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资本主义，拒绝一国两制

傑瑞米柯賓

作者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我們不能接受中共規定我們的只能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一國兩制 我們必須消滅資本主義制度

商品經濟

假如我們仔細觀察資本統治下的經濟是如何進行的，那麽，首先就會看到這裏在生產商品。有人會問：這究竟有什麽奧妙？這裏的奧妙就在於，商品並不是簡單的壹般產品，而是為市場生產的產品。

當產品是為了生產者個人使用而生產的，它就不是商品。如果農民種黑麥，從下種、收割，然後到脫粒、磨粉和烤成面包都是為了自己食用，那這些面包就絕不是商品，它僅僅是面包而已。這些面包只有在人們開始拿它進行買賣的時候，也就是說，是為了購買者、為了市場而被生產的時候，它才成為商品。因為誰買了它，它就是誰的。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壹切商品都是為市場生產，所以壹切產品都是商品。每壹個工廠或作坊通常只生產某壹種產品，任何人壹看就會明白，這裏產品不是為了自己生產的。譬如，殯儀館老板的作坊所制作的許多棺材，顯然不是為他自己和家人準備的，而是拿到市場去賣的。再譬如，工廠主制造蓖麻油，顯而易見，即使他天天需要瀉肚子，他所服用的也只不過是他工廠裏制出的極小部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論拿哪壹種產品為例，情況都不外如此。

紐扣廠制造紐扣，然而，生產這些成千上萬的紐扣，不是為了把它們縫在紐扣廠廠主的背心上，而是為了出售。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壹切產品都是為市場生產的；無論是手套、香腸、書籍、鞋油、機器，還是燒酒、面包、皮靴、槍支等等，總而言之，壹切產品全都在其內。

商品經濟必須以私有制為前提。生產商品的手工業者有自己的作坊和工具；工廠主有自己的工廠，包括所有廠房、機器和其他資產。只要有私有制和商品經濟，就總會有爭奪買主的鬥爭或賣主之間的競爭。即使沒有工廠主和大資本家，而只有壹些勞動手工業者，那在這些手工業者之間也會為爭奪買主而進行鬥爭。誰最壯實、最強悍，誰有最好的工具，並且工於心計，特別是誰最能攢錢，誰就總是能占上風，能為自己爭得買主，擠垮其他手工業者，自己飛黃騰達。這就是說，小生產所有制和以它為基礎的商品經濟已含有大生產所有制的萌芽和使很多小生產者破產的因素。

因此，資本主義制度的第壹個特征就是商品經濟，即為市場而生產的經濟。

資本家階級對生產資料的壟斷

只用商品經濟壹個特征來說明資本主義還不夠。可以有這樣的商品經濟，其中沒有任何資本家：例如，勞動手工業者的經濟。他們為市場生產，出賣自己的產品，他們這些產品自然是商品，因而全部生產也就是商品生產。然而，這還不是資本主義生產，內不過是簡單的商品生產。要使簡單商品生產轉變為資本主義生產，壹方面，必須使生產資料（工具、機器、廠房、土地等等）變為少數富人-資本家階級的私有財產，另壹方面，使大批的獨立手工業者和農民破產，並淪為工人。

我們已經看到，簡單的商品經濟本身包含有使壹部分人破產，另壹部分人發財的萌芽。這已被事實所證明。在世界各國，大部分的勞動手工業者和小業主已經破產。誰破了產，誰最後就只有賣掉自己的“工具”，由小業主變為除了雙手之外壹無所有的人。而那些比較富的人就變得更富了，他們改建、擴大自己的作坊，安裝更好的機床，然後再添置機器，開始招雇很多工人，使自己變成工廠主。

凡生產所需要的壹切，如廠房、機器、原料、貨倉、商店、房屋、工廠、礦山、鐵路、輪船、土地，總之，凡是生產上不可缺少的壹切，漸漸地都落到這些富翁的手裏。這壹切生產資料都成了資本家階級的獨有財產（或者象人們所說的，被資本家階級所“壟斷”）。壹小撮富翁占有壹切；廣大的窮苦人只有壹雙勞動的手。資本家階級對生產資料的這種壟斷，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第二個特征。

雇傭勞動

多數人的階級，即那些沒有任何財產的人變成了資本的雇傭工人。事實上破產的農民或手工業者還有什麽好幹的呢？他們不是被資本家-地主招雇去當長工，就是流入城市受雇於工廠。其他的出路是沒有的。這樣就產生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第三個特征——雇傭勞動。

什麽是雇傭勞動？在以前有農奴或奴隸的時候，第壹個農奴或奴隸是可以被買賣的。這些人連同他們的皮膚、頭發、腳和手都是老爺的私有財產。老爺在馬廄裏打死他的奴隸，就好象，譬如說，喝醉酒以後打碎壹把椅子壹樣。農奴和奴隸只是普通的什物。在古羅馬，老爺在生產上所需要的財產是這樣分的：“啞吧工具”（原料），“半啞吧工具”（役畜、羊、母牛，公牛等等，壹句話，就是能叫出聲的牲畜）和“會說話的工具”（奴隸、人）。不論是鐵鍬，是牛，還是奴隸，在老爺看來都同樣是工具，他可以隨意買、賣、毀掉和打死。

在雇傭勞動的情況下，人本身是不能被買賣的。能夠買賣的，只是他的勞動力，不是人本身，而是人的勞動能力。雇傭工人的人身是自由的。工廠主不能在馬廄裏鞭打他，或者把他賣給自己的鄰居，或者用他去換壹只獵狗，而這在農奴制時代是可以的。工人本身僅僅是被雇用。看起來甚至資本家和工人似乎是平等的，譬如，工廠主老爺們總是這樣說：“不願意嗎？那就別幹，誰也不強迫妳。”他們甚至斷言，是他們養活了工人，給工人工作做。

事實上，工人和資本家顯然處於完全不同的地位。工人被壹條饑餓的鎖鏈拴住，饑餓使他們不得不受人雇用，也就是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對於工人來說，他們沒有其他出路，絲毫沒有選擇的余地。工人不可能赤手空拳地從事“自己的”生產；試想壹下，沒有機器和工具能煉鋼、織布、造火車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甚至所有的土地都掌握在私人手裏，因而工人無處可以謀生。工人有出賣勞動力的自由，資本家有購買勞動力的自由，資本家和工人是“平等的”——這壹切，實際上是壹條迫使工人為資本家勞動的饑餓鎖鏈。

由此可見，雇傭勞動的實質是出賣勞動力，或者說是把勞動力變為商品。在前面說過的簡單商品經濟中，在市場上可以看到牛奶、面包、布匹、皮鞋等等，但不可能看到勞動力。那時勞動力是不出賣的。勞動力的所有者、手工業者，除了勞動力之外，還擁有房屋和工具。他們自己勞動、從事自己的勞動經營，即在自己的經營中使用他們自己的勞動力。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則完全是另壹種情形。在這裏，做工的人沒有生產資料，他們不可能在自己的經營中使用自己的勞動力。為了不致餓死，他們就必須把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因此，在賣棉花、幹酪或機器的市場之外，也有壹個勞動市場，無產者、即雇傭工人，在這裏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所以，資本主義經濟與簡單商品經濟的區別，就在於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勞動力本身也成為商品。

因此，雇傭勞動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第三個特征。

資本主義生產關系

資本主義制度的三個特征是：為市場生產（商品生產）；資本家階級對生產資料的壟斷；雇傭勞動，即建立在出賣勞動力基礎上的勞動。

這些特征涉及到人們在產品生產和分配中的相互關系問題。當人們說“商品經濟”或者“為市場生產”的時候，是指什麽呢？這是說，人們互為對方勞動，但是，每個人在其經濟中是只為市場生產，事先並不知道誰要購買他的商品。假設說，我們這裏有壹個手工業者伊萬諾夫和壹個農民西多羅夫，手工業者伊萬諾夫把他做好的皮鞋拿到市場上，賣給西多羅夫，又用得到的錢從西多羅夫那裏買了面包。當伊萬諾夫來到市場時，他並不知道在那裏會碰到西多羅夫，而西多羅夫也不知道在那裏會碰到伊萬諾夫，這兩個人都不過是到市場來。當伊萬諾夫買了面包，而西多羅夫買了皮鞋的時候，才發生了西多羅夫為伊萬諾夫做工，而伊萬諾夫為西多羅夫做工這樣的事，只是這不會壹下子看出來。市場上的熙熙攘攘的人群向人們掩蓋了他們相互為對方做工，誰離開誰都有不能活這個實質。在商品經濟的情況下，人們互為對方勞動，但是，是無組織地、各自獨立的，他們自己並不知道相互間的需要量是多少。所以，人們在商品生產中是以壹種特殊的方式被分開，並且又互相處在壹定的關系中。這裏所說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當談到“生產資料的壟斷”或者“雇傭勞動”時，同樣也是說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種“壟斷”事實上是什麽意思呢？這裏的意思就是說，人們的勞動是在這樣壹種條件下進行的：這些做工的人是用別人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勞動者得聽從於這些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即資本家的，等等。壹句話，這裏說的也是人們在生產產品時，相互處於什麽樣的關系。人與人在生產時（在生產過程中）所處的這種關系就叫做生產關系。

不難看出，生產關系絕不是永遠壹樣的。在遠古時代，人們曾經生活在小公社中，壹起共同勞動（打獵、捕魚、摘野果和挖菜根），然後大家彼此平分。這是壹種生產關系。在奴隸制時代，是另壹種生產關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則又是壹種，其余以此類推。可見。存在著各種形式的生產關系。生產關系的這些形式，就叫做社會的經濟構成（結構）或者生產方式。

“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即“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或者說，“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這就是在商品經濟的情況下，在壹小撮資本家壟斷生產資料和工人階級的雇傭勞動的情況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傑瑞米柯賓

從政治上看，這壹論證是要駁斥那些認為公平交易、廢除壟斷和公正的工資水平就可以拯救無產階級的人。恰恰相反，馬克思認為只有廢除工資制度本身才會終結剝削。任何對市場的改革都不可能消除資本主義中心的對抗。但是，埃爾森提出的正是對價格的改革。

埃爾森提出種種公立機構來設定價格標準。這些機構將可以得到各種產品的生產成本的詳細信息。在成本的基礎上加上壹些利潤，就可以為每種商品設定價格標準。（但是沒有說清楚利潤的基礎是什麽：是跟使用的資本成比例，還是跟經常成本成比例？）設定這些價格標準—顯然並不打算是有約束力的—加上出版其所依據的數據，被稱為市場的社會化。

“社會化市場”這壹術語是很有誤導性的，因為市場從來都是社會制度。在資本主義時代，市場是私人個體進入社會關系的典型途徑。當社會壹詞與市場壹詞結合在壹起的時候——社會市場經濟，社會化市場，市場社會主義——我們應該有所警惕。考慮到剝削在馬克思很寬松的假定下都仍然會存在，社會化市場也會允許剝削存在。社會化價格標準僅僅是指示性的，對買家和賣家都沒有約束力：“價格和工資委員會可以生成價格標準，提供信息買賣雙方，使之能夠以去中心化的方式‘監督’價格和工資。”（埃爾森，1988,第33頁）如果這些標準不被社會接受，那麽要改變的，不是價格，而是這些標準。社會化市場和正常市場的主要區別似乎是，在前者是納稅人補貼某些通常是由買賣雙方承擔的市場成本。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盡管這壹市場比起沒有補貼的市場調整起來可能會更平穩，但是其效果不會有太大的不同。

如果我們看壹下關於勞動力的買賣這壹關鍵問題，埃爾森的方案非常像是在1960和70年代的壹系列用於調控剝削的價格和收入政策。工資和價格委員會為所有工資率制定標準。這顯然不是廢除工資系統，而是對其進行調控的手段。在之前，工資等級由私人經濟合同執行，現在則變成了公共政策問題，由國家機構將其合法化了。同時，毫無疑問，價格和工資委員會考慮到確保工業的利潤率的需要。在這裏，我們進入壹個有爭議的層面，因為設置工資水平會影響到剝削率。任何試圖設置更高的工資水平的企圖都將被雇主抵制，而任何試圖設置更低的工資水平的企圖又都將被工會抵制。如果工資標準是有約束力的，實際工資率將由雇主與工會相對實力以傳統方式決定：罷工、停工等。

埃爾森提出了壹種能夠顯著地改變剝削率的方法。這種觀點認為，應該保證所有的公民都能得到壹個最低的基本收入，無論他們是否被雇傭。這壹政策由綠黨所倡導，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無疑是符合工人階級利益的。如果罷工的工人知道他們的家庭壹直有飯吃，那麽他們的立場會加強，罷工行動將會更堅決更成功。但是，我們不應高估這壹系列無條件的社會保障福利的影響。埃爾森也表示這只是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只夠買壹點糊口的扁豆、幾條廉價牛仔褲和幾張地板上的椰衣墊。這聽起來並不比靠當代的社會保障福利生活更好。像所有社會保障計劃壹樣，它受到同樣的矛盾因素的影響：必須保證人們的積極性而不是破壞人們工作的積極性，同時也不能征收沈重的稅收負擔。人們在工作的同時往往也有達成了其他的承諾：抵押貸款、分期付款等。當人們罷工或者失業的時候，社會保障金會很快被花完。

在資本主義國家，無條件的社會保障是值得做的改良，有助於減少貧困和促進階級鬥爭。他們不願意做的是，“消除勞動力買賣雙方對立的基本原因”（出處同上，第30頁）。勞動力的買賣是剝削的序幕，而且是具有內在對抗性的。購買勞動力的企業仍然是法律主體，其目標是勞動力賺取利潤。它們是法人，有購買、出售和簽訂合同的權利。簡而言之，它們就是馬克思說的“資本的人格化”。它們可能是由國家所有，必須向國家的墊付資本支付利息，但是它們資本屬性的減少，並不比國有的英國利蘭汽車公司更多。事實上，埃爾森提議讓壹個叫“公共企業監督者”來確保國家的資本能獲得足夠的投資回報率。

在勞動力繼續在市場上被買賣的地方，就壹定會有圍繞勞動力價格的鬥爭。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失業是最終的工資調整者。當經濟處於充分就業時，經濟性階級鬥爭將使得工資上漲。通過有約束力的價格和收入的政策在壹定程度上對其進行調控也許是可能的，但這純粹是壹種自願的機制，埃爾森認為它很可能是不穩定的。要麽導致通貨膨脹，恢復失業以懲罰勞動力的壓力也隨之而來；要麽就將要求強制性的價格管制。社會將面臨著在資本主義道路或者社會主義道路之間作選擇。

在寫作本書的時候（1992），像波蘭、匈牙利和俄羅斯這樣的國家正清清楚楚地面臨著這樣的選擇。要麽在經濟領域恢復失業的“鞭子”，因為沒有失業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勞動力市場；要麽向著共產主義的方向發展，在生產和收入上建立直接社會調控。這並不是要否認埃爾森提出的國家資本主義在英國的環境下是進步的。人們可以將其看做是壹條漸近線，與前撒切爾時期的社會民主壹樣，其發展方向是朝著：幾乎完全國有化、自願的價格和收入政策以及全面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因此，這壹制度將比現在的分配更符合工人階級的利益。

但是從經驗看來，國家資本主義類型的社會秩序是不穩定的。它保留了貨幣和市場，以及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收入差距，同時消除了使得這些都起作用的失業，並且弱化了作為資產階級紀律因素的國家。這是壹種過渡的社會形式，要麽像英國壹樣恢復到私有資本主義，要麽走向社會主義。相反的方向也適用。但是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轉向國家資本主義或者市場社會主義則絕對是反動的。最終結果只能是壹種不穩定的經濟，通過階級鬥爭轉向資本主義或者社會主義⑥。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埃爾森提出的社會化定價機構擁有計算機網絡和生產的信息，而這正是向計劃的有效過渡所需要的。如果她提倡將這種機構作為計劃經濟之前的過渡性措施，那是說得過去的。但在當前的世界形勢下，資本主義處於進攻態勢，更可能向資本主義過渡。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第三條道路的提議，不過是通向徹底的資本主義復辟的旅途中的臨時中轉站而已。

所有市場經濟都受到宏觀經濟不穩定性的影響。不穩定有兩種主要形式。第壹種形式是衰退，當衰退發生時，產品賣不出去，造成失業；第二種形式是過量的需求造成通貨膨脹。在那些回歸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可以看到這兩種形式：通脹飆升，同時數百萬人失去工作。像其他聰明的左翼經濟學家壹樣，埃爾森明顯意識到了市場經濟的這些傾向，但她並沒有提供真正的解決方案。無論人們要怎樣說戈爾巴喬夫之前蘇聯經濟制度的壞話，那時的價格是穩定的，也沒有經濟衰退。蘇聯制度不是沒有問題，只有意視而不見的人才會那麽認為。但是，對於本世紀人們所熟知的社會主義制度的任何改變，都應該是為人民群眾往前邁進壹步。埃爾森和與其相似的俄國思想家所鼓吹的，是從馬克思退回到亞當斯密。

阿甘別吉揚：行政方法和經濟方法

在這裏和之前章節所展開的論證也為我們批判蘇聯經濟改革的概念聽了基礎。這些改革的概念是由阿甘別吉揚提出的。他是戈爾巴喬夫在八十年代中後期幾個關鍵的經濟顧問之壹。在他關於經濟改革的書中，阿甘別吉揚多次提到“行政的”和“經濟的”方法的區分，並且強調要減少前者增加後者。他宣稱，“現有管理制度的首要特征是行政的方法占有顯著的位置，而經濟的方法只是第二位的”（1988,20頁），接著聲稱改革的本質就是“將管理從行政管理過渡到經濟的方法”（23頁）。

如果這僅僅意味著他反對專制的官僚指令（“行政的”），而支持細致的對成本和收益的計算（“經濟的”），那這樣的觀點並不會引起爭論。但實際上，在這壹概念和有爭議得多的解釋之間，存在著下滑。首先，阿甘別吉揚似乎確認“行政的”方法就是中央計劃本身。在評論斯大林時期的中央計劃時期，他宣稱，“從三十年代開始在管理中經濟的方法在減少。中央集中分配資源取代了生產單元之間的貿易，市場也因此萎縮了”（出處同上，21-22頁）。因此，這裏的“經濟的方法”與“集中的配置”是對立的。當他闡述經濟方法的內容時，問題變得清楚了：這些方法所涉及的，是將聯合體和企業轉變為完全經濟責任、經費自給、自主管理，以及在價格、財政和信用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23頁)。在別的地方，他把經濟方法與市場關系的刺激以及利潤的更大的作用聯系起來(58頁)。最後，他提出國家計劃將被“廢棄”，讓位給這樣壹種經濟制度，在這種制度中，“企業和聯合體將制定和批準它們自己的計劃。他們將不再服從上級的批準，也絕對不再有計劃配置工作”（1988,112頁）。

雖然阿甘別吉揚對第壹個五年計劃在促進蘇聯的工業化方面給予了積極的評價，但他實際上認為中央計劃的“行政的辦法”是過時的、專制的、官僚的和無效率的，而註重市場價格、利潤率和企業財務自主並且完全廢除中央計劃指令的“經濟的方法”是現代的、高效的和進步的。這樣的判斷可能是來自於蘇聯武斷官僚的中央計劃的經驗，但這是壹個非常嚴重的錯誤判斷。我們已經表明，中央計劃不必是武斷的，而是可以建立在明確定義的社會成本的計算的基礎之上。事實上，我們壹直在努力說明，社會勞動時間核算的社會合理性是優於市場的。沒有必要將消費品市場（我們之前倡導的總體計劃制度的壹部分）的出清價格，與通過給予企業完全自主權以瓦解社會主義財產聯系在壹起。宣稱企業應該可以自由地任命自己的管理者，民主地組織他們自己的工作，以及積極提出新產品——這是壹回事，而認為它們應當作為獨立的行為主體，制定自己的計劃來響應市場信號，這又完全是另壹回事了。事實上，如果它們被授予後面的角色，那麽很有可能首先失去企業內部的民主管理。像阿甘別吉揚所做的這種討論，隱含地支持了經濟理性和市場過程，問題多多，必定會誤導社會主義經濟改革。

