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资本主义，拒绝一国两制

傑瑞米柯賓

如果整個經濟中流行勞動會計，就可以設想農業生產中的過渡形式，其中集體農場作為壹個整體，為交付的產品中所包含的勞動量得到酬勞。這就讓農場勞動離直接社會勞動還差壹步，但已經與貨幣的消滅相壹致了。

最後的交換系統——消費品市場——是最關鍵的。在這裏，根本性的階級沖突在阻止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計劃的完成。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觀是激進平等主義的。除了勞動之外，沒有別的收入來源，而所有的勞動都得到平等對待。要達到這壹點，就會要求消滅官僚享有的特權和工資級差。馬克思主義計劃與任何精英階層的繼續存在都是不相容的。馬克思為巴黎公社采取的政府官員不能得到超過壹般工人工資的原則歡呼。[7]在最近的幾年裏，毛和中國的左派反對工資級差，指出中國要達到社會主義的分配制度，仍有很長壹段路要走；他們認為，八級工資制仍是社會主義的障礙。

中國是獨特的，因為廢除資產階級勞動級差制度成為了壹個重要問題。它是文化革命中的關鍵問題之壹。隨著那裏的左派被擊敗，以及鄧小平路線獲得主導權，向實現馬克思主義計劃進壹步推進變得不可能的。在大多數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以勞動為基礎的薪酬制度的問題，甚至從未排上過日程。

無論東方還是西方的社會主義政治家們，都很少對“平均化”感興趣。盡管反對極端的財富積累，他們仍然認為應該維持某種程度的差別。如果所有事情都是以貨幣形式完成的，在意識形態上證明差別合理就簡單些。如果會計以勞動時間的形式完成，那麽專業級差工資的騙局就變得有點太明顯了。為什麽壹個秘書每工作壹個小時只能得到30分鐘的報酬，而隔壁專家每投入壹小時就能得到2小時的報酬呢？

秘書和保潔員很快就會說：“等等！這是哪種社會主義，可以讓妳們比我們貴五倍呢？”。那個臭名昭著的無產階級平均化傾向（如此原始如此純樸），就冒出來了：“我們都是約翰·湯姆森的小孩（Jock Tamson’s bairns）”，“無論何時都要保持尊嚴”（A Man’s A Man For A’ That 《無論何時都要保持尊嚴》是著名的蘇格蘭民族詩人羅伯特·彭斯1795年發表的著名詩歌。歌中極力贊美無論貧窮我們都保持做人的尊嚴，不貪錢財，不畏懼權貴，不能丟失洞察真理的睿智，這才是做人值得自豪的品格。——譯者註）。這壹民主感情壹直處於每次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中心。到19世紀晚期，認為壹個人的勞動與另壹個人的勞動壹樣的主張，現在依舊是社會民主運動的指導原則。每當資產階級民主在那宣稱“人民平等”，又用“法律面前”予以限定的時候，社會民主主義就要求現實的經濟平等。平等投票權對資產階級民主意味著什麽，勞動平等對無產階級就意味著什麽。

政治民主的敵人，比如南非的白人，譴責壹人壹票的原則無視人類的天然不平等的態度。文明的白人真的可以跟剛從叢林裏出來的黑鬼相比嗎？經濟民主的敵人則譴責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的態度，因為它錯誤地使人們均質化。就像壹個中國訪問學生對我們其中壹人直言不諱地說道：難道我接受了這麽多年的教育，與壹個無知醉酒的工人相比，不更有價值嗎？

確實，人和人不壹樣。大學教授的工作跟勞工的工作不同。布爾人的文化跟祖魯人不同。男人和女人不同。對那些處於社會高層的人們來說，差異證明了工資級差的合理性。底層的觀點是不同的。

第三章：工作與時間和計算機

壹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壹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亞當·斯密，《國富論》）

我們將在這壹章裏闡述，合理的經濟計算應該以對時間，具體而言是對勞動時間的計算為基礎。這不僅有利於建立公正的社會，而且同樣有利於技術的進步。我們將進壹步說明，壹套按照勞動時間進行產品成本估價的體系不僅僅只是壹個美好的理想，它也可以通過現代計算機技術得以實現。在這個說明的過程中，我們將向讀者介紹壹些關於計算的概念，這些概念與經濟的組成有關。

在上壹章我們說明了人們如果按照勞動時間取得報酬，就是說人們勞動壹小時便得到壹小時勞動貨幣，長此以往，剝削就消滅了。這壹巨大的社會利益自然是采用勞動貨幣的壹個理由。它的確是實行社會主義的經典理由——它廢除了工資上的壓迫並把勞動果實還給勞動者。這樣的正義和公平並非這種經濟計算方法所帶來的唯壹好處，它還能促進技術的進步。

很遺憾，人並不能永生。人們在有限的生命中可以生產的產品總和，即社會的財富，取決於他們為了生產其渴望或者需要的產品而被迫花費的時間。人類文明的進步受制於壹個時代的經濟發展水平。生產其必需品所花費的時間和努力愈大，這個社會就愈貧窮，也就愈加不能維持我們稱作文明的娛樂、藝術、文化。所以，用來節約勞動力與勞動時間設備的飛速更新換代正是最近兩個世紀以來工業化世界的發展欣欣向榮的根本原因。

時間的節約

任何新技術掘起的基本經濟理由是節約勞動力。只有在經濟上不斷應用這樣的發明，人類因此才能被解放從而獲得更多的休閑時光或去嘗試更加新鮮而復雜的事物。壹名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必須壹如既往地尋找節約時間的方法。正如亞當·斯密所說，它是我們的“原幣”，壹旦被浪費，就意味著永遠的失去。只有當社會主義證明自己能更好地節約時間，才能表明其相對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制造商受利益驅使，盡可能地降低成本，其中就包括工人工資。公司經常采用新技術以便削減勞動力和相應開支。盡管新技術的應用經常與工人的直接利益發生沖突，導致他們失業，但整個社會最終會受益。技術變革所帶來利益並沒有被平均分配——雇主比雇員獲益更多——但是最終，其促進了技術的變革，資本主義正是以此為基礎才宣稱自己是進步的制度。工會內部壹般也接受新技術的應用，只不過要在保證全體工人利益的前提下。

社會主義經濟經常批評技術變革，認為其導致失業，而這是壹種很幼稚的想法。在這壹點上，資本主義需要反思的是其勞動節約型設備的更新換代速度太慢了，因為勞動力被人為壓低。

盡管有古希臘的科學和古羅馬的工藝，但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沒能創造出壹個工業社會。歷史學家經過長期爭論認為，其原因在於奴隸制。當所有的工業生產都由奴隸來進行時，對勞動力成本的理性計算就顯得多此壹舉。壹個奴隸並非按小時付給報酬，所以主人就沒有計算勞動時間的動力。而沒有這樣的計算，節約勞動時間概念就更無從談起。所以，比方說，盡管羅馬人知道水車，卻從未進壹步廣泛地應用機械動力。（White, 1962）

資本主義相對於奴隸制是壹個明顯的進步。資本家按小時付給勞動力工錢，因此不願意浪費。他通過對工作時間和強度的研究來檢驗自己花錢是否值得。但是，他仍以低廉的價格購買勞動力，否則他就得不到利潤。這裏有壹個悖論：價格便宜的東西永遠不會真正被珍惜。工資越低，利潤就越高；但是工資低的時候，雇主就浪費得起勞動力。在理性方面，資本家比奴隸主更高級，但僅僅是高級壹點而已。

英國鐵路是個技術奇跡，寬廣筆直的鐵軌穿越大地
隧道穿越高山，路堤高架橋橫跨峽谷
如今鐵路的印記在這片土地上依舊存在
這是創造巨大財富的商業之路
這是日不落帝國的供給之路
這是無處不在的光明之路壹

……毫無疑問，鐵軌將為新千年的到來做準備，像曾經的羅馬帝國的道路和水利工程壹樣。用著過去羅馬奴隸修水利時使用的工具，勞工們和“航海家們”修建了鐵路。鐵路是強健的肌肉用鑿子和鏟子建成的。兩千年裏的壹個偉大的技術進步是由中國人發明的獨輪手推車。工人們使用它，而奴隸們則不使用它。二

鐵路是機器時代的產物。但是沒人超越史蒂芬孫和布魯奈爾的智慧，去設計蒸汽動力的挖掘機械。由於報酬上的奴役（雇傭勞動者）相對更便宜，所以就用不著那麽麻煩了。

在本世紀的英國碼頭（本書作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碼頭工人仍然用著自中世紀就沒有改變過的技術去裝卸貨物。工人們按天雇傭，做著奴隸的工作，卻沒有奴隸制下的安全。要想讓資本家階級意識到在推土機、重型挖掘設備和集裝箱化上的投資是劃算的，就需要有充分就業、強大的工會和更好的工資待遇。

上面的例子都是些體力工人，通常被認為是工人階級受剝削最深的壹群人。類似情況也存在於許多低工資的血汗工作中——服裝制造，玩具制造等等。在這些領域，生產技術停滯，創新的熱情也不高。我們可以得出壹個普遍的規律，工資越低，雇主就越不願與實現現代化。 我們可以用表3.1中的例子說明這個規律。

表3.1 兩種挖溝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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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勞動創造的價值 7.53英鎊每小時

工資率 3英鎊每小時

表中顯示的是用兩種方法在壹條路上挖溝的相對成本分別是多少。用舊方法，承包人雇傭兩個人，每個人在壹周內分別勞動50小時。除此之外，他還需要租壹臺壓縮機和兩個風鉆。它們是用來進行路面破碎，然後讓工人用鏟子掘土。壓縮機和風鉆的損耗加上壓縮機所耗費的燃料，共計達到100小時的勞動。使用現代技術，承包人只需壹臺挖掘機並雇傭壹個人，工作50小時就可完成。這裏，挖掘機和燃料的消耗共計為125小時的勞動時間。現代技術僅僅需要175小時的直接和間接的勞動就可完成這項工作，而舊技術則需要200小時。

假設在1987年的英國，壹個小時的勞動所創造的產品的售價為7.53英鎊，而壹個小時的勞動報酬為3英鎊。如果我們計算壹下兩種技術所耗費的貨幣成本，我們會發現壹個顛倒的結果，舊方法更便宜。因為勞動力更廉價，勞動力密集的技術顯得成本更低，這就導致資本家浪費人類勞動。

計算機工業中也能找到很貼切的例子。20世紀50年代，IBM開發了高度自動化的機器去為他們的計算機構建核心存儲器。隨著需求的增長，他們的工廠變得越來越自動化。到了1965年，他們甚至要為制造電腦的機器開設了壹條全新的生產線。即便如此，計算機的生產仍然跟不上需求。

形勢變得更嚴重了。金士頓（Kingston）新上任的經理曾經在日本待過幾年。他提出，東方國家的工人有足夠靈巧的雙手和耐心，可以找他們手工制作磁芯板。他帶著壹包包磁芯，線圈和砂心框去了日本。十天後，他帶著手工磁芯板從日本回來了，質量和金士頓工廠裏的自動送絲器制造的壹樣好。這個工作又慢又乏味，但是東方工人的工資是如此之低，以致於生產費用實際上低於金士頓的全自動生產。（Pugh et al., 1991, p. 209）

對於蘇聯七八十年代針對價格和工資體制的改革，有壹種批評是：低工資會導致同樣的勞動的浪費。在蘇聯，工資保持低水平，居民收入的壹大部分來自豐厚的住房補貼和公共服務。雇人的企業不給人們支付這些服務的費用。改革派支持價格和工資體制的變革，以提高服務方面的支出，而工資相應增長則可補償這壹部分。他們宣稱，更高的工資會起到創新激勵的作用。

這壹論證是可行的，但還遠遠不夠。因為工資，也就是付給勞動的價格而不是勞動時間本身，被當作了成本，所以問題出現了。這意味著，壹切不同生產技術之間的成本比較，其結果都會受到工資水平的影響。如果我們將工資納入成本進行計算，我們就無法拋開收入分配而對經濟效率進行衡量。為了避免這種情況，我們需要找到壹些客觀的方法衡量產品生產所用的勞動量。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客觀的社會核算

廠商依據市場價格變化確定成本。這為廠商選擇更廉價生產方式提供了某種理性基礎，即使這樣的選擇會更多地偏向浪費勞動的工藝。如果想找到關於成本方面更客觀的信息源的話，我們需要壹個獨立於市場之外的信息收集系統。這時就需要引入計算機技術了。我們需要壹個計算機化的信息系統，它能準確估算不同工藝所耗費的勞動時間並將這壹數據提供給產品工程師。

在資本主義國家，市場價格被看作成本的指示器，但這有壹定的盲目性。壹位藝術家死時分無分文，而幾十年後他的作品幾經轉手卻已價值百萬；股票市場被突如其來的恐慌所襲擊，僅僅幾個小時，股票市值就蒸發了數百億；因為價格過低，農民不得不銷毀自家莊稼。走過英國或美國的貧民區，妳會看到人們憔悴的面龐和發育不良的身軀，因為食品價格對他們來說太貴了。

市場價格是供給和需求兩方的玩物。需求不依賴於人們的實際需要，而依賴於支付的能力和意願。這意味著財富的分配、壹時的心血來潮和時尚潮流都會影響需求。供給受制於更加單調的約束：用於進行生產的資源。

壹幅凡高的新作品需要凡高自己來創作，但凡高又在哪裏呢？所以，凡高原創作品的供給不可能再增加。而這些現存的原創作品由於承載了人們對這位作家的無限遐想，其價格就被那些富人的荒唐和虛榮心而無限推高。

西紅柿的供給依賴於勞動、土地、陽光、水、溫室、油等等。它們的生產成本取決於農業技術和投入的成本。它們的供給受制於客觀的約束，這限制了它們的價格。

我們永遠不能合理估算達芬奇現在壹幅作品的創作成本，但在社會主義經濟下應該可以對不同的產品的客觀費用做出壹些估計。原則上，我們可以對任何廣泛使用的資源的費用做出估計。在工業社會，我們可以根據生產中消耗的產能給商品定價。如果由於環境原因，工業生產面臨著全面的產能限制，那麽也許就該換壹種產品定價方法了。我們支持用勞動時間作為計算的基本單位，因為我們認為社會是人的社會，至少從目前來看，人們怎樣生活至少比任何壹種自然資源都重要。我們會在第五章回過頭來討論基於環境的考量而反對過分依賴基於時間的估算方法。

傑瑞米柯賓

特定勞工短缺

資本主義條件下，除了高教育獲得高工資的壹般趨勢之外，還可能不時出現特定類型的勞動力短缺（未必壹定是受教育水平最高的），造成此類勞工的市場價格暫時上升。所產生的額外費用就好像是稀缺品的“租金”。

我們用“租金”這壹術語，以此類比土地收取的地租。“租金”這壹術語是壹個經濟學上的比喻。它是指稀缺資源所有者收取的壟斷價格。馬克吐溫的忠告道出了租金的本質：“趕緊投資土地,因為上帝已經停止制造”。因為土地的供應是短缺的，而且由於它為私人所有，所有者就可以從需要耕種土地或者以此為生的人那裏獲取報酬。如果某種特殊技能或專長的供給相對需求是短缺的，擁有那種技術的人就有點像土地所有者。沒有他們的技能，經濟就沒法運行，所以他們可以就他們的勞動要求額外報酬。

在某些情況下，這壹高價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供給短缺的特定專業。在其他情況下，這壹高價將會繼續存在。可能存在引入該專業的障礙。美國醫學會在醫學院訓練新醫生，以及控制醫生移民的規則方面有很大的影響力。它就運用這種影響力來控制進入這壹專業的人的數量。這就造成醫生收取更高的費用。

在社會主義經濟中，也同樣很可能出現特定技能的供給相對於社會需求短缺的情況。因此，必須有擴大供給的機制。壹個教育、培訓和勞動力配置已經社會化了的體系將更容易預計和宣傳潛在的短缺。如果他們追求針對性的職業，也更容易用更好的工作機會的希望來吸引新成員進入需要的專業。要是這樣還不能保證足夠數量的人進入這壹行業或專業，那就需要勞動管理或者支付高於正常勞動券的“租金”。

勞動管理聽起來很殘酷，而蘇聯在30和40年代的建築工程中使用的強制勞動也符合這樣的形象（盡管為了勸說人們自願地進入新的工業專業，廣泛使用強制勞動相結合的是，越來越多地使用工資級差和激勵報酬。）。激勵性報酬和勞動管理都來自於快速工業化時期重新配置勞動的需要。都不受歡迎，所以赫魯曉夫政府實質上擯棄了勞動管理，同時大大地減少了工資級差的等級。在勃列日涅夫時期，減少工資級差仍在繼續。（參見Lane, 1985）。

很可能，告訴人們應該做某種工作，或者給他們很大的工資級差，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會壹直受到人們厭惡。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對平等擁有強烈的感情。據說在俄國，新合作社成員賺取更高收入引起了普遍的怨恨，這正好證實了上面的說法。

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管理每天都以更微妙的形式發生。英格蘭北部的工人必須南下到倫敦工作，只能在周末見見家人。失業福利辦公室被告知要取消拒絕工作的人的福利。每當工作短缺壹出現，這壹隱蔽的強制就會發生。失業迫使妳接受提供給妳的工作。以前蘇維埃的特殊獎金報酬和顯式的工人管理的方法是需要的，因為有充分就業。當缺少這些措施時，比如在勃涅日涅夫時期，工人們傾向於頻繁轉變工作，以至於企業很難維持穩定的勞動力。英國的1960年代的時候也存在類似的情況，當時失業率非常低。如果工作崗位比就業工人多，那麽壹些雇主就願意提供激勵，誘使工人離開當前的工作。供給格外短缺的技術會很受青睞。當這壹情況發生在資本主義國家時，某些體力工人開始賺取專業工人的工資，造成短暫的媒體轟動。

應該將社會主義經濟中的經濟計劃設計成完全使用可用的勞動力資源，既沒有過量需求也沒有過量供給。盡管如此，勞動供給和需求的總體平衡，並不能應付特定專業不足的問題。假如存在著電氣技師的短缺。如果這是由於沒有訓練電氣技師的設施造成的，那麽給技師們付更高的工資並不能解決這壹問題。需要的是加強版的培訓計劃。現在假設存在著深海潛水員的短缺。阿伯丁海洋技術學院有空缺，但申請者不足。擁有冒險氣質的人可能天然地對潛水生活感興趣，但其他人，卻害怕危險和艱苦，不願意申請。怎麽辦？

在市場經濟中，答案很簡單。給潛水員支付高於壹般體力工人的工資。然後，妳就會發現人們願意為這壹份額外的收入冒險。這能讓人滿意嗎？另壹種途徑可能是承認並沒有太多的願意冒生命危險下海，因此耽擱了離岸石油開發，直到能夠完成這壹任務的自動機器造出來。

潛水員是這個例子有點極端。壹些工作比另壹些工作更讓人不愉快，這壹事實是仍然存在的。社會主義社會必須決定用何種方式解決這壹問題，通過提高工作條件和質量，還是給願意做這種惡劣工作的人以激勵性報酬。如果整個經濟是基於勞動貨幣，那麽給予激勵報酬就存在風險。危險在於，如果人們每幹壹小時可以得到兩小時的勞動券，那“壹小時”就會貶值了。這些激勵報酬是以其他人遭受收入下降為代價的。為防止通貨膨脹，讓公眾對工資級差能有所控制，這種激勵報酬就必須由總稅收提供資金。

“稀缺租金”這壹概念也許有更廣的應用。社會主義經濟必須保證其對熟練勞動的投資不會被浪費，要麽通過熟練工人移民，要麽就是他們決定把精力用於更高回報的“非正式”活動。先不管道德勸告——雖然這是我們認為理所應當的，但卻並不夠。只有兩種辦法能保證熟練工人持續地按照預期方式工作——監督或者足夠的報酬。收入不平等是不受歡迎的，但全面監督也同樣不可取。計劃體制可能造成某些類型的工人缺失，當政府處於這種危險的情況下，就會出現支持某種程度的“租金”報酬的實用主義論證。

