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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傑瑞米柯賓

反对资本主义,拒绝一国两制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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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15 08:27:49 |显示全部楼层
10.原理十:法律的東方道路

馬克思主義法學也註意到法律道路的具體差別性。對東方法律道路的研究,是馬克思在晚年思索社會發展與法律進步之間關聯的極為重要的理論關註。

就東方法律文化發展而言,它必然有與西方法律發展不同的規則基因和可能範圍,蘊含在東方法律文化的歷史起源之中。誠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極為相似的事變發生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58]與西方不同,古代東方,由於“農村公社社員是用公社團體或親屬會議的名稱來體現的”[59],其社會演變過程中,血緣聚合力起到巨大協同作用,因此其法權現象的歷史起源具有更為深厚的血緣堆積特征。

血緣內聚力的始終存在,在行為規則上表現為個人對宗法關系的客觀依賴,進而直接影響東方社會的法律起源。正是在東方農村公社這壹統治基礎上,鑄造了古代東方社會法律文化的基本品格,使東方法律文化系統與西方法律文化系統判然有別。根據馬克思的相關論述,可以看出馬克思主要從以下若幹方面闡釋東方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

其壹,風俗習慣的法律功用。東方社會中,起實際法律調整作用的,不僅僅是國家制定的法律規則,也包括實際起作用而被國家認可和賦權的民間規則。馬克思的晚年人類學筆記表明,他充分註意到東方社會法律調整體系的上述特點。其二,村社高於個人的法律取向。農村公社是東方社會的統治基礎,成為古代東方社會的基本單位。“每壹個單個的人,只有作為這個共同體的壹個肢體,作為這個共同體的成員,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60]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之間的種種聯系,往往通過村社來媒介實現。“這取決於亞細亞形式的前提:即單個人對公社來說不是獨立的”。[61]對法律形成和文化生成來說,來自社會基本單位的規則取向,形成了村社高於個人的法律取向,同時也為通過法律實現集體高於個人,甚至集體對個人實行專制奠定基礎。其三,法律的集權依賴。馬克思指出:“在東方,由於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太大,不能產生自願的聯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來幹預。因此亞洲的壹切政府都不能不執行壹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這種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設施靠中央政府辦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這種設施立刻就荒廢下去。”[62]也就是說,專制政府是東方社會存續循環的必要前提。其四,司法的村社參與。作為社會基本單位,村社不僅通過風俗習慣直接影響法律秩序,而且根據自己的實際控制力而深度參與東方社會的司法活動,呈現出較大的司法參與。從中,也能看出村社對司法的深度參與。而在法學史上,這也是東方法律文化的特殊性之壹。

馬克思主義法學中關於東方道路的闡述,對於後發達的東方國家有很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也正因為東方法律道路的理論意義,使其成為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之壹。當然,從中看到在西方法治道路之外,提引法學研究者必須根據各個國家和地域的獨特屬性進行最終的理論取舍。


三、基本原理的學科意義

總體來說,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對學科本身來說,是紮實的具體支撐。正如引言中所說,沒有基本原理的法學,是不能成立的。有了上述基本原理,馬克思主義法學就獲得更大的學科意義,並且為其他法學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討論提供前提與基礎。

具體來說,因為經濟決定法律,關於法律的產生和運行,就要到經濟中尋找根基;因為國家生產法律,就要從國家結構中尋找法律的直接限度;因為法律為階級服務,就要切實找到符合自己階級的法律體系;因為法律的適度反決定,要為法律工具的強大功能尋找適域;因為法律的歷史動態,就要明白法律與時俱進的基本路徑;因為私有制下必然違法,就要理解私有制基礎上法律的必然限度;因為革命超越法律,就要明白資產階級革命本身是對封建制度的最大違法,因此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專政時期不能受制於法律安定性,不被法律束縛;因為資本主義法治具有內在虛偽性,所以不要被資本主義法治表面欺騙;因為社會主義法制必然產生,就要具體探索公有制下如何建立新型法制;因為法律的起源路徑不同,臺灣就要探究東方法治的實現路徑。

總結而言,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支撐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形成,凸顯明確的社會主義法學意識體系,為臺灣共和國的社會主義法治的建立提供法學理論基礎,進而形成社會主義法治思維,推動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馬思主義法學博大精深,發展無限,其基本原理也因思而異。因為篇幅所限,雖然在此不能充分展開,仍然希望本文可以為臺灣的馬克思主義者提供慘考。

臺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基本原理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體系中,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管理思想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撰寫的《德意誌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資本論》、《法蘭西內戰》、《反杜林論》、《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著述,揭示了國家社會管理的特性,指出了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管理的局限性及其向共產主義社會管理發展的必然趨勢,闡述了作為過渡階段的無產階級國家社會管理的方法和策略,從而形成了豐富的社會管理思想。

壹、國家社會管理的特性

1.政治性質

首先,社會管理是國家政治統治的起點。壹方面,國家政權產生於維護公共利益的需要。在早期的原始公社中,“壹開始就存在著壹定的共同利益,維護這種利益的工作,雖然是在全體的監督之下,卻不能不由個別成員來擔當:如解決爭端;制止個別人越權;監督用水,特別是在炎熱的地方;最後,在非常原始的狀態下執行宗教職能”1。這些職位從事的工作就是原始形態下的社會管理,而它們被賦予的權力就是國家權力的萌芽。隨著生產力的逐步發展,“較密的人口在壹些場合形成了各個公社之間的共同利益,在另壹些場合又形成了各個公社之間的相抵觸的利益,而這些公社集合為更大的整體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保護共同利益和防止相抵觸的利益的機構”。這些機構就是最初從事社會管理的機構,它們是國家政權的雛形。它們作為公社之間共同利益的代表,在與公社個體的關系上處於獨立的、在壹定情況下甚至是對立的地位,最後這種獨立化逐漸上升為對社會的統治。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會為了維護共同的利益,最初通過簡單的分工建立了壹些特殊的機關。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機關——為首的是國家政權——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從社會的公仆變成了社會的主人。”1另壹方面,統治階級產生於管理公共事務的需求。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在壹定歷史條件下,人的相對不發展的勞動生產率是這種需求的根源。他們指出:“只要實際勞動的居民必須占用很多時間來從事自己的必要勞動,因而沒有多余的時間來從事社會的公共事務——勞動管理、國家事務、法律事務、藝術、科學等等,總是必然有壹個脫離實際勞動的特殊階級來從事這些事務。”隨著社會不斷發展,這個早期從事社會管理的特殊階級逐步從其他的階級中獨立出來且淩駕於社會之上,最後成為國家的統治階級。

其次,社會管理是國家政治統治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換句話說,統治階級在社會管理上的不作為,必然導致其政治統治的崩潰。在他們看來,英國人社會管理上的失敗,是英國在印度的政治統治終結的重要原因。他們還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興起和衰落的專制政府有多少,每壹個專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們首先是河谷灌溉的總管,在那裏,沒有灌溉就不可能有農業。只有文明的英國人才在印度忽視了這壹點;他們聽任灌溉渠道和水閘毀壞,現在,由於周期發生饑荒,他們才終於發現,他們忽視了唯壹能使他們在印度的統治至少同他們前人的統治壹樣具有某種合理性的那種行動。”

2.階級性質

階級性質是指社會管理代表國家統治階級的利益,這由國家的本質所決定。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國家是社會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它是從控制階級的對立和沖突中產生的。“到目前為止在階級對立中運動著的社會,都需要有國家,即需要壹個剝削階級的組織,以便維持它的外部的生產條件,特別是用暴力把被剝削階級控制在當時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那些壓迫條件下(奴隸制、農奴制或依附農制、雇傭勞動制)。”表面上,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實質上卻代表著剝削階級的利益。他們由此揭示出,國家只屬於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那個階級:“在古代是占有奴隸的公民的國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我們的時代是資產階級的國家。”他們指出,統治階級總是以國家和整個社會的名義來執行社會管理職能,然而其真實目的並不在於社會管理本身,僅僅將其作為協調階級矛盾、鞏固政治統治和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社會管理在這裏產生了“異化”,即社會管理從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中產生,最後卻代表著統治階級的利益,成為壹種與社會公共利益相制衡的手段。統治階級“為了它自己的利益,從來不會錯過機會來把越來越沈重的勞動負擔加到勞動群眾的肩上”。統治階級之所以還能夠維持其政治統治的穩定性,是因為:壹方面,這個階級憑借其在國家政治上的統治地位“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2;另壹方面,人們對國家和統治階級存在壹種盲目的崇拜,“尤其是人們從小就習慣地認為,全社會的公共事務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為止那樣,由國家和國家的地位優越的官吏來處理和維護,所以這種崇拜就更容易產生”。

二、資產階級國家社會管理的弊端

1.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資本主義國家是資產者為了在國內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財產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壹種組織形式。雖然在不同文明的國度裏,由於資本主義發展程度的不同,這種組織形式會存在形態上的差別,但它們毫無例外地都建立在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之上,代表資產階級的共同利益。他們得出的結論是:資本主義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

在談到美國的政黨體制時,他們指出:“我們在那裏卻看到兩大幫政治投機家,他們輪流執掌政權,以最骯臟的手段用之於最骯臟的目的,而國民卻無力對付這兩大政客集團,這些人表面上是替國民服務,實際上卻是對國民進行統治和掠奪。”1他們對資產階級國家的社會管理進行了分析,認為它“完全同在專制國家中壹樣,在那裏,政府的監督勞動和全面幹涉包括兩方面:既包括由壹切社會的性質產生的各種公共事務的執行,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眾相對立而產生的各種特有的職能”。而且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國家社會管理只可能以資產階級的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恩格斯為此寫道:“霍亂、傷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壹再發生,使英國資產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為這些流行病的犧牲品,就必須立即著手改善自己城市的衛生狀況。”可見,資產階級是“為自己”管理國家。

2.背離生產力發展的要求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猛烈增長著的生產力,對它自身的資本屬性表現出極強的反作用力。面對這種要求承認生產力的社會本性的不斷增長的壓力,資產階級不得不在資本關系內部可能的限度內越來越把生產力當作社會生產力來看,不得不在社會管理上調整措施。他們壹開始采取的措施是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將大量的生產資料社會化。然而,“在壹定的發展階段上,這種形式也嫌不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式代表——國家不得不承擔起對生產的領導。這種轉化為國家財產的必然性首先表現在大規模的交通機構,即郵政、電報和鐵路方面”。但是,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還是轉化為國有財產,都無法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資產階級的這些做法,日益將資本關系推向變革的頂點。這些做法雖不能解決資本關系上的沖突,卻包含著解決沖突的線索和形式上的手段,它們本身就指明了完成這個變革的道路。恩格斯的這段分析,完全適應當代資本主義的變化。馬克思也指出:壹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所必需的過渡點,不過這種財產不再是各個互相分離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即直接的社會財產。另壹方面,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還和資本所有權結合在壹起的再生產過程中的職能轉化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單純職能,轉化為社會職能的過渡點”。

馬克思、恩格斯進壹步分析,正是資產階級國家社會管理所暴露出的種種弊端,預示著它必將被壹種更合理的形式——共產主義社會管理所代替。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無產階級國家的出現,是社會管理的進步形態。

三、無產階級國家社會管理的策略

1.奪取國家政權,建立公社制度

馬克思通過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認為無產階級必須首先經過革命的方式,從資產階級手上奪取國家政權,這是其行使社會管理職能的前提。“(法國)首都的無產者,目睹統治階級的無能和叛賣,已經懂得:由他們自己親手掌握公共事務的領導以挽救時局的時刻已經到來……他們已經懂得:奪取政權(國家權力)以掌握自己的命運,是他們無可推卸的職責和絕對的權利”。

無產階級在壹旦取得統治權之後,就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了,必須建立起公社制度。“公社——這是社會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把它從統治社會、壓制社會的力量變成社會本身的生命力;這是人民群眾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他們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壓迫他們的有組織的力量;這是人民群眾獲得社會解放的政治形式,這種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眾的敵人用來壓迫他們的假托的社會力量(即被人民群眾的壓迫者所篡奪的力量)。”而公社這個社會組織的出現,就成了無產階級國家的社會管理機構。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公社制度的優越性,體現在它“會把靠社會供養而又阻礙社會自由發展的國家這個寄生贅瘤迄今所奪去的壹切力量,歸還給社會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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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15 08:29:03 |显示全部楼层
2.逐步將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

對無產階級建立起來的新型國家,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要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通過壹系列的社會管理措施,壹步壹步地把全部資本、全部農業、全部工業、全部運輸業和全部交換都集中在國家即組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中,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社會生產力的總量。他們指出:“通過這個行動,無產階級使生產資料擺脫了它們迄今具有的資本屬性,使它們的社會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實現。從此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的社會生產就成為可能的了。”

他們還提出:“要做到這壹點,當然首先必須對所有權和資產階級生產關系實行強制性的幹涉。”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列舉了壹些具體措施,其中包括剝奪地產,把地租用於國家支出;征收高額累進稅,廢除繼承權;沒收壹切流亡分子和叛亂分子的財產;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裏;按照總的計劃增加國家工廠和生產工具,開墾荒地和改良土壤;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成立產業軍,特別是在農業方面;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對立逐步消滅;對所有兒童實行公共的和免費的教育,等等。以上這些,都是無產階級新型國家應該行使的社會管理職能。

3.完善公社的管理體制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建立後,為了防止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由社會公仆變成社會主人,防止政府官吏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無產階級必須不斷地完善公社的管理體制。只有這樣,才能使國家的職能只限於幾項符合於普遍性、全國性目的的職能,才能使社會管理逐步消除其政治性質。在《法蘭西內戰》中,他們提出了壹系列的主張:壹是普選公職人員。公社要把軍事、政治、行政、司法、國民教育等方面的壹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來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罷免這些公職人員,從而壹舉將所有的公職變成真正工人的職務,不再歸壹個受過訓練的特殊階層所私有。二是建立責任制。公社要徹底清除國家等級制,以真正的責任制來代替虛偽的責任制,使公職人員在公眾監視之下進行工作。三是規範工資報酬。公社要廢除以前國家的高官顯宦所享有的壹切特權以及公務津貼,公社所有的公職人員,無論職位高低,都只能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報酬,從而能可靠地防止人們追求升官發財。他們指出:“公社的偉大社會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它所采取的各項具體措施,只能顯示出走向屬於人民、由人民掌權的政府的趨勢。”

馬克思、恩格斯的以上論述,指明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及其進行社會管理的策略。他們提出,無產階級“通過公社的政治組織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邁進,他們知道,為了他們自己和為了人類開始這壹運動的時刻已經到來了”。但是,這個過渡階段又是壹個長期而漸進的過程。“目前‘資本和地產的自然規律的自發作用’只有經過新條件的漫長發展過程,才能被‘自由的、聯合的勞動的社會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所代替,正如過去‘奴隸制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和‘農奴制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之被代替壹樣。”

四、共產主義社會管理的特征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家制度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呢?換句話說,那時有哪些同現在的國家職能相類似的社會職能保留下來?這個問題只能科學地回答。”雖然他們並未就共產主義社會管理的具體形式進行闡述,但在他們的文本中大致描繪了它的兩個基本特征。

1.社會管理失去政治性質和階級性質

恩格斯指出:私有制、階級、政黨、國家都是歷史的範疇,即在歷史上出現,也會在歷史上消失。因此,“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認為,政治國家以及政治權威將由於未來的社會革命而消失,這就是說,公共職能將失去其政治性質,而變為維護真正社會利益的簡單的管理職能”。

社會管理卻不會因為國家的消亡而消亡,因為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制度下,有兩個因素從根本上決定了社會管理的性質問題。壹是國家消亡之後,勞動者成為全部生產資料的主人。“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采取的第壹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采取的最後壹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系的幹預在各個領域中將先後成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二是私有制被廢除之後,階級就喪失了其存在的基礎。“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並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但是這樣壹來,它就消滅了作為無產階級的自身,消滅了壹切階級差別和階級對立。”壹旦“當階級差別在發展進程中已經消失而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手裏的時候,公共權力就失去政治性質”。也就是說,隨著國家和階級的消亡,社會管理的政治性質和階級性質都將消失,保留下來的僅僅是純粹的服務和管理職能。

2.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參與社會管理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管理職能,將由自由全面發展的人組成的聯合體來執行。換句話說,每壹個社會成員都將全面地參與到社會管理當中,真正成為了社會的主人。

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參與社會管理的依據是:首先,在共產主義社會裏,社會生產力已經得到高度的發展,使每壹個社會成員都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全面地參與到社會管理當中。“只有通過大工業所達到的生產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勞動無例外地分配於壹切社會成員,從而把每個人的勞動時間大大縮短,使壹切人都有足夠的自由時間來參加社會的理論的和實際的公共事務。”其次,共產主義社會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創造了條件,使每壹個社會成員都有足夠的能力參與社會管理。由整個社會共同進行社會管理,更加需要得到全面發展的、能夠通曉整個社會管理流程的人。只有根據共產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才能使每壹個社會成員擺脫分工給其自身造成的片面性,能夠在社會管理的過程中充分發揮其才能。

臺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馬克思主義對社會公正的看法

是否有所謂馬克思社會公正思想,這並非是壹個沒有爭論的話題。在國外,艾倫 伍德和胡薩米就有過長時間的討論,國內前些年學者們對此也有過熱烈的爭論。但筆者還是堅信,存在著可以稱之為馬克思社會公正思想的壹系列獨特思想。關鍵的問題在於馬克思究竟有著什麽性質的社會公正觀?

