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论坛政论选集

傑瑞米柯賓

秉承凱恩斯主義的傳統，MMT建議通過諸如就業保證等計劃，用大規模公共開支來彌補私人投資的持續不足。就業保證將為任何想要工作的人提供每小時15美元工資的工作，這是一個很好的起點。但是，著名的就業保證倡導者切爾涅娃（Pavlina Tcherneva） 在《工作保障：設計，工作和實施》中表示，這些工作將“轉變為私營部門的就業機會”、“不會與私營部門構成競爭”。就業保證旨在使私營部門恢覆盈利，因此，為避免競爭，要故意提供比私營部門更差的就業機會。

就業保證的工資將固定為每小時15美元，但不按通貨膨脹進行指數調整。MMT的經濟學家認為，這對於防止通貨膨脹是必要的。從事就業保證的工作的話還要放棄其他福利援助；如果私營部門擴大，就業保證計劃也將相應地收縮，以保持資本家作為主要雇主的地位。同時這些工作被設計為低技能、勞動密集且較少資本集中的工作。所有這些加在一起構成了一個工人工資被通脹不斷侵蝕、商業利益優先於工人福利的計劃。就業保證並不是一項提供工作的政府計劃，它更像一種需要工作才能獲得的福利。

作為資產階級理論，MMT經濟學者被迫削弱就業保證的力度。他們認為私人老板才是經濟的主導力量，所以就業保證計劃不能威脅老板的權力。資本家可以用馬克思稱之為“產業後備軍”的失業人口來代替目前正在工作的人。所以，失業和可替代性的威脅對工資構成下行壓力，並有助於資本家獲利。而如果MMT消除了失業的威脅，那麽它必須提供另一種削減用工成本的方法，例如削弱就業保證的福利，使其最終不受歡迎，並用通脹來掠奪工人的工資，以此來保護資本家的利益。在缺乏強大的社會壓力捍衛就業保證計劃並使之得以改善的情況下，財團的遊說團體可以輕松地將就業保證扭曲成工作福利方案。

與其為了適應資本主義而削弱工作保障計劃，社會主義者更要改變整個經濟制度，並為所有人爭取良好的工作條件。強大的工人階級運動可以爭取到社會開支，同時不必屈從於商業利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社會需要將總是與大企業的需相沖突，經濟學家必須選擇站在哪一邊。不幸的是，在各個議題上，MMT的擁護者們都退縮了，屈服於資本家的利益。

現代貨幣理論是正確的社會開支策略嗎？

MMT首先關註的是拯救資本主義，並以是否有利於企業利益來衡量社會福利。其中心論點是社會開支計劃的資金來源可以是印錢而不是稅收——稅收可能削減企業的利潤。爭取社會開支的鬥爭是階級鬥爭，而MMT則試圖通過避免對富人征稅來安撫資本家。所以，美聯儲真的可以變成一個激進左翼機關、為社會福利計劃印刷數萬億美元嗎？MMT將如何動員將進行這一轉變的力量？

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把國家視為階級之間的中立仲裁者。國家是統治階級——也就是資產階級的工具。雖然這並不意味工人永遠不可能贏得對國家的勝利，但是這種現狀也確實嚴重限制了工人改革制度的能力。如果美聯儲打算從明天開始為社會計劃提供資金，那麽由私人企業控制的國會就會趕在今天重寫美聯儲的章程。他們可以因為金融市場向好而為企業印鈔，卻不一定會為社會開支項目印鈔——市場普遍反對這種開支。而且，如果公司發現在全民醫保和綠色新政上進行投資無利可圖，他們就不會生產出必要數量的風力發電機渦輪或藥品，只會把新印的錢裝在口袋裏。

去年的現實證明了這一點。新冠病毒疫情下刺激經濟的資金大部分流入了公司的現金儲備，只有1/5流向工人。美國億萬富翁的財富在刺激措施的助力下增加了1萬億美元——而僅在大流行的頭兩個月中，美國工人的收入就損失了1.3萬億美元。在美國，有1/4的家庭失業，成千上萬的人被驅逐出境，而美聯儲卻史無前例地為公司股東印刷了3.5萬億美元。為了保證全民醫保和綠色新政等重大改革的成功，我們不能再坐視大型制造商和制藥公司無功受祿了。在獲得25億美元用於新冠疫苗研究、獲得數十億美元的政府資助用於制造前幾億劑疫苗之後，美國的大型制藥公司承諾在1月底前交付3億劑疫苗。但是，時至今日，他們也只交付了6800萬劑。盡管疫苗的產量正在增加，但其接種計劃卻是一場災難。我們需要使所有大型公司轉變為工人民主的公有企業，以使競爭和商業秘密不會妨礙合作，使企業能夠生產必要的商品，確定合理的價格。

在爭取社會開支和為工人爭取福利的鬥爭中，我們的敵人不是通脹或貨幣流通的理論，而是資產階級。爭取社會開支計劃是工人與資本家分配社會產品的鬥爭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破壞之後，生產的大規模擴張維持了利潤，增加了流向工人階級的社會財富。在戰後的繁榮時期，面對強大的工人運動和蘇聯的威脅，西方資本家暫時默許了大規模社會開支。但是，隨著利潤率下降、資本家轉向新自由主義，社會開支計劃成為削減成本和私有化計劃的眼中釘。資本家通過削減工人在財富分配中的份額、提高剝削率來提高利潤。

憑藉數量上的優勢和在工作場所中的潛在力量，工人階級是可以在不妥協的情況下爭取到社會開支的；而在資本主義國家機構內工作的MMT技術官僚則不可能做到。為了建立強大的運動，我們必須動員工人，直面敵人。這意味著向富人征稅，以支付社會福利，並在大公司建立工人控制下的公有制體系。

不幸的是，許多MMT理論家反對富人稅。MMT的支持者在利維經濟研究所（Levy Economics Institute）的工作論文《如何花錢實現綠色新政》中指出，他們“不同意（桑德斯的）增加收入目標”，即向雇主和富人征稅以支付全民醫保。取而代之的是，他們“提議對工資稅的雇員部分征收4.6％的附加費”，以“通過減少不幸的最低90％的美國人的消費需求來減輕通貨膨脹的恐懼”。盡管MMT誇誇其談、仿佛關註普通百姓處境，但這將使稅收負擔進一步轉移到工人階級身上！這樣的稅收不僅會是累退稅，而且還是向右翼遞刀子、進一步破壞社會開支計劃。MMT的創始人理論家蘭德爾·雷（Randall Wray）最近與他人合著了一篇論文《現在是時候消除聯邦企業所得稅了嗎？ 》。他聲稱“公司稅…效率低下，主要由消費者和雇員而不是股東承擔”，並且“主張免除公司利得稅。”這重覆了這一右翼的論述——“公司稅會轉移給消費者和工人，因此我們不應該對公司征稅。”

爭取社會開支計劃是一場艱苦的戰鬥。MMT的技術官僚以官僚主義的手法將稅收從富人轉移到工人階級，這將使工人和進步人士在其工作場所和街頭為社會開支而戰鬥。克服這種反動傾向的唯一方法是通過對富人征稅的群眾運動，並將大企業轉變為民主管理的公有制企業。

現代貨幣理論VS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MMT的致命缺陷可以歸結為對貨幣、價值和資本主義危機根源的根本誤解。從歷史上看，貨幣的起源與一系列社會條件相關，而貨幣的普遍采用則是由繼起的社會條件引起的。國家可以發行貨幣以量化稅收，但其最終所尋求的是實際價值而不是金錢。例如，封建領主很樂意以徭役代替金錢或農作物作為賦稅。然而，由於貿易和商品生產開始變得廣泛，人們越來越普遍地使用貨幣。經濟體使用貨幣的多少取決於商品的生產、交易，以及量化和積累財富的需要。在資本主義（馬克思將其描述為“一般商品生產”）下，不是貨幣，而是商品流通和資本流動驅動了貨幣需求。

根據馬克思主義，商品的價值取決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使市場正常運轉，貨幣流通需要反映出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國家無法任意確定貨幣量而不造成經濟中斷。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貨幣過多供應就會導致通貨膨脹。MMT缺乏價值理論的支撐，難以解釋價格走勢。它假設國家可以通過操縱經濟中的貨幣量來設定價格、控制通貨膨脹。但是，對貨幣數量的控制與對貨幣價值的控制是不同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最終決定生產什麽、有多少、並決定貨幣價值的，是市場而不是國家。

從此意義上講，MMT並沒有考慮到資本主義客觀存在的潛在危機：資本過度積累的趨勢，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趨勢，以及利潤率下降的趨勢。這種趨勢可以從美國生產率增長下降中看出。從1991年到2007年，美國工人的生產率平均每年增長2.2％。但從2010年至2017年，盡管美國大量使用量化寬松政策，生產率增長仍下降了0.9％。在所有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資本投資幾乎無法提高人均產出，實際利率或低或負。資本家拒絕投資使用新印刷的貨幣，因為它們無法讓資本家獲利。過去10年，資本密集度的增長（大致反映資本消耗與生產中消耗的勞動力的比率）在美國幾乎為零，甚至為負。在新冠疫情之前，美國就已經播下了當前經濟危機的種子。

如果前期的量化寬松政策被證明不能解決投資獲利的不足，那麽美聯儲也不會按照MMT的建議印出更多的錢。利潤率下降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共同導致了1970年代的“滯脹”——期間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停滯不前，通脹率卻在飆升。這導致統治階級拋棄凱恩斯主義、轉向新自由主義，通過減少分給工人階級的財富、急劇削減社會福利，來恢覆利潤率。MMT是凱恩斯主義的回歸，但配備了工作保證，以便就業可以吸收新印制的貨幣。

但是，政府制止了大規模的就業保障。在MMT的綠色新政願景中，如《如何負擔綠色新政》中，“就業保障計劃的工人將僅在綠色新政項目中”從事“勞動密集型”工作，“不需要昂貴的資本投資或材料”“不得用作技術工人”。技術熟練的勞動力和資本密集型的商品和服務將構成“國家基礎設施的核心組成部分”，但仍將由“私人承包者承擔，而由國家支付”，並由印鈔提供資金。

工人迫切需要更高工資和更多社會開支，但是沖淡過的MMT計劃只提供了低薪工作，而瘋狂印鈔有可能使資本主義危機進一步加深。在已經充斥著商品的資本主義經濟中，印鈔將加劇生產過剩的危機。只有在民主控制下的理性計劃經濟才能將生產重定向到基於100％可再生能源，全民醫療保健和所有人的良好工作的方向上。

沒有價值理論的MMT還低估了債務在資本主義中的作用。國家債務不止是一個數目；它是資本家從其他階級轉移財富的工具。資本家不僅是國家開支的主要受益者，而且還是國家的債權人，他們向政府的貸款，而政府通過對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征稅來償還利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稱“公債成了原始積累的最強有力的手段之一”。

但是過多的國債也成為了資本主義的負擔。本可以投資於企業的銀行資產卻被捆綁在非生產性的政府債券中，在當前的經濟不確定性和低利潤率氣氛中，這種債券變得特別有吸引力。隨著實際利率降至零或負數，新的國家債務不再成為資本積累的工具。通過創造貨幣來解決國債問題，通過量化寬松已經在有限的範圍內發生，這導致房地產和金融市場的價格飛漲。對於資本家來說，這意味著資本成本上升：商業房地產更昂貴了，購買初創公司股票的成本更高。這進一步降低了盈利能力，阻礙了投資。印鈔只改變了債務問題，並沒有消除債務問題。

此外，國家債務並不是唯一需要關註的債務。去年，殭屍企業的利潤翻了一倍，達到2萬億美元。他們無法獲得足夠的利潤來償還債務的利息，並且需要借更多的資金來避免破產。美聯儲刺激了債務的爆炸式增長，他們印鈔票以購買企業債券。如今，有太多投機性資金競相購買垃圾債券，以致其收益率下降，而企業則會繼續發行更多的垃圾債券。企業債務泡沫是一個火藥桶，如果利率上升，它就會引爆金融危機。沒有歷史經驗可以證明利率會無限期地保持在低位。如果利率上升並威脅到殭屍企業的數量，政府才可能會選擇借助MMT的手段來為大企業紓困，試圖防止企業債務泡沫爆炸。

同時，家庭債務並沒有寬免。縱然聯邦政府已經通過了對學貸和抵押貸款的寬容期，並暫時禁止驅趕租客，但在寬容期結束後，工人仍必須償還巨額款項。 2008年之後的空轉和當前的危機使普通百姓對債務的承受能力達到極限。目前有將近90％背負學貸的人在疫情期間無法償還貸款，所以一旦強制要求償還，大部分勞動者將面臨違約。但是，除非受群眾運動所迫，美聯儲將不會像拯救殭屍企業那樣拯救我們。如果沒有這樣的運動，資本家和國家將派遣收債員、律師和警察來割下他們認為的、我們欠他們的一磅肉。債務是資本主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至於統治階級永遠不會允許技術官僚的印鈔解決方案剝奪如此有用的工具。所以，我們需要社會主義來消除過多的個人債務負擔，使勞動人民的生活擺脫債務負擔。

現代貨幣理論的推行取決於美帝國主義的力量

MMT的許多經濟建議都取決於美帝國主義的特殊地位。MMT的政策要求“貨幣主權”——即對貨幣發行，稅收，債務發行和匯率浮動的完全控制。美國滿足了這一系列的標準，但大部分國家沒有。歐元區國家對歐元的發行沒有完全控制權，許多發展中國家沒有浮動匯率，因為帝國主義直接導致其以旅遊業或出口商品為經濟主導，迫使它們的貨幣與美元掛鉤。新殖民主義國家越過這些限制、行使貨幣主權的嘗試常常引發貨幣危機，例如，黎巴嫩中央銀行印制裏拉來支付因腐敗和帝國主義掠奪而產生的政府債務，於是惡性通貨膨脹隨之而來。顯然，MMT僅在真正富裕的國家中有機會起作用。

作為帝國主義強權，美元還享有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特權。這意味著，即使兩個國家都沒有在國內使用美元，它們也會用美元進行大部分貿易。美元占全球外匯儲備的60％以上。全球範圍內對美元的接受使MMT認為美國可以任意印刷美元。但印鈔的後果可以轉移到其他國家，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國家不得不跟隨美聯儲印鈔，跟隨美國遭受通脹的打擊。

大規模的印鈔計劃會導致貨幣貶值，它將考驗美元的儲備狀況與美帝國主義的實力。在全球危機之下，其他國家的資本家將不會坐視美國出口通貨膨脹，坐視美國以貶值的美元購買正價的商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將會對美元貶值進行報覆。而對於新殖民地世界而言，在冠狀病毒危機之外，美元驅動的通貨膨脹可能引發經濟災難，並引發民眾反帝國主義的運動。

對於正在崛起的中國帝國主義來說，這是一個將美國勢力範圍內的國家拉進中國勢力範圍的機會。我們甚至可能會看到左右翼民族主義者都采用MMT，力圖通過國內貨幣自治來對抗美國霸權。由於全球貿易與美元掛鉤，因此創造大量美元實際上是一種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等同於把美國的危機轉移到別國。這無疑會加速帝國主義之間的競爭，進一步使各國經濟脫鉤，並加深經濟危機。推翻資本主義是新殖民主義國家結束帝國主義統治，並使發達經濟體擺脫相互破壞性經濟競爭的重要一步。

工人如何爭取社會開支？

當今的社會開支計劃以羅斯福新政為榜樣。但是，羅斯福新政的關鍵開支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大規模工人階級運動爭取來的。在1930年代，數次罷工浪潮席卷美國各地，數以百萬計的工人在產業工會聯合會下成立工會。社會主義者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他們領導了1934年的明尼阿波利斯大罷工，與警察、民兵、國民警衛隊以及敵對的勞工官僚機構相鬥爭，並建立了堅實的工會基礎。

這就是我們今天所需要的階級鬥爭策略。

新冠危機和經濟蕭條進一步加劇了極端的不平等。 “誰來為社會開支買單？”的答案必須是“富人”。社會主義道路在西雅圖的市議員薩旺特（Kshama Sawant）領導下贏得了向亞馬遜征稅的運動。現在，全國的工人和社會主義者需要從右翼的進攻下保衛她的成就。如果一個市議員就能夠做到這一點，請想像桑德斯或奧卡西奧‑科爾特斯是否能呼籲向富人征稅的群眾運動，為全民醫療保險和綠色新政籌集資金。這種戰鬥運動與建立不受民主黨幹預的獨立的工人階級政黨密切相關，可以將這些社會計劃的廣泛普及轉化為現實。

大筆開支不再是MMT經濟學家獨有的。拜登總統正在計劃實施一項重大刺激計劃，提供每周400美元的失業救濟金和1400美元的一次性支票——同時不開征任何新稅。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拜登已經轉向左翼或實施了永久社會開支。雖然拜登的刺激計劃與他在初選和大選期間的保守立場完全相反，但當前危機的深度迫使他和統治階級為了支撐經濟而為普通百姓花錢。

如果這項提案獲得通過，這種自上而下的開支固然可以在政客、MMT的擁護者和技術專家的遊說下創造出廣泛社會福利的幻象。但是，持久的社會變革只能通過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運動來贏得。MMT宣稱自己是跨越社運的捷徑，是社會變革的靈丹妙藥。雖然社會主義者應該盡量對這種思想保持友好，盡可能理解MMT的吸引力，但是我們也要堅決指出其作為資產階級理論的弱點。這種理論沒有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的局限性——而只有社會主義下的社會變革才能保證所有人的高標準生活。

傑瑞米柯賓

中國、帝國主義與左翼

近年來，隨著中美帝國主義沖突的加劇，一批國際左翼對中共政權（所謂的共產政權）采取愈發無批判的態度，否認其對內壓迫及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對外壓迫。

