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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傑瑞米柯賓

中国劳工论坛政论选集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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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0:56:22 |显示全部楼层
但是,當中央政府連半妥協的三軌方案都指「違反基本法」的時候,更保守的泛民勢力就開始提出更惡劣的方案了。

最近,港大民調總監鐘庭耀被建制派猛烈批擊,指控其「不客觀」並經常發表「不利中央」的調查結果。從事件可見,中共正在向資產階級學界施壓。同時,十八學者提出「公民推薦」的政改方案,表示由市民提名產生候選人後,須要再由1,200人的提委會中至少1/8的確認。 學者亂說此方案可以達到公民提名的效果,混淆公眾視聽。 小圈子的提委會由建制占絕大多數,必然將「對抗中央」的候選人篩走。

不幸的是,真普聯倡議的「三軌制方案」的其中一軌,正是「公民提名+提委會確認」的方案,與十八學者的方案沒有根本上的不同。真普聯方案為了討好《基本法》45條而不繞過提委會,最終只會將公民提名與公民推薦混淆。而真普聯的妥協方案也受「進步民主派」(社民連、人民力量等)所支持。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牽頭成立「香港2020」,提出2017年的普選特首方案,建議中沒有提出公民提名,卻指只要改革提委會則可以「達到公民提名的效果」。 至於2016年立法會選舉,亦未有建議取消功能組別。 陳方安生呼籲各界「妥協」以達成共識。

保守泛民並非依歸群眾,以正確的方案、口號與策略號召群眾起來抗爭。相反,他們自己沒有底線,卻不斷揣摩上意,爭相摸索一個迎合中共的方案,得到「甜頭」後就沾沾自喜。然而,中共見到泛民一退再退,只會步步進迫,得勢不饒人。

泛民訪上海談政改

對於是否到訪上海會見中共領導人,泛民議員起初猶豫不決,連番商討決定參與。 由於害怕會見京官會勾起選民對4年前與中聯辦密室談判的記憶,民主黨尤其如此感到壓力。所謂的政改商討是閉門會議,而且沒有預定的議程,不過是京官訓話、泛民點頭的一次機會。 可是,泛民主派又怎會放棄一次揣摩上意的機會?

梁國雄到達上海入境關卡時,遭到海關搜查行李。 因為有攜帶六四T-shirt、六四傳單,以及寫有「結束專政,全國普選,平反六四,釋放政治犯」的紙牌,被指攜帶「違禁品」而被禁止入境。梁國雄表示,05年時他仍可以穿著六四衫到深圳地鐵,可見今天中央政府對人權自由的態度比2005年時更為倒退。

廿三條與國安法

23條立法必然會勾起群眾11年前50萬人上街的回憶,因而是梁振英政府「四大政治任務」中最困難的一項。但是,中共始終會死心不惜,並展開輿論攻勢,為立法鋪路。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提到香港就《基本法》23條立法前,可試行內地的國安法。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胡漢清最近又公開表示,若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中央可引用《基本法》18條,把國安法套用在港。早前,中聯辦的郝鐵川亦有相同言論。

中共放風若果廿三條不能立法,就要在香港行使國安法,為駐軍出動提供「法理基礎」。目前,連警務署署長曾偉雄與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都不敢為這言論背書。從這極嚴重的恐嚇可見,中共正積極部署鎮壓占領中環或香港其他民主運動。 在台灣爆發占院運動後,建制派討論如何防止占領立法會在港發生。

此外,中共明知港獨勢力為極少數,目前根本不足以威脅其統治,但卻刻意強調本土派的威脅,從而抹黑整個反對陣營為「分離主義」。從烏克蘭的災難裏,我們可見到在工人階級與左翼組織力量薄弱,未能提供出路的情況下,兩派民族主義造成的毒害。 恐懼俄羅斯的控制是推翻阿努科維奇政府的主要因素,但過程中被右翼資本家政黨與半法西斯團體主導。 烏克蘭的俄裔人被親西方政府威脅其語言自由與民主權利,因此驚惶失措地尋求俄羅斯保護,視暴虐的普京政權為「救星」。 如今,血腥內戰是有可能爆發的。在香港,由於「港人治港」與「高度自治」的謊言逐漸被揭破,獨裁的中共態度愈加強硬,而香港統治菁英與之勾結,港人愈來愈憤怒,因為想擺脫中共控制而趨生了合理的獨立情緒。但是,香港的本土派想收割這情緒,煽動反內地人的族群仇恨,並不會幫助到香港的民主,反而只會讓中共抹黑香港民主勢力會「威脅中國利益」。在烏克蘭的反政府示威裏,普京以「保護在烏克蘭的俄裔人」為名接管克裏米亞。

正如社義行動一直強調,如果占領中環發展為威脅政權的運動,解放軍在香港戒嚴是絕對有可能的。 暴力的源頭來自獨裁政權而非群眾,「非暴力演練」並不能抵擋暴力的打壓。我們必須從宣傳與教育開始,向群眾響起這個警號。占中需要群眾的組織民主的糾察隊,並呼籲工人與工會組織協助。在過往世界各地的運動中,包括最近茂名的反PX運動裏,號召罷工罷課抵抗政權鎮壓是一個重要的策略。 ■

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香港)的立場:
·梁振英立即下台
·取消提名委員會,公民直接提名,立即廢除功能組別
·占領中環作為起步,以罷工罷課將運動升級
·中港群眾運動連結抗爭,打倒一黨專政
·召開人民議會,選舉產生勞苦大眾的代表,執行社會主義政策

美帝國主義是如何扶植建立阿爾蓋達組織

在1980年代,美國中情局對抗蘇軍侵略阿富汗而進行隱蔽戰之一,在文鬥方面印制了數萬本《可蘭經》;在武鬥方面則向當地武裝分子提供武器及資金。正如John K Cooley所言:“這是美國軍事史上最大規模的海外雇傭兵”。Dilip Hiro則指出,美國“在1980到1990年代,釋放了恐怖主義這頭怪獸,不受控制的恐怖主義以及文化毒素,從紐約到菲律賓不停散布”。華府啟動了“恐怖主義的進程,在21年後到達高峰,就是阿富汗的本拉登策劃的自殺式襲擊。”Dilip Hiro表示。

在極保守伊斯蘭勢力與“民主”的美帝構成戰略同盟的例子裏,最早發生的是沙地阿拉伯。因為兩地的菁英在政經上的緊密關系,故此美帝國主義長期扶植沙地阿拉伯暴虐的獨裁王權。

1979年,在蘇聯占領阿富汗後,美國便默認沙地阿拉伯政府輸出右翼遜尼派伊斯蘭教義 —瓦哈比主義。本拉登和塔利班就是該教義的支持者。作為回報,沙地阿拉伯王室打扮成守護伊斯蘭教義和及其聖地的角色,資助親美(同時非伊斯蘭派)的恐怖集團在尼加拉瓜、巴拿馬、安哥拉、莫三比克活動,以作為在阿拉伯世界代表美國利益的代言人。

正如Hiro所言,沙地阿拉伯是“最早的原教旨主義國家”,在1932年由阿卜杜爾.拉曼.沙地(Abdul Aziz ibn Abdul Rahman al Saud)成立。沙特和美帝的結盟可追溯自1933年,當時允許美國標準石油公司獲得當地的石油專營權。瓦哈比主義和西方帝國主義並不互相敵視,相反沙地阿拉伯提供石油以換取保護,在歷史上和平共處。

沙特王室一直和瓦哈比宗派關系密切,尤其是自十八世紀中葉開始,沙特王室一直和瓦哈比宗派開創人的後代聯婚。沙烏地阿拉伯的國旗中交叉的兩柄阿拉伯劍代表這兩個團體的結合。憑著瓦哈比宗派這思想利器,以及15萬稱為“兄弟”的伊斯蘭遊牧民兵 - 依赫瓦尼(Ikhwan),阿布杜爾在二十世紀初10年間牢牢控制了阿拉伯半島上差異極大的各部落。

隨著阿拉伯半島的統一,因為依赫瓦尼(Ikhwan)計劃聯合整個中東地區的部族,而此舉威脅了英法帝國主義的利益,阿布杜爾轉而計劃消滅依赫瓦尼(Ikhwan)。1927年,阿布杜爾簽訂了《吉達條約》,承認英國是“阿曼、外約旦、伊拉克的保護者”。兩年後,藉著英國的軍事援助,沙特領導人成功消滅了依赫瓦尼。

這個故事意義深遠。在1990年8月薩旦姆.候賽因揮軍入侵科威特之前,沙地阿拉伯王室一直依賴混亂的伊斯蘭基要派,並西方“基督教”帝國主義列強結盟。沙特王室是一個統治階級的家族,該家族有4,000個王子占據政府、軍事高層和大公司要職。正如Dilip Hiro說:“在某種意義上,龐大的沙特王室和第三世界國家的獨裁政黨相似,都是用鮮血而非用特定的社會意識形態來凝聚團結。”

1979年末,蘇聯入侵亞富汗,並在當地扶植親蘇政府,成為了一個轉捩點,改變了極端保守政治伊斯蘭分子的命運。John K Cooley在書中引用一名阿富汗遊擊隊領導的說法:“你必須明白,它們[阿富汗反抗組織的政黨]都很小,而我們組織在喀布爾也是非常小。”美國的資金改變這情況。而為了回應激進的什葉派在伊期崛起,驅使美國在沙地阿拉伯以及巴基斯坦與遜尼反動派建立更緊密的聯盟。

美國和其盟國出錢訓練了8萬-15萬的伊斯蘭遊擊隊“聖戰者”,甚至被時任美國總統列根(81-88年)稱為“自由戰士”。然而,當2001年美國入侵阿富汗時,這些“自由戰士”被歸類為“非法戰鬥性人員”,這些人成為俘虜後無法享有《日內瓦公約》保障的基本權利。阿爾蓋達訓練恐怖分子的培訓手冊,是取材自美國中情局及五角大樓在1980年代發給當時伊斯蘭武裝分子的一套。“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培訓手冊被譯成波斯語、阿拉伯斯、烏爾都語,”Hiro寫道:“被公認為教導新兵如何弄炸彈、破壞武器的好教材。”

美國對阿富汗的政策,是卡特(77-80年)的國安顧問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首先規劃的。這政策不僅是為了迫使蘇聯從阿富汗退兵,也要以伊斯蘭人為主導的蘇聯中亞共和國傳播反動的伊斯蘭主義和民族主義。為此,華府通過沙地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等盟友,扶植了阿富汗的反對派為極端伊斯蘭組織。而例如當時的國務卿萬斯主張較謹慎處理的意見則被駁回。而第一個由卡特授權由中央情報局資助的伊斯蘭聖戰組織,在蘇聯入侵阿富汗六個月前已出現。22年後,卡特卻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布熱津斯基後來聲稱,美國這般做的目的,是為了挑起莫斯科入侵阿富汗,從而“讓蘇聯陷入自身的越南戰爭”。有記者問他會否為其後果而後悔,布熱津斯基說:“哪一個在世界歷史比較重要?塔利班還是蘇聯帝國的衰落?”

美國默許沙地阿拉伯在穆斯林世界散播瓦哈比主義。華府默許巴基斯坦伊斯蘭化,當時該國由在獨裁者奇亞哈克(Zia ul Haq,1977-88年)及其強大的內務情報委員會(ISI)統治下。奇亞哈克一方面充當帝國主義者運送軍火和資金到聖職者手上的橋梁,亦擔任右翼宗教領袖,以此兩個角色維持其脆弱統治。由於沙地阿拉伯鉅額資助宗教學校和聖戰人員,故此瓦哈比主義持續增長,導致了對巴基斯坦什葉派少數族群者(約20%的人口)的襲擊增加,宗派爭端兩極化。

這過程中讓塔利班在1990年代中期形成。根據Cooley所言,這過程“建造了一個實驗室,可以說是巴基斯坦情報人員及內務情報委員會(ISI)的,為了制造反對力量,對抗對伊朗及其伊斯蘭主義[什葉派]”。

經由巴基斯坦的武器和後勤支援下,在1996年,塔利班很快便能填補蘇聯解體後的權力真空,占領了首都喀布爾,統治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權隨後禁止音樂、舞蹈、電視和國際象棋,甚至剝奪婦女的就業權和受教育權。這些法令都不是根據阿富汗原本包容和多元的伊斯蘭傳統而訂立的。而少數派人士,如哈紮裏(Hazaris)和其他什葉派,都遭受到殘酷迫害。

以美國為首的國家在阿富汗的行動需要大量金錢。一個全職的聖戰者月薪可達100-300美元不等,而巴基斯坦的軍隊上尉月薪也只有162美元。Cooley指出:“對於大多數阿富汗人、巴基斯坦人、阿爾及利亞人、埃及人、菲律賓人等,這是一筆非常龐大的數目。”盡管美國國防部的“黑預算”在1981-90年增加四倍至360億美元,但華府在阿富汗戰爭面臨嚴重的資金緊張,尤其是因為需要保持“否認自己卷入戰爭”。

隨著開支劇增,美國大力鼓勵在阿富汗發展鴉片種植提供非法資金。結果,Cooley寫道:“在1979年蘇聯和美國中情局開戰前,當地只有少量的種植,但此後所謂的‘金新月國家帶’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已經成為最大的海洛英生產中心,產品為本地和外地所用。”今天,阿富汗生產的鴉片占全球的75%。這對當地造成毀滅性的打擊:“社工發現巴基斯坦有20萬兒童是海洛英癮君子。2000年1月,僅在卡拉奇一個城市,就已有超過100萬癮君子,其中包括8萬名兒童。”

美國轉而向從沙特政權入手,爭取當地的富翁如銀行家等支持伊斯蘭反革命。Cooley稱之為“緩慢的聖戰私有化”,而本拉登成為了最重要的象征符號。拉登的阿爾蓋達基地組織在1985年成立,受沙特的軍方情報組織(Istikhabarat)監護。作為沙特政府的非官方大使,Hiro回憶道:“本拉登發起一項計劃,在阿拉伯世界招募志願者,加入反蘇聯聖戰,拉登亦受到沙特的情報部門主管 - 特克親王(Turki)支持。這項計劃後來擴展到其他非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到1992年阿富汗聖戰者占領喀布爾之時,估計有35,000名來自43個伊斯蘭國家的人參加聖戰,近三分之二的人來自阿拉伯國家。根據沙特外交大臣薩德(Saud al Faisal)所言,沙特就在當中占有15,000名,其次是也門、阿爾及利亞及埃及。”而後來的聖戰組織領袖,如印尼的伊斯蘭祈禱團(2002年10月巴裏島爆炸案的主謀)、菲律賓的阿布沙耶夫集團和阿爾及利亞的GIA,全都有與拉登一起接受中情局的培訓。

直至1990-1991年,本拉登和腐敗的沙特皇室都有緊密聯系。在1968年時,拉登的父親穆罕默德.本拉登死去,費薩爾國王對本拉登及其兄弟們說:“我現在就是你們的父親了。”拉登的家族企業是在世上最大的建築企業,受到沙特皇室的法令保護,皇室亦提供大量商機予拉登家族,包括重建麥加的大清真寺。而美軍使用的拜爾大樓,在1996年遭炸毀,價值1.5億美元的重建工作由拉登的家族企業負責。當美軍搬基地到新地方,他們見到大型的廣告牌,上面寫著“沙特本拉登集團進行安全升級”。Hiro指出本拉登在整個1980年代“緊密呼應沙地阿拉伯官方政策。”而阿爾蓋達成立了企業,內有四個執行委員會(軍事、商業、伊斯蘭研究、媒體)。

轉捩點來自薩達姆入侵鄰國科威特。沙特皇室面對這個嚴重的震動,擔心伊拉克將會侵略自己的國土,而美國亦有這擔憂。本拉登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10年後回到沙特,反對容許美國進駐科威特,這反映沙特政權和瓦哈比神職人員的分裂。今天的沙特統治者,當時的王儲阿卜杜拉,也反對美國進駐。一個瓦哈比宗派的領袖指責沙特皇室“信任美國總統多過信任阿拉”。事實上,正如Hiro所指,自從1980年代以來,美軍一直在沙地阿拉伯的領土上活動,這是本拉登和其他人知道,只是這次美國進駐會成為人所共知的消息。

在一次軍事會議上,根據Hiro的記述,拉登向當時的國防部長蘇爾坦親王闡釋了另類策略,將3萬名身經百戰的阿富汗阿拉伯人補充入王國軍隊,其中一半為沙特藉人,有參加過反蘇聖戰。蘇爾坦親王和沙特官員對此方案感到恐懼,因為這些人就像70年前的伊赫瓦尼民兵一樣有獨立勢力,可能對政權構成威脅。這時候,沙登和聖戰者受到沙特政府的秘密警員監視。

200名知名人士和拉登向沙特國王法赫德發私人信件請願,不過信件內容至今仍是秘密。當這些努力都失敗後,本拉登變成了沙特政府的公開批評者,令他行動受限,被剝奪沙特公民身分,然後在1994年流亡到蘇丹。拉登亦成為了沙特政府暗殺的目標,這事件中沙特可能與美國有勾結。1995年,沙特國王清洗了一些伊斯蘭神職人員,但這些措施沒有穩定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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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0:57:37 |显示全部楼层
如履薄冰的中國經濟

中國內地的經濟走向一直是世界各國所關註的焦點,房地產價格下跌、大量工業產能過盛,以及銀行危機的存在風險。中國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角色相當重要,因此這狀況已令各地政府和資本家感到恐懼和戒備。

經濟危機有多遠?

零八年世界經濟危機之時,中共推出四萬億救市方案以圖刺激經濟。這政策在短期內讓中國經濟在全球危機中脫逃。但是,這不免只是飲鴆止渴式的「解決方案」,而這為經濟所帶來的缺陷惡化,特別是刺激方案鼓勵金融投機的浪潮,造成了龐大債務。

最為明顯的,就是由於這種依靠投資而拉動經濟增長的方法,導致了今天中國內地的經濟嚴重過熱,亦即是產能過盛。比如興建了過多不必要的基建,如公路、鐵路、機場等,這些基建建成後使用率低下,也就是意味著這些基建都變成了「過盛」產能的一部份。不僅如此,在興建時所需的各種跟進工程和配套設備,鋼鐵、水泥、機械等亦會隨之而過盛。綜合各方數據,具體來說,全中國各產業的產能過盛超過50%。而引發日本長時間經濟蕭條的產能過產程度亦不過30%。

另一個引人關註的問題就是地方債務,關於這個問題,內地不少經濟學家如郎鹹平等,都作出過分析和估算,指中國可能有330個地級市負債的嚴重程度如同美國底特律(已宣告破產)。根據中國自行公布的官方資料,13年6月審計處針對36個地級市進行審查後,指出其總負債3.85萬億,其中16個市(包括9個省會)負債率超過100%,即已處於技術性破產階段。

根據內地的經濟學者計算,地方政府總負債高達68萬億,而相比之下,2012年全國GDP總額為52萬億,亦即是說中國的地方負債占GDP的比例為130%。反觀即便是深陷債務危機的「歐豬五國」(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西班牙)的平均負債比例亦不過為122%!