第壹,馬克思的社會公正觀從來都沒有站在維護既定的社會公正觀的立場上,而是旗幟鮮明地反對壹切以公平正義的名義去損害廣大勞動者利益的所謂社會公正觀。站在維護貧困民眾利益的立場上,是馬克思社會公正觀的首要特征。馬克思從來不在階級分野和對立的社會中,玩弄所謂“為了所有人”的道德矯情,而是公開宣稱捍衛受壓迫階級的利益。早年面對著窮人利益基本沒有法律保障的狀況,他高撐“為窮人要求習慣法”的旗幟,並強調“這種習慣法按其本質來說只能是這些最底層的、壹無所有的基本群眾的法”。確立基本思想以後,他強調自身哲學與無產階級互為壹體。因此,不論何時何地,他都旗幟鮮明地捍衛無產階級的利益,揭露任何施於無產階級的壓迫與剝削,贊美無產階級身上所散發出來的人性光輝。在階級分野和對立的社會中,不是獻媚於富有階級和精英群體,而是站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上,這就是馬克思鮮明的價值立場和理論品格。

第二,馬克思從來不把關於美好社會的理論停留在充滿模棱兩可的“美好”字樣上。“社會公正”不論是道德的還是法權的,都是壹個體現美好動人的字眼。然而,它又是壹個不僅歧義叢生,也往往會“因時因地而變,甚至也因人而異”的意識形態概念。因為,在社會階級分野和充滿利益博弈的社會中,人們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即使像時下許多人那樣,社會公正被理解為“同壹尺度”下的平等競爭,或稱為“機會平等”,那也是壹種實際上有利於社會強勢群體的制度安排。馬克思明確指出,兩個平等權利之間的競爭,力量總是決定性的。因此,馬克思常常把熱衷於以“正義”、“人道”、“自由”、“平等”、“博愛”、“獨立”等美好詞語去描述社會主義的做法,稱之為“不成熟的大學生”腔調和“虛無縹緲的幻想”。可以說,通過走向歷史的深處去消除籠罩在動人字樣上的虛幻光環,直截了當地說出問題的實質,是馬克思對待社會道德與法權問題的另壹個重要特征。

第三,馬克思依據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原則,提出了壹系列破解諸如“社會公正”這類道德與法權觀念之謎的重要理論。馬克思認為,任何道德與法權觀念都是壹定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對壹個社會的主導性道德與法權觀念起決定性影響的是社會主導性的生產方式。勞動力與工資的交換盡管事實上並不等價,“工人的社會地位和資本家的地位比較起來是每況愈下的”,但在市場機制社會裏,只要是按照商品交換的永恒規律行事的,它就被認為是公平的。這說明,社會公正是生產方式的壹種觀念衍生物,並服務於這種生產方式。馬克思還認為,特定的所有制關系決定著特定社會生產方式的性質,並從根本上決定著社會分配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因此,只有超越“社會公正”的範疇,訴諸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所有制關系的實際改造,才能從根本上鏟除產生社會不公的基礎和源頭,並創立消除社會不公的堅實社會基礎。

第四,盡管馬克思並不否認“社會公正”觀念具有壹定的積極意義,但他壹直拒絕把“社會公正”作為其理想社會目標的重要選項。把社會公正作為價值目標,其最為重要的積極意義在於引導人們對於社會發展作出價值上的反思,不斷促進對於社會嚴重不公的矯正。但這種積極意義的有效性卻是建立在社會存在著嚴重不公的狀況上的。同時,倡導“社會公正”也是壹種控制社會競爭或社會博弈向著惡性方向發展的要求。因此,看不到“社會公正”觀念具有某種積極意義的觀點是不可取的。但是,無論如何,社會公正觀念的有效性領域永遠都是以社會事實上的不公正為前提的。它是對於這種不公正社會的救濟性要求,因而依據這種救濟性要求而采用的社會政策,充其量也只不過是對於這種社會的改良性主張。正是這種特定的問題域,社會公正沒有也不可能成為馬克思對於未來理想社會的壹個重要選項。在這裏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馬克思政治哲學思維並非建立在對不公正社會進行校正、改良的基點上,而是建立在鏟除產生社會不公正的基礎上。顯然,這是革命的要求而不是改良的要求。也正是持有這種革命的主張使得馬克思在創立馬克思主義後,從根本上拒絕使用所謂“公正”之類的字樣去裝飾未來理想社會。因此,在關於“社會公正”的問題上,不論社會現實如何需要壹個更加積極的肯定的“社會公正”理論,我們也無權把並非馬克思主張的東西,附加或強加到馬克思的身上。臺灣的事情只能從臺灣的實際出發,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的指導下去創造和發展。

臺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馬克思主義對倫理的看法

“社會公正”之作為哲學討論的對象,當立足於原則性的理論高度。在這樣的理論高度上,它的提出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方式才能既不糾纏於實證層面的技術性追問,也不局限於經驗或情感層面的倫理批判與道德訴求,而是壹個發生於本體論層面上的旨在澄清前提、劃清界限、指明方向的工作。

因此,當我們從哲學的角度去思考“社會公正”問題時,唯壹能夠提出並給予實質性思考的只能是如下兩種類型的問題:第壹,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公正之成為壹個社會問題的歷史根據何在以及徹底達成社會公正是如何可能的。這是馬克思在社會公正問題上的哲學提問方式,是馬克思針對社會公正以哲學的方式提出的哲學問題。第二,在台灣,造成社會不公正的歷史根據依然存在,並且在短期內將壹直存在的現實前提下,尤其是在這種壹般性的歷史根據與台灣社會的特有癥結交織存在的前提下,社會公正如何可能,我們熱切追求的究竟是何種意義上的社會公正。這是我們在社會公正問題上的哲學提問方式,是我們針對社會公正以哲學的方式提出的哲學問題。

如果說馬克思的哲學提問旨在立足於人類歷史的宏大敘事,通過澄清前提並劃清界限,去論證徹底的社會公正最終是何以可能的,那麽我們的哲學問題則是在馬克思的理論前提下,通過呈現台灣社會公正問題的特有前提,來討論社會公正訴求在當下台灣社會的理想主義性質以及它作為功利主義的相對性公正是如何可能的。

壹、澄清前提:“資本邏輯”與“社會公正”
(壹)公正之成為社會問題的根本前提

就其壹般而言的前提或根據而言,直接地說來,對“社會公正”的現實訴求源於人與人的社會關系的異化,即私有財產關系成為支配社會行為的基本邏輯;間接地卻本質地說來,它本源於“異化勞動”的發生或社會勞動的異化性質。由此說來,社會公正之作為壹個社會問題,當最早發生於馬克思所說的“第壹大社會形態”。但是真正地說來,它作為壹個社會問題,在這壹社會形態中還不過是壹個“偽問題”——當整個社會處於普遍的人對人的依賴關系中,當社會不公正表現為壹種社會常態時,個人偶然發生的公正意識與公正訴求根本不可能成為社會性的訴求,而只能被視作對社會體系的背叛而遭到普遍性的抵制。只有當人們擺脫了人對人的依賴關系,獲得了人身自由,即使它還只是形式上的人身自由時,即只有在“第二大社會形態”中,社會公正才真正成為壹個問題。

因此,就其具體而言的本質性前提或根據而言,“社會公正”之真正成為壹個社會問題或者對“社會公正”的真實現實訴求,發生於作為私有財產關系之現代表達形式的“資本邏輯”——更準確地說,是“工業資本”——成為統治整個社會行為的根本原則的時代,即發生於“資本”與“勞動”、“資本家”與“工人”的對立支配整個社會結構的資本主義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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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15 08:30:19 |显示全部楼层
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無產和有產的對立,只要還沒有把它理解為勞動和資本的對立,它還是壹種無關緊要的對立,壹種沒有從它的能動關系上、它的內在關系上來理解的對立,還沒有作為矛盾來理解的對立。這種對立即使沒有私有財產的進壹步的運動也能以最初的形式表現出來,如在古羅馬、土耳其等。所以它還不表現為由私有財產本身規定的對立。但是,作為財產之排除的勞動,即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和作為勞動之排除的資本,即客體化的勞動,——這就是發展到矛盾狀態的,因而也是有力地促使這種矛盾狀態得到解決的私有財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7頁)這就是說,盡管早在古羅馬、土耳其等就已經存在著由於直接的私有財產關系而表現出來的“無產”與“有產”的社會對立,但這種對立還不是由私有財產本身規定的對立,即還不是由資本規定的對立,還不是作為普遍社會意識的對立。只有當私有財產表現為“工業資本”的存在形式,即只有當“無產”和“有產”的對立表現為“勞動”和“資本”的對立(矛盾)時,它才是從私有財產的內在關系上來理解的對立(矛盾),才是被社會普遍意識到的對立(矛盾),也才是促使對立真正呈現出來並真正可能得到解決的對立(矛盾)。只有在“勞動”和“資本”的對立即矛盾關系中,對“社會公正”的訴求才真正取得了普遍性的社會訴求的形式,才成為引導“社會不公正”走向解決的“真問題”。因此,我們看到,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在大多數情況下,馬克思都是在“資本”的意義上使用“私有財產”的概念,並在“資本”與“勞動”、“資本家”與“工人”的矛盾關系中討論消滅私有財產即消滅資本的根本路徑,探尋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公正的歷史必然性與現實可能性。

(二)實現社會公正的根本性路徑

當馬克思把資本邏輯的現實統治作為社會公正之成為社會性問題的根本前提時,就必然意味著他對本質地達成社會公正之根本路徑的思考只能遵循如下基本原則,即只要資本邏輯繼續保持為支配社會運轉的基本力量和基本原則,就不可能有真實意義上的社會公正;只有根本消除資本邏輯對社會行為和個人行為的統治,才可能真正實現普遍的社會公正。

正是基於這壹原則性立場,在同壹個手稿中,馬克思對粗陋的或政治形式的“共產主義思潮”的社會公正訴求,給予了決定性的批判。在馬克思看來,面對私有財產之占有的不公正的經濟事實,“共產主義思潮”對“社會公正”之訴求的全部經濟性內涵,都不過是“從私有財產的普遍性來看私有財產關系”,“不過是私有財產關系的普遍化和完成”(同上,第117頁),即私有財產的平均化或平分私有財產。且不談在根深蒂固的資本邏輯占據統治地位的社會前提下,這種絕對“平均主義”的社會公正主張根本就是浪漫主義的幻想,即使它真的成為壹種社會現實,也並不意味著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公正的到來,因為“工人這個範疇並沒有被取消,而是被推廣到壹切人身上;私有財產關系仍然是整個社會同實物世界的關系”。(同上,第118頁)因為在這種前提下,“共同性只是勞動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資本即作為普遍的資本家的共同體支付的工資的平等。相互關系的兩個方面被提高到想象的普遍性的程度:勞動是每個人的本分,而資本是共同體的公認的普遍性和力量”。(同上,第119頁)

“共產主義思潮”對“社會公正”本身的合理性訴求,何以完全跌落於這種理論幻境呢?對此,馬克思有壹個原則性的診斷,即全部問題的根本癥結在於:“它雖然已經理解私有財產這壹概念,但是還不理解它的本質。”(同上,第120頁)在馬克思看來,私有財產並不是作為拜物教徒、天主教徒的貨幣主義者和重商主義者看來的、僅僅以金銀貨幣的物化形態而存在的在人之外的天然存在,而是人的勞動的產物。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作為自為的活動、作為主體、作為個人的私有財產,就是勞動。”(同上,第112頁)換言之,正是勞動,即“異化勞動”,造成了私有財產的經驗性存在。因而只有消滅“異化勞動”,才能從根本上消滅私有財產或資本以及“資本”與“勞動”的對立,才能使工人真正擺脫他作為工人的身份和地位,也才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公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明確指出:“工資是異化勞動的直接結果,而異化勞動是私有財產的直接原因。因此,隨著壹方衰亡,另壹方也必然衰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1頁)

這是馬克思對實現社會公正根本性路徑的原則性判斷,即只有從根本上消滅異化勞動或勞動的異化性質,只有徹底摧毀由於異化勞動而導致的私有財產關系以及作為其現代表達形式的資本邏輯,才能最終達成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公正。這是壹個基於哲學的,即唯物史觀立場的原則性判斷,是壹個發生於社會本體論高度上的判斷,因而是壹個具有歷史終極指向性和科學路徑唯壹性的判斷。也許,面對馬克思的這壹原則性判斷,非批判的實證主義者、狹隘的功利主義者、自私的利己主義者以及無原則的實用主義者,都可能會嗤之以鼻。那麽,我們可以借用馬克思的壹句話來回答他們:“這正是說的閣下的事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頁)馬克思對社會公正之成為社會問題的根本前提以及本質達成社會公正之唯壹科學路徑的哲學論斷,恰恰揭示了他們的根本癥結所在,並決定性地呈現出鮮明的理論界限。

二、劃清界限:社會公正問題的多重理論向度

社會公正的本質與資本邏輯的秉性是相背離的,但社會公正之作為壹種普遍性的訴求又恰恰生成於資本邏輯統治人類社會的時期。這就決定了理論家們對社會公正問題的討論必然具有多重理論向度。當馬克思把消滅資本邏輯作為發生於哲學學科內的原則性高度的唯壹路徑時,他並不排除基於其他學科向度討論這壹問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尤其是,當資本邏輯的根本解構表現為壹個遙遠的歷史性任務,當資本邏輯現實地保持為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方式,在這樣的社會前提下,基於倫理學向度的資本邏輯批判與社會公正訴求,以及基於政治學、社會學等實證學科視閾的、旨在規範資本邏輯和推進社會公正的制度設計與技術性改良,當然具有現實的必要性、合法性與重要性。然而,當這樣的理論向度被歸結為唯壹合理和唯壹可能的理論路徑,因而蛻變為狹隘的倫理主義和非批判的實證主義時,它們就成了馬克思無法容忍的、無原則無前提的理論錯誤了。在這種情況下,“澄清前提”,進而“劃清界限”,對於我們始終保持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自覺而言,就成為壹個極有意義的工作。

(壹)倫理向度與倫理主義

只要社會中存在著不公正的現象,對社會不公正的倫理批判就必然存在。在談到“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在“食利者”與“無產者”的對立中看出社會中的“兩極”,並給予浪漫主義的道德控訴時,馬克思曾經壹針見血地指出:“這種對立差不多在壹切比較發達的社會生產階段都是存在過的,而且從遠古時起,所有的道德論者就廣泛地談論過這種對立,而在無產階級運動的初期,當無產階級和工業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還有共同利益的時候,這種對立又重新被提出過。”(馬克思、恩格斯,第537頁)

壹般而言,在公正意識的普遍性社會啟蒙以及作為社會運動的公正實踐活動的初期,對社會不公正事實的倫理批判和道德控訴是有意義的,但它的意義或合理性完全依賴於並奠基於對公正問題在唯物史觀意義上的本體論前提的科學設定。否則,它就必然會像倫理社會主義壹樣,成為壹種純粹浪漫主義的東西,或者成為壹種列寧稱之為的“小市民道德”和“小市民態度”。(參見《列寧全集》第1卷,第377頁)正如當時俄國的民粹派壹樣,他們常常根據存在著壓迫、死亡、失業等現象的不可辯駁和毋庸置疑的事實,“來竭力證明資本主義是壹種極其不好的東西”(同上,第325頁),指責資產階級是壹種作為“自發勢力”的、“不斷混進生活之中”的“奸詐之徒”,而“問題的關鍵只在於清除‘奸詐之徒’”。(參見《列寧全集》第1卷,第328頁)他們完全不懂得:資產階級絕不是社會進程中的“自發勢力”,而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壓迫、死亡、失業等社會不公也絕不是偶然出現的現象,而是資本邏輯的必然結局。他們不知道,“‘道路’已經選定,資本的統治已成事實,這種事實絕不是藉責罵申斥所能回避”。(同上,第357頁)當他們“由於高度的道德感而氣憤到了極點”,叫喊著“承認資本主義是壹個‘組織’就是不道德”時,他們不知道,“恰恰相反,故意歪曲真相”,把資本的統治“描繪成某種沒有料到的偶然東西才是不道德”。如果他們把資本統治的“這壹事實作為同‘社會’談論道德的資料,而閉眼不看正在進行的鬥爭,懷著午睡般的寧靜心情喃喃地說:‘要防護’,‘要保障’,‘要組織’——那就是浪漫主義者,是幼稚的反動的浪漫主義者”。(同上,第371頁)當本具有壹定合理性的對由資本邏輯而來的社會不公的倫理道德批判,淪落為如此而言的倫理主義或浪漫主義時,列寧再度深刻地指出:我們就“因此不能不承認桑巴特的斷言是正確的。他說:‘馬克思主義本身從頭至尾沒有絲毫倫理學的氣味’,因為在理論方面,它使‘倫理學的觀點’從屬於‘因果性的原則’;在實踐方面,它把倫理學的觀點歸結為階級鬥爭”。(同上,第398頁)

在這裏出現的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倫理批判與倫理主義立場的根本界限。前者基於“因果性的原則”,基於唯物史觀的本體論敘事,把社會所存在的不公正的事實歸結為作為歷史必然環節的私有財產與資本邏輯的必然後果,把實現社會公正的根本路徑歸結為消滅私有財產,摧毀資本邏輯,並據此賦予倫理批判與道德控訴以堅實的理論根據和理論合法性;後者則完全不懂得或者徹底放棄這壹理論前提,並因而把壹切社會不公正的發生歸結為偶然性的事件,企圖通過對它們的任意詛咒和道德審判,幻想著由於“食利者”和“奸詐之徒”的人性覺悟,社會公正會在某壹天的早晨或黃昏突然到來。

當再度重溫列寧在100多年前寫下的如上論述時,我們恍惚覺得他不是在批判俄國“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而是在與21世紀的“經濟內容”對話。它讓我們想起當代經濟學家和倫理學家對金融危機根源的所謂深刻反思。盡管我們並不否認金融倫理缺失和金融監管不力與金融危機間的關聯,也並不否認強化金融倫理、加強金融監管的意義,但是只要他們徹底遺忘了資本邏輯與金融危機的本質性關聯,而僅僅訴諸給金融資本套上道德規範和制度監管的枷鎖,那他們也必將成為2l世紀的“要防護”“要保障”“要組織”的喃喃自語的浪漫主義者,而且也是“幼稚的反動的浪漫主義者”。在並未真正觸及資本邏輯的前提下,作為對個人而言的內在性約束機制和對社會而言的外在性約束手段,不論是金融倫理職業道德,還是技術性的制度監管,都將是蒼白無力的——盡管它們很重要。