本文上半部分的經濟事實大多不會受到中共政權的“左翼”支持者的質疑。他們對中國政權事實上的帝國主義行徑進行辯護，或是強行粉飾，或是宣稱這些行徑使那些國家的人民受益。這些評論者，通常有斯大林主義或毛主義的政治背景，由於他們支持派坦克對1956年的匈牙利工人、1989年的北京等進行鎮壓，因此他們也被謔稱為“坦克派（tankies）”。盡管資本主義早已在俄國與中國覆辟，這些人仍相信這些政權至今仍有“進步”的成分。

當中國領導人們看起來與美國總統和跨國公司們相處甚佳時，中共的辯護士們就顯得頗為狼狽。2014年習近平在澳大利亞國會的演講贏得了全場起立鼓掌。一年後，時任英國首相卡梅倫談到了中英關系的“黃金時代”。在2015年，習近平與伊麗莎白女皇共乘馬車，並將保守黨治下的英國形容為中國“在西方最好的朋友”。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George Osborne）率領貿易代表團訪問新疆並獲得中國官方媒體的讚揚，他們只談生意，閉口不談維吾爾人及其他少數民族的受虐待問題。而近到2020年初，特朗普還稱讚習近平為一位親密的朋友。以上所述，沒有一條是那些現在宣稱北京系反抗美帝國主義的先鋒的“坦克派”可以解釋的。

與資本主義政治家與經濟學家在中國受到歡迎的同時，社會主義者或任何試圖聯系抗爭工人與及青年的人卻都被逮捕或驅逐出境。這是因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在馬克思、盧森堡和列寧的傳統下，是反對一切資本主義政府與帝國主義勢力的。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列寧強調並指出：盡管英、法、美、德更加發達，沙皇俄國也是發展中的帝國主義勢力。在1920版的序言中，列寧強調了俄羅斯對芬蘭、波蘭、庫爾蘭、烏克蘭、希瓦、布哈拉、愛沙尼亞及其他非大俄羅斯人地區的壓迫，同時也說明了在1916年寫作時，他用日本帝國主義的案例來代替俄國，是為了規避沙俄的審查。

今日，坦克派們與中共辯護士們宣稱那些被捕者與流亡者及他們的支援者並不知曉事實。這本身就是對獨裁政權及其鎮壓手段的認可。他們也宣稱，社會主義者不能利用自由派、資產階級或公共服務媒體作消息來源。事實上，那種指責所有主流資產階級媒體的報導都是美國中情局宣傳的論調，往往是中共支持者的唯一論點。那馬克思主義傳統又是怎樣的呢？ 馬克思從未在引用資產階級報紙的問題上猶豫過，例如引用英國保守主義媒體報導巴黎公社失敗後的反革命鎮壓。馬克思本人曾長達十年擔任過與共和黨有聯系的紐約第一大報《紐約論壇報》記者。 馬克思主義者並不對資本主義媒體與中共官媒的公正性抱有幻想，這純粹是一個批判性地研究事實與消息來源的問題。

今天坦克派們的批評，根本比不上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領導的反托洛茨基運動。托洛茨基對斯大林獨裁政權做出的科學批判，被指與右翼分子甚至納粹勢力無異。他們對於之間的階級差異三緘其口，資產階級評論員渴望資本主義的反革命行動，但托洛茨基則主張通過新的工人革命來建立工人民主的社會主義工人國家。而這根本性的階級區別，卻並不意味著古拉格集中營只是右翼所想象出來的。坦克派就那些引言出處進行批評，但真實的爭論點卻是關於他們對斯大林主義、毛主義以及今天的國家資本主義政權的支持。

中國在新疆的種族隔離政策

新疆集中營、失蹤、強奸、酷刑等的巨大網絡，指明了在新疆的反維吾爾人及絕大多數穆斯林群眾的行徑並非臆造，而是殘酷的事實。對維吾爾人的壓迫升級與中國的資本主義覆辟及帝國主義化同時展開。新疆的自然資源及戰略位置，是習近平一帶一路的關鍵部分，加之對少數民族反抗的恐懼，都促進了北京對新疆和東突厥斯坦鎮壓力度的升級。

直至1950年代，新疆的漢族人口還不足5%。但這一現象隨90年代資本主義覆辟剝削興起時大量漢族移民的湧入而改變。今日，維吾爾族大約有一千兩百萬人口，不及新疆人口總量的半數，而漢族人卻占了超過40%。

中共對新疆的統治，就是“實行通行證檢查制度、興建集中營、打造網格化的警察控制體系，覆制了南非種族隔離時代和以色列的少數族裔控制體系”，在烏魯木齊居住兩年、持續研究新疆的學者拜勒（Darren Byler）如是寫道。另一個轉捩點是911後小布什所發動反恐戰爭。中共迅速地應用西方的論調，並將所有維吾爾人打上疑似恐怖分子的烙印。

美國左翼雜志《每月評論》上的一篇文章宣稱，有關新疆鎮壓及集中營的報導都是在支持美帝國主義，這受到了拜勒及其他35位國際學者的強烈反對。他們的答覆認為中國的政策是對西方反恐政策的蓄意挪用，美國和中國雙方仇視伊斯蘭的行為都應受到譴責。

這些回答也清楚地指出了北京政策植根於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擴張與壓迫原住民的聯系是左翼所熟悉的，拒絕認識和批評這些變化是故意視而不見。”拜勒在一次采訪中表明他“強烈譴責美國的軍事行動”。他將中國描述為國家資本主義，而將新疆的體制描述為“恐怖資本主義”。新疆政府將拜勒指控為“中情局特工”。這是習近平政權及其外國支持者、中國民族主義者慣常對包括中國女權主義者、工運分子在內的批評習政權的人提出的指控。

新疆現代史上的關鍵轉捩點是2009年7月的騷亂。起於種族主義動機，兩位維吾爾族的民工在一家廣東的工廠內被打死。幾天後，烏魯木齊的維吾爾族青年舉著中國國旗進行了和平遊行，呼籲當局調查廣東的鬥毆致死案，但卻遭到武警開槍射擊。騷亂的根源是愈發嚴重的歧視與壓迫，如漢語取代維吾爾語成為了學校中的唯一語言，維吾爾人的土地被搶走，及針對宗教服裝及習俗的限制。

“人民反恐戰爭”

為應對一些絕望的恐怖襲擊，中國政府於2014年5月宣布發動“人民反恐戰爭”，來針對維吾爾人群體。社會主義者一直反對個人恐怖主義，認為這是一種失敗的方法，總會導致更強烈的鎮壓，而並不會像這個例子所示那樣推進反壓迫的鬥爭。內部通行證系統迫使30萬維吾爾人離開烏魯木齊，並通過檢查站限制旅行，集中營體系也被引入。2017年，新疆已成為一個完備的警察統治社會。

拜勒的報告顯示，至2017年初，政府已經招募了“近9萬名新警員”，將新疆的公安預算增加了356%以上，達到約92億美元。且“由於就業普遍不足，維吾爾人被大量招募到部隊中”。

除了先進的監控外，還實施了面向維吾爾族的個人電話、電腦檢查系統。“僅杭州的兩家科技公司大華和海康威視就獲得了超過12億美元的合同，用於在維吾爾族地區建設安全基礎設施”。這些安全技術已成為中國面向專制政權的出口產品。

同時，石油和天然氣拉動新疆GDP的一半以上。以棉花和番茄為主的大規模工業化農業也得到了發展。這不是一場“民族沖突”，而是來自政府層面的單邊攻擊。這樣，新疆既有實行針對維吾爾人的種族隔離種族主義制度的性質，又有遭到殖民經濟剝削的性質。與漢族居民相比，維吾爾人在住房、工作和工資方面遭到歧視。而建造龐大的基礎設施專案則是為了確保將來利潤，並加強北京的控制。

有無數人親眼看見強奸和酷刑，還有兒童被從家人身邊帶走。大約有100萬維吾爾人被送往集中營，每個人都知道有人被拘留。這種所作所為目的是在精神上打擊維吾爾人，通過極其屈辱的流程來建立對中共和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忠誠。此外，北京還挑選維吾爾族“領導人”來代表新疆政府。

中共政策的種族主義和反維吾爾特征在他們的強制計劃生育政策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包括剝奪經濟和法律權利，強迫維吾爾族婦女接受植入避孕環，還有更惡劣的行徑。盡管中國否認了這些行為，但即使是官方的《中國統計年鑒》和《新疆統計年鑒》也顯示了新疆的出生率是如何在兩年內減半的——這還是包括漢族人口後的數據。2015年至2018年，最大的兩個維吾爾族地區的出生率下降了84%。

這些事實首先由研究員Adrian Zenz在國際上發表，他是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和右翼分子。但包括中國官媒在內那些利用Zenz的政治立場來詆毀他的人，忽略了他的論據就是來自中國官方的統計數據。他是親中共宣傳勢力的炮轟焦點，但這些事實也得到了在集中營中的婦女所述故事的證實。

集中營系統按不同級別的監獄標準建造，實行從反維吾爾語和文化宣傳的“教育”及工廠強迫勞動到強制安裝避孕環、婦女絕育和酷刑。

後來中共不再否認集中營的存在，而是改口稱它們是為了“再教育”、“職業培訓”和促進婦女的“健康生育”。他們把對集中營的所有批評都描繪成美帝國主義的宣傳，但從不向任何有信譽的調查員提供進入集中營的機會。然而美帝國主義現在對維吾爾人境遇的批評也是純粹的強權政治和虛偽。維吾爾人的待遇問題遠非新鮮事。2002年，美國與中國合作，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抓獲了22名維吾爾族人，將他們關在臭名昭著的美國關塔那摩灣酷刑營。他們中沒有人被裁定為聖戰分子或與基地組織有關聯，但最後三人直到2013年才被釋放。特朗普2017年針對穆斯林的旅行禁令也受到中共領導人的讚賞。

當美國48家最大的在華企業被要求就針對維吾爾人的政策發表評論時，只有6家做出了回應，其中只有1家表達了有限的批評。很明顯，美帝國主義利用維吾爾人集中營和和待遇問題與中國搞冷戰，但絕不是被壓迫者鬥爭中的盟友。

台灣、中國與美國

台灣是中美帝國主義冷戰的焦點。它也是一個事實上的國家，擁有超過2300萬居民。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後，蔣介石和他的國民黨逃往台灣，國民黨繼續在該島使用“中華民國”這個國號，目的是希望最終重返大陸。此後，北京的中共政權和國民黨中蔣介石的繼任者都堅持“一國”的立場。在台灣，由於中國經濟的強大拉動，資本家和國民黨幾十年來一直對大陸的中共政權妥協。即使是現在執政的民進黨的台灣民族主義政客，也沒有過火地挑戰北京。

這也是自197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的立場，當時尼克松和後繼總統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是中華“民國”，讓貿易與利潤成為了優先的事情。然而，在軍事上，由於其戰略位置以及作為向北京施壓的著力點，美帝國主義與台灣保持緊密聯盟。

實際上，台灣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獨自的政府與國家。舊的“統一”主張在島上失去了大部分支持。這是國民黨在選舉大敗的原因之一，國民黨現在被迫與之前緊密聯系的中共保持距離。香港出台國安法，廢除民主權利，終於打消了台灣人對“統一”的“一國兩制”安排的幻想。 今天，台灣只有12.5%的人支持統一，54%的人支持正式獨立，23.4%的人支持現狀，即事實上的獨立。

由於中國強硬的鎮壓政策，特別是在香港，中共獨裁政權現在保證其國家地位的唯一途徑是通過軍事行動或其威脅來追求“台灣是中國一部分”。去年，中國空軍和海軍陸戰隊在台灣周邊進行了越來越多的演習，並配上了軍事色彩的聲明。這些一部分是習近平試圖展示實力的體現，一部分是對美帝國主義在東亞更加尖銳的形象的回應，這種形象在奧巴馬時期開始，然後在特朗普時期加強。這包括新的武器出口協定、更頻繁的軍事行動以及去年美國和台灣之間公布的先前秘密防禦協定。中共通過恐嚇使台灣人支持統一的企圖是註定要失敗的，結果只會是增加對獨立的支持。

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工人階級和被壓迫群眾的團結。而只有堅持在民族問題上的正確立場才能實現這種統一。這意味著了解工人的情緒和意識。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再次指明了道路，宣稱反對“自決權或分離權在實踐中不可避免地意味著支持統治民族的特權。”而被視為壓迫國家的支持者將阻礙建立工人階級團結。

1917年的俄國革命解放了被壓迫民族，但絕不支持外國帝國主義。相反，帝國主義列強對俄國進行反革命幹預，包括反對芬蘭、烏克蘭和其他國家的解放。

同樣，支持獨立不等於支持美帝國主義，台灣獨立也無法依靠美國的幫助而實現。在帝國主義時代，成功的民族解放運動從來不是由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領導的，當然更不是由帝國主義領導的。就台灣而言，獨立只能通過反對資本主義和老牌政黨的群眾鬥爭來實現——尤其是與中國大陸工人階級反對中共獨裁和中國資本主義的鬥爭相結合。在任何國家沖突中，社會主義者都不會支援任何一方的統治階級。在台灣，這意味著不支持美國、中國或台灣資本主義政黨，如民進黨和國民黨。

傑瑞米柯賓

香港——並非顏色革命

中共獨裁政權的應聲蟲們——相信的是一些紅色旗幟和“共產黨”的名字，而不是真正殘酷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專政。他們將香港的群眾運動（尤其是2019年），貼上美國支持的顏色革命的標簽。

事實恰恰相反。2019年10月4日，香港的群眾運動已經持續了四個月，《衛報》報導稱：

“據報導，在特朗普承諾美國將在貿易談判期間保持沈默之後，美國官員被禁止參與支援香港的民主抗議活動。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導，特朗普在6月的電話中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作出承諾（……）。由於禁言令，美國駐香港總領事唐偉康被告知取消在美國智庫的露面和計劃的演講，這些演講已經動搖了該地區的抗議活動……”

特朗普本人表明了美國的立場：“有人說某天他們會禁止示威。但那是在香港和中國之間的問題，因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們必須自己處理，他們不需要建議。”同一篇文章還指出，特朗普不想評論新疆和維吾爾人的待遇問題。在他的回憶錄中，特朗普的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聲稱川普告訴習近平，新疆集中營“完全是正確的做法”。

美帝國主義一般不鼓勵支持群眾運動。每當積極地提到提到自下而上的運動時，華盛頓的關註點僅是他們培養可靠領導的可能性及如何平息抗議。

2019年當運動在香港爆發時，有一、二百萬人參與示威，它傳達了憤怒、沮喪和恐懼，即民主改革的承諾被對民主權利的新限制所取代。 在一個極度不平等且幾乎沒有福利制度的社會中，民主權利恰恰被視為改善普通人生活所需的手段。這場巨大的運動是由一項不受歡迎的《送中條例》引發的，但很快就變成了要求忠於北京的香港政府下台和一人一票普選。後來《送中條例》撤銷也無法平息。

這是一場讓所有建制派勢力和政黨都措手不及的運動。被群眾視為民主權利鬥爭中失敗領導者的泛民主派幾乎沒有發揮任何作用，真正的領導權落在了無組織的青年手中。

習近平政權將這場運動視為一種威脅，擔心它會蔓延到大陸。然而，當香港運動達到頂峰時，北京卻沒有用自己的國家力量進行幹預。但很明顯，運動沒有勝利，中共就會組織報覆。這對習近平來說也很重要，來向世界展示在各派系之中，誰才是香港真正的統治者。

這場強大的運動只有在輸出到中國，並且通過工人階級總罷工運動來指明道路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取得勝利。否則，疲憊和混亂終會出現， 這種情況又因疫情期間的限制而更甚，遲早會造成運動失敗。正是在運動的後期階段，運動開始更廣泛地出現美國國旗和要求特朗普介入的口號。隨著冷戰的加劇，美帝國主義也對中國的香港政策愈加批評。這也與保持香港作為該地區主要商業和金融中心的期望有關。但對個別香港和中共主要官員進行象征性制裁，與真正支持香港群眾的訴求並不是一回事。

中共獨裁現在正在香港強加大陸化條件，禁止民主權利，加強監視和鎮壓力量，監禁反對派政客和工會領導人，並以此來散播恐怖。北京知道它在香港沒有任何社會基礎。在2019年11月的地方選舉中，親中共的建制派遭受了歷史性的失敗。近來措施也包括徹底改造香港的政治制度，旨在防止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

中共在香港的行動沒有任何進步或反資本主義的成分。他們得到擁有土地的大多數億萬富翁大亨以及主要銀行的支持。匯豐銀行，表面上是歐洲最大的銀行，但現在正在將其總部從倫敦遷回香港，他們公開宣布支持國家安全法。另一家英國銀行渣打銀行也是如此，“我們相信國家安全法有助於維持香港的長期經濟和社會穩定。”

反抗帝國主義與法西斯式手段

不僅是坦克派們，還有其他一些左翼也害怕對美中帝國主義進行比較，或害怕將中共的手段與法西斯或軍事獨裁作比較。社會主義者沒有理由要給不同帝國主義列強進行殘暴程度的排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強調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列強，而歐洲大多數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則支持他們的“自己”國家，認為它更“民主”，或者說對方是“侵略者”。

然而，反對一切帝國主義並不意味著所有帝國主義都是一模一樣。在工人和窮人的鬥爭推動了民主改革的地方，組織進一步鬥爭顯然要更可能得多。資本主義民主具有嚴重的局限性，真正的權力掌握在資本家手中，但它提供了組織工會和政黨、發表言論和印刷（以及在互聯網上發帖）、罷工和組織示威的可能性。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些權利會受到限制，必須要不斷爭取，要反對反動派篡奪先前勝利成果，反對破壞工會、反動宣傳和壓迫性法律。

