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论坛谈中国社会

傑瑞米柯賓

中國的化石燃料資本主義

中共獨裁在新建煤電廠方面領先世界，在2020年建造了全世界其他國家新造煤電產能總和的超過三倍。這對中國後疫情的經濟復蘇至關重要。在與美國新冷戰的壓力不斷加劇，加上經濟增長放緩，習近平很有可能需要依賴化石燃料作為最穩定及戰略性的能源材料。八月，中石油報告在新疆發現了1億噸的油田，這是潛在的巨額利潤，並且也是當局要繼續在當地的殖民壓迫與暴力的原因。

西藏正在融化

青藏高原被稱為世界的「第三極」，並如南北極那樣，能穩定世界的氣候。然而這些地區的氣溫上升速度比其他任何地方還要快。自1970年代以來，西藏已經失去了四分之一的冰蓋，並導致更嚴重的水災、火災、山泥傾瀉和雪崩。中國科學院警告1990到2010年冰川的融化數度比1956到1990年還要快50%。

中共在當地的資本主義發展也導致食水資源被有毒金屬汙染。與印度的帝國主義沖突中，雙方爭奪著135萬人口賴以為生的重要水資源，而中共獨裁在西藏的水壩增加了3倍，這破壞了自然生態並加速了氣候危機。

中共試圖變相限製墮胎 將製造悲劇也自找麻煩

中共為了維持生育率、保持廉價勞動力優勢，想要限製墮胎，而這將是對於女性權利的進一步侵害，並且更加重底層負擔，很可能招致工人與青年激進情緒的進一步反彈。9月底，中共國務院印發《中國婦女發展綱要》中提到：「將減少非醫學需要人工流產，規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應用。」實際上就是限製墮胎。但中共真的能借此脫困嗎？

中共政權執政長期執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包括在全國範圍內粗暴地強製墮胎、強製安裝人體避孕裝置等）伴隨經濟因素，加劇了勞動力下滑的趨勢，造成勞動力在過去10年縮減逾4000萬。在資本主義復辟後，無產階級遭到越來越嚴重的剝削，原有很大一部分依托公有部門執行的社會保障職能被嚴重破壞，使工人無力負擔醫療、教育、住房等生活必需，更遑論養育小孩。這導致無論是當前的中國育齡人口比重還是普遍生育意願，都積重難返。

父權製度與文化帶來的重男輕女也是重要因素，不僅是傳統使然，資本主義製度下女性也被貶低為生育機器、在家相夫教子即可。許多農村地區的女嬰在出生時就被殺死，婦女因為無法生育男孩就被迫離婚，這也造成了畸形的性別結構來阻礙健康的生育環境形成——特別是育齡婦女規模的劇減：在未來10年，中國23-30歲的女性人數將減少40%以上。並且，在盛行的職場歧視中，女性更容易喪失經濟獨立性，從而導致生育意願的降低。再者，由於近年受教育水平提高與持久的核心家庭保守性的矛盾，許多城市女性為求經濟獨立和擺脫家庭束縛，婚姻和生育意願降低。歸根究底都是社會經濟和製度落後於民眾的發展需要，造成當今的社會矛盾。

中共政權不僅受到自己造成的歷史性因素困擾，也更無力讓當今的工人階級擺脫貧困，它提出這些政策完全不會有任何實質幫助。

中國本身有很高的墮胎率。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2017年中國有統計的人工流產數量為962萬，約占全世界5500萬人工流產總數的17.4%。這是長期以來政府在青春期性教育上的低投入、父權製下針對女性的性壓抑使得性教育變成禁忌、發展不平衡造成的地區性低避孕用具普及率導致的。

盡管打著「自願」「性生活清潔」的旗號，工人與青年仍對「指導意見」作出強烈質疑，並正確指出其很可能招致的惡果。

一位武大學生就發帖談到：「減少非醫學需要人流」在實際中會變成所有公立醫院嚴格控製「人工流產指標」，迫使意外懷孕的婦女轉向醫療衛生條件更差、安全系數更低的「莆田系」醫院轉移。也有網友表示，意外懷孕帶來的生育壓力對於低收入者是無法承受的。在資本主義的當下，中共官僚提出硬性政策，受害最大的是缺乏經濟保障的工人階級。

工人婦女在上述政策的壓迫下受害尤為深重。在中國當前的性文化下，婦女未婚意外懷孕生下孩子後，往往要承擔獨自養育孩子的風險，或者被強迫嫁給孩子的「父親」。尤其在強奸案件中，由於未來非醫學需要墮胎權利的削減，婦女更可能被迫生下強奸犯的孩子，甚至因此被迫嫁給強奸犯。

同樣，由於中國盛行的職場性別歧視風氣，以及傳統的「男外女內」家庭結構問題，缺少經濟獨立性的女性，更可能因為無法支付意外產下孩子的養育費用，而被迫進行更強的超負荷勞動來供給生活開支，甚至走上犯罪或殺嬰的道路。

另一方面，中共也在大力打擊女權運動，害怕它們反對父權壓迫對現行製度帶來的威脅，因此試圖抑製一切群眾自我組織。

從這一點上來看，普遍貧困下的刺激生育政策，很可能導致女權運動與工人政治運動進一步相互同情、更可能形成團結鬥爭，促進工人階級意識的激進化。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工流產是婦女生育權的體現，它必須是自由的。我們不僅反對父權製的保守性道德，也反對中共為了應對資本主義危機而采取的強製生育措施。我們要求建立一個生產資料公有製、擁有工人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大幅增加醫療開支、提供免費安全墮胎條件、讓婦女生育自由得到真正保障，國家妥善撫養兒童、並建立充足資源、以人為本的性教育體系。

在當今中國形勢下，也需要女權運動、LGBTQ運動、工人運動等聯合起來終結獨裁製度，這樣才能落實革命社會主義替代方案，從而消除不平等、性別主義與歧視。

中共前副總理張高麗受性侵指控

十一月二日，中國著名女性網球選手彭帥在深夜於微博以實名發布文章，披露自己曾於大約三年前遭到前中國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張高麗性侵。這一消息迅速引起震驚。這是#MeToo運動在中國首次觸及權力最核心部分的要員──一名正國級國家領導人。

同時，這也是中國國家級領導人首次被公開曝光性醜聞，這表明了女權運動在中國正在蔓延開去。從阿裏巴巴高層性侵指指控，到弦子指控著名主持人朱軍性侵，到現在直指政治權力核心，愈來愈多的女性敢於挺身公開指控自己受到過的性侵害，且敢於挑戰過往被視為「位高權重」者。

在極為父權主義、權力不平衡的獨裁體製內，若果說沒有發生過權貴性侵是難以置信的。然而，而這一次，彭帥作為一位著名的女性網球運動員，是第一個以自己的實名身份公開揭露中共最高層劣行的受害人，提高了消息的可信性。這也更能激勵廣大的婦女團結聲援，比如朱軍性侵案中的發害女性弦子在得悉彭帥失蹤後就發帖聲援，祝願她本人平安。

文章在微博僅僅存在了二十分鐘就被刪除，一系列的相關詞被視為「敏感詞」被屏閉，甚至連「網球」都不被允許搜尋和討論。受害人彭帥現時也下落不明，據稱已被軟禁。對於一名前國家級領導人陷入驚人的性醜聞一事，中國外交部在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也僅以一句「沒聽說過」而拒絕回應相關醜聞的問題。盡管墻外已沸沸揚揚，墻內卻諱莫如深，仿佛事件沒有發生過一樣。這對於受害人是又一次嚴重的傷害，不僅是心理上，連人身自由和安全也得不到保障。也正因如此，彭帥站出來#MeToo，揭露中共權力核心最高層的齷齪醜聞，其勇氣值得敬佩。

仿佛就是被彭帥的勇氣所激勵，在十一月七日，上海國安局局長被下屬實名公開舉報，指他性侵下屬女兒。公開信中更指性侵發生後，警察拒絕立案，向上海紀委與監察委舉報均石沈大海。一時間，對中共權貴性侵的指控一浪接一浪。而民眾的對這一次事件也抱有普遍的同情和支持被害人，即使墻內網絡監控過濾嚴密，群眾仍嘗試用各種方法繞過監控發出聲援。而且輿論在經過了一次又一次的性侵案洗禮後，也愈發堅定的反對一切性侵惡行。

中共高層性侵幾乎肯定不是孤例，因此他們特別是懼怕這種運動進一步燃燒，激發更多被害女性出來指控掌握權力者，或者甚至像這次一樣，直指最高權力的核心，而動搖政權的威信。在獨裁體製下中共不能像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在面對群眾壓力下可以審判個別權貴性侵者、或者辭退官員以一定程度地緩解民憤。相反，中共只能強硬打壓me2運動，並讓積累各性侵指控積累的民憤，這可以大大削弱黨的權威，甚至對統治構成威脅。早前阿裏巴巴性侵案中，性侵被告那怕只是一名權位不高的組長，但因為這是一家知名的大企業，中共不能使其聲名受損，而命令法院判其無罪。

因此，中共往往將#MeToo稱之為「境外勢力」的運動，以民族主義說辭將之汙名化，並用國家機器予以打壓。一旦開動了狂熱的民族主義宣傳機器，中共就更加沒有讓步和妥協的空間，不能對metoo運動的案例有任何讓步了，必須無視甚至打壓每個案例的受害人。這再次證明中共的強硬鎮壓和民族主義為自己統治帶來了反效果。

這次中共核心的性醜聞事件恰逢在中共六中全會前夕，為了「維穩」，中共立即全面打壓封鎖消息。另一方面來看，彭帥的帖文可以在極度嚴密的審查機器內流傳20分鐘，很可能不是漏網之魚，而是因為中共派系正在利用事件作為權鬥工具。中共內部權鬥越激烈，就要訴諸更危險和更公開的方式來互相攻擊，致使群眾更能感受到上層發生了危機。

當然無論案件是否牽涉中共權鬥，性侵受害人站出來舉報是完全正義的。女權和反專製鬥爭要將矛頭指向造成這一切問題的核心：中共的專製與父權資本主義，以實現社會變革，建立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

中國經濟：恒大崩潰——中共政權的困境

中國房地產公司恒大集團陷入了償債困境。如果恒大崩潰，那麽中國經濟、中共獨裁和全球資本主義都將受到巨大沖擊。ISA與中國勞工論壇的Vincent Kolo討論了可能發生的情況。

ISA報導

ISA：恒大最近廣受關註。它是怎樣的一家公司？這怎麽變成了大新聞？

VK：恒大是中國第二大房地產開發商，而它如今正面臨著破產。恒大建造了超過1200萬套房屋，相當於英國住房總量的一半。

當前危機的一部分影響，在於它目前有160萬套未完工的住房。中國的許多房地產開發商偏好於預售房屋，讓人們在房子開工前就為自己的新家付款。現在很多人陷入了恐慌之中，因為如果公司倒閉，他們就無法拿不到自己的新房子。

恒大擁有價值3000億美元的債務，規模相當於愛爾蘭全國的國債。9月底，國際債券市場上的恒大美元債務陷入違約。而在中國境內，自今年3月以來，恒大就已經在拖欠債務了。它向債權人、供應商和與其簽訂合同的建築公司打了1000億美元的欠條——其中許多也許永遠得不到償還。

令人擔憂的是，恒大正在崩潰。如果恒大崩潰且沒有得到政府救助，中國房地產行業就可能崩盤。這場危機可能會蔓延到與房地產市場密切相關的銀行體系，然後中國將發生一場金融危機，帶來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後果。

ISA：有人將恒大比作雷曼兄弟——如何評價這種比較？

VK：這種比較對也不對。顯然，恒大不是一家雷曼兄弟那樣的投資銀行。中國的金融體系與歐美不同，它基本上由國有銀行主導。銀行體系受外匯管製和資本管製的保護，貨幣不能自由兌換，所以中國更能抵禦金融動蕩——但做不到完全抵禦，所以中國會發生危機，但不太可能發生西方資本主義那樣的經濟危機。

從某種意義上說，「恒大不是新的雷曼兄弟」是對的。但中國銀行業危機的風險確實存在，習近平政權為此實施了前所未有的嚴格資本管製。對加密貨幣的禁令和去年對螞蟻集團（馬雲的阿裏巴巴旗下的金融科技公司）的打擊就是這方面的例子；如今甚至連省際交易現在也更加困難了。

其次，雖然雷曼兄弟的崩潰沒有導致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但它急劇地加速了危機進程。資本主義的危機早已顯現，即使布什政府介入拯救了雷曼兄弟，危機也不會被阻止，它只會以不同的形式爆發。

恒大是一場更大風暴的征兆。

ISA：直到2008年，美國和中國的房地產泡沫似乎都在同步膨脹——但2008年後，美國泡沫破滅，而中國房地產泡沫繼續增長。這意味著什麽？

VK：2008年是一個轉折點，但此後導致全球危機的根本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其後債務在世界範圍內爆炸式增長，中美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債務泡沫。

在美國，廉價信貸和零利率使股票市場的市值從2008年之前GDP的140%增長到今天的200%。

但在所有主要經濟體中增長最快的中國，股市的影響是次要因素。房地產市場在中國起決定性作用。現在中國城市所有房產的市值之和相當於其GDP的5倍，這個比例完全脫離了實體經濟。相比之下，2020年美國所有房地產的市值約為GDP的兩倍。

中國人口大約是美國四倍，每年建造的房屋數量是美國的十倍。雖然這聽起來不錯，但很多普通人買不起房。世界上房價最貴的五個城市中有四個在中國。中國住房市場自1998年開始私有化，社會化的住房很少。中國有足足93%的住房被拋進了房地產市場，這個比例遠高於美國和歐洲。雖然很多人買不起新房，但富人、政府官員和富裕中產階級卻用房地產來投機，於是大量房屋閑置。 2017年，有20%的城鎮住房是空置的。資本遭到了極度浪費和非生產性的使用，於是中共認為必須進行幹預。

戶口簿

中國的另一個問題在於人民被戶口製度所區隔。戶口將人口分為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盡管中國現在已基本城市化，但大多數人口仍被登記為農村人口。城市也分等級，農村居民幾乎永遠不能獲得一線城市——例如上海和北京——的永久居留權。

而恒大更註重三四線城市。三四線城市是更多普通工人階級居住的地方，最能感受到財產危機的地方，也是《金融時報》或《華盛頓郵報》的記者不會去看的地方。在中國大多數城市（約四分之三）增長陷入停滯的情況下，資本投入房地產開發部分原因是人口危機。人口萎縮是中國獨裁統治的一大危機。所以哪裏有建造越來越多大型住宅項目的必要呢？

ISA：您如何看待房地產市場的危機？

VK：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已經到了極限。它正在破裂。我們無法肯定泡沫將如何破裂，但我們可以肯定恒大危機標誌著一個轉折點。

房地產市場占中國GDP的29%，對中國經濟增長至關重要；而現在整個行業都很可能陷入危機。恒大是危機中最引人註目的公司，但危機的波及範圍遠不止恒大一家，其他房地產行業公司也在拖欠債務、過度擴張、瀕臨倒閉。這意味著房地產市場不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了。

中美帝國主義之間的冷戰正在加劇習近平政權經濟現代化的壓力。但隨著去全球化的影響，現在的國際環境已經完全不同了。中國正在越來越多的領域受到美國資本主義的製衡和阻撓。因此，中國政府決定咬緊牙關，打擊房地產行業的過度杠桿，遏製資源的巨大消耗。

習近平采取了「嚴厲的愛」方式，讓經濟擺脫浪費、投機、過度投資和過度負債，並在去年對房地產行業實施了所謂的三條紅線。只有滿足一定負債資產比率、凈債務權益比率以及現金短期借款比率標準的公司才能進入信貸市場。恒大一直缺乏正常來源的資金，因此違反了全部三條紅線，轉向舉債。越來越多的房地產開發商現在正在做與恒大相同的事情——預售住房，並用預售款還清債務。

傑瑞米柯賓

面對這個災難性的循環，我們不知道政府會保持強硬，還是選擇讓步，以免房地產泡沫失控並拖垮整個經濟。

ISA：金融專家擔心恒大倒閉對銀行家、投資者等的影響。但是普通人呢？崩潰會影響沒有房子的人嗎？那些直接和間接為恒大工作的人呢？

VK：除了少數所謂的工人貴族，中國的大多數工人都被排除在這個過程之外，他們無力購買這些房子。所以恒大倒閉對工人階級的影響將是復雜的。如果房地產市場崩潰，房價暴跌，甚至可能還會受到一些人的歡迎。

但一些城市白領不僅投資了自己的畢生積蓄，還投資了父母和親戚的錢來買房。對於他們來說，房價暴跌將是一場災難。他們將面臨2008年後美國、愛爾蘭、西班牙和其他地方發生的事情。這對中國政權來說是一個危險信號，因為如果這種情況開始在全國範圍內發生，就會滋生大規模的社會不滿。

恒大員工人數約為160,000人。恒大的職員主要是銷售人員、經理、規劃師和會計師，他們非常擔心會失去工作。而實際的建築工作外包給臨時雇傭農民工的公司，民工在非常嚴酷的條件下以低工資工作。工作完成後，他們就被解雇，然後去其他地方工作。如果恒大倒閉，建築業和公司供應鏈中的三到四百萬個工作崗位將受到威脅。如果再有十個左右的規模較小的「恒大」受到威脅，就業和更廣泛的經濟就會受到嚴重影響。

ISA：有報導稱，中國已經發生了抗議。它們分布廣泛嗎？

VK：幾個月來一直有抗議活動，各種各樣的人要討回他們的錢；有時是工人，有時是包工頭。超過80,000名恒大員工向公司「借出」資金——據一位恒大經理稱，總額約為155億美元。領導們誘使員工購買所謂的理財產品，承諾提供非常有吸引力的利率，以幫助公司擺脫困境。這些員工不是投機者，在你說他們「該死」之前，但他們投資往往是為了保住工作，或者為以後的生活賺取一點利息；比如一名患有癌癥的婦女試圖藉此籌集治療資金。

在幾個城市，以恒大員工為主體的人們憤怒地聚集在公司辦公室外，要求退款。現階段的憤怒不是針對習近平，也不是針對中共，而是針對恒大。但如果政府不介入，怒火就將蔓延。

ISA：您認為習近平將如何應對這場危機？

VK：在公開場合，政府幾乎什麽也沒說。太不可思議了，全球媒體都在報導恒大，除了中國。然而，政府正試圖利用這場危機向其他房地產公司施壓，迫使其減少債務負擔。這就像一場膽小鬼博弈——政府采取強硬態度，整個房地產行業存在崩潰的危險，雙方都在等對方先退縮。

我認為他們將使用多種措施。中共的做法將是正式否認他們正在拯救恒大，但在地方將進行各種幹預和救助，以防止事情鬧得太大。首先，對於已經購買了160萬套未完工房產卻拿不到的人，國企和地方政府將會接管廣州足球場、恒大擁有的球隊等資產，然後出手完成建設。所以預售的房屋可能不會成為社會不滿的根源。部分理財產品的境內持有人可能會得到部分補償，但國際上的投機者可能不會得到任何補償。

我認為恒大不會得救。習近平政權計劃用它來教訓其他人，建立對房地產行業的紀律和控製。但問題是他們能成功嗎？這是一項非常、非常復雜且危險的工作。沒人能控製泡沫。因此，中共政權的計劃存在很多風險。

ISA：一直有人批評恒大遵循中國資本主義的「走出去戰略」，由債務推動快速增長。這個模型現在失敗了嗎？

VK：「走出去戰略」更多地指的是像華為這樣的國家領先品牌，這種模式推動其在全球市場上取得成功——直到被特朗普和拜登遏止。如今的華為是一家陷入困境的公司。

恒大在國際市場上並不是特別活躍。它在很大程度上遵循債務驅動的模式。多年來，中國一直在重走日本的路。如同常常被提及的一樣，1989年東京皇宮周圍的房產價值超過了整個美國加州。日本資本主義從未在隨後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後真正復蘇。它經歷了二十多年的停滯，去年的經濟規模才達到1995年的水平。這可能就是中國經濟的未來前景。

當然，如果同樣的事發生在中國，後果就更為災難性了，日本的社會福利要比中國要堅實得多。

由於「戶口」，農村人口被排除在失業救濟金製度之外，而城市人口只有一部分會得到一些救濟。絕大多數人口完全沒有保險。所以，2008年發生在日本或西方資本主義的那種危機不會在中國發生。在中國，低福利與低生活水平下的危機將更持久，並為中國帶來革命性影響。

ISA：國際上有些左翼認為中共政權能依靠強大的國家體系控製住危機。你同意這一說法嗎？

VK：中國經濟的運作方式確實有所不同，但它仍然受製於資本主義經濟規律。中國政權正是通過鼓勵像恒大這樣的公司發展來避免了2008年席卷世界其他地區的危機。大量信貸流入房地產市場，通過建築熱潮增加對原材料的需求，並以債務為基礎推動經濟發展。通過這種方式，中國似乎渡過了危機，還帶動了澳大利亞等經濟體的增長。

但今天，付出代價的時候到了。習近平不得不直面風險，形勢很絕望。那些對中共政權抱有幻想並認為它可以避免危機的左翼犯了根本性錯誤。中共唯一的機會是再次打開信貸龍頭，進一步擴大泡沫，延緩其破裂。即使這樣引導資本主義發展，他們也無法無限期地避免危機，最終矛盾依舊會爆發。