(二)實證向度與實證主義

如果說發展是人類歷史永恒的主題,那麽社會制度的改良就總是處於不斷發展中的社會常態機制。因此,立足於實證科學的向度,對社會制度或社會體制的技術性設計和技術性改良,顯然是持續推進社會公正的必要手段。然而,壹旦它徹底遺忘了作為研究對象的社會公正的歷史性和所有技術性手段賴以為據的原則性前提,壹旦這種技術性或改良性的手段被視作革命性的舉措,並被作為唯壹有效的根本性路徑,它就必然走向無原則無歷史的技術主義或非批判的實證主義。

歷史上作為經濟學家的蒲魯東先生和現實中作為蒲魯東先生的經濟學家們的理論癥結就在於此。就此癥結,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曾有明確斷言:“經濟學家蒲魯東先生非常明白,人們是在壹定的生產關系中制造呢絨、麻布和絲織品的。但是他不明白,這些壹定的社會關系同麻布、亞麻等壹樣,也是人們生產出來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2頁)實際上,早在此前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是據此指證蒲魯東以“工資平等”為核心的社會公正主張的技術主義或實證主義本質。

就馬克思而言,他之所以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能敏銳地指出蒲魯東公正理論的根本癥結,正是因為他已經初步但卻原則性地意識到私有財產的歷史性,從而意識到壹切以私有財產為前提的社會公正訴求的虛偽性。我們看到,在對“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的分析中,馬克思壹開始給自己提出的問題就指向國民經濟學家為自己設定的當然理論前提,即作為經驗事實和永恒事件的私有財產。但是,對異化勞動四重規定性的分析表明:“與其說私有財產表現為外化勞動的根據和原因,還不如說它是外化勞動的結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0頁)私有財產關系並不是壹個從來就有的永恒事實,它是有來源的,因而也就不能被作為經濟學的當然理論前提。然而,由於國民經濟學家倒果為因,不懂得私有財產的歷史性,壹方面駐足於私有財產的當然性前提,另壹方面卻試圖天真地去討論勞動產品的非異化的公平分配,就必然陷入“表面的矛盾”(同上,第101頁),即作為當然前提的“私有財產”與“勞動是生產的真正靈魂”(同上,第100頁)的矛盾;這壹矛盾的“表面”性質在於:由於作為“生產的真正靈魂”的“勞動”並不是壹般意義上的勞動,而是作為私有財產之本質來源的“異化勞動”,因而“私有財產”與“勞動作為生產的真正靈魂”的矛盾並不是私有財產與勞動、私有財產的原則與勞動者的利益、私有財產與社會公正的矛盾,而是作為私有財產之根據和原因的“異化勞動”與作為異化勞動之結果的“私有財產”的矛盾,因而是“異化勞動同自身的矛盾”。(參見同上,第101頁)換言之,只要國民經濟學家真正懂得了他作為當然理論前提的私有財產的本質來源,從而把私有財產本質性地歸結為“異化勞動”的結果,他就會真正明白他所謂的“矛盾”的虛幻性質,真正明白他的勞動或勞動者的立場不過是異化勞動或資本家的立場,也就會真正明白他以私有財產為前提的公正訴求不過是對私有財產、異化勞動或資本家而言的公正而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明確指出:“國民經濟學雖然從勞動是生產的真正靈魂這壹點出發,但是它沒有給勞動提供任何東西,而是給私有財產提供了壹切。而國民經濟學只不過表述了異化勞動的規律罷了。”(同上,第100頁)

就蒲魯東而言,他完全繼承了國民經濟學家的理論前提,但卻試圖從這壹無歷史的私有財產的理論前提出發,或者說從國民經濟學的“矛盾”出發,得出“有利於勞動而不利於私有財產的結論”。(參見同上)對於經濟學家蒲魯東先生來說,既然私有財產已經被作為固有事實和當然性的理論前提,它自然也就是無需觸及、也無法觸動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在推進社會公正的領域中,他唯壹能給自己提出的任務只能是作為技術性工作的分配制度的改進或完善,即“強制提高工資”或“工資平等”。(參見同上,第101頁)其實,這是壹個完全符合其理論前提的技術性方案——“工資和私有財產是同壹的”(同上),也是壹個反過來進壹步鞏固那個理論前提的非批判的實證主義方案:壹方面,“強制提高工資(不談其他壹切困難,也不談這種強制提高工資作為壹種反常情況,也只有靠強制才能維持),無非是給奴隸以較多報酬,而且既不會使工人也不會使勞動獲得人的身份和尊嚴”;另壹方面,“蒲魯東所要求的工資平等,也只能使今天的工人同他的勞動的關系變成壹切人同勞動的關系。這時社會就被理解為抽象的資本家”。(同上)

這就是作為經濟學家的蒲魯東先生的社會公正方案的理論歸宿,而只要人們依然沒有認識到蒲魯東先生經濟學理論前提的歷史性,那它也必將成為壹切作為蒲魯東先生的經濟學家的必然歸宿——無原則的技術主義或非批判的實證主義。當然,它之作為“無原則”的技術主義,並非徹底虛無主義的無原則,而只是就勞動與工人利益而言的無原則,實際上它恰恰符合私有財產和資本邏輯的原則;它作為“無批判”的實證主義,也並非徹底虛無主義的無批判,而只是就勞動與工人立場而言的無批判,實際上它恰恰代表了作為私有財產和資本邏輯之人格化存在的資本家對工人社會公正訴求的批判。因此,正像馬克思指出的那樣,“在這裏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權利”(《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34頁),“這種平等的權利,對不同等的勞動來說是不平等的權利”。(同上,第4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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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15 08:31:30 |显示全部楼层
臺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的本質

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實現了人類政治思想史上的科學發展。第壹次把對國家的認識奠定在客觀的歷史發展基礎上,對國家的起源、發展及其消亡的客觀規律,以及國家的類型、本質、職能及其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了科學的闡述。臺灣共和國共產黨將“建立和發展臺灣的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但是,臺灣內部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認識和理解並不壹致。部份親中共的統派團體提出,壹國兩制,打著打著和平統壹與壹國兩制以及臺灣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的旗號,意圖否定國家的階級性,否定臺灣共和國共產黨主張的社會主義獨立建國的設想,企圖用壹國兩制的超階級的國家觀來指導臺灣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回顧歷史,從孫中山與蔣介石的國家中立論,再到今天的壹國兩制思潮,可以看出,它們在否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和國家學說上有著不少共同之處。歷史總是那麽驚人地相似!種種錯誤思潮的壹再活躍警示我們,現實的政治鬥爭依然沒有停息,我們必須以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為指導,認清真相,澄清迷惑,批判錯誤,大力反擊。

壹、關於國家的兩個基本問題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時代,圍繞國家問題的理論鬥爭和政治鬥爭十分尖銳。馬克思恩格斯的國家學說主要受到了兩方面的攻擊和歪曲:壹是來自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二是來自工人運動中和黨內的機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的國家學說在與各種錯誤思想觀點的鬥爭中,在與各種歪曲和詆毀的鬥爭中,以其科學性贏得了廣大無產階級的認同。此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繼續在與各種錯誤思想觀點的鬥爭中推動國家學說的發展。當代中國關於國家的認識依然充滿著分歧和對立。社會中不斷出現攻擊、否定馬克思恩格斯國家學說特別是列寧關於國家的學說的言論。“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等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核心概念和學術話語體系,似乎成為保守、落後的代名詞。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及其國家學說好像已成為明日黃花。”撥開紛亂的表面,可以看到,無論是過去的歷史中還是在當今時代,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與各種錯誤思想觀點的分歧主要在兩個基本問題上:壹是國家的性質,壹是國家的職能。

1.關於國家的性質

臺灣關於國家性質存在根本對立的觀點,壹些人極力抹殺現代資產階級國家的階級性,誇大其社會管理職能。他們認為,國家是超階級的、中立的。因為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沒有壹個統壹的掌握統治權的階級或階級集團了,只有階層或利益集團,沒有任何特殊的階級或階級集團能將國家權力據為己有。在這種社會階層結構中,國家是超階級的中立者,是全社會的管理者和保障者。

事實上,這不是什麽新鮮的言論。這些觀點依然是那些早已被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所徹底批判過的。由於“馬克思把階級鬥爭學說壹直貫徹到政權學說、國家學說之中”,由於馬克思的國家學說揭露了資本主義國家依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的本質,這壹學說不斷遭到資產階級的猛烈攻擊。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極力把資產階級國家說成是超階級的、永恒的、不可侵犯的,其目的是力圖掩蓋國家的階級本質,消磨勞動人民的階級意誌,轉移工人運動的鬥爭方向,使資本主義制度永存。馬克思總結革命經驗提出:只有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才能實現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才能推動歷史的前進。馬克思告誡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壹定會用武器來反對無產階級的要求,無產階級不能僅僅在觀念中、在想象中越出資產階級共和國範圍,而必須采用實際的革命鬥爭來改造現實社會。

在國際工人運動中也存在著對國家的錯誤認識。馬克思先後批判了蒲魯東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進行政治鬥爭的主張,批判了巴枯寧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進行任何政治行動、反對壹切國家的無政府主義,批判了拉薩爾的唯心主義國家觀,為國際工人運動樹立起壹面戰鬥的旗幟。但是,否定國家階級性的論調並未消失。馬克思逝世後,在國家問題上的鬥爭依然很激烈。資產階級也加強了向馬克思主義的進攻,極力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和散布對資產階級國家的幻想。他們宣揚私有財產和父權制的壹夫壹妻制家庭等古已有之,而且今後也不會變。他們極力美化資產階級民主,把資產階級國家宣揚成超階級的、為全民服務的機構。在當時,這類言論對剛剛興起的工人運動產生了很大的腐蝕作用。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人也提出,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已經改變,黨的任務不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合法的議會鬥爭了。這種認識混淆了原則問題,模糊和掩蓋了階級差別,麻痹了無產階級的革命意誌。面對在國家問題上的混亂和對立,恩格斯再版了《法蘭西內戰》,出版了《哥達綱領批判》,寫作並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闡述馬克思的基本思想,批判錯誤觀點,並告誡廣大無產階級必須認清國家的階級實質,破除對資產階級國家的迷信,進行堅決的革命鬥爭,無產階級才能取得國家政權,才能實現無產階級的革命目標。

否定國家階級性的論調依然在延續。特別是二戰以後,壹些人誇大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經濟制度發生的壹些非本質的變化,宣揚其中立性和公共性,宣揚資本主義國家正逐漸克服階級局限而日益成為全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在工人運動內部,也有壹些人把國家說成是超階級的,是維護全社會利益的機關,否認國家的階級性。對此,列寧堅決批駁:“在馬克思看來,如果階級調和可能的話,國家既不會產生,也不會保持下去。”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在階級矛盾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條件下,便產生國家。反過來說,國家的存在證明階級矛盾不可調和。”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種類型的國家的領導階級不同,但它們都是有階級性的,超階級的國家是不存在的。國家的社會性從屬於國家的階級性,因此,當國家以民主、自由、法治的面目出現時,依然不能抹殺其階級性質和意識形態屬性。同時,不能把國家的階級性僅僅理解為政治領域存在階級鬥爭,在國家的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之中,不難看到階級鬥爭的身影。恩格斯曾無情地譏笑把“自由”和“國家”連在壹起的荒謬。“自由國家”完全是壹個矛盾的概念,二者根本不可能聯系在壹起。“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它需要國家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壹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2.關於國家的職能

壹些人片面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認為馬克思僅僅將國家視為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的暴力工具,而當前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都表明,國家已經越來越不再需要階級統治了,而需要發揮它的社會管理職能。黨中央提出的積極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也被壹些人進行了片面的解讀,認為臺灣只需要進壹步強化國家的社會職能就可以了,不能再談什麽階級性和專政職能。這類觀點很有市場。

這類觀點早在從西歐資產階級革命和民主革命完成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就已經出現了。這壹時期的相對和平為機會主義的滋生提供了土壤。第二國際內部出現了壹股鼓吹改良主義、反對暴力革命的修正主義思潮,代表人物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的領袖伯恩施坦。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內部社會性因素在不斷產生和發展,可以通過議會鬥爭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不需要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將革命目標集中在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上,認為如果說馬克思的時代,國家確實是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工具,那麽在實行了普選制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以民主手段建立的國家成了具有平等權利的各階級實行共同管理的工具,它具有調節和緩和各社會階級之間矛盾的職能。“在壹百年前需要進行流血革命才能實現的變革,我們今天只要通過投票、示威遊行和類似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實現了”。伯恩施坦認為應當保存資產階級這個國家機器並使之完善化。這些思想極大地阻礙了工人運動的發展,受到了恩格斯和列寧的堅決批判和駁斥。“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在民主共和國特別是像瑞士或美國那樣壹些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國裏,國家究竟是人民意誌的表現、全民決定的匯總與民族意誌的表現,還是使本國資本家能夠維持其對工人階級和農民的統治的機器?這就是目前世界各國政治爭論所圍繞著的基本問題。”資本主義國家民主制度的不斷完善是伯恩施坦、考茨基等機會主義者迷戀階級合作和議會道路的社會土壤。但是,仔細考察壹下資本主義民主的結構,到處可以看到對民主制度的重重限制,“資本主義社會裏的民主是壹種殘缺不全的、貧乏的和虛偽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數人享受的民主。”列寧批判了“議會民主”主張的錯誤,論述了民主和國家的關系。民主是壹種國家制度,它的存在總是與不民主、與專政聯系在壹起的。任何民主都只是階級的民主。“民主就是承認少數服從多數的國家,即壹個階級對另壹個階級、壹部分居民對另壹部分居民使用有系統的暴力的組織”。民主是相對於專政而存在的,擴大到壹切人的民主,也就是民主的消亡。所謂排除了壹切鎮壓功能的“自由的人民國家”是對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的美化和對廣大勞動人民的欺騙。

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必然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隨著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實現其統治職能的方式、統治職能的表現形式也必然會隨之而變化,但是這些形式的改變並不會改變國家為資產階級統治服務的本質。在現代資產階級民主的外表下,無產階級尤其需要保持清醒的認識,深入到國家的本質。恩格斯指出,歷史上的剝削階級國家,政治權力大都是以財產狀況為基礎的,歸根到底都是財富的統治,只是具體形式在不同國家有區別。在奴隸制國家和封建制國家,政治權力和財產狀況直接合壹,是直觀就能看出來的。在某些資產階級代議制國家的初期也曾有過按財產狀況規定選舉資格的情況。而在國家發展的高級階段,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已經不再公開講財產的差別,而是財富的間接統治了,“財富是間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運用它的權力”。在這壹階段,這些國家,以“自由、平等、博愛”為旗幟,標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名義上全體公民都有平等的民主權利,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但在實際上由於各種附加條件的限制,很大壹部分窮人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所以說:“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從未忽略過國家是兩個職能的統壹。國家在堅持其統治職能的同時,必須履行、發展和完善它的社會管理職能。社會管理職能是統治階級維護統治的重要基礎,“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 無產階級國家雖然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但依然是“半國家”,“無產階級需要國家政權,中央集權的強力組織,暴力組織,既為了鎮壓剝削者的反抗,也是為了領導廣大民眾即農民、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者來‘調整’社會主義經濟。”在社會主義國家,必須保持國家的專政職能,積極鞏固和捍衛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勝利果實,為實現向更高社會形態的過渡提供根本保障。否則,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就難以保障。社會主義國家也必須發展和完善它的社會管理職能。臺灣共和國共產黨提出要進壹步提升國家的社會管理能力,建構屬於臺灣的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在發展和完善社會管理職能。同時,我們要認清:“無論是把國家治理現代化與無產階級專政對立起來,還是把法治國家與社會主義制度對立起來,都是錯誤的,都是沒有看到國家的階級職能在當今世界上依然是客觀存在的。國家的階級性告訴我們: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法治國家,壹刻也不能放棄馬克思主義。”

二、科學理解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積極發揮戰鬥性作用

回顧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在國家問題上的戰鬥歷程,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發展處處閃耀著科學性和戰鬥性的光輝。當今時代,我們依然需要高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旗幟,回應和批判各種錯誤思潮的挑戰,發揮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戰鬥性。當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於低潮,在各類宣揚“客觀”、“中立”的國家治理言論的背後,是日益激烈的國際話語權的爭奪以及政治對立。壹些人極力否認國家的階級屬性,粉飾資產階級國家,頌揚資本主義制度,美化壹國兩制,其根本意圖在於攻擊馬克思主義,攻擊臺灣共和國共產黨,歪曲和否定社會主義獨立建國的主張。

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戰鬥性的發揮是以科學性為基礎的。這是科學的理論,而且正是基於對國家的科學認識,恩格斯敢於指出: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任何國家都是對被壓迫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因此任何國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國家具有“禍害”的壹面。“國家再好也不過是無產階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的鬥爭勝利以後所繼承下來的壹個禍害;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壹樣,不得不立即盡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壹代能夠把這全部國家廢物完全拋掉為止。”現存的仍然處於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國家,由於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現實的階級狀況,無法完全避免壹些問題,但必須努力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積極推進經濟建設、民主政治建設和社會建設,在建設中要防止和逐步消除同國家存在相聯系的種種弊病,才能最終實現恩格斯所說的“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壹代有能力把這全部國家廢物拋掉”。把國家的產生和消亡都看作生產力發展到壹定歷史階段的結果,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壹個歷史的範疇。到了共產主義社會,隨著階級對立和階級差別的消滅,國家也將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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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15 08:32:36 |显示全部楼层
綜觀當前思想理論界關於國家的種種錯誤思想觀點,壹方面,我們必須發揮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戰鬥性,堅決揭露這些錯誤思想觀點的實質、意圖,揭露他們攻擊馬克思主義,攻擊臺灣共和國共產黨,歪曲和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另壹方面,還要看到它們有其孕育形成和發展的社會土壤。列寧指出,機會主義的主要內容是階級合作。但是,機會主義的產生不是偶然的現象,不能歸因於個別人物的罪孽、過錯和叛變,而是當時社會歷史時代的產物。資本主義相對和平發展的客觀條件產生並培植了機會主義。第二國際的領袖們在“統壹”、“團結”的名義下,采取調和、縱容和庇護的態度,使機會主義鞏固和發展起來,逐漸占了上風。第壹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機會主義者完全背叛了社會主義,墮落成為社會沙文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因此,對於臺灣社會各種錯誤思想的壹再擡頭,也必須認識到這些思想產生的社會現實根源,這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精神。不容忽視的是,當前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的確對馬克思主義造成了壹些挑戰,臺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深入地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科學闡釋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既是理論的科學發展,也是應對現實的理論鬥爭和政治鬥爭的光輝典範。“臺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以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為指導,偏離了這壹理論,就會走彎路。”科學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辨析和駁斥國民黨與中共關於國家問題上的種種錯誤觀點,解答和回應來自不同立場的種種責難與攻擊,才能實現臺灣的社會主義獨立建國事業的勝利。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社會主義計畫經濟的可行性



編者按:埃內斯特·曼德爾(1923-1995),比利時自由大學的教授,第四國際的領導人,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國際工人運動、過渡社會分析及當代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等方面,都有大量的理論著述。已被翻譯出版的著作有:《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晚期資本主義》、《關於過渡社會的理論》、《論歐洲共產主義》、《〈資本論〉新英譯本導言》、《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波》等。
  “但他首先是壹個革命家”(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曼德爾十幾歲參加工人運動,二戰時期曾三次被德國法西斯逮捕。1968年巴黎五月風暴期間——著名的街壘戰前夜,他對學生作了鼓動,並參加了第二天的戰鬥。理論與實踐的密切結合是他的顯著特點!
  曼德爾代表了壹種與社會民主主義、史大林主義及後史大林主義所截然不同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他是資本主義世界不可調和的敵人,曾被美、西德、法、瑞士、澳大利亞等所謂“自由”國家禁止入境。但“社會主義陣營”同樣將其拒之門外。工人階級的敵人——資本家和官僚,在“封鎖”曼德爾這個問題上結成了統壹戰線!
  在《為社會主義計劃辯護》壹文中,曼德爾指出:在市場經濟中,工人是資本家和市場法則的奴隸;在“現實的社會主義”中,工人被官僚剝奪了制定計劃、管理生產的權利,成了官僚的奴隸。工人階級只有通過民主的自治,自己確定自己的需求的優先級,並按此順序分配社會資源——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計劃經濟——這樣才能擺脫資本家和官僚的枷鎖。哈耶克們認為計劃經濟是通向奴役之路,在曼德爾看來民主集中的計劃將成為工人階級的“通向自由之路”。
  亞歷克·諾夫的著作在80年代曾對我國理論界產生了壹定影響,從曼德爾的批判中,聯系當前我國的實際,壹定會得到有益的啟發!