1930年代，托洛茨基將斯大林的手段與希特勒的手段進行了比較，寫道斯大林是後者的學生。在評論二戰初期的協定時，托洛茨基提醒他的讀者，他曾經警告過“斯大林正在尋求與希特勒的諒解”。

盡管社會性質不同，蘇聯是墮落工人國家，德國是法西斯獨裁資本主義國家，但托洛茨基指出了他們的相似之處。法西斯主義當然是作為一種群眾運動發展起來的，它被用來粉碎意大利和德國的所有工人階級和民主組織。但法西斯黨上台後不久，法西斯主義的群眾運動特性就被暴力的國家機器所取代。

智利的皮諾切特和印尼的蘇哈托等野蠻的軍事獨裁者用法西斯式手段粉碎工人階級組織——共產黨和社會黨、工會等。而今天在中國，中共對鬥爭中的工人和其他反對派施行同樣殘酷的鎮壓方法。而在新疆，針對維吾爾人的國家運動將滅絕他們的文化、語言和宗教的野蠻措施與殖民主義結合在一起。這就是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帝國主義。

中國與維吾爾族：新疆維吾爾族出生率的下跌——對親中共“左翼”的回應

統計數據

我們顯然在事實問題上不依賴曾茲，但正如我們所指，他是第一個發布這些事實的人，這是中國獨裁政權及其辯護士使用的論據。然而，他公布的出生率事實來自於中國政府關於中國和新疆的統計年鑒。曾茲也完全不是獨自公布這些事實。舉個例子，這篇《美聯社》的文章中的事實就是來自於“新疆統計年鑒”。

另一篇報道，也是基於印度WION新聞網《新疆生育率下降》。

我們也當然自行檢查了這些事實。中文的統計年鑒請點此閱覽。英文版的“中國統計年鑒”，包含了地區出生率與少數民族人口數據。它提供了各地的少數民族人口數據，包括新疆的塔吉克族、烏茲別克族、哈薩克族及維吾爾族。

它顯示了新疆的人口總出生率從16%大幅降至8%。即使其中包括了出生率下降得慢得多的漢族人口，新疆的人口出生率也已經從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到了現在的低於全國平均2%。

在宮內節育器和計劃生育政策上，中國《健康和衛生統計年鑒》（2016年至2020年）展示了有趣的數據，其中包括總節育人數、宮內節育器植入數字、宮內節育器移除數字和墮胎人數。

在新疆，植入宮內節育器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該地區有超過50%的節育手術是為了植入宮內節育器，中國沒有其他地區的宮內節育器植入手術比例如此之高。其他地區的宮內節育器植入手術的比例通常在20%至30%之間（占所有節育手術的比例），包括西藏和廣西。這意味著由於強制性計劃生育，新疆的宮內節育器植入率異常高。
2018年關於新疆的數據，根本加不到一塊去。不同類型手術的“占節育手術總數的百分比”數據加起來僅為45.09%，而所有其他地區/省份加起來為100%。同樣，西藏的2017年、2018年和2019年的數據加起來也不是100%，所以新疆不是唯一的鎮壓目標。這些不完整的數字顯示了一個巨大的“灰色地帶”，並只存在於少數民族地區。
如果看2014/15年的數據，幾乎所有省份都有大約40%的“節育手術”是植入宮內節育器進行的，而現在除新疆外的所有地區都停止了這種“節育手術”。且關鍵是，極端形式的獨生子女政策在新疆一直在延續，而在其他地區則已經廢止。1979年至2015年中國實行的獨生子女政策，讓大多數家庭只能生一個孩子。
所有以上事實都證明坦克派為新疆強制節育政策辯護的企圖是空洞的。

女性與強暴

在一封電郵裏，一位坦克派特別點名了一位在各個采訪中講述她遭到強奸和酷刑經過的女性。但凡對暴力侵害婦女行為了解一點的人都知道，受害者需要多少時間才能將強奸和酷刑的事情告訴他人，之後再在媒體上公開反對殘酷的獨裁統治。此外，講出真實的故事是需要時間的。中國獨裁政權出了名地用報覆親屬進行威脅的行徑，並以此向海外的中國持不同政見者施加壓力，無論他們是漢族背景還是少數民族，都要求他們放棄對政權的指控並停止通過媒體發言。

正如上一時期許多國家所表現的那樣：埃及、蘇丹、緬甸、哥倫比亞等，大規模的強奸和暴力侵害婦女是反革命鎮壓反抗的重要組成部分。壓迫者的標準做法是，否認這種情況發生並稱女性為騙子。

國際特赦組織最近（2021年6月）關於新疆的報告《就像我們是戰爭中的敵人》，基於對55人的采訪，其內容涉及集中營——酷刑、逼供、“教育”——以及對維吾爾人的大規模監視。它還涉及被披露的中國官方文件。它包括對強奸受害者的采訪概述。

中共政權首先否認有集中營，後來承認它們的存在，聲稱它們是為了“再教育”。然而，沒有獨立觀察員被允許進入營地。一位今夏訪問新疆的瑞典記者報道說，每一步都被監視，當地人不敢與她交談。

“新疆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受監管的，他們所做一切都受到監控。新的手機SIM卡必須實名註冊，在每個城市邊界都有警察檢查站，每個人都必須下車進入“即時派出所”，在那裏檢查行李和手機。通過他們的手機和汽車上的GPS發射器，他們的行蹤遭到追蹤。監控攝像頭隨處可見。人臉識別技術被用於從支付到汽車加油的種種事情。”

階級立場

新疆無法隱瞞的真實情況，反映了坦克派在捍衛什麽樣的政權。

美帝國主義長期與北京方面合作。生產、貿易和金融的歷史性的快速增長使兩國的統治階級受益。2001年911之後，美國時任總統小布什與中國建立了“反恐”合作。北京利用這一點來鎮壓新疆。在奧巴馬的領導下，美國繼續對維吾爾人乃至全中國的鎮壓保持沈默。

正是在美帝和中帝之間的帝國主義鬥爭尖銳化之後，特朗普政府才提出了新疆問題。就在2019年6月，據他的安全顧問博爾頓的說法，特朗普告訴習近平，在新疆建造集中營“完全正確”。

美帝無意支持在中國遭受越來越大的鎮壓的維吾爾人、其他穆斯林或工人和青年。美帝支持沙特阿拉伯、埃及等許多獨裁政權並與之保持良好關系。它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招來災難的“民主戰爭”是為了展現力量。

美帝希望中國成為其資本主義附庸，而不是在經濟和軍事上挑戰其全球統治。目前，它的戰略是為了遏制和限制北京在地區和全球的影響力。如果美帝國主義後期考慮在北京進行政權更叠，新政權如果能夠建立，不會是民主的，也不會符合工人和窮人的利益。

中國勞工論壇和ISA早在新疆議題成為全球媒體和新冷戰的重大問題之前就提出了這一問題，主要是針對穆斯林維吾爾人受到的壓迫加劇正逢中國資本主義覆辟。新疆在地緣政治上具有戰略意義，是通向市場和貿易的大門，處於邊疆和大國競爭（與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中亞接壤）的動蕩地區。它也已成為石油、天然氣、棉花、西紅柿和太陽能電池板的主要生產者，甚至在全球範圍內也是如此。這與北京對民族和少數民族權利訴求的零容忍相吻合，它解釋了一個對境內反對派零容忍的政權的超限度鎮壓。

馬克思主義者一直采取的工人階級的獨立立場，探求什麽是實現社會主義最好的鬥爭方式和意識。這就要求同時去反對美帝國主義和中國帝國主義。

傑瑞米柯賓

工人、青年和少數民族在中國爭取權利和反抗壓迫，是違背美帝國主義利益的。同樣，北京不希望看到工人罷工和反抗壓迫的運動，例如美國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r Matter，BLM）。各個國家的統治階級都不希望看到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來挑戰他們的權力和制度體系。社會主義者代表充分的民主權利——支持由工人管理工會、進行示威、動員和就業的權利，支持青年、氣候活動家、女權主義者、lgbt+活動家和其他人組織起來。在這些所有的關鍵問題上，坦克派不是保持沈默，就是捍衛對這些權利的強烈鎮壓。在他們的世界觀中，只有一個二元選擇：要麽支持中共和中國帝國主義，要麽與美帝國主義站在同一陣營。這當然不是馬克思或列寧的立場。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支持在美國、中國和全球範圍內廢除資本主義，代之以社會主義社會。當美國政客預警社會主義到來、中國政權監禁罷工工人時，他們是出於對其經濟和政治制度未來的恐懼。

30年前——反戈爾巴喬夫政變失敗引致蘇聯解體

1991年8月19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八名年邁的將領、克格勃官員和斯大林主義的官僚們宣布了“緊急狀態”，卻無法讓那些寄希望於他們拯救蘇聯的人充滿信心。

在那個陽光明媚的星期一早晨，軍政府派出的坦克由年輕的征召新兵駕駛，部分在裝甲上還掛著表示學習駕駛的“Y字牌”，甚至遇到紅燈就停下來！沒有什麽比這更能說明軍政府是多麽地與外界脫節、實際支持度如此地低。當坦克到達紅場和克裏姆林宮旁邊的馴馬場廣場廣場時，坦克司機發現他們的道路被無軌電車擋住了，這些電車被司機故意弄壞，充當臨時路障。

對政變的第一反應並非有人刻意組織的。官媒只是簡單地播放政變領導人的新聞發布會，其中穿插著芭蕾舞劇《天鵝湖》。當時沒有移動電話，也沒有互聯網，固網電話也超負荷運轉。人們只是告訴朋友、家人和同事，並開始湧入市中心。同樣的情況發生在當時的列寧格勒（今聖彼得堡）和這個龐大國家的其他城市。

中午時分，在已經聚集在馴馬場廣場的人群中開始流傳謠言，這些民眾與坦克士兵談笑風生，他們把戰車排成一列，停在龐大官僚機構“國家計劃部”的大樓旁（今俄羅斯國家杜馬大樓）。6月當選為俄羅斯聯邦（15個蘇聯共和國中最大的國家）總統的葉利欽，呼籲發動總罷工。與戈爾巴喬夫不同，他沒有被逮捕，而是與他的同黨一起逃進了莫斯科的白宮，即俄羅斯政府大樓。在那裏，他號召人們保衛白宮。

到了晚上，盡管下著暴雨，幾十萬普通的莫斯科民眾還是包圍了大樓，晝夜不停，輪番上陣，直到政變流產。人們在入口處的道路上築起了路障，駁船司機封鎖了沿白宮前面流過的莫斯科河，以阻止船只的使用。

我們很快就了解到政變的真實性質。當時我們的一個成員，一名在離莫斯科約50公裏的工廠工作的年輕鋼鐵工人，聽到這個消息後就去上班了，希望能召集他的工友們出來抗議。 當他到達工廠時在們口遇到了克格勃人員，他被警告不要再談論獨立工會。他們說“秩序正在恢覆”。開始時，其他人都行事低調。但到了晚上，他們已經組成了一個小隊，並試圖找到武器來保衛這個城市。 就像在莫斯科一樣，政變策劃者宣布實行宵禁，在街上出現的任何人都會被逮捕，但民眾對此置若罔聞。

政變領導人的動機是什麽？

他們經常被說成是反對戈爾巴喬夫的“經濟改革”（Perestroika）和“開放政策”（Glasnost ），而這些政策正在引導蘇聯走向資本主義覆辟的道路。這至少是一種粗疏的簡化論述。

蘇聯計劃經濟的存在，使原來落後的俄國在十月革命之後，發展出強大的經濟實力，擁有能夠打敗希特勒政權的力量，並一躍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但與此同時，由於國家的落後和歐洲革命的失敗，斯大林主義的官僚主義發展起來，使計劃經濟失去了民主，正如托洛茨基所說，民主對共產主義就像氧氣對人體一樣至關重要。 早期幾十年的可怕的管理不善阻礙了經濟發展。到了80年代，當時擁有兩千萬人員的寄生官僚機構成為社會進一步發展的絕對障礙。

戈爾巴喬夫於1985年成為蘇聯共產黨總書記，也就是蘇聯的領導人。他的任命代表了蘇聯官僚機構中改革派的勝利，他們意識到如果要保持對權力的控制，就必須進行變革。反抗已經在整個東歐蔓延，波蘭的事態不斷發酵。在他上台前的十年裏，世界石油價格在每桶60-130美元之間搖擺不定。在某種程度上，這掩蓋了蘇聯日益嚴重的經濟危機的深度，但在1985年，油價崩潰到30美元，並直至80年代末一直保持在60英鎊以下。蘇聯為支撐臃腫的官僚機構和他們的軍事綜合體而進行的生產出現巨大失衡，並再也無法在石油資金下隱藏起來。

“經濟改革”與“開放政策”

戈爾巴喬夫在1986年的一次演講中概述了他的答案——他提出了“改革”和“開放”。第一條旨在更新官僚機構並使之現代化。他甚至在一段時間允許工人們內選舉工廠經理。第二種是為了改進官僚機構的運作。在一定範圍內的非黨候選人甚至被允許參加選舉。這些舉措在早期是非常受歡迎的。

雖然反對派仍是共產黨員， 他們在最高蘇維埃中推動更激進的改革，這使大量人群聚集在商店外觀看電視中議會會議。一個關鍵因素是將許多國有企業轉移到“經濟覈算”（khozrachet ）系統：實際上是自負盈虧。工廠經理不再簡單地依靠國家經濟計劃中的國家訂單。相反，他們被賦予了決定如何使用其資金的自由，並從外部來源增加資金。1988年，一項允許建立合作社的新法律被通過。戈爾巴喬夫並不打算覆辟資本主義，這些來自上而下的改革主要是為了防止自下而上的革命。

然而這些改變導致了絕對的混亂。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爆炸當然是災難的最初跡象。1988年，蘇聯的亞美尼亞地區發生了一場地震，造成5萬人死亡。 1989年，蘇聯軍隊從阿富汗撤軍又是另一羞辱。 一次又一次，官僚機構的無能導致了可怕的後果。

戈爾巴喬夫試圖重振經濟，但卻使經濟陷入崩潰。農產品價格控制的放寬使價格暴漲。官僚們以放松管制為藉口，展開了大規模的掠奪。當局粗暴地實行禁酒令來解決酗酒問題，卻導致了家庭酒廠的爆炸性增長，任何可用於釀酒的材料也出現短缺。商店裏也沒有食物了。到1990年，部分基本食品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甚至要實行配給制。這種混亂出現的時機，恰好遇上西方經濟某程度上的覆蘇——官僚們越來越被“市場”模式所吸引。

我們當時在1990年11月說了什麽
“許多人認為，擺脫危機的途徑是通過私有化和自由市場。然而，這是一個危險的幻覺。私有化將擾亂市場中已經非常脆弱的平衡。在普遍短缺的情況下，它將導致驚人、不可遏制的通貨膨脹。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這將常態化。在廣泛貧困條件下，私有化不過是將幾十年來專制主義秘密資本原始積累合法化。只有那些年的工賊和罪犯才能接管生產資料。‘富人會變得更富，窮人會變得更窮’。企業轉移到私人手中，將導致勞動力的削減和勞動程度的強化。剝削程度將迅速增長，無論資本主義擁躉如何鼓動、試圖說服我們，稱我們將像在瑞典一樣生活，事實上我們能預計的最好結果是崩潰到阿根廷的水平。”《工人民主》1990年11月第一號

到1990年，蘇聯領導的東歐集團實際上已經崩潰了。波蘭選出了第一個非共產黨政府，柏林墻被推倒，1990年12月25日，羅馬尼亞的工人起義推翻了可憎的齊奧塞斯庫獨裁政權，行刑隊公開處決了他和他的妻子，並在電視上直播。南斯拉夫正急速步向解體和可怕的種族沖突。

戈爾巴喬夫政權不僅無法幹預阻止這一進程，他的政策只是鼓勵了整個蘇聯不滿情緒的增長。哈薩克斯坦地區的示威活動被武力鎮壓，對環境狀況的大規模抗議席卷了高加索和波羅的海國家。在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和其他地方爆發了種族沖突。群眾運動在波羅的海國家、摩爾多瓦和其他地方蔓延，要求民族自決。

但是，在蘇聯中最大的加盟共和國俄羅斯本身，事件也在失去控制地發展。生活必需品的普遍短缺在工人階級內部引起了強烈不滿。當礦井口的淋浴器裏沒有肥皂時，強大的礦工運動爆發了。

1989年在俄羅斯最北部的沃爾庫塔發生的第一次罷工，提出了6項簡單的要求：

* 支付所有欠薪。

* 商定適當的挖煤工資和加班費。

* 審查生產目標，因為它們太高了。

* 解決不同工作之間的工資差異問題。

* 將煤礦的行政機構減少40%。

* 因為現任礦長不得人心，重新選舉礦長。

在礦坑裏貼出這些要求後，有人在下面寫道：“並對沃爾庫塔煤礦的整個管理層進行百分百的清算。”

這些罷工像野火一樣蔓延到整個蘇聯。訴求迅速激進化，不過不是朝著市場化的方向，而是呼應托洛茨基反對官僚主義的政治革命方案，盡管在當時還沒有確切的表述。1989年8月，沃爾庫塔市罷工委員會的負責人解釋了他們的立場：

“我們現在只有一個問題。我們希望工人階級被承認為在自己的工人國家中掌權。我們要恢覆對共產黨、蘇維埃、我們的工會的信心。我們要擺脫阻礙改革開放的官僚主義。我們讚成取消蘇聯憲法第6條（該條規定，只有一個執政黨–共產黨）。是的，黨已經開始了經濟改革，打開了開放政策的大門。但現在仍有數以百萬計的工人距離領導核心很遠。仍然需要社會公正。我們希望黨的角色將發生變化，從主要管理經濟的角色轉變為最終照顧人民需要的角色。”

