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资本主义，拒绝一国两制

傑瑞米柯賓

無領袖的（Acephalous）國家

新-古典的民主制度（即本書作者提出的這壹套民主制度）在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依舊是壹個國家。其中依舊包含壹個少數人必須服從的有組織的公共權力（需要提醒讀者，作者在此處似乎混淆了鎮壓職能和公共管理職能。在國家出現以前，就已經有執行公共管理職能的權力機關了。）。平民（demos）可以用它來反對任何殘余的或者新生的剝削階級，以維護自己的權利。但是這會是無領袖的（acephalous）：沒有國家領袖的國家，沒有國家作為階級剝削工具標誌的等級制。

各種公共權力的機構，都是通過由抽簽產生的公民委員會來控制。媒體、公共健康衛生、計劃與市場機構、以及其他各類工業部門都會有他們的陪審團。每壹個陪審團都會有壹個明確的能力範圍。比如能源工業的委員會當中，常常需要決定能源政策相關的細節，但是同時不能忽視公眾的投票，比如逐步放棄核能的應用。會議的席位並不需要均勻地從公民中選出。比如公共健康會議，可以壹部分從醫藥工作者當中隨機選出，另壹部分則從普通公民中選出。就如同布萊尼姆曾經說的，原則應該是，所有那些對此問題有正當利益的人應該有機會參與管理。

這個觀點與社會民主和迄今為止的所有存在過的共產主義制度都有極大的差別。比如，計劃不再是處於政府控制之下的，而是由普通公民通過抽簽組成的監督委員會控制。由於這壹委員會是抽簽產生的，因此其成員絕大多數都是勞動人民。這些委員會自治於任何政府之外，這個意義上，可以將其視作資產階級市民社會中的自治機關—— 獨立的中央銀行，廣播機構，藝術委員會，研究機構等等——的類似物。這些機關都並不壹定需要處於國家的直接控制之下。它們的章程和它們管理者的社會背景會保證它們的運行。如果社會主義的類似機構有可供公眾修正的成立章程，有代表全體人民的監事會對其進行監督，而且它們的審議也是完全公開的，那麽公眾對於這些機構的控制就是有保證的。

Demarchic委員會的權力將是調節性或經濟性，或者二者兼具。壹個先進的工業社會需要壹個復雜的調節機構才能得以運行。在當下的社會當中，某些調控被被我們認作法律，由政治家們制定，由國家權力執行，不過其中很大壹部分已經從自治機構中孕育出來了。職業的機構規定約束其中成員行為的規章制度。貿易組織規定工業組件的標準，這對於迅速的技術進步有著重要的影響。國際機構規定用電話、電報以及傳真傳輸進行電子數據交換的標準。

在很多情況下，這些規章僅僅影響某些特定生產分支或者社會活動，相關調控委員會的人員構成也應該被限定為該領域內部的成員。在其他對於公眾利益有直接影響的領域——比如廣播電視或者某些對於公眾健康有影響的過程，調控委員會就需要擴展到多數公民，通過抽簽選舉來代表公眾利益。

Demarchic委員會的其他權力，都源於其對於人力和非人力資源的控制。壹個委員會可能被委托管理某種公共不動產：建築、古跡、交通線路、能源、供水設施。就它們是不動產而言，主要矛盾可能產生於使用上。人們會想到，資產階級主導的負責古跡的委員會是如何拒絕讓窮人進入巨石陣的。但是，就這些財產會逐漸損壞因而需要維護而言，即使不動產也必須以人力和物資的輸入為前提。

壹個委員會也會被委托管理機器、交通工具和原材料形式的動產。這對Demarchy管理制造過程更重要，因為它對所有制造過程都多少會有影響。我們假設所有這些動產最終都是由國家計劃來分配的。管理項目的委員會可以使用這些財產，除非出現了更加緊急的使用的需要。

最後，還有委員會管理該項目成員的勞動。由於這壹勞動是社會總勞動的壹部分，可能被用於其他活動，從國家賬目的角度看，是抽象社會勞動。相似地，流向這壹項目的公共動產也是以用於再生產這些動產的那部分社會勞動為前提。因此，作為壹種流，它也是抽象的社會勞動。壹個委員會的動態經濟權力最終都是對社會勞動的管理。

這種權力的大小是以它的勞動預算的小時數來衡量的。但是以什麽權利來獲得這壹權力，而誰又來規定這壹權力的大小呢？

這壹權力要麽是從上往下移交，要麽是人們自己來進行委托的。考慮壹下管理學校的委員會的例子。它的權力是從某個地方或國家的教育委員會下放過來的。這壹教育委員會撥給學校委員會壹筆年度預算。讓我們假定學校是當地的事務。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教育委員會的預算是由當地選民決定的。這些選民會每年決定從他們的年收入裏扣除多少小時用於教育。

至於制造業委員會的情況，代表則是更加間接的。它的產品——也是是鉛蓄電池——所對應的需求，並不是具體的地方性需求，而是比較間接的社會需求。社會所需要的電池數量，是汽車、電話更換量、收音機等制造量的壹個函數。只有國家或者長期聯盟的計劃機關才能對其進行計算。因此，只有計劃機構可以決定電池生產的預算。

無論是當他們自己投票決定稅收，或是投票決定委托在預算之內提供免費服務的demarchic會議，亦或是通過投票來選擇商品的購買（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是用勞動時間來投票決定這些商品的生產），在所有的情況下，民眾都是權力最後的委托者。

古希臘平民（Demos）統治的最大價值，在於他們制定出的防止上層階級篡權的復雜憲政機制。這壹平民的統治，在被馬其頓和羅馬帝國摧毀以前，繁榮了兩個世紀。在那段的時期，他們創造了燈塔式的藝術、建築、哲學、科學和文化，照亮之後的黑暗時代。資本主義文明的黃金時代——啟蒙運動，即是這束光明之下的自我覺醒。而這尊火炬只有在現代平民（demos）獲得權力的時候，才會重新燃起。

第十四章：產權關系

自從人類文明歷史有記載以來,財產所有權——奴隸、動物、土地和手工制品的所有權——壹直是組成社會的骨架。這些決定了社會的形式和自由的程度。幾乎所有的革命都是由想以某種方式改變所有權導致的。整個20世紀英國的政治都在圍繞著公共和私人的財產所有權的問題。工黨政府在20世紀中期是公有制的支持者。而自1979年以來，保守黨政府推行了國有財產私有化的政策。後者的這些變化被認為是充分徹底的“撒切爾革命”。

我們提出的關於所有權變化的建議要比最近政府承諾的更多。這些建議的激進程度堪比蘇聯在本世紀（指20世紀，譯者註）前三十年或者是中國在第三個四分之壹世紀裏（指毛時代，譯者註）所做的。但我們提出的完全不同於之前在英國盛行的那壹套，並且與蘇聯模式也有本質的不同。

產權關系系統對於我們來說，既熟悉然而又很復雜。因為人們傾向於接受熟悉的東西，所以我們認為從最基本的原則開始研究是有價值的。

誰擁有什麽？

這是任何關於產權的法律都要回答的基本問題。產權關系的基本單位是所有者與所有物之間的關系，而產權關系系統就像由這些原子構成的分子。最簡單的產權關系是“A擁有B”。但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這樣的財產所有權包含的內容是不同。對於壹個擁有土地產權的農民和壹個擁有小麥產權的商人來說，所有權有著不同的現實意義。我們認為所有權由四個部分構成：使用權、購買權、出售權和繼承權。在前面的例子中，農民更感興趣的是使用權和繼承權，而對於商人來說購買權和出售權就是壹切。（對於繼承權，我們認為包括通過婚姻取得）。

所以，我們可以把組成權利這樣排序：使用、購買、出售、繼承。這些權利可以視為邏輯上的謂語。邏輯上把壹組關於A、B的判斷稱為壹種關系。例如，用A、B表示使用權的關系為：A使用B。我們用四個不同的關系來定義產權。這些關系是：A可以使用B(A uses B),A可以出售B(A can sell B), A可以購買B(A can buy B),A可以繼承B(A can inherit B)。給定壹個例子，比如壹個在小麥交易市場的交易員和壹批小麥，當然可能不止壹組這樣的關系。在這種情況下，這壹組（小麥交易員和壹批小麥）就被包含在了買賣關系中。這是因為所有的潛在的賣家（買家）和他們可能出賣（購買）的物品都被包括在這樣的銷售關系中。

