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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傑瑞米柯賓

中国劳工论坛政论选集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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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1:14:56 |显示全部楼层
《共同的歷史,共同的鬥爭》書評

在媒體和政客眼中,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之間無休止的沖突似乎是北愛爾蘭的死結。彼得·哈登(Peter Hadden)的遺著《共同的歷史,共同的鬥爭》(Common History Common Struggle)則解釋道,從20世紀70年代起的暴力事件遠不是不可避免的,關鍵是需要工人階級的共同鬥爭。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工人的革命鬥爭開始動搖英國對愛爾蘭的統治。倫敦則以帝國主義的辦法來應對:分而治之。為了避免爆發革命,英國政府按教派將愛爾蘭分成了南北兩部分。

在繼續屬於英國的北愛爾蘭,新教保皇派和聯合派成立了自治政府。統一黨(Unionist Party)通過操縱選區劃分和投票資格,在1921-68年間一直執政,並利用國家機器和保皇派武裝匪幫攻擊天主教群眾和整個工人階級。

反動政黨與天主教會一起接管了極其貧窮的南方,不過直到1937年才正式成為獨立國家。

英國政府分裂愛爾蘭是為了分化新教工人與天主教工人。在1919-1920年間,信奉不同教派的工人曾一同進行總罷工和群眾鬥爭。

1968-69,一切都改變了

《共同的歷史,共同的鬥爭》的主題是1968-69年的事件。彼得·哈登(1950-2010)當時是馬克思主義組織「戰鬥派」的新成員(戰鬥派是CWI的創建者,社會主義正義黨是CWI的瑞典支部)。在他的整個政治生涯中,彼得·哈登在活動和理論上都處於領導地位。他撰寫了數本關於北愛爾蘭和民族問題的重要著作。

1968年至1969年,北愛爾蘭的一切都改變了。數十年的貧困和苦難以及天主教工人所受的歧視引爆了大規模群眾運動。當時的關鍵問題是,工人階級的團結鬥爭或者宗派主義,哪個會占上風。

本書其中一章是關於1968年10月5日的關鍵轉折。在北愛爾蘭第二大城市德裏,住房行動委員會(Housing Action Committee)組織了一場示威活動,並得到當地工黨及其青年組織「青年社會主義者」的支持。示威者喊出「工人階級,團結戰鬥」,「要階級戰爭,不要信仰戰爭」,「橙(聯合派)綠(民族派)保守黨統統滾出去」等口號,強調工人階級必須團結鬥爭,反對兩派的右翼政客。

住房嚴重短缺和極度惡劣的居住條件是示威的關鍵原因。示威組織者在一份傳單中特別提到了兩名貧民窟房東:一名是天主教徒,另一名是新教徒。

政府采取了空前的暴力鎮壓。警察用警棍丶催淚瓦斯或其他方式襲擊這400名抗議者,其中有100人受傷。這一消息很快就通過廣播傳播開了。

量變引起質變,彼得·哈登寫道:「幾乎在一夜之間,整整一代人都參與到政治中來了」。「那一個月裏,每個人都是政治活動家」,「革命的機會已經出現」。

要想繼續前進,就需要一個階級綱領 來擴大鬥爭規模丶提高群眾的意識並將他們組織起來。德裏示威的組織者立即宣布下星期五舉行一小時的罷工並在星期六再次舉行示威。

然而,工會領導層以及北愛爾蘭工黨(NILP)和共產黨(CP)沒能提供這樣一個綱領。工會領導人反對政治罷工,而工黨和共產黨則尋求與天主教自由派和企業家合作。德裏居民,包括示威者和受傷者,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徒。

10月5日的示威指出了前進的方向。有必要開展一場反對貧困的運動,提出關於住房丶最低工資和受教育權的訴求,這樣就有可能爭取到相信工人運動的新教工人。彼得·哈登的著作讓我們看到,貧窮與不幸是多麼普遍。1969年,在以新教徒為主的貝爾法斯特市尚基爾區,95%的住房沒有室內廁所,97%沒有熱水。當時伊恩·佩斯利(Ian Paisley)領導的新教極端組織只得到了非常有限的支持。要想挑戰統治著南北愛爾蘭的資本主義制度,工人階級必須團結起來。

領導問題

隨著民權運動的發展,多個組織都來爭奪運動的領導權,如北愛爾蘭民權協會(NICRA)和公民行動委員會(CAC)。這些自封的領導人通常是在阻礙運動;或者采取宗派主義的立場,只提出天主教徒的訴求。例如,民權協會領導人約翰·休姆(John Hume)表示公民權利不是政治問題。

這些年裏許多運動和思想你方唱罷我登場。貝爾法斯特的「青年社會主義者聯盟」變成了名為「人民民主」的組織。這個行動組織沒有明確的成員,它的綱領是半調子社會主義。它沒有面向工人運動和工人階級,而這正是運動的關鍵。

德裏工黨提出了最明確的階級綱領。「誰住在一百年前修建的房子裏?誰沒有浴室和熱水?誰住在擁擠不堪的屋子裏?是工人。因此,反對惡劣的居住條件的鬥爭是工人階級鬥爭。」德裏工黨也提出了社會主義,但它並不完全是一個社會主義革命政黨。不過它得到的強大支持證明當時有機會建設團結的社會主義鬥爭。

德裏的第二次示威活動於11月16日舉行,不幸的是這次的領導者與10月5日的不同。這一次沒有標語和橫幅,而且只批評了新教貧民窟房東。

彼得·哈登強調,社會主義者必須參加這樣的示威,但要有自己獨立的社會主義綱領。那些對現在的領導人抱有幻想的人們終將對他們失去信心,然後會想起社會主義者提出的批評。

社會的政治化導致起初的熱情逐漸變成憤恨,但也更加自覺。北愛爾蘭警察(皇家阿爾斯特警隊,RUC)與天主教青年的沖突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政府無論提出有限的改革或采取鎮壓都無法阻止這一運動。約翰·休姆等領導人和年輕活動分子之間的距離迅速擴大。

在許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混居的貝爾法斯特,大部分群眾都反對宗派主義。1968-69年許多新教工人和天主教工人一起舉行罷工,例如一起對抗一個新的反工會團夥。在一些城市和住宅區,他們還組織了聯合抗租行動。

群眾情緒轉變的另一個例子是中阿爾斯特一名統一黨國會議員死後進行的補選。21歲的伯納黛特·德夫林(Bernadette Devlin)與統一黨競爭這個席位。伯納黛特一開始是「人民民主」的成員,後來轉向更左傾的德裏工黨。她不想被視為「天主教候選人」。「我討厭反聯合主義這個詞」。宗派主義「使人們忽視了同時影響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真正問題」。工人階級需要「團結在非宗派主義的激進政綱之下」。

憑借這一政策,伯納黛特·德夫林以33,648票贏得了選舉,成為200年來最年輕的國會議員。

但盡管有罷工丶抗租行動和中阿爾斯特選舉,工會和工黨還是完全消極的。同時倫敦的工黨政府積極支持貝爾法斯特的聯合派政府。

博格賽德之戰

下一個轉折點出現在1969年8月。聯合派動員了15,000人參加德裏的年度遊行(學徒男孩遊行)。天主教家庭,尤其是博格賽德的居民,擔心自己會受到阿爾斯特警隊丶B特警隊和保皇派極端分子的襲擊。

先是有一些年輕人投擲石頭,然後發生了襲擊。人們挺身自衛,成為「博格賽德群眾自發起義」,反抗手持警棍丶催淚瓦斯和盾牌的警察。博格賽德防衛委員會控制了一個名為「自由德裏」的地區,「負責管理生活的方方面面」。「博格賽德之戰」持續了三天。

倫敦政府擔心保皇派極端分子會進行大屠殺,進而引發內戰,因此於8月14日決定派兵彈壓。

一部分左翼和德裏的社運人士一開始將此視為勝利,因為他們以為軍隊將保護天主教徒。但正如彼得·哈登解釋的那樣,派遣部隊是為了「保護英國資產階級的財產和利潤,而不是保護天主教或新教工人的利益」。

博格賽德之戰和軍隊的到來導致了暴動和沖突。但是工人階級內部仍然有強大的力量通過和平和防衛委員會反對暴力。在貝爾法斯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一個保護所有居民的聯合組織封鎖了港區。」伊恩·佩斯利(Ian Paisley)企圖組織一場群眾集會,結果8000名造船廠工人中只有185人參加。

但是反對暴力和階級鬥爭的運動並沒有協調或聯合的民主領導。相反,工會加強了與政府的聯盟。

共有15萬人加入了反對政權的第一線,其中大部分是年輕人。「這些『解放區』已經成為了革命大學」。大多數人都知道他們在對抗 國家鎮壓和惡劣的生活條件 ,但是卻不清楚在爭取什麼。

9周後,政府承諾做出一些有限的讓步,然後博格賽德的街壘就被拆除了。民權運動的領導層無法給出鬥爭前進的方向;工人運動的領導層冷眼旁觀,甚至支持政府。在1969 – 1970年冬季,迄今尚未發揮重要作用的愛爾蘭共和軍(IRA)分裂了。新的臨時派愛爾蘭共和軍批評正統派沒有保衛居民區和背離了社會主義。臨時派的綱領有半社會主義的要求,但最重要的是,他們強調武裝鬥爭因而顯得比較激進。然而兩派都受到史太林主義階段革命論的影響,認為現階段是跨階級的民族鬥爭。他們主張愛爾蘭在資本主義下重新統一,因而無法團結工人階級。

但是勞工運動仍然有機會勝利。在1970年的選舉中,工黨獲得了113,506票。而在1971年3月30日,有3-4萬名工人舉行罷工反對反工會法律。

宗派主義,還是群眾鬥爭?

但是工會沒有就普遍的階級和社會問題組織任何聯合鬥爭,造成工人組織倒退。資本主義深層危機的社會影響導致暴力升級。以前的群眾鬥爭退潮了,群眾變成了宗派沖突的旁觀者。聯合派成立了武裝團體,如數千人的「阿爾斯特防衛軍」(UDF),還有「阿爾斯特志願軍」(UVF)。數千家庭被趕出原來生活的地區。愛爾蘭共和軍的爆炸襲擊也增多了。國家暴力也升級了,不僅攻擊天主教徒,也攻擊新教工人和非宗派的防衛團體。

為了擊敗愛爾蘭共和軍,政府建設了拘留營被建立起來,僅四個月就關押了1,500名囚犯。但效果適得其反,愛爾蘭共和軍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大。青年認為共和軍的行動是「革命」的,而忽視了這個組織局限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綱領。伯納黛特·德夫林和新成立的社會民主工黨(SDLP)也同共和軍合作,從而加入了民族主義/宗派主義陣營。

只有以彼得·哈登為首的少數馬克思主義者指出,愛爾蘭共和軍的做法沒有前途。個人恐怖主義將導致政府加強鎮壓,並把新教工人推向聯合派那一邊。愛爾蘭共和軍永遠無法戰勝英國軍隊,而只會促使英軍采取更野蠻的鎮壓措施。

在1972年1月30日的「血腥星期日」,德裏多達2萬人參加遊行,要求撤除拘留營,結果有13人被英國傘兵槍殺。目擊者說士兵們從背後射擊逃跑的抗議者,還有一些人是被進距離處決的。有7名死者是青少年。

彼得·哈登描述道,所有愛爾蘭人都「驚呆了,憤怒了」。天主教工人們舉行了為期三天的總罷工,一些新教工人和學生也參加了這次罷工。

北愛爾蘭問題

接著,長達數十年的北愛爾蘭問題(The Troubles)開始了。臨時派愛爾蘭共和軍在兩個月內殺死了56名士兵。聯合派類似於法西斯的武裝團體舉行了大規模示威。1972年成為最血腥的一年,有467人死亡,其中353人是平民。平均每月發生115次炸彈襲擊。

英國政府接管了北愛爾蘭,但仍然無法解決這種局面。愛爾蘭不可能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統一。英國政府決定維持現狀,並為此向北愛爾蘭派駐了21,000名士兵。

不過即使在這段時期仍然可以看到階級團結。宗派主義未能分裂工會,而且也未能破壞任何一場罷工。1974年聯合派組織了一次宗派主義罷工,利用準軍事組織的威脅中斷了生產。但1977年聯合派試圖發起同樣的行動但卻失敗了。當時工人組織了群眾大會反對「罷工」。

在1970年代,工人階級多次阻止了宗派暴力和內戰苗頭。好幾個工人團體(例如巴士司機和電工)曾因工友遇害而舉行罷工。

1975年,天主教和新教群眾都更加反對爆炸襲擊和殺戮。愛爾蘭共和軍在英格蘭的兩家酒吧實施爆炸,導致19人死亡丶182人受傷,令它失去了支持。同時政府利用偽證和酷刑,誣陷17名無辜者實施了爆炸襲擊,突顯出國家機器的角色。

工會高層被迫采取行動,發起了生存權運動,要安全生活的權利以及工作丶住房和受教育的權利。運動第一天就有2萬人簽名支持。但是這場運動基本上只是停留於口號,並沒有任何真正的動員或鬥爭。

反映這種情緒的另一個明顯例子是「和平人民」運動(Peace People)。它組織了反對宗派暴力的示威,貝爾法斯特有2萬人參加,德裏有25,000人參加。這個運動的弱點在於,它沒有譴責國家暴力,也沒有提出緊迫的社會問題。

《共同的歷史,共同的鬥爭》是彼得·哈登去世前撰寫的一本傑作。它內容豐富詳實,並對非常覆雜的愛爾蘭民族問題做出了理論和實踐結論。

今天的現實印證了這本書的觀點,即資本主義和宗派主義沒有辦法解決問題,反而加深了問題。自從1990年代和平進程開始以來,北愛爾蘭的兩極化加劇,有可能爆發比過去更為嚴重的新沖突。而另一方面工人和青年正在爭取團結抗爭。在這種情況下,今天的社會主義者必須吸取這本書所介紹的經驗教訓。

二零一九年

《保衛馬克思主義》80周年

這本書內容豐富,談及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瞬息萬變的世界——蘇聯的斯大林主義、法西斯勢力在意大利和德國掌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適用性。與此同時,它具體論述了建立革命政黨所需處理的問題——工人階級取向、黨內民主與國際主義。在整本書中,有一件事是顯而易見的:托洛茨基並不是一個只重覆舊公式的“馬克思主義者”,並且他不怕承認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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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1:16:15 |显示全部楼层
蘇德條約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確是對每個組織與個人的考驗。全球大批資產階級政客已經屈服於法西斯主義,將它作為粉碎工人階級、對俄國革命進行報覆的唯一途徑。

1939年8月,就在戰爭爆發前,工人和大部分其他人都對希特勒與斯大林簽訂條約感到震驚。這是斯大林為避免納粹德國立即進攻而采取的絕望行動,因為他未能與法國和英國建立他想要的聯盟。1941年6月,當德軍進攻蘇聯時,斯大林起初不相信這一消息。

蘇德協議令共產國際的宣傳轉為主要批判英法帝國主義,而不是批判納粹德國。在軍事上,該協定意味著波蘭在9月1日被德國軍隊從西方入侵,隨後在9月中旬被蘇聯從東方入侵。蘇聯軍隊也進攻了波羅的海國家和芬蘭。

在這些事件之後,美國托派政黨SWP的部分成員(包括部分領導層成員),改變了他們對蘇聯性質的立場。他們在媒體和若幹“左翼圈子”中屈服於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龐大壓力,將蘇聯的斯大林主義獨裁與德國希特勒的獨裁統治等同起來。

采取這些做法,SWP中成長起來的反對派也很快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建立革命黨的願景。對於《保衛馬克思主義》,我們不能只是看過一眼,而是應該仔細研究,要理解將強有力的理論與具體分析相結合的必要性。

列寧和托洛茨基是1917年俄國革命的領導者,令工人階級在農民的支持下實現史上第一次工人奪權。他們也是首先意識到新國家的弱點和遭受的威脅的人,尤其在它因為德國和其他國家的革命失敗而遭到孤立的時候。

以斯大林為領導、以維持現狀與“實現穩定”為第一要務的一個官僚層對特權和權力的渴望逐漸增長。斯大林在1917年沒有擔任過重要職務,他也沒能為1923年的德國革命和1925-27年的中國革命(兩場都以失敗告終)提出正確的建議。

在1920年代,官僚層起著無意識抑制革命的作用,但後來它變為有意識地抑制工人革命與鬥爭。這一點在1936-39年的西班牙體現得尤為明顯。

斯大林主義

在蘇聯,他們對領導1917年十月革命的布爾什維克展開了事實上的內戰。斯大林主義政權利用肅清和監禁的方式,對一切反對派(尤其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進行審判和處決。

在斯大林主義掌權的過程中,托洛茨基曾多次提及“熱月”——1794年法國的反革命。起初,托洛茨基認為俄羅斯的熱月意味著工人國家的毀滅。然而,在1930年代早期,他意識到這種觀點是錯誤的。熱月是一場政治反革命,而非社會反革命。在法國,熱月意味著反革命的政權更叠,但新政權保留了革命所建立的資本主義新經濟體制。

從法西斯主義到資產階級民主,資本主義經濟可以有不同的表現。在俄羅斯,斯大林的統治是一場政治反革命。資本主義沒有恢覆,計劃經濟得以保留。在長期的血腥鬥爭中,官僚獨裁取代了工人民主。俄羅斯落後的發展水平、其遭遇的孤立以及侵略性的帝國主義環境使這成為可能。

保衛蘇聯

托洛茨基的結論是,俄羅斯已經成為一個墮落的工人國家。它廢除了資本主義,擁有一個基於國有制的計劃經濟。

在此基礎上,由托洛茨基創立的第四國際組織主張無條件保衛蘇聯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同時不給予斯大林政權任何支持。第四國際及其所屬政黨的綱領是進行政治革命,以便在計劃經濟中落實工人民主,遵循並發展1917年革命的民主決議,以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托洛茨基在寫給馬克斯·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的信中指出:“官僚的思想在事實上幾乎與十月革命的思想完全對立。” SWP內部出現的少數反對派改變了他們的立場,認為對芬蘭的進攻和與希特勒的條約從根本上改變了蘇聯的國家性質。

在墨西哥獲得庇護並且被禁止入境美國的托洛茨基在這次辯論中開始寫作,向他們提問,如果蘇聯不是工人國家,那麽馬克思主義者應如何描述它。

他們中的一些人回答道,官僚層是一個新階級。其他人說蘇聯已變成國家資本主義社會,還認為歐洲的法西斯主義、美國羅斯福新政和斯大林主義同樣導向官僚主義國家獨裁統治。他們在這件事上沒有區分革命和反革命。法西斯主義作為金融資本的工具,當然不會剝奪資本家。

托洛茨基指出,斯大林主義官僚層是一個缺乏歷史使命的臨時現象,而不是新的統治階級。蘇聯強勁的經濟成長不是因為官僚,而是計劃經濟和新技術引進的結果。官僚層礙了計劃經濟的發展。

斯大林主義是極權主義的獨裁統治,但其政權並不穩定。斯大林主義崩潰和資本主義覆辟早在其發生50年前就已經由托洛茨基預計到,其負面效應為世界無產階級的削弱和帝國主義的強化。受到二戰影響,這個過程被推遲了。

在此基礎上,盡管莫斯科的內外政策“保存了舊有的反動性”並且是“國際革命的絆腳石”,托洛茨基主張保衛蘇聯(他用支持政府、反動但對於抵抗階級敵人的再次進攻有必要的工會做比較)。

瓜分波蘭

由於蘇德雙方的軍隊瓜分了波蘭,SWP的反對派提議采取“既反對希特勒又反對斯大林的革命”這一立場。

在回答中,托洛茨基展示了波蘭的真實情況。在西方,革命者、猶太人和民主人士正在逃離德國軍隊的進攻。在東方,是地主和資本家試圖逃脫。托洛茨基預測,入侵之後紅軍將征收土地和工廠。資本主義媒體,甚至流亡海外的孟什維克報紙都在波蘭東部報導“革命浪潮”中證實了這一點。

托洛茨基警告說,希特勒會將他的槍口對向蘇聯,以建立法西斯政權並恢覆資本主義私有制。當希特勒進攻時,最迫切的任務就是擊敗他的軍隊。

馬克思主義者應怎樣評論紅軍的進攻?托洛茨基寫道,“衡量本階級利益得失的最高標準”不是財產關系的變革(盡管是進步的),而是世界無產階級的意識。第四國際反對占領新領土,反對“挺著刺刀的布道者”。革命必須具有堅實的工人階級與窮人基礎才能獲得成功。在已經遭到侵略的地方,托洛茨基主張剝奪資本家和地主的工人階級獨立行動。

辯論與團結

在這場辯論中,托洛茨基將尖銳的政治論戰與強調團結的必要性結合起來。他強調了SWP成員和領導人在此之前如何就蘇聯性質的關鍵問題達成一致。

托洛茨基寫道,這場辯論是必要的,但“慫恿組織分裂,會釀成大錯”,“如果這次思想鬥爭跟分裂、清洗、開除等等行為的前景聯系起來的話,那它即使不是致命的,至少也是極端有害的。”

他讚成“如果多數派中的某人”發起這種威脅,就會受到“批評或嚴重警告”。如果不是,“領導層的威信會受損”。

托洛茨基提出進行辯論應有的方法。雙方都杜絕任何威脅,而如果有錯誤舉動,則應由全國委員會或特定的檢查委員會進行調查。雙方應該忠誠合作。與托洛茨基關系密切的詹姆斯·P·坎農(James P Cannon)同意這一立場,並將它在黨內領導層提出。

當然,托洛茨基在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和布爾什維克的辯論中已經積累了長期的經驗:“即使存在兩種不可調和的立場,也並不意味著有‘災難’,而是必須將政治鬥爭進行到底。”

為了向改變立場的領導成員馬克斯·夏赫特曼提出建議,托洛茨基提出了新的研究,提出領導層的問題,但沒有立即形成新的、確定了的立場。

托洛茨基和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大多數人將新的少數群體歸為一個小資產階級反對派。這是什麽意思呢?