礦工們提出的經濟訴求一般最多只是要求戈爾巴喬夫的“經濟覈算”政策得到有效地執行。後來加入的更公開的親市場要求是由新冒起的反對派提出的，當中的大多數人都是共產黨出身的。這種訴求往往是由官方的黨組織所加入的。但由於缺乏有組織的工人政治替代方案，蘇聯國家內部以葉利欽為首的反戈爾巴喬夫派的思想開始主導礦工運動。

傑瑞米柯賓

親市場的政變領袖

在這種情況下，政變領導人的經濟方案顯然不是為了阻止市場化的加速。在他們的聲明中，沒有一個字提及到列寧，或拯救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更不用說工人的權利。只有一些關於結束物價上漲、制止經濟混亂的民粹聲明，以及關於派遣學生和工人大隊到農村收割莊稼的計劃。而這會是在軍隊的領導下進行。

政變領導人甚至沒有回到蘇聯的“現狀”，而是抱怨“混亂、貿然地走向市場，導致利己主義的爆發”。他們呼籲“采取具體措施，終結紀律渙散和對人民經濟的盜竊”，並建立一個“嚴格的制度，改善組織，在社會的各個部分引入秩序和紀律”。 用他們的話說，之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為必須建立“混合經濟”、“支持私營企業，使其有一切可能在服務領域發展生產”。這將通過給每個城市居民提供一塊土地（每人15公頃，如果實施的話，將打碎國有和集體農場）和取消對貨物、原材料和設備在蘇聯境內自由流動的任何限制來支持。

政變策劃者後來的命途表明了他們真正想要的是什麽。盡管因叛國罪被捕並受審，但大多數人在兩年內出獄——這與今天俄羅斯抗議者的長期刑罰形成鮮明對比！

雖然有一人，即前內務部長普戈（Boris Pugo）在第三天自殺了，但其他人包括前總理帕夫洛夫（Valentin Pavlov），他後來在私人銀行部門工作成為了富豪。巴克拉諾夫（Oleg Baklanov）成為一家火箭制造公司的董事會主席。斯塔羅杜布斯特夫（Vasily Starodubstev）成了地區長官和農工企業聯盟的負責人。提茲亞科夫（Alexandr Tizyakov）成為幾個工業公司甚至投資基金的所有者和董事。曾任最高蘇維埃主席的盧基揚諾夫（Anatoly Lukyanov）在政變後成為久加諾夫領導的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的共同創始人，然後成為一家石油和天然氣勘探公司的董事會成員。瓦連尼科夫（Valentin Varennikov）在共同創建大俄羅斯民族沙文主義政黨“祖國黨”之前一直是名共產黨員。

對官僚政權的辯護

驅使政變分子發動軍事政變的真正原因，甚至不是為了維持官僚主義管理不善的計劃經濟，而是為了在過渡向市場經濟期間維持強大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他們公開反對戈爾巴喬夫談判的“新聯盟條約”就證明了這一點，該條約將大幅削減蘇維埃國家中央 的權力。前蘇聯的六個加盟共和國：波羅的海三國、摩爾多瓦、格魯吉亞和亞美尼亞已經在1990年宣布他們脫離蘇聯獨立的意願。

剩下的共和國達成了一項協議，大大改變了它們與中央的關系。大家除了有共同的總統、外交政策和軍隊外，幾乎所有其他權力，包括自然資源，都將在各共和國的控制之下。該提案在1991年3月付諸全民公決，76%的人投了讚成票，並原定於8月20日最終簽署。然而政變打斷了這事情，並改變了整個發展動態，最終導致蘇聯的完全解體。

毫無疑問，軍政府成員準備使用任何方法來奪取權力。 莫斯科宣布了宵禁令。三天來，關於誰在哪裏、哪支部隊入城等的謠言四起。當局第一天就動員了兩個坦克師和數千名士兵來奪取城市。周二，政變分子準備了“雷霆行動”：派出更多的坦克、傘兵和直升機，以及臭名昭著的Alpha和Vympel特種作戰部隊，加上莫斯科防暴警察，用於攻占白宮。包括後來作為皮諾切特式人物進入俄羅斯政壇的列別德（Lebed）將軍在內的主要官員，在決定行動之前滲透到白宮周圍的人群中，評估局勢。 他們為此開了綠燈。

但政變已經開始流產。甚至在最初的新聞發布會上，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Gennady Yanayev）的手也抖得很厲害，人們以為他是喝醉了。第二天，他們不得不把另一個成員帕夫洛夫（Valentin Pavlov）和他的妻子送出莫斯科，因為他們喝得太醉了。特種部隊不知為何沒有按照命令逮捕葉利欽，而一些進入莫斯科的坦克兵則迅速倒戈去保衛白宮。在政變進入第三天的淩晨一點，發生了一場混戰，示威者試圖阻止一輛坦克駛向白宮，導致三名示威者死亡。此後，即使是精銳的特種部隊也拒絕按照命令進軍。政變領導人不得不將部隊撤出莫斯科。

葉利欽的角色

後來演變成關於政變的一個神話，就是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從一開始就采取果斷行動，反對政變。當天晚些時候，他被拍到站在塔曼斯卡婭師的一輛坦克上向白宮外的人群講話，該師的指揮官曾承諾保衛白宮。但事實是，葉利欽最初的反應是逃到莫斯科郊外的大莊園，他希望在那裏組建一個反對派政府。他被迫要回到莫斯科。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當時作為領導成員的共產黨，向全俄羅斯發出電報，指示地區和城市政府支持政變。大多數人都這樣做了——包括韃靼斯坦和車臣-印古什等主要俄羅斯共和國，以及大多數主要城市政府。列寧格勒是個例外，該市的領導層堅決反對政變。

現實情況是，民眾發動起義反對政變。這幾乎是在不自覺地自發而成的，因為人們只是湧入了市中心。莫斯科的司機報廢無軌電車和駁船駕駛員的行動，得到了當時俄羅斯兩大主要報紙之一 的《消息報》印刷工人的支持。這些工人扮演了關鍵角色，他們威脅罷工，若果葉利欽不發表反對聲明。即使在已被軍方控制的主要電視頻道上，員工決定拍攝亞納耶夫握手的決定也有助於削弱政變者的權威。

在列寧格勒，巨型的基洛夫工廠工人罷工了。街道上示威者之多，令軍隊甚至沒有試圖占領這座城市。隨著消息傳到礦區，罷工也開始在那裏蔓延。在某些情況下，最初少數人的果敢舉措給了大家勇氣，並激勵了其他人加入。那些在最初幾個小時內保持謹慎的人很快就不再恐懼。

到了周三中午，莫斯科已經傳出了各種風聲。坦克是進還是撤？戈爾巴喬夫怎麽了？政變領導人被逮捕了嗎？然後，政變已經流產的消息傳來。戈爾巴喬夫於周四淩晨飛回莫斯科，其余的政變策劃者被捕。但戈爾巴喬夫和蘇聯的權威都因此遭受了致命的重創。葉利欽作為俄羅斯總統接管了控制權，而蘇聯 於12月25日也被廢止了。

這為十五個新國家的資本主義迅速覆辟開辟了道路。接下來的十年對於生活在這些國家的大多數人來說是一場災難。掌權的官僚們通過強制私有化、盜竊、掠奪國家財產、種族沖突，將自己搖身一變成為新的資產階級。 經濟遭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崩潰——GDP下降了50%以上，通貨膨脹率在一度接近3000%。很多地區到現在還沒有恢覆到原來的水平。工人通常要遭遇連續數月的無薪工作。

在一些地區，雖然人們住在公寓裏，但為了省錢他們還是在外面生火做飯。民族沖突和戰爭席卷這些地區——塔吉克斯坦的五年內戰奪走了數萬人的生命並導致了100萬難民，車臣的兩次戰爭（1994-1996和1999-2000）造成數十萬人死亡以及摩爾多瓦、格魯吉亞、烏克蘭、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的沖突都有俄羅斯的介入。僅在2000年至2008年之間，出現了一段相對增長和穩定的時期。

當蘇聯礦工組織起來時，他們的主要不滿是反對官僚集團及其糟糕管理。即使當他們提出經濟訴求，他們的目的也是改善經濟，而不是覆辟資本主義。親市場的要求來自官僚本身，以及很大一部分知識分子。但即使他們無法公開主張覆辟資本主義，他們也會打著“民主”的幌子把經濟主張被偷運到群眾意識中。最常聽到的呼聲，包括來自礦工的呼聲，是要求廢除憲法第6條。

但新的資本主義制度遠非民主。多黨選舉實行，並且在一段時間內出現了資產階級民主的元素，包括政黨自由、相對自由的新聞和專制政權的衰弱。但這種“民主”還不穩定，甚至未能持續十年。

1993年，葉利欽反對政變的前盟友魯茨科伊（Aleksandr Rutskoy）和哈斯布拉托夫（Ruslan Khasbulatov）領導俄羅斯議會“最高蘇維埃”，其中占多數的為“俄羅斯統一黨”，其成員中包括共產黨人、軍方人士和右翼民族主義者。 他們聲稱擔心葉利欽政府迅速向市場過渡的後果，魯茨科伊將其描述為“經濟滅絕”，盡管他們或許是不滿自己從這一過程中沒有像其他人獲得一樣多的利益。議會試圖削弱葉利欽作為總統的權力。這場權鬥發展只1993年9月，葉利欽下令暫停並圍攻白宮的最高蘇維埃。

這一次，保衛白宮的示威活動由奇怪的聯盟所發起，當中有真誠但由反動勢力主導並對社會狀況不滿的工人、也有由前防暴警察部隊和法西斯主義者組成的“俄羅斯民族團結會”非官方地參與。所謂的“俄共黨人”認為他們與法西斯分子的聯盟完全沒有矛盾！在警察和白宮周圍的人發生沖突失去控制後，示威者沖進了電視台大樓。當天晚上，葉利欽派出坦克炮擊白宮，到周末時，已有數百人喪生（官方承認有147人死亡）。

名譽掃地的民主制度

許多工人開始不把這一時期稱為“民主”（俄語讀音demokratiya），而是 “狗屎政治”（俄語讀音dermokratiya），這段記憶削弱了整整一代人對於與獨裁主義作鬥爭的意識。“民主”的恢覆與大規模的貧困、種族沖突和不同階層的統治精英爭奪前蘇聯的財富和資源相聯系。持續到1999年的葉利欽時代的特征是混亂和崩壞。總統本人的形象也成為一個醉醺醺、步履蹣跚的笨蛋。但這是覆辟資本主義的一個必要階段，因為代表了舊蘇聯國家殘余的完全解體。由葉利欽親自提拔接任的普京之後改變了方向，要重建為一個強大而專制的新國家，為新興的資本主義利益服務。

如今，普京執政已經22年了，新一代的年輕工人已經成長起來，他們不受過去包袱的束縛，決心要與專制統治和資本主義作鬥爭。他們不會允許新的社會主義俄羅斯僅僅是官僚化和獨裁的前蘇聯的覆制品。相反，它將建立在真正的民主基礎上，有組織、言論和選擇個人生活方式的自由，有財富和資源的公共所有權，各民族享有充分的民族自決權，所有這些都在代表廣大工人階級利益的民選機構的控制之下，以確保社會的運行符合所有人民的利益。

9/11恐怖襲擊20周年：帝國主義的血腥循環仍在繼續

20年前，世界變了。很少有像美國9/11恐怖襲擊這樣的單一事件能夠產生如此大的影響。當然，改變歷史進程的不僅僅是恐怖行為本身，更多的是因為人們對此的反應。9/11引發了由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領導的新一輪帝國主義血腥浪潮，他們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發動了野蠻的戰爭，並以國家散播伊斯蘭恐懼癥思想。仇恨和死亡的循環在今天仍然繼續。

這並不是要減輕事件的恐怖程度。在美國，近3,000人在9/11及其後續襲擊中喪生。社會主義者應該清楚這一點：我們堅定譴責這次襲擊，實際上我們譴責所有恐怖主義行為，不僅是因為它們的殘暴性質，還因為它們會不可避免地導致國內外的反動情勢。然而，正如我們所見，在9/11之後， 統治階級對於事件的反應遭遇到普通民眾的大規模動員抵抗、甚至有可能成為停止戰爭並重塑歷史的運動。

過去與現在的世界格局

首先，值得回顧一下暴行發生的那一年，即2001年，當時資本主義制度充滿自信。蘇聯和東歐斯大林主義國家的崩潰已經十多年了。 “共產主義”國家盡管具有專制和扭曲的特征，但仍然保持著對俄國革命的記憶和取代資本主義的可能性。資本主義世界對他們的垮台對感到欣慰。

事實上在1990年代初，評論者們就自信地宣布：我們已經到達了“歷史的終結”（弗朗西斯·福山的書名）。換句話說，以良性“自由民主”形式存在的資本主義將在世界範圍內不受挑戰地統治——並且直到永遠！這當然是無稽之談。上世紀90年代，由於新自由主義蠶食社會福利體系，全球不平等現象急劇增加。在所有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以及較貧窮的國家，私有化、放松管制和削減公共開支使普通民眾陷入了貧困，同時也增加了富人的財富。

在貿易和資本流動方面，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大國推動了“全球化”項目。1994年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是一個重要的裏程碑，從而加快商品和服務新市場的“開放”。在實踐中，這意味著較貧窮經濟體的新興產業被逼到了絕境，而跨國公司則靠廉價出口大賺一筆，或者在發展中國家建立自己的工廠以剝削廉價勞動力。

如果說這一切聽起來像是資本家的成功故事，那麽我們只需要回到2021年。資本主義永無止境擴張的承諾在今天被21世紀的發生的事實殘酷地粉碎了：災難性的戰爭、中美冷戰、長期蕭條、實際工資下降和緊縮政策。作為回應，全世界工人階級的鬥爭也高漲了起來。隨著政府在新冠疫情緊急情況下進行幹預來挽救他們的制度，新自由主義本身——自由市場和不受限制的資本主義的全球制度——看起來受到了重創，甚至不可持續。塔利班在阿富汗取得了勝利，這讓美國及其帝國主義盟友的困境雪上加霜。

當然，資本主義今天在許多方面面臨的危機不能僅僅歸因於9/11。不過，毫無疑問，那次事件以及對它的報覆起了最重要的關鍵性作用。

9/11事件與“反恐戰爭”

襲擊發生後，美國政府的第一反應是進行血腥的報覆。阿富汗是基地組織的大本營，也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對阿富汗的地毯式轟炸於當年10月7日開始。英國首相貝理雅立即向美國總統布什提供了英軍支援。到當年年底，美國和英國軍隊推翻了塔利班政府——鑒於所施加的壓倒性的蠻力，這是不可避免的。

事實上，這只是一場殘酷侵略戰爭的開始，其中約有241,000人喪生，其中絕大多數是阿富汗人和巴基斯坦人，其中有71,000名平民。*普通民眾也遭受了無法估量的貧困、饑餓、疾病和惡劣衛生條件——這一切都是戰爭直接造成的。這對這個國家來說是一場災難。

盡管如此暴戾，在這個“反恐戰爭”中，帝國主義勢力對阿富汗的報覆從來是不足夠的。除了以分裂國內工人階級為目的煽動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外，還有利用“正義”戰爭來直接達到帝國主義利益需求的目的——控制阿富汗臨近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中東及其主要石油儲備。

社會主義者預料到了這一點，在 2002年時任美國總統布什以伊拉克領導人薩達姆不僅代表恐怖主義威脅而且正在開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由，開始鼓吹伊拉克戰爭時，這一點就變得非常明了。貝理雅首相也散布了這個謊言。隨後是2003年的入侵，以及比阿富汗事件更為血腥的占領。

長期進行的伊拉克戰爭，加上阿富汗沖突，對世界產生了嚴重的後果。伊朗反動教士的力量和穆斯林世界的遜尼派-什葉派教派沖突，因伊拉克本身的持續內戰和也門的新內戰得到支持。敘利亞內戰、伊斯蘭國的崛起和伊斯蘭國支持的恐怖襲擊，包括在英國——所有這些或多或少都是由布什和貝理雅開始的帝國主義冒進造成的。

很明顯，反恐戰爭不僅沒有增進安全，也沒有讓世界變得更加和平，反而使恐怖主義滋長的潛在社會和政治原因變得更糟，並且對美國和其他帝國主義列強的不滿與怨恨在全球都劇增。

反抗

所有的這一切本可以被阻止發生的——民眾當中肯定存在反戰的意願。2002年開始了一場由社會主義者、青年和工會運動人士組成的國際運動。隨著布什和貝理雅口中關於需要攻擊伊拉克的謊言不斷被湧現出的真相戳破，上百萬普通民眾動員了起來。2003年1月至4月期間，全球有3600萬人參加了近3000次反戰抗議。

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在當年2月15日的國際行動日。在倫敦，多達200萬人遊行反對戰爭——這是英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遊行。這次活動令人震驚，不僅因為它的規模、和許多以前顯然沒有參加過遊行的人的參與，還因為它的戰鬥性。自民黨領袖肯尼迪口頭聲稱反對戰爭，但表示如果聯合國通過第二項支持介入的決議，他將支持戰爭。他被大聲噓聲嘲諷。

與此同時，像阿裏（Tariq Ali）這樣的左翼，堅持認為需要改變制度才能結束資本主義戰爭，他們受到民眾的熱烈歡呼。並且在對伊拉克的攻擊最終開始時呼籲罷工（由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的前身——工人國際委員會國際發起的呼籲），左翼工會領導人克勞（Bob Crow，來自鐵路、海事和運輸工人全國聯盟RMT）和海耶斯（Billy Hayes，來自英國通訊工人聯盟CWU）也得到了強有力的支持。

然而，可恥的是，這些號召並沒有在工會運動的領導人中得到更廣泛的回應。他們要麽積極支持新的戰爭，要麽保持沈默。與此同時，工會左翼未能組織起來。至於號召抗議的“停止戰爭聯盟”，它錯過了從熱烈的抵抗情緒中發起鬥爭運動的黃金機會。