給“個人能力”支付級差報酬



在任何給定的以教育或技術的級別和形式來定義的工人階層中，明顯仍然會存在天賦、精力、合作精神等方面的差別。級差報酬制度應該承認這些差別嗎？

在嘗試回答之前，考慮下問題的含義——我們在這裏觸碰到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提取剩余產品的問題。“剩余產品”這個詞的意思是超過維持工人自身的產品之外的額外產品。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剩余表現為剝削收入的形式：利潤、利息和租金。

剝削範疇在社會主義經濟中不適用，因為剩余產品的配置是民主決定的；盡管如此，仍然需要保證從生產性工人身上“提取”剩余，用於滿足非生產者（士兵、犯人、小孩、病人等等）的消費需要，以及生產工具的積累。正式壹點來說，這壹目標將會在我們提出的制度中，通過對勞動收入征稅和收取地租（例如，這些國家“財政”“收益”轉移給非生產者，社會服務和積累，如第七章中討論的那樣）達成。但這壹正式機制的存在決不能保證能實際生產出充足的剩余；真正要緊的是，工人必須充分的勤勞和高產的（或者他們選擇少生產，那他們的個人消費就相應地受限制）。什麽辦法可以保證這壹點？

作為比較，考慮壹下資本主義經濟中的情況。在這裏，生產剩余產品的要求表現為，壹個公司需要獲得利潤。我們知道加強或提高生產率的機制有利於創造利潤。工人訂立的雇傭合同中，或明或暗地包含了最低可接受表現的概念；然後，這個合同由企業監工（經理，組長）來執行。如果工人不能達到要求的績效標準，或者不夠順從，就通過解雇這壹最終處罰來兌現合同。當然，解雇懲罰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在單個企業控制之外的狀況，主要是全經濟範圍內的失業情況，以及失業工人所能得到的生活補助的水平。除了對勞動力的這種“消極”控制，企業還有壹些積極的提高生產率的辦法：獎金和可變薪水；升職的前景；對取得優秀績效的傑出個人進行宣傳；以及創造壹個工人能夠感覺到他們提出的提高公司生產率的建議能夠被傾聽並得到回報的環境。當然，資本主義企業對後面這種更“開明”策略的偏好程度，是多變的。

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失業處罰被有意地取消了。所有人都有工作的機會，那社會主義的情況與資本主義有哪些方面不同呢？

我們可能希望爭辯說，如果工人們感覺到他們不是為“老板”的利潤，而是為“所有人的利益”而生產，社會主義可以為剩余的生產提供良好的總體社會環境。但如果認為這就能解決所有問題，那就太幼稚了。除了普遍使用“開明”資本主義企業的“開明”策略（公開認可工人的成就，構建民主的工作環境），仍然會有使個人報酬適合生產率的某種需要。如果人們認為投入了比平常更多的努力卻“白費力氣”，或者認為某個同事在偷懶，敷衍了事，把事情推給其他同事，就會產生士氣問題。

要使報酬與貢獻相適應，壹種辦法是全經濟範圍內的勞動分級。比如，有A、B和C三個勞動級別，其中B代表平均的生產率，A高於平均，而C低於平均。新工人可以從“B”級工人開始，然後通過審視他們（自己發起的或者他們工作的項目發起的）工作績效，可能評定為A或者C。註意，這些等級與教育和技能水平無關，而只考慮和所在行業或職業的平均水平相比，工人的生產率怎樣。

出於計劃的目的，這些勞動分級會看作是以不同速率“創造價值”。工資率會與這些級差生產率相對應：“B”級工人每小時能得到1勞動券，“A”級工人得到更多，“C”級工人則得到更少。為了保持發行的勞動券總量與工作總時長相等，工資率必須以這樣的比例固定下來。壹旦知曉每個級別的人的數量，精確的工資率會計算機自動算出來。

做壹個“C”級工人沒有什麽可丟臉的。這樣的工人基本上是選擇以更輕松的節奏工作——從而相應地接受稍微低壹點的消費。並不是每個人都要成為斯達漢諾夫。如果壹個生產率較低的工人沒有怎麽裝模作樣，就不需要怨恨他。這樣，高生產率工人的貢獻得到了承認並被鼓勵，同時計劃人員對社會勞動力的分布有了更精確的了解。



作為“生產出來的投入”的熟練勞動

我們在上面指出，工人可能會被分為個人生產率不同的幾類，並出於計劃的目的，承認這種分類。計劃者知道，比如，某個需要1000工時（人–小時）平均水平的勞動的項目，就需要800工時（人–小時）的A級別勞動。現在的問題是，計劃者是否需要知道技能差異的存在，如果是的話，又應該如何安排？

在中短期，勞動力技能方面的差別是重要且不可簡化的。采礦工程師、外科醫生和計算機程序員的技能不能互換。這樣，在這個時間段內，計劃者就不能簡單地考慮“勞動”的配置，而必須承認提供特殊技能的可能性所加諸的約束。這就暗示了，必須保有每種專業資格的人的詳細記錄。那麽，怎麽處理價值的勞動概念以及勞動—時間作為記賬單位的使用？

從長期看，工人會重新接受培訓，而社會主義“民主”的消費則是，除了某些極端苛刻的任務和某些有缺陷的人，幾乎人人可以做任何事情。在長期性計劃的語境下，當前有那些特殊類型的熟練勞動可用並無所謂，重要的是培養這些技能的成本。而正像機器的價值可以按照生產它們所需的時間來計算壹樣，為了長期經濟計算的目的，也可以這樣來計算人類技能。

我們可以設想建立壹種基線水平的普通教育：接受這種級別教育的工人只會被視為“簡單勞動力”，而接受了額外特殊教育的工人，才會被視為“生產出來的投入”，這很像其他生產工具。這種作為生產出來的投入的熟練勞動的概念，通過如下示例說明。

假設成為壹個合格的工程師，需要在基本水平的教育之外，再學習四年。這四年生產技術工程師的過程涉及到各種勞動投入。首先是學生的工作——聽講座，在圖書館學習，做實驗，等等。像前面已經說過的，這會視為有效的生產勞動，因而得到相應的回報。這些學習工作按照“簡單勞動”投入計算。然後是教學工作，分配到被教的學生身上。這是熟練勞動投入。第三，還有與教育相關的其他“開銷”（圖書館管理員、技術人員、管理人員）的工作。這就可能是技術和簡單勞動的混合了。[4]

這就闡明了壹個籠統的觀點，即熟練勞動的生產通常需要投入簡單和熟練勞動。原則上，測量當前的簡單勞動投入是很簡單的；難的是如何處理熟練勞動投入。如果熟練勞動表現為過去勞動投入，就要按照簡單勞動的倍數來計算，但是如何確定這個乘數呢？

在衡量投入到技術工程師勞動生產中的技術（如教育）勞動時，出現了隨後衡量合格工程師勞動時所遇到的完全相同的問題。在下面的討論和本章附錄中，我們壹並處理這兩個方面，使用壹個簡單化的假定，即所有“技術”勞動的生產都要求相等量的勞動投入。

拿無生命生產工具作個類比。確定從這樣的生產工具“轉移”到產品的標準方法是，把生產工具的勞動內容“分布”在其所處貢獻的產品總額上。比如，如果壹個包含1000小時勞動的機器，在生產壹百萬單位的X產品過程中用完了，那麽，我們就說這個機器轉移了1,000/1,000,000 = 0.001小時的勞動到每單位X產品中。進壹步計算，假設我們的機器以每小時100單位X產品的生產速率運行。這樣，機器每運營壹小時，“傳送”100 × 0.001 = 0.1小時的物化勞動。

現在回到我們的技術工程師，並使用同樣的原則。假定壹旦取得資格，她每年工作45周，每周35小時，也就是，每年1575小時。假設她的工程技能的“折舊時限”為10年。（換句話說，在這個時間結束時，他需要去或者說符合條件，去接受另外壹段時間的全日制教育，以更新她的知識或技能，或者改變專業，只要她願意的話。）在這10年裏，她將工作1575 × 10 小時。為了確定在這段工作時間裏，她的物化勞動的傳遞率，我們將她所受教育的總勞動量除以15,750。

本章附錄說明了用簡單勞動作為記賬單位，計算熟練勞動中物化勞動總量是如何可能的。按照這些計算，“傳遞率”可能大約

10年折舊的情況下為0.50

15年折舊的情況下為0.33

20年折舊的情況下為0.24

例如，0.33這個數字告訴我們，我們的工程師的技能在15年的時間內折舊，每工作壹小時傳遞0.33小時的物化勞動。與機器只傳遞過去的物化勞動不同，我們的工程師每小時也工作了壹個小時。我們的工程師的直接和間接勞動貢獻之和因此是每小時1.33小時，是簡單勞動工時率的倍數。就是說，如果計劃人員在長期計劃的背景下考慮壹百萬小時技術工程師勞動的使用，他們應該認識到，這相當於承諾了133萬小時的簡單勞動。

我們並不是說，就因為壹個熟練工人的社會成本估價比普通技能的工人高出三分之壹，他們就應該多得到三分之壹。這多出的三分之壹代表了社會使用熟練勞動的額外成本。在為工人的教育付錢時，社會已經支付了這個“額外的三分之壹”，所以，沒有正當的理由要求為個人付額外的工資。盡管不會影響到個人收入分配，熟練勞動乘數在計算工程的社會成本時，仍是重要的。對社會來說，需要熟練勞動的任務代價高得多，即便熟練工人得到的工資與非熟練工人壹樣多。

與歷史上存在的社會主義作比較

結束這章時，把馬克思的模型與社會主義國家已經達成的做壹番比較，可能會有幫助。就我們所知，馬克思分配原則得到運用的唯壹實例是在中國1960和70年代的人民公社。在那裏，產品按照工分制度進行分配。成員壹年之中投入的工作小時數會記錄下來，而收獲時他們的份額就基於此。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可能也應用了這種原則，不過我們還不清初。

大體上，社會主義經濟體都保留了貨幣。他們發行進入總體流通的紙幣和硬幣。這些貨幣在五種不同的流通中使用：

（1）社會主義國有企業間的交換。這種交換的基礎是國有企業在運營和管理上的相對自主。

（2）國家和集體農場部門的交換。

（3）集體農場和城市工人在市場上交換農產品。

（4）家庭農場向城市工人的出售其產品，而這壹交易的基礎在於家庭農副產品的繼續生產。

（5）國家零售機構和國有企業職工的交換。

經常有人提出，在第壹種情況下，貨幣已經不是真正地作為貨幣發揮功能了，因為不涉及所有權的轉移。如果企業A向企業B交付貨物，企業B可能會為此付錢，但由於他們是國家所有，所以不存在真正的所有權變化。[5] 這其中有壹定道理，因為大部分交付都是按照計劃來的，但這種合理化只反映了部分真理。如果沒有所有權的轉變，那為什麽還有貨幣名義上的交換呢？

如果生產是直接社會化的，那就沒有理由企業B應該為企業A交付的貨物付錢。而是B單位——比如說壹個醫院——可以被給予X小時勞動的預算。單位裏所有護士、保潔和醫生的工作都從這個預算中扣除。任何藥品、食物和公共所有的藥廠的藥物供應等，都從這個預算中扣除它們的勞動量。但是，醫院不會向他的員工或者供應者付錢。國家或者公社會把工人所做的工作記賬，而藥廠不必要求“付錢”，因為它們會有自己的勞動預算。

我們可以看看國民醫療保健系統中處於萌芽狀態的這種制度。在保守黨進行改革前，企業不用為實驗室的測試和衛生部內生產的X光機付錢。

相比之下，社會主義工業部門保留商品形式的程度，遠超過了社會主義財產關系看起來所必須的程度。斯大林說，商品形式的持續源自其他形式的交換，主要是集體農場和國家之間的交換。[6]壹開始這可能是真的，但在某些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想到了保加利亞——集體農場對國家的的獨立特征，在1960年代末全都消失了。然而，貨幣的使用在所有情況下依然保持不變。

傑瑞米柯賓

總結

在這壹章中，我們讓大家註意到了市場經濟造成的不平等的程度和不平等的壹些根源。我們在對勞動的剝削中考察了不平等的經濟根源。對這種不平等的反對，以及消滅這種不平等的嘗試，處於任何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的道德中心。在隨後的章節中，我們將表明，通過始終如壹地堅持人類勞動是價值獨壹無二的源泉的原則，可以建立起壹個既正義又有效率的經濟制度。

第二章 消除不平等

本書的目標旨在描述壹系列原則和經濟學機制。這些原則和機制能防止前壹章節中論述的各種不平等。除此之外，還有別的好處。我們認為，對雇員的資本主義剝削和失業造成了不平等，這些不平等是可以有效地消除的。我們認為，消除了這些經濟活動人口中的不平等，會創造出這樣的政治條件：有利於結束老壹輩人經歷過的經濟貧苦。我們認為，新的公社家庭形式的逐步發展會大大地有助於消除性別不平等。最後，我們還認為，盡管（新的社會中）還會有與技能和培訓方面的差異相關的經濟不平等的殘余，但是我們能使之減少到當前的很小壹部分。

相關的經濟原則並不新鮮。這些原則可以上溯至十九世紀初，也就是社會主義思潮誕生的早期。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繼續往前追溯到早期資本主義的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這個基本思想是，壹個公正的社會只能建立在勞動者獲得其全部勞動收入的原則上。長久以來，這壹原則是社會主義原則中最特別，也是最流行的。它賦予工人們權利，根據每天投入的時間和精力，等量地拿回換算成工資的勞動所得；由此尋求解決剝削問題的良策。與之相伴的是第二個原則：只有勞動才是收入的合法來源。

這就排除了其他的收入來源，比如地租、分紅和利息等。這些收入的受惠者並不是通過個人努力，而是靠財產所有權才獲得相應的收入。杜絕不勞而獲的收入顯然是第壹原則的必然結果。因為在壹個生產者獲得其全部勞動所得的社會裏，不會有剩余去作為非勞動收入。

這些是相當古老的社會主義原則(有人甚至會說這已經過時了的)。僅僅時間長短並不能證明壹個經濟原則是否站不住腳。沈湎於重新發現亞當斯密十八世紀經濟學的“新”右派指責社會主義原則復蘇是守舊，這完全是用錯了地方，因為這壹原則是作為對斯密的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的反擊（回應），在十九世紀才興起的。



這些原創性的原則的重要價值在於，他們是為壹整個制度(不僅為包括經濟組織，還包括所有新的法律、道德和社會秩序)，提供了連貫壹致的基礎。這意味著貨幣系統不是基於任意的無意義的貨幣單位比如英鎊、美元或歐元，而是基於時間。在每壹個周末，記入人們賬戶的將不再是錢，而是工作的小時數。人們將會以時間為單位支付產品和服務。妳會用妳自己的兩小時來支付壹件需要兩小時來生產的衣服。人類平等的民主設想是內在於基於時間—價格的經濟之中的。[1]

馬克思把我們心中的這壹制度概括如下：

所以，每壹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之後，從社會方面正好領回他所給予社會的壹切。他所給予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例如，社會勞動日是由所有的個人勞動小時構成的；每壹個生產者的個人勞動時間就是社會勞動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會勞動日裏的壹分。他從社會方面領得壹張證書，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扣除他為社會基金而進行的勞動），而他憑這張證書從社會儲存中領得和他所提供的勞動量相當的壹分消費資料。他以壹種形式給予社會的勞動量，又以另壹種形式全部領回來。（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恩選集》第三卷）

註意，這些勞動券起著與貨幣非常不同的作用。只有通過勞動才能得到勞動券，而且只能用來交換消費品。在另壹篇文章裏，馬克思認為羅伯特·歐文的所謂“勞動貨幣”完全就不是貨幣：

在這裏我還想指出壹點，例如歐文的“勞動貨幣”，同戲票壹樣，不是“貨幣”。歐文以直接社會化勞動為前提，就是說，以壹種與商品生產截然相反的生產形式為前提。勞動券只是證明生產者個人參與共同勞動的份額，以及他個人在供消費的那部分共同產品中應得的份額。不過歐文沒有想到以商品生產為前提，也沒有想到要用貨幣把戲來回避商品生產的必要條件。（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第三章《貨幣或商品流通 》）

當馬克思說勞動券同戲票壹樣，不再是貨幣時，我們可以發掘某些隱含意思：

(1) 勞動券不能流通；只能用來直接交換消費品。

(2) 像許多種票壹樣，他們不可轉讓。只有完成了勞動的人才能使用他們。

(3)就像進入劇院的時候就銷毀戲票壹樣，它們在壹次使用後即被註銷。當人們從商店裏拿走貨物時，他們的票券就會被註銷。這家店作為公社的機構，並不需要購買貨物，只是分配貨物，所以它只是為了進行記錄的作用才與勞動券發生關系。

(4) 他們不是充當價值貯藏。他們會有壹個“使用”日期加諸其上。除非人們在年底之前拿回他們在這壹年產出中的份額，否則就會認為他們不想要。如果勞動券沒有花出去，那麽這些包含了勞動的貨物就不會被使用。許多貨物都是容易變質的，它們都必須以某種方式被處理掉。

現在，人們不必按把勞動券想成是已完成勞動的紙質證明。相反，我們可以設想使用某種勞動信用卡，這種信用卡可以記錄妳做了多少工作。當填補過失，或者使用直接借記終端時，就會從妳的社會勞動信用賬戶中扣除。

馬克思向我們展示了壹個社會主義模型——壹個輪廓而不是清晰的模型，這壹社會中沒有商品（例如，專門為了在市場上進行交換而生產的貨物）。人們完成工作後以勞動信用的形式獲得報酬。為了公社的需要，進行壹些扣除。貨物依據其中的勞動量進行分配，並在人們的信用賬戶中做相應的扣除。產品按照直接的社會原則組織起來，而中間產品也絕不會表現為商品形式。

自從按照勞動時間報酬的原則首次提出後，就招致了鄭重的反對。第壹個反對意見是，人類並不平等，所以給他們平等支付報酬既不正義，經濟上也沒效率。我們下面就詳細究這個論點。

有人認為，盡管魯濱遜·克魯索的島上，按照勞動時間計算也許是可以的，但在實際經濟中，由於問題全然的復雜性，這完全不可行。我們認為，跟蹤多少工作被用在生產東西，對現代計算機技術來說，不會有壹點困難。第三章會研究這壹問題。

馬克思在批判蒲魯東時提出了另壹個對使用勞動價格的反對意見。這種意見認為勞動貨幣與市場運行是不相容的。這壹論點宣稱，在面對供需波動時，按照生產產品的勞動成本來固定產品的價格的嘗試都會失敗。我們在第八章研究這壹問題。

不過，我們先研究壹下社會主義的報酬制度實際上有哪些好處。

收入再分配的好處

在社會主義報酬制度下，普通人會富裕多少呢？

壹小時勞動能生產能多少東西？

我們估計, 在1987年的英國，每小時勞動生產價值7.5英鎊的產品。這就意味著以勞動貨幣形式的報酬應該相當於1987年的7.5英鎊的計時工資。這就意味著，我們說的是相當於每周四十小時勞動獲得300英鎊。當然，這是稅前的情況。

表2-1說明了這是怎麽算出來的。數據來自1988年版的《英國國民經濟核算年鑒》。我們從國民生產總值開始。我們從中扣除資本折舊的數值。資本折舊是壹個國家資本存量損耗或破敗的速率;審慎的做法要求留出國民生產總值中相應的壹部分，用於更新損耗的資本存量。近年來，並沒有壹直這樣做下去，而聽任國家基礎設施的組成部分——比如交通系統、下水道和住宅——損壞衰敗。縮減資本更新的政策在短期看是便宜的，但最終會付出極大的代價。必須更加認真地對待未來的需要；所以在我們的計算中，扣除了資本折舊，得到國民生產凈值（NNP）。這就是1987全年可以用來滿足社會需要的產品。

表2.1: 1987年每小時勞動創造的價值

按市場價格計算的英國國民生產總值

4200億英鎊

減去 資本折舊

480億英鎊

等於 國民生產凈值

372億英鎊

雇傭勞動人口

2570萬

所以：凈產品每雇員

14474英鎊

每周工作小時數

40

每年星期數

48

所以：每年工作總小時數

1920

所以：每小時創造的價值數=14,474英鎊/1920=

7.53英鎊

請註意這裏低估了每小時勞動創造的價值量，因為部分勞動力是兼職工作，每周工作時間少於40小時。

我們接著將其除以雇員總數，得到每雇員的國民生產值：大約14500英鎊。這是每個雇員在1987年創造的價值的平均數。[2]如果再將其除以平均每年工作的小時數，就得出結果是每小時勞動創造大約7.5英鎊的價值。