ISA：中共對恒大采取的行動將如何影響其「共同富裕」的承諾？

VK：中國共產黨的「共同富裕」是一個空洞的口號，與社會主義沒有任何關系。100年前，孫中山國民黨就已經提出「均富」。它也是一個模糊的口號。政府可以感受到貧富差距帶來的巨大壓力，而中共要為此負責。在禁止工會的獨裁統治下，無論它如何攻擊私人資本主義部門，工人的工資和生活條件都不會改善。

令人驚訝的是，國際上一些左翼認為中共政權是社會主義的，他們認為即使中國有一個占GDP29%的龐大的、私有的、投機的、資本主義的房地產市場，中共也不需對此負責。

恒大老板兼董事長許家印在共產黨內已經有了35年的黨齡，他是政協的一員，政協是全國人大的雙雙胞胎。在習近平成為最高領導人的2012年，許家印戴著超貴的愛馬仕金腰帶出席政協會議，還成為了社交媒體上的熱門話題。他曾兩次成為中國首富。他的整個商業生涯都與中共精英交織在一起。

許家印的腰帶

恒大的許多項目都是由地方政府融資的，當前中國地方政府的一半收入來自土地出售。出售最賺錢的土地為全國的中共精英們提供了腐敗收入，但他們已經感受到土地銷售急劇下降的壓力。所以，如果泡沫真的破滅了，浪潮將波及整個地方政府。

房地產老板們一直在建立龐大的龐氏騙局，靠欺騙人們來不斷詐取巨額財富。許家印本人幾乎肯定會從億萬富翁的位子上掉下來，他很可能會因為恒大危機而入獄。像習近平政權這樣的專製資本主義政權有時起訴甚至判一些商人死刑，但這並沒有改變經濟的資本主義基礎。

ISA：可能是因為有報導稱中國政府將優先考慮國內利益而不是外國債券持有人的利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呼籲北京在處理恒大問題時「采取負責任的行動」。這將如何影響中美之間不斷發展的緊張局勢？

VK：恒大的問題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如果恒大確實標誌中國房地產行業普遍危機的開始，全球都會受到影響。

布林肯正試圖向中國政權施加壓力，以保護一直在購買這些垃圾債券的對沖基金和華爾街投機者的利益。順便說一句，英國匯豐銀行和瑞士瑞銀等西方銀行計算出恒大債券仍有可能獲得回報，所以即使它們一文不值，也仍在購買它們。我認為中國政權會對他們不屑一顧。其首要任務是防止國內動亂。

但這對美國來說是個問題。有趣的是，一些國際上資本主義立場的分析家的語氣發生了變化。自冷戰開始以來，他們一直在說「中國是一個威脅，因為它太強大了」。但現在，有越來越多的文章認為「中國可能比我們想像的要弱」。中國的威脅不在於「它正在超越美國」，而是因為它的經濟危機正在將全球資本主義拖下水。

自2008年大衰退以來，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約為28%。大家都知道，正是因為恒大這樣的公司在建房子，所以澳洲的煤炭、巴西的鐵、非洲拉美的原材料都是高價進入中國市場的。中國在全球進行中的基建中占額目前為32%。

2020年，哈佛大學學者羅格夫（Kenneth Rogoff）和清華大學楊元辰認為，「即使沒有銀行對危機的放大且考慮到正在抵押中的住房，房地產市場下滑20%也可能導致GDP下降5%至10%。」他們描繪的場景並不令人意外。今年8月，房屋銷售同比下降20%。9月份，這一比例增加到30%。如果該市場繼續以這種方式崩潰，不僅對中國，而且對整個全球經濟而言，都是一個嚴重問題。相比之下，金屬價格急劇下跌已經不足慮了。

美國已經做好了面對與中國長期冷戰的準備，但深陷危機的中國也能使美國遭受嚴重損失。

ISA：社會主義者將如何處理這種問題？

VK：中共不是社會主義政黨，而是由許家印這樣的億萬富翁組成的資本主義專製政黨，習近平及其家族也非常富有。對於他們而言，實行社會主義政策就等於推翻自己。

真正的社會主義政策是什麽？社會主義政策意味著將房地產公司國有化——中國的房地產公司有些是國有的，有些像恒大這樣的則是私有的。但是真正的國有化需要勞動者、公民代表和工會的民主計劃，而這在中國是不存在的。公有製和民主規劃才是國有化的關鍵。

如果一個城市的公寓五分之一是空置的，工人政府就應該沒收它們，只在極少數所有者遭遇財務困境時才支付沒收房屋的賠償金。這樣，數以百萬計的住房單位就可立即用於社會住房。政府將以低租金出租而不是出售房屋，全面改造住房市場，使其不再是昂貴的預售公寓市場。

房地產行業是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我們不可能孤立地規劃房地產行業。規範房地產行業需要更廣泛的經濟上的，包括金融體系的社會主義轉型。這樣，房貸就可以被取消，資源就可以用來滿足普通人的需要。

生活在大城市的農村戶口工人無法擁有自己的房屋，通常兩三個家庭擠在一套骯臟、狹窄的住宅裏。政府沒有資源來提供所需的醫療保健、失業津貼和養老金。實現房地產改革的關鍵之一是取消戶口製度，但僅僅取消戶口製度並不會憑空帶來充足的社會基礎設施。因此，要廢除戶口，就需要對整個政府和金融體系進行徹底的、革命性的改革。

這些問題是環環相扣的。中國沒有工會，也就沒有發展計劃機製的基礎，也就不可能避免恒大危機等問題。唯一的辦法是將所有經濟決策置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控製之下，這意味著工人在民主的黨派、工人組織，尤其是工會中的自我組織。所有這一切都需要一場革命鬥爭——我們要有一個革命綱領，我們要爭取充分和直接的民主權利，推翻中共獨裁。

彭帥遭性侵事件危機蔓延

11月初，自網球明星彭帥發文控訴前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性侵後，彭帥本人隨即下落不明。她的人身安全與自由引起世界廣泛關註，聲援她的群眾在網絡上發起#WhereIsPengShuai的話題標記。群眾的團結聲援運動給予了相關國際體育組織巨大壓力，在14號，國際女子網球協會（WTA）發表聲明，清晰地表示不能「讓商業、政治、金錢來決定對錯」，並稱如果彭帥的指控得不到適當的調查，就「會放棄在中國的業務」。WTA突然反常地為原則而犧牲利潤，是因為來自運動員、女權團體和公眾輿論自下而上的巨大壓力。像威廉姆斯（Serena Williams）、大阪直美、德約科維奇（Novak Djokovic）和比莉·簡·金（Billie Jean King）等網球巨星都發表言論聲援彭帥。

一時間，彭帥的性侵事件迅速上升為嚴重的國際外交危機（諷刺的是早前中共外交發言人曾先後兩次以事件並非「外交問題」而拒絕回應記者的提問）。更令北京憂慮的是，現時距離北京冬季奧運會僅剩兩個月的時間，此時爆出如此嚴重的危機，使北京承受著全球的壓力，抵製冬奧的聲勢越來越大，使中共感到擔憂。

為此，中共當局在過去兩星期一而再地間接發放彭帥的消息。首先發放了所謂彭帥的電郵，稱自己現時安全並稱自己早前對張高麗的性侵指控「不實」。由於電郵的內容與行文生硬古怪，反而引發更多人的疑心。隨即又發布了「彭帥的自拍近照」，但其衣著又令人懷疑其拍攝的時間。當這些粗劣的編導無法平息全球抗議聲浪之時，21號，中共再次通過中間人間接地發布彭帥的短片視頻，包括她身處飯局中與「朋友」聊天，片段中的對話亦生硬突兀地故意提及「明天是十一月二十一號」，令人非常懷疑這些片段都是在中共官僚指示導演下拍攝的。這些片段幾乎與2015年香港銅鑼灣書店人員（李波、林榮基）被綁架後於中共安排下在鏡頭前承認自己自願「偷渡」回中國「自首」一樣。因此，這些所謂的「證明」只能更令人擔心彭帥的安全與自由的情況，並引發更多人的關註和聲援。

相比之下，國際奧委會卻作為中共的遮醜布，全力配合中共所擬定的劇本演出。在中共的安排下，奧委會主席巴赫（Thomas Bach）與彭帥在中共官僚的陪同下進行了為時三十分鐘的視像對話，能掌握流利英語的彭帥竟只能通過同場的「朋友」「協助」下發言。奧委會隨後發出「聲明」指她現在在北京的家中平安無事，希望外界尊重她的隱私。這「聲明」的內容根本與中共官方的口徑如出一轍，對於她被性侵一事只字不提。

事實上，就像在2019年香港、2020年新冠肺炎，以及習近平對新冷戰應對不當、因而使拜登獲得了數次公關勝利那樣，這是中共政權又一次將危機搞得更嚴重的例子。彭帥性侵的指控令中共極為尷尬──它們固然不可能當真去調查張高麗、而不讓整個政權和獨裁體製蒙羞，同時又要將彭帥控製起來以防事態進一步惡化。但軟禁彭帥是太明目張膽的粗暴行徑，且群眾她的同情和聲援令全球受#MeToo運動激勵的民眾更為關心她的處境，迫使中共以一份拙劣的「彭帥電郵」內一句「It』s not true」（不實）試圖一筆帶過。

現在，中共陷入了兩難：假如彭帥對張高麗的指控真的像「她的電郵」中所稱是「不實」的，那麽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將她公開逮捕（相比之下，早前有江西南昌網民僅僅因為一句「蛋炒飯」嘲諷韓戰中陣亡的毛澤東長子毛岸英而被迅速逮捕）；既然她現在的「安全與自由」是得到中共官方所背書的，那是否代表她的指控是有事實基礎的？既然如此為何不展開對張高麗調查？因此，現時中共只敢間接地對外發布彭帥「安全」的消息，而對她性侵的指控諱莫如深。胡錫進在一篇英文推文中（當然，推特在中國是被屏蔽的）將彭帥的性侵指控稱為「人們談論的那事」，甚至不敢提及這個話題。

此事也再一次揭露了國際奧委會令人作嘔的腐敗，所謂的「現代奧運會」幾乎從誕生之日起就是各政權的玩物和化妝品。從1936年為納粹德國塗脂抹粉，到1968年與屠殺抗議貧困問題的學生的墨西哥古斯塔沃（Gustavo Díaz Ordaz）政權合作。所謂的國際奧委會基本上就是一個腐敗官僚、獨裁者、甚至是法西斯分子的化糞池。它在歷史上不但沒有對民主權利有過一分一毫的貢獻，反而一次又一次地與專製政權同流合汙，為虎作倀。而這一次，為了平息對於北京冬季奧運會的反製，維護自己的商業利益，更是在我們臉前公然地跟隨中共的節奏起舞，無視一個女性運動員遭受權貴性侵的指控，用她的人身安全作為北京冬奧的墊腳石。

同時，事件的發展也進一步推動中國國內意識的改變。在中共對於女性遭到性侵的案件一次次不公正的處理後，民眾對中共愈發不信任。而時至今日，「網球」這一話題在中國的網絡上依然遭到審查和屏蔽，更令民眾相信中共在這一事件上隱瞞了醜陋的真相。但要指出的是，彭帥的遭遇並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而是多國女性已經開始組織並抗議性別歧視和性虐待之時，一個世界女權意識覺醒的一部分。

中國勞工論壇要求立即停止軟禁彭帥，保障她的人身自由與安全。我們不信任中國獨裁資本主義下的司法體製，主張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對於性侵案進行透明且公正的調查。我們反對西方資產階級政府的虛偽，他們假裝關心彭帥，利用這個問題來推進新冷戰的地緣政治議程，同時又為壓迫婦女、窮人和少數民族的資本主義和父權製度護航。彭帥和中國#MeToo運動的聲援絕大多數來自普通民眾，他們沒有這種背後的議程，而是有著真正捍衛平等權利、民主權利，以及反對性暴力和婦女壓迫的鬥爭意識。

傑瑞米柯賓

中國煤炭短缺威脅氣候談判成果

煤炭短缺導致中國面臨二十年來最嚴重的停電，這種狀況指向更深層次的經濟和政治問題。中國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產國，2020年的煤炭產量為38.4億噸，是世界第二大產煤國印度的五倍。但為什麽中國的煤炭會出現短缺呢？雖然多年來中國大量投資於取代煤炭的綠色能源，但中國70%的電力依舊依靠燃煤發電。這不僅帶來了氣候災難，也使得中國的煤礦似乎無法滿足經濟對煤炭的依賴。煤炭仍然受到中共黨國既得利益的青睞。體製內有一股強大的內在力量反對去煤炭化進程。所以，今天的煤炭危機是一場由追逐暴利和官僚主義結合引起的人為危機——這是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的雙重特征。

自9月中旬以來，中國31個省份中有18個省份實施了限電，對產業和家庭造成了沈重打擊。在一些省份，工廠每周工作三天甚至更少。特別是在經濟相對蕭條的東北，經常無預警就停電，家庭遭受停電、電梯卡住，甚至信號燈和路燈熄滅。蠟燭在一些城市已經售罄。中央電視臺報導稱，遼寧省有20名工人因工廠通風系統停機而一氧化碳中毒住院。

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危機應對措施。中國所有的煤礦都被告知即使在假期也要滿負荷運轉，許多廢棄的煤礦正在重新開啟。在格拉斯哥COP26峰會前突然轉回煤炭發電使習近平政權顯得頗為尷尬。

政治危機

但對於習近平政權來說，電力危機更是後院起火，它進一步打擊了公眾對中共的信心。停電、失業率上升和房地產市場動蕩，再加上因近期新冠肺炎多點爆發而導致各個城市持續封鎖，現實與習近平政權「共同富裕」的官方宣傳形成了鮮明對比，人們的耐性開始受到考驗。

到10月下旬，由於批發價格上漲了20%，汽油和柴油也開始實行配給，煉油廠和加油站因無法盈利而限製銷售。這是煤炭短缺的重演。這一現象主要是由於政府的定價體系造成的，批發價格根據市場自由變動，而對消費者的零售價格由政府固定。

由於限產以及行業從疫情中恢復所帶來的需求激增，今年煤炭價格上漲了一倍多。這是一個全球現象，但中國受到的影響更為嚴重，因為中國的大部分發電都依賴煤炭。由於煤炭價格上漲和固定電價（電力公司無法將成本上漲轉嫁給消費者）的共同作用，中國發電廠（大部分都是國有的）在利潤蒸發時故意減少了煤炭庫存以「怠工」抗議。

另一個問題是去年生效的澳大利亞煤炭禁令。在中美帝國主義冷戰深化期間，澳大利亞站在美國的立場一方，莫裏森政府要求調查新冠起源的呼籲更是引起了北京的強烈反應。但中國非常依賴澳大利亞的優質煤炭，在煉鋼方面尤其如此。在當前的危機中，盡管官方禁令仍在生效，但一些中國港口還是接收了澳大利亞煤炭。

中共的氣候政策以及施加在氣候政策上的壓力：在中美冷戰催化下，雙方爭相想在COP26會談中展現最好一面，也加劇了煤炭危機。北京在年初為省級政府製定了嚴格的碳減排目標，但許多地方政府直在到8月受到中央批評後才采取行動。

《南華早報》的王向偉評論說：「官僚們常常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裏放任排放，直到第四季度才去趕著實現減排目標。」

這是一場馬拉松，而不是短跑

這些因素結合起來產生了一場官僚主義的完美風暴，並重創了經濟。習近平政權被迫放棄了對電力價格的控製，緊急允許發電廠將電價提高基準水平的20%。《路透社》的一篇報導稱之為中國電力行業改革中「最大膽」的一步。這與一些人認為中共正朝著「反資本主義」方向發展的觀點形成了鮮明反差。

迄今為止，北京采取的所有措施都是短期的權宜之計，根本不能解決源於資本主義無政府狀態和僵硬的官僚主義的問題。作為社會主義和民主計劃經濟轉型的一部分，我們需要工人和消費者自下而上行使控製權，完實現電力和能源市場的國營化，這只能通過組建獨立工會來挑戰自上而下的極權統治來實現。

中國的電力危機可能會持續到2022年的頭幾個月。 「這是一場馬拉松，而不是短跑，」中歐商會會長Joerg Wuttke說。盡管采取了最新的緊急措施，但國家發改委在10月26日警告稱，煤炭價格「完全脫離供求基本面」，仍處於「非理性」上漲趨勢。

習近平政權在這場危機中的錯誤是對包括許多資本主義評論家在內的許多人的當頭棒喝；哪怕是在持續的房地產市場危機之後，這些人依舊認為中共政權在經濟管理領域是無懈可擊的。

中國的煤炭問題不是聯合國氣候大會上可以隨便掩蓋起來，也不是談判面對的唯一難題。這說明了為什麽今天的統治者——所有資本主義政府——都在威脅著我們星球的生存。中國在十月底對COP26的「莊嚴承諾」被廣泛視為毫無新意、令人失望。習近平對到2030年實現「碳達峰」的承諾太保守，也太遲。當前的煤炭危機清楚地表明我們需要社會製度變革，而只有工人階級能夠帶來這樣的變革。

倫敦唐人街沖突：對抗種族主義和國家鎮壓的反面教材

海外華裔社群間的政治關系更加緊張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

在十一月底，兩批示威者——其中一批牽涉到中國內地的組織，另一批是年輕香港移民——在倫敦唐人街沖突。這事件是一個警告：在中美帝國主義新冷戰和習近平殘酷鎮壓香港的情下，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惡化。倫敦事件顯示，中美地緣政治鬥爭正與族裔和政治沖突結合，並且將其放大起來。

於世界的另一端，同一過程近來以另一個例子發生。所羅門群島首都霍尼亞拉的唐人街被放火和掠奪。在這貧窮的前英國殖民地，因中國國家及其資本家作為一方與美國及臺灣作為另一方之間的權力鬥爭，多年來的族裔沖突變得更復雜。

「向新冷戰說不」

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倫敦爵祿街舉行了一場打著「停止針對亞洲人的仇恨」和「對新冷戰說不」的集會，表面上反對種族主義。雖然標語聽起來值得嘉許，但集會政治構成和性質卻是另一個世界。不幸地這場集會牽涉到很多和中國獨裁政府有聯系的傀儡組織，它們和應中國獨裁政府的政治宣傳，支持鎮壓香港和新疆。一些英國非政府組織和「左翼」議題組織也合辦了這場集會。講者包括停戰聯盟（StWC）的Fiona Edwards和核裁軍運動（CND）的Kate Hudson，還有是保守黨的成員。按報導，工黨的John McDonnell之前也安排了演講，但因為受支持香港的組織的遊說（指出主辦方的組織與中共有連結）而取消。

這些親中共組織主導著當天倫敦的示威。集會的中文訊息和英文訊息非常不同。英國組織代表們似乎認為他們的和平主義和「非政治的反種族主義」是集會主調。但中共政權透過其傀儡組織和支持者騎劫了集會，將其變成贊頌中共在香港和新疆的政策，並將任何對它獨裁的批評和「針對亞洲人的仇恨」混為一談。與中共采用的做法相似，以色列政府也是將所有對以色列國家的行動之批評和「反猶主義」等同。同樣地，所有對中國政權的批評也被說成「反華」和「傷害14億中國人民感情」。

一班大多來自本土派（右翼香港民族主義）的香港示威者舉行了反示威。幸運地集會和反集會的規模都很小，大約100人參加親中共的示威，而親香港的反集會人數則少於50人。但其後雙方以種族主義言論侮辱對方展開沖突，造成暴力打鬥和數人受傷，成為在社交媒體和中文媒體的大事。

現正流亡英國的前香港立法會議員羅冠聰，呼籲英國警方調查這個「反種族主義」集會的組織者。親中共陣營則在微博匿名懸賞一萬英鎊，鼓勵網民提供羅冠聰或及另一位流亡的香港社運人士鄭文傑在倫敦的住址。微博的還有帖文討論建立「小隊」攻擊在英國的「港獨人士」。英國警方隨後宣布會調查針對羅冠聰和鄭文傑的威脅。特此強調，羅冠聰和鄭文傑以英美資本為盟的自由派政客，並無提倡港獨，只是中共將所有香港民運人士打成「港獨」。

針對亞洲人的仇恨正加劇

和在其他西方國家相同，英國內反亞洲人的種族主義正在加劇，特別從疫情爆發開始。右翼政客和媒體想用亞洲人和中國人作代罪羔羊來掩飾資本主義災難式應對疫情的無能，因此為種族主義加溫。來自像英國約翰遜等各國政府的反中冷戰措辭，無疑在加強反華和反亞洲人情緒。要反擊這情況，就需要真正的反種族主義抗爭，但這需要完全獨立於政府操控，不但要揭穿西方資本建製的、也要揭穿中共的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

英國媒體ITV（獨立電視網）十月所做的民調顯示，過去兩年居於英國的東亞和東南亞人受攻擊的次數升近50％。60%英國警員表示，去年針對東亞和東南亞人的種族仇恨案件有所上升。所以中國、香港和東亞及東南亞人正經歷更有威脅的種族主義。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發起真誠的倡議行動，以將跨族裔社群組織起來，對種族主義說不，並將這議題連結至對醫療、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務擴大資源。但是那些發起或支持爵祿街集會的英國組織，不管是天真得荒謬也好，抑或有意地背書也好，讓自己被中共用作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反動宣傳平臺，實在需要檢視自己的做法。