在過去幾年裏，我們已經看到這壹邏輯帶來了什麽：全部有效經濟計劃的崩潰、失控的通貨膨脹、普遍的經濟混亂、大規模失業以及資本主義復辟的最終勝利。向市場方向的社會主義“改革”對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來說是空前的經濟災難。從全球範圍來看，這壹改革重建了少數資本主義列強的宰制。1917年前統治世界的正是這些列強。在政治層面上，“改革”導致了這樣壹種形勢，社會主義運動和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實際上已經被排除在政治舞臺之外了。

社會主義不在了，對於那些被剝奪的人來說，除了法西斯主義和民族主義，還有什麽希望？除非是壹個比以往任何的社會主義更加激進、更加民主和更加平等的社會主義，壹個建立在清晰的經濟和道德原則之上的社會主義，壹個不向令人泄氣的市場神話投降並交出其完整性的社會主義，否則就毫無希望可言。

傑瑞米柯賓

古典經濟理論證明，由於不同土地生產力的不同，地租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無論我們是正在考慮狹隘的土地肥力,或在從更寬廣意義上看上認為更靠近人口中心的土地更有效率，這個理論都是正確的。在後壹種情況下，生產力源於運輸成本的節省。正如薩伊所說，“距離相當於貧瘠。”在社會主義社會土地國有化的情況下，將土地的使用權承包給私人機構或者個人（家庭、農場和公社），通過允許個人使用土地實際上已經否認了公共土地所有權。在中國，不同公社之間財富的明顯分化，與當地的農業土地生產力有關，擁有肥沃土地的公社挪用了租金。公平起見，私人和團體應當為使用土地而繳納租金。這些租金可以用來補償公共支出，減少壹般稅收，並且可以轉移支付給耕作生產力較低的土地的公社。

社會主義國家的壹個顯著特征之壹便是，導致耕作的農民相對於公職人員更富裕，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農民對地租的有效挪用。考慮到不同肥力的土地，大多數的農民將耕作非邊際土地並因此得到壹筆非勞動收入。

在壹個先進的工業社會，租金收入的主要形式是建築用地的地租。盡管社會主義共和國可能允許住宅的私人所有，但不應該允許宅基地的私有。業主制定地租應該是基於當前出租用於房子的土地的價值。在這種情況下買了房子的人僅僅是買了建築物,而住戶在購買價格之外向社區支付的租金或地稅,反映了他們的房子差別或房子附近的基礎設施情況。

自然資源的所有權

從壹個較高級的經濟的社會形態的角度來看，個別人對土地的私有權，和壹個人對另壹個人的私有權壹樣，是十分荒謬的。甚至整個社會，壹個民族，以至壹切同時存在的社會加在壹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們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並且他們應當作為好家長把經過改良的土地傳給後代（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878頁）。

在過去關於土地所有權的問題關心的主要是人類利益的沖突。地主的利益與佃農是對立的，政治提案中關於土地所有權問題表現的也是這些集團的階級利益沖突。現在再這樣看這個問題已經不恰當了。我們必須把土地所有權和土地的使用問題放到更壹般的背景下看待，即人類對地球資源的利用。人類活動導致環境破壞的程度和規模最近才被我們重視。

現在很清楚的是，最近幾千年人類活動正在加速改變環境。確實有可能過去我們祖先導致的生態變化強迫我們改變生產方式。例如，推動美洲農業發展的動力可能是由於狩獵導致大型動物的消失（哈內爾，1977）。導致古代地中海奴隸制文明的崩潰的壹個原因即是由於砍伐森林和土地荒漠化引起的農業耕地的大量減少。吉諾維斯認為（1965），導致美國南方奴隸主集團和北方資本主義集團沖突的部分重要原因是土壤的退化帶來的棉花密集種植。這迫使美國向西部擴張，並導致蓄奴州與自由州的沖突。

物種滅絕、森林砍伐與土地荒漠化的古老現象仍然在我們周圍發生，並且實際上是正在加速。而現在又多了海洋和大氣的汙染。環境改變不再只是影響當地社會和壹個國家，而是通過空氣和海洋對全球都產生了影響。各種不同的經濟活動很可能改變了大氣的構成並導致了全球平均溫度的大幅上漲。可能的後果現在已經周所周知：沿海地區的洪水、極地氣候帶的變化、世界主要農業區的損失、非洲和美國南部大部分地區的沙漠化，以及空前規模的饑荒。

這些災難的間接原因是產權的不明晰。自然資源的使用決定於私人、企業，甚至國家的決定也是著眼於眼前的利益。這些決定給全球帶來的長期後果並不在他們的考慮範圍內。看來最終的解決辦法並不只是把自然資源和土地國有化，而是國際化。從長遠來看，工業社會要想存活下去，只有把這些自然資源的所有權賦予全球性的監管機構。它將批準自然資源的使用方式，並確保環境的保護和改善。這樣壹個機構的權力將遠遠超過傳統土地所有者，因為他們僅僅擁有土地的使用權。全球性監管機構將不僅僅監管農業、林業和礦產開發對土地的使用，還將包括排放到空氣和海洋中的汙染物。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方向上壹些嘗試，如聯合國關於海底的公約申明海底資源是人類共同的遺產。蒙特利爾公約更進壹步的規定了含氯氟烴化物(CFCs)的排放。但是很難想象在世界主要國家仍然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情況下實現世界資源的國際化。英國和美國拒絕批準海底資源公約，認為它侵犯了私有財產權——當然它的確是侵犯了。建立起世界性的資源管理機構，可能要等到社會主義在主要的工業中心取得勝利。

而在此之前，關於這些原則的共同爭議在於——自然資源應當控制在盡可能最大的公共機構下。至少所有權應當屬於國家這樣層面的機構，大洲更好。

控制權與利益的分割

自然資源被濫用，因為對於某些人來說這樣做是有利可圖的。資源的公共所有並不能避免發生這樣的情況。在蘇聯，公共的土地和自然資源也存在著廣泛的環境破壞。裏海被嚴重汙染，鹹海因為其支流被大量用於灌溉而逐步幹涸。在這些情況下，公有制並不能提供保護。這可能是由於缺乏強有力的機構來規範國家機關的行為。工業部門制定的目標使得工廠為了實現生產最大化而汙染河流，而不是保護。而鹹海周圍各共和國政府的目標是使得棉花產量最大化，而不是去保持鹹海的漁業。壹個國家乃至於未來全世界的自然資源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必須掌握在壹個不會從開發它們中得利的機構手中。

為了便於論述，我們稱這個機構為環境信托機構。它擁有所有的自然資源。它將授予計劃當局使用資源的許可。它將規定排放的條件和其他使用資源的工業項目需要達到的標準。它可以確定個人或社區使用土地的租金。它可以規定生產或者使用會造成環境汙染的產品的附加費。稅收形式的地租和附加費不應當交給環境信托機構（Environment Trust），而應當用來支付其他社會公共服務支出。這是壹個重要的原則，因為它避免監管機構為了自身獲利而批準自然資源的開發。人們希望環境信托機構（Environment Trust）在征收地租和附加費的時候能夠像法院判處罰款壹樣公正。

第十五章：對相反觀點的考察

現在，我們已經完全地闡釋了我們對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的組織原則的看法。在最後壹章，我們將對近年來壹些社會主義作家提出的反對意見做出回應，並將其組織在兩個主題之下：分配、價值與價格，以及市場社會主義的可能性。這兩個主題多多少少都和市場和社會主義的問題有聯系。在第壹部分，我們捍衛關消費品市場的方案（已經在第八章詳細闡釋）。我們認為，為了確保計劃的目標始終按照消費者偏好進行調整，這種類型的市場是必不可少的。在本章的第二節，我們明確地把我們的“市場”方案和“市場社會主義”本身區別開來。考察兩個最近幾年的市場經濟方案的例子，我們發現，從社會主義的基本目標來講，這兩個方案都是不夠格的。

分配、價值與價格

當我們第壹次在《經濟與社會》（Economy and Society）雜誌的壹篇文章壹裏提出這些觀點的時候，加萬·達菲（1989）在同壹本雜誌上做出了回應。雖然我們同意達菲的壹些觀點，但我們認為他沒有完全理解我們的立場。在這裏，或許我們可以通過回應壹些他的批評，來更清楚地介紹我們的想法。兩個主要的觀點比較突出。

首先，達菲認為，我們的觀點在這壹方面有些諷刺：雖然我們極為重視現代計算機技術的潛力，但我們並沒有主張壹個純粹定量的，也就是不以價值或價格為中介的計劃系統。達菲似乎把這看做是放棄了早期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的立場。例如，蘭格就把計算（computation）看做是對任何形式的市場的替代二。正在蘭格模式所需要的技術條件即將實現的時候，科克肖特和科特爾竟提出了壹種基於市場機制的解決方案！其次，達菲認為，假如有人從消費品社會主義市場的角度考慮問題，那也沒有理由使用勞動價值作為社會成本的基準：他認為“簡單社會成本”更為可取。

關於第壹點，我們應該強調，我們不是建議所有的商品和服務都通過市場分配。我們承認“社會公共品提供”的部門（如衛生、教育和兒童保健等）的存在。這壹部門的商品或服務應當作為基本公民權提供給所有人（見第五章）。在這裏，社會保障的水平和形式不是使用市場價格來決定，而是通過民主辯論和民主政治來決定。盡管如此，我們提倡在許多個人消費品上采用市場並沒有什麽錯。

我們的消費品市場的基本特征如下：

1.由於完成工作或者轉移支付，消費者得到勞動券形式的收入。
2.商品有它的“價格”。價格也由勞動券來衡量，但由於供給和需求的波動，可能會與實際的勞動量（也標記在商品上）有所偏離；
3.當消費者通過市場取得消費品後，他們的勞動券的余額將會相應地被“消掉”，為的是讓他們的購買受到收入（加上壹些消費信貸）的限制。
實際上，它向每壹個消費者提出這樣壹個命題：妳可以得到所完成的社會勞動時間的壹定余量，並且以妳所希望的任何形式享受它。

壹個“純粹定量”的替代系統，沒有價格或者價值的系統，會是什麽樣的呢？國家必須為要生產的消費品設置壹個初始的“命令”，按照某某比例生產，然後消費者可能會從商店免費獲得任何他們喜歡的東西（正如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說的“按需分配”）。如果不存在價格，那麽“收入”也沒有任何意義，也不能預先限制個人購買商品的數量。隨著壹些商品的存量減少，國家就簡單地命令生產更多的產品，而那些存量在增加的商品的生產速率就下降。

壹切都很好，但是有什麽能阻止受歡迎的商品直接變成零呢？怎麽在社會可用勞動力的約束下，確保生產能夠長期保持在足以滿足消費者需要的水平上呢？或者換句話說，如果消費者能夠以零成本獲得任何他們喜歡的東西，這樣的“需求”的總和會不會超過社會可能的總產量呢？而實際結果不正成了“先到先得”嗎？

有人可能會極力主張兩點來反對這種批判性的觀點：共產主義的“豐裕”和社會主義消費者負責任的有公共精神的態度。但是,從所有產品都充足的意義來講的“豐裕”，在這些產品定價為零時，對我們來說似乎是完全不可信的。即便是技術持續改進，由於需要解決環境問題和資源枯竭，加上極大地改善世界上大部分貧困人口的物質狀況的巨大需求，似乎排除了廢除經濟上的稀缺性的可能性。縱然社會主義的消費者有徹底的公共精神，不過僅有正確的態度是不夠的。沒有客觀計算的社會成本的引導，人們沒法知道給他們消費的“合理的”、“負責任的”量是多少。

如果人們承認需要為個人消費加上壹個社會決定的限制，以使人民的總消費需求保持在生產可能集之內，那麽，在明確的收入付酬和消費品（非零）定價之外，替代選擇是什麽呢？國家可以決定每個人的消費品的分配或者說“配給”，命令這些消費品的生產，然後將其直接分配給人民。但是，很難看出這樣的系統如能夠恰當地響應消費者偏好隨著時間的變化，或者不同人、家庭和公社的各種各樣的偏好和優先順序。如果人民對他們的消費模式進行（受限制）的個體選擇，那麽，除了某種形式的市場，別無選擇。受限的自由替換需要消費者的產品分配采取標量的形式（達到這樣的總價值的任何妳所喜歡的產品）③，而不是標量的形式（商品數量的列表，或者配給量）。收入的付酬和商品的非零定價不過是實行這種標量約束的手段。

當然，承認需要有消費品市場，並不意味著必須接受我們所提出這樣的市場應該如何運行的具體版本。由此我們來談談達菲的第二個觀點，即關於使用勞動價值來體現社會成本。

我們承認，用簡單的勞動價值來衡量社會成本，容易招致批評。我們已經在第五章處理了兩個相關的問題。首先，使用勞動價值作為經濟計算的唯壹手段無疑會導致對有限自然資源的低估，而簡單地應用勞動時間並不能“生產”出這些自然資源來。其次，嚴格的勞動價值計算忽略了社會勞動應用的時間尺度的問題。生產兩個產品可能需要同樣的總勞動時間，但這壹勞動在日歷上的時期卻可能是不同。如果這種差異有實質意義，那麽，勞動價值計算必須又壹次被看做是不完整的。同樣是在第五章裏，我們簡述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

達菲建議，相較於勞動力價值，“生產的簡單成本”作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經濟計量的方法更為可取。對此，我們感到很疑惑。正如在第八章中所討論，正常資本主義意義上的“生產成本”遠不簡單。它假定了作為權利主體的企業的存在——實際上，假定了生產資料中私有產權的存在。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沒有“簡單”的給定的生產成本；任何衡量社會成本的可選手段，都必須由社會來定義和計算。我們認為，勞動時間為這樣的計算提供了理性的基礎，盡管必須對其加以補充。我們在第五章中說明了補充的方式。

市場社會主義？

正如我們已經說過的，我們十分清楚我們的論點撞上了近期右翼親市場觀點的潮流。這並不是我們的錯；我們相信，時興的觀點的錯誤的，而且最終壹定會被認作是錯誤的。然而，我們更關註這壹事實：在20世紀80年代，社會主義作家公然對“經典”的計劃經濟體制表示嚴重懷疑，反而鼓吹各種形式的“市場社會主義”四。反對這種潮流的聲音是相當微弱的伍。

在這壹節，我們考慮壹些市場社會主義的觀點；我們將論證，市場社會主義作為社會主義政治的目標是非常不合適的。我們同意迪瓦恩（1988）說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反映的，不是由社會主義理論家作出的大膽的嶄新的構想，而是對右派統治地位的有害的調和。葛蘭西要求“理智的悲觀主義，意誌的樂觀主義”（也就是講究實際的同時，滿腔熱情地致力於社會主義目標的實現），而1980年代的市場社會主義則暴露了“意誌的悲觀主義”，對社會主義能夠提供任何真正與眾不同的長期政治方案失去了信心。

很明顯，對於近來提出的所有的市場社會主義的觀點，我們不可能都提供詳細的評論。對於本文的目的而言，我們專註於西方的戴安·埃爾森（Diane Elson）和東方的阿甘別吉揚（Abel Agabegyan）最近所做的貢獻。

戴安·埃爾森：社會化市場？

戴安·埃爾森（1988）認為，“社會化市場”提供了計劃經濟和自由市場經濟之外的第三種替代選擇。我們則認為，她的社會主義市場方案，對資產階級經濟經濟學讓步過多。其中似乎包括了對亞克·諾弗說法的不加批判的接受。亞克·諾弗宣稱有效率的中央計是不可能的——對於這壹說法，我們已經在之前的章節對其進行不遺余力的反駁。

確切地說，我們認為：

（1）通過將註意力從生產過程切換到交換過程，埃爾森抹去了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批判的重點；
（2）她的社會化市場制度，將保留大部分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和生產關系，因此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而非社會主義會更加準確；
（3）它會容易受到所有資本主義所特有的不穩定性的影響。
埃爾森文章的很大壹部分都是用來說明真實的資本主義市場和市場社會主義的倡導者以為的理想市場相去甚遠。埃爾森認為，從資源的運作來說，真實的資本主義市場及實際成本，也很少會有自由競爭，而且消費者主權實際上無效，薩伊定律不起作用，等等。她引用了大量最近的文獻來加強她的觀點。

盡管這種批評在指出徹底的市場擁護者的構想缺乏現實主義方面是有價值的，卻似乎是要替代壹個不在場的概念。在她對她所指的資本主義市場的批判中，剝削這壹概念是缺失的。作為壹種政治運動的社會主義之所以產生，不是因為消費者對組織市場的方式不滿意，而是因為資本主義是壹個它的受害者試圖解決的剝削制度。資本主義聽任富人剝削窮人的勞動。社會主義是對資本家剝削工資勞動者的回應。

在本書中，我們提到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剝削概念。在當前的語境下，重要的是，馬克思關註的主要問題之壹是駁斥剝削產生自市場的不完全運行的觀點。恰恰相反，馬克思論證了，剝削產生自商品生產的邏輯。為了從理論上證明這壹點，他做了“商品按照勞動價值的比例交換”這壹“寬松”的假定。這是最先進的資產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所提出的理想。馬克思很清楚，壹系列復雜因素——不同的資本密度，部分壟斷等等——會阻礙真實的資本主義市場中的價格與勞動價值成比例。盡管如此，他還是在資本論第壹卷中假定了這壹比例性。他假定，商品的每次買賣都是等值交換。貨幣以黃金為基礎，在每次買賣時，黃金中物化的勞動量就等於所購買的商品中物化的勞動量。換句話說，他假定交換過程不存在欺詐。他知道，這壹切都是反事實的——工人通常會買到摻假的產品，資本家通過實物工資或者工資的額外扣除來欺騙工人們。但出於論證的目的，他說：“讓我們承認市場是完全公平的，我將表明它仍然會導致對工人階級的剝削。”

馬克思認為，剝削的關鍵是勞動力的特殊性。勞動力之所以獨特，在於它對資本家的效用是它能創造價值。勞動力像其他壹起商品壹樣，都按照再生產的成本進行出賣。當然，在許多情況下，勞動力低於再生產成本出售。例如，在工人是兼職農民，不會從市場上購買他們所有食物的地方，就會出現這種情況。但是，即使它確實以完全的再生產成本出售，剝削仍然發生。工作日被延長了，以生產絕對剩余價值。技術讓生活資料更便宜，從而生產相對剩余價值。

傑瑞米柯賓

社會主義共同體應當給予人民的積極權利的關鍵在於：

生存的權利；有權獲得他們勞動的全部價值；有權按照自己的意願處置勞動成果。

這些產權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目標。它們是社會主義“美好生活”的組成部分。不會被剝削並且可以自由支配收入的權利是以自身為目的的。生存的權利還有另外壹重社會合理性：只有讓所有的社會公民都參與到經濟生活中，才能實現社會財富的最大化。

這些個人權利都不是絕對的。公民有獲得工作的權利，但只有在他能勝任並且需要工作的時候。人們有權獲得全部勞動的收益，但這並不表示他們可以不納稅。勞動收益的壹部分由個人處置，剩下的將通過民主的決策來實現共同的社會目標。個人處置收入時要保證不損害環境和侵犯他人的自由。

社會主義共同體在給予人們這些權利的同時必須保證有壹個合適的制度和經濟框架。我們接下來討論框架的三個方面：生產的組織、雇傭的性質、環境的保護。

計劃權利和經濟項目

在之前的章節中我們從經濟的觀點討論了計劃存在的問題，但沒有涉及計劃有效落實所需的法律框架。有效的計劃顯然不能在壹個存在公司法的法律框架或者像我們所批評的前蘇聯的法律框架下得以運行。我們需要另辟蹊徑為社會主義計劃正名。

