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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勞工短缺
資本主義條件下,除了高教育獲得高工資的壹般趨勢之外,還可能不時出現特定類型的勞動力短缺(未必壹定是受教育水平最高的),造成此類勞工的市場價格暫時上升。所產生的額外費用就好像是稀缺品的“租金”。
我們用“租金”這壹術語,以此類比土地收取的地租。“租金”這壹術語是壹個經濟學上的比喻。它是指稀缺資源所有者收取的壟斷價格。馬克吐溫的忠告道出了租金的本質:“趕緊投資土地,因為上帝已經停止制造”。因為土地的供應是短缺的,而且由於它為私人所有,所有者就可以從需要耕種土地或者以此為生的人那裏獲取報酬。如果某種特殊技能或專長的供給相對需求是短缺的,擁有那種技術的人就有點像土地所有者。沒有他們的技能,經濟就沒法運行,所以他們可以就他們的勞動要求額外報酬。
在某些情況下,這壹高價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供給短缺的特定專業。在其他情況下,這壹高價將會繼續存在。可能存在引入該專業的障礙。美國醫學會在醫學院訓練新醫生,以及控制醫生移民的規則方面有很大的影響力。它就運用這種影響力來控制進入這壹專業的人的數量。這就造成醫生收取更高的費用。
在社會主義經濟中,也同樣很可能出現特定技能的供給相對於社會需求短缺的情況。因此,必須有擴大供給的機制。壹個教育、培訓和勞動力配置已經社會化了的體系將更容易預計和宣傳潛在的短缺。如果他們追求針對性的職業,也更容易用更好的工作機會的希望來吸引新成員進入需要的專業。要是這樣還不能保證足夠數量的人進入這壹行業或專業,那就需要勞動管理或者支付高於正常勞動券的“租金”。
勞動管理聽起來很殘酷,而蘇聯在30和40年代的建築工程中使用的強制勞動也符合這樣的形象(盡管為了勸說人們自願地進入新的工業專業,廣泛使用強制勞動相結合的是,越來越多地使用工資級差和激勵報酬。)。激勵性報酬和勞動管理都來自於快速工業化時期重新配置勞動的需要。都不受歡迎,所以赫魯曉夫政府實質上擯棄了勞動管理,同時大大地減少了工資級差的等級。在勃列日涅夫時期,減少工資級差仍在繼續。(參見Lane, 1985)。
很可能,告訴人們應該做某種工作,或者給他們很大的工資級差,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會壹直受到人們厭惡。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對平等擁有強烈的感情。據說在俄國,新合作社成員賺取更高收入引起了普遍的怨恨,這正好證實了上面的說法。
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管理每天都以更微妙的形式發生。英格蘭北部的工人必須南下到倫敦工作,只能在周末見見家人。失業福利辦公室被告知要取消拒絕工作的人的福利。每當工作短缺壹出現,這壹隱蔽的強制就會發生。失業迫使妳接受提供給妳的工作。以前蘇維埃的特殊獎金報酬和顯式的工人管理的方法是需要的,因為有充分就業。當缺少這些措施時,比如在勃涅日涅夫時期,工人們傾向於頻繁轉變工作,以至於企業很難維持穩定的勞動力。英國的1960年代的時候也存在類似的情況,當時失業率非常低。如果工作崗位比就業工人多,那麽壹些雇主就願意提供激勵,誘使工人離開當前的工作。供給格外短缺的技術會很受青睞。當這壹情況發生在資本主義國家時,某些體力工人開始賺取專業工人的工資,造成短暫的媒體轟動。
應該將社會主義經濟中的經濟計劃設計成完全使用可用的勞動力資源,既沒有過量需求也沒有過量供給。盡管如此,勞動供給和需求的總體平衡,並不能應付特定專業不足的問題。假如存在著電氣技師的短缺。如果這是由於沒有訓練電氣技師的設施造成的,那麽給技師們付更高的工資並不能解決這壹問題。需要的是加強版的培訓計劃。現在假設存在著深海潛水員的短缺。阿伯丁海洋技術學院有空缺,但申請者不足。擁有冒險氣質的人可能天然地對潛水生活感興趣,但其他人,卻害怕危險和艱苦,不願意申請。怎麽辦?