  阿歷克·諾夫在其《可行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壹書中,批評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方法,他認為這種方法是錯誤的,並與建設社會主義無關。而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目標──沒有商品生產的社會主義──是不可能實現的。要有力地回答諾夫的觀點,就必須遵循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形成時所采用的同樣方法。換言之,我們不應當從想要實現的最終理想,或是規範目標出發,而應當從正在舊社會的母體中成長的新社會的基本要素出發,即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現代資產階級的運動法則和內在矛盾出發。自從工業革命以來,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趨勢是什麽呢?勞動的日益相對社會化,不斷追求勞動的強度和效率,無情地奪取新市場;節約勞動的技術變革所造成的壓力(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資本的日益積聚和集中;利潤率不斷下降;生產過剩和積累過度所導致的周期性經濟危機;資本的日益國際化,以上所有這些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關的運動法則,導致了這種最終結果。

1.勞動的客觀社會化

  勞動的客觀社會化意味著什麽呢?它首先意味著勞動過程本身與我們所消費的產品的生產和選擇之間的日益相互依存,對於壹個14世紀中等人口的歐亞國家來說,這種相互依賴最多也只涉及到幾百人,而在今天它卻可能包括幾百萬人。勞動的客觀社會化,還具有更廣泛的含義,因為它包含勞動組織計劃迅速發展,在工廠內部,壹旦實現了工業化,具有最重要意義的便不再是市場,而是計劃了。工廠越大,這種計劃的範圍和規模也就越大。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形成,計劃便超出了工廠的範圍,而達到了公司的水平,即在通常的情況下,達到了包含許多任務廠實體的水平。而隨著當代世界上超國家的跨國公司的發展,計劃已經成了國際性的。從法律上講,常常包括許多公司。

  這種長期過程的結果,便是相對於直接分配勞動力來講,由市場分配的勞動力迅速減少,無論從政府對經濟的日益增長的幹預,福利國家的出現,還是工人階級鬥爭的勝利中,都不可能找出勞動力市場分配下降的根本原因。盡管所有這壹切有助於這種最後結果的形成,但主要原因在於資本主義本身的內在邏輯,及其積累和競爭的長期發展。當然,直接分配勞動,可能伴隨著貨幣方面的簿記——就象俄國,中國,以及東歐那種官僚計劃經濟體制中所出現的那樣,但這並不能使之等同於市場分配。當通用汽車公司在X工廠中生產卡車配件,在Y工廠生產車身,而在Z工廠組裝卡車時,進行貨幣成本計算的計算機輸出數據,總是包含有配件的運費,但這壹事實並不意味著X工廠將配件"賣"給Z工廠。

  銷售意味著所有權的改變,隨之會出現壹系列反映實際財產,即金融利益的決策過程。決定車身生產數量的,並不是市場,而是計劃中的卡車數量,車身制造廠不會因為向組裝廠發運了"過多"的車身而"破產"。自然從所有這些過程都局限於中間產品這壹點上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仍占統治地位,即這些產品沒有達到最終用戶(在這裏我們之所以使用"用戶"壹詞,而不是"消費者壹詞,因為用戶有可能是另壹家工廠,或者政府,工廠可能購買機器,而政府也可能購買軍火)。但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越來越求助於壹些非市場機制,這不僅僅體現於生產領域,而且也體現於流通領域。資本統治下,勞動的經濟社會化,總是伴隨著或交織著非市場勞動力分配的政治形式的發展,這種事實只會使整個過程的矛盾更具有爆炸性。

  「計劃」

  我們壹直在使用"計劃"壹詞,但這壹概念本身卻有必要加以更精確的表述,計劃並不等於"完美","科學",或"人道"地分配資源,它僅僅意味著"直接"分配(即預先分配),既然如此,它同市場分配是對立的 (事後分配)。計劃分配與市場分配,是資源分配的兩種基本形式,他們本質上是不同的──即使他們有時候被混合於壹種不穩定的和雜亂的過渡形式中(不壹定自發再生),他們具有根本不同的內在邏輯。他們也派生出不同的運動法則,他們在生產者和生產組織者之間的推動力量不同,並通過不同的社會價值表現出來。

  在歷史上,兩種勞動分配的基本形式,都以各種可能的方式存在過。因此,兩者都是相當"可行"的,他們都以不同的方式應用過,產生過完全不同的結果。我們可以找到"專制式"和"民主式"兩種計劃。只有對班圖村落中那種前殖民地時期的計劃視而不見的人,才會否定後者的存在;同樣我們也可以找到"合理的"和"不合理的"的計劃;我們甚至可以發現以常規,風俗,傳統,魔法,宗教及無知為基礎的計劃——壹種由形形色色的求雨者,騙子,文盲支配的計劃,最糟糕的是,我們還可能找到壹種由軍事將領指定的計劃,因為每支軍隊都得預先分配資源,同樣也可以找到由技術專家,甚至科學家,勞動者,或者非利益專家組織所制定的計劃。但不管采取什麽形式,所有這些計劃都是通過某壹社會實體的周密選擇來直接、預先地分配資源(包括勞動)。在相反的另壹極,是通過市場的客觀法則來分配資源,時候調整校正由私人作出的決策。

  同樣,事後分配資源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在歷史上也以不同形式存在過,從理論上講,可能存在壹種帶有"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但在實際上,這種經濟似乎從來沒有存在過。可能存在著壹種被壟斷力量所歪曲的市場經濟,壟斷力量可以操縱很大壹部分經濟活動,因此也可能在長期內控制價格。市場可以與形形色色的獨裁和專制形式並存——如18世紀的專制主義,19世紀的沙皇制度,甚至還有20世紀各種軍人政權和法西斯專政;然而,它們也能與先進的議會民主形式結合,就象在本世紀後半頁那樣——雖然這些議會民主形式只出現在資本主義世界150個國家中的不到20個國家。

  市場經濟同樣也可能把生活水準降低,從而加深人民群眾的苦難,18世紀到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西方國家就是這樣,在東歐,這種情況要延伸到20世紀,而在南半球,至少有壹半居民今天仍然過著這種生活。但在另壹種情況下,市場經濟也可以極大地改善大多數居民的生活條件,就象在第壹次世界大戰前30年和戰後西方國家那樣,然而在所有截然不同例子中,起主導作用的雖然是市場法則——即由銷售和收入(在資本主義條件是利潤)所決定的對資源的事後分配。

  從歷史上看,市場經濟在從小商品生產向小工廠的資本主義初級階段過渡時期達到了最大限度的擴張。這是在19世紀中葉自由放任時期。以後純粹的市場分配原則,便越來越同大工廠和企業內部合理計劃安排生產的內在要求相互沖突。恩格斯在著名的《反杜林論》中明確地闡述了這種矛盾"在所有起決定性的生產領域和經濟上起決定作用的國家裏,新生產方式獲得的支配權越大,那麽它也就把私人生產降至越不重要的地位。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不可調和性,也就越明顯......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已經表現為個別工廠中生產的有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直接對抗。"我們在《晚期資本主義》壹書中也論證過從這種根本的對抗中可以引出整個資產階級社會的壹般運動法則,即從資本主義個別企業的合理性與整個社會的不合理性同時發展的趨勢中引出這個法則。

  兩種不同的資源分配制度,在結構上是相關的──事實上,很大程度上等於兩種對立的、針對需要調整產出的方法,因為每壹個社會最終都是傾向於消費的──如果沒有生產者的消費(即勞動力的再生產),便根本不會有任何產出,勞動乃至人類生存。現在只有兩種基本的能使當前產出符合需求的方法,或者是在壹開始便給出這種需求,由任何壹個社會實體來組織能滿足需要的產出;或者是這些需求基於壹種未知和不定的狀態,通過"有效需求"的費用由市場揭示。

  當前情況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正統的資產階級學者認為:有效需求本身在某種程度上,受社會調節和幹預的限制,尤其是在逆循環經濟學與福利政治學的時代。但在過去的十年中,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出現了壹股強烈反對凱因斯理論與對策,以及恢復市場及商品市場的文明價值地位的思潮,這種變化也深深影響了左派。今天社會主義思潮的主體(比馬克思主義還要古老,但被馬克思科學系統地加以表述過的社會主義)仍代表了對商品生產及市場本身的批判。將霍布斯,洛克和斯密派生出的壹系列理論假設非神秘化的深遠歷史過程,正處於壹種被不加選擇地拋棄地危險之中。因為不僅保守的學者和政治家而且越來越多的社會主義者(首先是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及歐洲共產主義者)現在正重新發掘並將毫無科學根據和經驗實證而僅僅是盲從和迷信的資產階級原則,溶進其社會主義思想之中。這種思想變革的邏輯和壹般結論是:人們已經不相信合理計劃的可行性,而接受了(即使不是崇拜)市場。因為市場正擊中社會主義事業的中心問題。當前辯論的真正危險並不在於推翻資本主義革命之後的短期內,應當多大程度地依靠商品交換,而在於社會主義的目標的本身(建立壹個可能花上壹個世紀才能建成的無產階級社會)是否值得去實現,為什麽值得實現。對於從巴貝夫,聖西門到恩格斯,盧森堡的許多思想家來說,這壹向是個根本問題。對於生活在當代的我們來說,它依然是壹個中心問題(尤其當我們閱讀阿歷克·諾夫的《可行的社會主義經濟學》時)。

  這使我們面臨著壹種困境,同樣也給試圖回答阿歷克的人及其它"市場社會主義"的贊成者帶來了困難,他們希望分析和校正蘇聯,東歐和中國過渡經濟失常局面,這本是壹種正統和必要的當務之急。我們並不相信這些社會具有任何意義上社會主義的成分,我們也不相信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已經遍及這些國家的各個角落,這些國家中沒有壹個徹底地壓抑過(現在變得實用)殘存的市場關系。但是,諾夫壹書的要旨是經典定義的"馬克思社會主義"在任何地方都沒有被列入日程,從壹開始就僅僅是壹種空想。換言之,諾夫的論述,不僅僅涉及過渡時期的具體經濟問題,而且也觸及了社會主義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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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15 08:34:00 |显示全部楼层
蘇聯這個歷史上落後,遭受戰亂破壞和官僚暴政統治的國家的經驗,常常被用來為反社會主義計劃的古典論添枝加葉。應當問這樣壹個問題:難道蘇聯經濟所遇到的某些問題,不正說明普及社會化的條件還不成熟嗎?相比之下,我相信能證明壹點,即在大多數先進國家中存在這樣壹種趨勢,表明現在的物質、技術、和人力資源需要實行計劃。同時這些先進社會也表明大規模失業、婦女勞動力及少數民族受到極度剝削,以及政府和公司在保護生態方面的失誤所造成的大量問題,都將有待於通過真正社會化及民主的計劃所建立起來的全新的社會來解決。馬克思本人並沒有為經濟效率或是對無產階級的盲目崇拜而反對商品生產(市場經濟),主張社會主義,如果僅僅因為那些主張官僚集權的蘇聯人錯誤地引證馬克思的論述,就因此無視在馬克思著作中達到完美的社會主義傳統論點,這將是錯誤的,這樣做就如同因為反動的資本主義分子引用人權原則,而我們就拒絕這些原則壹樣錯誤。

  決策過多?

  現在再讓我們來看壹看,阿歷克為反對他所謂的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計劃經典概念而提出的某些經典論點。基於對蘇聯經濟的真正了解,他論證說在俄國,某壹時期內可能會存在1200萬種商品的生產,只有市場才能夠起到合理安排這些商品生產的作用──決策的量太多,致使任何壹個民主的生產者協會都無法處理,從這壹論述中我們能得到什麽呢?讓我們首先把其中含糊不清的東西清除掉。諾夫的數字中包括大量的中間產品和零部件,此外還有專用設備,而普通公民是不會遇到也永遠不會消費這部分產品的;它還包含了同壹種消費品的不同品種,在西方社會中,這可能意味著10種不同的清潔劑或20種面包,壹般人只消費其中的壹兩種,而不是全部。了解這壹點,對認識諾夫所面臨的困境是十分重要的,因為事實上,先進地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並不"分配"數以百萬計的商品——無論消費品還是生產品,私人消費者在其壹生中最多也只能購買幾千種不同的商品(對於許多人來手這已經夠誇張了)他們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來消費"數以百萬"的、不同商品,或者根據"市場信號"來"選擇"這些商品。自由派經濟學家,以及史大林時代所推崇的那種觀點(有壹種"無限的消費需要",滿足這種需要就要有"無限的產品")只不過是壹種荒謬的幻想,妳不可能在有限的時間內消費無限的產品。然而不幸的是,我們在地球上存留的時間確實是有限的。

  如果我們看壹看生產品(包括中間產品),那麽這種情況並沒有根本改變,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大量的中間產品根本不是通過市場來分配的,而是通過定貨來生產的。很顯然,這種情況同樣適合於今天大多數的重型機器產品。當妳去超級市場時,妳所要買的絕不是渦論發電機,妳是通過非常精確的規格來訂購這些產品的,即使它是由社會供給商調節的,但與"市場分配"絕非壹回事。各種供貨商並不會制造出可供您選擇的各種商品,他們只能生產壹種被自發使用的產品。沒有市場機制的介入,這壹過程也會照常進行,代替供貨商之間的競爭,妳將計算出不同生產單位的各類產品成本,並選擇最廉價的供貨商——假若所有質量以及技術方面的規格都符合要求的話。

  由此我們便得出壹個令人吃驚的結論:在當代大多數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不論消費品還是生產品絕對不是按"市場信號"來生產的,都不是年復壹年的波動,更不是每天都在波動,當代生產的主流,符合現行的消費模式,以及預先確定的生產技術,而後者很大程度上(即使不是全部),是獨立於市場的。這是怎樣造成的呢?它恰恰是勞動的日益客觀社會化所造成的。

  為什麽那些很大程度上是預先知道的產品所所需要的資源分配,不能靠生產者聯合體在計算機的協助下予以解決呢?計算機可以同時處理"數以百萬計"的方程式,當然,消費者的習慣不是固定不變的,技術上的長期變化,可以從根本上改變消費品的核心結構(不僅僅從根本上改變產品的生產方式)。壹個世紀前的馬車以及馬車所使用的零件,都是標準產品。今天汽車已經代替了馬車,並隨之帶來了壹系列後果(汽油、道路建設、零部件等等)。100年以後在建築上幾乎不使用水泥、鋼材、玻璃和鋁材,在今天的民用建築中,木材和磚瓦的作用,已經越來越小。

  然而,這種變化最終大規模的出現,推動著它們的原動力並不來自市場和消費者,而主要來自發明家和生產單位聯合體。絕不會出現這種情況:成千上萬的消費者到處奔走,要求福特公司給他們汽車,要求蘋果公司給他們計算機;相反倒會有不少的企業(馬克思在熊彼特之前的半個世紀就已經指出:這種由資本主義內在競爭和勞動——資本之間階級鬥爭所決定的、不間斷的技術變革和發明的必要性)不斷地把新產品拋給消費者,以便造成壹種對其產品的需求,使它們能夠盡可能多地推銷自己的產品。

2 稀缺與豐裕

  正如諾夫所描述的那樣,在壹種先進的工業經濟中,分配的絕對復雜性,只是幻想,誰也不能否認,民主社會主義的計劃也會面臨某些困難——有些可能預見到,而另壹些則無法預見。