在沒有他們自己的立場和分析的情況下,反對派在散布“每一個政黨都有的以成百上千計的軼聞和趣事”,試圖從中找出錯誤和過失。在黨內,他們有著“幾乎像一個家庭的特征”,或者說,一個小集團。

托洛茨基強調了這個少數派的一些特點。他們不尊重自己組織的傳統,對理論持輕蔑的態度。34歲的哲學教授詹姆斯•伯恩海姆尤其如此。他於1935年入黨,並被任命為該黨理論雜志《新國際》的編輯。

伯恩海姆反對辯證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將其比作一種宗教。少數派的其他領導人忽視了這一立場。

在這場辯論之前的1939年1月,托洛茨基已經批評過了沙赫特曼在《新國際》上和伯恩海姆共同撰寫的一篇文章,表示“我們之中一個支持辯證法,而另一個反對”。文章的內容是對馬克斯·伊士曼等因不堪社會壓力而轉向反社會主義的前馬克思主義者的良好批判。

托洛茨基警告說,不與伯恩海姆辯論辯證法是一個很大的錯誤。這本書對辯證唯物主義的辯護,比其他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著作更好地解釋了哲學。辯證法解釋說,社會和自然界的一切都在不斷變化,在通過矛盾發展的過程中,包括量變到質變和突變。托洛茨基總結道,在政治上,辯證法是社會發展和階級鬥爭的一般規律。

相反的是,反對派在伯恩海姆的強大影響下,采用了固執的抽象表述。他們總結道蘇聯已經不再是一個工人國家,但卻無法回答是什麽發生了量變或質變。從哪裏到哪裏——有什麽樣的過程?反對黨既缺乏理論,又缺乏具體分析。

伯恩海姆還強調了他的“個人獨立性”,在這種黨的建設中全職人員是絕對必要的情況下並不準備為黨全身心工作。這也表明了他對革命集中制的理解不足。

小資產階級反對派的其他特點還包括政治上的神經質,以及在不同的立場之間反覆橫跳的習慣,包括在派系鬥爭中輕率地選擇盟友。

作為對這場辯論發展過程的總體描述,托洛茨基寫道:“反對派開啟了一場嚴重的派系鬥爭,讓現在正處於一個使黨陷入癱瘓的非常關鍵的時刻。要使這樣一場鬥爭是正當的,而不是遭到無情的譴責,就必須有非常嚴肅和深刻的基礎。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這樣的基礎只能是階級性質的。”

很明顯,少數派展開了一場沒有嚴肅政治基礎的惡性的派系鬥爭。大多數人堅定地支持第四國際的方案和觀點。這是工人階級的立場,與之相比反對派的小資產階級特征和革命社會主義的距離越來越遠。

托洛茨基並沒有在1939年發現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傾向,但是他舉出了許多前些年提出警告的例子。例如,三年前,沙赫特曼認為,美國社會黨(托洛茨基主義者工作於其中的一個更廣泛的政黨,但1937年被驅逐)正在發展成為一個革命黨。

盡管有這樣的分析,托洛茨基還是主張團結。這與利用分裂的威脅嚇唬成員的反對派領袖馬丁•阿伯恩形成了鮮明對比。其他反對派領袖希望公開的辯論。

派系鬥爭

就在少數派分裂前幾周的1940年4月,托洛茨基強調了內部民主權利的必要性。“但是如果要保持團結,就不能有一個只有多數代表組成的書記處。你也許應該有一個由5名成員組成的書記處——包括3名多數派成員和2名少數派成員。”

當托洛茨基指出少數派內部的矛盾時,沙赫特曼以給出涉及托洛茨基和布爾什維克的“集團”的歷史例子作為回應。托洛茨基的回覆是,舉例來說,1926年與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一起反對斯大林主義的集團是正確的。

但是這樣一個集團並沒有掩蓋共同計劃背後的政治分歧。很明顯,托洛茨基的支持者是集團中最強大的力量。

在1939年至1940年的美國,沙赫特曼組織了一個派系,但實際上它是一個由不同力量組成的集團,針對的是占社會主義工人黨多數的工人階級。在派系內部,主要的力量是伯恩海姆和阿伯恩。沙赫特曼只是他們離開馬克思主義的短期政治托辭。

即使在這個階段,托洛茨基還是采取了一種耐心的態度,他寫道,事件可以改變個人,而個人又可以在革命政黨中重建自己。他甚至以自己為例。

托洛茨基直到1917年才加入布爾什維克,在那裏他立即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五年前的1912年,他試圖將俄羅斯社會民主主義的所有不同傾向統一起來:“在那個時期,尤其是在組織領域,我沒有擺脫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的特征。我對孟什維克主義的調和主義癥感到厭惡……”

政治上,辯論擴大到更多的問題。托洛茨基當然明白,並非每一篇文章或文本都需要得出所有結論,但他強調,編寫這種材料的成員必須了解完整的方案和分析。

少數派走向了另一個方向。他們希望將黨的計劃簡化為“具體問題”,這使得托洛茨基將其與俄羅斯國內的辯論進行比較,反對經濟學家和民粹主義者,這兩者都回避了更廣泛的政治問題。在1939年至1940年,SWP的少數派認為戰爭是具體的,但工人國家不是。

沙赫特曼引用列寧在1920年與托洛茨基的一場辯論中說的,“工人國家是一個抽象概念”,俄羅斯不是工人國家,而是工農國家。然而,沙赫曼沒有註意到列寧幾周後得出的結論認為自己錯了,俄羅斯是一個“具有特殊特征的工人國家”,這些特征包括農民占多數人口和官僚主義的缺陷。

沙赫特曼使用了俄羅斯在“一定程度上”墮落這一說法,但他與伯恩海姆結盟。伯恩海姆雖然不相信辯證法,但他認為蘇聯發生了質的變化,將其等同於納粹德國。少數派沒有團結起來,在少數派分裂並組建新的“工人黨”後不久,伯恩海姆離開了,發展成為一個主要的反動分子。

理論基礎

這本書還分析了許多其他的具體事件:戰爭開始時芬蘭的事件,馬克思主義者在西班牙內戰中應該如何行動,馬克思對資產階級戰爭的立場。

托洛茨基對第四國際組織成員的一般性建議是,指導和協助工人階級、罷工和工會,同時警告說,工會中總是存在“機會主義”。

80年前,托洛茨基向世人展示了1914年因社會民主黨向世界大戰投降而爆發的革命領導危機如何尚未解決。一些社會主義者將此歸咎於無產階級,就像1905年俄國革命失敗後的一些社會主義者所做的那樣。1917年,當布爾什維克領導十月革命,證明他們是錯誤的。

馬克思主義者今天正在正在與80年前截然不同的客觀形勢作鬥爭。一方面,工人階級的規模擴大了很多,在某方面限制了反革命,另一方面,大多數地方的勞工運動必須重建。這導致許多國家出現了來自底層的爆炸性運動。

隨著氣候、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的不斷加深,建設馬克思主義革命政黨和國際的緊迫性不亞於托洛茨基時代。學習和運用《保衛馬克思主義》中的經驗教訓在需要堅實的理論基礎、具體的分析於黨的建設和辯論中,這在今後的暴風雨時期將是至關重要的。

二零二零年

影評:《寄生蟲》的貧窮氣味

韓國電影《寄生蟲》(港:上流寄生族,台:寄生上流)在2020年奧斯卡頒獎典禮上引起了轟動。該片獲得四項大獎,亦成為了有史以來第一部獲最佳影片的非英語電影。這部電影描繪了現代新自由主義社會中的階級差異,跟荷裏活(好萊塢)的標準形成鮮明對比。

富裕的樸家小兒子多頌的一句:“他們聞起來都一樣”,一語道破了以虛假身份、聲稱彼此互不認識,而潛入了樸家別墅成為其傭人的金家四口。金家無法擺脫那股貧窮的氣味,那是永遠潮濕的半地下室單位之氣味。

在好朋友的引薦下,金家兒子基宇得到了在樸家補習英語的工作。他、妹妹和父母過著不穩定的生活,沒有正式工作。他們雖有才華,但諸事不順。例如有天賦的妹妹基婷報考美術學院屢屢失敗,只能通過偽造文件來展現自己的才能。

基宇用計將其所有家人混入樸家中。基婷成為了樸家多頌的“藝術治療師”,因為多頌在幼年時受過心理創傷。爸爸基澤當上了司機,母親忠淑是家傭。基澤向兒子解釋說,人不應該制定計劃。因為計畫失敗會讓人更失望。但很快我們清楚的看到,即使不做計劃,一切還是會出錯。

導演奉俊昊用無情的筆觸描寫了富裕的樸家。這些人是空洞的,甚至他們的小孩都無法令人同情。觀眾對金家會希望他們至少能取得某種成功。他們雖然有點怪異,但卻是有血有肉,互相團結的一家人。

奉俊昊向我們拋出了一個問題:“誰是真正的寄生蟲?”金家雖然欺騙並試圖偷竊樸家的酒水,但他們每天都為自己的收入而工作,他們煮飯、開車、教書或陪玩,使命必達,也害怕自己身上的氣味不討雇主喜歡而戰戰競競。

就像他的其他電影作品,如《漢江怪物》(港:韓流怪嚇,台:駭人怪物)或《母親》(港:骨肉同謀,台:非常母親)一樣,導演讓失敗者、受壓迫的人與有錢有勢的人發生碰撞。他以同情手法描繪窮人,並結合了幽默、偶爾的暴力與戲劇化的流血情節。奉俊鎬用世界通用的語言說明了韓國社會的階級差異和競爭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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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1:17:22 |显示全部楼层
俄國革命:布爾什維克如何對待民族問題

在資本主義統治的21世紀,這個問題尤其迫在眉睫,蘇丹達富爾地區、剛果、中東的流血沖突時刻都在發生。在加泰羅尼亞、蘇格蘭、愛爾蘭、比利時和其他地方,民族問題尚未得到滿意的解決。而在巴爾幹半島、高加索地區、中亞和烏克蘭,民族問題都導致了殘酷的沖突。

車臣的兩次殘酷戰爭和對少數民族的待遇表明,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俄羅斯的統治精英與布爾什維克有著天淵之別。最近,在西伯利亞產油小鎮蘇爾古特(Surgut)發生了一次襲擊,一名年輕的穆斯林持刀血染一個購物中心。這顯然是種族主義國家政策和極右翼行動的結果。在那不久之前,防暴警察闖入該鎮的一家咖啡館,強迫那裏的年輕人剃掉胡須,聲稱他們可能是瓦哈比派(註:遜尼派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派)。相反,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竭盡心力地支持少數民族的權益。

語言問題

列寧可以說是走在了他時代的前面,他甚至批評日常語言當中的民族刻板印象,例如他反對用“霍霍爾人”(Khokhol)一詞來稱呼烏克蘭人。而今天,這個詞不僅仍在廣泛使用,甚至俄羅斯官方宣傳最近也啟用了這個詞,把烏克蘭描述為法西斯國家。

布爾什維克對語言問題非常敏感,采取有意識的步驟來支持少數民族語言。列寧反對將特定語言規定為“國語”,特別是這樣會歧視重要的少數語言使用者時。與這種作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前蘇聯境內的各資本主義的新政府紛紛嘗試限制俄語。這導致了1990年代摩爾多瓦的嚴重種族沖突、以及波羅的海國家的嚴重緊張局勢。在納紮爾巴耶夫總統統治的哈薩克哈薩克斯坦,每次發生社會沖突時,特別是紮瑙津市(Zhenaozen)石油工人罷工期間,他都依靠所謂的“民族愛國者”和“民族民主派”(右翼民族主義者)去嘗試限制俄語。烏克蘭當局只是威脅要限制俄語也足夠導致東烏克蘭沖突加劇。普京政府當時偽善地用保護俄語族群權利的借口來幹預東烏克蘭,而現在卻說要停止撥款給俄羅斯境內少數民族語言的教學工作。這已經在韃靼斯坦等自治共和國引起不滿。

俄羅斯各族人民權利宣言

在歷史上大多數的情況中,布爾什維克黨都以支持各民族自決權為原則。在十月革命的幾天之內,他們就發表了《俄羅斯各族人民權利宣言》。這與現代外交的做法不同,在現代外交慣例裏面,各方會用各種詭計技倆向自己人民掩飾其真實意圖。但這項革命宣言以清晰、透明和簡潔的文字表明:由於俄羅斯各族人民曾經遭受壓迫和虐待,因此,應當果斷且不可逆轉地立即禁止大屠殺、奴役和種族攻擊。它宣稱俄羅斯各民族應該享有平等和主權,俄羅斯各民族要有自決的權利,包括建立自己國家的權利。廢除一切任何民族和宗教特權與限制,支持俄羅斯境內一切少數民族的自由發展。

這個宣言本身就與1917年二月革命後統治俄羅斯的不同政府采取的立場形成了鮮明對比。工人、士兵和農民自發的起義推翻了沙皇專制。起義的群眾以為,推翻了沙皇,俄羅斯就會變成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有不少人甚至覺得可以建立社會主義。但是現實是殘酷的。革命後上台的資產階級聯盟不僅拒絕讓俄羅斯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或是讓農民均分土地,甚至拒絕給予前沙皇帝國的各民族自由。例如,早在3月,新政府就向芬蘭發出命令,維持前沙皇在18世紀的定義,重新確認芬蘭仍然是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7月,芬蘭眾議院通過一項決議,宣告只有它自身才有權“決定、確認和頒布法令,執行所有芬蘭法律,包括涉及財務、稅收和海關的法律”。俄羅斯臨時政府立刻就派遣了軍隊解散芬蘭議會。俄羅斯臨時政府規定,俄羅斯各族人民的權利問題將由一個制憲議會決定。但是,當臨時政府最終發表要向制憲會議提出的民族權利的立場時,他們很坦率地說,“俄羅斯是神聖不可分裂的”。

雖然從二月到十月統治俄羅斯的“資產階級民主政府”曾經暗示說新的“民主”包括各族人民的自由,但它從未兌現諾言。相對的,布爾什維克領導的新蘇維埃政府不僅公開宣告,而且也盡可能地履行各民族的自決權。蘇維埃政府用了不到一周的時間就承認了芬蘭獨立。緊隨其後的是支持烏克蘭、摩爾多瓦、立陶宛、愛沙尼亞、外高加索、白羅斯、波蘭和拉脫維亞獨立。盡管存在各種覆雜和困難,而且這些新的獨立國家總的來說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而不是蘇維埃主義,但布爾什維克政府仍然尊重它們獨立的權利。

1917年的中亞,是帝國主義列強“大博弈”的戰場,當時仍基本沒有從封建社會走出來。盡管中亞算是沙皇帝國的一部分,但一直由封建的可汗們統治,並沒有形成鞏固的民族。當地也幾乎沒有工人階級,充其量只有鐵路和基礎設施工人,其中大部分是俄羅斯族或是講俄語。幾十年來,當地精英迫於沙皇的武力服從其命令,因此他們將革命視為擺脫俄羅斯人統治的機會。布爾什維克盡其所能鼓勵該地區社會主義意識的發展和工人民主,但布爾什維克黨也承認當地的現實,並盡其可能向這些民族展示善意。

花剌子模(Khorezm,位於現在土庫曼斯坦境內)一直由當地可汗統治,直到1920年被紅軍支持的民眾起義推翻為止。新成立的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承認花剌子模人民蘇維埃共和國為獨立國家,公開宣布放棄對花剌子模領土的所有主張,並與新國家建立自願的經濟和軍事聯盟。曾經屬於俄羅斯政府的所有財產和土地,以及行政機構都無償移交給了新政府。俄羅斯政府還對花剌子模政府提供了財政援助,用於修建學校、開展掃盲運動,修建運河、道路和電報系統。

波蘭

在遼闊的前沙皇帝國的彼端是波蘭。在1917年之前的一百多年裏,它一直被奧地利、普魯士和俄羅斯帝國瓜分。隨著這些帝國在一戰結束時崩潰,革命在前沙皇帝國的土地上蔓延,波蘭人發現自己處於一種新的局面中——波蘭人終於可以爭取統一獨立了。布爾什維克政府承認了“波蘭全國委員會”為波蘭的合法代表。

當時新的波蘭臨時政府是由時為波蘭社會黨領袖的畢蘇斯基所領導,其在群眾壓力下通過了8小時工作制、婦女投票權和免費教育。然而,畢蘇斯基突然宣布:“他乘坐社會主義的車,在叫做獨立的車站就下車了”。新政府很快地轉向打壓蘇維埃和工人委員會,逮捕共產黨人,並利用俄羅斯深陷內戰的機會企圖擴大領土。波蘭軍隊入侵立陶宛,並在西方列強的支持下與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彼得留拉結盟,入侵烏克蘭並後來占領了基輔。及後紅軍對波蘭進行了決定性的反擊,才迫使他們退回到華沙。盡管如此,列寧在與波蘭的和談中堅持:“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關於波蘭的政策不是因為暫時的軍事或外交優勢,而是因為絕對和不可動搖的民族自決原則。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自從波蘭國家成立的時刻起,就無條件地承認波蘭共和國的獨立和主權”。

列寧的鬥爭

列寧努力確保將“民族自決權”納入布爾什維克黨的綱領。他與羅莎·盧森堡的分歧是眾所周知的。羅莎·盧森堡認為這種要求偏離了階級鬥爭。在布爾什維克黨內領導層跟她持有類似論點的還有卡爾·拉德克(Karl Radek)、尤裏·皮亞托科夫(Yuri Pyatokov)和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等人。

作為辯論的一部分,列寧鼓勵斯大林(台:史達林)寫本有關民族問題的小冊子,不過即使在這個早期階段列寧也已經發現有必要反對斯大林立場中的一些主張。他不同意斯大林對民族的僵化定義,即“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建基於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因為這個定義排除了許多民族,特別是猶太人的權利。列寧也不同意斯大林和布哈林在1919年提出的主張,要求各國工人階級享有自決權。他認為,在俄羅斯帝國中生活的許多民族,包括庫瓦什人、巴什基爾人、土庫曼人、吉爾吉斯人和烏茲別克人等,都生活在社會和經濟尚未發展的地區,他們還沒有機會發展階級,更遑論是發展階級意識了。然而,早在1918年,斯大林就在爭辯說“民族自決的口號已經過時,應該從屬於社會主義原則之下”。1920年10月,斯大林開始主張對於邊疆地區脫離俄羅斯獨立的要求“必須拒絕,不僅因為這與在中央和邊疆地區之間建立聯盟的構想矛盾,而且主要是因為從根本上這與中央和邊疆地區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馳。”

不幸的是,持有這個立場的並非只有斯大林一人。二月革命爆發時,位於烏克蘭首都和工業中心基輔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只有200人,而且幾乎沒有組織。到10月,他們的人數達到800人。為響應二月革命,烏克蘭資產階級的菁英成立了“中央議會”(Tsentralnaya rada),作為“所有烏克蘭人的政府”,並主張自決權。但是,基輔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沒有意識到民族問題的重要性,說這是比階級鬥爭次要的問題。在參加全俄反對臨時政府的全面鬥爭時,他們放任中央議會去建國,包括建立政府機構和武裝部隊。十月革命之後,他們與孟什維克和崩得分子(註:Bundists,猶太民族的左翼運動)一起成立一個黨團,承認中央議會是合法政府,並宣布任何反對中央議會政府的作法必須“完全采用和平方式”。他們拒絕接受其他烏克蘭布爾什維克黨員的立場,即“有必要與中央議會政府進行不妥協的鬥爭,絕不與之達成任何協議”。結果,中央議會政府保持了烏克蘭政府的強勢地位,而向烏克蘭蘇維埃革命的進程被推遲並大大削弱了,這導致烏克蘭的內戰情勢變得更為覆雜與漫長。假如基輔布爾什維克采取了果斷的行動,那肯定不會這樣。

民族問題與紅軍

盡管在烏克蘭遇到了困難,但列寧的作法在確保蘇維埃政府取得內戰勝利發揮了關鍵作用。特別是因為大多數白軍保皇派都反對任何民族自決。

在高加索地區,白軍軍閥鄧尼金(Deniken)明確表示,他反對給予少數民族權利,因為“俄羅斯是神聖不可分割的”。即使是那些原本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民族主義團體也普遍認為,既然布爾什維克承諾民族自決,所以他們至少有理由保持中立。而在另外許多情況下,這個承諾足以讓整個少數民族支持紅軍。

其中一個關鍵的決定是讓紅軍以地區劃分,並以“原居地服役”為基礎原則。舊時代的沙皇軍隊是俄羅斯化的。除了哥薩克人以外,少數民族成員服役時都會被外派到家鄉以外的常備部隊,被要求說俄語。但是托洛茨基領導的紅軍卻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許多部隊以單一民族為基礎,使用各自的母語,並出版了許多非俄語的軍事刊物。這幫助紅軍贏得了很多少數民族為主地區人民的支持。許多猶太人團體自發建立武裝,抵抗高爾察克(Kolchak)將軍等人發起的猶太人屠殺。紅軍甚至在韃靼斯坦共和國首都喀山建立了一所穆斯林官兵學校。1919年,整個巴什基爾(Bashkiria,橫跨伏爾加河到烏拉爾山脈的穆斯林地區)的民族武裝與紅軍合並,建立了巴什基爾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無論這些民族國家建立在哪裏,在教育和衛生領域都得到了巨大的物質援助,特別是消除文盲運動。盡管是內戰期間,新社會主義國家裏的大學數量仍從1917年的63所增加到1923年的248所。在避免與伊斯蘭信徒直接沖突的同時,社會主義者積極倡導廢除一夫多妻制、買賣新娘、還有丈夫可以拒絕妻子離婚等習俗。不幸的是,斯大林主義得勢以後,這些成果都被廢止了。斯大林在1930年代重新將俄語定為指揮語言,並停止了其他語言的軍事出版物。

