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论坛谈中国社会

傑瑞米柯賓

中國：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中共對輿論的操縱

2020年開年以來，中國群眾就持續飽受新冠肺炎疫情之苦。不僅出行受限，日常生活所需物資在多個省市也陷入短缺，群眾不滿因此與日俱增。在疫情最初的關鍵周，中共試圖對此隱瞞，為此處罰眼科醫生李文亮等疫情吹哨人，給他們扣上“造謠者”的帽子。而隨著疫情擴大到掩蓋不住，為了平息民怨、轉移群眾視線，除了撤換幾名地方官員外，中共政權也試圖在社交媒體將輿論導向對自身有利的方向。

中共國信辦頒布“網路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在三月生效，封鎖大量公眾號，企圖鎮壓網路的言論“革命”。強大的網警系統也無法審查所有訊息。《東營網》“網警郭琪琪：睡4小時，刷微信20小時”的報導不但沒有收到宣傳效用，反而引起網路一片反感的聲音。抗疫至今已有17名警員死亡，其中包括時任泰安市公安局的網警李弦。據媒體報道，李弦倒在辦公桌旁，雙手仍在鍵盤上，而電腦屏幕上顯示著未完成的最後一份工作日誌。

1月22日，《環球時報》發表社論，批評武漢政府反應遲鈍，提及一些地方政府優先考量“避免形成社會恐慌”，因而防疫措施不充分。疫情發酵到武漢封城後，最高人民法院在官方微博發表文章稱，聽信李文亮等人發布的“謠言”對防控可能是好事。李文亮去世後，官媒也紛紛表示哀悼、致以敬意並訴求全面調查事件。防疫中的簡單粗暴做法導致多起沖突後，多家官媒轉載公安部消息，發表社論反對地方防疫人員的暴力行為。

亦有報導或社論呼籲拒吃野味、譴責囤積口罩、責成地方官員不得瞞報疫情，但這些文章無一例外將問題推給地方政府或個體民眾，而從不質疑中央政府。即使在中共不得不作出微小讓步的情況下，於新浪微博的“我要言論自由”標簽與效法香港反威權運動的“五大訴求”仍舊被刪。官媒發表具有批判或認錯意味的文章仍只是為習政權減壓，民眾哪怕質疑中共專製都仍然不被容許。

胡蘿蔔加大棒

2月7日至16日，公民記者陳秋實與方斌因披露武漢疫情而分別被“強製醫學隔離”與“被消失”，法學家許章潤批評習政權而被軟禁，社會活動人士許誌永和李翹楚亦因發表直指中共專製的言論被捕。結合自己的宣傳機器以及對異議的打壓，我們可以說中共再度向世人展現了“胡蘿蔔加大棒”的手法，重演了2008年四川地震和毒奶粉事件後發生的情況。在這兩個事件中，中共懲處數名下級官員，並囚禁試圖揭露真相的異議者。

傳遞“正能量”同樣不可少。2月初習近平發表“加強輿論引導工作”講話後，正面報導逐漸占多數。火神山醫院興建後，《新華網》聲稱其詮釋了“中國速度”。18日，中共中央政法委下達文件，要求各地充分利用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體平臺，加大“激發社會正能量”的宣傳工作。自此，歌頌中央政府、強化愛國主義的宣傳源源不斷。習政權為了保證經濟成長而欺騙群眾，爭取各地盡快復工，也可能說明中共高層內部鬥爭因疫情變得更為劇烈。

有關新冠病毒的各種陰謀論與假新聞一個接一個冒起。中共政權一直利用社交媒體帶風向，聲稱病毒源於野生動物、人類感染新冠病毒始於有人食用野生動物，但是病毒從武漢P4病毒研究所流出的說法一直在網路流傳，並且無法確定真實性。《南華早報》報導，中國科學院的一個研究小組指出該病毒並非起源於武漢華南海鮮市場，而是“從其他地方傳入”。新冠病毒為人工合成等傳聞也在中文社群造成一定影響。陰謀論與假新聞幾乎無助於群眾了解真相、抗擊疫情，反而使政權更有理由升級對媒體報導與網路言論的管製，但它們的存在也反映出對資訊不透明的中國政府的極度不信任。

如果沒有群眾自下而上的壓力，中共控製的媒體報導的真相、發布的批判文章會比現在很有限的數量還要少得多。社會主義者認為唯有工人群眾親自終結中共獨裁統治，並將大眾媒體收歸公有、透過民主機製管理，媒體才能真正幫助公眾發聲、了解真相，社會輿論也不再輕易被操縱。這一訴求需要連結到終結億萬富翁和資本家對經濟的統治，因為他們對利潤的追逐與人民的需求嚴重相抵觸——中國政府如此，對疫情應對不善、掩蓋並低估疫情威脅的全球各地“民主”資本主義政府亦如是。

中國：工人階級是真正的英雄

自第一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以來，在各個省市之間交通封鎖、基礎設施停擺、地方和中央政府一片混亂之下，中國的工人階級們艱難維持著城市最基本的運轉，在最前線同包括病毒在內的一切醜惡作鬥爭，也承受著最為沈重的傷害。

無私的抗疫支援

和中共獨裁政權想盡辦法封鎖消息抓捕所謂“造謠者”、地方政府排斥外地人並向民眾鼓動地域歧視、而在防治工作上束手無策相比，中國工人階級則是無私地全力支持疫區人民。在上海美迪康醫用材料公司的口罩廠，來自各行各業的誌願者自發地組織起來生產口罩支援湖北疫區，工人們平均每日工作12個小時，一晚生產的口罩超過三萬，無償向疫區輸送。在“快手”上來自全國各地的勞動者們發布的視頻裏，從農民到流水線工人和卡車司機，無私的勞動者們用最樸素的情感向武漢和各個疫情嚴重的地區表示支持，無償捐贈和運送水果、蔬菜等食物和防護服等醫療物資。

在火神山和雷神山的醫院工地，弱電，焊工，暖通，裝飾工等不同工種的來自全國各地的工人，每天工作12小時兩班倒，卻有很多被欠薪，“不知道給多少工錢，不給錢就當是誌願者了。”中國的工人階級是樸素而無私的自發而無私地團結起來。而中共獨裁政權的宣傳則企圖將工人階級的血汗成果騎劫為民族主義宣傳，在火神山和雷神山醫院建造直播上塑造拜物教式的偶像宣傳，鼓動人給叉車、吊車、挖掘機等機器打榜，展示忽視其背後日夜辛勞的千萬工人們。中共獨裁政權永遠不要妄想可以借此轉移視線，避免工人階級和他們的勞動付出匹配的待遇。

惡劣的衛生條件

中國的工人階級為同疫情作鬥爭作出了巨大的犧牲，而他們無私奉獻之時自己的生活環境和衛生條件則是惡劣至極，這恰恰是病毒迅速傳播的重要原因之一。按中國誌願者的調查報告，作為中國最發達城市之一的廣州，僅有1/3的環衛工人口罩完全由單位派發，不但數量嚴重不足，而且規格也不符合防疫要求，近70%的環衛工人每天只能用不到一個口罩，近10%的環衛工沒有佩戴口罩上班，同時防護手套、消毒液等其它防疫設備也嚴重短缺，許多工友表示對此聞所未聞，這毫無疑問使得長期戶外作業的環衛工人曝露於一個極易感染的環境之中。

由於各類商店在疫情下紛紛關門，奔波於一線的快遞員、外賣員們運送醫療物資、餐飯和商品的負擔變得更重，也提高了他們染病的風險。但絕大多數快遞員上崗前沒有經過任何防疫培訓，公司發放的口罩防疫不達標，沒有手套、護目鏡，甚至只給快遞員每天一個一次性的防塵口罩。中國最主要的快遞公司“四通一達”（申通、圓通、中通、百世匯通、韻達）多為承包製。一些承包站點的老板不但拒絕為快遞員提供防護，甚至任意克扣工資，韻達快遞的深圳龍華某站點還出現了開出“負工資條”的情況。

2月8日，有網友在微博上反映全家被村幹部拖往湖北天門銳風服裝廠隔離的信息，除了中共官僚的粗暴和草菅人命外，服裝廠的狀況則另一面反映了中國工人究竟工作、生活在一種怎樣的衛生狀態：“……臟亂差，床板發黴，空氣中彌漫著一股臭味，沒有消毒和打掃過…”

對中國工人階級而言，目前的肺炎只是他們所要面對的死亡威脅的其中一環。中國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320萬：其中自殺死亡者高達28.7萬，約二十萬人死於藥物不良反應，約5,000人死於塵肺病，13萬人死於結核病，每年因裝修汙染引起的死亡人數已達11.1萬人，每年工傷事故死亡約13萬多人……這場瘟疫放大了這些統計數據下工人階級一直在面對的極度惡劣和衛生環境和生存狀態。對工人階級而言，令官僚、資本家和小市民驚懼的疫情正是他們一直在經歷的日常生活。

持續的階級鬥爭

即使面對如此大敵，中共官僚和資產階級仍然“恪守”著剝削者的本色，盤剝勞動者。中共官僚恐於經濟停滯對自身統治秩序的沖擊，默許部分資本家違反早已如廢紙一般的勞動法，提前復工、強迫加班，甚至變本加厲地從工人身上搾取油水。

農歷新年尹始，華為就要求各員工按時2月3日返崗，甚至要求湖北疫區員工提前返回工作地自我隔離，在家辦公，根本不考慮病毒擴散風險。1月28日，由於疫情期間沒有顧客而出租車司機仍然要向公司上交承包費，出租車司機們集體罷工，在客運站門口聚集示威，據一名司機向媒體反映，太原市已有出租車充電站都暫停營業、停止充電（太原市出租車全部都是新能源電動汽車），希望能夠同時為包車司機減免包車費用、停運車輛，不希望為掙回包車的租賃費出車上路，增添得病隱患。

階級鬥爭從來不會因為出現了某種“勞資一致的敵人”而停止，在有限的條件下工人階級仍然能夠聯合起來，並沒有因為中共渲染的“特殊時期”而放棄為自身權利的鬥爭。只要工人階級組織起來鬥爭，中共獨裁政權妄圖借機進一步擴大資產階級專政的陰謀一定不會得逞。

工人階級是抗擊疫情的主體，也將是推翻中共獨裁政權最主要的力量。武漢有著輝煌的工人階級革命史，早在滿清王朝統治時期的1895年3月，漢陽鐵政局工人就為反對翻譯曾海鞭打工人而爆發罷工，是中國最早的工人運動之一。1923年2月7日，京漢鐵路工人為反抗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發動了震驚中外的二七大罷工，使京漢鐵路癱瘓，如今武漢市中心的二七廣場上仍然矗立著紀念這場大罷工的27米高的紀念碑，俯視著這座英雄的工人階級上百年來持續鬥爭過的城市。

中國的工人階級絕不甘心為中共獨裁政權做牛做馬，在這場瘟疫中工人階級的無私、聯合與鬥爭完全令中共無顏，中共獨裁政權除了鎮壓和封鎖之外似乎一切政權職能都喪失得一幹二凈，曾經吹捧著引以為傲的群眾動員和基層治理也只不過是個笑話而已。

社會主義革命

社會主義者向抗疫中的工人階級致敬！我們要求工人組織獨立民主工會權利，反對強迫復工，要求政府提供充足抗疫。我們反對無薪假和裁員，要求在家工作的和彈性上班時間的權利。我們要求給予工人（尤其是醫護人員）充足的防護裝備，需要建立全面公共的防疫用品生產線，由工人民主監督，大量增產口罩、手套和消毒液等防疫用品，同時禁止任何抗疫用品的囤積和炒賣。由於中共禁止工人組織獨立工會，工人階級的鬥爭在最初階段已經要挑戰獨裁政權。

只有建立真正由工人階級民主控製和管理的公有製計劃經濟，才能克服這類事件中的層層瞞報和官僚主義。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保衛工人階級的生命健康權，才能防止此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擴大成人為的災難。

中國：夾縫中的醫患關系——北京民航總醫院殺醫事件

2019年12月24日，北京市朝陽區民航總醫院發生一起殺害醫生事件。患者家屬孫文斌持刀將醫生楊文割喉殺死。我們對遇害的楊文醫生表示哀悼。

進入2010年代後，中國的襲醫事件頻發，並且屢次成為社會討論的熱點。此次事件發生後，多個醫院開始實施安檢，甚至得到佩槍保衛，但是這些真的能夠阻止襲醫事件繼續發生嗎？

現代中國的醫療體系起源自計劃經濟時代。計劃體製下，醫療衛生體系定位明確，在醫療服務、預防保健等各個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國的醫療體製改革始於90年代。作為市場化改革的一部分，醫院從一個單純提供服務的公共機構，變成了一種既要提供社會服務，又要追求利潤的“事業單位”。

撥款不足

醫院無法得到國家全額的撥款，並且在一定程度上自負盈虧。這讓醫院不得不設法搜刮病人的錢包。藥品行業更是被完全市場化，造成藥價大幅上漲。政府曾經試圖限製一些藥物的價格，但是製藥企業因為利潤太低而不願生產，反而造成一些藥品的稀缺。為了利潤，製藥企業紛紛派出“醫藥代表”賄賂醫生：如果醫生開出自己企業生產的藥品，就可以從中獲得回扣。一些腐敗醫生為了獲得回扣，也樂於給病人開一些昂貴的藥品。這讓病人對開藥給自己的醫生產生不信任。

在上述情況下，雖然病人可能需要花很多錢，但至少能夠享受到真實有效的醫療服務。但是在開放私立醫院後，中國出現一批“莆田系”醫院（因其老板主要來自福建莆田而得名。莆田系掌握著中國大陸80%的民營醫療份額）。這些醫院完全以盈利為目的，利用普通人醫學知識的缺乏，依靠虛假廣告招攬顧客，聲稱自己擁有先進醫療技術，收取高昂的費用，但是不會提供任何真正有效的治療，反而耽誤了患者的病情。2016年，大學生魏則西因相信莆田系醫院的虛假廣告而耽誤治療，在付出超過20萬元的醫藥費後最終病亡。

近年來，隨著中國大力支持中醫藥，一批療效可疑且不良反應尚不明確的藥品出現在市場上。中藥的審核非常寬松，不需要嚴格的驗證即可進入市場。中藥作為一種傳統經驗醫藥，一些經過歷史長期檢驗的藥方確實有效，但是許多現代中藥企業“發明”的中藥常常是無效甚至有害的。這些醫院和藥商與政府相勾結，逃避監管和處罰。2017年，醫生譚秦東發文質疑中藥鴻茅藥酒，被該藥商直接指揮警察跨省抓捕。這些都讓病人對於自己所接受醫療的真實性產生懷疑。

在本次殺醫事件中，兇手指責醫生給其母親註射的“醒腦靜”導致其母親的健康惡化。“醒腦靜”是一種中藥註射液：一種現代發明的中藥形式，即將原本口服外敷的中藥註射入人體血管。中藥註射液存在大量不良反應報告。在2017年中藥嚴重不良反應事件報告中，中藥註射液占了84.1%。

“醒腦靜”

2019年7月，“醒腦靜”被國家衛健委列為重點監控對象。“醒腦靜”的銷售同樣存在賄賂和回扣。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以“醒腦靜”和“回扣”為關鍵詞搜索，可以找到17件醫藥代表以回扣賄賂醫生開“醒腦靜”的案件。

在中國，不同於普通學科的四年，醫學類專業的本科教育是五年製，之後還要再進行三年的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從2020年開始，還要再加上2-4年的專科醫師規範化培訓。考慮到許多醫生職務還有博士學位的要求，這就使得培養一個醫生的時間長達11-14年之久。而在這十數年的時間裏，這些準醫生們不僅沒有薪水或只有很少的薪水，還要交大筆的學費和培訓費，然後才能成為一個基層普通醫生。

中國的醫患比例極不平衡，2007-2013中國年每萬人只有14.9名醫生，僅略好於世界平均的13.9名，在世界上排名第83名。醫生每天需要診療大量的病患，導致醫生過勞的情況非常普遍。2017年的每個月都有醫生猝死，2019年有報道的醫生猝死事件有16起。

這還是在醫生已經縮短了診治時間的情況下。59.7% 的醫生每半日需要看超過30例患者，平均每位患者就診時間不足8分鐘。這導致了診療質量差、醫患溝通不暢、病人滿意度低，尤其是在病人經常需要花數小時甚至數十小時排隊的情況下。

由於市場化的醫療是被作為一種商品出售的，因此在部分病人和家屬的意識裏，他們花大價錢購買的不僅是治療，而且是治愈，而如果遇到醫生無法治愈病患的情況，就如同買到了假貨或是遇到了騙子。再加上上述的對醫生的不信任、對治療真實性的懷疑、對診療時間短的不滿，還有醫治無效的絕望，匯集起來就轉化成了對醫生的憤怒，其極端者就以襲醫事件的形式爆發出來了。

醫院安檢和佩槍保衛不能從根本上讓襲醫事件不再發生。中國政府想要以市場化解決醫療問題，公共醫療開支非常低。2016年財政公共醫療開支約1.3萬億元，占GDP的1.6%，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

醫患矛盾的背後

中國個人醫療支出占總醫療負擔的比例約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而政府公共醫療支出占總負擔的比例約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從2011到2014年的增長趨勢來看，政府支出占醫療總支出不但沒有增加，反而降低了。如今中國政府準備繼續推進醫療體製市場化改革，這只會增加患者的經濟負擔、加劇醫生的過勞，讓醫患關系變得更為惡劣。

要想讓襲醫事件不再發生，就必須廢除這個謀財害命的市場化醫療體製，關閉莆田系假醫院，重建非盈利的公共醫療系統，由醫護人員和病人代表民主監督，大幅增加醫療資源和人手，實現全民免費醫療。全面公有化製藥企業，停止生產無效和有害藥品，恢復生產廉價有效的藥品。實行全民免費教育，培育足夠的醫生，讓每個病人都能得到優質充分的醫療服務。而這些只有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製度下才可以實現。

傑瑞米柯賓

中國：當局12月大舉搜捕律師和異見人士

去年12月26日開始，全國各地陸續有多名維權公民和維權律師被捕。 包括律師丁家喜，黃誌強等，公民戴振亞，李英等。其中有的人是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被逮捕，有的人沒有被給出具體罪名。

多名被捕律師曾經處理過“政治敏感”案件，有些人還是一些“公民團體”的成員。 人們也猜測這次拘捕和所謂的“廈門會議”有關，這是一次非公開的私人聚會，據稱，這些被捕人士都曾經在廈門市一起吃飯聚會，並議論時政。 但當局隨後把這次聚會定性為“煽動和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 許多即使沒有參與這次聚會的有關人士也被傳喚。 有人認為這是2015年“709維權律師大抓捕事件”的重演，當時當局共抓捕了200多名律師和其他維權人士。

捍衛民主權利

這次事件中有一些人已經不是第一次被捕了，例如丁家喜，曾因為主張官員財產公示和進城農民工子女教育平權，而被定罪“擾亂公共秩序”，判刑三年半。 而審訊程序往往不透明，刑訊逼供時有發生。當局在進行公民教育時經常提到“拿起法律的武器捍衛自己”。事實上，法律從來不是人民和勞動者的武器，而是獨裁政權和資本家的統治工具。

我們社會主義者在此要求，釋放所有被關押的律師和政治犯，並停止對他們的監視。我們並同時要求落實全面的民主權利，包括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獨立工會權利等，因為這些權利對工人階級組織起來捍衛自身權利（包括民主權利）極其重要。

社會主義者捍衛被迫害的律師的言論自由，即使我們不認同他們爭取民主變革的路線。只靠自由派分子，與中共談判推動所謂的製度內改革，永遠沒有辦法獲得實質性的進展，特別是在現在的中國。要真正落實民主權利，則需要通過工人階級獨立組織的群眾鬥爭，建立一個由工人階級民主監督的社會主義政府。

中國：吳花燕之死——精準扶貧能消滅貧困嗎？

2019年11月1日，貴州大學生吳花燕因極度貧困和饑餓導致的營養不良而住院，引發社會關註。2020年1月13日，吳花燕因病情加重，搶救無效而不幸逝世，年僅24歲，身高僅1.35米，體重21.5公斤。

“精準扶貧”是習近平在2013年提出的一個概念，隨後成為一項重要國家政策。無疑，吳花燕並不是被扶貧的對象。相反，她是扶貧工作的誌願者：盡管家中貧困且身體欠佳，吳花燕在大學期間仍積極參加各種公益活動，為山區孩子支教。去年8月，吳花燕成為松桃縣的“春暉使者”。這一稱號由貴州省專門被授予在扶貧行動中表現突出的個人。

中國對於貧困人口最重要的認定就是貨幣收入。中國官方的貧困標準是年收入低於2300元，也就是月收入不到200元。現代人很難想像如此低的收入如何生存，乃是因為這些貧困人口並非“現代人”。

