時代,他們還可以暫時容忍這兩種情況。

但這個繁榮不是可持續的。在「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後期,生產力的增長開始放緩。資本主義具有「過度積累」(過度生產)工業資本的固有趨勢,因為它將更多的機械引入生產中,這增加了成本開銷,並且產出的增長快於社會吸收能力,從而降低了獲利能力。戰後的景氣顯示出這種趨勢,並在1973年結束,因為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受到了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的石油禁運影響,出現嚴重的能源短缺並引發了嚴重的衰退。

凱恩斯主義的政策無法通過降低利率來克服物質短缺,結果是通貨膨脹率上升。美帝國主義戰爭機器在越南的海量支出也造成過高的通貨膨脹率,而對於經濟增長沒有任何幫助。停滯的增長和通貨膨脹的結合——被稱為經濟「滯脹」——嚴重削弱了凱恩斯主義在統治階級的風行地位。資產階級最終放棄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削減社會支出,轉向了新自由主義。

盡管今天的危機規模很大,過去40年中在世界舞台上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義模式遭到否定,但這並不意味著統治階級能夠或將回到結構性的凱恩斯主義。繁榮的經濟,各國資產階級之間緊密協調,這些必要的社會條件已經不存在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凱恩斯主義將更像1930年代的臨時措施,因為我們正在走向世界經濟的深度衰退和帝國主義(特別是中美兩國)之間的競爭。當然,面對群眾的壓力或革命的威脅,統治階級還是可以做出很大的讓步。

問題在於新自由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本身?

自1970年代危機以來,統治階級將其經濟方針從凱恩斯主義轉向新自由主義,這是資本主義的特別寄生形式。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的定義是將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限制在保護利伯維爾場和私有財產上。實際上,新自由主義的特征是公共服務大規模私有化、國際市場對自由貿易的開放、穩定貨幣和債務以及對工人階級的赤裸裸的階級戰爭。它的特征還在於金融資本的作用不斷增加以及信貸的大規模擴張。所有這些都代表著對利潤率問題的一定解決方案,但只是堆積矛盾,而矛盾造成的問題在某個階段不可避免地會爆發。

凱恩斯主義的擁護者,尤其是左翼,將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描繪為貪婪或無知的產物。隨著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陷入危機,這種情緒自2008年以來已經增強。 但是,統治階級采取了新自由主義來應對凱恩斯主義在1970年代自身的危機,因為當時實行凱恩斯主義的國家陷入利潤率下降、「滯脹」、企業無法找到獲利投資因而破產等問題。

新自由主義用大量的投機活動來恢覆盈利能力,采取減稅和私有化來攻擊國有部門,同時提高生產速度、延長工時和削減工資來急劇提高對工人的剝削率。這些都沒有解決2000年後在美國再現的生產力增長率下降的問題,這也是當前危機的一個關鍵的根本因素。

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如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認為不受監管的市場以及作為新自由主義關鍵特征的自由放任制度(而不是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是危機的根源。他們指出,2008-09年之後,(在歐洲尤為明顯)傳統政客的緊縮狂熱未能使經濟恢覆健康。

衰退中的制度

在這裏,我們需要指出馬克思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一個關鍵區別。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在長期是處於衰落狀態。在18、19世紀,資本主義導致了人類生產力空前的大規模成長。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民族國家與世界經濟在和諧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的結果。兩次戰爭之間的時期,根本的危機沒有得到解決——表現於經濟停滯不前,社會在革命與反革命之間徘徊。戰後的繁榮是一個特殊的階段。1970年代的生產力放緩和盈利危機,是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制度重新開始長期衰退的開始。

凱恩斯主義者認為,這一制度並沒有衰退、可以修正。他們將危機視為「消費不足」、工人工資的下降和生活水平的下滑降低了需求,使企業無法出售其產品的結果。這個過程,在馬克思主義術語中是「實現危機」,當然是引起危機的原因。但這不是全部原因。

在經濟不景氣期間,經濟的其中一個部門拒絕或無法投資於生產。這通常導致生產和經濟活動的下降,從而導致工作機會的喪失和工人階級生活水平的下降。企業萎縮或破產,工人階級面臨日益嚴重的貧困和失業。這種現實構成了凱恩斯主義的消費不足理論的基礎,即工人沒有為使企業盈利而花費足夠的錢。凱恩斯主義者認為,如果國家幹預可以刺激需求,投資將恢覆,資本主義的危機將得以規避。

片面觀點。凱恩斯主義從表面上將經濟視為一個會計實體,要修正一個部門的負數,只需要簡單地在另一個部門填補上空缺。它不能對於「為什麽企業周期性地拒絕一次全部投資生產的原因」這個問題作出解答。馬克思主義者理解這是因為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是由逐鹿爭奪利潤的競爭所驅使的,所以企業過度生產商品和資本,導致市場陷入飽和。

即使在最近的經濟覆蘇期間,企業在擴大生產方面的投資回報也越來越少。例如,企業將其利潤大量投入到包括購買股票在內的金融賭場中。在當前的危機中,我們看到蘋果公司像2019年那樣聚積了超過2000億美元的現金,卻無法找到有利可圖的投資。這再次表明了生產率增長的長期危機,以及資本主義無法像過去(特別是戰後繁榮時期)那樣真正擴大生產力。如果公司在近期「繁榮」時拒絕投資,為什麽凱恩斯主義的在蕭條中給他們更多錢的政策會使他們投資呢?

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都是針對資本主義面臨的不同危機而發展起來的。而兩者都未能長期穩定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即如何才能使我們擺脫當前的危機。

凱恩斯主義可以解決危機嗎?

政府支出可以在有限的範圍內刺激需求,並可以解決資本主義危機的某些交互方面。新政為數百萬美國工人提供了急需的就業和救濟。今天,在新冠病毒帶來的封城措施直接影響下,某些政府支出可以緩解危機的最嚴重方面。

但這些支出的作用有限。同樣,羅斯福的新政只有在擁有美元等強勢貨幣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才能實現,而亦不能單靠這樣來擺脫經濟蕭條。二戰後造成的巨大破壞,加上其他條件,才造就了戰後的景氣。解決當前蕭條的一個明顯問題是,在沒有戰爭或自然災害對資本造成如此破壞下,怎樣可以讓這樣的經濟景氣重現。

我們現在在美國可能見到的是,務實而不情願地采取凱恩斯主義,但同時實行嚴厲緊縮,甚至可能實行私有化。在政府頒布刺激措施的同時,各州也威脅要大幅削減社會服務,而共和黨人顯然傾心於郵局破產的想法。

從長遠來看,凱恩斯主義無法為這場危機提供解決方案。向經濟註入數萬億美元並不會消除對於飽和市場投資的阻礙。2.2萬億美元的財政刺激措施暫時平息了金融市場,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現在已放棄了有關迅速呈「V」形覆蘇的完全不切實際的說法。

日本最近在30年政策中的經驗,進一步證明了凱恩斯主義無力解決嚴重的資本主義危機。1990年代初,隨著日本經濟停滯不前,日本政府采取了公共工程項目、降低利率和其他凱恩斯主義措施,直到2000年代初實行緊縮政策,這一舉措一直持續到今天。以累積世界上最高的債務與GDP比率為代價,日本的凱恩斯主義措施在過去的30年中僅實現了1%的年均實質GDP成長,期間還伴隨短暫的經濟衰退。前首相安倍晉三一直在實行自己的右翼凱恩斯主義,即「安倍經濟學」——將放松管制和反勞工法與向公司派錢結合在一起。所有這些完全無法恢覆持續的成長,反而使工人轉向了不穩定、兼職或零工。在安倍晉三的右翼政策下,凱恩斯主義的社會和基礎設施支出已幫助避免的深刻的社會危機或新的階級鬥爭恐將重新點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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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1:38:42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傑瑞米柯賓 于 2022-5-1 01:39 编辑

凱恩斯主義與社會主義

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即使是右翼政府也越來越多地采用凱恩斯主義措施,這暴露了統治階級的虛偽。當伯尼•桑德斯呼籲實行全民醫保時,喬·拜登和其他親財團民主黨人不斷地反駁他:「你錢從哪裏來?」但當美聯儲想把最近為企業和各州提供的2.3萬億美元援助計劃中的一部分用於股票和垃圾債券,以支撐金融市場時,沒有人問他們錢從哪裏來。如果你能找到拯救大企業的錢,為什麽不能找到拯救勞動人民的錢?