因此,自2012年起,中國各地地方政府紛紛發行地方債券和理財產品等,借以籌措資金償還債務。連前中國銀行董事長肖鋼亦將之稱為「龐氏騙局」(簡單而言就是指以新債抵舊債,而每一次舉債的數額和利息成本都愈來愈大,直至失去償付能力)。

綜上所述,中國經濟存在巨大危機,而危機的爆發將可能會由兩種不同的臉貌所呈現。

「軟/硬著陸」 - 滯漲還是崩潰

既然中共選擇了走上資本主義覆辟的道路,言則意味著其亦只能屈服於資本主義體育的內在邏輯,中國即使以市場經濟為主導,輔以宏觀調控的所謂「中國模式」,過去曾被一些西方經濟學者所稱頌,但時至今日最終也擺脫不了馬克思的「詛咒」-資本主義是一個自我矛盾的體系,必然會出現周期性經濟衰退。

零八年為應對經濟危機而闊綽出手的方案更似是病急亂投醫之舉,使得熱錢在國內市場全面泛濫,淹沒了幾乎每一個有利可圖的經濟板塊。如太陽能產業就因其利潤高,投產所需準備時間短等因素在短時間內吸引了大量資本,使得現時全國太陽能產能過盛高達92%。

即使指假如全國太陽產業從此停止增長,而同時市場對太陽能設備的需求每年增加3%,那麽就要整整24年才能完全消化現時過盛的產能,亦即是說整個產業將可能面臨24年甚至更長時間的蕭條!而產能過盛絕不僅僅出現在太陽能產業,數據指出,中國造船業現時過盛91%、風能70%、不銹鋼60%、煤化工50%、機械和汽車卡車約50%、鋼鐵水泥超過30 %,幾乎函蓋了整個國家的重工業領域。

而在地產市場上,中國房地產市場現時已出現危機的端倪。很多二三線城市甚至一些一線省會城市的地產市場已開始走到下坡路。這是由於過去十多年來近乎瘋狂的地產建設,造成大量房屋空置,變成一個又一個的鬼城。如內蒙烏蘭包托的情況甚至達到了即使全市所有家庭分配一套房屋,仍不足以填滿空置量的情況。

正如習近平提及增長減速會成為「新常態」,高經濟增長的時代已經結束。中國經濟會面臨兩個選擇- 軟著陸或硬著陸。

但事實上所謂的軟著陸也不見得有多「軟」。因為在消化產能的同時意味著全國重工業的大蕭條,意味著更多工人失業,同時地產房價的下跌亦令城市的中產階級各下流動,加上嚴重的通漲以及不可避免的人口老化問題。這些問題也會隨著經濟蕭條而集中爆發,因此所謂的「軟著陸」對中共政權而言就如同走進地雷陣一樣。雖然現在習李不想動用重大的刺激方案,但如果面臨嚴重的放緩或崩潰,他們不免會使用更多「國家資本主義」的調控手段,特別是要求銀行投放更多信貸。這些手段只能換取時間,但未來要付出更大代價。經濟危機只會進一步重挫中共獨裁政權,令其命懸一線。

中共自其資本主義覆辟以來,一直企圖以經濟的「高增長」緩和和掩蓋在其專制下底層人民的巨大不滿。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商品輸出,在很大程度上支撐著現時如履薄冰的世界資本主義體制,故此,中國的經濟危機會進一步重挫全球資本主義體制。讓我們組織起工人的力量,才能從廿一世紀資本主義下的大規模失業與一潭經濟死水中逃出生天。

「企業道德」、「社會責任」的虛偽

近幾年來,各大知名企業間興起了一股「道德覺醒」的風潮,爭相追求所謂「企業道德」:越來越多的產品上印著「公平貿易基金會」、「雨林聯盟」、 「森林管理委員會」等道德認證商標;各企業紛紛成立慈善基金會,舉辦各類公益活動。

難道資本家們真的良心發現本性改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四十年前就說過,企業唯一不變的社會責任是「使用自身的資源,從事以提升獲利為目標的各種活動,盡可能為股東賺進越多錢越好。」這些舉動只是協助他們更徹底地逐利和剝削的偽善伎倆。

20世紀80年代以來,跨國企業因日益受到「賺取工人血汗錢」的指責,企業社會責任問題開始在各國被提起,到90年代中期逐步形成了「企業社會責任運動」。許多跨國企業如Nike(耐克)、Adidas(阿迪達斯)、沃爾瑪、麥當勞等為了避免品牌形象受影響,紛紛加入這一運動。

跨國企業從追求利益的本質出發,認識到企業要樹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和社會形象,才能更多地贏得顧客的青睞和消費者的滿意,從長期追求利潤最大化。因此,當大企業講到為什麽要擁護這些道德理想時,無論態度有多麽誠摯,都只是把它當做獲得競爭優勢的方法。畢竟「道德」二字真的很好賣。

虛偽的企業道德就像一張紙,糊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之巨大裂痕的表面上。跨國企業在「負起社會責任」的同時,從未停止過「不負責任」的破壞、壓榨和剝削。

麥當勞在銷售「雨林聯盟」認證咖啡的同時被指控從事許多傷害雨林、虐待動物的活動。據英國科學期刊《自然》表示,以目前的情況看,2050年前,麥當勞將會破壞四成的亞馬遜森林。而它也一邊成立麥當勞兒童基金會,一邊受到剝削勞工與兒童的指控,更被揭發違反勞動法,員工薪資嚴重低於法定標準。

星巴克經常滿口「生態永續」、「公平貿易」,但事實上公平貿易咖啡產品只占其咖啡產品的三成不到,其自行設立的內部采購標準更與公平貿易標簽要求相去甚遠。同時星巴克藉由壓榨咖啡農、控制咖啡專利權,從中獲取不正當的高額利潤,更有多次惡意辭退工會領袖及參與爭取權益的員工。

而一向自詡擁有「高道德標準」的三星也被美國人權組織「中國勞工觀察」指控其在中國的工廠和外部供貨商存在系統性違法行為,包括有兩家外部工廠使用童工。此外,越來越多「聲譽良好」的跨國企業出現在由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搜集整理的汙染企業名單上,從最初的33家發展到現在的90家。

這些企業通過展現更多的社會責任承諾,讓自己表現得好像負起社會責任,但其實是借此分散人們的註意力,從而忽略其剝削壓榨、汙染環境的事實。

隨著越來越多的「血汗工廠」被披露,不少非政府組織都要求跨國企業去重視並解決此類問題。仿佛這些企業都被蒙在鼓裏,只有廠商才是進行壓榨剝削的罪人。這當然不是事實,跨國企業並非「不知者無罪」。

全球化經濟體系已經形成了一個「金字塔」式的分層承包體系,跨國零售商和制造商處於金字塔的頂端,掌握了最大的話語權。跨國企業由於掌握了銷售終端,而且規模龐大,許多市場也基本形成了寡頭壟斷的格局。這些跨國企業借助其在銷售市場上的壟斷優勢,采用超低價采購策略,將自己的巨額利潤建立在對供應商的壓榨上,最終導致工人成為價格壓力的犧牲品。

「采購價越來越低,如果想保證利潤,只能削減人工成本。」Nike(耐克)代工廠的人力資源負責人透露:「從表面上看,員工福利下降是工廠的錯,其實源頭是品牌商。」跨國企業標榜其為社會責任運動的推行和倡導者,使供應商成為被動的成本和風險承擔者。

另外,不少民間團體和人權組織還天真地呼籲企業不要為追逐利益而喪失企業道德,進行公平貿易以及保障勞工福利,但只要這些跨國企業依舊為一小撮資本家控制,以利潤為依歸的剝削模式就不會停止,問題也永遠不會得到解決。

鬥爭的出路是工人鬥爭,「血汗工廠」的工人需要組織起來,以罷工等集體行動進行抗爭,反對跨國企業的剝削。而要對付跨國財團的資本家,跨國性協調的工人鬥爭也是必須的。工人和消費者需要民主成立的委員會,監督食品安全、勞工保障、環境汙染、貿易壓榨等問題,並要求財團公開數簿,將剝削和壟斷的暴行曝露於公眾眼前。只有將這些跨國企業國有化,收歸工人民主管控,實現民主的計劃經濟,才能徹底實現這些目標。

關於「血汗工廠」的資料:

●全球有六分之一5-14歲的兒童被迫工作,在血汗工廠、農田以及服務業(包括色情行業)

●血汗工廠普遍生產的商品包括鞋、衣服、咖啡、朱古力、毛毯、玩具及香蕉

●平均來說,一名血汗工廠工人每年賺取1,550港元,普遍每周工時為60-80小時

● Nike(耐克)廣告經費的少於1%,可以讓Nike(耐克)的全體制衣工人的工薪上升一倍

●血汗工廠的工人有85%-90%為女性,面對更多問題,例如性侵犯、被迫控制生育、驗孕,以及歧視的對待令她們留在血汗工廠的低薪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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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0:59:52 |显示全部楼层
書評:《剩女:性別不平等在中國的回潮》

Leta Hong Fincher是一名和中國關系密切的美國學者,自幼受母親的中英雙母語教育,並在70年代就隨父母到訪中國。該英文書是她在清華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期間,從2010開始的兩年半調查研究的結果。

在她的調查中發現很多女性急於結婚,即使對男方並不特別滿意,有時甚至是在經濟利益受損的條件下也會結婚。這些被訪問的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相信她們將會或已經成為“剩女”。

隨後Hong Fincher發現“剩女”一詞在2007年後出現在中國媒體中;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中共所謂的女性組織)定義剩女為27歲以上的單身[未婚]女性,而在媒體中甚至提前到25歲。

很多發表在大眾媒體包括全國婦聯網站上的文章宣稱,很多女性不容忍對方的瑕疵而追求完美,直到和她們年齡和學位相仿的男人都已經和別人結婚了。

正如Hong Fincher在書中指出,中國人口性別比例極高,2008頂峰時期新生嬰兒男女性別比達到121:100。而這是一胎政策、傳統對男孩的傾向和性別選擇流產等原因超成的。因而所謂的“剩女”問題並沒有事實的依據。

對“剩女”的媒體宣傳的動機之一,如Hong Fincher發現的,是為了社會穩定而鼓勵婚姻。因為政府認為過多的,無法找到妻子的男性威脅社會穩定。

當局的人口計劃政策也是原因之一。Hong Fincher指出這一政策不僅為控制人口數量也是為了控制人口質量(即所謂“優生優育”)。因而當局希望受過高等教育的“高質量”女人結婚生子,然後教育良好的下一代給國家。

一個在中國媒體廣為傳播的“偽科學”是30歲以上的女性可能生育不健康的寶寶。然而這並沒有什麽科學依據。甚至被Hong Fincher采訪的女性當中很多人曾被醫生警告如果等到28或者30歲再要孩子可能生出有缺陷的寶寶。

和“剩女”媒體炒作特別相關的另一因素是房地產市場。Hong Fincher采訪到的一名專業售房者說樓市的“剛需”來自城市居民人身當中的以下事件 1)結婚 2)懷孕和首次生育 3)子女開始上學。

Hong Fincher進一步解釋,由於政府不希望樓市過熱或過冷而采取了以下幾個措施:很多城市中的住房限購政策;國有的房地產開發公司在樓市低迷時也不降低房價;房地產商和國營媒體、婚介行業聯手強化傳統的社會慣例,即結婚必須先買房(國營媒體和房地產廣告營造出“中國女人絕不嫁無房男人”的假象)。

除此之外此書對樓市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提出一些很有價值的看法。和很多人想的相反,Hong Fincher認為高房價可能反而幫助了中共維持社會穩定。

她闡述這一方面是由於中產階級(有房產被認為是成為中產階級的標準)的行動主義只是集中在發生在他們“後院”的問題上,如抗議修建有毒化工廠,但是這在目前並沒有潛力發展成挑戰政府權威的集體行動。另一面社會學家Jean-Louis Rocca 指出有房人士傾向於支持中共一黨政權,認為參與政治威脅自己和中國社會。“中國不需要政治變革,需要的是穩定。”

另一方面剛剛大學畢業的青年被迫集中精力賺錢買房成為有產者,而沒有精力剩下來關註社會變革。

而對於以上問題對女性的影響,Hong Fincher發現盡管大多數女方家庭對新房貢獻很大,如支付部分首付和償還貸款,過半新房只登記男人的名字。這個問題在2011年婚姻法新的解釋出台後,對女性的影響雪上加霜。Hong Fincher發現中國貧富差距中,男女性別間的財富差距是最大的。

而更嚴重的是,這為女性在婚姻不幸,甚至家庭暴力下離婚增加了更大的阻力。很多人擔心離婚後,她和小孩無處棲身。

此書敘述了中國家庭暴力的嚴重狀況。即使官方數據都承認四分之一的女性受到過伴侶的暴力,而實際數據比這高得多,因為很多婦女不認為被丈夫打一下就算家庭暴力,也沒有對戀愛關系中性侵犯和性暴力的認識。婚內強奸在中國甚至都不構成犯罪。

而且受到傷害的婦女幾乎無處尋求幫助。2009一名女性在向警方八次舉報家暴之後被她男人謀殺,而殺人者只以“故意傷害”配偶的罪名被判六年半。

在此書的最後一章 Hong Fincher采訪了數名女性活動家。一名24歲的女同積極參與女性主義活動,她的團體組織大量以“形為藝術”為名的行動,如著名的“占領男廁”活動。她們也身穿被潑了紅墨水的婚紗,呼籲對家庭暴力的重視。

另一名女性活動家是葉海燕,她多年對性工作者維權。在2013年抗議小學女生被校長和官員強奸之後,被警察逮捕過,最後甚至被房東踢出家們。

書中也提到了女性在個體層面上的鬥爭。Hong Fincher采訪家暴幸存者李金(Kim Lee),她是著名商人(“瘋狂英語”的)李陽的來自美國的妻子。雖然作為美國人,她仍然在數年的抗爭後才得到法院有利的判決。在這個過程中她曾想過放棄,但很多有同樣經歷的中國女性在她博客上的留言給了她繼續抗爭的決心。她得到了許多中國女性的感謝和支持,也遭到了很多人的仇視。

難能可貴的是Hong Fincher闡述了女性主義者和中國革命間的關系。在清末、民國和中共革命時期,秋瑾等女性就呼籲性別平等和參與革命改變社會。而“五四”時期更將婦女的解放作為中國革命的目標之一。尤其是中共上台後50-60年代,婦女的地位獲得了很大的提高。

然而這些婦女解放的主張並不總是站在女性的角度上的。Hong Fincher沒有提到的是在民國前後資產階級革命派中的男性對女性解放的支持大多來自民族主義的立場,一個觀點是中國需要現代化的婦女來為資本主義提供勞動力。而中共革命後的婦女解放一方面是由於來自女性群眾的呼聲和黨內女性活動者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解放女性的生產力,但由於毛澤東政權的官僚化下,農村落後封建文化重新回來,女性起初獲得的權利也慢慢退倒。正如Hong Fincher在女性被要求作和男性同樣強度的工作,但是女性仍然需要照顧家庭成員和做家務。一些剛剛生育的女性被迫背著剛出生的嬰兒下地耕作甚至將嬰兒獨自留在家中,而由於繁重的勞動負擔而無法給嬰兒提供母乳。很多女性因此留下一生難忘的痛苦。

除了這些,此書也寫到了關於LGBTQ群體,中國古代婦女地位,等的內容。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認為女性解放在於女性自身的抗爭並其他受壓迫者如工人階級的鬥爭聯系起來;通過社會主義革命為女性解放提供必要的經濟的基礎如公共和免費的托兒所、養老院,民主公有的經濟為女性提供就業等等。同時左翼人士也必須真正重視女性鬥爭、堅決反對性別主義和歧視(包括工人運動中的性別主義),這樣才能讓更多女性參與工人階級的鬥爭。

香港民主運動僅僅是“香港事務”嗎?

雨傘革命見證了香港群眾鬥爭的激進化、規模化和持續化,示威者冒著催淚煙,沖出馬路,震撼人心。期後,為了消耗警力,群眾自發的分散占領,將兩萬警力,其策略之成功也是世界各地的占領運動中鮮有的。

但是,梁振英由頭到尾只是傀儡,人大決定由中共政府拍板的。要挑戰人大決定,就必然威脅到整個獨裁體制。習近平打“不流血、不妥協”的消耗戰,最後還是成功了。這場普選戰,群眾有著無限的熱忱和機智的策略,但卻缺少一個發展運動的完整綱領。在9月28日,警察收到指令,為了將運動消滅於萌芽中,投擲催淚彈,犯上了策略上的嚴重錯誤,激起了大規模的占領,然而中共知道,如果運動僅限在香港爆發,時間是在政權一方的,大可以逸待勞。

從一開始,運動就有迫切需要蔓延至中國大陸,只有將黃傘傳遍大陸,才有足夠力量挑戰中共政權。八九六四運動雖然最後失敗告終,但也因為得到全國城市響應,令中共政權一度深陷分裂。中共強硬不讓香港有真普選,最大的原因就是害怕一旦妥協,民主運動會蔓延至全中國,推倒中共一黨專政。

雨傘革命整整70多天,在大陸得到了零星的響應,很多勇士舉傘聲援,因而有超過100人被拘捕。可是,大陸的響應尚未發展為一場群眾運動,所以雨傘革命對中共造成的威脅始終及不上八九民運,當時北京的占領運動獲得了全國響應。未來香港的民主運動要成功,就不可以孤立在一個城市,而需要一個綱領,將運動連結至中國大陸的群眾抗爭,特別是血汗工廠的工人罷工。

中國的工人階級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一旦發動大規模的政治罷工,實可威脅中共政權。因此,大陸工人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重要彈藥。根據《中國勞工通訊》,在2011年至2013年的40%的罷工與工廠工人相關,其中60%發生在與香港毗鄰的廣東省。中港兩地的鬥爭是緊密連系的。在廣東省投資血汗工廠的香港資本家,同時也反對香港的普選和“福利主義”,他們是雨傘運動的一大反對者。多年來,大陸罷工由只限於提出經濟訴求,到慢慢開始要求選舉工會代表,政治意識逐步提高。雖然目前罷工仍未提出打倒獨裁專政的政治訴求,一來是八九六的陰霾尚未完全驅散,群眾避免全面鎮壓,二來是欠缺一個社會主義綱領武裝工人的思想。

泛民與雙學認為,在雨傘革命中提出打倒中共的口號,會扼殺與政府的談判空間,甚至挑起中共鎮壓。因此,他們強調,雨傘運動的目的只是希望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實現真普選,在10月中學聯發表的《致習近平公開信》裏“不代表奪權”。可是,中共必然視香港普選為大敵,並不會因為幾句好話而釋出善意。

基本法不是講好“高度自治”嗎?