傑瑞米柯賓

當時，社會主義替代成員呼籲如果運動領導者不帶頭，則應自下而上組織總罷工，並要求投票和遊行反對入侵的工黨議員科爾賓（Jeremy Corbyn）和麥祖恩（John McDonnell）成立一個新的工人階級政黨，來與支持戰爭的新工黨及新自由主義政策作鬥爭，這樣向數以百萬計抗爭者的呼籲會收到巨大的積極響應，有可能幾乎在一夜之間就能成立一個新政黨。但是，盡管在伊拉克戰爭於3月20日打響後的幾天裏，一些英勇的努力使得動員行動能夠繼續進行，包括全國各地的學生罷課，但剛剛萌芽的運動最終未能阻止戰爭。

然而，對許多人，尤其是年輕人來說，反戰運動代表了潮流的轉變。它使許多後來在其他運動和團體中組織起來的人變得政治化，他們現在仍然對貝理雅及其派系的立場深惡痛絕。即使運動沒有成功，資產階級仍然害怕大規模的反戰運動，這是他們猶豫是否向敘利亞和利比亞出兵的一個重要因素。

這我們的教訓同樣很清楚。普通民眾會蜂擁而起反抗帝國主義戰爭。但那時運動領導者需要的是制定一個果敢的計劃來組織和推進運動，現實卻是在逐步平息運動。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工會和工作場所行動來利用數以百萬計的工人階級的力量，並利用罷工這一極其強大的武器來打擊資本主義國家的好戰行為。今天，社會主義替代進行組織，正是為了建立這樣一個領導層而提出了方案。

馬克思主義與恐怖主義

馬克思主義的手法與恐怖主義截然相反。在19世紀和20世紀的部分時間裏，左翼分子以暗殺、劫持和爆炸的形式實施恐怖活動。但正如托洛茨基指出的那樣，這種行為總是會分散社會主義者的實際工作：建立群眾性工人階級運動，將人們聚集在一起，讓他們看到自己集體行動的力量。這才是改變社會的作法。相反，秘密策劃的個人恐怖策略會破壞集體工作。

當然，基地組織從來都不是一個左翼團體，而是一個反動的組織，其議程是要將世界倒退到宗教偏見和仇恨之中。在這方面，9/11的暴力事件似乎只是在挑起反恐戰爭這件事上取得成功。在短期內，阿拉伯世界肯定會有所反應，這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了基地組織的事業，促進了招募和籌款。資本主義國家支持的伊斯蘭恐懼癥對歐洲和美國的伊斯蘭社區也有類似（但很有限）的影響。

然而2010年初阿拉伯之春的非同尋常的群眾革命表明，9/11事件事實上並沒有如策劃者所希望的那樣取得成功。突尼斯、利比亞、埃及、也門、敘利亞和巴林的起義是群眾的政教分離世俗起義，要求改變制度，結束專制和資產階級精英統治。工會會員和左翼政黨為革命變革而鬥爭；團結和集體行動是當務之急。這與基地組織的伊斯蘭神權哈裏發的狂想完全相反。

需要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9/11發生二十年後，事件已經成為資本主義衰落暗淡的象征。統治階級沒有了展開報覆的正義咆哮，而只有懷疑和猶豫。在阿富汗，美軍盡可能地悄然撤離，該國再次落入塔利班手中。它的未來仍然是一個高度不確定的前景，在美國轉移焦點往他方後，其主導性的因素將減少。無論如何，任何帝國主義勢力都無法解決阿富汗的問題。9/11之後的20年發生的這一切，作為客觀教訓印證了大國幹預為何總是失敗。

世界已進入一個新的時期：不穩定且危機四伏，唯有一件事是確定的：只有全世界廣大普羅民眾，以工人階級和有志青年為首，才能推翻可憎的資本主義制度。到處都有跡象表明，人們越來越認識到這一點。你可以加快這個進程——成為社會主義者，加入國際社會主義道路！

十年之後——論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意義

占領華爾街為美國的階級鬥爭開啟了新的篇章。在九月占領華爾街邁入十年之際，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作為發展新左翼、開展反資本主義鬥爭、沖擊選舉政治和培養新一代鬥士的第一步，這場運動的重要性如今已經彰顯得淋漓盡致。

占領華爾街行動是美國自2008-2009年摧毀了數百萬人的生活的金融危機以來的第一次全國性抗爭。占領華爾街運動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它發生在新自由主義對勞動者權益的三十年攻擊和工人運動的大退潮之後。但對奧巴馬在經濟衰退期間成為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的震驚，和對奧巴馬的幻想使鬥爭的發展延緩數年。在這幾年裏，數以百萬計的普羅大眾失去了工作和家庭，而銀行卻得到了萬億美元的救助；與此同時，勞工領袖和民主黨“左派”卻日以繼夜地確保人民放棄抵抗。

在促成占領行動的金融危機時期，美國的政治兩極化日益嚴重：奧巴馬勝選後，右翼煽動紅色恐慌和種族主義情緒，並聲稱奧巴馬是“社會主義者”​​​​​​；關於醫保的激烈辯論還有其他很多在整個美國引發了越來越多的憤怒。左翼和勞工運動缺席帶來的真空使得2009年成立的右翼民粹主義茶黨在輿論中成功上位。茶黨既反對銀行救助計劃，又反對救助普羅大眾的主張，預示了特朗普主義的崛起。

風暴卷集

在占領開始幾個月前，南歐發生了反對歐盟、歐洲中央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三駕馬車”）的緊縮措施的鬥爭。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臘的人民在中心廣場抗議，反抗超級富豪試圖讓勞動人民為危機買單的企圖。

不過，最嚴重的社會爆炸是2011年初跨越中東和北非的“阿拉伯之春”，突尼斯和埃及成為了抗爭的前沿。他們占領廣場的鬥爭形式不但源於久遠的鬥爭傳統，還受到了南歐的啟發。中東和北非獨裁者的倒台重新點燃了全世界的希望，以西班牙反緊縮運動、希臘的數十次總罷工以及新左翼政黨的興起為標志，歐洲的群眾運動星火燎原。

在美國，引爆群眾情緒的第一個火花來自威斯康星州長沃克（Scott Walker）。作為一位邪惡的茶黨共和黨人，他在2011年初就開始破壞該州公共部門的工會，大幅削減教育開支。於是，公共部門工會、年輕人和廣大工人開展了長達數月的鬥爭。在這次歷史性的反擊中，工人使用了歐洲和中東群眾的一些策略。成千上萬人聚集在州議會大廈前進行持續抗議，“占領”州議會大廈，討論鬥爭應該朝著哪個方向發展。公共部門總罷工的想法得到廣泛支持，但工會拒絕號召總罷工，並將鬥爭方向轉向選舉。

2011年春天，在紐約市，為了對抗億萬富翁市長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強加的緊縮政策，一小群激進分子聚集在一起，以大蕭條時期的“胡佛村”帳篷聚落為靈感，於金融危機時期在市內搭建帳篷，組成了“布隆伯格村”。就這樣，他們的行動預言幾個月後的大規模抗爭。

在鬥爭情緒高漲的背景下，反全球化雜志《廣告克星》於9月17日呼籲“占領華爾街”。他們提出了一個“新範式”：“…… 令人興奮的是這種新穎的策略的務實與簡單：我們在各種線上與線下的集會中交談……我們將化整為零，喚醒想像力，以此走向未來的激進民主……最後，我們坐在一個具有獨特象征意義的廣場上，占領它。”雖然這個想法的局限性不久之後就會暴露出來，但毫無疑問，當時它引起了人們的共鳴。

鬥爭航跡

9月17日，數百人前往距離華爾街僅幾個街區的祖科蒂（Zuccotti）公園紮營。在接下來的兩個月裏，活動人士在全國各地組織了街頭集會、抗議和占領活動。在紐約，第一周結束時有85人被捕。第二周結束時，紐約警察局圍堵了布魯克林大橋上的遊行群眾，700名抗議者在橋上逐一被捕。報紙頭版顯示，一名年輕男子被紐約警察局官員逮捕時，臉上有血跡。警方的暴行引起了國內外的關註，許多年輕人來到紐約市，在祖科蒂公園搭帳篷或參加周末群眾活動。占領華爾街運動得到了廣大紐約人的支持，每個周末都有數千人前往營地參觀。

許多人將占領視為左派對茶黨的回應。與將經濟危機歸咎於移民和政府“過度社會主義化”的茶黨不同，占領運動認為大銀行和社會上最富有的1%理應為危機負責，它讓剩下的99%形成階級鬥爭意識，明白99%應對現狀展開反擊。他們呼籲廣大群眾有組織地反抗日益增長的右翼威脅與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普遍不公。

這場運動很快蔓延到了全國各地。隨後，占領運動發展出了社區會議，帶來了新的運動和鬥爭。在明尼阿波利斯，社會主義替代（ISA美國）在占領家園運動（Occupy Homes）中保護勞動人民免受驅逐和迫遷，發揮了重要作用。

占領運動從當年的國際運動中汲取了許多靈感。威斯康星州和紐約州的運動與迫使穆巴拉克倒台的群眾運動在群眾意識上有著重要的聯系，威斯康星人和紐約人集結在“像埃及人一樣戰鬥”的口號下。

國際主義意識是一種強大力量，但運動人士並不總能從國際鬥爭中吸取正確的教訓。這體現了認真研究國際階級鬥爭和革命運動的重要性。

雖然這場運動熱火朝天，但要帶來真正的變化還需要更多的努力。在工人階級遭受了數十年挫敗、工會領導層右轉之後，新一代民主群眾運動戰士沒有創建戰鬥組織、領導層和綱領的現成參考。

許多運動人士最初拒絕討論有關教育、住房和醫療保健的訴求，以為只需要有一個普遍的訴求（“我們是99%”），就可以贏得廣泛的支持。但實際上，他們藉此獲得的群眾支持大多是被動的。如果他們能圍繞日常問題，推動制度變革，那他們就能讓工人階級感覺到自己正在為一些實質的東西而戰，從而吸引到更多人。缺乏具體要求也意味著移民和種族主義等問題沒有得到廣泛認識——就這樣，我們錯失了一個反抗系統性的種族主義、反擊警察暴力的大好機會。

除了缺乏具體訴求外，活動家也沒有民主地選舉領導層、建立對運動基層負責任的組織架構。這表示真正的領導者在街頭運動扮演著無責任角色。沒有選舉出來的領導，也就沒人有權代表運動，沒有提出民主決策平台。相反，決策必須基於數百人在經過數小時的疲憊對話後達成的共識，只要有任何一人反對就足以阻擋所有決策。小團體發起零星行動，各行動之間彼此基本上沒有協調，於是眾多浪費不起時間的勞動者望而卻步。他們看不到勝利的希望，也就不會為此翹班甚至睡在帳篷裏。

這些問題部分源於一些非民選領導人錯誤的無政府主義方法。他們認為占領公共空間可以開啟新的民主社會形式（由勞動人民捐資），隨後運動就會自發傳播到其他領域。

雖然一些左翼組織要麽譴責占領運動，要麽成為被動的啦啦隊，但是我們從第一天到最後一天都積極參與其中。我們不斷提出訴求和建議，呼籲將占領運動擴展到其他城市，並形成一個網絡來協調幾天的行動、戰略和計劃；呼籲參與者討論能夠將勞動人民組織起來的訴求；呼籲將運動擴展到學校、社區和其他有組織潛力的地方……許多最優秀的活動家與我們不謀而合，他們不僅僅希望只是每晚在廣場上一聚。

我們還警告說，如果沒有明確的戰略，運動就會消亡。隨著冬天的臨近，許多人會收起帳篷回家；如果不能團結一致，市長們組織的警察鎮壓將不斷加強，削弱運動；我們還認為在資本主義內部建立替代社會的想法是一種根本錯誤的方法。這種想法並不挑戰資本主義，也沒有工人階級的群眾鬥爭，因此運動無法前進。

市長布隆伯格​​​​​​​​​​​​​​在10月份首次嘗試封鎖祖科蒂公園的嘗試以失敗收場，是因他發出的最後通牒即將到期之前，AFL-CIO（美國勞工聯合會和產業工會聯合會）呼籲工會成員保衛公園。這使得紐約警察暫時退讓。

在奧克蘭（Oakland​​​​​​​），一個1500人的大會呼籲於11月2日在全市範圍內舉行總罷工，以回應警察的野蠻鎮壓。他們的強烈反應迫使市長公開宣布減少警察人數，允許占領繼續進行，並允許工人休假參加罷工。

11月2日的罷工使奧克蘭港停擺，並鼓舞了12月12日由ILWU（國際碼頭與倉儲工會）和占領運動的活動家在西海岸共同領導的歷史性港口罷工。

雖然一些工會支持11月在奧克蘭舉行的罷工，但許多保守的工會領導層並不支持。他們並沒有發起動員，僅僅鼓勵他們的成員請病假參與活動。一場真正的全市大罷工可以對事件產生歷史性影響，並激勵數以千萬計的人組織起來並通過工會進行反擊。

11月15日，由布隆伯格領導的市長網絡協調了對全國各地營地的襲擊。在此之前，聯邦調查局已經協調當地警察和國土安全部對運動進行了大規模監視。公開的文件顯示，​​​​​​​占領運動被視為“國內恐怖主義”威脅。

抗爭覆活

占領運動對美國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首先，它表達了人們對不平等增長、工人權利受損、出發大蕭條的銀行與救助他們的政客沆瀣一氣的憤怒。數以千萬計的美國人通過行動證明，群眾不會屈從於緊縮政策和止贖，並將對新自由主義進行激烈反抗。

這是一場激勵住房活動家積極打擊房屋止贖、激勵學生對抗學費上漲、激勵教師和家長反抗削減和私有化教育資源的“教育改革”的鬥爭。

一些有遠見的資產階級政客試圖把占領浪潮為自己所用。民主黨紐約市長候選人白思豪（Bill de Blasio​​​​​​​）在2013年的競選活動中以“雙城記”為口號。社會主義替代則指出需要將對企業權力的挑戰帶到政治領域，並呼籲占領華爾街運動在2012年在全國範圍內派出200名獨立人士參選。2012年，社會主義替代以身作則，​​​​​​​派出占領西雅圖的領導者薩旺特（Kshama Sawant）​​​​​​​參選華盛頓州議會，作為公開社會主義者身分的她拿下了歷史性的得票；2013年，我們乘運動之勢再次參選，成功讓薩旺特​​​​​​​贏得了西雅圖市議會的席位；2014年，我們建立運動首次在主要城市贏下了15美元的最低工資標準。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這是第一個全國性的選舉突破，表明左翼可以獨立於民主黨之外贏得議會鬥爭。

在2011年和2012年，受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的社運分子反對參加選舉。一方面這避免了運動被民主黨收編，但同時也打擊了工人階級政治。2016年，許多運動的主要組織者蜂擁幫助桑德斯的總統競選活動。作為占領運動在政治上表達了對不平等、緊縮和新自由主義的憤怒，為桑德斯的兩次競選奠定了基礎；但可悲的是，桑德斯將這場巨大的政治熱潮禁錮在了民主黨內部。

在之後十年裏，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運動、MeToo浪潮以及自2018年共和黨執政的州的教師抗議以來勞工鬥爭的重建等標志著群眾運動的歸來，美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已經發展到1970年代以來最高的水平。在美國，社會主義替代和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DSA）都經歷了歷史性的增長。而且即使是局限在民主黨的框架裏，也已經有數十名民主社會主義者當選。

在西雅圖，在右翼與統治階級猛烈攻擊BLM運動，並試圖以不民主的方式將薩旺特​​​​​​​從市議會中罷免。而許多十年前因占領而變得激進的人都在應對這種攻擊的鬥爭中發揮了主導作用。

我們應該對占領運動的遺產給予應有的重視，並從其失誤中吸取教訓。如今，建立一個工人階級的獨立政治組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工人階級將在全國範圍內定期進行民主討論和決策，組織社會運動，捍衛自己的權益並爭取更美好的未來——一個由億萬人民而非億萬富翁掌握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

氣候危機：汙染能源的真相

幾乎所有我們日常生活的事物，從開燈到使用手機，都由汙染能源驅動。

溫室氣體排放的最大部分（大約25%）來自發電及熱能生產。其實能源生產早該由100%再生能源替代，更準確地來講應在數十年前就該如此。

我們並非一直以來如此使用能源，早在1800年代工業革命前，我們的曾曾曾曾祖父母輩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通行也沒有使用谷歌地圖。他們總是利用柴火撐過寒冬、長期面對食物稀缺、也難以遠距離通訊和旅行。

經過崎嶇漫長的創新，全世界的能源得以更有效的方式生產，從新型的水輪科技到1800年末由燃煤和蒸氣驅動引擎。很快，我們除了能更好地產生熱能暖房，燃煤也使機械引擎的效率更勝以往。

飛機，火車和汽車隨之而來，氮化肥料也使食物供給指數增長。生活水準也有所改善，更多人得以生存，充足的能源讓各式各樣的現代生活成真，這得歸功於化石燃料。

但是我們所熟悉的故事，很顯然並不在這裏劃下句點。

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問題，基本上是從開始使用化石燃料後產生，這也使得我們無法在不沖擊環境的狀況下持續依賴它滿足人類文明。

好消息是，透過現代科技，我們持續發現更多的綠色替代能源運作現代社會。壞消息是，化石燃料公司不會就此罷休。

化石燃料產業的大欺詐

事實上，當化石燃料成為我們的主要能源時，整個產業就已經由少數個人權貴掌握。至今這個狀況並沒有改變。

1800年代末的新興資本家們需要這種新能源，用以鐵路和興建工廠及城市，這也代表掌握煤炭的人得以快速富有。

但是當他們以及石油和天然氣大亨們在接下來數十年間財源滾滾，當時科學界就已經指出對化石燃料的威脅。瑞典科學家和化學家阿倫尼烏斯(Svante Arrhenius)在19世紀末已經提出，燃燒化石燃料將造成全球溫度上升。