然而,雖然凱恩斯主義的措施包括商業刺激,但也包括社會福利計劃。凱恩斯的思想在左翼改良派中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支持,他們是真正想為工人階級利益而戰的活動家。一些人,比如桑德斯,將凱恩斯的政策視為「民主社會主義 」的例子,並以出北歐的福利國家為例,然而這些國家也遭新自由主義所侵蝕。另一些人則承認凱恩斯主義政策仍然沒有廢除資本主義,但認為這種政策是用和平方式逐步實現社會主義的一種手段。不管是哪種情況,這些左翼凱恩斯主義者都是用凱恩斯本人同樣的視角來看待資本主義及其危機,把危機完全歸咎於新自由資本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本身。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看法則不同於他們。

資本主義的邏輯總是會導致資本的過度積累和生產過剩,進而產生危機。社會擁有過多的財富會造成下崗和貧困。這些財富是工人階級創造的,卻被資本家占有,實在荒謬。社會主義者正是想用計劃經濟解決這種被「閑置」的工人被自己創造的財富所包圍的矛盾。在計劃經濟下,大企業被工人收為民主公有,我們就可以把經濟的方向調整為為使用價值而生產,而不是為盈利而生產,從而避免生產過剩。如果需要減產,掙脫利潤導向的社會主義經濟可以簡單地對工人進行再培訓,或者減少每周的工作時間,以維持工人的充分就業,而不降低工人的收入,由現代生產創造的巨大財富支付,而這些財富現在卻被囤積在1%的人手中。

凱恩斯主義從根本上說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試圖從自身拯救資本主義。 而且即使能夠完全運用左翼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它也會保持資本主義制度的完整,不過是有更多的規章制度、社會服務和一些國有部門罷了。這並非對凱恩斯主義「不夠激進 」的道德批判。對工人階級有利的改革也會削減大企業的利潤,這意味著這些改革不斷遭受為了資本家的利潤而被蠶食或取消的危險。

當桑德斯在辯論中提出全民醫保的必要性時,拜登的響應是說,意大利有公營醫療系統,但未能充分應對新冠病毒危機。我們並不認同拜登反對「全民醫保」的立場,但事實是,從2001年開始,意大利就對國家醫療體系挖空心思進行改造,目的是將其變成私人醫療的盈利附屬品。我們應該爭取像「全民醫保」這樣的改良,但我們不只是要改良,還要將整個醫療行業、最終將主宰全球經濟的所有大公司和銀行收歸公有。

馬克思主義者雖然反對改良主義,但並不反對爭取改良的鬥爭。馬克思主義者會為改良而奮戰,這是俄國革命者托洛茨基稱之為「過渡綱領」的一部分。這需要在現時意識與明白轉向社會主義的必要之間架起一座橋梁。我們為爭取立即使工人階級受益的改良而奮鬥,從提高最低工資到租金管制到提高對大企業的稅收。我們還提出了超越資本主義的要求,例如將能源行業和大銀行置於公有制之下,采取工人民主控制計劃經濟。但是我們用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動員來爭取這些改良。說服資本家采取巧妙的貨幣手段或政策手段是行不通的。

此外,我們還指出任何改良的局限性,以及進一步發展的必要性。在我們針對新冠病毒危機的綱領中,我們呼籲:「為所有在必要部門工作的工人提供辛勞津貼;如果工人因大流行或經濟衰退而失業,他麽要擁有全薪;凍結所有房租和抵押貸款;安置無家可歸者的緊急計劃;重新開放關閉的醫院;接管空蕩的建築物,建立免費的醫療診所;大規模加快培訓和雇用醫務人員;接管拒絕遵守安全標準的工作場所。」這樣的需求將對危機的立即響應,與在工人民主的控制和管理下,將整個經濟置於公有制的需要聯系在一起。

解決資本主義危機的唯一明確方法,是把500家最大企業置於公有,和對經濟進行民主和合理的規劃。必須排除追逐利潤的動機,並且只有工人和消費者的民主決定才能平衡支出和收入,以保證生產符合社會需要。這樣的社會主義計劃可以使我們人人享有體面的生活水平,合理地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並解決資本主義社會所面臨的危機。

社會主義者對“加速主義”的立場

2020年以來,“加速主義”思潮在中國網絡上興起,指縱容或鼓勵習近平強化威權內政、“戰狼”外交等政策,令中共政權更快陷入內外交困,期待它會更早倒台,以迎來社會變革(包括體制崩潰)。

“加速主義”得以流行,源於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來日趨強硬的高壓統治和階級壓迫,反映了群眾的憤怒情緒開始一定程度轉化為革命的意識,感到自己反正一無所有,沒有什麽可以失去。

習近平任內廢除國家主席連任限制;加強言論審查與社會監控,清洗少數民族,搞個人崇拜,種種作為,被越來越多的反中共人士形容為“倒車”。即使從統治階級的利益角度來看,習近平的強硬政策往往是自損利益,為統治制造不必要的麻煩,就如自掘墳墓。

“加速倒車”

自新冠肺炎爆發以來,中國經濟受到顯著沖擊,近千萬待就業的大學畢業生,再加上“疫情吹哨人”李文亮醫生過世、南方水災,“加速主義”也已經從一種戲謔的自我安慰,變成一種認真的想法。

隨著“倒車”的進行,民間對中共的不滿亦與日俱增。但在中國的高科技威權體制下,群眾直接表達異見的空間極為有限,組織實體抗議亦面臨嚴厲鎮壓。加速主義的興起亦反映群眾的無力感,意味著群眾尚未有充足信心徹底改變命運,其革命意識仍未有清晰的輪廓和方向,尚未找到取代極權資本主義的政治方案。這使加速主義之中同時混雜著進步和反動的元素。

現今“加速主義”,與歷史上某些思潮有不謀而合之處。1904-1905年日俄戰爭期間,俄國社會主義者和一大部分資產階級自由派都主張“失敗主義”,即希望俄羅斯帝國在日俄戰爭中落敗、折損其軍事力量,令國內群眾不滿而爆發革命,盡速終結沙皇統治。俄國落敗確實成為了1905年革命的導火線,為之後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埋下伏筆。

而在2019年爆發的香港抗暴運動中,“攬炒”(粵語,意為同歸於盡)成為一些感到絕望的示威者的主張:他們認為,事情在變好之前,需要先變得足夠壞,因此會認為只要抗爭能制造社會混亂、使經濟衰退,並且支持美國制裁香港,就會自動加速政權倒台。這意識與內地的加速主義有很多相似之處。

然而,“加速主義”思潮也有很明顯的問題。首先,“加速主義”想要中共政權持續升級在國內的高壓政策,認為反中共人士只需要縱容或者煽風點火就好,實質上就是坐等革命形勢到來。這反倒令日常群眾運動出現一種積消極不抵抗的情緒,甚至有這一危險——將爭取當前的改良鬥爭和革命任務對立起來。例如香港抗暴運動的攬炒派就認為應棄守立法會,也抗拒在運動中加入工人階級的經濟要求——因為這些問題在革命來到、中共倒台時就會自動迎刃而解。馬克思主義者主張為日常的工人要求而鬥爭,從中爭取工人階級到革命旗幟下,使他們明白到為什麽要推翻現行體制。