中共的伊斯蘭恐懼癥和種族主義

爵祿街集會無其他東亞或東南亞裔社群代表的事實，也顯露出這個示威的不對勁。另一個不對勁的跡象，是組織者無視新疆議題——當地正發生中國政府恐怖迫害穆斯林少數族裔，包括公開的種族主義和伊斯蘭恐懼癥政策——亦說明這示威的真正目的不是「反種族主義」。

參與集會的英國組織者的聲明否認這場活動是「親北京」，而這說法並不誠實。一系列的參加組織包括英國福建華僑華人聯合總會、全英華人社團聯合總會、全英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倫敦華埠商會，全部和中國政府有連結。全英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直接受中國駐倫敦大使館控製，作為非正式「警察網絡」監視十四萬中國內地留學生，防止他們參加「顛覆政治」。

這堆親中共傀儡組織曾經在英國華人社群間以中文媒體發動一個高調的運動來支持香港國安法和嚴厲的政治鎮壓。例如今年，倫敦華埠商會和其他幾個組織在親中共報紙賣廣告，支持香港「只限愛國者」選舉鬧劇。這場選舉將於十二月十九日舉行，只有中共允許的候選人能參加。

民調顯示44％，香港人如果可以的話會選擇離港，而約九萬人今年已抵達英國。中共擔心香港移民的高度集中會變成一個反政權活動的基地，所以將威脅和恐嚇升級，如同對羅冠聰和鄭文傑的騷擾顯示。透過在海外內地人社群間煽動民族主義，北京正將社群關系兩極化，並為發展族群仇恨的「華人部落群主義」創造條件。

香港的獨裁鎮壓自2020年國安法立法以來，導致過去十二個月內三十個工會解散，包括最大的、有二十萬成員的職工盟。所有示威和罷工已被禁止。在倫敦示威後，其中一個主辦團體「監察組」在示威發表聲明表示「我們相信每個社會應有示威權利和廣泛的人權」。即使慷慨地說，我們只能形容這講法天真得荒謬絕倫。

香港移民的反示威也好不了多少。這些示威者的目標可能是揭穿中共的政治宣傳和「反對針對亞洲人的仇恨」標語的偽善，同時隱藏了它打壓維吾爾族人、西藏人，香港人等罪行，但他們可笑的舉動和帶出的訊息卻製造了反效果。

香港示威者的所作所為，並不能贏得那些未被洗腦的中共的支持者（尤其是透過媒體和社媒留意今次事件的大眾），而是落入中共圈套，讓中共黨媒「證明」香港民運示威者是「反中」的。無政府主義式沖突沒有帶出明確政治信息，只會讓當地民眾感到困惑，從而使反威權鬥爭建立基層的國際支持變得更加困難。

不幸的是，這次反示威放大了2019年香港運動的弱點、甚至是放大了運動的一些反動性質。在2019年鬥爭失敗後，在認知到青年抗爭者的犧牲和勇氣之同時，我們需要從運動的的政治和組織弱點和錯誤汲取教訓。別忘了，在2019年7月運動高潮時，運動某份參與者嘗試展示對中國大陸的反政府抗議表示聲援，力圖建立共同的鬥爭，也有一些香港種族主義示威者企圖攻擊內地人時被其他抗爭者阻止。這些做法都應該被學習和強化，但今次倫敦的行動卻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

或許也有真誠的反種族主義者參與了這次活動，但他們難以否認自己被兩個對罵的種族主義陣營騎劫。一些中國大陸示威者大罵香港人是「曱甴」（蟑螂）——該詞正是中共黨媒和香港警察在2019年鬥爭期間對香港抗爭者使用的字眼。部分香港反示威者則高喊「返大陸」和「支那」——「支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軍用來指代中國人的種族主義字匯。

走入死巷的民主鬥爭

對於認真想重建反獨裁民主鬥爭的香港青年來說，2019年最重要的教訓是——這場運動因孤立於香港一地、沒有認真努力地與中國大陸工人和青年——這股唯一足以挑戰中共國家機器的力量——建立團結的群眾鬥爭而失敗。

倫敦反示威鬧劇，以及一些香港示威者對中國大陸人或華人長相抗爭者針鋒相對的辱罵，只會進一步加劇族群分化，強化中共的民族主義和反民主宣傳——將香港群眾抗爭描繪成美國的反中陰謀。

香港的部分資產階級民主派政客，如羅冠聰和鄭文傑，在以西方政府推崇民主這個大錯特錯的前提下，心甘情願地支持親西方的冷戰陣營，而這是重建真正民主運動的進一步障礙。為了令民主運動取得成功，我們必須團結中國、香港和整個亞太地區的勞動人民，反對各國一切形式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

社會主義者譴責雙方的種族主義言語和政治。雙方的抗議行動都是與種族主義、帝國主義冷戰和中國國家鎮壓作鬥爭的反面教材。倫敦的抗議也警示著國際左翼，在處理反亞裔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沖突等問題時，如果沒有完全獨立於插手運動的資產階級及其政府（包括中國資本家和極端民族主義的中共），就會掉入錯誤立場。

我們需要與在新冷戰中源自各方的種族主義、沙文民族主義進行真正的鬥爭。「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和國際社會主義道路也在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組織，我們主張建立這種基於團結各族基層勞動人民的的反種族主義鬥爭，去反對資本主義製度下猖獗的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

傑瑞米柯賓

習近平的玻璃王座

六中全會難掩中國深陷危機

十一月八日至十一日，中共召開第十九屆六中全會。當中最受矚目的是會議中通過的所謂《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習近平麾下的中共遠非「強大」的政權，而是深陷多重危機，而這正是為何六中全會的公開聲明如此行禮如儀。

歷史決議

這份文件又被稱為「第三個歷史決議」，是繼1945年與1981年後中共所作出的第三份所謂的「歷史決議」。對習近平來說，他一直渴望將自己的形象塑造為強大的「歷史性」統治者，以維持對政權內部和整個社會的絕對控製，所以要持續地試圖將自己打造成「黨內歷史地位」堪比毛澤東的人物。而在決議的全文中，談及習近平自身，歌功頌德的部分，甚至遠多於鄧小平，更遑論胡錦濤及江澤民等人。無論一個人是怎樣看待中共及其歷史，沒有人會認真看待這份歌功頌德、山頭宗派的文件，它不過是，只為一個目的服務：讓習近平維持絕對控製、成功第三次以至往後連任。

縱觀現時在中國國內乃至國際間，資本主義體製步履蹣跚地走向一個個危機。全球新冠疫情、氣候危機、新冷戰以及經濟脫鉤，靠舉債茍延殘喘的經濟，都顯示著全球資本主義和中國資本主義，其實就是恒大企業的擴大版。在面對不斷加深的國內外危機，習近平急需加強自身的國內地位以及權威，加強對於中共黨國的個人獨裁，並通過對自己的吹噓和拍馬屁以將這一切行為合理化。

然而在這份「決議文」中，習近平似乎並未完全達至其政治目的。「決議文」 仍然對毛澤東的如文革、三面紅旗、大躍進等政策保持否定的立場。習近平一直被廣泛認為傾向刪除這些對毛澤東的批評，但不是為了毛澤東，而是為了自己。無法讓習近平稱心如意的決議內容，可以理解為習近平正被牽製和檢視盡管可能只是象征性地。

習近平在明年「連任」其第三任執政地位已成定局。這不是因為他有壓倒性的支持，而是由於統治階級內部的反對勢力對任何替代方案都缺乏信心，並擔心太過公開挑戰習近平也可能引發由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習近平意圖將自己塑造為毛澤東2.0，完全是膚淺的做法。與有些自由派評論員的講法相反，習近平和毛澤東的政策事實上相差很遠。「復興」毛澤東只是要強化習近平政策中民族主義和集權主義的性質（尤其是前者），並且以此威嚇那些推崇鄧小平（反毛）、而想走更多自由市場路線的中共派系。

兩個不同的國家

從根本上來看，習近平與毛澤東所統治的是兩個完全截然不同的國家。毛澤東所統治的是一個斯大林主義體製、而非資本主義的國家。計劃經濟得以實行，雖然被官僚由上而下控製。相比之下，習近平卻是作為一個資產階級的領導人，統治著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沒有毛時代的群眾基礎。毛時期的計劃經濟體製即使被官僚控製而窒礙了發展，但仍使毛澤東擁有——建基在革命浪潮和一系列的社會進步措施的——的群眾基礎。毛政權具有相對進步的社會政策，但習政權的則毫無進步性可言。

中國城市人口成倍地增長。習近平過去一直幻想發展中國城市的中產階級，以之作為自己的統治基礎。然而隨著中國經濟放緩，直到現時初現頹勢，城市中產階級的經濟基礎亦趨於衰弱，同時心態上也對未來的前景趨向悲觀。政權回應上述改變的唯一方法，是加強民族主義、鎮壓和「共同富裕」。後者假裝成反資本主義，但至今卻還未產出什麽具體政策。他還加強反動的民粹主義，打壓LGBTQ、香港抗爭者、工運人士，並把他們栽贓為「受境外勢力操控」的。

同時，國內群眾特別是青年工人的意識都日益激進化，這不管是在對於彭帥被性侵的#MeToo運動上、在各行各業的工人如外賣騎手的鬥爭上、還是在控訴各地政府處理雨災災情的無能上都愈來愈活躍。

習近平打擊房地產市場的政策以及加大對資本的控製，在資產階級內加劇沖突張力，產生了一股對前景悲觀及不確定的情緒。這引起了作為資產階級關鍵部分的「紅二代」之不滿。「紅二代」們所不滿的，還包括了習近平僵硬的民族主義外交政策，如此外交路線成了美國帝國主義拿到了籌碼，並極大地惡化了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2021年的一大諷刺，是出口產業成了中國手上最強的卡牌，而這完全是因為疫情相關的因素（全球有許多出口市場處於封鎖狀態）。

商務部亦預計第四季度出口增速將放緩，更明言「明年的外貿形勢可能很嚴峻」。「紅二代」們渴望回到鄧小平「韜光養晦」，與國際資本和平交易的黃金年代。然而，這在現實中只是幻想，因為就算沒有習近平挑起沖突的民族主義，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會改變他們對中國的立場。原因是，正如列寧所解釋，帝國主義的本質導致了尖銳的、甚至是軍事的競爭，為的是控製全球市場和影響力的範圍。比習近平更靈巧的政策，或許可以減緩和軟化這場爭鬥，但不會消除沖突本身。

實際上，中共內部的鬥爭正是在世界資本主義危機下的一個縮影，世界上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在此刻都面對著兩條路線的選擇：是要通過加強國家對資本的控製以緩和危機？抑或是通過放松管製釋放更多的投機空間以走出危機？社會主義者則解釋為何兩條路都不管用。資本主義註定迎來災難。

習近平並非如主流媒體所臆想的要「重返社會主義」，相反是要通過進一步強化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體製，尤其是強化他的獨裁。相對地，中共獨裁統治集團內支持自由市場的派系傾向於加強市場所占的地位，吸引更多私人資本和外資。

外貿環境惡化

11月16日，正當拜登剛剛結束與習近平的視象會議，次日轉個頭立即宣布將與歐盟及日本重新簽署特朗普時期倡議的三方夥伴關系盟約，共同應對「第三國的非市場貿易行為」，這項莊舞劍的盟約無疑意在對付中國。這不僅顯示了習近平與拜登的會面不僅無助於緩和新冷戰（事實上在會議開場公開致辭部分，習近平不斷稱兩國要在一些國際議題上加強「合作」，相反拜登卻反復強調兩國之間的競爭關系，予人習近平熱臉貼上了拜登冷屁股的印象），反而令國際外交與外貿環境不可挽回地惡化。因此「紅二代」們以及習近平的反對勢力可能在一時三刻沒有能力公開地反對習近平，但在過程中他們會想方設法的幹擾習近平的施政，嘗試拖其後腿。比如在10月底，《華爾街日報》報道，習近平嘗試在30個試點城市推動房地產稅的政策，在內部討論時遭到廣泛的反對，習近平不得不作出讓步將試點城市縮減為10個。即便如此，這一政策到底何時落實似乎仍遙遙無期。可見，即便對黨內高層的意見與方向，習近平亦並非如臂使指般得心應手。

現時，中共黨內傾向自由市場經濟的一派仍保留著一定的影響力，在政策上左右著中共的走向，同時也讓現時中共黨內的鬥爭愈趨公開化。這一現象在近期的電荒危機中的表現得尤其明顯。

在過去，習近平一直希望通過政府對能源領域特別是國營發電部門的控製去解決電荒。但面對本年度國際煤價和航運價格的成本急漲的情況，再加上「運動式」減排的「環保」指標，因此造成了在本年電荒期間出現電廠發電愈多虧損愈嚴重的困境。相對而言，以李克強為代表的親市場一派的官僚更傾向於用所謂市場手段去解決問題。在10月中，發改委表示，燃煤電價可在基準價上浮幅度上限從10%大幅調升至20%。

盡管六中全會借一篇內容空洞的馬屁文章授予了習近平一頂看似耀眼的玻璃王座，但這王座並沒有看上去的那麽牢固。在面對現時內外環境日益緊張惡化的形勢下，中共高層內的路線與利益分歧並沒有因此而消失，反而更進一步地擴大。固然，不管是中共黨內的哪一派，他們的出發點歸根究底仍不過是如何維持中國的專製資本主義，並為自己撈取更大的經濟利益而已。工人階級、青年學生、被壓迫的婦女等需要開始共同組織起來，在中國和國際進行真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改造，徹底埋葬危及整個人類發展的資本主義製度。

中國新冠「清零」政策成效令公眾懷疑

中國長期堅持「清零」政策來應對新冠肺炎，與全球大部分國家形成鮮明對比。根據中共官方數據，中國累計確診數字約10萬，死亡4636人，確診和死亡率放在全球都算很低的，且自從去年3月初，確診增幅都很小；但從各地反復陷入極嚴格封鎖、無盡大規模核酸檢測（哪怕只有1例新增確診）來看，中國的防疫實情遠不如官方數據顯示得那麽好。

嚴厲而粗暴的政策

在最近一年半多的時間，各地疫情多次死灰復燃。即使「嚴防死守」，今年10月開始仍然出現一波本土疫情，而當局為了證明國內「清零」政策無比正確，設法把責任甩鍋給境外移入。而現實執行的限製措施也很粗暴、與公開的數字不成比例。江西鉛山縣在今年10月30日發現1例本地確診後，在當晚把當地所有紅綠燈調整為紅燈，試圖禁止市民出行。但在廣大民眾吐槽之後，當地次日便撤回這一奇葩措施。江蘇南通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則在當地出現疫情後，要求學生經批準才得離校，否則開除，事件在微博流傳後，高贊評論也都是對於政策的批評，例如大學生自比「監獄裏的狗」。

其他一系列極端措施也引發了不少的民意反彈。11月12日，江西上饒一名市民傅女士在新浪微博爆出，當地防疫人員將她留在家中的寵物狗活活打死（即使防疫人員曾承諾不會「處理」它）。此事引發社會憤慨，話題獲得超過1.9億次瀏覽，逾11萬人參與討論。

中共官媒頻繁借由官方疫情數據與其他國家比較、以及全國上百名地方官員因防疫不力被問責等等，自誇「製度優勢」、自標榜「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趁機批判西方「民主」製度，在中美沖突的背景下鞏固自己的「勝利敘事」，試圖延續中國民眾對當局的信心。但去年疫情開始的時候，中國也是浪費了三周時間才采取行動，疫情得到初步控製之後，亦急忙恢復生產、又因為工作場所防疫措施不足而造成新一波感染（例如今年福建莆田的疫情）。限製措施反復恢復讓民眾不斷陷入疲勞；中國許多勞動者因封城被迫停工、失去收入，而政府也不提供任何經濟援助。隨著嚴厲封城的持續，「清零」的有效性遭遇越來越多質疑。除了張文宏提出「與病毒共存」外，連一貫強硬堅持清零的鐘南山也開始說會留意與病毒共存國家的防疫經驗了。

中共內部也出現了更多的分歧：位於中緬邊境的雲南瑞麗長期封城，其前副市長戴榮裏在10月底發文控訴瑞麗慘狀，包括全市經濟近乎停擺，市民積蓄已難以維生，不少人精神狀態都出了問題等等。瑞麗現任市長尚臘邊則極力否認瑞麗需要援助，而戴對此反擊、痛批尚「胡扯」。近期本土疫情再升溫，多地政府再次推行「就地過年」，但《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卻「唱反調」說不應輕易要求民眾就地過年，引起很多長期不能與家人團聚的網民共鳴。

危及冬奧

2022北京冬奧已進入倒數百日階段，對於中共是個大挑戰：中共擔心一旦邊境放開，境外輸入一增多後（現在還有奧密克戎變種病毒），國內疫情急劇爆開。中國疾控中心研究指出，在「與病毒共存」模式下，中國每日新增病例數恐將超過63萬——變相說明中國防疫很大程度上僅是表面上厲害，而實際上，從性質上看，中國防疫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樣漏洞百出，而且中國疫苗的實際效用也不明確（第三期試驗數據都未公開）。目前，中國80%以上的人口已全面接種新冠病毒疫苗。但試驗結果顯示表明，中國國產疫苗不如mRNA技術的西方疫苗有效。但當世界上許多較貧窮的地區仍然無法獲得疫苗時，即使在疫苗接種率高的西方國家，疫苗的效果也很有限。「在每個人都安全之前，沒有人是安全的」是顯而易見的真理，但這是與資本主義階級製度相沖突的原則。

當下製度下，群眾必然要花很長時間、付出很多代價才能等到疫情災難終結。唯有工人群眾組織起來，通過民選委員會民主控製醫療部門和其他攸關民生的經濟部門，才能真正讓大眾自己來製定、實施對自身負責的可持續、切實防疫措施，在抗擊疫情之時盡力保障正常生活。但在中共獨裁體製下，群眾自我組織意味著要挑戰極權專製，還有其國家機器保護著的資本主義製度。

「Worker Lives Matter！」中國打工人最新一波反過勞行動

青年勞動者對於過勞猝死問題的憤慨，已轉化為新一波網絡抗議。今年10月中旬起，一份開放填寫的「公司作息表」在中國網絡流傳。這份表格包含了許多互聯網公司在不同地區、不同崗位上的作息時間，細化到上下班時間、午晚飯時間、一周工作天數、新人是否寫日報/周報等等。其名稱「Worker Lives Matter！打工人也需要生活！」明顯從國際黑人維權運動「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獲取靈感，亦結合當下中國勞動者表達對自身高強度、低工資現狀無奈的「打工人」一詞，在中國極權高壓、不能直接組織反抗的環境下，表達對於超長工時現狀的不滿。

或許是想避免被打壓，創建者公開申明「維護國家安全與利益」、要求大家填寫時不得「違反國家相關法律法規」，但是該試算表仍然在兩周內被封禁。封禁前夕，該表格已經獲得逾10萬瀏覽，並且有約7000名網民自發填寫所在公司崗位的資料。其中大企業如美團、字節跳動、騰訊、華為、阿裏巴巴、京東等都被公布每天實際工時為11-12小時。近來這幫大企業都在群眾輿論壓力下宣傳自己推行新工時製，例如字節跳動的10-7-5，都不過是宣傳伎倆。

該表格的創建者都是介於20至25歲的年輕人，都在「996」（每天早上9點到晚上9點、每周工作6天）重災區的互聯網大公司實習過，明確表示希望能夠為抵製「996」、普及「955」（每周工作40小時）做出貢獻。很多網民認為該表格「一定程度上體現打工人的意誌、倒逼資本家的讓步」，顯示中國工人階級整體的激進化。

「程序員的命也是命」

這並非中國第一次有關勞工維權的網絡抗議。在2019年，「996」工作製引起群眾憤怒的時候，就已經有程序員發起了「996.ICU」行動，高呼「程序員的命也是命」，不想因過勞而住進重癥監護室（ICU）。受此啟發，很多網絡互助行動湧現，內容牽涉普及勞動仲裁、索要補償金等知識，以及幫助勞動者取證等等。這些行動的發起人或許本來只是想分享信息，但由於中國越來越多人想要一個發聲表達不滿的渠道、政府又持續打壓實體勞工運動，這些網絡行動都演變為對於高工時、低薪、幾乎沒有福利保障的工作條件的大規模抗議。

中國生活成本不斷攀升、競爭愈發激烈，令不少年輕上班族被迫加班或者忍受公司的超長工時。各種加班模式應運而生，「996」是其中最出名的工作製度，此外還有更誇張的「007」（一周七天無休24小時待命）。馬雲、劉強東等中國知名企業家對於「996」模式大力推崇；而在國家宣傳配合資本家的洗腦下，社會鼓吹片面的「個人奮鬥」思想，學校也對作為下一代勞動者的學生洗腦——只要努力就能獲得相應回報。即使違反《勞動法》，各種加班模式在中國仍舊大行其道，「996」則從科技業工作者開始，蔓延其他各個產業。