中國的貧困人口往往是偏遠山村的農民，過著自給自足的小農生活。他們的生活方式在經濟層面上與2000年前的農民並無本質上的不同——靠種植糧食自己養活自己。他們獲取貨幣收入的唯一方式就是到市場上出售糧食，但是在農藥、化肥、機械加持下的現代農業生產出的糧食價格極為低廉，這使得他們靠出售糧食只能賺到很少的錢，成為貧困人口，是接受扶貧的對象。

精準扶貧之所以“精準”，是與以往的“粗放”相對應，不再單純發錢。精準扶貧的主要措施有兩條：不再種植糧食作物，改種經濟作物。擴大職業教育，培養產業工人。

這些措施的核心是要讓貧困人口脫離小農經濟，參與到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去，以提高貨幣收入。一部分農民繼續作為小生產者，只不過其生產更為市場化；而另一部分則成為了無產的勞動者，這也是絕大部分農民的命運。伴隨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工業化，已經有無數小農進城打工成為無產者；如今，隨著“脫貧攻堅戰”進入尾聲，在中國有兩千多歷史的小農階層終於迎來了他們的終結，加入了無產階級勞動大軍。

貧困人口脫貧了，貧困就真的被消滅了嗎？吳花燕告訴我們，沒有。她從貧困農民家庭考入職業學院，正在“自我扶貧”的路上，在大學裏還有兩份兼職，每個月能賺600元，是國家貧困標準的三倍。她為了省錢，在高中期間忍饑挨餓，埋下病根；她為了省錢，拒絕去醫院看病，最終耽誤病情導致她的死亡。吳花燕準備接受的手術費用高達20萬元，醫療賬單就是她的死刑判決書。

假如吳花燕沒有生病，她會順利畢業成為一名會計。她會每天工作到晚上十二點才下班，周末工作也是常態。她可能每天要經手數百萬的錢款，她永遠也無法擁有這麽多財富，盡管這財富的一部分也是由她創造；她的收入會遠小於此，而且大部分都會被用來支付一間狹小的合租屋的租金。或許某一天，她還會為了買一部新手機，點下分期付款的按鈕。

是的，脫離貧困的人離開了農田，走進了工廠和店舖；搬出了農村土坯房，進入了城市水泥房；脫下了手工織衣，換上了化纖服裝。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不再貧困。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成為工人的他們，工作時間是以前的千倍，獲得的財富卻只有以前的十幾倍，多出來的部分都進入了資本家的口袋。在一年的工作之後，他們只能積累一點點微薄的積蓄，甚至還可能有負債，然後他們會乘坐全世界最先進的高速鐵路系統返回家鄉，過完年再回到城市。城市的工廠裏、商店裏、寫字樓裏，無處不是這樣的貧困人口。他們享受著現代科技的一切便利，但是只需一場大病，一次生產事故，一場經濟危機，他們就會立刻被拋棄，無人問津，死去。

精準扶貧沒有消滅貧困，它只是把古老的、臟亂無序的貧困變成了現代的、光鮮亮麗的貧困。統治階級不會幫助工人脫離貧困，他們的統治帶來更多的貧困。資本主義不是貧困的解決方案，資本主義是貧困的成因。

真正實現脫離貧困不需指望統治階級來“扶”，也不能相信“努力工作就能成功”的資本主義成功學雞湯，工人們要做的只是拿回本應屬於自己的東西。只有沒收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將其納入公有製民主管理，終止剝削，才可以真正消滅貧困。

中國：“煤改氣”使窮人當災 治理空汙要對抗資本獨裁

大氣汙染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尤其是在當今的“世界工廠”中國，大氣汙染的問題尤為突出。不少中國居民深受霧霾及許多因空氣汙染而導致的問題困擾。

為減少空氣汙染，中國政府采取了措施，例如中國華北地區近年強推煤改氣、煤改電，禁止冬季燃煤取暖。但因為天然氣、電費過高，一些民眾仍偷偷燒煤。當地居民稱，以往整個供暖季燒煤大概花費人民幣2000多元，但改用天然氣需要花費4000多元，燒天然氣的價格是燒煤的兩倍。這筆費用對於貧困的農村地方，是筆不小的開支。

許多微博網民批評當局，在天然氣供應未穩定下就強推“煤改氣”，受害的是百姓，又認為寒冬無暖氣的影響，比“強拆強遷低端人口”影響更大。因為中國政府強製推廣煤改氣的行為，使得華北部分地區的人民，在冬天只有零下18度時仍然無法取暖，對其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而中國政府不顧現實情況，強行推行令群眾無法接受的命令，也使得中國的官民沖突升高。據《新京報》報道，在中國的產煤大省山西省，被官方劃定為禁煤區的臨汾市洪洞縣大槐樹鎮的南營村，早在3年前，當局已強迫村民使用天然氣取代煤炭。但由於天然氣成本高，村民燒煤炭的情況一直存在。今年12月中旬，南營村村委會對村民家中的爐臺強製統一封禁，用水泥堵住爐膛、將村民家中的煤炭沒收。這一舉措導致了當地的民怨沸騰。

不僅如此，強推“煤改氣”還產生了極大的安全隱患，並造成了一些安全事故。據河北長城網消息，2020年1月2日早7點45分左右，河北石家莊新樂市彭家莊回族鄉小宅村一民居發生爆炸，造成兩人死亡。不少網民將矛頭對準了華北地區的“煤改氣”工程，認為事故可能是天然氣爆炸。各地政府為追求政績，強推“煤改氣”留下許多安全隱患。有網民說，其家鄉去年被政府要求全部由燒煤換成天然氣，卻沒有對村民進行相關安全知識培訓，隱患巨大；有地方天然氣管道均為外置，布滿村屋墻壁，十分危險。

虛偽的戲碼

中共當局強推各種不合理的所謂治理空氣汙染的擾民政策，事實上不僅沒有真正對治理空氣汙染有太大的作用，反而是擾亂民眾的正常生活，生出對當局政策的不滿。而空氣汙染真正的排放源：大型企業和國有企業開設的高汙染工廠，中共當局卻不願也不敢大刀闊斧地進行整改及關停，可見中共所謂的治理汙染不過是一場虛偽的戲碼，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效果（甚至會有反效果）。

而中共不願對大型企業進行整改的原因，是因為中共的利益決定了它的立場，由於中共本身需要依賴這些大型企業的依托來鞏固其官僚資本主義性質的獨裁政權，它無法對這些企業下手。而出於外部輿論的壓力及維護統治穩定的需求，它也必須作出一些行動來表明它“正在對汙染進行治理”，於是便出現了這樣不痛不癢的“治理”以及用行政命令強推而造成的鬧劇。

社會主義者支持改用潔凈能源發電，但必須由大幅公共投資真正能人人使用的潔凈能源網絡，並將能源企業交給工人和居民民主監督。應該向資本家征收累進電費和抽重稅，承擔綠能的開發成本。這樣才能確保人人可負擔的電價。面對資本家對綠能的抵製時，需要將這些汙染的企業民主公有化。燃煤電廠工作的工人應得到充足的培訓，在改善待遇和職安健的前題下轉到綠能發電企業工作。由於燃煤發電的企業與中共獨裁政權的利益關系緊密，在中共統治下幾乎不可能大幅轉用綠能。因此，真正的環保鬥爭是向獨裁資本主義作出鬥爭。

中國：放寬外國人居留下的種族、性別和階級歧視

2月27日，中國公布了新的《外國人永久居留管理條例》草案，放寬了對外國人永久居留中國的限製。根據新的條例，在中國長期工作的外國人也可以申請永久居留，且下調了以前對“傑出”人才和投資發放永久居留資格的標準。新條例草案一經公布，就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引起極大的反對聲浪。

外國人（主要是白人）在中國常常能享受超國民待遇。中國政府及官僚體製是階級歧視的，外國人往往因為財富、學歷、工作崗位等等上的優勢，使得他們能夠在中國獲得比普通中國人更優質的政府服務。“外國人丟失財物，警察連夜追回”之類的新聞經常見諸報道，而相比之下，警察卻經常對普通中國人丟失財物的案件敷衍了事，甚至因此催生了“外國人代報案”行業。隨著中國近年來積極擴展其國際影響力，大量招收留學生的計劃也隨之推行。外國留學生可以很輕易地進入絕大多數中國人都無法進入的重點大學，而且還能享受到高額補助金、獨立宿舍等等優待。

中華民族主義的反彈

外國人享有的這些特權不僅引起民眾不滿，而且與中國長期的民族主義宣傳產生矛盾。這可以見到中共的民族主義是多麽虛偽的，它想欺騙群眾所服務的是全中華民族，實際上它所服務的是中國和外國的資產階級。同時也可以見到，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自製麻煩 ，反而引起民眾對自己政策的反彈。

在中國的對內宣傳中，中國被塑造成“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近年來，在宣傳中國革命的成果時，“趕走了外國人”成為宣傳的重點，目的是將本國政府製造的社會矛盾轉移視線。部分群眾受到民族主義的煽動，他們想把社會問題歸咎在種族問題上，認為對抗外國和外國人是解決社問題的良方。事實上壓迫中國工人階級的群眾，除了是外國的有錢人外，還有本國的富豪和獨裁政權。社會主義者反對民族主義，因為這只會分化工人階級團結鬥爭的力量。

甚至白人男性因為掌握世界的文化話語權，使得白人男性比起亞洲男性對於亞洲女性擁有性魅力上的優勢，都成為了網上的重要話題。而中國官方也在把中國女性作為吸引外國人的性資源，籍以吸納外來資金。2019年，山東大學給每個外國留學生配三個女大學生作為“學伴”的製度引起爭議。本次又有發改委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被發現發表過“鼓勵女大學生和留學生聯姻”的言論，被民眾斥為賣國賊。

社會主義者反對政府對外國人給予特權，我們亦反對一切的階級歧視。但由於欠缺一個具清晰階級團結綱領的群眾鬥爭，部分反對該條例的人卻用中華民族主義和父權主義來反對該條例，往往是仇視白人以及針對中國女性。在山東大學學伴製度爭議事件中，批評者比起批評大學官僚，更喜歡對山東大學的女生進行蕩婦羞辱。與白人男性交往的中國女性也常常被冠上“Easy Girl”的汙名，她們與黑人交往的話則受到更大壓力。黑人在中國並沒有特權性優勢。但是與白人交往在民族主義者眼中只是“崇洋媚外”，而與更“低等”的黑人交往就讓人無法接受了。民族主義者往往同時都是父權主義者，反之亦然，因為這兩種反動的思想都是源於資本主義製度裏。

條例草案公布幾天之後，在網絡上發起了一場“中國男孩保護中國女孩”的運動，在網絡上發布視頻，聲稱要保護中國女孩免受外國人（尤其是黑人）的侵犯，實則是要求中國女性表態只和中國男性交往。他們將女性視為一種民族財產，只能供給本民族的男性，絕對不容外人染指。許多與外國人（尤其是黑人）交往的女性的社交媒體帳號遭到騷擾，留言中充斥種族歧視與仇恨言論。

社會主義者支持遷移自由，不僅包括符合條件的外國人可以在中國永久居留的自由，也包括中國人和世界上所有人能夠遷移到世界的任何地方居住的自由。但我們反對政府部門和社會體製對任何種族的歧視或特權，包使用公共服務、入學和就職機會等。只有由工人階級組織及監督的民主政府，才有可能消滅階級和種族上的不平等。

社會主義者反對父權體製，反對將女性視作男性的附屬物，不僅包括民族主義者將女性視為民族財產，也包括當權者把女性當作吸引外國人才的性資源。只有消滅男女之間經濟地位的差異，包括同工同酬、男女平等就學就業、以公共服務解除女性的家務負擔，才有可能消滅對女性的歧視。

要做到這些，需要國際主義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女權運動。各國的勞動者應當團結鬥爭，廢除用來分裂我們的國界和資本主義的全球剝削體製，建立人人平等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製度。

湖北多起抗議 顯現“大國戰疫”陰暗面

在3月，作為疫情爆發點的湖北發生多起抗議，說明現實與中共官方“正能量”宣傳有著極大落差。5日，於武漢開元公館小區，在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視察時，被困在家中40多天的居民隔窗吶喊“假的！假的！全部都是假的！”。居民如此高呼，緣於電視播報中“供應充足，物價穩定”的情景只是形式主義下的作假，現實中該社區訂回來的肉是50元1斤，相當於電視報導的價格的5倍。另有社區出現垃圾車、救護車、環衛車運送食品的狀況，盡管聲稱車輛已消毒，此舉仍遭廣大網民聲討。
12日，於距離武漢約100公裏的孝感，一名程姓居民自行聯系了一些平價新鮮菜，卻遭大潤發超市和物業公司舉報。隨後警方逮捕該居民，引發當地民眾怒火。超過100名住戶聚集在球場抗議，圍住警車要求放人，也要求並不住在事發小區的社區區委書記、業委會主任呂德山下臺。之後孝感市對此事的官樣回復中輕描淡寫菜價過高問題，也未交代被捕程姓居民的情況。從網民評論看，食品價格高企、品質惡劣的問題在當地封城期間一直存在。在物資遭遇壟斷的情況下，當地官員每人每天可賺到1000元以上，而程姓居民自行聯絡愛心菜觸及當地超市與官員利益。

傑瑞米柯賓

壟斷物資　牟取暴利

由1月23日開始並計劃於4月8日取消的封城期間，食品價格暴漲、品質無法保證，反映中共政權利用災難，壟斷物資、提高生活必需品價格，將官員和商人的暴利置於滿足人民需求之上。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絕不會容許這種事情發生，因為工人階級會通過民主委員會控製每個社區、學校和職場，而不是由今天為專製官僚和資本財團服務的黨機器統治。

因應官方數據顯示湖北省“0新增病例”，湖北武漢以外其他城市於25日解封，但持綠色健康碼的湖北居民到外省市仍然受阻。27日，江西九江交警在鄂贛兩省交界處設卡阻攔湖北車輛進入江西，與湖北黃岡市黃梅縣警察首先發生沖突，並率先派出特警增援本省力量。隨著湖北民眾的不斷加入，大規模騷亂爆發。不滿仍遭歧視的湖北人在長江大橋與江西警方激烈對峙，把多輛特警車和警車推翻在地，並沖破警方封鎖線，走到九江大橋派出所前，要求江西警方道歉。影片在新浪微博上迅速被刪除。

為了獲得每人10萬元獎金、響應中央政府復工復產號召，各地官員一直瞞報疫情。而地方政府對真實情況心裏有數，生怕自己所管轄的地區出現無法隱瞞的大爆發。因此，即使湖北疫情風險等級降低，各地仍然如《人民日報》評論所言“處處提防和限製湖北人員”——首都北京管控收緊、禁止目前在湖北出差和探親的人員返京亦表明這一點。顯然，這種“地域主義”表現與中央政府和官媒的宣傳相抵觸，同時也讓更多群眾懷疑官方報導的真實性。

無論訴求管製生活必需品價格，還是疫情信息公開透明，都將挑戰權力不斷集中於中央的中國國家資本主義體製。中國各地工人群眾需要建立共同的組織，尤其是民主的獨立工會，以克服“地域主義”，聯合起來推翻中共獨裁政權，建立生產資料公有製、勞動者民主控製經濟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

武漢：為期76天的封城結束

4月8日，在1100萬人口的武漢，為期76天的封城結束。在湖北省其他地方，封城也於兩周前結束。在新冠病毒於中國爆發的高峰期，約7.6億人（約一半中國人口）處於某種形式的封鎖之下。

中國官媒和宣傳機器贊揚了武漢人民，尤其贊揚了一線醫護人員的英雄主義精神，但這是為了民族主義宣傳而描繪“全體中國人民”抗擊疫情的“團結”努力。

這種宣傳旨在強化習近平獨裁統治和中共政權的權威，並轉移人們的視線，避免關註習近平在1月的多次失誤——無視並積極打壓來自醫生的通報，並審查對在武漢傳播的新型“類似SARS”的疾病的討論。官方對疫情的掩蓋舉動包括1月18日允許在武漢的百步亭社區舉行、4萬余家庭參加、以民族主義親中共為主題的宴會。這場宴會距中國官方宣布全國緊急狀態只有2天，距對湖北實施封城則只有5天。百步亭社區後來成為武漢市感染率最高的地區之一，因此被劃為“發熱門棟”。

發生在武漢和湖北的真實情況並沒有出現在中共的正能量宣傳中。這些情況包括民眾的巨大苦難、基本醫療用品的嚴重短缺、操弄過的的統計數字（以低估感染和死亡人數）以及私營企業與地方政府機構利用食品和醫療物資牟取暴利。官方數據顯示，武漢有2535人死於新冠肺炎，但香港和海外的獨立專家認為實際數字可能會比官方數字高出十倍。

絕望

“這次武漢人受到的傷害當然很大。不談死者，在求醫階段呼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靈時的慘狀，那時的絕望感我相信是非常深的。死者已逝，但其親人尚在，他們都共同經歷過那種慘烈的時刻。”在武漢封城期間待了76天的作家方方如是寫道。

官方也不實宣傳，描述其封城為一種基於臨床需要、極為有效的作法。1月23日時的最初措施僅涉及進出武漢，存在嚴重混淆，缺乏來自官方的明確信息。直到2月2日宣布更加集中的檢疫措施後，武漢市政府才對包括疑似病例在內的市內流動人員加以限製。這些措施在2月8日得到進一步加強。在隨後極其嚴格的封城期間，粗暴的做法時有出現，例如在某些情況下，將住宅大樓的入口和門用障礙物堵上，甚至焊接封死，或在一些道路挖洞，使道路不通。

財新網是一個財經網站，由於不為群眾所閱覽，中共的對該網站的審查也比較寬松。該網站形容武漢封城是“殘酷的自然選擇”。財新在武漢的記者采訪了衛生服務中心的工作人員，這些工作人員的任務是篩檢和區分需要住院或回家的患者。 1月27日，在寶豐社區一家衛生服務中心的采訪中，他們發現：“有60名工作人員的診所只有一套防護服和少量的一次性口罩。該診所的醫生楊慶紅說，他看了100名病人，其中30多位發燒患者，2例重癥患者。”

3000多名醫護人員感染

中國其他地區的數千名醫療專業人員被調進武漢。中國宣傳機器再次盡其所能利用這些醫護的英勇工作，以贊頌專製政府的“優勢”。在醫護人員加入支援的浪潮中，來自廣東的兩名護士於2月24日投書英國《柳葉刀（香港：刺針，臺灣：刺胳針）》期刊，籲國際援助。

他們寫道：“武漢這兒的條件和環境，比我們原本能想像的更為艱難嚴重。”幾天後，在政府壓力下，他們撤回了這篇投書。

物資嚴重短缺、醫護長時間工作且精疲力盡、僅在武漢就有超過3000名醫護人員感染新冠肺炎的情況，之前在武漢和湖北的醫院發生，之後在意大利（臺灣：義大利）、西班牙、英國和美國重演。預警的時間更長，而這些政府沒有為之做好準備，因此簡直是在犯罪。但是，中國的網路審查員已經加班加點，清除所有關於中國的負面消息，並以其“勝利”作為典範。

包括2月7日死於新冠肺炎的李文亮在內的多名醫生，試圖在2019年12月下旬發出警告，但遭逮捕並被噤聲。武漢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於4月1日失蹤，據信在接受澳洲媒體采訪後，國家安全部門將她“被消失”。艾芬是最早在去年12月試圖向她的同事警告新冠病毒的吹哨人之一。如果這些警告得到重視，有關措施得以進行，武漢、中國乃至整個世界就可以避免當今大流行病的災難性蔓延。

新冠肺炎：中共抗疫的兩本帳簿

中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整整一季後開始平伏，然而，由於中共政權的誠信經過03年SARS與今次的新冠肺炎後已完全破產。疫情的實際情況廣受質疑。

按照中共官方的數據，自三月十八日起，全國基本已無大規模感染的情況，每日一般僅有數十宗外部輸入病例和寥寥數宗零星個案。但令國內外民眾起疑的，在於中國的防疫政策根本不似如此輕微。中國病例的數字是自三月十日習近平到武漢“巡視”後隨即直線下降，而到了三月十八日，《人民日報》轉發《湖北日報》報道稱，除離開湖北和武漢的防疫關卡外，湖北省內的防疫關卡可全部撤除，但不久之後《人民日報》與《湖北日報》網站的鏈接均失效，相關防疫關卡仍未撤除。

此外，中國解除防疫禁令的政策多次左搖右擺亦加深了對疫情實況的懷疑，三月二十日開始，中國國內少部分的電影院本被允許開始陸續恢復營業，但僅一星期後，二十七日晚間國家電影局突然又下達通知勒令立即停業，復業日子再作通知，當中並無解釋原因。而在四川，早前被勒令停業的卡拉OK和網吧等於三月二十五日起可以復工，而在三日後，又再一次被下令停業。如此不透明地推行突兀粗暴的政策反復不禁令人質疑背後的原因，是否疫情根本不如官方所言般樂觀。