壹類物品的擁有者P與另壹類物品的擁有者Q之間的產權關系可以表示為壹組關系（p,q）,這裏p,q表示在實際中P,Q所擁有的。因此在實例中這類產權關系可以有0-4種。

產權的編碼

因為任何形式的產權關系都可以用壹個很小的有限集合來表示,所以我們可以詳盡的枚舉出所有的產權關系。我們定義的四個產權關系可以組成16個不同的產權關系,以及由此得到的16種產權形式。我們可以按照關系的強弱將這些關系用0-15進行升序排列。 通過這種方式，我們可以把不同的產權關系進行排列1。

在社會最底層的是奴隸。而根據美國法律，奴隸是沒有財產所有權的。他們被法律強制規定不能擁有財產。處在社會頂層的資產階級卻擁有完整的財產所有權：使用、購買、出售和繼承。四種權利可以有不同的的組合。蘇聯的集體農莊在改革以前就擁有使用權了，但沒有買賣權，更沒有繼承權。傳統的社會主義認為，雇傭工人在資本主義社會雖然也有名義上的完整的權利，但實際上他們只有出賣自身勞動的權利。他們無法高效的運用自身的勞動力，因為他們沒有資本和設備。當然雇傭勞動者也有權購買使用和典當消費品，但是他們擁有的最寶貴的財產仍然是自身的勞動力。

我們能擁有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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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企業擁有財產的使用、買賣權，但並沒有繼承權。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農民通常會從它的父親那裏繼承土地並將其遺留給自己的兒子。土地市場壹般不發達，所以繼承和婚姻成為財產轉移的主要方式。
我們能擁有什麽？

對於每個資本家、還有蘇聯、以及我們提出的公社主義的社會，我們將考慮什麽是我們能擁有的，以及誰擁有。我們用0-15來比較所有權的強弱。

純粹的資本主義和混合的資本主義

在資本主義社會，有四個重要的業主群體：個人、國家、私人團體2和公司。我們在表14.2中展示戰後英國工黨政府對財產所有權的確認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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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財產的屬性可以分為主要的四個類別。像資金、信息和技術等這樣的物品是有徹底的產權的。這些物品的所有者可以對它們擁有完整的財權：使用、購買、出售和繼承。勞動時間則處在特殊的位置，它可以所有者被買賣，但顯而易見，它不能被繼承。公司是壹種特別的財產，因為它可以是財產所有者同時又是所有者的財產。最後還有壹些物品是有相對獨立的產權的。某些自然資源，如礦產和電磁波的所有權屬於國家，國家可以直接使用或者把它們出售（在壹段時間內）給商業公司。還有壹些物品是只能由國家使用而不能出售，比如軍事武器原子彈和交通基礎設施告訴公路。

這與1988年的財權制度已經幾乎相同了，只是有壹少部分如交通基礎設施已經由私人公司所有了。令人驚訝的是，撒切爾政府在財權方面只是做了相對很少的改變。但這並不否認其在原有的法律內對重要的財產進行了再分配的事實。除了地方政府立法興建的住房的所有權沒有被改變，由國家所有的財產數量被減少了。

蘇聯模式

我們認為的蘇聯模式是指在1928-1931建立並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前通過中央計劃而取得財產的模式。
這個模式如表14.3所示

我們能擁有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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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將這些與英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對比，最明顯的不同就是這些產權關系是多麽的“弱”。這裏很少有資產階級法權可以控制的東西：金錢、個人財產，房屋是唯壹可以使用、購買、出售和繼承的東西。相比起來，這裏有很多很“弱”的關系。集體農莊可以使用土地，但不可以買賣土地，因為土地的所有者是國家。但以資產階級法權來看，國家對土地的所有權關系也是十分受限的，因為國家不能買賣土地。國家又能賣給誰呢？

同樣的，在典型的蘇聯模式下，工業生產中投入的機械設備是沒有完全的產權的。斯大林時期集體農莊使用的機械名義屬於國家所有的國營拖拉機站，到了赫魯曉夫時期，農莊才有權向國家購買設備。國營企業雖受到國家控制，但國家卻無權買賣這些企業，所以從資產階級法權角度看，產權受到很大的限制。企業擁有生產資料的使用權，必須對此負責，也就是說，國家要就生產資料收費。除此之外，我們不能認為他們對工業設備有同資產階級壹樣的權利，因為這些都是由國家按照計劃分配給企業的。它們只能將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賣給國家。勞動力的購買有很嚴格的限制。只有國家和國營企業能購買勞動力，但是卻不能將其轉賣，不像資本主義企業壹樣，企業主能將自己員工的勞動時間出租。個人購買勞動時間是被嚴格禁止的。

企業矛盾的焦點

斯大林時期蘇聯的工業企業的產權有兩個很重要的方面不同於資本主義企業。首先，它們購買商品的權利受到限制，它們能夠向個體勞動者購買勞動時間，但其他商品必須從國家取得。國家向企業收購貨物，在個意義上，企業的原材料供應和其他的投入看起來像是在購買，但這是在計劃之下的購買。第二個限制是對企業所產商品的銷售。在通常資本主義的意義上，這不能算是銷售。它們為了達到計劃的目標而生產，盡管國家也為取得企業的貨物而支付盧布，但企業別無選擇只能賣給國家3。盡管國家和企業間的貨物轉移采用銷售的形式，但它們的銷售看起來就像是把貨物和資金移動壹下位置而已。

蘇聯的企業是壹個矛盾的經濟形式。它看起來在進行著與資本主義企業相同類型的交易，但實際上完全服從於擁有它的國家。國家和企業之間擁有著相當不同於公司和股東的關系。公司的股東通常既不會是公司的主要客戶也不會是主要的原料供應商，更不會去詳細的指示企業應當生產什麽，他們通常只關心股息和紅利。然而，在會計核算中，蘇聯企業並不為國家提供利潤，國有企業的利潤作為國家預算的重要組成部分。

蘇聯的工業企業對於工人來說看起來也像是雇主壹樣，它們也為工人支付工資和各種獎金。在這個意義上來看，它又像是壹個資本主義的雇主了。但另壹方面，社會主義的勞動法律使得企業很難解雇工人，因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目標之壹就是實現充分就業。與之相關的是，企業沒有破產機制，因為企業是國家的，而國家是不能破產的。這使得勞動力在各行業之間分配低效，對於企業和行業囤積了大量的本應當得到更優分配的勞動力，這使得國民經濟受到消極影響4。

這裏我們看到蘇聯社會主義法律的壹個主要的經濟問題。有兩個相互矛盾的條款，壹方面要保障就業，另壹方面又要保證現代化的經濟需要的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工黨政府可以通過允許破產來釋放經濟萎縮的壓力，但這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目標的妥協，是十分不受歡迎的。但是讓這些老企業繼續存在會浪費勞動力，國家必須不斷補貼它的虧損。這些補貼，通常采用從國家銀行獲取信用的形式來進行，但這會擴大貨幣的供應並會導致通貨膨脹。

最近的情況是破產法在幾個原先的社會主義國家被引入。這在我們看來是壹種倒退。破產法和成本計算（經濟核算）強調蘇聯企業資本主義的壹面—他們扮演了獨特的具有買賣財產能力的經濟主體的角色—這有損於它們作為社會財產的角色定位。

這種用資本主義的方式來解決勞動力流動問題的方案必然會損害工人的利益，就像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發生的混亂的經濟情況壹樣，這兩個國家已經實行這樣的制度很長時間了。

我們相信有另壹種選擇，即強化企業的社會主義方面，消除其資本主義方面。我們在下面闡述的這種方法既是對“自由化”解決經濟效率問題的回應，將使得資源集中到經濟發展最需要的地方，但同時保證不會損害工人的社會權利和自由。