四十小時的工作周可以得到300美元的稅前收入。我們不是說人人每周都可以隨意花費這全部收入。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為了支持教育、醫療服務、公共投資和科學研究等等，個人納稅的水平也許比現在還高些。與之相比，在壹個充分就業的社會主義經濟中，需要較少的稅收來為社會安全提供資金。但是，通過稅收制度分配國民收入根本上不同於剝削，因為稅收制度接受民主控制。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可以影響稅率，所以稅收會代表人民準許分配給公共目的的資源。與之相反，市場經濟造成的收入分配不是，也永遠不可能是，民主決定的結果。

每周300英鎊的平等稅前收入是否顯得有點多或者中等，取決於妳的角度。如果妳認為是中等，那麽妳要麽是被1987年的通脹水平所誤導，要麽是對人們的收入之少毫無概念。

新收入調查（New Earnings Survey）[3]顯示1987年女工周收入中位數是145英鎊。收入中位數是收入分布的中點：壹半女工每周掙的不到145英鎊，壹半比這更多。



圖2.1顯示了更加詳細的收入細分。可以看到，超過75%的女性體力勞動工人每周收入不到145英鎊。甚至在非體力勞動工人中，也只有25%的人每周掙的錢超過213英鎊。把這個圖標和每周300英鎊的平等報酬標準相對照，看起來壹半女性勞動力會發現自己的收入在社會主義模式下會增加壹倍多。接下來的百分之二十五會發現他們的收入增加了50%。即使在最高的四分之壹的女性雇員中，大多數也多半能看到薪酬大量增加。很明顯，女性會從按照勞動時間付酬的社會主義原則中獲益甚多。同樣情況對男人們也成立嗎？

表2.1同樣表明，雖然男人壹般要比女性多得三分之壹，但大多數男人也會從按照勞動時間付酬的社會主義原則中獲益。收入超過300英鎊水平的唯壹壹類人，是男性白領工人中收入最高的四分之壹。這表明雇員中的絕大多數都是被剝削的。也許在平等的薪酬方案中，他們會因為級差工資受損，但如果不再受到剝削，獲得的益處也會多於抵消級差工資帶來的損害。幾乎所有雇員的收入會感受到收入大量增加。這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社會主義薪酬制度中，財產性收入被廢除了。社會主義以犧牲股東和其他財產所有者為代價，讓雇員們成為受益群體。

平等比增長更有效率



這是壹個需要緊緊抓住的重要觀點，因為常常有人宣稱從社會主義收入分配中得不到多少好處。資本主義的支持者主張，讓整個經濟增長以提高低收入者的實際生活水平，是更加妥善的辦法。隨著經濟增長，金字塔底層的人們會從上層“滴漏”下來的財富中獲益。（這就是所謂的捐滴效應）看看數字，就能發現這類說法的虛假了。

英國經濟的長期增長率為每年2.5%。按照這個增長率，壹個中等收入的女性要多少年才能達到每周300英鎊？答案是30年：用妳的計算器核對下吧。社會主義再分配可以直接做到的，在另壹個制度下卻必須要花上壹個人職業生涯的壹大半。有了社會主義，員工就能夠“魚和熊掌兼得”。通過再分配，她壹勞永逸地獲得了收入的增長，但經濟增長並不停止，所以她會繼續享受收入的逐年增長。

資本主義的擁護者反駁道，不平等對於經濟增長是必要的，因為它提供了激勵。他們指出，1980年代中期就是證據。作為計劃用來增加不平等的政策的結果，英國政府聲稱促進了3%的持續經濟增長。這並不是壹個偉大的時期，而只是比英國經濟近年來的增長率高壹些。讓我們姑且認為這額外的每年0.5%的增長率代表不平等（而不是北海石油）的成果。與收入再分配同樣的好處，每年0.5%的增長要多少年才能提供？

答案是要150年。那就是六代人。而且這還是考慮壹個事實，那就是不平等的增長意味著與更高收入者相比，勞動婦女收入增長會更低。中等收入的勞動婦女是否能得到那0.5%的增長是很成問題的。

勞動的不平等

到現在為止，我們壹直都假設勞動本質上都是同等性質的。我們說過，社會主義最初依據的是民主假定。這壹假定認為，人類是平等的，因此也應該同樣地看待他們的勞動。我們暗中假定每壹小時勞動生產等量價值，而所有工人應該由此獲得相同比率的報酬，比方說，每小時壹勞動劵。盡管我們依據哲學上的理由說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卻不能否認人們在工作能力上存在實際差別。讓我們探究壹下這種勞動力不平等的後果。我們想看看對於社會不平等的影響是什麽：技能上或者培訓上的不平等必然導致階級差異嗎？

我們並不這麽認為。工人至少在兩個方面存在差異——壹種與他們受教育或培訓的方式和學位有關，另壹種則是“個人品質”方面的差異，比如努力工作的決心，與其他同事默契合作的能力等等。這兩種區別導致了兩個問題。第壹個問題是，有更好技能或者能力的人是否要比較少技能和能力的人獲得更多的報酬。第二個問題是，盡管秉承人類平等的哲學，但為了計劃（分配）的目的，他們是否也會不得不承認不同類型的勞動。我們將依次討論這些問題。

因為教育/技能的差異化報酬？

我們先考察下技能和教育級別的差異與個人工作報酬的差異。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相對更有技術和接受更多教育的工人壹般說來收入會高些。這樣做的理由是什麽呢？這些理由在何種程度上也適用於社會主義經濟呢？

壹種公認的解釋是，這種薪酬溢價中至少有壹部分起到這樣的作用，它是對教育和培訓費用和此前放棄的收入的補償。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工人對自己的教育和培訓在經濟上負責的程度是變化的，但在所有的情況中，都存在著放棄的收入這壹因素，人們可以掙得更多——如果壹開始在完成基本教育後就直接就業，而不是繼續接受額外的教育。因此，為了形成充足的受教育勞動力的供給，壹旦受更高教育的工人就業，就必須付給他們壹份加價。理由就是這樣。

這又有多實際呢？相比於離開學校到建築工地上班，當學生真的是壹種“犧牲”嗎？與許多工人階級的年輕人相比，學生的日子很好過。這項工作幹幹凈凈的，也不是太苛刻。還有很好的社會設施和豐富的文化生活。這是壹種可以在未來的生活中要求經濟補償的經歷嗎？

即使補償的論據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對經濟現實的壹種精確反應，也不意味著社會主義體制中，專業工人應該獲得同樣的差別工資。那時，教育培訓的費用會完全由政府承擔。不僅教育將完全免費，就像在英國已經實現的情況那樣。而且學生在學習期間還將能獲得壹份正常的工資。學習是壹種正當而且對社會來說必要的工作的形式。學習“產出”掌握技能的勞動者，因此就該相應地獲得回報。所以，學生不需要有任何個人花銷和收入的損失，就不需要補償了。

在當前的社會，階級制度使得人口中的大多數永遠不能充分發揮他們的潛力。在工人階級社區長大的孩子甚至意識不到教育說提供的機會。他們的職業展望在壹開始就被抑制了。許多人囿於現實——向他們開放的都是低級工作，誰又需要為了這些而接受教育呢？

其中壹些正是反映了孩子們所看到向其父母開放的工作。如果沒有社會革命建立起（同工）同酬制度，這些工作自己並不會發生改變。同工同酬並不會在壹夜之間提升人們的教育和文化水平；但其後的民主設想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在這壹方向上產生效果。同工同酬是壹個道德上的表述。它宣稱壹個人和其他任何人具有同樣的價值。他宣稱，“公民們，社會面前人人平等；妳們可能幹著不同的事情，但不再分為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只要殘酷的經濟現實仍提醒著妳：社會將把妳看做是下等人，談論教育機會的平等就是虛偽空洞的。除了所能購之物以外，工資還是社會地位的符號；而工資的拉平就會在自尊心方面引發革命。與工人階級大眾不斷增加的舒適和安全感想伴隨的，是他們對自己和他們的孩子們更高的期望。

如果社會在金錢方面平等地對待人民，這將鼓勵人們爭取教育和文化上的平等。教育是比金錢更充實更豐富的東西，但是“凡有的，還要給他”（出自《聖經》馬可福音 4:25，指窮者越窮，富者越富的現象，即“馬太效應”）。目前，教育機會總是與金錢相關。壹旦工人階級贏得了經濟平等，他們就有信心去為自己和自己孩子追求文化和教育上的平等。巨大的經濟潛力將會在這壹過程中被釋放出來。人類的創造力和智慧是我們最重要的資源——通過教育發展這種資源，經濟進步會隨之而來。

傑瑞米柯賓

更進壹步研究，發現這高估了工人獲得報酬總額。問題是，銀行和金融機構不能像制造和餐飲壹樣被視為財富的生產者。金融部門獲取其收入的來源有二：從當前賬戶的持有者手裏抽取的服務費，以及貸款的利息收入。前者叫做交易收入，後者叫做非交易收入。金融部門提供像兌現支票和銀行賬戶之類的服務。這些服務的價值是通過服務費來測度的。服務費減去相關的工資賬單就顯示為官方統計數據中的交易利潤。這些交易利潤必須和銀行賺取的總利潤區別開來，後者會被利息形式的非交易收入推高。

銀行部門的總交易利潤壹直是負的，這表明銀行的交易收入只是部分支付其運營的成本。也就是說，只有壹部分銀行雇傭的勞動投向了交易服務；剩下的勞動是銀行為管理貸款和收利息而招致的附加成本。

這壹成本需要人口中的財富生產部門通過支付利息的形式來負擔。當我們計算資本主義部門中的全國總工資額時，我們應該只包含這些銀行中提供交易服務的雇員的工資；銀行的其他工資應該被看做是剩余價值。我們在表1.1的下面部分做了這些調整。調整後的結果給出的剝削率估值要高壹些。

我們可以從這壹結果計算出實際上有多少收入回到了生產財富的雇員手裏。這體現在調整後的工資和財產收入數字。使用這些數字，我們發現資本主義部門中的工人僅僅拿回勞動創造出的價值增額的53%。

表1.1 ：計算剝削率，1982
總計121105
（= 57%）88014
（=43%）
產業或部門 工資 利潤和其他財產收入減去股票增值
能源 7241 18796
制造業 44337 14105
建築業 7774 5706
配送&餐飲 21526 8445
交通 7443 2868
通信 4259 2494
銀行等 15205 13853
地租 0 14690
其它服務 11176 3367
農林漁業 2044 3708
原剝削率
（每工作壹小時的分鐘數） 為自己
34.4
（= 57%） 為別人
25.6
（=43%）
銀行和金融服務進壹步細分項目如下：

工資薪水 15205

服務費 10589

交易利潤 -4616

假設按照創造價值的60%付工資給銀行職員，從交易費獲得的收入細分為：

工資薪水 6353.4

剩余價值 4235.6

總計 10589.0

調整後的銀行部門：

對工資薪水貢獻 6353.4

對剩余價值貢獻 22686.6

調整後的總額：

工資薪水 112253.4

財產收入 96865.6

調整後的剝削率 為自己 為他人

（每工作壹小時的分鐘數） 32.2（53%） 27.8（47%）

* 所有的數字以百萬英鎊為單位。來源：國民收入支出，中央統計局，1983年版

實際上，他們每小時中有32分鐘為自己工作，28分鐘用於維持各種剝削和供養社會上的非生產性群體。

對雇員的剝削與收入和財富的嚴重的不平等有關。壹 剝削所得主要用於兩個目的。
它們要麽按照分紅和利息報酬進行分配，要麽被公司用於給資本積累提供資金。任壹情況下，
受益人都是股份、債券和其他金融資產的所有者。如果利潤用於分紅，那他們就直接獲利。如果利潤被用於資本積累，股東通過股票增值間接獲利。

股份在人口中的分配是非常不公平的。1975年，皇家收入和財富分配委員會報告， 80%的底層人口之擁有不到4%股票。甚至到今天，像在英國這樣有著發達的股票市場的國家，工人階級的大多數人卻壹點股票都沒有。而持股的那些工人也常常只有價值幾百磅的股份，以至於他們從股份得來的收入在他們的總收入中是無足輕重的；他們的股份所得總額還不及他們要為個人貸款和抵押貸款（房貸）的利息。除了被他們雇主剝削之外，他們還要遭受金融機構的凈剝削。

收入的不公平分配是自我延續的。在人口中占非常小的比例人擁有大多數股份。皇家委員會報告，大約330,000人占有55%的股份和58%的土地。這部分人能夠以財產收入為生。這樣的人可以選擇工作，獲取額外的董事費收入，等等。在任壹情況下，他們有足夠的收入將其中的壹大部分再投資於新增股份或者其他金融資產。因為比起壹般的職員，他們能夠省出收入的更大壹部分。這壹階級將會持續，壹代又壹代，持有全國金融資本的更大壹部分。二

這壹小眾是對勞動人口系統性的不足額報酬的最終受益者。只要當前的市場體系持續下去，這就註定是經濟不平等的主要來源。

失業

失業是壹個次要但依舊很重要的經濟不平等的來源。有工作的人會很容易忘記，或者沒能意識到，如果壹個人失業以後收入會降到多低。很多被雇傭的人不重視的平常小支出——買杯咖啡，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看電影——都突然顯得不尋常地貴。 那些因長時間失業耗盡了有限的積蓄的人，或者那些從來都沒有獲得有償就業機會的人，依靠很好地計算了的國家福利勉強維持生存。在某些資本主義國家，英國也越來越大的程度上，失業的人甚至連這點福利也得不到。這些群體被迫進入犯罪和賣淫的黑社會，或者依靠慈善過活。

就業的人和失業者的生活條件的差別吸引了許多政治關註。政治家談到長期失業的新下層階級的出現。王子們用委婉的術語擔憂起“市中心貧民區”。盡管如此，失業只是不平等的第二大來源。首先，它只是影響勞動力中的小部分；失業率會波動，但通常都會少於健康成年人口的七分之壹。更重要的是，失業起著維持對就業者的剝削的作用。失業創造了勞動力的買方市場；每份工作都會有許多應聘者。沒有別的選擇的人不會質疑剝削性的工資率。如果工會知道雇主可以穩定地從失業人群中雇傭頂替罷工者工作的人，就會對爭取更高工資的罷工感到猶豫。全部勞動力都可以被解雇，然後以更低的工資率雇傭替代性的勞工。

失業是剝削的穩定器，而政府政策也是這樣來維持它的。帶來充分就業的經濟政策是眾所周知的。這些政策在二戰後采用了大約二十年，使得失業率低到大約勞動力的三十或四十分之壹。現在也可以應用這些政策。創造充分就業的杠桿仍然是壹樣的。不實施這些政策的原因是因為最近二十年發生的事情。

那時，保守黨總理（哈羅德•麥克米蘭）可以誠實地對工人階級說，他們“從未這樣好過”。充分就業意味著全所未有的實際工資持續增加的時期。在半個世紀的蕭條之後，真正的實得工資差不多翻倍了。③ 但是在同壹時期，公司產出中流向利潤的份額減半，從1950年的23.4%,減少到1970年的12.1%（培根和埃利斯，Bacon and Eltis,1978）。換句話說，雇員運用勞動短缺減少了剝削。公司通過增加價格來維持其利潤的嘗試導致了通貨膨脹。

自1970年代中期以來，兩個主要政黨的政客們都承認成分就業是不現實的，如果再回到充分就業，就會再壹次引起通貨膨脹。基於系統性地剝削雇工的經濟需要從勞動力市場創造剩余價值，而這就需要失業。

為什麽失業勢必造成貧窮和匱乏？並沒有什麽邏輯上的原因。如果沒有工作可幹，那麽壹個文明社會可以向這些暫時空閑但卻願意工作的人支付合適的工資。如果某人不是因為自己的過錯而空閑，為什麽他應該遭受收入的下降呢？如果像許多人錯誤地認為的那樣，失業的來源是技術變革，機器人和計算機的進步，那麽采取這種理性和人道的政策就沒有任何障礙。但是失業是因為政策改變。壹旦政府贊同把失業作為控制勞動力市場的永久必要措施，他們就會開始讓失業者狀況惡化。

壹年又壹年，提供給失業者的福利的真實水平在降低，而獲得福利所必須滿足的條件變得越來越嚴格。像青少年這樣的弱勢群體，獲得福利的權利被收回了；貸款代替了服裝和家具的補助；失業者還必須承擔人頭稅（Poll Tax）, 等等。

通過把失業者降低到絕對貧窮的境地，政府壓低了工資水平的下端。當年輕人被迫為被慷慨地稱為培訓計劃的事情工作而每周僅獲得25磅的時候，還用驚詫成年人的工資低至每小時1.7磅嗎？而且，這些工資率是付給每周幹十幾二十小時的兼職工作。失業者的貧困是通向就業者貧困的大門。

年老體弱

壹個人僅僅因為他年老，殘疾或者因為別的原因無法工作,並不必須成為窮人。擁有充足財產的上層階級退休者過著富裕的生活。只有那些缺少財產，以出賣勞動為生的人，才會因為受傷或者年老被扔進苦難之中。因為這是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所以大多數老年人和殘疾人才會相對窘迫，依靠極少的國家養老金生活。

這些養老金的低水平是政治決定的結果。官方的政策是鼓勵人們依賴私人養老金和保險計劃，而如果他們覺得自己可以依賴法定養老金，就會不太願意購買這些私人養老金和保險。這就造成了保持低水平的國家退休金的壓力。做出這些決定的政治家知道，就他們個人而言，在退休之後會有充足的儲備金可以依靠。這壹事實不可能不會影響他們，但他們並不就是出於純粹自身利益行事。當他們鼓勵使用私人養老金時，他們是在遵從資本主義私有財產的邏輯。私人養老金計劃將建立在工作生涯裏的收入差別延長至退休生活；他們就這樣為基本階級結構增添了安全和穩定。除此之外，他們還給了中產階級以儲蓄的激勵。通過儲蓄，他們入股資本主義金融體系，而政治利益由此得以永存。

如果沒有私人養老金，而且國家養老金的水平由那些被認為不依靠這些養老金生活的人自己決定，那就會非常不同。相比於平均收入，期待基本國家養老金比現在更高是合理的。

婦女的經濟從屬地位

西歐國家的社會體制有若幹不同的經濟形式組成。社會主義者傳統上大都知道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部門。當人們談起混合經濟的時候，他們的意識是這兩種組分的混合：私有產業和國有產業的混合。除此之外，而有時也因此困惑的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經濟因素（比如國民醫療服務制度和部分教育制度）與私有和國家資本主義部門的區別。這些被視為混合經濟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這種看待事物的角度所忽略的是在我們的社會制度中，依舊扮演著重要角色的家庭經濟。

我們認為，就像資本主義經濟要為壹組經濟不平等——窮人和富人之間的不平等——負責壹樣，家庭經濟也最終要為另壹組不平等負責——男人和女人之間的不平等。

家庭經濟以家庭中的無償勞動服務為標誌。直接提供這些服務的人大多都是已婚婦女；而從這些勞動服務中受益的非生產者是兒童和丈夫。家庭經濟的另壹特征是，無論工作結果還是工作本身都不是無償的。如果壹個妻子給家人做了壹頓飯，她不會因為花在勞動中的時間而獲得酬勞，這頓飯本身也不會出售。如果家庭成員到飯館吃飯，他們可能會遲到在營養上相同的飯，但其社會特征會完全不同。這頓飯是作為商品買來的，由飯館裏的工薪雇員所生產。

因為家庭經濟基本上是非貨幣性質的，其對國民產品的貢獻就沒有被包括在官方統計數據中。如果我們按照所投入的精力、家庭主婦和其他參與者的數量，以及勞動的市場等來衡量其貢獻，家庭經濟無論怎樣都會成為最大的經濟部門。

在資本主義時代，家庭經濟的重要性經歷了壹個長時期的下降。當古典作家談及經濟或者oikonomia（希臘語的經濟壹詞）時，他們說的就是家政管理，家內生產的組織（參看Tribe, 1978）。如此大的比例的經濟活動發生在家庭中，以至於賺錢被亞裏士多德看作是非自然的活動。當亞當斯密形成資產階級經濟思想的時候，出現了完全的反轉。現在，為市場的生產被看作是經濟活動的獨特形式。這種看待經濟活動的視角根本就是市場導向的，它反映了資本主義體制實際上高於家庭經濟的事實。