經濟危機和外國制裁無疑使習政權陷入空前的危機。但經濟困境對工人階級意識產生的影響是兩面性的。一方面它可以使工人階級的生活倒退而激起憤怒,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工人階級對前景感到絕望而失去反抗的信心。這就是為什麽工人需要組織工會來團結鬥爭,也需要一個革命黨來領導其政治行動。香港攬炒派一味為經濟倒退而鼓掌,卻沒有意識到組織工人反抗的需要。

在國安法通過以來,香港的群眾運動陷入了困難時期。固然中共政權的統治越來越不穩定,但欠缺組織和領導的抗爭運動因為難以抵抗嚴厲的鎮壓,而運動陷入迷失和低潮。香港的“攬炒派”卻單方面看到現在是純粹的革命時期,因此不認為需要糾正運動的弱點,而只需要堅持下去就會自動勝利。現在需要改善整場鬥爭的綱領和方向,團結內地群眾反抗、制訂反資本主義的經濟要求、將無大台的零散沖擊變成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運動,等等。

由於盼望中共對外繼續“戰狼”外交、從而在國際上四面楚歌,“加速主義”也會為群眾帶來帝國主義幻想,例如在美國總統大選中支持特朗普,並為此回避種族主義等議題,甚至汙蔑“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議背後有中共支持雲雲,這樣反而落親中共方面的口實,並難以團結廣大中國及海外工人群眾。

積極的方向

總的來說,攬炒派的想法簡化了革命的進程。首先沒有政權會陷入一場最終危機而自動倒台,革命運動必須依靠工人階級積極和自覺的行動,創立新的制度以取代舊有統治制度,否則深陷危機的政權可以通過鎮壓反對力量和發動戰爭、甚至內部發生政變奪權,從而挽救舊有制度。因此,當政權面臨一場危機時,革命與反革命會同時加速來臨,唯有一個強大的工人階級革命政黨,以正確的綱領和戰術領導革命,才能確保革命會戰勝反革命。

1914-1918年一戰期間,列寧曾提出革命的階級也要采取反對本國資產階級政府的行動,以促成資產階級政府的失敗——即“革命失敗主義”立場。類似地,我們呼籲“革命加速主義”——工人階級需要組織起來,即使在當前只能以地下形式進行,還是有可能實現的。當革命情勢到來之時,用革命社會主義綱領、在工人階級領導下,推翻中共獨裁!

資本主義與新冠肺炎:為什麽我們需要計劃經濟?

資本主義就像一座紙牌屋。不協調的供應鏈、對零部件的瘋狂競爭、研究和技術上的藏私——資本主義制度的每一個環節都有弱點和漏洞。

新冠肺炎的大流行,以及醞釀了十年的經濟危機,讓這個紙牌屋轟然倒塌。正如《紐約時報》(2020年4月10日)在報導全球供應鏈的崩潰時所描述:

「在一些港口,貨物堆積如山,而其他地方的集裝箱船卻空空如也。奶農在傾倒牛奶,而雜貨店的貨架則被挑得精光的。」

GEP(一家為埃克森美孚和沃爾瑪等大公司提供供應鏈軟件和戰略支持的公司)咨詢服務副總裁Mike Jette預測,具有國際供應鏈的大公司很可能會在3個月後遭遇最大沖擊。

當前,我們面臨著以下關鍵商品的潛在危險短缺:食品、藥品、衛生紙和某些電子產品。這不是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源,也不是因為我們缺乏生產更多產品的能力。這是因為公司和整個行業都在忙於重組圍繞尋找最便宜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勞動力而建立的供應鏈。

食品供應崩潰

凸顯這個問題的荒誕,目前有堆積如山的食物被批發生產商廢棄浪費掉,而雜貨店的貨架和食物銀行卻空空如也。

據《衛報》(2020年4月9日)報導:「美國種植的食物中,大約有一半以前是要供餐館、學校、體育場、主題公園和遊輪使用的。」

種植和生產的食物很多,但需求的性質已經改變。由於大型聚會暫停,工業廚房被關閉,農民們爭先恐後地為他們過剩的食物尋找買家。盡管農民們一再提出要求,但美國農業部沒有介入購買多余的食物。現在業內人士一致認為,食物短缺有可能即將到來。

聯邦政府和國家政府沒有協調反應進行幹預,購買額外的作物,並將其分配到需求的需求,因此百萬公斤計的新鮮食物就是這樣被浪費。這一切都揭穿了市場「無形之手」的神話,並揭示這將帶來致命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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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1:41:15 |显示全部楼层
資本主義無政府狀態的替代方案

生命和疾病是不可避免的。在任何形式的社會中,人類都容易碰到病毒和感染。(但不可否認,由於我們不斷侵占自然棲息地,流行病的發病率正在增加。)但是,我們可以控制的是,疾病可能造成的破壞和死亡的規模。

我們在上文中指出的食品供應問題,只是資本主義制度在應對全球大流行影響方面裝備不足的一個例子。

從嚴重的緊急醫療物資短缺,到百萬計的民眾負擔不起醫療服務或任何醫療保險。從低工資和缺乏帶薪休假,迫使數以百萬計的人帶病工作,到老板為了削減成本而拒絕為一線工人提供所需的個人保護設備。

這些因素百倍地加劇了這場危機,而這些絕非不可避免。這一切都是這個設計來最大化有錢人利潤,並犧牲我們其余人的健康和安全的制度之結果。

要避免這種程度的災難,我們需要在民主計劃的基礎上對社會進行大規模重組。我們需要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由民主選舉產生的工人委員會對我們如何運用社會資源做出關鍵決定。

這樣的社會由於許多原因,將有能力更好地應對這種重大疫情的危機。以下僅列舉少數:

相互合作來迅速滿足供應所需
美國醫務人員個人防護設備的短缺將帶來致命的後果。 世界衛生組織呼籲制造業和政府增加個人防護設備的生產,以滿足迫切需求。

通用電氣在麻省林恩(Lynn)的工人,在公司總部舉行抗議活動,要求目前閑置工廠用來生產使用所需的醫療用品。

在工人政府下,我們不需要這種抗議活動或向世衛請求。國內外工人代表將根據社會的需要辯論和決定生產和資源分配的一般優先事項。然後,每個行業的工人將討論並同意實施這些優先事項。

因此,當有對於呼吸機和口罩的確實需要時,工廠可以快速重整以集體生產這些產品。我們可以建立多用途工廠,以適應快速不斷變化的社會需求。在不考慮利潤的情況下,生產可以根據人們的需求而不是企業老板來決定。

滿足我們所需要的病毒檢測
雖然美國是一個全球經濟超級大國,但美國也受到新冠肺炎的爆發嚴重沖擊。當中很多原因,包括特朗普政權一度全面否認危機。此外,另一個關鍵原因是缺乏可用的檢測試劑,以及幾十年來削減開支造成的公共醫療系統的低承受能力。2月10日,特朗普宣布了他2021年的預算,包括進一步削減補充營養協助計劃(SNAP)、聯邦醫療補助和疾病控制中心(CDC)的開支,以及明年7月退出世衛組織(不再繳納會費)。

於個人、於社會,病毒檢測是控制病毒傳播的重要工具。對於醫療專業人員而言,對個體患者的檢測有利於準確快速治療計劃,包括實時隔離。它還可以識別已經與患者接觸的人——因此可以更準確地控制病毒的局部傳播。在宏觀層面,準確的檢測信息是繪制病毒傳播、傳染性和整體生命周期的重要工作。

在美國,特朗普政府沒有使用世衛已經在使用的檢測試劑盒,而是指示CDC開發自己的檢測試劑盒。然而CDC並沒有在疫情期間進行分配試劑盒和大規模篩檢的準備。當發現CDC的試劑盒有問題時,特朗普政府並不急於找到解決方案。特朗普政府拒絕使用世衛的試劑盒,置數百萬人的生命於危險之中,這顯然是個政治決定。