對不同民族保持敏感和靈活的作法需要很多討論,並且常常需要列寧或其支持者直接幹預以糾正錯誤。布爾什維克黨讚成把土地自願集體化,但是列寧警告說,在中亞和高加索等地區,強推這一政策為時過早。他甚至反對把阿塞拜疆的石油工業國有化。他擔心,由於工人階級尚未得到足夠的發展,這將導致內戰期間的供應中斷。

在某些地區,盡管有列寧的做法,民族問題還是處理得很笨拙。例如,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傳播到中亞之前,地方知識分子和民族精英就已經抓緊機會發展地方自治甚至建立了新的民族共和國。革命是後來由鐵路工人與解散了的軍隊帶來的,這些部隊幾乎全部是講俄語的。他們成立了塔什幹(Tashkent,烏茲別克首都)工兵代表蘇維埃,並自稱“蘇維埃政權”。他們認為穆斯林不應該在新政府中擁有地位,並且蘇維埃沒有必要納入“落後”的農民群眾。結果,這個蘇維埃政府孤立於當地95%的人口。當它試圖用軍事力量推翻新生的浩罕(Kokland)政府,並主張建立“作為俄羅斯聯邦一部分的突厥斯坦民主聯邦共和國”時,遭到了強烈的反對,許多人認為這僅僅是軍事占領。

列寧的靈活策略

最初,斯大林的民族事務部的態度是這只是地方事務,但是隨著白軍在該地區被擊敗,如何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問題變得更加緊迫。領導紅軍前鋒的伏龍芝(Frunze)最初提議將該地區分割以便於統治。這遭到了當地共產主義者的抵制,其中許多人幾乎沒有掌握布爾什維克政策的基本原則。但是,當斯大林領導的委員會提議建立統一的突厥斯坦自治區作為俄羅斯聯邦的一部分時,當地的共產主義者更加不滿。最終,列寧不得不介入,重新厘清了應該采取的立場:在大力減少俄羅斯富農的影響的同時,應註意使俄國人與當地人的土地所有權平等。確保只有在當地領導人同意的情況下,才能做出關於突厥斯坦的任何集中決策。要求有序地、“逐步但穩健地”準備將權力移交給當地工人的蘇維埃。當地蘇維埃政府的基本任務“不是要實現共產主義,而是推翻封建制度”。列寧表示:“將該共和國一分為三的議題不宜過早決定”。

另一個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來解決的問題是“本土化”(korenisation)。這是布爾什維克黨通過培養當地領袖而不是從中央外派官員進行治理,以此讓布爾什維克紮根於新共和國和民族地區的原則。

布爾什維克黨特別留意了民族文化的發展,特別是語言的發展。如果列寧聽說布爾什維克官員,包括來自中央的官員,在那些俄語不是當地主要語言的地區繼續講俄語,會非常生氣:“蘇維埃政權不同於資產階級和君主政權,因為它代表的是勞動人民真正的日常的利益。但要做到這點,只有蘇維埃機構使用當地母語進行工作才可能”。不幸的是,發展民族語言的最大障礙之一是民族事務部本身,那裏的官僚經常爭辯說,只要將俄語翻譯成當地語言就足夠了。相反,列寧回應說,首要任務是確保教育機構提供熟悉母語和文化的老師以及母語教科書。在討論這一問題的大會上,一位發言者指出:“培養國際主義的精神不是通過把無法互相理解的兒童聚集在一起,而是用其母語介紹世界革命的精神。”

為了協助在非俄羅斯族地區建立支持,布爾什維克黨采取了有意識地與當地左翼革命組織合作並試圖贏得支持的政策。在烏克蘭,他們花費大量的精力和耐心與“鬥爭”協會(Borotba)合作。這是一個紮根於農村的左翼社會革命團體。托洛茨基多年的友人和盟友克裏斯蒂安·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ii)在這項工作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同時,建立了十所新的“共產主義大學”來培養各民族的布爾什維克幹部。同樣重要的,新政府做出了巨大的投資,建立以民族語言教學的公共教育系統。1921年蘇維埃政府撥款一千萬盧布,用於發展白羅斯語和烏克蘭語教學。對於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和阿塞拜疆等主要民族,這個流程很快就完成了。較小的民族花了更久,但是這些任務都得到了認真對待。到1923年,有67所學校教授馬裏語(Mari),57所學校教授卡巴爾達語(Kabarday),159所教授科米語(Komi),51所教授卡爾梅克語(Kalmyk),100所教授吉爾吉斯語,303所教授布利亞特語(Buriat),超過2500所學校教授韃靼語。在革命之前,中亞地區民族學校的數量只有300所,到1920年底達到2100所。這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當地的許多語言/方言在革命之前沒有文字的。通過引入拉丁字母的表音文字,以及俄語字母本身的現代化,為推廣民族語言的任務提供了幫助。

鑒於這段期間大部分都是內戰激戰狀態,這一成就更加令人矚目。這期間資源通常都是很缺的。學校經常被用來訓練部隊。而且由於許多教師自願去了前線,所以很難找到足夠的人手任教。例如,1917年的烏克蘭語教師很少。盡管到1923年終於有了45000人,但這僅僅是所需人數的一半。等到內戰結束,情況才大大改善。

高加索

如果沒有列寧對民族問題采取敏感和靈活的策略與態度,打贏內戰會困難許多。
不幸的是,這成為了在20年代初官僚主義墮落開始得勢的時候,首先的受害者。這在高加索地區尤其明顯。

二月革命後,高加索地區的人民,主要是格魯吉亞人、阿塞拜疆人和亞美尼亞人,期待俄羅斯新政府承認他們的自決權,但卻希望落空。十月革命爆發時,該地區被德國和土耳其聯軍占領。在1918年德國戰敗後,占領它們的換成了英國和鄧尼金的白軍。確實,因為布爾什維克政府簽署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不僅放棄了波羅的海、烏克蘭和白羅斯的大部分地區,同時他們還把高加索很大一部分土地割讓給了奧斯曼帝國。

隨著內戰進展,鄧尼金的部隊最終被趕回克裏米亞,應該由誰來管理高加索地區的問題自然而生。布爾什維克在諸如阿塞拜疆的巴庫、格魯吉亞的第比利斯、車臣的格羅茲尼等大城市中有很多支持者。但實質上,革命是通過紅軍的軍事勝利到達該地區的。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後來分別成立了蘇維埃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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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1:19:17 |显示全部楼层
然而,控制格魯吉亞的是孟什維克政府,這個政府是改良派的第二國際的大紅人。盡管列寧與格魯吉亞的領導人之間存在激烈的政治爭執,其中一些人甚至曾經參與1917年的聖彼得堡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但列寧還是讚成與該政府采取和解態度。托洛茨基也反對軍事幹預。他認為,推翻格魯吉亞政府的任務應該交給格魯吉亞人民。因此,他讚成“在格魯吉亞內部進行一定的準備工作煽動起義,並在起義爆發之後前來援助”。1920年5月,俄羅斯蘇維埃政府簽署了承認格魯吉亞獨立並同意不侵略的條約。

該地區布爾什維克的主要代表,斯大林的親密同志(他們都是格魯吉亞人),謝爾戈·奧爾忠尼啟則(Sergey Ordzhonikdze)則另有想法。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蘇維埃政權成立後,他主張立即把格魯吉亞蘇維埃化。斯大林支持這一立場。他們無視列寧和俄羅斯政府的建議,利用紅軍單位挑起格魯吉亞邊境的沖突。在既成事實面前,中央委員會不得已通過決議,“傾向於在遵守國際規範的前提下,允許第十一軍積極支持格魯吉亞起義並占領第比利斯。前提是第十一軍軍事革命委員會的所有成員,在對所有信息進行全面審查之後,需要保證可以成功。在此提出警告,因為運輸條件惡劣,我們正缺乏面包。因此,我們無法讓你使用火車或鐵路。我們只能從高加索地區運送糧食和石油。”這些信息對當時身在烏拉爾的托洛茨基保密。等他回到莫斯科,知道發生了什麽以後,他非常憤怒,並且要求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調查紅軍為何以這種方式進行幹涉。

軍事幹涉自然引起了當地居民和相當的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黨員的很大反對。但是,無視該地區民族問題的敏感性,以及當地存在三個公認的民族身份這一事實,奧爾忠尼啟則在斯大林的支持下策劃建立了一個“外高加索蘇維埃共和國”。該共和國將成為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的一部分,並擁有高於三個新共和國的權力。除了能夠決定格魯吉亞國內問題外,這個外高加索蘇維埃共和國還會把三國的貨幣統一在一起。這點遭到格魯吉亞人的反對,他們認為這個貨幣聯盟會破壞其相對較強的經濟。考慮到建立外高加索蘇維埃共和國時使用的方法,許多人還認為這會引進俄國勞動力來發展經濟,並認為這是延續了沙皇時代的作法。

奧爾忠尼啟則這種鐵腕作風往往不咨詢當地領袖的意見,向對手采取嚴厲的鎮壓措施以及他本人奢華的生活方式,包括愛騎一匹大白馬。這些都使得情況雪上加霜。

蘇聯成立

外高加索蘇維埃共和國的辯論,涉及了一個更大的問題,那就是新蘇維埃國家未來的方向。

此時,列寧和斯大林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的完全對立已經十分清晰。前者認為自由、平等的蘇維埃國家聯盟是鞏固各民族支持革命的手段,並且是未來的蘇維埃國家(例如德國)與俄羅斯結盟而不導致任何一國稱霸的基礎。而斯大林則認為民族問題是次要的,而且革命不會擴散,必須只在俄羅斯一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對他來說,共和國的存在,例如外高加索共和國,是為了行政上的便利。這個問題在圍繞蘇聯成立的討論中浮上台面。

作為民族事務人民委員,斯大林撰寫了草案,規定新蘇維埃共和國之間的關系。他提議把烏克蘭、白羅斯、格魯吉亞、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等獨立蘇維埃共和國變成俄羅斯聯邦內的自治區。至於布哈拉(Bukhara)、花喇子模和遠東地區的地位以後再決定。所有關鍵職能,例如經濟、預算、外交和軍事,由俄羅斯中央部門作決定。只有像文化、司法、醫療和土地等相對較小的事務由“自治”區負責。除阿塞拜疆外,所有共和國均反對該計劃。但是,斯大林在提交給政府之前,就通過了批準該提案的特別委員會來推動他的計劃。

但是他還有一個要克服的障礙,那就是列寧本人。在列寧從中風暫時恢覆期間,得以過目了斯大林的草案。他非常憤慨地反應,要斯大林放棄整個“自治區”的構想,把蘇聯建立為平等的共和國聯盟。盡管斯大林被迫妥協這一點,但他還是千方百計限制各共和國列寧要求的權利。他一反先前反對立法機關兩院制的立場,在立法機構最上面設了一個“民族院”,然後在那裏面塞滿了自己的支持者。然後仿佛是之前的侮辱不夠強烈,他提議不讓三個高加索共和國直接加盟蘇聯,而是讓三個共和國掛在“外高加索蘇維埃共和國”之下加入蘇聯。這種做法更加激怒了格魯吉亞人。

列寧病得很重,無法參加1923年2月討論這些議案的中央委員會會議。當他最終收到報告時,列寧的憤怒達到了沸點。他寫信給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同志!我非常想請你在黨中央委員會為格魯吉亞一案辯護。斯大林和捷爾任斯基正在‘打壓’這件事,而我無法信任他們的客觀性。”

盡管列寧對這個問題的還有話說,但他的健康狀況正在迅速惡化。他無法參加6月舉行的中央委員會非公開會議,該會議專門討論民族問題。發言者在本次會議上針鋒相對的立場清楚地分開了支持列寧的民族路線的人,與背棄了布爾什維克所有原則的斯大林朋黨之間正在形成的矛盾。不幸的是,盡管列寧提出的關於建立蘇聯議案通過了,但實施它的任務卻留給了斯大林周圍迅速鞏固起來的官僚階層。

不幸的是,在列寧死後成功完成了蘇聯的政治反革命的斯大林的官僚,對待民族問題的態度與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民族政策完全相反。列寧曾嚴厲批評過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加上官僚的反猶與種族主義觀念,再加上強制集體化的罪行,使得俄羅斯、烏克蘭和中亞大範圍的饑荒更加惡化。這段歷史使得今天的反動民族主義者有理由聲稱蘇聯進行了有意識針對各民族的種族滅絕“大屠殺”(holodomor),並將其歸咎於“布爾什維主義”。但是,將波羅的海國家作為籌碼與希特勒談判、在二戰期間把車臣人和克裏米亞韃靼人整個民族驅逐到哈薩克斯坦、利用蘇聯軍隊鎮壓東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起義,以及在“改革重組”時期拒絕承認民族權利,這一切的歷史,都與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的民族政策完全毫無共同點。

應有的立場

一百年過去了,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政策更值得今天的我們學習。

某些當今的左派同意斯大林的主張,認為“民族自決的口號已經過時,應該從屬於社會主義原則之下”,這是致命的錯誤。只要資本主義存在,任何民族都無法獲得真正的獨立,因為他們永遠都會被跨國企業和帝國主義的不同利益所支配,也沒有能力確保所有人的真正民主和民族權利。推翻資本主義制度需要與社會主義者領導一場有力的、團結的工人階級鬥爭。而要建立起來的前提,是這個工人運動必須對民族問題有清晰的立場才有可能。

德國卡普政變一百周年

經常聽到一種說法,說德國不可能有總罷工,遑論革命。然而,一百年前德國工人階級卻非常接近奪權的狀態。在薩克森、圖林根,特別是魯爾,工人階級成立紅軍。總罷工擊潰了企圖推翻共和國的右翼軍事政變,使政變發動不到五天後就陷入尷尬窘境。

歷史上有那麽一短時間,勞動人民能實現他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願景。工人們掌握了權力,而社會民主黨(SPD)政府和工會官僚卻對此退卻。而後社民黨政府動用正規軍來對付工人起義,而這支軍隊卻也是幾天後變成了反過來要推翻社民黨政府的軍隊。社民黨背叛工人階級不是第一次,僅在一年前,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盧森堡(Rosa Luxemburg)和許多革命者,已被社民黨政府和自由軍團謀殺。

十一月革命:第一回合。

1918年11月,基爾水兵叛變並發動全國起義,瓦解君主制和帝國,而各大城市日以繼夜成立了工人和士兵委員會。接連好幾個星期,權力一直掌握在這些委員會手裏。當戰爭結束時,就連中產階級也為社會主義做好了準備。然而與俄國革命不同的是,德國當時缺乏革命黨。從前線返回的大多數士兵還信任被陳腐的領導層控制的社民黨,因為社民黨正是革命群眾自己付出巨大犧牲才建立起來的。更為左傾的獨立社會民主黨(USPD),以及更加左翼的斯巴達克斯同盟(1919年成為德國共產黨KPD),則只能組織到政治意識先進的少數工人階級。

社民黨領導人利用自己的權威,將革命導向到捍衛資產階級秩序和議會制度的死路。他們設法說服工人和士兵委員會變相放棄自己的權力。同時,他們與舊軍隊將軍達成交易,以利暴力鎮壓工人革命活動。

革命的工人仍勇敢抵抗!共和國總統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及其國防部長諾斯克(Gustav Noske)同屬社民黨領導層,他們隨後對工人動用軍隊。這支軍隊有極右翼主義戰鬥部隊“自由軍團”(Freikorps)參與其中。他們號稱要恢覆“秩序”,對付“斯巴達克份子的威脅”。而社民黨機關報《前進報》(Vorwärts)中甚至刊登自由軍團的招募廣告。

總統艾伯特當時評論說:“我像討厭罪惡一樣厭惡革命!”他的國防部長諾斯克(Noske)說:“必須有人扮演尋血獵犬的角色,而我責無旁貸!”隨後他便用沾滿鮮血的手履行他所說的話。1919年1月,歷史所稱的柏林斯巴達克斯起義被鎮壓了、革命的人民海軍師(Volksmarinedivision)被解除了武裝、作為獨立社會民主黨黨員的左翼警察局長艾希霍恩(Emil Eichhorn)被罷免。盧森堡、李卜克內西和約基希斯(Leo Jogiches)被謀殺。

革命鬥爭於血泊中的慘敗帶來了後續影響:1919年二月的國會大選將社民黨和資產階級變成了議會多數;獨立社民黨依然軟弱;德共在違背盧森堡的建議下杯葛了選舉。但在三月份,工人們已采取政治罷工,對抗軍隊和自由軍團的殘酷鎮壓,這些武力是由諾斯克部署到每個發生無產階級起義的城市,並實行軍事戒嚴統治。執行鎮壓的自由軍團和軍人中,有些人之前已曾在非洲進行過殖民戰爭的洗禮,例如馬爾克(Georg Maercker)將軍。過去他對“土著”施加的恐怖行徑,被他的部隊帶進德國工人社區。

當時在不來梅成立了一個後來遭到軍事鎮壓的蘇維埃共和政權;在漢堡地區也有起義反對糧食控制;而自由軍團在慕尼黑尤其殘酷,1919年4月該地建立起一個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且延續了好幾星期,隨後遭到自由軍團中惡名昭著的埃爾哈特海軍陸戰旅(Marinebrigade Ehrhardt)的鎮壓,在社民黨領袖的許可下,這支部隊在1920年繼續發揮反革命的作用。

自由軍團的屠殺是如此嚴酷,他們甚至錯手開槍射殺天主教團契的參與者,只因為他們是工人,且看起來像斯巴達克主義者。而像是尤金(Eugen Leviné)這樣的德國蘇維埃勇敢的領導者也遭到處決。在那之後,慕尼黑成為法西斯團體的溫床。納粹黨(NSDAP)於1919年在那裏成立不是沒有理由的。

幾乎無人想要的共和國

1919年間,工人和士兵的委員會逐漸被資產階級國家取代。盡管在產業層面,他們的影響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然而政府和工會官僚逐漸讓工兵委員會喪失實權,將之轉變為今天依然存在並致力於勞資調和的工作委員會。當時工會領導層還與德國最大資本家雨果.施廷尼斯(Hugo Stinnes)簽署了一項秘密協議。

社民黨的背叛已經無法向工人階級掩飾,此時獨立社民黨和德共都獲得成長,並且一度變得同樣強大,噬血的諾斯克已淪為遭人厭棄的人物。然而,仍然年輕的德共此時已喪失了盧森堡、李克卜內西等傑出領袖人物,而且時而得進行地下工作,並糾纏於內部派系之爭(例如是否應以革命黨之姿參加議會選舉、應否在大型工會中進行工作)。拒絕上述做法的黨內極左派,一開始很有力量,並分裂為德國共產主義工人黨(Kommun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

但工人仍繼續拒絕資本主義。即使在1919年3月的罷工和對蘇維埃共和國的鎮壓之後,工人鬥爭仍在繼續。1920年1月,在柏林國會大廈前發生大規模示威遊行,反對新的《工人委員會法案》,該法案旨在限制工人委員會的權利。政府對示威群眾派出軍事化和準軍事化的保安警察,並向人群開槍,其中逾四十人遭殺害,逾百人受傷。主導這場屠殺的是呂特維茨(Herr von Lüttwitz)將軍,而他僅在兩個月後就參與反共和國的政變。這場示威之後,當局實施了德國議會方圓一英裏內禁止抗議的禁令,而且這條禁令直到今天依然生效。

議會制共和國所擁有的制度盡管只是形式民主,但向工人做出社會讓步、賦予女性投票權已經太超過了激進右翼的接受範圍。正是艾伯特/諾斯克政府放任自由軍團做好了全副武裝,準備好對付革命工人。當時還有準軍事化的保安警察和武裝民兵,當中許多人成為了後來的納粹沖鋒隊(SA)、納粹親衛隊(SS)、以及納粹的領導層。他們代表了反猶思想。納粹的卐字符號早於1919年就已經出現在埃爾哈特海軍陸戰旅的頭盔上。

資產階級共和國得到了社民黨、天主教中央黨和自由主義者的支持。他們也是與盟國談判賠償並簽署《凡爾賽條約》的代表,該條約將戰爭歸咎於德國,要求人民賠償數十億美元,幾乎每個德國人都對其恨之入骨。

這讓激進右翼有借題發揮的空間來加大鼓動。威瑪共和已經超過了右翼和舊權貴的接受程度了,但同時能給工人階級的卻少得可憐。資本家和舊國家機器依舊存在。誰想改變這一點,誰都會感受到國家及其右翼同盟的聯合壓制。

右翼發動政變,艾伯特被迫下台

1920年3月,右翼看到了擊垮共和國和強大工人運動的時機。當艾伯特和諾斯克決定在英法資產階級施壓下縮減國防軍編制時,右翼有了行動的借口。解散自由軍團的事項將被強制執行。這促使呂特維茨將軍和右翼政客卡普發(Kapp)動了針對艾伯特政府的軍事政變。參與政變的包括埃爾哈特海軍陸戰旅,以及殺害盧森堡的兇手沃德瑪(Waldemar Pabst)等右翼激進分子和軍人。

這場政邊獲得著名的德國右翼激進分子,以及法西斯團體“國家統一”的支持(當時法西斯這個字眼還沒在國際上惡名昭彰)。大企業家施廷尼斯和其他資本家大方捐錢讚助這些團體。後見之明的我們知道,當時社民黨政府早被警告過可能爆發政變。但是他們什麽也沒做。昭然若揭的是,政變分子甚至還想把社民黨的諾斯克部長爭取過來,然而斯諾克沒準備要走得那麽遠。

3月12日至13日晚間,埃爾哈特海軍陸戰旅向柏林進軍。政變份子宣布罷免艾伯特社民黨政府,禁止一切罷工和示威並宣布戒嚴。艾伯特和諾斯克怯弱地逃到了德勒斯登(Dresden),試圖獲得國防軍將軍梅爾克(Maichcker)的支持,這號人物在1919年謀殺工人而惡名昭彰。盡管他沒有加入政變,但他並不準備反對政變或捍衛議會民主。因此,社民黨領袖不得不再次收拾行裝,逃到安靜的斯圖加特(Stuttgart)。當他們看到軍方已經沒有任何一派準備提供保護的時候,他們要再次思考。