十多年來,中共持續加大對香港的箝制,收窄香港的民主空間,長遠目標是完全收覆香港這個反抗基地。所以,尤其在習近平統治的時代裏,香港的民主運動並沒有中間路線可走。中共不會進行民主改革,所以要麽民主運動成功打倒中共,要麽香港也會走向專制,沒有中間路線可走。

在主權移交時,泛民主派寄望中共遵守承諾,讓香港高度自治。泛民老大司徒華就曾經預言,習近平上台後,中共會逐步體制內改革,香港普選也指日可待,但這一幻想只是一再落空。近年中共正在走截然相反的道路。

就像台灣,即使實際上已經是獨立國體,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台資為了商機還是會為中共當“買辦”,加強對台灣經濟的控制。長遠來說,特別是國民黨希望與中共,必然會盡力配合中共,削弱台灣的民主權利,在太陽花運動裏就可見一斑。因此,只有推翻中共一黨專政和資本主義制度,才能折損獨裁者的子彈和銀彈。

第二點就是社會主義者未來的任務,目前在獨裁制度,但在中港台建立的組織,將為未來推翻中共的革命作好準備。

二零一五年

熱血公民是什麼組織?

雨傘革命後,香港群眾(尤其是年輕人)擺脫中共控制的意識愈來愈強烈,香港自治甚至是獨立的情緒升溫。這很可能會主導未來民主運動的方向,就如台灣太陽花運動後,青年和學生的反政府組織冒起,台獨立場愈見鮮明。

經歷過泛民多次背叛香港的民主運動後,傳統政黨盡失新一代的信任,年輕人急切尋求新的政治選擇。熱血公民以激烈的言辭攻擊民主派(卻無提出任何實質替代),挾著仇視大陸人的民粹意識,吸引得了部分年輕人的青睞。他們隨著一時三刻的民意左搖右擺,為的只是送黃洋達進議會。

立場飄忽 面目模糊

熱血公民等本土派的主張類似國際上的右翼種族主義團體,主張「本地人利益」至上,反對外來移民,憎恨左翼及社會主義,他們的政策不會對抗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打擊。

熱血公民的支持者在網路上極為活躍,在實地上則只是一個鬆散的網絡,並不如歐洲的極右派(例如法國國民陣線、英國獨立黨)般緊密組織。該組織並沒有正式的綱領,也沒有明確支持本土派內部的哪一種主張,例如香港自治、獨立還是所謂「歸英」),務求包攬最多的本土派支持者。

首領黃洋達向來立場飄忽而惡名昭彰。一時攻擊大陸人來港「搶資源」,一時又指責任在於政府分配資源不均;一時又指自己不是種族歧視,卻又反對《反種族歧視條例》立法。

黃洋達在短時間內由支持建設民主中國,徹底改變了立場。2012年他在旺角的論壇裡,力竭聲嘶地說「六四的燭光要遍及中華」,並且在同年黃洋達參選立法會的文宣內,也明確寫到「作為香港人,作為中國人,我們必須捍衛我們的發聲空間」。但在短短不足一年後,黃洋達徹底改變立場,變成認為中國民主與香港無關,主張僅僅「保住香港」,指所有關註中國民主的人都是「大中華膠」。

「保住香港」- 重走泛民的犬儒路線

八九六四後冒起的香港泛民,當時提出「民主抗共」的口號,背後的想法是相信《基本法》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但求在中共獨裁下茍且偷安,並寄望中共會進行體制內改革,實現民主。主歸移交17年後的今天,中共政權的獨裁變本加厲,爪牙伸進香港,依靠《基本法》的一紙空文並不能保障什麼。

泛民悼念六四只是行禮如儀,卻從未想過連繫中國的民主鬥爭,不少年輕人對推翻中共感到無力。現在,熱血公民提倡「保住香港」的口號,只是反映著這股失敗主義的情緒:中共過於強大,無法推翻,港人自保就好了。久不久喊喊「打倒共產黨」的口號,但割裂中港兩地的民主鬥爭,香港一城豈可推翻一國的獨裁者?

雨傘革命期間發起佔領英國領事管的馬駿朗,曾在《熱血時報》撰寫一篇《勿奢望中國人會幫你推翻中共》的文章。文章內容指摘「中國人是奴性極重,盲從附和建制,沒有勇氣,沒有脊樑的民族」,因此不可能推翻中共。但是,今天大陸群眾即使面對獨裁鎮壓,鬥爭也愈來愈激烈,佔領堵路、罷課罷工,甚至武力自衛對抗國家機器都是屢見不鮮。今年年頭茂名反對化工廠的示威,裕元鞋廠五萬工人罷工,黑龍江八千教師罷教等,都是香港可以借鏡的鬥爭手段。

馬駿朗叫我們放棄與大陸群眾站在一線,卻寄望與中共唯唯諾諾的英國政府會替我們爭取民主。可笑的是,英國政府為了在中國投資,早已跪在中共面前,今年六月,中英就簽署了超過300億美元的貿易合約,雙方大力投資核電、高鐵、基礎設施建設。香港警察投擲的催淚彈是英國軍火商製造的,英國政府得悉後也無阻止其出口。

熱血公民並無綱領和行動去推翻中共,甚至黃洋達表示回到從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就會接受,只是重走泛民的犬儒路線,幻想香港獨善其身。

一場波瀾壯闊的雨傘革命,為所有組織和政團帶來前所未有的考驗。泛民政客曝露了妥協畏縮的真面目,因此被徹底邊緣化。但熱血公民嘴巴兇狠地攻擊傳統民主派,甚至是學生組織,同時自己卻未提出清晰的立場。他們以「勇武抗爭」為口號,但從未解釋何謂勇武,更沒有提出自己的主張,只享受做「反對派」去拿取道德光環。

熱血公民為沖擊立法會事件搖旗吶喊,但又不敢為行動正式背書,更不會以此行動為基礎,作為發展運動的方向。熱血以這閃閃縮縮的手法,永不清晰提出改變鬥爭方向的替代方案,只顧收割短途利益。

民粹組織 曇花一現

在近年全球的經濟和政治危機下,傳統政黨失去群眾信任,造成巨大的政治真空。在欠缺工人群眾政黨的狀態下,這真空被不同類型的民粹組織暫時性填補,但這些組織都很快令支持者失望,在政治舞台上曇花一現。熱血公民就是香港的一例。社會主義者必須向其代表的排外民粹浪潮反擊,為建立工人群眾政黨而奮鬥,避免民主運動再走迂迴的道路。

熱血公民費盡心思攻擊「左翼」,卻從不解釋何謂左、誰是左,只靠龐大的宣傳機器去大肆抹黑。相反,社義行動雖然只是小團體,沒有大黨的資源和影響力,但堅定站在左翼的立場上,公開提出民主運動的替代綱領,倡議以罷課罷工為鬥爭的核心武器,從而動員廣大的群眾,打破佔領被孤立的困局。

我們在運動裡指出,只有將鬥爭蔓延至中國,清晰以推翻中共為目標,才可贏得真正的民主變革。未來的民主運動不僅要提出真普選的訴求,更要連繫至結束財團的統治,才能運動會更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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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1:01:19 |显示全部楼层
各大黨派的經費從何而來?

最近,各大政黨及民間團體的財政來源受到高度關註。在雨傘革命期間,建制陣營大肆叫囂,反對“外國勢力幹預香港事務”。但眾所周知,全港最多錢的民建聯就是由中共支持。根據一項研究,2011年區議會選舉裏,民建聯總共得到28.2萬票,每張票背後花費376港元。藍絲帶及黑幫勢力當然也受到中共資助,在雨傘革命中大肆破壞。

中共指控香港有人搞“顏色革命”,當然毫無事實根據。但是,美國政府的確資助香港的民主派政黨和民間團體,背後的目的當然不是“推動民主”那麽丹心一片。從斯諾登揭密事件,加上最近眾議院報告揭發聯邦調查局動用酷刑,都清楚可見美國反民主的角色。

由美國政府提供資金的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在2013年向香港不同的團體合共資助了54億,用以“推動民主”。諷刺的是,《南華早報》11月28日揭發,連民建聯職員也有參加由NDI(NED的另一翼)資助的“民主訓練工作坊”,可見美國政府對“民主”的態度。奇怪的是,沙特阿拉伯政權作為中東的大獨裁者,NED卻不會資助當地的任何“民主”團體,因為該國是美國的重要盟友。而美國對待其他友好政權也如是。

社義行動:錢從基層而來

“我們不會收受財團、政府的一分一毫,中國的不會,美國的也不會!”社義行動的鄧美晶表示:“我們想建設一個抗爭型的新民主運動,以工人階級群眾政黨為核心。當然我們對籌錢的態度也會不同,我們只會從基層身上募捐,也會依靠《社會主義者》雜志。”

黎智英與泛民

據報道,在2013年黎智英向泛民政黨捐助了1千萬,受惠者大多為溫和泛民政客。在溫和泛民愈來愈受唾棄之時,他要維護他們的地位,避免激進派令民主運動“失控”。《蘋果日報》在整場雨傘革命裏都是維護泛民及占中三子的立場。在2010年,《蘋果》更力挺民主黨走入中聯辦談判,反對五區公投。黎智英恃著自己的媒體霸權和銀彈攻勢,可以大力影響整場鬥爭,這根本是不民主的。

在2013年,民建聯共收到1.07億資助,當中6千萬是由該黨的籌款晚宴籌得的。晚宴有梁振英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出席。澳門賭王何鴻燊的女兒何超瓊以及大陸地產富商許榮茂透過競投水墨畫、字畫等“藝術品”,向民建聯捐助了過千萬。

職工盟接受美國資助?

香港職工盟承認,過去七年每年從“團結中心”(Solidarity Centre)收受了60萬。團結中心與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AFL-CIO)有連系,超過一半的資金來自NED,實際上只是美國政府向外提供資助的另一渠道。團結中心被批評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工具,它曾協助破壞那些與美國交惡的政權。團結中心的前身為美國自由勞工發展機構(AIFLD),曾經支持1954年的軍事政變,推翻當時的危地馬拉總統哈科沃.阿本斯,也曾經支持1973年的軍事政變,推翻智利的阿連德政府。最近,團結中心在委內瑞拉資助反政府的右翼工會聯盟CTV。CTV曾在2002年參與推翻左翼總統查韋斯,但失敗告終。所以,職工盟的每名成員都有權質問,為什麽他們的組織會收受這些捐款!

熱血公民 - 錢從何來?

本土派組織熱血公民長期抹黑社義行動,指控我們募捐和售賣刊物。這團體宣稱不接受捐助,但首年就有120萬經費,而講到錢從何來就大致上沈默起來。

民間團體不是那麽“民間”

香港有超過3萬個民間團體,遠多於主權移交時的8,700個。很多都收受政府或宗教團體的資助,實際上不是那麽“非政府”的。在香港,民間團體在社運裏有重大的影響力,但這些團體都是相當內向型的,甚至以半商業架構運作,沒有民主性的群眾基礎。在整理重要資助和揭露真相方面,很多民間團體發揮巨大作用。但是,如果這些團體在群眾運動中扮演領導角色,例如雨傘革命中五方平台成員之一的“聯合陣線”,是由多個民間團體組成的。民間團體專打“單一議題”,有些更依賴財團捐助。所以,他們往往將運動去政治化,作為群眾鬥爭的煞車掣。

新自由主義打擊女性權利 造成女性貧窮

三八婦女節即將來臨,紀念女性在超過百年的抗爭路上成功爭取眾多重要的權利,今天我們所擁有很多的權利如投票權、工作權、受教育的權利等,都是過往歷史鬥爭的成果。但必須認清一點,在今天全球資本主義制度下,女性在社會上的種種不平等依然存在。香港作為其中一個資本主義城市,女性受著經濟政策、父權文化的壓迫,當中又以工人階級女性所受到的壓迫最大。

父權資本主義合理化私有化政策

資本主義是為了將利潤最大化的制度,在香港一個高度私有化的社會下,醫療、老人服務、教育、托兒等公共服務完全不足,這令女性受到的打擊最大,也導致了女性貧窮,並且在父權文化下,女性貧窮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服務財團的政府寧願把錢投放在千億的基建項目上,也不願意投放公共資源於老人服務或兒童託管服務。父權社會下的性別定型及性別分工根深蒂固,「應由誰來照顧家庭或打理家務?」父權社會的答案一定是女性。父權社會一直透過教育、媒體、政府等公共機關舖天蓋地的宣傳「這些是女人的天生職責」,來合理化歧視女性及私有化政策。

在所謂「男女平等」的父權社會下,女人事實上被剝奪很多權利、自由和選擇。我們不能再忍受「女人要履行天職留在家中」這種父權概念!正正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欠缺公共的老人、託兒、長期病患及傷殘人士等服務,很多女性在婚後被迫放棄工作,在家照顧老幼,成為家庭主婦,從事無薪的家務勞動。一項政府調查就指出,未婚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有67%,與未婚男性相約,但已婚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只有46%,已婚男性卻有71%。

即使在婚後工作,只能在家務外有限的空餘時間,從事兼職工作,又因為家務勞動的性質,工作時間不能太長而且需要彈性,令很多女性被迫選擇不穩定的臨時工、兼職、散工等低收入工作,俗稱「4C」行業,即清潔(Cleaning)、飲食(Catering)、護理(Care-giving)及收銀(Cashiering),多屬一次性或兼職。這類工作當然工資偏低,變相造成女性貧窮。女性亦會在收入較另一半低的情況下,財政上必需依賴丈夫,一方面令女性無法獨立自主,另一方面,工人階級的男性工資本來已被壓低,當女性工資更低時,工人階級家庭的財政壓力便更大。

而對於離婚獨自照顧小孩的單親媽媽來說,政府所提供的支援更近乎零,令很多單親媽媽都活在貧窮線以下,香港政府是何其可恥!另一方面,又因為社會在老人及託兒等的公共服務缺乏,很多已婚女性即使受到家庭暴力,希望與伴侶分開,也不敢離婚──試問一位單親媽媽如何以月入不過一萬來兼顧房租(一間劏房至少需要三千元)、孩子學費書簿費雜費、交通、食物等開支?

託兒服務嚴重短缺 女性被迫放棄工作

香港沒有任何完全公共的託兒服務,社會福利署提供的託兒服務都是非政府機構提供(需付費),而且名額長期不足,全港有超過30萬名6至12歲兒童,但該年齡兒童的「課餘託管服務」全港只有約5,500個名額!同時,這些託管服務的時間缺乏彈性,很多媽媽因為不能於下班時間前後接送孩子、未能負擔費用、地點不方便等問題,被迫放棄工作。香港婦女中心協會2013年一項調查發現,大部份基層婦女認為香港託兒服務不足。超過七成婦女認為,若果能夠解決託兒問題,她們希望外出工作。我們認為,女人要有工作權,所以託兒服務更應是所有人的基本權利!

全民退保遲遲未落實

政府多年來不肯落實全民退休保障,梁振英準備推行的退休保障又要入息審查。政府堅持吸血的強積金制度,為的就是將工人階級的血汗錢給銀行家用作投機炒賣。而這也是造成女性貧窮現象的其中一個原因。由於很多女性沒有正職工作,家務勞動並不受到強積金的保障,很多女性在老年退休後沒有任何積蓄,高齡津貼(生果金)的每月金額只有約$1,100,根本不足夠生活,令她們最後要靠拾紙皮變賣來維持生活!一項有關香港拾荒長者研究指出,85%的拾荒長者為女性,近50%拾荒長者每月收入少於500港元,超過40%更曾因與人爭奪紙皮而受傷!

此外,女性的平均壽命比男性長六年,但政府並沒有對女性長者的醫療需要增加公共醫療開支,很多老年婦女人到晚年,體弱多病卻無錢醫治。老人在退休後過有尊嚴的生活,是一個社會基本的條件,香港的老人卻要淪落街頭,每三位老人便有一位貧窮,正是新自由主義的受害者!
男女同工不同酬—女性比男性低22%!

縱觀過去數年,男女同工不同酬仍然非常嚴重。男女工人都被壓低工資,當中女性工人的情況更甚。男性每小時的工資中位數為63.2元,女性則為51.8元,比男性低22%!