我們在這裏把制定計劃的主體簡稱為計劃，不考慮確保計劃受到民主約束的機制5，而只考慮產權。計劃假定自己擁有所有的集體經營生產資料，但不包括那些被地方公社所有的。所謂的集體經營生產資料，我們指的是那些需要多人才能有效使用的設備或設備的組合。計劃擁有壹切我們平時所認為的工業設備：鐵路、公路、工業裝備、電腦、網絡等等。它還擁有中間產品和半成品庫存。

計劃是生產條件共同所有的制度體現。這種所有權是完全的，即使在某種意義上是有限制的，也要好過於資本主義的財產所有權。當社會是生產資料的唯壹擁有者時，沒有任何人可以買賣它們（暫時忽略國際貿易），也沒有任何人可以繼承它們。所有權縮小到只能處置和分配它們。作為生產計劃的基礎，計劃分配決定著每壹棟建築每壹臺設備等物品的使用。

我們稱壹個特定的經濟活動為“項目”。通過壹個項目，我們意在協調壹組活動以生產出壹個有用的結果。壹個項目可能是壹個大型活動，如建造第三條英法海底隧道或者軌道太陽能發電站；也可能是壹個沒有終點的生產過程，如給彼得堡（Peterburgh）提供瓶裝牛奶或者為登巴頓（Dumbarton）提供醫療服務。它可能是壹個短期的生產過程如出版壹本書或拍壹部電影，也可能是壹個持續幾年的過程如電腦系列的更新。不管它是什麽，項目所使用的資源——勞動力、建築和機器，都是按照計劃分配的。每壹個項目，包括計劃的產量和資源的使用都將被使用電腦登記。

這些生產項目只是生產單位的聯合，而不是法人。在這方面，計劃和項目的關系跟資本主義企業和企業所執行的個人活動的關系是壹樣的。壹個汽車公司為生產新的車型可以進行幾個項目，每壹個項目將被再細分為幾個項目，如車體的的研發、電子設備、引擎和懸掛系統等等。這些項目的工作人員、工作區和設備也是按照公司管理層制定的生產計劃分配的。項目並不擁有它們使用的辦公室和工廠，也不擁有雇工。項目只是經營或者管理，而不是法人實體。

當然這可能引起市場社會主義（market socialism）的擁護者的爭議，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把計劃經濟系統看做是壹個巨大的企業是對民主的威脅。相反，我們的情況是公民對經濟的有效控制需要生產資料成為集體的公共財產。我們不認為國有企業和更缺乏獨立性的工人合作社，能成為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恰當形式。

國有企業的生產資料屬於企業自己，而企業又屬於國家。國家對企業的所有權可能具有不同的程度。在壹些情況下，國家可能只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只有分享企業利潤的權利。這樣的例證有英國對英國石油公司（BP）的所有權，而它的運營與其他資本主義公司幾乎沒有區別。

更高等級的公司國有化就像以前煤炭、天然氣和電力行業的董事會壹樣。在這種情況下，國有企業的服從於規定它們義務的特別法律和由國家任命的董事會的管理。這些都是在僅僅擁有股權的基礎上更進壹步的措施，即公司的法定義務已經超越了英國石油公司（BP）那樣的追求利潤最大化。但是這仍然受到很多批評，甚至壹些最重要的批評是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的：

國家的統治階級的階級屬性仍然是資產階級，所以企業的管理層也是如此，當情況是這樣的時候，政策必然會損害產業工人的利益。發生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煤礦工人罷工正好證實了這壹點；

工人們並沒有能取得企業的控制權；

不同的企業是各自為政的，無法制定整體的能源規劃。每個企業的策略都是使自己的產品銷量最大化以獲得收入。相反，社會的目標在於試圖使得能源消耗以及與之相關的汙染最小化。

第壹個反對意見只有改變國家性質才能滿足。第二個和第三個則是矛盾的。工人階級的整體利益與具體行業工人的個別利益，並不總是壹致的。毫無疑問的是階級性將在工人對如下方面的控制中的到加強：工作安全、改善工作條件、采用工人的建議改進生產、消除車間的層級結構。但可能會出現像平均主義、勞動力的有效使用和二氧化碳的控制排放等這樣的問題。它可能可以更好的服務於公眾利益，例如減少的煤炭行業將有利於使用更多天然氣和提倡節能。

此時重要的是，煤炭、天然氣和電力行業因為它們有著明顯的共同利益（包括那些雇傭的工人）所以不再被視為三個獨立的企業，而是被看做壹個整體，來協調能源生產的過程。這意味著必須有壹個有能力和權威的公共機構為了公眾利益調節這些行業。

所有權的集中具有的固有的優越性可以通過英國國家醫療服務系統（NHS）的例子得到印證。在保守黨重新組閣前，醫院屬於健康委員會，它們有義務組織資源去為社區提供最好的醫療服務。我們認為醫療服務是工黨政府出臺的唯壹的共產主義制度。因此它代表了壹種比我們倡導的行業的整體化更高形式的社會化。我們認為基本的社會主義工業形式應采取這樣壹種更高的形式。

英國國家醫療服務系統（NHS）遵循共產主義的原則“各盡其能，按需分配”（from each according to their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their need）。治療是免費的，並且對病人所需進行無私專業的評估。部分服從整體利益，醫院不是壹個企業，它不存在獲利，而是在健康委員會的指導下服務於社區。

最近保守黨把系統改革改革成相互獨立的企業的集體—醫院有權選擇退出，會以提供服務的私人機構身份進行討價還價。在英國國家醫療服務系統（NHS）工作的人員對於改革的壹般看法是，改革將導致服務的惡化、員工士氣的下降、醫療領域的社會階層分化、以及缺乏地方問責制度。

英國經歷的這些例子可以表明，集中的產權和計劃是工人階級民主管理的先決條件：如果沒有這些條件，工人階級將分裂為不同的集團並追求自己小集團的利益。在資本主義企業和NHS，如果上級認為壹個項目或者活動不再是劃算的，可能會把其關閉並把資源重新分配到新的用途上。相反，蘇聯會有三種類型的機構：國家計劃委員會、工業部門和企業個體。國家計劃委員會向特定的工業部門的官員設定生產目標，然後工業部門將其傳達到自己控制下的企業。在這種安排下，對資產的有效處置權被三個層級分享。對應於國有資產的這種分割，核算也有各種不同形式——實物平衡的核算、勞動力平衡的核算，並且在企業層面將采用盧布來對成本進行核算。過去，盡管對企業受到實物核算下制定的計劃定額的有效控制，但也被要求在貨幣核算上避免虧損。企業雇傭工人並支付給他們工資，但是考慮到價格是集中制定的，成本的核算會與實物計劃發生沖突。在給定的價格和計劃下，企業有可能是“無利可圖”的。

壹個虧損的企業在蘇聯模式下可能有也可能沒有為經濟帶來效益，這不是貨幣形式核算所能說明的。但既然企業擁有有限的法人資格（能夠購買勞動力、出售產品、訂立合同等），那麽它在面對無論哪個層面上的“不經濟”時，都要做出困難的取舍。近年來壹些前社會主義國家決定對虧損企業實施破產處理，表明在這些國家，成本核算已經成為首要的核算機制，企業不再首先被認為是國有財產，取而代之的是只關心股份公司的國有股份。這種特殊的產權關系的發展與我們的提議剛好相反。

在我們的模型中項目根據計劃對勞動力的使用進行預算，這樣可以控制它們使用資源的數量。雖然壹個項目的資源分配仍然受到上述預算的限制，但這種類型的資源配置在運行上是不同於貨幣預算的。它不是用來購買資源。這可以從勞動力的投入量得到說明。

比如運營壹個本地的娛樂中心的項目。它的年度預算是20勞動力壹年的工作和相應的房屋建築。該中心的預算起著控制資源使用的作用。向規劃部門登記的這個項目的預算壹半將用在員工上，其余的用在能源、設備和維護上。 娛樂中心並不給為這個項目工作的人報酬。這些人的工作是從中心的預算中扣除的，但並不涉及資金的賬戶轉移，而是直接劃除。類似地，任何物質資源的使用如運動器材也都是直接扣除的，但是沒有人為這些設備“支付”，因為資源和項目本身都同樣的被視為共同的財產。計劃當局將支付計劃中心的工作人員的勞動，而不是由娛樂中心來支付。因為項目本身並不是壹個經濟主體（即產權主體），也就不會出現破產的問題。然而，計劃必須也壹定能自由的終止被認為不劃算的項目，就像如果學校的學籍檔案證明不再開放，當地教育部門可以關閉學校，如果學校被證明不能再開辦下去。除非它們比任意假定存在的合理的經濟核算體系要好，否則將決定關閉項目。我們在之前的章節中所論述的，不依靠市場核算並沒有根本問題。同時，這樣的終止並不會引起失業。國家通過平衡勞動力預算來防止失業總水平的上升。正如我們在第七章闡述的，任何需求的不足都可以通過市場監管部門降低消費品的價格來補償。這意味著不可能因為需求的不足而導致經濟陷入衰退的漩渦，而這正是導致資本主義經濟中失業存在的主要原因。但是雖然全面的需求不足導致的失業排除了，但仍然需要做壹些調整。如果妳參與的項目終止了，妳做的與之相關的活動也就成了多余的了，但這並不意味妳已經變得多余。妳有權期望社會保護妳的收入並給妳提供另外的工作——但是這個權利怎樣能得到很好的保護？

我們設想了壹個系統，人們可以直接受雇於社區（community）而不是公司或者獨立的“企業”。當工人以前的工作不再有用的時候，工人應該被盡可能迅速並且有效率的重新部署，這總是符合社會的共同利益的。如果能真正把“社會”變成雇主，那麽這種利益共同體就是與生俱來的。

假設如果瑪麗正在尋找壹個新的項目來工作，她可以去職業介紹中心（employment agency）登記自己的職業技能，工作的努力程度和每周能夠工作的時間等等。職業介紹中心會利用計劃當局的數據來在該地區找到與瑪麗要求的工作最匹配的項目。這意味著計劃當局可以記錄最新的可用的勞動力的數量和類型，從而能夠為整個經濟起草勞動力預算。與現在的職業介紹中心的不同的是，將為尋找項目的工人匹配所有數量的可以提供的相似類型的工作。壹旦瑪麗決定了她想為哪個項目工作，並且確信自己適應其工作，她就將與職業介紹中心簽訂協議並確認其將為某個特定的項目每周工作的時間。然後計劃系統將註冊並開始確認她的賬戶的工作時間。

勞動積分的社會功能與金錢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功能有重疊之處，但它們是不同的。工人從社區獲得的等於他為社區所工作的。在扣除稅收後，這些勞動積分能夠使得工人從社區獲得包含相同勞動量的物品。顯而易見，與錢的相似之處在於：勞動積分可以被“花費”在消費品上面。它們的區別在於勞動積分不能流通，但它用於購買後即被銷毀了。在這方面它們就像火車票壹樣，可以獲得壹次旅行，然後會被檢票員銷毀。這壹限制的目的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剝削再次出現，金錢是資本主義活動的前提。

在這樣的系統中個人有權擁有個人財產、消費品和房屋。但他們不能擁有股票和證券（事實上，這些也不會存在）和其他任何形式的資本，他們也不可能擁有土地和生產設備，而只能集體工作。個人也不可能雇傭其他人為自己工作，因為勞動積分具有不可轉讓性。英聯邦允許個體經營可能是個好主意。壹些種類的活動最好在個體層面進行。例如管道建設和維修工作。它們的性質使得其在前社會主義國家以“黑色經濟而臭名昭著。根據古典經濟學，個體經營並不會導致經濟的不平等。但個體交換他們的勞動產品，相對價格將趨向於它們的勞動價值。只要進入個體貿易沒有人為的限制，那麽技術工人將獲得與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相同的時薪6。

個體經營

在共和國允許個體經營是個好主意。壹些種類的活動最好在個人層面進行。例如管道維修工作。這些在前社會主義國家以“黑色經濟”而聲名狼藉。根據古典的經濟學理論，個體經營並不會導致經濟的不平等。當個體交換他們的勞動產品，相對的價格會根據勞動價值確立。只要進行個體經營沒有人為的限制，個體經營者將獲得與那些在社會主義領域工作的獲得同樣的時薪。

如果人們成為個體經營者，那麽他們必須有權開公司或者與國有銀行交易,這樣就可以支付勞動債券。這就有產生變相剝削的危險，在實踐中，所謂個體經營者可能將自己的勞動轉包給其他個體經營者。可能最好的防止隱蔽勞動剝削的方式是就是控制被剝削者的自利心理。如果憲法保障了工人完全獲取自己勞動所得的權利，並且依靠於人民法院的強制執行7，而且向被剝削者收取懲罰性賠償，那麽就不可能會有剝削雇傭工人了。

土地所有權

在當代的英國，土地像其他東西壹樣也是私有財產。它可以被使用、購買、出售、繼承和出租。在所有的社會主義革命中，土地私有制都被廢除了並實行了土地國有化。在所有情況下，國有化都導致了土地作為公共財產性屬性的弱化。例如在蘇聯，國家可以處置土地。計劃機構可以在壹塊土地上建立壹個工廠或者開挖壹個礦井，而不需要得到任何地主的許可。但是當涉及到農業用地和住房用地時，這樣的權力就被弱化了，因為土地的使用權可以承包給私人（自留地或者自建住房）或者合作結構（集體農莊）。這些機構可以有效的處置土地。資本主義國家的慣例就是，土地所有者可以授權他人使用土地，但要求租金作為回報。出於某種原因——可能是考慮到在過去租金是地主對農民的剝削，所以社會主義政府壹直不願意要求對國有土地的使用支付租金。但在不需要支付租金的情況下，將會出現壹種傾向，即公共土地所有權被當做私人所有來處置。

在國家擁有土地的情況下卻沒有收取租金，這既不公平也導致經濟低效率。要理解這壹點很有必要掌握壹些古典的地租理論。
題外話：李嘉圖的地租理論

我們借用19世紀早期英國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的地租理論。他認為地租的出現是由於兩個因素共同的作用：土地的稀缺性，不同地塊生產力的差異。

確認土地的稀缺是地租產生的第壹個原因，他認為在新的殖民地，由於土地是可以免費獲取的，所以不存在地租。然後他觀察到人們最先都是定居在最肥沃的地方。隨著人口的增長，居住和農業生產都將擴展到土地生產力較低較難工作的地方。假設有三個等級的土地，如表14.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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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在人口增長的第壹階段，第壹等級的土地便可以滿足人們的需求，則玉米的價格將會是10英鎊。但隨著人口的增加，更差的土地將會先後被開墾，而玉米的價格也會上漲來滿足在生產力低下的土地上耕作的生產成本。第三等級的土地也會被投入使用，而最終的價格也會上漲到20英鎊。而此時第壹等級的土地上仍然只有每蒲式耳10英鎊的成本，並產生10英鎊的利潤。結果是地主就可以收取相當於最好土地上半數產出的租金，而不會榨幹農民的產出。租種第壹等級土地的農民現在需要把生產的壹半交給地主，比起不用支付租金租種第三等級的土地的農民，這樣不好也不壞。情況如表14.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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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價格=20英鎊=生產成本+全部的租金=邊際土地（第三等級土地）的生產成本

如果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那他就相當於得到了壹份相當於地租的收入（壹份“推算地租”）。在這個例子中，壹個擁有土地的農民在耕種第壹等級的土地時將獲得超過他生產每壹蒲式耳的生產成本的10英鎊，因為第三等級的土地也被耕作著，而玉米“保護價格”是根據生產成本最高的土地確定的。我們可以定義這個剩余為“租金”,即使它不是被支付給特定的人。
重要的是認識到李嘉圖在地租理論上的貢獻在於任何壹個產品的價值都由生產成本決定(李嘉圖堅持了勞動價值論)。玉米價格不是因為土地租金產生的，相反，土地租金是因為玉米價格而產生。

傑瑞米柯賓

無領袖的（Acephalous）國家

新-古典的民主制度（即本書作者提出的這壹套民主制度）在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依舊是壹個國家。其中依舊包含壹個少數人必須服從的有組織的公共權力（需要提醒讀者，作者在此處似乎混淆了鎮壓職能和公共管理職能。在國家出現以前，就已經有執行公共管理職能的權力機關了。）。平民（demos）可以用它來反對任何殘余的或者新生的剝削階級，以維護自己的權利。但是這會是無領袖的（acephalous）：沒有國家領袖的國家，沒有國家作為階級剝削工具標誌的等級制。

各種公共權力的機構，都是通過由抽簽產生的公民委員會來控制。媒體、公共健康衛生、計劃與市場機構、以及其他各類工業部門都會有他們的陪審團。每壹個陪審團都會有壹個明確的能力範圍。比如能源工業的委員會當中，常常需要決定能源政策相關的細節，但是同時不能忽視公眾的投票，比如逐步放棄核能的應用。會議的席位並不需要均勻地從公民中選出。比如公共健康會議，可以壹部分從醫藥工作者當中隨機選出，另壹部分則從普通公民中選出。就如同布萊尼姆曾經說的，原則應該是，所有那些對此問題有正當利益的人應該有機會參與管理。

這個觀點與社會民主和迄今為止的所有存在過的共產主義制度都有極大的差別。比如，計劃不再是處於政府控制之下的，而是由普通公民通過抽簽組成的監督委員會控制。由於這壹委員會是抽簽產生的，因此其成員絕大多數都是勞動人民。這些委員會自治於任何政府之外，這個意義上，可以將其視作資產階級市民社會中的自治機關—— 獨立的中央銀行，廣播機構，藝術委員會，研究機構等等——的類似物。這些機關都並不壹定需要處於國家的直接控制之下。它們的章程和它們管理者的社會背景會保證它們的運行。如果社會主義的類似機構有可供公眾修正的成立章程，有代表全體人民的監事會對其進行監督，而且它們的審議也是完全公開的，那麽公眾對於這些機構的控制就是有保證的。

Demarchic委員會的權力將是調節性或經濟性，或者二者兼具。壹個先進的工業社會需要壹個復雜的調節機構才能得以運行。在當下的社會當中，某些調控被被我們認作法律，由政治家們制定，由國家權力執行，不過其中很大壹部分已經從自治機構中孕育出來了。職業的機構規定約束其中成員行為的規章制度。貿易組織規定工業組件的標準，這對於迅速的技術進步有著重要的影響。國際機構規定用電話、電報以及傳真傳輸進行電子數據交換的標準。

在很多情況下，這些規章僅僅影響某些特定生產分支或者社會活動，相關調控委員會的人員構成也應該被限定為該領域內部的成員。在其他對於公眾利益有直接影響的領域——比如廣播電視或者某些對於公眾健康有影響的過程，調控委員會就需要擴展到多數公民，通過抽簽選舉來代表公眾利益。

Demarchic委員會的其他權力，都源於其對於人力和非人力資源的控制。壹個委員會可能被委托管理某種公共不動產：建築、古跡、交通線路、能源、供水設施。就它們是不動產而言，主要矛盾可能產生於使用上。人們會想到，資產階級主導的負責古跡的委員會是如何拒絕讓窮人進入巨石陣的。但是，就這些財產會逐漸損壞因而需要維護而言，即使不動產也必須以人力和物資的輸入為前提。

壹個委員會也會被委托管理機器、交通工具和原材料形式的動產。這對Demarchy管理制造過程更重要，因為它對所有制造過程都多少會有影響。我們假設所有這些動產最終都是由國家計劃來分配的。管理項目的委員會可以使用這些財產，除非出現了更加緊急的使用的需要。

最後，還有委員會管理該項目成員的勞動。由於這壹勞動是社會總勞動的壹部分，可能被用於其他活動，從國家賬目的角度看，是抽象社會勞動。相似地，流向這壹項目的公共動產也是以用於再生產這些動產的那部分社會勞動為前提。因此，作為壹種流，它也是抽象的社會勞動。壹個委員會的動態經濟權力最終都是對社會勞動的管理。