在快速發展時期，資本主義經濟的擴張是以家庭部門為代價的。歷史地看，這壹過程的最重要階段是資本主義農業取代家庭食物生產。

在英國，這壹過程在十九世紀早期就完成了，但在歐洲其他地區，這壹進程壹直持續到20時候的下半葉。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社會主義革命主要地發生在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在那裏，家庭經濟在食物生產中仍然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家庭經濟的余地就變得要有限得多。它受限於這幾個領域：（1）食物準備的最後階段；（2）照顧學前嬰兒；（3）壹部分照顧學齡兒童的工作；（3）壹部分清潔和維護家庭房屋的工作；（4）壹部分照顧年老體弱者的工作。

在資本主義發展期間，人們可以發現好幾個生產領域已經幾乎完全從家庭經濟中消失了：（1）栽培農作物；（2）照料家畜；（3）碾磨；（4）屠宰；（5）食品保藏；（6）紡織；（7）修建房屋。這些活動都轉移到資本主義部門了。這壹進程仍在持續。飯館的增加和方便食品和速食食品的出售就是例子。這些東西減少了家庭部門完成的食物生產量。另外，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上層家庭購買住宿學校服務也是壹個例子。

部門間的這些轉換之所以發生，主要是因為市場部門更有效率。在某些情況下，曾經使用強制手段來吞並土地和減少家庭農業（英格蘭的圈地運動，蘇格蘭的高地清洗），這是真的；但甚至在那些沒使用強制手段的國家，家庭農業也衰退了。資本主義在其組織的所有活動中都造成技術進步。生產者之間的競爭促進了最高效技術的采用，而勞動生產率也因此提高。現在花費更少的工作在曾經屬於家庭生產的領域。從中釋放出來的勞動現在可以用來運營全部的新產業和近代發展起來的生產部門。

盡管仍然要消耗許多勞動在家庭生產中，但家庭生產創造出來的實物相對較少。與之相反，市場經濟的物質生產壹直在增長。資本主義部門供應的產品越來越多，而家庭部門的生產率卻壹直相對停滯。並不是完全停滯；家庭生產資料的改進是相當大的。煤氣和電爐取代木頭和幹糞火堆，自來水取代了水井，洗衣機取代了洗衣桶，這意味著完成相同任務需要花費的勞動現在大大減少了。但這些進步是對家庭經濟來說是外部的；他們是引進資本主義技術的結果。如果依靠自己，家庭經濟沒有顯示出多少創新能力。

家庭經濟也讓給了社會主義。在工業化國家，國家向兒童提供免費義務教育是壹種常規。這在兩個方面影響了家庭經濟。在某種程度上，它較少了母親的工作，因為母親不用全天負責孩子們。另壹方面，它從家庭部門中移除了潛在的勞動力，因為在學校上學的兒童，在更早的經濟制度中，已經過了開始進行生產性工作的年紀。在中國，恢復家庭農業的壹個悲劇性結果是，農民家庭傾向於讓他們的孩子退學；因為讓他們幹農活更有用。壹個家內勞動力常常是文盲。

最近以來，國家開始承擔部分照顧老人的任務。不像資本主義部門的入侵是自發出現的，用免費公共服務取代家庭勞動需要直接的政治決策。社會主義者和家庭生產模式之間最近沖突的領域包括餵養兒童（免費校餐），以及照顧嬰兒（托兒所護理）。在食物生產、清潔和育兒等家庭部門，半社會主義部門進壹步擴展的余地還相當大。

就像上面陳述過的，在家庭組織中，已婚婦女壹般都為他們的丈夫和孩子做無償工作。這種特殊形式的剝削被高度神秘化了。隱藏在性愛和母愛的意識形態之下，人們傾向於忽視這種剝削。因為它的非常私人的性質，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階級矛盾常常以個人的對抗的出現。經濟上的階級剝削表現為爭論，道德壓力，毆打妻子，拋家棄子和離婚。

經濟上的階級鬥爭，甚至是雇主和雇員間的階級鬥爭，對參與者來說也基本都表現為私人糾紛。當這些糾紛牽涉到壹類有著相同的特征個人，與另壹類的個人進行鬥爭的時候，這些私人糾紛的集合就成為階級鬥爭。因為丈夫和妻子或者老板和雇員間的鬥爭並不僅僅是出現壹兩次的孤立的情況，而是同時數百萬次地重復出現，所以必須將這些鬥爭視為不同階級間的沖突。

當這些糾紛被政治化的時候，參與者就會清楚這是階級問題。也就是說，這方或者那壹方要求國家采取行動為其洗冤。家庭階級矛盾尤其是如此，因為這是只有在政治舞臺上，大批婦女才能夠相互合作與對她們的剝削作鬥爭。在這種情況下，就跟在其他情況下壹樣，讓矛盾保持私人化和個人化，完全是為了剝削者的利益。

所有的政治階級鬥爭都要求階級意識的領導和可以讓整個階級圍繞其聯合起來的要求的綱領。目前為止，婦女政治鬥爭中最重要的議題也許是關於墮胎權利的鬥爭。只要家庭生產方式繼續存在，掌握生育對希望掌握自己的勞動時間的婦女來說，是必不可少的。

婦女作為壹個階級反對家庭剝削的鬥爭，只有在其鬥爭目標變成用更先進的生產關系取代家庭經濟的時候，才會呈現出革命的特征。除非堅持不懈地宣傳人們生活在壹起，準備食物，照顧小孩和相互提供感情支撐的替代性生活方式，不然就不可能使男人和女人見的矛盾超出個人政治的層次，提高到政治階級鬥爭的水平。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可以將男人和女人間的矛盾看做是英國政治中仍然是被壓抑的和潛在的矛盾。

今天的父權制家庭將會被公社取代。我們認為，向女性鬥爭提供革命內容的最好方式是提出公社生活方式的具體圖景。第十二章會開始這壹任務。

傑瑞米柯賓

蘇聯社會主義，特別是斯大林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期引入第壹個五年計劃之後，推行壹種新的非資本主義的剩余榨取模式。這壹點有些模糊不清，因為工人的工資依然以盧布支取，而計劃性產業中繼續使用貨幣作為賬目單位。然而，這些“貨幣”形式的社會內容已經徹底變了。在蘇維埃計劃之下，社會產品的必要份額和剩余份額的分配是政治決策的結果。中央計劃機構把大部分產品和勞動力直接分配給企業，而中央計劃機構始終會保證企業有足夠的錢來“支付”這些分配給他們的實物產品。如果壹個企業“虧”錢了，就必須給點“補貼”以保持資金平衡，這很容易。另壹方面，擁有貨幣本身並不能保證能夠買到實物產品。與前文相同，進入消費品生產的資源是由中央計劃機構分配的。即使某些工人獲得更高的盧布工資，他僅靠這個也什麽也得不到，因為消費者的消費不會對消費品的生產造成影響。漲工資只能意味著商店裏貨品更高的價格或者貨品短缺。在計劃者分別分配資源到重工業投資和消費品生產的時候，剩余生產的比率就固定下來了。

在計劃經濟中，必要產品和剩余產品的分配是社會有意識地調控的結果，而籠統地說，蘇聯這種向計劃經濟的轉換，也完全符合馬克思的期望。只不過馬克思設想的這壹“社會調控”政策的制定是徹底民主的，所以剩余產品的生產會在本質上成為合理的事。因為如果讓人民做出決定，把這麽多的共同勞動投入到凈投資和贍養非生產者中，那人民就會願意實施他們自己的決定。因為內外部的原因，蘇聯社會在推行計劃經濟的時候是遠遠算不上民主的。那麽，他們又是如何引誘或者強迫工人去實施計劃呢？（這壹計劃雖然應該是為了工人的利益而制定的，但的確不是工人們的決定。）

我們知道，這些計劃總體說來都實施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重工業基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的時期。這壹基礎在成功抵抗納粹侵略的過程中受到了嚴苛的檢驗。我們也清楚斯大林時期的特點，這是壹種奇特的混合：壹方面是恐怖和強制勞動，另壹方面是真摯的向前進的激情。在壹個計劃但不民主的制度中，榨取剩余產品如何實現？從這壹問題出發，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就似乎不僅僅是“畸形”，而是構成體制所必須的特征。斯大林：壹個富有感召力的領袖，雖然缺乏口才卻用決心和毅力彌補了這種不足，他既能激勵人民參加到建設蘇聯這壹前所未有的歷史事業中來，又能對那些沒有參與到這事業中的人（及他周圍的人）進行堅決徹底的冷酷清算。斯大林崇拜，包括它的民粹主義的方面和恐怖的方面，是蘇聯模式榨取剩余產品的核心所在。

3，從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失敗中能學到些什麽？

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危機是由兩個原因造成的。壹方面，存在著對不民主的和極權主義的老式蘇維埃政治實踐的普遍厭惡，另壹方面，人們普遍認為蘇聯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年代以來壹直運行的基本經濟機制已經過時，再繼續保留這些機制會使得（前）蘇聯人民生活水平停滯且長期缺乏消費品的狀況得不到改善。與發達資本主義經濟明顯持續的活力壹相比較，人民就越來越不能忍受這樣的狀況了。

這兩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是有關聯的。隨著蘇聯從斯大林時期進入到勃列日涅夫時期，之前體制的恐怖與強制的缺點得到了改觀。然而，在蘇聯早期建設和抵抗法西斯的過程中廣泛激勵過蘇聯人民的向前進的激情，卻被腐蝕了。換句話說，（在計劃但不民主的制度中）支持蘇聯模式榨取剩余產品的兩個支柱都被侵蝕了。還應註意的是，斯大林並不反對把巨大的工資差別作為刺激人民奮力勞動的手段，而勃列日涅夫邁向了更加平均主義的政策。社會主義者當然可以為平均主義歡呼，但要是利己主義的金錢刺激被削弱了，社會就需要采用其他類型的激勵方式——比如用共同奮鬥的民主參與意識來激勵。而就算不以更高的報酬作為好好工作的回報，那總得以發展和晉升機會作為回報（至少表面上是有回報的）。在勃涅日列夫時期腐敗和憤世嫉俗的政治文化之下，這些激勵方式是完全不可以選擇采用的。因此人民對工作越來越漠不關心。前壹代人還懂得社會主義是壹種高尚的理想——在蘇聯實現得不完美，甚至可能被嚴重地歪曲了，但仍然是值得擁護的——而在勃涅日列夫時期成長起來的壹整代人卻把蘇聯和社會主義簡單地等同起來，就像這壹制度自己宣傳的那樣：如果他們憎恨蘇聯體制，那他們就是憎恨社會主義。
分析到此，似乎導向了有點模棱兩可的結論。我們強調蘇聯的問題在於不民主的計劃體制，似乎在暗示深入的民主改革就足以讓蘇聯社會和經濟起死回生。換句話說，如果用民主的計劃取代不民主的計劃，人民就會熱情地支持的經濟現代化，而這壹現代化仍然是在計劃的非資本主義制度的大框架之內的。當然，這種觀點現在已經被近期俄國歷史的殘酷事實所證偽：蘇聯改革並沒有在達到政策“透明化”以後就停下來了，甚至在經濟改革之後仍未停止，而是繼續往前，顯然無情地走向了舊的計劃經濟體系的完全毀滅，以及向市場經濟的過渡。

對這段歷史的各種解釋都是可能的。有壹種單純反社會主義的觀點，在這種觀點看來，中央計劃經濟和全民所有制天生就不如市場經濟。政治/意識形態高壓壹消失，可以自由選擇的人們會不假思索地選擇市場。民主不可避免地導致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拒絕。本書包含有壹系列專門的論證來證明這種結論是沒有根據的，換言之，壹種高效率的富有創造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從大多數勞動者的利益的立場上來看至少）也是優於資本主義的。但是如果這是事實，那我們如何解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在蘇聯和其他地方被擯棄的現狀呢？有兩點至關重要。首先，正如我們已經特別指出過的，社會主義對於許多人來說，不過就是勃列日涅夫體制而已。這是他們不斷被灌輸的觀念，而他們也沒有什麽理由懷疑這壹點。只有依賴於社會主義創始者們的經典觀點、建議和理想，人們才有可能認為另壹種非常不同的社會主義可能實現且值得實現，而人民卻只能從華而不實的官方禦用文人那裏了解到經典理論，他們當然不可能接納這種觀點。其次，毋庸置疑的是，蘇聯實行舊計劃經濟體制帶來的經濟停滯並不能簡單認為是缺乏民主參與的結果。這壹體制有許多技術/經濟問題；但我們認為，這些問題並不是社會主義計劃本身所固有的。

那麽，我們的觀點是，總體上，徹底的民主化加上計劃經濟的實質性改革可能已經為蘇聯社會主義的復蘇創造了機會。然而不幸的是，在灰暗年代中效率低下且專制蠻橫的行政方式，在意識形態上又為僵化的官方馬克思主義所鞏固，這壹切似乎已經排除了將此（民主化和改革）作為當前實際政治選擇的可能性。某些蘇聯人民可能會覺得這種新思想很吸引人，但太多蘇聯人已經準備要求與共產主義的過去徹底決裂了。

4. 新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是什麽？

後蘇聯社會主義的首要基礎必須是徹底的民主和高效的計劃。現在我們已經清楚了，民主成分既不是奢侈品，也不是某種在形勢特別順利之前可以推遲的東西。就像我們在上面所論證的那樣，沒有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領導者為了保證剩余產品的生產，就被迫推行政治高壓。而如果政治高壓減弱，社會就會趨於停滯。同時，沒有各種意見的公開討論，高效的計劃機制也是不太可能形成的。在近些年來，蘇聯共產主義者未能拿出切實可行的社會主義改革提案，這顯示出體制推崇服從與遵守所產生的惡劣影響。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在政治專制之下實現經濟發展，因為即使在這種專制統治下，私有經濟活動的領域也是相對不受約束的，正常的競爭過程仍然起作用，而對工人階級組織的鎮壓還可以允許高剝削率。社會主義沒有這種鎮壓性國家和“自由”經濟的分離；如果意識形態“正確性”準則支配了經理的晉升，甚至主導了對經濟理論的討論，那長遠看來增長和效率的前景的確是黯淡的。

我們不得不說在蘇聯的例子中所出現的在民主制度和高效的計劃機制的方面出現的問題，反映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某種缺陷。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他們對資本主義批判否定要大於他們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積極理論設想。而關於民主機構，布爾什維克最初抓住工兵代表蘇維埃不放，偏愛這壹形式。雖然在戰術上，這可能很高明，但我們認為蘇維埃有內在的不足而且實際上很危險，所以我們必須在別處尋找社會主義民主憲法的原則。至於計劃機制，馬克思和恩格斯有壹些有意思的建議，但這些建議都是壹些比較模糊的概述。蘇維埃計劃者臨時創制出他們自己的體制，這壹體制服務於它所在時代的壹定的目的，但計劃者對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的理論發展卻受到他們自身理解的限制。為確保馬克思主義教條的正統性，他們排斥、甚至公開批判任何似乎受了“資產階級的”汙染的理論方法，比如邊際分析，因為它看來似乎汙染了“資產階級”內涵。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種傾向是基於壹種對馬克思的誤讀。很有可能是這樣，但事實是馬克思並未試圖盡可能詳細地說明計劃經濟的運作原則，而這就使得對他的誤讀變為可能。除非我們能在細節上合理地闡明這些原則，否則社會主義作為壹種經濟制度就無論如何都不會再有任何可信度了。

5. 本書內容介紹

在導言的最後壹部分，我們概述壹下將要談到的主要論點的內容。這些論點是討論上面已經發現的問題的。第壹章和第二章處理有關平等和公正的問題。第壹章概述資本主義社會不平等的根源——而且就像我們在上面已經提出的那樣，社會民主主義改良無法解決這些根源問題。第二章介紹壹種穩固的社會主義薪酬制度是怎樣大大消除不平等的。第二章將概述這壹制度是依賴於這樣壹種思想的，即每壹產品和服務所包含的的總勞動量都是可以計算的。第三章將證明這壹論斷是合理的，同時發展了以勞動時間對經濟進行計算的理論。我們認為這種計算方式合理且在技術上更具進步性。

高效的計劃經濟體制可以保證經濟發展受人民以民主的方式所控制。第四章到第九章分析了這壹體制的各個方面。第四章確定了壹些基本的概念和首要事項，並區分了計劃的許多不同“層次”，即戰略性計劃、詳細計劃和宏觀計劃。第五、六、七章分別詳細研究這幾種計劃。第八章概述壹種具體機制，這種機制能保證生產方式滿足消費者的喜好，同時又能避免產品的短缺。第九章詳細考察我們設想的這種計劃體制對信息的要求，並將個人受到的的獎懲與信息發布的準確無誤聯系在壹起。在這些章節中，我們把我們提出的這種制度，跟壹般認為已經在蘇聯失敗了的那種制度做了許多對比。

第四到九章處理孤立的單壹經濟體的計劃，而第十章和第十壹章則將延伸討論與其他國家經濟體的貿易問題。在壹個各方越來越相互依存的世界，這是非常實際的考慮。

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將超出經濟領域，進壹步討論社會和政治問題。第十二章將把社會主義目標和女性主義者關註的問題聯系起來。該章研究了用家庭公社取代傳統家庭的可能性，並且指出這樣的公社在計劃經濟的大框架下的運作方式。第十三章考慮政治領域，提出壹種能夠讓普通人真正掌握他們生活的徹底民主的憲法。就像早先提到過的，我們批評蘇維埃民主模式。我們同樣批評議會民主制度。而我們自己的提議則源自在當代語境下對傳統（雅典）民主的再審視。第十四章研究產權關系的問題，詳盡闡述了作為新的經濟和社會形態基礎的特殊的產權形式。
在最後壹章，我們回應了充滿懷疑的社會主義者們近年來提出的壹些反對觀點。在其中，我們對於支持以“市場社會主義”代替我們倡導的計劃經濟的觀點做出了回應。

我們希望，讀者在看過各種各樣的詳細論證之後，會很清楚支撐起全書的總論點是什麽。那就是：我們的最終目的是要讓每個人—-無論是作為個人的人，還是作為社會壹員的人—-都能最大程度地發揮自身的潛在價值。實現這壹目的需要滿足人的尊嚴、保證人的安全、實現真正的平等（當然不是平均主義）以及社會生產率的提升。還要求人類能找到壹種可持續的生活方式，與地球的總體環境保持平衡。我們認為在徹底民主的政治憲法之下，通過合作和計劃的社會經濟形式——壹種後蘇聯社會主義——可以最好地實現這些目標。

第壹章：不平等

社會主義的主要目標之壹是克服與資本主義相關的收入、權利和機會的嚴重不平等。社會主義吸引的主要是那些受資本主義不平等之苦最深的人們。相反，那些從不平等和特權中受益，或者相信自己受益的人，則是社會主義的主要反對者。
富人會輕易地相信他們被誤導了，實現社會平等的嘗試都是徒勞的。但他們貧困的同胞可能需要費壹番口舌才會相信。為此，有人就認為不平等不僅實用，而且不可避免。為了激勵人們努力和高效工作，不平等的收入是必要的；無論他們最初的目的怎樣，甚至社會主義國家也會發現他們為了讓經濟運轉，不得不引入不平等。富人響應的激勵與窮人非常不同。有意思的是社會不平等的倡導者是怎樣看待這壹點的呢？如果勸壹個富人去工作，他們要求的是更大財富的刺激：因此頭等重要的是為高收入者減稅。而論及窮人的時候，恰恰相反，卻認為最好的勞動激勵莫過於愈加貧困的前景：因此頭等重要的是嚴格限制給予他們的補貼。

我們強烈反對這兩個論點。我們想表明，盡管壹點經濟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但相比於當前社會存在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的量是極小的。我們認為，施行壹個高效、人性和基本平等的社會是可能的。在這壹章裏，我們概述壹下能夠產生這樣的社會的可持續經濟機制的第壹個原則。