隨後有越來越多人認同，都表示相同意見並有大量的證據顯示燃燒化石燃料完全不可持續。

化石燃料公司們對此非常了解，並且資助當中的部分研究，最早在1950年代就發現燃燒化石燃料將造成全球暖化、海平面升高、以及“劇烈的環境影響”。環保人士麥吉本（Bill McKibben）說，化石產業造就“美國歷史上後果最嚴重的真相掩蓋”。

如果社會是理性的運作，這些研究理應立即促使社會尋找和發展再生能源，並馬上轉型。但事實並非如此，在資本主義下，只要化石燃料利潤夠高，它就會擋在轉型的路上，移除它將變為極度困難。

傑瑞米柯賓

相對的，化石燃料公司們主動資助自然科學研究以淡化氣候變遷，誇大不完整且選擇性的資料、使用偽專家、以及助長各種陰謀論。

與此同時，這些石油公司也花費多到難以置信的金錢遊說政客。這些政客盡管也認知到氣候變遷，但寧願收這些臟錢來贏得選舉，或者忙於跟殼牌石油的執行長打交道。在1990年，石油和天然氣產業花費超過1200萬美金資助政治獻金，但老實說，相對於他們2020年的1.407億美金的花費來講九牛一毛。

2021年，大型森林野火、洪水、颶風見怪不怪的今天，科學事實已經無法否認，令政客們也開始要“跟上潮流”，甚至大型石油公司亦說他們也想投資再生能源！但是拜登政府卻放行7800萬畝地的墨西哥灣外海鉆油，而且2022年的化石燃料產量將持續增長。

錢並不是一切

不過，有一個好消息：對普通民眾和地球來講，億萬富翁和政客們從來沒有起過什麽幫助，所以我們不必倚靠他們。我們應把焦點放在市議會、公眾廣場、社區中心地下室、學校建築和大學校園。在這些地方，工人階級和年輕人正在為更好的未來組織著。

1970年第一屆地球日，美國有2000萬人參加前後12,000個活動。包括有著約35000名講者和更多組織者的多個教育講座。到了年底，美國環保局成立，並且《幹凈空氣法案》得以通過。

這是第一個保護河流和湖畔的法案，而大學的環保學生團體，以及報紙的環保專欄也都如雨後春筍般誕生。這些都是見基於群眾性的草根組織運動，將數以千萬計的人政治化起來，在討論會結束之後持續為氣候保護奮鬥。

一份2021年的報導指出，美國原住民從拱心石（Keystone XL​​​​​​​）到立巖（Standing Rock​​​​​​​）反抗新的輸油管計劃，且透過直接行動和社區動員來延遲、擾亂、並完全阻擋各種化石燃料計劃，他們已經延後了相當於美加兩國25%的年碳排放量至大氣中。

愛爾蘭的梅奧（Mayo）郡也發生一個歷史性的勝利，包括農民、漁民以及學校老師在內的當地居民，發動長達13年的鬥爭反抗殼牌石油公司。最後公司嘗試但仍無法驅逐郡民以建造天然氣管，是抗議、占領、以及當地組織力量迫使殼牌石油最終放棄這項建造天然氣管的工程。

還有很多案例，而這也是為什麽我們應當有希望。

我們有群眾站在我們這裏，而且很顯然已退無可退。那些化石燃料公司和億萬富翁有的就只有金錢，但如果我們拒絕運轉他們的工廠，拒絕讓他們建造新油管，甚至拒絕讓他們控制我們的政治制度，這些錢並無用武之地。

今年十一月，世界各國領袖將在2021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舉行會談，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與其他許多人一起參與抗議行動；我們動員我們世界各國的成員，表達我們急需的訴求：

立即停止所有新建化石燃料計劃，立刻在下個十年內轉型成100%再生能源。
公有化所有的石油公司和公共設施公司——我們不信任億萬富翁，我們無法承受以利潤為依歸的能源生產模式。
提供緊急幫助給極端氣候收災戶，大量雇用緊急應變人員、護理師、以及其他醫療照護人員。
推行綠色新政就業計劃，雇用百萬計人來增強公共設施禦寒能力、建設再生能源電網、整頓農業、覆育林地、擴張公共運輸、以及實行其他綠色政策。
建立青年及工人階級群眾行動，從每個校園校區到每個工作場所擴及全世界，我們是唯一能贏得永續、根基於實際人類需求而非企業貪婪的社會主義地球的力量。

革命歷史：美國黑豹黨55周年紀念——對於今天的教訓

在歷史性的密蘇裏州弗格森抗議活動後僅僅兩年，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運動已經對美國政治產生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2016年，碧昂絲（Beyonce）和卡佩尼克（Colin Kaepernick）等名人進一步將種族主義問題帶入了主流媒體和社會的視野，隨後美國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都受到了種族問題的沖擊。盡管BLM已經極大地推進了美國關於種族問題的討論，但它仍需進一步尋找實現根本、持久變革的方法。

今天黑人運動面臨的問題使我們回憶起了黑人自由鬥爭的上一個重要時期，即民權運動和黑人力量運動，黑豹黨為其最突出表現。勇敢的、戰鬥性的黑豹黨一度嚇退了種族主義者，激勵了黑人工人階級、窮人和青年。在他們多個戰線的行動中，最出名的是武裝巡邏黑人社區。在持續和殘酷的警察暴力下，巡邏被視為對黑人生命和尊嚴的勇敢捍衛。

黑豹黨於50年前的10月在加利福尼亞州奧克蘭（Oakland）成立。該黨誕生於南方民權運動衰退和黑人力量運動開始之間的關鍵時刻，因為鬥爭的經歷引發了關於更深遠問題的辯論。由馬丁·路德·金和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領導的運動在法律層面粉碎了讓公共設施種族隔離的吉姆·克勞（Jim Crow）法，並成功通過了《投票權法案》和《民權法案》。然而，絕大多數黑人的基本生存條件沒有改變，他們依舊被住房隔離，在尋求高等教育和體面工作時依舊遭到歧視，貧困率也更高。馬丁·路德·金對此發問：“如果你買不起漢堡包，有權坐在餐廳裏又有什麽用呢？”

馬丁·路德·金和馬爾科姆·X都談到了民權運動局限於合法的正式運動所帶來的問題，隨後當他們提出了有關資本主義和根本變革問題時，他們兩人都被暗殺了。

在接下來的幾年裏，黑豹黨也面對了這個問題。西爾（Bobby Seale）明確表達了黑豹黨的態度，他說：“我們不用種族主義對抗種族主義，我們用團結來對抗種族主義；我們不用黑人資本主義對抗剝削資本主義，我們用全體的社會主義對抗剝削資本主義；我們不用更多的帝國主義對抗帝國主義，我們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來對抗帝國主義。”黑豹黨的做法與“文化民族主義者”、自由主義、和平主義的融合主義者徹底決裂。

黑豹黨聯合創始人西爾和牛頓（Huey P. Newton）在社區中心的屋子裏編寫了黑豹黨著名的10點綱領，其中包括呼籲激進民主改革和經濟正義的訴求。

黑豹黨的十點綱領（簡短版）

1.我們要求自由，我們需要決定我們黑人和受壓迫社區的命運的權力。

2.我們要求我們的人民能夠實現充分就業。

3.我們要求結束資本家對我們黑人和被壓迫社區的掠奪。

4.我們要求體面的、適合人類居住的住房。

5.我們要求為我們的人民提供教育，揭露美國社會頹廢的真實本質，教會我們真實的歷史，指明我們在當今社會中的角色。

6.我們要求為所有黑人和受壓迫者爭取完全免費的醫療保健。

7.我們要求立即結束警察暴力，立即停止謀殺黑人、其他有色人種以及美國境內所有受壓迫者。

8.我們要求立即結束所有侵略戰爭。

9.我們要求現在被關押在美國聯邦監獄和軍事監獄中的所有黑人和受壓迫的窮人獲得自由。我們希望由同儕組成的陪審團對所有被“依法指控犯罪”的人進行審判。

10.我們要求土地、面包、住房、教育、服裝、正義、和平，我們要求現代技術掌握在人民社區的手裏。

黑豹黨在灣區迅速發展。在位於薩克拉門托的加利福尼亞州議會，他們公開地帶著步槍進入大樓，大聲朗讀反對《馬爾福德法案》的聲明（該法旨在禁止他們在社區中武裝巡邏），這讓他們成為全國的焦點，並使黑豹黨人數在全國範圍內爆炸式增長。除了反對警察暴力，黑豹黨還組織了抗繳租金、免費早餐、醫療和服裝計劃，這些計劃與革命教育和招募相結合。在鼎盛時期，黑豹黨的報紙發行量達到250,000份，全職黨員人數達到5,000名。

但是，“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J. Edgar Hoover）曾著名地將黑豹黨稱為“對國家內部安全的最大威脅”。雖然黑豹黨的武裝巡邏確實引起了胡佛和其他人的註意，但更讓當權派感到不安的是黑豹黨的社會主義政治傾向，以及黑豹黨引爆黑人工人和青年群眾革命運動的潛力。隨著黑豹黨開始朝著受壓迫人民聯合鬥爭的方向發展，與代表拉丁裔、美洲原住民和貧窮白人的組織建立更大的聯盟，他們的擔憂大大加劇。聯邦調查局的反諜計劃通過監禁、滲透、誤導和暗殺嚴重打擊了黑豹黨。1969年，聯邦調查局在一年內殘忍地殺害了25名黑豹黨成員，並非法監禁了數百人。

雖然來自統治階級的鎮壓是可以預料的，黑豹黨的失敗並非不可避免，世界上其他革命運動歷史上也遭遇過更嚴重的鎮壓。不幸的是，黑豹黨在革命戰略上的錯誤導致了他們的衰落。

黑豹黨傾向於關註黑人中最受壓迫的部分，那些永久失業或是半失業的階層。加上“每個成員都需要成為全職人員”的要求，使得百萬計的黑人工人難以參與黑豹黨的活動，也就極大地限制了其體量。的確，任何革命運動都應該組織起失業者，但也必須以工人階級為基礎。工人階級是社會中最進步的力量，具有使經濟停擺的社會力量。如果他們建立了具有民主結構的群眾性力量、而不僅僅是從中國和古巴革命中汲取靈感，在面對鎮壓時就可以有千萬人站出來捍衛黑豹黨。

傑瑞米柯賓

最後，他們使用槍支也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對於許多黑人工人和窮人來說，武裝使黑豹黨成為一群他們可以尊敬和讚揚的英雄領路人——但不是他們可以加入的對象。牛頓本人後來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寫道：“但我們很快發現，武器和制服使我們與社區成員區別開來。我們被視為一個特殊的軍事團體，身處社區結構之外，過於激進因而無法融入其中。也許我們當時的一些策略是極端的。”

盡管犯了錯誤、錯失了良機，黑豹黨還是在美國歷史上書寫了濃墨重彩的英勇篇章，為推進民主自由做出了巨大貢獻。從他們的成功和失敗中，我們這一代人吸取了許多經驗教訓。而今天，我們將接過他們的旗幟，繼續為黑人自由和社會主義而鬥爭。

不是工人國家也不是資產階級國家？

政治形式與社會內容

不久前，伯納姆（James Burnham）和卡特（Joseph Carter）兩位同志對蘇聯的階級性質提出新的質疑。在我看來，他們的答案大錯特錯。但是由於兩位同志沒拿尖叫扯頭發代替科學分析（某些極左分子的強項），我們可以而且應該認真地同兩位同志討論再度討論這一重大問題。

兩位同志沒有忽略蘇聯與現代資產階級國家的主要區別：由於所有制形式的變化，導致生產力的強力發展。他們進一步承認“十月革命奠定的經濟結構基本上未變”，由此得出結論：保衛蘇聯免於帝國主義侵犯，是在蘇聯及全世界無產者的重任。就這點來說我們與兩位同志擁有充分共識。但無論我們的意見多麽一致，它都不能涵蓋問題的全部。

雖然兩位同志不與極左派混在一塊，卻認為“從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定義來看”，蘇聯不再是工人國家。但由於“經濟結構基本未變”，蘇聯沒有變成資產階級國家。兩位同志同時卻否認官僚是獨立的階級，而我們只能對此表示祝賀了。上述前後矛盾的斷言綜合起來，恰好呼應了斯大林主義的說法——蘇聯已不是階級社會的國家組織。那麽，蘇聯到底為何物？

對國家性質的階級理論，我們嘗試回歸到國家的階級理論上。毋庸置疑，我們並非不理論的拜物教徒。假設出現新的歷史事實要求突破舊思想，我們不應故步自封。但過去修正主義者的可悲經驗教會了我們一件事：保持謹慎。在我們試圖創立一種新學說之前，我們應該深思熟慮地比較舊理論與新現象，而非急於開宗立派。

兩位同志不經意地提到一個事實：由於存在各種主觀與客觀條件，無產階級的統治“可能體現為千差萬別的政府體制”。為了清晰起見，我們還要補充：這一階級統治既體現為蘇維埃的自由黨爭，也體現為一黨獨大，甚至體現為權力實際集中於一人手上。個人獨裁無疑是政權瀕危的征兆；但特定情況下卻是拯救制度的唯一手段。最終，國家的階級性質不僅由政治形式決定，而且由社會內容來決定，即根據當前國家所保衛和維護的財產形式與生產關系性質來決定。

兩位同志在原則上並不否認上述觀點。但如果他們仍拒絕將蘇聯視為工人國家，那是因為兩個理由：一個是經濟原因、另一個是政治原因。他們寫道“在過去的一年裏，官僚徹底走進毀壞國有計劃經濟的不歸路。”（只是“走進不歸路”？）接著又指出局勢的演變“將官僚帶到了與國有經濟需求和利益互相矛盾的局面，這樣的矛盾正前所未有地高漲和深化。”（只是把他們“帶到”這般局面？）官僚層與國民經濟的矛盾並非始於今日，但最近一年“官僚的行徑正大大地破壞著經濟的計劃性和國家壟斷。”（只是“正破壞著”？所以不是已經破壞了？）。

而第二個論點，就像剛才所說，是政治性質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首先不是經濟範疇，而主要是政治範疇……如今，無產階級統治的所有形式、組織和機構均遭摧毀，可以說無產階級的統治現已遭到毀滅”。兩位同志剛宣布無產階級制度具有“各種形式”，卻又拋出這麽一段話，讓我吃驚不小。誠然，無產階級專政不僅“主要”是而徹頭徹尾是屬於“政治範疇”的概念。但政治不外乎經濟的集中表現。德國社民黨一度主導國家和1918-1919年德國各地的蘇維埃，這卻與無產階級專政毫無共通之處，因為它們始終沒有動搖資產階級的產權。相反，假設有一種政治制度保衛著從有產者剝奪而來的國有化財產，使其免遭帝國主義毒手，那麽它就是獨立於一切政治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

兩位同志像先前那樣“一般來說”承認上述這點。他們的對策，是綜合運用經濟與政治論據。他們說：“官僚不僅奪去了無產者的政治權力，更把經濟攆進死胡同。”如果說在前一時期，官僚雖有反動性，仍扮演過相對進步的角色；那麽現在，它徹底蛻變為反動因素。這一論斷的中心內容是健康的，完全符合第四國際的評估和預測。“開明專制”曾扮演資產階級發展史的進步角色，後來卻演變為社會前進的絆腳石；眾所周知，絆腳石與進步的沖突以革命來解決。然而在為社會主義經濟奠定基礎時，我們寫道，官僚的“開明專制”只有相較甚少的時間能發揮進步作用。這一觀點已得到現實的證實。忘乎所以的官僚被自己的成功所蒙騙，期望相應達到空前的經濟增長。與此同時，它卻遭遇嚴重的經濟危機，這反過來成為當權者慌張情緒與屠刀政策的一大主因。但這有導致蘇聯生產力的發展停止腳步嗎？我們可不會如此妄言。盡管生產力受到官僚專斷的牽制，國有經濟的巨大的生產力，在成長速度比以前放緩的情況下，仍能推動生產力發展多年。目前無法確切預測具體的過程，但有一點無論如何都很明白，對執政集團來說，當前的政治危機正將自身扯得四分五裂，這比生產力走向停滯還要危險得多。為了簡化這個問題，讓我們暫且假定官僚已是經濟發展的絕對阻礙，但是就算如此，是否就意味著蘇聯的階級性質已變？抑或蘇聯已喪失任何階級性質？在我看來，兩位同志的主要錯誤正在於此。

直至一次大戰前，資產階級社會一直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僅僅在最近的25年，資產階級才成為進步的絕對阻礙。那麽，能說當今社會不再是資產階級社會嗎？不能，這只是證明它正在腐朽。某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只能通過建立法西斯暴政，才能保住資產階級產權；換句話說，資產階級耗盡了一切直接統治的形式和方法，只得動用一個中介物。那麽，這是否意味著國家不再是資產階級國家了？走到法西斯主義野蠻手段的窮途末路，為的就是保護生產數據私有制，在法西斯主義統治下，國家依然是資產階級性質。

我們無意將這些模擬無限上綱。但它畢竟展示了權力集中於官僚手中乃至生產力的停滯，仍未改變社會及其國家的階級性質。只有在產權制度上闖入一場革命或反革命才能將之改變。[1]