在許多地方,左翼和工會主義者由下而上湧出來組織革命執行委員會來反對右翼政變。他們建立了網絡,在許多地方停止工作並武裝自己。艾伯特和諾斯克此時束手無策,才決定呼籲工人階級幫助他們擺脫“自己造就的處境”,但理應是右翼社民黨人與德國工會聯合總會(Der Allgemeine Deutsche Gewerkschaftsbund/ADGB)工會領導人萊根(Legien)去負責這些事項。工人組織開始各種商議,因而社民黨、獨立社民黨和工會開始呼籲在1920年3月14日對右翼政變進行總罷工。

德國共產黨最初拒絕參加,因為不想支持艾伯特和諾斯克,但僅在一天後便轉而加入。第一天,許多德共成員已參加罷工。從工人、一般雇員到公務員,這場總罷工幾乎是擴及各產業。僅在魯爾區(Ruhr),就有逾十萬名礦工進行罷工,全國各地共有數百萬。政變失敗了,罷工讓所有火車無法運行、電源也停止供應,沒有任何東西能繼續運作。僅五天後政變惡夢就結束了。卡普逃到國外,呂特維茨將軍辭職。艾伯特一幫人又回到政府。工人及其厭惡的斯諾克不得不辭職。

支持總罷工的工會於3月18日就九點聯合綱領達成共識,這份綱領提出了深遠訴求,包括社會化各個企業、征收大片農田並建立純粹的社會主義政府。否則,他們就要繼續罷工。但經過了與執政黨的談判後,3月20日卻換得妥協,被接受的綱領中九點基本訴求遭到淡化。但是,在獨立社民黨的施壓又導致進一步的談判和退讓。到了最後,大部分的承諾很快被收回,政變分子只遭到非常溫和的處分。自由軍團逐漸並入正規國防軍和國家機器,沒加入的也不會一直失業──他們轉而加入到新的民族主義政黨及其武裝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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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1:20:37 |显示全部楼层
德國中部和魯爾:從總罷工到武裝起義

在總罷工期間,工人階級的武裝組織已在產業中心建立起來。他們跨越黨派組織,由共產主義者、左翼社會主義者和工會主義者組成。在魯爾地區,他們以俄國和1919年慕尼黑的革命為先例,自稱為“紅軍”。

在德國中部工業區,武裝工人宣布成立了蘇維埃共和國,並得到了戰鬥性工人委員會的支持。他們組成了“革命人民軍”。在福格特蘭,被德共開除的共產主義者馬克斯‧霍爾茲(Max Hölz)號稱為“紅色羅賓漢”,他與遊擊隊強行沒收富人的商品,並將其分發給該地區的窮人。結果,德國國防軍和自由軍團再次進軍薩克森州和圖林根州。在魯爾區,組成了一支強大的紅色魯爾軍,由約80,000名戰士組成。權力再一次到達了共產主義工人觸手可及的範圍內。

面對工人革命,艾伯特的社民黨政府像1918年11月那樣反應,再次利用軍隊武裝右翼激進分子的武裝,而這些人卻也是剛發動政變反對社民黨和革命工人的群體。1920年4月,中將奧斯卡(Oskar von Watter)指揮自由軍團和國防軍,鎮壓了魯爾紅軍及其同情者的起義。許多地方也部署了民防部隊和全副武裝的保安警察。魯爾地區的礦工以罷工來回應當時好幾場屠殺。但到了4月6日,革命者遭到擊敗。再一次,作為最大工人政黨的社民黨,其導層控制了最大工會聯盟ADGB,這就像從工人階級背後捅一刀。

這只是一場戰鬥,但不會是最後一場戰鬥

鎮壓很殘酷。霍爾茲(Max Hoelz)和許多人入獄多年。魯爾或薩克森州的許多工人階級家庭,必須哀悼被部隊及其右翼盟友殺害的家庭成員。受害者數以千計。確切數字銷聲匿跡,因為許多工人被捕後遭殺害的真相被掩蓋了,或者被官方宣稱是在戰鬥中死去。1920年3月的鬥爭已被歷史證明是另一場德國共產主義者慘敗的血腥事件。

但此後,德共卻得到增長,這或許是因為社民黨領導層已暴露出背叛工人的政治本質。在德共的左邊,獨立社民黨也得到了發展。1920年,德共與獨立社民黨的多數派合並成一個群眾性政黨。1921年3月,德國中部礦區發生了另一起武裝起義。 即使行動沒有成功,但統一戰線的策略,即工人政黨之間的合作,被證明是卓有成效的。這場革命浪潮一直持續到1923年秋天。

總罷工顯示了工人階級團結戰鬥的力量。革命者只有在現實的鬥爭中通過實踐以身作則,展示他們有值得為之奮鬥的綱領,才能贏得群眾支持。

革命失敗的原因有很多:這是由於社民黨領導層的有害影響及其對工會的牢固控制,以及年輕的德共的政治弱點,有時落後於局勢,有時卻采取冒險行動。

1920年卡普政變教導我們,統治階級隨時準備犯下罪惡來維持權力。如果有必要,他們會差遣軍隊和右翼極端分子。盡管這些右翼反對資產階級民主,但只要他們能有效鎮壓左翼,統治階級不介意與他們合作,這就是1920年3月發生的史實。

列寧–150年誕辰紀念

如果今天政府撕毀所有限制普通群眾權利的國際協議、接管經濟運作、實行工人管理生產的制度、並呼籲全世界工人和農民為全人類利益合作,它將獲得廣大工人和受壓迫人民的熱情支持。而這正正是布爾什維克領導的第一個蘇維埃政府在1917年11月所實行的事情,當然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新生的蘇維埃政府不僅在大方向上具有革命性——它幾乎改變了俄羅斯普通勞動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新政府立即退出了帝國主義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將民族自決權給予那些想要脫離前俄羅斯帝國的民族、接管大片土地並賦予每個農民使用土地的權利、停止了俄羅斯東正教和其他宗教幹涉國家的權利。

在當時,英國等資產階級民主國家,投票權也僅限於擁有財產的21歲以上的男性,然而新生的蘇聯則賦予無論男女所有18歲以上公民都有投票權,除非他涉及剝削他人的行為。由工人、士兵和農民選舉出代表組成蘇維埃,運作整個社會。

方方面面的革命性

布爾什維克政府宣布婦女應該享有平等的權利,實施了一項廣泛的計劃來減少女性文盲率,建立公共食堂、洗衣房和幼兒園來減輕婦女壓力。婚姻法和離婚法被修改,允許婦女隨時能依她意願離婚,並且確立了墮胎權。柯倫泰(Alexandra Kollontai)成為世界上第一位女性政府部長。

同性戀也被除罪化,事實上,許多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傑出人才都是同性戀,包括外交人民委員格奧爾基.契切林(Georgy Chicherin)。

教育對所有人都是免費的,包括高等教育在內。此外,政府開展了全民掃盲運動,提供了九年的學校教育,任何在16歲獲得畢業證書的人都有權在大學學習。到1921年,已經建立了200多所新大學,在三年內數量增加了兩倍。同時建立了數百所特殊學校來教授少數民族的語言。

醫療保健也對所有人免費,所有醫療機構都納入了國家體系。醫學的意識形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蘇聯的醫療方法不是以治療富人的慢性疾病為目標,而是以消滅傳染病為目標。當時,傳染病奪去了數十萬乃至數百萬窮人的生命。在1913年俄羅斯人的預期壽命不到30歲,1926年上升到44歲,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上升到60歲。

盡管帝國主義列強在革命後發動了內戰,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還是設法使俄文的字母現代化,在數個地區引入了文字,廢除了反動的儒略歷,使歷法與歐洲其他地區保持一致。一些沈迷於過去的保守人士,至今還在使用儒略歷。此外還廢除了國內護照制度。

當然,列寧在建立第三國際(或稱共產國際)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這個組織的任務是在全世界建立革命運動。

列寧的許多思想都是在他早年於辛比爾斯克省的生活中形成的。列寧一家生活在一間舒適但簡樸的木房裏,父親是當地的一名督學,他曾利用這個職位推動教育改革。烏裏揚諾夫家的三個孩子受益於鼓勵讀書的氛圍。長子亞歷山大,充滿了革命精神,他加入了革命組織“人民意志”,並相信個人的恐怖手段會導致革命。1887年,他因參與密謀暗殺沙皇而被處死。這讓列寧產生了一個不可動搖的信念:這種方法是有害的,只有有組織、有政治意識的工人階級才能完成革命。

在幫助組織了一次學生示威活動後,列寧被喀山大學開除,他搬到了聖彼得堡,並在那裏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該黨成立於1898年,目的是在俄羅斯革命家和工人運動中宣傳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他後來被逮捕、流放,獲釋後前往歐洲,在那裏的馬克思主義圈子裏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創辦了一份名為《火星報》的報紙,然後將其秘密運回俄羅斯。

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發展迅速,這個運動原本以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為基礎。在德國,它得到了工會和民選議員的廣泛支持。列寧最初對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威廉.李卜克內西(Wilhelm Liebknecht)等歐洲社會民主黨巨人,以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創始人格奧爾基.普列漢諾夫(Georgi Plekhanov)懷有極大的敬意。但是舊的社會民主黨已經被那些對議會議席,而不是革命馬克思主義更感興趣的人所主導。

怎麽辦?

列寧政治發展的轉折點出現在他1902年出版的小冊子《怎麽辦?》和1903年在第二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大會上的辯論中。這顯然是一場關於組織問題的爭論,這實際上使俄羅斯社會主義運動分裂為改良派和革命派。

列寧認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應該是一個專業革命家的政黨,紀律嚴明、團結一致並按照黨的綱領行事。他的對手,以尤裏.馬爾托夫(Julius Martov)為首,認為該黨應該更為廣泛。他說,只要一名黨員同意黨的總體方向,而不一定參加黨的活動,就足夠了。列寧在會上贏得了多數票——他的派別因此成為“布爾什維克”(多數派)反對馬爾托夫的“孟什維克”(少數派)。

兩年後的1905年初,俄國爆發了第一次革命。加邦神父是一名東正教神父,也可能是一名警察特務,他試圖轉移民眾的憤怒,在聖彼得堡的沙皇冬宮領導了一場大規模的工人遊行,向沙皇遞交了一份呼籲改革的請願書。沙俄警察向工人開火,激起了整個俄羅斯帝國包括波蘭和芬蘭(當時還是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的大規模罷工浪潮。工人們第一次組成了蘇維埃。那年年底,托洛茨基被選為聖彼得堡的蘇維埃主席。

雖然列寧的很多布爾什維克同志都沒能通過這次試煉,但列寧自己卻通過了。聖彼得堡布爾什維克的其中一位領袖亞歷山大.波格丹諾夫(Alexandr Bogdanov)是那些秘密建立地下黨的代表人物,但事實證明,他沒能把工作轉向群眾活動。他認為代表了數十萬工人的蘇維埃只是托洛斯基的把戲,他提出布爾什維克應該給蘇維埃下最後通牒——要麽采納布爾什維克的綱領,要麽他們將退出。然而列寧明白蘇維埃的重要性。他認為,現在應該向大批年輕工人開放入黨,以克服“委員會成員”的保守影響。

列寧得出了一個非常明確的結論:不應該信任自由派資產階級,他們正試圖與沙皇專制達成妥協,成立立憲會議,孟什維克還提供幫助。列寧認為工人階級應該與貧農在同一個革命陣營中合作,推翻沙皇統治,建立一個真正的革命民主政體,雖然它還只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但它將允許工人階級領導全體人民,特別是農民通往“完全的自由,邁向徹底的民主革命,建立共和國!領導所有勞動人民和被剝削者——走向社會主義! ”托洛斯基走得更遠,他認為,自由派資產階級在俄羅斯以及其他落後國家,太軟弱無能,無法像法國和英國的資產階級一樣進行自己的革命,工人階級必須替他們完成,並進一步實施社會主義革命。

1905年後的數年反動時期裏,列寧為了捍衛黨組織而鬥爭,抵抗極左翼的潮流,其中包括波格丹諾夫這類人物——他們認為革命者不應該參與議會工作。然而,更巨大的挑戰還在後面。

社民派的背叛

第二國際一直主張每個國家的工人階級都有共同的利益。然而,1914年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卻在聯邦議院投票支持撥款給德國帝國主義戰爭機器,只有卡爾.李卜克內希(Karl Liebknecht)和奧托.呂勒(Otto Rühle)是例外,這仍帶來巨大沖擊。當列寧第一次聽到這個消息時,他還認為只是謠言。孟什維克主義看來不僅是改革主義,而且其政策的背後包藏的就是對國際主義的背叛。1915年,來自11個國家的38名代表坐著四節車廂參與了齊美爾瓦爾德會議,以保持國際社會主義的旗幟飄揚。

在俄國,由於戰爭和沙皇警察的鎮壓,革命組織非常困難。在戰爭的最初幾個月裏,布爾什維克黨成員寥寥可數。所有的女性黨員都被逮捕了。漸漸地,一股新的力量被培育起來,但他們幾乎沒有為新革命的爆發做好準備。當一個女工代表團拜訪並要求布爾什維克協助準備1917年婦女節的罷工時,她們得到的回覆卻是要等待中央委員會的決定。布爾什維克黨沒有印刷機來為罷工印制傳單。當時是“區聯派”這個規模較小的組織(Mezhraiontsii,區聯派是一群革命的反戰社會民主工黨人,後來在托洛斯基的影響下,與布爾什維克合並),提供反對“戰爭、高物價和女工無權”的傳單。

俄國的許多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對當時發生的意識形態鬥爭不屑一顧,這些鬥爭主要發生在流亡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人當中,他們不理解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的區別。即使到了1917年4月,在俄羅斯68個地區中的54個地區裏,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仍然是在一個統一的黨組織中運作。

不過,革命正在醞釀中。1917年初,布爾什維克黨不斷發展壯大,在彼得格勒就擁有2000名黨員。二月革命後,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上台,包括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台:史達林)在內的地方領導人選擇支持臨時政府。4月,當列寧流亡回國時,它面臨一項艱鉅任務,這份任務托洛茨基稱它為“重新武裝黨組織”。

尼古拉.蘇哈諾夫是一名孟什維克,當列寧返回俄羅斯途中,他回憶當時芬蘭車站所發生的事情。

“人們寫到在芬蘭車站與列寧熱情會面的場景時,他們一點也沒有誇大。受到布爾什維克號召來到車站的士兵和無產階級群眾都歡欣鼓舞……這位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到來,伴隨著振奮人心的宣言:“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火焰已經燃燒起來了!”……包括布爾什維克在內的社會主義者,非常擔憂列寧剛歸國的演講,這並不難理解。他們都學習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他們和西方社會主義者都以同樣的方式理解革命的步驟……首先得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然後要經過民主自由和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工人階級的成長,也只有到那時才有社會主義的鬥爭……俄羅斯的社會主義者並不是在為奪權的武裝鬥爭做準備,而是在為未來立憲會議中的議會辯論做準備。列寧卻像龍卷風一般趕回俄羅斯,打亂了他們的計劃,決定開始為社會主義革命做準備,在這場革命中,權力應該轉移到無產階級和貧農的手中,轉移到蘇維埃手中。”

四月提綱

列寧於是寫下了他著名的《四月提綱》。《真理報》是在添加了一系列作者的個人觀點之下才將其發表。兩天後,當他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發表講話,但是他沒能得到足夠票數支持。季諾維也夫(Zinoviev)、什利亞普尼科夫(Shlyapnikov)和加米涅夫(Kamenev)都反對他,加米涅夫甚至說:“俄羅斯還沒有做好社會主義革命的準備”。捷爾任斯基(Dzerzhinskiy)評擊列寧,要求代表“在實踐中經歷革命的同志”發言。然而列寧堅持自己的立場,到4月底他已經贏得了黨的支持。蘇哈諾夫(Sukhanov)說,那就是“俄羅斯政治月歷從2月加速到10月”的時刻。

列寧確信工人階級,特別是青年工人會支持他。1917年,隨著十月革命勝利的條件成熟,布爾什維克黨迅速壯大,到年底,布爾什維克已有近35萬黨員,因為自由派和溫和派社會主義者都未能結束戰爭、實現民族自決、召開立憲會議或采取任何措施來改善人民的生活。在當時,布爾什維克黨五分之一的黨員年齡在26歲以下,一半在35歲以下。

在列寧歸國幾周後,托洛斯基也回到俄羅斯,此後兩人形影不離,共同領導了革命。他們早期的分歧,被他們的敵人戲劇性地誇大了,是關於需要一個緊密團結的革命黨和革命的不斷性這兩個問題,而這在實踐中得到了解決:托洛斯基開始相信列寧在第一點上是正確的,列寧認為托洛斯基在第二點上是正確的。雙方都充分認識到,俄羅斯的革命只有作為更廣泛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才能取得成功。

與托洛斯基結盟

列寧喜歡引用浮士德的話:“親愛的朋友,一切理論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樹常青。”他用這句話來解釋為什麽他改變了先前呼籲“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的立場。他說,那些死記硬背這句話的人現在已經落後了,他們“跑到小資產階級方面去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這些人應當送進革命前的“布爾什維克”古董倉庫(或稱作“老布爾什維克”倉庫)。”

事實上,正是像這些事件展示了列寧的真實性格,而不是被他的反對者妖魔化的那樣,也不是某些崇拜者“造神”並把列寧描繪成無所不能。列寧犯了錯誤,或者可能做出錯誤的評估。但是當他持錯誤意見時,他也能改變觀點,這種改變通常是和同志們激烈的討論之後產生的。

正是這種方法,再加上他與托洛斯基的緊密聯盟,使得布爾什維克黨贏得了以蘇維埃為代表的工人群眾和士兵的支持,並領導11月(儒略歷10月)的革命走向勝利。新的蘇維埃政權開始在社會主義路線上改造俄羅斯。帝國主義者自己也正確地明白,社會主義的俄羅斯將成為其他地方工人的燈塔。他們在俄國發動了一場殘酷的內戰——包括英國、德國、美國、日本和法國在內的至少14支帝國主義軍隊支援前沙皇和白軍,試圖擊敗革命。工人階級在戰爭中所作的英勇犧牲使他們筋疲力盡,並且消耗殆盡。世界革命的延遲,特別是在社會民主黨人背叛德國革命之後,使原本落後的經濟陷入孤立的狀態。這造成了革命的反動與墮落。

列寧曾遭遇兩次未遂的暗殺。1918年,左翼社會革命黨人範妮.卡普蘭(Fanny Kaplan)的第二次暗殺幾乎成功,列寧的頸部被一顆子彈擊中,這導致了他在1924年去世前受到中風的折磨。然而,在這一時期,他意識到,在新蘇維埃國家內部,反動勢力正圍繞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的三人幫,不斷積聚力量。列寧將其描述為“被卷入骯臟的官僚主義沼澤”。為了應對這種情況,他與托洛斯基達成了一項協議,與正在發展的官僚主義作鬥爭,但不幸的是,客觀形勢對他們不利。在接下來的十年裏,一場官僚主義的政治反革命發展起來,最終形成了可怕的斯大林式獨裁,在保持生產資料國有制的同時,推翻了革命的許多社會和民主成果。
列寧除了與托洛斯基一起領導俄羅斯革命外,還給我們留下了巨大的理論和實踐遺產。他論證了為什麽要建立一個有明確綱領的強大的革命組織,才能夠團結工人階級為社會主義而鬥爭。他也警告說,這樣一個政黨在所有國家不會以同樣的方式建立。他認為,革命者應做好準備幹預所有“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並以一種新的方式、以一種共產主義的方式在所有這些方面進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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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1:22:12 |显示全部楼层
列寧的遺產

他對國家作為階級社會的鎮壓工具的分析,在今天具有巨大的意義,當資本主義政府試圖說服我們,在面臨新冠肺炎危機時,我們要一同共度時艱,但實際上是要工人階級承擔經濟崩潰的代價。

即使在今天,當許多資本主義政府無論在庫德斯坦、加泰隆尼亞、西藏還是在北非都拒絕承認民族自決權的時候,列寧對待民族問題的方法仍然是革命性的。

當然,還有布爾什維克采取統一戰線方法的經驗,這使他們能夠通過蘇維埃建立強大而團結的運動,以推翻資本主義。

但最重要的,也許是列寧對待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他從來沒有把它當作教條,而是根據實踐經驗發展起來的,正如他所評論的那樣:“誰要是等待′純粹的’社會革命,誰就永遠要落空。這樣的人只會是不懂得真正革命的口頭革命家。”

托洛斯基的一生:“吾輩清楚自己的責任;定會奮鬥到底”

1940年8月20日,斯大林的特務拉蒙·默卡德(Ramon Mercader)用一把冰鋯,把流亡墨西哥的托洛斯基殺害在家中。這場刺殺標志了斯大林和他的同黨對十月革命的領導人、革命家、與老布爾什維克們趕盡殺絕的血腥陰謀,基本大功告成。

但是即使已經離開人世,托洛茨基也繼續令統治階級恐懼。美國國務院甚至不允許他的遺體埋在其領土上。於是托洛斯基的遺體在墨西哥供世人瞻仰五天。在此期間,有三十萬人前來哀悼。他們是來自城市貧民窟的赤腳無產階級、是來自耕地上的農民,來自這個仍然對墨西哥革命記憶深刻的國家。當時,墨西哥是世界上唯一一個願意對這名來自俄羅斯的流亡革命家發放簽證的國家。

至死忠於他的階級

托洛茨基的生與死既反映了俄國革命的歷史和悲劇,也反映了二十世紀上半葉工人運動和馬克思主義本身。他直接參加了當時的主要事件,即1905年的俄國革命和1917年的俄國革命。而正是1917年這場革命撼動了整個世界的根基。在1905年和1917年革命期間,他都領導彼得格勒蘇維埃。他與紅軍的成立密不可分,並指揮紅軍打贏了俄羅斯內戰。

革命是潮起潮落的。一個人是不是真正的革命家,不僅要看在革命高潮期間的表現,更重要的是在革命退潮時的行為。在反動和鎮壓的黑暗歲月裏,許多革命者被屈服在沙皇、斯大林或法西斯的手上。甚至俄國革命的傳奇英雄們,如斯米爾諾夫(Smirnov)、斯米爾加(Smilga)、穆拉霍夫斯基(Mrachkovskii)、穆拉洛夫(Muralov)、謝列布裏亞科夫(Serebryakov),甚至克裏斯蒂安·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ii)等等,在斯大林主義反革命的歲月裏,他們被迫(至少是在口頭上)背叛了自己的理想。

斯大林使很多人屈服,但他無法降伏所有人。數以千計的革命者在位於北極圈內的沃庫塔(Vurkuta)監獄營及斯大林的盧比揚卡(Lyubanka)政治警察總部牢房裏犧牲。托洛茨基是其中一位至死不屈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在他自己遭到謀殺之前,他的哥哥、妹妹和妹夫、第一任妻子、兩個孩子及他們的四個伴侶也都遭到同樣的命運。當然,更不用說其它的許多同志和戰友了。

盡管遭受了巨大的個人痛苦,托洛茨基至死仍然忠於工人階級。他不僅拒絕承認斯大林集團的權威和指控,還用理論厘清了斯大林集團的奪權,並提出一個同時與資產階級、法西斯和斯大林主義鬥爭的真正的政治綱領。

即使在他一生最黑暗的日子裏,托洛茨基對未來還是充滿樂觀的。在1940年2月的遺囑中,他寫道:

“在我懂事以來的四十三年中,我一直是一名革命主義者;其中的四十二年裏我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戰鬥。如果我的人生能夠重來,我當然會盡量避免重覆各種小錯誤,但是我不會更改我人生的主要方向。我想以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辯證唯物主義者、絕不妥協的無神論者的身份死去。我對人類共產主義未來的信念,比起我年輕時不僅毫無磨滅,甚至更加堅定。”

“娜塔莎剛從院子走到窗邊,把窗戶開得大些,好讓我的房間透氣。我看到墻腳下的鮮綠色的芳草,墻上方的晴朗的藍天,到處都是陽光。生活是美好的。願子孫後代們可以清除一切邪惡、壓迫和暴力,充分享受人生。”

1905年與不斷革命論

托洛斯基將一系列的思想加入了馬克思主義者的武器庫中,直到今天仍然有效。這些思想與托洛茨基一生中的關鍵時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托洛茨基的第一部理論著作《不斷革命論》至今仍是最鮮為人知的,而深入了解的人也很少。其實,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歐洲革命之後最初所提出的思想的延伸。

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在大意上理解馬克思關於社會發展的概念。他們可能從哪裏聽說過封建制度應該過渡到資本主義,然後資本主義會過渡到社會主義。資產階級負責掀起資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負責掀起社會主義革命。

1905年,第一波革命浪潮動搖了俄國,這次革命是1917年的彩排。托洛茨基第一時間就趕回了俄羅斯。他後來描述了十月份的大罷工:

“不是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反對,不是農民的零星暴亂或知識分子的恐怖主義行動,是工人的罷工,第一次讓沙皇跪下。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展示了他們不容爭議的存在……。如果俄羅斯年輕的無產階級可以如此強大,那麽更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該要多強啊!”