不平等的來源

在當前的分配下受苦的人們不需要被告之事情有多壞；他們已經了解這壹點了。重要的問題是：造成當前貧富對比的原因是什麽？關於它們，能做些什麽？從邏輯上講，第壹個問題是最重要的。到底是什麽造成了當前社會的不平等呢？最重要的原因是：

(1) 對工作的人的剝削

(2) 少數人對財富的繼承

(3) 失業

(4) 年邁體衰

(5) 女性的經濟從屬地位

(6) 技能的差異

剝削

日常用語中，我們說到強者占弱者便宜的時候，就會使用剝削壹詞。經濟剝削牽涉的是人們沒有為他們工作獲得足夠的報酬。這既可能是壹個妻子被迫無償為她的丈夫當傭人，也可以是員工工作讓雇主致富。在壹個剝削關系中，被剝削的人沒能拿回他或她所投入的東西。這種看法在個人關系中會顯得有點模糊和不準確，但在工人和雇主的現金關系中，它的含義是非常準確的。如果壹個工人得到的報酬不值他勞動的產品，那他/她就被剝削了。

這壹思想是非常簡單的。我們可以通過先想象沒有剝削的情況來說明它。假設壹個工人每周被雇40個小時。如果他沒有被剝削，那他從工作中得到的工資就應該可以讓他買到需要四十個小時的工作來生產的產品和服務。

雖然產品不會像麥片包裝盒上的卡路裏量壹樣，把勞動量標記在上面。但原則上講，計算勞動量是可能的。很清楚，在這種情況下就不會有剝削。作為壹個廚師或者公交車司機工作壹周所換得的，是提供職工們想要的和其他必需品的人的等量的工作：農民、制布工人、銀行家、演員，等等。

但實際上，這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並不會發生。盡管雇主和雇員間的勞動合同形式上是自願協議，但其條款卻是雇主說了算。失業壹段時間或者害怕事業的人，會樂意幹任何工作，而不會太挑剔條件。雇主不會面臨同樣的限制。通常每個工作都會有許多求職人，以至於如果有人試圖溝通工資率，總會有其他人願意降低價格與他競爭。

在勞動力非常缺乏的罕見情況下，工資增加到沒有剝削的水平，那時雇主就會選擇把資本放在銀行裏生利息。他們寧願這樣做，而不是以威脅到他們的利潤率的工資水平來雇傭勞動。最後，他們還可以考慮把生意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那裏的工資水平低得多。

所有這些因素共同導致了雇員被被迫以低工資水平廉價出售自己。看看表1.1的英國國家收入細目，我們就能明白有多低了。對於每個經濟部門，我們研究通過勞動增加的價值是如何在工資和利潤間進行分配的。價值增量指的是壹個公司的總銷售額和生產過程的非勞動投入（燃料、原材料和機器折舊等等）的差額。

這些數字取自1983年國民收入支出藍皮書，由中央統計局發布。兩列顯示各經濟部門的總工資和總利潤。總價值增量是工資和利潤之和。我們可以看到，從壹部門到另壹個部門，用於工資的價值增量的份額差別很大。1982年，能源工業的價值增量中流向工人的份額只有27%。相當於能源工人每工作壹小時，其中的16分鐘是為自己，而44分鐘是為了雇主的利潤。

在其他產業中，剝削率要低壹些。例如在制造業中，大約75%的價值增量用於工資。為了得到整個經濟中對雇員剝削率的估計，我們把各個資本主義經濟部門的工資和利潤加起來。如果我們看壹看工資和財產收入的總額，就會發現只有60%的價值增量流向創造這些價值的工人。

傑瑞米柯賓

或許大多數社會主義想要說的是，他們追求的那種社會主義制度和蘇聯模式是有顯著區別的。但這壹斷言的理由卻可能是各種各樣的。首先，我們要區別社會民主主義者和那些我們稱之為“理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前者可能認為，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敗與斯堪的納維亞模式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未來的關系微乎其微。這也許是事實。在蘇聯社會主義出現危機的時期，碰巧社會民主主義思想遭到猛烈攻擊，在英國和美國尤甚，但並不限於這兩個國家。但是，有人認為，這種聯系就算不是巧合，也至少算不上邏輯上的必然：也就是說，哪怕蘇聯模式已經病入膏肓，也可以料想“政治鐘擺”在西方又擺回向社會民主主義。然而，我們後面將會談到，我們有理由質疑這壹觀點。而理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卻往往宣稱蘇聯集團的失敗不能說就對馬克思主義不利，因為蘇聯體制與其說是對馬克思理想的實現，不如說是背叛。社會民主主義者說蘇聯社會主義不是他們想要的那種社會主義，而這些理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卻說蘇聯（也許是列寧之後的蘇聯）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者可能贊同蘇聯體制確實是馬克思主義的，但他們拒絕馬克思主義；而理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忠於他們的理論，宣稱理論尚未付諸實踐。

我們的觀點與上述二者不同。首先，我們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賣空社會主義的歷史性理想；它是壹種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弊病不夠徹底的解決方案。與社會民主主義者相反，我們相信經典馬克思的徹底的社會改造方案很有價值。另壹方面，我們反對理想主義的觀點。這種觀點企圖以背離史實為代價，來保持社會主義理想的純潔性。我們認為，蘇聯型社會顯然是社會主義的。當然，它並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是列寧的理想的實現，但在歷史上有哪個社會曾是某種理想在世間的化身呢？當我們把“社會主義”這壹術語當做壹個社會科學概念來使用，以其特殊的生產方式來辨別其特殊的社會形態的時候，我們必須認識到，社會主義不是烏托邦。壹些人宣稱蘇聯體制不民主，因此就不是社會主義；或者更壹般地，把任何他們覺得應該有的特征都塞進社會主義的定義中。這種做法是非常不科學的。我們的觀點可以總結如下：

1，蘇聯的確是社會主義的。

2，這壹社會有許多不良和成問題的特征。

3，蘇聯社會的問題部分與布爾什維克開始建設社會主義時的極端困難的歷史環境相關，但這並不是全部原因：蘇聯犯了重大的政策錯誤（這在社會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都壹樣可能發生），此外，蘇聯社會主義的問題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經典馬克思主義自身的嚴重缺陷。

4，因此，蘇聯體制的失敗絕不是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無關。我們必須認真地反思這些教訓，從失敗中汲取教訓。

5，盡管如此，與那些興高采烈地宣布馬克思主義已經全面潰敗了的人不同，我們相信另壹種類型的社會主義——顯然還是馬克思主義的，但是已經極大地被重新修訂了——是可能的。蘇聯是社會主義的，但其他形式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也是可行的。

6，要維持這壹論斷，就當前所說的是不夠的，只有靠在細節上更加詳細地闡明那些社會主義者認為是合理的且可行的各種經濟體制以及政治體制才行。這正是我們試圖在本書中做的。

在導言中，我們會回答以下幾個問題：社會民主主義為什麽不行？蘇聯在何種意義上是社會主義的？造成蘇聯社會弊病的錯誤政策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缺陷是什麽？我們宣稱社會主義復興是可能且有益的，這壹宣稱的理由是什麽？我們不能在這詳細回答這些宏大問題；我們的目的是勾勒答案的梗概，而之後的章節將充實這壹梗概。

1，為什麽社會民主主義是存在缺陷的？

社會民主主義傳統上壹直代表著“混合經濟”，它借助累進稅制和社會福利體制來減輕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它還代表議會民主和公民自由。他們最成功的時候，與資本不受約束的時期相比，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的確成功地被改善了。在英國，國民醫療服務制度仍是這類改良的最持久的紀念碑。盡管如此，仍然存在著非常重大的問題。

首先，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易於產生收入、財富和“生活機會”的嚴重不平等（第壹章有討論），而社會民主主義對這些不平等的影響甚微，而這些不平等在最近十年左右中實際上進壹步惡化了。只有在個人收入的分配方式上的徹底變革——比如在第二章中所提倡的那種——才真的有消除嚴重的不平等的希望。其次，“混合經濟”有兩個嚴重的問題。迄今為止存在過的混合經濟中，社會主義成分壹直是從屬於資本主義成分的。更確切地說，商品和工資形式仍然分別是組織生產和勞動報酬的主要形式。“社會主義”政策必須由從資本主義部門中取得的賦稅收入提供資金支持，這就意味著提高“福利”標準和“免費”分配基本服務的機會依賴於健康的資本主義部門和牢固的稅基。只有當資本主義部門迅猛發展之時，社會民主主義政府才能夠“履行諾言”。這樣，社會民主主義政府重塑社會階級結構的能力是受自身限制的：如果政府嘗試進行徹底的再分配的就會有摧毀資本主義這棵搖錢樹的危險，而這些政府最終是依賴於這棵搖錢樹的。

聯系前面提到的內容，如果混合經濟是資本主義成分和社會主義成分的混合的話，那麽認真對社會主義部門運行原則進行定義嘗試就太少了。這就使得整個混合經濟的思想在計劃經濟解體的世界背景下顯得非常脆弱。事實上，自由市場經濟的倡導者可以這樣批評：“如果計劃經濟正在其中心地帶受到排斥，那我們為啥要在西方忍受它呢？即便是作為體制的從屬性因素……”目前西方社會民主主義者沒有清楚地認識到計劃的、非商品的生產形式到底是什麽樣子。他們也不清楚如何衡量這種生產形式的效率。他們對於自己鐘愛的“混合”的辯護，不是模糊的道德說教，就是蒼白無力的辯解。

從這壹點看，我們嘗試定義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的原則，可以說是為了提供在當代社會民主主義中明顯缺乏的社會主義綱領：甚至那些不同意我們所提倡的全面計劃經濟的人，也能夠在我們的論證中找到壹些價值，用以闡明混合經濟的社會主義的成分。

2，蘇聯在何種意義上是社會主義的？

在這裏，我們從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分析出發。在馬克思看來，不同社會制度的最基本的區別特征是這壹制度從直接生產者手裏“榨取剩余產品”的方式。這裏需要做壹點解釋。在這壹理論中，“必要產品”是維持和再生產勞動力自身所需要的產品。必要產品表現為工人及其家庭所需的消費品和消費性服務，以及維持社會生產資料正常運轉所需的在工廠、設備和其他方面的投資。“剩余產品”則是指社會產出中用於維持非生產性社會成員生活的部分（非生產型社會成員組成復雜，從無所事事的富人，到政治家，武裝部隊，以及退休勞動群眾等），加上為生產資料數量的增長而投資的部分。任何能夠供養非生產性社會成員，或者能制定生產資料增長計劃的社會，都必須有某種機制迫使或者引導直接生產者生產超過維持其自身生存所需的東西。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這壹機制的本質，是理解社會整體————不僅僅是“經濟”，還包括國家和政治的壹般形式——的鑰匙。我們斷言，蘇聯體制實施了壹種非常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剩余產品榨取模式。我們需要陳述壹些歷史背景來讓讀者更好地理解。

先考慮壹下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區別。在封建制度下，剩余產品的榨取是直白明確的。具體的形態多種多樣，但有壹種典型的方法是讓農民每周在自己的地裏工作幾天，而其余時間在地主的地裏勞動。或者，農民必須交出自己地裏的產品的壹部分給地主。如果這樣的社會要再生產自身，直接勞動者必須被束縛在某種形式的主從關系或者奴役之中；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是不可能的。要是有這樣壹種宗教意識形態，它鼓吹世界上的每個人都已被分配了各自的地位，而且鼓吹安分守己便是德，並保證那些認真扮演了神分配給自己的角色的人將得到升入天堂的回報，那麽這樣的宗教意識形態會非常有利用價值。

而在資本主義下，剩余價值的榨取卻以工資合同的形式變得“不可見”了。契約雙方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因為每壹方都帶著自己的財產來到市場，進行自願的交易。工廠裏不會有鈴聲提醒工人相當於工人工資的勞動時間的結束和為雇主生產利潤的勞動時間的開始。雖然如此，工人的工資比他們生產的產品的價值要少得多：這就是馬克思的剝削理論的基礎。剝削率的高低取決於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各種形式的鬥爭：圍繞工資水平的鬥爭，圍繞生產速度和工作日的長度的鬥爭，以及關於決定生產給定量的工資品所需勞動時間的技術變革的鬥爭。

傑瑞米柯賓

向社會主義的發展

　　自覺的資源分配，民主集中制計劃和自治的綜合體，要比市場經濟（壟斷資本主義）和指令經濟（官僚集權主義）都更加有效率，因為它具有壹種現存兩種制度都缺乏的內在自我調整機制。我們並不相信“多數人永遠正確”，我們也不相信領袖、教皇和黨永遠正確，每壹個人都有可能犯錯誤，這當然也針對大多數民眾、生產者和消費者。但在這兩者之間有壹種根本區別，在壹個權利不平等——如果經濟不平等，政治壟斷，或兩者兼而有之——的制度下，那些就資源分配作出錯誤決策的人，很少為此付出代價，更不會付出沈重的代價。

　　當大壟斷公司的董事長們決定大規模投資，而幾年之內不見收益，他們自己不會受到失業的懲罰，他們的郊外別墅也不會荒棄，但遭他們解雇的工人及其家屬（盡管對最初的決定壹無所知）卻要受到這種命運的懲罰。同樣，當蘇共主席團、部長會議，或是計劃委員會在農業政策方面犯了決策錯誤時，這些高貴機構的成員壹般是絕對不會不吃肉的——但是成百上千萬的人民卻可能在幾年內都享受不到充足的食物，整個地區也會受到汙染和毀滅。相比之下，廣大生產者和消費者通過多數票支持壹種真正的的政治民主，真正的文化選擇和情報交流，我們很難相信大多數人會目睹自己的樹木成批死亡，肉食消費下降，住房減少，醫院編制不全而不去迅速糾正分配上的錯誤。

　　我們所描述的這個制度還不是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那種“純粹”社會主義，它仍是社會主義的壹種過渡形式（雖然明顯是向社會主義過渡，而不是向未知和資本主義發展），因為它仍然包含由市場或貨幣支配的部門，在小規模生產中（農業、手工業、服務業），仍存在著私營和合作性質的企業，個體企業並沒有遭到禁止，因為當所有公民都得到了最底限度的消費保障之後，就不存在其它人向這類企業出賣勞動力的強制性經濟因素。他們之間的契約是建立在真正自願基礎上的，當人們得到基本的工具，可以利用閑暇的時間來進行生產以滿足自我需要，家庭需要和朋友鄰裏需要的產品時，家庭式的”自我就業“便會得到普及。千篇壹律的汽車使用城市看上去十分醜陋——假如使用汽車的人變成有創造力的畫匠，在車身上發揮自己的想象力，這種醜陋便會改變，自己動手的自由度將會大大提高。

8.苦難的結合──壹個總評

　　阿力克·諾夫提出了壹個包括5個方面的可行的社會主義模式──國家，社會化，合作化，小規模私營和個體企業的綜合。咋看起來，這種制度與我們剛才提到的模式之間的區別並不明顯，然而，盡管有壹些交叉的地方，兩種模式卻在3個基本方面不壹樣。第壹，占主導地位的生產和分配單位的性質。對諾夫來說，個人成本計算意味著這些單位的個人利潤——即相關集團和個人的收入，應當同投入與產出計算的貨幣成本（價值）之間的差別相關。換言之，這些單位都是公司。我們並不同意這些前景，我們認為，將集團和個人收入同”利潤“聯系在壹起，必然強有力地刺激經濟向不合理方面發展，而且由於大量決策的采納都是為了具體和個別的利益，這也會使社會冒著被破壞的危險。出於同樣的原因，我們並不相信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壹致應當建立在貨幣賞罰基礎上。換言之，真正的市場關系——以貨幣體現的商品交換——應當主要限於私營及合作社部門、個人消費者和社會化部門之間的內部關系。結果是在先進工業國家裏，這樣的關系在產出與消費中只起次要的作用，過渡將向著商品生產的逐步消亡，而不是擴張方面發展。

　　其次，阿力克·諾夫在”集中化國家部門“和由不太綜合的企業所構成的”社會化“部門之間劃了壹道界限。他認為在前者中，技術規模和復雜性排除了生產者自治；只有在後壹種情況下，自治才會起作用。他似乎也認為，收入差異對兩者來說都是不可克服的。甚至對合作部門也是如此。因此他寫到：”收入差異“（勞動市場的壹種）是勞動方向的唯壹公認選擇，在這裏最關鍵的是要避免思想上的混亂，有些人可能會這樣說，”在壹個公社或是組織良好的猶太式的集體農莊中，在工作上我們可以享有充分平等和自由選擇……但這不能推廣到整個社會。原因在於，這只有在少量的，彼此了解的，並能每天見面的人中才行得通。而且，這種公社所吸引的只是那些喜歡某種生活的人。“這個論點看上去很象壹般常識，但它實際上是建立在壹系列無根無據的信條和偏見基礎上的。唯壹選擇是在專制性”支配勞動力“和勞動力市場化之間作出的。這壹點並不是事實。合作基礎上的分配勞動就是壹種替代選擇。同樣，也不會出現沒有收入差異就不能管理大規模組織的情況，19世紀末，20世紀初那些包括幾萬，甚至幾十萬成員的工會和教會常常是由不享受物質特權的人來管理的。正如阿歷克·諾夫所指出的那樣：龐大的科學組織也是如此管理的，更不要說壹些主要的生產者合作社了。諾夫曾在別處正確指出：很少有教授願意當垃圾工（即使後者的收入更高）。但是，這壹番議論與他在這裏的壹般假設是向背的，他主張：為臟、累、差工作，而不是管理和技術工作支付更高的報酬（假定社會已經為獲取這些技術作出了支付）。

　　但是，諾夫論點中最基本的缺陷在其它方面，我們可以在他假設的存在於”少數人“和”龐大組織“之間的對立中找到它們。因為不存在沒有結構的（即分裂的）龐大組織，現代工廠、銀行、醫院和中學肯定不是這種樣子。所有這類機制實際上是構築於客觀社會合作的小單位基礎上的：工作隊、辦公室、部門、階級等等。為什麽不能想象這些小單位自治，選舉代表（包括輪流任職），由代表管理較大單位，再由後者管理全體人呢？從現有非民主機制的基本構成單位的運行方式中，我們可以發現民主自治的先決條件──這種條件存在於彼此相識，每日見面的少數人的工作關系之中。換言之，如果不相互協作，他們就無法工作。因此，同阿歷克·諾夫不壹樣，我們相信，自治的範圍原則上講是無限的，不受部門限制；貨幣報酬和物質特權對管理職責的民主履行不是必須的，但卻是有害的。

　　諾夫模式同我們模式之間的第三個基本區別在於：競爭的作用。諾夫清楚地知道，現存資本主義下競爭性追逐所帶來的破壞性後果。但在其社會主義理論中，他又希圖保留貨幣的刺激作用。他因此認為：我們應當區分”良性競爭“與”非良性競爭“兩種不同形式。然而，他用來解釋這種區別的例子實際上卻表明它在經濟意義上的相關性甚微。因為很顯然，為觀看蘇格蘭交響樂團演出座位的競爭，奧林匹克田徑競爭，甚至壹個”社會化的杜邦公司“工人委員會選舉中的競爭與市場上出賣土地、鋼材、重工業設備、飛機和導彈的競爭沒有相關之處。第壹種”競爭“，就我所知，從未造成過數百萬人的苦難（盡管它造成過大量的個人不幸──但是馬克思社會主義從不幻想，他自己的理論可以解決所有這類問題）。相比之下，第二種競爭不但壹再導致大規模的失業和生活水平下降（即使不是窮困的話），而且也引起了成千上萬人死亡的戰爭。

　　虛假的困境

　　然而，諾夫不得不使用詭辯術，因為他仍然受傳統的市場理論的制約。那麽，在他的思想中，將”社會主義“與”市場“聯系起來便不可避免地導致壹種無法克服的矛盾。諾夫不斷譴責馬克思主義者的社會主義是烏托邦的幻想，然而，他所忽視的是他自己的前提──人們高度自由接受社會主義義務，同時存在物質和金錢追求所造成的社會網絡──本身就是集烏托邦之大成。換另壹種溫和的方式來說，他們使人想起了蘇聯官場上的那種玩世不恭的說法：蘇聯可以在保存收入和權力不平等以及對物質利益的普遍追求的同時向造就”社會主義新人“前進。諾夫陷入了壹種自相矛盾的處境。因為，壹種虛假的困境束縛了他的手腳。從以下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諾夫的邏輯：”假如16家或者更多的公司（社會化或合作性的）從事於壹種商品或服務的生產（假定為棉布、牙膏、軸承、假日旅館或其它物品），它們把自己的生產活動建立在與消費者協商的基礎上，消費者可以從任何壹家獲得他們所需要的商品或者勞務，所有人都能從“他們的、他們所能選擇的供貨商那裏得到生產所必需的投入品。在滿足消費者方面，他們有內在的利益……我們希望競爭動機主要不是金錢上的……但我們不能假定廣大人民僅僅為滿足他人需求而工作，沒有物質刺激或物質阻滯需要的存在。”