有薪產假落後亞洲地區

去年11月,聯合國建議香港政府應將有薪產假增加至符合其認為是「國際標準」的14週,但香港的有薪產假(現為10週)排列亞洲榜末位置,比亞洲地區如南韓、新加坡落後。

有薪產假的好處多不勝數,尤其是對女性的健康有利。而那些經常強調「傳統家庭價值」的保守政客正正是反對增加有薪假期的人!我們認為,即使是聯合國所建議的14週有薪產假也不足夠。歐盟國家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比香港低,但也有至少18星期的全薪產假。社會主義行動認為,工會、婦女團體及社運分子應該要求6個月(24週)的全薪產假。

而經過多年建制派及資本家的阻撓下,男士侍產假終於在去年12月在立法會上通過,將於今年2月27日起生效,但這是由勞工處提出只有最多3天、只拿4/5薪酬的議案。

女性團結抗爭 反抗父權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除了剝削工人階級外,亦以物化女性身體,開拓美容產業來賺取利潤,這導致對女性價值觀的扭曲(認為外表是女人唯一的價值),強化父權思想及對女性的控制。在這個制度下,女性受盡制度性的壓迫和歧視,我們如何還擊?女性必須組織起來,包括女性工人加入工會,反對資本財團對整體工人階級的打擊。要反抗整個壓迫性的制度,就必須建立一個新的戰鬥性女性運動,去反對新自由主義政府的私有化政策、要求大幅增加公共開支、公共託兒及老人服務、要求男女同工同酬、男性7天全薪侍產假、有薪產假6個月、8小時工作制、增加最低工資(包括外傭)、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等政策,連繫至社會主義性平權的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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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1:02:49 |显示全部楼层
書評:格雷的五十道歪理

《格雷的五十道陰影》被吹捧成一個賦予女性權力的愛情故事,並因其開放大膽的性愛行為而廣受讚揚。事實上,從故事的主題來看,它只是一堆反動的歪理。小說的主題是關於男主角克裏斯欽格雷曾經歷「五十個糟透的陰影(Fifty shades of fucked up)」,仿彿任何人都以此為虐待女性的藉口。

在作者的構想中,女主角安娜塔希婭史迪爾(安娜)是純潔的化身:喜愛喝茶、閱讀古典文學、22歲的大學生卻不諳電腦操作,同時也是一名處女。而格雷顯然除了樣貌俊俏、喜愛支配及虐待他人以外,並沒有太多其他個人特徵。

格雷不但希望在床上控制安娜,更希望掌控她生活中所有領域,包括她的飲食習慣及避孕的選擇。事實上,他因為自己「鄙視安全套」而強迫安娜服食避孕藥。這些性別主義的特質只會強化女性的負面形象,並合理化暴力虐待性的關係,跟真正的色情藝術並沒有關係。

書中所描述的兩次性愛情節尤其突顯此書最糟之處。其中一幕是作者(女作者)將安娜失去貞操的情節描寫成格雷「毀掉她的貞操」。這非但沒有賦予年輕女性自主權,讓她們準備充足地迎接第一次的性經驗,它反而是對女性的侮辱。

第二幕則講述格雷強行除去安娜的衛生棉條而跟她性交。對此非雙方自願的行為,安娜唯一的反應卻只是「倒抽一口氣」。格雷總是假定安娜必是享受他對她做的事,這也是在書中反覆出現的。

不少其他的評論都認為,此書可能很垃圾,但至少能讓女人公開地談論性。實際上,很多閱讀此書的女性並不是為書中出現的性愛場面而瘋狂,而是欣賞故事的敘述手法,儘管那些畫面負面地描繪女性。

此書鼓吹的思想是:格雷或許有問題,但他可以被治療。他唯一需要的是愛。這絕對不是進步的概念。無論是在床上或在日常生活中,男人的行為態度、女人被對待的方式,都象徵著社會上嚴重的不平等,亦促使一些男人認為他們可以控制女人的想法。

生活中的種種,如女性工資比男性低,以及女性在生活絕大多方面的社會地位比男人次等,都鞏固了上述的觀念。女性並不會因為這些強化落後思想的二流小說而被賦予自主和權利。要賦予女性權利,唯一的方法是去挑戰鼓吹性別主義與不平等的固有制度。

此書儘管被如此大肆宣傳,從任何方面來看,其內容都沒有任何進步性。它宣揚主流社會的父權觀念,認為女人的性僅僅是男性慾望投射的延伸。要真正沖破對女性的壓迫,我們首先要認知女性為何及如何及壓迫、女性仍需要爭取甚麼權利。從性別壓迫中解放出來,將會讓男女更自由地探索性,而非被困於資本主義和《格雷》所宣揚的性別定型。

影評: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

今年是漫長的黑人解運運動的五十周年紀念,由Ava DuVernay執導的電影《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上映。由賽爾碼市至蒙哥馬利的遊行,到在愛德蒙配特司橋上的“血色星期日”,以至1965年在林登.約翰遜總統下《投票權法》的通過,這部戲將眾多歷史事件戲劇化。

為什麽《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在今天顯得重要

《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與今天的全球鬥爭都十分切題,無論是中港的民主運動,還是愛爾蘭、希臘、西班牙的工人和青年的反緊縮鬥爭,還是美國人群起反對警察制度暴力,拒絕全球資本主義。

這部電影的重心,是由馬丁路德金博士和黑人神職人員帶領的黑人民權運動,在總統約翰遜的統治下爭取投票權。這套電影巧妙點出黑人工人和青年們組織起來反抗的力量,對抗吉姆.克勞法。這歧視法由1877年至1965年在美國南部實行種族隔離的法制,令黑人工人和青年被剝奪政治、經濟和社會上的公民權,被美國資本主義壓迫。

今日,我們在打著同樣的戰爭,守著工人,青年,和特別是有色人種的投票權,因代表著大企業的兩個政黨(民主黨和共和黨)已在數個州(如德州)通過壓制投票的法律。近年,美國最高法院修改選民法令的聯邦法規,例如第四及第五條文。在歷史上歧視選民和種族主義橫行的州(如阿拉巴馬州和密西西比州)中,這些條文可以保衛工人投票權。

荷裏活、歷史、公民權利

《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由億萬媒體富翁奧普拉和畢比特的Plan B production 公司制作,是一套一級的作品。由大衛.奧伊羅(David Oyelowo)飾演馬丁路德金,湯.韋堅遜(Tom Wilkinson)飾演林登.約翰遜總統,提姆.羅斯(Tim Roth)飾演阿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卡門.艾喬格(Carmen Ejogo)飾演科麗塔.史考特.金。

電影以細膩視覺繪畫了幾件歷史事件,例如吉米.傑克森被殺(譯按:一名非裔教會幹事,嘗試登記成為選民五次而不成功,在26歲時一場夜間和平抗議後,因為要保護雙親被警方槍殺),以及在愛德蒙配特司橋州上由政府支持的暴力。

電影將這場抗爭描繪成馬丁路德金和約翰遜總統的鬥爭,但很多歷史學家(包括研究總統的歷史學家)也質疑這種描敘,而認為在確保投票權的抗爭上,馬丁路德金和約翰遜總統比較像是“合夥人”,而非“敵人”。電影擡舉了馬丁路德金和約翰遜總統的地位,墮入典型的“偉人”歷史觀,但卻矮化女性(如科麗塔.史考特.金)在黑人解放運動中的角色。黛安納什、埃拉貝克(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聯合創始人)和斯托克利.卡麥可(大學社運人士)甚至不被提及。連詹姆斯.比維爾(由說唱家兼演員Common飾演)、馬丁路德金的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內的激進聲音)也只是輕輕帶過。實際上,在1950至60年代在美國爭取公民權利和黑人權利的鬥爭裏,混雜著不同的聲音和想法。制作人和導演的編排會誤導一整代年輕人。

看這部戲固然是好開始,但若要看清民權抗爭的全相,需要研究更多歷史,對因為國內外資本主義的為禍而激進化的新一代人。這部電影表明在資本主義,有需要建立群眾運動來確保物質上的勝利和民主改革。這些勝利的果實能成為跳板,進一步爭取更多,挑戰和取代剝削和壓迫性的制度。在新的制度下才能鞏固我們的成果,將人民置於利潤之上。今天正是迫切要為民主社會主義而鬥爭。

《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中描寫民權運動的歷史事件,啟發了全球多代的工人和青年去改變生活,終結屬於0.01%的獨裁制度。要真正紀念這歷史事件的話,就繼續抗爭直至得到勝利吧!

托洛茨基遭暗殺75周年祭

1940年8月20日,斯大林雇用的殺手拉蒙-梅卡德爾(Ramon Mercader)用冰鎬暗殺了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像獅子一樣與殺手進行了搏鬥,從而阻止了更多的打擊(殺手還配備了手槍和刀)。但因為冰鎬所造成的傷口實在太嚴重了,一天後托洛茨基辭世了。這是對托洛茨基的第13次暗殺,終於成功了。

他的秘書約瑟夫-漢森(Joseph Hansen)說托洛茨基臨終前的最後一句話是:”我堅信第四國際的勝利–前進。”8月22日開始追悼和遺體告別會,在5天內共有30萬墨西哥人前來瞻仰。由於美國當局拒絕給予托洛茨基遺體進入美國的簽證,所以最後葬禮在墨西哥舉行。

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身份是政治難民。1929年,他被斯大林從蘇聯驅逐出境 。經過在土耳其和法國逗留數年後,他於1935年夏天到達挪威,但即使是挪威的社會主義政府由於斯大林當局的壓力也希望盡快擺脫他。1936年12月托洛茨基和他的妻子納塔利婭-謝多夫(Natalia Sedova)由一艘貨船送往墨西哥,因為這是整個地球上唯一一個願意接受他的政府。

對托洛茨基的謀殺是一場單方面內戰的結果。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格別烏(GPU)和內務人民委員會(NVKD)投入巨大的資源以企圖將托洛茨基和他身邊最親密的夥伴們從肉體上進行滅絕。托洛茨基的兒子列昂-謝多夫(Leon Sedov)作為第四國際領導層的成員就是在1938年2月住院期間被暗殺的。在1936至1938年的莫斯科大審判期間,列寧時代的大量布爾什維克領導成員被被指控與希特勒的納粹政權合作而遭到立即處決,而當時托洛茨基和利昂-謝多夫就是被作為主要被告而缺席審判的。在隨後的相關審判中,共有800萬人被送往監獄或勞改營地。

200萬人死亡,100萬人被處決。斯大林不得不進行大規模的清洗。托洛茨基比莫斯科大審判中的任何被告都更代表了俄國革命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記憶。他是當時仍然唯一還幸存的俄國革命的領導人物–斯大林本人在1917年革命中只起到了次要的作用。而且也正是托洛茨基將馬克思和列寧的思想應用到了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嶄新而覆雜的世界局勢中。

1940年8月,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爭已經持續了近一年之後,托洛茨基預測的由於勞工運動推翻資本主義和其可怕矛盾的努力的失敗和由於未能防止法西斯主義的興起而將導致戰爭的爆發已經得到證實。

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對斯大林與希特勒簽訂軍事與外交協議進行了無情的批評。托洛茨基指出該交易將無法防止德國對蘇聯的進攻。1941年6月,希特勒對蘇聯發動了大規模軍事進攻。托洛茨基強調解決的辦法不是為與英國和美國結成聯盟而作出重大政治讓步,而這正是斯大林在遭遇德國的攻擊之後所作出的選擇。莫斯科的獨裁者於1943年解散了共產國際–從而表明國際工人階級已不再是蘇聯的主要盟友,而外國政府和外交則變得更為重要。

盡管戰爭構成了重大威脅,並帶來極大的困難;但是1938年第四國際仍然得以成立。斯大林深知道托洛茨基對他的獨裁專專制說進行的馬克思主義批判具有巨大的潛在支持。

當墨西哥共產黨的兩位最高領導人瓦倫丁-坎帕(Valentin Campa)和赫爾曼-拉沃爾德(Herman Laborde)反對秘密暗殺托洛茨基的計劃時,他們於1940年3月被開除出黨。第一次直接暗殺的企圖發生在2個月後的5月24-25日。一夥武裝分子強行闖入托洛茨基的住宅用機槍向臥室進行掃射。然而此後他們試圖縱火焚燒房子和安裝炸彈炸毀房子的企圖都遭到了失敗。墨西哥警方所逮捕的嫌疑人此前在西班牙內戰期間曾經參加國際縱隊。在當地的斯大林主義者用與蘇聯相同的方法來對付左翼反對派,而嫌疑人也與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有所聯系。

1938年,拉蒙-梅卡德爾以一個假身份開始了與美國托洛茨基主義者西維雅-艾格萊夫(Sylvia Ageloff)的情人關系 ,這給他提供了拜訪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南部柯亞昆(Coyaocan)市的住宅的機會。以要求托洛茨基看他寫的文章並提供意見為借口,梅卡德爾得以接近托洛茨基並進行了8月20日足以致命的攻擊。就在謀殺發生不久後,梅卡德爾的母親被斯大林授予列寧勳章。當兇手在1960年從監獄被釋放出來,隨後他居住在蘇聯和古巴,他被當時莫斯科的統治當局授予了蘇聯英雄的地位。對於斯大林主義而言,這種政治謀殺是一種英雄主義行為。

對於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而言,托洛茨基的思想和方法是反對資本家和官僚的鬥爭和實現民主社會主義世界的目標所必不可少的工具。

托洛茨基主義–我們時代的馬克思主義

當工人階級在1917年10月奪取政權的時候,在全世界範圍內列寧和托洛茨基成為了俄國革命兩個最有名的的領導人。隨後更發生了戲劇性和解放決定–結束-戰爭時,將土地從地主的手中轉讓給耕種它貧困群眾,授予那些希望民族獨立的民族自決權(芬蘭獨立就是很好的例證)時,禁止種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為婦女和同性戀爭取權利。在工業方面,工人控制得以應用,任何圖謀破壞的資本家的公司都被國有化。

只有當世界上的帝國主義強國–德國、日本、英國和美國等–反動的沙皇將軍進行合作開始入侵時,布爾什維克和新的工人政府才建立了一支軍隊。而托洛茨基則從”外交部長”成為了紅軍的領導人。

在20世紀20年代,布爾什維克仍希望不發達、貧困和遭受戰爭蹂躪的俄羅斯能夠得到其他較發達國家的革命勝利的支持。但由於這一情況未有發生,從而促使俄國國家和布爾什維克黨自身內部發展出了官僚主義傾向。其代言人就是約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對於1922年病倒和1924年去世的列寧而言,其生命中最後一場未有完結的鬥爭就是反對已經出現的斯大林主義官僚體制。這也促使托洛茨基在20世紀20年代領導的左翼反對派反對斯大林。斯大林的政治弱點導致其謹慎地和嘗試性地試圖尋找新的”進步的”資產階級盟友。反過來,這也導致了工人階級在1923年德國革命、1925-1927年中國革命和1926年英國總罷工的決定性失敗。在這一時期,斯大林增強了他在蘇聯對於政府和黨的控制力。當 1927年托洛茨基在黨代會上被開除之後,這成為了最後一屆可以表達兩種觀點的黨代會。

1929年他被蘇聯流放;在此後10多年的時間裏,托洛茨基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對於一系列新現象的分析。他預先警告了來自德國納粹主義的危險,並認為兩個群眾性的工人政黨社會民主黨和斯大林主義的共產黨應該進行聯合鬥爭以阻止納粹,但雙方都拒絕了這一想法。

托洛茨基對1931年到1937年西班牙革命中諸多錯誤的批判和提出的替代性鬥爭路線至少具有一樣的重要性。他揭露了人民陣線是如何導致佛朗哥的法西斯主義力量在內戰中贏得勝利,在當時工人階級的領導層(共產黨人和社會主義者)自願地服從於資產階級共和派。對於工人階級而言,要贏得勝利必須要與貧苦農民和少數民族一起共同鬥爭,與資本主義進行徹底地隔絕從而實現真正的革命變革。

也許托洛茨基最偉大的理論成就就是他對於斯大林主義的反動專制民族國家官僚制度的分析,雖然這一制度建立於計劃經濟的基礎之上,但卻摧毀了一切形式的工人民主。托洛茨基預測這一矛盾的狀態或將通過一場新的工人革命得以解決,或將導致資本主義的覆辟,而那些所謂的”共產主義”前官僚們將會成為這場覆辟的主角。

社會主義:是過去式還是未來式?

《後資本主義》所討論的問題和傑裏米·裏夫金(Jeremy Rifkin)之前寫的《零邊際成本社會》(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書評http://www.socialistalternative. ... iety-jeremy-rifkin/)有很多重合之處。裏夫金寫道:“資本主義時代即將終結……它渡過了鼎盛時期,開始緩慢地死亡”。梅森則寫道:“資本主義的前途黯淡無光”,新自由主義時代最終是厄運。書本出眾地描寫了衰落的資本主義,值得一讀。

梅森和裏夫金兩人都認為科技的巨大進步將埋葬資本主義,尤其資訊科技是無法限制在民族國家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狹窄空間內的。資訊科技極大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令生產多每件產品的額外成本近乎為零,進而令商品價格降到零或近乎為零。如果真的發生這種情況,那麽“利潤——資本主義的生命之源——就會枯竭”(裏夫金)。

裏夫金埋頭研究了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的思想,但他自己並非馬克思主義者,而如他所承認是來自小資產階級的出身背景。裏夫金的觀點代表了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經驗主義結論。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會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特別是它為群眾廣泛擁護的時候。而且如我們已經指出的,裏夫金的思想表明,我們有可能把一些作為個體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尤其是年輕的知識分子——爭取到工人運動這一邊。

與裏夫金不同,保羅.梅森則聲稱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盡管從這本書中可以明顯看出他在思想上偏離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他十分悲觀,特別是提到他認為已經過時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相反,他鐘愛著“後資本主義”這一塊政治上從未有人涉足的真空地帶。裏夫金和梅森在批判資本主義的現在與未來時,都提出了一個徹頭徹尾的烏托邦式的方案:以“平民”組織代替資本主義。梅森在書中寫道:“我們看到了自發興起的合作化生產……平行貨幣、時間銀行、合作社和自我管理空間……新的所有制形式、新的借貸形式……我相信這就是出路——但前提是這些微型方案得到扶植、宣傳和保護”。

那麽如何才能到達這個樂土?不是通過工人階級及其組織——梅森認為它們已經過時了——而是通過“一般智力……亦即借由社會知識聯系起來的每個地球人的思想,它的每一次進步都將惠及所有人類”。由此可以看出,先後作為《新聞之夜》和《第4頻道》記者的梅森深受全球占領運動的影響。

占領運動無疑是美國乃至全球(例如西班牙和希臘)新生代政治覺醒的重要階段。我們歡迎這一進步。但是梅森學到的不是這場運動的優點和潛力,而是它的弱點:在對抗資本主義時所謂的“自發性”,因而還有它的幼稚性。事實已經證明,有意識的“去組織化”的泛青年運動不可能推翻暴虐的“現代”資本主義,也不可能令國家機器轉為中立。占領運動的一部分人士——例如從卡薩瑪.斯旺特(Kshama Sawant)當選西雅圖市議員這一事件中——很快學習到一點:政治運動對於實現運動目標是必要的。