而即便是中共官方三月早前也曖昧地表示，“無癥狀感染者”並不會列入確診人數的統計中，同時亦無公布相關數字，這同樣又是一個令人費解的政策反復。一月二十八日衛健委的防疫方案中表明，無癥狀感染者會被視為確診病例並納入管理，但在二月七日的防疫方案中卻把無癥狀感染者從確診案例中剔除。三月二十三日《南華早報》獲得的中國內部檔，當中表明中國在二月底前至少發現四萬三千多人屬無癥狀感染者，而根據中國官方數字，當時全國十二萬三千多名確診病例，換言之所占的比例約為1/3。由於外國政府和媒體質疑中國數字造假，衛健委在壓力下四月一日起再次公布無癥狀感染者的數字，但稱僅為1541人。

政治性清零

同時，國內亦有消息流出指，某些地區的醫院早已不為病人做病毒核酸檢測，亦不上報有呼吸系統病征的病例，所有呼吸系統病人一律當作新冠肺炎病人治療，但不納入為新確診數字，以此達到所謂病例“政治性清零”。對比近期香港每日近百宗新增病例，十多宗本地感染個案，中國官方公布的數字比香港還要少簡直令人匪夷所思。

更諷刺的是，似乎中國自己的官僚系統都對衛健委的數字投下了不信任票。湖北省作為重災區和爆發點，當地的民眾在國內遭到了最嚴重的歧視和不公待遇。三月底，上海的工廠企業派大巴到湖北接員工回廠區復工，卻被拒進入上海，被原車驅逐回湖北。而北京作為“天子腳下”的城市，更是幾乎被封鎖得滴水不漏，雖然對外交通“理論上”仍然存在，但對入城的民眾盤查極為緊張，嚴格隔離，且禁止明明早已“多日零感染”的湖北省民眾進入。

北京嚴加保安可能與當局希望當城市復恢“安全”就可以讓統治者再次召開拖延多時的兩會。兩會對習近平宣傳抗疫“勝利”的輿論相當重要，以洗掉政權當初如何處理失當，讓疫癥成為全國乃至全球的災難。

可見，種種跡象表明，中共在現時的疫情數字上存在著“兩本帳簿”。雖然現階段對新冠病毒的科研尚算不足，但其傳播度顯然極高，對公共醫療系統造成嚴峻的挑戰。加上世衛警告病毒可以“長期潛藏在人類之中”以及中共數字造假的傳統，已經足以告訴我們中共正在掩蓋疫情真相。甚至中共政權的信用破產使得自身的基層官僚機器都不信任中共的數字。我們不相信其他各國抗疫失敗的資本主義政府，也不可以相信中共會成功抗疫，更不會戰勝疫癥帶來的經濟危機。這場危機教育了世界各地的工人階級資本主義製度的腐敗和不民主之處，而為了保護人類並為爭取未來改善經濟，新工人組織是必需要建立起來。

肺炎與資本主義：雙重陰影下的中國醫療

“在武漢……只是一旦家裏出現病人，就會一片糟亂。到底是傳染病！而且醫院資源只有那麽多。市民其實也知道，就是醫生自己的家屬生病，如若不是重癥，也住不進醫院。……要去面對一些殘酷：掙紮、死亡以及各種不準的指令。我也覺得非常無奈。”這是武漢作家方方寫的武漢封城日記的片段，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今年較早時疫情下的武漢醫療的狀況。日記發表後方方卻因為“較為負面，不傳達正能量”，被中國網絡民族主義“粉紅”群體所大肆攻擊。（方方的日記裏寫到的狀況與很多獨立的報道類似，而與官方宣傳則截然相反。雖然中國勞工論壇不認同她的政治立場，但不認為她的描述是虛構的。）

在1月底武漢宣布封城之後，武漢乃至湖北的醫療資源瞬間告急，隨著新冠患者人數增加，湖北醫護人員超負荷工作，並嚴重缺乏個人防護設備，包括口罩、護目鏡和防護服。

由於防護設備嚴重短缺，武漢醫護人員們甚至重復使用一次性口罩，用垃圾袋自製防護服，這讓醫務人員面臨著被感染的巨大風險和心裏的巨大壓力。福建醫科大學、長安大學等的團隊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發表的研究論文顯示，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20年4月3日，中國共有23名衛生保健專業人員死於新冠肺炎。由於人們的恐慌所導致物資大量囤積，中國其他地方的醫療物資也處於短缺狀態。網購平臺上的廉價醫用外科口罩基本告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下的一些人卻趁此大發國難財，兩個N95口罩就賣到了上百元，這更讓疫情期間停工而失去收入的工人階級雪上加霜。

官僚控製下的醫療體系

武漢醫療困境以及今日世界性的災難的起因就要追溯到今年年初中共對於疫情消息的封鎖。認為“穩定壓倒一切”的中共政府害怕任何的“不穩定”因素。

疫情最初，李文亮醫生於2019年12月30日在自己微信與同行交流，首先向外界披露疫情，後來被稱為疫情的“吹哨人”。他1月3日卻轄區派出所因其“在互聯網上發布不實言論”提出警示和訓誡。

疫情早期，在已經有明顯人傳人的證據的情況之下，第一批來武漢專家組中的王廣發卻告訴公眾：“人不傳人，可防可控”。結果在1月16日自己被確診肺炎的信息給了做出輕率結論的他一記耳光。

2月1號出現在武漢紅十字會的一輛為領導提取口罩的公務車輛再度引發網民憤怒，接著又爆出了紅十字會的更多醜聞。處於抗議第一線的協和醫院只領到3000只口罩，而武漢一家莆田系醫院卻領到了1.5萬個n95口罩。募捐款項和物質的使用效率也引發質疑。據‘新京報’報道，一方面醫院口罩緊缺，另一方面大量物資堆放在武漢紅十字會的倉庫裏，導致大量捐贈款物不能及時得到使用，而各個醫院又不得不各自求援。

有些人認為這只是武漢的個例，其實武漢的亂像是中國官僚體系的一面鏡子。官僚控製下的醫療體系缺乏透明度，對這場全球性的災難難辭其咎。醫療體系的市場化改革更是模糊了醫院治病救人的初衷。

截止4月28日，全球新冠肺炎感染人數接近300萬，在中國疫情得到初步控製的同時，在西方發達國家開始大規模流行。但我們不能因此得出中國醫療體製優越這種結論。中國始於上世紀90年代的醫療體製市場化改革是仿效西方的，中西方醫療體系實為大同小異。而這次蔓延全球的災難更是給市場化醫療體製敲響了喪鐘。

為了度過這場危機和迎接更好的未來，社會主義者認為醫療部門需要廢除官僚資本控製，實現民主公有化；寄生在醫療系統上牟取暴利的藥劑行業也應民主公有化。防疫工作需要在工人民主的監督下實現公開透明；。並提高完善高風險下的勞動者的待遇和勞動保障。新冠肺炎疫癥將會說服更多人要為社會主義新社會而戰鬥。

傑瑞米柯賓

中國：新冠肺炎讓習近平變強還是變弱了？

6月15日，國家統計局取消了在北京舉行的新聞發布會。這是由於5月份的經濟數據表明，在第一季度的驚人衰退之後，中國經濟繼續保持“恢復勢頭”。

北京新一波的新冠肺炎感染導致此次新聞發布會取消，以及當局大幅更改全面重新解封這座城市的計劃。在上周才重新開放的學校再次關閉，從北京的兩個機場起飛的航班中有40％被取消。爆發中心附近的9萬多居民被嚴密封鎖，由武警把守這些地區。

過去一周的新一波感染，確診病例達200，並且與北京最大的食品批發市場新發地有關。這是個晴天霹靂，畢竟北京之前已經連續55天沒有新增病例。對於習近平來說，作了數個月的中國取得抗擊疫情的“勝利”的宣傳之後，在中共政權的心臟卻發生這種情況，真是既受到驚嚇又感到難堪。

這一疫情反彈凸顯了一個更大的全球性問題：在新冠肺炎疫癥大流行中，很多事情仍是未知的和不可預測的；而各國政府急於重新啟動盈利的經濟活動，卻在公共衛生方面走捷徑。世界衛生組織警告說，第二波大流行是“一個非常現實的風險”。

前所未有的危機

疫癥大流行和由此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正在給整個世界帶來根本和歷史性的變化。包括中國的國家引導威權資本主義在內的整個全球資本主義都未能通過這一考驗，現在人類正面臨一段經濟蕭條、創紀錄的失業率和國際關系急劇惡化的時期。

習近平政權試圖使自己免受大規模的全球性打擊，因為敵對的資本主義政府（尤其是美國的特朗普）試圖將全部責任歸咎於中國的公衛和經濟危機，當然同時他們也避開了自己的罪行。最重要的是，中共關心的是國內輿論，程度更甚於關心其國際聲譽。國際媒體的有利報導，或外國政府稱贊自己的消息，對中共的主要意義只是在於向中國人民表明自己贏得尊敬。在中國的失業率飆升、經濟形勢與過去40年來的任何時候相比都更加糟糕之時，習近平政權迫切希望有“正能量消息”，同時加強對來自任何一方的異見的打壓。

三月，中共為了改善國際形象，進行了“口罩外交”，在全球出售或捐贈超過40億個口罩。美國政府的反應令人震驚的糟糕，並成為全球感染和死於新冠肺炎最多的國家，而這也是幫到中共進行宣傳的一個巨大因素。

但是，中共政權正面臨著自1989年的群眾反威權主義鬥爭以來前所未有的風暴。

實際上，隸屬於國家安全部的研究機構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的一份泄出的內部報告警告說，在新冠肺炎之後，全球反華情緒的上升將達到自1989年6月天安門大屠殺以來最嚴重。《路透社》5月份報導這一泄密，本身就可能與中共政權內部日益激烈的權力鬥爭有關。

顯然，激進的“戰狼”外交對中共政權內越來越多的人日益感到不安。“戰狼”外交已成為2020年中國外交官的新常態，這源於習近平（在新冠肺炎、南海、中美沖突、香港和臺灣）越來越多地對民族主義政策的依賴，以爭取更多的國內支持，並將群眾視線從經濟不景氣移開。

喜馬拉雅山（拉達克地區）發生的中印邊界沖突，凸顯了這是個危險的發展，自5月初以來，中國和印度軍隊在該地反復發生沖突。6月，這場沖突升級，有20名印度士兵死亡，而中方則拒絕透露傷亡數字。即使雙方之前也發生沖突，這次是45年以來的第一次有人喪生。

兩國政府就像倒影一樣，都嚴重依賴民族主義來鞏固自己的統治，尤其是在疫情期間。雙方最近在有爭議的邊界各自加強了防禦和基礎設施。最近的沖突是雙方在最終談判前（就像2018年在武漢那樣）都在試圖在彼此之間施加更大的壓力。新德裏或北京都沒有發動戰爭，但雙方的行動都是在揭開舊傷口。

這是中共內部日益激烈的權力鬥爭的一個方面，有人認為習近平的強硬外交政策越來越適得其反，疏遠了外國政府，在冷戰迅速發展的時期裏，將各國推入的美國陣營。他們希望回到中共傳統的實用主義和更有技巧的作法。駐美評論員裴敏欣說，中國的外交官曾以“訓練有素、中規中矩和謹慎”而著稱。他感嘆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趙立堅等人的湧現——趙立堅是“戰狼”群體的傑出代表。

疫情加劇了新的尖銳攻擊。在澳洲、東南亞、幾個非洲國家和歐盟出現了越來越大的反沖，使這些國家的政府在軍事圍困和中國經濟脫鉤方面的地位更接近美國。當然，這不僅因為中國外交中的“語氣”和笨拙表現；也因為其他國家的資本家擔憂，這場危機使全球力量對比變得對中國更加有利。習近平單方面毀滅香港有限的政治自主權，旨在強化其在國內的強人形象，而此舉只會加劇前述擔憂。就連在杜特爾特領導下更接近中國的菲律賓，最近也暫緩廢止與美國的軍事協議。

危急的經濟形勢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習近平政權正在從印度邊境到南海來展示自己的力量，這反映出在日益嚴重的全球與國內危機之下之不安全感。

最近的經濟數據相當矛盾。國家統計局原定在被取消的北京新聞發布會上公布的5月份月度數據顯示，工業生產進一步反彈，比去年增長4.4％，其中，製造業產出增長5.2％。但是，盡管中國的產業正在“復蘇”，但更大的問題是它將在哪裏賣掉商品？

澳洲麥格理集團（Macquarie Group）的首席中國經濟專家胡偉俊表示：“供給遠超需求。” 5月份的零售銷售數據突顯了這一問題——下降2.8%，而4月份該指標下降了7.5％，3月份下降了15.8%。如果資本家由於國內和海外出口市場需求低迷而無法出售商品，那麽無論提供何種稅收優惠和信貸放松措施，他們都不會投資於增加生產。2020年前五個月，製造業投資下降了14.8％。很難想像“世界工廠”的表現會比這更差。

在5月的全國人大會議上，北京將工作重點從追求GDP目標轉移到了就業上，以防止就業市場崩潰。中共的一些經濟學家仍然認為，到2020年經濟可以實現2～3％的增長，而IMF在4月的預測僅為1.2％。

中國官方的失業率是6％，但很少有人會相信。即使根據僅涵蓋城市（較富裕，占總人口約一半）的低估數，目前仍有2600萬人失業。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3月的數據，只有不到十分之一（230萬）的人正獲得失業救濟，人均每月可獲得約1350元。

然而，縱使這已經很糟，但實際情況卻還要更差。中國2.9億農民工（戶口仍然在農村）沒有被算入官方的失業人數，而這些工人占勞動力的36％。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在3月，封城和旅行禁令被取消後，這些工人中也只有1.29億（不到一半）重返工作崗位。

根據國家統計局，到4月返回其就業城市的農民工人數是前幾年的90％，這表明仍有近3000萬人尚未返回。有獨立研究顯示，實際復工率比官方宣稱的低很多。

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臺的馮哲蕓（Emily Feng）和Amy Cheng於6月8日的報導提及，經濟學家羅斯高（Scott Rozelle）說：“去年有工作的農民工中，只有大約一半在今年4月下旬還有工作。”羅斯高帶領史丹福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的研究人員，在今年初以中國七個省的近70萬村民作為樣本進行研究。該研究表明，這場危機“令農民工的收入劇跌，以致大多數人不得不少買食品。”

在許多情況下，外地工人發現新工作的工資低於疫情之前，珠三角的情況是減少了約50%，工廠只能提供標準的工作周，而不能加班。沒有長時間的加班時間，外地工人就無法靠基本的工資生存。

一些非官方但可信的估計表明，中國的實際失業率現在可能為20％，多達8000萬外地工人無法找到工作，或被迫返回自己的村落，因為拿到的工資不能支撐高成本的城市生活。

貧困依舊

今年5月，在每年人大常會之後的新聞發布會上，李克強總理丟出了顆重磅炸彈。他說，中國有6億人口（占人口的43％）月收入不到1000元。

李克強說：“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令許多聽眾震驚的是，他們一直以來的印象是，這種極端的苦難在中國已經不復存在，或規模不會如此之龐大。中共原本對於中國將在明年之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均GDP達到2010年水平的2倍）的宣傳，被李克強的坦承徹底破壞。

在接下來的幾天裏，李克強還個人贊同恢復“地攤經濟”，以此作為在當前危機中創造就業機會的手段。一夜之間，“地攤經濟”成為社交媒體上的主要熱話，與此想法相關的公司甚至出現了“概念股”購買熱潮。李克強稱贊道，成都市政府通過設立設施支持街頭小販，創造了10萬個工作崗位。據報，其他27個城市也有支持類似的政策。

然而，情況突然180度大轉彎，與習近平密切聯系的北京市政府批評地攤經濟的概念是“不衛生不文明”。這標誌著政策上的突然轉向，幾天之內，“地攤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已不被官媒再提及。

無論是李克強對“地攤經濟”的提倡，還是來自習近平陣營的表面反彈，都不是與工人階級利益站在一起。通過在大街上兜售來謀生，絕不是實際就業和工廠倒閉的替代選擇。但是，狙擊李克強的政策的行動並非基於為窮人和失業者提供替代性支持。它反映了中共抱著精英主義的鄙視目光，特別是在北京等大城市對“低端人口”的蔑視。在過去幾年的迫遷政策下，“低端人口”很多已被連根拔起，並被趕出了這些城市。中共的城市發展政策越來越類似於隔離政策，或是說中國特色種族隔離，為的是將大城市留給“文明”的人口。

權鬥

同時，這場政策上的爭端反映了一個更重要的進程：很多人認為中共內部激烈的權力鬥爭是過去產物，但它現已重新開始。據稱，隨著習近平在2018年修憲中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製，他似乎已完全鞏固了對政權的控製，並正朝第三任期無人可擋地前進。現在看起來事情不再那麽篤定了。

李克強最近的角色，以及由於他較為“民粹主義”、謙遜的親民形象而獲得部分群眾同情，表明原本在內部派系鬥爭中使用的臨時和解辦法已經無用。自從習近平上臺以來，中共政權內從未爆發過如此公開和個人化的沖突，並且這一沖突圍繞中共政權兩個最重要的人物。

中宣部由習近平派系掌控之時，國有媒體的反應是即時且一面倒的，遠不只是為“地攤經濟”降溫。現在，李克強的講話和文章被刪除或更改。上一次出現這種情形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當時是反對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國務院總理是國家機構等級第二高的官員。

李克強代表的當然是中共黨內的“團派”，在習近平統治的8年，該派遭受打擊，並失去許多職位。但是習近平強硬而粗暴的鬥爭手段，以及國內外日益嚴峻的政策上的碰壁，可能會促成新的派系形成——無論李克強是否擔任他們的領袖，以在下一時期挑戰習近平的位置。

對於社會主義者，中國政權內部政治板塊的移動（即派系鬥爭）是即將發生的社會和政治動蕩的重要標誌。常言道，革命始於上層。我們對資產階級專政、徹頭徹尾獨裁的中共的任何一派都不抱有任何希望。我們主張以社會主義綱領和一個真正的工人階級政府，在中國乃至全球開展獨立的工人階級鬥爭。

中國：同地域歧視作鬥爭！

在今天，地域歧視不能再被視為一種不重要的網絡口嗨了，這根本不是不同地區的人之間的玩笑與調侃，而是和種族主義和排外思想一樣，是統治者對群眾分而治之的工具。它首先將壓迫指向中國的不發達地區，如東北、河南；而現在又隨著疫情的擴散指向了湖北人。三月末湖北黃梅和江西九江邊界上的沖突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中央政府所謂“善待湖北人”的號召根本沒有在地方政府之間起到任何作用。

籍貫成見

哪個地方政府不是像防賊一樣防著湖北人呢？我們可以看看被中共官媒和小市民誇贊的“硬核河南”是一種什麽行徑。河南省政府采取堆積土塊、石塊的形式堵塞道路，把經過湖北的歸鄉人員勸返，禁止任何鄂牌車，在已經從湖北返鄉的人家門前拉橫幅——這不得不讓人想起納粹上臺後法西斯匪徒在猶太人的家門口畫六芒星的情形，這一回則是湖北人成了中國的“不可接觸者”。難道對中共而言，重要的工作不是保衛人民免受病毒之害，而是保衛自己免受湖北人之害嗎？

而工人階級在地域歧視中受到的傷害則是最大的。許多湖北農民工要經過九江和黃梅的邊界大橋南下廣東務工，這樣一來他們的收入來源徹底被斷絕。對湖北人的用工歧視也變得常見起來。據《湖北日報》報道，湖北人返工、求職時碰壁，有的企業規定不得錄用身份證號碼以“42”開頭的員工，有的一見到湖北人就打出“招工已滿”的幌子，甚至還出現了湖北籍勞動者無故被辭退的情況。即使是勞動法也不能保衛他們的正當權利：這本來就是廢紙一張。

地域歧視在計劃經濟的時代被部分地克服，但是伴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再復蘇及加強，是中國資本主義地域發展、城鄉發展不平衡的產物。早在疫情之前，東北和河南等地就一直承受著地域歧視的攻擊，辱罵他們的口音、方言、文化，北上廣深等發達城市在這一歧視鏈中是高人一等的。