　　這壹論點的頭壹部分，我們完全贊同。但我們對這壹點將持保留態度；對大多數尖端和龐大的設備來說，不肯能只存在16家供貨商，然而，後壹部分卻根本不是從第壹部分得出的，它被看作是壹種補充或是附加物。但實際上它與其它部既無聯系又無根據，事實上，諾夫認為人們的行為或者與利益根本無關，或者是受金錢的刺激。但這種選擇不是徹底的，為什麽就不能存在非貨幣和非市場性質的刺激及阻滯呢？日常經驗證明，甚至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些因素也是重要的。畢竟，如果99％以上的汽車司機遵守交通指揮車的指揮，主要原因並不是他們想避免違章受罰，而是他們想多活壹段時間。人類自我保護的本能與人類的另壹種推動力不無關系，這種推動力是：最大限度減少枯燥、機械及無創造力勞動（僅僅作為獲取消費品和服務的手段，這等於犧牲生命和時間），總會存在通過更好的組織來減少勞動量的潛在刺激──壹種強有力的刺激。然而除去這些，諾夫似乎忘記了“社會分紅”的可能性，為什麽不能有額外的免費產品或服務，同社會壹年中總的經濟情況聯系在壹起呢？如果實際生產與消費的產品和服務數量的增加，同壹個人休假和旅行期的延長（如果多數人這樣選擇的話）聯系在壹起，這為什麽不能成為刺激生產者和分配者增加產量，改進質量以及使勞動合理化的動力呢？

　　但是，壹旦構造了主觀動機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傾向（迫使他傾向於貨幣動機）以後，諾夫便忽視了把龐大的市場經濟與免費產品服務和社會財產結合在壹起所帶來的不合理客觀後果。當然，如果利潤仍是資源分配的基本機制的話，那麽關於資本主義制度下習以為常的消極後果便沒有理由不反復出現。重要的是，當諾夫實際上論及了貨幣刺激的危險性時，他的例子卻是十分勉強的——並非為利潤的生產導致的巨大浪費：生產能力過剩，產品過剩，失業，設備和產品的銷毀，所有這些典型現象對消費者（同樣也是包括生產者）的損害遠遠比所謂“缺乏贏虧法則”造成的成本過高嚴重得多。這種教訓不僅會在資本主義日常生活中碰到，而且也會從後資本主義社會中獲得。實際經驗（首先是南斯拉夫和波蘭，當然也包括其它例子）證明，通過不斷依靠市場機制的方法來糾正官僚集中計劃的畸變和失調，壹開始可能有某些成功，但最終會使官僚主義與市場經濟的弊端越來越糾纏在壹起，彼此促進，而不是相互制約。

　　這種模式甚至也適用於中國──對於主張市場社會主義的人來說，這是最有說服力的例子，因為壹個國家越落後，市場機制的存在就越不可避免，特別是在農業中，毫無疑問，消除大躍進（壹種直接引入共產主義的、荒謬和神秘化的概念）的惡果已經引起了中國農村的巨大進步，生產力和產量直線上升，土地產出越來越多的剩余，這正是將中國農民巨大的生產能量釋放出來的結果。中國農民可能是世界上最能幹的，具有西歐所不能比擬的（更不必說東歐了）2000多年精耕細作的傳統。越來越多的糧食剩余導致勞動力的日益過剩。由於越來越少的人可以生產越來越多的食物，那麽，15－20年或者30年之後，那部分剩余人口將怎麽處理呢？如果把過剩人口留給市場解決，結果中國將出現龐大的失業大軍——這個問題在大城市中正在變得越來越嚴酷。只有計劃的工業化才能吸收過剩的農業人口，只有民主的而不是專制的、有計劃的工業化才能做到這壹點，而又不會在農村造成俄國強迫集體化所觸發的騷亂（這本身便是對俄國市場力量增長的壹種倉惶失措的反應）。

　　諾夫忽視了市場的消極後果而提出了壹個積極的政治理論根據，即：決策權分散化，因此，可以充當抵制專制的堡壘。這當然是對市場的壹重傳統的、自由這儀的辯護，但它不外乎壹種社會主義偽裝下的誤解。諾夫伴隨著對管理者收入差異的承認，已經使這壹點非常清楚了。因為，如果管理者從其不同的管理職位上應當得到物質利益的話，他們最終將會使這些利益永久化，即：采用壹切必須存在的經濟上不合理，政治上壓迫的行為來占有這些權益。權力會被少數人壟斷，諾夫所主張的分權便不可能實現，除非它的運用與特權相脫離，這不是壹種承諾，而是從人類有史以來的記載中得出的經驗性結論。壹旦權利與特殊權益結合在壹起，必然會偏離民主方向，向著知識情報的壟斷和多數人被少數人控制的方向發展。諾夫想推進民主社會主義，但他贊同對管理活動的貨幣補償，因此，他必然會在最後談到有必要存在壹個強大的中央政權。盡管他刺激地評擊“現行社會主義”，但他由此得出的兩個主張更接近於蘇聯式的官僚體系，而非馬克思社會主義。重要的是諾夫使用了波蘭官方在批評團結工會拒絕接受降低工人生活水準時所使用的相同術語，在這樣做的時候，他完全忘記了經濟混亂的責任並不在於工人的要求和罷工，而在於1980年前後官僚主義的錯誤管理形式。同樣的，他也沒有考慮到南斯拉夫今日的所盛行的工人自治與“市場社會主義”之間無法解決的矛盾。如果生產者背後的“客觀經濟規則”（即實際意義上的價值規律）最終決定產量和就業的話，那麽，工人們無論是在工廠、公社，還是在國家壹級，都不可能破壞它們。難道沒有其它替代選擇嗎？但幸運地確實存在壹種出路──民主集中的自治，聯合起來的生產者有計劃的自治。人民的主權並不建立在社會的普遍利益與特殊利益完全壹致這種假設基礎上；相反，在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利益沖突，這種沖突也存在於技術先進與落後的生產單位之間，社會上活躍與不活躍的人之間，經濟文化發達與不發達的地區之間。民主自治所代表的正是壹種具有內在防護力的體系，它可以阻止這些矛盾觸發新的階級沖突或是相互殘殺的暴力活動，從而破壞合理計劃及社會合作。相比之下，“市場社會主義”既不能克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弊病，也不能解決自由社會主義的弊端問題，他所主張的混合社會主義只能是混合的神話。壹個可行的、理想的社會主義的真正經濟學會超越這兩種替代選擇，與阿歷克·諾夫所聲稱的“中間道路”這壹信念正相反。

　　我們辯論的最終點落在了人類歷史的中心問題上。人類在何種條件下才有能力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全人類的自我解放與自覺是否永遠是壹種實現不了的夢想。因此，如果社會科學和社會實踐對社會發展不能達到自然科學目前對自然的控制程度，那麽，甚至自然科學的進步也會在我們面前引起壹場爆炸。在有關理性潛能和命運力量之間的古老爭論（最終是知識與迷信之間的沖突）中，“市場規律”在其“合理”為裝日薄的情況下，僅僅是壹種盲從的力量。難道人類對這些規律本身發展的探索應當禁止嗎？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建國設想

經典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實行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但蘇聯解體之後，越來越多人開始懷疑這壹點。反對計劃經濟的人認為沒有必要把計劃和社會主義綁在壹起了，而堅持計劃經濟的人卻也找不到失敗的原因。“市場社會主義”越來越流行。

“社會主義已經試過了，布爾什維克革命七十年之後，歷史已經給了社會主義失敗的判決。”對於這壹被廣泛持有的觀點，所有那些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仍想稱自己為社會主義者的人，都有義務給予某種回應。本書就是我們的回應。然而，先辨明我們的觀點和西方左派中有的壹些觀點之間的差別，也許會是有益的。

傑瑞米柯賓

這類經濟關系不涉及真正的市場經濟，也不涉及官僚控制的中央計劃，它們所代表的乃是壹種初級形式的自發合作，雖然說不可能幾十年不變，但它們在幾年之內通常是相對穩定的。當然，它們也可能被個人、家庭隨意改變，並且經常作為這些變化的結果——然而，沒有任何外部力量支配這些變化，也不存在大的經濟動蕩。這種情況同樣非常適用於公司內部許多交易。為了把原料定價單的價格降低5％，眾多的供貨商之間可能會出現壹種如癡如狂的角逐，不過這種角逐對壹個大公司來說意義不大，因為它有固定的供貨商，這些供貨商會保證產品的發貨期或質量，這是經驗所證明的，而這種經驗會抵消價格稍微的差別。在當代資本主義（以及“社會主義”）國家之中，大多數生意都是這樣進行的，它們是由相互了解以及可預見的結果所產生的習慣、常規及自發合作為基礎的。

　　壹個不足之處

　　然而，上述論點也可能遭到以下的反駁：這種數以百萬計的自發合作行為，即使不受市場信號及官僚指令的支配，也受到強大的經濟集中力的支持，並且在這種支持下才可以實現。這種集中力可能是市場的，也可能是計劃的。因此，這樣的日常活動，只對較小的非集中化的活動而不對大規模的集中化活動作出調整。這種反駁包含著某種合理因素，它初看上去完全不引人註目，然而，其力量卻建立在這種對比之上：壹方面是數百萬計的消費者，他們習慣於去某壹個小商店或是超級市場購買煉乳，他們不大可能註意到價格上的細微變化，不大可能改變其習慣，購買較便宜的煉乳；另壹方面是N和C兩家公司，市場迫使它們緊緊盯住那種牛奶的生產成本和收益以及破產的痛苦，難道“市場”沒使這些巨大的托拉斯溶為壹體嗎？也許不是市場的力量，然而，雀巢公司針對數以千計零售的分配網絡，將被徹底地常規化，其煉乳的產量也將是高度自動調節和常規化的。事實上，“市場”很少以任何壹種經濟方式介入這種循環，因為作為壟斷力量的雀巢公司可以根據生產的平均成本加預先確定的利率差額自己規定銷售價格。人們總會需要牛奶的，而且總是消費事先決定的或多或少的數量，因此，此處經濟上有意義的唯壹事實在於多大的國民收入份額（或者國家開支）被用於牛奶的消費；在現有營養和衛生條件下，哪壹部分生產資源被用來生產和分配牛奶；在現有先進技術的情況下，所有其它的波動都是微不足道的。更明顯的是電力工業，全國電力網（共同體及鄰國的網絡）無須任何形式的市場力量或中央集中化的官僚機制來使之正常運行。通過統計可以相當精確的確定電力的需求彈性，壹年中某壹時間的最大用電量可以事先估計出來，為了防止突然停電或是電力需求的突然增加，可以儲備足夠的電力。結果在數億消費者中，分配電力基本上不需市場力量，也不需要龐大的官僚機構，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計算機根據獲得的數據來處理。的確，對這種商品“定價”顯得日益不合理（至少對私人消費和壹般企業來說是如此，對少數耗電量較多的大企業仍可以收費）。如果廢除了這種制度，那麽電力機構中約90％的現存的官僚機構（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可以完全取消。

　　我們不能將這種情況推廣到所有商品和勞務，或是工業中的每壹個部門及社會中的每壹個部門。有些集中化問題的技術性質使得常規確實無法代替決策機制，經濟資源（在壹國或國際範圍內）在不同經濟部門或不同社會區域的總分配必須由某種精妙的機構來控制。

　　然而，正是這種普通人之間越來越廣泛的、事實上的合作──伴隨著勞動客觀社會化──證明在市場盲目力量與龐大的中央官僚機制之間只有壹條出路：民主集中制（即聯合的、自治的、以合作為基礎的）。

6.創新與動力

　　但是，這種第三種解決辦法不會導致常規和習慣的理想化（即不會導致經濟停滯），這當然不會出現在生產領域中，因為在生產領域中，生產者減少勞動量改變生存條件的利益將會產生壹種內在的、降低成本的動力。它很可能減少人們對新消費品的追逐，改變目前的商品流向本身不會帶來什麽困難（即使是最富有的消費者，沒有過去幾年中流行的電動遊戲機和便攜式電話，他們也壹樣會過的相當快活）。只有對人性采取壹種玩世不恭的態度，才能衡量人民消費中日益增加的新內容所帶來的進步與興旺。社會主義民主將讓步於文明（即產生於人類日益擴大的活動和關系之中：兒童的教養和教育的普及，對傷殘人的照料，創造性的工作，藝術與科學活動，情愛行為，對世界和宇宙的探索），難道壹個高度重視預防癌癥和心臟病，研究兒童性格和智力開發，研究和減少精神病的社會，同我們現在生活的這個充滿活潑氣氛的社會相比較，真的是沈悶和缺乏活力的嗎？難道長壽和健康生活的自由比不上購買兩架電視機的自由嗎？缺乏市場競爭，不壹定意味著缺少產品創新。縱觀歷史，大多數關鍵性的發現和發明均完成於商業關系之外，當人們第壹次保存下來火種時，還不存在利潤；農業和煉鐵業並不是由於市場購買才存在的；而印刷術的發明並不是為了賺錢。醫學上最偉大的進步——從詹納到巴斯德，從科克到弗萊明——並不是在金錢欲望的驅動下完成的；電動機不是誕生在工廠和車間，而是誕生在大學的實驗室；甚至計算機（更不必說宇宙飛船）也是為了公共利益（盡管包含軍事目的）而設計的。它們的存在並不是為了增加私人鼓動的利益，沒有任何理由認為市場關系和報酬的衰亡會導致技術創新的消失。因為它的動力要比惟利是圖的競爭更深壹層（即這種動力來源於普通生產者節約勞力的天然傾向和人類對知識與科學的獵奇心）。同樣，那種認為社會平等妨礙了經濟效率的普遍看法也是缺乏根據的，我們可以從以色列式的集體農莊中輕而易舉地找出壹些相反的證據。在這些農莊中，第三代人正從他們曾經生活的壹種生產領域和消費領域都缺少貨幣關系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當然，這種集體農莊絕對不是社會主義公社，相反，它是壹種軍事化的村落，起著壹種楔入巴勒斯坦的殖民地作用，並帶有這種作用所賦予的壹切特征和腐敗。但是它卻深埋於滋潤著它的資本主義經濟之中，因此也就越來越同外部資本——工資勞動關系互相交織。然而，恰恰由於這些沒有前提的條件，這壹點更加顯而易見：在集體農莊內部，簡單地廢除市場或貨幣關系本來會導致馬克思、恩格斯所預言的多種社會經濟後果。盡管貨幣賞罰制度消失，但集體農莊的人的工作仍正常進行並頗有效率──事實上，它比包圍著它的市場經濟更有效率。這裏並未出現非貨幣式的經濟不平等、特權、剝削和壓榨。暴力和犯罪幾乎消失，沒有監獄和“勞改營”，令人驚異，它的平均衛生、文化和福利水準高於整個以色列的水平。對於政治和文化、自由不加任何限止，這不僅得到了該制度辯護士們的肯定，而且也得到了像精神學家布魯諾·貝特蘭、自由主義者迪特爾·齊默和社會學家梅爾福德·斯皮羅這壹批持批判態度的人的肯定。當然也有大量的沖突存在，首先是不同代人和不同性別人的沖突，集體農莊並非完美無缺的烏托邦。個人主義傾向和行為決不會因為經濟平等而消失，那麽，為什麽這樣呢？無階級社會的標誌並不在於組成該社會的個人的壹致性，而在於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個人之間的差異，社會主義社會的目標是使整個社會個性化，而不是使個性社會化（即最大限度地發展每壹個人的個性）。

7.聯合起來的工人自治

　　動力問題（效率、合作及創新）絕不是社會主義民主所不能解決的問題，更直接的困難在於大眾主權本身的制度化。如何使最大限度地滿足消費者基本需求與生產者勞動量最小化統壹起來？阿力克·諾夫正確的論述了這種任何嚴肅的馬克思主義者都不會否認的矛盾，但要記住，這是壹個真正的矛盾：在人類勞動向每周壹小時，甚至零小時的演變過程中，除非使用“機器人”（這仍然是遙遠未來的事），妳不可能無限地生產商品與勞務，但這並不意味著妳不能極大地滿足全人類的基本需求，同時最大限度地減輕勞動者勞動強度，減少直接生產者同生產過程分離的狀態，壹種聯合自治的制度可以實現上述目標。它的主要機制是這樣運行的：

　　定期的（為了方便起見，我們假設每年壹次）全國代表大會甚至國際性的工人及人民代表會議將根據選民在選舉它時事先討論過的各種替代選擇來決定全國主要產品的分配，選擇（即每種選擇所帶來的可預見的結果）將得到清楚的表達：（1）平均工作量（工作周的長度）；（2）通過有保證的資源的“自由”分配，所有人需要優先滿足的需求；（3）用於“增長”的資源數量（儲備基資＋新增人口的消費＋凈投資作為技術選擇的函數得到了明確的表達）；（4）通過貨幣機制分配的、用於滿足“非基本品”和勞務的剩余資源量；（5）最高和最低貨幣收入；（6）市場商品與勞務的市場價格政策。這樣，在大多數受到影響的人的自願選擇基礎上，就可以建立壹種全球經濟計劃網。

　　以這些選擇為起點，我們就可以起草壹種首尾壹致的總計劃，這裏使用了投入－產出表和物資平衡指數。每壹個具體生產部門（工業、農業、運輸、分配）和社會生活方面（教育、衛生、通信、國防）可利用資源的分配。全國或國際性的代表會議不會超過這些總的指導作用，不會為每壹個部門或生產單位及地區制定具體的規定。自制主體（比如制鞋、食品、電力設備、鋼和能源工業中的工人代表會議）將會在現有生產設備中具體分配總計劃規定的勞動量，如果在現有勞動量條件下實現產量目標所必須的話，他們也可以規劃下壹時期的生產單位，他們將規定平均技術水平（基於現有知識，逐步引入最佳技術水平，即平均勞動生產率，產品的平均“生產成本”）。但只要總產出水平不能滿足總需求，只要生產者的新工作沒有達到他們認為滿意的條件，他們不會限制低生產率單位的生產。

　　在制造設備的生產單位中，先進步驟帶來的技術系數，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產品構成。在制造消費產品的工廠中，產品構成來自工人代表會議和消費者會議的協商，消費者會議也提出產品的各種類型（比如說不同樣式的鞋子），由消費者實驗，評判和代替他們。展示廳和宣傳材料將是這種實驗的主要手段，後者實際上起著壹種“選票”作用。如果壹個消費者，每年有權使用6雙鞋子的話，他邊可以在有100至200種選擇的宣傳材料上挑選出6個樣品，這種選擇結果決定了款式的構成。同時也反映了消費者評判的生產調整機制。與市場機制比較，這壹制度的最大優點在於：消費者對產品構成和防止過度生產有著更大的影響──用額外生產的社會資源儲備來平衡消費者的選擇和實際生產──幾年以後可以達到經驗上（統計上）的最佳化。工廠工人委員會可以自由地把這些生產單位作出的決策轉化為另壹種形式（組織生產和勞動過程）以便盡其所能實現勞動時間的優化。如果他們在把產品送去做質量檢驗後，能以每周工作20小時而不是30小時實現產量目標，他們便可以享受減少勞動量而不減少社會消費的待遇。