──《我的一生》

托洛茨基根據1905年的經驗指出,帝國主義時代,世界以混合而不均(combined and uneven)的方式發展。當技術較落後的社會進步時,他們不會重新發明電報,而是購買已經制造好的智能手機。他說,在西方壓力下,沙皇沒那個功夫去按部就班發展工業,而是會直接建造巨型工廠。

但是,包括俄羅斯在內的不發達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盡管有“更強大的帝國主義老板”做靠山,卻往往過於軟弱,無法作為獨立的進步力量來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這與經典的資產階級革命(例如1642–1651的英國和1789–1794的法國)不同。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應該去領導民主鬥爭,並且同時,作為民主鬥爭的一部分,更進一步為自己的社會主義改變而鬥爭。

當時立憲民主黨黨魁自由派帕維爾·米留科夫(Pavel Milyukov)對於這個綱領感到震驚。是他首先將那些支持這種做法的社會民主黨人稱為“托派份子”。

如此一來,托洛茨基已經預測了1917年革命的發展方式。他的主張在今天的拉美、亞洲、非洲以及俄羅斯、烏克蘭和哈薩克斯坦仍然絕對有效。但是,很多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都不接受這套方法。支持“民族資產階級”早已成為那些有斯大林主義劣根性的共產黨的標志。即使在今天,那些有著政權的“共產黨”仍以建設發達的資產階級社會為主要任務,把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無限推遲到未來。

1906年9月,以托洛茨基為首的52位彼得格勒蘇維埃成員在沙皇法院被控組織武裝起義。托洛茨基無視律師的建議,展開了後來使他成名的出色演說,他在法庭上捍衛了蘇維埃的政策。因此,他被判處流放西伯利亞,但不久便從那裏逃亡到國外。

1907到1916年:反動與戰爭的年代

所有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當時都加入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05年革命的失敗給這個黨帶來了幾乎是致命的打擊。許多成員離開了並再也沒有回來。接連的失敗導致黨支部的數量下降了十倍,許多支部甚至由政府的臥底所領導。

很多孟什維克提議建立一個“廣泛的合法黨派”,要求解散地下黨部。這些孟什維克支持先過渡到資本主義,然後再社會主義。各派之間在黨內掀起了一輪派系鬥爭:布爾什維克、前進派(Vpered)、托洛茨基的組織、孟什維克、取消派(liquidationist)、猶太崩得等等。德國社會民主黨支持孟什維克使得情況更加惡劣,這一局勢使列寧憂心忡忡。這也是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間分歧最大的年代。

1912年8月,托洛茨基試圖組織一個聯盟,以團結各種派系。但是因為布爾什維克拒絕加入,托洛茨基發現自己跟孟什維克站在一起了。他後來意識到這個嘗試是徒勞的,他解釋是因為他對於妥協的熱衷,以及他那時致命地相信,在即將來臨的革命中各派會重新合並在一起。

1927年,托洛茨基多年的秘書阿道夫·越飛(Adolf Joffe)在病重自殺前給托洛茨基寫了最後一封信。信中描述了他怎麽看待列寧和托洛茨基早期的關系:

“我從未懷疑您指出的路線是正確的,而且您知道,自《不斷革命論》發表二十多年來,我一直在您左右……1905年開始,您在政治立場上一直是對的。我經常告訴您,我親耳聽到列寧承認,在1905年的時候,是你而不是他做出了正確的判斷。臨死的人是不會撒謊的,所以我現在向你重覆一遍……但是您經常會為了尋求同意與妥協而放棄自己的正確立場,您高估了這種妥協的價值。這是錯的。”

1912年8月以後,托洛茨基再也沒有犯過這樣的錯誤。到那年年底,托洛茨基已經拋棄了對這種聯盟的幻想,於是自己也就退出了。此時,塞爾維亞、希臘、保加利亞和土耳其的矛盾糾紛爆發了巴爾幹戰爭。托洛茨基以《基輔思想報》的戰爭記者身份前往巴爾幹半島。這次經歷使他對民族問題得到寶貴的了解。他在這裏遇到了羅馬尼亞革命家克裏斯蒂安·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y),後者後來成為蘇維埃烏克蘭的領導人和托洛茨基最親密的戰友。

托洛茨基在巴爾幹地區的經歷對他幫助甚大,不僅在俄國內戰期間,而且在1920年代初期與斯大林就高加索自治權問題上的可恥且錯誤立場進行辯論時。在1930年代,他又重新就芬蘭、西班牙和烏克蘭討論了民族問題。

齊美爾瓦爾德宣言

1914年,黨內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出現了更嚴重的分歧。很多社民黨決定在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中支持自己的國家與本國的資產階級。幾天之內第二國際就分崩離析了。只有少數革命家始終忠於自己的階級。托洛茨基當然是其中之一。

1915年,他是齊美爾瓦爾德反戰會議的38名與會代表之一,並負責撰寫了宣言。此後,托洛茨基和列寧緩慢但穩定地靠近起來。在巴黎,托洛茨基發表了一篇帶有強烈反戰情緒的文章《我們的話》。後來有人在法國的俄羅斯士兵手上搜出這篇文章的印刷品時,已經被驅逐到西班牙的托洛茨基又立刻被指控是“德國特工”並驅逐出境。西班牙人將他押解給葡萄牙當局,而葡萄牙把他塞進駛往美洲的船上。

1917年:不斷革命的實踐

1917年俄國再次爆發革命。列寧迅速於4月返國。而托洛茨基三月份就離開紐約,卻被關進加拿大的集中營裏,直到五月份才獲釋。但是,一旦回到俄國,他和列寧便成為了緊密的盟友。

當列寧在布爾什維克領導層裏發起鬥爭,反對以加米涅夫、李可夫和斯大林為代表的孟什維克傾向時,他知道他可以依賴托洛茨基的最真誠的支持。加米涅夫此時聲稱列寧已經成為“托洛茨基主義者”,列寧在返回俄國時發表《四月綱領》,呼籲黨組織停止支持臨時政府,並且呼籲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一立場完全符合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

在1917年7月的黑暗時期裏,布爾什維克遭到誹謗,因而不得不轉入地下。當加米涅夫被捕關在彼得保羅要塞監獄中,當暴徒在街頭搜捕列寧和季諾維也夫時,基本上只剩下托洛茨基領導布爾什維克和蘇維埃中央委員會。但他公開宣布完全支持布爾什維克的立場,並於同一天被捕。列寧寫道:“從那天起,就沒有任何人比托洛茨基更稱得上是布爾什維克了。”

9月,他當選為蘇維埃主席,並且被全黨接納為布爾什維克黨員。在十月革命中,托洛茨基是起義的領導人之一和主要組織者。

孟什維克領導人費奧多爾.丹(Fyodor Dan)指責該起義是一場陰謀。托洛茨基這樣回應:

“正在發生的是起義,而不是陰謀。群眾起義是不需要理由的。我們凝聚了工人和士兵的革命能量。我們公開打造了群眾起義的意願。我們的起義取得了勝利。然而現在他們告訴我們:拒絕勝利,達成協議。要和誰達成協議?你們這些可憐的人,你們已經破產了,你們的戲份已經結束了。滾進歷史的垃圾桶裏吧,從現在開始那就是你們註定的歸宿!”

紅軍:前進,前進!

數百萬人喪生在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布爾什維克主張俄國退出這場屠殺。但是國際統治階級不同意,試圖讓俄國屈服。新的蘇維埃政府試圖履行其諾言,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談中抵擋了德國的威脅。但幾天後,協約國便對蘇維埃發動了入侵。因此當時必須成立一支“工農紅軍”,而列寧說服托洛茨基領導這支軍隊,因為這對於革命是生死攸關的。

1918-20年間,年輕的工人共和國被十幾個資本主義列強的軍隊入侵,這段內戰的歷史充滿了人類所能理解的極限的壯舉。這個時期塑造了一批重要的軍事指揮官。不過,是托洛茨基在領導這一空前的軍事行動中發揮了核心作用。

為了對抗強大的白軍騎兵,托洛茨基組建了紅軍騎兵隊。他的口號“無產階級,上馬!”像野火一樣在群眾中間蔓延開來。

約4萬名前沙皇軍官被招募入紅軍成為中央軍事幹部。為了監督他們,政治委員被委任進部隊裏。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一些高級軍事專家會搭配兩名工人進行監督,這兩名工人帶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的直接命令,無論白天黑夜,決不讓那些軍官離開自己的視線。

兩年間,托洛茨基著名的列車馳騁全國各地,為各地前線提供支持,鼓舞逃兵返回部隊,並解決各種問題。其中一個驚險的時刻是在彼得格勒。紅軍阻擋不了白衛軍尤登尼奇(Yudenich)的突擊隊。季諾維也夫偏頭痛地躺在沙發上,無能為力。他已經做出了投降交出彼得格勒的決定。幸好托洛茨基的列車及時趕到,並領導這座城市的防禦。最後紅軍打敗了尤登尼奇,革命的心臟得以保存。

1923到1927年:左翼反對派

在關於托洛茨基這個名字的諸多毀謗中,有一種說法是托洛茨基沒有采取任何行動阻止斯大林上台,另一種則說托洛茨基也是個渴望權力的人,如果由他接任也不會有什麽不同。甚至有人說托洛茨基會比斯大林更糟。

官方的“歷史學家”們一直說托洛茨基是個自滿、渴求權力、虛偽的小人。那些都是完全捏造的。托洛茨基對怯懦或是政治和道德上的懶惰從不容忍,也從來不會在那些亦敵亦友的人或政敵背後使陰謀詭計。如果他覺得一個人混帳,他就會當面罵他混帳。以下是托洛茨基的伴侶納塔利婭·塞多娃(Natalia Sedova)描述過一次這樣的遭遇:

“你知道,在我們被流放到阿拉木圖前兩三個月,政治局有很多激烈的會議。親密的同志和朋友們聚集在我們的家中,等政治局開完會,列夫·戴維多維奇(LEV DAVIDOVICH,托洛茨基本名)和皮達可夫(PYATAKOV)回來,好了解發生了什麽。我記得其中一次,我們實在等不耐煩了。會議一直延長。最早回來的是皮達可夫,我們等著聽他會說什麽。他什麽話都沒說,臉色蒼白,耳朵發燙。他情緒很激動。他站起來,給自己倒了杯水,喝一口。他擦掉額頭上的汗水,說:『我就站在最前面。我從未見過那種情況!』然後列夫·戴維多維奇進門了。皮達可夫轉身跟他說:『你為什麽對他(斯大林)說那種話。你的舌頭怎麽了?他永遠不會原諒您,或您的孩子,您的孫子!』聽說列夫·戴維多維奇罵斯大林是『黨和革命的掘墓人』……列夫·戴維多維奇沒有回應。沒什麽好說的。因為無論付出什麽代價,他都必須講真話。”

做出這些暗示的人犯的最嚴重的錯誤是,他們不只是把托洛茨基看成是一個領導者,而是把他看成一個單獨的個人。仿佛單憑一人之力,就可以扭轉歷史的潮流。

當然,他不是孤身一人。成千上萬的布爾什維克阻礙著斯大林的反革命。其中許多人都是革命的先驅,有普列奧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y)跟斯米爾諾夫的才智,有皮達可夫的組織才能,有薩普羅諾夫的階級直覺。他們全都團結在左翼反對派(1923–27年)的綱領下。這個綱領主要由托洛茨基起草。甚至連列寧去世前都時常寫信批評斯大林和得勢的官僚階層。列寧於1924年初去世,斯大林甚至利用他的死來鞏固自己的地位。

左翼反對派反對以斯大林和布哈林為首的政治局多數派的政策,提出了五個要求:

左翼反對派要求提高蘇聯工業化的步伐,將新經濟政策置於計劃的控制之下,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並加強工人階級的作用。當時,布哈林只同意一個依靠市場機制的“計劃”,他呼籲農民“致富”。斯大林嘲笑左翼反對派的想法,說修建聶伯河水電大壩就好像農民買留聲機而不是母牛。與此同時,工人的工時被增加了,伏特加也回到了商店架子上(此前布爾什維克曾經進行過少喝烈酒的宣傳)。

左翼反對派要求建立一個民族共和國的聯邦。斯大林只提出在一個強大中央下的有限的地方自治,因為這種方式比較容易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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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1:23:33 |显示全部楼层
左翼反對派要求黨內民主和蘇維埃民主,有理有據地提出如果不就分歧進行廣泛的討論和辯論,那建設社會主義就毫無意義。但對於依靠官僚作風、特權和破壞布爾什維克黨得勢的斯大林派來說,這等於要了他們的命。

像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一樣,左翼反對派認為俄國革命只是世界革命的第一步。而斯大林主義的官僚認為革命已經結束,它已經實現了一切可能。他們的口號變成了“一國社會主義”。

最後,其他國家的革命黨把蘇聯視為堅強的後盾。左翼反對黨提出了一個進取的“十月”戰略,特別是階級獨立的策略。但是這時候,斯大林已經皈依了孟什維克的“階段論”:先建立資產階級民主,然後再社會主義。或是,首先脫離殖民,然後再社會主義。

但是,斯大林這些想法必須徹底改變黨的方針;而要作到這一點,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際發展。

托洛茨基強烈批評了1925–1927年間斯大林(列寧死後的共產國際)針對中國革命提出的自殺政策。斯大林要求中國共產黨加入資產階級的國民黨。這等於把共產黨在政治上繳械。而後來,國民黨清黨,對共產主義者展開了空前的屠殺。

因此,大家都應該記住,布爾什維克和斯大林主義之間的不僅是理論上的分歧,還有俄國、中國、德國、西班牙、奧地利和其他無數革命者的鮮血鴻溝。

在1920年代,內戰和破壞使俄羅斯筋疲力盡,工人階級受到嚴重損失,俄羅斯農業國家的落後地位日益突出,歐洲無產階級革命的失敗也造成影響。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強盛起來的官僚機構接連奪取了一個又一個的控制權。即使是最堅定的革命者,也沒辦法孤身抗衡革命的退潮。左翼反對派知道自己勝利的機會不大,托洛茨基本人也明白。1928年12月16日,流放中的他致函蘇聯中央委員會:

“人各有志。你們企圖擴大敵對無產階級的政策。而我們也清楚自己的職責,定必會奮鬥到底。”

如何對抗法西斯主義

斯大林主導的共產國際在德國的政策導致了德國共產黨(KPD)自我孤立於社民黨(SDP)的數百萬工人支持者。克裏姆林宮任命的官僚根本不理解德國情勢,更不用說給勞動人民一個明確的政治領導。德國共產黨錯過了1920年代的革命機遇,成就了希特勒上台的條件。托洛茨基一直努力爭取德國共產黨采取統一戰線的策略。這種策略是由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制定,因應反法西斯鬥爭中把各種工人群眾黨派團結在一起合作戰鬥的需要。托洛斯基解釋說,為了對抗法西斯,不僅有必要與社民黨基層黨員們並肩作戰,而且還必須與社民黨高層提議合作,盡管這些領導人可能會找任何借口拒絕。托洛斯基在《德國革命和斯大林主義官僚》(1932年)中詳細分析了法西斯主義是什麽,而且應該怎樣對抗它。

但是,德國共產黨拒絕了統一戰線的策略,而是向社民黨發表了最後通牒。共產黨要求社民黨以接受共產黨領導為前提一起戰鬥。這樣做的結果是,他們沒有吸引到社民黨工人群眾的信任,反而用這種最後通牒要求把他們趕走了。局勢變得更加險峻時,共產國際的戰術也更加“激進”起來。德國共產黨甚至與納粹合作反對社民黨,因為據說“社會法西斯主義比公開法西斯主義更危險”。當1933年希特勒上台時,共產黨領導層還自欺欺人地表示,下次選舉共產黨人贏定了!看到斯大林主義者毫不抵抗就放棄德國,托洛茨基得出的結論是共產國際已經不是一支革命力量了,並提議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組織。

蘇聯是什麽,它會走向何方?

《被背叛的革命》,與他之前所有成就相比仍然可能是托洛斯基最重要的著作。1936年他發表本書,分析甚麽是斯大林主義及怎麽與之鬥爭。托洛茨基在這裏厘清了許多在1920年代尚不明朗的問題。

他說,斯大林主義是對十月革命的一種反動。這種反動的驅動力是黨內和蘇聯的一部分官僚階層。這些官僚為了維持自己的地位,以前依附於一個階級,革命以後又依附另一個階級。由斯大林派單方面發起的內戰剝奪了工人階級各種組織包括布爾什維克黨的權力。由於革命和內戰後工人階級精疲力盡,農民對年輕工人國家的巨大反動壓力以及德國革命的失敗等等原因,從革命家墮落成的官僚階層與野心家們便設法鞏固了自己的地位。

托洛茨基用1789至1794年間法國大革命的情況類比。他說,始於1923–24年的反革命倒退,可以類比法國大革命的熱月政變。熱月政變不是一場典型的反革命運動,而是革命從激進倒退成中間派,再倒退成保守。這樣的政變鞏固了新統治階層的地位。但是,這個“階層”只能依賴革命的成果才能生存,也就是國有制和計劃經濟。所以這個政權必須為了自身利益,用自己的方式發展和捍衛計劃經濟。

於是,蘇聯維持了一個工人國家的表面形式,但實際上是畸形的。所以說蘇聯是一個“墮落工人國家”。在這裏,本來的統治階級(工人)被剝奪了政治權力,而無產階級專政被歪曲成了斯大林的無產階級波拿巴主義。為了奪回政權,無產階級需要對斯大林主義展開一場政治革命(不是社會革命),以恢覆工人民主。這不是錦上添花,而是迫切的需要。因為托洛茨基預測,為了維護其特權,這個政權遲早會需要著手恢覆資本主義。

第四國際

在二戰前建立一個新的國際需要非凡的勇氣。從1939年創建的時候起,新的國際就必須面對各種強大的敵人:斯大林主義、無牙老虎的社民黨、帝國主義,當然還有法西斯主義。新的國際成立時有大約3千名馬克思主義者參加。1940年托洛茨基被謀殺後,經歷了戰後經濟繁榮的艱難時期。第四國際的一部分人提出了錯誤的政治觀點,而另一部分人甚至否認工人階級作為社會主義革命主要推動力的角色。1989-91年間,蘇聯集團瓦解,最終導致資本主義在俄國覆辟,整個左派和國際工人運動都迷失了方向。工人國際委員會(ISA前身)在此期間始終相信工人階級,捍衛著托洛茨基的遺產,耐心地在各國建立了第一批幹部和組織。現在,自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開始,世界正在變得激進。ISA有充分的優勢利用這一機會,並正在采取必要的步驟來建設新的革命社會主義國際。

羅莎·盧森堡:她的革命思想

盧森堡以她對改良主義思想的挑戰而聞名。她是一名堅持馬克思主義和革命觀的階級戰士,同時還是一位堅定地支持工人鬥爭的樂觀主義者。即使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領導者們的歷史性背叛,她仍對工人鬥爭與勝利抱有信心。

盧森堡於1871年出生於波蘭,是一位猶太人後裔。從15歲起,她就活躍於社會主義政治中,協助組織罷工。她發表了一篇關於波蘭工業發展的博士論文,是當時為數不多獲得博士學位的女性之一。在德國期間,她加入了德國社會民主黨(SPD)。德國社民黨成立於1875年,是世界上第一個在社會中擁有群眾基礎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之一。抵達柏林後,她成為一名記者,同時在黨組織的培訓中心裏教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分歧

在盧森堡的年代,歐洲許多社會主義運動都聲稱與馬克思主義思想有聯系,其中包括第二國際黨——當時被稱為“社會民主”的一群由不同國家內的社會主義政黨所組成的組織。即使是那些篡改了或完全放棄馬克思主義分析的政黨,也常常需要通過在口頭上支持馬克思主義,來使他們的思想合理化。但是,這些國內政黨和國際組織實質上成為了有著明顯不同的觀點和方式的平台。這些分歧最終展現為國際組織內的兩個不同陣營,特別是在俄羅斯和德國的政黨中,這些分歧展現得最為顯著。

革命社會主義者是這場爭論的一方,其中最引人註目的是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黨。他們了解到最終必須資本主義系統割離,同時工人階級必須從資本主義階級中奪取經濟和政治權力,他們以這個立場介入在工人和被壓迫者的日常鬥爭中。資本主義本質就是一個危機不斷的制度。它會一而再地為工人的新起義創造條件。然而列寧特別指出,為了確保他們的勝利,必須做好準備 ——通過在革命黨內組織起來,同時保證黨能成為工人的利益而開戰獨立戰鬥的工具。布爾什維克黨人將工人革命視為一種活生生的發展,並力求不斷提高工人階級的意識,以適應社會主義革命變革的需要。

改良還是革命?