公社主義模式

我們現在描述的關於產權的總的結構是與我們在之前章節中描述的關於社會和經濟的結構是壹致的。下面，我們將從四個方面詳細的討論這種結構：個人產權、中央計劃機構的產權和特殊的經濟“項目”、土地所有權、自然資源的所有權。

個人產權

社會主義的產權關系必須要保證經濟的順利運轉，並且保護個人和機構的正當利益，同時避免剝削的出現。壹般來說，這些需求之間的關系是緊張的。在任何的法律系統下，產權都是具有限制性和排他性的。當法律規定資源屬於壹個人的時候，即是否認了資源屬於另外的人。壹個人擁有土地的所有權，即是否認了他人可以自由的使用這塊土地。歷史上壹些財產的擁有者允許別人使用其財產。地主利用土地所有權雇傭佃農，企業家和銀行家利用資本所有權雇傭工人。雖然從人道主義的角度看，剝削是不公正的，但從西方的社會結構看剝削是必要的而且合法的。沒有有保障的產權，資本主義企業將不能發展，經濟也將陷入停滯和混亂中。只要社會還沒有另壹套機制來組織生產，資本主義企業有合法的權利來剝削工人。物權法同時具有階級性和經濟性，壹方面保護財產擁有者的利益，另壹方面又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前提。

社會主義的物權法也必須具備這樣類似的功能，但在這種情況下，既要保護生產者的利益，又要限制潛在的剝削者。在新的經濟模式中，當它作為壹個約束任何可能破壞社會主義或再次剝削的個人行為的法律，它必須給予工人更多的積極的權利並保護他們的正當利益。

傑瑞米柯賓

社會主義共同體應當給予人民的積極權利的關鍵在於：

生存的權利；有權獲得他們勞動的全部價值；有權按照自己的意願處置勞動成果。

這些產權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目標。它們是社會主義“美好生活”的組成部分。不會被剝削並且可以自由支配收入的權利是以自身為目的的。生存的權利還有另外壹重社會合理性：只有讓所有的社會公民都參與到經濟生活中，才能實現社會財富的最大化。

這些個人權利都不是絕對的。公民有獲得工作的權利，但只有在他能勝任並且需要工作的時候。人們有權獲得全部勞動的收益，但這並不表示他們可以不納稅。勞動收益的壹部分由個人處置，剩下的將通過民主的決策來實現共同的社會目標。個人處置收入時要保證不損害環境和侵犯他人的自由。

社會主義共同體在給予人們這些權利的同時必須保證有壹個合適的制度和經濟框架。我們接下來討論框架的三個方面：生產的組織、雇傭的性質、環境的保護。

計劃權利和經濟項目

在之前的章節中我們從經濟的觀點討論了計劃存在的問題，但沒有涉及計劃有效落實所需的法律框架。有效的計劃顯然不能在壹個存在公司法的法律框架或者像我們所批評的前蘇聯的法律框架下得以運行。我們需要另辟蹊徑為社會主義計劃正名。

我們在這裏把制定計劃的主體簡稱為計劃，不考慮確保計劃受到民主約束的機制5，而只考慮產權。計劃假定自己擁有所有的集體經營生產資料，但不包括那些被地方公社所有的。所謂的集體經營生產資料，我們指的是那些需要多人才能有效使用的設備或設備的組合。計劃擁有壹切我們平時所認為的工業設備：鐵路、公路、工業裝備、電腦、網絡等等。它還擁有中間產品和半成品庫存。

計劃是生產條件共同所有的制度體現。這種所有權是完全的，即使在某種意義上是有限制的，也要好過於資本主義的財產所有權。當社會是生產資料的唯壹擁有者時，沒有任何人可以買賣它們（暫時忽略國際貿易），也沒有任何人可以繼承它們。所有權縮小到只能處置和分配它們。作為生產計劃的基礎，計劃分配決定著每壹棟建築每壹臺設備等物品的使用。

我們稱壹個特定的經濟活動為“項目”。通過壹個項目，我們意在協調壹組活動以生產出壹個有用的結果。壹個項目可能是壹個大型活動，如建造第三條英法海底隧道或者軌道太陽能發電站；也可能是壹個沒有終點的生產過程，如給彼得堡（Peterburgh）提供瓶裝牛奶或者為登巴頓（Dumbarton）提供醫療服務。它可能是壹個短期的生產過程如出版壹本書或拍壹部電影，也可能是壹個持續幾年的過程如電腦系列的更新。不管它是什麽，項目所使用的資源——勞動力、建築和機器，都是按照計劃分配的。每壹個項目，包括計劃的產量和資源的使用都將被使用電腦登記。

這些生產項目只是生產單位的聯合，而不是法人。在這方面，計劃和項目的關系跟資本主義企業和企業所執行的個人活動的關系是壹樣的。壹個汽車公司為生產新的車型可以進行幾個項目，每壹個項目將被再細分為幾個項目，如車體的的研發、電子設備、引擎和懸掛系統等等。這些項目的工作人員、工作區和設備也是按照公司管理層制定的生產計劃分配的。項目並不擁有它們使用的辦公室和工廠，也不擁有雇工。項目只是經營或者管理，而不是法人實體。

當然這可能引起市場社會主義（market socialism）的擁護者的爭議，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把計劃經濟系統看做是壹個巨大的企業是對民主的威脅。相反，我們的情況是公民對經濟的有效控制需要生產資料成為集體的公共財產。我們不認為國有企業和更缺乏獨立性的工人合作社，能成為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恰當形式。

國有企業的生產資料屬於企業自己，而企業又屬於國家。國家對企業的所有權可能具有不同的程度。在壹些情況下，國家可能只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只有分享企業利潤的權利。這樣的例證有英國對英國石油公司（BP）的所有權，而它的運營與其他資本主義公司幾乎沒有區別。

更高等級的公司國有化就像以前煤炭、天然氣和電力行業的董事會壹樣。在這種情況下，國有企業的服從於規定它們義務的特別法律和由國家任命的董事會的管理。這些都是在僅僅擁有股權的基礎上更進壹步的措施，即公司的法定義務已經超越了英國石油公司（BP）那樣的追求利潤最大化。但是這仍然受到很多批評，甚至壹些最重要的批評是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的：

國家的統治階級的階級屬性仍然是資產階級，所以企業的管理層也是如此，當情況是這樣的時候，政策必然會損害產業工人的利益。發生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煤礦工人罷工正好證實了這壹點；

工人們並沒有能取得企業的控制權；

不同的企業是各自為政的，無法制定整體的能源規劃。每個企業的策略都是使自己的產品銷量最大化以獲得收入。相反，社會的目標在於試圖使得能源消耗以及與之相關的汙染最小化。

第壹個反對意見只有改變國家性質才能滿足。第二個和第三個則是矛盾的。工人階級的整體利益與具體行業工人的個別利益，並不總是壹致的。毫無疑問的是階級性將在工人對如下方面的控制中的到加強：工作安全、改善工作條件、采用工人的建議改進生產、消除車間的層級結構。但可能會出現像平均主義、勞動力的有效使用和二氧化碳的控制排放等這樣的問題。它可能可以更好的服務於公眾利益，例如減少的煤炭行業將有利於使用更多天然氣和提倡節能。

此時重要的是，煤炭、天然氣和電力行業因為它們有著明顯的共同利益（包括那些雇傭的工人）所以不再被視為三個獨立的企業，而是被看做壹個整體，來協調能源生產的過程。這意味著必須有壹個有能力和權威的公共機構為了公眾利益調節這些行業。

所有權的集中具有的固有的優越性可以通過英國國家醫療服務系統（NHS）的例子得到印證。在保守黨重新組閣前，醫院屬於健康委員會，它們有義務組織資源去為社區提供最好的醫療服務。我們認為醫療服務是工黨政府出臺的唯壹的共產主義制度。因此它代表了壹種比我們倡導的行業的整體化更高形式的社會化。我們認為基本的社會主義工業形式應采取這樣壹種更高的形式。