這種權力的大小是以它的勞動預算的小時數來衡量的。但是以什麽權利來獲得這壹權力，而誰又來規定這壹權力的大小呢？

這壹權力要麽是從上往下移交，要麽是人們自己來進行委托的。考慮壹下管理學校的委員會的例子。它的權力是從某個地方或國家的教育委員會下放過來的。這壹教育委員會撥給學校委員會壹筆年度預算。讓我們假定學校是當地的事務。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教育委員會的預算是由當地選民決定的。這些選民會每年決定從他們的年收入裏扣除多少小時用於教育。

至於制造業委員會的情況，代表則是更加間接的。它的產品——也是是鉛蓄電池——所對應的需求，並不是具體的地方性需求，而是比較間接的社會需求。社會所需要的電池數量，是汽車、電話更換量、收音機等制造量的壹個函數。只有國家或者長期聯盟的計劃機關才能對其進行計算。因此，只有計劃機構可以決定電池生產的預算。

無論是當他們自己投票決定稅收，或是投票決定委托在預算之內提供免費服務的demarchic會議，亦或是通過投票來選擇商品的購買（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是用勞動時間來投票決定這些商品的生產），在所有的情況下，民眾都是權力最後的委托者。

古希臘平民（Demos）統治的最大價值，在於他們制定出的防止上層階級篡權的復雜憲政機制。這壹平民的統治，在被馬其頓和羅馬帝國摧毀以前，繁榮了兩個世紀。在那段的時期，他們創造了燈塔式的藝術、建築、哲學、科學和文化，照亮之後的黑暗時代。資本主義文明的黃金時代——啟蒙運動，即是這束光明之下的自我覺醒。而這尊火炬只有在現代平民（demos）獲得權力的時候，才會重新燃起。

第十四章：產權關系

自從人類文明歷史有記載以來,財產所有權——奴隸、動物、土地和手工制品的所有權——壹直是組成社會的骨架。這些決定了社會的形式和自由的程度。幾乎所有的革命都是由想以某種方式改變所有權導致的。整個20世紀英國的政治都在圍繞著公共和私人的財產所有權的問題。工黨政府在20世紀中期是公有制的支持者。而自1979年以來，保守黨政府推行了國有財產私有化的政策。後者的這些變化被認為是充分徹底的“撒切爾革命”。

我們提出的關於所有權變化的建議要比最近政府承諾的更多。這些建議的激進程度堪比蘇聯在本世紀（指20世紀，譯者註）前三十年或者是中國在第三個四分之壹世紀裏（指毛時代，譯者註）所做的。但我們提出的完全不同於之前在英國盛行的那壹套，並且與蘇聯模式也有本質的不同。

產權關系系統對於我們來說，既熟悉然而又很復雜。因為人們傾向於接受熟悉的東西，所以我們認為從最基本的原則開始研究是有價值的。

誰擁有什麽？

這是任何關於產權的法律都要回答的基本問題。產權關系的基本單位是所有者與所有物之間的關系，而產權關系系統就像由這些原子構成的分子。最簡單的產權關系是“A擁有B”。但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這樣的財產所有權包含的內容是不同。對於壹個擁有土地產權的農民和壹個擁有小麥產權的商人來說，所有權有著不同的現實意義。我們認為所有權由四個部分構成：使用權、購買權、出售權和繼承權。在前面的例子中，農民更感興趣的是使用權和繼承權，而對於商人來說購買權和出售權就是壹切。（對於繼承權，我們認為包括通過婚姻取得）。

所以，我們可以把組成權利這樣排序：使用、購買、出售、繼承。這些權利可以視為邏輯上的謂語。邏輯上把壹組關於A、B的判斷稱為壹種關系。例如，用A、B表示使用權的關系為：A使用B。我們用四個不同的關系來定義產權。這些關系是：A可以使用B(A uses B),A可以出售B(A can sell B), A可以購買B(A can buy B),A可以繼承B(A can inherit B)。給定壹個例子，比如壹個在小麥交易市場的交易員和壹批小麥，當然可能不止壹組這樣的關系。在這種情況下，這壹組（小麥交易員和壹批小麥）就被包含在了買賣關系中。這是因為所有的潛在的賣家（買家）和他們可能出賣（購買）的物品都被包括在這樣的銷售關系中。

壹類物品的擁有者P與另壹類物品的擁有者Q之間的產權關系可以表示為壹組關系（p,q）,這裏p,q表示在實際中P,Q所擁有的。因此在實例中這類產權關系可以有0-4種。

產權的編碼

因為任何形式的產權關系都可以用壹個很小的有限集合來表示,所以我們可以詳盡的枚舉出所有的產權關系。我們定義的四個產權關系可以組成16個不同的產權關系,以及由此得到的16種產權形式。我們可以按照關系的強弱將這些關系用0-15進行升序排列。 通過這種方式，我們可以把不同的產權關系進行排列1。

在社會最底層的是奴隸。而根據美國法律，奴隸是沒有財產所有權的。他們被法律強制規定不能擁有財產。處在社會頂層的資產階級卻擁有完整的財產所有權：使用、購買、出售和繼承。四種權利可以有不同的的組合。蘇聯的集體農莊在改革以前就擁有使用權了，但沒有買賣權，更沒有繼承權。傳統的社會主義認為，雇傭工人在資本主義社會雖然也有名義上的完整的權利，但實際上他們只有出賣自身勞動的權利。他們無法高效的運用自身的勞動力，因為他們沒有資本和設備。當然雇傭勞動者也有權購買使用和典當消費品，但是他們擁有的最寶貴的財產仍然是自身的勞動力。

我們能擁有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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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企業擁有財產的使用、買賣權，但並沒有繼承權。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農民通常會從它的父親那裏繼承土地並將其遺留給自己的兒子。土地市場壹般不發達，所以繼承和婚姻成為財產轉移的主要方式。
我們能擁有什麽？

對於每個資本家、還有蘇聯、以及我們提出的公社主義的社會，我們將考慮什麽是我們能擁有的，以及誰擁有。我們用0-15來比較所有權的強弱。

純粹的資本主義和混合的資本主義

在資本主義社會，有四個重要的業主群體：個人、國家、私人團體2和公司。我們在表14.2中展示戰後英國工黨政府對財產所有權的確認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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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財產的屬性可以分為主要的四個類別。像資金、信息和技術等這樣的物品是有徹底的產權的。這些物品的所有者可以對它們擁有完整的財權：使用、購買、出售和繼承。勞動時間則處在特殊的位置，它可以所有者被買賣，但顯而易見，它不能被繼承。公司是壹種特別的財產，因為它可以是財產所有者同時又是所有者的財產。最後還有壹些物品是有相對獨立的產權的。某些自然資源，如礦產和電磁波的所有權屬於國家，國家可以直接使用或者把它們出售（在壹段時間內）給商業公司。還有壹些物品是只能由國家使用而不能出售，比如軍事武器原子彈和交通基礎設施告訴公路。

這與1988年的財權制度已經幾乎相同了，只是有壹少部分如交通基礎設施已經由私人公司所有了。令人驚訝的是，撒切爾政府在財權方面只是做了相對很少的改變。但這並不否認其在原有的法律內對重要的財產進行了再分配的事實。除了地方政府立法興建的住房的所有權沒有被改變，由國家所有的財產數量被減少了。

蘇聯模式

我們認為的蘇聯模式是指在1928-1931建立並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前通過中央計劃而取得財產的模式。
這個模式如表14.3所示

我們能擁有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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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將這些與英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對比，最明顯的不同就是這些產權關系是多麽的“弱”。這裏很少有資產階級法權可以控制的東西：金錢、個人財產，房屋是唯壹可以使用、購買、出售和繼承的東西。相比起來，這裏有很多很“弱”的關系。集體農莊可以使用土地，但不可以買賣土地，因為土地的所有者是國家。但以資產階級法權來看，國家對土地的所有權關系也是十分受限的，因為國家不能買賣土地。國家又能賣給誰呢？

同樣的，在典型的蘇聯模式下，工業生產中投入的機械設備是沒有完全的產權的。斯大林時期集體農莊使用的機械名義屬於國家所有的國營拖拉機站，到了赫魯曉夫時期，農莊才有權向國家購買設備。國營企業雖受到國家控制，但國家卻無權買賣這些企業，所以從資產階級法權角度看，產權受到很大的限制。企業擁有生產資料的使用權，必須對此負責，也就是說，國家要就生產資料收費。除此之外，我們不能認為他們對工業設備有同資產階級壹樣的權利，因為這些都是由國家按照計劃分配給企業的。它們只能將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賣給國家。勞動力的購買有很嚴格的限制。只有國家和國營企業能購買勞動力，但是卻不能將其轉賣，不像資本主義企業壹樣，企業主能將自己員工的勞動時間出租。個人購買勞動時間是被嚴格禁止的。

企業矛盾的焦點

斯大林時期蘇聯的工業企業的產權有兩個很重要的方面不同於資本主義企業。首先，它們購買商品的權利受到限制，它們能夠向個體勞動者購買勞動時間，但其他商品必須從國家取得。國家向企業收購貨物，在個意義上，企業的原材料供應和其他的投入看起來像是在購買，但這是在計劃之下的購買。第二個限制是對企業所產商品的銷售。在通常資本主義的意義上，這不能算是銷售。它們為了達到計劃的目標而生產，盡管國家也為取得企業的貨物而支付盧布，但企業別無選擇只能賣給國家3。盡管國家和企業間的貨物轉移采用銷售的形式，但它們的銷售看起來就像是把貨物和資金移動壹下位置而已。

蘇聯的企業是壹個矛盾的經濟形式。它看起來在進行著與資本主義企業相同類型的交易，但實際上完全服從於擁有它的國家。國家和企業之間擁有著相當不同於公司和股東的關系。公司的股東通常既不會是公司的主要客戶也不會是主要的原料供應商，更不會去詳細的指示企業應當生產什麽，他們通常只關心股息和紅利。然而，在會計核算中，蘇聯企業並不為國家提供利潤，國有企業的利潤作為國家預算的重要組成部分。

蘇聯的工業企業對於工人來說看起來也像是雇主壹樣，它們也為工人支付工資和各種獎金。在這個意義上來看，它又像是壹個資本主義的雇主了。但另壹方面，社會主義的勞動法律使得企業很難解雇工人，因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目標之壹就是實現充分就業。與之相關的是，企業沒有破產機制，因為企業是國家的，而國家是不能破產的。這使得勞動力在各行業之間分配低效，對於企業和行業囤積了大量的本應當得到更優分配的勞動力，這使得國民經濟受到消極影響4。

這裏我們看到蘇聯社會主義法律的壹個主要的經濟問題。有兩個相互矛盾的條款，壹方面要保障就業，另壹方面又要保證現代化的經濟需要的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工黨政府可以通過允許破產來釋放經濟萎縮的壓力，但這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目標的妥協，是十分不受歡迎的。但是讓這些老企業繼續存在會浪費勞動力，國家必須不斷補貼它的虧損。這些補貼，通常采用從國家銀行獲取信用的形式來進行，但這會擴大貨幣的供應並會導致通貨膨脹。

最近的情況是破產法在幾個原先的社會主義國家被引入。這在我們看來是壹種倒退。破產法和成本計算（經濟核算）強調蘇聯企業資本主義的壹面—他們扮演了獨特的具有買賣財產能力的經濟主體的角色—這有損於它們作為社會財產的角色定位。

這種用資本主義的方式來解決勞動力流動問題的方案必然會損害工人的利益，就像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發生的混亂的經濟情況壹樣，這兩個國家已經實行這樣的制度很長時間了。

我們相信有另壹種選擇，即強化企業的社會主義方面，消除其資本主義方面。我們在下面闡述的這種方法既是對“自由化”解決經濟效率問題的回應，將使得資源集中到經濟發展最需要的地方，但同時保證不會損害工人的社會權利和自由。

公社主義模式

我們現在描述的關於產權的總的結構是與我們在之前章節中描述的關於社會和經濟的結構是壹致的。下面，我們將從四個方面詳細的討論這種結構：個人產權、中央計劃機構的產權和特殊的經濟“項目”、土地所有權、自然資源的所有權。

個人產權

社會主義的產權關系必須要保證經濟的順利運轉，並且保護個人和機構的正當利益，同時避免剝削的出現。壹般來說，這些需求之間的關系是緊張的。在任何的法律系統下，產權都是具有限制性和排他性的。當法律規定資源屬於壹個人的時候，即是否認了資源屬於另外的人。壹個人擁有土地的所有權，即是否認了他人可以自由的使用這塊土地。歷史上壹些財產的擁有者允許別人使用其財產。地主利用土地所有權雇傭佃農，企業家和銀行家利用資本所有權雇傭工人。雖然從人道主義的角度看，剝削是不公正的，但從西方的社會結構看剝削是必要的而且合法的。沒有有保障的產權，資本主義企業將不能發展，經濟也將陷入停滯和混亂中。只要社會還沒有另壹套機制來組織生產，資本主義企業有合法的權利來剝削工人。物權法同時具有階級性和經濟性，壹方面保護財產擁有者的利益，另壹方面又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前提。

社會主義的物權法也必須具備這樣類似的功能，但在這種情況下，既要保護生產者的利益，又要限制潛在的剝削者。在新的經濟模式中，當它作為壹個約束任何可能破壞社會主義或再次剝削的個人行為的法律，它必須給予工人更多的積極的權利並保護他們的正當利益。

傑瑞米柯賓

直接民主還是蘇維埃式民主？

在左翼歷史中，有另外兩種可選的制度能夠替代議會制：蘇維埃制度以及共產黨專政。後者統治了蘇聯和東歐半個多世紀。然而今天，它早已崩塌，只有極少數西方人依舊支持這種制度。不過，依舊有許多人多愁善感地眷戀蘇維埃的理念。還未被列寧式專政敗壞的蘇維埃，被視為無產階級權力的最初的清白形式。我們在此特意用了“多愁善感”壹詞，是因為他們中許多人雖在內心深處向往蘇維埃體制，卻十分願意以“現實主義”為借口接受議會政府。蘇維埃的構想成為了某種道德保障機制。

這並非低估了蘇維埃的信奉者作為暴動機構對於推翻議會政治的重要性。但我們可以根據歷史經驗做出某些概括：

(1)，只有在壹個專制制度或絕對君主制度被推翻之時，才傾向於形成蘇維埃制度。他們似乎很難從議會制度下產生。

(2)，蘇維埃制度僅僅當他們被武裝（成為工人士兵的蘇維埃）之時才會產生革命的影響力。只有在軍事上失敗的情況下，才會形成武裝的蘇維埃：1871年的法國、1905年和1917年的俄羅斯、1919年的匈牙利，1975年的葡萄牙。

(3)，只有當蘇維埃被壹群意誌堅定且具有凝聚力的革命者帶領，才能推翻現有統治。否則，就像巴黎公社那樣，或是葡萄牙革命的工人委員會，他們無法抑制地傾向於脫離當時的國家權力，直到他們自我解體為止。

(4)，他們為壹黨國家提供了理想的中介。這是因為他們建立了壹套受限制的公民權，以及從低級到高級蘇維埃的間接選舉制度。這樣就有利於團結共產主義者中潛在的大多數。這樣的共產主義統治很可能是任何資產階級統治被推翻的先決條件。

蘇維埃是短暫的過渡階段而不是壹個可持續的國家體制形式。壹旦這樣的制度被規定下來，就很有必要將原先的制度進行修改並寫下來，以確定誰有以及誰沒有投票權。委員會不能僅僅模糊地由工廠工人和士兵組成。然後就會有通過普選定義區域憲政的壓力：因此就有了1936年的斯大林憲法。缺乏詳細明確的備選憲法方案的話，蘇維埃政權會很容易發展為壹黨專制或者資產階級代議制。

對於斯大林主義（乃至列寧主義）之前的純粹蘇維埃民主的懷念，來自對列寧《國家與革命》的無批判的接受，是壹種不假思索的思鄉情結。在這本書中，列寧為馬恩思想，尤其是他們對於第壹個工人階級政權——巴黎公社的反思，做了精彩的辯護。基於俄羅斯的現狀，他認為應當“破壞全部舊的國家機器而鬥爭，使武裝的無產階級自己成為政府”（列寧，《國家與革命》中文版第六章）。可惜的是，這樣壹種真正的民主國家，工兵代表蘇維埃，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成了相當不同的東西。

用托洛茨基的話來說，蘇聯的歷史進程是布爾什維克政黨代替了無產階級，中央委員會代替了黨，最高領導人代替了中央委員會。這些都是人盡皆知的事情，不需要再強調。這壹列寧時代就已經確立了的進程，在斯大林手裏走到最後。

新制度的西方社會主義者批評家通常都贊同《國家與革命》中的理論概述。他們只是強調列寧的理論與後來的實踐之間的矛盾。壹些人責怪列寧和他的政黨理論，還有些人責怪當時俄國艱苦的社會環境，抑或是斯大林、赫魯曉夫或者戈爾巴喬夫。但是很少有人將矛頭對準列寧最初描繪工人委員會的構想。

僅僅對比理論和實踐，好的動機與骯臟的行為，這並不是批判。相反，我們必須要弄清楚由《國家與革命》中的理論模型導向蘇聯實踐之間的內在邏輯。這個模型描繪了壹個從工廠工人與士兵當中選取市級、省級乃至國家級會議代理人來組成最高蘇維埃的體系。為了保證代理人對工人負責，代表們必須服從罷免，並且他們只收取與工人的平均工資。後面的條款源於巴黎公社的經驗。針對伯恩斯坦將巴黎公社謂為向原始民主制度的倒退的嘲弄，列寧如此辯護道：

“如果不在某種程度上‘返回’到‘原始的’民主制度，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因為，不這樣做，怎麽能夠過渡到由大多數居民以至全體居民行使國家職能呢？）”（列寧，《國家與革命》中文版，第三章）

這壹章很關鍵。這個反問句也是恰當的。但是在壹個半世紀之後的今天，我們必須要問，列寧對於“原始”的理解是否足夠深刻。原始民主的典型特征是，所有的市民被無壹例外地召集來執行國家的職能。但是這樣執行的制度比列寧能夠設想的壹切都要激進得多。

古典民主制度

所有市民二的多數投票進行統治，是古希臘民主（demonkratia)最初以及最主要特征。壹般是通過公民大會（eklesia）上的舉手表決。平民（demos）主權並不是像在資產階級制度中壹樣，委托給的選舉產生的職業政治家的議會。與之相反，普通的勞動人民，即當時的農民和商人，聚集在壹起探討、辯論以及投票表決與他們自身利益切實相關的問題。③通過五百人會議(Boule)而不是“政府”來執行行政職能。與現在財閥統治的議會不同，五百人會議不是由選舉，而是由抽簽決定的。會議的職位會輪換，個人在服務壹年之後，也會被更換。四

這個會議沒有任何立法權，而僅僅是負責頒布公民大會決定的政策。每個市民都有權在公民大會上發言和表決，還能得到報酬，用於彌補由於參加會議而造成的收入損失。

第二個重要的機構，是陪審法庭（dikasteria）。這些法庭沒有法官，審判官員（dicast）同時扮演裁判和陪審員的角色。他們使用選票和分配機器的復雜程序，以抽簽的方式從市民中選擇審判官員。壹旦法庭上投票產生結果，則無法上訴。亞裏士多德認為，平民通過控制陪審法庭來控制議會。

人們對選舉充滿疑慮，從不使用選舉選擇官員，軍事官員除外。亞裏士多德說過，選舉制是貴族的而非民主的；選舉制引入了獨立選擇的機制以及對於‘最好的人’，即aristoi，來代替所有人組成的政府。（《政治學》，1300）。亞裏士多德的意思對於任何馬克思主義者都是顯而易見的。在階級社會裏，“最好的人”就是那些富裕的人。窮人作為社會渣滓和烏合之眾，當然“不適合”成為候選人。財富和聲望密切相關。只有當選擇像軍事指揮官這種特殊能力必不可少的職位的時候，選舉才被認為是安全。我們政治軍事制與之形成極其鮮明的對比。