然而，長期超時工作也造成很多人還很年輕就突發重病甚至猝死，而資方卻冷眼對待，例如拼多多22歲員工在去年底過勞猝死後，公司官方帳號僅以「哪一個不是用命換錢」來回應。

中國《勞動法》規定，勞動者工作時間每天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不超過44小時。但法律在現實猶如廢紙：今年10月中國勞動者平均每周工作時間為48.6小時，假設一周5個工作日，則每日平均工作9.72小時，距離「955」還很遠。顯見，過勞者絕非少數。官方雖然在8月底重申「996」工作製非法，但是主要還是在警告科技巨頭、無任何實際行動。內卷嚴重的現況下，中國勞動者普遍害怕被公司炒魷魚而不敢要加班費，中國現存所謂工會也都是中共的傀儡，因此過勞、薪資停滯問題也不會實質得到解決。

更關鍵的是，中共政權的政策完全是利於資本家、巨富而非普通工人的，而且害怕群眾反抗威脅甚至推翻自身統治，因此也必然出重手封殺網絡抗議，包括這次「Worker Lives Matter！」。但是，反抗的火種不會這樣被澆滅，工人的憤怒無可避免會在未來群眾鬥爭爆發——而當局害怕這一局面。在新的獨立工運中、全國範圍內建立獨立工會，開展戰鬥性、有協調的反對資本主義剝削的鬥爭，將成為一個勢不可擋的想法。

中國電力危機——體製崩裂的警號

今年九月開始，中國出現了大規模限電、停電的狀況，使得民生受到巨大影響，還有很多工廠被迫減產或者停工。其中東北地區受到的影響最大。根據當地居民在網絡上發布的消息，東北地區政府未通知居民就進行限電、停電。這樣的後果包括電梯、紅綠燈等設施無法運轉，居民面臨入冬卻無法使用暖氣，手機、網絡等通訊受到影響，甚至連醫療用電都無法保障，重癥患者只能依靠發電機維持生命。

傑瑞米柯賓

限電的影響

在遼寧，一家企業因為限電，排風系統停止運作，導致煤氣泄漏，23人中毒。在其他省份，情況相較東北地區雖然稍好，但生活用電和工業用電也受到了或多或少的限製。例如在江蘇、浙江等地，政府要求工廠停工限產。野村的研究人員在一份報告中表示，本季度中國經濟增長預測將減少0.4%，年度增長預測減少0.5%。還有分析稱中國限電可能擾亂全球供應鏈，導致其他國家的物價上漲。

中國停電限電的直接原因是煤炭供應的短缺，但背後是中共的政策失敗，以至無法更快地由燃煤發電轉為再生能源，而問題因資本主義能源部門的逐利而惡化。目前，中國電力生產的主要能源仍然是煤炭，並且煤炭所生產的電力超過了其他能源的總和。根據官媒的說法，一方面，隨著各城市在疫癥中解封以來，對電力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煤炭緊缺導致煤價飆升。近幾年，中國政府對尤其是發電行業的碳排放加強了監管，各地各單位都有相應的碳排放配額。

綠色和平的專家李碩表示，中國一些省份在上半年就用完了大部分的能源消費配額。由於缺乏宏觀全面的用電計劃，到了下半年，碳排放多地超標，地方政府矯枉過正，就選擇了「一刀切」的限電停電。另一方面，煤炭的價格升高使煤電廠無法產生利潤，花旗銀行的分析師說，由於煤炭成本高，中國超過70%的煤電廠處於虧損狀態。而煤炭價格增高的原因有幾個，包括內蒙古、山西等地的反貪工作，還有生產安全和環保的檢查。由於各個受疫癥打擊的經濟體之需求復蘇，全球煤價自2020年9月以來翻了四倍。資本主義無法對經濟作出計劃，當市場疲弱時，礦場和油田的產量減少，導致經濟復蘇時出現短缺和價格上升。因此中國煤炭產量下降，不得不消耗庫存，直到缺電的問題暴露出來。

加強環保、淘汰煤炭開采是生死攸關的問題，避免地球受破壞，但現時清潔能源的研究和生產遠遠追不上綠能轉型所需要的速度和幅度。另一缺煤的原因是澳大利亞的煤炭被禁止在中國港口卸貨。中美冷戰下雙方都使用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製裁，受打擊最大者不免是工人階級，而富人則避免承受這些惡果。

這次大規模限電也揭露了了中共內部的分歧。有分析稱，在限電問題上，各省的表態和處理辦法都不一樣，在東北地區竟然出現了不加通知的「暴力限電」。

利益角力

這可標誌著地方和中央的矛盾，通過能源危機或電力危機表現出來。反對派不滿習近平過度集權，希望通過這樣來削弱習近平的政治威信。缺電問題上，就如房產稅、住房政策、「零容忍」抗疫政策、對科技業和金融業的鎮壓那樣，變成了中共各派系試圖保衛自己利益的戰場。十月，中國國務院常務會上宣布放寬對煤價的國家管製，讓市場去決定價格。可見，在資本主義經濟下，習近平企圖加強國家對部分行業的控製之做法往往會受到局限。這就是資本主義的本質，哪怕它是專製資本主義。

只有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才可以解決能源業的問題：1.優先使用可再生能源，快速將燃煤發電有計劃地逐漸轉化為可再生能源，例如風力發電、水電、和太陽能發電；2.將電力行業和電力行業公有化，使其以工人階級的需求來發展，而不是掌握在能源業資本家和中共各派系手中，為少數人謀福利；3.為無產階級民主的社會主義製度而戰，而不是官僚集團的獨裁；4.以民主的，符合工人階級利益的，社會主義生產計劃來規劃電力的生產和使用，采取緊急的行動來拯救地球。

深圳旱災：氣候災難又一警號

氣候危機的影響正進一步在中國浮現，今年出現了北澇南旱的災情，華南入冬後正遭受旱情困擾。深圳市水務局表示，今年的旱情遠比1963年的旱災嚴重。即使已經動用了水庫的應急儲備水，每日仍有50萬噸的缺口無法補足。按照深圳市去年人均每日用水量423.3升計算，這相當於整整118萬人無水可用。當地政府作出一系列節約用水的呼籲，奈何杯水車薪，也無助於解決本質的問題。

氣候災難在中國

氣候危機令全球極端天氣事件發生更頻繁，讓中共的統治面臨新的、無情的挑戰。自然現象是沒法用警察手法壓下去或消失的！正如今年夏季河南300人喪生後，公眾的強烈反彈所顯現，與其他資本主義政府一樣，中共政權的作為太少太遲，將嚴重削弱其統治合法性。

本年夏秋兩季，河南與山西均暴雨成災，造成廣泛的破壞。然而相對地，華南尤其是廣東卻出現了嚴重且漫長的旱情。廣東自今年1月1日起平均降水量較近十年同期減少26.4%。自入秋之後情況更為惡化，珠江流域出現大範圍幹旱，深圳主要水源東江水流量較正常偏少50%-60%，市內三大水庫的蓄水量也較往年減少了55%。而同時由於河流水量偏少，導致海水上溯倒灌形成鹹潮，進一步限製了河流的取水範圍和取水量。廣州部分地區的自來水已經出現略帶鹹味的現象，市東部地區水壓不穩甚至停水，部分民眾稱家中已停水數日。

此次廣東大旱與河南山西暴雨同屬與氣候危機相關的現象。這兩年太平洋出現了拉尼娜氣候周期。拉尼娜（降溫）和厄爾尼諾（升溫）現象都是自然產生的太平洋天氣變化，但也正受到氣候危機影響。一般而言在厄爾尼諾氣候的第二年，都會出現拉尼娜氣候，有時更持續兩三年。同時，北極冰川融化（化石燃料燃燒推動的氣候變化的結果之一），部分融化後的淡水流入太平洋打亂了洋流與水溫系統，都會影響拉尼娜、厄爾尼諾的嚴重程度。這對於中國來說不僅會造成全國層面的旱澇並發更為頻繁，也令入冬後更容易出現猛烈的暴風雪。早前，中國國家中央氣象局就已經預測，今年冬季可能會非常寒冷，更有機會出現大範圍暴雪天氣。

中國已經成為了全球氣候危機的關鍵起因。中國碳排放占全球總量的31%，對全世界而言，假如中國按其計劃在2030年才開始減排，將不可能達成控製全球平均氣溫上升1.5度的目標。而按照中國的自主減排承諾，將連控製止升2度都不可能。這對於全世界而言是一個滅絕性的災難。

中共資本主義政權官僚與石化燃料尤其是煤礦產業的利益盤根錯節，在2020年煤碳的發電總量仍在增長，而今年的缺電問題又令很多過去因質量差、高汙染、低效率而被關閉的小型舊式煤礦在過去幾個月重新開采。同時，中國眾多巨型國企由於低下的能源使用效率而帶來駭人的碳排放。2019年，中國建材一家企業的碳排放量就超過了法國全國！而中石油的碳排放量則超過了加拿大全國！

各懷鬼胎

在中美新冷戰的背景下，各統治精英都有著自己身為列強的小算盤。在這種情況下，氣候問題放在它們手裏只會變成互相攻訐、推卸責任、削弱對方的武器，把民眾自救的意願當槍使用。因此我們不能相信美、中、歐盟任意一方資本主義政府的所謂環保減排政策。在格拉斯哥進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完全失敗。全球碳排放需要從現在起削減45%，才能讓氣溫升溫控製在1.5度以內，而COP26協議達成的協議會讓碳排放繼續上升13.7%。

而今年，隨著河南與山西的雨災，令國內愈來愈多民眾開始意識到氣候危機正實實在在的影響自己的生活。這次廣東旱災也令人意識到氣候災難迫在眉睫。中國政府與世界所有資本主義政權一樣都不可能根本性的解決危機，而中共運動式的短期減排指令往往只會顧此失彼。面對全球性的氣候危機，工人民眾和青年都必需組織起來推翻資本主義，在民主的社會主義基礎上執行一個基於科學的向綠色經濟轉型政策。

習近平的全國性房地產稅計劃胎死腹中？

習近平開征全國性房地產稅的計劃遭遇重大挫敗。據華爾街日報10月20日報道指，政權高層（包括地方政府）的態度是「壓倒性負面」。對此，習近平不得不作出妥協，將原定試行房地產稅的30個城市大幅削減至10個。但對於這10個城市的房地產稅試行的具體細節，如稅率，以及免稅範圍該如何劃定，官僚仍然爭論不休討價還價。以致於相關的全國性征稅法律可能要拖延至2025年才能敲定落實。

房地產風險

習近平推動房地產稅的動機，是希望避免房地產崩潰和債務危機，並展示政權堅定打擊房產投機失控的形象。然而，恒大危機表明，中國的房地產市場雖然看似龐大，但內部結構卻極不穩固。房地產開發商有著極高的結構性金融風險，抵禦風險的能力弱不禁風。恒大只不過是危機的冰山一角，據各項市場評估，至少有十幾家大型房地產開發商面臨類似的情況而搖搖欲墜。12月6日，恒大和另一家房地產商佳兆業的海外債務首次正式違約。

同時，中國經濟的持續下行，過去作為購房主力城市新興行業的中產階級紛紛面對大規模裁員潮，加上對房地產開發商前景的不樂觀與不信任，已令銷售成交宗數以及本地平均房價雙雙出現下跌。12月6日一份調查40多個城市的報告指出，11月的新房成交面積屬10年來表現最差，成交量較前一個月下降4.3%，與2020年同期相比更是暴跌39.4%。二三線城市的平均公寓價格從10月起開始下跌0.1%，廣州與深圳的房價也在9月也停止上漲，並開始出現頹勢。由於房地產及其相關產業占全國總產值的近三分之一，這對於明年中國的GDP數字將會是一個重要的負面因素。中國社會科學院最近警告說，房地產低迷或將持續，並拖累明年的GDP增長，並特別沖擊到地方政府支出。中國社科院預計2022年經濟增長約5.3%，低於政府此前設定的「6%以上」的目標。

即便如此，房價對大多數民眾而言依然是難以承受的。中部省份的省會城市，市中心平均房價相當於當地一般民眾30年以上的平均總收入，而在北上廣深更以數以百年計。

事實上，中國的房地產稅政策已討論了超過二十年，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就明確提出要征收「物業稅」（即日後的房地產稅）。2011年1月開始在重慶和上海實施房地產稅試點，而這兩個「試驗」工作至今已進行到第十年。習近平嘗試擴展試點遭遇重重阻力，中共內部憂慮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首先房地產市場泡沫固然嚴重，但貿然刺破恐將觸發一系列房企倒閉，並將倒閉潮蔓延到銀行業。超過90%的中國城市家庭擁有自己的房屋，高達80%的中國家庭財富都與房地產有關，房價下降將會直接使房主消費意欲下降。這不僅危及中共管治下所要求的「社會穩定」環境，也打擊了國內消費。要知道，習近平在中美沖突背景下為發展經濟，提出了以國內消費為支柱的「雙循環」。其次，由於涉及大筆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以及官僚的個人腐敗），地方政府亦很受房地產市況影響。中央政府多年強調所謂的「軟著陸」基本是一紙空文。九月份，由於中共要求房企減輕負債，各房企紛紛急於套現回流資金而降價拋售商品房促成房價下跌，部分三四線城市已經開始發布「限跌令」，聲稱要「打擊惡意降價」。可見，習近平所謂「房住不炒」的口號與地方政府存在著金融利益矛盾。

真正的解決方案

習近平正瘋狂地通過「防範金融風險」行動，力圖避免中國陷入債務災難。但從地方政府的角度，習近平「三道紅線」等一系列政策本身就是在觸發房企的債務風險。根據wind數據，今年房企到期債務規模達到1.2萬億，月均超過1000億。可見債務規模已經非常龐大，稍有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令成為壓垮大批房企的最後一根稻草。因此，不僅地方政府，即便是中共高層當中亦有大批官僚擔心市場動蕩會危及獨裁統治對於權力的把持。

中國的住房危機只能通過公有化和工人階級的民主計劃來解決。私人房地產開發商應與現有國有企業一起收歸公有，置於工人民主控製的管理之下。只有通過勞動人民為社會主義的出路而鬥爭，才能終結今天無計劃的資本主義混亂和投機。

湖北麻城：工人絕望情緒爆發 搗毀工廠

10月20日，湖北麻城一位石材廠的工友，由於老板欠薪1500元，開叉車撞斷廠內大部石材，搗毀了工廠，隨後被捕入獄。

此事在網絡上得到了曝光，這位工友得到了廣泛同情。新浪微博上的幾則評論這樣說：「這樣的老板沒有良心，工人們做得好。工人們也是迫不得已，沒有辦法了才做這個。」，「應該揍老板的，有點心疼石材！」，也有網友將此事的根源直指統治階級：「資本主義社會就這樣，工人賤如狗」。

可見，隨著積累的民怨得不到伸張反被打壓，群眾愈發體會且認識到，司法系統受政權控製，服務資產階級的利益，根本無法緩解工人階級的苦難。所謂「法律」與公義無關，而只是鎮壓工人的工具。當中共政權把反抗者扣上「暴力活動」、「尋釁滋事」的帽子時，愈來愈多的群眾也對此嗤之以鼻。這反映了群眾的憤怒日增，以及中共正不斷失去民心。

反抗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近年來國內工農出於義憤類似反抗不斷增多，譬如最近的歐金中案：這位被村霸和警察聯手欺淩的農民，不堪受辱，在刺死村霸後逃亡。事情一發，歐成為許多人眼中反抗壓迫的英雄，認為被殺者罪有應得，亦有許多人表示主動表示要為其提供避難處、助其逃亡。這種情況，同樣也出現在幾年前山東的「辱母殺人案」中。

面對種種激烈的反抗，中共政權往往加強鎮壓，特別針對其中的「組織分子」。在歐金中案中，除了對歐進行重金懸賞追捕，歐亦被描述為「拒捕且畏罪自殺」，中共官媒也虛偽地高談闊論「法治」和「反對暴力」。這些論調，被網民們對歐金中持續的紀念活動所淹沒，這種「何不肉糜」的回應亦引發了群眾的強烈反感。

面對愈來愈多走投無路的反抗，中共政權越來越多的露骨打壓，譬如攔截上訪、將工人維權抹黑為「惡意討薪」加以鎮壓等等。群眾不僅表達著對反抗者的深切同情，形成一種從直覺出發、但未完全清晰的階級立場，將問題的關鍵指向政權與資產階級的殘暴統治，這種激進化趨勢還在中國不斷地蓬勃發展著。

同時，在群眾意識不斷發展的今天，馬克思主義者也呼籲應當有獨立的工人階級組織。我們看到，工人階級的激進化歷程，正如一股強大的蒸汽正在積蓄著壓力，必須有一個管道（工人階級的鬥爭綱領和群眾組織）來引導這股力量來推進運動，要不然，這股蒸汽就會爆開四散。

麻城工人和其他案例的受害者采取了盲目和孤立的破壞行動，部分案例中包括自殺行為。雖然我們明白他們出於絕望情緒，但這做法並非鬥爭的出路，也不值得其他人效法。

無數次慘痛而英勇的流血告訴我們，如果用一個一個的個人或分散的小團體的行動來反抗工廠主、權貴、強大的國家機器，得到的結果往往是勇敢的反抗者被消滅了，而殘暴國家機器卻愈發警惕愈發強大了，無助改變壓迫的製度。這種行動甚至會在鬥爭中製造混亂意識，令工人誤以為靠個人的英雄行為就能取代有組織的鬥爭和行動，降低了群眾政治覺悟和組織意識，甚至在更兩極化的局面下有會發展成恐怖主義的危險。

運動的真正出路

我們認為，工人階級運動的真正出路，在於形成工人階級獨立的綱領與組織。雖然，在目前中共的鎮壓下工人階級難以組建穩固的工會，但我們也看到工人以及在外賣員、網約車平臺的罷工中利用網絡進行了初始的組織。工人階級對組建工會的意識已經大大提高，已使中共響起了警鐘。

堅持工人鬥爭的出路是組建戰鬥性工會、通過民主討論集體決策並團結行動、舉行罷工對抗資本家，以罷工癱瘓工廠運作、占領生產據點控製營運、甚至組織起來奪回本來屬於工人的工廠和企業。這過程使工人發揮其真正掌握經濟的社會力量展示自己才是社會的主人。再進一步，工人階級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政黨來賦予自己一個推翻資本主義製度的政綱，使整個階級不但可以自己運作生產，更可以運作整個社會。

雙十一熱潮冷卻——當代年輕人真的「躺平」了嗎？

眾所周知，每年的「雙十一」網購節，都會在中國掀起一陣規模巨大的消費浪潮。但是今年的「雙十一」卻突然降溫，截至11月12日零點，天貓雙十一總交易額為5,403億人民幣；京東累計下單金額超3,491億元。較去年同比，阿裏巴巴雙十一交易額增速下滑。雙十一全網交易額為9651.2億元，同比增長12.22%，未突破萬億大關，雖然總交易額有所提高，但是相比以往增幅已達到歷史最低。而究其原因，則是生活環境的種種問題抑製了年輕人的消費願望，迫使他們躺平。

傑瑞米柯賓

沒錢消費

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因為采取了嚴格的封鎖與控措施，大量店鋪倒閉工廠關門，中國的經濟也深受沖擊下滑，失業率明顯高於往年，工薪階層的工資不升反降，群眾生活水平愈發困難，收入僅僅能滿足基本需要，在「沒錢消費」的大前提下，也就不難想象能有多少人願意在「雙十一」大量購物了。同樣的，在各大平臺鼓勵貸款和疫情帶來的收入下滑的共同影響下，很多年輕人甚至中年人出現了信用卡違約與欠債問題，卡債從2019年的7.59萬億元增至2020年的17.6萬億元。這對於人們在雙十一中的消費水平更是「雪上加霜」。

我們還應該註意到，雙十一消費不景氣的背後，也能夠看到中共的身影。出於維護政權統治、試圖抑製資本主義的不穩定影響的目的，中共加大了對電商平臺與私人企業的監管。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采取措施限製大型科技企業的力量、強製它們繳稅，但習近平的措施比其他國家的更嚴厲。就比如說，從去年開始，中共當局以「國安」及「反壟斷」為由，對中國互聯網企業實施強力管控，大陸不少科技企業被當局約談或罰款。

阿裏巴巴集團被當局重罰182億元之後，騰訊、美團、小米、字節跳動等公司多次接到罰單。金融監管機構已責令阿裏巴巴的互聯網金融姐妹公司螞蟻金服重組其業務，並接受更嚴格的監管。對阿裏巴巴的罰單是中國反壟斷機構有史以來開出的最大罰單。

事實上，雙十一活動以及相關的不良風氣（虛構原價、兩大平臺二選一、刷單炒作信用、虛假評價等亂象），本身也是資本主義追逐增加消費、最大化利潤而帶起來的，中共的打壓管控治標不治本，只是維護統治的權宜之計。只要利潤製度繼續存在，而中共也需要提高國內消費水平（雖然沒能力辦到），消費主義宣傳還是會繼續橫流。