在市場經濟中,答案很簡單。給潛水員支付高於壹般體力工人的工資。然後,妳就會發現人們願意為這壹份額外的收入冒險。這能讓人滿意嗎?另壹種途徑可能是承認並沒有太多的願意冒生命危險下海,因此耽擱了離岸石油開發,直到能夠完成這壹任務的自動機器造出來。
潛水員是這個例子有點極端。壹些工作比另壹些工作更讓人不愉快,這壹事實是仍然存在的。社會主義社會必須決定用何種方式解決這壹問題,通過提高工作條件和質量,還是給願意做這種惡劣工作的人以激勵性報酬。如果整個經濟是基於勞動貨幣,那麽給予激勵報酬就存在風險。危險在於,如果人們每幹壹小時可以得到兩小時的勞動券,那“壹小時”就會貶值了。這些激勵報酬是以其他人遭受收入下降為代價的。為防止通貨膨脹,讓公眾對工資級差能有所控制,這種激勵報酬就必須由總稅收提供資金。
“稀缺租金”這壹概念也許有更廣的應用。社會主義經濟必須保證其對熟練勞動的投資不會被浪費,要麽通過熟練工人移民,要麽就是他們決定把精力用於更高回報的“非正式”活動。先不管道德勸告——雖然這是我們認為理所應當的,但卻並不夠。只有兩種辦法能保證熟練工人持續地按照預期方式工作——監督或者足夠的報酬。收入不平等是不受歡迎的,但全面監督也同樣不可取。計劃體制可能造成某些類型的工人缺失,當政府處於這種危險的情況下,就會出現支持某種程度的“租金”報酬的實用主義論證。
給“個人能力”支付級差報酬
在任何給定的以教育或技術的級別和形式來定義的工人階層中,明顯仍然會存在天賦、精力、合作精神等方面的差別。級差報酬制度應該承認這些差別嗎?
在嘗試回答之前,考慮下問題的含義——我們在這裏觸碰到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提取剩余產品的問題。“剩余產品”這個詞的意思是超過維持工人自身的產品之外的額外產品。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剩余表現為剝削收入的形式:利潤、利息和租金。
剝削範疇在社會主義經濟中不適用,因為剩余產品的配置是民主決定的;盡管如此,仍然需要保證從生產性工人身上“提取”剩余,用於滿足非生產者(士兵、犯人、小孩、病人等等)的消費需要,以及生產工具的積累。正式壹點來說,這壹目標將會在我們提出的制度中,通過對勞動收入征稅和收取地租(例如,這些國家“財政”“收益”轉移給非生產者,社會服務和積累,如第七章中討論的那樣)達成。但這壹正式機制的存在決不能保證能實際生產出充足的剩余;真正要緊的是,工人必須充分的勤勞和高產的(或者他們選擇少生產,那他們的個人消費就相應地受限制)。什麽辦法可以保證這壹點?
作為比較,考慮壹下資本主義經濟中的情況。在這裏,生產剩余產品的要求表現為,壹個公司需要獲得利潤。我們知道加強或提高生產率的機制有利於創造利潤。工人訂立的雇傭合同中,或明或暗地包含了最低可接受表現的概念;然後,這個合同由企業監工(經理,組長)來執行。如果工人不能達到要求的績效標準,或者不夠順從,就通過解雇這壹最終處罰來兌現合同。當然,解雇懲罰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在單個企業控制之外的狀況,主要是全經濟範圍內的失業情況,以及失業工人所能得到的生活補助的水平。除了對勞動力的這種“消極”控制,企業還有壹些積極的提高生產率的辦法:獎金和可變薪水;升職的前景;對取得優秀績效的傑出個人進行宣傳;以及創造壹個工人能夠感覺到他們提出的提高公司生產率的建議能夠被傾聽並得到回報的環境。當然,資本主義企業對後面這種更“開明”策略的偏好程度,是多變的。
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失業處罰被有意地取消了。所有人都有工作的機會,那社會主義的情況與資本主義有哪些方面不同呢?