由於行政機構由抽簽產生，任何人都有可能被召去服務，這就造成人民的高度政治化。

“每壹個人所關心的，不僅是他自己的事務，而且也關心國家的事務：就是那些最忙於他們自己的事務的人，對於壹般事務也是熟悉的——這就是我們的特點：壹個不關心政治的人，我們不說他是壹個註意自己事務的人，而說他根本沒有事務。”伍

盡管列寧希望點心師治國，他卻未能構想出實現這個夢想所需要的憲政形式。關於工人國家，列寧寫道：

“代表機構仍然存在，然而議會制這種特殊的制度，這種立法和行政的分工，這種議員們享有的特權地位，在這裏是不存在的。沒有代表機構，我們不可能想象什麽民主，即使是無產階級民主。” （《國家與革命》）

列寧在這裏完全沒有抓住問題的關鍵。議會制政府的國家形式之所以適合於有產階級利益的形式，因為其基本原則是選舉。亞裏士多德很早之前就指出，這是壹條反民主的原則。無產階級獨裁可以由壹個選舉會議建立起來，就像在巴黎公社那樣，選舉人和候選人都只來自無產階級。但是這種制度無法通過選舉長期維持。

“民主集中制”——壹條死胡同

列寧的“民主集中制”的概念從根本上就是有瑕疵的，因為它試圖在階級統治的工具即選舉制之上建立民主。根據這壹制度，有階級意識的工人階級優秀成員被組織在共產黨裏，通過工人委員會制度中選舉出來組建工人政府。雖然選票被限制在工人之中，但這壹事實並不能防止選舉制度成為壹種經典意義上的貴族制度。政治成為了政客的專職。像所有的貴族制度，會墮落為自私自利的寡頭制，並最終被“誠實的”資產階級財閥統治取代。

有人認為罷免權是對這壹過程的壹種有效的約束機制，這是很可笑的。罷免權作為條款被寫入美國亞利桑那州的州憲法以及斯大林的蘇聯憲法當中，卻沒有什麽明顯的影響。罷免壹名官員需要募集成百上千的簽名。同定期選舉相比，罷免註定是罕見的事件。但如果選舉制就約束不住官員，為什麽罷免制就行呢？至於官員的工資不超過工人的平均工資這壹條，誰來執行它呢？什麽可以防止選舉出來的官員為他們自己的其他利益投票呢？

民主制度在當下依舊可能麽？

在約翰·布萊尼姆(John Burnheim)最近的壹本書《民主的可能性》（1985）中，他提出壹種被他稱為“demarchy”（此術語是布萊尼姆自創，表示壹種不同於當前選舉制的政治制度。這壹制度沒有政府和官僚制，而是基於各種隨機選取的決策者團體。——譯者註）的制度體系，這與古典民主制度極其相似。他想象出壹種不同於民主國家的系統。權力在這個系統內是去中心化的，而決策過程由代表團中的代表進行，代表則是以抽簽的方式，從與某個審議中的問題有正當的相關物質利益的人中選出。⑥

民主制度的倡導者，似乎對20世紀官僚主義國家提出了激烈的指責。但矛盾的是，經典民主制度的實踐卻是如此地新奇和陌生，以至於人們極有可能不自覺地抵制這種實踐。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倡導者必須需要發起壹個令人信服的提案，並回應壹般性的反對意見。

現代政治學在感情上完全是精英主義的。他們認為，現代國家的復雜性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至於只有專業政治精英才能應付。雖然古代雅典的市民也許能夠運營壹個普通城市國家，但是他們在面對現代國家的全職官僚體系時就會措手不及了。因此，我們需要全職政治家們和有報酬的智囊團。

事實上，我們知道這些全職政治家們在面對堅決的行政部門時，並沒有實際的力量，更無法激烈地質疑給他們提供事業機會的現有體制。更根本的問題在於，對專業技能的論證混淆了兩件事。壹方面，在諸如公共健康、技術以及軍事等領域的具體問題上，存在技術專家知識的問題；但另壹方面，還有普羅泰格拉所謂的“politike techne”，即政治判斷的藝術。普羅泰格拉認為所有人都平等地擁有這樣的政治判斷能力。在處理利益分配問題上，Drumchaple的店員和威斯敏斯特市的議員具有同等的決策能力，考慮到他們都不具備所謂相關的專門知識。

另壹個反對經典民主制度的常見說法是，這壹民主是奴隸主的民主，因此什麽也不能教給給我們。壹方面這種反對意見恰好是不相關的：直接民主制度的現代倡導者並不準備重新引入奴隸制度。此外，這個觀點是以對古希臘社會的錯誤觀念為基礎的。雅典並不是奴隸主的政治，而是自由公民的民主。奴隸被排除在公民之外，但是大多數的公民並非奴隸主。大量的平民（demos）由貧窮的農民以及工匠組成。德謨克拉西（demokratia）的體制，是他在反對富人階層即大地主大奴隸主們的階級鬥爭中使用的工具。後者更贊同寡頭制度制度，並最終在羅馬帝國的幫助下強行實施了這壹制度。

壹個更加乏味的反對意見聚焦於規模問題。不可能把現代國家這麽多公民都集中在廣場上來討論國家事務。但這個觀點忽視了現代科技的力量。電視技術已經造就了地球村。七在每壹臺電視上裝壹個控制臺，讓我們每次電視討論後進行投票。這在技術上不成問題。時事欄目定期抽取觀眾對政治家進行問責。在節目上，普通民眾對政治家進行問責，其嚴厲程度遠超過通常質詢他們的二流政客。他們會讓壹個普通婦女就阿根廷戰爭中沈沒的貝爾格拉諾號，對撒切爾進行問責。我們有充分的信心去相信民眾有能力在每次辯論之後進行重大政治決策。

現代國家，如我們所言，是基於中心化等級化的原則。民主制度則提供了壹個不同的模型。在民主制度下並沒有政府、沒有首相，沒有總統也沒有政府首腦。國家主權力量是在人民大會手裏。國家的特定職能由抽簽產生的法庭或官員執行。權力既不會壹直在底層也不會壹直在高層，而是分散的。我們可以大致設想這些理念在今天可以如何實行。在壹個層面上，人民主權可以通過電視辯論之後的電子投票來行使。為了保證人們得以普遍行使這種權力，電視以及投票電話作為憲法權利應無償提供。這就類似於雅典給窮人參與陪審法庭之類公職的津貼。

由於只有壹小部分要在國家範圍內作出的決議需要讓全民投票表決，其他公共機構可以由有多數票的陪審法庭進行監督。廣播部門，水源管理局，郵政以及鐵路部門都需要處於委員會的監督下。這些委員會的委員是從對應機構的用戶和工人中抽簽產生的。這樣的委員會不對任何政府部長負責。恰恰相反，民主制度依賴的原則是，壹個足夠龐大隨機樣本能夠代表全體人民。處於民主制度下的每壹個個體都有可能在某個時候被召去服務於某種委員會。並非所有人都會服務於某個國家級的委員會，但是每個人都有望參加某個學校委員會，地方健康委員會或是工廠委員會。如果人們都直接參與國家的管理，我們就不會再見到作為現代選民典型特征的憤世嫉俗和政治冷漠了。

民主與計劃

對於經濟計劃，我們可以設想這樣壹個制度。其中有兩個由專業經濟學家組成的團隊，各自制定的計劃，然後由計劃陪審團從中選擇壹個。只有最重大的抉擇（稅收水平、投資占國家收入的百分比、健康、教育等等）需要用直接普遍投票的方式表決。

前面章節提出的勞動時間決定價格的體系的重大優勢之壹是，它將國家預算政策的問題翻譯成每個國民都能夠理解的術語。而現在只有少數專業經濟學家和經濟學媒體人能夠對預算做出正確的評估。要理解預算，就需要知道以英鎊為計算單位的國家收入有多大。這從壹開始就把大多數人排除在外了。然後，還要知道國民收入各種類別的收入者中的分配如何,由此估計不同收入所得稅水平的回報。還需要知道銷售了多少英鎊的增值稅商品，以及從中得到的消費稅額。而在國家預算的另壹面，還必須知道不同政府支出項目以及通脹補貼的費用估算。要全面理解政府財政收支，則需要只有財政才能得到的大量數據。

用勞動時間為單位來表達的話，整個事情就會變得更加容易理解。人們很容易理解，每周有三小時的勞動貢獻給了健康事業，四小時支持了教育事業。如果年度投票單列出了公共支出的主要種類以及他們每項每周需要花費的勞動時間，人們看到投票單後，在到底願意在這些服務上的付出更多或者更少的問題上，會形成自己的觀點。

假設對於健康服務的支出，有人希望投票增加x％，有人希望不變，而有人希望減少x％。⑧這些投票都會被記錄，並取得平均數，來增加或者減少國民保健體系預算。電子“投票單”很容易讓人們必須做出不矛盾的選擇。（例如，他們不能投票要求在所有方面都增加百分之百的投入！）

幾年之後，可以預見支出水平能夠穩定下來，然後隨著民意緩慢改變。在通常狀況下，希望增加和減少預算的人將大致持平，故而任何改變都會很微小。

盡管在財政支出水平方面進行民主決策是可行的，但對稅收的獨立的民主控制卻不能與之相結合。如果稅收和預算取決於不同投票結果，那麽財政收支平衡就無法得到保證。（美國國會的預算和稅收都是通過壹系列不壹致的投票決議來決定，其惡果也是眾人皆知的。）更確切地說，單壹基本稅水平會自動調整，以支付人們投票決定的支出，以及形成其它收入形式如房租的津貼。選民在國家預算的支出方面下決定時，必須考慮到稅收的影響。作為這壹問題上的壹個變量，選民可能首先要選擇總體支出的水平（因此還有稅收水平）。然後當她在某個公共支出類別上做出自己的決定時，“投票單”程序會表明在壹個領域內投票作出的支出改變對預算的其他方面帶來的影響。

傑瑞米柯賓

我們的建議是城市公社應該要比中國的人民公社小的多才行。這是基於這樣的假設，上面所討論的經濟性到了幾百人的規模就多多少少被耗盡了。在經濟學中，“最小經濟規模”（MES）是指在特定產業中，能獲得所有重要的規模效益的最小規模。最小經濟規模在不同的工廠中差別很大；例如煉油廠的規模比塑料玩具制造廠的規模大得多。我們的想法是，如果我們能夠確定城市公社生活的最小經濟規模，就沒必要要求城市公社壹定要大於EMS的規模，因為這是毫無意義的。也許我們不能再用“因小而美（Small is beautiful）”這個口號，但是很明顯，集體民主決策制和互相關心的形式在更小的社區中更易實現，而且公社的意義就在於追求這些不太有型的收益，同時獲得經濟效率。

付酬制度與對外貿易

在中國，公社以工分（work-unit）的形式給社員所做的工作付酬。這些都是公社維護的內部會計單位。在收獲的季節人們得到所收獲谷物的壹份，份量的大小取決於這壹年他們所完成的工作量。公社賬上記錄的公分跟中國通行的人民幣不同。工分是對公社資源的索取，並沒有直接賦予國家資源給公社成員。這項基本原則普遍適用於基於層次化公有財產的經濟體制。我們來看看它是如何在壹個城市公社體制中作用的。

社員做的工作分為兩類：在公社內的工作和為了國家經濟所做的工作。這種工作上的劃分，可能對應於從主要為國家經濟工作和主要為公社工作的成員上的劃分，但也可能不對應。國家經濟中所做的工作以商品和服務的形式增加增值。這些商品和服務首先屬於全體人民，然後國家共同體給做工的人分配勞動劵。這些勞動劵可以讓做了工作的人從商店裏獲得等價值的產品。那麽問題來了：如果公社的成員是為國家經濟工作，那麽支付她所做工作的勞動劵，應該歸她個人，還是歸公社呢？

原則上，兩種制度都可以實施。如果個體獲得國家勞動票證，那麽公社就會收取成員費。而在第二種情況中，公社成員的勞動就當成了公社的財產。類似地，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外包商手下員工完成的任務量就是外包商的財產。如果J&M Consultants PLC給政府提供咨詢服務，政府就將服務費支付給J&M而不是J&M的雇員。J&M 撈取利潤之後，才會把所得中員工的那壹份付給他。

在公社中，不涉及剝削，但相似原則是適用的：向國家經濟“出口”勞動的所得歸公社全體所有，而不是完成工作的個人。這樣做的好處是把內部和外部的勞動同等看待。不管我是在公社廚房工作壹天還是直接為國家經濟工作壹天，我作為壹個個體都是在公社中以工分的形式付酬。這些工分可以用來支付公社社費，公共食堂用餐的費用，或者以現行兌換率（exchange rate）轉換成國家勞動劵。我們提及兌換率，是因為並不能馬上看出公社能夠與國家勞動票證等值交換。為了理解這壹點，我們需要系統地看壹下公社的賬目。

首先把公社看成壹個整體。假設公社社員在給定的會計期中給所做的壹定量的外部工作，以勞動券的形式歸公社所有。國家稅收是以個體或集體的方式征收的。由於我們假定國家勞動劵是直接支付給公社的，所以我們也應該假定納稅義務是集體的。

在這種制度中，公社勞動券形式的總收入，實質上是公社成員外部勞動的總時間。它的稅後凈收入等於總收入減去在這壹時段公社社員應該繳納的國家稅收總額。在對國家產品進行集體購買後，公社還剩下分配基金。這就是可以用來分配給公社社員的勞動券總量，讓個體社員能夠給自己購買國家產品。

現在考慮壹下個體社員。如果公社為了內部會計的目的同等看待所有工作，我們可以簡單地把她所做的內部工作小時數和外部工作小時數加在壹起，就得到她的總勞動貢獻。我們就說社員簡幹了36個小時。現在我們必須想想社員對公社集體基金的義務。這個基金必須支付上面提到的外部花費（國家稅收和集體購買國家產品），但另外它必須支付任何公社內部勞動需要,比如供給非生產性社員，以及基本公社服務，例如清潔和維護公社設施。對於我們的個體公社社員在基金中所占的份額，我們說是12小時。那麽歸她使用的的工分就是36減去12=24小時。她可以用這些工分購買非基本的公社產品和服務（這些產品和服務並能根據會員權獲取，而是要單獨收費——比如膳食或者理發）。或者她可以將它們兌換成國家勞動券去購買公社外部生產的產品。在這裏兌換比率的問題就出現了。

假定我們的公社社員簡想把她的16小時價值的公社工分兌換成勞動券。其他社會也會想要兌換他們的壹些工分。面對壹定的兌換的總需求，在什麽條件下公社能夠將內部工分與國家勞動票證等價兌換？這取決於總需求和上述討論的公社分配基金之間的關系。如果它們數量相等就沒有問題——在1:1的兌換率下，對國家勞動券的總需求，等於可供兌換的勞動券。假如公社保留了壹些緩沖庫存的勞動劵在手上（例如以儲備金的形式出現——參見第七章），需求和分配之間的臨時隨機偏差也不會是問題。但如果存在長期差異，那公社就不可能提供自由地等值兌換了。如果需求超出分配基金，那麽公社將不得不“低估”工分。例如，如果分配金有1000單位國家工作時間的價值，而在壹定時期需求量是1200工分，那麽穩定的交換比率就是1.2公社工分兌換1國家勞動券。

為了進壹步研究這個問題，討論壹組說明性的公社勞動賬戶（如表12.1）可能是有用的。從這個表中可以看到，可使用總工分等於（a）總分配基金（上面討論過的）加上（b）總的非基本內部工作。（關於後壹術語的定義，參見該表的註釋。）在這個案例中，它們的價值都是2200小時。但是，這裏的等值並不是圖表中說明數字選擇得比較特殊——從我們設想的會計關系得來的，只要公社的集體基金是平衡的，總收入就等於總支出。

給定平衡的集體基金，我們現在可以看出工分（work-unit）和國家勞動券之間可持續的1∶1的兌換率需要什麽條件。公社成員只能用他們可以支配的工分做兩件事：花在非基本內部勞動產品上，或者兌換成國家勞動票證二。所以，如果社員花在內部非基本需求商品和服務上的工分等於這壹領域的總勞動的量，那麽兌換國家勞動券的需求就恰好等於可用分配基金，壹對壹的兌換率就是可行的。在表12.1中，有2200可使用工分，而分配金是1000工分，另外有1200小時記在非基本內部工作。如果這1200可用工分用於購買非基本內部工作產品，那麽國家勞動券的供給和需求就都等於1000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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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1 壹組說明性的公社賬戶

“基本”內部工作指的是作為壹種權利可供公社成員使用的產品，而非基本內部工作的產品實際上是通過借記社員可支配工分賬戶的方式“出售”給社員。

那麽在這裏，可持續的1:1兌換率需要三種條件：公社必須正確地管理賬目；公社必須維持平衡的集體基金（就平均而言）；而且非基本內部勞動的預算要與公社成員的需求相同。勞動券相對於1:1兌換率下需求的持續短缺，就是違反了壹個或多個以上條件的信號。例如，假設公社提供給廚房中的非基本工作的工分要多於從就餐中“收取”的—-那麽勞動券的需求就會過多，這就會使得工分以低於等值的比率兌換。這是個簡單的會計問題。或許對就餐的工分“價格”太低；可以很容易修正。另壹方面，也可能存在真實的分配問題。如果投入到廚房的勞動相對於公社就餐需求過多了，這就需要對社員的勞動時間進行真正的再分配。

假設在外部經濟中是充分就業的。這就不是問題。公社並不需要扮演“最後雇主（employer of last resort）”的角色，在其內部活動中抹平過剩勞動。如果公社想要使工分保持平價的話，實際上並不需要這麽做。

這些論證都假設公社出於會計目的將內部勞動和外部勞動視為等值的。這就是說，公社已經決定將成員每小時的工作記為壹個工分，而不管他們是在公社內部工作還是為國家經濟工作。在這種情況中，交換比率必須統壹，而任何持續的偏離等值的壓力，都意味著會計錯誤或者勞動分配的錯誤。但原則上講，公社可以選擇讓外部勞動高於或者低於內部勞動。比如說某壹公社的成員都同意外部工作相比內部工作更沒有吸引力，因此認為給外部工作多付酬是公平的。壹致性（consistency）要求工分兌換率應該與用於會計目的的比率相壹致，所以如果公社認為對外部工作多付10%是合適的，那麽，壹個成員在國家經濟活動中工作壹小時應當記作1.1工分，而且兌換率也應維持在1.1個工分換取1勞動券。既然公社的目標之壹就是打破勞動的性別性別，確證人類平等的設想，我們就不應該推薦這樣的政策，而只是把它看做壹個可能性而已。

任務分配

公社在任務分配時，可以遵循兩個原則。在壹種情況下，公社可能把工作長期分配給社員。公社需要全職工人，全職廚師，全職育幼員等，而其他成員則為國家經濟全職工作。而在另壹種極端情況下，則是輪流執行任務，這樣壹個人可能先當壹天育幼員，再當壹天園丁，然後在接下來的三天中為國家經濟工作③。

這兩種辦法各有利弊。輪流工作降低了模式化地性別決定角色的風險，而長期任務分配能夠使人們對工作更熟練。任務輪值的激進形式會對國家經濟造成約束。國家經濟項目的效率會受到影響，假如他們都不能夠指望項目成員在每個工作日都會出現的話。

公社的法律性質

公社可以擁有自己的樓房，以及適合內部生產的生產工具，包括餐飲設備、爐子、攪拌機等等。另外，壹些輕型的運輸工具比如小轎車和面包車也屬於公社所有。假設他們從公共土地機構租用土地。如果公社有權跟公共機構簽訂合同的話，這對公社來說會是壹種便利。很顯然，他們要能夠與國家簽訂勞動供給合同，不過他們也可以簽訂合同使用公社勞動去運營整個項目四。這就意味著國家經濟租借給他們其他的生產工具。例如，公社可以經營壹塊城市區域內的牛奶遞送服務，送奶車也會租給他們。

