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论坛谈中国社会

傑瑞米柯賓

孟宏偉被捕 中共權鬥未息

2018年9月25日，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國際刑警組織首位中國籍主席孟宏偉在從法國裏昂（國際刑警組織總部所在地）返回中國之後失蹤。一周後，他在法國的妻子Grace Meng向法國警方報案，引起軒然大波，得到國際媒體廣泛關註。國際刑警組織要求中國政府解釋孟宏偉的處境。迫於國際壓力，中國政府宣布孟宏偉涉嫌違法，正在接受調查。幾小時後，公安部的一場緊急會議提到孟宏偉涉嫌貪汙。

權力鬥爭

Grace Meng否認孟宏偉涉入貪腐，並說他是受到“政治迫害”。這很可能只有一部分是真實的。有消息稱，Grace Meng通過孟宏偉擔任多家公司的“掛名高管”，年收入超過500萬元人民幣。但同時一系列跡象表明孟宏偉被捕的真實原因很可能是因為權力鬥爭而非貪腐。

習近平的反腐運動主要目的便是清洗政敵。在公安部的緊急會議上，部長趙克誌提到要“徹底肅清周永康遺毒”，並要求公安部門“絕對忠誠”於習近平。而去年中紀委已承認周永康等高官落馬是因為“搞陰謀活動”。而且中國政府向國際刑警組織提供大筆資金以換取孟宏偉擔任主席，從而便於發布“紅色通緝令”追捕流亡海外的政敵、異見人士和逃犯，也難以讓人相信今次抓捕孟宏偉只是因為貪腐問題。

Grace Meng在這場事件中角色也尤為突出。以往落馬高官的家屬通常會保持沈默，以免遭到當局更嚴厲的報復，但今次Grace Meng卻主動踢爆事件，並積極尋求國際關註。她已雇用了兩家歐洲法律公司追尋孟宏偉的下落並遊說外國政府向中共施加外交壓力。美歐政府可能也樂於以此作為向中共施壓、謀取經濟和地緣政治利益的借口。無論Grace Meng目的如何，她的做法都對中共造成更大壓力，亦可能反過來被反習官僚用作武器，加劇權鬥。

中美沖突已經開始動搖習近平的個人權威和一人獨裁，曾暫時減弱的權力鬥爭正在重新點燃。獨裁政權內無論哪個派系都無法給貧窮、受到打壓的工人和年輕人提供出路，但是統治集團的分裂會曝露出政權內的更多醜聞，同時也會打破“穩定”的假象，鼓舞群眾鬥爭的信心。

高校同誌社團受到打壓

中國公眾對同誌的越來越包容。2015年年末聯合國調查顯示，85%的異性戀受訪者贊成同性婚姻合法化。這尤其反映出年輕人對待同誌平權的態度。美國《外交》雜誌報導說，今年中國國際不再恐同日（5月17日）的慶祝活動規模空前巨大。許多大學生走上街頭派發支持同誌團體的傳單、彩虹勛章等物品。但與此同時政府和高校校方對同誌社團嚴防死堵，習近平上臺之後更是變本加厲，越來越多地使用國家機器參與打壓，甚至扣上“勾結境外勢力的帽子”，實際上正是在鞏固對性小眾的歧視與壓迫。

禁止同誌社團活動

2017年國際不再恐同日，廣州一些高校的同誌團體原本計劃在這一天舉辦揚旗、彩虹擁抱等活動。然而就在兩天前，社團負責人紛紛受到了輔導員的“喝茶”邀請。這些被校方禁止的學生同誌團體多年來一直處在地下狀態，沒人知道他們是如何獲知社團成員名單的，也沒人知道他們是如何怎麽洞悉到尚未公布實施的活動計劃的。據猜測，這是因為警方竊聽了社團成員的通訊。

有了解內情的學生告訴社團成員，他們的手機號已經出現在了國保的名單裏，證實了他們的猜測。因此活動被迫暫停。然而即使這樣，校方還不罷休，下達命令要求各位同學在當日不允許轉發任何與這些社團有關的內容，更不允許參與他們的活動，甚至是不允許更改社交媒體的頭像（以防學生通過頭像圖片聲援同誌活動）。

像這樣的“恐怖措施”已經不是第一次出現在內地高校以及社會網絡之中了。但在習近平加強控製和打壓學生和年輕人的情況下，這已經逐漸成為了常態。校方打壓同誌社團的方式經常包括向其成員的家長公開他們的性取向，有學生因此被父母強製送去接受“矯正治療”。這再一次說明傳統的家庭結構是獨裁政權的統治工具，而性小眾權利和團體受到打壓的重要原因就是他們挑戰了這種一男一女的父權家庭模式。

中共獨裁政權是爭取性小眾權益和對抗恐同歧視的嚴重阻礙。它害怕同誌運動的抗爭行動和成果將鼓舞更廣泛的群眾鬥爭，甚至發展成直接挑戰獨裁統治的力量。因此中國的同誌運動不僅需要通過“慶祝”和“教育”活動去改變公眾對於性小眾的態度，更需要明確反對獨裁、父權和它們所依賴的資本主義。

釋放被捕學生及工人　停止打壓馬克思主義學會?

去年七至八月的深圳佳士工人抗爭期間，得到全國各地的學生和青年聲援，及後8月24日廣東警方逮捕50多名聲援青年及工人，在11月9日更跨省搜捕十多人。部分人至今仍被囚禁甚至下落不明。

聲援的學生很多來自各大院校的左翼學生社團，因為認知中共與資本家一同剝削工人、貪汙腐敗的的惡行，而對受壓迫的工人階級表達同情，繼而挺身行動聲援佳士工人。中共為了作出報復，大力禁製各間大學的馬思主義學會，包括北京大學、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北京語言大學，逮捕組織成員，甚至動用保安和黑社會暴力攻擊學生。南京有另外8名左翼大學畢業生被逮捕，而南京大學則曾突然暫停全校所有社團的運作，要求學生提交成員名單，否則可能會被取締。北大馬克思主義學會會長展振振被捕及遭退學，學會亦被校方接管。中國人民大學支持工人的團體“新光平民發展協會”本月2日也遭暫停活動並限期整改。

習近平越來越多利用馬克思主義的詞語，但現實上卻完全為資本家利益服務，現在更要禁止學生組織討論官方的意識形態，實在是對自己黨史的一大嘲諷。我們反對中共鎮壓學生，反對打壓毛派和左翼社團，要求言論自由、研究自由和政治結社自由！強烈譴責暴力鎮壓，要求立即釋放所有被捕青年及工人，爭取組織民主工會和學生團體的權利！支持工人階級的國際團結，反對獨裁統治和資本剝削！

反對政治迫害！反對強迫佳士青年“認罪”！

自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會被校方接管之後，北大等學校的一些佳士聲援團成員在被國安部門“約談”時看到了嶽昕、顧佳悅、鄭永明和沈夢雨等四名抗爭青年的“認罪視頻”。這四人自去年8月被捕之後一直下落不明。所謂認罪顯然是在中共當局的虐待甚至酷刑下做出的。曾看過該視頻的學生回憶說，顧佳悅和沈夢雨“臉色蒼白、眼上帶著一道道黑圈，眼光呆滯、口齒不清，在自述說出自己的認罪聲明時如同背稿子一般，還經常停頓，頻繁地眨眼，似乎記不起自己接下來要說什麽，好像需要努力地回憶。”

彼得?達林（Peter Dahlin，2016年曾被迫在中國電視上認罪的瑞典籍人權活動者）接受外媒訪問時說：“被關押者會受到非常多的惡劣對待，直到他們被迫認罪。幾乎一定會有酷刑。”

“認罪視頻”的出現代表著中共對佳士聲援團的鎮壓進一步升級。視頻借四名青年之口為中共唱贊歌（中國社會存在一些矛盾和負面因素，但總體上是積極的；在中共統治下，社會狀況已有很大改善），並誣蔑佳士工人鬥爭是“純粹是激進工人運動團體自編自導自演的一場戲”。如一名學生對《路透社》所說，這種指控純粹是顛倒黑白：是佳士工人爭取獨立工會的抗爭和所受的警察鎮壓吸引了左翼青年的聲援，而非左翼青年製造了這場鬥爭。另外，四人稱自己是受“激進組織”操控，企圖顛覆政權。視頻沒有說明具體是什麽“激進組織”，更像是指稱廣泛的左翼青年團體。這除了意味著四人很可能遭受嚴厲刑罰，也表明政府可能會對中國左翼青年展開更猛烈的鎮壓。

“認罪視頻”的出現代表著中共對佳士聲援團的鎮壓進一步升級。視頻借四名青年之口為中共唱贊歌（中國社會存在一些矛盾和負面因素，但總體上是積極的；在中共統治下，社會狀況已有很大改善），並誣蔑佳士工人鬥爭是“純粹是激進工人運動團體自編自導自演的一場戲”。如一名學生對《路透社》所說，這種指控純粹是顛倒黑白：是佳士工人爭取獨立工會的抗爭和所受的警察鎮壓吸引了左翼青年的聲援，而非左翼青年製造了這場鬥爭。另外，四人稱自己是受“激進組織”操控，企圖顛覆政權。視頻沒有說明具體是什麽“激進組織”，更像是指稱廣泛的左翼青年團體。這除了意味著四人很可能遭受嚴厲刑罰，也表明政府可能會對中國左翼青年展開更猛烈的鎮壓。

“認罪視頻”是中共鎮壓的一貫伎倆，它想用這種方法恐嚇仍在堅持抗爭的左翼青年。但是該視頻並未像過去鎮壓自由派律師和人權活動者時那樣在媒體上公開播放。有學生說，國安曾表示該視頻是國家機密。中共可能擔心，至少是現在佳士聲援團仍在鬥爭的時候，如果公開播放該視頻，可能引發廣泛的學生和工人對運動的同情。中共的擔憂也從另一方面體現出，在嚴重的貧富差距、社會不公、政府腐敗等問題下，左翼思想對年輕人很大的潛在吸引力。

在去年8月大規模逮捕之後，中共曾試圖誣蔑佳士工人鬥爭是受境外勢力操控，並為此逮捕了深圳兩個勞工NGO的成員作為替罪羊（但這兩個NGO其實並未參加佳士鬥爭）。現在政府的指控從“境外勢力”變為“激進組織”，很可能正是因為看出前者無法得到普遍相信，所以不得不采取更露骨的恐嚇。

面對未來更猛烈的國家鎮壓，所有支持工運的人士迫切需要圍繞著一系列能夠指引鬥爭方向的訴求采取協調的、有組織的行動。中國勞工論壇要求：

停止政治迫害！立即釋放所有被捕的佳士鬥爭工人和青年；
立即實現全面的民主權利，包括言論、出版、集會、示威的自由；
要求建立獨立工會和政治團體的權利；
打倒中共專政！打倒極權資本主義。

一帶一路接連受挫

在1月22-25日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有一場關於一帶一路的會議，奇怪的是參加年會的中國高級官員（包括副總理王岐山）竟然沒有出席這場會議。而且自去年夏天以來，中國高官已很少談到一帶一路，盡管一年前一帶一路才剛剛被寫入憲法，成為除了“改革開放”之外唯一一個被寫入中國憲法的外交和經濟政策。中美沖突和一帶一路國家愈發強烈的反對聲音及債務問題令一帶一路停滯不前，甚至倒退，勢必打擊習近平的個人權威，因為它是習近平的標誌性政策。

計劃受挫

一帶一路帝國主義擴張計劃威脅到美歐帝國主義的市場和影響力，成為當前中美沖突的戰場之一。去年7月底，特朗普政府推出印度-太平洋投資戰略，以抗衡一帶一路，盡管目前只計劃投資1.13億美元，遠少於一帶一路；出於同樣的目的，美國於12月又推出新非洲戰略。中國政府試圖通過降低民族主義和對外擴張的宣傳調門，來緩和美國資產階級建製的敵意。另一方面，一帶一路本身也進展緩慢，而且在沿線國家遭遇越來越多的阻力。根據中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2018年前11個月一帶一路新簽合同的價值比2017年同期減少了20.4%。一帶一路起初計劃的6個經濟走廊中，有3個至今尚無大型工程。部分原因在於，在經濟放緩的情況下，中國政府限製資本外流，導致一帶一路可以得到的資金減少（一帶一路絕大多數工程資金都來自中國貸款）；另一方面，沿線各國的反對聲音也越來越高漲。

中國政府通過一帶一路項目為其他腐敗的專製政府提供資金，暫時延續他們的生命，以此換取商業和貸款合約。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的一份報告說：“中國的援助、貸款和合作強化了哈薩克斯坦領導層保住自己權力的能力。”納紮爾巴耶夫自1991年哈薩克斯坦獨立開始擔任總統一直到現在，殘酷鎮壓和屠殺抗議者。但一帶一路對威權政府的支持效果只是短暫的。由於群眾對於一帶一路、中國新殖民主義和本國經濟狀況的惡化，攻擊一帶一路成為巴基斯坦、馬來西亞和斯裏蘭卡等國反對派贏得大選的工具之一。

今年1月，巴基斯坦政府決定擱置拉興雅汗（Rahim Yar Khan）大型發電廠的興建計劃，同時也取消了400個被認為是有政治目的的基建項目。一帶一路的旗艦項目“中巴經濟走廊”再度受挫。在對於“中巴經濟走廊”十分重要的俾路支地區，俾路支民族主義武裝力量將一帶一路工程作為攻擊目標，他們譴責中國和巴基斯坦政府殘酷鎮壓反抗力量和掠奪俾路支的資源，該地居民無法得益。同樣在今年1月，馬來西亞正式取消了東海岸鐵路項目。去年馬哈蒂爾打敗親中的納吉布成為馬來西亞新總理後，宣布暫停該項目和另外3項工程，希望和中國談判，達成對馬來西亞更有利的新合約。巴基斯坦和馬來西亞是一帶一路最重要的兩個國家。

債務陷阱

一帶一路早已被廣泛視為“債務陷阱”。早在2018年初，美國全球發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預計巴基斯坦等8國家將因一帶一路工程貸款而出現財政危機。不久前，巴基斯坦被國際評級機構列為債務負擔不可持續的國家。繼斯裏蘭卡因無力償還對華貸款而將中資興建的漢班托塔港口租給中國99年之後，去年12月底有消息傳出，肯尼亞政府可能因為無法償還一帶一路貸款而將蒙巴薩港的控製權交給中國，引起國內強烈抗議。蒙巴薩港是肯尼亞最大且最發達的港口，而且具有戰略重要性。中國在肯尼亞建造的蒙巴薩－內羅畢鐵路實際運量只有預期的一半。自2017年開通以來，該鐵路一年之內就虧損了100億肯尼亞先令（約9900萬美元）。按照合約，如果肯尼亞政府無法償還債務，該國任何資產都不受主權保護。