英國國家醫療服務系統（NHS）遵循共產主義的原則“各盡其能，按需分配”（from each according to their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their need）。治療是免費的，並且對病人所需進行無私專業的評估。部分服從整體利益，醫院不是壹個企業，它不存在獲利，而是在健康委員會的指導下服務於社區。

最近保守黨把系統改革改革成相互獨立的企業的集體—醫院有權選擇退出，會以提供服務的私人機構身份進行討價還價。在英國國家醫療服務系統（NHS）工作的人員對於改革的壹般看法是，改革將導致服務的惡化、員工士氣的下降、醫療領域的社會階層分化、以及缺乏地方問責制度。

英國經歷的這些例子可以表明，集中的產權和計劃是工人階級民主管理的先決條件：如果沒有這些條件，工人階級將分裂為不同的集團並追求自己小集團的利益。在資本主義企業和NHS，如果上級認為壹個項目或者活動不再是劃算的，可能會把其關閉並把資源重新分配到新的用途上。相反，蘇聯會有三種類型的機構：國家計劃委員會、工業部門和企業個體。國家計劃委員會向特定的工業部門的官員設定生產目標，然後工業部門將其傳達到自己控制下的企業。在這種安排下，對資產的有效處置權被三個層級分享。對應於國有資產的這種分割，核算也有各種不同形式——實物平衡的核算、勞動力平衡的核算，並且在企業層面將采用盧布來對成本進行核算。過去，盡管對企業受到實物核算下制定的計劃定額的有效控制，但也被要求在貨幣核算上避免虧損。企業雇傭工人並支付給他們工資，但是考慮到價格是集中制定的，成本的核算會與實物計劃發生沖突。在給定的價格和計劃下，企業有可能是“無利可圖”的。

壹個虧損的企業在蘇聯模式下可能有也可能沒有為經濟帶來效益，這不是貨幣形式核算所能說明的。但既然企業擁有有限的法人資格（能夠購買勞動力、出售產品、訂立合同等），那麽它在面對無論哪個層面上的“不經濟”時，都要做出困難的取舍。近年來壹些前社會主義國家決定對虧損企業實施破產處理，表明在這些國家，成本核算已經成為首要的核算機制，企業不再首先被認為是國有財產，取而代之的是只關心股份公司的國有股份。這種特殊的產權關系的發展與我們的提議剛好相反。

在我們的模型中項目根據計劃對勞動力的使用進行預算，這樣可以控制它們使用資源的數量。雖然壹個項目的資源分配仍然受到上述預算的限制，但這種類型的資源配置在運行上是不同於貨幣預算的。它不是用來購買資源。這可以從勞動力的投入量得到說明。

比如運營壹個本地的娛樂中心的項目。它的年度預算是20勞動力壹年的工作和相應的房屋建築。該中心的預算起著控制資源使用的作用。向規劃部門登記的這個項目的預算壹半將用在員工上，其余的用在能源、設備和維護上。 娛樂中心並不給為這個項目工作的人報酬。這些人的工作是從中心的預算中扣除的，但並不涉及資金的賬戶轉移，而是直接劃除。類似地，任何物質資源的使用如運動器材也都是直接扣除的，但是沒有人為這些設備“支付”，因為資源和項目本身都同樣的被視為共同的財產。計劃當局將支付計劃中心的工作人員的勞動，而不是由娛樂中心來支付。因為項目本身並不是壹個經濟主體（即產權主體），也就不會出現破產的問題。然而，計劃必須也壹定能自由的終止被認為不劃算的項目，就像如果學校的學籍檔案證明不再開放，當地教育部門可以關閉學校，如果學校被證明不能再開辦下去。除非它們比任意假定存在的合理的經濟核算體系要好，否則將決定關閉項目。我們在之前的章節中所論述的，不依靠市場核算並沒有根本問題。同時，這樣的終止並不會引起失業。國家通過平衡勞動力預算來防止失業總水平的上升。正如我們在第七章闡述的，任何需求的不足都可以通過市場監管部門降低消費品的價格來補償。這意味著不可能因為需求的不足而導致經濟陷入衰退的漩渦，而這正是導致資本主義經濟中失業存在的主要原因。但是雖然全面的需求不足導致的失業排除了，但仍然需要做壹些調整。如果妳參與的項目終止了，妳做的與之相關的活動也就成了多余的了，但這並不意味妳已經變得多余。妳有權期望社會保護妳的收入並給妳提供另外的工作——但是這個權利怎樣能得到很好的保護？

我們設想了壹個系統，人們可以直接受雇於社區（community）而不是公司或者獨立的“企業”。當工人以前的工作不再有用的時候，工人應該被盡可能迅速並且有效率的重新部署，這總是符合社會的共同利益的。如果能真正把“社會”變成雇主，那麽這種利益共同體就是與生俱來的。

假設如果瑪麗正在尋找壹個新的項目來工作，她可以去職業介紹中心（employment agency）登記自己的職業技能，工作的努力程度和每周能夠工作的時間等等。職業介紹中心會利用計劃當局的數據來在該地區找到與瑪麗要求的工作最匹配的項目。這意味著計劃當局可以記錄最新的可用的勞動力的數量和類型，從而能夠為整個經濟起草勞動力預算。與現在的職業介紹中心的不同的是，將為尋找項目的工人匹配所有數量的可以提供的相似類型的工作。壹旦瑪麗決定了她想為哪個項目工作，並且確信自己適應其工作，她就將與職業介紹中心簽訂協議並確認其將為某個特定的項目每周工作的時間。然後計劃系統將註冊並開始確認她的賬戶的工作時間。

勞動積分的社會功能與金錢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功能有重疊之處，但它們是不同的。工人從社區獲得的等於他為社區所工作的。在扣除稅收後，這些勞動積分能夠使得工人從社區獲得包含相同勞動量的物品。顯而易見，與錢的相似之處在於：勞動積分可以被“花費”在消費品上面。它們的區別在於勞動積分不能流通，但它用於購買後即被銷毀了。在這方面它們就像火車票壹樣，可以獲得壹次旅行，然後會被檢票員銷毀。這壹限制的目的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剝削再次出現，金錢是資本主義活動的前提。

在這樣的系統中個人有權擁有個人財產、消費品和房屋。但他們不能擁有股票和證券（事實上，這些也不會存在）和其他任何形式的資本，他們也不可能擁有土地和生產設備，而只能集體工作。個人也不可能雇傭其他人為自己工作，因為勞動積分具有不可轉讓性。英聯邦允許個體經營可能是個好主意。壹些種類的活動最好在個體層面進行。例如管道建設和維修工作。它們的性質使得其在前社會主義國家以“黑色經濟而臭名昭著。根據古典經濟學，個體經營並不會導致經濟的不平等。但個體交換他們的勞動產品，相對價格將趨向於它們的勞動價值。只要進入個體貿易沒有人為的限制，那麽技術工人將獲得與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相同的時薪6。

個體經營

在共和國允許個體經營是個好主意。壹些種類的活動最好在個人層面進行。例如管道維修工作。這些在前社會主義國家以“黑色經濟”而聲名狼藉。根據古典的經濟學理論，個體經營並不會導致經濟的不平等。當個體交換他們的勞動產品，相對的價格會根據勞動價值確立。只要進行個體經營沒有人為的限制，個體經營者將獲得與那些在社會主義領域工作的獲得同樣的時薪。

如果人們成為個體經營者，那麽他們必須有權開公司或者與國有銀行交易,這樣就可以支付勞動債券。這就有產生變相剝削的危險，在實踐中，所謂個體經營者可能將自己的勞動轉包給其他個體經營者。可能最好的防止隱蔽勞動剝削的方式是就是控制被剝削者的自利心理。如果憲法保障了工人完全獲取自己勞動所得的權利，並且依靠於人民法院的強制執行7，而且向被剝削者收取懲罰性賠償，那麽就不可能會有剝削雇傭工人了。