公共政策

至於公社的建立，至少要組建壹個機構把想要組成公社的人聚在壹起——有點像“婚介所 (marriage bureau）”。除此之外,公共基金應該專門用來鼓勵建立公社。

他們會得到儲備的公有房屋或者給他們賒賬修建特地設計的公社住宅。稅收政策也會調整，對公社比對核心家庭更有利。另壹方面，如果公社相比家庭生活的確能夠帶來巨大的經濟收益，因此能夠為公社成員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平，這就不太清楚他們是否願意長期享受官方支持。也許，社會主義政府希望鼓勵實驗，通過系統性地支持公社的過渡性政策來克服社會保守主義。

第十三章：論民主

在大眾心目中，烏托邦社會的實踐，總是同殘暴的獨裁以及對公民社會自由的壓迫聯系在壹起。考慮到我們這個世紀的歷史，這樣的結果是意料之中的。雖然在英國，人民日益認識到憲政改革的必要，但對這壹改變可能意味著什麽的設想卻很審慎。也許可以公開討論將權力下放到地方以及替代性的議會選舉制度，但廢除議會民主制度本身卻不可思議。本章的目標就在於去思考不可思議之事，具體而言，就是要論證壹種激進的民主體制。我們將勾勒出古代希臘民主的壹個現代版本，並且證明這種民主制度將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珠聯璧合。

民主與議會制度

歷史上最為諷刺的事情是，幾千年來都被視為寡頭政治標誌的投票選舉制度，竟然在當下被認定為民主的標誌。

在反烏托邦的小說《1984》之中，喬治奧威爾發明了“新話”（new speak）這個詞來諷刺英語語言的墮落，連“自由即是奴役”“戰爭即是和平”等說法都能被人們不加察覺地接受。他所暗指的，是語言對於我們思維的控制力。當權力當局可以重新定義詞語的意義之時，他們使得“顛覆”真就變成不可思議的了。“議會政治”就是“新話”的壹個例證：壹個被偽裝了的矛盾。讓我們重新回到古希臘民主意義之源頭。這個詞的另壹半含義，即是“權力”或者“統治”（power or rule）。因此我們有了獨裁政體——由壹人統治，以及貴族整體——由賢人，最好的人即精英統治。民主制度的意義在於由平民（demos）統治。大部分評論家將其翻譯為由“人民”（the people）所統治，但是平民（demos）有壹個更加具體的意義，那就是由普通人或者窮人統治。

亞裏士多德在描述他所處時代的民主制度時，對於民主即是由窮人所統治這壹事實有清晰的認識。對於認為民主僅僅意味著由多數人統治，他給出了如下的例子作為反駁：

假設壹個城邦共有壹千三百人，其中壹千為富人：倘使這壹千人占據了治權。對那三百個出身貧窮而同他們相等的自由人全不分配公職，人們總不能說這是平民政體!（《政治學》中文版，商務印書館，1290b）

但是他所言是他的假設，“畢竟現實是富人在哪裏都是少數，而窮人在哪裏都是多數”。於是他給出的具體的定義即是：

“我們可以認為大部分自由民並不富有但占據多數並行使主權的地方是民主制度。由富人以及出身高貴之少數人統治的則是寡頭政體。”

就任用行政人員而論，他進壹步說道，在希臘“抓鬮（抽簽）法素來被認為屬於平民性質，選舉法則屬於寡頭性質。”（《政治學》中文版，商務印書館，1294b）

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家所謂的民主程序，應該叫做psephonomic程序（希臘 psephos: 用紙票來投票）才更為準確。通過粉飾階級關系的實質，那些意識形態將投票的權利與對於權力的運用加以混淆。事實上，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是財閥寡頭制政體。財閥制度即是有錢人的統治；寡頭政體即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

上述即是現代國家的獨特原則。現代國家，被弗朗西斯福山稱之為歷史的終結，是自羅馬共和國以來最佳的階級統治模式。然而當它行使精神和世俗的霸權之時，卻總像是在排除所有的競爭。有效的力量處於壹系列同心圓的之中。當他們通過議會或者內閣與首相或者總統接觸的時候，這些同心圓便會聚集收縮，成為貴族制。這壹權力以資本的名義公開地被形式，現在所有人都接受了政府的職能是服務於商業目的的說法。而國家的最高目的就是財閥制度。

財閥集團的權力產生於其對雇傭勞動的控制。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的專政本質，並沒有因為投票的權力而被廢除。Psephonomia或者說選舉，只是選擇個別寡頭的程序罷了。選舉的程序同時賦予了寡頭們統治的合法性，使他們能夠從底層階級中招募最“好”和最精力充沛的成員。即便是最好的情況，選舉也不過是將寡頭制變成貴族統治。

亞裏士多德將寡頭制視為對貴族制的背離：

“無論怎樣試圖從字面上區分貴族制和寡頭制，貴族制描述了壹種基於美德而非基於財富的統治。然而寡頭制在富人以及受良好教育的上層階級並存的所有地方，都已經被看做是貴族制。”(《政治學》，1293)

用“精英管理”取代“貴族政治”這壹用詞的變化，集中體現了自19世紀初以來英國社會的歷史性變化，即議會向那些有美德但不壹定具有優越出生的人開放。但是關鍵問題並不在於那些出生微賤的個人被招募來擔任公職，而是誰掌握權力。所有其他的都是虛幻的。

“區分寡頭制和民主制的是統治者財富的多寡。其本質，是政治權力衍生於經濟財富權力……即是寡頭制。不具有財富的人擁有權力即是民主制。恰好像我們方才所說，世上常常是富戶少而窮人多。”（《政治學》，1279）

代議制政府和民主是兩個相反的兩個極端。民主制度是基於窮人和沒有地位的人的多數人的統治；代議制，是職業政客的統治，而他們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階級立場上都是屬於寡頭制度。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撰寫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時，明確地追隨亞裏士多德對民主的定義，其中寫道，“工人革命的第壹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暴力推翻貴族政府，建立無產階級統治，對於共產主義的創始人來說，和民主制度是等同的。他們在1852年就講過，無產階級統治即是無產階級專政。

“獨裁者”產生於羅馬共和國而非希臘。它指的是在緊急狀況下，壹個個人按照法律條文被授予暫時進行統治的權力。然而這種臨時性的獨裁權，有變質為終生統治的自然傾向。列寧和斯大林就曾是羅馬共和國意義上的獨裁者。但是這是馬克思意義上的無產階級的專政麽？當然不是。他所指的是壹種不受保衛私有財產的根深蒂固的憲法權利約束的大眾民主制度。兩千五百年前的亞裏士多德是這樣描述這種民主制度的：

又壹種平民政體同上述這壹種類似，凡屬公民皆可受職，但其政事的最後裁斷不是決定於法律而是決定於群眾，在這種政體中，[依公民決議所宣布的]“命令”就可以代替“法律”。以法律為依歸的平民政體，主持公議的人物都是較高尚的公民，這就不會有“德謨咯葛”（德謨咯葛本意為“平民領袖”，其人常常為公民大會的“演說家”，舊譯為“奸雄”或“民眾煽動家”。——中文譯註）。德謨咯葛只產生在不以法律為最高權威的城邦中。這裏，民眾成為壹個集體的君主；原來只是壹個個的普通公民，現在合並為壹個團體而掌握了政權，稱尊於城邦。（《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292）

那麽這些群眾煽動者們提出什麽呢？共產主義式的措施比如取消債務和財產的再分配。壹

壹個民主制度要對於無產階級有用，群眾必須成為統治者，能夠不受法律規則的約束，頒布違背成熟的土地和資本財產權的法令。

傑瑞米柯賓

過去蘇聯驕傲地自誇，那些更先進的地區比如俄羅斯的歐洲部分，為像中亞這樣的地區的經濟和文化發展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不存在資本主義發展中固有的剝削關系。盡管這些說法並不是毫無意義，但是當我們關註這些國家的發展路徑時，其實道理也不多。比如，烏茲別克斯坦實際上只種植棉花作為單壹經濟作物。不像蘇聯以外的資本主義 世界的壹個欠發達國家，烏茲別克斯坦並不受國際市場棉花價格波動的影響。另壹方面，在中亞荒漠中生長的棉花需要大規模灌溉，裏海海水就被引流殆盡，這導致棉花經濟有關的環境破壞十分嚴重（但是應該講，這種忽視生態的發展政策不僅僅限於蘇聯的邊緣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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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蘇聯時期烏茲別克斯坦集體農莊進行機械化棉花收割。蘇聯解體後，許多農場使用人力收割棉花，大量廉價童工的存在使機械顯得相對昂貴。

最後，我們回到上面提到的第四種動機：意識形態。我們希望，在社會主義 背景下，發達國家或地區會願意調配資源去幫助他們的欠發達鄰居，而不是出於任何直接的利己主義考量，或者換句話說，社會主義中的平等精神超越地域和文化的邊界。這是否太過幼稚？暫且不討論拉升蘇聯相對落後地區的考慮，我們也可以援引在社會民主主義政府控制下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先例：“區域性政策”。這種政策看上去確實包含了對欠發達地區的資源轉移支付，並不是毫無爭議，但是盡管如此，它已經作為法律被廣泛的接收。我們認為這壹案例包含了壹個很重要的教訓，尤其是在當區域性政策涉及到的資源轉移支付和用於國際援助的相對較少的物資數量作比較時。那就是，當我們在壹個單壹的國家的不同部分之間，而不是相互獨立的民族國家之間施行區域之間的平等主義時，這壹政策的普遍合法性更容易建立起來。當拉升收入水平發生在“他們的國家”時——即使他們的國家和蘇聯壹樣大，壹樣復雜——人們似乎更傾向於認為拉升收入水平的計劃是公平合理的。

在沒有壹種發達的超國家共同體的觀念，沒有這種超國家共同體在共用國家制度中的對應物之時，發展轉移支付系統會被認為對那些更發達的國家不利。壹個更為先進的國家而不是欠發達國家更容易產生民族仇恨。這樣的例子是在面對蘇維埃國家的合法性不斷衰退時，經濟成熟的蘇聯波羅的海國家6產生了經濟自主的要求。任何對於發達國家的讓步都是以欠發達國家作為代價的。

相比較於蘇聯的加盟共和國情況，戰後階段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像中國、 古巴、南斯拉夫等等，缺乏聯合的國際計劃。他們之間的勞動分工通過貿易而產 生。這種貿易大體上以國家基礎進行平衡。在面對資本主義世界時，這表現出雙重的劣勢。首先，壹個多邊貿易和貨幣兌換體系所能提供的勞動分工空間，要比雙邊貿易平衡系統所能提供的要大得多其次，資本主義跨國公司組織了全球性的技術分工，為他們的生產描繪了國際性藍圖。舉例來說，福特公司在世界範圍內 協調其汽車生產，在不同的國家的分廠分別專門生產車身、引擎等等。缺乏這種 國際性組織，社會主義國家苦於基礎工業的重復浪費和小規模生產。

我們倡導什麽？

因為前文所闡明的理由，為了作為壹個整體的社會主義體系利益，不同的社會主義國家應該使自己的經濟從屬於壹個國際性的計劃系統。這涉及到國家主權的出讓，可能——起碼壹開始——會遇到強大的政治反對。

同樣的在資本主義世界，民族國家會發現他們的主權正在遭受世界經濟國際化侵犯。它所采取的形式包括貿易自由，跨國公司不斷增長的作用，以及像是歐洲理事會這樣的國際原型國家的形成。同樣地，國際化的進程產生了政治的阻力。壹些國家政治家，看到他們自己組織性力量被削弱，嘗試阻止這壹進程。在做這件事時，他們可以運用從資本主義歷史的更早階段遺留下來的大國沙文主義的精神包袱。但是那些反對國際化的政治家就是在反對歷史的浪潮。值得註意的是，撒切爾夫人未能帶領保守黨和她壹起反對歐洲貨幣聯盟。

大體上而言，自從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資本主義政客已經比社會主義者更少的傾向於屈服於反動的經濟國家主義。資產階級政府阻止20 世紀70 年代末80年代初的經濟衰退的正常行動，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貿易保護主義。這種貿 易保護曾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中出現過。相比之下，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 更不情願讓他們的國家經濟從屬於壹個單邊的計劃體系。為什麽？

壹種可能性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決策層擁有（或曾經擁有）遠超資本主義國 家的獨立性。對社會主義的發展擁有最強大意願的階級是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國 家的脫產幹部階層應該代表工人的利益。因市場經濟不斷發展而獲得最大利益 的是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國家政客自然考慮他們的利益訴求。在資本主義國家， 高層政客常常也是商人。他們可能是將政治當做愛好的富人，或者在他們上升到 突出的政治地位之後他們才有可能進入公司的董事會。在任何情況下，在商業和 政治生活之間都存在著個人角色的轉換。

兩者中，商業生活在經濟上能帶來更多回報。如果資產階級政客決定棄政從 商，他的生活水平不會下降。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在政治精英成員和工人階級之 間，這種轉換模式並沒有出現。壹個社會主義政治家重新變成工人階級，收入和社會地位會有所下降，就像就像在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後，亞歷山大·杜布切克所經歷的那樣。這樣的轉變很少是自願的。

社會主義政治家的收入和境況完全依賴於他們在自己的民族國家的地位。他們對於保持國家獨立有著強烈的個人動機，無論長期的經濟論點怎樣反對這壹點。這種經濟論點沒有任何內部的支持者。在西方，資產階級是元音，並且意識到他們對於國際化有著長遠利益，社會主義國家的工人可能就此還沒有看法。貿易和跨國公司的經驗教會了資產階級國際化。社會主義國家的工人，在壹國度過了壹生，被他們自己的國家雇傭，可能很少關註這壹點。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當然存在在社會主義國家。它見證了數以萬計的古巴人前往安哥拉8，作為戰士、醫生和教師進行誌願服務。但是正如最近歷史所展示的壹樣，各國政客也可能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以強化他們的國家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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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五計劃期間，蘇聯援助中國的156項重點工程奠定了新中國的工業基礎。壹個工業國對壹個農業國進行這樣大規模的經濟和技術援助，這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是不可能出現的。圖為蘇聯專家指導工作。

因為國家在社會主義經濟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沒有政治上的聯合，他們不可能在經濟層面上國際化。如果共產國際9沒有在二戰中解散，它可能會提供新生的無產階級達成國家政治聯合所需要的動力。 壹個唯壹的國際政治性黨派至少會緩沖來自民族主義的壓力。

國家主權的重要性

隨著經濟關系變得更加國際化，國家主權的重要性越來越成為壹個明顯的問 題。壹個國家仍然擁有的最為重要的權力是選擇成為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當撒切爾夫人抱怨她沒有從英國土壤中消除掉社會主義的破壞因素，使得它在歐美委員會的保護之下被重新引入時，她認識到了這壹點。諷刺的是，尼加拉瓜人民為了正是為了捍衛這同壹個權利，與反對者進行了數年之久的血腥戰爭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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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2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字儀式

假如政治環境允許，並且該國能夠保衛國土，甚至小國都有可能掙脫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經濟。但是如果壹個社會主義小國以阿爾巴尼亞的模式保持著獨立自主的的政策，它的經濟發展會被阻礙。與此相反的是，壹個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保護其傾向社會主義的國家決策的最好辦法是申請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政治上聯合。

第十二章：公社

關於“社區”，有很多官方的偽善言辭在四處流傳。我們聽到有人談論“社區護理”、“社區項目”，而與此同時，經濟發展正在毀滅社區的壹切有機的基礎。協作共享的活動是社區存在的基礎。我們可以看到，在如今的城市中，大部分區域不是社區而不過是居住區。人們從居住區出發穿過城市去工作，甚至要到別的城市去上班。在生活的地方，人們很少知道鄰居是誰；他們的朋友們通常居住在各個不同的區域。工作地和居住地是分離的，認識的同事很可能居住在數英裏之外。社區只是對那些就近入學的孩子才存在。對孩子們來說，社區只是通過他們的母親才體現出來，但是長大後，由同齡人組成的社區就慢慢消失了。

這不可避免地導致個人主義價值觀的強化。這種價值觀很適合資本主義，卻不能很好地支撐社會主義。對人們來說，如果壹代人常年生活在這樣的和平中而沒經歷過軍事團體中的紀律和凝聚力的磨合，個人主義傾向會加重。社會主義的興盛需要社區的根基，需要習慣於為集體利益合作和工作的人們共同組建的社區。不過社區不能憑空變出來。它需要現實的經濟支撐。必須有能把人們湊在壹塊滿足實際需要的機構，而且這些機構要比資本主義社會的機構更好地滿足人們的需要。

在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社區機構的最宏大的嘗試發生在人民公社時期的中國。這是史上最大的合作化實驗，涉及約八億人口。這些公社規模很大，大多在30000人以上。他們從事農業和輕工業，並且為他們的成員提供教育和醫療服務。通過民兵組織他們提供基本軍事訓練和防衛保障。他們也是地方自治政府的組成部分。在中國，公社的建立取代了小農經濟的組織形式，並使得超越了小農經濟的視野的土地改進計劃和社會供給（social provision）成為可能。在公社的背景下，婦女的社會地位得到顯著提高。

如果我們試圖將公社的理念運用於發達工業社會的話，這種制度顯然必須要調整很多。如今，由於從事農業勞作的人不多，我們必須要依據城市公社進行考慮。

城市公社的活動

公社最主要的職能就是取代家庭。中國公社取代了作為農業勞作單位的家庭；現代城市公社必須要取代資產階級家庭中更多的經濟職能的殘余。由於城市市民進行大量經濟活動的目的，是為在城市或城市的壹個區這樣更大的經濟中滿足需求，因此不具有典型中國公社的內部自足度壹。鑒於此，我們將集中關註公社替代家庭經濟的潛在職能。當然，我們的意思並不說排除相似的組織原則可以適用於更大規模的經濟如小村鎮和大村莊的可能性。

然而，在開始下面的討論之前，應該保證壹點，那就是我們不會設想強制集體化。這裏的關鍵是探索公社化生活方式的理論可能性；而在實踐中探索這些可能性，只能由未來的社會主義聯合體(commonwealth)的公民來完成了。只有當公社證明它希望替代資產階級家庭時才會繁榮起來。

說了這麽多，我們可以列出以下活動。公社將圍繞這些活動來代替家庭：

（1）住房
（2）食物制備
（3）保育
（4）休閑活動
（5）扶助老人
我們壹壹考察這些活動領域，以及這些領域中產生的問題。

第壹個問題，就是公社用該有多少人為宜。這是壹個影響所有其他問題的問題。我們設想其人數要比中國模式小很多——也許50到數百對成年人。依次討論不同領域的公社活動時，這種規模的選擇可能會根據經濟問題而調整。

1.住房

我們假定公社會給成員提供住房。雖然已經有居住合作社在做這件事，不過在這些情況下，並沒有出現侵入家庭經濟的嘗試。因此在合作社中，房屋的物理形式是依然面向核心家庭的。合作社為成員家庭提供壹系列單獨的住房。公社應該在更大的公共住房（communal house）中為成員個人提供的住宿。

前蘇聯的公共住房通常與過度擁擠和設施不全相聯系；公社公寓比較小，而且不是專門建造的。如果公社住房要變成壹個吸引人的事情，它必須能夠為個人提供他們能在家庭住房中所能獲得的那樣多的空間，同時相比在家庭住房中，能夠使用更多的公共空間。我們可以假定每個成年社員都擁有壹個房間供自己獨享。把這壹標準擴展到公社所有後青春期成員可能會是可取的。