　　自治的優越性

　　阿力克·諾夫曾經說過：“在任何壹個社會，壹個民主選舉的議會，都不可能以115票對73票來決定10噸皮革的用途，或者是否再生產100噸硫酸。”在我們這個聯合自治模式中，任何壹個議會也不必同時采取這兩種決策。沒有壹個“中央”議會或計劃機構會接受它們。然而，皮革工業中的工人代表會議為什麽不能夠靠多數票數（更可能是通過討論以後取得的壹致）來決定皮革的分配（至於比較小的數量是否留給工廠會議去分配則是另壹個問題）？壹旦使用皮革的消費目標已經被其它機構決定，它為什麽不能把皮革總產量（比如5萬噸）在幾個工廠（就象今日資本主義皮革康采恩壹樣）中進行分配，然後再將每壹單位分配給“消費者”呢？（即皮革的最終用戶）。這種代表大會代表難道不能比任何技術官僚或計算機更好地處理分析問題嗎？他們更了解自己的工業並能考慮到大量的瑣碎事情，而沒有壹個市場或是中央機構能夠在自己的計劃中想到它們（最多也只是偶然想到而已）。事實上，市場經濟中頻頻出現分配上的“失誤”，而壹個明智的（組織合理的）工人代表會議從來不犯這種錯誤。資本主義計劃者對巴西伊塔普水壩的預算是50億美元，而它今天的成本已經達到了180億美元，這還不是全部數目。在美國農業機械制造托拉斯迪爾公司中，盡管存在著激烈的競爭，但新產品的設計必須不斷改進，因為設計和制造工程在技術和興趣方面存在著特有的差異。在當前的衰退中，巴伐利亞汽車公司，忽然發現它可以把自己的存貨從相當於7天的產品減少到相當於5天的產量——即減少50％以上。這種例子比比皆是。

　　此外，全國性自治機構可以接管公共事物的管理，如住房、教育、電訊、運輸和分配。在這方面同樣也需要有壹些民選的委員會，在決策最終實施以前，它必須同選民協商。地區和地方性機構可以具體調度由此分配的資源，它們擁有最大限度的主動來充分利用這些資源，實現使用者的滿足和生產者勞動量減少這樣的目標。這樣壹種制度將賦予馬克思有關國家逐漸消亡理論壹種具體內容，它會使至少壹半以上部門壹下子被自治機構所取代，它也會大大減少包括計劃部門在內的官員數量，同時它意味著成千上萬的人將不僅僅被“商榷”，而且成為決策過程的直接參加者，參加對經濟和社會的管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領導與被領導這種勞動劃分將開始消亡。

　　管理不在被“中央壹級”所壟斷，自治也不局限於工廠的範圍，兩者將在中央和分權兩級上被結合在壹起，參與這種過程的千百萬人不會專門從事這些活動，不會把其所有時間花在會議的奔忙中，因為這裏所談的決策將直接影響他們的當前福利和工作條件。可以假定，他們對自己的責任不會采取壹種形式主義和冷漠的態度，而是嚴肅地投身於管理過程之中。計算機使用所帶來的勞動時間的縮短，情報和通訊潛力將會分權制的成功創造壹種物質基礎。但是，當生產和分配單位的貨幣收入超出了其免費的商品與勞務的法定分配時，這種收入又如何計算呢？我們可以用勞動強度系數使它與質量控制及消費者滿足相聯系（煤礦及其它勞動條件較差的生產單位可以獲得較高收入），對中間產品來說，定期交貨將構成質量控制和消費滿足指數的壹部分。這種制度的優點在於，它對有關生產者和分配者資源、潛力的情報的真實公開交流沒有什麽妨礙，因為實施自治的勞動集團沒有必要隱瞞事實。諾夫認為，有充分理由反對那種把真正的情報交流視為理所當然的看法。然而，他卻忽視了蘇聯這樣的社會提供假數據的主要原因——工廠經理的利益是同工廠的實際產量聯系在壹起的。假如妳不隱瞞原因，那麽妳就很難隱瞞結果。當然，伴隨著產品流而自發產生的計算機化情報流，對民主集中制的計劃輸入正確數據很有幫助。

　　這樣壹種制度如何在全世界範圍內統壹起來呢？壹開始便應強調，民主自治並不意味著壹切事情由個人決定，如果壹個人這樣假設，那麽結論很明顯，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40億人類無法找到足夠的時間來解決彼此之間哪怕最小的摩擦，然而，這是不必要的，有些決定可以在車間壹級作出，另壹些決定可以在工廠壹級作出，其它依次可以在地方、地區、全國以至全世界範圍作出。尋著諾夫的思路，我們的討論主要集中於國家壹級。但是，什麽樣的決定可以（或者應當）在世界範圍內作出呢？有四種決定應當在世界範圍內作出：為了迅速消除不發達所帶來的社會文化弊病（第三世界饑餓、嬰兒死亡、疾病和文盲），必須對全球人力及資源進行再分配；其次是有關真正稀缺自然資源的優先分配──這些資源可能被完全耗盡，少數人沒權占有它們，只有現在生存在世界上的全體人類才有權決定；再次，壹切可能影響到地球環境和氣候的決定，所有可能汙染、毀壞海洋、南北兩極大氣層，或者象亞馬遜森林這樣世界生態平衡基礎的決策過程；最後，當然還有所有應當在全球範圍內禁止的東西──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以及毒氣的制造。

　　我們可以從上述全球角度導出對各大洲、各個國家用於計劃或滿足需求的資源限制，這屬於由各洲或各國決定的範圍，比如說，壹旦美國、歐洲或亞洲所能利用的鋼的總噸位確定以後，該地區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便可以按自己的決定自由分配，如果（盡管存在著環境及其它理由）他們想保持私人汽車的統治地位，繼續汙染城市環境的話，他們有權這樣做。消費者長期形成的傾向之變化壹般是很緩慢的——很少有人會相信，在社會主義革命發生的幾天後美國工人便會放棄對汽車的依戀。強迫人們改變消費習慣比讓洛杉磯再遭受幾十年煙霧的困擾還要糟。工人階級（同所有已被接受的觀點相反，今天第壹次占地球人口的大多數）的解放只能由他們自己來實現，因為他們象我們壹樣有自己的缺點，而不是來自另壹個世界。

傑瑞米柯賓

消費模式

　　上述事實完全駁倒了資產階級和史大林分子關於普通人民的需要會無限增長的信條，沒有什麽能比這種由消費者實際行為所表明的事實更明顯的了。需求的停滯在西方是壹種可以證明的趨勢，這不僅僅因為壹旦超越某壹界限，需求強度會下降，而且因為超過這壹界限，需求的動力也會改變。合理的消費模式越來越取代所謂的不斷擴大消費量的本能欲望，在這裏"合理性"並不需要市場力量，也不需要制定計劃的官僚或通曉壹切的專家來"規定"。隨著人們選擇偏好的改變，隨著其自我利益越來越被自我意識，它便從日益成熟的消費本身產生出來。

　　食物方面的消費提供了壹個具有說服力的例子。自古以來，人類壹直在饑餓與災荒的邊緣掙紮，即使在本世紀，這種現象仍在困擾著我們星球上的絕大多數人。在這種條件下，人類自然要在吃的方面花大量的精力。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席卷歐洲的、長達5年之久的食物短缺，足以引發壹場真正的暴食現象，然而壹旦"無限制的食物浪費"重新成為可能，這種貪欲還能夠維持下去嗎？25年以後（僅僅壹代人的時間），當食物再度成為豐裕、充足的，人們的選擇偏好開始出現引人註目的變化。少吃成了通則，健康比吃飽喝足更重要，這種變化並不是由於醫生和保健業"強迫"人們接受了某種的消費模式，而是由壹種自我保護的本能造成的。這種類似觀念的變化早在保健業出現以前就產生了，那部分"已經為自己實現了社會主義"的富人，早就接受了這種觀念。在1850年肥胖的英法統治階級和壹個世紀以後美國苗條的百萬富翁之間，早已開始了壹種烹調革命。今天西方的普通人也能從更多樣的膳食中享受到更大的樂趣。他們越來越把烹調看成壹種消遣，但是他們依然傾向於減少熱卡的絕對攝入量，以便能多活20年，而不是過早的死於暴飲暴食和動脈硬化。

　　病人（或者體弱多病者）的消費模式顯示出壹種很相似的情況。顯而易見，沒有壹個人會因為免費的外科手術而讓自己的肢體和器官被壹個接壹個地切除掉，但是戰後藥物需求量的猛增（就像英國發現了NHS以後，對牙科和眼鏡的需求壹樣），不僅僅是（或者不是）消極地服從於制藥工業不負責的廣告壓力的結果。從本質上講，它代表了壹種未得到滿足的、累積的基本需求，壹旦這種積累積消失或達到了某壹停滯點，任何細微的、顯示過度用藥負作用的教育運動，都可能非常有效。藥物消費最終將會下降（在比較富有的社會階層中，已經出現了這種狀況）。的確，由於人們毫無過分樂觀地註視著對吸煙危害性的系統的公開教育，煙草消費已經明顯減少，煙草工業所有相反的努力，都徒勞無益。

　　從上述思考中，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第壹，當"稀缺"越來越限於不太重要的產品和勞務時，貨幣在整個經濟中的作用完全有可能降低，因為非定價的商品和勞務數量比用貨幣支付的商品和勞務數量更多。"消費者只能通過其貨幣收入在不同商品與勞務上的分配來間接地決定其需要"這個設定是荒謬的。人們為什麽要依靠貨幣來迂回地確定自己的需要呢？實際情況正相反，他們希望得到壹定量的自己所喜歡的食物、衣物，或者閑暇時間。他們便會自言自語地說："我只有這麽多的錢購買它們，這意味著我不能同時滿足所有的需要，所以我必須在其中作壹種選擇。"情況並非是，他們先擁有了貨幣才到處宣揚："由於我們的衣袋裏有了現錢和我面前的櫥窗，我現在才覺得我餓了。"使物質資源符合物質需要的最簡單──也是最民主──的方法，並不是在兩者之間加入貨幣的媒介，而是通過尋問來找出人們的需要。可以構成未來社會主義邦聯的當代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是由成百上千、具有不同興趣和愛好的人們所組成。在向社會主義過渡中，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生產的全部標準化水平將會逐步降低，在滿足需求的某壹點上（或者停滯點上），將會自然而然地出現壹種從消極消費到積極消費的轉折，出現壹種需要更大的創造性才能滿足的需求的多樣化現象。這些新需求很可能逐漸地歸入兩個範疇，壹類是由那些富於冒險和想象力的少數人（他們急切地想嘗試新產品和服務）發展起來的商品。但新產品的大規模生產，卻不會隨著發明而自動實現，她必須是多數人的自主選擇。20%的人口是沒有權利強制所有人使用新產品的，盡管他們為保證其生產可以增加自己的工作量；另壹方面有些情況下，大多數人並不選擇新的產品和服務，從根本上調整總計劃將會保證新的需求得到滿足。在20世紀，資本主義的歷史中很少出現這種偉大的消費革命。在資本主義歷史中，比較突出的革命只有三次，它們是汽車革命、家用電器革命和塑料制品革命。這些革命從根本上改變了億萬人民的生活。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這種大規模過渡的發生，不會是無情的或無政府狀態的，它將是合理的和人道主義的，它將第壹次由指令決定，並且處於它所影響的指令的控制之下。

　　這將為商品生產以及貨幣交換的消亡提供壹個客觀基礎。同時，假如現存機制能夠滿足所有自發的、習慣的、不言而喻的、由日常經驗所決定的基本需求的話，那麽，社會沖突的激烈程度可能減輕。這將為貨幣和市場經濟的消亡提供壹個主觀基礎。因為社會沖突只有在涉及到實物、土地、基本勞動形式、普通教育、保健、基本人權和自由的情況下，才會特別激烈。但是，我們還很少發現，數以百萬計的人，為進入時髦的巴哈馬海灘而互相殘殺的例子；我們也找不到為了爭奪名家作品或者芝加哥股票交易所某個座位而引發的世界大戰的例子。偶爾的政治陰謀，大規模腐化甚至暗殺，在解決"稀缺"品分配的沖突中都可以采用。然而，這種糾葛與愛爾蘭饑荒、大蕭條，或者印度種姓等級制度所造成的恐怖不能相比。由饑餓、失業和種族歧視所引起的沖突將會消失，我們將面臨壹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具有另壹種行為模式和思想體系的世界）。假如"追求欲"僅限於奢侈品，競爭僅限於古巴雪茄，那麽，這同今天所遇到的將是壹種不同的現象。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這樣壹個世界對於99%的人來說都更加美好。但是，有壹些人卻抵制這些結論，因為每當我們使用某些需求比另壹些需求具有優先性的社會"需求層次"概念時，就會引起他們的深刻懷疑，尤其是在經歷了我們時代官僚集權經濟以後，我們究竟有什麽權利，憑借誰的權威，以什麽樣的非人道結果，把這種"優先選擇"強加給人類呢？那不等於"通向農奴制"了嗎？

　　這是壹個社會主義者必須嚴肅對待的論點，因為他們比任何其它哲學及政治觀的追隨者都更加忠誠於人類解放事業（即自由事業）。謹慎地處理這壹論點是很重要的，在諾夫推薦給我們的名為《對需求的專制》壹書中，費倫茨·費赫直接了當地譴責了蘇聯、中國和東歐國家對本國人民需求所實行的全面專制。他的例子是非常有說服力的，但本身卻是片面的，它包含著嚴重的矛盾，這種矛盾來源於某壹概念，而後者又反復出現在費倫茨·費赫、艾格尼絲·赫勒、奧塔·錫克、布蘭科、霍瓦思、沃洛茲米爾茲、布魯斯和許多其它"市場社會主義"者的著作中。同樣的概念，也會出現在受過良好理論訓練的、新自由派學者的著作中（更不要說馮·米塞斯、馮·哈耶克、弗裏德曼的著作）。這不是偶然的"社會組織化需求"的概念，對於這些理論家來說，不管他們之間的分歧是什麽，經濟資源的稀缺都是構成其經濟理論（所有經濟理論）的基石。資源稀缺本身意味著不是所有人的需求都能滿足。下面是"社會組織化需求"背後的假設：個人需求並不能被社會自動承認，只有壹部分需求能夠被承認，象計劃經濟壹樣，這也同樣適用於市場經濟。專制是不可避免的，唯壹的問題是，它所采取的具體形式以及這種形式所帶來的社會政治結果。

　　形式與結果

　　對於自由主義者和市場社會主義者來說，這壹點似乎很顯然：即市場專制（"由錢袋決定分配"）要比計劃專制（定額分配）給個人帶來的痛苦少的多，對個人自由的損害小的多。假如我們用北半球的壹個具體的例子——福利國家瑞典收入差異分配同俄國的分配作壹番比較，那麽上述情況似乎很有道理。但是這種極端只代表歷史中的例外，而不是平常現象。假如我們看壹下歷史上資本主義通過市場關系的收入差異，以大眾貧困和收入極不平等為特征的壹般分配的話（過去150-200年中，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壹般化現象），那麽結論遠遠不是明確的。

　　現實收入分配所能滿足的基本需求愈少，則人們對這種缺少滿足的分配所采取的具體形式愈不關心。新聞媒介最近引用了聖地亞哥壹位天主教牧師的話說，在智利比索最近壹次貶值後，該城市中的窮人（占總人口的50%以上）用自己的貨幣收入甚至買不起面包，米爾頓·弗裏德曼和他的芝加哥學派很難使智利人相信他們比東德人更自由（後者並不缺乏主要的食品，無論對其它次要需求實行怎樣的獨裁）。當代非洲提供了另壹個例子，說明了這個道理，當饑荒折磨著人們的時候，有誰還會譴責那種把食物定量分配給饑餓者的分配形式是壹種使他們淪為"農奴"的"專制"分配？難道向他們出售糧食會使他們得到"更多的自由"嗎？假如孟加拉國國國國爆發壹種傳染疾病，難道人們還會抱怨分配藥品不如在市場上購買藥品這種形式嗎？其實，滿足基本需求的更經濟、更合理的分配並不是通過市場貨幣這壹條迂回道路，而是直接分配和再分配可利用的總資源。

　　在基本需求已經得到滿足時，貨幣與市場關系可以提供給消費者以更大的自由。因為消費自由意味著消費者的選擇，而在面臨實際的基本需求時，消費者恰恰沒有選擇權。通常情況下，妳不會在面包與客機座位，普通教育與舊電視機，衛生保健與波斯地毯之間作出"選擇"。貨幣作為消費者自由的媒介作用只在對相對過剩的產品的選擇上才會有效。當然，這要有高度的收入平等，但作為決定社會資源分配基本方向的手段，他很可能即不公正又低效率。

　　當然，如果壹個社會民主地決定對基本需求給予優先分配，那麽它便會自動減少滿足次級需求和奢侈品需求的可用資源，這意味著只要未得到滿足的需求不是邊際的，就無法逃避某種程度上的"對需求的專制"。

　　這恰恰是社會主義政治優勢最明顯的地方。難道犧牲數以百萬人民的基本需求或者成千上萬人的次級需求就更為公正了嗎？提這樣的問題並不意味著我們贊成限制高級需求，高級需求是隨著工業文明本身的發展而發展的，社會主義前途在於逐步滿足越來越多的需求，而不僅僅是限制基本需求。馬克思決不主張禁欲主義和苦行僧生活；相反，馬克思共產主義觀的核心是充分發展人的個性，這壹概念意味著人類需求多樣化和滿足方式的多樣化，而不是把我們的需求限制在基本食物和住房方面。馬克思設想的市場及貨幣關系的消亡，包含著逐步推行資源的預先分配法則，以便用越來越多的服務來滿足上面提到的需求，在品種上也要比現存資本主義更加豐富而不是更加貧乏。

4.對生產者的專制

　　到此為止，我們已經分析了阿歷克·諾夫以及其它人在消費問題上對馬克思社會主義的批評，但是這種分析本身仍是片面的，因為先進工業國家中普通人不僅僅是或主要不是消費者，他們首先是生產者，他們每天平均仍要花費9到10小時的工作時間（每周工作5天）或是往返於工作途中，假如壹個人壹天睡眠為8個小時，那麽他總共只剩下6個小時用於消費、娛樂、思考和社交。

　　這裏出現了壹中雙重的強制力量，連“消費自由”的擁護者也無法對付這種力量，因為在壹定範圍內，妳越使所要滿足的需求多樣化，妳在某壹技術水平和勞動組織條件上使生產者所付出的工作量越大。如果決定工作量的不是生產者本人而是由別人專制地強加給他們——不管是史大林的非人道勞動立法，或者還是最無情的勞動市場法則，造成今天數以百萬人的失業，主張建立更正義、更人道社會主義的人，對這種獨裁真的會向他們對消費者需要上的獨裁那樣深惡痛絕嗎？因為被當代左派如此吹捧的所謂市場“賞罰”制度，只不過是加了壹層薄薄偽裝的對生產者時間和勞動（進而也是對其生活）的壹種獨裁。

　　這樣的賞罰不僅意味著收入的高低，工作的“好壞”，它也意味著周期性的解雇和失業的痛苦（包括失業者自覺無用於社會而造成的精神痛苦）。它同時意味著生產的加速，受制於跑表和組裝線，生產班組的強制紀律，精神緊張和肉體損害，嗓音對整個生產過程的日益荒疏，把人變成機器和計算機的工具。為什麽數以百萬計的人要受這種緊張的折磨，難道僅僅是為了讓自己的“消費滿足”提高10％，而達到同代人的50％和20％嗎？然而這恰恰是市場力量迫使他們不得不做的事情，因為他們想避免被淘汰，想維持其家庭和他們本人的生存！難道為了不被排除在生產過程之外付出這種價值得嗎？我們所能說的只是這種情況遠遠未被證實。假如基本品的滿足不會因此減少的話，那麽放棄第二輛私人汽車（如果有合適的公共交通工具，甚至可以放棄第壹輛），放棄電動切肉刀，每周少於10小時，使緊張感少壹些，不更可取嗎？如果他們可以隨意作出選擇，即如果替代的選擇不會減少其對基本需求的滿足，不會災難性地增強其不安全感，誰會知道生產者們將作出什麽樣的決斷呢？