在工人政府和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上,醫學研究和技術掌握在公眾手中,來自各地的科學家(現在由於實驗室和大學關閉而被閑置)本可以共同開發精確的檢測設備以及疫苗。成千上萬的醫護人員與同非必要行業的工作者可以被派往每個小區中去建立病毒檢測站,進行真正的大規模檢測,這是遏制病毒傳播的重要第一步。這能讓醫護人員更好地了解病毒的所在位置,並進行病毒接觸者追蹤。這也需要全國成千上萬的勞動者,並且對於立即采取行動以限制蔓延並防止大規模的第二波感染至關重要。

如果采用這些方法,很可能就根本無需進行全面封城。社會主義社會將制定一項民主同意的應對病毒爆發的計劃,從而防止疫情升級到如此災難性的程度。但是,在資本主義造成的混亂的基礎上,僅有少數國家能夠免於實行封城。

我們應得的醫療服務
許多地區的醫院都擠滿了病患,醫護人員正以極其有限的防護設備來維持性命。

假如在工人政府的領導下,社會的優先事項將被重新決定。醫療保健將不再受到億萬富翁高管的操控,而在甚麽地方分配資源將由全國範圍的工人來決定。這將不僅限於全民醫療保險,或就醫時的單一支付者醫療系統。它將包括把醫院、制藥行業以及醫療設備公司等全部醫療保健產業置於公有制之下。在這種情況下,很難想象護士需要穿著垃圾袋工作,或這四名患者被迫共享一部呼吸機。

如果護士和醫護人員在決定醫院運作方面直接提出民主意見,那麽他們就不必乞求安全的保護配備或基本物資。高質量的醫療服務將是的社會優先事項,並旨在滿足人民的需要。因此,醫院將獲得充足的資金用於床位、訓練有素的人員以及必要的物資和設備。病患可以獲得免費而優質的治療,而醫護人員則可以在工作中經受少得多的感染或死亡的恐懼。

減少供應鏈的混亂
由於冠狀病毒,全球供應鏈處於混亂之中。鑒於資本主義供應鏈中有很多冗余和雜亂,這並不奇怪。正如我們在2019年8月刊登《氣候災害與為甚麽需要計劃經濟》一文中(Climate Catastrophe and the Case for a Planned Economy,暫只有英文版),用一個單一的例子說明了這一點:

「當一輛汽車被組裝時,幾乎每個組件都會不斷在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國之間進進出出,然後這些部件才會組裝成汽車。在美國生產的方向盤的金屬底座被送到墨西哥加工,然後送回美國,完全讓公司找到最便宜的材料和勞動力來制作最終產品。」

我們不同意民族主義的立場──認為整件產品都必須是「美國制造」。如果組件只在本地采購,我們不可能繼續開發所需的技術。 例如,智能手機充滿了鈷和鋰等貴金屬,而這些金屬只能從非洲或南美大量獲取。

我們絕非反對全球貿易,但主張為了人類和地球的利益,我們需要有效的全球貿易計劃。基於計劃經濟,將確定全球貿易的優先事項。如果可以在本地購買組件,應購買本地組件,以降低全球貿易對環境的影響,並普遍提高生產效率。

在相互合作的社會中,供應鏈將不會停頓下來,因為世界各地處於中間環節的工廠將無法提供一個零部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是現實,因為公司采用「及時生產」制度,並且依賴願意提供最便宜零件的供貨商。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下,生產過程基於合作而不是激烈的競爭,此時將有多個供貨商可以參與以滿足需要。

奮力戰鬥

如果社會為了我們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而運轉,我們本可以遏制這種病毒並防止全球疫癥大流行。我們不會因為老板沒有準許病假(大流行爆發以來,員工不足500人的公司需要提供兩周的病假),或者我們沒有足夠的積蓄、手停口停而被迫工作。我們不會在超級富豪躲在自己的豪宅裏之際,其他人卻沒有基本的安全用品而自生自滅。我們不必減少食物支出來付房租。

我們需要結束超級富豪的統治,擺脫他們犧牲我們去不顧一切地逐利。我們需要將代表富豪利益的政府撤換掉,並換上由勞動人民政府組成、為勞動人民發聲的工人政府。我們需要一個由國際、國內和各行業的工人委員會民主地做決定的社會。

在這場全球疫癥大流行的盡頭,全世界可能會有上百萬的人喪生,他們是被這個蔑視他們生命的制度所殺害。為了他們,我們將奮力戰鬥,爭取社會主義的未來。

只有社會主義女權主義才能制止資本主義暴力!

11月25日是「國際消除對女性使用暴力日」。這個紀念日始於1981年,以紀念多米尼加共和國特魯希略(Trujillo)軍事獨裁政權殺害民主與女權鬥士米拉瓦爾(Mirabal)三姐妹。對我們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來說,終結針對女性的暴力之鬥爭,同時也必須是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各種暴力之所以發生,是因為這個社會模式允許其滋生,而這種社會模式合理化一種次等、脆弱的女性的形象,並最終貶低她們的人格。

這並不使我們感到驚訝,因為資本主義需要維持一種「傳統」家庭和模範,以剝削女性的勞動,尤其是無償勞動。同時,資本主義需要制造分化和等級制度,令特定人群易受攻擊,這樣才方便以維護體制之名為各種暴力辯護。

在紀念日前夕,我們看到在印度、土耳其、波蘭、愛爾蘭和其他國家,都有針對女性的攻擊,以及女性的集體反抗。在印度北方邦發生的年輕的達利特(Dalit,印度種姓制度中的最低階層)女性遭到輪暴與殘殺的事件引發了印度各地的抗議活動。在一系列的連續抗議之後,波蘭女性在10月24日組織了反對限制墮胎(這條禁令實際上會禁止98%的合法墮胎)的大規模抗議,因為這是侵犯了女性對自己身體的已經有限的自主權。這場運動是波蘭幾十年來最大的抗議行動,並且是由年輕女性領導、動員及激發了所有性別的工人階級參與。

在愛爾蘭,教會最近被揭發強迫單親媽媽與孩子分離的醜聞。僅在30年前(1980年代),就有數百名嬰兒被教會奪走。證明這一罪行的報告在10月得以公開。這反映了在全球組織起抗爭來終結針對女性的暴力之緊迫性!

資本主義是個危機中的制度

今年以來面對疫情,資本主義社會的反應只是讓經濟崩潰、讓工人和窮人付出最慘重的代價,甚至試圖收回女性數十年來爭取到的權利。甚至連那些長期以來一直宣稱資本主義制度讓女性可以以自己的努力漸進改善生活的親資機構都不得不承認女性權利大倒退的威脅。單是這一點我們就可以對資本主義宣判死刑。

2020年第二季度,世界經濟下滑了10%,世界貿易下降了27%。全球失去的有薪工時相當於5億個全職工作。同時,由於在家上學和衛生體系超負荷,女性主要負責的無償勞動時間增加了。女性的工作尤其容易遭受危險,因為受疫情危機影響最嚴重的部門(零售、服務業等)中女性工作者的比例很高。在新殖民主義地區,情況更加嚴峻,因為大多數女性在非正規經濟中工作,缺少合法的社保或健保。經濟危機和疫情的結合使她們各方面的處境更加危險,包括使她們更容易遭受暴力和侵犯。

政客們處理新冠肺炎危機的方式,使得今年全球饑餓人口翻了一倍。早在幾年前,世界上的饑餓人數已經開始回升,不久將達到約10億人。難民也在增加,人數創下新高。這其中最受其害的也會是女性,因為是她們在新殖民主義地區往往負責獲取食物和食水。她們也是最脆弱的難民,和人口販運的受害者。

只有為社會主義社會鬥爭才能擺脫這種荒謬的邏輯制度,並建立起新社會關系的條件,從而消除對女性的暴力。讓我們一同為此奮鬥吧!