但不要被這層繡花枕頭給欺騙了。這些“國際化”的、體面的大都市究竟是建立在什麽之上的呢？北京有700多萬的外來人口，占北京市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河北、河南、東北、山東的外來打工者最多。中國的資產階級壓榨著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勞動者的剩余價值，打造了一座又一座的樣板城市，而廣大的內地鄉鎮和農村仍然處於極端貧困的狀態。在北京市的管理者眼中北京的外來務工者不是“北京人”，不應擠占北京市的公共資源，沒有資格擁有北京市的戶籍，2017年11月18日北京大興區火災後北京市的“整治”使大量外地務工者流離失所。中共媒體也一直在煽動地域歧視。在各種負面新聞和案件中，中共總是要強調人的東北和河南人身份。這些外省人喜歡“偷井蓋”，喜歡酗酒，口音是粗俗的，文化是下賤的，品格是卑劣的，在“大下崗”中失業的東北國企員工純屬“好吃懶做”、“自作自受”。

地域歧視的本質

但值得慶幸的是，中國的工人階級，遭受這一反動思潮影響不大。雖然沒有良好的待遇，但是全國各地的工人仍然赴往武漢建設方艙醫院；各地的勞動者們誌願無償捐贈物資、加班加點製造防疫用品……這一過程中他們是怎樣忍受中共官僚的吃拿卡要、資產階級的壓榨和利用的，我們對此倍感痛心，不能把他們的無私和光榮歸到官僚與資本家上去。

地域歧視的實質是什麽呢？是中國的官僚大資產階級煽動小市民仇恨來自全國各地的勞動者，在社會問題上轉移矛盾，並著手對這些進入中國資本主義中心地帶的邊緣地區勞動者進行鎮壓。基於工人鬥爭的考量，加上建立獨立工運的需要，地域歧視是不能被忽略的，從中我們可以窺見中國資產階級想怎樣培育排外思想，怎樣分裂中國各地的勞動者。為了保衛中國勞動者，消滅地域發展不平衡，社會主義者堅決反對地域歧視，堅持工人階級的團結鬥爭。

中國：中共利用兩會通過反動法案戕害女權

今年兩會代表打著“人民的名義”在會議中提出和通過了不利於女性利益的法案，自導自演了一場可笑的鬧劇，無疑是對中共獨裁體製罔顧百姓權益尊嚴的最形象見證。

在此番會議上，一個極具焦點與爭議聲的問題就是關於“離婚冷靜期”的法案。離婚冷靜期是指夫妻離婚時，政府強製要求雙方暫時分開考慮清楚後再行決定是否繼續離婚。僅僅在政府機關實施。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自婚姻登記機關收到離婚登記申請之日起三十日內，任何一方不願意離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記機關撤回離婚登記申請。面對輿論的一片嘩然，中共的喉舌——各大官媒先後發布所謂專家的解釋，強調僅適用於協議離婚。

面對關乎自己切身利益的法律條文，婦女們深知如果通過必將進一步侵害自己所剩無幾的權益，她們通過國內各大社交平臺——微博、微信、QQ以及知乎，通過發布文章，發起網絡投票，轉發評論點贊的方式，鮮明地指出法案只會助長不公平不正義之風，呼籲抵製。最終被禁評被刪文被無視，法案通過。

不平等猶在

至今在中國廣大的城市和農村地區，重男輕女的落後思維依然濃厚。一方面，這種思維導致了男多女少的人口現狀（很多女性生命在被檢查出來後即被墮胎），另一方面，又導致了很多男性結婚的焦慮（競爭壓力加大，沒有足夠資本的話很難擁有妻子）。重男輕女歧視女性的氛圍下，家暴頻發又導致不少女性恐婚。

然而離婚冷靜期並不能保障婚姻的穩定和家庭的和睦，因為目前所謂的婚姻與家庭本身就是建立在剝削與壓迫的基礎上的！這必然只能引發另一種結果，那就是越來越多人恐懼結婚，拒絕結婚。當下有一句名言，男生努力賺錢是為了結婚，有一個舒坦的家庭享受，女生努力賺錢是為了避免結婚，不淪為家庭的奴隸。

在中共的體製下，如今社會主流輿論與法律實踐，將女性同胞視為低等公民，把女人的命不當命，將她們從工作競爭中逼回家庭，在家庭中做牛做馬。

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以來，女權不斷倒退，女工的工作趨於低薪和不穩定，而核心家庭的觀念不斷加強，牢牢鞏固了女性的性別定型。核心家庭本來就是統治階級的維穩工具，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變得更為專製，自然也更加需要用父權主義和家長製來壓製婦女的自由，以削弱工人階級團結鬥爭的力量。只有在工人階級群眾政黨的領導下，為女性的經濟平等地位而鬥爭，爭取男女同工同酬、平等就業權利、建立公共服務以消滅婦女的家務負擔，才可以從根本上消滅歧視女性的觀念。而這需要徹底反對極權與資本主義。沒有婦女解放，就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

傑瑞米柯賓

湖南: 另一場毒奶粉醜聞

5月上旬，中國湖南省爆發“大頭娃娃”事件，有多名嬰孩因飲用“倍氨敏”的假奶粉而導致頭骨畸形並患上佝僂病，而涉事的廠商湖南唯樂可健康產業有限公司是所謂“合法商家”。事實上這是在郴州市半年內爆發第二起的假奶粉事件，而上一次則是2019年12月的“舒兒呔”事件，當時涉事廠商勾結著郴州市唯一的“三甲醫院”向家長推銷假奶粉。這揭露出從製造商到醫院到銷售通路構成了一個官僚腐敗政權與資本利益荼毒嬰孩的一條黑心結構。

奶粉的廠商一方面勾結地方的醫院，以一罐60元的回扣，讓醫生推銷；另一方面則掩蓋事實要求店鋪販賣。依網絡上曾在母嬰店工作的網友指出，廠商的銷售員就指出該產品是專售於嬰孩食用，但是事實上沒有任何營養的固體飲料，食用過多會導致營養不良。事件爆發後，地方的建委會、工商局一度的消極對待，直到社會上出現了巨大憤怒才開始介入，但仍施以非常輕的懲處，僅罰銷售商200萬元，並撤職一名醫生一年，但生產廠家沒有被罰，事後的賠償也還未徹底地落實，這也再次反映了中共官僚的腐敗處事態度。

以兒童利益為幌子

湖南大頭娃娃爆發以後，甚至有江西的家長透露自己曾依醫生建議買過名為佳瑞寶的假奶粉，而該產品不僅出現在母嬰房，江西、北京等地方上的超商都有出現。在中國不論是毒奶粉還是假奶粉的事件層出不窮。從2003年的安徽劣質奶粉到三鹿毒奶粉等等，每起事件都反應了資方如何為了利潤不顧並且和官僚甚至是私人的醫療機構勾結，罔顧工人階級的兒童的健康。

中共政權散布的民族主義意識，好比“孩子是祖國的花兒，少年強則國強”等等，不過是用來掩蓋自身的腐敗及親資的真面目。我們必須要將嬰兒健康食品的生產收歸於國有，由工人階級成立的獨立工會來民主的控製，並且擴大醫療資源，讓醫療機構真正可以照顧工人階級的健康。只有建立真正的民主計劃經濟，我們才能夠真正地捍衛兒童的健康。

中國：“醫護英雄”被暴政欺騙、盜竊及濫用

據報道在五月一號於鹹陽市婦幼保健院四十余名在一線奮戰的醫護由於所謂人才優化被“自願辭職”且“保證不以任何理由主張權利”（其中有26名為護士）。事件被曝光後引發了群眾的憤怒，而在圍攻之下院方卻宣稱此事為“不實報道，或被國外敵對勢力利用”。

諷刺的是，在上個月初，這批被資遣的醫護中大部分人剛剛從支援湖北抗疫歸來，院方甚至舉辦了儀式並稱他們是英雄。但這些支援的醫護人員不僅沒有獲得到應得的補貼，甚至也因為疫情期間醫院虧損而被資遣。支援湖北抗疫的醫護人員仍有高達五成未獲得補貼，同樣全國有高達8成的醫護人員在防疫其皆沒有獲得到任何的補助。甚至在封城的期間有36.4%的醫護人員收入減少了三到五成。

被犧牲的醫護英雄

今天中國的地方債務高達了8萬億美元，甚至在去年底還出現醫院為了補貼債務要求醫護人員自掏腰報認購債務。這次的事件就是為了在經濟危機下降低地方債務的壓力而削減醫護人員的勞動力成本，將貪汙腐敗的成本轉嫁在基層的勞動者身上。

之後透過了醫護的鬥爭和社會上群眾的憤怒所帶來的巨大壓力下院長已被撤職，而醫護們也已接到返崗通知並進行勞動仲裁。這證明了群眾鬥爭是對抗院方、資本家和中共政權最有力的方式。中國的基層勞動者需要組織起獨立工會，在疫癥期間我們更看清獨裁的政權與資本主義體製對基層所帶來的嚴重打擊。獨立工會是不可或缺的武器，同時要將醫療資源收歸於工人階級民主的管理，並且近一步地擴大公共醫療開支，取消中共貪汙腐敗所造成的醫院的巨大不良債務。

中共的獨裁政權想利用將醫護人員“英雄化”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來掩蓋獨裁政權在防疫上的無能以及轉移群眾的視線。並利用所謂的“境外勢力”來合理化對工人階級的打壓。這反映了中共政權是變得越來越脆弱，僅剩下民族主義的手段來維持其威信。我們全力聲援中國醫護工人為權利而鬥爭！

中國：迪士尼《花木蘭》電影廣遭負評與抵製

2020年9月4日，華特迪士尼影片公司出資製作的電影《花木蘭》上映。該片內容改編自同名中國民間傳說，主要描述一名代父從軍的傳奇女性人物花木蘭。長期以來，好萊塢被指責存在被白人壟斷、白人飾演非白人角色的問題，華人自然難以在其中施展拳腳。直到好萊塢、迪士尼日趨看重中國市場、與中國電影界合作越來越多，好萊塢大片中才更多地出現中國元素。今次該片雲集劉亦菲、甄子丹、鞏俐和李連傑等多名華人影星。然而，從2019年8月開始，影片就惹來相當多的爭議。

2019年8月14日，就香港反送中運動，《花木蘭》主演劉亦菲於新浪微博表態支持港警；另一主演甄子丹在今年6月30日於臉書慶祝香港國安法實施。該片在片尾感謝了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宣傳部、吐魯番公共安全局等多個中共及中國政府機關，而吐魯番公共安全局負責關押上百萬維吾爾族人的“再教育營”。考慮到電影於2018年8月開拍，劇組應是在中共於2017年升級對新疆鎮壓後前往當地的，因此也被質疑是否剝削少數民族勞工，或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合作。以上政治因素令港臺、泰國民主人士發起抵製行動，隨後該抵製行動擴大到韓國、美國等地。

除上述政治問題，《花木蘭》的劇情也存在諸多瑕疵，即使在中國也招致很多負評。原作《木蘭辭》並未記載木蘭所處之年代、年齡、籍貫、居住地，但是可以確定故事發生地對應今天的中國北方，年代應該在北魏；而電影中出現了中國南方、宋朝才開始有的土樓，以及其他不符合年代的物件。故事本應是木蘭女扮男裝、代父從軍、建立功勛的令人振奮的故事，但電影卻把原意改編成了生硬的“孝”。可見，考證不嚴謹、對中國元素錯誤應用，讓這部電影呈現出的仍是西方人對東方的臆想（即“東方主義”）。本來是一套向中共獻媚的電影，卻被《環球時報》批評為“藝術水平低下”，實在可笑。

早在1996年，迪士尼就因支持電影《達賴的一生》（被視為對達賴喇嘛的同情之作）而激怒中共政權，還造成1998年迪士尼出品的原創動畫片《花木蘭》被迫推遲一年在中國上映，且票房成績很差。今天，隨著中國資本進軍，為了保住中國市場，維持自身收入，好萊塢會對自己的電影先進行自我審查，刪改之後再推出。例如，2016年迪士尼子公司漫威推出的《奇異博士》刪除了一個藏人主角，以避免電影因為西藏議題在中國遭封殺。

對於電影在新疆取景的問題，美國19名跨黨派國會議員詢問迪士尼相關細節，然而其中包括盧比奧、克魯茲在內，有不少都是公開的親資右翼政客，代表美帝國主義利益。至於民主運動人士發起的抵製行動，有進步的一面，因為中國確實存在民主權利被打壓、少數民族受到特別壓迫等問題，而有一定組織、串連多國的抵製行動有可能引發更多普通民眾對於中國人權問題的關註。然而，抵製行動的發起人大多對美國政府少有批判，因此行動也會被美帝國主義操弄，從而疏遠中國大陸甚至海外工人群眾。況且，抵製行動成效不佳，《花木蘭》在臺灣和泰國上映兩周後，票房分別達到196萬和230萬美元，在臺灣更登上全臺新片票房冠軍。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電影業必然被資本控製，拍攝出的作品通常也必須符合統治階級的需要，而大部分電影公司則為了追逐流量、票房、獎項等因素而製作電影，將利潤置於觀眾愛好之上。只有擺脫獨裁政權的控製，並且消除商業市場的因素，電影藝術才能有真正的自由發展。

中國：親習與反習派內鬥升溫

中共政權正面臨著國內外加深的沖突及矛盾。感受到危機重重的統治階級，都為求自保派系的利益而采取不同的統治策略及方針。這種分歧使中共黨陷入劇烈的權鬥風暴。這不僅只是關乎到個人的統治權力，而是關乎到整個統治集團，因為資本主義的危機使不同派系的統治階級的利益越來越難以平衡並協調一致。中共權鬥往往為了表面團結而極力掩蓋分歧，他們害怕分歧曝露於公眾面前而使權威受損。因此，現今權鬥公開化表現了政權一定程度的失控，深陷危機。中美合作及全球化時代正式終結的處境中也讓中共內鬥越來越公開化。

過去習近平集權一身，在2018年修憲稱帝，都是建立在全球資本主義危機所導致的統治危機之上。中共政權意識到過去的派系分權的統治模式使「政令不出中南海」，面對國內民怨和國際衡突需要更強硬的民族主義，而中共不能再用舊有統治方式，唯有寄望由個人統治來有力推動資本主義市場化、帝國主義擴張政策及鎮壓群眾鬥爭來挽救統治。但過度僵化的個人統治不斷製造的新沖突中陷入更大的泥淖。中共內部對於習近平統治的絕望感越來越強烈。

當前公開權鬥以習近平和李克強為首的是自八九以來最高級別的官員之間的。李克強所代表的團派，過去在習近平統治時期遭受打擊，權力受到大大削弱。習近平將軍隊、政治、國安和外交權力都集於一身，而貴為國務院總理僅有的經濟決策權也越來越縮窄，使李克強多年來都相當低調。

正當習統治出現危機之時，李的伺機反擊不會是他的個人決定，背後是由中共更廣泛的統治階級中的不滿情緒所推動的。而反習勢力並不限於團派，還有過去同樣被清洗的江派、退休官員，甚至部分是習近平所屬的太子黨。「反習派系」並沒有共同的政綱，其內部利益也有互相矛盾，所以並不是一個堅實的集團。

總的來說，他們都認為習近平的個人獨裁在港臺疆蒙地區都造成反彈，而戰狼外交政策更使中國陷入孤立。他們恐懼自己的企業因經濟脫鉤而利潤受損，也慌張與外資利益斷裂，更害怕強硬統治最終使中國面臨一場革命，因此企圖削弱習的權力，妄圖恢復那一去不返的「正常」局面——寡頭分權獨裁、與西方國家友好、高經濟增長換來穩定。

早在一月底，當習近平因疫癥危機而消失一星期，而李克強則率先高調訪問武漢，就已表現出了權鬥的新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中國似乎出現了兩個領導，兩種政綱。習近平在五月提出的內循環，意思是刺激國內消費來推動增長，就地受到黨內敵對勢力的質疑。李克強之後提出消費是「經濟恢復的薄弱環節」，並反其道的提出「六穩」政策，主張恢復外貿與吸引外資來降低失業率。習李在巡視水災期間互相競爭，兩方提出截然不同的發展地區以及經濟方針。

雙循環

所謂的「雙循環」實質上也不過是將溫家寶在2007年提出的刺激內需的政策重新包裝，這政策從未成功。不論是習近平還是李克強的經濟政策，都沒有絲毫的反資或是「改良」的內容，並不能為工人階級帶來任何的幫助，也不會防範下一個時期的經濟惡化。因為整個中共及各派系都不可能逃脫資本主義經濟製造出的周期性災難。

整肅貪腐實質上也是內鬥的手段之一。首先是針對公安部，據報導這兩個月以來已經有高達了35名周永康派系（也就是所謂的上海幫）的政法高官遭到清算，公安部進行的授旗大典由國務院改成中央直接掌控。

黨內公開批評習近平的異己者也接續遭受到清算，包括太子黨任誌強，前中共黨校教授蔡霞到耿瀟男夫妻。這些人發表對習的批評，其措辭比港臺「民主派」更尖銳。例如蔡霞指中共是「政治殭屍」，指「習近平不下臺中共將全面瓦解」。他們所代表的勢力，是那些過往通過中共賦予的特權獲得了在西方的政圈人脈或資本利益，又或者在中國的企業與西方有密切關系，現在擔心中美沖突會危害自己。這些所謂的「自由派」主張對獨裁進行有限的改革，滿足私人資本家要求——市場自由化、減少國家幹預權力、讓更多統治派系瓜分利益。他們不會支持真正的民主權利，例如結社自由、獨立工會，選舉自由等。習近平為了捍衛統治地位而殺雞儆猴，權力鬥爭很可能會擴大至其他的派系。

在疫情爆發以後，全球資本主義危機更加的深化，中美兩大帝國的沖突更加尖銳。習近平為了在新的危機當中鞏固權力，只能進一步推動戰狼外交和強硬鎮壓。這不僅是為了向外國宣示實力，也要震攝黨內敵對派系，樹立統治威信。港版國安法之所以迅速推行，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不論是一帶一路還是中國製造2025的結果都適得其反，大量的經濟資源耗費，並與全球資本主義產生劇烈的沖突。在美帝國主義驅使下，歐美日以至其他小國的右翼政客都推動中國經濟脫鉤，藉此向施加壓力。中共不斷激化地緣軍事沖突，使外交關系緊張，只是顯露出習對自身旳統治沒有安全感，唯有透過粗暴手段來彰顯他的力量。但這只是去製造出更大的矛盾和新的危機，從香港，內蒙古到印度，激起了全球大規模的反中情緒。反習派別在這種壓力驅使下，越來越感到要製衡習的權力，阻止他的路線。若果形勢更為嚴峻，他們甚至得出結論，認為有推翻他的必要。

預計在十月舉行的五中全會可為我們對中共權鬥實況提供更多線索。距離2022年只有兩年，中共內容相信已開始討論二十大的黨領導人選問題，在商討繼任人的同時迫使習作出讓步。現在只能判斷習近平的連任並不是十拿九穩，預計他會把清洗行動升級，確保自己連任。反習派系的聲勢雖然有增長，但距離在2022年徹底拉倒習近平還有相當大的實力差距。根據報導，現在習近平有計劃恢復黨主席的身分，為延續第三期任作準備。因為中共的潛規則並不容許黨總書記連任兩屆，而國家主席實則上只是無實權的虛銜，所以需要新設黨主席一職來確保黨的實權在握。

未來發展

五中全會可以揭示的幾個未來發展：

習近平大獲全勝，並且透過黨主席的身分近一步地鞏固他的地位，這會在短暫的時間暫緩黨內的惡鬥，但習近平的地位受到進一步地鞏固，也意味著他的強硬作風會變本加厲，並製造更大而更尖銳的社會矛盾，就像是對內蒙古的漢語教育的推動。即便是在短期內可以透過高度的鎮壓來換來穩定，但只會讓政權埋下更巨大的炸彈，中共內鬥未來可再次激化，並將會比這幾個月來更加的劇烈。

另一種可能，習近平的統治被削弱，要和不同的派別作出妥協。國家機器集權後要分權是極為困難的，而且帝國主義衡突的戰線已開，西方會借機迫使中共作出更大的讓步，使中共統治菁英進退兩難。而即便中共的統治不再行個人獨裁，重返回鄧小平所提倡的「集體領導」的模式也無法保證避免危機惡化，充其量的是緩和習近平的強硬鎮壓和外交政策，為中共爭取短暫的蜜月期。權鬥反映著深刻的社會矛盾，因此將會以新的形式繼續。在資本主義底下威權或是民主都無法解決這些危機。

不論最終在五中全會上面，中共內部達成了甚麽樣的協議或是權衡，這些平衡都是非常脆弱和不穩定的，就像是中美在疫情爆發以前的貿易協議一樣，在一個危機持續深化的局面當中，任何的協議在新的矛盾面前都是不堪一擊的。習近平所舉辦的防疫表彰大會因為沒有李文亮，在中國遭受到許多網絡的撻伐。同樣的李克強提出的地攤經濟雖然受到習派的封鎖，但根據報導在8月之後也有各個城市，包括廈門及深圳恢復起地攤經濟。這些都顯露出政權對於治理的方式陷入分歧以及混亂。對於群眾來說，早晚都會感受到政權混亂，揭穿政權的外強中幹，因此加強危機意識並想尋求出路。群眾會開始尋找工人階級的出路，變得更有信心挑戰獨裁。