第二國際內部爭端的另一派,是反革命觀點的支援者。這種觀點被總結為改革主義意識形態。另一名德國社民黨的成員,愛德華·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成為第一個對這一傾向作出理論表達的人。在他的著作《進化社會主義》(1899年)中,他挑戰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制度最深刻的觀察。伯恩斯坦聲稱,資本主義不是本質上是一個容易觸發危機的體系,反之,它有著維護自身穩定的能力 ——它的“適應機制”可以使之克服其自身的矛盾,從而去規避革命性和系統性變革的需要。他認為,工人階級並不是社會主義變革的引擎,而應該是通過組織工會和爭取改革的反式,幫助資本主義制度適應和避免危機。

伯恩斯坦認為,只靠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改革,隨著時間的推移,就會迎來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者對政治權力的追求不再是為達到目的的手段,也不再是刺激工人獨立運動的平台,而是其目的。值得註意的是,盧森堡並不反對資本主義內部的改革。她完全讚成工人階級為改善他們的權利和條件而鬥爭。然而,她並不把這場鬥爭本身視為目的,並駁斥了資本主義這一體制是可以改革的觀點。

盧森堡在伯恩斯坦的書中,看到了他與馬克思主義的戲劇性決裂。這種分裂具有深遠和危險的影響,甚至可能威脅到整個工人運動,並顛覆整個歐洲發生的劇變。她寫了《改良還是革命》一書做為回應,在其中她解構了伯恩斯坦的論點,也披露了其弱點。她駁斥了關於信貸制度今後能避免陷入危機的錯誤觀點。這一觀點在未來,2007-2008年的經濟崩盤,也就是所謂的“信貸緊縮”中得以證實。她提出所謂的信貸制度,實際上即是允許企業在崩潰前背負巨額債務,會讓危機變得更加影響深遠且更具破壞性。

伯恩斯坦在辯論中聲稱,無論每個群體設想什麽道路,他們最終都將支持社會主義的目標。而盧森堡質疑到,如果工人的鬥爭導致改革,能在使工人富裕起來的同時加強資本主義制度控制,那麽為什麽社會主義會成為必然的呢?工人階級及其組織又將如何立即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種子和支持資本主義的支柱?她恰當地提出的:

“…那些提出支持立法改革、反對征服政治權力和社會革命的人,並沒有真正選擇一條更安穩、更平靜、更慢的道路,來以達到相同目標。相反,他們選擇了不同的目標。他們並非如他們表面所說的卻選擇建立一個新社會,而是主張對舊社會進行膚淺的改造。”

—— 《改良還是革命》,1900年

改良主義的根源

盧森堡指出,這些思想來自黨內領導層的學術階層,他們掌握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知識,希望把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鬥爭中最尖銳的武器——從黨內廣大工人的手中奪走。而這不僅僅是因為擔心改革主義領導層會暴露得不夠。伯恩斯坦的理論並不能反映工人階級的觀點,而是中產階級思想對黨的入侵。由於中產階級位處在社會中的夾心位置,他們會分成一方支持資本主義,和另一方對大資產階級懷有敵意。

伯恩斯坦的思想最終表現了中產階級的一種不可能的期望,即資本主義的致命矛盾可以簡單地自我調節,而無須經過精英階層(擁有私有產業,從工人勞動中獲取利潤)與工人階級(一方面出賣勞動制造巨大的財富,一方面卻沒有自己的生產手段)之間的沖突。這些想法也許在不自知的情況下,在社民黨日益壯大並愈加官僚化的情況下獲得了廣泛的認同。

後來,盧森堡也曾與那些比表面上聲稱支持她在《改良還是革命》中政治立場的人發生沖突,其中最受人關註的一位,是社民黨的主要理論家卡爾·考茨基,即所謂的“馬克思主義教皇”。在1910年,盧森堡寫了一篇關於“群眾性罷工”問題的文章,作為爭取選舉制度改革的手段,去反對德國那些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普魯士的大地主(《下一步》1910年)。對盧森堡來說,這樣的罷工運動是“我們社會主義階級鬥爭的部分表現”。

考茨基反對這一立場,這反映了保守派不願去疏遠日益官僚主義和改良主義工會領導人的想法。他挑戰資本主義統治的策略是,讓社民黨在“消耗戰”中逐步“積累力量”。然而歸根結底,這反映了他自己對工人階級的群眾鬥爭缺乏信心,以及社民黨的很大一部分人正在脫離反對資本主義的必要革命鬥爭。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所有這些政治分歧都變得愈加明顯。

資本主義與戰爭

馬克思主義解釋了資本主義系統本質上便會導致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其根源在於不同國家資本主義階級之間的緊張關系。1914年,這種革命性的觀點系統性地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場戰爭根本上代表了競爭資本主義階級的鬥爭,特別是德國、英國、法國、美國、俄羅斯和日本,都是為了通過征服和利用世界市場牟利。統治階級願意派遣數百萬工人階級為實現這一目標而相互屠殺。然而如果勞工領袖支持戰爭,那就意味著工人組織服從於保衛國家資本主義階級及其制度。盧森堡和布爾什維克一樣,堅決反對戰爭,呼籲在國際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以結束一切戰爭。

革命社會主義者和改良派之間發生了嚴重的思想沖突。所有在交戰國內的民族主義宣傳都在傳播了這樣一種觀點:即戰爭是必需的,是為了保衛“祖國”內所有階級人士的利益。所有左翼力量在這時都承受著巨大壓力,要求他們屈服於這一想法。然而,雖然第二國際的成員黨達成一致反對戰爭,實際上考茨基和社民黨內的改良派認為,在戰爭結束之前,不能為社會主義而鬥爭,這實際上意味著他們並不反對戰爭。

盧森堡很清楚,放下階級鬥爭,就等於放下唯一能夠結束戰爭的工具,實際上不僅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最終在1917年的10月革命裏做到了——同時於之後的所有戰爭亦是如此。所以最終盧森堡和李克卜內西被迫退出社民黨,成立了名為斯巴達克斯同盟的獨立組織——以古羅馬奴隸起義的著名首領斯巴達克斯的名字命名。

革命的建立

1917年,俄羅斯爆發了大規模罷工,推翻了沙皇獨裁統治,並發展成推翻改良派臨時政府的一場革命。在布爾什維克的政治領導下,俄羅斯革命取得了成功。與社民黨不同,他們不是一個簡單地聲稱堅持馬克思主義,卻在同時同時適應體制,並越來越接受改革思想和方法的政黨。自成立以來,他們一直是一個為革命做準備的組織,並在工人階級中建立了強大的群眾基礎。其領導和幹部都是認識卻經過考驗的戰士,在20世紀初,他們在俄羅斯與沙皇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鬥爭中共同取得了寶貴的經驗。

也許羅莎·盧森堡一生中最大的悲劇,就是她沒有在德國或波蘭(她在那裏也很有政治影響力)建立這樣的組織。毫無疑問,她是一位勇敢的戰士,在戰前時期打擊墮落的社民黨改良主義這方面,她的聲音很明確。然而,她的思想並沒能通過一個組織來表達出來,以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傾向的形式,原本可以在德國工人階級的先進階層中建立一個重要基礎。然而直到戰爭時期,以及1918年12月德國共產黨(KPD)成立時,她才試圖糾正這種情況。即使德國共產黨仍吸引了不少傑出的革命階級戰士,但它缺乏經驗,缺乏德國工人階級的充分支援,無法發揮決定性的領導作用。

當然,對盧森堡的上述批評,需要考慮到其所身處的歷史背景中。直到1917年俄國革命,一個獨特的革命社會主義黨在社會主義鬥爭中的重要作用,才真正在實踐中得到體現。在此之前,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德國社民黨才是工人挑戰資本主義的典範組織。

鑒古知今

今天,社會主義變革的急迫性與工人意識和組織水準低之間的矛盾變得更加突出。2007-2008年的經濟危機使全球資本主義陷入長期衰退,並標志著工人工資和工作條件受到新的沖擊,但與此同時,它促使工人采取行動去捍衛自己的工作、工資和條件。工人和年輕人越來越多地尋求解決辦法,並將眼前的問題聯系起來,例如削減公共服務、住房不足、生活成本上升以及制度本身。這一波激進主義浪潮也在世界各地的新左派編隊中找到了政治表達,並為英國的科爾賓(港:郝爾彬,台:柯賓)、美國的桑德斯、法國的梅朗雄(台:梅蘭雄)提供了巨大的支援。經歷過經濟危機以來,人們開始思考工人黨應該如何組織、如何為社會主義變革而奮鬥等的問題。

然而,與緊縮政策和對工人的攻擊齊頭並進的,是削弱婦女、LGBTQ+人、移民和族裔群體權利的推動,像特朗普(台:川普)這樣的人,錯誤地將生活水準和工資降低歸咎於制度之外,並歸咎於其他受壓迫群體。今天,一個革命性社會主義政黨的一項重要任務,是作為階級鬥爭的記憶體,把鬥爭重新集中到應有的目標上。革命社會主義者的做法是,把一切對工人的攻擊和一切壓迫的根源,追溯到資本主義制度及其代表,從而建立團結統一運動,促進社會主義社會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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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1:24:38 |显示全部楼层
我們可以從羅莎·盧森堡的思想,以及她的生死事件中吸取很多的教訓。向保守和民族主義思想屈服、不加批判地采取兩害取其輕的做法、或將我們的願望局限於更仁慈的資本主義,這些都是對社會主義者來說仍然非常現實的壓力,特別是在一些新一代工人重新面對這些思想的時候。然而,這些忽視工人擺脫過去的束縛和領導的壓力,特別是在新一代中,可能使馬克思主義和革命思想被完整地放棄。盧森堡之死和德國革命的失敗,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即如果強大的革命領導層在整個工人階級中紮根,建立一個充滿活力和強大的民主集中組織,歷史將會如何發展?1918/19年的悲劇表明,這樣的一個政黨是絕對必要的。

羅莎·盧森堡在最後一篇文章中,她向統治階級和與他們合作破壞工人階級革命活動的勞工領袖發出警告。她不朽的話語將以新的力量重生:

“你這個愚蠢的走狗!你的’命令’不過建立在流沙之上。明天,革命將’再次崛起,並揮擊它的武器’,而令你感到驚恐的是,它將用喇叭高聲宣布:我是過去,我是現在,我是未來!”

—— 《秩序於柏林恢覆》,1919年

國家資本主義論

斯大林主義的崩潰在世界各地是一個尚未結束的過程。卡斯特羅政權(台:卡斯楚)仍在古巴執政。 我們黨把這個政權稱作畸形工人國家。而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WP)則認為,古巴現在與過去一直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 如果古巴政權垮台,逃到邁阿密的古巴資產階級呼籲要把古巴恢覆為美國資本的離岸避風港,我們兩派可能會有截然不同的反應。

盡管我們批判卡斯楚政權,如果這種事情發生,我們仍然認為這是一次挫敗,是所有制關系上的一次反革命。但是,假如貴黨采取與俄羅斯和東歐事件一致的態度,那麽貴黨會覺得這不是開倒車,而是一個“機會”。您來信稱:“我們認為這些政權的崩潰並不是社會主義者的挫敗,而是在這些國家為真正的社會主義而鬥爭的機會。 ”

即使對於已經覆辟資本主義的俄羅斯和東歐而言,這個分歧仍然是一個現實問題。 工國委(ISA前身)正在當中一些國家/地區開展工作。 這個工作當中的關鍵理論基礎,就是我們對於1989年後的事件之理解。 我們的立場是首先承認產權關系已經發生了變化,並且資本主義得到覆辟。 假如我們不把這場反革命看作是“失敗”、不是一場世界資本主義的勝利,而只是從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橫向轉變成為另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那麽我們就沒有足夠的理論來解釋這些事件對於工人階級的士氣打擊和迷惑、階級意識的倒退、自沙皇時代以來前所未見有組織的反動思想;也無法解釋隨之而來的經濟與社會崩潰。

我們對斯大林主義崩潰的分析對於在前斯大林主義國家工作至關重要。 這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很重要,因為如果我們要說服工人和青年相信社會主義是可行的話,那麽我們就必須有能力解釋俄羅斯出了什麽問題。 由於這些原因,我們與英國SWP在這些國家的階級性質上的分歧仍然是一個現實問題。

托洛茨基的分析

與貴黨最近黨報中所暗示相反,我們從來不“捍衛”這些政權。 您認為我們對蘇聯的分析似乎是我們背叛了托洛茨基。 您信中提到:“盡管你們譴責斯大林主義並宣稱堅持托洛茨基的傳統,但你們仍將這些政權視為『畸形』或『墮落的工人國家』”。

這句話確實很諷刺。 諷刺在於,托洛茨基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最大貢獻之一就是他對斯大林主義的分析。 托洛茨基被流放迫害、家人被謀殺、在俄羅斯和其他地方的支援者遭到謀殺,都是因為他對蘇聯官僚制度和敏銳的批判。 當托洛茨基稱蘇聯官僚是“世界的反動派中最惡性的一支部隊”時,我們支持他。 (《被背叛的革命》西班牙語版序言,1936)。 當托洛茨基提出公式的另一面,並說蘇聯雖然由這種“惡性的官僚”掌舵,但仍然是一個工人國家,因此是個“墮落的工人國家”,我們也支持他這個觀點。

實際上,您信中提出的每一個論據,托洛茨基在1930年代都已經回應過。 因此,在處理這些問題時,我會鬥膽在這裏大量引用他的原話。 貴黨不認為前蘇聯是畸形工人國家。 對於1930年代同樣反對這個標簽並傾向“國家資本主義”理論的“革命者”們,托洛茨基嚴詞批評道:“各種道學家、唯心主義者和自以為是的革命者嗤之以鼻地說:『這樣的國家能稱得上是工人國家嗎?』 ”(《工人國家,熱月和波拿巴主義》,1935。)

斯大林之所以能夠上台,是因為歐洲革命運動的失敗使1917年的革命被孤立在俄羅斯。 社會主義不可能也不應該只建立在一個國家,尤其不可能建立在像當時的俄羅斯那樣一個落後的國家。 革命的孤立和工人階級的疲憊,令特權階層有空間興起。 斯大林就是這個官僚階層利益的個人化身。

托洛茨基在1935年提出一個問題:“斯大林的『個人政權』是什麽,它的起源是什麽? ”他這樣回答自己:

“分析到最後,這個政體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尖銳的階級鬥爭下的產物。 在官僚和警察機器的協助下,人民『救主』的權力及官僚仲裁者淩駕於蘇維埃民主之上,並把後者矮化到只剩下空殼。” (《再論波拿巴主義》,1935)

在斯大林治下,政治權力從工人階級手中被特權官僚階層奪走。 但是,並非所有十月革命的成果都喪失了。經濟掌握在國家手中;計劃經濟仍然存在,盡管是以粗劣和官僚方式運行;外貿由國家所壟斷。工人國家的經濟基礎仍然存在。

官僚並沒有成為一個階級。 他們不擁有自己所管理的產業。 盡管官僚由於特權而可以自我延續,但他們沒有繼承權。 他們與經濟的關系更類似於西方國家的國有企業負責人與其所管理的產業的關系。 這些人享有特權,他們像跟資本家一樣高高在上遠離勞動者,但他們不是資本家。

資產階級是由他們所擁有的東西而不是他們所消費的東西來定義的。蘇聯官僚集團消費了工人階級產生的大量剩余財富。但這不是蘇聯的特殊現象。任何官僚集團都會利用自身的領導位置來為自己獲取更多的財富回報。 與資本家不同,斯大林派不具有剩余價值的所有權,除非他們廢除十月革命的其他成果,將經濟私有化。 托洛茨基對此非常明確:“就算是最大的房屋、最肥美的肉排、甚至是勞斯萊斯汽車,都不足以使官僚集團變成一個獨立的統治階級。 ” (《蘇維埃國家的階級性質》, 1933)。

根據您的來信,您“從不接受這樣的論點,即蘇聯經濟的『計劃性質』意味著可以擺脫資本主義和危機的矛盾。 ”實際上,除了其與資本主義世界的聯系以外,資本主義的矛盾並不適用於蘇聯。 蘇聯沒有資本主義生產中繁榮和蕭條的周期性變化,也沒出現例如1930年代影響資本主義國家、後來1990年代又陰魂不散的生產過剩危機。

這並不意味著蘇聯自身沒有危機或矛盾。不過蘇聯經濟的矛盾以及最終導致斯大林主義陷入經濟停滯背後的原因並不相同。蘇聯經濟最根本的矛盾是計劃經濟與由官僚負責這個計劃之間的矛盾。 托洛茨基說,計劃經濟需要民主,就像人體需要氧氣一樣,這不無道理。 在一段時間當中,公有制的優勢和計劃經濟的形式確實帶來了顯著經濟改善,無論這個計畫的制定是如何官僚化,實行是如何專制。 蘇聯從一個落後的國家(像印度)發展成為世界第二超級大國,這在資本主義是不可能實現的。

但是一旦經濟成熟到一定程度,缺乏民主決策的官僚主義弊端就開始蓋過公有制和計劃的優勢。 到了勃列日涅夫(港台:布裏茲涅夫)時代,尤其是到他的執政末期,蘇聯經濟已經停滯不前,此時官僚與其粗劣的方法已經無法推進經濟發展。 斯大林主義遇到了其經濟限制,但這個制約不是資本主義的矛盾,而是扼制發展的官僚的劣政。 對於蘇聯來說官僚階層專制已經無法繼續,它能走的路要不是鏟除官僚建立工人民主,就是回歸資本主義。

過渡政權

您來信批判“過渡性”政權這個思想。 然而,托洛茨基一再提到這些國家的“過渡性”特征。斯大林的勝利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倒退,但是並沒有完全抹除革命的勝利。托洛茨基的觀點是,如果官僚集團繼續執政,世界資本主義的壓力終會在某個時候顯現出來。反革命也許最初是以較發達的資本主義的低價商品入侵的形式到來,並最後終將取得勝利。這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更高的生產效率、“更低的勞動”打敗被更低的生產效率、更高的勞動密集程度、且被孤立的俄羅斯經濟。官僚集團或其中一部分會將想辦法變身為資產階級。只有工人階級推翻官僚的運動才能提供另一種出路。

在《過渡綱領》中,托洛茨基寫道:

“蘇聯就這樣地包含著可怕的矛盾。但它仍舊是一個墮落了的工人國家。這是其社會性質。 至於政治性的預斷則具有另一種性質:一或是官僚制度愈來愈成為世界資產階級在工人國家中的機關,並會將推翻財產的新形式,把國家推回到資本主義;二或者工人階級將摧毀官僚制度,並開辟通往社會主義之路。”

托洛茨基對於兩種可能的預測,特別是在他的經典《被背叛的革命》詳述的那樣,是正確的。但這個發展會需要經過整個歷史時期才能完成。 托洛茨基無法預見的是,斯大林主義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得到極大加強。 德國的戰敗、英美軍隊的精疲力盡,不願意隨他們的將領去繼續戰爭對俄羅斯開戰,使得強大的紅軍可以毫無阻礙地征服東歐。

在控制了東歐國家之後,新的統治者開始接管經濟,並建立了以俄羅斯斯大林主義為模型的政權。 特殊的局勢使得資本主義自上而下地被廢除了。 盡管很大一部分工人階級支持廢除資本主義,但這並不是來自該階級的有意識和獨立的行動。 同樣,當時的特殊局勢使得後來在中國和古巴奪取政權的遊擊隊可以效仿俄羅斯,鏟除了地主和資本主義。

但是這些國家並沒有成為社會主義社會,反而恰好是“過渡性”政權,這些國家的前途要不是出現推翻官僚主義的政治革命,就是最終反革命使它重新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 由於這些國家從來都不是健康的工人國家,托洛茨基用來描述俄羅斯的術語“墮落的工人國家”並不十分準確,所以我們用另一個術語“畸形工人國家”更準確地定義這些國家。

反革命

蘇聯一躍成為世界超級大國使該政權在一段時間內相對穩定。 托洛茨基1930年的預測被推遲了。 然而,1989年及其後的歷史經過精辟地證明了他的分析。 柏林墻倒塌,東德人睜開眼睛看到了西方似乎人人垂手可得的商品和生活方式, 導致了一場反革命,並最後以資本主義的覆辟而告終。 在俄羅斯和東歐,大多數官僚都讚同資本主義覆辟。 這點托洛茨基也預測到了:如果面臨有工人運動爭取政治自由、或是恢覆資本主義這兩個選擇,官僚會把後者看作是維持他們特權的唯一途徑。