躺平？

資本主義陷入了僵局，它壓抑我們的欲望，扭曲我們的意誌，只能為我們提供野蠻的糟粕。雙十一熱潮冷卻的背後，不是年輕人的所謂躺平，而是剝削社會裏無法實現「人盡其能，物盡其用」的真相。只有實現生產資料公有製、生產者和消費者民主計劃的經濟，根據需求生產、控製企業運營模式，並且大幅提高工資，確保大家都能根據需要來生產、消費，這樣才能真的實現普遍的理性消費。

二零二二年

中國經濟會否步向日本的泡沫爆破？

自2008年危機以來，中國勞工論壇（ISA中國）指出中國在2008年危機的四萬億救市方案，讓中國經濟、某程度上乃至全球經濟都避免了美國華爾街式的全面爆破，但這不過將危機的炸彈延後爆破。中國自此陷入債務嚴重、充斥高風險投機、大量無利可圖的僵屍企業。中國很可能會陷入日本式的經濟危機——債務嚴重、通貨緊縮壓力巨大、消費水平低下，使經濟長期處於低迷而難以反彈。

中共比日本當年更長期、更嚴重依賴房地產行業作為經濟驅動力，製造了全球最嚴重的房市泡沫。恒大危機發起了警號，使越來越多評論員提出一個問題：中國經濟會否步向日本的泡沫爆破。《社會主義者》雜誌在此回顧日本房產泡沫爆破的歷史，協助我們在經濟、政治和帝國主義衡突方面分析中國危機的願景。

自二戰結束後，美國為了使日本成為其亞洲區抵禦蘇聯和中共的盟友，扶助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加上斯大林主義的中蘇陣營就在鄰國，美國在政治上要通過經濟力量壓製日本的工人鬥爭。美國從1945年－1969年間向日貸款和贈款總數超過40多億美元。日本經濟大力發展，在1968年躍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同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開始陷入經濟危機。這狀況使美帝國主義感到老大哥的地位受威脅，並開始要改變對日本的政策，壓製日本的經濟發展。

美國70年代經濟危機

美國陷入了通貨膨脹，整個70年代美國通漲率，是此前20年平均的三倍，但通脹並無帶來經濟增長，企業無利可圖而殆於擴大投資使失業率持續高企。這就是所謂「滯脹」。

通脹原因之一是1973及1979年的兩次石油危機。即使後來解除了石油禁運，全球油價至1980年代中期才回落至危機前水平。通脹使國內消費水平降低，而由於美元價格高企以至進口商品價格便宜，至1970年代的中後期，美國對日本以及西歐國家的貿易逆差不斷加大，在1983-84年間差額達到GDP的3%。

美國統治階級開始發起貿易戰，並以裏根1981年上臺後成為轉折點。到了1987年，華府對價值3億美元的日本進口貨品加入了100%關稅，幾乎等同封鎖了日貨進口美國。美國亦迫使日本開放市場讓美國投資，包括電視機和汽車等關鍵市場，並打擊在美的日資企業（如東芝），就如今天對抗華為那樣。

日本雖然成為經濟強國，但在政治和軍事上極為依賴美國，尤其面對中國和蘇聯這兩個官僚計劃經濟的國家更需要美國保護。雖然當時中蘇交惡，但資本主義的日本與計劃經濟的中國與蘇聯是社會製度上根基性的敵對。加上當時東南亞經濟步入極迅速經濟增長的階段，即使減少對美國的出口，還有其他新殖民的國家可以剝弱和掠奪，因而接受對美國的讓步期望買來和平。

然而，日本的讓步並沒有緩和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美國貿易赤字占GDP從1980年的1.3%增長到1989年的3.7%。可見即使當年美日兩大國願意作出協定，也不能解決資本主義民族國家之間的經濟失衡問題，後來決定性的廣場協議更引起大災難。今天中美之間強硬的態度以至全球國與國合作的撕裂，各國在經濟政策上互相協調去走出經濟困局，更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了。

到了1985年9月，在美國的壓力下，美國、西德、法國、英國和日本簽署了廣場協定，同意將美元對日元和德國馬克貶值。作為出口導向經濟的日本，以為可以緩和與美國的貿易戰、日元升值可以推進日元國際化、吸納外資到日本投資、幫助日資在世界市場上擴充。與其像資產階級評論員那樣說日本「高估了自己的實力」，倒不如這是帝國主義沖突不可避免造成的災難。

日元升值陷入了失控境地，在兩年間日元對美元升值超過50%，日本出口總額下滑了20%。日本政府以量化寬松政策企圖刺激經濟，一度推出過6萬億日元的財政刺激計劃，使大量信貸湧向房產和股市。地價暴漲，1989年底，日本土地資產總額約為美國的4倍，僅東京都的地價就相當於美國全國的土地價格，而美國的面積則是東京的1.5萬倍。從1980年到1990年這十年時間裏面，日本的房價翻了5、6倍。

泡沫爆破

當時無疑日本的中產階級以至勞動者都陷入瘋狂炒賣。但與大部分資產階級歷史學者所描述的不同，當時並非真正「全民致富」。資產泡沫帶來了貧富懸殊嚴重化的現象。一方面越來越多中產階級以至工人上層都為了避免資產貶值而紛紛買房。基層年輕人買不起房，於是日本政府甚至推出了50年甚至100年的貸款。最為陷入瘋狂投機的是各大企業，例如豐田汽車、富士重工、日立電機等公司也將資金投入股市及房產。豐田甚至炒賣收入曾超過主要的營業的汽車製造業收入。日本企業的市值總額，在最高點時甚至膨脹為美國企業的1.5倍，占整個世界的45%。

1989年開始，日本政府害怕通貨膨漲以至國內消費水平低下，更重要的是經濟泡沫過大失控，因而在一年之內三次加息以收緊信貸，期望作出調控。1987年日本政府提高房地產稅收，限製土地和房產的頻繁交易。1992年，日本政府又出臺「地價稅」政策，規定凡持有土地者每年必須交納一定比例的稅收。

大災難來臨了，房產泡沫迅速爆破，危機蔓延至銀行系統。1991年日本全國房價暴跌70%、東京房價暴跌90%。當時房產與銀行資本緊密扣連起來。銀行貸款向投機房地產的日本公司和個人放貸，從而提高了土地資產的賬面價值。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土地被用作抵押品獲得更多的貸款（甚至可以獲得地價120%的貸款），然後這些貸款又被用來炒股或購買更多的土地。

日本的經濟增長近乎停滯，GDP增長僅有年均0.75%，遠低於之前十年的年均4.6%，這一時段被稱為「失去的十年」。到了2002年，日本與美國之間的人均GDP差距，甚至比1980年代30%還要大。日本的國家債務占GDP由1991年不到40%，持續上升到2012年超過200%。債務利率償還長年拖累經濟復蘇，而巨大的通縮壓力又使實際債務負擔增加，經濟更加一沈不起。2012年政府推動所謂「安倍經濟學」，以貶值日元和刺激信貸方式想刺激經濟，但湧進股市的資本只令資本家更富有，沒有解決任何真正問題。

工人階級當然受到最大的打擊，30年來年實際工資沒有上升。在戰後普及的終身雇用製，到經濟爆破後，約聘和派遣工等非典型勞動大大普及化，到今天非正式勞動比例高達40%。非正規員工跟正規員工就算做一樣的工作，不僅薪水只有正規員工的五到六成，大部分都沒有社會保險，也少了福利！工人階級沒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消費能力低下，使經濟更加長期疲弱。中產階級也因為房產泡沫破滅而陷入負資產，即房產市價低於貸款總額。自殺率和離婚率急升。91年到98年，日本的每年自殺人數一直在兩萬到兩萬五之間。

今天中國與當時日本比較

如果單單以房產泡沫的規模和杠桿比例來看，中國今天的房產泡沫在各方面的收據都遠超於日本當年。上文提到當年日本資本家吹噓東京的土地總額可以買下整個美國。但中國房地產總市值65萬億美金，相當於美國、歐盟、日本的總和，也是中國2018年GDP的5倍。即使是1990年的東京，房價收入比也只有18倍，而日經中文網引述如是金融研究院的統計，今年廣東省深圳市的住宅價格平均為年收入的57倍，北京市也達到55倍。

中國房地產業20年增加值接近北京2019年GDP的2倍。「廣場協議」後近5年時間裏，日本地價每年的增長率是GDP增長率的3倍。家庭債務占可支配所得比率高達120%，正是80年代的日本泡沫爆破前的高峰。從整體貸款余額中房地產貸款所占的比例來看，目前中國接近3成，高於日本泡沫期的22%。這證明住房負擔在中國更嚴重。

當然，不能單憑這種數據就能僵硬地論斷中國的泡沫會在短期內爆破，因為預測一個國家的經濟不能脫離國內政治和全球經濟因素。無疑，今天中國國家對經濟的控製比當時日本牢固得多，無疑中共對國有銀行的政策有相對較強的控製。這是因為中共由毛澤東官僚計劃經濟復辟資本主義以來，必須維持強大的國家控製來指導經濟發展，才能確保政權可以製衡私人資本家的力量。加上中國資本主義的冒起比二戰後的日本更遲來，意味著過程更不平衡，且中共確保國家權力淩駕於私人資本家之上。

人口危機

但更牢固的控製不代表可以克服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首先，中共不同派系已經就處理經濟危機的方針出現分歧，造成統治階級內部的分裂。兩派的政策長期都無法有效推行。例如，在中國的房產業與地方政府的利益緊密掛勾。土地出讓為政府帶來超過1/4的財政收入，因此打擊房產業等同削減地方政府預算，並且傷害官員利益。加上一黨專政的體製，中共各資本派系一定程度以地方為割劇，因此形成巨大的阻力使習近平的打房政策難以有效執行，最近房產稅也胎死腹中。萬一危機爆發，各省市的地方財政一定程度上根據中共派系鬥爭而各自為政，更難互相協調去解決危機。

有種說法是，日本當年已是資本主義先進國家，而中國今天的人均收入還是發展中國家，因此還有很大增長空間。這種說法實屬異想天開。今天中國經濟增長已大大放緩，加上全球經濟衰退以及新冠病毒，難以發展為「高端」經濟，也面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壓製。中國正陷入「中低收入陷阱」而難以轉型為先進經濟體的模式。

日本青年可謂「躺平主義」的始祖。由於經濟長期低迷以及高壓勞動條件，這使日本陷入了長期的人口危機，自2005年就開始人口負增長，而今天每34秒才有一個人出生，但每23秒就有一個人死亡。主因是年輕人越來越趨向不婚，2019年的結婚數字創下二戰以來最低。由雙親育兒女的家庭之比例已經從泡沫時代的 40% 降到了今天的 27.9%，意味著離婚率和不生育率大大提高。

問題明顯與就業息息相關。根據厚生勞動省調查，2018年以30歲到40歲的男性來說，正規員工未婚率約三成，非正規員工則高達75.6%；非正規員工就算到了40多歲，未婚率仍有45.7%。

中國人口危機的嚴重程度已在追上日本。但中國人口危機除了有類似的經濟原因（實際上中國對待產假、公共教育和托兒服務等生育保障比日本更不堪），還加上更復雜的社會製度因素——戶籍製度限製人口自由流動，並剝奪了外省人的社會及勞動保障，加上比日本更巨大的城鄉差距，造成變相的族群/地域隔離製度。作為更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比日本有著更多未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

今天與30年前的全球資本主義局勢卻不一樣，中國受到西方帝國主義更強硬的攻擊和圍堵，而且國內政治和社會危機嚴重程度比日本當時嚴重得多。日本80-90年代初處於東亞資本主義繁榮時期，而今天卻是全球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比起美日帝國主義80年代的沖突，今天中美帝國主義更加難以作出有意義的互相讓步，因為帝國主義爭奪地緣政治利益、占據市場和掠奪資源上更加競烈。同時，中美統治階級都面對國內的群眾反抗和不滿的壓力，他們必須展示自己的以煽動民族主義。中美統治階級內部形成更強硬的民族主義勢力，爭相以反中、反美議題來奪取聲勢和權力，驅使兩國政府必須在國際權鬥中強硬起來避免失去權力。

今天中美帝國主義牽涉的除了是美日當年也有的貿易戰和市場開放問題外，還有更全面和更難讓步的鬥爭：在軍事（南海、臺灣、中印度邊境）、科技戰和政治議題（美國用民主人權的旗號向中國施壓，借以奪取政治鬥爭優勢，而中共作為獨裁政權在此問題上不能讓步）。這使中共面臨經濟危機時面臨更巨大的壓力，甚至會威脅到其統治。

總結

中國經濟危機，然而國內政局和全球危機的情況如此多變，沒有人可以完全論斷未來會如何發展。無疑比起日本資本主義，中共的國家機器幹預的力度將會更強大，加上汲取了日本當時刺破泡沫的慘痛教訓，害怕經濟連鎖效應崩潰，使中國統治階級今天面對房產泡沫時更加步步為營。這使中共面對恒大以至整個房產危機時陷於癱瘓狀態。即使恒大和房產業泡沫不會全面爆破，其對經濟造成的債務負擔和通縮壓力也可以使中國經濟走入緩慢和長期的低迷甚至停滯。

另一方面，沒有人可以排除美國華爾街式的爆破在中國發生的可能性。中國整個金融製度也埋伏著高風險的產品，隨著債務水平越來越高，中共拯救違約債務的能力也在削弱，因此習近平才要發動對資本家的攻擊企圖限製投機。但這同樣有危險會招致日本政府那樣自己將泡沫刺破。走鋼線一次失手足以致命。

當然，今天中國與日本最重要的不同，是中國群眾的憤怒情緒遠超於當年的日本。當年日本泡沫爆破適逢蘇聯倒臺，資本主義市場製度因而獲得了歷史的勝利，使全球工人階級意識大大倒退。在日本更加因為左翼運動的歷史性失敗而使工人組織力量薄弱，長年都欠缺大規模的工人鬥爭。

今天中國工人階級擁有全球第二大的經濟力量，社會矛盾的極端程度已使青年大大激進化，階級意識正在形成和發展。即使在獨裁鎮壓和疫癥壓製下，工人鬥爭的力量還是正在醞釀。中共若果要工人階級為危機埋單，將可以面對群眾革命鬥爭的局面。慘痛的歷史經驗會向工人階級表明，必須打倒資本主義，才可以有計劃重組經濟，擺脫將至的危機。

外送平臺——中國新型血汗工廠

高壓、低薪、交通事故、幾乎沒有社會保障——這就是中國1000萬外賣騎手的生活。這一產業成為疫情下資本的新寵，發展迅猛，而線下餐飲業利潤的一大來源正是對外送工人的剝削。

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收錄的騎手罷工抗議事件不斷上升，由2017年10起事件增至2019年的45起。到2021年北京「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的發起人陳國江被捕，並發起了廣州、深圳外送工人聯合罷工。但是這些運動中外送工人從指望中共官方工會幫忙到為建立獨立工會而鬥爭，階級意識正在增長，令政權十分忌憚，使之不得不出手幹預。廣州市區總工會2021年9月成立外賣騎手官方工會，明顯是想用來壓製獨立工會的意識。中共控製的官方工會專門用來與資方達成假協議，甚至破壞工人的鬥爭，例如將罷工名單交給資方和警察。

隨著新冠疫情的延續，外送工人的運輸勞動已成為維持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環。然而他們辛苦付出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反而被壟斷資本變本加厲地加碼剝削。中國各地域外送工人的工資水平普遍在平均工資水平以下，即便在北京這樣的一線城市，2018年，外送工人月平均工資也只有約6500元，遠低於該市10712元的平均工資水平。

疫情當下，外賣市場在中國顯著增長。2020年，中國線下餐飲業毛利潤僅達3.93萬億，較2019年銳減15.3%；相比之下，線上餐飲業市場規模達到6626.2億元，同比增長15%，線上餐飲業註冊用戶達4.56億，同比增長7.6%，均出現大幅度增長。由此可見在疫情背景下，線下餐飲業因為封城、隔離措施等因素而條件惡化，餐飲業資本故而被迫急劇轉向線上餐飲行業。

傑瑞米柯賓

線上餐飲業成為了中國工人當下僅有的幾個選擇，使外送工人鬥爭中處於弱勢。而中共政權對2019年來鎮壓一系列外送工人運動的，也完全證明了這個資本主義獨裁政權並不維護外送工人的根本利益。

餓了麽旗下的1000余萬名註冊外送工人中絕大多數都被資方強製/誘導註冊為自負盈虧，自擔風險的「個體工商戶」而非與之有勞動合約關系的雇工，由此被排除在《勞動法》保護外，不能享受任何工傷賠償和職工福利。

此外，外送平臺普遍引入計件工資製度，以低額底薪、高抽成計件工資與嚴苛的處罰機製來最大限度地壓榨外送工人。美團的工資製度中包含多達數十項違規扣款項目，扣款金額10到500元上不封頂，部分項目甚至按收入百分比幾何遞增進行扣除。平臺極為苛刻的扣款時限迫使外送工人不顧生命安全，屢屢危險駕駛追趕時限以避免扣款。

2020年1月，僅在杭州一地，外送工人交通違法就達到5萬次，引發事故千余件，2人死亡、389人受傷。平臺扣款均通過軟件後臺完成，外送工人只有在被扣款後才能在軟件前臺獲悉原因，且申訴時限與可申訴項目均極其有限，剝削製度在精密算法程序的加持下威力倍增；根據美團的財務報表，2019年在訂單密度劇增的情況下，單均工本只有4.71元，同比下跌8%。2020年，美團凈利潤高達47.1億元，同比增長210.36%。

外送平臺如此有恃無恐地壓榨外送工人，可以說是大趁時利。疫情下中國經濟蕭條，工人階級大量失業，生存狀況惡化，據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調查顯示，2020年上半年，中國總就業人口7億人中有超過15%完全失業，5%處於半失業狀態，勞動後備軍的空前增加使勞動力市場結構發生劇變，這對資本大為有利，其得以更加肆無忌憚地壓榨工人。

外送工人鬥爭使中共響起警號。獨立而不依附於現行體製的工人運動的威力是不可小覷的，他們的階級鬥爭的未來與全中國工人階級一樣不能囿於現時的高壓條件。外送工人已在鬥爭中顯示了他們不斷增長的階級力量，他們需要在更高的維度上繼續為他們的權力而鬥爭，並連結其他部門的工人階級，開始建立真正和獨立的工運。

新冷戰：抵製北京冬奧呼聲與日俱增

為什麽國際奧委會與中共獨裁政權的關系如此緊密？特別是網球員彭帥在11月2日在網上微博發文，指控中共高層張高麗性侵犯後被消失，越來越多的人提出這個問題。

相關微博不到30分鐘內被刪除。彭帥無法與朋友聯系，也無法接聽來自國際女子網球協會（WTA）等相關團體的電話。11月21日，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Thomas Bach）表示，他與彭帥進行了一次視頻訪談，聲稱她「平安無事」。國際奧委會既沒有公布視頻也沒有公布文字記錄。巴赫的采訪引起了廣泛的譴責，他被指與中共政權合作做假，目的是要化解2月4日開幕的北京冬奧會越來越嚴重的國際合法性危機。

國際奧委會有著與右翼、種族主義專製政權合作的歷史，包括從1930年代希特勒的德國到1980年代的韓國軍事獨裁。今天的中國也是如此，工會和罷工被禁止，工人階級在極嚴厲鎮壓沒有獨立組織的權利。全球關註中共政權在新疆和香港的警察鎮壓，但這些地區在中國並非特例。正如ISA的中國網站所警告，新疆是鎮壓手段的試驗場，這些手段越來越廣泛地應用在全國各地。

在「讓政治遠離體育」口號的背後，國際奧委會以秘密的、不民主的、腐敗臭名昭著的方式運作，其一直明確遵循的政治路線，就是為其資產階級贊助商提供超級利潤，並無視對民主和人權的關切。

這就是目前全球關於抵製2月北京冬奧的爭論背景。抵製運動是由各自不同、相互矛盾的勢力所提出的。部分呼籲是來自抗議鎮壓新疆維吾爾人、打壓香港民主權利的社運人士和人權團體。另外則有像拜登政府這樣的資產階級政府，他們抵製的動機與維護民主權利完全沒有關系，而是為服務了其帝國主義利益，建立圍堵中國資本主義的全球聯盟，阻止中國挑戰或取代美國霸權。

「外交抵製」

拜登和其部分盟友現在提出了要「外交抵製」北京冬奧。大多數觀察員對此都感到摸不著頭腦。這種「非抵製」的抵製有什麽意義？正如甚至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發言人劉鵬宇所評論的那樣：「沒人關心他們（西方國家的外交官）來不來」。這樣一個空洞的姿態，那為什麽不采取音樂抵製（不許唱歌）或笑話抵製（不許講笑話）？

在撰寫本文時，「五眼」聯盟成員國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新西蘭已經宣布他們將加入「外交抵製」行動。這種極其有限的姿態，旨在讓有關政府扮成堅持立場的樣子，同時又不破壞賽事為他們的跨國公司和媒體機構所帶來的龐大利潤。他們選擇這種策略也是為了避免公關災難，以及避免真正抵製運動因無法贏取足夠的國家政府支持而失敗的風險。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新疆當地的穆斯林人口受到可怕的鎮壓，香港的工會、反對黨和集會自由遭受打擊，許多人會同情抵製的呼籲——不是那種扭扭捏捏的「外交」抵製呼籲，而是全面撤回對奧運的支持。