我們可能希望爭辯說,如果工人們感覺到他們不是為“老板”的利潤,而是為“所有人的利益”而生產,社會主義可以為剩余的生產提供良好的總體社會環境。但如果認為這就能解決所有問題,那就太幼稚了。除了普遍使用“開明”資本主義企業的“開明”策略(公開認可工人的成就,構建民主的工作環境),仍然會有使個人報酬適合生產率的某種需要。如果人們認為投入了比平常更多的努力卻“白費力氣”,或者認為某個同事在偷懶,敷衍了事,把事情推給其他同事,就會產生士氣問題。
要使報酬與貢獻相適應,壹種辦法是全經濟範圍內的勞動分級。比如,有A、B和C三個勞動級別,其中B代表平均的生產率,A高於平均,而C低於平均。新工人可以從“B”級工人開始,然後通過審視他們(自己發起的或者他們工作的項目發起的)工作績效,可能評定為A或者C。註意,這些等級與教育和技能水平無關,而只考慮和所在行業或職業的平均水平相比,工人的生產率怎樣。
出於計劃的目的,這些勞動分級會看作是以不同速率“創造價值”。工資率會與這些級差生產率相對應:“B”級工人每小時能得到1勞動券,“A”級工人得到更多,“C”級工人則得到更少。為了保持發行的勞動券總量與工作總時長相等,工資率必須以這樣的比例固定下來。壹旦知曉每個級別的人的數量,精確的工資率會計算機自動算出來。
做壹個“C”級工人沒有什麽可丟臉的。這樣的工人基本上是選擇以更輕松的節奏工作——從而相應地接受稍微低壹點的消費。並不是每個人都要成為斯達漢諾夫。如果壹個生產率較低的工人沒有怎麽裝模作樣,就不需要怨恨他。這樣,高生產率工人的貢獻得到了承認並被鼓勵,同時計劃人員對社會勞動力的分布有了更精確的了解。
作為“生產出來的投入”的熟練勞動
我們在上面指出,工人可能會被分為個人生產率不同的幾類,並出於計劃的目的,承認這種分類。計劃者知道,比如,某個需要1000工時(人–小時)平均水平的勞動的項目,就需要800工時(人–小時)的A級別勞動。現在的問題是,計劃者是否需要知道技能差異的存在,如果是的話,又應該如何安排?
在中短期,勞動力技能方面的差別是重要且不可簡化的。采礦工程師、外科醫生和計算機程序員的技能不能互換。這樣,在這個時間段內,計劃者就不能簡單地考慮“勞動”的配置,而必須承認提供特殊技能的可能性所加諸的約束。這就暗示了,必須保有每種專業資格的人的詳細記錄。那麽,怎麽處理價值的勞動概念以及勞動—時間作為記賬單位的使用?
從長期看,工人會重新接受培訓,而社會主義“民主”的消費則是,除了某些極端苛刻的任務和某些有缺陷的人,幾乎人人可以做任何事情。在長期性計劃的語境下,當前有那些特殊類型的熟練勞動可用並無所謂,重要的是培養這些技能的成本。而正像機器的價值可以按照生產它們所需的時間來計算壹樣,為了長期經濟計算的目的,也可以這樣來計算人類技能。
我們可以設想建立壹種基線水平的普通教育:接受這種級別教育的工人只會被視為“簡單勞動力”,而接受了額外特殊教育的工人,才會被視為“生產出來的投入”,這很像其他生產工具。這種作為生產出來的投入的熟練勞動的概念,通過如下示例說明。
假設成為壹個合格的工程師,需要在基本水平的教育之外,再學習四年。這四年生產技術工程師的過程涉及到各種勞動投入。首先是學生的工作——聽講座,在圖書館學習,做實驗,等等。像前面已經說過的,這會視為有效的生產勞動,因而得到相應的回報。這些學習工作按照“簡單勞動”投入計算。然後是教學工作,分配到被教的學生身上。這是熟練勞動投入。第三,還有與教育相關的其他“開銷”(圖書館管理員、技術人員、管理人員)的工作。這就可能是技術和簡單勞動的混合了。[4]
這就闡明了壹個籠統的觀點,即熟練勞動的生產通常需要投入簡單和熟練勞動。原則上,測量當前的簡單勞動投入是很簡單的;難的是如何處理熟練勞動投入。如果熟練勞動表現為過去勞動投入,就要按照簡單勞動的倍數來計算,但是如何確定這個乘數呢?