土地所有權

在當代的英國，土地像其他東西壹樣也是私有財產。它可以被使用、購買、出售、繼承和出租。在所有的社會主義革命中，土地私有制都被廢除了並實行了土地國有化。在所有情況下，國有化都導致了土地作為公共財產性屬性的弱化。例如在蘇聯，國家可以處置土地。計劃機構可以在壹塊土地上建立壹個工廠或者開挖壹個礦井，而不需要得到任何地主的許可。但是當涉及到農業用地和住房用地時，這樣的權力就被弱化了，因為土地的使用權可以承包給私人（自留地或者自建住房）或者合作結構（集體農莊）。這些機構可以有效的處置土地。資本主義國家的慣例就是，土地所有者可以授權他人使用土地，但要求租金作為回報。出於某種原因——可能是考慮到在過去租金是地主對農民的剝削，所以社會主義政府壹直不願意要求對國有土地的使用支付租金。但在不需要支付租金的情況下，將會出現壹種傾向，即公共土地所有權被當做私人所有來處置。

在國家擁有土地的情況下卻沒有收取租金，這既不公平也導致經濟低效率。要理解這壹點很有必要掌握壹些古典的地租理論。
題外話：李嘉圖的地租理論

我們借用19世紀早期英國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的地租理論。他認為地租的出現是由於兩個因素共同的作用：土地的稀缺性，不同地塊生產力的差異。

確認土地的稀缺是地租產生的第壹個原因，他認為在新的殖民地，由於土地是可以免費獲取的，所以不存在地租。然後他觀察到人們最先都是定居在最肥沃的地方。隨著人口的增長，居住和農業生產都將擴展到土地生產力較低較難工作的地方。假設有三個等級的土地，如表14.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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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在人口增長的第壹階段，第壹等級的土地便可以滿足人們的需求，則玉米的價格將會是10英鎊。但隨著人口的增加，更差的土地將會先後被開墾，而玉米的價格也會上漲來滿足在生產力低下的土地上耕作的生產成本。第三等級的土地也會被投入使用，而最終的價格也會上漲到20英鎊。而此時第壹等級的土地上仍然只有每蒲式耳10英鎊的成本，並產生10英鎊的利潤。結果是地主就可以收取相當於最好土地上半數產出的租金，而不會榨幹農民的產出。租種第壹等級土地的農民現在需要把生產的壹半交給地主，比起不用支付租金租種第三等級的土地的農民，這樣不好也不壞。情況如表14.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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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價格=20英鎊=生產成本+全部的租金=邊際土地（第三等級土地）的生產成本

如果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那他就相當於得到了壹份相當於地租的收入（壹份“推算地租”）。在這個例子中，壹個擁有土地的農民在耕種第壹等級的土地時將獲得超過他生產每壹蒲式耳的生產成本的10英鎊，因為第三等級的土地也被耕作著，而玉米“保護價格”是根據生產成本最高的土地確定的。我們可以定義這個剩余為“租金”,即使它不是被支付給特定的人。
重要的是認識到李嘉圖在地租理論上的貢獻在於任何壹個產品的價值都由生產成本決定(李嘉圖堅持了勞動價值論)。玉米價格不是因為土地租金產生的，相反，土地租金是因為玉米價格而產生。

傑瑞米柯賓

古典經濟理論證明，由於不同土地生產力的不同，地租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無論我們是正在考慮狹隘的土地肥力,或在從更寬廣意義上看上認為更靠近人口中心的土地更有效率，這個理論都是正確的。在後壹種情況下，生產力源於運輸成本的節省。正如薩伊所說，“距離相當於貧瘠。”在社會主義社會土地國有化的情況下，將土地的使用權承包給私人機構或者個人（家庭、農場和公社），通過允許個人使用土地實際上已經否認了公共土地所有權。在中國，不同公社之間財富的明顯分化，與當地的農業土地生產力有關，擁有肥沃土地的公社挪用了租金。公平起見，私人和團體應當為使用土地而繳納租金。這些租金可以用來補償公共支出，減少壹般稅收，並且可以轉移支付給耕作生產力較低的土地的公社。

社會主義國家的壹個顯著特征之壹便是，導致耕作的農民相對於公職人員更富裕，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農民對地租的有效挪用。考慮到不同肥力的土地，大多數的農民將耕作非邊際土地並因此得到壹筆非勞動收入。

在壹個先進的工業社會，租金收入的主要形式是建築用地的地租。盡管社會主義共和國可能允許住宅的私人所有，但不應該允許宅基地的私有。業主制定地租應該是基於當前出租用於房子的土地的價值。在這種情況下買了房子的人僅僅是買了建築物,而住戶在購買價格之外向社區支付的租金或地稅,反映了他們的房子差別或房子附近的基礎設施情況。

自然資源的所有權

從壹個較高級的經濟的社會形態的角度來看，個別人對土地的私有權，和壹個人對另壹個人的私有權壹樣，是十分荒謬的。甚至整個社會，壹個民族，以至壹切同時存在的社會加在壹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們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並且他們應當作為好家長把經過改良的土地傳給後代（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878頁）。

在過去關於土地所有權的問題關心的主要是人類利益的沖突。地主的利益與佃農是對立的，政治提案中關於土地所有權問題表現的也是這些集團的階級利益沖突。現在再這樣看這個問題已經不恰當了。我們必須把土地所有權和土地的使用問題放到更壹般的背景下看待，即人類對地球資源的利用。人類活動導致環境破壞的程度和規模最近才被我們重視。

現在很清楚的是，最近幾千年人類活動正在加速改變環境。確實有可能過去我們祖先導致的生態變化強迫我們改變生產方式。例如，推動美洲農業發展的動力可能是由於狩獵導致大型動物的消失（哈內爾，1977）。導致古代地中海奴隸制文明的崩潰的壹個原因即是由於砍伐森林和土地荒漠化引起的農業耕地的大量減少。吉諾維斯認為（1965），導致美國南方奴隸主集團和北方資本主義集團沖突的部分重要原因是土壤的退化帶來的棉花密集種植。這迫使美國向西部擴張，並導致蓄奴州與自由州的沖突。

物種滅絕、森林砍伐與土地荒漠化的古老現象仍然在我們周圍發生，並且實際上是正在加速。而現在又多了海洋和大氣的汙染。環境改變不再只是影響當地社會和壹個國家，而是通過空氣和海洋對全球都產生了影響。各種不同的經濟活動很可能改變了大氣的構成並導致了全球平均溫度的大幅上漲。可能的後果現在已經周所周知：沿海地區的洪水、極地氣候帶的變化、世界主要農業區的損失、非洲和美國南部大部分地區的沙漠化，以及空前規模的饑荒。

這些災難的間接原因是產權的不明晰。自然資源的使用決定於私人、企業，甚至國家的決定也是著眼於眼前的利益。這些決定給全球帶來的長期後果並不在他們的考慮範圍內。看來最終的解決辦法並不只是把自然資源和土地國有化，而是國際化。從長遠來看，工業社會要想存活下去，只有把這些自然資源的所有權賦予全球性的監管機構。它將批準自然資源的使用方式，並確保環境的保護和改善。這樣壹個機構的權力將遠遠超過傳統土地所有者，因為他們僅僅擁有土地的使用權。全球性監管機構將不僅僅監管農業、林業和礦產開發對土地的使用，還將包括排放到空氣和海洋中的汙染物。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方向上壹些嘗試，如聯合國關於海底的公約申明海底資源是人類共同的遺產。蒙特利爾公約更進壹步的規定了含氯氟烴化物(CFCs)的排放。但是很難想象在世界主要國家仍然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情況下實現世界資源的國際化。英國和美國拒絕批準海底資源公約，認為它侵犯了私有財產權——當然它的確是侵犯了。建立起世界性的資源管理機構，可能要等到社會主義在主要的工業中心取得勝利。

而在此之前，關於這些原則的共同爭議在於——自然資源應當控制在盡可能最大的公共機構下。至少所有權應當屬於國家這樣層面的機構，大洲更好。

控制權與利益的分割

自然資源被濫用，因為對於某些人來說這樣做是有利可圖的。資源的公共所有並不能避免發生這樣的情況。在蘇聯，公共的土地和自然資源也存在著廣泛的環境破壞。裏海被嚴重汙染，鹹海因為其支流被大量用於灌溉而逐步幹涸。在這些情況下，公有制並不能提供保護。這可能是由於缺乏強有力的機構來規範國家機關的行為。工業部門制定的目標使得工廠為了實現生產最大化而汙染河流，而不是保護。而鹹海周圍各共和國政府的目標是使得棉花產量最大化，而不是去保持鹹海的漁業。壹個國家乃至於未來全世界的自然資源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必須掌握在壹個不會從開發它們中得利的機構手中。