傑瑞米柯賓

我們徹頭徹尾的反對整個中共，不會寄望於任何一個派系。中共所有的派系只是用各種的小修小補來設法延續專政，並且主張犧牲工人階級來強化中國資本主義。我們是需要建立國際工人階級的團結，建設一個國際的馬克思主義革命政黨，進行社會主義的鬥爭，才能在新的鬥爭局勢到來時終結資本剝削。

中國：出現糧食危機嗎？

最近，在中國已經沈寂多年的“節約糧食”口號又出現了。在中美對抗，新冠肺炎肆虐，洪災余波未平的背景下，習近平做出“製止餐飲浪費行為”的指示，各級機關也隨之跟進各種形式主義運動，比如所謂“光盤行動”，比如多個地方政府的“n-1”,“n-2”模式（提倡點菜數量為用餐人數減去1或者2），官媒更是點名批評在網絡上表演吃東西的“吃播”是在“浪費食物”。諷刺的是僅僅在兩個月前，官媒猶在吹捧“吃播”能打造完整的商業鏈“刺激經濟”。

糧食危機？

這不禁讓人聯想到中國的糧食危機，截至8月5日，中國主產區夏糧小麥收購同比減少938.3萬噸，約20%。同時上半年小麥進口量幾乎翻倍。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7月和8月食品價格分別同比上漲13.2%和11.2%。南方最大的大米交易市場的稻谷收購商表示，今年的早稻不允許直接賣給米廠了，只能賣給國家糧庫，這是過去二十年來首次實行這一統購政策。

有不少中國媒體聲稱這只是正常現象，中國並不存在糧食危機，但是民間的還是出現了恐慌情緒。糧食危機的客觀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疫情影響農產品加工、運輸和消費，上半年洪災使得很多農田欠收甚至絕收，中美對抗的貿易戰以及之前多國對於農產品出口的限製。但是糧食危機的深層原因還是在於資本主義本身。

首先，城市化是資本的城市化，而非人的城市化，中國城市，特別是一線城市幾乎占據所有的資源。2019年中國城市人口平均收入是農村人口的2.66倍，其中資本性收入更是達到了10倍以上，2000年以來，中國農村勞動人口每年流失600萬，當小農經濟受到城市化的沖擊，貧困的農民進城打工，土地拋荒幾乎是必然的現象。

另外資本家為了追逐利潤，中國耕地也正受到各種汙染的威脅，從工業非法排放，到除草劑，化肥和塑料薄膜的殘留，目前全球有20%的耕地退化，而在中國這一比例是40%。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也使得瘟疫肆虐，從去年的豬瘟到今年的肺炎，都是糧食危機的重要因素，資本破壞森林和各種棲息地，野生動物被迫地離人類更近，並帶了來病毒。大規模的集約化的養殖為病毒快速爆發提供了環境，中國東南沿海從福建到廣東幾乎每一個海灣都被密密麻麻的水產養殖場擠滿，五月時三省曾爆發大規模“漁瘟”（魚類傳染病和寄生蟲病），在極高密度養殖的環境下迅速席卷各養殖場，造成魚類水產大批死亡。而抗生素的濫用讓病毒的毒性不斷累積，直到可以威脅人類的生命。事實上，這次的官方的說法會令民眾恐慌，也有宣傳口徑變化太快的原因。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官方關於節約糧食的宣傳就越來越少，乃至最後成為了只在食堂出現的例行標語。

官僚腐敗

中國的糧食政策的問題有另一大源頭，官僚腐敗。2015年的中儲糧貪汙案就了引爆輿論，糧倉官員和糧商互為表裏，用舊糧充新糧，甚至在庫糧食都不用動一下——只要賬本上的改動就等於獲利無數。無獨有偶，近年來黑龍江、吉林、江西等地，面對中央巡視組，儲備糧倉接連失火，民眾普遍懷疑這些又是為了掩蓋官員貪汙的“被失火”，戲稱“巡視組一來，糧倉就起火”。

2018年爆出新聞，江蘇一所小學8.5元的午餐費中就有5元被各級領導克扣，用參雜澱粉的火腿腸代替純肉——這還是在中國富裕沿海省份的情況，經過巡查，該地市委巡查稱“90%的學校在食材采購中弄虛作假，80%的學校食堂沒有監管”。2019年，中國糧食產量6.64億噸，進口1.06億噸，進口主要原因不是產量不足，而是進口更便宜。但為免谷賤傷農，又不得不作出鉅額農業補貼。這又給了官僚上下其手的腐敗空間，將大量無人耕作的農地拋荒，長滿雜草以騙取補貼。

官僚主義的弊病無法用另一個官僚機構來消除，無論有多少巡視組和監察機關，都只是用來平息人民憤怒的表面手段。在這個關頭當局強調節約糧食，怕的是在中美對抗，局勢緊張時發生糧食危機會動搖他們的統治。當糧食政策不再是為了人民福祉而設，任何官方發起的“運動”、“宣傳”，都只是各級官僚的任務和政績甚至錢袋，並且任何儲備、產量、面積數據都很難再反映真實情況。

糧食綱領

工人階級需要有獨立的糧食委員會，監督糧食生產的安全和存庫，把糧食的從生產到消費的各個環節都放在人民可以看到的地方，減少不必要的運輸和保存期間的浪費。此外，只有在公有製的基礎上，即將糧食生產企業全面公有化，並投資在安全和環保的耕作技術和設備之上，避免更多的環境災害，也可以給農民合理平等的收入和生活條件。

公有糧食企業應由工人階級民主管理，管理層人員只能領取工人薪金，並且可以隨時被罷免，以阻止官僚從中腐敗和榨取資源。工人階級可以民主規劃糧食的產量和庫存量，以免利潤製度造成的短缺和漲價。

社會主義者主張停止中美貿易戰，全國以至世界各國的貿易應由工人階級的民主管控，才能促進國際合作的糧食生產和分配，防止一時一地的災害造成嚴重的後果，也防止資本主義各國為競逐市場而爆發沖突。只有打倒資本主義，才能打倒“浪費”有理的邏輯，只有打倒官僚主義，才能打倒糧食上的“蛀蟲”。只有社會主義的民主計劃經濟才能建立可持續的、環境友好的生產體系和能切實滿足人民健康生活需求的分配體系。

中國：奶業問題

7月9日，微信公眾號寫手王小七發布文章《深扒蒙牛伊利6大罪狀，媒體不敢說，那就我來說》，痛斥中國壟斷奶業犯下的“六宗罪”，包括串通政府部門和官僚引發惡性競爭排擠對手、為擴大產量稀釋牛奶而添加各種化學品等。此文在中國互聯網迅速傳播並引起了社會各界廣泛關註。很快，中國乳製品工業協會稱文章內容不實，並強烈要求國家有關部門立即刪除該文章，取消微信號，責懲作者公開承認錯誤並向伊利、蒙牛及中國乳製品行業道歉以消除影響。據透露，寫手本人於7月18日被上海警方帶走，並拘留於閔行區華漕派出所。

在中國，奶業市場由壟斷資本控製與支配。從2005年2月2日多家企業聯合左右國家標準、2008年中國奶製品汙染事件、2018年串謀官僚跨省抓捕作家劉成昆與山西奶農郭玉珍，截止到今年5月湖南毒奶粉醜聞，奶業資本作的惡已經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人。

民眾受害

中國工人階級正在“享受”壟斷奶業資本帶來的“福潤”：全世界最高的嬰幼兒奶粉價格、平價奶頻繁的質量問題與被譽為全球最低標準的《中國乳品安全國家標準》。以蒙牛、伊利為代表的壟斷奶業資本已經與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相捆綁，洗白者也多利用此進行辯護，稱購買其產品是為保護所謂本國民族企業不被外國資本吞並，以此來掩蓋奶業資本擴張中的種種罪行。

從2008年嬰幼兒奶粉被爆出含有致癌的三聚氰胺開始，中國奶業便徹底毀掉了自身的信譽，“毒奶粉”也成為了一代人的噩夢。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當時的維權者郭利遭到雅士利乳業公司誘導式談判，被雅士利以敲詐勒索的名義舉報。郭利本人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山西人郭玉珍，一位為伊利提供奶源的奶農，於2018年因發布揭露伊利罪行的文章而被跨省抓捕。其案件一度被兩次退偵、三次延長起訴期限，並被判處一年的監禁。政府部門與資本已經緊緊勾結在了一起，共同欺壓毒害工人階級。

蒙牛和伊利卻借機三聚氰胺事件以“不得向奶製品投放工業原料”為由反過來要求政府降低檢驗標準，推動2010年《中國乳品安全國家標準》的實施，此標準遠低於歐盟或是美國標準——工人階級因為毒奶粉的犧牲並沒有（也不可能）換來奶業的改良，相反，卻換來了更多的細菌和更少的蛋白質。中國奶業市場變為更深層次的韭菜收割廠。

三聚氰胺事件距今已十年已久，但同克拉瑪依大火案中“讓領導先走”和河北大學交通肇事案“我爸是李剛”等事件一樣，已經深深影響了一代民眾。即使是到了今日，中國網民談論到國產奶粉時，仍喜歡提及三鹿以抒發自己的不滿。

事實上，此事件揭發出胡、溫時代官僚系統的極度腐朽——從2008年2月25日第一例問題奶粉回廠送驗，當事人所發帖被封殺，到9月8日新西蘭總理海倫·克拉克指令，新西蘭官員向中國政府報告，中國政府方才開始嚴肅對待。當中整整半年的過程中，毒奶粉問題被各級官僚打壓、封殺、草草了事！據中國衛生部通報，截至2008年12月底，累計報告患病兒童29.6萬人，住院治療52,898人。

9月，溫家寶多次巡查地方，稱其心裏感到非常不安及內疚，對不起大家。他批評部分企業沒良心，欠缺社會道德，但實際上，中國中宣部早已下令禁止中國內地媒體擅自報道三鹿事件，一律要以官方公布或新華社報道為準。工人階級及其他受害民眾渴求法律援助的路子被完全堵死。2010年11月，在毒奶粉工廠前發動民眾抗議的趙連海以“尋釁滋事”的罪名被判處兩年半的有期徒刑。

民眾的呼聲喚不醒一臺裝睡的機器——整整半年全國民眾兒童慘遭毒害，最後引起政權認真對待的還只能靠外國政府的一紙聲明！說明中共根本不在乎自己有多人國民受害，也不在乎無組織的民眾零星的抗爭，其宣傳的一切或是對民眾的承諾只是為了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並為其服務，而不會變為真正落實到工人手裏。

毫無寸進

三聚氰胺事件後，中國奶業環境得到了改善嗎？答案是否定的。2012年某西安實習生發布了其在蒙牛冰激淩代加工點的實習記錄——臟亂差的環境、回收不合衛生標準的廢品重用、擁擠的宿舍、12小時工作製、一人一崗的流水線、罰款製度及流水線上監控的監視……臭名昭著的19世紀血汗工廠像是回光返照般在中國狠狠紮根，並由獨裁政府庇護。

獨裁政府與壟斷資本狼狽為奸坑害普羅大眾，妄圖中共上層改良也只能是魔怔的幻想。我們應當認清獨裁政府與資本主義體製的本質，認清僅憑個人的力量不可能爭取到鬥爭的勝利，並意識到群眾鬥爭的重要性。我們應當認識到：群眾需要全面的言論及新聞自由，反對任何消息封鎖；組建基層勞動者獨立自主的工會，實施八小工作製及優良的工作環境；消費者需要獨立的委員會，調查食品安全問題，並有權嚴懲製造有害食品的企業高層；國有化大型奶製品企業、工人民主管理企業監督生產；企業管理層只能領取工人階級的薪金，不能享有經濟特權，並且可以隨時被罷，避免權力獨大和官商勾結；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才是徹底擺脫中國奶業的陰霾及破除對工人壓迫的出路。

中國：中共政權外交屢遭碰壁

在國際上，中共政權越發遭到孤立。自從中國外長王毅出訪歐洲，中共的處境更是糟糕。8月25日至9月1日，王毅訪問了歐盟五國，期間遭遇一路冷遇、譴責和抗議。訪問意大利、法國等國時，王毅也被當地官員問及華為、新疆人權問題和香港民主運動等話題。七大工業國集團（G7）之一的意大利在去年融入了中國「一帶一路」、成為該計劃在歐洲的「橋頭堡」，而意大利外長迪馬約（Luigi Di Maio）不給王毅面子，見面時直截了當提及香港局勢。

新冠疫癥爆發以來，由於美國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大，也因為全球格局改變迫使歐盟也是跟隨步伐，歐盟大大轉變了立場，反中立場越來越強硬。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首次歐盟國情咨文演講中便強調，中國是「一個系統性對手」。

美國施壓的舉動在華為問題最突出——歐盟多國受到美國壓力，在8月紛紛宣布抵製華為5G通信設備。現時比英國、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瑞典都正式排除華為。德國的科技業由於極為依賴中國，總理默克爾一直拒絕正式排除華為，但在國防部及美國的壓力下，現時也加強對其的通訊審查。

隨著全球產業鏈變動，中美經濟步向脫鉤，德國近期正推動「印太政策指導方針」，呼籲從中國分散投資，加強對韓國、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等其他印太國家的合作。與此同時，習近平提出的雙循環戰略意味著減少對德國商品的進口，並加強與東盟國家的經濟合作。這一方面意味著中德合作減少、競爭更多。

但更重要的是，歐盟對抗新冠肺炎不力、經濟大幅下滑，各國政府的統治都陷入嚴重危機，需要像美國那樣用中國問題來轉移國內群眾不滿的視線，展現自身「大國」形象。

歐盟是近期才轉變立場，變得更強硬對抗中國。因著自身的地緣政治利益考慮，過去兩年歐盟並沒有像美國那樣強硬反中，而是在中美間采采取溫和曖昩的立場。

2018年7月中歐峰會以來，中國設法拉攏歐盟抗美，但完全沒有成功使歐盟加入中方陣營。即使歐盟拒絕與中國聯合對美國采取行動，中國也一直避免與歐盟有更大沖突。今年3月底、4月初，中共利用「口罩外交」試圖提升自身國際（包括在歐盟的）地位，但因為出口的口罩和檢測試劑合格率太低而失敗。8月中旬，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訪問中東歐國家，相信是希望拉攏歐盟國家遏製中國。自然，中共也會派出王毅訪問歐洲，但從此行可能處處碰壁。

然而，這不代表歐美會組成堅實的反中聯盟。歐盟企圖保持戰略獨立性，加強自己在世界地緣政治的實力。在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和歐盟的關系也步入繃緊。全球的保護主義擡頭，歐美之間的貿易戰也在加劇。例如，10月初，針對美國政府對於波音公司的巨額補貼問題，世界貿易組織（WTO）裁定歐盟可對美國的價值近40億美元商品和服務貿易采取反措施。同時，歐盟也試圖對美國大型科技公司征收數字稅以及進行更嚴格的監管。在氣候協議、個人資料保護等問題上，歐盟與美國之間也有不少沖突。

在中共正陷入四面楚歌境地之時，很多反對中共獨裁的人會寄望於西方資產階級政客的支持，不少「加速主義」信奉者也會寄望外國政府製裁中共，讓爆炸性社會動蕩在中國來得更快些。但社會主義者不只反對中共獨裁，對於外國資產階級政府也不抱任何期望，因為他們也只是在無力處理本國危機、無法從中國恢復生產享受經濟成長紅利，才采取對中共強硬的姿態，並縱容、煽動民族主義來分化工人群眾，並反過來助長中共在國內煽動民族主義、愛國意識。真正令中國乃至全球工人階級獲得解放的方式，仍然是工人階級不分國籍團結鬥爭對抗世界資本主義。

傑瑞米柯賓

中國蘇州文明碼遭遇滑鐵盧—“文明”或是“野蠻”？

自從習近平上臺以來，面對國內外的一系列經濟與外交事務的困境，中國政府不斷加強對社會的控製力度，特別是利用現代科技建立起一張覆蓋全中國的“天網”。2020年9月3日，蘇州碼的升級版“蘇州文明碼”上線。據悉這一文明碼以1000分滿分，若市民有任何“不文明”行為——包括違法違規或部分合法行為——都會被扣除相應分數。如果分數不過關，則可能在日常生活和使用公共服務中處處受阻。“文明碼”一出，輿論嘩然。有人諷刺“文明碼”乃現代“良民證”，“文明碼”在人為劃分公民中的等級，有人質疑政府是否會把文明碼變成濫用公權力的工具。沒到四天時間，9月6日相關負責人即宣布“測試”結束。可以說蘇州地方政府變相承認了“文明碼”試驗的失敗，但是我們仍要警惕更多的“文明碼”出現。

蘇州文明碼作為強化控製的產物，其出現不是第一個，在中共獨裁政權被打倒之前，也絕不會是最後一個。中共獨裁政權正利用智能手機、互聯網以及大數據等新時代的生產工具建立更加嚴密的監控網絡，自動將那些不願意服從他們管製的人——譬如將罷工、遊行示威參與者、甚至發表不滿言論者定為“不文明”行為——排除在社會與公共生活之外。

民主權利意識覺醒

“文明碼”看似在提倡文明、懲罰不文明，實質上不過是被國家權力異化的一種規訓，其目的是赤裸裸的野蠻，也就是不斷強化中共獨裁統治的能力，確保威權統治能夠繼續進行下去。威權主義者如此青睞於新技術正在於這些技術可以減少他們實施階級統治、鎮壓群眾運動的成本，在過程中減少他們想像中的人為幹擾因素。然而此次文明碼及2019-2020年的一系列網絡輿論風波都在展示事情積極的一面：一部分中國網民開始意識到，中國的發展奇跡建立在毫無顧忌地壓榨公民權利之上，他們的公民意識開始覺醒，認為有必要向中共獨裁政權發出集體的反對聲音。

社會主義者反對以任何形式進行的數字控製及“文明碼”一類的社會控製手段，我們認為這種被國家權力扭曲的技術只能不斷鞏固和強化國家機器，為資產階級統治作倀。提升民眾的“文明素質”靠的是完善而全面的公共教育和相應的物質條件，而非通過“老大哥”式無孔不入的監控。只有通過廣泛的集體行動為民眾爭取對抗獨裁政權，廢除國安和政治警察部門，並將科技企業民主公有化，才能真正避免下一個“蘇州文明碼”的出現。

中國：人口普查背後的社會監控與維穩

根據中國媒體報導，2020年11月1日將正式開始第七次人口普查登記。不過在正式開始之前，各項準備工作既已開始，不少小區裏拉起橫幅宣傳積極參與人口普查的好處。根據國務院的說法，「電子化采集」也會成為此次人口普查的重要工具，在日常生活中最直接的體現，便是各處的二維碼張貼齊全，等著居民提前登記自己的個人信息。這一舉動暗示了中國政府正在試圖利用新時代的互聯網和大數據，構建一個更加嚴密的社會控製網絡。

在此次人口普查中，不僅調查所使用的片區劃分變得更加精細，對於個人信息的掌握也更加精確，譬如人口流動的情況。筆者在參與由政府主導的類似社會調查時候，也敏銳地註意到小區中的外來居民對此類調查的不信任，因為中國政府在控製居民的上心程度高於他們關心邊緣群體和少數群體的程度。某個小區中的橫幅寫著「都是國家的寶，一個都不能少」，可以說是對人口普查赤裸裸的諷刺，並道出了政府要將普查計劃精確到個人的野心。

維穩手段

自古以來，各國統治者及其仆從都知道，充分掌握精確的人口資料是增加國家政權汲取社會資源能力的重要手段，在中國這樣一個實施威權統治的國家更是如此，更加精確的人口數據有助於充分地了解和控製它的國民。早在2004年，中國學者劉能便指出「少數群體」如下崗工人聚集的小區最有可能孕育出製造社會不穩定的集體行動。顯然中國政府試圖用人口普查的方式捕捉和追蹤這些流動的人口，以免他們破壞「維穩」的大好局面。政府根據人口資料所作出的城市規劃，永遠伴隨著階級壓迫——將被邊緣化的「低端人口」隔離起來，避免他們「破壞市容」和「製造混亂」，而富人則占據著社會大部分資源。

有人質疑這些個人信息是否會泄露，是否會成為「有關」部門進行行政處罰的依據，國務院信心滿滿地承諾：人口普查的數據受到「嚴密的數據加密和脫敏技術」保護。然而我們相信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大陸讀者對此只會付之一笑——推銷廣告、垃圾短信無時不刻不在提醒他們——中國的公民個人信息保護機製根本可以說是千瘡百孔、漏洞百出，只需要一點權力和一些賄賂就能把它捅出個大窟窿，各方證據表明各地政府都有參與出售民眾個人訊息予商業機構，以至於堆成山的個人信息待價而沽。