最近美國《華爾街日報》調查馬來西亞國有一馬公司（1MDB）貪腐弊案的發現勢必引發一帶一路國家群眾更猛烈的擔憂乃至怒火。一馬公司於2013-2015年被爆出負債421億令吉（約102億美元），引發了貪汙醜聞和爭議。《華爾街日報》揭露了納吉布政府和中國的一系列會議紀錄。紀錄顯示，中國官員承諾：設法阻止美國和其他國家調查一馬公司弊案；竊聽《華爾街日報》在香港的記者，查出泄密者並告訴馬來西亞政府。作為回報，馬來西亞政府將批準一系列一帶一路工程。在會議之後幾個月裏，納吉布批準了總價34億美元的鐵路、油氣管道等工程。同時按照會議紀錄，馬來西亞官員建議中國提出的工程造價應該高出市價，多出來的資金會被用於其他用途（很可能包括填補一馬公司的虧空）。根據馬來西亞一家咨詢公司早前的估計，剛剛被取消的東海岸鐵路實際只需73億美元，但中國報價為128億美元。這些資金絕大部分來自中國貸款，最終將由馬來西亞國家財政償還。

由於接連受挫，加上美歐政府的攻擊，中國政府不得不降低一帶一路的宣傳調門。但是習近平無法放棄這個計劃，重要原因之一是他的個人權威將受到更加嚴重的打擊。同時由於國內經濟出現嚴重問題，而且美國加強了保護主義政策，中國的大企業和銀行需要開拓國外市場。亦有許多中國群眾指責政府將大量資金用於海外，而不是用來改善本國人民惡劣的生活水平。中國群眾和年輕人明顯激進化，已爆發多場大規模網路抗議、跨省罷工抗議以及歷史性的佳士工人鬥爭，中國政府正準備進一步升級鎮壓。在此情況下，習近平和中共權威受損，可能給其統治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傑瑞米柯賓

一帶一路將造成氣候災難

盡管習近平和中共宣稱一帶一路會是“綠色發展”，但實際上這個龐大的全球基建計劃將嚴重惡化氣候危機。中國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煤電投資者。美國能源經濟和金融分析研究所（IEEFA）於今年1月公布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目前在中國以外全世界所有在建煤電廠中有超過四分之一是中國出資的，而且其中大多使用的是汙染和二氧化碳排放較高的過時技術。這些工程主要集中在南亞和東南亞，特別是巴基斯坦丶孟加拉丶印尼等一帶一路國家。“中巴經濟走廊”半數能源生產項目是煤電廠。部分由於“中巴經濟走廊”，煤電占巴基斯坦能源供應的比例將從現在的3.1%上升到2025年的20%。

根據世界資源研究所（WRI）於去年10月發布的調查報告，在2014-2017年間，中國的6大銀行（國家開發銀行丶進出口銀行及最大的4家國有商業銀行）向一帶一路國家能源業提供了1430億美元貸款，將近三分之一是投入石油丶石化和天然氣行業；他們其中超過一半（140億）用於建造化石燃料發電廠，而且有100億是用於建造煤電廠。化石燃料行業占“絲路基金”能源業貸款的比例更是高達93%。

英國氣候變化經濟學與政策中心（The Centre for Change Economics and Policy）主席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說，如果一帶一路國家采取中國式的高碳排放發展模式，那麼2015年巴黎氣候協定的減排目標就不可能實現。巴黎氣候協定的目標是控製全球平均氣溫升幅不超過2℃（相比於工業革命前的水平）。若要實現這個目標，全世界需要在2040年時完全停止使用煤炭發電，也就相當於每天要關閉一座煤電廠。一帶一路的大規模煤電和化石燃料投資與此顯然是背道而馳。而且巴黎協定製定的是一個很低的標準。各資產階級政府受到巨大的公眾壓力下製定這樣一個無力的協定。即便全球氣溫只上升2℃，也會導致嚴重的氣候災難。科學家說必須將全球氣溫升幅控製在1.5℃以內才能避免災難，而且即便如此北冰洋的冰在夏季也會完全融化，全世界半數陸地生物會遭受負面影響；嚴重熱浪會更加頻繁──而且這還算是好的情況！

中國政府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大量煤電廠，為國內發電丶煤炭丶建築業公司開拓新的市場，同時也試圖將國內汙染轉移到其他國家，以緩和嚴重的空氣汙染和日漸增多的環保抗議。煤電廠不僅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和其他汙染物，而且也在逐漸失去“經濟優勢”。根據英國氣候研究組織“碳追蹤計劃”（Carbon Tracker Initiative）預測，到2021年時，建造新的風電廠會比繼續使用現有的煤電廠更加便宜；到2025年時，太陽能發電也會比煤電更加便宜。但是煤電廠通常可以使用約40年，而且耗費巨額建設投資，這意味著一帶一路建設的大批煤電廠會將這些國家“鎖入”高排放的發展模式長達幾十年，進而加劇全球氣候變化和災難。

向較落後國家轉嫁汙染是帝國主義（包括美歐國家）長久以來使用的伎倆，因此為了對抗氣候破壞與汙染丶以大規模的綠色科技取代破壞氣候的產業，需要一個全球性的社會主義解決方案，需要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對抗盲目逐利的資本主義。

再現毒跑道 貪腐官僚戕害學生健康

從2018年9月開始，浙江三門實驗小學學生及家長多次反應校園內彌漫著刺鼻異味，先後有多名學生出現流鼻血、咳嗽、腹痛、頭暈等癥狀，甚至出現脫發和抽搐。最多的一個班，45人有42人產生不良反應，並被送往醫院就診，且有部分學生在之後出現復發的現像。全校1000多名學生有近600人體檢異常。

由於近幾年來中國多所中小學校曝出毒跑道事件，三門實驗小學學生家長懷疑該校存在相同問題。2018年9月底當家長帶著檢測人員去學校檢測時，校方卻稱家長們是“無理取鬧”，並出示了一家省級質檢機構的合格證明。當地教育局以及跑道施工方、監工方也信誓旦旦說跑道不存在安全問題。

有毒物質嚴重超標

10月，在家長抗議之下，校方被迫允許家長們聘請的另一家質檢機構重新檢測。新的檢測結果顯示，該校跑道散發的兩種有毒物質（甲醛和鄰苯二甲酸酯）分別安全限度的2倍和5倍。11月的又一次檢測發現另外一種有毒物質（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為安全標準的3倍。這幾種有毒物質會傷害人體的內分泌、生殖、神經系統，甚至會造成癌癥，對兒童的傷害當然尤為嚴重。

但是校方卻不承認新的檢測結果。當家長在校外抗議或者不讓孩子上學時，當地教育局官員竟荒唐地警告家長不要試圖製造“轟動效應”、不要“幹擾學校正常的教學秩序”。直到今年1月4日，校方才徹底拆除跑道，但並沒有兌現拆除跑道後往下深挖50公分的承諾。目前5名學校和教育局官員及工程人員，以及涉事的建築公司和監理公司，正在接受調查。

校方、教育部門和官方質檢機構一同包庇毒跑道和相關公司，顯然涉及貪腐。近年來中國毒跑道層出不窮，10多個省份曝出此類事件。同樣在去年9月，武漢和濟南的兩所小學也出現毒跑道，百余名學生身體不適，校方同樣聲稱跑道質量合格。毒跑道橫行是製度性腐敗、教育商品化和資本主義逐利的惡果。

民主管理

學生及家長對於學校運作並沒有足夠的知情權和控製權，直到抗議和輿論壓力不斷增大，才迫使政府介入，經常是曝出一起才查處一起。在中共的獨裁統治下，群眾往往也難以了解肇事者是否受到應有的處罰，或者是否真的受到了處罰。習近平當局正在繼續加大網絡和媒體管控，不能排除有更多的毒跑道事件被隱瞞。

只有采取教育資源的民主監督，民主分配，才能實質性阻止毒跑道以及種種類似案例，保證學生的安全。我們要求由學生、家長、教師和工人組成獨立、民主的學校委員會，調查所有毒跑道和其他安全問題；學校委員會應有權懲處有罪的官員和資本家，並有權民主監督和控製學校運作（包括校舍建設和課程安排）。同時我們要求全面的教育公有化，大幅增加教育資源，讓所有人都能得到優質、安全的免費教育。

頁巖氣開采引發地震 四川數千人抗議

2月24-25日，四川榮縣數千人抗議，要求政府停止開采頁巖氣，並沖擊了當地政府大樓。在24-25日，榮縣接連發生三場4.3-4.9級地震，官方通告稱地震造成2死13傷，超過2萬間房屋損毀，共損失8000余萬元人民幣。亦有媒體報導死亡至少4人。當地群眾認為是附近的頁巖氣開采工程造成地震，因此上街抗議。政府已禁止媒體報導地震或抗議情況。

警方在24日逮捕了10多名抗議者，而且有多名參加抗議的10多歲學生遭到警察毆打。但之後抗議者仍在繼續增加，迫使政府宣布暫停開采。

開采頁巖氣主要采用“水力壓裂法”，即將水、砂和化學物的混合液體通過高壓註入地下，將巖石層壓裂，從而釋放出巖層中的天然氣。但是水力壓裂法容易汙染水源，而且已有研究發現，頁巖氣開采確實造成近幾年四川地震增多。

開采頁巖氣導致地震增加

榮縣居民說，通常在每次壓裂開始後的兩三個小時裏就會發生地震，盡管過去的地震沒有今次這麽嚴重。自從去年9月開始開采頁巖氣以來，榮縣發生了9次3級以上地震，200多次三級以下地震。而且當地的地震在今年農歷假期期間曾短暫停止，假期結束後重新出現，更說明2月24-25日的地震與開采頁巖氣有關。有居民說：“現在白天也搖、晚上也搖……大家都有恐懼感，隨時都有威脅，人心惶惶。”

此前當地居民已多次要求政府停止開采頁巖氣，但政府無動於衷。在2月的地震和抗議之後，政府被迫宣布停止開采。但群眾懷疑這只是緩兵之計。香港《星島日報》也報導說，其實頁巖氣公司只關閉了一個礦井和減慢了開采速度。

2017年四川頁巖氣開采量是全中國的三分之一，榮縣的頁巖氣儲量是全國的六分之一。但四川屬於地震多發區，11年汶川大地震官方死亡數字將近9萬人（亦有估計為30萬）。

中共政府試圖通過開發頁巖氣來減少對進口燃料的依賴，但卻對群眾的生命安全於不顧，嚴重的汙染事件和工業災難亦屢見不鮮。中國勞工論壇要求永久停止開采頁巖氣，並由居民民主組成的委員會獨立調查環境損害以及對居民的影響，懲治有罪的官員和老板，並向受害者作出賠償。要想真正保障群眾的生命健康和良好生活，必須真正發展及應用綠色能源，但只有由工人群眾公有及民主地控製能源和社會生產才能實現這點。

火燒“女生節”橫幅　女權鬥爭新行動

有著婦女爭取政治與經濟平權的激進起源的國際婦女節，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早已淪為各大商家極力促銷的商機。在資本主義復辟數十年的中國，3月7日還被另外冠上“女生節”丶 “女神節”丶 “女王節”這些父權視角的名稱，許多“慶祝”活動亦不乏將女性視為男性玩物的標語，諸如“春風十裏，不如睡你”等。這些充滿性別歧視甚至性騷擾的橫幅得到校方容許。為對抗這種庸俗化趨勢，中國政法大學有女學生於3月8日當天放火燒掉校園內的“女生節”橫幅。她在社交媒體上說道：“這一行為的目的是希望引起大家的追問與反思，婦女節是為了紀念芝加哥紡織女工爭取同工同酬丶離婚權丶墮胎權的鬥爭……”盡管該女生事後稱感覺做法欠缺安全考慮，該行動仍然受到網民廣泛稱贊。去年3月7日，山東大學也有學生抗議“女生節”橫幅，批評這是性騷擾。

普遍的性別歧視

中國女性受到多種形式的歧視與壓迫。女性經常在個人發展方面更多遭受指摘，被認為不需要讀到很高學歷丶追求太好的工作，而應該早點結婚生子丶相夫教子。在大學裏，除了被曝出的多起教師對女學生的性騷擾和性侵外，女性還經常被說成“不適合從事學術研究”。而父權製度和譴責受害人的文化也令宣揚“穿得時尚暴露，等於教人強奸”等觀念的“女德班”有了市場。在社會輿論中，以近期埃塞俄比亞航空302號班機空難為例，一名遇難中國籍女大學生被認為年輕貌美，於是被集中炒作，且被多名網友以“千裏送炮”等評論羞辱。

各種歧視與壓迫的根源在於性別間的經濟不平等，而造成經濟不平等的正是資本主義製度。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為規範財產繼承丶維護私有製和等級製，一男一女結合的核心家庭為經濟基本單位，而女性被強加生理上的“再生產者”丶家務勞動的主要承擔者的屬性，在職場上處處收到歧視。根據世界銀行數據，中國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從1990年的73%跌至2018年的61%；即使能夠就業，無論公共還是私營部門，許多單位將年齡丶外貌等作為招聘女性的條件。女性工人更多地集中在清潔丶收銀等不穩定且低薪的工作。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報告，中國女性平均收入與男性的比例從2010的68%下降到了2018年的62%；而且在類似工作上的收入差距（即同工不同酬程度）從2008年的26%增加到2018年的36%。

表面讓步

近年影響到中國的#MeToo運動丶P2P受害者上訪丶佳士工人鬥爭等一系列行動，著實給中共政權造成不小壓力。因此，為了緩和群眾憤怒，同時也是為了應對已經開始的人口危機，中共及其操控的偽議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不得不在女性問題上作出表面讓步。2月21日，一份關於落實現有禁止就業性別歧視法律的官方通知在網上公布。今年兩會期間，有提案建議結束對非婚生子女的經濟處罰，亦有提案要令父親也陪產假。而李克強也聲稱政府將“加快”發展托兒服務和早期教育。

我們很難相信聲稱的這些措施能夠真正實現並消除性別歧視。習近平上臺之後顯著加強國家鎮壓，女權運動成為攻擊目標之一。習近平政權以及受其鼓舞的保守力量宣揚回歸“中國傳統”和儒家文化，呼籲女性從職場“回歸”家庭，令女性從事更多無償家務勞動，以便削減公共服務，同時進一步強化職場性別歧視，將使資本家和中共貪腐官員攫取更多財富。中國政府大學的事件證明，中共政權無法真正消滅中國的女權鬥爭，將會有更多的學生和青年采取行動挑戰性別壓迫。

相比以往的國際婦女節，在2019年的這一天，許多人開始學習國際婦女節的起源，了解它的真實含義，不再滿足於資本主義下商業化且去政治化的印象。占人口約一半的女性對工人階級鬥爭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且事實表明女性工人經常率先發起抗爭丶並站在鬥爭的第一線。我們需要一個社會主義替代，訴求將生產資料民主公有化，將民眾的需要置於經濟利益之上，因而能夠實現同工同酬丶永續的公共托育丶教育及其他公共服務，從而令性平鬥爭與工人階級鬥爭聯合，合力擊敗親資父權的中共政權，令性別平等不只在法律上丶而更在經濟方面實現，最終打造一個真正性別平權的社會。