難道沒有國家與經濟的階級性質處於對立狀態的例子？是有的！“（法國舊制度的）第三等級”掌權後，有一段時期社會仍帶有封建性質；蘇維埃政權誕生的最初數月，無產階級也以資產階級經濟為基礎進行統治。在農業領域，無產階級專政在小資產階級經濟的基礎上運轉了好幾年（相當程度上，現在也是如此）。假如資產階級反革命獲勝，覆辟當局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還是得依靠國有經濟。但這種經濟與國家之間的暫時沖突意味著什麽呢？它意味著革命或反革命，它意味著一個階級戰勝另一階級並固守自己的勝利，它意味著勝利者將從自身利益出發重組經濟體系。“政經分裂”是各種社會轉折的必經時刻，它與極左派所謂的“無階級國家”的理論（宣稱由於沒有真正主人，文吏或官僚即占據了剝削者的位置）毫不相幹。

標準與事實

正是由於使用了主觀的“規範性”思路代替客觀的、辯證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導致許多同志很難對蘇聯進行正確的社會學評估。伯納姆和卡特會說蘇聯“不能夠按照馬克思主義賦予這一詞匯的傳統意義”視為是一個工人國家，也不是沒有原因的。不過這僅表示蘇聯並不符合我們原先預料一個工人國家所應有的樣子而已，在這個劃分上我們其實並沒有分歧。我們原先預計工人國家會隨著逐步的發展而逐漸消亡，然而歷史並不總是“照著計劃走”，反而則是使我們見到工人國家蛻化的過程。

但這是否意味著與我們預料狀況相左的工人國家便不再是工人國家了嗎？生病中毒的肝臟與健康的肝臟不同，但這並不代表它不再是一顆肝臟。為了了解其性質，僅僅使用解剖學和生理學分析是不夠的，運用病理學也是必要的。當然，去對患病的肝臟說：“我不喜歡它”，然後就拋棄它，是件容易得多的事，但一個醫生不能允許自己這麽奢侈隨便，他必須去根據病癥的狀況與器官所受到的病變而進行治療（“改革”）或手術（“革命”）。但是要做到這一點，他就必須先去認知到病變的東西是生病的肝臟，而不是別的東西。

但是讓我們拿一個更令人熟悉的例子來與工人國家的問題做模擬：工會。從我們期待的方面來看，工會應該要是階級鬥爭的組織，那麽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美國勞工聯合會（AFL）呢？他們的頭領都是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在所有的基本問題上，格林（William Green）、沃爾（Matthew Woll）及其同夥都選擇了直接反對無產階級利益的政治路線。我們可以把這個模擬擴大來看，並說如果直到產業工會聯合會 （CIO）出現後，AFL才完成了一些具進步性質的工作，因此它現在活動的主要內容包含在更具先進（或更少反動）趨勢的鬥爭當中。對於CIO而言，格林那夥人絕對是一個反動因素，這樣想完全正確，但是，AFL並沒有因此而不再是一個工會組織。

一個國家的階級性質取決於它與生產資料中財產形式的關系；而諸如工會之類的工人組織的性質則取決於其與國民所得分配狀況的關系。格林及其同夥保衛私有財產制這點，足以說明他們是資產階級的。如果這些人做出保衛資產階級的收入來源不被工人攻擊的行為，如果他們要阻礙的是罷工行動、提高工資及對失業者的救助等行動，那麽他們領導的這個組織就是工賊團體，而不是一個工會了。但情況相反，格林及其同夥為了不失去自身支持基礎，便必須在一定範圍內去領導工人進行增加（或至少反對減薪）其國民所得份額的鬥爭，這個客觀征兆足以使我們明確區分出最反動的工會與工賊團體的界限。因此我們不僅有義務去繼續在AFL當中的工作，也必須去保護其不受工賊、三Ｋ黨等人的侵害。

斯大林的作用與格林的作用一樣，具有雙重性質，斯大林為官僚層服務，因而是為世界資產階級服務。但是如果他不能夠捍衛官僚層為了自身利益而利用的社會基礎，那麽他就不能為官僚層服務，於是斯大林在這個份上捍衛了國有財產制不被帝國主義的進攻與隨意的官僚機構而搞垮。但是，這種捍衛方式終將會使蘇維埃社會完全毀滅，正因為如此，斯大林的集團必須被推翻，而且無產階級絕不能讓帝國主義代替自己完成這項任務。盡管有斯大林的存在，無產階級仍會保衛蘇聯免受帝國主義攻擊。

歷史的發展情形使我們對各式各樣類型的工會習以為常，包括戰鬥派、改良派、革命派、反動派、自由派和天主教派的等等工會類型。而工人國家卻是另一回事，這是我們第一次看到的現象，這尤其需要我們用獨到的革命綱領作為標準來理解蘇聯。在此同時，工人國家是一個客觀的歷史事實，其正在受到各種不同時代性力量的影響，而且我們認為這點與我們的“傳統”標準完全矛盾。

伯納姆和卡特同志說斯大林及其同夥在政治上服務於世界資產階級的看法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種想法的正確性必須建立在正確的時間和地點條件下。希特勒也是為著資產階級服務，但是斯大林和希特勒所起的作用之間則存在著差異。希特勒捍衛著資產階級的財產形式；斯大林則是使官僚機構的利益適應於無產階級的財產形式。而在西班牙，即在資產階級政權的土地上，同一位斯大林則是起著希特勒的作用（從他們的政治路線上來看，他們之間的差異通常很小）。從斯大林在蘇聯與西班牙，兩個具有不同體制的社會當中起著的不同作用這點可以看到一件事，那就是官僚階層並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而是屬於某個階級的工具，而且我們也絕對不可能僅從官僚機構的德行或惡行來定義一個國家的階級性質。

關於工人國家的官僚層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主張，對於那些被形式束縛的頭腦來說，不僅無法理解，而且完全無從認識。然而，歷史上從未有過沒有單純類別的階級國家，一般來說也不會有。半封建制的普魯士君主制執行著資產階級最重要的任務，但是是以自己的方式來執行，即以封建體制而非雅各布賓式的方式執行。而日本即使在今天也可看到國家的資產階級的性質與統治階級的半封建性質之間存在著相生相成的聯系。但是，所有這些例子並不妨礙我們去清晰區分何為封建社會何為資產階級社會。當然，有人會反駁說，與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並存相比，封建勢力與資產階級的並存則更容易實現，因為前者涉及兩種形式的階級剝削。這點完全正確，但是一個工人國家不可能在一天之內就能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馬克思寫道，在工人國家的第一個時期，資產階級的分配型態還仍然會存在。（關於這一點，請參見《被背叛的革命》中《社會主義與國家》一章）人們有必要去斟酌和仔細思考一下這一點。只要資產階級的分配標準還在運作，工人國家本身就還仍有必要作為一個國家而存在。

這意味著即使是最具革命性的官僚機構在某種程度上也仍是存在於工人國家的資產階級機關。當然，工人國家資產階級化的程度和總體發展趨勢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如果一個工人國家去除了官僚機構並逐漸開始消亡，這便意味著其發展將步入社會主義的道路。反之，如果官僚機構變得越來越強大、權威、享有特權和保守，這便意味著在工人國家中，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是以社會主義為代價的。換句話說，從一開始便一定程度上內嵌於工人國家的內在矛盾並未按“正常”而減少，反而增加。但是，只要這種矛盾還未從分配關系的範疇轉移到生產關系的範疇當中，並且還未摧毀國有化的財產制和計劃經濟體制，那麽這個國家就仍然還是一個工人國家。

列寧在15年前就已經說過：“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工人國家，但帶有官僚主義的畸形變異。” 在那個時期，官僚主義的變異是直接繼承自資產階級政權，從這個意義上講，它僅僅是過去的殘余。然而，在不利的歷史條件下，官僚的“存續”獲得了新的營養來源，並成為一個巨大的歷史因素。正因為如此，我們稱它為工人國家的“墮落”。正如波拿巴主義肆無忌憚施行的恐怖所顯示，這種蛻化已來到轉捩關頭。目前，所謂“官僚主義的變異”正在準備不留殘塊地吞噬工人國家，並且正在國有產權制的廢墟上孕育出一個新的有產階級。這種可能性已經非常接近了。但這一切還只是可能性，我們不打算事先屈服於此。

蘇聯作為工人國家，不符合“傳統”標準。這並不表示它並不是工人國家。這也不表示那個的標準是錯誤的。 我們的“標準”是建基於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完全勝利。蘇聯只是工人國家落後和孤立狀態的局部且殘缺的表達。

理想化、僵化、“純粹”的規範性思維，是以一廂情願的形象來構建世界，於是只想擺脫他不喜歡的現象。宗派主義者，即只憑自己的想象力進行革命的人，會以空洞的理想主義準則來指導自己。他們說：“這些工會不符合我們的喜好，我們不會參加。這種工人國家不符合我們的喜好，我們不會保衛它。”他們最擅長一次又一次承諾歷史會重頭開始。當上帝將理想的政黨和理想的工會擺在他們手中時，他們才會建立一個理想的工人國家。但是，在這個幸福的時刻到來之前，他們會對於現實完全抱以嗤之以鼻的態度，擺出一副不滿的臉——這是宗派“革命主義”的最高表現。

純粹“歷史”的、改良主義、孟什維克式的、消極的、保守的頭腦，正如馬克思所批評的那樣，忙於用昨天的光榮證明今天的光榮。這類人的代表進入群眾組織並在那裏自我溶解。而蘇聯可鄙的“朋友”主動迎合惡毒的官僚，自己捏造理想的“歷史”情境。

傑瑞米柯賓

與上述兩種思維方式相對立的，是辯證的思維——馬克思主義、布爾什維主義——在客觀發展中考察現象，同時在這種發展的內部矛盾中找到了實現其“標準”的基礎。當然，務必謹記，我們念茲在茲的綱領標準，只有在客觀歷史過程本身的進步趨勢是作為總體表現時，才能實現。

工會的綱領性定義聽起來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由行業工人或產業的工人組成的組織，其目標是（1）為改善工人生活而與資本主義作鬥爭；（2）為推翻資產階級而參加革命鬥爭；（3）以社會主義為基礎參與組織經濟活動的工作。 如果將這個“典範”定義與實際情況進行比較，我們或許應該綁手綁腳地說：當今世界上沒有一個工會存在。但是，將這種典範與事實對立起來，也就是說，將朝向特定目標發展的一般表現與目標內容對立起來，淪為形式主義、最後通牒式、非辯證把綱領拿來對照現實，這樣絕對死氣沈沈，不會打開任何讓革命黨能夠介入的道路。同時，在資本主義解體的壓力下，現存的機會主義工會是可以（對於我們在工會中的黨團，在正確政策下則是必須）設法接近我們的綱領典範並發揮進步的歷史作用。當然，領導層徹底改變是這樣發展的前提。美國、英國、法國的工人必須趕走格林、希特林（Walter Citrine）、茹奧（Jouhaux）和其它資方代表。 蘇聯工人必須趕走斯大林和其同夥。如果無產階級及時趕走蘇維埃官僚層，那麽勝利後仍然可以掌握到國有化的生產數據和計劃經濟的基本要素。這意味著它不必從頭開始。那會是一項巨大優勢！ 只有習慣於漫不經心在樹枝間跳來跳去的激進浮誇份子，才能輕率地拒絕這種可能性。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場巨大而又艱巨的任務，以至於人們無法輕易拋棄其無可估量的物質進步並從頭開始。

蠻好的一點是，伯納姆和卡特同志與我們的法國同志克利浦（Craipeau）或其它同志不同，沒有忘記生產力的因素，也不否認要保衛蘇聯。但只是這樣遠遠不夠。如果官僚機構的罪孽深重的領導使經濟增長陷入癱瘓呢？在這種情況下，伯納姆和卡特同志是否有可能被動地允許帝國主義摧毀蘇聯的社會基礎？我們確信情況並非如此。 但是，他們對蘇聯的非馬克思主義定義，是認為它既非工人階級，也不是資產階級國家，這為各式各樣的結論打開了大門。這就是為什麽必須明確拒絕這種定義。

同時是統治階級又是被壓迫階級

極左派說：“為什麽我們的政治意識並沒有不滿有這樣的一個事實存在？那群家夥竟然要逼我們相信蘇聯在斯大林的統治下，無產階級竟是『統治階級』…？！”這種以抽象方式表達的斷言實際上也引起了我們的“不滿”。事實上，在分析過程當中所必需使用的抽象範疇，完全不適用於必須最為具體的歸納。蘇聯無產階級是一個落後國家的統治階級，而那裏仍然缺乏著眾多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蘇聯的無產階級僅統治著人類世界上十二分之一的土地，而帝國主義的勢力則統治著其余的十二分之十一。在世界帝國主義一而再再而三的壓迫下，俄國的落後與貧窮導致蘇聯無產階級的統治力量變得殘廢破損。無產階級政治統治的機關，即國家，變成了承受帝國主義（像是外交、軍隊、貿易、思想和風俗等等）壓力的機關。從歷史的進程上來看，奪取統治權的鬥爭並不是無產階級和官僚之間的事情，而是無產階級和全世界資產階級之間的事情，官僚主義在鬥爭中只扮演著作為傳遞機制的作用。而鬥爭尚未結束，盡管莫斯科竭盡全力地向世界帝國主義證明其作為保守勢力的可靠性（像是斯大林主義在西班牙的政治反革命行為！），但世界帝國主義並不信任斯大林，而且輕蔑地撥開了斯大林用來自我隱藏的薄霧，並準備迎接最有利推翻他的時機。而希特勒及其勢力，代表了世界資產階級對蘇聯官僚的態度，只是更加一致和坦率地表現出來罷了。對於資產階級而言——當中包括法西斯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僅僅讓俄國和蘇聯在斯大林主義反革命下孤立起來是不夠的。只要俄羅斯沒有在財產形式和市場的經濟開放方面進行徹底的反革命，資產階級就會認為蘇聯是他們的敵人。他們想的是正確的。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內部政權主要具有著資產階級政治統治的特征。但是，外國帝國主義的壓迫卻改變並扭曲了這些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結構，以至許多國家（甚至在南美洲的獨立國家當中也有）的民族資產階級僅部分地達到了統治階級的地位。的確，一個落後國家當中的帝國主義壓力並沒有改變其基本的社會特征，因為各國當中的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代表的只是各個資產階級社會當中不同的發展水平。然而，英格蘭與印度、日本與中國、美國和墨西哥之間的統治情形之間的差異是如此之大，以致我們必須嚴格區分何者是帝國主義的壓迫者，而何者又是被壓迫的資產階級國家，而我們認為有必要去幫助後者並反對前者。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則同時是半個統治階級和半個被壓迫階級。

帝國主義壓迫蘇聯的目的是為了改變蘇聯社會的本質，這是一場有關財產形式的鬥爭（而這場鬥爭今天雖然是和平的，將來則會變成軍事的）。官僚集團在這場鬥爭當中起著作為傳遞機制的作用，過去官僚們靠無產階級的力量來對抗帝國主義，而今天則利用帝國主義來對抗無產階級，以壯大自身的力量。在此同時，官僚無情地濫用自己作為有限生活必需品分配者的地位，來維護自身的利益和權力。由此，無產階級在蘇聯的政治統治就具有著一種被削減、被遏制、受扭曲的特征。我們完全有理由可以說，在一個落後和孤立的國家進行統治的無產階級仍然是被壓迫的階級，這個壓迫的根源是世界帝國主義，而壓迫的傳遞機制則透過是官僚。如果用“同時是統治和被壓迫的階級”一詞有矛盾，那麽它可不是源自於邏輯上的錯誤，而是源自於蘇聯自身情況的矛盾。而正是因為如此，我們反對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

承認蘇聯是一個工人國家——並非是個典型的工人國家，而是個殘缺的工人國家——這完全不代表我們在理論與政治上赦免了蘇聯官僚的罪行。恰好相反，正是在反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與工人國家的需求之間的矛盾，充分顯露了其中的反動性。而只有這樣提出問題，我們揭露斯大林主義罪行才能獲得充分的動力。保衛蘇聯不僅是對帝國主義進行鬥爭的首要之務，而且也是為將來能夠推翻波拿巴主義官僚集團所做的準備。

蘇聯的經驗表明，工人國家所蘊含的可能性與抵抗力量有多麽的大。但是，這種經驗還表明了，資本主義及其官僚機構所帶來的壓力又是如此強大，無產階級獲得充分解放的困難又是非常巨大，而以不可調和的革命鬥爭精神來教育和鍛煉新的國際是又是如何必要。

二零二二年

書評：《在集中營：中國高科技流放地》

在達倫·拜勒（Darren Byler）的新書《在集中營：中國高科技流放地》當中，Vera Zhou、Qelbinur、Erbaqyt、Gulzira和其他人談及他們被關押在集中營的故事。拜勒還強調了全球高科技資本主義與鎮壓加強之間的聯系。

在新疆，越來越嚴重的剝削，以及漢族定居者的大量遷入，標志著 1990年代中國資本主義的覆辟。當地豐富的原材料和天然資源、發展特定農業的優越條件、重要的地緣戰略位置，使這一地區對於北京至關重要。恢覆了市場經濟後，以前相對的自治就消失了。新疆漢族人口在1949年占比6%，如今已增至40%以上，而維吾爾人現在占總人口不到50%。

維吾爾人被標簽為“不可信賴”、“雙面人”和“恐怖分子”的發展過程，恰恰伴隨了資本主義全球化、新技術發展、歧視和壓迫的加劇。蘇聯解體後，中共政權開始恐懼新疆地區的獨立訴求以及對於穆斯林文化和宗教的興趣與日俱增。911事件發生後美帝發起“反恐戰爭”，而中共也走上同一道路。兩國在反恐方面進行合作，中國敦促美國抓捕在阿富汗的維吾爾人，把他們關在臭名昭著的關塔那摩集中營。被拘留的22名維吾爾人沒有一個參與在“聖戰”中。