數據私隱

也許有人會說社會主義者沒有看到人口普查「利國利民」的一面，然而我們要的是將普查數據用在社會公共服務的能力，而不是為了監控社會群體和鎮壓反對派，也不是為了實行階級壓迫的政策。在中國，人口普查與身份證、監控網絡一並成為社會控製網絡的一部分。我們應該去反思：人口普查究竟「利」誰的國？一直以來，政府都禁止公布無對國家的社會數據，像顯示貧富差距程度的堅尼系數，多年來都是不可公開的秘密。而GDP數字多年來都充滿水分，如果政府願意的話，堂堂「泱泱大國」都怎會沒有能力調查真實的資料？

不僅僅是中國的社會控製網絡，西方資產階級國家也竭力收集民眾隱私，一如斯諾登所揭發的美國「棱鏡計劃」。

社會主義者認為任何資本主義政府是不可能真正保護公民的個人信息與個人隱私的，而獨裁的中共更為如此。社會主義者認為應該通過民主委員會監督政府有效保護公民個人信息不被泄露。我們要求廢除國家安全部門以及控製網絡信息的部門，停止一切監控和控製社會輿論的行為。只有全面民主公營的經濟才能避免政府及企業為利潤出賣公民個人隱私，同時利用人口數據更好地提供社會服務和資源分配。這一切只有打倒極權資本主義才有可能實現。

中國：娛樂文藝自由被禁——見證文化審查強化的八年

廣電局在今年七月頒布了二十類題材審查及規避命令，嚴格限製影視拍攝的內容，打壓藝文創作自由。近期中共不僅提高對於新影視作品的打壓，也紛紛的將過去審查核可的作品下架，包含了描繪宮廷內鬥的《延禧攻略》、《如懿傳》，也將一部描繪反獨裁政權的《V字仇殺隊》給封鎖查禁。《V字仇殺隊》電影影響深遠，從香港的民主運動到世界各地的群眾抗爭，總能看到帶著V面具的抗爭者，這是因為該電影雖然推崇無政府派的個人英雄主義，但在當代觀眾的詮釋中象征著反對獨裁的抗爭精神。當然，這種精神也為施行資本主義獨裁的中共政府所恐懼。這反映出中共獨裁的膽怯，害怕藝術的自由創作會群眾的政治意識，因此必須嚴密控製輿論。

8月15日，評分排在豆瓣68名的電影《V字仇殺隊》（港譯《V煞》；臺譯《V怪客》）的頁面突然消失，各大視頻網站和社交媒體有關該電影鏈接和評論也一並被刪除。大量疑惑而憤怒的網友來到漫畫版《V字仇殺隊》的豆瓣頁面下討論，但不久評論區也被和諧。成千上萬的聲音瞬間被刪除，就好像它們從來不存在一樣。

但是僅僅在8年前的2012年，該電影一刀未剪地在央視六套播出，當時的共青團喉舌中青報表示央視播出該電影「讓人大感驚喜」、「為開明喝彩」和「沒有寬松氛圍就沒有文化繁榮」。今日再看官媒的這些言論，令人不難發現政權的危機感與不自信更為強烈。

多部作品被禁

實質上中共對於藝文自由的打壓一直都存在，在2012年、一部愛情電影《頤和園》因為涉及隱涉六四革命，該片導演婁燁被下令長達五年不能拍電影。又例如2017年的韓國電影《出租車司機》講的1980年的韓國光州事件，這本與中共無直接聯系，卻因為能讓人聯系起六四鎮壓而遭到全網封禁。

今年較早，禁止未成年人每天玩網上遊戲的時間。後來因為遊戲動物之森的玩家在遊戲內繪製武漢華南海鮮市場、譚德塞與中習近平嘲諷中共，不但下令遊戲下架，甚至禁止遊戲出現殭屍和疫瘟的題材，並且指遊戲的地圖編輯功能是用來宣揚分裂祖國。

這必然觸動年輕人的神經，即使尚未被政治化的一群也強烈感受到自由被剝奪。在江澤民統治時代，中共放任媒體的娛樂八卦和色情暴力，利用拜金及縱欲主義來轉移群眾對政權的視線；而習近平則走向另一極端，對文藝和媒體采取家長式管製，企圖利用民族主義和儒家道德來鉗製群眾反抗思想。

在中共獨裁底下藝文創作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因為政權恐懼藝文創作的自由將讓部分藝文創作者與知識分子借此激起工人階級與基層人民對當局的批評與厭惡。然而，在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之中，影視產業資本同樣會為了利潤與市場，迫使影視創作者放棄創作自由，根據美國筆會及一些知名的電影創作者指出，好萊塢影視產業資本為了要瓜分中國的電影市場，也配合著中共獨裁進行創作自由的審查，甚至是向中共獨裁獻媚。單單在2019年中國電影市場中，好萊塢影視產業資本便取得26億美元票房進帳。

馬克思主義者反對一切對文藝的審查，要實現真正的藝文創作自由，為著言論與創作自由而鬥爭！使藝文創作者不再做獨裁政府的化妝師、不再仰賴資本家的臉色與市場的營利導向而過活。

中國：不僅僅是天災——中共獨裁的無能加劇災情！

這一場1998年以來最嚴重的洪災，進一步重創了早已因疫情與經濟危機而岌岌可危的人民生計——獨裁資本主義體製與病毒、洪災，荼毒著中國基層人民與工人階級的現在與未來。

每年長江在這個時候都會出現水位擡升；又恰逢東南地區的梅雨季節又起到了助推作用；而作為貪腐工程的代表——三峽大壩，從不曾讓它的質疑者失望，對遏製洪水的泛濫、調節汛流沒有發揮到令人滿意的作用。

根據官方公布數字（根據過往劣跡，我們可以合理懷疑實情更為嚴重），超過七千萬人淪為受災戶、271人死亡或失蹤、經濟損失高達人民幣2143億元以上、數百萬人流離失所。災區遍及全國28省，緊急安置人次達469萬人，對比近五年平均值高出47%。國務院扶貧小組副主任洪天雲則表示，截至8月21日、恐有1.3萬家戶重新淪為貧困家戶。而在這樣的悲劇面前，中共中央現在僅落實25億元的救災經費——而這些錢又將流向何處呢？

根據受災區網民的回復，他們在歷年水災泄洪後並沒有得到國家的任何補助，只有部分地區象征性的發放了方便面和礦泉水作為慰勞物資，此前黃山災民更是傳來了“一百萬人共得250萬受災補貼，平均一人兩塊五安家費”的笑話。

要切實救災 不要作秀宣傳

即便根據政府當局於8月26日所宣稱的，中央與地方將合計撥款一千億元人民幣用於災後重建。姑且不論當中將有多少公帑進入官員與資本家的口袋中，這筆預算平均於七千萬名受災戶之中，每人僅得1500元的預算援助。對照之下，本年度軍備預算高達1兆2680億元。中共當局維持獨裁製度的企圖、擴張中國帝國主義的野心、以及官僚腐敗，吞噬了基層人民應得的防洪預算與建設！

面對98年後的最大洪災，習近平神隱了將近三個月才首次公開視察災情，而這場“視察秀”中的“災民”，也被網民踢爆是“臨時演員”。而在此之前，網路上充斥著對習的批評與不滿。面對社會輿論中對習近平的批評，中共宣傳部門也在7月底、8月初起加強網路管控、以杜絕各種對當局的批評與質疑，並大力渲染各種民族主義“正能量”宣傳。

在當局施壓之下，媒體起初有意的減少了關於洪災的相關報道。可笑的是，國內最早的報道是一則大水淹過之後某城市出現彩虹的新聞。等到洪水來到家門口，紙包不住火的時候，才開始呼籲民眾註意安全齊心抗洪。這導致了相關援助的滯後，比如合肥在洪水沖擊的時候才開始請求物資捐贈，可是時間太趕，有心無力。

另一方面，大量訊息不發達的農民工在這時候才知道事情，想回去幫助家裏人轉移物資，也是為時已晚了，人員的安危，財產的損失，又找誰算呢？在感覺人力不足的情況下，政府更是開始軟硬兼施的把城市的大學生和鄉下的農民慫恿到到一線抗洪，美其名曰：為國效力。

當局雖然能暫時以國家暴力來壓製輿論中對於防洪無能、救災不力的批評聲浪，卻始終不能辦好防洪工程，擋下未來再有的大洪災。

最嚴重時，緊鄰三峽的宜昌市幾乎高度與水位持平險些自身難保，差點上演“水淹金山寺”；另一方面，今年的新冠疫情也沈重打擊了政府的財政，人力物力非常有限，往年喜歡借著水災旱災走選秀出來扮演親民形象的官員這次都不肯出來扭幾下了。

進入七月下旬，洪水的總量達到一定的高峰，一向以科學大國自詡的中國政府的先進技術貌似在洪水目前和疫情目前一樣沒什麽效果，於是再次號召人民“舍小家保大家”。那麽這次作出犧牲覺悟的重擔就落到了安徽的頭上。原因也很簡單，上遊的河南是人口大省，提供了大量勞動力，下遊的江蘇是經濟大省，承擔著財政重任。於是中央貼心地給出了兩個選擇；要麽你自願犧牲，要麽主動做出犧牲。

7月20號，安徽阜陽市阜南縣王家壩決定開閘爆破泄洪，將來自淮河流域的洪水留住，以完成指標，2000居民在臨時緊急通知的情況下匆忙轉移，大量財產被迫拋棄，開閘後，整個蒙窪蓄洪區成為一片水鄉澤國，田地工廠以及來不及帶走的家畜都被淹沒。在過去的60年裏，該地已經成為了國家禦用的泄洪區，先後開閘16次。農民們的辛勤勞作就這麽一次又一次的在官僚們“舍小家保大家”的口號下化為烏有。而在整個安徽，更是遍布多個泄洪地點，自入訊以來，受災人口到達399.2萬人，被迫遷移人口66.4萬。

今年因為疫情原因，每年全國統一的高考不得不推遲到7月7號至8號舉行。然而面對七月以來愈發嚴重的長江洪水，有關部門卻絲毫不考慮沿岸省份學生可能無法同時參加，結果是高考當天黃山河水倒灌積水嚴重，歙縣兩千名考生只有五百名到達考場。考試連續延遲兩次，不得不替換備用卷臨時更改時間，給考生的心理帶來了嚴重的壓力，但這一切只能讓學生們和家長們去承擔。在把高考視作改變階級命運的國家，這是何等殘忍的一件事。

在氣候危機愈發劇烈、惡化的今天，未來勢必將有危害更大的洪災。社會主義者認為，群眾不能信任政府的救災工作，需要由下而上自我組織救災委員會，安排物資和醫療資源的分配，給予受災戶全面且充裕的援助、保障其一切所需，才能阻止貪腐官員將捐款中飽私囊。而且同時需要建立民主機製以防止食品價格暴漲和投機的情況發生。需要進行符合公眾集體安全的疏洪建設，就要將基建項目收歸工人階級民主管理。

對抗未來洪災 出路在哪？

社會主義者反對一切的新聞封鎖，要求公開透明災情消息。為了調查災情真相，需要由災民和工人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追討合理賠償，並嚴懲失職和腐敗的官員。

要實現這樣迫切且必要的措施，需要建設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推翻這個由無能權貴鉅富所執掌的獨裁資本主義製度，並以工人階級民主管理社會運作，如此才能將社會的巨大財富與科研技術充分用於保障基層人民之安全，並投資對抗氣候危機所需的一切科研項目與各類建設，才能使未來的人們真正告別洪災、告別人類史中至今不絕的水患。

傑瑞米柯賓

中國：國家機器對左翼人士的鎮壓升級

8月14日，南京中級法院對左翼人士柴曉明在進行秘密審判，他被當局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法院判決和刑期尚未公布，但南京檢察院公訴人建議量刑3到5年。據了解，柴曉明的律師與當局簽了保密協議，以確保有關其案件的消息不會被泄露。

針對柴曉明的這一案件是極大的不公義，是中共獨裁對毛派和托派青年進行更廣泛鎮壓的征兆。10月，毛派退休工人孟憲達（網站“人民之聲”編輯）被當局拘留，隨後被釋放。兩個案件沒有直接聯系，但和柴曉明一樣的是，孟憲達也是2018年深圳佳士工人鬥爭的堅定支持者。

柴曉明自稱托洛茨基主義者。在大約十年前的一段時間裏，他經常與工人國際委員會（2020年更名為ISA國際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勞工論壇進行討論，但隨後他以政治分歧為由中斷了所有聯系。柴曉明於2019年被捕時，是“毛派”左翼網站“紅色參考”的編輯。

最昂貴的警察國家

中國的秘密審判意味著被告的家人、朋友和媒體都被拒之門外。在許多情況下，被告的律師是由官方所委派的，而非自己選擇的。如果當局認定犯的罪涉及“國家機密”，就會下令進行秘密審判。

中國的司法系統和法院均由中共所嚴密控製，定罪率超過99%。從2006年到2016年的法院統計數據顯示，無罪釋放的被告不到0.2%。換句話說，出庭幾乎等於有罪判決。此外，大多數審判嚴重依賴供詞，而供詞又往往是在酷刑脅迫下獲得的（尤其是涉及政治的案件）。如果被告不“配合”，當局就會以懲罰家人、朋友或聯系人士作威脅。上述內容都是在中共控製的司法系統中司空見慣。

隨著中國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國家機器變得更加高壓獨裁，遂成為世界上最昂貴的警察國家。政府用於“維穩”的預算大於其軍事預算。最新“維穩”經費數據為2019年的人民幣1.39萬億元（2100億美元），差不多相當於公共醫療預算的人民幣1.64萬億元（2480億美元）。

柴曉明的案件的細節尚未對外公布，但他被南京市國安局拘留的時間始於2019年3月，在該案提起訴訟之前17個月。2019年9月，他被正式逮捕，表明從拘留到對他的案子正式審理經歷了6個月的時間。這也符合中共對政治異議人士的迫害模式，在審判前將其長期拘留，從中提取供詞，在許多情況下，遭遇如此迫害的異議人士被迫“配合”以免加重刑罰。

佳士工人鬥爭

柴曉明的案件與之前的佳士工人鬥爭有關，當時來自中國各地的左翼青年和活躍份子為深圳一家機械廠的一群工人爭取組織工會權利。這場鬥爭被中共獨裁政權嚴厲鎮壓，揭露出中共完全反工人階級的一面。

佳士資方拒絕批準在工廠成立工會（在中國，獨立工會是非法的）。他們開除並雇用流氓暴徒毆打主要的工人代表。工人和資本家的待遇形成鮮明對比，清楚地表明了中國乃威權資本主義製度的政治現實。佳士董事長潘磊和人事經理郭麗群均為深圳市人大代表，而人大這個偽議會中的“人民代表”皆由中共所欽選。

隨工人鬥爭而來的警方鎮壓中，80多名青年和工人被捕或失蹤。“紅色參考”是少數幾個協助傳播此案消息的網站，而這正正觸怒了中共政權。

到2018年底，中共當局在全國上下的大學校園內展開了鎮壓，並終止了許多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學會”的運作，這些社團被認為支持佳士工人鬥爭。在被警察拘留數月之後，多名抗爭學生領袖被迫拍下“認罪視頻”。柴曉明也在大約這個時候被捕。

柴曉明的唯一罪行是捍衛工人的權利，抗議工人和社會主義者在中國遭遇的殘酷鎮壓。習近平政權對左翼青年和年長的運動人士采取日益嚴厲的鎮壓表明，當局盡管試圖展現力量和穩定，但卻對社會主義思想越來越受支持感到恐懼。對於新一代的中國左翼和社會主義青年來說，柴曉明的迫害只是提供了更多組織起來反對資本主義和獨裁統治的理由。

中國：習近平政權向馬雲與螞蟻集團宣戰

螞蟻集團的龐大上市計劃，在最後一刻被混亂地取消。這顯示了中共專製與中國科技業的新興寡頭資本家之間，爆發了一次重大沖突。這甚至相當於“宣戰”行為，而中共當局同時也陷入不同的“戰事”，包括與美國政府的沖突。據報，習近平親自下令阻止螞蟻上市，縱使這會對中共的市場信用帶來嚴重打擊，而同時間美國也在指控中國科技企業充當中國政府的工具和附庸。

中國的主要面向微型信貸業務的科技金融集團“螞蟻集團”A股與H股原定於十一月五日於上海創科板與香港聯交所同步上市，這一上市計劃涉及融資額達2300億元人民幣，上市後的估值可能高達3100億美元，遠超包括花旗與高盛集團等全球主要銀行，直逼摩根大通的市值。新股首發的消息在中國和香港的股票交易市場都引發了一波認購投機潮，A股與H股分別超額認購近900和400倍。其龐大的體量和熱切的認購額使之成為人類資本史上最大的集資計劃。

戛然而止

然而，這一“壯舉”卻在上市前兩天（十一月三日）宣布流產，戛然而止。此前一日的十一月二日，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國家外匯管理局約談馬雲、螞蟻集團董事長以及執行長。同日，銀保監會會同央行發布《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規管小額貸款公司的出資比例，這一規定被廣泛解讀為直接針對螞蟻集團而來。

在此前的日子中，螞蟻集團的上市計劃可謂一帆風順。叫停上市的晴天霹靂決定，揭露了中共機器經常的矛盾而不協調的運轉方式。這問題直到被送往習近平之前，也是在馬雲10月份的“不尊重”言論之前，似乎沒有人在“掌控”事情。我們在2015年股災和貨幣危機，看到了類似的缺乏協調。這些都是了解未來中國經濟危機和動蕩會如何失控的重要教訓。

八月底，中國證監會從受理螞蟻的IPO（公開新股發行）申請到完成審批只花了史無前例的二十五天。從路路暢通到突然煞停，眾多猜測認為是由於馬雲本人在十月底於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發表的演講中，公開且尖酸地批評挖苦中國政府對金融業的監管“過時落伍”，觸怒了當局因而叫停其上市計劃。

事實上，對中國金融監管的官僚體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約談”同日所出臺的 《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從立案起草到公開頒布，起碼要花上一兩年的準備時間，決非臨時起意煞停螞蟻上市。因此，更有可能的時間順序是馬雲早知山雨欲來而在公開演講中放手一搏，意圖製造輿論聲勢倒迫中國的金融監管機構。但這件事造成反彈並惹怒了當局，也為習近平敲響了警鐘。當局的擔憂，不單是馬雲等個別的資本家會過於“獨立”和傲慢，而且他們的經濟力量在未來會變得過大，能夠公開迫使當局屈服於“市場力量”，連政府也控製不住他們。從政權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很危險的邏輯，因為中共必須要不斷展示自己為社會中最強大的力量。

馬雲本人對外一直宣稱，螞蟻集團是一家“科技型企業”。簡單而言螞蟻集團是憑借著馬雲旗下的阿裏巴巴集團在中國電子商貿領域中的壟斷性地位，承接了電子商貿交易過程中的支付、交易中介擔保、以及小額金融貸款的業務。據螞蟻上市招股書，螞蟻集團按業務可拆分為三大板塊：以支付寶起家的電子支付平臺、以微貸、理財、保險業務構成的電子金融科技平臺和以大數據征信、區塊鏈、海外支付等構成的創新與其他板塊。可見其核心經營的是金融服務，本質上毫無疑問是一家金融機構，而且更是一家巨型機構，甚至足以向國有銀行施壓，使其可能走向與中共政權核心需要相違背的方向。馬雲以“科技型企業”包裝上市，實際上是為了回避金融業對杠桿率、資本金和準備金的監管。

危險的杠桿率

螞蟻集團直至2020年6月，在中國促成信貸余額已高達21536億元。翻查螞蟻小微小額貸款有限公司的財報，至2019年底，公司凈資產177億元，註冊資本120億元，即螞蟻集團用不到200億的本金就發放了超過2萬億貸款，杠桿率超過100倍！而這意味核心資本充足率僅0.8%，遠遠低於巴塞爾協議（即資本充足協定，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成員所推出的資本充足比率要求）對銀行4%的要求。固然螞蟻集團本身不是銀行，因此不受巴塞爾協議規管，但顯然這個被馬雲稱為“老人具樂部”的協定對他而言芒刺在背，時刻提醒著他作為一家金融機構，有著上千億元的資本金缺口。

中國的金融系統自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後一直存在著債務陰霾，為了降低風險，監管當局近年一直推行“去杠桿”政策以冀降低金融市場的杠桿率，以防一旦爆發危機，也可控製損失。然而，全國的居民杠桿率卻依然快速增長，特別是由於新冠疫情影響，過去數年稍稍降下杠桿率再次反彈，甚至創出新高。2020年三季中國宏觀杠桿率達到270%，其中居民部門杠桿率為61.4%，雖然尚不及美國次貸危機時的98.6%，但回溯到2008年，中國居民杠桿率僅為17.9%，到2018年已暴漲至60%。相對而言美國居民杠桿率從20%到60%的過程經過了40年，而中國只用了10年，迅速暴漲的居民杠桿率亦間接地反映了貧富差距的急速擴大。