響水爆炸　揭露官商勾結

2019年3月21日，江蘇省鹽城市響水縣生態化工園區一家名為“天嘉宜”農藥廠發生爆炸。據中國地震臺網測定，此次爆炸相當於2.2級左右的地震，發生爆炸的化工廠被炸出一個大坑，整個園區成了一片廢墟，周邊房屋嚴重損壞，居民區和學校的玻璃窗被震碎。事故造成78人死亡丶617人受傷。爆炸還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汙染：事件發生後，當地空氣中的二氧化硫丶氮氧化物濃度，曾一度超標57倍和248倍；園區內河流不同程度的檢出揮發性有機物。

事發園區為江蘇化工企業主要集聚地之一，當地此前已發生多起化工企業安全事故：2007年11月27日，園區內另一家農藥廠發生爆炸，致8人死亡丶數十人受傷；2010年11月23日，園區內一家氯堿廠發生氯氣泄漏，導致下風向的另一家化工廠30多名員工中毒。2011年5月18日下午，再次有農藥廠發生重大火災；7月26號該廠又發生爆炸。

嚴重隱患

據今次爆炸的調查人員所說，這個園區從2007年開始運營，當時為了承接從其他地區遷來的重汙染工廠匆匆上馬，沒有做好充分的計畫。各個工廠自行鋪設管道向河流排汙。更嚴重的是，該園區沒有處理廢棄物的設施，各工廠自行建設焚化爐，有些焚化爐甚至緊鄰天然氣罐，天嘉宜就是如此。這可能就是爆炸的原因。該園區使用卡車而非管道運輸天然氣，但沒有做到必要的安全措施，亦有可能引發爆炸。工人和當地居民已多次向政府據報園區的安全隱患和汙染問題，但政府一面向工廠收取罰款，一面縱容工廠照常運作。

天嘉宜在2018年2月被國家安全監管總局指出存在多項安全問題，包括主要負責人及特殊作業人員未經考核合格丶生產裝置操作規程不完善丶動火作業管理不規範等等。爆炸的發生說明，這些問題很可能仍沒有糾正。該廠在2017年和2018年，該公司共受到了7次行政處罰和環保處罰，其違法行為包括：違反大氣汙染防治管理製度丶違反固體廢物管理製度丶違反環境影響評價製度。該廠老板此前亦曾因汙染環境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天嘉宜周邊10公裏內有80多家化工廠有環境違法紀錄，而且很可能仍在繼續汙染。

傑瑞米柯賓

響水經驗

當地政府過去也曾阻撓記者調查發生事故的工廠。2007年11月27日爆炸後，眾多媒體記者趕赴響水采訪。當地宣傳部門立即啟動了一套禁止記者采訪的應急預案，采用武力威脅丶軟禁記者，重金收買丶色相利誘等方式收買記者丶阻撓采訪，並且總結發布了《沈著應對突發事件，全力做好輿論引導──響水“11·27”事故新聞協調工作的主要做法》一文，又稱“響水經驗”。12年過去了，“響水經驗”並沒有被拋棄；在此次事件中，當地政府依然部署了無人機幹擾設備幹擾丶擊落媒體的航拍無人機。3月25日，在響水調查環境汙染問題的民間環保誌願者張文斌因“尋釁滋事”被警方帶走。

“天嘉宜”爆炸之後不到兩個星期，雲南大理丶山東煙臺丶山東青州丶江蘇昆山丶雲南昭通丶安徽馬鞍山又接連發生6起爆炸，總共造成18死丶16傷丶5人失蹤。同樣是在江蘇昆山，5年前一場爆炸造成146人死亡丶114人受傷。在資本主義製度下，資本家和政府官僚為了利潤與政績，置無數工人和居民的生命安全於不顧，在明知存在安全隱患丶甚至多次發生事故的情況下，依然“我行我素”，最終釀成了本來可以避免的慘禍。資本主義製度是一個完全只為少數統治者服務的製度，而工人的生命就是驅動這個製度運轉的燃料。只有通過工人階級的集體行動推翻資產階級專製，建立社會主義製度，確保工人在真正的公有製下對生產的民主控製，才能防範此類事故的發生。

國家鎮壓繼續 6 名北大學生被捕

五四100周年前夕，北京大學6名左翼學生被捕，下落不明。目前因參與佳士工人鬥爭而處在監禁下的工人、學生、青年有約50人。而協助打壓左翼學生的學生幹部則被北大評為“共青團標兵”。中共政權害怕左翼青年和工人在五四和六四紀念日發起新的抗議，更害怕在經濟低迷的情況下群眾抗爭愈演愈烈，因此采取新一波鎮壓。

警察暴力

今年五一勞動節前，邱占萱、焦柏榕、孫嘉言、李子怡、王瀚樞等5名北大學生前往北京郊區工廠打工，但於4月29日被捕。同日，另外一名北大學生沈雨軒在校內被捕。沒有消息表明他們正在進行抗議活動。隨後佳士聲援團公布了他們在被捕前錄製的視頻和通訊紀錄，揭露出令人發指的警察暴力。

北大馬會前會長邱占萱在視頻中說，他曾連續5天受到警方虐待，包括長時間審問、打耳光、脫衣服搜身、以高音量收聽習近平長達三個小時的十九大報告、以及性騷擾。北大馬會於去年12月底被校方接管。

沈雨軒及另外一名學生在28日晚受到警察審問。當時沈雨軒正在上廁所，警方踹開廁所門，將她按倒在地強行帶走。兩人在審問期間受到毆打辱罵。沈雨軒於次日再次被捕。

佳士聲援團也公布了北大校方和警察更多的惡劣行徑。例如一個學院團委書記借調查原馬會女性成員的機會進行言語的性騷擾。甚至有警察“坦率”地對學生說：“不愚民維穩成本太高”。北大左翼學生將自己受到的監視、騷擾、恐嚇、辱罵、毆打稱為現實版的1984。中共政權對於反對力量的活動變得越來越敏感，是因為統治精英清楚地知道群眾在獨裁統治和資本主義下積壓起來的各種怒火、工人階級的潛力、以及當前具有潛在爆炸性的政經局勢。英國《金融時報》評論說：“盡管學生們現在面臨著巨大困難，但政府仍然害怕他們的運動會壯大起來。”由於擔心反過來鼓舞青年抗議，特別是因為佳士工人和青年鬥爭，今年政府的五四紀念活動遠比預期低調。

從去年8月的全國大抓捕以來可以看出，接連的打壓令原本對中共還抱有一些幻想左翼學生開始看清，中共並不是一個社會主義政權，而且向習近平表忠也無法避免打壓。一名學生在談到最近的抓捕事件時說：“習近平的五四演講充滿了關於國家榮耀的口號，但實際上我們這個社會正在經歷猛烈打壓、更嚴厲的管控和全面審查。”

而且，國家鎮壓已經從激進左翼青年蔓延到溫和NGO。5月8日，北京、廣州、深圳的3個勞工NGO被警方查抄，4人被帶走（李大君、周麗娟、梁自存、李長
江）。目前尚不知查抄原因。

相比於過去被打壓的NGO和自由派勞工活動者，這3家NGO更加“溫和”，主要為
底層工人提供生活和職業援助，沒有參與工人抗議。李大君和周麗娟所在的北京冷泉“希望社區”更是由共青團中央下屬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發起的。這3個NGO都曾與當地政府有過合作。

鎮壓蔓延

它們被警方查抄，說明習近平政權對於基層工人活動越來越緊張，哪怕他們並不打算挑戰中共政權。一名去年曾前往深圳參加佳士抗議的學生對《金融時報》說：“今年所有事情都非常敏感。”面對驟然惡化的中美貿易沖突、進一步黯淡的國內經濟、以及從去年以來左翼青年和工人發起的挑戰，中共統治精英非常擔憂。它將會采取更多的鎮壓行動。

面對國家鎮壓，中國左翼青年表現出令人敬佩的勇氣。社會主義者譴責中共獨裁政權的暴行，要求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我們支持爭取建立獨立工會的權利、政治結社自由、以及全面的民主權利，終結獨裁資本主義的剝削壓迫，實現真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工人階級替代方案。

中國：南應鎮壓牽涉中共貪腐

4月26日，南京應用技術學校學生和家長因校方虛假招生舉行抗議，竟然被校方非法囚禁。當晚抗議者又遭到特勤（中共政府用於維穩的非正式警力）暴力鎮壓。有消息稱警方使用了麻醉彈。多名學生被警方帶走，其中一人被控“煽動鬧事”。該事件揭露出私立職業學校泛濫、混亂的虛假招生問題，並因警方的殘酷鎮壓、官商勾結以及學校的軍方背景受到大量關註和譴責。

南京應用技術學校有6000名在讀學生。它自稱是大專職校，但實際只是中職，。該校的護理系更是完全造假，每年學費高達1.6萬元，但實際卻是“家政服務系”，無法為學生提供護理專業資格證和醫院實習。已就讀多年的學生發現自己根本沒有學籍。4月22日，校方公告稱，學生要想拿到大專文憑，必須轉考另外一間學校，但不保證錄取，而且新的學校也沒有護理系。

學生家長前來學校理論，校方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毆打家長和學生。為了封鎖消息，學校使用強製手段，將學生們鎖在宿舍中，鎖校，並要求沒收手機。學生們通過網絡向外求助的方式也被封鎖，相關微博貼文都被立即刪除。在當晚午夜至淩晨，有的學生砸破了門窗逃生，有的宿管老師為了學生打開了大門，學生們終於沖出來了。

但這卻只是開始，蜂擁而至的特勤進入學校，開始毆打鎮壓學生，也毆打幫助學生的老師。這樣對學生的殘暴的鎮壓，一直持續到了第二天。而且27日一早，南京警方通報稱事件是因“社會閑散人員和被開除學生煽動”，而對該校和警方罪大惡極的行為只字未提。

軍方背景

事後媒體調查發現，這場騙局牽涉到江蘇一家可能擁有軍方背景的大型教育業公司──中寧教育集團。該集團董事長王中平為解放軍預備役中校，而且南京應用技術學校的“軍事化管理辦公室主任”是解放軍一個訓練基地的前政委。中寧集團旗下的南京東方文理專修學院院長曾是江蘇省政府官員。這正解釋了抗議學生何以遭到如此令人發指的鎮壓。

東方文理專修學院借用南應的名義招生，逃避監管。南應被曝出以每個學生6000-7000元的價格委托他人替學校招生，這在中國是違法行為。兩校地址相同。早在2017年，南應就已被揭出虛假招生問題。當時南京政府曾說要“查個水落石出”，最後卻沒有下文。南應甚至厚顏無恥地指責媒體“收受賄賂對我校進行不實報導”。

東方文理專修學院也曾卷入學生賣淫案件。兩年前，該校保衛科勾結校內KTV逼迫學生賣淫。中寧集團屢次被曝出醜聞，但最後都不了了之，說明它一直受到政府甚至軍方庇護，甚至幹脆就是中共官僚的產業。

民主調查

南應抗議和鎮壓直接中共政權的貪腐行徑，也揭露出教育私有化的亂局。政府不可能真正調查和揭露所有真相。我們要求成立由學生、家長和獨立工人組織組成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徹底查清、公開南應和中寧集團背後的官方聯系和所有違法行徑。這個委員會應該有權懲處所有有罪者，包括政府官員。

同時需要將教育完全公有化，由學生、教師、家長以及民主工會民主管理學校和課程，並為所有人提供免費且優質的教育。要想實現這些目標，必須要建設一個強大的工人運動和獨立工會運動，挑戰中共獨裁統治和資本主義。

中國：996 點燃大規模網絡抗議

程序員發起的反996網絡抗議打破了資本家和中共政府塑造的“只要努力，就有回報”的奮鬥神話。程序員作為現代白領工人，相比於底層勞動群眾，享受著較為優渥的待遇，因此也曾被認為是最不可能發起鬥爭的群體之一，所以反996抗議更突出地表明中國勞動群眾的激進化進程。當局宣傳或暗示：那些在罷工與示威中為自己權利而鬥爭的工人都是不願工作的懶漢或者是“受境外勢力操控”，而勤勞的中國人民的需求只有埋頭苦幹。越來越多工人和青年明白，這不過是中共政權用來抹黑工人鬥爭和維護資本主義剝削的謊言。

3月26日，世界最大的社交編程及代碼托管網站github上出現了一個叫996.icu的項目。“996”工作製，即每天早 9 點到崗，一直工作到晚上 9 點，每周工作 6天。996.icu意思是如果按照 996 的模式工作，那以後就得進 ICU 了。

996在科技業是普遍狀況，而且許多程序員和其他行業的勞動者工時甚至比996更長。據估計中國每年有60萬人過勞死，IT業是重災區之一。有程序員說自己的工作就是在“拿命換錢”。

996.icu在極短的時間內得到了大量的關註，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在這個項目中，有一份還在不斷增加采用996製度的企業名單，和用於阻止這些公司使用許可證下的軟件或代碼的“反996許可證”等等。抗議的程序員表示：“從閉源到開源是一次偉大的進步，從開源到同時強調保護勞工權益也將是一次偉大的進步，我們想要創造一個主張保護勞動者權益的開源軟件許可證。”

這場網絡維權運動以星火燎原之勢蔓延開來，而且得到美國微軟員工的聲援。許多加入網絡抗議的程序員不僅譴責996的超長工時和政府的口惠而實不至，而且直接譴責資本主義。也有程序員說到，佳士鬥爭已經說明，即便刻意表示反996不是政治運動也無法避免政府打壓。這些討論在過去的其他網絡抗議中是罕見的。工人的網絡抗議擁有更大的潛力。當勞動群眾的怒火從網絡抗議升級為現實的罷工抗議和工人運動時，擁有強大的力量，能夠終結中共獨裁統治和整個資本主義製度。

在這樣聲勢浩大的網絡運動下，資本家的反應更令抗議的程序員和廣大群眾感到憤怒。4月11日，馬雲公開聲稱，996是“福報” ，更戲劇性的是馬雲在作為中國最有權勢的壟斷資本家的同時，還是個中共黨員。這揭露出中共獨裁統治正是在保護資本家的剝削和利潤。中國新興資產階級為自己塑造的偶像崇拜和江湖俠氣式的形象被他們自己的“誠實”打得粉碎，各大視頻網站上惡搞和諷刺諸位大資產階級和996等的剝削方式的視頻成功爆火。“那我用勞動法起訴公司996，能不能站著把錢掙了？——那你大概是在監獄裏跪著。”戲謔中處處都是勞動者對獨裁政權和資本主義剝削積壓已久的不滿。

政府不得不對沸騰的民怨有所表態。人民日報說“崇尚奮鬥，不等於強製996”，但也只是通篇和稀泥而已。至今沒有任何一間公司因為工時過長而受到處罰。杭州一家公司因在年會上高調宣布施行996受到廣泛關註，正在接受調查，但當地政府很可能是拖延時間，想要等到抗議聲浪過去之後讓案件不了了之。因為如果真的做出處罰，一定會有大批程序員和群眾要求處罰其他公司，而親資的中共政府不可能這麽做。