根據《多倫多星報》的民意調查，56%的加拿大人支持全面抵製。這顯然受到中國政府為報復加拿大方面將華為公主孟晚舟軟禁於她在溫哥華的豪宅，而監禁加拿大公民康明凱和斯帕弗近三年的影響。二人在2021年9月被釋放。加拿大的民調顯示，人們對拜登主導的「外交抵製」普遍不滿，認為這是一種空洞而不充分的姿態。晨間咨詢公司（Morning Consult）的一項美國民調顯示，24%的人贊成全面抵製，31%的人贊成外交抵製，只有12%的人反對抵製。

這個問題反映了相互矛盾的思潮。西方資本主義政府正在利用這個議題，但同時擔心真正的抵製會對經濟帶來損失，他們只想以「民主」外衣美化自己，用來推進向北京施壓的冷戰議程。但也有許多普通民眾，特別是中共鎮壓的受害者，出於真誠的原因支持抵製，認為這可以對中共政權施加壓力，使其改變鎮壓的狀況。不幸的是，這種觀點低估了需要什麽樣的壓力和鬥爭——是與中國工人建立團結，協助他們組織起來為自己的權利而戰。

第一批承諾進行外交抵製的政府來自「五眼聯盟」，這毫不巧合。當中三個國家，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最近組成了英美澳聯盟（AUKUS），為 「五眼」情報聯盟提供軍事能力。不過日本政府目前仍正在考慮是否支持外交抵製，而其他政府，特別是法國政府，則表示反對。這反映了西方大國之間的緊張關系和各異的考量——法國政府仍在念念不忘AUKUS所帶來的損失，因為AUKUS導致巴黎失去了660億美元的潛艇合同。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對所有這些政府來說，「民主」和「新疆問題」只是赤裸裸的金融和大國利益的遮掩布罷了。

所有主張抵製的政府沒有一個是無辜的，他們自己也有鎮壓少數民族和對他國進行軍事幹預——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對原住民的歷史罪行、英國和澳大利亞對難民的壓迫、美國的種族主義警暴，以及西方帝國主義在伊拉克、敘利亞和其他地方發動的戰爭，意味著這些政府長期以來也是人權侵犯者。任何真正反對中共壓迫的運動，都需要與這些虛偽的政府及其行為完全割席。

國際奧委會反對抵製

毫不意外，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反對任何抵製行為。在國際奧委會執行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他爭辯說：「如果我們開始采取任何的政治立場，我們將永遠無法集結全部206個國家奧委會參加奧運會⋯⋯這將是奧運的政治化，而我認為這可能進一步會導致奧運的終結，就像古代的奧林匹克一樣。」

先不談巴赫關於古代奧林匹克政治化的說法（最近的研究表明，古代奧林匹克的結束或是因為舉辦成本太高），現代奧運會的整個歷史就是充滿著政治化，而且還是以犧牲勞動人民的利益來支持右翼獨裁政權和大企業的利益。

這一點在眾國際奧委會主席的政治立場中凸顯出來，其中包括顧拜旦男爵（1896-1925），他反對女子運動，認為 「不切實際、不有趣且不美觀，而且我們也不諱言：不正確」；德·巴耶-拉圖爾伯爵（1925-1942）在1936年運動會開幕時站在納粹領導人希特勒和赫斯之間；反猶的瑞典實業家埃德斯特隆（1942-52）寫道：「在美國，有一天你將不得不阻止猶太人」。布倫戴奇（Avery Brundage，1952-72）也是個欣賞希特勒的反猶主義者，他雖然曾表示「共產主義是一種罪惡，在它面前所有其他罪惡都是微不足道的」，但他卻欣賞斯大林的威權主義；當然，還有西班牙長槍黨（法西斯）成員薩馬蘭奇（1980-2001），他在佛朗哥的政府中擔任許多要職。巴赫的前任也是一位貴族——雅克·羅格伯爵（2001-2013），他主導了與中國政府的秘密交易，並對新聞報道進行審查。

延續諸任主席的右翼、厭女的傳統，現任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也毫不意外地與中共沆瀣一氣，幫助中共掩蓋彭帥對張高麗的性侵指控。在他參加了臭名昭著的「平安證明」視頻之後，運動員權益組織「全球運動員」（Global Athlete）指責國際奧委會「對性暴力和女性運動員福祉漠不關心，令人發指」。

當國際奧委會指奧運會不應被「政治化」之時，他們卻不反對右翼和獨裁政權利用奧運會來鞏固自己的權威。

從臭名遠播的1936年柏林奧運伊始，還有1968年的墨西哥奧運亦如是——當年的奧運在墨西哥軍隊屠殺左翼學生的幾天後開幕。學生們的口號之一是「我們不要奧運，我們要革命！」。另外，兩名美國運動員、黑人權利運動的支持者托米·史密斯和約翰·卡洛斯在行「黑人權力」禮後被逐出了奧運。

韓國軍政府在1980年光州民主運動中屠殺了2000多名民主抗爭者，一年後的1981年，韓國就獲得了1988年奧運的主辦權，作為在全球改善形象的平臺。

當然，蘇聯入侵阿富汗後的1980年莫斯科奧運，盡管遭到了抵製，但斯大林主義的官僚機構還是利用其來加強國內的支持度。而1980年美國主導的抵製運動並不是真正為了保護阿富汗人民的權利，而是為了展示美國的力量，這一點在美國此後四十年於當地的行為中表現得很清楚，包括2021年混亂的撤軍，並導致了塔利班的卷土重來。

2014年的索契冬奧會幫助加強了日益專製的俄羅斯反動政權的地位。當年史上最昂貴的運動會，協助政權提升威望，在閉幕式前兩天，普京秘密下令開始奪取克裏米亞。

奧運會代表現代體育最惡劣一面

國際奧委會將奧林匹克描述為人人平等的機會。但一切都是被金錢所腐蝕。大多數運動員來自精英學校——例如，2012年、2016年和2021年英國隊中約有三分之一的運動員來自私立學校，然而93%的英國兒童在公立學校上學。公共體育設施遭到削減開支打擊、體育越來越多地依賴商業贊助，使這種情況變得更加糟糕。

主辦國實際上是取決於誰的賄賂最多。在鹽湖城被選為2002年冬奧的舉辦地後，針對國際奧委會高層腐敗的指控成為了公開醜聞。盡管製定了新的規則，但在倫敦贏得2012年的比賽主辦權後又出現了進一步的指控。做出決定的標準無關予體育發展的利害，而是贏家提供了什麽商業、贊助和轉播設施。

主辦地被選中後，往往會被揭發為了建設場館而使用童工、出現奴隸勞動的超級剝削，相關報道包括了俄羅斯、英國、巴西、日本和中國的場館建設。

各國政府聲稱，運動會本身將對本國經濟會帶來好處。但經驗表明，情況恰恰相反——為建設體育場館，大量人民被迫遷—據估計，2008年北京奧運有125萬人被迫遷，1988年漢城奧運有72萬人。雅典奧運和裏約奧運留下的後遺癥包括巨額債務、大白象工程體育場，以及社會不平等惡化。正如一位評論員在裏約奧運後評論的那樣：「在這個已經因不平等而惡名遠播的城市，不平等現象變得更加嚴重」。

體育贊助

企業也聲稱他們不受政治影響！可口可樂公司正是用這個借口，不顧美國的抵製，贊助了莫斯科奧運。今天，我們看到北京冬奧的官方贊助商也一樣。

贊助商包括阿裏巴巴，據《紐約時報》報道，阿裏巴巴開發並售賣面部識別和監控軟件，用於偵測維吾爾族和中國其他少數民族的臉孔。AirBnB被指控與中國武警部隊合作。

贊助商還包括三星集團，該公司的有著使用童工、破壞工會、腐敗、賣淫和支持極右團體的記錄。還有法國源訊公司（ATOS），他們是「戰鬥管理」系統和監控系統的製造商。ATOS對殘奧會的贊助尤其讓身心障礙運動員感到憤怒，因為他們提供給英國政府的「工作能力」項目的管理系統剝奪了成千上萬身心障礙人士的福利。毫不奇怪，贊助北京冬奧的企業沒有一家支持抵製。因為他們將會失去太多的利潤。

過往的抵製運動奏效嗎？

在2008年北京奧運之前，西藏發生了殘酷的鎮壓事件。然而，盡管普遍人表示同情抵製呼籲，但所謂的國際社會卻沒有響應抵製號召。美國總統小布什與澳大利亞、法國和日本的國家領導人，也是出席北京奧運的世界領導人之一。這顯示出全球關系近年發生的重大變化。當時，中共獨裁政權在西方世界受到紅地毯式的歡迎，而「人權」則是一個禁忌話題，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只想與北京簽署更多的協議。

在俄國革命後的幾十年裏，布爾什維克沒有參加奧運會——他們更喜歡合作性的運動文化，而不是參加資本主義和精英主義形式的體育。蘇聯斯大林主義官僚體系完全鞏固後，直到1952年才開始參加——奧運會成為了冷戰的舞臺。1936年，為了抗議納粹的柏林奧運，有人提出另外在巴塞羅那舉辦「人民奧運會」。但由於西班牙內戰爆發，「人民奧運會」未能成為現實。

抵製1980年莫斯科奧運卻完全無助於迫使蘇聯撤離阿富汗，反而使蘇聯官僚成功地在國內將奧運會宣傳為重大勝利，正因為西方的抵製，蘇聯運動員贏得了破紀錄的獎牌數量。

隨著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時期的到來，奧運會也被新自由主義化——變得更加商業化和精英化。

今天，當討論抵製北京冬奧運的問題時，社會主義者對這個主張持同情態度，因為抵製是由世界各地的工人和青年提出的，他們真誠地正在尋找方法來反抗中共的鎮壓。但我們也警告說，不要對國際奧委會抱有任何幻想，國際奧委會應是任何抵製運動的首要針對目標，我們特別警告不要對任何資本主義政府抱有幻想，因為他們只會利用這個爭議來服務自己的大國利益。同樣，當不同的社運團體提出這個問題時，我們要區分那些是真正獨立的民眾自發運動，和那些是在新冷戰中受某國政府利益資助或贊助的組織。

抵製能起作用嗎？

1959年國際發起了針對南非種族主義種族隔離政權的抵製。抵製運動涵蓋了體育賽事和學術方面，並得到聯合國和各國政府的支持。但大企業依然繼續與南非進行貿易。改變了事態發展的，是當南非工人階級英勇地組織起來、150萬人參加了1986年的五一罷工、新工會興起並聯合成一股強大的力量，並贏得了其他國家工人的聲援行動。這標誌著種族隔離政權崩潰的開端。

而在最近，當足球界的巨頭們試圖另立「歐洲超級聯賽」時，球迷們的團結抗議就在幾天內粉碎了這個提案。

社會主義者主張什麽？

社會主義者譴責中共政權的大規模鎮壓，並支持立即全面實現民主權利，這些權利只能由工人階級和貧苦群眾的鬥爭來贏得。
我們警告不要相信資本主義政府和其機構所組織的抵製行動，這些行動是用來欺騙公眾，或只是虛偽且空洞的「外交抵製」姿態，又或是其背後真正的意圖緊密相連於中美冷戰。
我們反對體育的商業化，反對利用體育來為右翼專製政權塗脂抹粉——​​​​​​​正如今年的卡塔爾世界杯那樣。大企業應該被踢出體育界，取而代之的是在運動員和球迷的民主控製下，大幅擴張提供給所有人的公有體育設施和項目。
工人階級團結、國際聲援、革命的民主和社會主義政策，是推翻獨裁政權的關鍵。資本主義作為一個世界性的製度，威脅著我們全部的民主權利，而只有獨立於所有資本主義政府和其機構的工人運動才能成功地與之鬥爭。

中國經濟骨牌已開始倒下

甫踏入2022年，中國的經濟情況接二連三地發出警號，國內輿論普遍已經相信經濟衰退的日子已經到來，更甚者已對前景失去信心。即便官方統計指去年GDP增長8.1%，但即便是這不可靠的數據也顯示出，「增長」主要集中在上半年，下半年的「增長」已急劇放緩，第四季度更只得4%，屬2020年疫情大爆發以來增長率最低的季度。

自去年年底開始，最先引人註意的是十二月中，中國沿海發達省份相繼傳出消息指當地的公務員及事業單位人員將面臨減薪，且減薪幅度相當大，平均被削減了15-20%。據悉被扣減的主要部分不是基本工資，而是「績效獎金」以及其他各種津貼，普遍而言，這部分的收入占中國公務員總收入的70-80%。有消息指廣東部分地區甚至已停止發放公務員津貼，只發放基本工資。與此同時，中共紀委發出公布稱，公務員在下班後開網約車、送外賣等行為「原則上不算違紀」。這被視為是在默許或者變相鼓勵公務員賺外快，自謀生路。

傑瑞米柯賓

事實上，中國公務員及事業單位人員被拖欠工資的問題，過去在中西部欠發達省份一直普遍存在。自2018年開始，東北三省陷入財政危機後，這一情況開始蔓延到該處。東北三省的一些任職於事業單位的公共服務人員，如公交車司機之類的工人，已被拖欠了數月工資。但在去年年底，減薪欠薪的現象首次蔓延至沿海發達省份，令民眾對經濟情況的預期更為暗淡。

民眾對經濟前景失去信心，直接導致了消費疲弱，使得中共一再口講的「拉動內需」又一次成為空洞的口號。據中共國家統計局官方數據，去年12月消費品零售總額僅比2020年同期增長1.7%，遠低於外界預期的3.8%。顯示了普遍民眾在對前景不樂觀的情況下，正在收緊自己與家庭的消費額。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下，這正是傳統經濟危機所倒下的第一塊骨牌。

承接著以恒大危機為標誌的房地產市場動蕩，根據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韓復齡教授在微博稱，在2022年開始僅僅兩星期內，中國最大的四家銀行已經起訴了超過二十萬名斷供房貸的業主。他的這則微博隨後不久就被刪除，然而中國官方媒體如《新華日報》等仍在文章引用轉載這一消息。同時網上亦有大量民眾在這一話題下紛紛訴苦，分享自己遭遇因房價暴跌、無法如期還款所遭受的損失，不少更表示自己房子被拍賣後仍不足以抵償銀行欠款。作為佐證，查閱歷年中國司法拍賣住宅房產的宗數，過去四年整整暴增186倍！由2017年的9000宗上升至去年至少168萬宗。可見情況房地產市場的危機，已令不少城市中產階級轉眼間變得一貧如洗。

對地產市場的政策收緊同時亦打擊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黑龍江鶴崗市地方政府傳出「財政重組」，被視為第一個陷入破產的地方政府。根中共官方報告，鶴崗市政府的主要收入除了上層政府所調撥的資金外，主要就是依賴於土地出售，但房地產市場的危機已使得市內土地變得一文不值。相比其他城市平均每平方米1萬至2萬元人民幣的售價，鶴崗市內的房價每平方米甚至下跌至不到1000元，甚至有報導指不少出租屋的租金為零，只要求租客自行繳交管理費和暖氣費等即可入住。而在2020年，鶴崗市的本地財政收入更進一步的下跌了7.8％至23億元人民幣。但同時，市政府的開支卻高達鶴崗市136.8億元，處於極其嚴重的入不敷支狀態，更無法償還到期債務。

這一情況敲響了警號。習近平政權提出所謂「住房不炒」的口號，以至早前以各種政策如「三道紅線」、房地產稅等以圖控製過熱的地產市場並壓低房地產企業的杠桿率，以致引發了恒大危機，隨後大批根基不穩的房地產企業亦搖搖欲墜，整個房地產市場現時哀鴻遍野。不僅大量住宅地產項目爛尾，不少城市連一些籌備多年的巨型產業園區計劃也由於開發商資金鏈出現問題而被迫擱置甚至下馬。盡管中共想方設法試圖加強對資本企業的控製，但中國資本主義的投機市場並非中共招之則來揮之則去的忠仆。中共的寡頭資本家與官僚擔心地產市場這一頭駱駝已無法再承受多一根稻草，習近平早前嘗試推動房地產稅的計劃在政權內部遭到猛烈反對並被擱置就變得毫不意外了。

因此，中共對房地產市場的政策似乎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搖擺，種種跡像顯示出政權正準備重新對房地產市場進行輸血。在1月19日，新聞消息指中國的主要新冠疫苗生產企業科興成立了房地產公司，以7.7億元人民幣的註冊資本進軍房地產市場。雖然科興表示，成立房地產公司是「為了面向員工的租賃房屋」。但龐大的註冊資本令外界認為其目的並不僅限於此。在市場整體看淡房地產市場的環境下，科興一家生物製藥企業逆流而上，豪擲大筆資金插足房地產市場，亦令人懷疑其是否在中共的授意下所做出的姿態以嘗試挽回資本的信心？

根據中國《證劵日報》整理公開資料，在2021年12月1日至26日，多個地方重大基建項目密集提前動工，這不到一個月內的總投資金額已高達2.28萬億元人民幣。

與此同時，中國發改委16日發布通知，要求地方「穩定和擴大消費，促進住房消費發展……促進房地產業健康發展」等。國務院、財政部等一系列措施同時出現，包括放松房貸、加速放貸，被稱為「史上促進購房政策最密集的春節」。

在次日，中國央行亦隨之配合降息，1月17日調降中期借貸便利（MLF）和逆回購利率，幅度達此前預期的上限10個基點。以冀促進銀行對市場加大借貸。在此前，中國企業2021年12月新增的中長期貸款為3400億元人民幣，對比2020年同期的5500億元暴跌了2100億。企業大舉收縮借貸意味著資本家減少投資，這亦是經濟危機倒下的第二塊骨牌。

因此，央行副行長劉國強表示要「把貨幣政策工具箱開得再大一些」，「及時回應市場的普遍關切，不能拖」。直白地表明了現時正遭遇到信心危機，因此必須立即將貨幣政策重新轉向寬松。

這表示，過去習近平所提倡的「內循環」「提振消費」「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等等這些口號已成黃粱一夢。在瘟疫的持續性負面影響以及新冷戰的壓力下，習近平政權試圖通過加強中央政府對資本的控製，以在內憂外患的險境中維護中國的資本主義製度。但事實卻是資本家不願承受也無法承受這一時間的陣痛，更將這些經濟陣痛放大並轉移到民眾身上。當中共官僚意識到這一進程可能觸發無可挽回的危機時，只能低調地放棄這一路線。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政府的轉向是否為時已晚，無法避免一場嚴重的危機。

正如我們在2019年對於中國的展望文件所指出：「政權在寬松與緊縮的貨幣政策之間走鋼絲，這將造成風險——要麽觸發房價再度上漲，要麽可能導致市場崩潰。這只是在現在還是日後泡沫破裂之間作出選擇。」現在的情況正是中共站在鋼絲之上，卻被新冠疫情與新冷戰兩股強風吹得左搖右擺。

歸根究底，中共施政的出發點就是為了維持政權的執政地位，而非「為人民服務」，民眾的利益是一個隨時可以為維穩而拋棄的幌子。中共在過去一年連續多次的政策搖擺正表明了這一點，同時也表明了中共對當下的危機根本沒有一個具體而長遠的解決方案，這是因為中共本身也正是危機的一部分。對民眾而言，只有建立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製度，推翻資本主義，民主地管理經濟才是徹底解決危機唯一途徑。

中國：被鐵鏈鎖住的母親

春節前夕，中國網絡流傳關於「徐州八孩母親」的視頻引發了輿論的高度關註。片段中顯示，被稱為「小花梅」（曾被官方通告稱其名字為「楊某俠」）的女性身處江蘇省徐州市豐縣，蓬首垢面，寒冬之下身衫單薄，更令人震驚的是脖子上被拴上一條觸目驚心的鐵鏈，被困在一間環境惡劣的小房子中，神智似乎已不太清醒，牙齒掉光，無法正常應答對話。

諷刺的是，過去的時候，其「丈夫」董誌民是被媒體以一名含辛茹苦養育了八名孩子的父親的正面形象而宣傳。隨後一名微博主打算采訪董某時意外發現並曝光了這八名孩子的母親所遭受到的虐待。

在事件曝光後，豐縣宣傳部發報官方通報稱真名為「小花梅」（這名字聽上去並不像真實姓名）為當地本土人口，後又改稱她在98年8月與董誌民「結婚」，不存在拐賣行為。「小花梅」被鐵鏈所拴的原因是因為她患有「精神疾病」，在反抗時會暴力攻擊他人。其後於2月10日，在群眾洶湧的怒火與壓力下三度改口，稱一名「桑某」涉嫌拐賣婦女已被捕。

政府的信用在這次事件中早已蕩然無存。眾多網民在微博紛紛表示拒絕接受，尤其是對官方刻意隱瞞「小花梅」的年齡而感到憤怒。因為「小花梅」的真實年齡可能會曝露更醜惡的故事：她在「被結婚」時極有可能未成年——若是這樣，這根本就是誘拐、強暴幼童的惡行！這意味著當地整個民政系統官僚的嚴重瀆職，甚至是明知故犯參與到拐賣兒童、強迫其當性奴的惡行中。

最令人關註的是，地方政府對這一惡劣的事件竟然是一副全力掩飾的姿態。官方第一時間發布的通告辯解一口咬定不存在拐賣婦女的問題，並為涉嫌參與人口拐賣以及性別暴力者編織各種借口以搪塞。甚至根據《端傳媒》在豐縣的記者證實，當地以防疫為借口禁止外人特別是記者入村，記者亦收到報道禁令。