什麽樣的建築類型適合公社，在這個問題上，公共生活肯定是有影響的。郊區的“半獨立式立體住宅”或者塔式大廈中的公寓從任何方面來講都是適應核心家庭的。公社必須發展壹種新型的建築風格。最近，達雷特（Durrett）和 MaCamant(1989)基於他們關於丹麥“居住社區（living communities）”的研究，提供了壹種與這個問題相關的有趣的討論。這些建築師並沒有設想太多我們所建議的那種程度的公共性，但他們的“共同住房（co-housing）”的概念包括了共餐和保育的設施，以及共享倉庫，幹洗設施，攝影暗室等等。這種設計很可能是學習了宗教社區或者大學的建築風格（盡管，這兩種類型的公寓建築大體上是為單身的人準備的，因此缺少小孩的空間）。

2.食物制備

我們假定公社成員是共餐的（commensal），也就是說，他們至少有些時間會在壹起吃飯。這就意味著存在公用廚房和餐廳，擁有或者起碼配備大型烹飪設施，以及安排完成食物制備任務的勞動力。我們可以設想兩條原則，基於這樣的原則我們可以組織烹飪。從廣泛的意義上講，這兩個原則跟共產主義原則是兼容的。在壹種情況下，社區聘用某些社員為全職領薪廚師，而在另壹種情況中，則是有壹個執勤制度安排輪崗。下面我們回到這些制度相比而言的優點上來。

社區單位的規模決定了更廣範圍的食物制備是必要的，比在孤立的家庭中更常見。例如，在單個家庭中每天烤面包是不經濟的，但對於100人來說就相當可行。

3.保育

決定公社的規模時，就要使它足夠支撐起壹座幼兒園，也許是壹座小學。合格的公共保育所具有的巨大經濟優越性是顯而易見的。它將把相當大比例的女性人口從個體兒童撫養這種勞動生產率很低的活動中解脫出來。這些婦女可以參與到勞動生產率更高的社會勞動中去。這樣做，她們將為社會做出更多貢獻，同時獲得獨立的收入。

4.壹些休閑活動

我們來設想公社有足夠資金提供壹定的運動或休閑設施。而這些設施，目前只屬於上層階級。比如說100人規模的公社應該能供得起壹座遊泳池，小型健身館和壹到兩匹給孩子的矮種馬。公園可以配置秋千、攀爬架等部分設備。提供有空間跳舞、演奏音樂的公共休息室，也應該是經濟的。像帆船這樣的設備是大多數個體難以企及的，對於公社來說也許不成問題。壹個城市公社或許在鄉村擁有房屋，這樣成員可以在此度過假日。他們會擁有壹輛或兩輛面包車，或者壹輛轎車，以及自行車，這些都為出行提供便利。

5.扶助老人

集體烹飪等公社生活的基本設施，以及樓裏面年輕健康成年人的存在，都相當大的程度上能幫助到老年人。如果清潔和幹洗服務也是由公社提供，那麽老年社員不用住進單獨的“老年之家（old folks’home）”也能收益，而這種“老年之家”往往是與恥辱和孤獨聯系在壹起的。對於健康的老年社員，公社會為他們發揮活躍的生產性的作用提供機會，而不是讓他們受退休之後強制的無所事事之苦。

效率方面的理由

公社的基本理由是獲得規模經濟。正是這壹點，使得公社比個體家庭更優越。正是因為公共保育節約勞動，所以它才是進步的，能讓人感受到解放。很明顯，如果實際情況正相反，公社生活使得照料兒童需要花費更多人-時，那就需要其他令人信服的理由為公社辯護。公社的經濟效率體現在兩個方面：壹是直接勞動的節約，二是生產工具的節約。直接勞動會更節約，因為在現存的核心家庭中，烹飪和保育的基本工作並不是以有效經濟規模完成的。為50個人做晚飯比50個人給自己做晚飯花費更少的勞動。說得實際點，50個人的公共烹飪比如今分住在二十多戶中分開做飯更節省勞動。

生產資料的節約則更微妙壹些。考慮下如廁的問題。如果妳在壹個典型的英國住房中，那裏面只有壹個廁所，通常還位於浴室中。如果另外壹個家庭成員正在洗澡，有時候是很讓人抓狂的。但如果換壹種角度，50個人生活有20個廁所的大房子裏，廁所被全部占滿的情況微乎其微。確實有可能在減少人均廁所的數量同時，保證壹直有壹個廁所是空著的。減少廁所剩下來的空間和資源可以被用於其他活動。

適用於廁所的論證也可以推廣到其他設施。公社可以證明安裝小型內部電話交換機設備是必要的，因為就相同數量的人而言，公社使用外部線路，肯定比分散到各個配置自用電話的個體家庭要少壹些。辦公室設備如電腦和復印機也壹樣。壹個家庭往往不能充分使用，但是公用地話，將會更有效率。把壹定比例的收入花在耐用品上，公社成員可以比個體家庭中的人使用到更多的設施。

傑瑞米柯賓

匯率，旅遊業以及黑市

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遊客到了壹些社會主義國家，就被肆無忌憚的外匯黑市的所震驚。也許是作為外國人的獨特位置，使他們在印象中誇大了這壹問題的嚴重性。但這的確是壹種社會弊病，至少在政治上敗壞了社會主義的名譽。貨幣黑市，和其他黑市壹樣，腐蝕了社會價值。這就造就了與社會主義倫理相沖突的半犯罪小資本主義者的次文化。並且，遵紀守法的公民也被黑市拖下水並參與到違法犯罪活動之中。當這類事情經常發生的時候，社會主義法治的威望受到嚴重的挑戰。人們習慣了欺詐和虛偽，從而產生憤世嫉俗的態度。

所以社會主義國家的明智做法是阻止外匯黑市的出現。除非官方對國內貨幣估價過高，否則黑市商人無利可圖：黑市的存在意味著個體公民為了獲得外匯，願意比國家付出更多。為什麽他們願意這樣做呢？在許多社會主義國家或者前社會主義國家內，有許多只能使用的外匯特殊商店，部分商店賣給旅遊者紀念品和奢侈品。蘇聯的beriozka 商店也出售手工制品和毛皮大衣。雖然在普通商店也能買到，但是在beriozka 商店卻更便宜。這就鼓勵了遊客花更多的硬通貨，買賣的受益則流進了國庫裏。除此之外，這些商店也出售從資本主義國家進口的五花八門的大路貨，同時也出售各種各樣的國產消費品，比如洗衣機和汽車之類的。外國遊客不大可能購買這些商品，這些商品肯定是出售給能使用外匯的蘇聯公民。由於官方高估了匯率，立即給黑市商人提供了動力，並且國家也可以通過黑市來大量吸收美元和馬克。為了剪遊客的羊毛，國家和黑市商人共謀破壞自己的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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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2：匯率和財政收入

這個政策也不是完全不合理，為了理解它，我們必須來看看遊客對於奢侈品以及對於像食物和住宿這類必需品的需求曲線。如圖表10.2所示。必需品的需求相對固定不變：比如說，遊客們用餐的次數對匯率不敏感。因此盧布的官方高匯率（比如壹英鎊兌壹盧布而不是50便士）會使得出售給遊客的住宿和食物的總英鎊收益增長。另外壹方面，奢侈品需求則更有彈性，因此低價的盧布將會帶來更多的外匯。當壹盧布兌壹英鎊時，遊客也許會花100英鎊，而當五十便士兌壹盧布的時候，遊客也許會花200英鎊。通過給給不同的產品提供兩種匯率，國家獲取了外匯收入利最大化，這就使得黑市活動有利可圖。

如果外國遊客只是鳳毛麟角的話，這種代價也許能被接受。但現在國際旅行已經司空見慣了的今天，黑市的影響越來越壞了，並且來自旅遊業的額外利潤是否能夠彌補帶來損失，也是值得懷疑的。簡單地說，如果國營商店只接受國內貨幣（或者國內勞動劵）的話，黑市交易的範圍會大大縮小。

購買私人進口貨物是公民們想要獲得外匯的另壹動機。這些貨物也許是國家不進口的貨物——可卡因、黃色錄像之類的——或者是要收大量進口關稅的貨物。我們在這裏處理的是走私的問題。這是壹個對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都有影響的問題。當走私帶來了巨大的利潤時，執法部門的努力就化為烏有，無論他們想要維護何種社會制度。西方海關在阻止可卡因和海洛因貿易所遇到悲慘的失敗則證明了壹點。國際毒品卡特爾雖然還沒有完全侵入以前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是當可自由兌換貨幣制度建立起來後，這壹點可能會改變。

當社會主義政府在當代任何壹個資本主義國家掌權後，都不得不處理這樣壹種局面。剝削和絕望使得很大壹部分人染上了毒癮。在壹些資本主義大城市的貧民窟裏，毒癮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壹部分，還形成了毒品黑市商人的地下文化。毒品卡特爾要求以硬通貨付款。街頭交易以現金付款。影子公司總是能將非法收入洗白再轉入銀行裏。對於公民或者私人企業來說。可自由兌換貨幣制度下，個人或公司可以通過銀行家的匯票能夠在國與國之間轉移資金，這對於從毒品消費國到其他國家的資金轉移來說，是非常理想的。

我們提出的代替貨幣的不可流通的勞動賬戶，將會使得這種黑市交易變得困難。沒有了現金，街頭毒品交易怎麽付款？我們不應該低估了犯罪分子和小資本主義者扭曲新的支付方式的能力。外國貨幣和黃金是貨幣兩種直接替代物。盜竊帶來了大量購買毒品的錢，珠寶總是盜竊首要目標，但是在盜竊得來的黃金成為進口毒品唯壹方式時，毒品貿易的規模將會大幅縮減。所有的國內采購將會使用塑料卡片。和資本家銀行做好約定，讓外國遊客來到聯合體旅遊時，能用他們的信用卡。
聯合體公民想要資本國家的貨幣的最後理由是想去資本主義國家內旅遊。只要允許他們在資本主義國家旅行的時候，使用他們的勞動劵信用卡，這壹需求就得到滿足了。壹位聯合體公民抵達東京後前往日本當地銀行用他的勞動劵卡來兌換日元。整個程序也許會是這樣的：

公民將他的20小時勞動劵交給日本銀行。
日本銀行給他兌換等價的日元。
電子記錄傳送到了聯合體貿易部的電腦上，這樣日本銀行的賬戶上就多了20小時勞動劵出來。
賬戶裏的勞動劵被日本銀行用來購買聯合體的出口產品。
盡管公民在國外能夠自由地將他的勞動劵來兌換日元，但她也許不會將日元帶回國內或者將日元兌換回勞動劵。相對地，雖然公民能將勞動劵轉移到資本主義銀行的賬戶裏，但是銀行不能將勞動劵轉回公民的賬戶裏。這是為了阻止外國貨幣作為壹種能流通國內兌換手段而采取必要措施。

政策工具

如何確保用上述的匯率政策來保持貿易平衡呢？壹個社會主義聯合體用國內勞動劵來支付國際貿易的話，就不會聚集起資產或者以外幣標價債務。從某種程度這有點像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能用用美元的特殊地位來支付它的壹切國際貿易。這並不能保證美國貿易平衡——美國經常有貿易赤字——但是這也意味著，不必和特定外國貸款協商就能得到融資。美元貿易赤字導致外國政府和公司手上的美元越來越多，在某種程度上這代表美國財政部的負債。從會計學解釋來看，這相當於美國以外的世界借給美國的貸款，但是按照政治角度來看，這要比明著從IMF借貸要付小得多法律責任。

從長期來看，美元的超發導致了美元兌馬克和日元貶值。這就導致美國市場上的德國和日本進口商品價格過高以至於無人問津，如果不受資本流動幹擾的話，這會使貿易再次平衡。美國用高利率引誘海外美元持有者將他們手上的美元兌換成美國國債以及其他壹些美元證券。這種資金的流入使得美元匯率遠遠不能將貿易帶回平衡。

如果壹個社會主義國家發行不計息的勞動劵劵用來進行國際貿易。資本主義貨幣市場將會創設起壹個有效的匯率來讓主要貨幣兌換勞動劵劵。這種匯率，由於沒有資本流通帶來的復雜性，將會使得貿易很快帶回平衡。讓我們看看這個是如何運作的。我們假設壹個國家給國家貿易設置了五個預算目標：

進口生產者貨物的計劃數量
進口消費者貨物的計劃數量
出口商品的預期數量
從旅遊業中獲得的預期收入
公民在國外旅遊的預期花費
所有的這些過程都是以國內勞動單位計算。如果國內匯率保持變化，那麽計劃者只會預測在預算1他們會買什麽原材料和資本設備，並且能夠擬定出相應的生產計劃。同樣的理由也適用於進口消費貨物。在另外壹方面，預算3和4，只能預測壹下：沒有辦法知道這個國家會成功出口多少貨物或者有多少遊客會選擇來旅遊。另外壹方面，計劃當局不得不為了生產商品做好準備，即使這些為出口準備的產品最終賣不出；並且給遊客提供旅館房間，即使其中是空的。原則上講，能夠通過控制遊客能夠帶出國的量來對項目5進行調節。

讓我們考慮兩種可能需要廢止計劃的情況：

壹部分出口商品壹直賣不出去。
國際價格變動（比如原油價格上漲）意味著進口交換比率對聯合體更有利。
1.出口商品滯銷

出口不足導致匯率下降，結果使得最初的進口預算太少而不能付清計劃中進口商品。計劃者不得不消減進口或者試著阻止人們到國外度假。這就涉及到了削減進口商品的輕重緩急，以及采用壹些政策手段來控制人們在國外度假時的花費。伍

2.進口交換比率提高

如果原油價格上漲，壹個出口原油的社會主義國家會發現它的匯率升高了。進口預算會花不完。這就意味著這個國家用不必要的出口在掏空自己。從長遠來看，可以通過減少計劃好的出口以及/或者增加計劃好的進口來調整計劃。從短期來看，進口預算賬戶上的盈余可以用來購買更多的消費品，以便能在國內市場上折價出售。

這裏有壹種替代政策。從短期來看如果保持最初計劃好了的進口水平，這樣供給外國人的勞動劵就不會擴張，然後外國人購買這個國家的出口產品就會相應地限制。社會主義經濟體還有壹個選擇是接受用外幣支付其部分出口產品。這是壹個臨時解決辦法。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將會累積起資產，比如說美元，並能在將來用這些美元去購買額外的進口商品。在某些情況下，比慫恿現在就購買額外的進口消費品來說，這要明智的多。延期花費從進口交換比率的變化中獲得的“意外之財”，這個國家也許能夠選擇可以更好的滿足其總體計劃目標的進口產品。（這並不意味著公民能獲得美元結余——這些美元都是在國家銀行的手上。）

第十壹章 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

上壹章論述了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在這壹章中，我們將通過討論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或者說的更加籠統壹點，經濟關系）來拓展我們的分析。

貿易與所有權

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不應該存在長期的貿易。貿易假定了持續存在的，明晰的所有權概念，即使是國家所有。但是在社會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中，這些並不應該存在。我們可以代之以設想壹個系統，在該系統中生產性資源和產品歸屬於國際組織。這聽起來有點抽象，但在斯大林 1929 至 1931 的改革後，這確實是蘇聯的真實情況。1936 年蘇聯憲法規定：

土地及其蘊藏、水流、森林、工廠、礦井、礦山、鐵路運輸、水上及空中運輸、銀行、交通工具、國營大規模農村企業……城市與工業地點公用企業及主要住房，概為國家財產，即全民財產。1

盡管 1936 年憲法的有關政治自由民主的部分沒有被兌現，更多的是被踐踏，但是在國有制上的規定上卻很符合現實情況。關鍵問題是在這裏討論的“國家”2是壹個超越民族國家的“國家”。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作為壹個超國家的計劃組織，對資源進行有效的分配。盡管不同的蘇聯加盟共和國都參加到了壹個國際性的勞動分工中去，但他們並不是被國際性貿易聯結到壹起的。

在勞動分工中，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原則3仍然適用。例如，出於自然資源的原因，阿塞拜疆共和國石油工業上擁有比較優勢，烏茲別克共和國在棉紡織工業上擁有比較優勢，等等。無論社會系統如何，這樣的優勢持續存在，所以對於計劃者來說，出於經濟性理性的考量，就應當使這些共和國分別成為石油工業和棉紡織業的中心（雖然我們下面會轉向烏茲別克4棉紡織業的壹些問題）。

這種類型的勞動分工與國際貿易所創造的勞動分工存在著幾個方面的不同。

首先，不同國家的工業產品屬於壹個超國家的組織，而不是壹個地方公司或是民族國家。產品跨境流通，並不是通過銷售與購買，而是根據計劃預見到的需要，在這種單壹所有制系統中對其進行分配。因為不存在所有權變化，而且分配是根據計劃而不是市場，所以在不同共和國之間的交換不需要參考相關商品的國際價格。每個共和國也因此免受價格波動的影響。但是另壹方面，只要社會主義國家存在在壹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環境下，就很有必要去考慮世界市場價格。如果比起通過社會主義共和國之間的內部勞動分工生產，某種可以長期從資本主義經濟體以更便宜的價格獲得，那麽計劃者顯然應該考慮。

社會主義內部經濟聯系的總特征也使壹個統壹的國際勞動支付體系成為可 能。在市場經濟系統中，各個國家的工資標準不盡相同。壹個剛剛工業化的經濟 體，農業仍占較大比重，那麽他的農業部門的生活水平就會限制工作水平的提高。從農村湧入城市的勞動力會阻礙工資的大幅度提高。而在壹個超越民族國家的社會主義國家，工資水平不取決於市場環境而取決於國家政策。國家可以為壹個工作設置標準的、國際性的工資水平。因此，在蘇聯不同加盟共和國的工資差異，要比那些經濟文化發展相仿，但是起點不同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工資差異小的多。

欠發達國家

在國際貿易系統中，壹個欠發達國家只有（a）更高水平的內部資本積累，或者（b）通過向更先進的國家借錢來提供資本積累所需資金，才可以趕上壹個更先進的國家。如果這個國家不能獲得內部投資，它的發展就有可能減緩。但如果它借錢，那它就有可能嚴重負債，同時大部分其勞動成果進了外國資本家的口袋。然而，在壹個社會主義計劃的國際系統內，中央計劃可以分配資源用於落後地區的發展，而不會有不斷借錢的後顧之憂。想象壹下，產自俄羅斯的設備的使用，促進了西伯利亞冶金工業發展。要是在貿易體系下，有了信用才有可能完成這些轉換，那西伯利亞就會成為俄羅斯的債務人。通過國際性的計劃就不會有債務產生，因為沒有所有權關系的轉換。

可以看出，在社會主義下，國家或是區域在經濟發展程度上的差距，原則上 可以被更快速的消除，而不用留下債務殘余，但是，它並不能解釋實際的情況。我 們必須問壹個問題：更發達的國家願意去幫助欠發達國家嗎？這個問題與壹個20 世紀 20 年代爭論有關，它討論的是“壹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托洛茨 基的觀點是俄羅斯，即使加上其他蘇聯加盟共和國，也不可能獨立的建成社會主義。蘇聯作為壹個整體，實在太落後，太孤立。所以，托洛茨基和其支持者優先選擇了鼓勵西歐的革命力量5。斯大林反對托洛茨基的觀點，他認為在戰前德國和其余地方的革命運動失敗的情況下，蘇維埃國家別無選擇，只能獨自建成社會主義。蘇聯不能坐等西方。而且，為了支持其他地方的潛在革命，犧牲世界上唯壹壹個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益，這種風險是無法承擔的。如果蘇聯的生存需要與資本主義列強達成某種程度上的和解，如果這種和解需要以限制蘇維埃支持西方革命作為交換，蘇聯也只能接受。