　　在市場經濟中（任何形式的市場不管其“混合”程度如何，包括“市場社會主義”經濟），這類決斷都不可能由生產者隨意作出，他們受到背後某些力量的支配——或者由消費者決定，或者由他們無法控制的“客觀法則”支配。但這種專制並無致命之處，這裏假設的皇帝確實是連衣服也不穿的。沒有什麽強有力的理由不讓自由體中的生產者發表這樣的看法：“我們有100萬人之多，壹周幹20多個小時，此外還要花2000萬個小時，使用現有的設備，監督現有的勞動組織，我們在現階段和不遠的將來要滿足X種基本需要！通過使技術和勞動組織合理化，我們可以嘗試在未來20年中將勞動量減到每周16個小時，我們認為這是最重要的。仍然還有壹些額外需求要滿足──而我們現在要每周工作5個多小時，20年後要每周工作4個小時來滿足這些需要。因此，我們法定現在每周工作25個小時，將來逐漸實行每周工作20小時工作制──即使這意味著某些方面的需求得不到滿足。”既然如此，我們憑借什麽樣的“公正”、“正義”、“民主”和“人道”、“原則”來把生產者同以滿足消費者需求為目的而支配時間和勞動的權利，從他們手中奪走呢？

5.客觀的非正式的合作

　　諾夫從沒有正視這個問題，但他毫無疑問曾經說過，他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對這壹問題的心照不宣的回答。因為在其《可行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壹書中，他論證說即使市場有缺點，能夠作為壹種具有凝聚力量的經濟組織而取代它的，只有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官僚體制，這是其著作的主題之壹。但是，它是壹種未經證實的，過於武斷的偏見。其實可以用經驗來證明：在任何壹種形式的馬克思社會主義實現之前，在東方與西方，這越來越不現實。諾夫所忽視的恰恰是勞動的日益客觀社會化，與決策的繼續分裂化所產生的矛盾已經越來越不能為市場或是中央官僚計劃體制所容納。由於他們實際上已經被數以百萬計的、日常的主觀非正式合作行為所克服，這些蠢笨的不合理的制度仍然沒有崩潰。

　　我們這樣說含義何在呢？要理解此處的利害關系，有必要強調壹個重要的區別，貨幣關系並不簡單地等於市場關系，因為它可能是半市場性的，也可能包含著不同的實際內容。如果說市場經濟是壹種受到價格波動誘導的經濟，那麽“經濟力量”不管是消費者還是公司、就要對市場信號做出反應；如果沒有這種反應，則很難證明（除非它是壹種無需證明的公理）這種信號在經濟上是相關的。然而，對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消費實際行動（包括工人階級的消費）的研究能夠告訴我們什麽呢？它們顯示：絕大多數當前生產的產品是在消費者所熟悉的商店中購買的。或者是從熟悉的服務分配者那裏獲得的，而不受價格波動的影響。毫不誇張的說，對普通消費者來說，至少有80％的消費屬於這種情況。

　　由此可見，現實的價格波動不會誘使正常的主顧突然改變他對面包店、雜貨店、地鐵線路、理發店、超級市場以及服裝店的選擇；更不必說，使其改變子女就讀的學校和醫院了。普通人決不會僅僅為購買壹磅便宜5個便士的蘋果而逐個水果店地奔波，他們的時間（在許多情況下，習慣以及同熟悉的商販和主顧聊天的欲望要比這些邊際差異更寶貴）。典型的情況是，只有在經濟突變時（油價上漲300％，或者由於失業收入下降30％），這種消費模型才會對傳統市場信號做出反應——即使這時，也並非所有商品和勞務都如此。

　　有跡象顯示，日益發展的非市場反應在許多日常經濟行為中都超過了市場反應。甚至在工人階級之間，人們對蘋果的突然降價也會表現出某種懷疑（懷疑“質量不好”，或是“為推銷而耍的滑頭”），而蘋果的銷售量也會少於價格昂貴的水果，節日商品價格的略微下降（比如說下降10％）可能刺激而不是壓抑節日開支（這裏的先決條件是就業和收入情況無變化）。

傑瑞米柯賓

蘇聯這個歷史上落後，遭受戰亂破壞和官僚暴政統治的國家的經驗，常常被用來為反社會主義計劃的古典論添枝加葉。應當問這樣壹個問題：難道蘇聯經濟所遇到的某些問題，不正說明普及社會化的條件還不成熟嗎？相比之下，我相信能證明壹點，即在大多數先進國家中存在這樣壹種趨勢，表明現在的物質、技術、和人力資源需要實行計劃。同時這些先進社會也表明大規模失業、婦女勞動力及少數民族受到極度剝削，以及政府和公司在保護生態方面的失誤所造成的大量問題，都將有待於通過真正社會化及民主的計劃所建立起來的全新的社會來解決。馬克思本人並沒有為經濟效率或是對無產階級的盲目崇拜而反對商品生產（市場經濟），主張社會主義，如果僅僅因為那些主張官僚集權的蘇聯人錯誤地引證馬克思的論述，就因此無視在馬克思著作中達到完美的社會主義傳統論點，這將是錯誤的，這樣做就如同因為反動的資本主義分子引用人權原則，而我們就拒絕這些原則壹樣錯誤。

　　決策過多？

　　現在再讓我們來看壹看，阿歷克為反對他所謂的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計劃經典概念而提出的某些經典論點。基於對蘇聯經濟的真正了解，他論證說在俄國，某壹時期內可能會存在1200萬種商品的生產，只有市場才能夠起到合理安排這些商品生產的作用──決策的量太多，致使任何壹個民主的生產者協會都無法處理，從這壹論述中我們能得到什麽呢？讓我們首先把其中含糊不清的東西清除掉。諾夫的數字中包括大量的中間產品和零部件，此外還有專用設備，而普通公民是不會遇到也永遠不會消費這部分產品的；它還包含了同壹種消費品的不同品種，在西方社會中，這可能意味著10種不同的清潔劑或20種面包，壹般人只消費其中的壹兩種，而不是全部。了解這壹點，對認識諾夫所面臨的困境是十分重要的，因為事實上，先進地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並不"分配"數以百萬計的商品——無論消費品還是生產品，私人消費者在其壹生中最多也只能購買幾千種不同的商品（對於許多人來手這已經夠誇張了）他們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來消費"數以百萬"的、不同商品，或者根據"市場信號"來"選擇"這些商品。自由派經濟學家，以及史大林時代所推崇的那種觀點（有壹種"無限的消費需要"，滿足這種需要就要有"無限的產品"）只不過是壹種荒謬的幻想，妳不可能在有限的時間內消費無限的產品。然而不幸的是，我們在地球上存留的時間確實是有限的。

　　如果我們看壹看生產品（包括中間產品），那麽這種情況並沒有根本改變，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大量的中間產品根本不是通過市場來分配的，而是通過定貨來生產的。很顯然，這種情況同樣適合於今天大多數的重型機器產品。當妳去超級市場時，妳所要買的絕不是渦論發電機，妳是通過非常精確的規格來訂購這些產品的，即使它是由社會供給商調節的，但與"市場分配"絕非壹回事。各種供貨商並不會制造出可供您選擇的各種商品，他們只能生產壹種被自發使用的產品。沒有市場機制的介入，這壹過程也會照常進行，代替供貨商之間的競爭，妳將計算出不同生產單位的各類產品成本，並選擇最廉價的供貨商——假若所有質量以及技術方面的規格都符合要求的話。

　　由此我們便得出壹個令人吃驚的結論：在當代大多數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不論消費品還是生產品絕對不是按"市場信號"來生產的，都不是年復壹年的波動，更不是每天都在波動，當代生產的主流，符合現行的消費模式，以及預先確定的生產技術，而後者很大程度上（即使不是全部），是獨立於市場的。這是怎樣造成的呢？它恰恰是勞動的日益客觀社會化所造成的。

　　為什麽那些很大程度上是預先知道的產品所所需要的資源分配，不能靠生產者聯合體在計算機的協助下予以解決呢？計算機可以同時處理"數以百萬計"的方程式，當然，消費者的習慣不是固定不變的，技術上的長期變化，可以從根本上改變消費品的核心結構（不僅僅從根本上改變產品的生產方式）。壹個世紀前的馬車以及馬車所使用的零件，都是標準產品。今天汽車已經代替了馬車，並隨之帶來了壹系列後果（汽油、道路建設、零部件等等）。100年以後在建築上幾乎不使用水泥、鋼材、玻璃和鋁材，在今天的民用建築中，木材和磚瓦的作用，已經越來越小。

　　然而，這種變化最終大規模的出現，推動著它們的原動力並不來自市場和消費者，而主要來自發明家和生產單位聯合體。絕不會出現這種情況：成千上萬的消費者到處奔走，要求福特公司給他們汽車，要求蘋果公司給他們計算機；相反倒會有不少的企業（馬克思在熊彼特之前的半個世紀就已經指出：這種由資本主義內在競爭和勞動——資本之間階級鬥爭所決定的、不間斷的技術變革和發明的必要性）不斷地把新產品拋給消費者，以便造成壹種對其產品的需求，使它們能夠盡可能多地推銷自己的產品。

2 稀缺與豐裕

　　正如諾夫所描述的那樣,在壹種先進的工業經濟中,分配的絕對復雜性，只是幻想，誰也不能否認,民主社會主義的計劃也會面臨某些困難——有些可能預見到,而另壹些則無法預見。

　　但是,從諾夫提出的技術含義上講, 沒有理由認為這壹切都是不可逾越的.他對馬克思社會主義概念的批判，不僅針對他建立無階級社會所使用的方法,而且也針對社會主義目標本身.因為，馬克思共產主義理想賴以生存的前提（按諾夫的觀點）──豐裕是不折不扣的空想。下面便是他在這個問題上的見解："讓我們將豐裕定義為壹種充足，這種充足可以在價格為零的情況下，滿足人民的需求，沒有壹個人會不滿足或是去追求別的更多的東西（或者至少是能再生產的東西）在馬克思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認識中，這個概念起著關鍵的作用。豐裕消除了資源分配上的沖突。因此從定義上講，每壹個人都擁有足夠的東西，也就不會有相互排斥的選擇.....那麽，也就沒有理由認為形形色色的個人和組織，會相互競爭，以獲得隨意可得的東西。讓我們以蘇格蘭城鎮的供水為例，顯然它不是沒有成本，在水庫管道修建，水的凈化，以及設備維修等方面，都投入了勞動，但由於水源充足，沒有必要通過"規定價格"來限制水源利用，各種用途的水源供應都是大量而充足的，它絕對沒有任何意義上的"市場化"，水的供給也不受任何"價值規律"或者利潤標準支配，不存在因為水源而展開競爭，也沒有因為水源而引起沖突。如果其它物品也象蘇格蘭的水源那樣，可以輕而易舉的獲得，那麽人類社會就將形成壹種新的姿態，追求財富的欲望將淡化，而財產權以及與財富有關的壹切犯罪現象都將消失。

　　諾夫沒有前提的推理

　　在諾夫關鍵性的論題中，有壹大堆沒有根據的前提，他壹開始就告訴我們，所謂"豐裕"是指不存在資源分配的沖突；接著，他又悄悄地把"資源分配"變成僅僅是消費者的需求。因為假若蘇格蘭有50個發電站開始運轉，那麽當然不會有足夠的水源。換言之，諾夫不聲不響的提出了壹個假設條件：充足是由特定時間、地點的需求決定的，而且只被它們所決定，其它壹切條件均相等。或者他把現存的消費習慣（以及生產模式）看成是理所當然的和永恒不變的，然而他並沒有使這種假設更加清楚。因為如果這樣的話，他先前所說的豐裕是不可能的，馬克思社會主義行不通，這種斷言就會被推翻。在他的論點中，還有更深壹層的矛盾，阿列克壹方面指出，要麽蘇格蘭居民保存足夠的水源＂就必須用勞動力修建管道，水庫，並進行維修活動。既然勞動力的"相對稀缺"的，用於修建水管、水庫的同壹勞動力也可以用來生產任何其它的替代品──建立高爾父球場、發電站，甚至去造導彈，然而奇怪的是，總的來說，圍繞"資源分配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蘇格蘭，水源可以"'不考慮價格因素"的情況下分配，圍繞所涉及的勞動力分配也不會存在明顯的沖突。所以，諾夫以及無數經濟學家（更不要說社會學家，以及玩世不恭的哲學家）在資源普遍稀缺和人類具體行為模式之間的聯系上，根本沒有給予經典論證。因為上述例子可以說明，假如滿足某種條件的話，在特殊情況下，人們對某種具體商品所表現出的態度完全可能不帶有財富欲望。

　　條件是什麽呢？為什麽"價格配給"在蘇格蘭居民水源消費的例子中成了多余的呢？令人吃驚的是，阿歷克並沒有提到經濟方面的原因，盡管馬克思和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毫不困難地也同意這壹點（這馬上說明了為什麽同樣的原因不能應用於該地區發電站潛在的倍增情況）,這是由於對每壹個普通消費者來說，對水的需求的邊際彈性已經等於零，或者為負值，免費供水也許會導致壹些輕微的浪費，然而該浪費卻低於該特殊產品的"價格成本"（安裝水表，雇傭控制人員，收取水電費等）。在這種情況下，給水確定價格是不合算的，穩定的，可預見的（傾向於下降）需求，乃是關鍵的有效經驗數據，其它壹切都來源於此。

　　但是，如果在全部資源的稀缺中，水源的充足是可以理解的，那麽這種情況為什麽不能同樣適用於相同條件下的其它產品和勞務呢？蘇格蘭水源果真是唯壹的壹種需求彈性等於零或負值的物品嗎？這恰恰是馬克思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觀陷入矛盾的地方。因為隨著社會財富的增加，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以及後資本主義機制的出現，需求彈性不足、能免費分配的商品以及勞務數量也會逐步增加。讓我們假設當60%或70%以上的消費品和勞務都這樣分配，這種累進式的增長將會極大的改變整個人類的"生活方式"。

　　在諾夫的結論中，還偶然出現壹個預期理由，他在此處好象認為，"產權"不可避免的來自"稀缺"。當然，稀缺既然造成了這樣的權利，就有必要建立壹套具體的社會機制，來促進、支持、捍衛生產數據的私人占有，割斷廣大勞動者同這種權利的聯系，割斷他們同自己生存基礎（土地、水源、空氣）之間的天然聯系，這些反過來又同具體的社會階級聯系在壹起，他們保衛自己的利益，而反對其它階級保衛自己的利益對土地產權＂的＂稀缺＂已延續了數千年，因此，如果今天的蘇格蘭人民（英國，歐洲或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能夠民主的做出決定，不將產權授予那些利用水能的潛在投資者，任何經濟法則也不會因為僅僅存在著稀缺而將公有水源變成私有水源。那麽處於對潔凈的沒有確定價格的水源的偏愛，他們可能不得不為消費者"支付"更加昂貴的能源"價格"（即在能源產業上所消耗的更大量的物質和人力），不過這是他們自己的選擇，作為消費者和公民來說這是正確的·

　　處於同樣的原因，得出稀缺造成普遍的"人類追求欲"這種結論也是錯誤的，根本就不存在這種普遍的追求欲望。追求欲望是具體的，與其說同產品的總稀缺或者某壹產品的稀缺有關，倒不如說同某壹具體需求的相對密度更有關。羅爾斯.羅伊斯轎車也同樣稀缺，這是壹種非常好的汽車，許多司機（當然還有大多數汽車愛好者）都想得到壹輛這種牌子的汽車。但是，大多數人並不會因此而加入壹場狂熱的角逐，他們不會計算著每壹個便士，以便能以任何代價獲得壹輛稀缺的"羅爾斯"。他們也不會覺得有壹種對豪華汽車的追求欲望，當他們知道自己永遠也得不到這種汽車時，他們更不會精神崩潰，所以說追求欲望在"總稀缺"消失之前便早以不存在了──就象蘇格蘭人對水的追求那樣。這足以證明，最敏感的需求已經被滿足了，或者在這些地方，出現了壹種消費飽和狀態，這便是馬克思社會主義所依賴的基本假設，它是完全現實可行的。

3.需求層次

　　為了回答諾夫對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批判，我們引用"需求的相對密度"這壹概念。這個概念對社會主義計劃有幾種含義，在今天的西方通過消費者對"有價格的商品和勞務"（如果存在著"非價格"商品的話）的不同行為，可以看到各種不同的需求密度。但是這並不壹定通過貨幣來間接衡量，它可以通過經驗來確定，比如說，通過分析在收入突然下降情況下（就像目前蕭條期大多數人收入情況壹樣），具體消費模式的變化，某些廣泛的特征將會清楚地表現出來。因為其它開支將先於另壹部分被削減，每壹種消費品範疇內的某種產品都將被減少；而另壹些產品則會增加（例如消費更多的豬肉，減少對瘦牛肉的消費）。在保健方面的開支要比在化妝品上的開支更不容易變化，這並不是隨意作出的選擇，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最重要的知識進步（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對資本的崇尚）在於，由於中產階級進而廣大階層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現了有關消費模式的大量經驗和統計數據，這些數據在許多國家是類似的，這顯示出壹個客觀的、在過去幾十年中對幾百萬人都相同的選擇順序，壹切對人類需求負責的討論，都應當從這裏開始。

　　這種討論得出的是壹種早在150年前由普魯士統計學家恩格爾所提到的模式：壹旦經濟增長使需求多樣化，便會出現壹種明顯的需求等級，有基本需求和補充需求，也有對奢侈品的需求和邊際需求，概括地講（在這裏我們隨時準備接收經驗數據，而不是抽象推測的糾正），我們要在第壹類中歸入基本食品和飲料，衣服、住房以及相關的居住設備（例如：暖氣、水電、衛生設備、家具），教育與保健，工廠的往返交通，在某壹工作速度和強度下恢復勞動力所必須的、最低限度的休息及娛樂。這些便是馬克思所說的，如果壹個普通工資收入者想繼續在某壹個水平上工作所必須滿足的需求。這些需求還可以進壹步分為生理上的最底需求以及歷史道德上的補充需求，在不同的時代和地區，它們的含義不同，它們的波動以及變化，不僅與平均勞動生產率的變化有關，而且也與相互沖突的社會階級的歷史力量均衡改變有關。然而，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它們都是客觀的數據（絕大多數人也清楚地意識到了這壹點），它們不可能被任意改變（包括"市場力量"活動）而不引起各社會經濟階層的劇烈騷動。

　　在第二類商品和勞務範疇內，我們可以歸入大多數較高級食品、飲料、衣服和居住設備，最精美的文化，"閑暇"和服務，私人汽車（與公共汽車不同）及其它所有消費品和服務便歸入了奢侈品的範疇。當然，這三種需求品範疇的明確界限很難確定，第壹種最容易劃分，需求（以及為滿足需求而提供的產品和勞務）從第二範疇向第壹範疇的逐漸過渡與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尤其是無產階級鬥爭帶來的結果）密切相關。休息日工資照付，是工人階級最近才爭得的鬥爭結果，它始於1936-1937年奪取工廠的大風波，以後波及了整個工業國家。第三和第二商品範疇的區別，所表現的是壹種社會文化選擇，而不僅僅是大眾化現象。雖然所有這些要點都值得強調，但由此形成的壹般模式仍是十分清楚的，人類需求層次不僅有生理的基礎，而且有歷史社會的基礎，它不是任意的，更不是客觀的，在所有大陸上，盡管情況不同，都可以遇到這種現象。但由於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不均衡以及復雜發展，它們常以異步方式出現，需求層次並不是任何由市場力量、專制官僚或者專家集團決定的，它是通過消費者自發或半自發的行為表現出來的，唯壹的"專制"變是多數人——不會迎合這種壹般的模式：戒酒者不同於酗酒者；吸煙者不同於非吸煙者；素食者不同於肉食者；有些人拒絕看電視或者不能看電視，不讀報也不讀書；而另壹類人甚至不看病，也不去醫院。但是當我們看到這樣壹個包括成千上萬不同時間和地區突出壹種模式。它證明在絕大多數消費者當中存在著明顯的需求層次。

　　這種層次還有壹個更重要的方面：需求彈性不僅隨著經濟增長的每壹階段逐商品地、自上而下地趨近於零和負值，而且主要商品的需求也表現出同樣趨勢。今天，在最富有的工業國家，對典型食物（面包、土豆、大米）的人均消費，不論是在絕對量還是在國家貨幣並支中的比重，都明顯地下降了；對水果、蔬菜、基本的內衣、襪子，以及必要的家俱的消費也下降了（至少在貨幣價值上是如此）。統計數位表明：盡管人們的偏好和食物（各種面包和糕點）任意多樣化，但對食物、衣物、鞋襪的總消費（以熱量攝取、平方米數和雙數來計算）仍傾向於停滯，甚至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