這個話題涉及到非常廣泛的問題，包括婦女拐賣、官僚腐敗包庇、「計劃生育」政策、乃至人口結構與男女比例失衡等。這些問題都聯系到，中共極端資本主義父權專政下，婦女處於從屬地位、其身體遭到商品化的現實，也關乎到中國年輕女性的女權意識提升，不想只能當二等公民的女性。

人口拐賣，特別是針對婦女與兒童的拐賣問題是中國存在已久的毒瘤。其中這次事件所在地徐州市更是人口販賣的重災區之一。該市轄下的部分村落，被拐賣而來的婦女甚至佔全村已婚婦女的三分之二。而中國官媒《法製日報》的報導則指，單單在2014年，僅僅是獲救的被拐賣婦女在全國就有30,000多名。

而這些惡毒恐怖的罪行之所以如此猖獗，全因受到當地政府的包庇。2017年重慶市巫山縣童養媳案件中的受害人馬泮艷在推特表示：「……我12歲被大伯和村裏人賣掉後，也經歷過被拴鐵鏈鎖屋裡，我把親身經歷告訴大家，不是沒人報警，當地政府派出所都是知道的，他們就是不管！我當年那麽求政府，派出所管我了嗎？沒有！」

實際上，這些人口販賣背後涉及到了各級官僚的既得利益與地位。對官僚而言，在男女比例嚴重失衡（1979-2015年一胎政策的惡果）的地區，尤其是農村，如果不默許村民「買新娘」的話，村子將在十到二十年間迅速消失。這種結果輕則影響官僚仕途，重則烏紗不保。對執法和司法機關而言，這類型的群體犯罪一旦追究勢必席卷整個官僚系統，因此對此視若無睹，得過且過。

因此，從村警到市委，各級官僚對自己所在的地方發生的婦女拐賣罪行包庇縱容。而這一次事件所發生的地點更是相對發達的沿海省份，難以想像在中西部甚至更偏遠的落後地區鄉村間還存在著多少更黑暗的婦女拐賣暴行。

這些被拐賣的婦女處境往往相當駭人聽聞。不少被解救的婦女紛紛表示，被毒打、強奸、囚禁、得不到食水、生病得不到治療、被鐵鏈所栓是非常普遍。更甚者會被當眾裸體遊街羞辱，甚至被全家族的男性成員輪奸。而這些婦女只被視為是一件生育工具，相當一部分在未成年時就被拐賣，而被「買」後不久就會因奸成孕。而她們所生下的孩子往往會成為她們的牽絆，使她們即使不再被囚禁依然不願離開「家庭」。

不僅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對這一問題也是采取了默認的態度。事件發生至本文行文間超過十天時間，從縣政府一直到省政府那醜態百出的嘴面以及引發全國憤怒的一份份「案情調查通告」，中共的中央政府對此不置可否。因為根據中共的統計，全國男女比例失衡的情況高達105：100，意味全國男性比女性多出3490萬。對於中共而言，他們自己也沒有任何方案去解決近3500萬男性組織家庭的問題。農村適婚女性更傾向於與發達地區戶口的男性組織家庭，長此下去必然導致一個又一個農村自然雕閉，農業人口萎縮。

而中國的法律刑法對於收買婦女一方的量刑非常輕，最高只會判處三年監禁。相比之下收買一只大熊貓最低量刑起點為十年，故常被批評為「中國婦女還比不上一只大熊貓」。

中國國內的販賣婦女罪行也變得愈來愈「國際化」。所謂的「越南新娘」也愈來愈多地流入中國，實際上就是販賣婦女的勾當。根據中共新華網2015年的報道指，中國國內「越南新娘」的人數超過十萬人。被拐賣到中國充當「新娘」出售的婦女並非僅僅來自越南，而是包括了越南、柬埔寨、老撾、緬甸、泰國及印尼在內的整個東南亞地區。在過去十年中，向中國販賣女性的國家數量快速增長。2019年，巴基斯坦的一起法庭案件顯示，有600多名巴基斯坦婦女被拐賣給中國男性。

官方在群眾的猛烈聲討和追究下才勉強承認當中涉及拐賣婦女的行為。 現在，事件亦遠遠未完結。相關的關鍵訊息依然被掩蓋，政府信用徹底破產。這也同時反映了群眾對政府的態度和意識的轉變。即使政府雇用了大批「水軍」，試圖在網上引導輿論走向，但這些「水軍」言論立即就被群眾的嘲諷和聲討所淹沒。這種態度和意識的轉變亦令這些底層悲劇更容易引發社會關註。這也說明了在資本主義危機和經濟停滯的大背景下，民眾對前途愈來愈失去信心，擔心自己也會成為這些不幸者中的一員，並因為階級團結的情緒而對社會不公事件產生更廣泛的共鳴。種種因素的集合令中共的專製統治面臨日益嚴峻的挑戰。據網上消息流傳，近百名娘子軍深夜駕車試圖營救受害人，但被警方攔截。警方還威脅要把帶頭人「抓去坐牢」。

而這也透露出中國在對女性的壓迫、父權意識無孔不入的社會下所受到的壓迫和苦難是何等深重；性別歧視的國家政策和強烈的意識形態宣傳（「陽剛之氣」、「傳統家庭觀」，並將女權主義貼上「反華」標簽）則鼓勵和強化這些壓迫和意識。這案件與彭帥性侵案一樣，正在以一個血淋淋的姿態證明——在政府政策的推動下，作為資本主義威權統治一部分的父權結構得以強化。「三胎政策」正是最新一個例子，殘酷的資本剝削只會進一步削弱婦女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地位。因此，中共政權要進一步打擊和否定女權，就要動用意識社會普遍存在的性別歧視觀念。勞動人民不信任任何所謂的官方調查報告，更不信任中國獨裁資本主義下的司法體製，我們主張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進行透明且公正的調查，在民主監督下對「小花梅」進行全面的親屬鑒定。

我們必須要求有罪的官員和人口販子受到懲罰。但懲罰幾個「爛蘋果」作為樣板戲、以轉移群眾的憤怒並非解決問題之道。警方的措施，即使認真執行而非只為了轉移媒體註意力，也不會動搖開辟女性身體「市場」的經濟和階級基礎。真正的解決方案只能是推翻資本主義，要終結國家對女權主義、LGBTQ權利團體的迫害以及對工人自我組織的惡毒禁製。真正的改變只能通過建立獨立的工人階級組織來實現，而反資本主義和專製統治的鬥爭需要與為婦女和所有被壓迫群體贏得真正平等的鬥爭聯系起來。

中國與烏克蘭：習近平玩俄羅斯輪盤

《孫子兵法》有雲：「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如果不清楚鄰國在想什麽，那麽就不應與之結盟。習近平在北京冬奧會開幕式上宣布與普京的友好「沒有止境」時，顯然沒有聽取孫子的訓誡。僅僅20天過後，普京的軍隊就入侵烏克蘭。

眾人都在猜測，習近平及「習核心」對普京開戰的盤算實際了解多少。他們是被蒙在鼓裏的嗎？似乎不太可能。習近平是否像普京一樣，押註俄軍會迅速取得壓倒性的勝利？似乎是合理推測。習近平是否知道更多，但沒有告訴中共高層其他領導人？有可能。無論如何，兩名獨裁者都嚴重誤判形勢。而這樣的錯誤最終可以會威脅到他們對權位。

中共政權內部有一道難以掩蓋的裂痕，對習近平的親普京路線有相當的反對聲音，在北京彼此矛盾的訊息上一定程度反映出來。正如中國事務資深評論家中澤克二所言，作為中共統治機關的政治局七常委內部，對於與俄結盟存在分歧：「7人存在不同的意見」。對烏克蘭戰爭立場的分歧，加上習近平推動的經濟政策被局部撤回，都可能會加劇中共內部權鬥。

傑瑞米柯賓

習近平在二十大前夕要「穩定壓倒一切」，並期望像普京那樣加冕為終身獨裁者，現在卻是他最糟糕的時候。以總理李克強為首、由部分紅色資本家和退休官員作後盾的反習派，目前仍然太弱，推翻不了習近平，但他們越來越公開反對習近平的政策。要在如此危機嚴峻的階段落實政策，習近平政權就必須更加獨裁和集權，使局勢的不穩定進入惡性循環。

「極大的分歧」

中國國務院參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長胡偉撰文指：「中國不能與普京捆綁在一起，需要盡快切割。」該文在3月初中共召開兩會期間被廣傳，然後被網絡審查移除。文章的重要性在於，罕有地公然批評習近平的路線（當然沒有指名道姓），並且在黨高層中獲得相當支持。胡偉表示戰爭「在國內引發極大的分歧」，「支持者和反對者勢不兩立」。他警告：「目前估計還有一、兩周的視窗期（與俄羅斯切割），再遲中國就可能喪失回旋餘地，必須當機立斷。」

胡偉的評論是中國統治階級迄今最尖銳地表達了對習近平的「戰狼外交」的分歧，而中俄聯盟是這個問題中最新和最具爭議性的一點。相當部分的中共官員及其資本群帶關系者認為，習近平的民族主義路線越來越帶來反效果——破壞經濟，並且為美帝國主義的反中措辭撥火。但因為與俄結盟是由習近平親自督定的，使中共政權騎虎難下。現在頂多可能語調會有所修改，而非有實質改變。胡偉主張與普京「切割」，這也代表會嚴重打擊習近平過去十年努力塑造的「強人」形象。

北京會遇到的困難程度，也視乎於戰爭的發展。如果是歷時數月的長期戰爭，俄軍對包圍的城市加強恐怖轟炸，中共將更難維持「假中立」，對其來說都是一場惡夢。對習近平來說，更惡劣的情況是普京倒臺，無論是由於群眾運動抑或是「宮廷政變」，這都會對中國產生震蕩。因此，在試圖模棱兩可回旋的同時，習近平政權會盡力協助普京保住權位。

習近平試圖展現出一副民族主義強人、敢於挺身對抗美國的形象，而中共政權在烏克蘭戰爭中自相矛盾的「中立」態度已經損害了他的權威。對外，中共對拜登的措辭含糊而客氣，與俄羅斯保持距離，而其國內宣傳則宣揚民族主義，並高度親俄。部分群眾已然註意到這種強烈反差，這一方面削弱了習近平的民族主義宣傳，同時也暴露了他全球「和平締造者」形象的虛偽。以海外華人為主的群體發起了「大翻譯運動」，將國家控製的媒體和社交媒體上狂妄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與性別歧視言論翻譯成英文。這一運動反映了部分中國人對中共虛假宣傳的厭惡。

「杜魯門主義」

對於普京與俄羅斯資本主義來說，烏克蘭戰爭或堪比2003年美帝入侵伊拉克的災難性決定。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全然低估了他們當時跳入的民族政治泥潭之深度。普京誤判了所有方面的形勢——從俄軍實力、烏克蘭抵抗的程度（普京就民族問題猛烈攻擊列寧的思想，他也正為這種無知付出代價），到世界局勢和西方帝國主義的反應之大。習近平如此公然將自己的政權與普京政權結盟，無論中國是否因為挺俄而正式成為製裁目標，都可以面臨外交孤立的風險，並加速與西方脫鉤，付出潛在毀滅性的經濟代價。

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解釋道，烏克蘭戰爭改變了一切。為西方資本主義出謀的《金融時報》將這一時刻描述為「地緣政治支點」，並敦促華府采納翻版的1947年杜魯門主義，將各國劃分為親美與反美兩個陣營。短期來看，俄羅斯侵烏強化了西方資本主義政府的力量，讓他們震撼式的加強軍備、在對俄製裁中前所未有地動用國家幹預金融市場，並且更為成功地將其政策披上捍衛「民主」反對「專製」的外衣。

數年來的中美新冷戰經過俄羅斯侵烏以來經歷了「大躍進」。經濟去全球化加速將不可避免。俄羅斯的入侵行動至少在短期讓歐盟與美國為首的陣營陣營彌合了內部分歧。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呼籲美國在日本部署核武，而德國則躍升為世界第三大軍費開支國。烏克蘭戰爭清除了1945年後世界秩序的參與。

「災難資本主義」

如此程度的西方團結，是自奧巴馬、特朗普任美國總統以來，中國外交政策就一直在竭力阻止的事情。因此，普京發動的戰爭極大地促進了拜登建立「民主」帝國主義聯盟，從而遏製中俄的戰略。習近平對俄羅斯入侵的實質支持，使美帝國主義更易借對俄沖突作為掩飾，實質上是針對中國這個長期主要目標發動代理人戰爭。西方對俄羅斯的製裁的實質和規模，是這場代理人戰爭至關重要的部分。

西方與俄羅斯沖突急劇升級，與中美沖突密不可分。拜登一直在推動與歐洲建立更強大的聯盟，特別是利用北約，扭轉特朗普孤立主義的「美國優先」政策。其目的是在國際政治中孤立中國，並在南海和臺灣等印太區爭議中加大對中國施壓。從長遠看，對美帝國主義來說，亞洲在戰略上比烏克蘭和東歐更重要。這一切都意味著，烏克蘭戰爭是未來全球沖突的預演。

社會主義者一方面反對俄羅斯的入侵與普京帝國主義的企圖，另一方面也反對北約和美帝國主義。烏克蘭人民正面對的煉獄般處境是一個警號，讓我們看到人類在「災難資本主義」下將面臨的苦難——除了氣候災難和致命疫情外，核大國之間軍事沖突的幽靈也在世界遊蕩。我們指望俄羅斯國內英勇的反戰抗議，也指出需要工人階級國際主義——首先是團結聲援烏克蘭群眾，也要把聲援力量聯系到反對一切資產階級政府的軍國主義與反工人政策。我們推薦讀者在internationalsocialist.net網站上，閱讀ISA發表的詳細的社會主義分析。

所有帝國主義勢力的言行都是假仁假義的。普京公然否定烏克蘭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權利。王毅告訴世界中國「堅定主張尊重和保障各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但同時國內的媒體只報導親俄的戰爭消息，並拒絕使用「入侵」一詞。拜登、約翰遜和朔爾茨的決定並非基於烏克蘭人民的利益，而是為了在普京的問題中獲取最大的地緣政治利益。美國與北約多年來利用烏克蘭資產階級右翼政府作為棋子所進行的政治周旋，也有份散播戰爭的種子。如今，北約打算「戰鬥至烏克蘭最後一兵一卒」，一方面頌揚烏克蘭英勇反抗，但同時試圖將沖突局限在區內——如同在「被回絕」的波蘭戰機事件那樣。

身為超級大國的中國

這是自30年前蘇聯解體、東歐斯大林主義獨裁政府垮臺以來，中共政權面臨的最嚴重的國際危機。這是中國作為第二超級大國面臨的首次嚴重危機——作為擁有全球利益範圍、超大型企業和巨額投資需要保衛的一個帝國主義大國，中國展開了與美國的激烈競爭。1992年，中國甚至還未躋身世界前十大經濟體。中國當時還是一個專註於處理國內問題（1989年政治動蕩後完成資本主義復辟）的無名小卒。如今，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與全球金融和貿易體系的融合程度遠遠超過全球第11大經濟體俄羅斯。對於中國資本主義，因製裁而被西方市場拒之門外的威脅，比俄羅斯遭遇的同等威脅還要大。

社會主義者反對製裁。製裁是資本主義最強國的金融資本工具，之後可用來對付工人與社會主義鬥爭。在香港和新疆，ISA反對西方製裁，警示說製裁不會讓中共停止國家鎮壓，反而會削弱和瓦解群眾鬥爭。對俄製裁力度不可估量，但我們反對製裁，並非基於製裁的力度，而是基於哪個階級在製裁、出於何種目的。

5.5%的GDP增長？

在烏克蘭戰火紛飛之時，即使中共的外交雜耍（口頭上支持和平、實際上維護普京）試圖使其免受美國與西方製裁，中國仍將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中國是全球最大石油進口國，70%的石油和40%的天然氣是進口的。2021年國際原油價格已上漲60%，而自俄軍進入烏克蘭以來，油價又已上漲11%。最終將是煤炭使用量增加，乃至氣候破壞更快惡化。

中國農業農村部部長在3月警示，由於去年的大雨，今年的小麥收成「可能是史上最糟」。中國將需要將小麥進口量提高約50%，而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小麥價格飆升50%、至歷史新高。全球1/4的小麥出口自俄、烏兩國，但製裁與戰爭已經中斷了世界市場的小麥供應。全球食品價格飆升令許多發展中國家面臨大規模饑餓與「面包騷亂」的威脅。

但是，在中國經濟增長嚴重放緩之際，或將嚴重打擊中國經濟的是二次製裁的威脅——中國被拖入以美國帶頭行動、以俄羅斯為主要目標的製裁網絡。在3月5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中國政府宣布2022年GDP增長目標為5.5%，這是近30年來的最低目標。大部分經濟學家懷疑這一目標能否實現。這個數字似乎更像是為了「提振信心」，而非切合實際的目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機構預測，今年中國經濟的增長率為4.8%，但如果政府提出任何低於5%的經濟增長目標，那就等同於認輸、並給自身帶來負面影響。

即使沒有烏克蘭戰爭帶來的危險的經濟後果，中國經濟也面臨著嚴重的問題：房地產行業緩慢的崩潰、失業率的上升、消費低迷，以及因為防止奧密克戎變種病毒擴散而實施的封城造成的供應鏈中斷。習近平政權堅持延續其「動態清零」政策，然而該政策在香港遭遇完全的大失敗——目前香港有累計超過100萬例新冠確診案例，新冠死亡率成為全球最高。摩根士丹利預測，由於奧密克戎變種病毒的影響，中國第一季經濟會是零增長。盡管政府政策大轉彎、放松了信貸控製與貨幣政策，並放棄了習近平提出的房地產稅計劃，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房地產市場，價格與銷量仍均已經收縮6個月。

中共沒有預料到普京的戰爭，也沒為此而作準備。在這個中美冷戰當中如此關鍵的轉折點上，習近平政權卻完全手足無措的確切因素，很大程度上暴露其政權的脆弱與內部矛盾。武漢第一波疫情、2019年香港群眾運動、2018年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習近平一次又一次翻車！現在事後諸葛亮地看到，中、俄在2月4日發表的5000字聯合聲明宣布了雙方「無限的」的戰略夥伴關系——習近平更用「更勝聯盟」來形容，而如今這已向他反噬。是中國國家領導人，而非普京，主動提出新的協議。習近平主要希望能夠增進他本人在北京冬奧舞臺上的權威，因為冬奧會很大程度被各國領導人所抵製（相比2008年北京奧運有68人出席，今年冬奧只有21人出席）。對於習近平來說，他的精力集中在二十大上連任，奧運會不過相當於資產階級民主中的選舉造勢大會——只有煙火和愛國主義。

「如同兩兄弟」

「雙方最高領導人把兩國的戰略夥伴關系比喻為『背靠背』是很重要的——意思就是兩國如同兩兄弟，互相保護對方的後方⋯⋯」中共《環球時報》（2月13日英文版）如是評論。這個描述恐怕已禁不起歷史考驗。現在中方的外交官不斷嘗試躲避問題，避免中國被西方視為普京的「共犯」而遭受製裁。2月4日的聲明以來，雙方並沒有太多實質進展——不過是將現有兩國之間的能源和科技合作擴大或在包裝。其目的只是為發出共同陣線抵抗美國的信號。但如今，普京挑起了歐洲80年以來最大的戰爭，習近平可謂嚴重失算。

習近平賭註自己的政權能夠從歐洲的軍事緊張局勢中坐收漁人之利，因為這會迫使拜登政府將焦點從印太地區及中國移開。跟普京一樣，習近平可能也誤以為美歐帝國主義之間（特別是德國）的分歧將會擴大。再者，現況顯示兩位獨裁者之間並非「兄弟」，且雙方的聯盟其實不過是策略之便。習近平看中俄國越來越依靠中國、視中國為「老大哥」，這跟1950年代冷戰相反——當時兩國皆是斯大林主義獨裁、蘇聯是中國的「老大哥」。假如普京對烏克蘭的侵略外交和威脅成功，西方資本主義只有表面抗議（就如對習近平鎮壓香港時那樣），這就能夠強化習近平對臺灣的盤算。

因此，無論習近平事前是否完全了解侵略烏克蘭的計劃，他或許也津津樂道於普京給西方製造麻煩、中國隔岸觀火的局面。不過，在2月24日，所有這些有利因素都變成了不利因素。

習近平有可能會成為「失去歐洲」的中國領導人。用貿易外交及吹捧歐洲「主權」，來企圖分化歐盟（特別是非常依賴中國經濟的德國）與美國拜登的反中政策，一直是中國外交的重要特征。這條路線在去年遭受了嚴重打擊（中歐貿易協議告吹、新疆製裁、默克爾退休、「立陶宛事件」），但烏克蘭戰爭和中國與普京的關系恐怕會成為棺材的最後一根釘子。美帝國主義當然也會有意識地反製，而在戰爭的陰霾下他們會更為成功。