在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indignados)中,群眾意識發生了類似的轉變。這場運動曾在上一次大選中實際上抵制了“政治”,最終卻導致右翼人民黨(PP)獲勝。因此群眾開始意識到激進政治行動的重要性,並促成社會民主力量黨(Podemos,西班牙語意為“我們可以”)的崛起。至於這場新運動能否有效駕馭西班牙工人階級的激進的不滿情緒則是另一個問題。社會民主力量黨的領導人試圖通過對所謂“種姓”(caste)的模糊批評——而不是明確批判統治階級及其政黨與組織——來建立一個“反政黨的政黨”,現階段此種政策不可能爭取到大部分西班牙工人。最近社會民主力量黨在民意支持率的確出現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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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1:03:52 |显示全部楼层

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解

梅森批評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恩格斯——科學社會主義的合作創立者——對英國工人階級的分析。他批評列寧與布爾什維克黨,以及他們領導的俄國革命。他也高度批評對一戰前經濟狀況的馬克思主義分析,認為一戰爆發只是因為“錯誤的末日預感”。另外,他還推崇魯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後者在一戰前是奧地利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後來成了支持資本主義的改良主義辯護士。

梅森認為“馬克思主義低估了資本主義的適應能力”的觀點是錯誤的。眾所周知,馬克思曾說過,任何一種社會制度在耗盡其所有潛力之前都不會從歷史舞台上消失。不過我們不能以膚淺的經濟“決定論”來理解這句話,不幸的是,梅森就是這樣做的。經濟發展具有最終決定性,但是國家與政治在這個過程中可以發揮關鍵作用。

因此,馬克思主義關註的不僅有經濟狀況,還有“政治經濟學”:經濟變動與政治變動之間辯證關系——原因可以成為結果,結果也可以成為原因。例如,社會民主黨人和斯大林主義者對二戰後革命浪潮的背叛為資本主義的穩定和1950-75年間世界資本主義的長期繁榮提供了政治前提。

基於同一原因,我們反對從俄國經濟學家尼古拉.康德拉迪耶夫(Nikolai Kondratiev)那裏借用的長波理論,或者叫做超級周期理論,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早在1923 年就對此做過評論。托洛茨基批判了康德拉迪耶夫以及承其衣缽的梅森等人所設想的50年周期。他們只是抽像地分析了線性經濟進程,而沒有充分考慮國內外巨大政治變革的影響。

梅森也沒忘攻擊“托洛茨基主義”。他在參加“工人力量”(Workers Power,一個從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分裂出來的小型政治團體)時曾追隨過托派。他所攻擊的是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在1946年提出的一個錯誤的經濟分析。那時戰鬥派(Militant,英國社會主義黨)的先驅者考慮到了政治變革的因素,其中最主要就是社民黨人和斯大林派對戰後革命浪潮的背叛。根據這些因素,戰鬥派相應地調整了自己的經濟和政治觀點,因而成功地預見到1945年工黨政府能夠實施一些重大改革。

第一次世界大戰

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因,梅森犯了類似的錯誤。列寧、托洛茨基和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等人在戰前為回應改良主義理論家愛德華.伯恩施坦(Edward Bernstein)——運動就是一切,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而做的分析已經為戰爭本身所證實。他們承認在戰爭爆發前資本主義是相對進步的,能夠推動生產力——科學、技術以及勞動組織——的進一步發展。這並不是說如果革命在19世紀取得成功,例如1871年的巴黎公社,工業和社會就不會以快得多的速度發展。

然而革命失敗了,資本主義得以繼續前行,同時也令無產階級——它未來的掘墓人——不斷壯大。但是後來資本主義發展到了極限,從對生產的相對阻礙變成了絕對束縛,民族國家和私有制扼住了生產力的喉嚨。戰爭是無可避免的。

盡管如此,在一戰前的繁榮期——大概從1896年到1914年——階級關系和社會關系都有所緩和,工人組織的領導人適應了這種局面。工人階級因此對即將到來的世界大戰沒有任何準備。社會民主黨領袖在戰爭中支持本國統治階級的背叛行徑完全令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迷失方向。

三年的殘酷戰爭為革命——特別是1917年俄國革命——鋪平了道路。可是梅森卻寫道:“法西斯對德國工人運動的毀滅是組織化工人200年來的歷史中的決定性事件”。具有決定性的不是革命而是反革命!和梅森的想法恰恰相反,在這200年裏——甚至在此前的一切人類歷史中——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件是俄國革命,而不是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法西斯反革命。它們只是減慢了社會和工人運動的前進步伐。

為拯救資本主義而奮鬥?

這些並非只具有歷史價值的抽象問題。梅森的分析是片面的:“我們必須說一些讓左翼感到痛苦的話:馬克思主義誤解了工人階級。無產階級以往在人類社會中最像一個進步的、集體的歷史角色。但是200年的經驗表明工人階級的頭腦充斥著“即便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也要活下去”的想法,而不想著推翻這個制度……左翼著作中到處散布著為200年失敗史開脫的借口:國家太強大、領導太軟弱、工人貴族的影響力太大……工人階級遠不是社會主義的無意識的承擔者,他們明白自己想要什麽,並用行動表達出來。他們想要一個能讓自己更容易地活下去的資本主義……這並不是思想落後的結果,而是一種公開的戰略。馬克思主義的傳統理論從來沒有認真分析過這種戰略的基礎:存留在工人階級生活中的技術、個人自主和社會地位。”

所以,不時發生戰爭、經濟和社會浩劫、革命和起義的20世紀並非致力於建立社會主義新世界的巨大努力,而是無產階級建立“可生存的資本主義”的嘗試。梅森竭力否定俄國革命、1918-23年德國革命、1920年意大利的靜坐罷工和1930年代美國與革命潛力以及1931-1937年西班牙革命——不朽的西班牙工人當時本可以發動十場革命。

更不用說1968年發生在法國的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大罷工和群眾占領工廠的運動,還有1970年代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等國的革命劇變。讓我們回憶一下,1975年斯皮諾拉(Spinola)政變失敗後,《泰晤士報》宣稱“葡萄牙資本主義已死”,因為在起義工人的壓力下,銀行被收歸國有,70%的工業由國家接管。這些看來都是因為誤解!群眾拋灑熱血、做出巨大的犧牲與努力不是為了革命,只是為了建立另一種資本主義。

梅森的另一個錯誤是他斷言我們現在面對的“不只是改頭換面的工人階級;而是網絡化的人類”。就這樣,工人階級一下子消失了。這種觀點沒有任何新意。他只是覆述前人的思想而已,特別是那些在蘇東劇變後從斯大林主義倒向歐洲共產主義的人,他們為尼爾.基諾克(Neil Kinnock)領導英國工黨向右轉提供了理論依據。埃裏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梅森的書中得到讚揚。他認為去工業化宣告了工人階級的死亡。

盡管發達工業國家的傳統產業工人在數量上有所下降,但在世界範圍內其數量可能仍在增加,而且中國、印度、巴西等國的大規模工業化令其人口比重也上升了。我們明白現在傳統產業已經進一步削弱,但仍有相當一部分工人受雇於運輸業、工業等行業。從最近倫敦地鐵工人的一系列罷工中可以看出,他們能夠而且也將發揮關鍵作用。

即便情況並非如此,我們也可以看到原來的“特權”階層正在無產化。教師、公務員、郵政工人和大學講師的工資經常少得可憐。他們視自己為無產階級、加入工會並采取其他行動。我們看到最近美國爭取15美元最低工資的大型運動,以及英國低收入工人要求每小時10英鎊的運動。我們還看到呼叫中心員工和亞馬遜員工反抗日益嚴苛的工作條件。他們受到並將繼續受到工人階級普遍情緒的影響,不僅在行業層面上,而且在政治和社會層面上。

社會主義意識

廣泛的社會主義意識尚未出現,即便在希臘也是如此,盡管經濟深陷危機,引發了空前的階級憤怒和階級行動。英勇的工人階級發動30多場大罷工,確實痛擊了希臘資本主義的根基,西班牙和葡萄牙群眾掀起巨大的社會浪潮,英國則出現了科爾賓(Corbyn)現象。這些都是工人階級和青年的政治反抗,它在同等程度上震撼著貝利雅派和資產階級。

當馬克思主義者在政治上分析和解釋這些鬥爭為何還沒令工人階級取得成功的時候,梅森認為這些解釋只不過是“借口”而已。他對於群眾意識的看法完全是片面的、決定論的。群眾意識的形成離不開具體事件、工人階級——尤其是它的領導階層——的集體經驗,以及黨和領袖的關鍵的領導作用。社會民主黨在其19世紀鼎盛時期——例如德國——直接受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響,在20世紀頭十年它對成千上萬的工人進行有系統的社會主義教育。這幫助數百萬人樹立起社會主義信念,並將之與日常經驗相結合。演講、新聞報章和宣傳冊等各種宣傳手段令資本主義的問題家傳戶曉。

羅馬神話說密涅瓦(Minerva)從朱庇特(Jupiter)腦袋裏出來時就身披甲胄、手執金矛。顯然梅森認為工人階級意識無需客觀條件的變化就可以像密涅瓦一樣憑空出現。他在《衛報》寫道書本的概要:“過去25年間,左翼的方案失敗了。市場摧毀了計劃;個人主義取代了集體主義和團結精神;世界勞動力極大擴展,他們看似是‘無產階級’,但他們根本不像以前那樣思考和行動”。這些話說明他還沒有明白,在資本主義繁榮時期的背景下斯大林主義的垮台對於工人階級的政治觀念造成了巨大影響,直到現在這種影響還存在。

即便龐大的官僚集團帶來沈重負擔,計劃經濟仍是世界工人階級的參照點。它的瓦解讓統治階級有機會大規模鼓吹資本主義相對“聲名狼藉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對於工人運動和工人階級來說,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敗退——群眾意識倒退了——即便其嚴重程度比不上1930年代法西斯上台後對工人運動的打擊。

2007/08年危機後,資產階級利用各種渠道反覆向人們灌輸這樣一種觀點:“市場”是無可替代的。工會領導和社會民主黨人則附和這種論調,越來越向右翼傾斜。這就是為什麽工人大眾及其先進階層不斷投身於反抗資本沖擊的鬥爭之中,卻仍未接受民主社會主義——真正能替代現有資本主義制度的方案。

不過,卡薩瑪.斯旺特(Kshama Sawant)當選西雅圖市議員以及伯尼·桑德斯(Bernie Saunders)競選美國美國總統這兩件事已經表明,在犁過的地上,社會主義意識的新種子就要開花結果,連美國——世界資本主義的大本營——也無法避開這一趨勢。被危機撕裂的歐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區也不會落後太多。

空想社會主義

梅森用來替代馬克思主義的方案沒有絲毫新意,它並非對“過時的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據他自己所說,其本質上是借由合作社回歸到協作理念。但事實上,這不過是在馬克思主義和有政治覺悟的工人運動出現之前,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等人的舊思想而已。歐文是一個擁有“崇高”人格的天才。他用自己的模型移民區讓我們初步了解了社會主義可能帶來什麽。不過,這只是烏托邦,他的方案最終未能成功。在資本主義的海洋中創造一個社會主義小島,這是一次勇敢的嘗試,其目的是“在社會的背後改造社會”。

梅森聲稱,空想社會主義者之所以失敗,是因為當時物質匱乏,但現在資訊科技的應用和分享行為等諸多因素已經使物質資料大大豐富了,所以他們的計劃能夠成功。他在許多方面都犯了錯誤。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之所提出此種方案,是因為當時工人階級還不夠成熟,沒有成為具有階級意識的獨立力量。不過他們在憲章運動——獨立的工人階級運動在歷史舞台上的首次亮相——中實現了這一點。

在大概十年的時間裏,憲章運動經歷了階級鬥爭的所有階段,從和平請願到革命總罷工。當時24歲的恩格斯在他那本傑出著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The Condi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1844)中引用了這段經歷,而梅森則對這段經歷加以攻擊。他同樣攻擊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1848-51年革命後資本主義為什麽會出現繁榮期並造成英國工人運動出現一段“溫和期”所做的解釋。

梅森寫道:“恩格斯說工人變得溫和是因為他們分享了英國帝國主義力量所帶來的好處。不只是熟練工人——他把他們描述成‘工人貴族’——而且還有廣大群眾,恩格斯認為大英帝國擴張導致的價格下降使他們得益。但是,他認為英國的競爭優勢是暫時的,熟練工人的特權也是暫時的”。

恩格斯說對了。19世紀晚期,資本主義開始失去它的競爭優勢,進而影響了工人階級,導致低收入的火柴工、碼頭工人等奮起反抗。當然,熟練工人仍然存在,但是他們也受到英國資本主義衰落的影響。梅森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無產階級作為變革的主要動力的分析是錯誤的、片面的,但是他的觀點禁不起認真檢驗。他用折中主義的研究方法拼湊出一堆經濟和政治的大雜燴,以配合他那烏托邦式的觀點。

在其結論中,梅森做出如下供認:“我們應該承認自己是烏托邦主義者”。他已經用自己的簡要模型證明了這一點,這個模型絲毫不能說明今後一段時期內英國和全球的動態。我們從下面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思想的根源:“烏托邦主義者是後資本主義早期最有效力的倡導者,同時也是人類解放的一切先驅者”。這裏絲毫沒有提到社會主義和即將戰鬥的工人階級。

很明顯,反資本主義運動的失敗對梅森造成了負面影響——特別是希臘總理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的投降,梅森對此做過細致的電視報道。希臘、歐洲和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將從這一段慘痛經歷中學到很多。我們不僅需要工人階級的強大組織,還需要能和群眾一起抗爭到底、鏟除資本主義、開啟社會主義新紀元的領導者。不幸的是,保羅·梅森的書對培養這樣的領導者有害無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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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1:05:12 |显示全部楼层
資本主義與中國

本文於2015年首次發表於希臘《馬克思主義思想》雜志。現在是首次以中文發表

2015年3月,中國的花瓶“議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人大)在北京舉行了為期十天的年度會議。全國人大及其“孿生”機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政協)並沒有進行真正的辯論和審議,只是為中共獨裁政權的內部圈子中已經做出的決定上蓋上橡皮圖章。

與往年一樣,很多人都關註中國的財閥金融精英參加這些會議的情況。今年,中國的超級富豪以“立法者”和“協商者”的身份參加會議,打破了以往的所有紀錄。這其中包括中國10位最富有的億萬富翁中的5位。正如《日本時報》指出的那樣,他們出席年度會議凸顯了“中國超級富豪的影響力”。

這5人分別是互聯網巨頭騰訊的馬化騰(144億美元,根據《福布斯》的最新排名,馬化騰是中國第3大富豪)、飲料巨頭宗慶後(110億美元,排名第6)、手機制造商小米的雷軍(91億美元,排名第8)。上述均為全國人大代表。而全國政協委員中,還有擁有互聯網公司百度的李彥宏(147億美元,排名第二)和太陽能巨頭李河君(130億美元,排名第五)。

如果類似的現象發生在美國,那就意味著億萬富翁比爾·蓋茨、拉裏·埃裏森、沃爾瑪的沃爾頓家族和沃倫·巴菲特都坐在國會裏。但在老牌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資產階級一般更喜歡躲在精心收買和遊說的民選“人民代表”後面低調地統治。但中國的人大代表不用擔心落選,這讓他們的美國同行“看起來像個窮光蛋”,彭博社在2012年的一篇報道中指出。當時,最有錢的70名人大政協代表的財富總和,是美國政府三個部門(國會、最高法院和奧巴馬政府)所有660名高官財富的10倍以上。

《日本時報》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資本家和地主受到迫害,直到江澤民領導的90年代企業家才正式被允許加入共產黨”。這概括了過去30年中國發生的轉型規模,發展出一個與國家和中共獨裁政權緊密結合的特富資本家階層。

超級富豪的黨

如今,中共本身就是由超級富豪所領導的。根據《彭博新聞社》2012年的一項調查,習近平的家族擁有價值3.76億美元的投資。這比整個英國政府的財富多出三倍(雖然英國政府29名高官中有18個身價過百萬美元)。

“人們常常輕描淡寫地解釋說,共產黨只註重權力,好像這是以一種形式表現出來的某種統一的產品。事實上,更好的描述可能是,該黨現在關註的是利益。”悉尼大學中國政治學教授凱瑞·布朗說。

今天,中國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會之一。根據北京大學2014年的一項研究,中國最上層的1%的家庭擁有總資產的三分之一,而最底層的四分之一的家庭只擁有1%的財富。 《福布斯》報導說,中國213位億萬美元的富翁(僅少於美國的億萬富翁的數量)的財富在過去三年中平均每年增長20%[2] 。

同時,住房、醫療、教育費用作為“三座大山”壓在人民身上。沒有免費的學校教育。而醫療費用高昂,是每年醫院發生17000多起傷醫事件的原因之一(襲擊醫生和醫務人員,有些是致命的)。

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已經成為不滿情緒的主要來源,這也是政權最擔心的。然而,它的對策是增加鎮壓資源,加強政治控制,同時進一步放開經濟,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習近平經濟改革的核心)。三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1978年以來GDP增長了30倍)和廣泛的、日益覆雜的鎮壓(包括200多萬名網警!)是阻止大規模反政府抗議活動爆發的主要因素。然而,兩位數的增長率屬於過去,如今的實際增長率大大低於官方GDP數據。日本式的債務危機有可能會出現。

中國每年有超過10萬起“群體性事件”——暴動、罷工和農村抗議,但這些事件都是局部性的,很少出現跨地域的串聯。大多數抗議活動集中在經濟要求或具體的官員濫用職權的案例上,並不直接挑戰中共的統治。這有很多原因,包括害怕鎮壓和覺得政府太強大而無法對抗。

中共禁止任何類型的獨立政治活動,對那些試圖組織串聯的活動人士更會進行嚴厲打擊。這就是2015年五名年輕女權主義者的在三八婦女節前夕被捕的原因。該案件引發了全世界的抗議。可以說中國完全打破了自由派評論家的理論,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沒有帶來民主改革,相反,政權的壓制控制更加嚴密,尤其在習近平的統治下壓迫到達了新的高度。

鄧小平與資本主義

在毛澤東時代(1949-76年),官僚階層對社會和經濟行使權力,中共政權是其獨裁工具。雖然權力很大,但正如托洛茨基在分析蘇聯的斯大林主義時所解釋的那樣,這個由官員和國企經理組成的特權集團是一種過渡性的、不穩定的社會形態。革命廢除了資本主義,但取而代之的是官僚計畫經濟。這是由於特殊的歷史情況: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延遲和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國家俄羅斯的孤立。