8小時工作製

996不過只是中國勞動群眾惡劣處境的冰山一角而已。996.icu表達出中國工人群眾積壓的怒火，也部分展現了工人運動的巨大潛力。網絡抗議可以鼓舞更多工人發起現實的鬥爭，而工人運動最能夠挑戰中共獨裁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者要求立即全面施行8小時工作製，同時大幅提高工人收入，完善醫療、教育、養老、住房等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我們支持工人建立民主的獨立工會，這是挑戰中共獨裁資本主義的關鍵武器。同時也必須建立一個群眾性的社會主義工人政黨，徹底終結獨裁資本主義，建立由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的真正的公有製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傑瑞米柯賓

中國：塵肺工人聲援被捕工運人士

4月15日，上百名湖南塵肺病工人發起網絡聲援和請願行動，要求政府釋放3名工運人士並向塵肺工人提供足夠的補償。

2019年3月20日，關註工人權益的“新生代”網站的編輯危立誌被警察抓捕，並遭到警察入室搜索，電腦手機等被沒收。而在這之前數個小時另一位編輯柯成兵也已被抓捕，同年1月8日編輯楊鄭君也遭受到同樣對待。

該3人被控“尋釁滋事”，於今年年初被捕。逮捕的直接原因是新生代網站曾幫助塵肺工人維權，但深層原因在於佳士工人鬥爭之後習近平政權對左翼學生和工運人士的大肆鎮壓。

特別是在當前繼續升級的國家鎮壓之下，工人的聲援行動更具重要意義。在網絡聲援前幾天，湖南塵肺工人曾打算再次前往深圳抗議，但遭到本地政府的攔截和恐嚇。

深圳既是新生代3名編輯現在被關押的地方，也是這些工人過去工作並染上塵肺病的地方。

工人對於當局的鎮壓感到憤怒。工人的一封聯署信寫道：“幫助我們這些絕望的工人，為什麽是有罪的呢？”

關押3名編輯的看守所的警察曾對工人說，這3人是“被工人利用了”。中共抓捕工運人士和支持工人鬥爭的年輕人、查封勞工NGO和左翼學生社團，是害怕工人鬥爭挑戰自己的獨裁統治。

塵肺是職業病，而且被稱為“窮人病”，因為只有窮人才會從事容易患上塵肺病的職業。塵肺患者會逐漸喪失勞動能力，而且到晚期時甚至連感冒都可能致命。現在中國塵肺工人僅官方認可數據就有70萬之多。

抗議不斷

由於大批底層工人（尤其是農民工）沒有勞動合同，再加上政府包庇資本家，有不計其數的塵肺工人無法得到官方確診，因此才出現2009年“開胸驗肺”事件。十幾年來，全國各地的塵肺工人維權抗議接連不斷，政府卻采取拖延戰術，和他們“鬥長命”。

去年11月，300名塵肺工人聚集在深圳社保局，希望進行談判，官方原本答應派出市委秘書長協商，但最後卻毀諾，出動警察強製驅離，甚至進行毆打並使用辣椒水。塵肺工人明白到需要更大規模的力量才能維護自己的權益，因此發起今次的聲援行動。這是工人意識的重要進步。

社會主義者要求政府立即滿足塵肺工人的訴求並立即無罪釋放所有被捕的工運人士和政治犯。塵肺工人和整個工人階級需要獨立的民主工會和真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才能徹底擺脫現在的貧窮和悲慘處境。

中國：建立獨立工會和工人政黨 終結中共獨裁資本主義

在今年五一勞動節，因要求建立獨立工會而被捕的4名佳士抗爭工人仍在監獄裏等待審判。自去年7月政府開始鎮壓佳士工人抗議來，大批工人、支持工人鬥爭的學生、以及勞工NGO人士被捕，目前超過50人仍處在監禁之中。從去年8月24日針對佳士工人鬥爭的全國大抓捕到今年4月，“中國勞工通訊”網站共紀錄了1000起工人抗議、罷工，比5年前習近平剛剛上臺時（2013年9月-2014年4月）增加了超過一倍。

“中國勞工通訊”紀錄的工人鬥爭主要來自社交媒體，只占實際工人鬥爭的一小部分，而且考慮到5年來國家鎮壓和媒體審查大幅升級，中國工人鬥爭的發展比這些數字顯示出來的更加重大。隨著貿易戰升級和經濟急速放緩，中國工人鬥爭將會繼續增加。

工人生活惡化

近幾年來，中國勞動者收入增速持續放緩。2018年，占勞動人口三分之一的農民工平均月收入不到4000元。特別是是在建築業，拖欠工資的嚴重問題一直沒有解決，甚至可能在惡化，政府則幹脆不再公布欠薪數據。為了拉動消費（特別是房地產市場），中共開始放寬對農民工落戶城市的限製，但是在低收入和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整體匱乏的情況下，農民工的生活狀況無法得到真正改善。

不過就連白領工人也開始面臨困境。求職網站智聯招聘報告指出，相比去年年底，今年第一季度白領工人的平均工資不增反降，揭示出中國經濟的真實狀況。
在整體低迷的經濟狀況下，中共一直鼓吹的“互聯網+”新經濟不可避免地走向危機。騰訊、京東、滴滴、美團等大型互聯網科技公司紛紛傳出大批裁員的消息。今年前4個月，全國至少有30起快遞/外賣工人罷工抗議，原因大多為降薪。4月初，中國最大的快遞公司之一京東物流被曝出將取消快遞員底薪、增加收件任務、並減少為快遞員繳納的住房公積金。

工作條件惡劣

與此同時，中國工人的工作條件依然十分惡劣。不久前，許多程序員發起大規模網絡抗議，反對996工作製，得到廣泛關註。不久前公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北京勞動者平均每周工作約60個小時，可能已經超過香港，成為全球工時最長的城市。
中國很多工人不得不在危險的環境下工作。4月11日，一名竇姓建築工人在網絡上發布一段影片，備受關註。竇姓工人將工人用的安全帽和管理人員用的安全帽相撞，管理人員的安全帽很結實，而工人用安全帽一碰就裂。影片廣傳後激起強烈譴責。竇師傅因可能失去工作而被迫刪除影片。

中國建築與化工行業事故數量持續增加。僅在今年3月底，全國各地就發生多起爆炸與火災事故，造成85人死亡。低薪的工人也經常被迫租用不安全的房屋，這也釀成許多傷亡，例如2017年底被北京政府用作驅逐“低端人口”的借口的西紅門鎮大火。

這些事故多是人禍， 造成7 8 人死亡、617人受傷的江蘇響水爆炸案便是政府包庇資本家、縱容危險運作的結果。響水的工業園區過去已發生多起工業事故，當地政府則只顧阻撓媒體報導，隱瞞真相，甚至總結出一套用於封鎖媒體報導的“響水經驗”。響水慘劇只不過是中共獨裁資本主義之下，官商勾結、為了利潤無視工人生命安全的縮影而已。

為了挑戰資本家越來越嚴酷的剝削，中國工人需要獨立於中共政權的民主工會，這是建設強大工人運動不可或缺的武器。社會主義者要求釋放所有被捕工運人士，撤銷所有控罪。我們要求在大幅提高工人工資的同時，立即全面施行8小時工作製；廢除戶籍限製，並通過工人民主管控的公有製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為所有人提供充分、優質的公共服務與社會保障。為了實現這些目標，必須建設一個有力的工人運動和群眾性工人政黨，終結中共獨裁資本主義，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中國“專項整治”對準女同性戀

國際不再恐同日前夕，中國政府對性小眾展開新一波的打壓，今次主要攻擊目標是網絡上有關女同性戀的內容。4月中，新浪微博封殺了擁有近5億閱讀量的話題群組#les#。這是繼去年4月新浪微博“清查”同性戀內容之後的又一輪攻擊。

有25萬組員的豆瓣小組“les sky”公共入口被封，僅原組員及組員邀請才能進組。微信用戶無法在個性簽名中加入彩虹旗符號。4年前慶祝美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淘寶也大範圍下架同誌相關產品。

清除女同性戀內容的做法極可能與中國網信辦啟動不久的“網上低俗信息專項整治”有關。從列舉的清除內容看，女同性戀顯然被視為違背所謂“正確婚戀觀和家庭倫理道德”。

對抗不公正製度

政府的打壓正在激起對整個網絡審查和壓迫製度的憤怒。有抗議者在微博上寫道：“我們發聲不單單是為了這一個群體，也是為了被堵住嘴被消失在視線裏的無數個群體”。同誌平等權益促進會在一篇抗議文章中也談到，基於不公正環境受難的人還有很多。

面對這一波打壓，很多性小眾權利支持者並未屈服，不分性別與性向參與聲援。可見許多民眾也逐漸認知到各受壓迫群體需要團結鬥爭對抗不公正製度。

今次政府特別針對女同性戀，而且新浪微博沒有公開宣布清理行動，想要分化削弱反對聲音，但反對打壓的#我是les#的話題閱讀量仍然達到至少有3.6億。豆瓣、微信和淘寶在壓力下取消禁令，但新浪微博沒有重新開放被封的話題社區，政府也未如去年一樣讓步。習近平政權對性小眾的打壓正愈發強硬。

另一方面，今次打壓行動相信與中國出現的人口危機相關。由於女同性戀同時沖擊一男一女結合的核心家庭製度和女性生理上“再生產者”的角色，她們於今天成為網信辦的特別“關切”對象。這揭露出女同性戀在父權資本主義所受的性別和性向雙重壓迫。而工人階級的女同更是還要遭受資本家的剝削。

社會主義者反對封鎖網路和言論自由，支持性小眾的表達權利。我們支持同性婚姻的自由，反對在任何地方的歧視。尤其是在學校和職場裏，底層同誌需要組織起來抵抗壓迫。

為了實現性向平權，需要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的願景，將性小眾、女性等所有受壓迫者的鬥爭聯系到工人運動，以打倒父權資本主義和中共獨裁政權。

在民主的公有製和計劃經濟下，大幅提高群眾的生活水平，實現真正的婚姻自由。

中國：革命性劇變的巨大潛力

貿易戰驟然升級，國內經濟急遽放緩，工人群眾鬥爭的彼伏此起，讓中共統治精英擔憂不已。盡管習近平政權繼續升級鎮壓，但中國存在著革命性劇變的巨大潛力。

普遍“焦慮”

英國《金融時報》近期采訪了杭州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生動揭示出中國群眾在經濟放緩、巨大貧富差距、生活水平停滯、公共服務短缺下的不安情緒。這篇采訪多次用到“焦慮”這個詞。受訪女士工作於網易公司，中國最大的互聯網公司之一。公司曾打算解雇她，只不過因為她正在哺乳期而撤銷了決定。她的哺乳期將在3個月後結束，到時她很可能仍然會被解雇，而且她很可能會因剛剛生育而受到更加嚴重的職場歧視，令她難以找到新的工作。

中國政府曾宣稱新興互聯網經濟將代替傳統製造業推動中經濟增長，但是現在互聯網行業同樣受到經濟放緩的沖擊，多間大型互聯網公司傳出大規模裁員消息。京東可能裁員12,000人，占其雇員總數近一成。阿裏巴巴則已經凍結了招聘人數，有分析指出凍結招聘人數往往是裁員的前奏。對於被解雇的員工來說，馬雲所說的“996是福報”帶有更加殘酷的意味。

令受訪女士特別不安的是食品安全問題、孩子入學困難和購房困難。從去年開始，中共政府開始嘗試大力遏製房價高漲。這主要是因為房地產市場泡沫的爆炸很可能引發全面的金融危機，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遙不可及的房價長期以來是群眾怒火的焦點之一。但是遏製房價上漲的措施包括增加首付比例，意味著擁有足夠存款支付首付的人更少，購房更加困難。可見在資本主義之下，中共不可能讓勞動群眾的住房需要得到保障。

相比於這個年收入50萬元人民幣（屬於前10%）的受訪家庭，基層勞動群眾的生活處境更加惡劣。底層工人早已經歷了中國接連的工廠倒閉潮，普通女工會因為生育而被迅速解雇，更不用說他們沒有錢為子女購買相對安全的進口食品和優質教育。當中產階級擔憂階層/階級固化正在來臨時，廣大工人階級早已陷入世代貧窮。

扣除通貨膨脹之後，2018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僅5.6%，連續第6年低於官方的GDP增速。近3億農民工的人均收入增速更是低得可憐。收入增長放緩轉變為家庭債務激增。從去年開始，家庭債務突然成為中國新增債務的最大貢獻者，占比將近一半。家庭債務占GDP比例也已超過50%。生活水平的停滯令中共難以用“經濟發展”來維穩，令群眾愈發難以忍受社會保障與公共服務的匱乏和獨裁統治，推動更多工人和失望的中產階級發起鬥爭。

貿易戰升級

這種情況將因中美貿易戰和廣泛沖突的升級而進一步加深。中國政府宣布將從6月1日開始，對從美國進口的商品加征新的關稅，並加強對外資的“國家安全審查”，以報復特朗普的新關稅。中國沒有立即加征關稅，是為繼續談判留下空間，但是談判前景已經變得更加不確定。

特朗普政府從5月10日加征的關稅已經開始對中國經濟造成打擊，預計降使中國今年的GDP增速降低0.2-0.3個百分點。但比起對GDP的直接影響，更嚴重的是由於新關稅導致成本驟增而令中國廠商遷移至臺灣或東南亞國家，再加上未來的不確定性，中國的許多工廠已經不再接受新的美國訂單。

湖南一家國有水果罐頭公司負責人說，25%的關稅對於對美水果出口而言幾乎是滅頂之災。上海一家港口倉儲公司總經理則說，同業競爭將變得非常激烈，甚至“骯臟”。如果特朗普兌現他的威脅，對其余的3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關稅，中共政府可能無法保住6%的GDP增長目標，這從不同方面來說，對中共都會是一個災難。

如果無法“保6”，不僅中共的統治威信和國內外資本家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將大大受損，更重要的是可能造成失業潮，進而點燃激烈的群眾鬥爭。今年中共對於就業問題格外擔憂。

在5月13日的一場全國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要求各級官員將創造就業崗位作為首要任務，特別是要保證大學畢業生、退伍士兵和農民工就業近年來。退伍士兵因為就業和生活保障等問題發起多場大規模抗議。如果大學畢業生和農民工大規模失業，將強力加速中國工人與青年的激進化進程，類似於佳士事件的鬥爭將陸續發生。

經濟再次放緩

中國G D P 增速上一次跌到6 % 以下是1989-90年。當時中國爆發了大規模群眾民主運動，幾乎要推翻中共政權。經歷過資本主義復辟、觸目驚心的貧富差距和令人發指的國家鎮壓，今天的中國群眾已經積累起更加強烈的怒火。

失業潮和群眾鬥爭的升級將反過來削弱中共在貿易戰中的力量。對於中共來說，這會是一個惡性循環。如果在貿易戰中做出太多讓步，中共會反過來成為它自己煽動的民族主義情緒的攻擊目標。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引述匿名中國政府顧問的話說，中國的左翼[實際是指民族主義]學者正打算把中美之間“任何”協議都說成是“民族恥辱”。