帝國主義之間的分化

3月18日，拜登與習近平的通話，部分也是講給歐洲聽——兩國領導人的發言也是故意放話給布魯塞爾、也特別給柏林聽。拜登警告如果中國向俄羅斯提供軍事援助，又或者協助其規避西方製裁（他們宣稱掌握有關證據），將會有嚴重「後果」。美國實際上在向中國畫下「紅線」，也向歐洲施壓支持這個立場。俄羅斯製裁的嚴重影響，使得這種威脅對北京來說是很真實存在的。

歐盟就是否加緊對俄製裁問題上已經陷入分歧。一名歐盟外交官告訴《泰晤士報》，表示現在出現了三個陣營。第一個是所謂的強硬「製裁派」，包括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國，他們在地理上最接近戰區，因此最受到軍事升級影響。他們主張更強硬的製裁，例如完全禁止輸入俄羅斯能源。另一方則是「反對派」，以德國為首，並得到意大利、匈牙利、希臘和保加利亞支持，他們都反對加緊製裁。然後是其餘的國家。

這些內部分化情況跟早前就中國問題的分化相吻合——歐爾班的匈牙利是親中的，還有傳統上親中的德國（2021年中國占了德國汽車企業銷售額的38%），而在另一端則有去年與中國陷入「大衛與歌利亞」般沖突的立陶宛，這後來也演變成更大的歐盟貿易危機。烏克蘭戰爭已經重創習近平的標誌性政策「一帶一路」。這個傷害與戰爭帶來的製裁和其他影響一樣，或將是永久性的，就算在戰爭結束後也會持續很長時間。烏克蘭是「一帶一路」的一個重要的戰略夥伴，當然俄羅斯也是。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和斯洛伐克都是支持烏克蘭的「一帶一路」參與國，而另一成員國白羅斯則支持俄羅斯。中共試圖用「一帶一路」打造「和平與合作」，而現在這是多麽諷刺！

現在的局勢發展將迫使北京對整個「一帶一路」進行重大的重新評估。由於許多參與國的債務危機日益嚴重，「一帶一路」已經遇到重大問題、爛尾項目以及各種爭端。在東歐，由於普京的戰爭，價值數十億美元的中國投資項目現在岌岌可危，其中僅在烏克蘭就有近30億美元的中國建設項目。中國的「17+1」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一個與「一帶一路」重疊的中國投資論壇）也或將分崩離析。立陶宛去年退出了該經貿合作，而主導歐盟的西方大國一直將「17+1」集團視為中國侵占歐盟「後院」的行為。這一立場可能促成西方中國的更強有力的反擊，並迫使成為「棋子」的小國退出「17+1」。

臺灣與烏克蘭

烏克蘭沖突也關系到臺灣的未來，但這種關系並非習近平起初所設想那樣。中國外交部一直堅稱「臺灣不是烏克蘭」，重點關註合法性和「主權」問題，而普京已經證明，對於貪得無厭的資本主義政權，「主權」終歸阻撓不了其入侵。中共聲稱臺灣不是一個「國家」，但在烏克蘭的主權是否應受到尊重上，中共與普京存在分歧。

對於社會主義者而言，我們的立場基於更根本的考量：（烏克蘭人和臺灣人都有的）民族意識、民主期望、對獨裁統治和軍事入侵的恐懼。在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製度下，臺、烏兩國的群眾都不幸地被夾在更大的強權之間，而這些強權壓根沒打算實現真正的和平或民主。

習近平或許認為，烏克蘭沖突將促使美國把軍事資源轉移到歐洲，並通過中、俄結盟來對日本施加更大壓力，從而強化習近平對臺海的控製。或許他盼望，俄羅斯以迅速而壓倒性的勝利打贏戰爭，能夠暴露西方的紙老虎形象。這些都沒發生，反而相反的情況出現了。習近平「統一」臺灣的戰略似乎比以前出了更大問題。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如某些人所錯誤認為，兩岸長遠一定不會爆發戰爭或中國入侵。包括去年離開ISA的臺灣小團體，這些人將中國的武力威脅視為「虛張聲勢」——立足於這樣天真的結論下，他們認為不需要再將獨立鬥爭與社會主義以及與中國工人共同鬥爭聯系起來。

迄今為止，普京入侵的慘烈進展，以及俄方蒙受的重大損失（未經證實），應給中共解放軍內強硬派敲響了警鐘——入侵臺灣恐將鑄成大錯。俄羅斯軍隊的作戰經驗遠勝於中國軍隊，對烏克蘭的陸路進攻比對登陸臺灣更直接容易；而軍事專家估計，對臺登陸攻擊的難度起碼是與1944年諾曼底登陸一樣。除非很有信心打勝仗，否則習近平不會冒險開戰，因為軍事挫敗恐將意味著他的政權的終結。但普京也有信心。因此，如果說烏克蘭戰爭對中國有什麽影響，那麽它將讓中國軍方對於自身的戰略產生懷疑，並將進行大幅的重新評估。

傑瑞米柯賓

如果普京的計劃是占領烏克蘭，而這個目標在今天看來愈發不切實際，美國和北約也肯定會資助烏克蘭右翼叛軍來回應。這可能會成功地削弱莫斯科的決心，但需歷時數年並犧牲大量生命，但這也往往會阻礙、破壞真正的群眾鬥爭。這種情形對於中共對臺鷹派，也是個令人不安的問題。即使假設解放軍能夠成功入侵臺灣，統治一個擁有2300萬人口、絕大多數人不想被北京統治的島嶼，隨著時間的推移，也會導致中共占領軍的疲憊和瓦解。

民族主義升溫

兩岸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使局勢更加動蕩。擔憂普京入侵可能激發他「最好的朋友」習近平攻打臺灣，臺灣蔡英文/民進黨政府及其親美軍事化政策的支持度增加。

臺灣國際戰略學會3月的一項民調顯示，70.2%的臺灣人「願意為保衛臺灣而戰」，而去年12月同樣的民調顯示僅40.3%的受訪者采取這一態度。與其他國家政府一樣，民進黨正在利用這場危機來製造「國民團結」從而扼製階級鬥爭，並推動與美、日簽訂更多親資本貿易協定，以換取他們的「保護」。蔡英文也在推動增加軍備開支、延長義務兵役年限。

在中國，中共多年來一直在鼓吹的網絡「戰狼」民族主義，如今也與對普京的崇拜、對俄羅斯的支持彼此交織，但現在有走向失控的風險。「小粉紅」和其他社交媒體上的民族主義者（當中一些思想接近法西斯主義）變得如此猖狂自信，他們的惡毒言論不再僅針對同性戀者、女權人士、「臺獨分子」與香港人，甚至還會針對曾經的中共民族主義旗手（例如去年卸任《環球時報》總編輯的胡錫進）。對北京來說，這些民族主義壓力正越來越難控製住，中共政策上的「回旋空間」恐將更少，在必要之時也更難采取更「務實」的外交政策。

對於亞、歐、全球工人階級而言，烏克蘭戰爭是更加危險、動蕩的資本主義無序時期的開始。為了結束這場戰爭以及避免未來的戰爭，工人階級必須與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算帳。組織反戰行動、發起反戰抗議是一個好的開始，但光靠這些是不夠的。現時情況下，需要的遠不只是施壓或呼籲政府改變政策。工人階級還需克服沒有組織、缺乏聲音、缺乏權力的問題。重建強大的社會主義工人運動、反對資本主義與軍國主義，在現在比起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

冬奧：戰販交流會與民族狂熱反彈

2022的冬季奧運會在2月4日舉行並在20日已經閉幕。這場冬奧會在新冠疫情、彭帥被性侵、外交杯葛、徐州鐵鍊母親所引發的民憤、乃至烏克蘭戰爭的重重陰霾下進行。在冬奧開幕前，歐美國家以中共壓迫新疆和西藏人，以及彭帥事件為由，實行象徵性的「外交杯葛」（即官員不出席冬奧,但運動員照常出席），結果開幕式上只有俄羅斯總統普京一個大國領袖。毫無疑問，西方國家並不真正捍衛女權和民主權利，這些都不過是用來掩飾帝國主義沖突和推動新冷戰進程的藉口。但對於習近平而言，這令他一心想要借用冬奧營造「萬邦來朝」「盛世」印象的企圖被大打折扣。

戰爭販子與人口販子

冬奧成為戰爭販子的交流會。現在事後來看,習近平和普京當時正在為烏克蘭戰爭進行商討。普京為了爭取中共支持,在冬奧表示支持「一個中國」政策,又與中國簽訂金融、糧食和天然氣等協定。當時他們還決定以歐元代替美元結算，長遠減少對美元的依賴，但一個月後俄羅斯央行的美元、歐元和日元外匯儲備都被凍結了！

習原本以為普京可以速戰速決，不但可以向西方的外交杯葛報復，又可以牽製美國使其焦點由亞洲回到歐洲，並在加強與俄羅斯的經濟合作中獲利，坐收漁人之利。現在戰爭引發歐美強烈反應，習因為被拖上戰車而受到牽連。《紐約時報》引述「西方情報」指出，習一度勸說普京在冬奧後才開戰。這報道被西方用來把習近平和普京綁在一起，一石二鳥攻擊二人都是戰販,為圍堵中國增添輿論籌碼。冬奧時他怎會料到此一惡夢？

中共試圖再次利用奧運會的獎牌成績和體育明星刺激民族主義情緒，然而對比其極其龐大的耗資（據報估計超過100億美元），民眾對此的關心與熱情並不高漲。整場冬奧的焦點完全被徐州鐵鍊母親的新聞所掩蓋。相比起富豪明星運動員，中國的民眾顯然更關心遭受拐賣虐待的「小花梅」。根據新浪微博自己的統計數據，在2月20日冬奧閉幕當天，微博上對於徐州鐵鍊母親相關話題的討論高達20.4億次，相比之下，對於冬奧會的討論只有區區1.9億次，兩者相差超過十倍！而且這更是在中共的網絡審查機器全面開動，清洗相關帖子的情況下所發生的。

中共動員了龐大的力量試圖操縱互聯網輿論。《紐約時報》和獨立調查新聞機構ProPublica指，在冬奧期間，至少有超過3,000個機器人和虛假帳戶由中共宣傳部門所操縱，用以影響國內外對冬奧描述和報導,並扼製所有批評的聲音。

中共的宣傳部門追捧跳臺滑雪冠軍運動員谷愛淩，使她成為了民族主義宣傳的核心。她出身美國後來加入中國國籍，長於富裕家庭，加上「文武雙全」和跨文化的形象，正符合了中共對「東升西降」的輿論宣傳。的確這起初引發了一股民族狂熱和對上層階級的崇拜，幫助了中共轉移了一下視線。

然而，這些看似高不可攀的資本主義「上流社會」，與中國廣大的基層勞動者存在巨大的鴻溝。比起光鮮亮麗的體育明星，民眾為何更關註徐州鐵鍊母親的消息。中國的民眾把備受中共追捧的所謂「雪公主」谷愛淩和「小花梅」比較起來，當中廣為流傳的一句話是「我離谷愛淩還差十萬次投胎，但離豐縣母親只差一記悶棍」。而她對徐州鐵鍊母親事件一直精明而勢利地保持沈默，更讓不少人對此感到相當不齒。

為民族主義降溫

谷愛淩本人擁有中美雙重國籍，而中國在法例上並不承認雙重國籍。她不願意放棄自己的美國國籍，因而觸怒了部分群眾，認為她假愛國、又享有特權。甚至連她為什麽懂中文卻沒在領獎時唱國歌，都受到了愛國網民的質疑。中共害怕小粉紅因為民族主義過熱，將愛國準則變得太高，由歌頌演變成批鬥，以致連胡錫進都稱對谷愛淩的宣傳「要適度」、「不要往愛國主義方向靠」。中共的愛國宣傳再次東歪西倒。

中共政權在新冷戰和經濟危機下，意圖通過「大內宣」推動民族主義，但小粉紅的狂熱往往失控，輕則造成輿論反彈有時甚至要動用審查機器來鉗製它。習近平一方面利用民族狂熱勢力來鞏固權力，但又因為這股力量使他的外交和鎮壓手段都要強硬起來，沒有調整空間，往往造成更嚴重的危機。尤其是當勞動群眾看著宣傳機器所描繪的歌舞昇平，再想想自己囊中羞澀的困境，將會有愈來愈多人看清民族主義的虛幻謊言，轉而尋求挑戰獨裁政權和資本主義的出路。

中國：科技業過勞死又一宗　「996」再度成為焦點

中國最大影音平臺之一的Bilibili（簡稱「B站」）審核員「暮色木心」連續上5天夜班後，因過勞去世。他的同事稱，他在許多人離職後被公司要求加班，從晚9點做到早9點。B站拒絕為假期輪班給加班費，並不準員工在春節期間請假。

這是又一次資本主義製度下的「社會謀殺」（恩格斯所提出的概念），「996」工作製度尤其會導向這個結果——工人只得處於他們不可避免面臨非正常死亡的工作條件。據報，僅在2月，就有另外2名年輕打工人死於過勞，一人是建築設計師，另一人是字節跳動（抖音）算法工程師。科技業資本家享受超額利潤、基本勞動權利缺失（特別是沒有工會）的環境，打造了中國科技業工作者的血汗工廠般工作條件。「996」工作製是指每天工作12小時（朝九晚九），每週工作6天。但這也非中國獨有——Facebook和其他美國大型企業員工也面臨著類似處境。全球工人都必須抵製這種惡劣工作條件。

中國科技巨頭的內容審核工作條件就像工廠流水線一樣，緊張且嚴重損害工作者的身心健康。整個辦公室都安裝了攝像頭，每週7天全天監控員工，無休止地要員工加班、對員工進行績效評估。一位前B站審核員透露，要想通過月度考核，員工需要在24秒內審查每條視頻、每天處理不少於1500條視頻，做不到的員工將被解僱。這就是迫使工人「自願」加班的動機。中共對網絡「低俗」內容（包括個人身份認同的自由表達）的禁製，以及中國越來越嚴苛的政治審查，使得網絡審核員隊伍越來越大，並且必須承受過勞。

到2021年第三季，B站利潤達到8億美元，預計2022年總利潤將達到10億美元。隨著嚴厲封城措施在中國持續，B站的利潤同比增長了61%。同時，B站內容審核員每月到手工資也不過約4000元。近10年來，審核員們哪怕一次加薪都還沒經歷過。

在對於「暮色木心」的社會謀殺中，B站的與資本主義「996」共謀角色昭然若揭。B站很快從員工數據庫中刪除其個人資料，並隱瞞他的猝死消息，來壓製這一事件。他們甚至試圖封口最先發布「暮色木心」猝死消息的微博用戶，並出具律師函來威脅。B站厚顏無恥地謊稱，「暮色木心」在去世前幾天，從早上9點半工作到晚上6點半，而B站在武漢的招聘廣告卻是說，員工要上12小時晚班或夜班。

一年前，電商「拼多多」才發生一起過勞死。中國最高法院受此事影響，判決「996」工作製「違法」。正如我們預計，這是一項空洞的判決，特別是在中國《勞動法》規定每週工時不得超過44小時的情況下，「996」已經在條文上違法了。即使是習近平模糊的「共同富裕」口號，在樓市崩盤、經濟停滯之下也顯得蒼白無力。中國《勞動法》仍要求員工提供證據，來證明自己遭受過勞。

為回應「暮色木心」的猝死，B站表示計劃今年擴招1000名審核員，以「降低人均工作壓力」，但這或將變成減薪的藉口。在中國，科技企業能夠多大程度滿足中共審查要求，關係到它推出新服務與在市場上競爭的能力。為了審查「敏感詞」，科技企業需要招募大量低薪、血汗工廠般條件的審核員。字節跳動就有一名程序員，談到他們收到請求，要他們開發一種算法，來自動檢測那些說維吾爾語的用戶、並自動切掉他們的直播。當中國科技企業仍處於全球供應鏈的勞動密集型末端時，「996」的普及便反映中國統治階級的過度自信。

但在西方資本主義製度下，審核員也遭受相當的精神壓力。例如Facebook審核員也不得不在類似條件下審查暴力圖像，這造成他們罹患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最近，Facebook被迫向在職和離職審核員支付共5200萬美元賠償金，這筆錢相比數十億美元利潤只是九牛一毛，但這清楚地表現出這些工作者遭受的血汗工廠般剝削。數字時代的資本主義需要大量低薪勞動者審核會造成人們不安的內容，而令人不安的內容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異化的副產品。當然，中國的審查製度給科技工作者帶來額外壓力，他們當中許多人並不擁護當局，從事這個行業只是為了應付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美、中兩國科技業工作者必須聯合起來，反對科技業資本家對他們的苛刻要求與對工資的壓製！

中國科技業從業人員已帶領數次大規模網上行動，抗議他們在「996」製度下遭遇的極端剝削。去年就有從美國與全球「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獲取靈感，而發起的#WorkersLivesMatter行動，科技業從業者分享了一個開放網民填寫的表格，在該表格中，美團、字節跳動、騰訊、華為、阿裏巴巴、京東等大企業員工都透露，他們的實際工時長達每天11-12小時。社會對「996」的強烈抗議，成功迫使馬雲等科技業資本家收回支持「996」的言論，但「996」本身仍是一個公開的秘密。要真正讓「996」走入歷史，中國需要一場擁有獨立民主工會的工人運動，以跨地區、跨行業協調的罷工來反擊現況。

中國：雙減無效內卷惡化　支持學生抗校暴政

習政權提出的一系列「教育減負」政策在實踐中完全破產，教育改革毫無進步。中國學生面對應試教育的重壓，掀起多次反抗行動，這是當前社會經濟危機傳導到中學校園的明顯征兆，青年意識日益激進化。

「內卷」的加劇，意味著教育資源的緊張，學生便愈被手持教育資源的校方當作搖錢樹。盡管教育部門宣布對違規上課、補習大力懲戒，地方學校依舊用隱蔽甚至公開的方式剝奪學生假期，延長上課時間，賺取一筆不薄的費用，當地教育局亦默許縱容。同時，學生的食品安全、衛生環境、防疫安全等亦被作為犧牲品。

學生民主權利的覺醒

此同時，在目睹貧富分化的加劇與工人生存條件的惡化。資本主義下的考試製度本來就是統治階級劃分階級的手段之一。內卷遊戲在此情況下愈發殘酷，而部分青年學生開始激進化，並且覺醒反抗。

譬如，2月衡水桃城中學就被爆出普遍性的體罰侮辱、非人道的作息安排、亂收費、違規上課考試等亂象，引起青年學生的廣泛共鳴。同時，多地學生申訴學校違反政策、有償開課的帖子亦在互聯網上屢見不鮮。這都表明減負教育改革事實上的破產。在官方的輿論封鎖，與桃城中學對發聲學生威脅迫害下，青年學生在互聯網上將「少年戰勝資本」作為主要口號，進行廣泛的網絡聲援抗議，最終逼迫官方下場進行調查澄清。

類似的例子是，2020年9月28日，山東省滕州一中將國慶中秋假期縮短至一天半，引起學生和教師的普遍不滿，上百學生以跑操時喊口號、張貼大字報與請願書、高舉標語遊行等方式抗議。「誓死力爭，還我假期」、「打倒校委會修正主義集團」、「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等成為抗議中流行的口號。

從「少年戰勝資本」的口號，讓人欣喜地看到，部分激進青年學生愈來愈將鬥爭矛頭鮮明地指向資本主義壓迫這一根本問題。中國青年激進化的趨勢已是單純的言論管控與政治洗腦所不能阻擋，而大力的鎮壓即使目前還能阻止大規模的學生組織，但也阻止不到自發的反抗行動。我們社會主義者支持勇敢青年的抗爭訴求。

當然學運的發展並不是那麽一帆風順，而是面對校方和政府的分化與打壓。譬如，「滕州一中」抗議裏，校方一宣布延長假期，運動學生就交出了運動骨幹供校方處置。這種假妥協是中共分化和打壓群眾運動的伎倆，在2011年的烏坎抗爭中共承諾村民解散抗爭組織後會進行民主選舉，結果當村民讓步後換來是白色恐怖的鎮壓。這次很可能是經驗尚淺的學生也同樣誤信了校方的假慈悲。

因此，學生的獨立組織十分重要，即使面對校方或政府的讓步，也需要維持抗爭的組織來監督校方有否實踐承諾。固然，在獨裁專製下學生的獨立組織面臨嚴厲的鎮壓。因此，學運與反專製是密不可分的。

空洞的民粹口號

習近平的雙減政策可以說是與共同富裕並行的，通過民粹的措辭來營造「改革」的假象，好像政府已致力減輕家庭的住房和教育負擔，企圖爭取家長的支持。但習近平並不會動搖資本主義製度這個問題的根源，因此解決不了任何社會問題，而結果只是加強國家對教育和經濟生活的控製。因為當就業職位以及教育資源嚴重不足時，教育製度自然需要更嚴苛的考試製度，以便將更絕大多數的學生「淘汰」為失敗者，剝奪他們的教育權利和階級流動的機會。

反對校方專製的鬥爭，自然要聯系至大力增加公共教育支出，將所有私人教育全面公共化，取消學費及一切學雜費，並取消考試製度。在有充足的教育資源下，讓學生根據自己才能和興趣選擇科目而教育課程應該由學生和教師民選的委員會控製，教育才能滿足所有學生和培育社會人才的需要，而不是淪為壓迫底層青年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