斯大林主義官僚集團缺乏穩定的經濟基礎和成為統治階級的持久性,因為他們沒有像資本主義社會或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統治階級那樣基於財產所有權的權力。

毛澤東官僚體系以斯大林的俄國為模式,但在更加落後孤立的條件下,缺乏穩固的社會經濟基礎。這解釋了毛澤東時代的無休止的動蕩。其中最鮮明體現這點的就是 1966-76 的文化大革命,這場政治運動中甚至包含了內戰的因素。在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中,資本家的地位是必要的,但在計畫經濟中,毛澤東/斯大林官僚完全是多余的、寄生的——按托洛茨基的話,他們是“癌細胞的生長”。

毛澤東政權特別是在最初幾年擁有群眾的支持,因為他們帶來了巨大的社會進步:土地改革、趕走列強、堪稱典範的醫療改革、教育改革和廉價住房——這些社會改革之所以能夠實現,完全是因為廢除了資本主義而代之以國有制和計劃經濟。

但在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裏,工人階級應該有權選舉每個企業的管理層,並且管理職責應該是輪換制。工人階級通過選舉代表、積極參與、民主討論和實施監督,對整個經濟行使真正的決策權。一群拿著高薪的常設董事和官僚是沒有必要的,是經濟發展的累贅。

70年代末鄧小平的上台,反映出官僚精英已經陷入僵局,但中國群眾的革命能量也瀕臨耗盡了。國有經濟在缺乏工人民主計畫的情況下表現不振,而統治階層在毛澤東末年的動蕩中深受震撼,渴望安全和穩定:保證自己的地位和特權。鄧小平的綱領反映了官僚逐漸不再相信可以通過毛澤東/斯大林主義的自上而下的官僚計劃經濟來實現願望,所以他們開始在各種資本主義實驗和“改革”的基礎上尋找替代方案。

轉向資本主義並不是來自一個精心設計的總綱領。鄧小平和他在中共領導層的盟友用一種他著名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方法,實驗性地朝著資本主義覆辟的方向前進。最初的市場改革規模不大,但在80年代加快了步伐,開始不斷加劇的階級分化,並開始有了強大的慣性。在中共高層中,一個有意識的親資本主義階層集結了起來,他們對同樣是一黨專政的韓國、台灣和新加坡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充滿了羨慕。鄧小平宣稱他的市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反映了中共官僚體系中這一新生資產階級派別日益增長的信心。

中國的歷史性轉轍的世界背景是國際上工人階級運動的一系列挫折,其根源在於缺乏有戰鬥力的社會主義群眾黨派,導致資本主義在全世界得以暫時鞏固。特別是到了90年代初蘇聯和東歐斯大林政權垮台的時候,這種情況更加明顯。這極大地加速了資本主義全球化,自由派“自由貿易”的口號掩蓋了世界各地對工人薪資、待遇、工會和公有制的攻擊。因此,中國的轉型是世界歷史的一部分,而並不只是中國的歷史發展。

政治革命:天安門事件

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的解體,更加堅定了鄧小平和中共領導人沒有回頭路的信念。中國在利用龐大的廉價勞動力和血汗工廠吸引外資和技術的基礎上申請加入WTO,成為了全球資本主義“逐底競爭”的中心點[3]。

中國的反革命過程延續了幾十年,期間經濟、國家和中共政權的構成都發生了重要變化。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是1989年北京天安門廣場的群眾民主運動。中國政權粉碎了這場新生的政治革命。這並不是要重新鞏固毛澤東/斯大林主義(盡管中共聲稱是要“保衛社會主義,反對反革命”),相反,這為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前所未有的發展掃清了道路。這是因為唯一能阻止資本主義覆辟的力量是得到其他被壓迫層支持的中國工人階級,但新生的工人運動卻是天安門後被重點殘酷鎮壓的對象。

正如托洛茨基在其對蘇聯斯大林主義的分析中所說,“至於政治性的預斷即具有一種兩者擇其一的性質:或者是官僚制度愈來愈成為世界資產階級在工人國家中的一個機關,它將推翻財產的新形式,且把國家推回到資本主義;或者工人階級將摧毀官僚制度,開啟到社會主義之路。” [《過渡綱領》,1938年]

在中國,資本主義覆辟的過程與其他斯大林主義國家相比,顯然釆取了不同的形式。中國政權粉碎了剛剛開始的政治革命,而且是以極端暴力的方式進行的(多達1000名手無寸鐵的工人和青年被殺害),但卻因此為自己贏得了更大的“穩定”,以進行根本上的覆辟改造。

一些觀察家試圖精確地指出資產階級反革命發生的歷史時間點。但實際情況要覆雜得多。如同20世紀二三十年代斯大林主義的興起是一場扼殺革命初期工人民主的政治反革命一樣,我們面對的歷史進程,是強大的社會矛盾和鬥爭的產物,而不能把革命或反革命看成是單一的事件。

然而,毫無疑問,1989年群眾運動的粉碎代表了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很多右翼和左翼政治群體對此都有誤解。即便如此,1989年的事件並沒有誕生一個完整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個資本主義國家還需要進一步的鞏固和調整,這個過程甚至今天還在變化。

三個代表

2002年江澤民提出的憲法修正案,即所謂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先進生產力”這個名號為資本家打開了黨和國家機關的大門。到2011年,中共黨員中有四分之一是“企業管理者或專業人員”,是分類為“工人”的三倍多。 《黨:中共統治者的秘密世界》一書作者理查德·麥格雷戈(Richard McGregor)將其描述為“黨與私營部門關系的象征性轉折點”。

中國的資產階級是作為中共國家的外延發展起來的,這與東亞其他國家“裙帶資本家”階級的發展方式有某些相似之處。私人部門最強大的資本家非常依賴國家的讚助。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與共產黨有著密切的聯系或本身擁有中共黨員身份。因此,中國的資產階級並不想挑戰政權或要求激進的政治變革。

身價40億美元的重工業企業三一集團董事長梁穩根說:“我的財產甚至生命都是屬於黨的。”。他的公司在中共的信貸推動的基建狂潮中分到了肥肉,成為全球最大的建築設備制造商之一。

中國新一代資本家與中共國家的日益融合,是否為中國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帶來了希望? 1989年大屠殺後入獄7年的中共前改革派官員鮑彤給出了一個具有啟發性的答案:

“相反,這意味著控制一切的中共,是時候承認這個不言而喻的事實,正式宣布自己是中國的富人黨、貴族黨和權貴黨。就是這麽簡單,也不應該感到意外。有人預測,隨著紅色資本家的入黨,中共將開始由專制向民主轉變。我相信這種預測會讓人失望,就像與虎謀皮。審視一下這些黨內紅色資本家的所作所為之後,就會明白了。他們是在發揚民主,還是在強化自己的特權?『三個代表』不會開啟一個新的民主時代。那些被絕對權力吸引的紅色資本家也不會成為政治改革的動力。”[《華爾街日報》2002年8月27日]

歷史證實了鮑彤的預測,我們看到中國私人部門的大資本家都明顯缺乏對民主化的熱情。互聯網巨頭阿裏巴巴董事長馬雲說,鄧小平1989年鎮壓群眾民主抗議是“正確的決定”[4] 。

科技企業聯想的創始人柳傳志評論說,以一人一票為基礎的選舉將使中國陷入“無望的情景”,因為,“大家都會支持高福利和均分財產”[5]。

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

“為了避免俄羅斯式的個人寡頭在中國各地崛起,黨決定應該由自己控制所有重要而富有的國有企業的寡頭,”中國美國商會前主席詹姆斯·麥格雷戈(James McGregor)認為。

盡管有官僚主義的扭曲,但毛澤東計劃經濟對執政官僚施加了重重約束。這是因為無論官僚們偷了多少國家財產,都沒辦法把它轉化為私人財產:公司、股票和金融資產的所有權。如今,這些障礙已經消除,中共領導人親自主導了關鍵的產業,使其親戚富裕起來,積累了巨大的商業利益。黨以其自上而下的獨裁指揮結構,成為精英階層保護其財富和權力的重要機制,並向社會大眾隱瞞了這些財富的全貌。同樣,中共作為一個秘密的、等級森嚴的組織,也方便派系和商業利益集團之間暗中交易。

《金融時報》的賈米勒·安德利尼(Jamil Anderlini)說:“今天,中共可能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大的商會,一張黨證是商人們建立人脈關系、達成高額合同的最佳途徑。”

中國領導人沒有盲目追隨俄羅斯和其他許多前斯大林主義國家上世紀90年代初釆取的親西方的“休克”式資本主義覆辟途徑。相反,那些國家後來也在這方面有所收斂,向中國模式靠攏。中國這麽做是為了避免經濟權力過度向各省市傾斜,因為中國各地區的經濟區別很大,某些省份即使獨立計算也是巨大的經濟體。擁有1.05億人口的廣東省如果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將是世界第16大經濟體。其GDP比印尼、土耳其或荷蘭還大[6]。

中國歷史上,強大中央政權的概念是根深蒂固的。這就是為什麽中國資本主義覆辟的歷史不同於前蘇聯,而是在毛澤東/斯大林政黨一黨獨裁的框架下進行。中國國家由於資本主義的爆炸性增長,已經蛻變為建立在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上的統治精英的工具。

這代表了一種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由於物質和歷史的原因,這種國家資本主義與老牌工業國的資本主義有很大的區別,不過與東亞其他經濟體有一些相似之處。中共把維持一黨專政視為最重要的,一方面為了發展經濟,一方面為了在一個龐大、覆雜、不穩定的社會中保持控制,尤其是為了壓制工人和農民階級。

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中國領導人想放松控制,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們想試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這種對“西方影響”和“政治改革”的拒絕,在習近平上台後表現得更為明顯。與此同時,現執政集團重申了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承諾。 《金融時報》從最近對李克強總理的釆訪中報道說:“他向世界傳遞的主要信息是中國將繼續致力於當前的全球金融秩序。”。這種強硬的打壓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結合,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必定會引起抵抗。但這種抵抗必定會來自廣大勞動人民和窮人,而不是幾乎不存在的“民主資產階級”。

二零一六年

評論:重溫《動物農莊》

《動物農莊》 在1945年首次出版。70年後,安迪·福特評論喬治·奧威爾這個具影響力的故事。《動物農莊》幾乎從一開始就是一本成功小說,曾被《時代雜志》評為廿世紀其中一百本最偉大的小說。書本常常出現在學校課程中。相反,直到1989年為止,該書一直被所有的斯大林主義國家禁制。到今天津巴布韋丶緬甸,甚至一些保守的海灣國家仍在禁制這本書。

第一件震撼讀者的事,就是作者的文采。故事以清晰直白的語言展現,並帶著看似簡單的童話。事實上書本原來的標題是「動物農莊:一個童話故事」。在第一章動物們第一次開會的時候,奧威爾在介紹動物出場的章節中展現他小說家的造詣。他提供份量恰到好處的資訊來勾勒故事的角色,為後面的情節埋下伏綫。此外,奧威爾的文筆滲盡了幽默感,當「貓」角色在會議上就「老鼠是不是同志?」這問題,同時投支持和反對票時,保證了這本書令人享受,也令人難忘。

奧威爾曾深深體會到共產黨和斯大林主義的卑鄙行為,還有他們在西班牙內戰中所重覆的巨大謊言。在這期間,他加入了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一個受托洛茨基影響的組織。他決心揭發斯大林主義俄國的真相。為此,他立心寫作一寓言,故事中幾乎每一個情節,都與斯大林奪權和蘇聯倒行逆施的暴行相平行。

故事角色「老少校」代表著馬克思和列寧的整合,開始時他解釋自己的理念:這個社會其中的動物不再被人類壓榨和偷走它們的勞動成果。動物們熱切地接受這個想法,而且比它們預期中更快地將角色「莊園主人瓊斯」(代表沙皇)的無能統治推翻。該農場被改名為「動物農莊」,動物們還創建了一個新的旗幟「蹄與角」,豬擔任了動物的領導層,尤其是角色「拿破侖」(代表斯大林)和「雪球」(代表托洛茨基) ── 但兩人從未認同對方。

未來問題的預告出現了,「拿破侖」負責農場的牛奶,只為令它「消失」,使我想起了最近出土的證據表明,即使早在革命剛完結之後,斯大林下令讓官員和官僚獲得額外的面包配給──通過這種方式鞏固對自己的忠誠。但是,額外的面包除了在大饑荒狀況之外,可以促進的忠誠其實少得可憐。這是托洛茨基分析蘇聯變質的出發點。在馬克思一篇鮮人為知的文章中,討論到在一個落後國家革命的理論可能性,馬克思寫著:「當貧乏普遍化時,所有的陳腐的東西(即壓迫)將重現」,托洛茨基意識到匱乏和饑餓是斯大林勝利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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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1:06:37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傑瑞米柯賓 于 2022-5-1 01:10 编辑

當動物農莊派出「鴿子」們傳送革命的消息後,反抗浪潮席卷其他的農莊,與早期的第三國際相似。人類不能忍受這點,因而入侵動物農莊,但由「雪球」帶領下的動物奮戰,人類被打得落花流水。「拿破侖」在「牛棚之戰」中只付出很少力量,就像斯大林在俄羅斯內戰,幾乎地球上所有的資本主義列強也入侵這個新生的革命國家的時候,也只付出很少力量。托洛茨基組織和率領紅軍,打敗了這些侵略者。

「拿破侖」和「雪球」下一個爭議是對動物農莊風車的建設。這反映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間在蘇聯工業化時的爭端。這爭議在當「拿破侖」與他秘密飼養在農舍的「惡狗們」將「雪球」趕出農場時結束。這是一個隱喻:斯大林使用他的秘密警察令托洛茨基流亡海外,並嚇唬他的支持者令他們噤聲。而且,正如在1920年代末的蘇聯一樣,「拿破侖」偷走「雪球」的想法,並提出它們當成自己的。從這點開始,動物們用來討論並商定動物農莊下一步行動的每周會議,都變成了他們聽取指示的「會議」,就像最初民主的蘇維埃變成了統治集團落指示的傳動帶。

動物們,尤其是「拳擊手」(農場的馬),辛辛苦苦建築起風車。因著極為強壯和自我犧牲精神,「拳擊手」是普通蘇聯工人的象徵。盡管如此,他努力建築的風車還是崩潰,就像許多斯大林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內容還是不成功一樣,從而導致了1930年代初的大饑荒。當動物接近餓死時,動物農莊的領導在人類探訪者的面前假裝出有豐富食物,正如「蘇聯之友」(一個奧威爾鄙視的組織)被斯大林安排的旅遊所騙。盡管風車崩潰,「拿破侖」還是命令「拳擊手」和動物重建一切。

同時,「拿破侖」開始和兩個相鄰的農莊商談貿易協定。第一個是「福克斯伍德農場」(代表英國),正在衰敗,治理不善;另一個是「平徹菲爾德農場」(代表納粹德國),被一個一直牽涉訴訟的農場主人保存得較為完好。「拿破侖」在兩個農莊之間拉一派丶打一派,但最終還是出售一些木材給「平徹菲爾德農場」,盡管其主人非常可怕地虐待他的動物。一旦交易完成,動物被告知酷刑和虐待的故事只是「誇張放大」。就如同希特勒一樣,這協定換來的只是「平徹菲爾德農場」入侵動物農莊,動物被徹底擊敗,伴隨著的是巨大的痛苦,還有「風車」的再次毀滅。

在這本書中最可怕的時刻,是「拳擊手」的死亡。他經過所有建築風車的努力後,變得越來越老了,他的蹄子愈合得很慢。「拿破侖」說,他將被送去看獸醫。但是當車到達帶它走時,動物們意識到這一點:車上寫著「阿爾弗雷德·西蒙斯:馬匹屠宰和膠鍋爐」。「拳擊手」被送往的地點是屠宰場。斯大林正是這樣在1930年代的大清洗中報答蘇聯工人的付出。

「所有的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

最後的背叛來自動物們的指導精神被更改 ── 即由「所有動物一律平等」改為「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在這樣一個粗鄙和虛偽的態度中,斯大林及其追隨者也背叛了蘇聯的基本原則。在書最後的一幕──以1943年的德黑蘭會議為史實基礎──動物們看起來「由豬到人,再由人到豬,但很難說哪個是哪個。」

蘇聯在1943年的墮落如此徹底,令奧威爾卻看不出它(譯者按: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的差別。而事實上托洛茨基也有同樣的看──在外觀和行為上,斯大林派和資本主義的獨裁者和領導人確實沒有什麼不同,但托洛茨基指出,蘇聯的經濟基礎是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完全不同,蘇聯是靠這一點打敗納粹的。

這本書有一個奇特的出版史。最初在1945年斯大林主義的同情者阻礙它的出版,但它的誠實和絕對的品質透露出來,而開始有一些好評,然後好評如潮,最後是全球範圍的銷售,容許奧威爾有時間和資金,寫作他最後一本著作《1984》。然後,美國中央情報局將這本書當作粗疏的反俄宣傳工具,然後出資將它在1954年制作成動畫電影。而「革命是徒勞的,因為它只是導致獨裁統治」的想法仍然經常在學校傳播,但這與奧威爾的觀點距離極遠。這本書捍衛革命起初的行動,也捍衛真正的英雄「拳擊手」。它就像所有地方的工人階級一樣,是「農場」所有財富和成功的真正泉源。「拳擊手」被愚弄和騙走了財富丶甚至被殘忍宰殺的情節,實際上是對「拿破侖」的控訴。

奧威爾從來沒法己從理論上認識蘇聯的變質。但他是個有原則的和真誠的民主派和社會主義者,《動物農莊》是俄國革命被一幫追逐私利丶毫無原則的罪犯,可怕地背叛的誠實寓言。

二零一七年

《黃之鋒:熱血青年 vs. 超級強權》影評

本部紀錄片美國編劇兼導演喬‧皮斯卡特拉(Joe Piscatella)拍攝,描述20歲香港政治人物黃之鋒。影片從他14歲開始記述,當時他仍是個中學生,並領導「學民思潮」反對北京推行的國民教育計劃。

黃之鋒無疑是香港重要的政治人物,可是電影的敘述角色過於個人化,且對他毫無批判,未能深入探討民主運動與中共獨裁。

影片的宣傳海報上寫道:「這是個關於一位青年人覺醒的故事。」顯然是將焦點集中到個人「英雄」之上,而忽略了這場觸動了數以百萬人的鬥爭運動中更深入、真實的一面。這實在令人感到可惜,因為自2014年雨傘運動的高峰後,香港民主運動經歷了多次挫敗而裹足不前。若果影片能夠深入而具批判性的紀錄會出色得多。

《黃之鋒:熱血青年 vs. 超級強權》在其目標觀眾,海該群體中大獲好評。該片在1月贏得辛丹斯電影節世界電影紀錄片觀眾評選獎。我懷疑獎項更多是出於對香港群眾運動的同情與敬佩,多於對影片本身的欣賞。

膠著狀態

黃之鋒年紀輕輕就成為了群眾運動的代表人物。他和傘運領袖正被政治檢控,有可能會面臨長刑期監禁。在影片中他坦承自己還沒有準備好坐牢。當然,哪會有人準備好呢?