為了維護面臨多重危機的獨裁統治，中共官方媒體接連發出強硬的民族主義言論。5月13日，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發出罕見的尖銳評論：“必要時不得不打……美國發起的對華貿易戰，不過是中國發展進程中的一道坎兒，沒什麽大不了”。但政府的民族主義煽動受到許多嘲諷。例如當官方媒體宣稱將“不惜一切代價打貿易戰”時，許多網民說自己就是被犧牲的“代價”。

貿易戰並非中國經濟面臨的唯一難題。在特朗普加征新關稅之前，中國經濟已經開始急速放緩，然後由於貿易戰升級而進一步惡化。4月，中國多項經濟指標低於預期。消費品零售額增速僅7.2%，為16年來同期最低。汽車銷量繼續下跌，同比減少15%。這說明“以消費為新的經濟增長支柱”並沒有取得實際效果。在嚴重的貧富差距和收入增速放緩的情況下，中共指望用消費拉動經濟增長本就是天方夜譚。同時，製造業投資增速也將到15年來最低。

在今年1-2月慘淡的經濟狀況之後，中共在3月份向市場註入大筆新增貸款，數額是10年來同期最高，將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速拉升到6.4%，和去年年底持平。但隨後政府再次減弱刺激政策。習近平政權擔心債務大山崩塌，摧毀整個經濟，因此始終不敢恢復過去的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但最新的統計數字證明中國經濟已經何其依賴信貸刺激。

由於貿易戰重新升級，中共政府接下來很可能會大幅強化刺激政策，向市場註入大筆的資金/債務。習進平的走鋼絲遊戲變得越來越危險。

中共失去了“高速經濟增長”這一統治支柱。雖然習進平不斷升級鎮壓，但新的群眾抗爭仍在繼續爆發。互聯網行業反對“996”工作製的大規模網絡抗議吸引了許多關註。這場罕見的白領工人抗議公開挑戰超長的工作時間和資本家用來壓榨工人的所謂“加班文化”，並得到美國微軟員工的聲援。政府在工時問題上的口惠而實不至讓更多青年工人看到，中共獨裁政權正是保護著資本主義的剝削和壓迫。

面對正在沸騰的群眾怒火和接連而至的國家鎮壓，需要建設一支群眾性的社會主義工人階級力量和工人政黨，以階級團結和國際主義對抗中共政權的民族主義分化，以民主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和計劃經濟取代全球資本主義及其所滋生的專製統治。

傑瑞米柯賓

中國：天安門大屠殺30年

今天是北京六四屠殺30周年。 1989年4月爆發的大規模示威活動使全國陷於群眾革命運動，北京癱瘓了七個星期，運動蔓延到300多個城市，成都和西安等城市的主要廣場也像天安門那樣被成千上萬的人群占領。

6月4日北京的鎮壓行動中，普遍認為大約有1,000人被殺，另外還有更多人在中國其他城市的鎮壓中死亡、受傷和被捕。

6月3日晚至4日，解放軍坦克和裝甲車隊從四個方向進攻北京，他們遭到北京工人和普通市民，特別是青年人的英勇抵抗。

“該殺的殺”

5月底，20萬清場部隊（這個數量足以入侵一個國家）被北京的工人階級和普通民眾不可思議地攔截了15個晝夜，被迫紮營在郊區。當局最高領導人本以為，僅通過展示軍事力量就足以震懾群眾並恢復“秩序”（即他們破碎的專製權力）。

但是，群眾的聰明才智和勇氣挫敗了最初的軍事部署。士兵們不想攻擊人民，軍官們也意見不一，不清楚哪股勢力在控製政權，以及領導人想達到怎樣的目的。軍方將領的遲疑給政權造成了危機——這是最終暴力鎮壓如此極端的一個關鍵原因。

陳墨在《震撼世界的七周》（由中國勞工論壇網站chinaworker.info出版，可從我們的網上商店訂購）一書中描述，15天裏裏，超過一百萬人參加組成了阻攔“人墻”，並拉攏與解放軍。我們不是要輕視學生，但遠不只是一場“學生運動”，而是一場遍及社會各階層的革命鬥爭。美國駐北京的外交官抱怨說，他們不得不派車去中國共產黨的外交大院接他們的中國同行，因為中國外交官的司機正在街頭參與示威。

親鄧小平的解放軍軍頭王震說：“該殺的殺，該判刑的判刑”。血腥鎮壓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還曾揚言“殺二十萬，保二十年穩定。”

這些血腥事件塑造了今天的中國。這個表面打著“共產黨”旗號的世界第二大資本主義經濟體，拒絕哪怕是最小的民主改革，尤其是過去五年反而將國家鎮壓和政治控製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有觀點認為六四屠殺來自邪惡的毛派“共產主義”，而實際上，中國變得越資本主義，就越具有鎮壓性。一位支持佳士工人和左翼青年鬥爭、反對國家鎮壓的20歲馬克思主義活動者對《華盛頓郵報》(2019年5月25日)說，“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你會發現，真正的社會主義和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兩回事。他們把法西斯主義當作社會主義，就像掛羊頭賣狗肉。”

中共的超級警察機器的規模龐大，眷養了1000萬個網絡間諜。2017年中國維穩費（1.24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埃及的國內生產總值。這個警察機器的主要就是為了阻止工人階級組織起來。

勞工維權人士韓東方表示：“中國在過去的40年裏一直將市場為信條。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揮舞著共產主義的旗幟，但實際上中共就是資本主義、市場和叢林法則的最大信徒。”[金融時報，2019年5月24日]

獨立工會

韓東方在六四屠殺後被監禁，因為他是八九運動中出現的獨立工會的先鋒。後來獨立工會成為政權鎮壓的主要目標。為扼殺工人階級的力量、新成立的獨立工會、以及八九運動最後一段時間的廣泛罷工，中共政權對工人階級進行了最可怕的鎮壓。當年設在天安門廣場的獨立工人工會總部就正是六四當晚鎮壓最血腥的地區。。

即便是1989年北京“頭號通緝犯”名單上的少數學運分子，最多也只被判了2至3年監禁，當然，這已經夠糟糕的了。但在之後的幾個月裏，據估計有兩萬人被捕，當中有15,000名工人被控組織罷工（“搞破壞”）和秘密工會（“勾結外國勢力”）等罪名。沒有學生被判處死刑，但這一厄運發生在幾十名工人身上，還有其他工人被判無期徒刑或多年勞改。

大多數報道都把八九運動描述為“學生運動”，但這只是以偏概全而已。學生們湧入並占領了天安門廣場，點燃了這場鬥爭，展示出英雄主義和勇氣，但他們更多是對以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為代表的那些“改革派”抱有幻想，去反對那些想要加強專製統治的強硬派。改革派支持漸進的、受控的民主化，包括趙主張非常有限地放松媒體管製和廢除政府部門的“黨支部”（實際上是確保對政權忠誠度的監控部門），而強硬派認為趙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走得太遠了。

大多數天安門事件報道中遺漏了工人階級的關鍵作用。到運動後期，學生們已經極度疲憊。學生抗議已過了高潮，許多學運分子在5月開始大規模絕食抗議中耗盡了能量。最初的學生領袖大多來自北京的精英學校，並與中共官方機構的聯系緊密得多。而後來取而代之的學生則是來自北京以外的新鮮力量，而且他們具有更多工人階級背景。學生在運動中的比重上也減少了，北京的工人階級青年開始發揮更加主要的作用。5月20日當政府宣布戒嚴、軍隊進入北京後，這一轉變更為明顯。

八九運動一開始作為學生抗議運動旨在支持中共的“改革派”，反對更專製強硬的“元老”，但後來發展成為一場以工人階級為主的鬥爭，更堅定地想要推翻中共政權，盡管他們的想法並不完全清晰。工人對於趙紫陽和他的改革派盟友沒有任何特殊情感。

不幸的是，工人沒有明確的想法或策略，沒有推進運動的訴求和方案。發起這場鬥爭的學生領袖害怕“走得太遠”，在開始時甚至想阻止工人加入示威（因為害怕激怒政府）。而隨後加入鬥爭的更無產階級的群眾和學生則沒有這樣的保守思想。

他們看到這場運動正在迅速成為生死攸關的鬥爭，政權毫無做出讓步的準備。但當時缺乏明確的計劃和個革命的社會主義政黨去準確把握形勢並及時重新定位群眾運動。

權力鬥爭

當局在應該讓步還是武力鎮壓的問題上發生權力鬥爭。權力鬥爭在1989年5月達到頂峰，趙紫陽遭遇決定性的失敗。這是一場殘酷的權力鬥爭（趙紫陽被軟禁直到2005年去世），這也解釋了為什麽鄧小平和他的同夥在6月3日至4日發動了這種無端和過度的暴力。

1989年5月23日，《紐約時報》的A. M. Rosenthal寫道：“1989年5月，中國政府一度失去控製權。”這是個準確的描述。 30年前，這位評論員提出了另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由於沒有任何能夠介入局面的權威力量，中國政府可能將能夠重整旗鼓，恢復國家權力。”

1989年的中國正位處在革命（群眾運動）和反革命（鄧小平的親資政權）之間的殊死搏鬥之中。群眾運動沒有發展出替代形式的政府，沒能呼籲群眾運動更進一步、建立人民政權的機關（如全國各地相互聯結的民主委員會），沒有讓正在組織獨立工會的工人帶頭建立工人和窮人的民主政府，因此錯失了時機。

鄧小平政權得以重整旗鼓，大肆鎮壓。他希望可以一石二鳥。 首先，工人組織是主要目標。政府以如此殘暴的方式清洗街上的抗議者，對整個國家造成長達數十年的威嚇。血腥鎮壓的另一個目標是以趙紫陽為代表的改革派，因為改革派曾向學生抗議者提供支持或讓步。鎮壓要發出的一個訊息是，雖然中共所有派系都同意需要更多的資本主義措施，但“政治改革”和西方式“民主”卻是禁忌。

六四屠殺並非如一些評論家所聲稱的那樣導致了非資本主義的斯大林主義政權的重新鞏固。中國的斯大林主義體製在此前十年的改革中已開始瓦解。六四屠殺名義上是捍衛“社會主義”，實際上是推動中國政權徹底變成資本主義的決定性時刻。1989年是一場失敗的政治革命，盡管它沒有完全表明自己的目標和任務。

殘暴的資本主義復辟

特別是在1992年歷史性的“南巡”後，鄧小平統治下的中國繼續走向資本主義，但這個過程受到中共威權政府的控製，以確保黨內精英（尤其是“太子黨”） 可以掌握資本主義經濟中最肥美的部分，同時保持鐵腕政治控製，以保持對工人階級的壓迫，消除任何對殘暴資本主義復辟的抵製。在1990年代末達到高潮的國企私有化中，有多達6000萬名工人下崗。永久性工作被不穩定的臨時工、合同工和派遣工所取代。如今，中國的國企雇用了6,000萬名派遣工，他們的工資和社會福利都低於正式工。

1998年中共效仿英國撒切爾將住房私有化。今天，95％的中國住房是私人的，公共住房微乎其微。相比之下，德國的私人房屋占51％，美國占65％。房價已成為中國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的巨大負擔。北京、上海以及中國的其它幾個城市名列世界上平均房價相與平均收入之比最高的城市（比東京貴一倍，比倫敦貴三倍）。

一些旁觀者誤以為工業的高度國有化表示中國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國家或者仍是不同社會製度的混合體。 國家經濟占中國GDP的30％左右（包括銀行、能源、電信等關鍵部門和相當一部分製造業）。在1990年代，國有經濟被用來創造出新的資產階級，中共官員的親戚和朋友獲得了利益最豐厚的位置。

這正符合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1936年）中對斯大林主義的預測：假若工人未能夠成功透過政治革命實現國有經濟的民主控製（例如1989年的中國），就會有如此的結局。

中國的專製資本主義植根於對群眾抗爭的恐懼以及資產階級精英的不安全感。資產階級精英在前所未有的媒體控製和國家宣傳的幫助下，很大程度上將其財富隱藏起來。中國的資本主義模式不是美國式的“民主”和“自由市場”，而是東亞的威權資本主義，就像是蔣介石的臺灣，李光耀的新加坡和樸正熙的韓國。這些是國家控製或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完全”資本主義政權。

近期可靠的媒體報導表明，中共高層“太子黨”之一習近平的家族擁有1萬億美元的海外資產。中中共大部分政治局委員也極為富有。以美元計，中國億萬富翁人數很久之前就已超過了美國，去年為819對571人。

香港紀念晚會

香港是中國唯一一個能夠公開紀念六四屠殺的城市。今年的三十周年紀念晚會創下破紀錄的人數。今年的紀念會具有更重大的意義，因為香港傀儡政府正在迅速修訂逃犯條例，激起了大規模群眾反抗。這項法律將讓香港異議份子和政治活動家可以被遣送到中國受審。在專製的司法體系下，他們會完全喪失基本人權，受到酷刑，被迫在電視上認罪。

在中國其他地區，中共的鎮壓繼續打破紀錄。在穆斯林聚居的新疆，全體居民都面臨官方恐怖手段，超過一百萬人被關押在名為“職業培訓中心”的集中營。新疆的面積相當於半個印度。它已經成為警察國家電子監控的巨大試驗場，配有臉部識別監控系統、DNA采樣和強製安裝手機間諜軟體等尖端監控技術。

去年佳士工人鬥爭之後，左翼活躍青年、學生和工人遭到鎮壓。雖然鎮壓規模比新疆小，但卻是習近平鎮壓加劇的重要事證。盡管中共偽裝在“共產主義”旗幟下，但這不妨礙習近平政權將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列為頭號罪犯。六四屠殺三十周年讓政府更加緊張，因此習近平在今年年初警告說中國正面臨“難以想像的危險”。

中美“冷戰”

伴隨著六四30周年的另一個政治焦點是中美帝國主義沖突的急劇升級，這波沖突始於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並迅速擴展到投資、技術、學術交流、地緣政治和軍事競賽。這相當於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新“冷戰。，這是兩大帝國主義爭奪世界霸權的鬥爭，而不是像上個世紀兩個不相容的社會經濟製度（即謊稱「共產主義”的斯大林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競爭。

在如此背景下，基於各自的利益，中國和美國也開始互相攻擊對方的“人權”記錄──兩國今天突然開始大談人權，這是20多年來從未見過的情形。

私底下，美國的主要資產階級代表都贊同1989年的鎮壓是“必要之惡”。特朗普過去曾稱八九運動為“暴動”，並表示欽佩中共獨裁政權的鐵腕鎮壓。 1989年6月，美國老布什政府迅速采取秘密行動，派遣國安顧問布倫特．斯諾克羅夫特到北京，以向中共領導層保證美國對中國的製裁和對大屠殺的官方譴責只是暫時的，華盛頓希望保持“接觸”。英國撒切爾政府也采取了相似的立場。