疫情與暴力的揭露

疫情讓女性更加處於抗爭的最前線。官方數據顯示,全球醫療工作者逾2/3是女性。在許多國家,大部分黑人和其他弱勢女性(例如移民和原住民)從事護理工作,她們也是家庭的經濟支柱。

已有許多證據顯示,疫情期間家暴事件在不斷增加。封城之下,女性和其他受害者被迫與施暴者更近距離接觸,施暴者可以更輕易監控她們的行動並防止她們對外求救。可負擔住房和社工幫助在疫情之前就已經缺乏,而在疫情之下這會造成更致命的影響。女性在職場和家庭裏也都承受著疫情的暴力沖擊。

一件有趣但也悲哀的事情是,世界銀行在2020年10月提醒各界註意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矛盾的是,正是世界銀行等勢力推行的以市場與商業利益掛帥的緊縮政策削減了醫療、教育資源,削弱了各國應對疫情的能力。

我們絕不幻想那些一直以來默許並維持對女性的暴力的勢力,可以解決女性受壓迫的現狀。資本主義的本質,隨著疫情而赤裸裸地暴露出來。

女性,特別是職業女性遭受的暴力、侵犯和精神疾病案件增加,證明了這種社會制度無法保證大多數人的安全生活。我們知道自由派、親資本主義的女權主義者也在處理對女性的暴力問題。我們當然樂見這一問題得到更廣泛的認識,但我們認為這些自由派、親資本主義勢力也必須對造成暴力的政治制度負責。因此,這些人不是我們對抗這個問題的盟友,而是問題的一部分。

可怕的數據

聯合國統計顯示,2019年全球有17.8%的女性遭受身體或性暴力:僅過去一年,就有五分之一的女性受到伴侶,前伴侶或家人的暴力行為。暴力是指包括無論身體、心理、性關系或是情感上的各種侵犯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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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1:42:16 |显示全部楼层
由於孤立無援加上缺乏工作與公共服務,暴力事件激增。檢疫與隔離迫使許多女性與施暴者生活在一起。在巴西,超過76%的受害者認識施暴者(例如是家庭成員)。暴力在封鎖中增加不只發生在巴西。封城期間,家庭暴力熱線的求助電話數在全球範圍內激增。例如意大利增長161%;阿根廷為30%;巴西40%;英國65%;突尼斯500%。

不僅是求助電話數量增加了,這還反映了實際暴力行為的增長。摩洛哥的英納吉爾(Ennakhil)求助熱線報告說,經濟暴力增加了60%,心理暴力增加了55%。伊拉克女性自由組織(OWFI)報告說,自封城以來,求助個案(主要來自年輕女性)翻了一番。巴勒斯坦被占領區的女性法律援助和咨詢中心報告說,在城市、農村地區和難民營的社會和法律咨詢增加了75%。糧食短缺和失業的直接結果是情緒、心理和經濟暴力增長。在洪都拉斯,越來越多的女性遭到殺害。日常生活的軍事化意味著警察對人民鎮壓生機,特別針對出門撿拾柴火和取水的女性。

暴力在所有國家都在增加

在2020年4月至5月的愛爾蘭首次封城期間,家庭暴力的個案增加了30%。一些極端恐怖的謀殺案突顯了這一點。30-40歲的女性以及老年女性尤其受到影響。在愛爾蘭,處理性別暴力的服務歷來被無視且預算不足:在2020年預算中,撥給賽狗比賽的預算就相當於所有制止家暴服務的預算!這對女性來說是巨大的危機:整個社會沒有能力支持女性擺脫虐待關系。在即將來臨的第二次封城期間,預計這種情況將進一步惡化。

在美國,有關家庭暴力的個案也激增,墮胎權也正遭侵蝕。同時,女性更可能不僅是疫癥期間的必要工作人員,也更容易面臨失業。在此基礎上,女性還擔負大部分因兒童在家增加的家務與育兒勞動。

4月,瑞典的女孩和青年庇護所的申請者增加了20%至40%。春季警方接獲的伴侶關系暴力事件比前一年並無增加,但目前看來秋季虐待女性的犯罪上升得更快。

在巴西,暴力侵害女性的行為成倍增加。一家百貨商店的記錄顯示,截至5月的一年,其在線應用程序所接獲的暴力案件數增加了450%。早在4月疫情初期,殺害女性的案件數已增長22%。

在英國,一般「正常情況」下每周平均會有兩名女性被現任或前任伴侶殺害。而在全國封城的前7周,就有26名女性和女童被其家庭成員殺害(大約是「正常情況」的兩倍)。自疫情以來,政府的國家家暴監督小組從未召開會議,這表明家暴的大規模增加並未受到重視。政府要求郵差和送貨司機「留意侵犯跡象」,但同時又認為擔負這個任務的工人是非必要勞動者!

在許多醫療資源緊缺的國家,墮胎被視為「非必要」醫療服務。許多女性只能「選擇」進行危險且昂貴的自助墮胎,或被迫生下不想要的孩子。這是在許多國家對合法墮胎權展開攻擊以外,針對女性的另一種國家暴力。

新殖民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機構的性侵醜聞:針對弱勢群體的暴力增加

9月29日有一份報告,詳細揭發了世界衛生組織(WHO)工作人員在2018年剛果民主共和國埃博拉病毒危機期間犯下的性侵犯。與世衛一起被指犯下這一罪行的其他機構和非政府組織,還包括國際醫療行動聯盟(ALIMA)、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國際醫療中心(IMC)、世界宣明會(World Vision)、樂施會(OXFAM)、無國界醫生組織(MSF)。許多當地女性被迫進行性行為以換取工作機會和食物。

女性的脆弱性由於疫情而加劇,最終被當作當權者(無論是個人、機構還是國家)的籌碼。他們最終都是利用虐待和暴力的處境維護自身利益。

這一醜聞揭發了帝國主義利益相關的機構在新殖民主義地區所謂社會救助的假象,他們真正的作用是強化殖民主義、控制和權力。這些機構只會加劇針對女性身體的暴力。

我們必須拒絕這類組織提出的錯誤解決方案。這些解決方案除了點出問題外,完全無力保證工人階級女性的安全和生活條件。他們甚至無力爭取取消窮國的債務,制止帝國主義對他們的剝削,或是反制帝國主義施壓窮國放棄糧食補貼的情況。

民族主義與反動的進攻:對女性施暴的新面孔

由於全球局勢和中美貿易戰,世界各地的民族主義正在崛起。右翼民粹主義領袖和可憎的政客,例如特朗普、博索納羅、埃爾多安、普京、習近平等,推崇性別主義。連同嚴厲限制墮胎權的威脅(例如美國、波蘭、斯洛伐克等),反動派也提出了女性沒有對自己的身體的自主權的觀念。他們貶損女性的人格。隨著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受損,這等於給向女性施暴亮了綠燈,導致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增加。

這些極端的右翼政府向我們宣戰,打擊我們權利。有32個政府建立了反對墮胎權的聯盟。其中包括美國、巴西、埃及、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波蘭和匈牙利。這是反動派對世界上女權鬥爭浪潮的明確響應,並證明了國家暴力行為仍然是資本主義的統治策略。我們需要效仿波蘭工人階級的作法,以更多的鬥爭來應對。

集體鬥爭與組織才是出路

疫情遠未結束!在新殖民地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和印度,感染數以及對女性的暴力持續增加。

2016年至2020年間,我們目睹了許多由女性(大多是年輕女性)領導的街頭鬥爭,抗議各種影響著我們的性別歧視。這種鬥爭和抵抗的能量沒有消失。

本來就迫使成千上萬的女性上街的困難局勢,在疫情中進一步惡化。

為了捍衛成千上萬女性,特別是遭受眼下的暴力浪潮威脅的工人階級女性的生命時,我們需要再次采取這種抵抗策略。

8月23日,以色列爆發一場半小時的象征性女性罷工罷課,抗議一名16歲女孩遭受殘忍的輪暴。示威於8月20日至23日舉行,一直持續到深夜。示威者自發參加了特拉維夫以及海法的遊行,堵塞數條道路。青年和女性是這些運動中最活躍的,許多人是第一次參與鬥爭。