香港的鬥爭陷入僵局,是因為單靠行動主義與民間勇氣還不足夠。年輕人固然是重要的資產,但單靠年輕人也不足夠。縱使雨傘革命擁有這些因素,但持續了79日後,最終依然耗盡能量而瓦解。原因是運動沒有超出有限度改革的綱領,而未能挑戰「超級強權」繼續掌權。

雨傘運動過度聚焦於香港,並且未有提及支撐中共專制的資本主義制度,是窒礙的兩個政治因素。泛民老鬼的綱領的失敗之處正在於此。他們害怕群眾鬥爭的思維,自由派教授戴耀廷就將這角色活形活現地展現了出來。

在群眾厭惡泛民軟弱的情緒之間,諸如黃之鋒等學運領袖從中冒起,可惜他們抱有與泛民一樣的錯誤思想,只是形象年輕而憤怒一點而已。影片忽略了鬥爭運動內部的分歧,除了一幕黃之鋒(溫和地)批評戴耀廷將「占領中環」搞得像個儀式一樣嗎。不過,戴耀廷的罪行又豈止於此?其組織「和平占中」不斷以不民主的方式控制、拖延占領運動。戴耀廷亦反對學生在2014年9月發起的一周罷課(實際上是這場罷課而非戴耀廷的和平占中觸發了雨傘運動)。在雨傘運動爆發的前一晚,戴耀廷甚至被學生喝倒采(這一幕沒有在影片中展示出來)。

再見學民思潮

同樣,「學民思潮歡送派對」一幕,黃之鋒決定解散學民思潮以「成立新政黨」(香港眾志),電影亦沒有解釋此舉的前因後果。真誠的政黨與學生運動,本應不會互相排斥。
實際上,學民思潮本身是由以黃之鋒為核心的小圈子從上而下操控的,而解散的決定亦如是。一些在雨傘運動期間及之後加入組織的青年,受到本土派的獨派思想所影響,這對於黃之鋒的領導帶來了問題,他亦因此決定「割愛」。

紀錄片中出現最多的詞匯是「香港」。這種局限於本土的淺短目光,成為了反獨裁鬥爭的絆腳石。那麽,既然單靠港人並不足以擊敗中共專制,我們應與誰聯盟結友呢?就如黃之鋒最近提出那樣,以特朗普等資產階級政客結盟?還是與全世界受壓迫的人民(包括中國的廣大群眾,以及反對西方不民主資本主義暴政的鬥士)聯合起來?

黃之鋒在影片中說道:「在香港變回香港之前,我是不會停下來的。」這句話正好表示香港民主鬥爭亟需註入新的思想。

「雞」、「公廁」、「勞資糾紛」──性侵受害者被汙名化

本港近日發生數宗駭人的強奸案,當中包括可怕的「衣櫃強奸案」,男被告因有計劃地帶備武器潛入前女友住所將她強奸;另一宗男同事在貨VAN上強奸一名21歲少女。這些案件的共通之處是受害者都與施暴者相識。 根據關註性暴力的組織風雨蘭近三年的服務數字顯示,610名性暴力受害者中,約八成人與侵犯者相識,可見男性侵者往往利用人際關系上的優勢向女性施暴,是權力及控制欲的表現。

社署資料顯示,本港今年1至3月平均每2.6日就有一宗,其中強奸個案更比去年同案上升7成!但更駭人的是對於受害人的道德指責、網上公審。社會及網上輿論都會以受害者的行為、背景、衣著等進行審判,往往會指控女受害者捏造事實,是「雞」(妓女)、「公廁」、「勞資糾紛,傾唔掂數屈人強奸」等,而非指責施暴者。汙名化受害者導致絕大多數人不敢報案、公開事件。 2016年,風雨蘭接獲163個強奸受害人求助,但警方數字則只有71個。

父權沙文主義文化下,一旦女人不順從主流父權社會對女性的期待時,遇到性暴力就是「咎由自取」。然而,即使一名女性性觀念保守、不穿短裙及露出乳溝、不到酒吧認識新異性朋友,還可以被性侵犯的。性暴力變得更猖獗,並不是因為女性比以前「不守婦道」,所以惹來性侵的下場。性暴力加劇的真正原因之一,是資本主義的利潤市場每日以海量的媒體廣告、明星效應洗腦式地灌輸「女人就是男人的性欲投射物」,將女性貶低為純粹討好男性欲望的物件。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性暴力及責備受害者,反對女性商品化,要求性侵受害者提供免費的公共社福資源。女權鬥爭必然連系至工人運動,促進男女經濟、社會地位和家庭地位的平等,對抗資本主義這個制造性暴力的溫床。

社會主義者對色情行業的立場

大部分賣淫的都是女性,而絕大多數買家都是男性。社會有經濟壓迫和不平等,就會有性別歧視這產物。 在分析現代性產業時,我們必須同時觀察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背景,包括貧富懸殊、貧窮問題加劇,以及男女不平等的現象。

婦女受壓迫經已存在了幾千年,尤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透過父權家庭制度的思想,培育了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男人是一家之主,女人則是「天生」照顧家庭的角色;一夫一妻制,為了保證私有財產由父系繼承,而強制控制女人的性征。這為資本主義統治精英帶來了很多有利影響,包括令婦女成為無薪勞動的來源,貶低女性的勞動價值,從而用「女人從屬於男人」的概念去合理化同工不同酬的性別歧視。

性別不平等可以概括為兩個長期現象:首先是世界各地的男女同工不同酬。第二是不斷的社會危機和普遍男性對婦女的暴力和性暴力。最常犯罪的是配偶、前配偶、家庭成員或其他受害者認識的人。這種情況在世界各地不同程度上都有發生。

在利潤的驅動下,例如龐大的美容產業生意,媒體企業瘋狂商品化和物化女性身體。此外,色情行業泛濫渲染歪曲的性觀念,將女人的身體描繪成商品,成為男性性欲、需求和欲望的物體,反映著社會上對女性的壓迫。在大企業和企業媒體推動下,物化女性身體的狀況愈來愈嚴重,某程度上把賣淫正常化了。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這加強了性別不平等,對婦女在社會上實在有害。

社會主義者反對色性行業,但不同於那些保守派、道德分子或宗教禁欲分子;社會主義者是反對的是性的商品化。今天需要一場主要鬥爭,對抗惡性和似乎無止境的經濟緊縮。如果運動不挑戰性別歧視的想法和觀點,我們又怎能跨越性別分野,建立工人階級最大的團結?

《資本論》出版150周年

英國工黨國會議員約翰·麥克唐奈(John McDonnell)在今年 5 月說道:「不讀馬克思的《資本論》,你就無法明白資本主義制度。」然後不出意料,《每日郵報》做出歇斯底裏的反應,要求工黨黨魁科爾賓 立即譴責該位影子大臣。不過他拒絕了這麼做,並且正確地將馬克思稱為位「偉大的經濟學家」。

這些對馬克思的認可與前工黨首相韋爾遜(Harold Wilson)的態度相去甚遠。 1963年,韋爾遜曾無恥地貶低馬克思的這套巨著,當時他輕蔑地說自己只看到第二頁的腳註。

威爾遜的傲慢態度反映了那個已逝去的時代。 在戰後的經濟繁榮下,資本主義似乎會永遠前進下去,進而毫不費力地消除階級矛盾。 工黨領袖的工作就只是管理好這個制度,利用「下滲效應」的財富不斷增加丶充分就業和國有公共服務來安撫工人階級。

很多奚落馬克思的人大多是過時的 19 世紀空想家,他們嘲笑他的預言:資本主義將會造成階級之間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數以百萬計的工人陷入貧困。

但是現在,當資本家們徒勞地尋找辦法擺脫 2008 年大衰退造成的持續傷害時(全球產出已經損失了至少 12.8 萬億美元,政府紓困行動又另外耗費了 10 萬億美元),馬克思的預言再次詛咒他們。

所以我們毫不意外地看到,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人》雜志決定重新評價馬克思的理論。 一篇題為《工黨是對的:今天的政治家非常需要向馬克思學習》的文章提到,資本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裏,工人的工資下降,迅速增長的「優步經濟」令數以萬計的人(特別是青年人)陷入不穩定的非正規就業和貧困之中。

但這些趨勢並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特有的,馬克思在很早之前就解釋過它們的成因。 在《資本論》第十章《工作日》中,他揭露了當時駭人的工作條件,並且記錄了資本家為了利潤對勞動者不分老幼地造成的摧殘。

我們看到,貪得無厭的資本家為了賺取更多的利潤,如何竭力延長工作時間或者加劇惡劣的工作條件。 當企業之間或者國家之間的競爭加劇時,工人的安全和福祉就被無視了。

再過兩個月就到了偉大的俄國革命的一百周年紀念日。 不過在9月14日有另外一個紀念日,是《資本論》第一卷出版150周年。 這部著作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成立提供了最初的理論基石,後來從這個黨中發展出了列寧和托洛茨基在1917年領導的布爾什維克。

政治經濟學

當馬克思和恩格斯還在世時,《資本論》就已經以九 種語言出版。 首先翻譯全套三卷的是俄語。 當年的青年工人和知識份子如饑似渴地埋頭閱讀。

列寧的哥哥亞歷山大懷著極大的熱情閱讀《資本論》,並把它推薦給自己的弟弟。 不幸的是,絕望的亞歷山大落入個人恐怖主義的歧途,最後因為企圖刺殺沙皇而被判絞刑。 但是他的弟弟弗拉基米爾·伊裏奇不僅閱讀丶學習了《資本論》,還把它的理論付諸實踐,為將來的革命做好準備。 列寧後來把《資本論》稱為「最偉大的政治經濟學著作」。

馬克思的終生戰友恩格斯在 1867 年評論這本書時寫到:「自世界上有資本家和工人以來,還沒有其他任何一本書對於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 」

馬克思為寫《資本論》花了 40 年。 在他於1883年去世後,不知疲倦的恩格斯將馬克思未完成的龐大遺稿整理成《資本論》第二卷(資本的流通過程)和第三卷(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

他們在 1840 年代的著作中(《政治經濟學批判》丶《 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丶《德意志意識形態》丶《哲學的貧困》丶《雇傭勞動與資本》和《共產黨宣言》),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開始構建唯物史觀以及從中發展出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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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1:10:59 |显示全部楼层
資本主義的規律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規律。 在第一卷中,他追溯了工人階級的經濟鬥爭史,解釋了工廠法在這場鬥爭中扮演的角色,並且分析了資本主義對於機器的應用。

關鍵的是,他解釋了貨幣如何變成資本:資本家積累盈餘,然後單純為了得到更多盈餘而把它重新投入生產。

馬克思用「辯證唯物主義」史觀來分析資本主義的形成,並以此來支撐每個論斷。 馬克思證明,資本主義經濟不是從一堆隨意的個人交換行為中產生的,而是遵循可知的特定經濟規律。

在《資本論》一開始,他首先考察了商品,也就是用於交換的人類勞動產品。 資本主義生產首先就是商品的生產和積累。

每種商品都有使用價值,也就是說它們對於購買者必須有用。 使用價值取決於商品的物理性質。 但是每種商品還有另外一種屬性,即交換價值。

雖然每個時代的人類勞動產品都有使用價值,但是只是到了資本主義時代它們才具有交換價值(此時的產品不是直接為了消耗,而是為了出售)。 所以商品就擁有了雙重屬性。 它們具有特定的形態(衣服丶雪糕丶報紙等等),能夠滿足某種需要。 但是還有另外一種隱藏起來的神秘屬性,不能用來穿丶吃或看,而且沒有物質形態。

盡管存在物理上的差異,但每種商品不管其用途如何,都可以在市場上與其他商品交換。 那麼這是如何發生的? 不同的商品是通過什麼樣的機制相互交換的?

人類勞動

馬克思發現所有商品有一個共同之處:生產它們都要耗費人類勞動,或者更準確地說,都要資本家購買工人的勞動力。

在任何特定時期,使用一般的勞動丶機器和方法生產任何商品都要花費一定的時間,時間長短取決於社會的技術水準。 用馬克思的話來說,生產任何商品都需要一定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因此,每種商品的價值就相當於生產它所用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最終決定價格的並不是供給與需求。 由於所用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同,一輛貨車總會比一張塑膠桌貴。 最終代表交換價值的是貨幣,而價格就是價值的貨幣表現。

通過出售勞動力,工人會從資本家那裏得到一定數額的工資。 馬克思指出,勞動力也是商品,它的價值同樣取決於生產它所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但勞動力是一種非常特殊的商品。 只有它能夠創造價值,它是價值的源泉,而且它能創造比自身更大的價值。

貨幣把戲

然後資本家就開始上演「貨幣把戲」。 舉例來說,在同意了一定數額的工資之後,工人用前四個小時的工作時間就生產出了與工資相等的價值。 但是雇主已經購買了八個小時的勞動力,所以工人得到的工資只是他們在一個工作日裏創造的價值的一半,而在另外四個小時裏他們就在創造剩餘價值,也就是無償地為資本家工作。

馬克思簡潔地解釋了這一過程:「維持一個工人 24 小時的生活只需要半個工作日,這種情況並不妨礙工人勞動一整天」

由此榨取的盈餘就是剩餘價值或者說利潤(也就是工人的無償勞動),這就是資本積累的來源。

每個工作場所裏,工人爭取更多工資或者資本家爭取更多利潤的階級鬥爭無非是關於如何分配剩餘價值的不斷鬥爭。 就連最愚蠢的老板也本能地明白「時間就是金錢」。

馬克思是第一個看出剩餘價值來源的人。 其他人,例如古典經濟學家李嘉圖,雖然發現了剩餘價值,但是沒能充分解釋它的由來。

在收集了過去關於這個問題的所有研究之後,馬克思開始用辯證的方法考察資本主義生產的所有過程,首先就是分析作為資本主義經濟細胞的商品和生產商品的勞動的雙重屬性。

用恩格斯的話說,剩餘價值理論是馬克思僅次於歷史唯物主義的第二項偉大發現。

《資本論》如寶庫一般蘊藏著豐富的思想,揭露出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其實就是對工人勞動力的剝削。

犬儒經濟學家樂於承認自己無法預見資本主義制度的未來,而且他們也毫不在意資本主義的長遠前景,但又聲稱普通人無法理解覆雜的經濟學。

革命

對於我們來說,就像對於馬克思來說,政治經濟學研究揭露了統治著我們的生活的經濟力量,並指出這些經濟力量與社會發展丶歷史丶政治丶文化以及階級鬥爭的相互作用。

托洛茨基在 1940 年評論《資本論》時寫到:「假如有一套理論能正確地估計到發展的過程,並且比其它理論更準確地預示未來,那它就是當代最先進的理論,就算這套理論是在幾十年前提出的。 」

今天,資本主義信譽破產,並在政治丶社會和經濟方面窮途末路,全球工人將會再次學習《資本論》和馬克思主義的其他著作。 他們會永遠記住馬克思的那句名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

法庭全面受政治操控,如何抵抗獨裁?

從取消議員資格丶重判16名政治犯丶高鐵一地兩檢丶國歌法立法,中共已經牢牢操控司法制度,使之成為政治鎮壓的工具。群眾對整個司法制度的信心迅速崩潰,使政府及法院面臨巨大壓力。他們要開動輿論機器為政治迫害作出辯護。林鄭月娥否認香港存在政治迫害,而大律師公會主席林定國則表態說,外界批評法庭裁決滲入政治因素會影響外界對香港法治的觀感。可笑的是,是法官本身的判決以及判辭的政治色彩令人感到司法成為了政治打壓的工具。

8月20日14萬人上街見證了群眾對政治鎮壓的憤怒,也表現了大規模反抗的潛在力量。中大一項民調顯示,袁國強的民望只得不足42分,是過去1年來最低。林鄭月娥的民望只有54.2分,30歲以下受訪者更只給予林鄭42.4分。

年輕人的憤怒直接表現在行動之上,在中文大學開學首,在民主女神像上掛上寫有政治犯名單的布條,甚至出現了香港獨立的橫額。中文大學校方立即指責標號「違法」而大肆拆除,而行政會議成湯家驊亦恐嚇掛「港獨」橫額可判入獄2年。如果這股情緒可以組織起來並賦予正確的政治綱領,將可以有效帶領行動升級──以罷課一天為開始鼓動工人罷工。但是控制學生會的本土派雖然曾高呼“勇武抗爭”,可現在他們比過往泛民的學生會更為被動,完全沒有提出任何鬥爭方案。現在只能繞過學生會的架構,直接鼓動學生組織罷課委員會起來抗爭。

在非常短的時間裏動員出14萬人遊行,展示了群眾不屈的鬥爭意志。現在群眾 鬥爭極為關鍵的時期,會為未來數年香港及中國的政局奠下基礎。若果在這幾星期內沒有進一步的行動,民氣將會很快消散,將會讓政府的鎮壓變本加厲。相反,如果有一個堅定的鬥爭方案凝聚民氣,將可以重建一場比雨傘運動更有力丶更大規模的運動。

法庭受到全面操控

所謂司法獨立從來只是幻想,基本法一開始就由中共和香港資本家自上而下強加給群眾的,目的就是維護資本家的經濟特權,確保牢牢穩固極端親商的制度。此外,基本法亦確保香港維護專制,而法治制度最終由中共人大常委控制。習近平掌權後中共開始後悔主權移交時給予香港太多的民主權利,因為在當今中國的政治及經濟危機底下,中共需要更加集權於一身來鞏固權力。

因此,中共要直接控制香港的司法機關,不容忍有有任何獨立於政權之外的空間。2014年6月的白皮書就已經是個警號。它重新界定了香港自治權的範圍,宣布中共政府有“全面管治權”。而且它也將法官視為代表北京的“治港者”,由此便有了2017年的一連串判決醜聞。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失敗後,中共開始為政治報覆作出準備,先是梁振英大力廉政公署,並加強向法官施加政治壓力。現在群眾對司法獨立僅存的幻想也破滅,自然會進一步走向兩極化和激進化,更相信在資產階級機關以外組織抗爭才是唯一的出路。

由於立法會六名議員被取消資格後,政府將會為空缺的議席安排補選。由於在新界東及九龍西有兩席空缺,如果同時進行補選的話,建制派很可能以得票第二而在兩區而各取一席。因此,長毛希望通過向法庭提出上訴,從而拖延他空缺出來那席的補選,而劉小麗也因同樣道理理應上訴。

反抗的方案

雖然補選和上訴都是必要的抗爭策略,但最重要是還是組織群眾鬥爭。我們的目標不僅是要贏回這些席位,還要動員群眾積極抵抗打壓:通過選舉運動建立有組織的抵抗,反擊政治迫害,反對高鐵和洗腦國教,以及組織群眾行動爭取提高最低工資丶施行租金管制和全民退保並反對富豪的經濟獨裁。社會主義行動支持罷課一天,如果得到群眾支持則將它蔓延至職場,以此做為全民抗暴日的焦點,重建民主鬥爭,抵抗一黨專政降臨香港。關於我們的鬥爭方案,詳情可參閱本刊第10頁。社會主義行動為此奮鬥!