為了便於論述，我們稱這個機構為環境信托機構。它擁有所有的自然資源。它將授予計劃當局使用資源的許可。它將規定排放的條件和其他使用資源的工業項目需要達到的標準。它可以確定個人或社區使用土地的租金。它可以規定生產或者使用會造成環境汙染的產品的附加費。稅收形式的地租和附加費不應當交給環境信托機構（Environment Trust），而應當用來支付其他社會公共服務支出。這是壹個重要的原則，因為它避免監管機構為了自身獲利而批準自然資源的開發。人們希望環境信托機構（Environment Trust）在征收地租和附加費的時候能夠像法院判處罰款壹樣公正。

第十五章：對相反觀點的考察

現在，我們已經完全地闡釋了我們對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的組織原則的看法。在最後壹章，我們將對近年來壹些社會主義作家提出的反對意見做出回應，並將其組織在兩個主題之下：分配、價值與價格，以及市場社會主義的可能性。這兩個主題多多少少都和市場和社會主義的問題有聯系。在第壹部分，我們捍衛關消費品市場的方案（已經在第八章詳細闡釋）。我們認為，為了確保計劃的目標始終按照消費者偏好進行調整，這種類型的市場是必不可少的。在本章的第二節，我們明確地把我們的“市場”方案和“市場社會主義”本身區別開來。考察兩個最近幾年的市場經濟方案的例子，我們發現，從社會主義的基本目標來講，這兩個方案都是不夠格的。

分配、價值與價格

當我們第壹次在《經濟與社會》（Economy and Society）雜誌的壹篇文章壹裏提出這些觀點的時候，加萬·達菲（1989）在同壹本雜誌上做出了回應。雖然我們同意達菲的壹些觀點，但我們認為他沒有完全理解我們的立場。在這裏，或許我們可以通過回應壹些他的批評，來更清楚地介紹我們的想法。兩個主要的觀點比較突出。

首先，達菲認為，我們的觀點在這壹方面有些諷刺：雖然我們極為重視現代計算機技術的潛力，但我們並沒有主張壹個純粹定量的，也就是不以價值或價格為中介的計劃系統。達菲似乎把這看做是放棄了早期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的立場。例如，蘭格就把計算（computation）看做是對任何形式的市場的替代二。正在蘭格模式所需要的技術條件即將實現的時候，科克肖特和科特爾竟提出了壹種基於市場機制的解決方案！其次，達菲認為，假如有人從消費品社會主義市場的角度考慮問題，那也沒有理由使用勞動價值作為社會成本的基準：他認為“簡單社會成本”更為可取。

關於第壹點，我們應該強調，我們不是建議所有的商品和服務都通過市場分配。我們承認“社會公共品提供”的部門（如衛生、教育和兒童保健等）的存在。這壹部門的商品或服務應當作為基本公民權提供給所有人（見第五章）。在這裏，社會保障的水平和形式不是使用市場價格來決定，而是通過民主辯論和民主政治來決定。盡管如此，我們提倡在許多個人消費品上采用市場並沒有什麽錯。

我們的消費品市場的基本特征如下：

1.由於完成工作或者轉移支付，消費者得到勞動券形式的收入。
2.商品有它的“價格”。價格也由勞動券來衡量，但由於供給和需求的波動，可能會與實際的勞動量（也標記在商品上）有所偏離；
3.當消費者通過市場取得消費品後，他們的勞動券的余額將會相應地被“消掉”，為的是讓他們的購買受到收入（加上壹些消費信貸）的限制。
實際上，它向每壹個消費者提出這樣壹個命題：妳可以得到所完成的社會勞動時間的壹定余量，並且以妳所希望的任何形式享受它。

壹個“純粹定量”的替代系統，沒有價格或者價值的系統，會是什麽樣的呢？國家必須為要生產的消費品設置壹個初始的“命令”，按照某某比例生產，然後消費者可能會從商店免費獲得任何他們喜歡的東西（正如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說的“按需分配”）。如果不存在價格，那麽“收入”也沒有任何意義，也不能預先限制個人購買商品的數量。隨著壹些商品的存量減少，國家就簡單地命令生產更多的產品，而那些存量在增加的商品的生產速率就下降。

壹切都很好，但是有什麽能阻止受歡迎的商品直接變成零呢？怎麽在社會可用勞動力的約束下，確保生產能夠長期保持在足以滿足消費者需要的水平上呢？或者換句話說，如果消費者能夠以零成本獲得任何他們喜歡的東西，這樣的“需求”的總和會不會超過社會可能的總產量呢？而實際結果不正成了“先到先得”嗎？

有人可能會極力主張兩點來反對這種批判性的觀點：共產主義的“豐裕”和社會主義消費者負責任的有公共精神的態度。但是,從所有產品都充足的意義來講的“豐裕”，在這些產品定價為零時，對我們來說似乎是完全不可信的。即便是技術持續改進，由於需要解決環境問題和資源枯竭，加上極大地改善世界上大部分貧困人口的物質狀況的巨大需求，似乎排除了廢除經濟上的稀缺性的可能性。縱然社會主義的消費者有徹底的公共精神，不過僅有正確的態度是不夠的。沒有客觀計算的社會成本的引導，人們沒法知道給他們消費的“合理的”、“負責任的”量是多少。

如果人們承認需要為個人消費加上壹個社會決定的限制，以使人民的總消費需求保持在生產可能集之內，那麽，在明確的收入付酬和消費品（非零）定價之外，替代選擇是什麽呢？國家可以決定每個人的消費品的分配或者說“配給”，命令這些消費品的生產，然後將其直接分配給人民。但是，很難看出這樣的系統如能夠恰當地響應消費者偏好隨著時間的變化，或者不同人、家庭和公社的各種各樣的偏好和優先順序。如果人民對他們的消費模式進行（受限制）的個體選擇，那麽，除了某種形式的市場，別無選擇。受限的自由替換需要消費者的產品分配采取標量的形式（達到這樣的總價值的任何妳所喜歡的產品）③，而不是標量的形式（商品數量的列表，或者配給量）。收入的付酬和商品的非零定價不過是實行這種標量約束的手段。

當然，承認需要有消費品市場，並不意味著必須接受我們所提出這樣的市場應該如何運行的具體版本。由此我們來談談達菲的第二個觀點，即關於使用勞動價值來體現社會成本。

我們承認，用簡單的勞動價值來衡量社會成本，容易招致批評。我們已經在第五章處理了兩個相關的問題。首先，使用勞動價值作為經濟計算的唯壹手段無疑會導致對有限自然資源的低估，而簡單地應用勞動時間並不能“生產”出這些自然資源來。其次，嚴格的勞動價值計算忽略了社會勞動應用的時間尺度的問題。生產兩個產品可能需要同樣的總勞動時間，但這壹勞動在日歷上的時期卻可能是不同。如果這種差異有實質意義，那麽，勞動價值計算必須又壹次被看做是不完整的。同樣是在第五章裏，我們簡述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

達菲建議，相較於勞動力價值，“生產的簡單成本”作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經濟計量的方法更為可取。對此，我們感到很疑惑。正如在第八章中所討論，正常資本主義意義上的“生產成本”遠不簡單。它假定了作為權利主體的企業的存在——實際上，假定了生產資料中私有產權的存在。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沒有“簡單”的給定的生產成本；任何衡量社會成本的可選手段，都必須由社會來定義和計算。我們認為，勞動時間為這樣的計算提供了理性的基礎，盡管必須對其加以補充。我們在第五章中說明了補充的方式。