當#Metoo運動席卷世界各地時,即使在沒有反性別歧視運動的國家,它也對關於性侵害的輿論產生了重大影響。例如,在丹麥,這種議題的影響本來非常有限,直到美國電影制片人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被判入獄,關於合意性交、虐待和女權的討論才廣泛進行。10月初,#metoo運動開始在丹麥發展。在電影界,政界和其他幾個領域,都有女性挺身而出,講述她們遭受的侵害。成千上萬的丹麥人簽署了許多不同的請願書,呼籲關註幾個不同行業的職場性別歧視。

我們還看到世界許多地方,醫療工作者,尤其是女性,為爭取安全的工作條件和加薪而罷工。在尼日利亞,成千上萬的人走上街頭,反抗警察的野蠻行徑。在所有這些行動中,女性一直處於抗議的最前線。

為了終結暴力的社會主義綱領

聯合國在11月25日的官方活動的全球主題是「點亮橙色:募資、響應、預防、收集!」。他們呼籲大家穿橙色衣服,在窗戶上貼橙色海報。他們呼籲將把女性服務的預算納入政府的疫情援助計劃中,以應對不斷上升的暴力行為,維持基本服務,開展預防暴力行為的態度運動,並收集有關其嚴重程度的數據!說這是「雷聲大雨點小」都算客氣了。

我們不能依賴資本主義政府甚至NGO和自由派的活動。為了爭取可以在這場危機中挽救女性生命所必需的服務,我們需要的是工人階級和所有性別的窮人的群眾運動。

立足於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的觀點之上,ISA呼籲所有女性圍繞確保捍衛我們生命的政策和直接行動,組織一次國際鬥爭和行動網絡。

但是,我們不僅是在爭取回歸疫情以前的「舊常態」。對於很多人來說,疫情之前的過去也是充滿痛苦的。我們需要超越僅僅關註眼前局勢的要求,為全世界的群眾爭取新的未來而奮鬥。

這些鬥爭的組織需要集體地和國際性地聯合起來。盡管每個國家在資本主義的組織和反應水平上存在差異,但不可否認的是,是同一個體制在侵犯我們。來自世界各地的女工和青年必須建立強大的反資本主義鬥爭,這是制止壓迫的唯一可行方案。我們認為,向所有反對暴力的女性提出一個比向統治者求救更積極的綱領是我們的職責:我們在此提出一個綱領直指問題的核心:資本主義制度。因為,過去的歷史經驗向我們證明,對於工人階級女性的要求,沒有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取得了比1917年俄國革命更大的進步。

在這樣的嚴重危機時刻,我們社會主義者明白,必須將立即采取的措施與新的鬥爭和要求結合起來,這些新的要求將使我們能夠建立一個運動,讓我們真正脫離這個壓迫和剝削的制度、這個無力保證大家生活與生命安全的制度!

在今年的國際消除對女性使用暴力日,我們呼籲建設社會主義女權運動,為ISA而鬥爭,以爭取終結對女性的暴力!以下是我們的傳單內容:

Ni Una Menos(一個都不能少)!我們不要再有人因為性別暴力而喪生;不再有人的精神健康或身體健康受害。我們要努力消除一切形式的性別暴力、虐待和騷擾,無論發生在何處:職場、家庭、學校、國家機構、街頭或是網絡上。

政客們努力拯救銀行和企業,但犧牲女性的性命。需要緊迫的應對這種暴力病毒的蔓延。我們需要立即增加公共支出,並指定政策制止針對女性的暴力。這應包括為身處暴力的女性兒童建造庇護所和支持網絡,為各地有需要的人提供專門的家暴和性暴力支持服務。精神衛生服務應提供受害者在當地可以獲取需要的咨詢和治療,以及對施暴者進行專門的心理評估和治療。每個人都要有基本生活工資和有保障的工作,以支持他們獨立的生活。

新冠肺炎疫情凸顯了把每個人的福利作為第一要務的根本需要。我們需要奪取資本主義精英的財富,為公共服務的大規模擴張提供資金;例如免費醫療與免費育兒服務。這個社會上有這麽多的工作需要做,根本沒有理由發生大規模失業。在縮短工作日,不降低工資,增加福利的條件下,我們應該創造綠色和對社會有益的工作。這樣足以根絕失業。

沒有人應該挨餓。由在地社群、工人組織、貧農和小農合作制定一項應對饑餓增加的緊急方案。這是重新規劃農業的第一步。我們必須終結產生流行病與饑餓的有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並建立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共有農業系統。

工人應當有安全的工作環境,不怕遭受感染、性騷擾和壓力。我們需要穩定的就業,讓勞工監督職場的健康和安全,以及增派人手以減輕工作壓力。

真正的租金控制和大規模公共住房:每個人都有權住在安全、可負擔房屋。將作為投資目標而閑置的空屋一律充公。

提供免費、優質、公立、政教分離的教育。以及漸進的、適合各年齡層的、包含LGBTQ在內的性教育,並重點教育什麽是雙方同意。

免費和容易獲得的避孕和墮胎服務。

工會和廠工代表必須領導一場真正的工會鬥爭,終結不穩定就業,為所有工人能夠賺取生活工資以及反對職場性騷擾而鬥爭。這種運動可以帶頭領導各種形式的鬥爭,包括性別歧視、仇女、種族歧視、對同性戀和跨性別人士的歧視。這可以建立一個聯合的工人階級運動。

終結法庭的性別歧視與檢討受害者的行為。受害者和犯罪者接觸的國家和福利部門人員都應接受有關性別暴力問題的培訓,以確保他們尊重申訴人和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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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1:43:31 |显示全部楼层
我們爭取建立一個由工人階級從下而上民主統治的國家,消除目前有利於統治階級的制度,並從政府和司法系統中徹底消除種族、性別歧視。

我們呼籲全體工人階級立即反抗政府和教會剝奪女性和LGBTQ身體自主權的企圖,例如許多國家對於墮胎權的侵蝕。

我們反對物化女性身體,支持消除性別歧視廣告的鬥爭。大眾媒體應該受到民主監督。

終結戰爭,爭取氣候正義,結束種族歧視的移民政策,爭取庇護權這一民主權利。

生產數據應該民主公有,並由工人階級監管關鍵產業,這是民主的社會主義經濟計劃的一部分。這種新的經濟旨在滿足每個人和地球的需求,而不是資本家的利潤。

我們為面包戰鬥,也為玫瑰鬥爭:我們爭取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讓性別歧視和針對女性的暴力成為歷史。這是一個沒有階級、壓迫、戰爭和暴力的社會主義世界。每個人都有優質生活的權利,並有著享受生活的自由!

計劃經濟是如何運作的?