  但是,從諾夫提出的技術含義上講, 沒有理由認為這壹切都是不可逾越的.他對馬克思社會主義概念的批判,不僅針對他建立無階級社會所使用的方法,而且也針對社會主義目標本身.因為,馬克思共產主義理想賴以生存的前提(按諾夫的觀點)──豐裕是不折不扣的空想。下面便是他在這個問題上的見解:"讓我們將豐裕定義為壹種充足,這種充足可以在價格為零的情況下,滿足人民的需求,沒有壹個人會不滿足或是去追求別的更多的東西(或者至少是能再生產的東西)在馬克思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認識中,這個概念起著關鍵的作用。豐裕消除了資源分配上的沖突。因此從定義上講,每壹個人都擁有足夠的東西,也就不會有相互排斥的選擇.....那麽,也就沒有理由認為形形色色的個人和組織,會相互競爭,以獲得隨意可得的東西。讓我們以蘇格蘭城鎮的供水為例,顯然它不是沒有成本,在水庫管道修建,水的凈化,以及設備維修等方面,都投入了勞動,但由於水源充足,沒有必要通過"規定價格"來限制水源利用,各種用途的水源供應都是大量而充足的,它絕對沒有任何意義上的"市場化",水的供給也不受任何"價值規律"或者利潤標準支配,不存在因為水源而展開競爭,也沒有因為水源而引起沖突。如果其它物品也象蘇格蘭的水源那樣,可以輕而易舉的獲得,那麽人類社會就將形成壹種新的姿態,追求財富的欲望將淡化,而財產權以及與財富有關的壹切犯罪現象都將消失。

  諾夫沒有前提的推理

  在諾夫關鍵性的論題中,有壹大堆沒有根據的前提,他壹開始就告訴我們,所謂"豐裕"是指不存在資源分配的沖突;接著,他又悄悄地把"資源分配"變成僅僅是消費者的需求。因為假若蘇格蘭有50個發電站開始運轉,那麽當然不會有足夠的水源。換言之,諾夫不聲不響的提出了壹個假設條件:充足是由特定時間、地點的需求決定的,而且只被它們所決定,其它壹切條件均相等。或者他把現存的消費習慣(以及生產模式)看成是理所當然的和永恒不變的,然而他並沒有使這種假設更加清楚。因為如果這樣的話,他先前所說的豐裕是不可能的,馬克思社會主義行不通,這種斷言就會被推翻。在他的論點中,還有更深壹層的矛盾,阿列克壹方面指出,要麽蘇格蘭居民保存足夠的水源"就必須用勞動力修建管道,水庫,並進行維修活動。既然勞動力的"相對稀缺"的,用於修建水管、水庫的同壹勞動力也可以用來生產任何其它的替代品──建立高爾父球場、發電站,甚至去造導彈,然而奇怪的是,總的來說,圍繞"資源分配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蘇格蘭,水源可以"'不考慮價格因素"的情況下分配,圍繞所涉及的勞動力分配也不會存在明顯的沖突。所以,諾夫以及無數經濟學家(更不要說社會學家,以及玩世不恭的哲學家)在資源普遍稀缺和人類具體行為模式之間的聯系上,根本沒有給予經典論證。因為上述例子可以說明,假如滿足某種條件的話,在特殊情況下,人們對某種具體商品所表現出的態度完全可能不帶有財富欲望。

  條件是什麽呢?為什麽"價格配給"在蘇格蘭居民水源消費的例子中成了多余的呢?令人吃驚的是,阿歷克並沒有提到經濟方面的原因,盡管馬克思和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毫不困難地也同意這壹點(這馬上說明了為什麽同樣的原因不能應用於該地區發電站潛在的倍增情況),這是由於對每壹個普通消費者來說,對水的需求的邊際彈性已經等於零,或者為負值,免費供水也許會導致壹些輕微的浪費,然而該浪費卻低於該特殊產品的"價格成本"(安裝水表,雇傭控制人員,收取水電費等)。在這種情況下,給水確定價格是不合算的,穩定的,可預見的(傾向於下降)需求,乃是關鍵的有效經驗數據,其它壹切都來源於此。

  但是,如果在全部資源的稀缺中,水源的充足是可以理解的,那麽這種情況為什麽不能同樣適用於相同條件下的其它產品和勞務呢?蘇格蘭水源果真是唯壹的壹種需求彈性等於零或負值的物品嗎?這恰恰是馬克思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觀陷入矛盾的地方。因為隨著社會財富的增加,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以及後資本主義機制的出現,需求彈性不足、能免費分配的商品以及勞務數量也會逐步增加。讓我們假設當60%或70%以上的消費品和勞務都這樣分配,這種累進式的增長將會極大的改變整個人類的"生活方式"。

  在諾夫的結論中,還偶然出現壹個預期理由,他在此處好象認為,"產權"不可避免的來自"稀缺"。當然,稀缺既然造成了這樣的權利,就有必要建立壹套具體的社會機制,來促進、支持、捍衛生產數據的私人占有,割斷廣大勞動者同這種權利的聯系,割斷他們同自己生存基礎(土地、水源、空氣)之間的天然聯系,這些反過來又同具體的社會階級聯系在壹起,他們保衛自己的利益,而反對其它階級保衛自己的利益對土地產權"的"稀缺"已延續了數千年,因此,如果今天的蘇格蘭人民(英國,歐洲或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能夠民主的做出決定,不將產權授予那些利用水能的潛在投資者,任何經濟法則也不會因為僅僅存在著稀缺而將公有水源變成私有水源。那麽處於對潔凈的沒有確定價格的水源的偏愛,他們可能不得不為消費者"支付"更加昂貴的能源"價格"(即在能源產業上所消耗的更大量的物質和人力),不過這是他們自己的選擇,作為消費者和公民來說這是正確的·

  處於同樣的原因,得出稀缺造成普遍的"人類追求欲"這種結論也是錯誤的,根本就不存在這種普遍的追求欲望。追求欲望是具體的,與其說同產品的總稀缺或者某壹產品的稀缺有關,倒不如說同某壹具體需求的相對密度更有關。羅爾斯.羅伊斯轎車也同樣稀缺,這是壹種非常好的汽車,許多司機(當然還有大多數汽車愛好者)都想得到壹輛這種牌子的汽車。但是,大多數人並不會因此而加入壹場狂熱的角逐,他們不會計算著每壹個便士,以便能以任何代價獲得壹輛稀缺的"羅爾斯"。他們也不會覺得有壹種對豪華汽車的追求欲望,當他們知道自己永遠也得不到這種汽車時,他們更不會精神崩潰,所以說追求欲望在"總稀缺"消失之前便早以不存在了──就象蘇格蘭人對水的追求那樣。這足以證明,最敏感的需求已經被滿足了,或者在這些地方,出現了壹種消費飽和狀態,這便是馬克思社會主義所依賴的基本假設,它是完全現實可行的。

3.需求層次

  為了回答諾夫對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批判,我們引用"需求的相對密度"這壹概念。這個概念對社會主義計劃有幾種含義,在今天的西方通過消費者對"有價格的商品和勞務"(如果存在著"非價格"商品的話)的不同行為,可以看到各種不同的需求密度。但是這並不壹定通過貨幣來間接衡量,它可以通過經驗來確定,比如說,通過分析在收入突然下降情況下(就像目前蕭條期大多數人收入情況壹樣),具體消費模式的變化,某些廣泛的特征將會清楚地表現出來。因為其它開支將先於另壹部分被削減,每壹種消費品範疇內的某種產品都將被減少;而另壹些產品則會增加(例如消費更多的豬肉,減少對瘦牛肉的消費)。在保健方面的開支要比在化妝品上的開支更不容易變化,這並不是隨意作出的選擇,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最重要的知識進步(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對資本的崇尚)在於,由於中產階級進而廣大階層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現了有關消費模式的大量經驗和統計數據,這些數據在許多國家是類似的,這顯示出壹個客觀的、在過去幾十年中對幾百萬人都相同的選擇順序,壹切對人類需求負責的討論,都應當從這裏開始。

  這種討論得出的是壹種早在150年前由普魯士統計學家恩格爾所提到的模式:壹旦經濟增長使需求多樣化,便會出現壹種明顯的需求等級,有基本需求和補充需求,也有對奢侈品的需求和邊際需求,概括地講(在這裏我們隨時準備接收經驗數據,而不是抽象推測的糾正),我們要在第壹類中歸入基本食品和飲料,衣服、住房以及相關的居住設備(例如:暖氣、水電、衛生設備、家具),教育與保健,工廠的往返交通,在某壹工作速度和強度下恢復勞動力所必須的、最低限度的休息及娛樂。這些便是馬克思所說的,如果壹個普通工資收入者想繼續在某壹個水平上工作所必須滿足的需求。這些需求還可以進壹步分為生理上的最底需求以及歷史道德上的補充需求,在不同的時代和地區,它們的含義不同,它們的波動以及變化,不僅與平均勞動生產率的變化有關,而且也與相互沖突的社會階級的歷史力量均衡改變有關。然而,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它們都是客觀的數據(絕大多數人也清楚地意識到了這壹點),它們不可能被任意改變(包括"市場力量"活動)而不引起各社會經濟階層的劇烈騷動。

  在第二類商品和勞務範疇內,我們可以歸入大多數較高級食品、飲料、衣服和居住設備,最精美的文化,"閑暇"和服務,私人汽車(與公共汽車不同)及其它所有消費品和服務便歸入了奢侈品的範疇。當然,這三種需求品範疇的明確界限很難確定,第壹種最容易劃分,需求(以及為滿足需求而提供的產品和勞務)從第二範疇向第壹範疇的逐漸過渡與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尤其是無產階級鬥爭帶來的結果)密切相關。休息日工資照付,是工人階級最近才爭得的鬥爭結果,它始於1936-1937年奪取工廠的大風波,以後波及了整個工業國家。第三和第二商品範疇的區別,所表現的是壹種社會文化選擇,而不僅僅是大眾化現象。雖然所有這些要點都值得強調,但由此形成的壹般模式仍是十分清楚的,人類需求層次不僅有生理的基礎,而且有歷史社會的基礎,它不是任意的,更不是客觀的,在所有大陸上,盡管情況不同,都可以遇到這種現象。但由於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不均衡以及復雜發展,它們常以異步方式出現,需求層次並不是任何由市場力量、專制官僚或者專家集團決定的,它是通過消費者自發或半自發的行為表現出來的,唯壹的"專制"變是多數人——不會迎合這種壹般的模式:戒酒者不同於酗酒者;吸煙者不同於非吸煙者;素食者不同於肉食者;有些人拒絕看電視或者不能看電視,不讀報也不讀書;而另壹類人甚至不看病,也不去醫院。但是當我們看到這樣壹個包括成千上萬不同時間和地區突出壹種模式。它證明在絕大多數消費者當中存在著明顯的需求層次。

  這種層次還有壹個更重要的方面:需求彈性不僅隨著經濟增長的每壹階段逐商品地、自上而下地趨近於零和負值,而且主要商品的需求也表現出同樣趨勢。今天,在最富有的工業國家,對典型食物(面包、土豆、大米)的人均消費,不論是在絕對量還是在國家貨幣並支中的比重,都明顯地下降了;對水果、蔬菜、基本的內衣、襪子,以及必要的家俱的消費也下降了(至少在貨幣價值上是如此)。統計數位表明:盡管人們的偏好和食物(各種面包和糕點)任意多樣化,但對食物、衣物、鞋襪的總消費(以熱量攝取、平方米數和雙數來計算)仍傾向於停滯,甚至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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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模式

  上述事實完全駁倒了資產階級和史大林分子關於普通人民的需要會無限增長的信條,沒有什麽能比這種由消費者實際行為所表明的事實更明顯的了。需求的停滯在西方是壹種可以證明的趨勢,這不僅僅因為壹旦超越某壹界限,需求強度會下降,而且因為超過這壹界限,需求的動力也會改變。合理的消費模式越來越取代所謂的不斷擴大消費量的本能欲望,在這裏"合理性"並不需要市場力量,也不需要制定計劃的官僚或通曉壹切的專家來"規定"。隨著人們選擇偏好的改變,隨著其自我利益越來越被自我意識,它便從日益成熟的消費本身產生出來。

  食物方面的消費提供了壹個具有說服力的例子。自古以來,人類壹直在饑餓與災荒的邊緣掙紮,即使在本世紀,這種現象仍在困擾著我們星球上的絕大多數人。在這種條件下,人類自然要在吃的方面花大量的精力。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席卷歐洲的、長達5年之久的食物短缺,足以引發壹場真正的暴食現象,然而壹旦"無限制的食物浪費"重新成為可能,這種貪欲還能夠維持下去嗎?25年以後(僅僅壹代人的時間),當食物再度成為豐裕、充足的,人們的選擇偏好開始出現引人註目的變化。少吃成了通則,健康比吃飽喝足更重要,這種變化並不是由於醫生和保健業"強迫"人們接受了某種的消費模式,而是由壹種自我保護的本能造成的。這種類似觀念的變化早在保健業出現以前就產生了,那部分"已經為自己實現了社會主義"的富人,早就接受了這種觀念。在1850年肥胖的英法統治階級和壹個世紀以後美國苗條的百萬富翁之間,早已開始了壹種烹調革命。今天西方的普通人也能從更多樣的膳食中享受到更大的樂趣。他們越來越把烹調看成壹種消遣,但是他們依然傾向於減少熱卡的絕對攝入量,以便能多活20年,而不是過早的死於暴飲暴食和動脈硬化。

  病人(或者體弱多病者)的消費模式顯示出壹種很相似的情況。顯而易見,沒有壹個人會因為免費的外科手術而讓自己的肢體和器官被壹個接壹個地切除掉,但是戰後藥物需求量的猛增(就像英國發現了NHS以後,對牙科和眼鏡的需求壹樣),不僅僅是(或者不是)消極地服從於制藥工業不負責的廣告壓力的結果。從本質上講,它代表了壹種未得到滿足的、累積的基本需求,壹旦這種積累積消失或達到了某壹停滯點,任何細微的、顯示過度用藥負作用的教育運動,都可能非常有效。藥物消費最終將會下降(在比較富有的社會階層中,已經出現了這種狀況)。的確,由於人們毫無過分樂觀地註視著對吸煙危害性的系統的公開教育,煙草消費已經明顯減少,煙草工業所有相反的努力,都徒勞無益。

  從上述思考中,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第壹,當"稀缺"越來越限於不太重要的產品和勞務時,貨幣在整個經濟中的作用完全有可能降低,因為非定價的商品和勞務數量比用貨幣支付的商品和勞務數量更多。"消費者只能通過其貨幣收入在不同商品與勞務上的分配來間接地決定其需要"這個設定是荒謬的。人們為什麽要依靠貨幣來迂回地確定自己的需要呢?實際情況正相反,他們希望得到壹定量的自己所喜歡的食物、衣物,或者閑暇時間。他們便會自言自語地說:"我只有這麽多的錢購買它們,這意味著我不能同時滿足所有的需要,所以我必須在其中作壹種選擇。"情況並非是,他們先擁有了貨幣才到處宣揚:"由於我們的衣袋裏有了現錢和我面前的櫥窗,我現在才覺得我餓了。"使物質資源符合物質需要的最簡單──也是最民主──的方法,並不是在兩者之間加入貨幣的媒介,而是通過尋問來找出人們的需要。可以構成未來社會主義邦聯的當代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是由成百上千、具有不同興趣和愛好的人們所組成。在向社會主義過渡中,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生產的全部標準化水平將會逐步降低,在滿足需求的某壹點上(或者停滯點上),將會自然而然地出現壹種從消極消費到積極消費的轉折,出現壹種需要更大的創造性才能滿足的需求的多樣化現象。這些新需求很可能逐漸地歸入兩個範疇,壹類是由那些富於冒險和想象力的少數人(他們急切地想嘗試新產品和服務)發展起來的商品。但新產品的大規模生產,卻不會隨著發明而自動實現,她必須是多數人的自主選擇。20%的人口是沒有權利強制所有人使用新產品的,盡管他們為保證其生產可以增加自己的工作量;另壹方面有些情況下,大多數人並不選擇新的產品和服務,從根本上調整總計劃將會保證新的需求得到滿足。在20世紀,資本主義的歷史中很少出現這種偉大的消費革命。在資本主義歷史中,比較突出的革命只有三次,它們是汽車革命、家用電器革命和塑料制品革命。這些革命從根本上改變了億萬人民的生活。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這種大規模過渡的發生,不會是無情的或無政府狀態的,它將是合理的和人道主義的,它將第壹次由指令決定,並且處於它所影響的指令的控制之下。

  這將為商品生產以及貨幣交換的消亡提供壹個客觀基礎。同時,假如現存機制能夠滿足所有自發的、習慣的、不言而喻的、由日常經驗所決定的基本需求的話,那麽,社會沖突的激烈程度可能減輕。這將為貨幣和市場經濟的消亡提供壹個主觀基礎。因為社會沖突只有在涉及到實物、土地、基本勞動形式、普通教育、保健、基本人權和自由的情況下,才會特別激烈。但是,我們還很少發現,數以百萬計的人,為進入時髦的巴哈馬海灘而互相殘殺的例子;我們也找不到為了爭奪名家作品或者芝加哥股票交易所某個座位而引發的世界大戰的例子。偶爾的政治陰謀,大規模腐化甚至暗殺,在解決"稀缺"品分配的沖突中都可以采用。然而,這種糾葛與愛爾蘭饑荒、大蕭條,或者印度種姓等級制度所造成的恐怖不能相比。由饑餓、失業和種族歧視所引起的沖突將會消失,我們將面臨壹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具有另壹種行為模式和思想體系的世界)。假如"追求欲"僅限於奢侈品,競爭僅限於古巴雪茄,那麽,這同今天所遇到的將是壹種不同的現象。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這樣壹個世界對於99%的人來說都更加美好。但是,有壹些人卻抵制這些結論,因為每當我們使用某些需求比另壹些需求具有優先性的社會"需求層次"概念時,就會引起他們的深刻懷疑,尤其是在經歷了我們時代官僚集權經濟以後,我們究竟有什麽權利,憑借誰的權威,以什麽樣的非人道結果,把這種"優先選擇"強加給人類呢?那不等於"通向農奴制"了嗎?