中國政府也同樣向西方政府發出私下保證，請他們無視中國對“西方幹涉”和“境外勢力”的公開譴責，因為這些譴責不過是是中共對國內的宣傳策略。中共也保證繼續推行過去十年的親資本主義政策。

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的領導者來說，決定因素是經濟利益和本國公司的市場，而不是人權和民主的崇高理想。現在西方資產階級政客一百八十度轉變，只是政治宣傳的一部分。中國和美國的統治階級希望提升自己的形象，並把對方描繪成惡人。

記取教訓

要在中國和全球建設群眾性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以取代資本主義，1989年運動的教訓至關重要。1949年畸形的革命中建立起的中國斯大林主義/毛澤東主義政權到1970年代已經耗盡自身發展經濟的能力。隨著俄國和東歐其它斯大林主義官僚獨裁政權陷入深刻危機，中共高層把倒退回資本主義視為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

當時中國新一代的工人運動也受到西方工運領袖及其右翼親資思潮的阻礙，無法及時組織起來，阻止“共產主義”官僚摧毀計劃經濟並搖身一變成為資本家。

雖然資本主義似乎給中國帶來了驚人的GDP，卻同時產生前所未有的問題：嚴重的不平等、慘不忍睹的汙染、超長工時和實質收入停滯不前。今天中國的社會緊張局勢比1989年更加嚴重。從習近平和中共其他高官的警告中可以看出，中國正醞釀著新一波大規模群眾運動。

正如現在被習近平政權關進監獄的左翼青年那樣，我們需要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工人運動，而且這場運動正在中國逐步建立起來。盡管現在當局不斷製造苦難，但多強的國家鎮壓也不能避免未來這個局面。我們要厘清1989年究竟出了什麽問題、為什麽下令屠殺的中共高層沒有受到懲罰，才能最佳地建設新一波以工人政黨為核心的群眾運動，以反對專製、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

武漢：反汙染抗議遭警察鎮壓

在香港舉行規模空前的反送中遊行之時，武漢陽邏接連一周發生大規模抗議，反對當地政府興建一座垃圾焚燒爐（“陳家沖循環經濟產業園”）。

當地居民普遍擔心焚燒爐的廢氣汙染危害健康（陽邏人口超過30萬），因此6月28日約1萬人上街遊行。

遊行者高喊“還我青山綠水，垃圾焚燒廠滾出陽邏”。就像今年全球反氣候變化抗議一樣，陽邏抗議也以年輕人為主。有抗議現場的照片和視頻顯示，一個男青年用擴音器帶領抗議群眾喊口號。

有毒廢氣

這座焚燒爐選址於人口密集區，距離最近的居民區僅800米。按照中國的安全標準，此類項目離居民區不得少於1.5公裏，但在中國安全標準經常只是一紙空文。在焚燒爐方圓幾公裏內有30萬居民和兩所大學。焚燒爐的有毒廢氣可以導致肺病、白血病和癌癥。中國的焚燒爐運作經常不符合環境法規的要求，危害更加嚴重。

武漢原本就有5座垃圾焚燒爐。2015年《國際環境研究與公共健康期刊》刊登的一份研究指出，武漢現有的焚燒爐存在諸多問題，包括和居民區的距離低於法定要求、缺少公眾咨詢、武漢市政府坐視廢氣排放違反相關規定。根據上述研究，武漢現有的這些焚燒爐無一通過環境影響評估。

傑瑞米柯賓

中國：北師珠學生遊行 抗議違法停校

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已持續兩個月的維權事件演變成大規模抗議。6月10日丶11日，數千名家長與學生在學校操場上繞圈遊行，抗議學校停辦和校方的虛假宣傳。學生和家長打開手機燈光，高呼“保衞學校 反對停辦”，遊行一直持續到深夜。學校附近的旅社給從外地趕來的學生家長提供免費住宿，可見抗議得到群眾同情。盡管遭到鎮壓，最後校方承諾做出讓步，抗議基本取得勝利。

北師珠海分校是2001年北師大和珠海市政府合辦的獨立學校，在讀學生2.3萬人，雖然有北師大的名字，但其實是一所公立獨立院校。兩年前，廣東省政府丶珠海市政府和北京師範大學簽署協議，決定對珠海分校的進行“升級”，建造北京師範大學珠海校區。校方也發出了“北師大學珠海分校正式更名為北師大珠海校區”的公告，以吸引生源。

虛假宣傳

但今年4月教育部的一份批復文件卻說，珠海分校將於2024年終止辦學。這意味著，新的“校區”和舊的“分校”事實上將毫無關系，“分校”將被廢除，而之前的“升級”消息則是虛假宣傳。有消息稱，分校招生人員甚至至今仍在欺瞞新生。

另外，分校學生認為北師大的目的是“圈地”，因為北師大校園面積相對較小，北京新校區的建設因為徵地和地價問題遲遲未能完成。分校的學費遠高於北師大，每年2萬多元，學生認為以自己的學費建設起來的學校不應該被無理侵占。實際上，在後來校方與學生和家長的協商會議上，副校長承認學校停辦沒有得到審核，實際是違法行為。

而且在抗議發生前，分校已經開始向北師大移交部分教學樓和宿舍，而且由於學校停辦牽涉到教師的職位，已經有一部分教師離職，導致教學質量已經無法保證。同時，在一些學校信息查詢網站已經沒有辦法查到北師大珠海分校，所以學生擔心，在學校停辦後，自己的學歷將不被認可。學生家長接連兩個月四處維權，要求教育部撤銷停校的決定或者北師大給出合理的安排，但始終沒有得到可靠回應。

據報道，6月10日晚上，有超過2000名家長與學生從各地趕到學校，雖然校方試圖半路攔截，但是沒有成功。由於校方沒有出面回應，11日數千家長與學生們在雨中繼續抗議，但被校方調來的保安和警察包圍丶攻擊，並有校方或警方人員混入抗議人群中煽動抗議者和警察發生沖突，從而給警方鎮壓的藉口。亦有學生家長被國安警告。有學生譴責說：“我們交的學費，學校拿來鎮壓我們自己！”

12日校方與學生丶家長代表開會，但會議前校方告知學生代表必須減半；會議中還發現在現場的記者“沒有帶”記者證，疑似校方找人假扮；學生們自發的網絡直播也遭到封禁，最後校方沒有做出任何正面回應就離開了。但當日，顯然是由於學生抗議的壓力，北師大發表聲明，承諾負責原分校學生升學丶出國丶報考公務員所需的文件材料以及其他相關事宜，並承諾和分校分享資源，確保教育質量不會降低。抗議基本取得勝利。

北師珠抗議反映出中國高等教育產業化的無序發展和混亂。北師大學校官員為了擴大校區，無視學生和家長反對違法侵占分校。分校校方為了吸引生源，故意蒙騙學生。這些惡行都得到中共獨裁政府的庇護。社會主義者譴責政府和校方暴力打壓學生抗議，主張成立由學生丶家長丶教師和獨立法律人士組成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停校事件，懲處所有涉入虛假宣傳的學校官員以及其它違法官員。為了讓所有人都能夠得到免費優質的教育，需要在社會主義民主公有製和計畫下，由學生丶家長丶教師丶以及獨立工人組織民主規劃和管理教育事業和學校運作。

中國高考與教育真的公平嗎？

2019年高考於6月7-9日進行，報名人數達1031萬。高考被視為大多數學子與家庭改變命運的最可行途徑。為激勵高三學生拼命，高考前夕的中學校園也不乏“提高一分，幹掉千人”丶“吃苦受累，視死如歸”等極端標語。

高考這一基本只考察學校課業知識丶以分數為唯一評價標準的篩選機製，被很多人視為最公平丶最利於普通人家向上流動的通道。但正如2017年北京高考文科“狀元”熊軒昂所說：“高考是階層性的考試，農村地區越來越很難考出來，我是中產家庭孩子，生在北京，在北京這種大城市能享受到的教育資源，決定了我在學習時能走很多捷徑”。熊軒昂的父母都是外交官。

家庭背景影響教育資源

家庭背景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學生能夠得到的教育資源，包括家庭內的日常教育和補習班，進而影響他們的成績和升學機會。根據“首都大學生成長追蹤調查”，就讀北大丶清華和人大的學生中，有30%自我評價來自中上或上層經濟地位的家庭，而在北京的其他大學該比例不到18%。在建基於不平等的資本主義之下，不可能有真正公平的教育和考試製度。教育緊縮（特別是農村過去的撤點並校）丶戶籍製度和各地區經濟不平衡令問題更加復雜丶嚴重。

富豪家庭的子女乾脆可以避過高考。中國目前有逾800所國際學校，入讀這些學校的學生可以躲避高考丶進入國際頂尖名校，而高中畢業後直接出國讀大學的學生亦有數十萬，但是入讀國際學校與出國讀大學的費用僅少數富裕家庭可承受。不久前，西安步長製藥集團董事長趙濤被揭發花了650萬美元進美國斯坦福大學讀書，更是引發熱議。

由於公共教育資源不足，填鴨教育這種低成本的教育模式成為絕大多數普通家庭學生的唯一選擇（其實甚至不能說是選擇）。他們必須投入大量時間與精力死記硬背語文丶數學丶外語等“主要科目”的知識，犧牲了批判性思維與創新能力。在高考“指揮棒”下，人文教育非常薄弱，體育丶音樂丶美術等課程也常被“主要科目”占用。為了學校的升學率，大部分中學生還須在校晚自習，在周末與寒暑假還被迫到校補課。如此處境下的學生，難有足夠的時間與精力發展興趣愛好或關心時政，而完全淪為考試機器。越來越多年輕人批評中國畸形的教育製度甚至不能滿足就業需要！中共政權哀嘆中國“人才匱乏”，這其實是它自己的資本主義緊縮政策造成的結果。

高考帶來的巨大壓力，也催生了“祈福”產品市場，這些商品本質上只是普通的筆丶蠟燭等物件，僅因為和高考扯上關系而價格漲上數倍，而算命等迷信服務也在高考期間受到部分考生家長追捧。更有部分家長給孩子服用“聰明藥”，期望提升學習能力。然而這類“聰明藥”屬於中樞神經興奮劑，並不會真的提高服用者記憶力或智力；服用者需要每日不斷增加劑量以保持原有效果，迅速停藥後會出現顯著副作用。訴諸迷信或“聰明藥”是學生與家長面對“一考定終身”極度焦慮的表現。

前景黯淡

盡管工人和農民家庭的花費如此巨大的努力考上大學，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前景卻越來越黯淡，特別是那些不是畢業於“精英大學”的學生。麥可思研究院發布的《2019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就業藍皮書）》顯示，2018屆大學畢業生平均月收入為4624元，面對持續上漲的衣食住行成本顯得捉襟見肘。該報告還指出，部分專業畢業生連續三年存在失業率高丶薪資和就業滿意度低落的問題。

此外，隨著職場對學歷的要求持續提高，越來越多的中國大學畢業生選擇深造，希望獲得更高的起薪，但是讀碩士丶博士需要投入時間和金錢以及推遲就業丶較晚開始得到收入所帶來的壓力。

從“改革開放”恢復高考一開始，基層家庭的學生就處於不利地位，而現在高考已成為篩選出“中間階層打工者”的機器。沒有上過大學或者只是受過職業教育的年輕人更是淪為“廉價勞動力”。社會主義者主張，所有公共教育機構全面公有化，由教職工丶學生與家長民主製訂課程與政策，讓每一名學生不論出身如何都有享受免費丶優質丶全面教育的機會。更重要的是，需要民主的公有製和計畫經濟，讓工人管理經濟和社會，從而使每個人得到平等丶優質的生活條件，才能消除教育以及整個社會的不平等。

中國：十一國慶揭示政權進入恐慌狀態

十月一日，習近平在北京舉行閱兵。這場慶典看似是在炫耀中共政權的強大軍事力量和中國的「繁榮穩定」，但其實反映出中共統治精英的深刻恐慌。

十一之前，全中國進入「臨戰狀態」，多省當局發出文件要求防範群眾抗議。北京更是遭遇空前嚴格的安保措施。除了一貫的多重交通安檢和搜捕訪民之外，天安門周邊地區從9月30日開始停止供應煤氣，禁止居民在家中做飯。周邊居民被要求在十一上午出門集合，直到慶典結束後才可以回家。

大型醫院被禁止接收新的住院病人，而且除非緊急情況不得進行手術。大批商鋪、飯店和娛樂場所也被關閉。甚至連上公廁也需要出示身分證、如廁種類、預計時間，如果沒有在預計時間內結束，則要寫兩百字的說明。

《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赫海威被要求離開他在天安門附近的住所，武警在他家中駐守了四天。赫海威說：「過去4年來，作為一名駐京美國記者，我習慣了繁瑣的簽證規定、機場的麻煩以及在農村的隨意扣留，但我還從未遇到過警察霸佔我家的情況」。

即便在習近平已大大強化國家鎮壓的情況下，這些安保措施仍然顯得十分瘋狂。法國國際廣播電臺說：「不像在準備一個盛大的節日，倒像是要預防一場大難」。這顯示出中共政權的真實心態。經濟嚴重放緩、香港空前的反威權群眾運動以及不會在短期內解決的中美帝國主義沖突，令習近平政權面臨重重危機。

中共權鬥繼續

習近平曾經不可一世的「強人形象」已經開始動搖。就在十一慶典次日，中共黨刊《求是》雜誌刊登了習近平在2018年的一篇演講，談到要防止「禍起蕭牆」。在多重危機的壓力下，曾經一度偃旗息鼓的中共權鬥已經再次浮出水面。

八月底習近平視察甘肅時，央視播出一段「路邊群眾」高呼「總書記萬歲」的視頻，隨後《新華社》之後的報導將其改為「祖國萬歲」和「共產黨萬歲」。隨著中國經濟和外交局勢的惡化，中共的權力鬥爭也將繼續升溫。

中國經濟已經步入危機。按照官方數據，到今年九月份，中國製造業已連續五個月萎縮，而三、四月份的短暫增長也只不過是因為政府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而且至少約三年以來，製造業和其他行業的就業崗位幾乎一直在減少。今年由於中美沖突和中國內部的經濟問題，失業問題可能在加速惡化。

豬肉危機

與此同時，豬肉價格的飆升也令中共政權備感擔憂。由於非洲豬瘟從去年以來持續擴散，大批病豬和生豬被屠宰，豬肉供應短缺，價格一路上漲。今年八月，中國豬肉價格比一年前高出一半。而且據估計，豬肉價格上漲將持續到農曆新年，即明年一月。

豬肉是中國最主要的肉食品，因此豬肉價格的瘋狂上漲不僅會直接加重基層群眾的生活負擔，也會拉升其他商品的價格。《紐約時報》的一篇報導說，八月下半月「漲價」這個詞在百度上搜索量增加了四倍，而更為學術性的術語 「通貨膨脹」的使用量幾乎沒有變，這可能表明大多數關於漲價的抱怨來自基層群眾，因為豬肉和蔬菜等價格上漲對他們的影響更大。