關於計劃經濟如何運作的討論,對於工人運動和受壓迫者至關重要。自1990年代威權主義的斯大林主義政權垮台以來,資本家從一個危機跌進另一個更深的危機。但是資產階級有一個很大的優勢。近年圍繞著美國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英國的科爾賓(Jeremy Corbyn)和法國的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的左翼浪潮,保衛著左翼的許多重要社會訴求,但很可惜,這些左翼人物當中,沒有人為民主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概念加以推廣宣傳。在斯大林主義的官僚計劃經濟垮台之後,右翼經濟學家對於計劃經濟“信息不透明”和“缺乏創新性”的指責,這種說法已經影響了許多工人和青年的政治認識。現在是時候澄清這些問題了,用能夠徹底改變當前制度的綱領,來重新武裝工人與青年的思想。

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並不想鉅細靡遺地描繪資本主義被推翻後的社會細節,他們不願在沒有現實基礎的情況下空談,從而與“空想社會主義者”劃清界線。但工人階級為何鬥爭?這仍需要我們提出新社會中具體政治經濟制度的模樣,因此馬克思在1848年著名的《共產黨宣言》和其他著作中,有意識地把重點擺在社會主義的大致輪廓。為了徹底擺脫老板們利潤至上的制度、為了擺脫貧窮和不平等,社會主義者得出結論,必須實現對生產資料,包含工廠、職場和技術的共同所有權,以此建立的社會主義社會,必須立基於有計劃的生產活動,由工人討論和設定生產的方式和目標,以決定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如何運作、為何運作。

1871年的巴黎公社的壯舉,讓馬克思有了活生生的機會向世人展示何謂工人階級民主,包括公社的自由選舉、選舉產生且可即時罷免的工人委員、收入不超過平均工資的公職,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的徹底解體。馬克思稱“總算發現一個政體,致力於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不過巴黎公社僅在一個城市掌權,因此它只能為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提供有限的學習經驗。盡管經歷了數十年來主流學說對計劃經濟這一概念的持續攻訐,以及斯大林主義自上而下計劃的經歷,為社會主義世界而鬥爭的人需要更為努力。

近年對抗這個剝削、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的制度的鬥爭持續爆發,也啟發了無數群眾。多數運動反對的對象明確,但對於能夠取代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缺乏認識,使得運動或多或少被削弱。我們必須提供更清晰的圖景,來展示民主的計劃經濟在實務上如何運作,以及它與斯大林主義獨裁的計劃經濟有何不同。

擺脫資本主義的浪費和低效

試想那些在避稅天堂上萬億美元的閑置資本和蓄積的財富,由工人政府征收,而這個政府將用這些錢消除饑餓、建設體面的社會住宅,並提供每個人體面的薪資;試想那些在廣告和非實質生產性的金融服務的投資,能夠改挹註於公共服務,例如公共教育、公共醫療、公共托育,並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試想資本主義下商品無秩序的重覆生產和計劃性汰舊的現象能夠結束,如此將能大幅解放許多資源,並用於社會所需的產品和服務。

如果將各大產業國有化並以計劃經濟的型態協調起來,工人階級就能掌控社會的剩余價值,許多金錢就不會再被那些有錢股東和資本家所浪費掉,他們由於普遍消費力不足而拒絕投資。在社會主義的計劃下,已開發國家占GDP 5%的奢侈品市場,能夠被廢除並重新導向有用的社會生產。那些右翼經濟學者所謂的“效率”,導致的不過是他們口口聲聲捍衛的資本主義日益惡化的大規模失業。在民主的社會主義計劃中,原本無業的工人能夠投入生產貢獻社會,並在公共機構、新興環保產業,或大型的基礎建設計劃中,得到待遇良好的工作機會。

新冠肺炎疫情而產生的醫療危機、災難性的氣候變遷以及新一輪經濟危機等事件,都使得社會上更廣泛的族群更加明確渴望民主計劃制度。資本主義政府為了不損及市場利益而讓新冠肺炎的疫情雪上加霜。政府本應即時接管生產口罩和呼吸器等所需用品的產線。那些有代表性的醫療衛生科學家已經在幾年前說過,感染力時高時低的病毒不會給制藥業帶來穩健的“商業模式”。而對於利潤驅動的資本主義來說,生態破壞不足以刺激它進行大刀闊斧的生產轉型。

但是,對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挑戰卻更加多。我們需要展現在一個生產數以百萬計的產品並有數千家公司的社會中,計劃經濟能夠奏效;但大型跨國公司已經在內部作出生產計劃,其資金密集化和集中化的程度,令全球經濟由更少數幾間企業把持。現在跨國公司幾乎占全球GDP的1/3,以及世界總就業人口的1/4。

“經濟計算”辯論的後續

193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學家與經濟計劃的捍衛者之間,就展開了激烈的辯論。面對右翼從原則上對計劃的反對,左翼人物和運動人士的回應形形色色。有論點提出集中化或者完全分散化的所謂“市場社會主義”。另一方面,有些人試圖提出一些想像,幻想著我們能立即跳入一個沒有貨幣和市場的世界,直接以現代技術和工人委員會為基礎,生產能滿足人類需求的產品。

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這兩種方法都有嚴重的局限性。第一個方法沒有考慮到在產品或服務充裕的情況下可以開始免費分配,而貨幣無需再存在。第二個方法忽略了一點,也就是若要實現為人類需求直接進行生產的願景,會需要一個過渡時期,讓世界範圍內生產力得到進一步增長並彼此協調起來。將這些方法付諸實行的先決條件不會立即出現。而且在許多情況下,在生產活動開始以前就使用現代技術來滿足一些需求,恐怕並非最有效率的“計劃”,像是易壞消費品,這個情形其實可采用其他已存在的“實時計劃”來解決,下文會對此做更多說明。

出於反對斯大林主義政權過度地官僚集中化的計劃體制,部分人僅僅主張工人擁有個別企業並“自治”。許多無政府主義理論者都秉持這一傳統。還有一位頗具影響力的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沃爾夫(Richard Wolff),他制作許多有關當前議題的有趣視頻,這是許多青年在網絡上認識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開始。沃爾夫寫了《工作場所的民主》一書,捍衛“工人自主型企業”的概念,但他也希望保留市場。工人委員會實行企業自治,並決定賦予更高層級政治機關權力和生產資料的程度。

這種市場環境下自治的問題是,各個工人擁有的企業將被迫相互競爭。他們將爭奪市場份額和利潤、被迫針鋒相對,這種“市場社會主義”很快會趨向模仿市場資本主義。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種“市場社會主義”的體系就曾經在鐵托領導下的前南斯拉夫試行過,而它摧毀了工人階級之間的團結基礎,並導致了各個工人自治企業之間以及貧富地區之間的惡行競爭,同時也造成大規模失業。

當然,前南斯拉夫仍然是一黨制國家和斯大林主義的變種。所謂的自治管理仍是由非民選且不可罷免的黨官僚所指導,這些官僚也操縱著工人的意見,當時工人階級沒有自由、民主進行組織的權利。但就算在市場條件和“市場社會主義”下的結果也往往相同。在南斯拉夫,市場競爭導致產業的管理者以追求效率之名、以利潤最大化的名義,將社會拉回等級制度和官僚的主宰。

此外,如果真能夠讓越來越多的公司被工人自下而上接管,那麽由最富的1%所控制的國家機器,將不會袖手旁觀什麽也不做。需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群眾運動來迎擊資本主義國家的攻擊,用民主但政治上集中的工人國家來取代舊制度。地方自治的捍衛者低估了國際勞動分工,以及進行國際革命和在民主計劃經濟中進行全球合作的需要。

馬克思:社會主義的兩個經濟階段

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在經濟上會經過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在第一階段,只要社會財富還沒有達到普遍的豐裕,資本主義分配方法的某些元素就會以一種改良的形式保留下來。人們獲得報酬的標準仍然會依據努力的程度:工作時數。當然,每個人都可以享受一系列免費或幾乎免費的服務,這就是間接工資或社會工資。工人政府第一件要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縮短工時,允許工人階級有時間參與經濟和政治的決策,同時也是讓工作、家庭和自由時間達到更好的平衡。通過民主的計劃經濟來解決群眾的失業問題,將能更有效地在不減少工資的情況下重新分配工作,從而為降低每周工時奠定基礎。一旦經濟生活中占據關鍵地位的產業部門收歸公有,大公司將無法把巨額財富運往避稅天堂,而社會將得到許多實現上述目標的有利條件。