  這是壹個社會主義者必須嚴肅對待的論點,因為他們比任何其它哲學及政治觀的追隨者都更加忠誠於人類解放事業(即自由事業)。謹慎地處理這壹論點是很重要的,在諾夫推薦給我們的名為《對需求的專制》壹書中,費倫茨·費赫直接了當地譴責了蘇聯、中國和東歐國家對本國人民需求所實行的全面專制。他的例子是非常有說服力的,但本身卻是片面的,它包含著嚴重的矛盾,這種矛盾來源於某壹概念,而後者又反復出現在費倫茨·費赫、艾格尼絲·赫勒、奧塔·錫克、布蘭科、霍瓦思、沃洛茲米爾茲、布魯斯和許多其它"市場社會主義"者的著作中。同樣的概念,也會出現在受過良好理論訓練的、新自由派學者的著作中(更不要說馮·米塞斯、馮·哈耶克、弗裏德曼的著作)。這不是偶然的"社會組織化需求"的概念,對於這些理論家來說,不管他們之間的分歧是什麽,經濟資源的稀缺都是構成其經濟理論(所有經濟理論)的基石。資源稀缺本身意味著不是所有人的需求都能滿足。下面是"社會組織化需求"背後的假設:個人需求並不能被社會自動承認,只有壹部分需求能夠被承認,象計劃經濟壹樣,這也同樣適用於市場經濟。專制是不可避免的,唯壹的問題是,它所采取的具體形式以及這種形式所帶來的社會政治結果。

  形式與結果

  對於自由主義者和市場社會主義者來說,這壹點似乎很顯然:即市場專制("由錢袋決定分配")要比計劃專制(定額分配)給個人帶來的痛苦少的多,對個人自由的損害小的多。假如我們用北半球的壹個具體的例子——福利國家瑞典收入差異分配同俄國的分配作壹番比較,那麽上述情況似乎很有道理。但是這種極端只代表歷史中的例外,而不是平常現象。假如我們看壹下歷史上資本主義通過市場關系的收入差異,以大眾貧困和收入極不平等為特征的壹般分配的話(過去150-200年中,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壹般化現象),那麽結論遠遠不是明確的。

  現實收入分配所能滿足的基本需求愈少,則人們對這種缺少滿足的分配所采取的具體形式愈不關心。新聞媒介最近引用了聖地亞哥壹位天主教牧師的話說,在智利比索最近壹次貶值後,該城市中的窮人(占總人口的50%以上)用自己的貨幣收入甚至買不起面包,米爾頓·弗裏德曼和他的芝加哥學派很難使智利人相信他們比東德人更自由(後者並不缺乏主要的食品,無論對其它次要需求實行怎樣的獨裁)。當代非洲提供了另壹個例子,說明了這個道理,當饑荒折磨著人們的時候,有誰還會譴責那種把食物定量分配給饑餓者的分配形式是壹種使他們淪為"農奴"的"專制"分配?難道向他們出售糧食會使他們得到"更多的自由"嗎?假如孟加拉國國國國爆發壹種傳染疾病,難道人們還會抱怨分配藥品不如在市場上購買藥品這種形式嗎?其實,滿足基本需求的更經濟、更合理的分配並不是通過市場貨幣這壹條迂回道路,而是直接分配和再分配可利用的總資源。

  在基本需求已經得到滿足時,貨幣與市場關系可以提供給消費者以更大的自由。因為消費自由意味著消費者的選擇,而在面臨實際的基本需求時,消費者恰恰沒有選擇權。通常情況下,妳不會在面包與客機座位,普通教育與舊電視機,衛生保健與波斯地毯之間作出"選擇"。貨幣作為消費者自由的媒介作用只在對相對過剩的產品的選擇上才會有效。當然,這要有高度的收入平等,但作為決定社會資源分配基本方向的手段,他很可能即不公正又低效率。

  當然,如果壹個社會民主地決定對基本需求給予優先分配,那麽它便會自動減少滿足次級需求和奢侈品需求的可用資源,這意味著只要未得到滿足的需求不是邊際的,就無法逃避某種程度上的"對需求的專制"。

  這恰恰是社會主義政治優勢最明顯的地方。難道犧牲數以百萬人民的基本需求或者成千上萬人的次級需求就更為公正了嗎?提這樣的問題並不意味著我們贊成限制高級需求,高級需求是隨著工業文明本身的發展而發展的,社會主義前途在於逐步滿足越來越多的需求,而不僅僅是限制基本需求。馬克思決不主張禁欲主義和苦行僧生活;相反,馬克思共產主義觀的核心是充分發展人的個性,這壹概念意味著人類需求多樣化和滿足方式的多樣化,而不是把我們的需求限制在基本食物和住房方面。馬克思設想的市場及貨幣關系的消亡,包含著逐步推行資源的預先分配法則,以便用越來越多的服務來滿足上面提到的需求,在品種上也要比現存資本主義更加豐富而不是更加貧乏。

4.對生產者的專制

  到此為止,我們已經分析了阿歷克·諾夫以及其它人在消費問題上對馬克思社會主義的批評,但是這種分析本身仍是片面的,因為先進工業國家中普通人不僅僅是或主要不是消費者,他們首先是生產者,他們每天平均仍要花費9到10小時的工作時間(每周工作5天)或是往返於工作途中,假如壹個人壹天睡眠為8個小時,那麽他總共只剩下6個小時用於消費、娛樂、思考和社交。

  這裏出現了壹中雙重的強制力量,連“消費自由”的擁護者也無法對付這種力量,因為在壹定範圍內,妳越使所要滿足的需求多樣化,妳在某壹技術水平和勞動組織條件上使生產者所付出的工作量越大。如果決定工作量的不是生產者本人而是由別人專制地強加給他們——不管是史大林的非人道勞動立法,或者還是最無情的勞動市場法則,造成今天數以百萬人的失業,主張建立更正義、更人道社會主義的人,對這種獨裁真的會向他們對消費者需要上的獨裁那樣深惡痛絕嗎?因為被當代左派如此吹捧的所謂市場“賞罰”制度,只不過是加了壹層薄薄偽裝的對生產者時間和勞動(進而也是對其生活)的壹種獨裁。

  這樣的賞罰不僅意味著收入的高低,工作的“好壞”,它也意味著周期性的解雇和失業的痛苦(包括失業者自覺無用於社會而造成的精神痛苦)。它同時意味著生產的加速,受制於跑表和組裝線,生產班組的強制紀律,精神緊張和肉體損害,嗓音對整個生產過程的日益荒疏,把人變成機器和計算機的工具。為什麽數以百萬計的人要受這種緊張的折磨,難道僅僅是為了讓自己的“消費滿足”提高10%,而達到同代人的50%和20%嗎?然而這恰恰是市場力量迫使他們不得不做的事情,因為他們想避免被淘汰,想維持其家庭和他們本人的生存!難道為了不被排除在生產過程之外付出這種價值得嗎?我們所能說的只是這種情況遠遠未被證實。假如基本品的滿足不會因此減少的話,那麽放棄第二輛私人汽車(如果有合適的公共交通工具,甚至可以放棄第壹輛),放棄電動切肉刀,每周少於10小時,使緊張感少壹些,不更可取嗎?如果他們可以隨意作出選擇,即如果替代的選擇不會減少其對基本需求的滿足,不會災難性地增強其不安全感,誰會知道生產者們將作出什麽樣的決斷呢?

  在市場經濟中(任何形式的市場不管其“混合”程度如何,包括“市場社會主義”經濟),這類決斷都不可能由生產者隨意作出,他們受到背後某些力量的支配——或者由消費者決定,或者由他們無法控制的“客觀法則”支配。但這種專制並無致命之處,這裏假設的皇帝確實是連衣服也不穿的。沒有什麽強有力的理由不讓自由體中的生產者發表這樣的看法:“我們有100萬人之多,壹周幹20多個小時,此外還要花2000萬個小時,使用現有的設備,監督現有的勞動組織,我們在現階段和不遠的將來要滿足X種基本需要!通過使技術和勞動組織合理化,我們可以嘗試在未來20年中將勞動量減到每周16個小時,我們認為這是最重要的。仍然還有壹些額外需求要滿足──而我們現在要每周工作5個多小時,20年後要每周工作4個小時來滿足這些需要。因此,我們法定現在每周工作25個小時,將來逐漸實行每周工作20小時工作制──即使這意味著某些方面的需求得不到滿足。”既然如此,我們憑借什麽樣的“公正”、“正義”、“民主”和“人道”、“原則”來把生產者同以滿足消費者需求為目的而支配時間和勞動的權利,從他們手中奪走呢?

5.客觀的非正式的合作

  諾夫從沒有正視這個問題,但他毫無疑問曾經說過,他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對這壹問題的心照不宣的回答。因為在其《可行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壹書中,他論證說即使市場有缺點,能夠作為壹種具有凝聚力量的經濟組織而取代它的,只有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官僚體制,這是其著作的主題之壹。但是,它是壹種未經證實的,過於武斷的偏見。其實可以用經驗來證明:在任何壹種形式的馬克思社會主義實現之前,在東方與西方,這越來越不現實。諾夫所忽視的恰恰是勞動的日益客觀社會化,與決策的繼續分裂化所產生的矛盾已經越來越不能為市場或是中央官僚計劃體制所容納。由於他們實際上已經被數以百萬計的、日常的主觀非正式合作行為所克服,這些蠢笨的不合理的制度仍然沒有崩潰。

  我們這樣說含義何在呢?要理解此處的利害關系,有必要強調壹個重要的區別,貨幣關系並不簡單地等於市場關系,因為它可能是半市場性的,也可能包含著不同的實際內容。如果說市場經濟是壹種受到價格波動誘導的經濟,那麽“經濟力量”不管是消費者還是公司、就要對市場信號做出反應;如果沒有這種反應,則很難證明(除非它是壹種無需證明的公理)這種信號在經濟上是相關的。然而,對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消費實際行動(包括工人階級的消費)的研究能夠告訴我們什麽呢?它們顯示:絕大多數當前生產的產品是在消費者所熟悉的商店中購買的。或者是從熟悉的服務分配者那裏獲得的,而不受價格波動的影響。毫不誇張的說,對普通消費者來說,至少有80%的消費屬於這種情況。

  由此可見,現實的價格波動不會誘使正常的主顧突然改變他對面包店、雜貨店、地鐵線路、理發店、超級市場以及服裝店的選擇;更不必說,使其改變子女就讀的學校和醫院了。普通人決不會僅僅為購買壹磅便宜5個便士的蘋果而逐個水果店地奔波,他們的時間(在許多情況下,習慣以及同熟悉的商販和主顧聊天的欲望要比這些邊際差異更寶貴)。典型的情況是,只有在經濟突變時(油價上漲300%,或者由於失業收入下降30%),這種消費模型才會對傳統市場信號做出反應——即使這時,也並非所有商品和勞務都如此。

  有跡象顯示,日益發展的非市場反應在許多日常經濟行為中都超過了市場反應。甚至在工人階級之間,人們對蘋果的突然降價也會表現出某種懷疑(懷疑“質量不好”,或是“為推銷而耍的滑頭”),而蘋果的銷售量也會少於價格昂貴的水果,節日商品價格的略微下降(比如說下降10%)可能刺激而不是壓抑節日開支(這裏的先決條件是就業和收入情況無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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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15 08:36:59 |显示全部楼层
這類經濟關系不涉及真正的市場經濟,也不涉及官僚控制的中央計劃,它們所代表的乃是壹種初級形式的自發合作,雖然說不可能幾十年不變,但它們在幾年之內通常是相對穩定的。當然,它們也可能被個人、家庭隨意改變,並且經常作為這些變化的結果——然而,沒有任何外部力量支配這些變化,也不存在大的經濟動蕩。這種情況同樣非常適用於公司內部許多交易。為了把原料定價單的價格降低5%,眾多的供貨商之間可能會出現壹種如癡如狂的角逐,不過這種角逐對壹個大公司來說意義不大,因為它有固定的供貨商,這些供貨商會保證產品的發貨期或質量,這是經驗所證明的,而這種經驗會抵消價格稍微的差別。在當代資本主義(以及“社會主義”)國家之中,大多數生意都是這樣進行的,它們是由相互了解以及可預見的結果所產生的習慣、常規及自發合作為基礎的。

  壹個不足之處

  然而,上述論點也可能遭到以下的反駁:這種數以百萬計的自發合作行為,即使不受市場信號及官僚指令的支配,也受到強大的經濟集中力的支持,並且在這種支持下才可以實現。這種集中力可能是市場的,也可能是計劃的。因此,這樣的日常活動,只對較小的非集中化的活動而不對大規模的集中化活動作出調整。這種反駁包含著某種合理因素,它初看上去完全不引人註目,然而,其力量卻建立在這種對比之上:壹方面是數百萬計的消費者,他們習慣於去某壹個小商店或是超級市場購買煉乳,他們不大可能註意到價格上的細微變化,不大可能改變其習慣,購買較便宜的煉乳;另壹方面是N和C兩家公司,市場迫使它們緊緊盯住那種牛奶的生產成本和收益以及破產的痛苦,難道“市場”沒使這些巨大的托拉斯溶為壹體嗎?也許不是市場的力量,然而,雀巢公司針對數以千計零售的分配網絡,將被徹底地常規化,其煉乳的產量也將是高度自動調節和常規化的。事實上,“市場”很少以任何壹種經濟方式介入這種循環,因為作為壟斷力量的雀巢公司可以根據生產的平均成本加預先確定的利率差額自己規定銷售價格。人們總會需要牛奶的,而且總是消費事先決定的或多或少的數量,因此,此處經濟上有意義的唯壹事實在於多大的國民收入份額(或者國家開支)被用於牛奶的消費;在現有營養和衛生條件下,哪壹部分生產資源被用來生產和分配牛奶;在現有先進技術的情況下,所有其它的波動都是微不足道的。更明顯的是電力工業,全國電力網(共同體及鄰國的網絡)無須任何形式的市場力量或中央集中化的官僚機制來使之正常運行。通過統計可以相當精確的確定電力的需求彈性,壹年中某壹時間的最大用電量可以事先估計出來,為了防止突然停電或是電力需求的突然增加,可以儲備足夠的電力。結果在數億消費者中,分配電力基本上不需市場力量,也不需要龐大的官僚機構,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計算機根據獲得的數據來處理。的確,對這種商品“定價”顯得日益不合理(至少對私人消費和壹般企業來說是如此,對少數耗電量較多的大企業仍可以收費)。如果廢除了這種制度,那麽電力機構中約90%的現存的官僚機構(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可以完全取消。

  我們不能將這種情況推廣到所有商品和勞務,或是工業中的每壹個部門及社會中的每壹個部門。有些集中化問題的技術性質使得常規確實無法代替決策機制,經濟資源(在壹國或國際範圍內)在不同經濟部門或不同社會區域的總分配必須由某種精妙的機構來控制。

  然而,正是這種普通人之間越來越廣泛的、事實上的合作──伴隨著勞動客觀社會化──證明在市場盲目力量與龐大的中央官僚機制之間只有壹條出路:民主集中制(即聯合的、自治的、以合作為基礎的)。

6.創新與動力

  但是,這種第三種解決辦法不會導致常規和習慣的理想化(即不會導致經濟停滯),這當然不會出現在生產領域中,因為在生產領域中,生產者減少勞動量改變生存條件的利益將會產生壹種內在的、降低成本的動力。它很可能減少人們對新消費品的追逐,改變目前的商品流向本身不會帶來什麽困難(即使是最富有的消費者,沒有過去幾年中流行的電動遊戲機和便攜式電話,他們也壹樣會過的相當快活)。只有對人性采取壹種玩世不恭的態度,才能衡量人民消費中日益增加的新內容所帶來的進步與興旺。社會主義民主將讓步於文明(即產生於人類日益擴大的活動和關系之中:兒童的教養和教育的普及,對傷殘人的照料,創造性的工作,藝術與科學活動,情愛行為,對世界和宇宙的探索),難道壹個高度重視預防癌癥和心臟病,研究兒童性格和智力開發,研究和減少精神病的社會,同我們現在生活的這個充滿活潑氣氛的社會相比較,真的是沈悶和缺乏活力的嗎?難道長壽和健康生活的自由比不上購買兩架電視機的自由嗎?缺乏市場競爭,不壹定意味著缺少產品創新。縱觀歷史,大多數關鍵性的發現和發明均完成於商業關系之外,當人們第壹次保存下來火種時,還不存在利潤;農業和煉鐵業並不是由於市場購買才存在的;而印刷術的發明並不是為了賺錢。醫學上最偉大的進步——從詹納到巴斯德,從科克到弗萊明——並不是在金錢欲望的驅動下完成的;電動機不是誕生在工廠和車間,而是誕生在大學的實驗室;甚至計算機(更不必說宇宙飛船)也是為了公共利益(盡管包含軍事目的)而設計的。它們的存在並不是為了增加私人鼓動的利益,沒有任何理由認為市場關系和報酬的衰亡會導致技術創新的消失。因為它的動力要比惟利是圖的競爭更深壹層(即這種動力來源於普通生產者節約勞力的天然傾向和人類對知識與科學的獵奇心)。同樣,那種認為社會平等妨礙了經濟效率的普遍看法也是缺乏根據的,我們可以從以色列式的集體農莊中輕而易舉地找出壹些相反的證據。在這些農莊中,第三代人正從他們曾經生活的壹種生產領域和消費領域都缺少貨幣關系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當然,這種集體農莊絕對不是社會主義公社,相反,它是壹種軍事化的村落,起著壹種楔入巴勒斯坦的殖民地作用,並帶有這種作用所賦予的壹切特征和腐敗。但是它卻深埋於滋潤著它的資本主義經濟之中,因此也就越來越同外部資本——工資勞動關系互相交織。然而,恰恰由於這些沒有前提的條件,這壹點更加顯而易見:在集體農莊內部,簡單地廢除市場或貨幣關系本來會導致馬克思、恩格斯所預言的多種社會經濟後果。盡管貨幣賞罰制度消失,但集體農莊的人的工作仍正常進行並頗有效率──事實上,它比包圍著它的市場經濟更有效率。這裏並未出現非貨幣式的經濟不平等、特權、剝削和壓榨。暴力和犯罪幾乎消失,沒有監獄和“勞改營”,令人驚異,它的平均衛生、文化和福利水準高於整個以色列的水平。對於政治和文化、自由不加任何限止,這不僅得到了該制度辯護士們的肯定,而且也得到了像精神學家布魯諾·貝特蘭、自由主義者迪特爾·齊默和社會學家梅爾福德·斯皮羅這壹批持批判態度的人的肯定。當然也有大量的沖突存在,首先是不同代人和不同性別人的沖突,集體農莊並非完美無缺的烏托邦。個人主義傾向和行為決不會因為經濟平等而消失,那麽,為什麽這樣呢?無階級社會的標誌並不在於組成該社會的個人的壹致性,而在於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個人之間的差異,社會主義社會的目標是使整個社會個性化,而不是使個性社會化(即最大限度地發展每壹個人的個性)。