顯而易見，每壹邊的觀點都有壹定的力量。考慮到西歐革命並未出現，托洛 茨基會被輕易當成壹個失敗主義者。在 20世紀30年代，隨著蘇維埃計劃經濟的建立， 斯大林的觀點看上去似乎是對的。然而，從20世紀90年代的情況來看，當時蘇聯已經崩潰，人們可能會想問，是否真的如托洛茨基所診斷的那樣，蘇聯的落後 與孤立是促成蘇聯社會主義的最終衰弱的決定性的原因。當然，蘇聯是否有任何可以更有效地打破孤立的替代選擇，這是壹個爭議很大的問題。

無論如何，與我們此處討論特別相關的觀點是，托洛茨基假定壹旦革命廣泛傳播，西歐的工人階級會願意幫助他們東方的同誌去創造更加發達的社會主義。我們已經在上文間接提到過，國際性的聯合和理想主義吸引著托洛茨基。問題又來了：這種觀念在多大程度上是現實的？

為了比較，簡要的考慮壹下原因，為什麽壹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會想以某種或是其他的方式鼓勵欠發達國家的發展，考慮這些原因可能會比較有價值。我們可以區分出四種原因。

（1）剝削在欠發達國家可獲取的廉價勞動力（也可能會被用來當做壹種手
段來壓制宗主國的工資水平）。這可能包括在欠發達國家建設工廠和壹些基礎設施，但是外包給這樣的國家的工作更傾向於那些不需要什麽技能的（組裝或者類似的活）。

（2）擴大原材料和初級加工品的來源。同樣地，這可能包括在某種程度上 在欠發達國家建立工業體系（例如采礦業和種植經濟）。但是這樣的發展帶來了壹點的風險，它使欠發達國家陷入壹種附屬關系，依賴壹種或是少數幾種產品的出口作為收入。因此就貿易而言，這樣的行為反而會使欠發達國家的經濟更加脆弱。另外，大規模的自然資源開發可能會造成環境破壞。

（3）發展欠發達國家的市場，以便為宗主國經濟提供產品。這個原因是由
羅莎·盧森堡指出的，她認為缺乏新市場的持續發展，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會遭受內在的生產過剩的危機。

（4）最後，我們應該承認即使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的案例中，也有超出直接的經濟利己主義，推動欠發達國家發展的動機。意識形態可能也起了壹定的作用，要麽是殖民地的變化（與宗主國被文化和社會政治制度的優越性聯系在壹起。熱心殖民地管理者希望把這種文化和政治制度傳授給當地人），要麽就是具有某種程度上的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社會民主形式。盡管後者的實際影響是很有限的。

我們可能現在要問，上面談到的原因，與發達社會主義國家在它和欠發達國家的關系中的可能動機是如何相關的？原因 1在社會主義內部關系中基本不存在。原因 3 也與此無關，因為在壹個計劃經濟體系中應該不存在內部需求的短缺。只剩下原因 2 和 4 了。關於第 2 點，社會主義經濟也需要確保原料和初級產品的供應，基於此，它也會對供應這些產品的欠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產生興趣。因為上面提到的風險，即使從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出發，它也不得不對這種發展路線保持小心謹慎。

傑瑞米柯賓

技術和貿易夥伴

盡管李嘉圖的理論確實告訴了我們壹些關於引起外貿有用的信息，但是這是從比較貿易的起源中抽象出來的。為什麽有些在特定產品的生產上具有優勢呢？貿易往來中壹個重要組成部分很顯然可以用礦物資源狀況和分配來解釋。沙特阿拉伯出口的礦物油和希臘的橄欖油可以用自然稟賦論解釋，但我們不能用日本能過輕松容易獲得的沙子來解釋日本出口的矽片。
隨著技術發展不平衡，只有壹些發達國家有能力生產某類商品。因此當美國在飛機生產上有著絕對優勢，在生產大型噴氣式飛機和皮革制品上我們不能用比較優勢來把印度尼西亞和美國進行比較。在李嘉圖理論框架下進行是可能進行比較的（通過計算得出生產屬於自己的飛機印度尼西亞需要消耗多少勞動力），但是這會掩蓋技術發展不平衡這個更重要因素。工業化國家中的貿易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專業技術領域決定。壹項先進技術可以從兩個方面幫助壹個國家：

（1）它能提升壹個國家的總的勞動生產力，進而提高其總體生活標準。
（2）它能幫助壹個國家生產其特有產品用於出口以便獲得其很難生產出的產品。

技術優勢帶來的貿易是不穩定的。優勢是暫時的，因為技術遲早會成為人類共有的知識。許多主要工業國家不斷根據科研結果引進新的生產部門，借此發展新的比較優勢。從某種程度上講，他們銷售的產品代表其內在的科學與工程研究價值。他們出口的這類產品每年都在發生著變化，因此與之相對應，那些工業化程度不高的國家需要“專門化的”正是提升他們開發新事物的能力。

低收入和高收入經濟體

傳統行業在面對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競爭時會遭遇衰退，這是發達國家的壹個熱門話題。在過去壹、二十年間這類行業衰退現象對美國及西歐的工薪階級打擊很大，造成大規模的失業。這就導致采取保護主義以防止失業的政治要求。但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所盛行的那種狀況，當時主導工業力量想要保護他們的本地市場。現在的資產階級政府不僅抗拒這種壓力，並進壹步推進自由貿易。資產階級政府拋出了那種老生常談的觀點，即比起貿易保護主義，自由貿易將會帶來更多的產品以及生活水平的總體提高。這就使得工會和政黨只能通過對保護主義的辯護來獲得工人階級的支持。他們認為，第壹世界裏的失業是和第三世界裏的低工資經濟體競爭的結果。盡管這個議題和我們的主題——社會主義經濟體的外貿政策——沒有直接聯系，但既然社會主義政黨要在資本主義國家國家中選舉掌權，就不得不處理這壹議題，因此具有了間接聯系。

顯而易見的是，這個議題關鍵在於，低工資經濟體和高工資經濟體的自由貿易是否損害後者的產業。從直覺上來看，來自低工資國家的廉價貨物明顯將會大量湧入從而造成失業，但李嘉圖的理論卻宣稱這種直覺是錯誤的。為了能單獨顯示出低工資的影響，必須要抹去國家之間其他的不同之處。我們必須假設，它們都具有相同的勞動生產率，並且之間沒有因為礦產儲備之類的原因而有任何自然優勢。在這種情形下，兩個國家的商品相對價格才會壹樣。如果生產的汽車和洗衣機所需要的勞動在每個國家都是壹樣的，那麽在每個國家洗衣機和汽車的相對價格將會壹致。但在上面的例子中，國際貿易變得毫無利潤，進口商品不僅不會湧入高工資國家，連國際貿易都不會有了。

有壹種例外的情況，那就是當壹個政府系統性地高估它的貨幣，這種情形下，所有湧入的進口商品都會顯得廉價並引發國內失業。但高估的貨幣和工資率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系。高工資國家和低工資國家都可以在短時間高估其貨幣。勞動價值論認為，資本家在低工資國家可以獲得更多的利潤，但是這不會威脅到高工資國家裏的工人。

造成這種和直覺和經驗形成鮮明對比的情況的原因之壹是，高工資國家和低工資國家之間擁有不同的技術。紡織業產品和重型機械制造業是新興工業化國家率先進入的行業。這些行業是這些國家具有很大比較優勢的行業。是這種比較優勢而不是低工資解釋了它們的出口。印度航空工業的低工資威脅到了西雅圖航空航天工業工人的飯碗。

為什麽李嘉圖的預測看上去不切實際的另外壹個原因是，我們只關註了商品的自由流通本身。如果我們把資本的運作考慮進去，前面的結論就站不住腳了。現在，在高工資經濟體裏的資本家把他們的資本轉移到能給他們帶來更多利潤的地方。這種資本在高低工資經濟體之間的轉移會引起高工資經濟體內的失業。

隨之而來的是，輸出資本的資本家將會以他們的跨國所得為生。流回本國的利潤將會增強宗主國的貨幣，這樣確保進口商品會大於出口商品。過量的進口和工業就業人數的下降結合在壹起，使得人們認為是前者帶來後者。這種爭論的意義在於，對壹個社會主義政府來說，對監管資本流通，要比對進口商品的監管更重要，只有當資本能夠流向國外時，這樣付給新興工業化國家的低工資才能威脅到發達國家工人的整體生活水平。商品的自由流動本身並不會影響國家內部的收入結構，盡管這可能會引起在生產部門的結構轉型。

貿易赤字的優勢

通過上面的分析，妳是否發現妳通過只向外國人出售而不向購買這種辦法,獲得了什麽東西嗎？妳是否通過這種方式賺到了錢？但妳卻不能保有它，從妳的手中流過卻不能利用它們分毫。增加的越多，價值減損的越多，然而其他事物的價值則按比例增長。（梅西埃·德·拉·裏維埃, L’Ordre Naturel et Essentiel des Soci´et´es Politiques, 1767）

古典經濟學家為了理解經濟的潛在工作而努力發展勞動價值理論。他們想要理解，在金錢的“面紗”下，經濟到底是怎麽運行的。他們的其中之壹的目標是研究能夠能對抗占重商主義的理論。重商主義認為，調整對進口商品的限制，可以作為壹種阻止貨幣流出國內的手段。古典經濟學家認為，擔心貨幣流動毫無意義，並且對於壹個國家來說，有貿易順差並不是什麽好事。因為有貿易順差意味著壹個國家把有用的商品換來了毫無用處的黃金。壹個國家持續不斷的貿易順差則意味著，它將壹部分年度產品給與世界，卻得不到回報。貿易順差不僅不能要，反而使得壹個國家貧窮。

英國工黨政府無視這種洞見，而投向了重商主義的懷抱，歡迎貿易順差。不光是工黨政府，在全世界，資本主義政府宣稱貿易順差是好事。正如其他許多好事那樣，通過犧牲和傳播希望就能獲得。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犧牲就是通過緊縮方案，通過犧牲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來換取資源來出口。

對於古典經濟學家來說，這些做法只是在追求虛無縹緲的好處。但是這種錯覺是如此冥頑不靈，不能再用被欺騙者的愚蠢來解釋了；它定是起源於現實的社會壓力。

在這種情況下，債務國的壓力是很明顯的。為了付清他們的債務，他們被迫追求貿易盈余。在債務特別高的國家，貿易順差也許全部用於給外國債務付息了。在上面那些例子中，貿易順差的危害表現的淋漓盡致：無產債務國家被逼迫到饑荒的邊緣，然而財富源源不斷的流向了華爾街和倫敦城。

對於債權國，則沒有這種外部壓力，但它們只有通過犧牲國內消費才能獲得貿易盈余，所以貿易盈余必定體現了某些內部群體的利益。這些群體可以從中獲利。受益最大的是制造業資本家和金融機構。貿易順差使得國內制造商獲得更多金錢利潤二。通過下面的的說明，可以簡明表示出來。在資本主義部門中產生的總收入(I)，是由工資(W)加上各種可以我們稱為利潤(P)的財產性收入組成的。因此：

I = W + P

但是這種收入來源自銷售，這些銷售可以細分為三個部分：賣給工人們(Sw), 賣給產權人們(Sp)，賣給外國人的凈銷售（貿易順差，Sf）。因此：

I = S = Sw + Sp + Sf

如果我們假設賣給工人們的不超過他們的工資，W < Sw，接下來就是：

P < Sp + Sf

總而言之，利潤是被所有者采購和貿易順差所限制。貿易順差帶來更多的金錢利潤。貨幣利潤超過了所有者的消費和投資(Sp)，而通過金融系統的中介，積累了海外資產的所有權。

社會主義背景下的國際貿易

要討論社會主義國際貿易，即社會主義國家間的貿易，就提前預設了存在著不同民族國家的存在。目前，這是壹個部分合理的假定，但值得記住的是壹些像中國，南斯拉夫和蘇聯的社會主義國家，它們並不是民族國家而是幾個民族組成的聯邦。最好是從國家間貿易而不是國際貿易的角度來考慮。這種國家間貿易有三種情況，經典政治經濟學分析過的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社會主義國際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以及不同社會制度之間的國家間的貿易。

我們先來看看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之間的貿易。既然李嘉圖對於國際貿易的解釋是以國家之間具有不同的相對生產力為依據，比較優勢就是國際貿易的動機。如果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具有不同的相對生產力，那麽社會主義國家就不會具有和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完全相同的相對生產力。因此，與某些資本主義國家貿易就會具有優勢。

如果和資本世界貿易，這壹系列的政策問題將會產生。社會主義國家在與資本主義世界進行貿易時，應該追求貿易順差，貿易逆差還是貿易平衡？應該是雙邊平衡呢？還是多邊平衡？外匯政策應該是什麽呢？如果貨幣正處於消滅的過程中，那麽外匯的意義到底是什麽呢？

1.國家對於外匯的需求

社會主義國家傳統上竭盡全力想要獲得資本主義的貨幣。它們的動機是給進口的生產和生活商品付錢。國家的計劃壹般會有壹筆預算來進口固定設備以及壹些最終消費物品。計劃者面臨的問題之壹就是，他們無法在購買進口產品之前預計這些產品的價格。這是整個計劃的不確定之處。但至少對於國內計劃而言，原則上可以提前計算不同行業的需求和產出，因為這些行業都服從於中央計劃。外國供應商在計劃體系外，並且三年內並不知道他們的開價。某些情況下，也許能達成長期固定價格供應合同，但這只是特例。如果和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額太大，這些不確定因素會影響經濟穩定。在這種例子下表現的特別明顯，如果計劃依賴於進口的工業設備，而缺乏外匯則會導致機械設備不可用。

任何國家都能通過旅遊業，商品和服務的出口，或者來自他國政府或銀行的貸款從而獲得外匯。在社會主義國家，主要的不同在於，所有的這些活動都是由公共機構而不是由私立機構來控制。這樣說來。這就給了公共當局比資本主義更大控制控制貿易平衡的能力。既然國家獨占了進口，那麽萬壹在計劃出口收入不足時，那麽就可以削減進口。這同樣可以控制資金流動，比如說，如果外國貸款只能從國家銀行那裏獲得，那麽最近幾年，發生在英國和美國用不受控制的貿易赤字來資助私人借貸的這種事，將會不再發生了。

但是這種對進口的點對點的控制，也許會帶來巨大內部負效應。如果某些工廠依賴於進口的原件，那麽削減進口也許會帶來生產減少。可以做優先級排序，讓工業投入優先，消費品其次。盡管這是可能的，但不可避免地意味著生活水平的降低。消費品不得人心的短缺以及來自原材料短缺隨之而來的經濟混亂恐慌，這兩者相結合導致某些社會主義政府（特別是波蘭和匈牙利）③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嚴重依賴貸款。為了回收花在石油上的錢，西方的銀行在壹段時間內非常樂於借出這筆錢。接著就是利率上漲以及經互會成員國之間的貿易條件普遍惡化，導致這些貸款變成了這些國家人民沈重的負擔。為了償還利息，不出意外，社會主義國家，成了世界資本的壹個分支，通過減少實際薪水以及將產品投入出口市場，從公民手中獲取剩余價值。

鑒於這些讓人沮喪的經驗，社會主義國家跟隨毛澤東的政策似乎更明智。他的政策是，保證貿易平衡並拒絕從資本家的銀行那裏貸款。從長遠來看，壹個國家只能通過自己的出口勞動產品來換取進口。不是現在出口，就是將來為了付清貸款加利息而被迫出口更多。海外銀行不是慈善機構，他們知道他們借出去的錢會生錢，而且債務會被反復的償還許多次。

2.外匯的替代品

蘇維埃社會主義模式必須維持壹個在國外不能流通不可兌換的貨幣體系，用美元或者馬克來支付進口食品。我們提出這樣壹個國內經濟體系，在這種體系內，貨幣結束它作為壹種支付手段的功能，被不可流通的勞動劵所替代。勞動劵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金錢，而是公民們用來支付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方式，勞動劵不能流通或者用作為資本。當這種方法用在對外貿易問題上，就意味著壹種在某些方面與蘇聯模式的外貿政策截然不同的制度。這些國家用硬通貨來支付外貿並且通過外匯管制的方法來限制本國貨幣流出。在1940年到1960年間，英國政府就采取類似政策。

我們所提出的政策大體上與之相反：來自資本主義世界的進口商品是用勞動劵來支付的，勞動劵能夠出口也能在國外流通，但就是不能在國內流通，並且宣布流入進來的外國貨幣為非法。我們希望防止貨幣資本作為壹種社會關系在國內經濟中形成。這就是為什麽勞動劵不能在國內流通的原因。在資本主義世界內，貨幣資本已經存在，因此對於外國資本家和社會主義聯合體（commonwealth）之間四，流通勞動劵不會遭到反對。壹家資本家的公司給社會主義聯合體提供進口商品，那麽外貿部會給他壹個賬戶並給其中打入壹定數量的勞動時間。然後，這家公司能從貿易部那裏獲得可流通的信用證書。

勞動劵證書可以作為壹個不付利息的可流通票據，這樣持有者可以在金融市場上對其進行出售來換取他們想要的貨幣。對於這種票據的需求來自想要購買聯合體出口商品的公司。聯合體貿易部無需創設匯率，這是資本主義金融市場的事情。既然進口和出口（國際貿易也壹樣）都是由勞動劵來結算，當決定是去進口的時候，就可以無視世界市場的上的美元和日元價格了。對於社會主義經濟來說，只要關心外國產品的外國貨幣價格和匯率。

這樣看來，國際貿易僅僅是壹個生產進口產品和消費出口產品的特殊分支。這就使得國際貿易能夠融入整體計劃模型。由此可見，既然計劃當局擁有不同生產工藝的相對勞動耗時數據庫，計劃當局應當決定進口那些貨物出口那些貨物。給某些商品設定壹個目標產量，計劃當局就可以決定怎麽做是最優的，是否在國內生產還是出口。只有產品的當（勞動劵）價格高於生產它們的勞動投入時，才能會把這些產品用於出口。只有當這些產品的勞動價格售價比在國內生產所需勞動還低時，才會采購進口品。如果這些條件都滿足了，那麽從勞動價值論的角度看，總的說來外貿幫國家節省了，這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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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個有趣的結果就是，當以國內勞動單位衡量時，聯合體將會壹直貿易逆差。比如說，挪威聯合體出口石油並且進口汽車（見表10.1）。挪威人花費壹百萬勞動時間來生產出口石油並且得到了他們要在挪威花兩百萬工作時間才能生產出的汽車。因此。在國內條件下，他們進口了兩倍他們能出口的，盡管以實際付出的價格來說則獲得了貿易平衡。當事物以勞動成本來計算的話，很明顯壹個國家除非具有貿易赤字，不然得不到純利潤。這是在社會主義財產關系下，李嘉圖理論對商業利潤做出的的壹種預測。

國際貿易生產部門要不同於其國內分支，因為其投入產出比高度不穩定。國際價格的經常波動也許會導致其價格太高而使得國內經濟沒辦法有效地追蹤。實際上，既然商品價格波動是供需關系的常數變量時間的表現形式，這壹切就幾乎不可避免。比如說，電腦儲存芯片在世界市場上是以兩年到三年為壹個循環而波動。在價格達到頂峰的時候，聯合體也許會面臨著這樣壹個情況，以勞動價格來看，進口的芯片勞動價格要高於在國內設立新廠來生產腦儲存芯片的勞動價格。但是設立投產生產線的要花上壹兩年時間，到那個時候，世界市場上的價格就跌倒了低谷期，這就使得進口要比國內市場更便宜。這種世界市場上的價格波動取決於兩個時間常數—新生產設施投產需要的時間，以及芯片價格價格較低時，尋找計算機新用途所花費的時間。因為這兩個常數都屬於同樣的時間順序，所以會出現價格波動。如果半導體晶片生產商能像生產漢堡包那樣生產的話，生產時間常數就是幾周的事情，並且在這種情況下價格也不會波動，而只是穩定地隨著通貨膨脹而提高或者生產技術的改進而降低。

為了應對這種價格波動，計劃當局將不得不對價格運用加權值來抑制短期變動。決定進口還是出口將會依據長期價格走勢而不是實時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