二零一八年

普京是習近平的榜樣嗎?

許多評論人士認為習近平走向一人獨裁是效仿普京。CWI的俄國成員Rob Jones解釋了普京是如何在資本主義的俄國重新集中權力的。

在過去一年左右的時間裏,習近平主席和普京總統至少每兩個月會晤一次。因著反對特朗普的主要外交政策(例如敘利亞和北韓問題),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共同經濟利益,他們二人走得更緊密。不過,他們也同樣在爭奪傳統上被視為俄羅斯的勢力範圍中亞的控制權。現在習近平形容這兩個國家是關系狀況處於“歷史上最為友好的時期”的“最值得信賴的戰略合作夥伴”。越來越多人會將這兩個日益獨裁的領導人相提並論。

在俄羅斯,那些年邁的前共產黨員和相當部分的親普京的建制派在某程度上很羨慕中國。中國的經濟增長率,盡管具有不少的負面特征,但卻與俄羅斯的經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後者在蘇聯解體後的12年裏經歷著長期的負增長。俄羅斯在1990年的GDP為5160億美元,而當時的中國只有3600億美元。從那以後,俄羅斯的GDP僅僅成長了一倍,而中國的卻增長了30倍。在今年3月的俄羅斯總統大選中,共產黨表示如果他們的候選人當選,俄羅斯將成為第二個中國。反過來,中國的統治精英也在仔細地觀察俄羅斯以試圖避免重蹈覆轍。

許多評論家對俄羅斯的失敗和中國的成功的解釋是,兩者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期間,從官僚控制的中央計劃經濟到資本主義過渡的過程中,選擇了截然不同的“改革”道路。

休克療法

在蘇聯時代晚期,經濟停滯不前,工人們越發不滿,而統治階級的一大部分人正貪婪地凝望著西方資本主義精英們奢侈的生活方式。隨著東歐反抗蘇聯統治的群眾運動的爆發,當地的親蘇政權紛紛倒台。即使在戈爾巴喬夫掌權時,人們也討論了推動俄羅斯工業快速私有化的提議,但是改革還是被限制於對小型企業和合作社以內,直至1991年政變失敗和葉利欽的勝利。後來基於大規模工業快速私有化的休克療法導致了一場徹底的經濟災難,由此產生的經濟蕭條比1930年時的西方資本主義更為嚴重。

工人們領不到薪水,通貨膨脹達到極高水平,土匪般的資本主義成為俄羅斯人生活的主要特征。

1991年的八月政變失敗後,部分蘇維埃加盟共和國隨即宣布獨立。受到新自由主義的顧問影響,俄羅斯統治階級將剩下的蘇維埃聯邦肢解。俄羅斯自身作為一個聯邦,葉利欽告知各共和國和地區去獲取獨立自主的權利丶想要多少就要多少。這一點,再加上1993年葉利欽反對前蘇聯最高蘇維埃的政變,導致了中央權力的崩潰。車臣共和國在一場反對莫斯科統治的起義後宣布獨立,第一次車臣戰爭(1994-1996)爆發,俄軍從車臣首府格羅茲尼(Grozny)羞恥地撤退。

前蘇聯開始變得像是後世界末日恐怖電影中的夢魘。經濟崩潰丶工廠被武裝組織接管丶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爆發戰爭丶摩爾多瓦和格魯吉亞出現武裝沖突丶塔吉克斯坦更陷入全面內戰。俄羅斯變得像是第三世界國家一般,依靠出賣自己的自然資源石油丶天然氣丶其他礦物來維持自身。

統治階級中反對分裂、支持中央集權的一部分在1991年8月發起了反對戈巴契夫的政變。他們不反對市場化政策,不過相信中國模式是更好的做法。但是基本可以確定的是,中國模式在俄羅斯不會奏效。由於全國上下對蘇聯官僚統治的日益反對,特別是以礦工為首的工人階級,即使是軍事化的政權都無法長久維持集中化的統治。再者,蘇聯的經濟相對發達,並且是高度工業化丶城市化的,只是被臃腫官僚體系的不善管理與腐敗所殘蝕,而用來投資國家資源則被不斷增加的國防和維穩開支所侵吞。

經濟已觸及發展的瓶頸,它要向前進,不能透過覆辟資本主義,因為資本主義無法提供必要的投資和科技,而是要去除龐大的官僚精英並將計劃經濟置於民主控制與管理之下。

至於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之路的時候還是個完全的農業國家,80%的人口為農民。在工業相對不發達和科學基礎仍較差的情況下,中國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和持續的中央指令資源配置帶來了快速的經濟成長。

普京上台

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天,葉利欽宣布將權力交給名不經傳的前克格勃特工普京,無論這是否是統治階層的刻意決策,其結果是俄羅斯開始朝不同的方向發展。

普京很幸運,他在1998年盧布貶值後上台執政,而盧布的貶值實際上刺激了國內經濟的發展。石油的全球市場價格從2000年的每桶39美元上漲到2008年的107美元,在這八年中,俄羅斯的國內生產總值以每年5-10%的速度增長,這種增長使統治精英們能夠遏制俄羅斯的解體。普京回歸了中央集權制,建立了一個更加專制的資本主義國家。

普京發起了第二次車臣戰爭並獲得成功,終結了車臣獨立。效忠普京的前軍閥拉姆讚·卡德雷夫(Ramzan Kadyrev)被委任為車臣共和國的總統。這對其他地方權力發出了警告:禁止再談主權問題!葉利欽時代所許諾的地方自治被廢除了。

莫斯科亦撤銷了與位於伏爾加河上富含石油丶擁有自己的穆斯林共和國政府甚至總統的韃靼斯坦之間的主權協議。

90年代的俄羅斯尚有議會民主制的特征,包括多黨選舉和通過選舉產生的政府更叠。如今,盡管表面上仍然有選舉,但90年代那種混亂的多黨選舉已成為遙遠的記憶。被允許參加選舉的候選人盡是克裏姆林宮的傀儡,凡事都要事先征得克裏姆林宮的同意。而真正的反對派則被禁止參選。電視和新聞等媒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控制,而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正在與中國大搞競賽,尋找最有效控制互聯網的手段。

寡頭經濟

經濟亦被集中起來。由於工業和自然資源在葉利欽時期被私有化,俄羅斯的寡頭們在短時間內暴富起來。許多新興寡頭都來自共青團,並使用犯罪手段來對付對手。意大利黑手黨把有組織犯罪變成了大生意,而俄羅斯黑幫則將整個商業世界變成有組織犯罪而聲名狼藉,政客丶商人丶國家官僚都被卷入這個機器。普京曾承諾改變這些,但是,他當然沒有。

霍多爾科夫斯基(Khodorkovsky)和別列佐夫斯基(Berezovsky)等寡頭利用自己骯臟的財富向自由派的反對團體提供資金或以其他方式挑戰克裏姆林宮,最後流亡國外,但仍得以過著奢華的生活。

還有幾個寡頭的下場則沒有那麽幸運。普京與其余的寡頭們達成了不成文協議,只要他們不幹涉克裏姆林宮,就可以繼續暢通無阻,阿布拉莫維奇(Abramovich,作為英超球隊切爾西的老板而聞名)甚至成為了一個地區的州長。但最大的寡頭則是普京家族,包括他的柔道教練丶廚師和其他依附者,可以從資本主義的俄羅斯建立的腐敗行為中獲得巨大的財富和權力。

上世紀90年代,超過十萬家前國有企業被私有化。在國有企業工作的勞動力比例從90%下降到40%以下。然而,在2000—2008年的繁榮期間,普京通過在太空丶納米技術丶運輸丶能源和國防部門建立的大量資本重新建立起國家的控制(不是直接所有權)。國家買入了大量的股份,這些公司需要與克裏姆林宮提名的董事一起遵循克裏姆林宮的政策行事。其他股東如有必要,可從國家獲得低息信貸丶采購和政府救助。全球經濟危機沖擊俄羅斯,倒閉的私人銀行又重新被國家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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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 01:12:06 |显示全部楼层
帝國主義擴張

現在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緊張關系正在加劇,中國和俄羅斯正在成為主要角色。習近平的“一帶一路”是一個幾近經典的例子,中國在國內市場達到極限後,通過出口資本尋求新的市場。自1991以來,俄羅斯經濟遭受了巨大資本外流,主要是流向東歐。為了進一步向更遠的地區發展俄羅斯的能源和運輸利益,俄國使用石油和天然氣管道作為向歐洲恐嚇和勒索的手段。俄羅斯越來越多地利用其軍事能力來捍衛其在東歐和中東的經濟和政治利益。

不過這不必是這樣的。這兩個國家都有建立強大工人階級組織的潛能,這不僅是為了保護工人的權利,而是為了建立一個能夠奪取政治權力,建立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組織。如果這成功的話,兩國和其他地區之間的關系就不再是建基於經濟剝削丶大規模腐敗和軍事幹預,而是真正的經濟合作和團結。

“他的名字永垂不朽”——卡爾·馬克思誕辰200周年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引下進行的。俄國布爾什維克——歷史上最偉大的丶最民主的群眾政黨——在兩個最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列寧與托洛斯基的領導下,引領俄國工農造就了“震撼世界的十天”。

俄國革命激起了革命浪潮(特別是在歐洲)。這些革命對美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並在亞洲引發了群眾起義與革命。

就算僅為這一點,馬克思的誕生就值得全世界慶祝。但大多數親資產階級評論人士卻嚴重歪曲了馬克思的思想。

最起碼,一夥沒有真正了解馬克思任何觀點的大學教授與評論員很可能會出現在電視或者其他媒體上,膚淺地評論丶貶低馬克思的思想。

他們會說馬克思的哲學和經濟觀點以及對未來的預測錯了。簡直沒有什麽能比這種說法更偏離事實了。

科學社會主義

結合了德國哲學丶英國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是十九世紀中葉最先進的思想。

馬克思與恩格斯挽救了“辯證法”。黑格爾發展了古希臘人的思想,試圖全面理解世界的“現象”。馬克思與恩格斯摒棄了黑格爾辯證法的維心主義成分,使他不再頭下腳上顛倒過來。

黑格爾認為自然丶人類與社會關系的演化是基於思想的發展。但是馬克思與恩格斯主張思想和意識是物質力量的表現,物質力量推動了歷史發展。今天,大部分認真的分析人士已經有意識或無意識接受了他們的觀點。

例如,美國前總統比爾·柯林頓在1992年著名(或許可以說簡單粗暴)的說過一句著名的(或許可以說簡單粗暴的)話:“笨蛋,問題在經濟!”。經濟最終決定了事情的進展——在克林頓的例子裏,就是總統選舉的結果。

但是,是馬克思與恩格斯首先提出經濟最終決定了國家丶政治等“上層建築”。今天,這一理論幾乎被認為是理所當然。

但馬克思並不是簡單的決定論者。相反,他與恩格斯分析了作為政治上層建築一部分的“國家”是如何與經濟相互影響的。

資本主義評論家有時承認馬克思與恩格斯具有某種歷史意義,但他們的主要觀點是,“馬克思主義”以及相關的社會主義思想和民主計劃經濟已經被埋在柏林墻的廢墟之下。

東歐斯大林主義政權以及計劃經濟(盡管是受官僚控制的計劃經濟)的崩潰,導致了資本主義必勝信念的肆虐。撒切爾和裏根代表資本家吹噓說:“1980年代的教訓就是社會主義失敗了”。

前蘇聯經濟急遽衰退,甚至比1929~1933年美國經濟暴跌後的全球危機還嚴重。

但沒過多久,即使是資本家自己也開始思考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其中一位,約翰·卡西迪(John Cassidy),在一位銀行家朋友的建議下研究了馬克思的著作,包括共產黨宣言。

他在1990年代中期的評論很有啟發意義:“我花在華爾街的時間越長,我越相信馬克思是對的。”他的朋友評論道:“我絕對相信馬克思的方法是理解資本主義的最佳方式。”

他們並沒有像其他許多無知的丶蠱惑人心的資本主義作家那樣將斯大林主義與馬克思的觀點聯系起來。他們說:“共產主義[斯大林主義]的失敗掩蓋了馬克思的遺產”。

英格蘭銀行行長馬克·卡尼最近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他認為數百萬工作被機器人取代會導致大規模失業,工資停滯以及年輕人越來越認同共產主義。他警告:“馬克思與恩格斯可能再度獲得影響力。”

卡西迪承認,馬克思“寫了非常精彩的文章去討論全球化丶不平等丶政治腐敗丶壟斷丶技術進步丶高雅文化衰落丶現代社會本質上喪失了活力等問題——這些都是經濟學家正重新面臨的問題,而他們有時並未意識到自己正沿著馬克思的足跡前行。”

透過馬克思的方法,我們知道經濟蕭條和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在1990年代初資本主義的支持者說出這種觀點時,許多人還沒有清楚地看出這一點。

在我們的黨刊《今日社會主義》(Socialism Today)中曾寫道:“嚴重的經濟衰退和蕭條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各國資產階級采取保護主義措施。”這不正是2007-08年世界經濟危機後的趨勢嗎?

現在特朗普正對中國和其他國家實施貿易制裁,而這也使得這些國家對美國采取反制措施。全世界的統治階級都害怕沿著1930年代斯穆特-霍利法案(Smoot-Hawley Act)的老路重新進行以牙還牙的貿易戰,因為當時的貿易戰大大加劇了蕭條的時間和嚴重程度。

馬克思的許多著作都指出資本主義阻礙了工業丶科技和生產力的發展。在他著述的時代──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總體上仍在推動社會進步,至少在經濟上是如此。

當時資本主義的反動性還只是相對的。不過,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的時候,資本主義變成了徹底反動,因為這場戰爭表明已無法容納生產力的發展了。

誠然,資本主義在自一戰以後的某些時期經歷了可觀的結構性成長,例如1950年至1973年間的繁榮期。但那段時期的發展有其特殊性,其動力主要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巨大破壞創造了巨大的需求丶以及全球資本主義打開了新的市場。

然而在那之後資本主義重新進入蕭條時期。1980年代只有部分地區繁榮發展,工人階級的地位相對下降,非洲丶拉丁美洲和亞洲大部分地區的人民生活水平也下降了。1980年代的經濟增速遠不如1950-73年代,工業的再投資率也是如此。

然而,即使是這種工人階級仍可以從資本主義的大餅中分得殘羹的“榮景”,也在2007-08年經濟危機爆發後戛然而止。

這場經濟危機以前,馬克思的所有基本思想都被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和評論家恣意拆解和惡意扭曲。

一個常見的誤解是說,馬克思認為勞動群眾的苦難只會越來越嚴重。馬克思並沒有提出這樣的觀點,更不會是那些批評者所提出的那種簡單丶因而錯誤的看法。

他清楚地知道,有些時候工人階級能夠迫使資本家做出讓步,甚至爭取到一些重要成果。

但即便是在這樣的時期,在膚淺的表象之下,工人階級的收入在全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額經常是在下降。也就是說,勞動群眾的生活水平在相對地下降。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饑餓和營養不良重新出現在英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不斷增加的“食物銀行”也說明了這一點。馬克思所預測的“不斷增長的苦難”,難道不就是已經活生生地發生在“現代社會”了嗎?

今天幾乎無庸置疑的事實是,在危機發生之後工人階級的實際生活水平停滯丶下降,不僅僅在新殖民世界是如此,而且在美國丶歐洲和日本也是如此。

而且,各地的貧富差距都呈指數性地擴大。

正如英國《獨立報》所指出的那樣:“世界上最富有的9位個人擁有的總財富,比最貧窮的40億人加起來還要多。”以前,我們曾經說一輛倫敦的公共汽車就可以裝下那些世界巨富。現在,只需要一輛小巴就夠了!

該報也指出:“如果這些財產超過十億美金的頂級富豪保持現在的財富回報率,那在25年內世界上就會出現第一個超過萬億美金的富人。”

億萬富翁

目前世界上有1500多名財產超過十億美金的富豪,僅美國就超過560位。中國丶德國和印度每個國家都各有100名以上。

正如卡爾馬克思精辟地預言的那樣,這些都是掌握人類命運的“宇宙宰制者”。但連馬克思都沒想到,財富的集中程度會走到今天這個局面。

他認為,早在我們達到這種情況之前,工人階級就已經掌權,資本主義就已經被社會主義所取代。嚴峻的不平等丶世界範圍內可怕而且持續惡化的貧窮丶以及無休止的戰爭,馬克思認為這些早就能成為過往雲煙。

事實沒能如此,完全是因為工人運動領導層的失敗。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停留在腐朽的資本主義制度之內,而不是像馬克思所倡導的那樣動員勞動人民和群眾運動去建立社會主義的世界。

當馬克思在海格特墓園下葬時,只有十一人出席葬禮。他的好朋友兼合作者恩格斯說:“他的名字將長存於世。”他的名字的確將長存於世。我們會沿著他的足跡,實現社會主義的英國,並將之連結到歐洲乃至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聯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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