7.聯合起來的工人自治

  動力問題(效率、合作及創新)絕不是社會主義民主所不能解決的問題,更直接的困難在於大眾主權本身的制度化。如何使最大限度地滿足消費者基本需求與生產者勞動量最小化統壹起來?阿力克·諾夫正確的論述了這種任何嚴肅的馬克思主義者都不會否認的矛盾,但要記住,這是壹個真正的矛盾:在人類勞動向每周壹小時,甚至零小時的演變過程中,除非使用“機器人”(這仍然是遙遠未來的事),妳不可能無限地生產商品與勞務,但這並不意味著妳不能極大地滿足全人類的基本需求,同時最大限度地減輕勞動者勞動強度,減少直接生產者同生產過程分離的狀態,壹種聯合自治的制度可以實現上述目標。它的主要機制是這樣運行的:

  定期的(為了方便起見,我們假設每年壹次)全國代表大會甚至國際性的工人及人民代表會議將根據選民在選舉它時事先討論過的各種替代選擇來決定全國主要產品的分配,選擇(即每種選擇所帶來的可預見的結果)將得到清楚的表達:(1)平均工作量(工作周的長度);(2)通過有保證的資源的“自由”分配,所有人需要優先滿足的需求;(3)用於“增長”的資源數量(儲備基資+新增人口的消費+凈投資作為技術選擇的函數得到了明確的表達);(4)通過貨幣機制分配的、用於滿足“非基本品”和勞務的剩余資源量;(5)最高和最低貨幣收入;(6)市場商品與勞務的市場價格政策。這樣,在大多數受到影響的人的自願選擇基礎上,就可以建立壹種全球經濟計劃網。

  以這些選擇為起點,我們就可以起草壹種首尾壹致的總計劃,這裏使用了投入-產出表和物資平衡指數。每壹個具體生產部門(工業、農業、運輸、分配)和社會生活方面(教育、衛生、通信、國防)可利用資源的分配。全國或國際性的代表會議不會超過這些總的指導作用,不會為每壹個部門或生產單位及地區制定具體的規定。自制主體(比如制鞋、食品、電力設備、鋼和能源工業中的工人代表會議)將會在現有生產設備中具體分配總計劃規定的勞動量,如果在現有勞動量條件下實現產量目標所必須的話,他們也可以規劃下壹時期的生產單位,他們將規定平均技術水平(基於現有知識,逐步引入最佳技術水平,即平均勞動生產率,產品的平均“生產成本”)。但只要總產出水平不能滿足總需求,只要生產者的新工作沒有達到他們認為滿意的條件,他們不會限制低生產率單位的生產。

  在制造設備的生產單位中,先進步驟帶來的技術系數,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產品構成。在制造消費產品的工廠中,產品構成來自工人代表會議和消費者會議的協商,消費者會議也提出產品的各種類型(比如說不同樣式的鞋子),由消費者實驗,評判和代替他們。展示廳和宣傳材料將是這種實驗的主要手段,後者實際上起著壹種“選票”作用。如果壹個消費者,每年有權使用6雙鞋子的話,他邊可以在有100至200種選擇的宣傳材料上挑選出6個樣品,這種選擇結果決定了款式的構成。同時也反映了消費者評判的生產調整機制。與市場機制比較,這壹制度的最大優點在於:消費者對產品構成和防止過度生產有著更大的影響──用額外生產的社會資源儲備來平衡消費者的選擇和實際生產──幾年以後可以達到經驗上(統計上)的最佳化。工廠工人委員會可以自由地把這些生產單位作出的決策轉化為另壹種形式(組織生產和勞動過程)以便盡其所能實現勞動時間的優化。如果他們在把產品送去做質量檢驗後,能以每周工作20小時而不是30小時實現產量目標,他們便可以享受減少勞動量而不減少社會消費的待遇。

  自治的優越性

  阿力克·諾夫曾經說過:“在任何壹個社會,壹個民主選舉的議會,都不可能以115票對73票來決定10噸皮革的用途,或者是否再生產100噸硫酸。”在我們這個聯合自治模式中,任何壹個議會也不必同時采取這兩種決策。沒有壹個“中央”議會或計劃機構會接受它們。然而,皮革工業中的工人代表會議為什麽不能夠靠多數票數(更可能是通過討論以後取得的壹致)來決定皮革的分配(至於比較小的數量是否留給工廠會議去分配則是另壹個問題)?壹旦使用皮革的消費目標已經被其它機構決定,它為什麽不能把皮革總產量(比如5萬噸)在幾個工廠(就象今日資本主義皮革康采恩壹樣)中進行分配,然後再將每壹單位分配給“消費者”呢?(即皮革的最終用戶)。這種代表大會代表難道不能比任何技術官僚或計算機更好地處理分析問題嗎?他們更了解自己的工業並能考慮到大量的瑣碎事情,而沒有壹個市場或是中央機構能夠在自己的計劃中想到它們(最多也只是偶然想到而已)。事實上,市場經濟中頻頻出現分配上的“失誤”,而壹個明智的(組織合理的)工人代表會議從來不犯這種錯誤。資本主義計劃者對巴西伊塔普水壩的預算是50億美元,而它今天的成本已經達到了180億美元,這還不是全部數目。在美國農業機械制造托拉斯迪爾公司中,盡管存在著激烈的競爭,但新產品的設計必須不斷改進,因為設計和制造工程在技術和興趣方面存在著特有的差異。在當前的衰退中,巴伐利亞汽車公司,忽然發現它可以把自己的存貨從相當於7天的產品減少到相當於5天的產量——即減少50%以上。這種例子比比皆是。

  此外,全國性自治機構可以接管公共事物的管理,如住房、教育、電訊、運輸和分配。在這方面同樣也需要有壹些民選的委員會,在決策最終實施以前,它必須同選民協商。地區和地方性機構可以具體調度由此分配的資源,它們擁有最大限度的主動來充分利用這些資源,實現使用者的滿足和生產者勞動量減少這樣的目標。這樣壹種制度將賦予馬克思有關國家逐漸消亡理論壹種具體內容,它會使至少壹半以上部門壹下子被自治機構所取代,它也會大大減少包括計劃部門在內的官員數量,同時它意味著成千上萬的人將不僅僅被“商榷”,而且成為決策過程的直接參加者,參加對經濟和社會的管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領導與被領導這種勞動劃分將開始消亡。

  管理不在被“中央壹級”所壟斷,自治也不局限於工廠的範圍,兩者將在中央和分權兩級上被結合在壹起,參與這種過程的千百萬人不會專門從事這些活動,不會把其所有時間花在會議的奔忙中,因為這裏所談的決策將直接影響他們的當前福利和工作條件。可以假定,他們對自己的責任不會采取壹種形式主義和冷漠的態度,而是嚴肅地投身於管理過程之中。計算機使用所帶來的勞動時間的縮短,情報和通訊潛力將會分權制的成功創造壹種物質基礎。但是,當生產和分配單位的貨幣收入超出了其免費的商品與勞務的法定分配時,這種收入又如何計算呢?我們可以用勞動強度系數使它與質量控制及消費者滿足相聯系(煤礦及其它勞動條件較差的生產單位可以獲得較高收入),對中間產品來說,定期交貨將構成質量控制和消費滿足指數的壹部分。這種制度的優點在於,它對有關生產者和分配者資源、潛力的情報的真實公開交流沒有什麽妨礙,因為實施自治的勞動集團沒有必要隱瞞事實。諾夫認為,有充分理由反對那種把真正的情報交流視為理所當然的看法。然而,他卻忽視了蘇聯這樣的社會提供假數據的主要原因——工廠經理的利益是同工廠的實際產量聯系在壹起的。假如妳不隱瞞原因,那麽妳就很難隱瞞結果。當然,伴隨著產品流而自發產生的計算機化情報流,對民主集中制的計劃輸入正確數據很有幫助。

  這樣壹種制度如何在全世界範圍內統壹起來呢?壹開始便應強調,民主自治並不意味著壹切事情由個人決定,如果壹個人這樣假設,那麽結論很明顯,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40億人類無法找到足夠的時間來解決彼此之間哪怕最小的摩擦,然而,這是不必要的,有些決定可以在車間壹級作出,另壹些決定可以在工廠壹級作出,其它依次可以在地方、地區、全國以至全世界範圍作出。尋著諾夫的思路,我們的討論主要集中於國家壹級。但是,什麽樣的決定可以(或者應當)在世界範圍內作出呢?有四種決定應當在世界範圍內作出:為了迅速消除不發達所帶來的社會文化弊病(第三世界饑餓、嬰兒死亡、疾病和文盲),必須對全球人力及資源進行再分配;其次是有關真正稀缺自然資源的優先分配──這些資源可能被完全耗盡,少數人沒權占有它們,只有現在生存在世界上的全體人類才有權決定;再次,壹切可能影響到地球環境和氣候的決定,所有可能汙染、毀壞海洋、南北兩極大氣層,或者象亞馬遜森林這樣世界生態平衡基礎的決策過程;最後,當然還有所有應當在全球範圍內禁止的東西──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以及毒氣的制造。

  我們可以從上述全球角度導出對各大洲、各個國家用於計劃或滿足需求的資源限制,這屬於由各洲或各國決定的範圍,比如說,壹旦美國、歐洲或亞洲所能利用的鋼的總噸位確定以後,該地區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便可以按自己的決定自由分配,如果(盡管存在著環境及其它理由)他們想保持私人汽車的統治地位,繼續汙染城市環境的話,他們有權這樣做。消費者長期形成的傾向之變化壹般是很緩慢的——很少有人會相信,在社會主義革命發生的幾天後美國工人便會放棄對汽車的依戀。強迫人們改變消費習慣比讓洛杉磯再遭受幾十年煙霧的困擾還要糟。工人階級(同所有已被接受的觀點相反,今天第壹次占地球人口的大多數)的解放只能由他們自己來實現,因為他們象我們壹樣有自己的缺點,而不是來自另壹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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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15 08:38:19 |显示全部楼层
向社會主義的發展

  自覺的資源分配,民主集中制計劃和自治的綜合體,要比市場經濟(壟斷資本主義)和指令經濟(官僚集權主義)都更加有效率,因為它具有壹種現存兩種制度都缺乏的內在自我調整機制。我們並不相信“多數人永遠正確”,我們也不相信領袖、教皇和黨永遠正確,每壹個人都有可能犯錯誤,這當然也針對大多數民眾、生產者和消費者。但在這兩者之間有壹種根本區別,在壹個權利不平等——如果經濟不平等,政治壟斷,或兩者兼而有之——的制度下,那些就資源分配作出錯誤決策的人,很少為此付出代價,更不會付出沈重的代價。

  當大壟斷公司的董事長們決定大規模投資,而幾年之內不見收益,他們自己不會受到失業的懲罰,他們的郊外別墅也不會荒棄,但遭他們解雇的工人及其家屬(盡管對最初的決定壹無所知)卻要受到這種命運的懲罰。同樣,當蘇共主席團、部長會議,或是計劃委員會在農業政策方面犯了決策錯誤時,這些高貴機構的成員壹般是絕對不會不吃肉的——但是成百上千萬的人民卻可能在幾年內都享受不到充足的食物,整個地區也會受到汙染和毀滅。相比之下,廣大生產者和消費者通過多數票支持壹種真正的的政治民主,真正的文化選擇和情報交流,我們很難相信大多數人會目睹自己的樹木成批死亡,肉食消費下降,住房減少,醫院編制不全而不去迅速糾正分配上的錯誤。

  我們所描述的這個制度還不是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那種“純粹”社會主義,它仍是社會主義的壹種過渡形式(雖然明顯是向社會主義過渡,而不是向未知和資本主義發展),因為它仍然包含由市場或貨幣支配的部門,在小規模生產中(農業、手工業、服務業),仍存在著私營和合作性質的企業,個體企業並沒有遭到禁止,因為當所有公民都得到了最底限度的消費保障之後,就不存在其它人向這類企業出賣勞動力的強制性經濟因素。他們之間的契約是建立在真正自願基礎上的,當人們得到基本的工具,可以利用閑暇的時間來進行生產以滿足自我需要,家庭需要和朋友鄰裏需要的產品時,家庭式的”自我就業“便會得到普及。千篇壹律的汽車使用城市看上去十分醜陋——假如使用汽車的人變成有創造力的畫匠,在車身上發揮自己的想象力,這種醜陋便會改變,自己動手的自由度將會大大提高。

8.苦難的結合──壹個總評

  阿力克·諾夫提出了壹個包括5個方面的可行的社會主義模式──國家,社會化,合作化,小規模私營和個體企業的綜合。咋看起來,這種制度與我們剛才提到的模式之間的區別並不明顯,然而,盡管有壹些交叉的地方,兩種模式卻在3個基本方面不壹樣。第壹,占主導地位的生產和分配單位的性質。對諾夫來說,個人成本計算意味著這些單位的個人利潤——即相關集團和個人的收入,應當同投入與產出計算的貨幣成本(價值)之間的差別相關。換言之,這些單位都是公司。我們並不同意這些前景,我們認為,將集團和個人收入同”利潤“聯系在壹起,必然強有力地刺激經濟向不合理方面發展,而且由於大量決策的采納都是為了具體和個別的利益,這也會使社會冒著被破壞的危險。出於同樣的原因,我們並不相信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壹致應當建立在貨幣賞罰基礎上。換言之,真正的市場關系——以貨幣體現的商品交換——應當主要限於私營及合作社部門、個人消費者和社會化部門之間的內部關系。結果是在先進工業國家裏,這樣的關系在產出與消費中只起次要的作用,過渡將向著商品生產的逐步消亡,而不是擴張方面發展。

  其次,阿力克·諾夫在”集中化國家部門“和由不太綜合的企業所構成的”社會化“部門之間劃了壹道界限。他認為在前者中,技術規模和復雜性排除了生產者自治;只有在後壹種情況下,自治才會起作用。他似乎也認為,收入差異對兩者來說都是不可克服的。甚至對合作部門也是如此。因此他寫到:”收入差異“(勞動市場的壹種)是勞動方向的唯壹公認選擇,在這裏最關鍵的是要避免思想上的混亂,有些人可能會這樣說,”在壹個公社或是組織良好的猶太式的集體農莊中,在工作上我們可以享有充分平等和自由選擇……但這不能推廣到整個社會。原因在於,這只有在少量的,彼此了解的,並能每天見面的人中才行得通。而且,這種公社所吸引的只是那些喜歡某種生活的人。“這個論點看上去很象壹般常識,但它實際上是建立在壹系列無根無據的信條和偏見基礎上的。唯壹選擇是在專制性”支配勞動力“和勞動力市場化之間作出的。這壹點並不是事實。合作基礎上的分配勞動就是壹種替代選擇。同樣,也不會出現沒有收入差異就不能管理大規模組織的情況,19世紀末,20世紀初那些包括幾萬,甚至幾十萬成員的工會和教會常常是由不享受物質特權的人來管理的。正如阿歷克·諾夫所指出的那樣:龐大的科學組織也是如此管理的,更不要說壹些主要的生產者合作社了。諾夫曾在別處正確指出:很少有教授願意當垃圾工(即使後者的收入更高)。但是,這壹番議論與他在這裏的壹般假設是向背的,他主張:為臟、累、差工作,而不是管理和技術工作支付更高的報酬(假定社會已經為獲取這些技術作出了支付)。

  但是,諾夫論點中最基本的缺陷在其它方面,我們可以在他假設的存在於”少數人“和”龐大組織“之間的對立中找到它們。因為不存在沒有結構的(即分裂的)龐大組織,現代工廠、銀行、醫院和中學肯定不是這種樣子。所有這類機制實際上是構築於客觀社會合作的小單位基礎上的:工作隊、辦公室、部門、階級等等。為什麽不能想象這些小單位自治,選舉代表(包括輪流任職),由代表管理較大單位,再由後者管理全體人呢?從現有非民主機制的基本構成單位的運行方式中,我們可以發現民主自治的先決條件──這種條件存在於彼此相識,每日見面的少數人的工作關系之中。換言之,如果不相互協作,他們就無法工作。因此,同阿歷克·諾夫不壹樣,我們相信,自治的範圍原則上講是無限的,不受部門限制;貨幣報酬和物質特權對管理職責的民主履行不是必須的,但卻是有害的。

  諾夫模式同我們模式之間的第三個基本區別在於:競爭的作用。諾夫清楚地知道,現存資本主義下競爭性追逐所帶來的破壞性後果。但在其社會主義理論中,他又希圖保留貨幣的刺激作用。他因此認為:我們應當區分”良性競爭“與”非良性競爭“兩種不同形式。然而,他用來解釋這種區別的例子實際上卻表明它在經濟意義上的相關性甚微。因為很顯然,為觀看蘇格蘭交響樂團演出座位的競爭,奧林匹克田徑競爭,甚至壹個”社會化的杜邦公司“工人委員會選舉中的競爭與市場上出賣土地、鋼材、重工業設備、飛機和導彈的競爭沒有相關之處。第壹種”競爭“,就我所知,從未造成過數百萬人的苦難(盡管它造成過大量的個人不幸──但是馬克思社會主義從不幻想,他自己的理論可以解決所有這類問題)。相比之下,第二種競爭不但壹再導致大規模的失業和生活水平下降(即使不是窮困的話),而且也引起了成千上萬人死亡的戰爭。