螞蟻集團現在被指控是中國家庭債務不斷增加的元兇。與此同時，這也反映了資本主義的無盡矛盾，這也包含“中國特色”的製度，因為中共透過“雙循環”戰略來提高個人消費的計劃，只能建築於更多的消費者債務之上。民眾的收入水平根本不足以大幅擴張消費開支。中共可以對螞蟻等企業實施更嚴謹的限製，但卻會為自己帶來反效果。

同樣跟美國08年次貸危機相似的，是螞蟻集團與銀行的合作形式。現時螞蟻集團與100多家銀行合作，而螞蟻的聯合貸款出資比例僅為1%－5%，意味著那100多家銀行相對而言承擔了95%－99%的債權和壞帳風險。換句話說，螞蟻的商業模式是寄生性的，作為中介人賺取利潤，而又讓國有銀行承擔所有風險。

同時也由於疫情的影響，螞蟻業務的消費信貸逾期率已由去年年底的1.56%翻倍上升至3%。以2萬億放貸額計算，壞帳數額已達600億，這對於那100多家合作銀行而言他們的壞帳準備金可能不足以抵扣，這相當於一個危險的定時炸彈。

由於中國的信用卡業務相對較小，螞蟻所提供的小額消費信貸迅速填補了這一空間，掌握了8億居民的消費信貸業務，實際上已變得“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ll)。馬雲稱“中國金融沒有系統性風險，因為中國金融還沒形成系統”這番話相當諷刺，因為他正是其中一個給中國金融系統埋下了隱患的人。

股票投機

另方面，螞蟻在國內發行股份的手法亦引人懷疑。九月開始，馬雲通過支付寶向大眾銷售螞蟻戰略配售基金，集資600億元人民幣，但這主要面向一般群眾的銷售條款卻包括了鎖定18個月不得轉讓。但同時，螞蟻集團內地的招股書中條款卻標明“持股5%內的股東，在上市後12個月可以轉讓”。

而在十一月七日，中國財新網公開了螞蟻顯名股東名單。股東名單中包括了國內資本以及中共國有企業，以及新加坡淡馬錫和政府投資公司、馬來西亞國庫、加拿大退休金計劃投資委員會，甚至包括了香港親政府富豪李嘉誠0.54%以及董建華0.05%。

條款間的差異，意味著各大資本以及李嘉誠和董建華等個人完全可以先於普通股民提前離場，盡情在招股熱潮中飆升的股值投機。

但同時，全球疫情尚未得到控製，全球經濟在未來幾年將深陷危機，加上中美沖突，中國經濟亦不會樂觀。而同時中共去杠桿化政策失敗，居民杠桿率和宏觀杠桿率創新高，債務逾期與違約率增加，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發生債務危機的風險。

在11月10日當局宣布新草案來規管科技業的壟斷行為後，中國科技企業的股票遭到拋售。這些事件顯示中共政權及其所為“更優勝”的資本主義模式（國家資本主義專製）也正朝向暴風雨，其政治及經濟矛盾正不斷增加。當局與寡頭資本家之間的沖突，直接或間接聯系到政權內部的派別權鬥，而這也是自1980年代末以來最為嚴重。習近平介入去阻止螞蟻上市，也是政治因素的反映。事實上，政治因素更可能是主要原因──為了發出信號，警告沒有任何個人，包括中國的前首富，能夠破壞習近平中共的“規矩”。但習近平的每一個新“解決方案”──無論是香港的國安法，或者是對美的強硬立場──都在製造新的危機。

馬雲並不代表為意識形態挑戰中共的“資產階級民主”，他關心的只是為了最大化自己的經濟力量和位置。馬雲最惡名昭彰的是主張“996”工作，而他過去也曾贊揚鄧小平在1989年的六四鎮壓。

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計劃經濟才是解決方案，而非調控資本主義，不論是民主或專製政府。因為資本主義永遠都會為了最多的利潤而抵消和抗逆規管。我們需要將大企業公有化，這當然包括馬雲的商業王國，並將整個經濟置於多數人利益的民主管理。不要鐵腕極權政權，而是透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工人政府來實行公有製，由人民、基層工人階級掌控及管理企業。如果這些擁有社會巨大力量的企業，交由貪婪的資本家、投機者或短視的腐敗官僚所控製的話，未來這只會導致經濟危機與災難。

中國各地學生抗議監獄般封校措施

自從4月份以來，由於新冠肺炎疫情，中國政府對大學和院校實施了嚴格的校園封鎖。對於9月1日開始的新學期，盡管教育部在8月宣布部分放寬限製，但許多學校仍繼續實行嚴厲的封鎖措施，包括嚴格的出入管製、保安封鎖學校出口。截至本文付梓的10月，這些措施已經引發了多個地區的學生抗議。

中國各地的大學仍處於封鎖狀態。全國有3700萬的學生被禁止離開校園，根據官方說法，這是為了“防止疫情擴散”。全國多處校園內發爆了抗爭。在如此政治高壓的條件下，中國學生面對的是極權統治，卻表現出令人欽佩的勇氣。

中共獨裁設法壓製批評聲音，高調宣揚說政府“戰勝”了疫情和經濟危機，但這些自吹自擂的假象卻被學生的訴求戳破——反對宿舍惡劣不堪的衛生條件、反對學校食堂使用“地溝油”、反對不斷上漲的水費、反對減少學生本已很短的洗澡時間。資金極其匱乏的教育體製，讓學生生活的方方面面無一不受影響，與此同時，中央政府卻給了企業和地方政府一共3萬億元人民幣的紓困援助，然而這些企業和地方政府，正是讓數百萬工人放無薪假和被解雇的罪魁禍首。

“五大訴求”

從東莞到合肥，學生們組織了一場場抗議，反對校方嚴苛的限製，他們針對水電費暴漲、禁止外賣食品、縮短上網時間等，提出了“五大訴求”。這一現象意義重大：“五大訴求”這個用語現在成為中國某些抗議活動的特征，即使訴求內容各有不同，但這是直接借用了去年以來香港群眾鬥爭的用語。

學生們的最後一項訴求幾乎可以說是香港民主抗爭的迷你版，他們要求民主推選學生代表與校方直接對話，並爭取學生訴求。可以預期，當局會指控好學生領袖受“國外勢力挑唆”。在微博上和這些抗爭有關的一個標簽被瀏覽超過1.5億次，隨即又被審查刪除。隨著各地短暫發生這些反抗，學生抗爭如野火般蔓延全國。

對學生的最大攻擊，是把原本有7天的國定假日縮短為1天。山東省滕州市第一中學有2,000名學生發起遊行示威，反對縮短假期。面對政權日益強化的鎮壓，這場示威仍將抵抗精神向前推進，甚至有望贏得勝利。

這些示威不容小覷。他們代表著青年對獨裁資本主義製度深感不滿，也對自己未來成為工人後將面對的高壓感到憤怒。即使是高中生，也都勇敢地提出“誓死力爭，還我假期”的口號，並在《告全體同學書》中寫道“我們已經沈默了太久”，並且“壓迫是不會隨著我們的退讓而收斂的”。像是“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這類毛語錄名句，也開始受到學生歡迎。

這些校園抗爭與2018年的佳士鬥爭有關聯，當時有大約60名的左翼學生支持工人罷工，並呼籲在深圳建立獨立工會。更多的學生由於極其高壓的條件而沒能直接參與，但他們利用秘密的網絡論壇和聊天群密切關註了這場鬥爭，並激進化起來對抗富人和強權。

削減預算

對學生權利的限製，通常是種種打壓的開端，因為資本主義下的學校製度試圖培育聽話的工人，以謀取未來的資本利益。對大學之超高壓控製，反映了中共的真實恐懼，因為國家資本主義中的矛盾，已變得徹底不能管控。

民生也正遭受最新一波的打擊，包括削減2020年教育預算 9.8％（137億元），這無疑導致更多家庭依靠昂貴的私人補習——家長在這方面每年平均就要花費12萬元，但在中國年收入低於1.2萬元的就超過6億人。這種嚴重的不平等現象，加上許多學校資源不足，造成大量低收入工人被迫在血汗條件下工作——不僅是中國惡名昭彰的血汗工廠，服務業甚至科技業亦如此。

但是，只靠反對削減預算、反對上漲費用，學生們是不能贏得勝利的。由中共主導的整個資本主義製度才是禍根。預計今年將畢業的870萬大學生中，許多人將找不到工作，因此學生要把同樣的抵抗精神，運用於反對資本主義社會無處不在的不平等現象。

傑瑞米柯賓

學生抗議活動的英勇行為，應當激勵起工人采取行動並捍衛自身利益，對抗官資聯手推動的大規模裁員和工資削減。只有資本主義下處於生產核心地位的工人階級，才能擊敗整個壓迫製度。

中國政府已經開始反攻倒算，有著警察在背後支持的學校當局，開始圍捕所謂的學生領袖並鎮壓抗議活動。中共當局十分熟悉一個伎倆，一開始會做出部分讓步以分化運動，隨後打壓“煽動者”。但是，這並不能終結運動。中國的學生抗爭有著悠久的歷史，並多次引發了群眾性的工人鬥爭，甚至是革命運動，就像1919年和1989年兩次。正因如此，中共獨裁政權尤其擔心學生的抗議活動。最近的抗爭得到全國各地的同情和關註，就像一場大地震來臨前的一場較小震動，標誌著一場大規模的群眾鬥爭正在來臨。

中國：鎮壓或「改良」

盡管專製當局忘乎所以地宣傳其經濟成就，但現實是階級差距日益拉大，在底層窮苦百姓中對自己不斷惡化的局勢日益表現出沮喪和絕望。在內蒙古為例，當地生產了中國四分之一的煤炭和擁有中國最大份額的風力發電資源，但仍然有7萬農戶沒有用上電。甚至在各省內部貧富差距也非常極端——如在廣東省最富的地區深圳市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最窮的地區河源市的10倍。

當局的傀儡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全總）在2010年的一份調查顯示，勞動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份額整整下降20個基點——從1983年的56.5%下跌到2005年的36.7%。同一份報告顯示，「資本收益率與此同時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占的份額增加了20%。（《財經》雜誌，2010年5月12日）。這些數字證實了社會主義者一直認為的，政府大規模下崗和解雇國有企業工人（70%以上），粉碎工人的抗議活動，並鼓勵血汗工廠的生產方式和惡劣的工作條件，使國家的財富從勞動力大規模地轉向資本。據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報告，23.4%的工人在過去5年未有加過薪，而75.2%的工人抱怨收入的極端不平等。

可追溯至過去十年的初期，數年來中國領導人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全球性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支持下，致力刺激國內消費以「平衡」大規模依賴投資和出口的經濟模式。但這種情況並未發生，實際上經濟仍在向相反的方向發展，隨著經濟刺激施和大規模信貸增長，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份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50%，而整體經濟的消費的份額從2000年的，從46.4%下降到2010年的34%，而今天這一趨勢仍在繼續發展：難以負擔的購買新住房的價格迫使更多的家庭增加越來越多的積蓄而非消費，而通貨膨脹則使較高的零售收入掩蓋了實際銷售數量的變相下降。而消費者支出的主要擴張集中在相對富裕的城市新中產階級，這一少數人口中，而並不是實際工資水平仍然很低，而且缺乏福利體系支持的大多數人口身上，這迫使人們不得不積攢他們很大一部分的收入。

當局在最近二十多年執行的政策培育出一個超富的資產階級和房產業主。中國現在有96萬個千萬富翁，個人財富在1000萬元以上。根據英文的《中國日報》（China Daily ，2011年4月15日），「55%的中國百萬富翁的財富來自私人企業，20%是依靠快速上漲的房價炒樓而得的。」千萬富翁毫無疑問是政府政策的主要受益者，並已取得相當的經濟話語權。正如內蒙古的煤炭大王和全國人大代表王春城和春城集團的案例表明，越來越多的情況下那些主要的資本家們正被納入政府和準政府的體製中。事實上，在起初這一方向正好相反，那些主要的大資本家往往早年本身就是黨的官員出身，利用他們的政治影響力以建立商業帝國。根據中國官方的英文報紙《中國日報》的網上調查顯示，超過90%的受調查者相信新富階層獲得財富的方式與他們其「政治背景」有直接聯系。

而這一進程在很大程度上早已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托洛茨基所預見到，他曾經警告說，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國際工人階級的失敗，使得俄羅斯的斯大林官僚攫取了計劃經濟的權力，並在此後越來越多地威脅到社會革命和國有經濟的進步，除非是工人階級的政治革命推翻官僚統治才能阻止這一局面出現。正如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一書中對斯大林主義極為精彩的分析，解釋了一個基於國有計劃經濟基礎上的官僚集團如果能成功挫敗工人階級的抵抗，將有可能發展出一個資本主義經濟的基礎。「（對官僚們來說），僅僅做一個信托基金的代管人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成為真正的股東才行。官僚集團在這一個決定性的概念上的勝利意味著它也就轉化成為了一個新的有產階級。」

黨國體系的轉變

在中國，這一（官僚轉化的）進程發生在中共這一毛主義/斯大林主義的執政黨內部。這是資本家群體爆炸性增長的結果，而且由於與舊的計劃經濟體系的徹底決裂和新的產權關系的建立，也這是（中共）成為了這個國家新的經濟統治集團的工具。由於缺乏真正的社會主義群眾性政黨，（中共的蛻化）在國際範圍內給工人階級運動也帶來了一系列嚴重的後果。盡管從1990年代初期蘇聯和斯大林主義政權的崩潰，到最近的全球經濟危機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充滿矛盾，（中共的蛻化）使得資本主義製度在世界範圍內得到暫時的穩固。中國的這一進程在當前階段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加速進程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今天正如維基解密所報導的，它引用自一份美國泄密的電報，「中共的政治局其實是一個商業帝國組成的小集團，他們將自己的既得利益置於普通窮苦百姓的利益之上。他們限製媒體自由以避免將黑暗的私下交易暴露給新聞界。」這份報告還註意到，在中國內部，對於前總理李鵬和其家族控製國家電力行業，負責政法的周永康石油產業，和總理溫家寶的妻子張培莉控製珠寶行業幾乎是「人盡皆知的」。這與此前毛澤東時代相比代表著質的變化。此前，在毛主義-斯大林主義製度下，雖然官員們也涉及腐敗，並根據在政府內部不同的等級和職位而享受大量特權。

但是，在計劃經濟和全面國有經濟的條件下，即使是在如毛澤東時代所謂的「社會主義」這樣一個官僚化扭曲和極權主義統治下的計劃經濟體製下，這一腐化仍然存有其限製，但是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這種限製也被打破了。這是因為國家擁有的資產無論一個人能盜取多少，但是他們無法使之合法化，也不能公然將之轉化為私人財產，如房產、公司所有權、股票和其他金融資產。而如今在新的形勢下，限製已經被徹底解除了，「共產黨」和其領導層個人領導了這一蛻化的進程，他們使自己的家族變得暴富，並積累了大量的商業利益。黨則成為他們在新經濟製度下用來保護自己資產和經濟地位的重要工具，並在很大程度上向社會隱瞞了這一事實。同樣地，黨也作為一個秘密和等級化的組織正好合適作為調整和調節不同經濟部門，不同競爭省份和不同經濟集團間利益沖突的一個討價還價的平臺。

由於物質和歷史的原因，對中國而言具體的資本主義的形式是嚴重不同於舊的工業化國家的資本主義製度，但與其他東亞國家存在相應的類似之處。它傾向於一黨專製統治以維持對一個龐大、復雜和不穩定的社會的控製，——尤其是對壓製工人階級和農村群眾更是如此。

不可避免地，這引起了猖獗的腐敗現象，去年有146,500名官員因腐敗被懲處，但其中只有不到3.5%的案件涉及縣級以上官員。許多「大魚」因此得以放過，而這絕非偶然現象。正是因為爆炸性的經濟發展與黨國體製的存在，使之成為不同的政商集團、省級團體和不同政治派別的混合的「中心」。被暴露的高級官員腐敗案是很罕見的事件。通常黨內部會進行準備詳盡的派別談判，以避免引發執政「不穩定」和公開的敵對。被抓住的官員都受到派系關系保護，而各派別則保護他們不那麽合法的活動。

地方國家機關與私人資本沆瀣一氣，使腐敗日益嚴重。只有很少數的違紀案件真正進入司法程序，而許多案件則通過「雙規」等黨內的紀檢系統方式偷偷地解決，以確保幕後交易和派別關系勾兌。避免腐敗官員就如司法體系，以避免他們共處更多腐敗現象，也以此掩蓋腐敗的真實情況和不暴露於公眾眼中。據說大約有五分之四設涉及「雙規」從來沒有最終進入司法體系。這導致了政府反腐敗的行動變得極端無效——「光打雷而不下雨」——而進一步腐蝕了黨政府與群眾的關系。曾經有民間傳言表明這一困境，「不反腐，則亡國；反腐，則亡黨。」

這一現實為近來央行人民銀行的報告所揭露，據說自1990年代起有高達18,000名官員和國企高管逃往國外或失蹤，帶走了近8000億元人民幣（1230億美元）。數字本身是聳人聽聞的，但或許更說明問題的是這篇67頁的報告在幾天之內從銀行的網站上被刪除了。政府官員和媒體稱這一數字是「不準確的」，但是卻沒有提出任何其他數字。這不是主要國家機構朝令夕改自相矛盾的唯一實例。中國的「國家實體」並不是一個整體，而是越來越多出現的「不和諧」互相競爭的實體的共存。在關於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的關系上尤其是如此。

謝國忠預測大約10%的國內生產總值（GDP）被灰色收入或腐敗所吞噬。他認為這導致嚴重地影響「經濟效率」，並帶來社會不穩定和革命的種子。（《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11年7月8日）

政權有多穩定？

在從計劃經濟轉變為「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所謂的共產黨試圖建立新支持基礎——資產階級、城市中產階級、國家公務員和在一定程度上還剩餘（精簡後的）國有企事業單位的編製內員工。這些技術工人和高薪雇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出「工人貴族」的特征。統治集團通過各種政策以贏得他們的「忠誠」，譬如鼓勵市民擁有私房產權（主要是儲蓄作為投資保值），並賦予一定農村人口所享受不到的「特權」。當然這種忠誠度還有待經濟危機的考驗，並需要基於經濟（國內生產總值）仍然得以高速發展的情況。

當局的宣傳還包括對於「不穩定」的恐懼——這一假設在於假如發生政權變化的話，情況會變得非常嚴重的惡化——以及民族主義和中國正在世界範圍內崛起的形象。但這些政權維持統治的社會化階層在經濟危機的情況下，可能面臨嚴重的侵蝕，特別是考慮到今天在住房和商品上出現大規模的投機泡沫。

在現階段仍然作為。許多中產階級業主當然也對通貨膨脹、痼疾般的腐敗、專製壓迫和對外來人口不公正感到不滿和深感擔憂。但他們也在當局的宣傳下擔心出現「不穩定」——而這真正是當局不斷重復宣傳的內容——這一主要想法即是——如果發生政權更替的「無政府現象」，那麽情況會變得更為惡化而無法控製。

中共黨國體製所反映出這種內在矛盾導致其調整的空間遠遠小於許多評論家的想象。而這在政治和經濟方面都是如此。

戶籍改革？

一個當局缺乏這種調整空間的極佳例證就是戶籍改革問題。外來人口即使在新的居住地居住多年以後，仍然不能享有所在城市包括公共廉租屋、醫療保健和教育等福利體系。作為歧視外來人口的基礎，戶籍製度也成為近來引發廣東省騷亂的一個重要因素，如同廣東增城新塘騷亂所反映出來的。一些地方政府已經引進了一些改革措施，例如類似於美國綠卡的「積分製度」，從而允許相對少數的收入高的、有技術的和教育背景的和當地公司需要的外來人口能入籍，從而躲過如終身詛咒般的「二等公民」的外地農村戶口。

但同樣地方政府並不想因為徹底廢除戶口製度，而承擔需要大規模擴展的醫療保健、交通、教育和社會服務支出等成本。這將意味著增加地方稅收，這反過來會令工資上升和吞噬掉雇主們的利潤。當局就戶籍改革問題已經爭論了近二十年而總是沒有任何結果。