馬克思主義者把社會主義的第一階段稱為“過渡經濟”,在這一階段裏,市場、貨幣、按時計酬等元素仍然存在。托洛茨基是俄國革命的領袖,他反對斯大林主義時談到這一階段:“只有依據國家的計劃化、市場和蘇維埃民主這三要素關聯之點,才能實現過渡期之正確的經濟指導。”

在第二個階段裏,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當某些產品達到豐裕的程度,那麽采取免費分配形式的商品和服務就會增加。隨著人們逐漸習慣了一個沒有匱乏的世界,金錢可以變得不重要或者消失。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將這一點總結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要達到這樣的第二階段,當然需要先在第一階段的初步階段就為生態環境進行徹底的轉型,必須不斷監測開發中的綠色生產力的生態足跡。與短視近利並以利潤為導向的資本主義完全不同的是,工人民主制意識到環境保護符合我們的物質和社會利益,從而持續確保我們的自然環境不因經濟發展而遭到破壞。

各種計劃模式:沒有單一方法適用於所有生產

如果我們既反對過度集中、官僚主義的計劃體制,又反對孤立的自治方案,那麽我們主張什麽?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可以看看資本主義下已經存在哪些計劃型態,去除專制成分之後,或將能夠為社會主義所受用。我們還可以看看另一種被認為特別適合社會主義計劃的計劃形式:投入產出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

美國零售業巨頭沃爾瑪(Walmart)是一家卑劣的公司,它打壓工會且低薪血汗。若從營業收入來看可以說是全球最大的公司,並在2019年就有220萬名員工。根據幾年前的收入計算,如果它自成一國那會是世界第38大國家。沃爾瑪被視為將供應鏈規劃的先驅,它的方法已被許多資本主義公司所效仿。沃爾瑪遍及20多個國家,設有1.1萬多家門市,其內部運作就像是某種計劃經濟——當然,是以專制的計劃為基礎的。

沃爾瑪通過高科技與供應鏈的實時信息共享,大幅提高了運營效率。沃爾瑪本身不會自己補充庫存,反而是讓其合作的供應商來幫它補貨。沃爾瑪只是與供應商及其整個供應鏈中的其他供應商實時共享收銀交易中的信息。它向供應商提供低價但大量的貨品貿易,這是個令競爭暫停的優待關系。形式上,這些供應商是與沃爾瑪交易的不同公司,但在市場上交易的數量已經因此減少,以在彼此配合和縝密計劃下提高效率。沃爾瑪和它的供應商雖然是不同的公司,但在實踐中,卻仿佛是一間完全按照計劃整合在一起的公司。產品不是盲目地湧入沃爾瑪的庫存,而是隨著實時反應的消費需求信息來進行調動。用實時信息演進技術,沃爾瑪針對消費品設置的計劃模型有效地預期需求的動態。

另一種是基於訂單的計劃(order-based planning),也就是收到訂單後才開始生產。像思科(Cisco)這樣的信息技術IT公司,在為大公司生產路由器和其他技術的時候,采用的就是這種模式。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更大、更昂貴的工業或科技產品,也可以用這種根據訂單進行有生產計劃的做法。

另外還有一種方式則是根據實際生產目標,來決定投入多少原料的“投入產出分析”計劃型態,尤其適合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這種方式對於工人國家中的新興產業來說,將會非常受用。我們會問,為了拯救氣候和環境,那麽我們的急迫的計劃中,會需要建造多少風力發電機和太陽能板呢?我們需要多少投入?需要多少成本?能源、原料、教育和公共運輸,都是能夠采行這種“投入產出分析”的產業。以所有人都能獲得充分教育資源的師生比和班級規模,來決定我們需要多少學校和教師、又需要哪些資源。

透過長期監測需求或使用者數量的動態變化,就能制定投入產出的計劃,像是運輸網的乘客數量、接受不同教育形式青年數量的演變,或者它也可以用於工人國家希望優先發展的產業,來因應氣候災難的生態產業,或是將家務勞動變成公共的社會服務等。

民主的討論可用來決定在教育、醫療、文化、公共運輸、體育、基礎設施等方面分別投入多少比例的社會盈余。當然也要決定公共服務的預算,把常常落在女性肩上的無償家務勞動,轉變為社會化的免費托兒、公共社區餐廳、公共洗衣店等。從職場到區域性和全國性的民選會議中,工人國家由下至上的層面都將為此展開討論。對產業綱領和生產計劃的主要內容的反對聲音,能夠反映在工人的報刊和媒體。

各種經濟計劃方式和整合程度:“信息問題”的解決方案

根據產品或服務的性質,工人國家可以選擇不同形式的計劃。在某種程度上,這些計劃都可以繼承自資本主義,但需要移除資本主義專制的元素,並由民主工人的控制和管理來取代。職場、社區、學校的工人和青年組成的委員會以及區域性、產業性和全國性的民選代表,將管理經濟的關鍵產業。

原理上,“投入產出分析”可以廣泛應用於今天很多產品和服務。電腦在這個任務上能幫很多忙。但在現實中,這仍需要民主的討論,來決定計劃的類型以及如何實施工人的控制和管理。無論計劃是更加集中還是分散,工人的民主對於任何層面的經濟計劃都是至關重要的。集中起來制定的計劃,也需要產業部門工人、消費者,或原料工人之間的民主討論、修改和糾正。

產品種類繁多、高投入也高產出的產業,或許適合把計劃放到國有企業及其產業勞工委員會的層面上進行決策。但這樣的話,也需要采取制度措施來避免國有企業間的惡性競爭。有個具體的合理做法,是以產業為基礎來組織工人委員會、或地區產業委員會,討論在這種情況下的生產變化、將成功的產品的擴大到其他國有企業中進行生產、重新安排就業或工作時間等,並以工人的利益為核心。全國工人的代表應出席並參加這場民主辯論。當需要在公司或公司集團中通過投票做出決定時,馬克思主義者提出:公司本身的工人有1/3的投票權,工會或選舉產生的產業代表有1/3的投票權,工人政府有1/3的投票權,從而反映所有方面的利益。

這不僅是一個利用當今更先進的技術來實現計劃工作可能性的問題。如果沒有工人和使用者的不斷反饋,任何擁有大數據的電腦演算法都不可能變得有效。正如托洛斯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所說的:“在國有化的經濟之下,要提高品質,就要有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民主制度,要有批評和創意之自由──而這些條件卻與充滿畏懼、扯謊和諂諛的極權政制不能相容。”

一旦計劃經濟被劃分為幾個經濟產業,並且承包商與主要公司整合在一起,我們那麽在各產業要采用計劃生產的就不會是數千家,而更可能只是數百家。這些產業可以由產業代表進行集中計劃,也可以由國有企業的工人委員會進行計劃。在後一種情況下,這一過程需要由產業級的委員會來引導和管理,以維持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團結,避免陷入孤立的“自治”死胡同。

這樣子的角度改變了所謂“信息問題”的性質,這個問題往往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以及一些“市場社會主義者”)用令人混淆的方式呈現出來。用“成千上萬的公司生產成千上萬的產品”的概念,來制造“集中計劃”不可行的假象。我們說的不是單一巨大集中的“超級大腦”(或計劃機構)來處理每日數百萬過載的經濟決策信息。必須指出的是,大多數產品與其他產品之間不會相互影響。雖然某些產業之間可能有重疊,但我們可以將經濟劃分為相對獨立的不同部分。從而我們說的就是幾十個專門的規劃機構。此外,這些產業會因不同特性而有所不同地集中化。某些可以高度集中,比如公共交通計劃或鋼鐵生產。而另外的可以像消費品那樣比較零散化。

很明顯,不只是一個而是有數十個“計劃中心”,而且總體來說還有成千上萬個工人的大腦、眼睛和雙手,都參與在民主的計劃經濟中。在適當的水平上組織每個產業的生產,並采用最適合的計劃類型,將使計劃順利進行。現代技術將對這項任務提供巨大幫助。但民主工人的控制和管理對於一個健康的計劃經濟同樣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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