  虛假的困境

  然而,諾夫不得不使用詭辯術,因為他仍然受傳統的市場理論的制約。那麽,在他的思想中,將”社會主義“與”市場“聯系起來便不可避免地導致壹種無法克服的矛盾。諾夫不斷譴責馬克思主義者的社會主義是烏托邦的幻想,然而,他所忽視的是他自己的前提──人們高度自由接受社會主義義務,同時存在物質和金錢追求所造成的社會網絡──本身就是集烏托邦之大成。換另壹種溫和的方式來說,他們使人想起了蘇聯官場上的那種玩世不恭的說法:蘇聯可以在保存收入和權力不平等以及對物質利益的普遍追求的同時向造就”社會主義新人“前進。諾夫陷入了壹種自相矛盾的處境。因為,壹種虛假的困境束縛了他的手腳。從以下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諾夫的邏輯:”假如16家或者更多的公司(社會化或合作性的)從事於壹種商品或服務的生產(假定為棉布、牙膏、軸承、假日旅館或其它物品),它們把自己的生產活動建立在與消費者協商的基礎上,消費者可以從任何壹家獲得他們所需要的商品或者勞務,所有人都能從“他們的、他們所能選擇的供貨商那裏得到生產所必需的投入品。在滿足消費者方面,他們有內在的利益……我們希望競爭動機主要不是金錢上的……但我們不能假定廣大人民僅僅為滿足他人需求而工作,沒有物質刺激或物質阻滯需要的存在。”

  這壹論點的頭壹部分,我們完全贊同。但我們對這壹點將持保留態度;對大多數尖端和龐大的設備來說,不肯能只存在16家供貨商,然而,後壹部分卻根本不是從第壹部分得出的,它被看作是壹種補充或是附加物。但實際上它與其它部既無聯系又無根據,事實上,諾夫認為人們的行為或者與利益根本無關,或者是受金錢的刺激。但這種選擇不是徹底的,為什麽就不能存在非貨幣和非市場性質的刺激及阻滯呢?日常經驗證明,甚至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些因素也是重要的。畢竟,如果99%以上的汽車司機遵守交通指揮車的指揮,主要原因並不是他們想避免違章受罰,而是他們想多活壹段時間。人類自我保護的本能與人類的另壹種推動力不無關系,這種推動力是:最大限度減少枯燥、機械及無創造力勞動(僅僅作為獲取消費品和服務的手段,這等於犧牲生命和時間),總會存在通過更好的組織來減少勞動量的潛在刺激──壹種強有力的刺激。然而除去這些,諾夫似乎忘記了“社會分紅”的可能性,為什麽不能有額外的免費產品或服務,同社會壹年中總的經濟情況聯系在壹起呢?如果實際生產與消費的產品和服務數量的增加,同壹個人休假和旅行期的延長(如果多數人這樣選擇的話)聯系在壹起,這為什麽不能成為刺激生產者和分配者增加產量,改進質量以及使勞動合理化的動力呢?

  但是,壹旦構造了主觀動機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傾向(迫使他傾向於貨幣動機)以後,諾夫便忽視了把龐大的市場經濟與免費產品服務和社會財產結合在壹起所帶來的不合理客觀後果。當然,如果利潤仍是資源分配的基本機制的話,那麽關於資本主義制度下習以為常的消極後果便沒有理由不反復出現。重要的是,當諾夫實際上論及了貨幣刺激的危險性時,他的例子卻是十分勉強的——並非為利潤的生產導致的巨大浪費:生產能力過剩,產品過剩,失業,設備和產品的銷毀,所有這些典型現象對消費者(同樣也是包括生產者)的損害遠遠比所謂“缺乏贏虧法則”造成的成本過高嚴重得多。這種教訓不僅會在資本主義日常生活中碰到,而且也會從後資本主義社會中獲得。實際經驗(首先是南斯拉夫和波蘭,當然也包括其它例子)證明,通過不斷依靠市場機制的方法來糾正官僚集中計劃的畸變和失調,壹開始可能有某些成功,但最終會使官僚主義與市場經濟的弊端越來越糾纏在壹起,彼此促進,而不是相互制約。

  這種模式甚至也適用於中國──對於主張市場社會主義的人來說,這是最有說服力的例子,因為壹個國家越落後,市場機制的存在就越不可避免,特別是在農業中,毫無疑問,消除大躍進(壹種直接引入共產主義的、荒謬和神秘化的概念)的惡果已經引起了中國農村的巨大進步,生產力和產量直線上升,土地產出越來越多的剩余,這正是將中國農民巨大的生產能量釋放出來的結果。中國農民可能是世界上最能幹的,具有西歐所不能比擬的(更不必說東歐了)2000多年精耕細作的傳統。越來越多的糧食剩余導致勞動力的日益過剩。由於越來越少的人可以生產越來越多的食物,那麽,15-20年或者30年之後,那部分剩余人口將怎麽處理呢?如果把過剩人口留給市場解決,結果中國將出現龐大的失業大軍——這個問題在大城市中正在變得越來越嚴酷。只有計劃的工業化才能吸收過剩的農業人口,只有民主的而不是專制的、有計劃的工業化才能做到這壹點,而又不會在農村造成俄國強迫集體化所觸發的騷亂(這本身便是對俄國市場力量增長的壹種倉惶失措的反應)。

  諾夫忽視了市場的消極後果而提出了壹個積極的政治理論根據,即:決策權分散化,因此,可以充當抵制專制的堡壘。這當然是對市場的壹重傳統的、自由這儀的辯護,但它不外乎壹種社會主義偽裝下的誤解。諾夫伴隨著對管理者收入差異的承認,已經使這壹點非常清楚了。因為,如果管理者從其不同的管理職位上應當得到物質利益的話,他們最終將會使這些利益永久化,即:采用壹切必須存在的經濟上不合理,政治上壓迫的行為來占有這些權益。權力會被少數人壟斷,諾夫所主張的分權便不可能實現,除非它的運用與特權相脫離,這不是壹種承諾,而是從人類有史以來的記載中得出的經驗性結論。壹旦權利與特殊權益結合在壹起,必然會偏離民主方向,向著知識情報的壟斷和多數人被少數人控制的方向發展。諾夫想推進民主社會主義,但他贊同對管理活動的貨幣補償,因此,他必然會在最後談到有必要存在壹個強大的中央政權。盡管他刺激地評擊“現行社會主義”,但他由此得出的兩個主張更接近於蘇聯式的官僚體系,而非馬克思社會主義。重要的是諾夫使用了波蘭官方在批評團結工會拒絕接受降低工人生活水準時所使用的相同術語,在這樣做的時候,他完全忘記了經濟混亂的責任並不在於工人的要求和罷工,而在於1980年前後官僚主義的錯誤管理形式。同樣的,他也沒有考慮到南斯拉夫今日的所盛行的工人自治與“市場社會主義”之間無法解決的矛盾。如果生產者背後的“客觀經濟規則”(即實際意義上的價值規律)最終決定產量和就業的話,那麽,工人們無論是在工廠、公社,還是在國家壹級,都不可能破壞它們。難道沒有其它替代選擇嗎?但幸運地確實存在壹種出路──民主集中的自治,聯合起來的生產者有計劃的自治。人民的主權並不建立在社會的普遍利益與特殊利益完全壹致這種假設基礎上;相反,在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利益沖突,這種沖突也存在於技術先進與落後的生產單位之間,社會上活躍與不活躍的人之間,經濟文化發達與不發達的地區之間。民主自治所代表的正是壹種具有內在防護力的體系,它可以阻止這些矛盾觸發新的階級沖突或是相互殘殺的暴力活動,從而破壞合理計劃及社會合作。相比之下,“市場社會主義”既不能克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弊病,也不能解決自由社會主義的弊端問題,他所主張的混合社會主義只能是混合的神話。壹個可行的、理想的社會主義的真正經濟學會超越這兩種替代選擇,與阿歷克·諾夫所聲稱的“中間道路”這壹信念正相反。

  我們辯論的最終點落在了人類歷史的中心問題上。人類在何種條件下才有能力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全人類的自我解放與自覺是否永遠是壹種實現不了的夢想。因此,如果社會科學和社會實踐對社會發展不能達到自然科學目前對自然的控制程度,那麽,甚至自然科學的進步也會在我們面前引起壹場爆炸。在有關理性潛能和命運力量之間的古老爭論(最終是知識與迷信之間的沖突)中,“市場規律”在其“合理”為裝日薄的情況下,僅僅是壹種盲從的力量。難道人類對這些規律本身發展的探索應當禁止嗎?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建國設想

經典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實行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但蘇聯解體之後,越來越多人開始懷疑這壹點。反對計劃經濟的人認為沒有必要把計劃和社會主義綁在壹起了,而堅持計劃經濟的人卻也找不到失敗的原因。“市場社會主義”越來越流行。

“社會主義已經試過了,布爾什維克革命七十年之後,歷史已經給了社會主義失敗的判決。”對於這壹被廣泛持有的觀點,所有那些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仍想稱自己為社會主義者的人,都有義務給予某種回應。本書就是我們的回應。然而,先辨明我們的觀點和西方左派中有的壹些觀點之間的差別,也許會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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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15 08:39:48 |显示全部楼层
或許大多數社會主義想要說的是,他們追求的那種社會主義制度和蘇聯模式是有顯著區別的。但這壹斷言的理由卻可能是各種各樣的。首先,我們要區別社會民主主義者和那些我們稱之為“理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前者可能認為,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敗與斯堪的納維亞模式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未來的關系微乎其微。這也許是事實。在蘇聯社會主義出現危機的時期,碰巧社會民主主義思想遭到猛烈攻擊,在英國和美國尤甚,但並不限於這兩個國家。但是,有人認為,這種聯系就算不是巧合,也至少算不上邏輯上的必然:也就是說,哪怕蘇聯模式已經病入膏肓,也可以料想“政治鐘擺”在西方又擺回向社會民主主義。然而,我們後面將會談到,我們有理由質疑這壹觀點。而理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卻往往宣稱蘇聯集團的失敗不能說就對馬克思主義不利,因為蘇聯體制與其說是對馬克思理想的實現,不如說是背叛。社會民主主義者說蘇聯社會主義不是他們想要的那種社會主義,而這些理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卻說蘇聯(也許是列寧之後的蘇聯)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者可能贊同蘇聯體制確實是馬克思主義的,但他們拒絕馬克思主義;而理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忠於他們的理論,宣稱理論尚未付諸實踐。

我們的觀點與上述二者不同。首先,我們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賣空社會主義的歷史性理想;它是壹種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弊病不夠徹底的解決方案。與社會民主主義者相反,我們相信經典馬克思的徹底的社會改造方案很有價值。另壹方面,我們反對理想主義的觀點。這種觀點企圖以背離史實為代價,來保持社會主義理想的純潔性。我們認為,蘇聯型社會顯然是社會主義的。當然,它並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是列寧的理想的實現,但在歷史上有哪個社會曾是某種理想在世間的化身呢?當我們把“社會主義”這壹術語當做壹個社會科學概念來使用,以其特殊的生產方式來辨別其特殊的社會形態的時候,我們必須認識到,社會主義不是烏托邦。壹些人宣稱蘇聯體制不民主,因此就不是社會主義;或者更壹般地,把任何他們覺得應該有的特征都塞進社會主義的定義中。這種做法是非常不科學的。我們的觀點可以總結如下:

1,蘇聯的確是社會主義的。

2,這壹社會有許多不良和成問題的特征。

3,蘇聯社會的問題部分與布爾什維克開始建設社會主義時的極端困難的歷史環境相關,但這並不是全部原因:蘇聯犯了重大的政策錯誤(這在社會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都壹樣可能發生),此外,蘇聯社會主義的問題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經典馬克思主義自身的嚴重缺陷。

4,因此,蘇聯體制的失敗絕不是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無關。我們必須認真地反思這些教訓,從失敗中汲取教訓。

5,盡管如此,與那些興高采烈地宣布馬克思主義已經全面潰敗了的人不同,我們相信另壹種類型的社會主義——顯然還是馬克思主義的,但是已經極大地被重新修訂了——是可能的。蘇聯是社會主義的,但其他形式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也是可行的。

6,要維持這壹論斷,就當前所說的是不夠的,只有靠在細節上更加詳細地闡明那些社會主義者認為是合理的且可行的各種經濟體制以及政治體制才行。這正是我們試圖在本書中做的。

在導言中,我們會回答以下幾個問題:社會民主主義為什麽不行?蘇聯在何種意義上是社會主義的?造成蘇聯社會弊病的錯誤政策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缺陷是什麽?我們宣稱社會主義復興是可能且有益的,這壹宣稱的理由是什麽?我們不能在這詳細回答這些宏大問題;我們的目的是勾勒答案的梗概,而之後的章節將充實這壹梗概。

1,為什麽社會民主主義是存在缺陷的?

社會民主主義傳統上壹直代表著“混合經濟”,它借助累進稅制和社會福利體制來減輕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它還代表議會民主和公民自由。他們最成功的時候,與資本不受約束的時期相比,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的確成功地被改善了。在英國,國民醫療服務制度仍是這類改良的最持久的紀念碑。盡管如此,仍然存在著非常重大的問題。

首先,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易於產生收入、財富和“生活機會”的嚴重不平等(第壹章有討論),而社會民主主義對這些不平等的影響甚微,而這些不平等在最近十年左右中實際上進壹步惡化了。只有在個人收入的分配方式上的徹底變革——比如在第二章中所提倡的那種——才真的有消除嚴重的不平等的希望。其次,“混合經濟”有兩個嚴重的問題。迄今為止存在過的混合經濟中,社會主義成分壹直是從屬於資本主義成分的。更確切地說,商品和工資形式仍然分別是組織生產和勞動報酬的主要形式。“社會主義”政策必須由從資本主義部門中取得的賦稅收入提供資金支持,這就意味著提高“福利”標準和“免費”分配基本服務的機會依賴於健康的資本主義部門和牢固的稅基。只有當資本主義部門迅猛發展之時,社會民主主義政府才能夠“履行諾言”。這樣,社會民主主義政府重塑社會階級結構的能力是受自身限制的:如果政府嘗試進行徹底的再分配的就會有摧毀資本主義這棵搖錢樹的危險,而這些政府最終是依賴於這棵搖錢樹的。

聯系前面提到的內容,如果混合經濟是資本主義成分和社會主義成分的混合的話,那麽認真對社會主義部門運行原則進行定義嘗試就太少了。這就使得整個混合經濟的思想在計劃經濟解體的世界背景下顯得非常脆弱。事實上,自由市場經濟的倡導者可以這樣批評:“如果計劃經濟正在其中心地帶受到排斥,那我們為啥要在西方忍受它呢?即便是作為體制的從屬性因素……”目前西方社會民主主義者沒有清楚地認識到計劃的、非商品的生產形式到底是什麽樣子。他們也不清楚如何衡量這種生產形式的效率。他們對於自己鐘愛的“混合”的辯護,不是模糊的道德說教,就是蒼白無力的辯解。

從這壹點看,我們嘗試定義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的原則,可以說是為了提供在當代社會民主主義中明顯缺乏的社會主義綱領:甚至那些不同意我們所提倡的全面計劃經濟的人,也能夠在我們的論證中找到壹些價值,用以闡明混合經濟的社會主義的成分。

2,蘇聯在何種意義上是社會主義的?

在這裏,我們從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分析出發。在馬克思看來,不同社會制度的最基本的區別特征是這壹制度從直接生產者手裏“榨取剩余產品”的方式。這裏需要做壹點解釋。在這壹理論中,“必要產品”是維持和再生產勞動力自身所需要的產品。必要產品表現為工人及其家庭所需的消費品和消費性服務,以及維持社會生產資料正常運轉所需的在工廠、設備和其他方面的投資。“剩余產品”則是指社會產出中用於維持非生產性社會成員生活的部分(非生產型社會成員組成復雜,從無所事事的富人,到政治家,武裝部隊,以及退休勞動群眾等),加上為生產資料數量的增長而投資的部分。任何能夠供養非生產性社會成員,或者能制定生產資料增長計劃的社會,都必須有某種機制迫使或者引導直接生產者生產超過維持其自身生存所需的東西。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這壹機制的本質,是理解社會整體————不僅僅是“經濟”,還包括國家和政治的壹般形式——的鑰匙。我們斷言,蘇聯體制實施了壹種非常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剩余產品榨取模式。我們需要陳述壹些歷史背景來讓讀者更好地理解。

先考慮壹下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區別。在封建制度下,剩余產品的榨取是直白明確的。具體的形態多種多樣,但有壹種典型的方法是讓農民每周在自己的地裏工作幾天,而其余時間在地主的地裏勞動。或者,農民必須交出自己地裏的產品的壹部分給地主。如果這樣的社會要再生產自身,直接勞動者必須被束縛在某種形式的主從關系或者奴役之中;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是不可能的。要是有這樣壹種宗教意識形態,它鼓吹世界上的每個人都已被分配了各自的地位,而且鼓吹安分守己便是德,並保證那些認真扮演了神分配給自己的角色的人將得到升入天堂的回報,那麽這樣的宗教意識形態會非常有利用價值。

而在資本主義下,剩余價值的榨取卻以工資合同的形式變得“不可見”了。契約雙方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因為每壹方都帶著自己的財產來到市場,進行自願的交易。工廠裏不會有鈴聲提醒工人相當於工人工資的勞動時間的結束和為雇主生產利潤的勞動時間的開始。雖然如此,工人的工資比他們生產的產品的價值要少得多:這就是馬克思的剝削理論的基礎。剝削率的高低取決於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各種形式的鬥爭:圍繞工資水平的鬥爭,圍繞生產速度和工作日的長度的鬥爭,以及關於決定生產給定量的工資品所需勞動時間的技術變革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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