政府的智庫近來所做的一份調查得出的結論是，如果想要全面「城市化」外來人口，使他們能充分享受今天城市人口所享有包括教育在內的各種福利待遇，地方政府需要為每個外來人口花費8萬元人民幣。根據政府方面宣布的每年有1500萬農村人口流動進入城市，這就意味著廢除戶籍製度的成本每年將高達難以置信的1.2萬億元人民幣（1850億美元-或者說相當於6.1%的中國外匯儲備）。而地方政府必須承擔這筆費用，中央政府僅會在教育和健康醫療方面提供極少一部分的預算支持，所以對於地方政府們而言，幾乎不可能有多少積極性推動這一全面改革。

就此問題當局已經進行了近20年的爭論而迄今仍然沒有任何結論。2010年3月在兩會前夕，當13報紙冒險就戶籍改革問題發布聯合社論時，各報社的編輯立即遭到了中宣部嚴厲的紀律處罰和威脅。而他們的「罪行」就是因為沒有在小範圍的範圍內以政府智囊的形式反映這個問題，而是直接將之公諸於眾。

2008年後推動的經濟刺激政策的效果之一就是在較貧窮的內陸省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基礎設施建設熱潮。這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和它們用來掩蓋資產負債表的各種媒介通過債務驅動融資熱潮所推動的。而且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格局，因為更多的外來工開始選擇留在本地省份，因為相對更容易就業。

而由此帶來的結果是一些沿海省份正在經歷勞動力短缺，這是迫使它們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一個主要因素。相應地，也出現技術含量低和勞動密集型工廠向內陸省份的方向流動，因為當地勞動力仍然豐富而便宜。地方政府為在這一產業轉移中爭奪份額，競相提供廉價或免費土地、廠房、稅收減免，以及眾多的優惠政策。

雖然外來工人的工資（在增加工資後）仍然很低，但企業紛紛加大工作量和推行計件工資等，以抵消最低工資上升的影響。勞動力的短缺給與工人更大的博弈能力，而這也為工人更為激進的情緒所反映。內陸省份工業化的蔓延將很快帶來其政治以及經濟影響。這些地區的罷工將可能表現出非常不同的特征，因為工人不再是孤立地限製在工廠區內，面對講不同的方言的當地人——他們將更多地根植於本地小區。隨著這一情況的發展，聲援行動和罷工蔓延到其他地區的情況將無疑得到進一步加強。

紅色文化

《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雜誌再一次正確地評論到中國的現狀，「外界以為中國的統治者是全能的，統治者自己在每一個關鍵轉變的時刻都發現了威脅」

中央政府必須始終保持微妙的平衡，而這不僅針對整個社會的各種競爭勢力之間，而且也在執政的政黨和國家機器內部。中國表現出「波拿巴主義」的一個特殊形式——通過委員會，而非一個「強人」決定一切。這也並非偶然。毛澤東和鄧小平極端不穩定的，和由此帶來的社會動蕩，導致產生目前「相互妥協的」集體領導體製，在其中統治集團內各種勢力受製與互相的「限製和平衡」而實現，這就意味著在整個進程中不同的政治派別、地方大員和政商集團間充滿了交易與勾兌。

而政府所遵循的這一方式的問題在於，當嚴重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正在日益積累時，政府真正的自由行動——而非僅僅是空口許諾——實際上有限的很。這也解釋了，為什麽眾多的「中央政府的政策」，例如降低能源消耗和汙染、提高家庭消費、製止違法違規的土地銷售、增加教育支出和遏製腐敗等，都已被證明是不可實現的。

但是，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這是否代表了政府政策的大膽轉變嗎？是的，但是當一方面這顯示了中央政府的力量，但在很大程度上這體現了中央政府消除控製——在中央政府的認可下，允許銀行、國有企業、尤其是地方政府獲取大量貸款——而不是試圖控製發展。而且事實在於這一進程是不受控製的，甚至是無法控製，而這也已經被當前信貸寬松和過渡投資所決定。這種無節製的信貸擴張仍然全面影響整個經濟工作，並正在帶來潛在的災難性後果。盡管如此，更多的經濟刺激方案很可能帶來新的經濟下滑，雖然這為當局贏得了時間，但是卻沒有考慮到長期效應。

在「全黨團結」的外衣之下，正出現越來越多的政權內部的分裂。這並不意味著出現反資本主義與支持資本主義的派別。即使是在中共黨內仍然存在的極少數的毛派力量也並不主張立即恢復計劃經濟。更重要的鬥爭是「新權威主義者」和「改革派」之間的鬥爭，前者希望進一步「完善」當下的鎮壓體系，而後者則是今天處於少數派，傾向西方民主化。馬克思主義者必須仔細地分析這些國家體製的內部沖突，以推導出合適的展望。

而2009年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發起的「紅色文化」運動就是其中一例。薄熙來宣傳的首要目的是推動其個人作為勇敢而廣受群眾歡迎的領導人的形象，同時也是為了維持黨早已支離破碎的支持和改變無處不在的腐敗形象。

這項活動恢復了一些毛澤東主義的禮儀和服飾，但並沒有毛澤東依靠群眾，鼓吹「階級鬥爭」的傾向。它包括唱「革命歌曲」、其他舞臺活動、會議和講座。受薄熙來活動鼓舞的一些基層毛派嘗試組織他們自己的紅歌會和集會，但是卻遭到了當地政府的鎮壓。毛主義共產黨（地下組織）2009年在重慶組織一次會議，本以為在紅色文化宣傳的背景下會得以容忍，但所有的參與者均被逮捕，其中八人迄今仍在監獄中煎熬。

傑瑞米柯賓

「唱紅歌」運動本身沒有明顯的反資本主義或激進的特征，而主要是薄熙來用來爭取明年領導層更替時進入政治局常委的一個手段。然而，這其中包含非常強烈的專製因素，而且薄的支持者則恰恰強烈反對總理溫家寶代表的一派，他們希望逐步和部分放松對鎮壓的力度。。而且薄熙來的宣傳運動至少在公眾看來，意味著自1989年鎮壓以來統治集團內部相對穩固的團結變得開始疏離。

而且，在國家領導人中對此活動的態度和積極性也表現不一。它強調民族主義和中國需要依賴共產黨作為唯一的政治力量發展社會。運動的另一個特征是強調革命時代的「純潔」，以阻止黨內官員失控的腐敗。作為自大的「太子黨」，薄熙來本身也是中國新一代統治者的典型代表。無論是在重慶，還是此前任大連市市長，薄熙來都大量吸引外國投資，並鼓勵私人資本。2002年，薄熙來在遼寧省主政期間，曾經鎮壓了大規模工人抗議，並扼殺了曾經短暫出現的獨立工會。工人的這一抗爭運動曾經非常著名，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曾長期呼籲釋放該運動的兩名工人領袖肖雲良和姚福信，他們是薄熙來所推動的這一鎮壓的犧牲品。

薄熙來在重慶推行的政策也有涉及「社會層面」，但仍然是有限的。建設「經濟適用房」的政策與其說是為了低收入家庭，不如說是為了控製房地產市場價格。而且這些住房項目大部分都是用來出售的，而不是用來出租的，而公租房事實上上是人口中最貧困階層的最迫切需要。該計劃的資金是通過出售國有土地所獲得的。重慶市政府發起的另一項計劃是允許農民獲得城市戶口，但以此為代價是要推行土地使用權的轉讓。這些政策確實廣受歡迎，但同時給政府和地產商帶來明顯的商業利益。

作為薄熙來的搭檔，重慶市市長黃奇帆談到這些政策時說：「我們正在尋求20世紀80年代裏根——撒切爾似的模式。在經濟危機的時候，我們認為應該給人民發錢，這樣他們就能消費。如果經濟形勢足夠好，失業率將會低，那麽人民的日子就會更好。」

一些毛派分子，至少在最初階段，他們將薄熙來的政策看作是與中央政府的資本主義政策的可能決裂。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支持者已經解釋過情況並非如此。薄熙來和此後北京當局采用一些毛時代的方式希望以此一定程度上消除當局所面臨的缺乏支持的局面，並從一部分工人和青年中獲取支持。為實現一個真正的替代資本主義的政治選擇的出現，我們必須從中共已經固化的政商勾結為主導的結構外去尋找道路。

針對紅色文化的宣傳和政府支持的對過去歷史的回顧，正如中國政法大學的法學院副院長何兵在2007屆本科生今年的畢業典禮上所說的，「他們鼓勵你唱革命歌曲，但不鼓勵你革命，他們鼓勵你看《建黨偉業》，但不鼓勵你建黨」。而這部為了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的電影卻是由美國通用集團贊助拍攝的。（註：本文原采納諸多媒體的說法「何兵講話是在研究生畢業典禮）上，但根據讀者反映，何兵的這段講話應該發生在2007屆本科生畢業典禮上，特此修正）

政治改革？

這就是中國當局特有的性質和與眾不同的內部復雜性。盡管當局發出警告，但是不穩定仍然稱上升趨勢，而且當局也沒有放松專製和控製；反而是在向與之相反的方向轉變。這並不意味著當局不可能在環境影響下采取新的方針——但是這一需要有一場大規模的威脅到當局統治的群眾抗爭爆發才可能發生。但是，在這種狀況下的向所謂的民主讓步和放松專製控製等轉變也許太晚了，以致於無法挽救當局。

中央黨校的資深學者黨建部主任王長江曾將這描述為，政府內部存在嚴重的「政改恐懼癥」。

到目前為止，領導層中統治集團或者說統治集團聯盟仍然堅持原有立場主張進行持續的但「機敏的」鎮壓。他們反對任何放松政治控製的舉動，擔心將可能導致更大規模的社會動亂、抗議、地區沖突和國家機器的分裂（自1989年以來，特別是派系鬥爭一直隱藏在背後而不為群眾所知） 。而且，尤其是執政黨內部強大的工業和金融利益集團擔心，如果黨一旦放松權力控製，將使他們的經濟特權和壟斷控製受損。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一再以非常模糊的口吻呼籲政治改革，而最近一次在倫敦的會議上他又做瞭如此表態，但是並沒有提出一個具體的政策。事實是，溫家寶的思想並不能構成任何影響深遠地動搖政治製度。他抨擊「權力過分集中，缺乏權力製衡等。」但他的補救措施就是更加明確和獨立的法律製度（「法治」和更大程度上開放媒體，而不是賦予群眾投票或組織的權利。 溫家寶的想法反映了中小資本家和外國資本投資者的要求，他們希望更多的法律保護以反對侵犯知識產權和更為透明的政府合同，但同時並不希望出現獨立工會和不受束縛的工人階級。

溫家寶和黨內改革派希望通過借助小心地增加一些「安全閥」來加強一黨專製的體系，而並不是取代它。他們希望部分通過司法改革和建立更加自由的媒體從而加強私人企業的地位，並以此作為手段提升競爭壓力迫使國有企業更有效使用資本。社會主義者明確反對這種論調，並明確指出，根據國際上「反壟斷法」和去規則化的政策只會有利於新興資本家而不是廣大普通民眾。我們指出只有工人對工業的民主管理和控製是實現真正的效率和滿足公眾利益的唯一途徑。

雖然這些政改派在統治集團內部很大程度上屬於寡不敵眾。溫家寶被允許一定程度上自由表達他的思想，特別是在其出訪外國的時候（但是他的講話也並不總是能在國內得以報導）。這部分是為了安撫改革派的焦慮，使他們對政治改革存有希望，盡管所有的證據都顯示相反的情況，部分也是為了給外國的政府和聽眾提供相同誤導的印象。媒體和司法改革是外國中產階級自由派和資產階級投資者所樂意支持的內容。

社會主義者要對任何將希望寄托在當局主導的政治改革上的想法提出警告。正如我們同樣反對作為中國資本主義逐步發展的結果，民主也會自發地出現的想法。民主權利只有通過群眾鬥爭才能實現。而通過社會主義綱領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主要力量，同時它需要將其他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的陣營中。

不可避免的，動蕩會更為經常化和更激烈，新的工人和貧困農民的組織將會出現，並會學會如何保護他們自己和面對當局鎮壓時保持獨立性。具有政治覺悟的工人和青年也將日益認識到在專製製度之下沒有出路。

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20國峰會組織（G20）等資本主義經濟組織所贊揚的經濟刺激政策雖然避免了2008-2009年出現立即的經濟低迷，但未能解決任何經濟方面的根本問題。相反地??，它們增加了經濟對於債務驅動型投資的依賴，並製造出日益不穩定的通脹泡沫，而廣大的工人和窮人正在為此承擔代價。

因此，在某個階段，中國最可能出現的前景將是一場巨大的社會爆炸，其規模甚至可能會把最近在中東發生的事件甩到後面。在政治判斷上無法未蔔先知地預測具體的時間表，但這是當前中國局勢總的發展方向。

中國：貧困縣“政治性清零”

中共的滅貧指標是帶有政治意義的。對習近平來說，中國在今年年底前達到“小康社會”是必要的，否則會對習近平的權威造成損害。所以，官方經濟數字往往與現實不符。

2020年11月23日，貴州省政府宣布，該省僅剩下的9個貧困縣正式“摘帽”。自此，中國國務院認定的832個國家級貧困縣全部去除“貧困縣”稱號——這就是中共自2015年展開的“脫貧攻堅戰”的結果。

政治性目標

12月3日，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中，習近平自吹自擂道，中國實現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勝利”，並聲稱全中國人民都不愁吃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亦均有保障。但會議也承認，中國發展仍然很不平衡，仍須擔憂脫貧人口就業和可能返貧的問題，仍須支持為了“脫貧攻堅戰”被迫搬離家鄉的人口，要確保人民基本生活品質等等。這也正呼應了李克強在今年5月底提及的中國有6億人（約43%人口）月收入不足人民幣1000元、不夠在一個中等城市租到房子的情況；而在北京等大城市，最低月工資（2200元）也不足以支付起碼的生活成本。

中國國內的媒體大張旗鼓宣傳脫貧“成就”，聲稱這是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製度優勢。部分報道並將美國拿來比爛，表示生在中國很幸福：報道美國有4000萬貧困人口、同期中國貧困人口少於2000萬，卻不談兩國貧困標準（中國：每人年收入低於人民幣2300元、折合352美元，美國：單身家庭年收入低於12760美元，家庭每多1人則增加4480美元）；報道指因為新冠肺炎，美國數百萬租戶付不出房租而被驅趕；但對於中國國內蛋殼公寓爆雷、年輕上班族為主的租客被驅趕，卻機會主義地批判“資本”設法安撫群眾，而絕口不提中國資本主義製度的問題。

不只貧困線過低，中共脫貧作假也是前科累累。早在2019年，就有河南的扶貧人員爆料，他們收到上級政府下發的“標準答案”，要求貧困戶在接受領導視察時，依照這些“答案”熟練回答脫貧相關問題；也有地方政府要求貧困戶掛好衣服、擺好食物，將“脫貧”大戲演得更逼真；如果有人不願配合演戲，就可能被地方政府強製搬出縣外。為此，已經有貧困戶不堪住家被拆而自殺。即使是中共高層，自己恐怕也不相信脫貧真的成功。11月20日，李克強才告誡多個省份政府首長要講真話，而這恰好也是習李內鬥的又一個表現。

從前述中國貧困線、最低工資和生活成本看，即使按官方標準不貧困的人，日子也不一定好過。現在的中國，仍未真正擺脫新冠疫情，南方又遭遇持續4個月的水災，還有潛在的糧食危機，而疫情對經濟的沖擊也不會迅速退去。中國總負債占GDP比例已攀升至335%，存在企業陸續爆雷風險。11月，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現11年來首次下降，降幅為0.5%，而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亦下降1.5%，恐怕預示中國經濟增長乏力，家庭消費疲弱。中國官方公布的失業率即使略有下降，也仍有5.3%；面對減少的職缺，今明兩年約1800萬大學畢業生面對的完全不是五四宣傳片《後浪》中前程似錦的模樣，而是黯淡的就業前景。

真正的解決貧窮問題

面對政權內部權鬥、國內經濟下行和社會動蕩、國際戰線受挫，習近平趕著在2020年實現“脫貧大計”，作為美化自身執政的“政績”，全然不顧貧苦大眾的真實生活水平。“脫貧”之後自然不必再發扶貧補助，各地及中央政府可以省下一筆錢，而基層人民的日子依舊苦哈哈，並充斥著危機。

2020年底層60%的家庭收入都有下降，因此貧富差距擴張得比之前更快速。社會主義者指出，問題不只在於地方政府，更在於整個中共政權，及其維護的官僚專製資本主義製度。中共的脫貧宣傳是不可信的。只有實現生產資料公有製、自下而上的計劃經濟、工人民主控製和監督各產業，真正的脫貧才會實現。

二零二一年

中國：“內卷”與“入關”——利潤飽和與帝國主義戰爭的新瓶舊酒

近期，國內網民交流討論社會性議題的話題中，常常提及到一個概念——“內卷”。廣義而言，這一概念往往會被用於解釋國內各行各業以及各領域出現了過度內部競爭而造成生活水平下降的問題。

然而，網絡上對“內卷”的討論非常廣泛，套用這一概念的情境亦非常多元——從日常生活瑣事、到就業和職場競爭、乃至國內“決定人生”的高考，都能套用到這一概念上。但吊詭的是，每個人對“內卷”這一概念卻有著不同的定義。

“內卷”

首先應當厘清“內卷”的定義。普遍都知道“內卷”（involution）作為一個生物學概念被引入社會學當中，源自於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Clifford Geertz）《農業內卷化——印度尼西亞的生態變化過程》， 所指的是當社會到達某一階段後卻無法進一步向更高階段演化，而是只能在當前水平下復雜化的重復再生產，缺乏創造性。換言之就是量變不斷累積，卻無法達成質變的一種狀態。

而這一種概念套用在中國國內，最容易引發廣泛共鳴的就是高考製度。中國高考被視為典型的內卷，原因而是在於為了在龐大的考生人數中進行淘汰和考核，受製於全國課程大綱又不允許試題和考生跳出大綱這一框架，因而只能將考試題目和內容趨於無意義的復雜化，使得考生被考核的層面往往不是學術水平或創造性，而是對各種出題手法熟悉與否和考生的答題技巧。

然而造成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國內地區經濟發展的極度不平衡而引伸到地區教育資源的不平衡，使得教育當局必須以一個全國統一的高考課程大綱所為統一的考核準則，否則落後省分和地區的考生根本無法競爭，高等教育名額必然進一步向發達省分和地區傾斜。

在就業和職場上，這種情況則最常體現為“向下競爭”的加班文化。在資本家鼓吹“奉獻”“奮鬥”等等的措辭下，工人通過更多的無償加班等途徑以“證明自己對公司的價值”，996這種公然違法的工作條件更成為了互聯網科技行業的常態。這種工作強度和時數的不斷疊加亦是內卷的典型形式。事實上這種情況並非新鮮事物，日本在上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早已進入了這一階段，有著大量工人在工作崗位上“過勞死”的案例。

在中國，其實這一狀態的因素在於當中國的資本主義市場體製復辟，市場的利潤率趨向飽和後，資本本身亦同樣開始進入“內卷”狀態。在中國，一個有利可圖的新行業可能往往只需一年半載就會吸引大量尋求增殖的資本迅速一湧而上，擠滿甚至“壓壞”行業的生存空間。如幾年前的共享單車行業，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可見，這依然是典型的資本主義體製下市場利潤飽和而資本加強對內剝削的老問題。

網民試圖用“內卷化”一詞綜合各種社會衰敗的現象，反映民眾對社會停滯不前、無發展機會的不滿，為自己的生活困境及暗淡前途提供一個客觀解說。可見中共的官方宣傳權威受挫，使社會意識的出現真空，各社會階層正在尋找答案。社會開始有集體的獨立思考，認知到社會製度出現問題，而不再盲目接受統治階級的洗腦宣傳，已經足夠令中共有所恐懼。然而，這可讓革命思想有更大醞釀的空間，但也可以形成右翼民族主義的思想。

“入關”

突破這一困局的想法同時亦被大量爭論，其中包括所謂的“入關論”。這一充滿國族主義的念頭將現時中國比喻為十七世紀中期努爾哈赤與皇太極所統治的女真政權“後金”，而把美國比喻為擠壓女真族生存空間的“明朝”。認為中國應當像當時的後金一樣“入關”，“征服大明”。而這其實也不過是二十世紀初帝國主義戰爭說辭的“中國式”翻版，以戰爭手段為資本掠奪和打開國外市場，占據世界資本市場更高更有利的位置。希特勒亦曾叫囂“用德國的劍為德國的犁取得土地”，最終劍沒能為犁取得寸土，倒是丟失了更多的領土，並給世界帶來了死亡、破壞、衰退。

因此，現時的情況是中國資本主義復辟後，同樣陷入了資本主義發展的瓶頸。 而歷史早已證明，帝國主義戰爭根本不是解決方案，只會為工人群眾帶來最恐怖的苦難。因此，跳出這一困局的方法，就是組織起工人階級的力量，並團結國際上的工人階級，實現世界革命，徹底推翻資本主義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