在衡量投入到技術工程師勞動生產中的技術(如教育)勞動時,出現了隨後衡量合格工程師勞動時所遇到的完全相同的問題。在下面的討論和本章附錄中,我們壹並處理這兩個方面,使用壹個簡單化的假定,即所有“技術”勞動的生產都要求相等量的勞動投入。
拿無生命生產工具作個類比。確定從這樣的生產工具“轉移”到產品的標準方法是,把生產工具的勞動內容“分布”在其所處貢獻的產品總額上。比如,如果壹個包含1000小時勞動的機器,在生產壹百萬單位的X產品過程中用完了,那麽,我們就說這個機器轉移了1,000/1,000,000 = 0.001小時的勞動到每單位X產品中。進壹步計算,假設我們的機器以每小時100單位X產品的生產速率運行。這樣,機器每運營壹小時,“傳送”100 × 0.001 = 0.1小時的物化勞動。
現在回到我們的技術工程師,並使用同樣的原則。假定壹旦取得資格,她每年工作45周,每周35小時,也就是,每年1575小時。假設她的工程技能的“折舊時限”為10年。(換句話說,在這個時間結束時,他需要去或者說符合條件,去接受另外壹段時間的全日制教育,以更新她的知識或技能,或者改變專業,只要她願意的話。)在這10年裏,她將工作1575 × 10 小時。為了確定在這段工作時間裏,她的物化勞動的傳遞率,我們將她所受教育的總勞動量除以15,750。
本章附錄說明了用簡單勞動作為記賬單位,計算熟練勞動中物化勞動總量是如何可能的。按照這些計算,“傳遞率”可能大約
10年折舊的情況下為0.50
15年折舊的情況下為0.33
20年折舊的情況下為0.24
例如,0.33這個數字告訴我們,我們的工程師的技能在15年的時間內折舊,每工作壹小時傳遞0.33小時的物化勞動。與機器只傳遞過去的物化勞動不同,我們的工程師每小時也工作了壹個小時。我們的工程師的直接和間接勞動貢獻之和因此是每小時1.33小時,是簡單勞動工時率的倍數。就是說,如果計劃人員在長期計劃的背景下考慮壹百萬小時技術工程師勞動的使用,他們應該認識到,這相當於承諾了133萬小時的簡單勞動。
我們並不是說,就因為壹個熟練工人的社會成本估價比普通技能的工人高出三分之壹,他們就應該多得到三分之壹。這多出的三分之壹代表了社會使用熟練勞動的額外成本。在為工人的教育付錢時,社會已經支付了這個“額外的三分之壹”,所以,沒有正當的理由要求為個人付額外的工資。盡管不會影響到個人收入分配,熟練勞動乘數在計算工程的社會成本時,仍是重要的。對社會來說,需要熟練勞動的任務代價高得多,即便熟練工人得到的工資與非熟練工人壹樣多。
與歷史上存在的社會主義作比較
結束這章時,把馬克思的模型與社會主義國家已經達成的做壹番比較,可能會有幫助。就我們所知,馬克思分配原則得到運用的唯壹實例是在中國1960和70年代的人民公社。在那裏,產品按照工分制度進行分配。成員壹年之中投入的工作小時數會記錄下來,而收獲時他們的份額就基於此。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可能也應用了這種原則,不過我們還不清初。
大體上,社會主義經濟體都保留了貨幣。他們發行進入總體流通的紙幣和硬幣。這些貨幣在五種不同的流通中使用:
(1)社會主義國有企業間的交換。這種交換的基礎是國有企業在運營和管理上的相對自主。
(2)國家和集體農場部門的交換。
(3)集體農場和城市工人在市場上交換農產品。
(4)家庭農場向城市工人的出售其產品,而這壹交易的基礎在於家庭農副產品的繼續生產。
(5)國家零售機構和國有企業職工的交換。
經常有人提出,在第壹種情況下,貨幣已經不是真正地作為貨幣發揮功能了,因為不涉及所有權的轉移。如果企業A向企業B交付貨物,企業B可能會為此付錢,但由於他們是國家所有,所以不存在真正的所有權變化。[5] 這其中有壹定道理,因為大部分交付都是按照計劃來的,但這種合理化只反映了部分真理。如果沒有所有權的轉變,那為什麽還有貨幣名義上的交換呢?
如果生產是直接社會化的,那就沒有理由企業B應該為企業A交付的貨物付錢。而是B單位——比如說壹個醫院——可以被給予X小時勞動的預算。單位裏所有護士、保潔和醫生的工作都從這個預算中扣除。任何藥品、食物和公共所有的藥廠的藥物供應等,都從這個預算中扣除它們的勞動量。但是,醫院不會向他的員工或者供應者付錢。國家或者公社會把工人所做的工作記賬,而藥廠不必要求“付錢”,因為它們會有自己的勞動預算。
我們可以看看國民醫療保健系統中處於萌芽狀態的這種制度。在保守黨進行改革前,企業不用為實驗室的測試和衛生部內生產的X光機付錢。
相比之下,社會主義工業部門保留商品形式的程度,遠超過了社會主義財產關系看起來所必須的程度。斯大林說,商品形式的持續源自其他形式的交換,主要是集體農場和國家之間的交換。[6]壹開始這可能是真的,但在某些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想到了保加利亞——集體農場對國家的的獨立特征,在1960年代末全都消失了。然而,貨幣的使用在所有情況下依然保持不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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