2014年，北京掀起了自己的“反恐人民戰爭”，從而將新疆全部1500萬穆斯林視為犯罪分子。拜勒描述了事件的背景。2009年，迫於生計到中國東南部廣東省打工的兩名維吾爾族工廠工人，基於種族主義動機被打死，觸發了新疆的群眾抗議。警方向人群開槍、打死示威者，最終釀成暴亂並導致130名漢族人喪生。隨之而來的是新疆社會的軍事化，加劇了本已強烈的對歧視和土地掠奪等的反對情緒。2013-2014年還發生了維吾爾人對漢族平民的暴力襲擊事件。

這一時期，社交媒體和智能手機進入新疆。許多人（特別是年輕人）開始更多地了解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它們的歷史和文化。穆斯林在線伊瑪目獲得了新的受眾。

檢查站、集中營和出生率

“反恐人民戰爭”改變了新疆。拜勒總結道：

“五年時間，國家首先在縣與縣之間、然後在城市管轄範圍內建立了檢查站系統。他們建立了限制維吾爾人在區域內流動的通行證制度，並沒收了少數擁有護照的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的護照。他們派出多達110萬名國家工作人員進入維吾爾和哈薩克農村社區，對‘不可信賴的’穆斯林進行評核。他們額外雇傭了超過9萬輔警，負責檢查穆斯林的手機和身份證，比得上柏林墻倒塌前東德的警察密度。他們還開始建立一個實施高度安保的拘留營網絡，在拘留高峰期曾關押新疆10%到20%的成年人口——這個百分比正是新疆當局認為已經發展了宗教極端主義‘腫瘤’的人口比例。與此同時，中國民政部開始執行對於‘非法生育零容忍’的政策，加上因拘留導致的家庭破碎現象，導致出生率下降了50%至80%。”

拜勒為了寫這本書回到新疆，他從2010年起在當地進行了一段時間的學術研究。在當時，他的40名學生和朋友已經失蹤了——他們被關進了集中營。

華盛頓大學學生、曾去新疆探望男友的Vera Zhou告訴我們，檢查站和高科技被用於大規模逮捕：“警察掃描了Vera的臉和虹膜，記錄了她的語音簽章，並收集了她的血液、指紋和DNA。”因為使用VPN、造訪境外網站，她被送到集中營。她後來因為被徹底“再教育”而被釋放，可以回到西雅圖講述她的故事。

集中營裏的大多數人都不知道他們為什麽被關押，他們猜測這是因為去過清真寺、戴過面紗或胡子太長、去過哈薩克斯坦或在手機上使用過微信。

其中一個被關押的主要原因是違反計劃生育規定。北京的政策借助支持婦女反對落後文化的口號，目的是要大幅降低維吾爾族出生率。甚至在體制內工作的國家雇員也被迫使用避孕環。這個制度也包括了安插在當地的間諜，手法猶如法西斯和斯大林主義獨裁。 “任何人都可以成為線人；沒有可保證的盟友；相機和掃描儀的演算法一直在運行。”

監獄“學校”中的“準罪犯”

大多數被關押的人都被視為“準罪犯”，並被關進在稱為學校的監獄中。該書描述了裏面的情況：擁擠的牢房裝有攝像頭和揚聲器、禁止講維吾爾語或哈薩克語、囚犯被迫“認罪”、看電視並學習習近平語錄、唱愛國歌曲，除了每周一次可以極短的洗澡時間外，不得離開牢房。被拘留者一旦在牢房內進行任何移動或交談，都會立即遭到懲罰。警衛使用棍棒和電棍，並大喊大叫。想要吃飯就必須先高唱習近平萬歲、歌頌是習大大賜予的食物。

中共新疆黨委書記陳全國總結了集中營的特點：“施教像學校，管理像軍隊，防衛像監獄”。

300個集中營的數字， 是基於官方建築合同招標、衛星圖片以及對前被拘留者和營地工作人員的采訪得出的。官方統計數據還顯示，53.3萬人在2017-2020年於新疆被起訴，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6倍，多達50萬兒童被送往所謂“寄宿學校”。將新疆所有穆斯林視同罪犯的“反恐戰爭”，與大量基礎設施和工業投資密切相關。北京在內需和出口方面都嚴重依賴來自新疆的石油、天然氣、棉花和番茄。現在正有計劃將100萬個紡織工作崗位轉移到新疆，以剝削當地低廉和奴隸般的勞動條件。大多數低價值的紡織品制造已經因為不再有利可圖，而搬離了中國其他省份。國家對遷入新疆的企業給予補貼。

工人是通過脅迫招募的。從集中營釋放的人被告知他們必須在工廠或被送回集中營之間選擇。工資極低，還會被老板任意扣除。工人必須住在在宿舍裏、與家人分開。

私有科技與監控公司已獲得龐大利潤，並擁有成熟、世界尖端的科技，用以人臉識別和打造“智慧城市”。這些科技也被用在應對疫情上。拜勒講述了亞馬遜購買了中國熱圖系統，來檢測上班工人的體溫的。

2016年以來，新疆在安保方面的開支已經增長了50%，1400家民營企業爭奪價值80億美元的訂單。

智慧城市的概念被宣傳為能幫助公民生活、降低碳排放和其他積極措施，但其實際基本上是一個加強控制、監視和可能的鎮壓的系統。對於政客和資本家來說，這個概念可用來保衛私有財產制。這是一項快速增長且利潤豐厚的業務。

除了智慧城市，在新疆使用的技術也常用於反恐政策和對付難民的邊境管制。拜勒以美國與墨西哥的邊境和美國大多數城市的警察部門作為案例說明。他還提到英國反恐專家於2017 年受邀訪問新疆。

拜勒將當今的全球化與1800年代進行了比較。他引用了歷史學家摩爾（Jason Moore）的話說：“曼徹斯特的背後是密西西比州”。這是基於恩格斯對於曼徹斯特的紡織業的分析——恩格斯指出，曼徹斯特紡織業之所以能夠稱霸世界，是因為密西西比州的奴隸制度。

在新疆和中國奧威爾式監控系統背後的人工智能龍頭企業——曠視科技（Megvii）——與微軟和位於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有著特別密切的關系。曾任微軟副總裁的李開覆投資曠視科技，而曠視科技將自己總部設在微軟附近，並招募了美國計算機優秀人才。該企業以矽谷和美國科技業為藍本。

西雅圖和首爾背後是新疆

借助這些資源， 曠視科技開發了其Face++人臉識別系統，包括識別到維吾爾人時的警報。在美國，這可以用來對付黑人。拜勒總結道：“在許多方面，新疆勞教工具是這個世界的產品”、“整個地球，不只在中國，都有社會監控的問題”。

基於摩爾和恩格斯的理論，拜勒提到，西雅圖的背後是新疆。其他全球領先的公司，如亞馬遜、谷歌和 Adobe，以及首爾的三星也與曠視科技相聯系。

在中國，曠視科技的主要投資方是阿裏巴巴，這家大公司想跟隨其美國同行亞馬遜和谷歌進行投資。然而，國家才是主導力量。2017年，曠視科技與中國256個城市和地區的警方建立了“深度合作夥伴關系”。

拜勒的書和他關於新疆的其他著作一樣，內容豐富。北京指責他代表美帝國主義是毫無根據的。反對新疆的殖民式種族主義壓迫的鬥爭，與反對美國跨國企業和國家鎮壓的鬥爭是攜手並進的。全球工人和青年應當從反對鎮壓的鬥爭中吸取經驗教訓。

中國勞工論壇和國際社會主義道路通過分析和鬥爭，得出了必要的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結論。新疆和維吾爾人的命運與中國的鬥爭息息相關。正如書中的一名親歷者Erbaqyt所言：“我不能為此責怪中國人民，他們也是受害者”。

中國是帝國主義嗎？

自資本主義覆辟並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的地位舉足輕重。在中美之間陷入歷史性的沖突之際，中國是否帝國主義的問題成為了國內外左翼熱烈討論的問題。本文旨在厘清當中的一些誤解，讓我們可以得出正確的政治結論。

傑瑞米柯賓

帝國主義的定義

我們討論帝國主義，首先要清楚馬克思主義所下的定義。讓我們重溫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的定義：
“如果必須給帝國主義下一個盡量簡短的定義，那就應當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這樣的定義能包括最主要之點，因為一方面，金融資本就是和工業家壟斷同盟的資本融合起來的少數壟斷性的最大銀行的銀行資本；另一方面，瓜分世界，就是由無阻礙地向未被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大國占據的地區推行的殖民政策，過渡到壟斷地占有已經瓜分完了的世界領土的殖民政策。”

可見，這裏並非指主流那種單純的軍事侵略占領的定義，而是政治經濟的概念，是資本主義必然趨向超越民族國家邊界下，發展到最高程度階段的結果。列寧還提到帝國主義的五大基本特征，讓我們看看符不符合今天的中國：

(1)    生產和資本的集中發展到這樣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經濟生活中起決定作用的壟斷組織

今天中國的生產與資本集中的程度是毫無疑問的。2020年的《財富》世界500強企業排行榜，中國連續第二年成為榜上有名最多的國家，有135家，比2019年還增加了11家。相較美國則只有122家。

(2)    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已經融合起來，在這個“金融資本的”基礎上形成了金融寡頭

中國的四大銀行（工商銀行、建行、農行、中國銀行）同時也是全球四家最大型的銀行。這些雖然都是國有企業，但也是牟利的上市企業。
至於中國最大的寡頭企業除了自身的核心實業外，同時也廣泛地涉足金融業務，例如阿裏巴巴有螞蟻金服、騰訊有騰訊金融科技、恒大有恒大金融財富管理等等。

中國也擁有全球最大的股票證券市場之一。以市值計算，上海股市是世界第三大、香港第四大、深圳第七大。中國政府在去年十一月正式開設全國第四個的北京股票市場 ，可見雖然日益面對西方資本市場的競爭，但中國的金融資本仍在擴張。

(3)    和商品輸出不同的資本輸出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商品出口固然是中國的經濟支柱，支撐了中國一直以來的經濟起飛。近年來，資本輸出亦變得越來越重要。當中“一帶一路”可以說是中國資本輸出戰略發展的重要一環，甚至在2017被寫入中共黨章。這是唯一被寫入黨章的外交政策。
在2020年疫情籠罩全球下，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 FDI）金額成了世界第一位。中國的FDI占全球投資比重也在增加，達到了20.2%，連續5年超過10%。

(4)    瓜分世界的國際壟斷資本聯合體已經形成

這裏指的就是我們所說的跨國企業。根據《全球數據》的資料顯示，2020年全球營業額最高的2,190家跨國企業中，有10%來自中國，是排名第三大的國家，僅排在美國（33%）和日本（12%）之後。足見中國跨國企業在全球資本主義的份量。

(5)    最大的資本主義列強把世界上的領土瓜分完畢

這裏的瓜分世界，包含了傳統上軍事占領式的殖民政策，還有更現代那種政治經濟支配性的新殖民主義。中國則是兩者皆有。對內，伴隨著資本主義覆辟的進程，中國在少數民族地區，如新疆、西藏實行殘酷的漢人殖民與種族主義政策。對外，則通過上述的“一帶一路”輸出資本來奪取市場，也使別國陷入債務陷阱來實行經濟支配，同時在台海、南海等亦有更頻繁的軍事挑釁和領土擴張的野心。
我們在過去曾將“一帶一路”形容為“中國特色的帝國主義”，中國是如何將自身的資本、債務、產能過剩輸出世界。中國對於其他國家的基建投資、借貸均不是慈善事業，而全是牟利的。至於“一帶一路” 近年因中國自身經濟危機陷入了資本減少、項目爛尾等問題，甚至在各地也遭遇當地民眾抗議，我們之後會另文討論，但這更證明了這些項目的帝國主義性質。

可見，今天的中國相當符合列寧對於帝國主義的定義，事實上一般只有最強的幾個帝國主義國家才符合上述全部特征。

是資本主義，但不是帝國主義？

不過，有部分左翼對於中國是否帝國主義國家持不同意見。其中一個例子是，澳洲左翼人士Sam King刊登於數個左翼網站的《中國是帝國主義國家嗎？》一文中表達了另外的立場。他認為，中國的確是覆辟了資本主義，但還不算是帝國主義國家。

他認為中國不是列寧定義下的帝國主義，是由於中國的跨國企業並非“壟斷性”的。換句話說，他主張雖然中國擁有著世界上最大的企業，但這些企業普遍並不掌控有重要的科技專利。

中國至今在關鍵領域中（譬如能源、通訊、晶片）仍依賴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他以華為作為例子，雖然他們是中國少數能夠走出世界的跨國企業，但仍依賴先進國家的晶片，無論是手機或5G網絡系統方面。自美國鎖喉式的制裁後，這家中國的龍頭企業就此一蹶不振。

因此，Sam King主張中國的企業沒法通過外包低端生產來剝削其他國家的廉價勞工，來賺取壟斷科技的“超級利潤”。他認為19世紀美、德帝國主義的崛起時有關於壟斷了電力、化工、汽車等技術，使他們能與英、法老牌勢力競爭。

換句話說，Sam King認為中國並不是“壓迫者國家”，因此不可能是帝國主義國家。他又以中國的人均GDP水平至今仍在巴西、墨西哥的水平，仍遠遠落後於歐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來試圖證明中國只擁有低端的科研和低增值的生產。

辨證地看帝國主義

但列寧的分析中從來沒有提到需要有高的人均GDP或有高的生活水平作為帝國主義的決定性特征。

最突出的反例子莫過於1917年革命前的沙俄，列寧分析當時俄國為半殖民國家（受制於英法資本），但同時具有帝國主義國家（對於中國、波斯、波蘭、芬蘭等）的雙重性。然而，在革命前的俄國，人均GDP還比不上波蘭，只是與墨西哥、南非相若。

另一個則是列寧在《帝》書中為了規避沙俄審查而引用的國家——日本。19世紀末的日本是帝國主義國家是不爭的事實。1900年，剛打完甲午戰爭並殖民了台灣、朝鮮的日本，人均GDP也遠遠落後於西歐列強，甚至比當時沙俄還低。就算是1931年滿州事變前夕，日本人均GDP仍然是波蘭、墨西哥的水平。無論是當年的沙俄或是日帝，兩者也沒有獲得壟斷性的科技，可見Sam King的唯科技論是站不住腳的。

而事實上，19世紀末20世紀初沙俄的例子，證明帝國主義並非單純的 “富有vs貧窮”、“壓迫者vs被壓迫”國家的黑白二元，而是在部分情況下可以同時擁有兩者元素。

隨著全球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全面發展，加上上世紀的反殖民、反戰鬥爭使得帝國主義列強不能完全延續傳統的殖民征服，部分過去的後發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在現代成為具有雙重性質的地區性帝國主義國家。

這些資本主義國家一方面被歐美等老牌帝國主義國家所支配，但同時在地區上擴充本國資產階級的影響力。特別是列強相互沖突背景下，這些後發國家會試圖在不同陣營之間平衡，讓他們有空間在區內比鄰的小國間發揮一定的帝國主義擴張。

部分例子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之於南亞地區；土耳其之於庫爾德斯坦、中東；沙特阿拉伯之於整個海灣地區；馬來西亞之於印尼，印尼又之於東帝汶和西巴布亞等等。

我們也可以看到台灣一方面在政治上受到中美帝國主義的壓迫，但同時對於越南、東南亞，以及中國也有資本輸出的帝國主義性質。

因此，簡單地把國家二元對立地分成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國家是僵化且不辨證的。就算中國在科技上比不上美國，但這也證明不了其不能至少作為地區性的帝國主義，甚至是全球性的帝國主義國家。

資本主義就代表帝國主義！

列寧在反駁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認為列強之間能夠和平而穩定地瓜分世界，從而長久避免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他這樣寫道：
“因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瓜分勢力範圍、利益和殖民地等等，除了以瓜分者的實力，也就是以整個經濟、金融、軍事等等的實力為根據外，不可能設想有其它的根據。而這些瓜分者的實力的變化又各不相同，因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各個企業、各個托拉斯、各個工業部門、各個國家的發展不可能是平衡的。如果拿半個世紀以前德國的資本主義實力同當時英國的實力相比，那時德國還小得可憐；日本同俄國相比，也是如此。是否‘可以設想’一二十年之後，帝國主義大國的實力對比依然沒有變化呢？絕對不可以。”

列寧就講的很清楚，帝國主義是靠“整個經濟、金融、軍事等等的實力為根據”去瓜分世界，而不是狹隘地以人均GDP或科技水平等來定奪。今天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達到世界第二，金融、軍事發展程度也是世界數一數二。這樣的發展規模很難想像在資本主義下不具有帝國主義性質的。

帝國主義並非“政策”

且列寧也強調帝國主義並非資本主義可選擇或取消的“政策”，而是當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程度，為了試圖克服自身矛盾而超越本國市場界限的“特殊階段”。社會主義者經常說“資本主義意味著戰爭”，同理我們也可以說“資本主義意味著帝國主義”。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只要發展到相當程度，必然地會走向帝國主義的方向。而各國帝國主義利益互相碰撞，就會出現帝國主義沖突，中國也不例外。

況且“各個國家的發展不可能是平衡的”，各帝國主義的發展也是不平衡的。我們還要看到各國之間的發展趨勢。近幾十年，中國朝著成為全球性頂尖勢力的方向發展，中美之間的國力差距來不斷縮窄，未來總體實力不排除能超越美國，這也是為什麽美國要在現在先發制人圍堵中國。

我們可以說，中國在40年前開始資本主義覆辟，就註定最終是要走上帝國主義之路，這就是列寧指出的資本主義發展邏輯。任何淡化中國帝國主義的論述，往往會得出工人階級應該在今天中美沖突中站在“被壓迫者”中國一方的錯誤而危險的政治結論，而非采取政治上獨立於所有帝國主義的立場。

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中的關鍵角色，加上其崛起成為全球第二大金融勢力，顯示出其發展並非為資本主義歷史經驗的“例外”。反過來，中國崛起成為帝國主義勢力，完全符合在21世紀實際狀況下列寧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