反革命與革命一樣,都意味著決定性的變化。 顯然,1989-91年的事件標志著俄羅斯和東歐的這種變化。 舊的斯大林主義國家倒台,部分國家機器被“移交”到新國家,而其他部分則被更換。新 出現的國家打算重建資本主義。舊國家機器的推翻,迎來了產權關系的轉變。 這是1917年的重演,只不過這次方向相反。

如果英國SWP認為蘇聯是資本主義的,那他們需要說明在什麽時候發生了這種產權關系的反革命。 斯大林在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的勝利以及隨之而來的大清洗,代表了官僚集團的政治勝利。 但是1917年後建立的產權關系(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得以維持。 如果這是“國家資本主義”,那麽布爾什維克黨建立的也是國家資本主義。 否則,我們將被迫得出完全非馬克思主義的結論,即政治統治的改變相等於社會制度的改變。 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從實際上是改良主義背後的理論前提開始。

實際上,這就是您的全部論點。 你信中說:

“對於英國SWP而言,也對於馬克思而言,決定性的標準是生產的社會關系:哪個階級管理產業的社會。 關鍵問題是工人階級是否真正掌管一切,並是真正的統治階級。 任何有眼睛的人都能明顯看出,蘇聯工人不僅沒有掌管產業,而且還被系統性地剝奪了基本的民主權利。 像社會主義黨(工國委)及其先行者那樣,把這樣的社會形容為『工人國家』,只會使這個詞匯失去一切意義。 ” ( 1月11日的來信)

對於馬克思來說,決定性的問題是哪個階級擁有產業,而不是該階級是否對該產業實行民主管理。 歷史上有些時候,資產階級也會失去對國家的直接控制,但是只要產權關系保持不變,他們就仍然是統治階級。 您已經將上層建築(政治統治的方式)的變化與更基礎的經濟根基問題混為一談。 我們應該用經濟基礎來定義一個社會的階級性質。

在使用“工人國家”一詞之前,工人階級是否必須直接掌握政治權力的權柄呢?讓托洛茨基回答這個問題:

“一個階級的專政遠遠並不意味著這個階級的全體群眾會時時刻刻參與國家的管理…… 社會的解剖決定於它的經濟關系。 只要十月革命所創造的所有制形式沒有被推翻,無產階級就仍然是統治階級。 ” (《蘇維埃國家的階級性質》, 1933)

再來:

“可是,(官僚的)篡權之所以有可能發生並維持自身,僅由於官僚專政的社會內容,是由無產階級革命所創建的那些生產關系所決定。 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能夠有充分的理由說,無產階級專政從官僚中得到扭曲的然而是不容置疑的表達。 ”(《工人國家的熱月和波拿巴主義》,1935)。

由於您把您的性質定性建基於工人階級被剝奪民主權利、被壓迫、並在某種意義上被“剝削”這樣的事實,那麽您其實是屬於自由主義的陣營,而不是馬克思主義。 我們已經引用了托洛茨基對“道學家”的態度,後者看到了斯大林的恐怖統治,就憤慨地宣稱這不可能是“工人國家”。 從這裏開始,你的論點更走下坡。 您說,東歐的政權不能成為“工人國家”,因為它們是由上而下建立的。 您提醒我們,馬克思曾說:“工人階級的解放必須由工人階級完成。 ”

波拿巴主義

這確實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從一般的歷史意義上說,推翻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革命是資產階級崛起的歷史任務,但馬克思也說過在某些情況下,資產階級得依靠其他力量來實現這一目標。

即使是“經典”資產階級革命(在1789年至1815年的法國),過程也覆雜多變,讓主張單一唯度歷史觀的貴黨頭疼。 1792-94年革命高潮的骨幹是城市貧民,即“無套褲漢”。 他們與資產階級的雅各賓左翼聯盟一起行動。 但是,推翻專制的平民群眾的力量開始威脅資產階級。 最終導致拿破侖.波拿巴崛起的熱月政變取消了很多革命的成就,例如男性公民普選後來就被廢除了。 波拿巴主義意味著以強權治國。 國家淩駕於社會之上,通過軍事手段和法令在相互競爭的階級利益之間實行“仲裁”。 從政治權利的角度來看,這是倒退,但推翻了封建制度和專制制度而建立的新資本主義階級關系在根本上仍然繼續存在。

1815年,拿破侖在歐洲被反動聯盟打敗,波旁王朝覆辟。表面上,這是倒退回到1789年以前。 但是本質已經不同了。資本主義的產權關系仍然繼續存在。如果國家的階級性質只由政治上層建築決定,那麽1815年以後的法國應該算是封建國家。 但顯然並非如此。 萌芽中的資產階級不得不放棄政治權力,但從根本上說,革命所建立的財產權保存了下來。

1830年和1848年革命分別終結了波旁王朝和路易-菲力浦一世的七月王朝。此時,工人階級比1789年更強大了,但還未有能力奪權。面對工人階級日益壯大的力量,資產階級陷入了分裂,無法實行統治。 由於這兩個現代階級之間的鬥爭無法得出決定性的結果,國家介入了這個平衡,並再次擔任了階級之間的仲裁者角色。 1848年,主要由武裝工人階級實現的第二共和再次變成了拿破侖侄子路易· 拿破侖· 波拿巴(拿破侖三世)獨裁的第二帝國。

國家進行仲裁,但最終是站在資產階級這一邊。 即使在法國的“經典”榜樣中,波拿巴主義政權從資本家手中奪取了直接的政治權力,並為自己抽取了很大一部分財富,但它最終鞏固了資產階級的統治。 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為馬克思《法蘭西內戰》一書寫的序中,生動地揭示了這些覆雜的、看似矛盾的過程。 這與貴黨關於相對之下不那麽覆雜的俄羅斯革命/反革命過程的單一維度且粗略的態度,形成鮮明對比:

“路易· 波拿巴以保護資產階級抵禦工人為名,從資本家手中奪取政治權力。同時,也向工人階級宣稱會在資產階級面前保護他們;而這樣一來他的統治卻便利了投機事業與工業活動,簡言之,使整個資產階級的力量與繁榮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過,圍繞著皇室宮廷的貪汙舞弊和大規模盜竊更大程度地出現,並從繁榮所帶來的財富中抽取巨額的紅利。”

(《法蘭西內戰》1891年單行本導言)

在其他地方,資產階級在“他們的”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甚至更少。 以德國為例,反動的普魯士貴族通過其代表俾斯麥的“鐵血”手段由上而下地實現了國家統一。 德國資產階級太過恐懼工人階級在1848年起義中展現的力量,因此沒有在當中發揮任何角色。 “他們的”統治由普魯士霍亨索倫家族的反動統治者以軍國主義旗幟實行的。

斯大林主義是波拿巴主義的現代形式。 革命的政治成果被抹去了。沙皇專制被斯大林專制取代。 但如同在法國一樣,革命的社會成果並未被廢除。 即使工人階級沒有政治權力,俄羅斯也沒有回到資本主義的軌道。 所以它絕不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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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1:27:04 |显示全部楼层
這並不是說18世紀和19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科學革命之間有著完全對應的關系。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或許是由社會大多數、法國被壓迫的大眾進行的,但革命最終不可避免地以少數人(資本家)利益的統治而告終。 用恩格斯的話來說,法國大革命號稱建立一個“理性的王國”,但它實際上建立的是一個“資產階級的王國”。而另一方面,社會主義革命不僅僅是由多數人發動的,還是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讓多數人參與統治。 因此,可以說,工人階級以外的任何階級或階層都不可能完成社會主義革命。 但,這並不是說社會主義革命的進程不能像資產階級革命那樣曲折、遭遇死路、或者在終點前一路上出現各種過渡形式。

馬克思和恩格斯說工人階級將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而其他任何階級都不能扮演這個角色,這是絕對正確的。但是真理永遠是具體的。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所作的廣義言論無法改變東歐的實際情況,或是中國、古巴、越南和許多其他國家略有不同的情況。 帝國主義無法阻止殖民地革命、遊擊隊或其他對西方懷有敵意的勢力上台,加上已經存在的斯大林主義國家的“模式”,意味著在這些情況下,社會主義革命的部分任務是可以不由工人階級主導下完成的。

這是否與馬克思對工人階級角色的一般性格言相矛盾?如您表示,這是否意味著“工人革命”變成只是“諸多能夠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之其中一條”(1月11日來信)?要得出這種結論,您使用了寬松的術語,確實寬松到“使詞匯失去一切意義”。 幾句話間,您混雜使用“畸形”或“墮落的工人國家”的術語,仿佛它們指的是同一個東西。 因此,如果我們認為紅軍用刺刀雕刻出了畸形工人國家,那就意味著也可以用這樣的方法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並解放社會。

當然,這是不正確的。正如托洛茨基所說,斯大林主義政權是過渡性的,而不是社會主義的。 這並不是說它們可以逐漸和平演變為健康的工人國家。官僚不會自願放棄特權退居二線,就像西方的資本家不會自願交出自己的財產。 向“真正的社會主義”過渡必須要靠發動革命來推翻官僚。

政治革命

我們並不支持或捍衛這些政權。 我們捍衛的是十月革命所剩下來的遺產,即產業的國有制。托洛茨基也是如此主張:“蘇聯經濟基礎保持了其進步的特征。 全世界勞動人民和一切進步的盟友必須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捍衛這些經濟基礎”(《結局》,《托洛茨基文集》,1936–37,第189頁)捍衛經濟基礎並不意味著捍衛官僚或給予他們任何形式的支持。 正如歷史所證明,要保存十月革命的遺產,唯一方法就是推翻官僚機構。

我們的立場,是爭取民主權利、限制官員工資、所有官員經民選產生、透過真正的工人委員會實行統治。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我們主張進行社會革命以改變生產資料的產權,而在這些畸形或墮落的工人國家中,我們則主張進行政治革命來鏟除國家官僚,讓工人階級直接控制社會。 這種革命性的解放只能由工人階級本身來實現。

實踐是檢驗理論的最終標準。 東歐的工人階級多次行動反對斯大林主義:1953年東德、1956年匈牙利和波蘭、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1970、1976年以及1980年波蘭。 每一次,群眾起義的最初方向都是政治革命。甚至在1989-91的兩年,群眾一開始還是要求政治變革以結束官僚的統治。 東德官僚集團決定開放柏林圍墻,是為了將運動導向西方制度和資本主義的方向,以挽救自己。

工人國際委員會介入這些事件的立場是,支持群眾運動並提出政治革命的要求。同時,我們警告人們不要幻想資本主義可以帶來西歐的生活水準。

我們的綱領是推動群眾運動建立工人民主。但由於沒有任何運動領導層采納這一綱領,並將其向群眾推廣,所以局勢很快從可能的政治革命擺向反革命和資本主義覆辟。 這種情況發生時,我們堅持反對拋售國有資產,雖然隨著反革命步伐加快,這種立場意味著我們暫時被孤立了。

十年來,我們對資本主義會帶來什麽的預測已經得到了鮮明的證實。 俄羅斯經歷了經濟和社會的大崩潰。 工人階級士氣低落,部分地被打成原子碎片,而無力反抗。 即使到現在,工人階級的鬥爭和獨立的工人階級組織仍處於初始階段。 這就是挫折和失敗的規模。 對反革命程度另一種更主觀的衡量是,貴黨派去俄羅斯工作的團隊經過一段時間後放棄了──他們跟我們當地的同志說,他們離開是因為“不可能”在那邊建立組織。

政治革命的綱領源於我們對斯大林政權的階級性質的分析,用以在政治上武裝工人階級。 這份綱領提高了民眾的意識,並指出了通往“真正的社會主義”的道路。 這份綱領呼籲民眾,一方面要鏟除寄生的官僚主義,同時亦要嚴防反革命的威脅。 1950年代到東德和匈牙利爆發的反斯大林主義運動,以至於1989年的事件,這些悲劇都是因為沒有足夠左右大局的勢力利用這些思想來武裝自己。

資本主義:橫向踏步

相比之下,從(SWP的)國家資本主義論所得出的實際結論,在面對資本主義覆辟的威脅時只會使工人階級迷失方向、手足無措、無法行動。 假如這些國家已經是資本主義,那麽這就只是從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轉變向另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 如果是這樣的話,社會主義者唯一可以采取的一致立場就是中立,讓兩者都去死吧。 否則,他們就只是在支持比一種的資本主義更“進步”的另一種資本主義。

SWP並不以政治上的清晰著稱。不管是在這個問題還是其他問題上,貴黨經常機會主義地倒向社會上的主流情緒,並相應改變你們的立場。 朝鮮戰爭期間,資本主義的南韓在帝國主義的支援下占領了北朝鮮這個畸形工人國家,SWP的前身就對此采取了中立立場。 畢竟,對你們來說,這是兩個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 姑且不論北朝鮮的階級特征,你們似乎也不在意這是帝國主義對前殖民地的軍事介入。 還記得當年朝鮮戰爭(韓戰)並未在歐美引起工人階級之間的大規模反戰運動,這就很能理解你們當時為什麽會采取這種立場。

至於越南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1960年代末,反對美國參戰引發許多學生和青年激進化。 最終,反戰情緒也蔓延到了許多的工人階級。 從階級角度而言,越南戰爭就是朝鮮戰爭的翻版。 北越是一個畸形工人國家;而南越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傀儡政權,得先後依靠法國和美國帝國主義的軍事支援才能維持。

大多數左派都是這麽看的,但SWP卻不是。 按照貴黨的話來說,跟朝鮮一樣,這也是兩個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 但是,雖不奇怪,貴黨這次沒有采取中立。 因為如果這樣做的話你們會在激進青年中被完全孤立。 事實上,貴黨和大多數左派人士一樣都走過了頭,幾乎毫無批判地支持北越和越共。 而我們的立場是要求美軍撤出越南,同時也批判越共的綱領。我們警告過,按照越共的綱領,他們勝利後建立的會是一個仿照俄羅斯的斯大林主義政權。

1989-91年間,群眾沒有像同情越南那樣同情俄羅斯和東歐被推翻的暴政,因此貴黨也沒有壓力要改變立場。 但是這時存在的對於資本主義的巨大幻想,也反映在你所采取的立場上。 例如,柏林圍墻倒塌後,貴黨的德國同志支持在資本主義基礎上實現德國統一,只加了一句說不應該讓時任西德總理科爾(Helmut Kohl)去做。

當蘇聯政權在1991年最終瓦解時,貴黨的愛爾蘭支部黨報以欣喜若狂的標題向事件表示歡迎:“共產主義已死。現在為真正的社會主義而戰。”貴黨主要社論的導言說:“報紙和電視宣告『共產主義已經崩潰』。這是每個社會主義者都應該為此感到欣喜的事實。 ” (《社會主義工人報》,1991年9月)

當時的事件使葉利欽(台:葉爾欽)以工業私有化的綱領在俄羅斯上台,並且實行向市場和外資開放的政策。 貴黨1991年9月的報紙批判那些認為“葉爾欽代表著倒退和資本主義覆辟”的左派,稱“葉爾欽既不是前進也不是倒退”。貴黨把葉爾欽描述為是國家資本家階級中一個比較開明的成員,他“面對嚴重的危機,希望使經濟擺脫惡性循環,並改組生產方式以在世界市場中更具競爭力……他向俄羅斯的國家資本家們提供了一線生機。 ”這些言論跟那些呼籲蘇聯解體的文章,和推倒列寧雕像的遊行中一同出現。“俄羅斯的社會主義者應該參加這些遊行,就像1905年的布爾什維克參與了前往沙皇宮殿的宗教遊行。 ”

貴黨在1991年寫了這種文章,正當俄羅斯的反革命決定性地加強。把這些遊行跟1905年反對沙皇的革命相提並論絕對是錯誤的。你們提到的1905年1月9日遊行示威有十萬多人參加,其中絕大多數是無產階級,同時發動了數日的罷工。 確實這個遊行是由一位牧師發起的,還有一些人背著宗教聖像,但這很難說是“宗教遊行”。那天沙皇軍警的血腥屠殺加深了革命形勢,把革命從地底帶到地面,從首都傳播到整個沙皇領土上的各個城鎮。

1905年的大屠殺引發了足足兩個月的革命。1991年的事件則是資本主義反革命的序幕。這場反革命目前為止在前蘇聯人民的頭上帶來了近十年的苦難。 沒辦法區分革命與反革命、前進與後退的革命者是不合格的。

政治上的短視會帶來實際後果。面對即將來臨的反動,這種思想主張消極被動。如果葉爾欽只是一個橫向的踏步,只是不比以前的人更好或更糟的另一個“資本主義”統治者,那麽為什麽要特別反對他的政策?如果產業私有化僅僅是從一種資本主義形式轉變成另一種資本主義,為什麽要反抗,為什麽要保衛“資本主義”(!) 中的國有制?

我們會從理論上回應貴黨主張“斯大林主義社會實際上只是資本主義的另一種形式”的思想。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這一理論最徹底的反證,就是其實際結論是在面對反革命時主張消極和自滿。

斯大林主義尚未蓋棺論定。古巴盡管存在巨大的經濟問題,但卡斯特羅政權仍在掙紮求存。這些經濟問題已經迫使古巴部分地向世界市場開放。 事情的方向顯然是朝向資本主義覆辟。 也許這個過程在古巴會比東歐遭受更少的傷痛,但也有可能來自政權的抵抗會引起更劇烈的對抗。

人們對古巴的看法不同於齊奧塞斯庫(Nicolae Ceaușescu,台:希奧塞古,港:壽西斯古)的羅馬尼亞,或是昂納克(Erich Honecker,台:何內克,港:昂立克)的東德。 在歐美年輕人眼中,特別是拉丁美洲的年輕人眼中,古巴讓人聯想起切· 格瓦拉(Che Guevara,港:哲古華拉)和英勇抵抗美國軍事力量的遊擊戰士。 如果卡斯特羅抵制資本主義的進一步入侵,他可能會在激進的年輕人中激起支持和同情,可能會在拉丁美洲引起的保衛古巴的群眾運動。

這當然有可能不會發生。 但是,如果這種運動發生的話,我們可以預計SWP會放棄他們視蘇聯的資本主義覆辟為不進不退、在朝鮮戰爭中保持中立的邏輯,而轉而擁抱更具感染力的機會主義邏輯,擺出親古巴、甚至親卡斯特羅的姿態,因為這樣會對激進的年輕人來說更有吸引力。

書評: 《他們摧毀不了的革命家們》

關於越南與法國殖民鬥爭的主流史觀,往往反映了河內政權的斯大林主義陳見,對托洛茨基和第四國際擁護者的英勇獻身不是無視就是詆毀。作為一位年輕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吳文(Ngo Van,又名吳文雪Ngo Van Xuyet)將他在法屬印度支那(越南、老撾和柬埔寨的殖民地名稱)的經歷撰寫成書,這本書能幫助我們導正史觀,是一本詳實、勵志,盡管最終還是以悲劇收尾的歷史紀錄。

1930年代,盡管托洛茨基主義者一再遭到逮捕和監禁,但他們在“交趾支那”(Cochin China,今越南南部),尤其是在西貢(今胡志明市)建立了群眾基礎,領導了好幾次罷工並贏得多場地方選舉。西貢有一條街道,曾經以一名被殺害的托派領導者謝秋收(Tạ Thu Thâu ,1906-1945,又名謝秋杜)命名,由此可見托洛茨基主義在當時贏得許多群眾的支持。盡管1975年斯大林派統治了統一後的越南,將這條街名更名,但“西貢當地人仍然稱其為『謝秋收街』”。

托洛茨基主義者們當時遭到了法國殖民政府和共產黨斯大林派領導的惡毒攻擊。1945年,隨著斯大林派鞏固對獨立運動的控制,數百位積極的托派被抹黑為“叛徒”或“法西斯間諜”而遭到屠殺,這讓人聯想到西班牙內戰期間的歷史。更糟糕的是,二戰後的第四國際領導出於錯誤立場,尾隨胡志明(越南民主共和國[北越]的建國者)、毛澤東等斯大林主義領袖,也故意淡化了這些對自己同志遭受的暴行。其中一位第四國際領導者帕勃羅(Michel Pablo)甚至告訴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彭述之:“與毛澤東革命的成就相比,逮捕數百名托派只是微不足道”。

早年

1917年俄國革命之後,法國殖民統治的殘酷現實為印度支那的共產主義思想發展提供了沃土。第一批共產主義運動人士是在(主要在法國的)僑民之中招募而來。胡志明(又化名作阮愛國)就是這批早期生力軍的一份子,他於1929年成為印度支那共產黨(PCI)的創黨成員。與後來的托派們不同,他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都在國外流亡。他屬於共產主義運動的右翼,支持斯大林在蘇聯和“共產國際”中發動的官僚主義反革命。

胡志明在共產主義報刊上發表的文章往往強調民族主義而非社會主義,甚至讚頌“安南民族(越南人)的英雄”。有一群積極的印度支那共產主義者,不滿該黨領導庸俗的民族主義、以及斯大林渴望與資產階級政府結盟的立場,因此走向托洛茨基與左翼反對派主張的國際主義思想與堅持階級原則的政治路線。尤其在1927年,斯大林要求中共尾隨國民黨的策略導致中國革命的血腥潰敗之後,有更多人投向托派。

然而,印度支那的斯大林主義份子並未從中國的挫敗中吸取任何教訓。他們亦想從反帝鬥爭中消除一切社會主義的內容,拒絕提出國有化和由工人管理工廠之類的要求,說這樣會疏遠本地還很弱小的資產階級。後來,印支共產黨甚至拋棄了資產階級革命的民主要求,例如還地於農民(土地改革),認為這會疏遠越南的地主階級。這種“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的做法,也就是把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統一在一個“最小公約數”的資產階級綱領上。印支共產黨一直堅持這種政策,以至於1941年,他們將自己化身成“越南獨立同盟會”(簡稱越盟,Vietminh),一個此前已經沈寂很久的民族主義團體。

工人階級和農民

斯大林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之間的意識形態鴻溝,體現在兩種不同的建黨策略上。托洛茨基派主要組織規模盡管較小的城市工人階級和苦力,特別是在西貢;而斯大林派通常由受過莫斯科訓練的學生領導,並且傾向組織農民。

1930至1932年間,印支共產黨領導了成千上萬的失地農民和日薪勞工與法國當局不公正的人頭稅作鬥爭,但正如同吳文所指出的:“他們無法、也沒有嘗試在城市中發動運動響應。”

法國外籍兵團則以屠殺上萬名農民作回應。盡管該運動的英勇,但印支共產黨領導犯了嚴重的極左冒進錯誤。這發生在共產國際的“第三時期”(1928-34年),由於之前企圖與資產階級結盟的機會主義政策失敗,共產國際矯枉過正地要求每個地方都必須立刻“建立蘇維埃”和“奪取政權”。

一旦農民運動平息下來,印支共產黨便遭受無情的鎮壓,包括黨總書記陳富(Tran Phu)被酷刑至死。1933年有109名印支共產黨支持者被控以“密謀危害國家安全”罪名,當中8人被處以死刑,其余的人被判以合共900年的嚴酷勞役。

1931年11月,謝秋收和其他5人成立了印度支那左翼反對派。6個月後,他們開始發行雙月刊的黨報《無產》(Vo san)。1932年8月,《無產》的65名成員和支持者因從事“顛覆活動”被捕。印支共產黨員的大規模審判在法國引起了廣泛關註,但是法國共產黨斯大林派的黨報《人道》(L’Humanité)卻對印度支那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命運保持了冷酷的沈默。然而在西貢,尚未被捕的斯大林派和托派合作起來,在市議會選舉中與無政府主義者和知名民族主義者合組“工人名單”參選。1933年5月7日,在8名印支共產黨領導者被判處死刑的日同一天,“工人名單”中有2名候選人當選(1名斯大林派、1名民族主義者)。雖然市議會本身是一個無實權的機構,但這場選舉在大規模鎮壓期間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影響。3個月後,法國殖民當局宣布這2位市議員當選無效!