市場社會主義？

正如我們已經說過的，我們十分清楚我們的論點撞上了近期右翼親市場觀點的潮流。這並不是我們的錯；我們相信，時興的觀點的錯誤的，而且最終壹定會被認作是錯誤的。然而，我們更關註這壹事實：在20世紀80年代，社會主義作家公然對“經典”的計劃經濟體制表示嚴重懷疑，反而鼓吹各種形式的“市場社會主義”四。反對這種潮流的聲音是相當微弱的伍。

在這壹節，我們考慮壹些市場社會主義的觀點；我們將論證，市場社會主義作為社會主義政治的目標是非常不合適的。我們同意迪瓦恩（1988）說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反映的，不是由社會主義理論家作出的大膽的嶄新的構想，而是對右派統治地位的有害的調和。葛蘭西要求“理智的悲觀主義，意誌的樂觀主義”（也就是講究實際的同時，滿腔熱情地致力於社會主義目標的實現），而1980年代的市場社會主義則暴露了“意誌的悲觀主義”，對社會主義能夠提供任何真正與眾不同的長期政治方案失去了信心。

很明顯，對於近來提出的所有的市場社會主義的觀點，我們不可能都提供詳細的評論。對於本文的目的而言，我們專註於西方的戴安·埃爾森（Diane Elson）和東方的阿甘別吉揚（Abel Agabegyan）最近所做的貢獻。

戴安·埃爾森：社會化市場？

戴安·埃爾森（1988）認為，“社會化市場”提供了計劃經濟和自由市場經濟之外的第三種替代選擇。我們則認為，她的社會主義市場方案，對資產階級經濟經濟學讓步過多。其中似乎包括了對亞克·諾弗說法的不加批判的接受。亞克·諾弗宣稱有效率的中央計是不可能的——對於這壹說法，我們已經在之前的章節對其進行不遺余力的反駁。

確切地說，我們認為：

（1）通過將註意力從生產過程切換到交換過程，埃爾森抹去了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批判的重點；
（2）她的社會化市場制度，將保留大部分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和生產關系，因此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而非社會主義會更加準確；
（3）它會容易受到所有資本主義所特有的不穩定性的影響。
埃爾森文章的很大壹部分都是用來說明真實的資本主義市場和市場社會主義的倡導者以為的理想市場相去甚遠。埃爾森認為，從資源的運作來說，真實的資本主義市場及實際成本，也很少會有自由競爭，而且消費者主權實際上無效，薩伊定律不起作用，等等。她引用了大量最近的文獻來加強她的觀點。

盡管這種批評在指出徹底的市場擁護者的構想缺乏現實主義方面是有價值的，卻似乎是要替代壹個不在場的概念。在她對她所指的資本主義市場的批判中，剝削這壹概念是缺失的。作為壹種政治運動的社會主義之所以產生，不是因為消費者對組織市場的方式不滿意，而是因為資本主義是壹個它的受害者試圖解決的剝削制度。資本主義聽任富人剝削窮人的勞動。社會主義是對資本家剝削工資勞動者的回應。

在本書中，我們提到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剝削概念。在當前的語境下，重要的是，馬克思關註的主要問題之壹是駁斥剝削產生自市場的不完全運行的觀點。恰恰相反，馬克思論證了，剝削產生自商品生產的邏輯。為了從理論上證明這壹點，他做了“商品按照勞動價值的比例交換”這壹“寬松”的假定。這是最先進的資產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所提出的理想。馬克思很清楚，壹系列復雜因素——不同的資本密度，部分壟斷等等——會阻礙真實的資本主義市場中的價格與勞動價值成比例。盡管如此，他還是在資本論第壹卷中假定了這壹比例性。他假定，商品的每次買賣都是等值交換。貨幣以黃金為基礎，在每次買賣時，黃金中物化的勞動量就等於所購買的商品中物化的勞動量。換句話說，他假定交換過程不存在欺詐。他知道，這壹切都是反事實的——工人通常會買到摻假的產品，資本家通過實物工資或者工資的額外扣除來欺騙工人們。但出於論證的目的，他說：“讓我們承認市場是完全公平的，我將表明它仍然會導致對工人階級的剝削。”

馬克思認為，剝削的關鍵是勞動力的特殊性。勞動力之所以獨特，在於它對資本家的效用是它能創造價值。勞動力像其他壹起商品壹樣，都按照再生產的成本進行出賣。當然，在許多情況下，勞動力低於再生產成本出售。例如，在工人是兼職農民，不會從市場上購買他們所有食物的地方，就會出現這種情況。但是，即使它確實以完全的再生產成本出售，剝削仍然發生。工作日被延長了，以生產絕對剩余價值。技術讓生活資料更便宜，從而生產相對剩余價值。

傑瑞米柯賓

從政治上看，這壹論證是要駁斥那些認為公平交易、廢除壟斷和公正的工資水平就可以拯救無產階級的人。恰恰相反，馬克思認為只有廢除工資制度本身才會終結剝削。任何對市場的改革都不可能消除資本主義中心的對抗。但是，埃爾森提出的正是對價格的改革。

埃爾森提出種種公立機構來設定價格標準。這些機構將可以得到各種產品的生產成本的詳細信息。在成本的基礎上加上壹些利潤，就可以為每種商品設定價格標準。（但是沒有說清楚利潤的基礎是什麽：是跟使用的資本成比例，還是跟經常成本成比例？）設定這些價格標準—顯然並不打算是有約束力的—加上出版其所依據的數據，被稱為市場的社會化。

“社會化市場”這壹術語是很有誤導性的，因為市場從來都是社會制度。在資本主義時代，市場是私人個體進入社會關系的典型途徑。當社會壹詞與市場壹詞結合在壹起的時候——社會市場經濟，社會化市場，市場社會主義——我們應該有所警惕。考慮到剝削在馬克思很寬松的假定下都仍然會存在，社會化市場也會允許剝削存在。社會化價格標準僅僅是指示性的，對買家和賣家都沒有約束力：“價格和工資委員會可以生成價格標準，提供信息買賣雙方，使之能夠以去中心化的方式‘監督’價格和工資。”（埃爾森，1988,第33頁）如果這些標準不被社會接受，那麽要改變的，不是價格，而是這些標準。社會化市場和正常市場的主要區別似乎是，在前者是納稅人補貼某些通常是由買賣雙方承擔的市場成本。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盡管這壹市場比起沒有補貼的市場調整起來可能會更平穩，但是其效果不會有太大的不同。

如果我們看壹下關於勞動力的買賣這壹關鍵問題，埃爾森的方案非常像是在1960和70年代的壹系列用於調控剝削的價格和收入政策。工資和價格委員會為所有工資率制定標準。這顯然不是廢除工資系統，而是對其進行調控的手段。在之前，工資等級由私人經濟合同執行，現在則變成了公共政策問題，由國家機構將其合法化了。同時，毫無疑問，價格和工資委員會考慮到確保工業的利潤率的需要。在這裏，我們進入壹個有爭議的層面，因為設置工資水平會影響到剝削率。任何試圖設置更高的工資水平的企圖都將被雇主抵制，而任何試圖設置更低的工資水平的企圖又都將被工會抵制。如果工資標準是有約束力的，實際工資率將由雇主與工會相對實力以傳統方式決定：罷工、停工等。

埃爾森提出了壹種能夠顯著地改變剝削率的方法。這種觀點認為，應該保證所有的公民都能得到壹個最低的基本收入，無論他們是否被雇傭。這壹政策由綠黨所倡導，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無疑是符合工人階級利益的。如果罷工的工人知道他們的家庭壹直有飯吃，那麽他們的立場會加強，罷工行動將會更堅決更成功。但是，我們不應高估這壹系列無條件的社會保障福利的影響。埃爾森也表示這只是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只夠買壹點糊口的扁豆、幾條廉價牛仔褲和幾張地板上的椰衣墊。這聽起來並不比靠當代的社會保障福利生活更好。像所有社會保障計劃壹樣，它受到同樣的矛盾因素的影響：必須保證人們的積極性而不是破壞人們工作的積極性，同時也不能征收沈重的稅收負擔。人們在工作的同時往往也有達成了其他的承諾：抵押貸款、分期付款等。當人們罷工或者失業的時候，社會保障金會很快被花完。