為了緩和群眾對豬肉價格上漲的不滿以及可能隨之而來的社會危機，各地政府採用豬肉補貼、使用冷凍豬肉庫存等措施，但都不過是杯水車薪。經濟增速低迷和物價上漲使中國正在走向「滯脹」，這將意味著群眾生活水平的降低，更難繼續容忍中共獨裁統治。

「重大的」貿易協議？

幾乎肯定中美貿易沖突將繼續升級。這樣中國經濟將面臨更大壓力。雖然中美在10月11日於華府達成了暫時性的貿易協議，但這不代表這兩大帝國主義之間的沖突就此平息。美國願意暫緩將關稅提升至30%，以換取中國向美國購買更多農產品。這遠遠不是特朗普所聲稱的「重大的協議」。

這些協議的內容在一年前就可達成，雙方根本毋須蒙受懲罰性的經濟損失。現時雙方的關稅維持在25%，但特朗普威脅在12月15日增加在休戰協議中沒有提及的關稅。

諷刺的是，在美國的政治體製下，特朗普現在變成了對華的「溫和派」。10月1日，特朗普在推特上發帖向習近平道賀，但沒有提及香港警察當天首次向抗議的青年開槍，因而受到民主、共和兩黨的反華鷹派大力攻擊。

在華府達成的極為有限的停火協議，可能會舒緩股市的緊張神經，但中美沖突的主要方向還是繼續走向升溫。我們也要明白，中美政權之前在達成暫時性休戰協定的幾天後就將其打破，而在6月大阪G20峰會的協議也是如此。沖突降溫的機會越來越很小。

特朗普在9月曾威脅將中國企業從美國股市中剔除。雖然還未實施，但這只是華府考慮抵製中國抵資及限製其進入美國市場的做法之一。而長遠來說對全球經濟影響更為深遠的科技戰也繼續升級。美國方面正在擴大製裁中國科技企業的「黑名單」。

雙方都渴望降溫

10月7日，即華府會談的前幾天，美國商務部將28家中國公安部門及企業列入貿易黑名單，理由是北京在新疆殘暴對待穆斯林維吾爾族人及其他穆斯斯少數民族。這做法對習近平政權來說極具挑釁性，但卻沒有破壞華府的會議。從這點可見，雙方都極為渴望沖突得到至少暫時性和局部的降溫，以免造成更大經濟破壞。

即使美方威脅進一步在貿易和金融方面作出懲罰措施，中共政權還是如此希望達成有限的協議，可見當局在國內面對極大的壓力。習近平一方的談判員提出在農產品方面的讓步本身並不顯著。但中方當同意了這一讓步，代表著他們放棄了一直用來向美方施壓的武器（針對農產品是北京想用的武器，就如在與臺灣的沖突中針對水果，在與菲律賓的沖突中針對香蕉，在與挪威的沖突中針對三文魚）。

特朗普曾吹噓自己進取的政策可以全面調整中美貿易，但現在被迫大幅降低期望。即使是最低程度的貿易協議他也表示歡迎，以免空手而來地參與2020的總統選舉。

推翻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

但特朗普已不再完全控製這一事情發展。他的反華立場打開了潘多拉之盒，內裡充斥著強大而互相矛盾的勢力。這就是帝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在這製度裡，一場爭奪成為世界霸主的中美競賽是不可避免的，除非由工人階級通過推翻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並在奪權後在多個國家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政府，為國際社會主義及民主規劃全球資源鋪路。

世界進程發展得如此快速和多變，以至連特朗普也可能會被民主、共和兩黨批擊為「對華軟弱」。就將華為列入黑名單的問題上，特朗普願意作出讓步，但卻受到國會及軍工業的聯合勢力製肘。這股勢力也向他施壓，要求他對香港的問題採取更強硬的路線，不是因為他們關心民主權利，而是因為他們視香港為對抗中國有用的棋子。

《社會主義者》雜誌及工人國際委員會解釋及作出警告，工人運動及所有受壓迫者的運動，例如香港民主運動，應該維持完全的獨立性，獨立於現時權鬥中的全球資本主義精英。

貿易戰只是一幫資本家強盜對抗另一幫資本家強盜以保護自己私利的方法。同時資本家繼續令工人階級的權利和民生倒退，並且將環境破壞至幾近被毀滅的程度。工人階級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政治替代方案，以立即全實現民主、並且將大企業民主公有化，以國際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與民主主義。不論是美國反對特朗普及億萬富豪的工人和青年的鬥爭，還是中國受壓迫群眾反對中共富豪獨裁政權的鬥爭，社會主義綱領都是唯一出路。

中國：非洲豬瘟肆虐中國 嚴重影響群眾生活

由於非洲豬瘟，農歷豬年的中國可謂“豬事不順”。自2018年8月1日於沈陽爆發起，非洲豬瘟疫情在中國持續蔓延，並於今年4月19日遍布中國31個省市。受疫情影響的豬只死亡與大規模撲殺，以及很多養殖戶退出養豬業，造成中國豬 肉價格飆升，其中五花肉在北京部分超市價格更達每半公斤55.8元人民幣。對此，中國老百姓紛紛感嘆吃不起豬肉，網路上亦有人製作以大塊生豬肉掛頸的“炫富新方式”圖片進行嘲諷。許多民眾和部分餐飲業商家轉向尋求替代品，也帶動其他肉類等食品的價格上漲。

傑瑞米柯賓

豬肉價格大幅上漲

很多養豬戶和攤販亦遭受巨額損失。江西省吉安縣的一位養豬戶聲稱，自6月他的農場內10000頭豬感染非洲豬瘟後，除了埋葬死豬以外，他還不得不賤賣上萬頭活豬。再加上疫情被認為是不可抗力，因此他也無法從保險公司或當地政府得到賠償。總共算起來，他的經濟損失已超過500萬元人民幣。而市場上的豬肉價格大幅上漲，令許多豬肉攤位的銷量受到直接影響。有攤販已經不再指望賺錢，而只期盼保本，而另有攤販則決定自行吸收部分成本甚至虧錢賣。與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大型生豬養殖企業為主不同，中國的養豬業由散戶和小型養豬場主導。相對大型養豬場，小型生產者資金缺乏，因此技術落後，應對極端天氣、防治疫病和處理汙染的能力較差。養豬業產業集中度低也令中國生豬市場價格波動更加劇烈。因此，此次疫情蔓延如此嚴重、疫情開始後豬肉價格飆升，與中國的普遍養豬模式也有一定關系。

除了本國遭遇的豬瘟疫情，國際情勢 或多或少影響中國的豬肉供應情況。中國在貿易戰中對美國豬肉征收的關稅已高達72％，而中國早早已在8月購買了超過1萬噸美國產豬肉，不免令對美國展示強硬姿態的中共政權處於尷尬境地，同時令越來越多的中國群眾意識到自己絕不會是貿易戰中的贏家。這意味著中國需要尋求阿根廷和葡萄牙等新興市場的養豬戶來填補供應缺口，然而並沒有足夠的豬肉來滿足中國的需求，因為中國的豬肉消耗量占全球一半。美國農業部估計，今年前10個月全球豬肉總出口將為880萬噸。如果中國要進口世界上所有可交易的豬肉並用盡其所有冷凍儲藏量，那麽供應仍然會短缺約600萬噸。

對於中國，2019可謂極度敏感的一年：這一年是中共建政70周年，習近平政權正想借由慶祝的機會彰顯自身威力，為了製造和諧盛世景象，不惜升級監控程度、壓抑娛樂生活； 這一年也是六四事件30周年，而該事件的誘因之一正是嚴重通貨膨脹。考慮到豬肉在中國民間飲食的重要地位（ 中國是世界唯一擁有生豬儲備的國家），豬肉價格問題對習近平政權的嚴重程度甚至已經超過香港反送中和中美貿易戰。中國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更表示：“保障豬肉供應是黨中央的軍令狀。” 福建、貴州、廣西等省份已推出限購廉價豬肉的措施，由政府進行補貼。有資產階級自由派媒體人把這種做法比做毛澤東時代計劃經濟時期的糧票、肉票，或稱其為習近平治下政治左轉的體現，然而在哪怕是國有企業也早已按照資本主義邏輯運作的當今中國，這一點補貼也不過是習近平政權試圖維持社會穩定，從而保護中國資本主義的手段而已，與社會主義扯不上任何關系。

“豬肉不能吃”

在2018年12月非洲豬瘟已蔓延到中國多個省市時，有網民便因為在微信朋友圈聲稱“豬肉不能吃”而遭警方拘留。直到疫情嚴重到再也瞞不住的情況下，中共政權及其喉舌才終於承認問題存在。與面對近年眾多的食安問題一樣，中共在今次豬肉問題上再次顯得無能，無辦法避免食安和公眾健康的危機。政權在每次危機中的首要任務是維穩，將民眾的批評聲音消滅。中國此次遭遇的非洲豬瘟疫情源頭來自海外，且在中國爆發後也波及越南、菲律賓等周邊多國，影響當地群眾生活，所以應對疫情需要國際方案。然而資產階級的發展基於民族國家，也將追逐利潤淩駕於人民需要之上，因此尋求解方必須跳出資本主義框架。

中國：村醫集體辭職揭醫療製度腐敗

貴州22名村醫因待遇問題集體辭職一事引發熱議。一名村醫稱，他們待遇低，每天只有10元基本工資，實在是無法生活。

此類村醫集體辭職一事已不是第一次發生，6月28日，河南省先後有36名和28名村醫集體提出辭職。理由稱：但由於我們工作壓力越來越大，工資發放不到位，上級層層克扣，現在我們村醫已經生活不能自理，對此我們村醫深感遺憾。

另外根據媒體的曝光，7月14日黑龍江省依蘭縣的個鄉鎮的63名村醫又聯名提供辭呈。村民稱，2018年村醫給村民墊付的醫保資金至今未撥付到位，“多則幾十萬，少則十幾萬。”全縣村醫多次到縣醫保局、縣政府討要無果，導致村醫資金嚴重短缺，無錢購藥，甚至有的村醫債臺高築，沒辦法給村民服務，家庭生計難以維持。據國家衛健委的統計數據顯示，鄉村醫生數從2017年年底的90.1萬減少至2018年年底的84.5萬，一年減少了5.6萬人。

待遇極低

總體來看，村醫集體辭職的大部分原因大部分在於村醫工資低，工作繁重，國家補貼遲遲發放不到位等等。

7月23日，湄潭縣衛健局通報稱，對定額補助、績效考核等進行了整改，從原每月發300元、考核517元糾正為每月發717元、考核100元。7月9日，河南兩鄉2018年和2019年拖欠村醫的基本公共衛生經費都已發放到位。然而，工資發放不到位是製度腐敗所造成，縣政府至今只承認工資有拖延、但否認有克扣，其承諾是否能落實還是很大疑問。

另外，針對黑龍江4鄉村醫反應問的問題，縣裏成立的專項工作組及紀委監委將對做進一步的調查。同樣，黨和政府部門的腐敗且欠缺獨立工會的監督，很可能變成自己查自己，或者得出治標不治本的結論。

村醫集體辭職事件並不是偶然的，其背後的根源是村醫製度問題。因為中共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下，公共醫療資源被不斷削減。村醫群體一直遊走在國家編製之外，而是否有明確的勞動關系，令村醫的待遇和退休金受到打擊，再加上藥物被變成牟利工具，價格成倍上升，加重醫師的負擔。廣大鄉村醫生們必須團結起來，組織起獨立的民主工會，並且要求增加公共醫療資源，要求將國家醫療歸於民主監督，才能捍衛自己的權益。

中國：中共利用打擊“精日”分子維穩

精神日本人，簡稱精日，又稱精日分子，中國內地政治和社會議題中的一個負面指涉用語，本意指極端崇拜日本軍國主義仇恨自身民族，在精神上將自己視同軍國主義日本人的非日籍人群。

但在近年來，隨著中共不斷強化的民族主義宣傳，在中國國內的持有官方立場的傳媒機構（如環球時報、共青團中央等），會以揭發“精日”為名義，對反對中共甚至僅僅只是持有不同意見的國內人士實施汙名化，並對其實施以官方帶頭施行的網絡暴力行為。例如田佳良事件便是一例典型。

文字獄擴大

而這種情況在2018年以後，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英烈保護法》的出臺，這種文字獄行徑的範圍和影響都開始不斷擴大和深化，甚至演變成了中國警方對異見者的迫害和濫捕。在2018年7月28日，更是有過一日拘捕9名“精日”分子的案例，並以警方微博掛出，頗有“殺雞儆猴”的意味。雖說中共一直在為國內言論環境施以高壓，且調動民族主義來轉移矛盾與迫害異見者也是中共屢見不鮮的操作，但在互聯網時代以來是第一次如此目的明確且大規模地利用民族主義情緒對異見者進行輿論審判，並以刑事拘捕落實這種“莫須有”的罪名。

這種行為的目的一方面是演變為仇恨狂熱，在煽動所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狂
熱情緒的同時，也將對於異見人士的迫害進行合理化，甚至偽造成一種“民意”。
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國內持有反對或異見思想者不敢在網絡和現實中輕易發聲，從而鞏固了中共實施白色恐怖統治的政權。不僅是“精日”這一項罪名，諸如中共也會汙名化香港反送中示威者為“港獨”，以中國人的大一統情結來轉移國內輿論矛盾，分隔港中兩地群眾鬥爭。

今天中國民族主義只是統治階級分化工人階級的工具。中共越利用民主義反而証明其統治的不穩定。社會主義者反對中共越來越利用民族主義來維穩，逮捕異見人士和進行言論審查。

中國：對抗公共交通性騷擾 需要戰鬥性行動

在中國，發生於公共交通的性騷擾一直普遍存在，女性尤其身受其害，並受到公眾關註。對此，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做過兩份民調：2015年對1899人的調查顯示，53.4%的人曾在公共汽車或地鐵上遭遇性騷擾。2012年近萬人參與的民調更顯示，81.9%的人認為地鐵上存在性騷擾，其中21.6%感到地鐵性騷擾多發。

性騷擾的深層原因在於權力不對等，父權社會結構影響社會的各層面，包括家庭內、勞動市場以及政治體系，因此女性遠比男性易於遭受性騷擾。2017年12月，在深圳進行、對433人的一項調查顯示，女性遭遇性騷擾比例高達42%，而男性僅為6%。受此狀況影響，深圳地鐵於全網陸續開設女性優先車廂。然而該設置並非法律層面的強製措施，地鐵工作人員無權強製驅離進入該車廂的男性；並且深圳地鐵客流量極高，大部分乘客首要考慮的是自己能否擠上列車。久而久之，不少男性也會無視相關標誌，進入女性優先車廂，令該車廂的設置流於形式。

指責受害人

女性乘客時常面臨指責受害人言論。2012年，上海地鐵第二運營公司於微博發布一張穿“透視裝”的女性乘客照片，附“穿成這樣，不被騷擾，才怪”等文字評論，引發輿論譁然。盡管上千名網民對此抨擊，支持檢討女性衣著而非色狼的留言亦存在不少，甚至為地鐵公司所轉發。為反擊上海地鐵的父權態度，有兩名女性攜帶具有反抗意識的標語乘車，引發媒體爭相報導。