聯合陣線?

這一事件後,斯大林派和托派在西貢進行了一段長時期的合作。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聯合陣線是群眾黨派之間的務實協議,而不是小規模的宣傳團體。列寧的建議是“分開遊行,一同罷工”,意即行動統一,但政治旗幟要分明。

西貢托派在這方面犯了錯誤,不幸的是這點在吳文的書中並未得到充分澄清。1933年大選之後,謝秋收和左翼反對派領導擴大了與斯大林派的聯盟,並同意聯合發布周刊《鬥爭》(La Lutte)和聯合組織。在此過程中,他們做出了不該允許的政治讓步,同意“辦一份捍衛工農的報刊,但限制不討論涉及斯大林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之間的分歧問題”。

《鬥爭》報的機關在所有意圖和目的上都已經是個聯合的黨組織,且是個缺乏清晰的馬克思主義綱領的政黨,而不是“聯合陣線”。在1935年的市政選舉中,4名《鬥爭》的候選人當選為西貢議員:2名斯大林派,1名托派(謝秋收)和1名托派同情者。吳文記錄說:“4名『共產黨人』在市議會中的充滿力量的演說產生了巨大影響,引起了人民的熱烈同情,並提高了群眾的鬥志。”但4個月後,這5個人因支持馬車車伕的罷工而被捕,再一次地,他們被剝奪了議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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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1:28:27 |显示全部楼层
盡管取得這些成功,但這些工作是建立在對政治綱領和分析的妥協上,從馬克思主義組織的觀點來看是不能接受的。例如,1935年斯大林與法國右翼共和黨政府簽訂互不侵犯條約,面對這個震撼彈般的政治事件,《鬥爭》對此居然保持沈默,也對1936年8月莫斯科大審判和斯大林對老布爾什維克的屠殺也保持緘默。史實顯示,當時托派領導認為國際問題可以與日常工作分開。他們並未立即了解莫斯科審判的致命意義,了解到這是對即將發生的事件的警告──1945年,斯大林主義份子將把相同的做法引進到印度支那。這導致了印支托派的分裂,反對向斯大林主義讓步的少數派於1935年成立國際共產主義聯盟(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

1936年

1936年5月,法國社會黨領袖布魯姆(Leon Blum)所領導的人民陣線政府上台,當中包括法國共產黨。布魯姆政府沒有放棄帝國主義的統治,而只是提出“革新殖民體系”。正如吳文所說,在又一次的政治倒車中,“印支共產黨與法國共產黨步伐一致:把民族解放和土地改革鬥爭從綱領中拋棄,在公開言論中去掉了……『階級鬥爭』和『法國帝國主義』”。

這種背叛為托洛茨基主義創造了巨大的發展空間。遲至1936年12月,圍繞《鬥爭》的托洛茨基主義多數派,開始抨擊巴黎人民陣線政府未能解除對印度支那的鎮壓。1937年,越南的斯大林派於是退出與托派的聯合組織,宣稱該組織已經“托洛茨基化”。這個分裂是托洛茨基思想在越南工人階級中成長的轉捩點。

受到法國工人的啟發,印度支那在1937年爆發了罷工潮,遍及食品加工、棉花工業、煤礦、鐵路和碼頭行業。正如吳文解釋:“在這場運動的過程中,首先是自發的,然後是有組織的行動,工人和苦力在托派而不是斯大林派的影響下,成立了行動委員會和罷工委員會。他們要求提高工資、每天八小時工作、工會合法化、民主自由並終結暴政和罰金……”

這一運動導致法國當局作出了一些深遠的讓步,在交趾支那湧現的超過600個行動委員會中,三分之一是由托派所領導。

1937年2月,法國秘密警察(Sûreté)文件中記載:“支持第四國際的革命鼓動家在交趾支那,尤其在西貢提岸的工人階級大眾裏,影響力不斷增強。”同年7月,又再補充:“工人階層中,托派政黨比印支共產黨擁有更多支持度。”

“保衛印度支那”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逼近,印支共產黨領導在莫斯科的敦促下宣布,所有問題都應該從屬於反抗“法西斯”日本的鬥爭。

法國政府在殖民地展開加速軍事化的進程,為“保衛印度支那”而進行3千300萬法屬印度支那元(piastre)的戰爭舉債,還試圖征召2萬名印度支那人入伍。印支共產黨這時選擇了支持法國政府。這兩個議題都引爆了群眾的烈火──反對殖民地人民服兵役的鬥爭,早已經歷漫長痛苦的歷史。

盡管如此,印支共產黨還是呼籲人們自願參軍來支持“法國民主”。正如吳文所指出:“印支共產黨的某些人對戰爭債券表現出極大熱忱,甚至他們還提議將100元債券拆分成10元和5元的債券,好讓窮人買得起。其他有些人則反對與殖民政權合作,卻被革除黨務……我們同志的聲明與斯大林派的立場相反: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反對戰爭稅、反對生活水平惡化。”

斯大林派被視作與法國當局及緊縮政策一夥,以至於當一盒火柴被增加0.5毫錢的稅時,工人就把這稱作“第三國際的火柴盒”。

法國殖民地總督曾寫道:“斯大林共產主義者相信……安南(越南)群眾的利益驅促使他們靠近法國當局……而托派……則不怕推動當地人抗爭,以便將可能爆發的戰爭變為他們的優勢,以贏得完全的解放。”

印支共產黨的親法立場,在1939年的市政選舉中受到了懲罰。盡管托派遭到打壓(所有會議被禁止),但仍有3名托派選入西貢議會,而斯大林派則失去了所有席位。印支共產黨在組織方面受到打擊的消息,傳到仍在中國流亡的胡志明耳中。仿佛是對未來的可怕預言,他說:“面對托派分子,不能與之和解或讓步。必須以各種方式揭露他們是法西斯主義的代理人;必須在政治上消滅他們。”

這種對托洛茨基主義的猛烈敵意,一部份是由於胡志明希望與帝國主義達成和解,一方面也是源自他想成為越南版斯大林的野心。

第二次世界大戰

1939年9月,二戰爆發,此後共產黨在法國和印度支那皆被取締。在越南對於斯大林派與托派的鎮壓也愈演愈烈──1700名第三和第四國際的成員被送進了集中營。

斯大林與希特勒簽署的互不侵犯條約(1939年8月至1941年6月)讓印支共產黨領導的態度發生了又一次180度大轉,他們放棄了親法的鼓動宣傳,恢覆了第三時期的“反帝國主義”策略。當日本於1940年9月在越南、寮國和柬埔寨登陸時,印支共產黨發動了一場冒進的、計劃不周的起事反抗法國當局。和1930與1932年間的農民起義一樣,這場起事也被殘酷鎮壓。印支共產黨的一次黨內審判將這場災難的責任歸咎於2名地方黨委書記,並將他們處死。

與此同時,日本與戰時法國維希政權達成了協議,印度支那由日本軍隊占領,但繼續由法國魁儡政權統治。胡志明在中國覆活了民族主義的越盟,帶領一支由500名越南僑民組成、在中日戰爭中由國民黨訓練出來的武裝力量。正如吳文指出的那樣,胡志明的作法“是一種選邊站的做法,一種尋求他國支持的秘密外交的做法(中國、俄國、美國、甚至法國);當中毫無無產階級的立足之地。”

盡管胡志明采取左搖右擺的機會主義路線,但在日本戰敗造成的權力真空中,越盟卻變成了越南獨立鬥爭的領導。這一部分固然是由於蘇聯權威的強化,以及越南農民在政治上的決定性因素,但托派政黨在戰爭剛剛結束時所犯的錯誤,也是原因之一。

革命浪潮

1945年8月至9月,隨著日本帝國的瓦解,印度支那掀起了一場革命浪潮。在秘密會談中,胡志明接受了法國開出的條件,讓法國5至10年後才允許越南獨立。這完全符合斯大林的立場,目的是要延長與美、英、法等帝國主義的戰時同盟。

相較之下,印度支那的托派則呼籲展開大規模示威,並武裝群眾,以阻止法國殖民政權的回歸。

1945年8月,越南北部的鴻基(今下龍)、錦普地區,不受越盟控制的3萬名煤礦工人成立了工人委員會來管理生產。他們控制了鐵路和電報等公共設施,趕走了舊有的管理人員,並實行了“體力和腦力勞動的工資不論層級一律平等”的原則。這個工人公社一直持續到11月,直到越盟以“民族團結”為名逮捕了礦工領袖,並在該地區建立了一個新的等級制度。胡志明的軍隊甚至企圖阻止農民接管土地,盡管最終他們被迫放棄。

交趾支那是越盟遊擊隊進入的最後一個地區。但在這一帶,尤其是在西貢的工人之間,托派有著巨大的權威。正如吳文指出的,“《鬥爭》的一夥人組織了大約1萬8千名鬥士和同情者。《爭鬥》(Tranh dau,《鬥爭》報La Lutte的越南語版)以日報形式覆刊,印刷量超過1.5萬份。”

1945年8月21日,西貢展開了第一次大規模遊行,有30萬人參加,其中3萬人跟隨第四國際的旗幟,他們的口號是“武裝人民”和“為工農政府而戰”。

越盟到來

越盟完全沒有參加8月21日的示威遊行,反映出它在西貢缺乏基礎。就在傍晚,越盟從周邊的農村進入到城市裏,並且繞過工人的控制,宣稱自己是交趾支那的新“民主政府”。載著擴音器的廂型車巡繞著這座城市,宣告:“所有人支持越盟!”。這時越盟在西貢還不為人知,它在一份傳單中自我介紹:

“越盟與同盟國保持著密切關系,與法國(?!)和日本戰鬥。我們是俄羅斯的朋友;中國與我們同心同德;美國夢想的是貿易而非征服;在英國,艾德禮(Clement Attlee)首相傾向左派。談判對我們來說將會很容易。”

斯大林主義份子一邊兜售迅速而無痛擊敗法國的幻想,一邊試圖抹殺任何獨立群眾行動的出路,例如工人委員會。抵達西貢後,越盟在沒有遭到日軍抵抗的情況下占領了中央郵局、警察局和其他公共建築。並且呼籲在8月25日舉行一次新的大規模示威,這次則是在越盟的控制下,以支持越盟奪取西貢和全國其他地區的政權。有超過100萬人參加了這次示威遊行,成千上萬的越盟支持者從周圍的農村乘客車趕來。正如一位托派領導者所說,這場“所謂的革命”是“背著人民進行的”。在這次示威遊行中,斯大林派領導譴責“煽動者和挑釁者”──暗指托派和支持他們的革命工人。但在最初的時期,越盟也被迫小心翼翼地與托派打交道。因為托派主張民主的工農委員會和武裝人民,在西貢人民中有著強烈的共鳴。

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攻擊

不幸的是,在這些戲劇性的事件中,最大的托洛茨基主義力量,《鬥爭》的領導又回到了10年前所謂“聯合陣線”的錯誤立場,但是這次帶來了更加嚴重的後果。越盟在交趾支那的政變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在一開始群眾還無法看透越盟的本質,一方面以華麗辭藻說“寧死也要獨立”,實際上面對帝國主義、蘇聯官僚、國內地主與資本家的壓力卻不斷倒退。當時根據群眾的經驗,如果得出了正確的政策和策略,就可以在之後的幾個星期和幾個月裏,建立起強大的革命的反對力量。數以百計的行動委員會已經出現,有可能成為西貢及其周邊地區革命工人和農民的另一個權力中心,但這需要一個明確的綱領和堅定的領導。

《鬥爭》的領導們一方面抗拒和較小的“國際共產主義聯盟”合作,但在總體方向上卻想與越盟結盟,這在實踐中意味著斯大林派能夠否決他們自己的行動。例如他們通過談判之後,才組織一支隸屬越盟指揮系統、被越盟“認可”的托派民兵。他們的越南語日報《爭鬥》當時看來已停刊。隨著托洛茨基的逝世(1940年被斯大林的特工謀殺),第四國際書記處犯下印度支那支部於1930年代同樣的機會主義錯誤,本來已經政治混亂的印支托派在國際的錯誤領導下變得更加迷失。

正如一位年輕的前托派回憶道:

“我們的同志被自己的熱忱和當時有利的政治形勢沖昏頭,忘記了堤防斯大林派。從那時起,我們的同志們就放慢了在城市建立蘇維埃、把工廠變成堡壘、準備內戰的步伐。十月派(國際共產主義聯盟)激進分子只對《鬥爭》派提出了微弱的批評。”

在隨後的事件中,這兩個托洛茨基組織的民兵即使擁有更強大的武裝力量,仍毫無抵抗地被就斯大林派解除武裝。他們或許是因為害怕斯大林派的反應,而拒絕了一個民族主義教派“高台教”(Cao dai)所提供的武器和合作。高台教有大批農民追隨,本身也是被越盟打壓的目標。然而,托派只要能與這些奇怪教派保持政治和組織上的完全獨立,與之建立僅涉及自衛的務實協議是可以接受的。

此時,謝秋收前往北部執行一項神秘的任務,或許是為了要和胡志明會面。過程中他被越盟逮捕並遭到槍決。斯大林派的私設法庭上,謝秋收令人動容的辯護,使得行刑隊拒絕執行命令,最後要由“檢察官”從背後槍斃他。

西貢起義

自1945年9月6日,直到法國軍隊於同年11月重新占領印度支那這段期間,格雷西(Douglas David Gracey)將軍率領一支小型的英國和印度部隊進駐西貢。當他們到達越南時,他們發現西貢到處都飄揚著越盟的旗幟布條,上面寫著“歡迎同盟國的到來”,還有四個同盟國(美國、英國、蘇聯和中華民國)的國旗和新的越南國旗。格雷西後來回憶說:“我的抵達時受到越盟的迎接,然後我很快地把他們趕走。”

英軍抵達的第二天,越盟就下令解除“非政府組織”的武裝。打壓托派的運動就此展開。一個斯大林派組織“解放旗”(Co giai phong)說到:“必須立即鎮壓托洛茨基主義的煽惑組織。”更宣稱:

“……他們要求武裝人民──這嚇壞了英國來使。他們要求徹底實現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也就是土地革命、重新分配稻田和土地給農民),目的是分裂民族陣線並挑動地主反對革命。 ”

但是,隨著英國人逐步打擊越盟在西貢羽翼未豐的政權,越盟被迫在日益增加的群眾壓力下采取行動。9月17日,他們發起了罷工癱瘓西貢。9月21日,格雷西將軍宣布戒嚴,禁止攜帶武器並查禁越南語報刊。英國士兵占領了西貢監獄,釋放越盟關押的法國魁儡政權的俘虜,同時卻把托派囚犯交給法國祕密警察。

9月23日,在法國種族主義殖民者的向導下,英軍從越盟手中奪取了警察局和其他政府機關的控制權,並觸發翌日晚上的起義。西貢貧民窟和工人住區設置了街壘,在隨後的激烈戰鬥中,托派的民兵進行了英勇的戰鬥,日本逃兵中的革命者和民族主義者也加入戰鬥。數百名托派在戰鬥中陣亡。越盟此時卻呼籲民眾分散到農村並說“保持鎮定,因為政府希望開始談判。”然後,托派民兵(可能在越盟軍事指揮官的命令下)也撤軍到農村,拋棄了他們在西貢工人階級之間的位置。實際上,這意味著托洛茨基主義組織的解散。在農村,他們被解除了武裝,大多數情況下還遭到越盟屠殺。

1945年9月在交趾支那發生的事件,就好像是西班牙革命中1937年5月在巴賽羅納的事件,成為決定西班牙革命未來走向的關鍵轉折。盡管西貢的托派在街壘和工人街區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他們只滿足於當越盟的左派批評家,而不是取代越盟成為西貢群眾的新領導。

法國回朝

10月2日,法國政府與越盟西貢地區委員會達成了停戰協議。大約在同一時間,《鬥爭》組織領導者悉數被執行死刑,罪名是“讓敵國有借口入侵”。就像西班牙革命那樣,斯大林主義份子不是集中力量對抗反動勢力,而是打壓革命左翼、打擊所有進一步爭取社會主義訴求的努力。

11月,當英國將西貢的控制權轉讓到法國手上,越盟再次放棄了這座城市。正如吳文所述:“到1945年10月底,工人運動已經潰散。托派大部份領袖被殺害。民族主義者也遭到了越盟的鎮壓。這為法國帝國主義的回歸開辟了道路……”

越南在北緯16度線上一分為二,南部由法國控制,北部由越盟控制。在北部,胡志明接受了盟軍的存在(首先是國民黨軍隊然後是法軍),同時又嘗試與法國談判。即使失去了一半的國土,胡志明還是不放棄談判!越南的斯大林主義份子後來之所以能從自己的政策的爛攤子中全身而退,是由於他們完全預料之外也未曾支持過的1949年中國革命。中國社會的地震改變了亞洲的力量平衡,大大提高了帝國主義直接占領的政治成本 。

隨著越南的歷史再次得到人們的關註,吳文的著作即時地填補了重要的歷史缺頁。盡管它沒有徹底分析這一時期托派在政策和戰略方面的錯誤,但仍描述了斯大林主義在越南的卑劣影響,以及托派如何以真誠的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路線來爭取獨立,為今天的我們提供豐富的經驗與教訓。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蘇聯紅旗飄揚於德國國會大廈

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封鎖期間,當權者訴諸二戰英國抵抗德軍轟炸時所謂的“大轟炸精神(Blitz spirit)”,說得好像所有人都齊心抗議。實際上,從二戰與法西斯主義恐怖的時期至今,這種呼籲是一如既往空泛且虛偽。

二戰中,超過7000萬人喪命——包括600萬猶太人、470萬波蘭人和400萬名社會主義者、同性戀、羅姆吉卜賽人及其他“不受歡迎分子”(undesirables) ,都慘死於納粹的死亡集中營中。

奧斯維辛-比克瑙(Auschwitz-Birkenau)、貝爾森(Belsen)和華沙猶太區,這些集中營作為法西斯主義的駭人罪證深深烙在公眾意識中,如此恐怖行徑絕不能重現於世。然而許多人仍會問,為何在離屍橫遍野的一戰短短不到一個世代後,這樣的沖突會被允許在世上重演?

被革命浪潮終結的一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標志著工業化後的首次大規模軍事沖突,西線和東線莫不是血腥屠殺。它還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列強首次為爭奪世界市場控制權而爆發的大型沖突。當沖突陷入僵局,工人、士兵和水兵們首先在俄國革命期間起義,隨後蔓延至德國。接連的革命結束了戰爭,但是資本主義仍在俄國以外存續。

德國資本主義在一戰中被擊敗,屈從於割地賠款。 從大戰中走出的英法帝國寸土未失,卻對崛起中的美國背負沈重債務,美國借此成為主宰世界資本主義的強權。十月革命的先例和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國家在俄國的誕生,更加暴露了資本主義強權所謂休戰不過是將沖突從西歐轉移到俄國內戰、轉移到對各國國內革命運動的鎮壓、轉移到維持世界各處殖民地的殘暴行徑。

各國資產階級為各自利益而發動的爭奪市場和殖民地的帝國主義戰爭衍生的問題,無疑將在世人眼前重演。全球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反抗日益增加,體現在世界各地罷工和抗爭中——從美國明尼阿波利斯到蘇格蘭格拉斯哥,由俄國柏林至中國上海——全球資本主義不得不處理紛爭不休的各國政商權貴之間的競爭、對付工人階級越來越組織化和激進化而不容小覷的力量。

全球經濟在1929年的崩潰後一落千丈,陷入了大蕭條之中。 而到了1930年代,資本主義推動文明進展的能力已悉數損毀。資本家為竭力維護自己的利潤和對資源與職場的控制,不惜將貧困和苦難變本加厲地強加於工人身上。資本主義制度的孤註一擲,表現在德、意訴諸法西斯獨裁政權,以粉碎有組織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政策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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