在資本主義國家，無條件的社會保障是值得做的改良，有助於減少貧困和促進階級鬥爭。他們不願意做的是，“消除勞動力買賣雙方對立的基本原因”（出處同上，第30頁）。勞動力的買賣是剝削的序幕，而且是具有內在對抗性的。購買勞動力的企業仍然是法律主體，其目標是勞動力賺取利潤。它們是法人，有購買、出售和簽訂合同的權利。簡而言之，它們就是馬克思說的“資本的人格化”。它們可能是由國家所有，必須向國家的墊付資本支付利息，但是它們資本屬性的減少，並不比國有的英國利蘭汽車公司更多。事實上，埃爾森提議讓壹個叫“公共企業監督者”來確保國家的資本能獲得足夠的投資回報率。

在勞動力繼續在市場上被買賣的地方，就壹定會有圍繞勞動力價格的鬥爭。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失業是最終的工資調整者。當經濟處於充分就業時，經濟性階級鬥爭將使得工資上漲。通過有約束力的價格和收入的政策在壹定程度上對其進行調控也許是可能的，但這純粹是壹種自願的機制，埃爾森認為它很可能是不穩定的。要麽導致通貨膨脹，恢復失業以懲罰勞動力的壓力也隨之而來；要麽就將要求強制性的價格管制。社會將面臨著在資本主義道路或者社會主義道路之間作選擇。

在寫作本書的時候（1992），像波蘭、匈牙利和俄羅斯這樣的國家正清清楚楚地面臨著這樣的選擇。要麽在經濟領域恢復失業的“鞭子”，因為沒有失業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勞動力市場；要麽向著共產主義的方向發展，在生產和收入上建立直接社會調控。這並不是要否認埃爾森提出的國家資本主義在英國的環境下是進步的。人們可以將其看做是壹條漸近線，與前撒切爾時期的社會民主壹樣，其發展方向是朝著：幾乎完全國有化、自願的價格和收入政策以及全面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因此，這壹制度將比現在的分配更符合工人階級的利益。

但是從經驗看來，國家資本主義類型的社會秩序是不穩定的。它保留了貨幣和市場，以及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收入差距，同時消除了使得這些都起作用的失業，並且弱化了作為資產階級紀律因素的國家。這是壹種過渡的社會形式，要麽像英國壹樣恢復到私有資本主義，要麽走向社會主義。相反的方向也適用。但是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轉向國家資本主義或者市場社會主義則絕對是反動的。最終結果只能是壹種不穩定的經濟，通過階級鬥爭轉向資本主義或者社會主義⑥。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埃爾森提出的社會化定價機構擁有計算機網絡和生產的信息，而這正是向計劃的有效過渡所需要的。如果她提倡將這種機構作為計劃經濟之前的過渡性措施，那是說得過去的。但在當前的世界形勢下，資本主義處於進攻態勢，更可能向資本主義過渡。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第三條道路的提議，不過是通向徹底的資本主義復辟的旅途中的臨時中轉站而已。

所有市場經濟都受到宏觀經濟不穩定性的影響。不穩定有兩種主要形式。第壹種形式是衰退，當衰退發生時，產品賣不出去，造成失業；第二種形式是過量的需求造成通貨膨脹。在那些回歸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可以看到這兩種形式：通脹飆升，同時數百萬人失去工作。像其他聰明的左翼經濟學家壹樣，埃爾森明顯意識到了市場經濟的這些傾向，但她並沒有提供真正的解決方案。無論人們要怎樣說戈爾巴喬夫之前蘇聯經濟制度的壞話，那時的價格是穩定的，也沒有經濟衰退。蘇聯制度不是沒有問題，只有意視而不見的人才會那麽認為。但是，對於本世紀人們所熟知的社會主義制度的任何改變，都應該是為人民群眾往前邁進壹步。埃爾森和與其相似的俄國思想家所鼓吹的，是從馬克思退回到亞當斯密。

阿甘別吉揚：行政方法和經濟方法

在這裏和之前章節所展開的論證也為我們批判蘇聯經濟改革的概念聽了基礎。這些改革的概念是由阿甘別吉揚提出的。他是戈爾巴喬夫在八十年代中後期幾個關鍵的經濟顧問之壹。在他關於經濟改革的書中，阿甘別吉揚多次提到“行政的”和“經濟的”方法的區分，並且強調要減少前者增加後者。他宣稱，“現有管理制度的首要特征是行政的方法占有顯著的位置，而經濟的方法只是第二位的”（1988,20頁），接著聲稱改革的本質就是“將管理從行政管理過渡到經濟的方法”（23頁）。

如果這僅僅意味著他反對專制的官僚指令（“行政的”），而支持細致的對成本和收益的計算（“經濟的”），那這樣的觀點並不會引起爭論。但實際上，在這壹概念和有爭議得多的解釋之間，存在著下滑。首先，阿甘別吉揚似乎確認“行政的”方法就是中央計劃本身。在評論斯大林時期的中央計劃時期，他宣稱，“從三十年代開始在管理中經濟的方法在減少。中央集中分配資源取代了生產單元之間的貿易，市場也因此萎縮了”（出處同上，21-22頁）。因此，這裏的“經濟的方法”與“集中的配置”是對立的。當他闡述經濟方法的內容時，問題變得清楚了：這些方法所涉及的，是將聯合體和企業轉變為完全經濟責任、經費自給、自主管理，以及在價格、財政和信用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23頁)。在別的地方，他把經濟方法與市場關系的刺激以及利潤的更大的作用聯系起來(58頁)。最後，他提出國家計劃將被“廢棄”，讓位給這樣壹種經濟制度，在這種制度中，“企業和聯合體將制定和批準它們自己的計劃。他們將不再服從上級的批準，也絕對不再有計劃配置工作”（1988,112頁）。

雖然阿甘別吉揚對第壹個五年計劃在促進蘇聯的工業化方面給予了積極的評價，但他實際上認為中央計劃的“行政的辦法”是過時的、專制的、官僚的和無效率的，而註重市場價格、利潤率和企業財務自主並且完全廢除中央計劃指令的“經濟的方法”是現代的、高效的和進步的。這樣的判斷可能是來自於蘇聯武斷官僚的中央計劃的經驗，但這是壹個非常嚴重的錯誤判斷。我們已經表明，中央計劃不必是武斷的，而是可以建立在明確定義的社會成本的計算的基礎之上。事實上，我們壹直在努力說明，社會勞動時間核算的社會合理性是優於市場的。沒有必要將消費品市場（我們之前倡導的總體計劃制度的壹部分）的出清價格，與通過給予企業完全自主權以瓦解社會主義財產聯系在壹起。宣稱企業應該可以自由地任命自己的管理者，民主地組織他們自己的工作，以及積極提出新產品——這是壹回事，而認為它們應當作為獨立的行為主體，制定自己的計劃來響應市場信號，這又完全是另壹回事了。事實上，如果它們被授予後面的角色，那麽很有可能首先失去企業內部的民主管理。像阿甘別吉揚所做的這種討論，隱含地支持了經濟理性和市場過程，問題多多，必定會誤導社會主義經濟改革。

在過去幾年裏，我們已經看到這壹邏輯帶來了什麽：全部有效經濟計劃的崩潰、失控的通貨膨脹、普遍的經濟混亂、大規模失業以及資本主義復辟的最終勝利。向市場方向的社會主義“改革”對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來說是空前的經濟災難。從全球範圍來看，這壹改革重建了少數資本主義列強的宰制。1917年前統治世界的正是這些列強。在政治層面上，“改革”導致了這樣壹種形勢，社會主義運動和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實際上已經被排除在政治舞臺之外了。

社會主義不在了，對於那些被剝奪的人來說，除了法西斯主義和民族主義，還有什麽希望？除非是壹個比以往任何的社會主義更加激進、更加民主和更加平等的社會主義，壹個建立在清晰的經濟和道德原則之上的社會主義，壹個不向令人泄氣的市場神話投降並交出其完整性的社會主義，否則就毫無希望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