女權運動的發展令中共統治集團感到壓力，不得不作出表面上的改變，例如人民日報山東分社社長、人大代表徐錦庚提出對抗性騷擾的一系列方案。但由於父權製依賴於資本主義製度繼續存在，親資官方的宣傳與立法的效果極為有限。戰勝公共交通性騷擾，需要對抗親資政府對公共服務的私有化和商業化。需要組織獨立民主工會，讓公共交通員工組織起來，實施改善職場和公眾安全的措施，包括女乘客的安全。而工人的自我組織不免要挑戰中共獨裁政權，並尋求經濟上解放女性的社會主義替代。

中國：新疆民族清洗和鎮壓的擴大化

中共獨裁政權以所謂的“打擊極端主義”的名義，通過所謂“再教育營”使得上百萬新疆各族勞動者僅僅因為自己的民族和宗教背景就要失去自由、不得不面臨監禁和虐待，已有數年之久；在新疆，對於所謂“極端主義”的定義十分廣泛，如果你外表上似乎比較特別（例如留較長的胡子），或者與海外的親友一直保持聯系，那就會成為中共所說的“極端主義者”。中共獨裁政權對少數民族的高壓政策將各族人民當作囚犯一般監視和虐待，中國已經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各族人民的監獄。

“宣揚極端主義罪”

新疆再教育營的條件十分惡劣，時有醜聞曝出，去年逃亡到哈薩克斯坦的一名中國伊犁鞏留縣哈薩克族商人喀依夏.阿汗在躲藏一年零四個月後披露，甚至有少女在“再教育營”內遭到強暴並懷孕生子。喀依夏是一位從事進出口貿易的商人，經常往返於伊犁和哈薩克斯坦，去年5月4日因病住院期間，由於手機沒電關機，當地警察通知其母親讓她去公安局接受問話，結果她到公安局後就被拘留。似乎中共非常喜歡使用這種哄騙的手段將少數民族群眾騙入再教育營。自今年五月以後，為在國際輿論壓力下掩人耳目，被關押在再教育營的許多穆斯林被判刑後移送監獄羈押，他們以“宣揚極端主義罪”等多被判刑十年以上，而少數被釋放者由於酷刑或藥物、食物迫害，不是內臟損傷就是精神失常，甚至失去了生育能力。

如今中共獨裁政權對少數民族的鎮壓和摧殘已經不再僅僅限於新疆而在往其他省份擴散。從北京到寧夏，政府已經禁止公眾使用阿拉伯文字，數個省不再向食品生產商和飯店發放清真證書，有圓頂、宣禮塔和其他中亞或阿拉伯世界特征的清真寺建築被拆除。中國各地的回民聚居區和清真飯店都發生了政府同伊斯蘭教徒的沖突。河北邯鄲黃粱夢鎮的官方微信曾主動宣稱對該鎮的蘭州牛肉拉面館等清真飯店的檢查和對阿拉伯語及廣告牌上的宗教元素的清除，但之後該內容又被刪除；海南省三亞市委宣稱其自去年11月以來在回新和回輝等回族社區不斷推進所謂檢查行動，檢查“違規個案”。這兩個社區為海南穆斯林回族的主要社區，有1萬多名回族人。中共獨裁政權對外宣稱這些只不過是要遏製“泛伊斯蘭化趨勢”而已，包括沙特在內已經有三十多個伊斯蘭國家表態支持中共的所謂“去極端化”行動，哈薩克斯坦外長於最近表示“大部分新疆哈薩克人已經獲釋”，而美帝國主義則只是關心能否利用這一
輿論在中美沖突中獲得某種道德優勢，根本不考慮也不關心中國少數民族所受的悲慘壓迫，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在新疆問題上表現得十分虛偽，要麽由於和中共獨裁政權的利益關聯而無視，要麽就只關系如何借此機會投機。

國家恐怖主義

中共獨裁政權的所謂“去極端化”根本不可能向有伊斯蘭教傳統的民族推廣無神論（中共扭曲“無神論”的政治觀點），也不可能消除“分離主義”，這只是對少數民族
勞動者及窮人的自由、生命和文化的摧殘，只會使中國各民族間的關系愈發緊張。中共獨裁政權對少數民族自由和文化的摧殘和上世紀國民黨統治時期推行的大漢族主義的“大小宗族論”如出一轍：將各少數民族貶低為“宗族”，在文化上則采取民族歧視政策，貶抑新疆少數民族的地位，認為各少數民族是中華民族的“小宗”，未來應當“同化”到作為“大宗”的漢族中去，試圖以此推行民族同化政策而維護對新疆的統治。中共這種種族歧視的意識形態源於中國作為帝國主義崛起的階級立場。新疆作為一帶一路及其歐亞心臟地帶的跳板，在地緣政治上相當重要。這點驅使中共要通過國家恐怖主義來“解決”新疆問題，並利用“同化”理論及反伊斯蘭宣傳來合理化其殘暴的政策。中共獨裁政權以監獄般殘酷的手段迫害各個少數民族，必然遭受到各族勞動者的奮起抗爭，中共的民族壓迫越是嚴厲，就會暴露其統治基礎越不穩固，必然被各族勞動者的革命所推翻。

社會主義革命傳統

包括新疆維吾爾族在內的各個被壓迫民族並不缺少社會主義革命的傳統，早在1917年十月革命席卷中亞後不久，秕鄰中亞的伊犁和塔城兩地就有俄僑教師、學生等參加的示威遊行，以祝賀新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成立，並且提出八小時工作日和星期天休息的要求。

1918年新疆伊寧女子學校的師生員工在校長阿裏普.哈比托夫的組織下，在“三八”國際婦女節進行示威遊行，他們用俄文和塔塔爾文打出“蘇維埃共和國萬歲”、“工人萬歲”的標語、紅旗，並且散發傳單；1918年4月在新疆伊犁舉行了由教師、學生、工人兩千多人參加的示威遊行，高呼反對壓迫、反對楊增新政府。

楊增新在致大總統的電報中不安地說：“查此項過激派以平等自由為宗旨，以不分官民階級為政策，以不分國界不分種族為標說。當此民窮財盡、人心思亂之際，最易被煽惑。吾恐過激主義始則浸淫於邊地，繼則蔓延於內省，終且普及於全國。”

這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來說要比中國內地的省份要早；而之後三區武裝起義推翻了倒行逆施的盛世才軍閥政府，新疆共產主義者同盟和三區政權相信當時的中共，懷著“建立沒有國民黨、沒有帝國主義統治，以各民族的真正自由平等為基礎的，事實上的新民主主義政權”，“誰希望自己的民族獲得解放，誰就必須為其他民族的解放鬥爭”的希望加入了中共，與今天的現實截然相反。新疆和中國其他地區的少數民族反而要面對中共統治下各民族的監獄般的中國的事實。

民族自決

我們對此的回應仍然是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者與中國勞工論壇堅持民族自決原則，堅決同中共統治下的各個被壓迫民族一起與中共獨裁統治作鬥爭，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為被壓迫民族取得真正的自由與獨立，為了實現真正的民族解放，各民族勞動者必須為實現工人民主同包括中共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在內的壓迫者作堅決的鬥爭。

這需要一個清晰的社會主義綱領來創造一場團結的工人運動。這場運動的訴求包括所有人享有優質住房和工作崗位、立即在不扣減工資的前題下實現每周工時40小時、組織和建立獨立工會的自由、在就學製度和就業製度方面結束歧視，所有語言享有平權。唯有通過群眾鬥爭，才能打倒種族主義和各種宗教及民族沙文主義，同時捍衛文化及宗教自由、結束鎮壓和國家恐怖主義，通過民選的委員會對警隊實施民主控製，要求軍隊及武警撤離，由多元民族的工人階級維安隊取而代之。

我們相信歷史和現實中為爭取自由而鬥爭的新疆各族勞動者必將取得勝利！

傑瑞米柯賓

茂名抗爭贏得重大讓步

11月底，數千人在廣東省茂名化州市文樓鎮示威，反對興建火葬場。一千名防暴警察派至當地鎮壓示威。示威者包括很多青年及學生。因為地方政府本來宣布興建生態公園，後來被發現向居民隱瞞興建火葬場的計劃。居民害怕火場的汙染物會令水源和土地有毒，阻礙該地區的發展。

警察鎮壓造成暴力沖突，過百人被捕，有示威者用架設圍欄及砸磚頭的手法對抗催淚氣體和水炮車。維權人士範一平向《自由亞洲電臺》表示，“茂名抗爭者從一開始就對抗的很激烈。”居民感到（當局）就好像挖了他們的祖墳那樣。而香港運動對茂名示威很明顯造成政治影響，有媒體報道有茂名抗爭者喊出“時代革命”的口號。

地方當局起初強硬回應，然後迅即改變立場，在四天內宣布永不興建火葬場。有報道指所有被捕者會被釋放，而傷者會得到醫療賠償。中共政權明顯害怕香港運動會像“病毒”般傳播到內地。《南華早報》總編輯譚衛兒指：“他們（廣東當局）一定很明白，如果事態失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山西煤礦爆炸 15工人死亡

山西省晉中市平遙縣一處煤礦於11月18日發生瓦斯爆炸。官方證實，共有15人死亡，9人受傷。目前該事件被定性為一宗企業違法違規生產的引起安全事故，據報導，初步分析，該礦違規布置炮采（爆破采煤）工作面開采區段煤柱，采用局部通風機通風，放炮導通采空區，導致采空區瓦斯大量溢出，遇火花發生瓦斯爆炸。官方強調了煤礦所屬企業平遙峰巖煤焦集團二畝溝煤業有限公司的“利欲熏心“，”逾越紅線“和種種具體安全問題。根據該企業網站信息，現有員工5000多人，資產50多億元，是當地的龍頭企業。

近年來，中國煤礦事故數量雖然有了不小的減少，但是總量依然不容忽視。而且還有許多沒有上報，不列入統計的事故，例如今年6月，陜西渭南白水縣的煤礦發生安全事故，有5人死亡，而該事故沒有上報，所以很久之後才被發現。有評論稱，中國每年礦難的死亡人數占全世界的7 0 % ， 所以煤礦安全依然是中國的大問題。

無視生產安全

雖然中央一再強調煤礦的生產安全，但是一方面各地的大型煤礦企業經營日久，有深厚的政商關系，可以輕易的鉆空子。另一方面，對於許多內陸省份政府，煤礦也是極其重要的地方財政收入來源，對保住GDP增長率有重要作用。事實上，山西省的重要大企業幾乎全都與煤炭直接或間接有關。因此，地方政府很難下定決心徹底整改。

單單靠政令法規來敦促安全，最終都會流於官僚形式，在資本主義邏輯下工人始終只是工具，資本家只會從成本的角度來考慮安全問題。沒有獨立的工人組織，單個工人在礦主面前沒有任何談判能力，甚至不得不幫忙掩蓋會危害自己的安全問題。而沒有民主參與的安全政策，始終只是為了官僚資本的利益，需要並購小礦私礦時強調安全措施，需要加大產能時這些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所以無論是為了工人的安全，還是為了大規模轉用再生能源，我們呼籲首先建立獨立的工人團體，並擴大鬥爭至對煤礦企業全面實施民主的公有化管理，在人民的控管下製定切實可靠的安全和能源政策。爭取職業安全和綠色能源的鬥爭是連系著爭取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的鬥爭。我們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左翼工人政黨，來團結人民，組織工人鬥爭。

從網路輿論看中共愛國宣傳逐漸失效

六個月以來，香港人為了自由和民主的抗爭，引起了世界各地的關註，其就好似煽動一場風暴的蝴蝶，讓整個世界都受到了深遠持久的影響。然而，當香港的抗爭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與香港僅一河之隔的中國內地年輕人們，又是如何看待這一場運動的呢？

驚醒

事實上，在“反送中”運動的初期，也就是2019年六月時香港示威者進行的一系列和平示威活動的時候。內地的社交媒體中對這場運動的報導非常之少，就算是極個別報導或談論了香港示威的內地媒體和個人網絡言論，因為內地普遍實施的網絡言論管製，大多也都是被刪除和限流。就算是少數通過外媒渠道知道了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爆發，大多也都認為這只是一場小波浪。

可隨著運動的發展，直到六月的後期到七月份的時間，中共政府終於意識到香港的抗爭將會長期且猛烈地持續下去，直到此時，中國內地的媒體，才陸續開始對香港的示威情況開始進行報導。而在這時，內地的大部分民眾這才如夢初醒，意識到了香港人正與政府做著抗爭。

就和往常一樣，他們以民族主義的狂熱思想裹挾著內地的言論氛圍。他們將香港民眾的抗議汙蔑為“港獨”，而那些參與示威的年輕民眾，則被中共的喉舌汙蔑為無所事事的“廢青”和唯恐天下不亂的“暴徒”，並製作一些斷章取義的視頻片段以作為香港示威者們“惡行”的證據，宣揚香港警察“嚴正執法”的正當性。

幾乎所有的“95後”和“00後”的年輕人們，都被官方引導的民族主義思潮所影響。例如在2019年7月21日，被視作是中國的“民族主義先鋒隊”的李毅吧“出征”聲援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警察（雖最後因為“惡俗系”人員的阻擊而鎩羽而歸），又比如因為“懟港獨”而得到了官方贊許的“飯圈女孩”群體和洗版推特中文圈的“孫笑川258”群體等。這些都是受到中共民族主義宣傳而出現，並對香港抗爭者采取敵對行動的中國年輕人群體。

但與此同時，由於中國自身內部政治經濟矛盾、美中貿易戰以及非洲豬瘟、鼠疫等天災人禍的影響下，中國內地的物價快速增長，民眾的經濟壓力日漸增加。而對此，中共政府一方面懼怕美國製裁，頻頻向美總統特朗普眉來眼去，另一方面卻需要加強民族主義宣傳，來掩蓋國家內部的矛盾，以維持自己的獨裁統治。

這樣做的後果，必然會造成的是社會矛盾的堆積，並在某些時候爆發出來。而中共本身，也遭到來自己所一直宣揚的民族主義的反噬。

從中共政府試圖收買香港居民而推出的一系列港澳居民限定的優惠性政策開始，中共喉舌媒體微博下的評論區就開始不斷“翻車”。不少內地民眾對中共的惠港政策表示不解和不滿，以至於到了管理員刪不過來的地步。這讓許多內地群眾意識到，自己那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不過是中共的工具。不少年輕人被“鐵拳”砸醒，不再跟隨中共的輿論引導。

另一方面，華為“251”事件，也讓很多的內地年輕人認清了自己是被資本家和中共剝削的“韭菜”這一事實。諷刺的是，華為這一企業一直都在販賣民族主義情緒，也被中共當局作為“愛國企業”的標桿宣傳。

暗流

不過，仍有一些年輕人敢於去了解、關註和支持香港的抗爭。他們雖然在目前的條件下不敢和體製進行正面對抗，但他們依然會去保持自己的思想，並運用網絡技術建設起自己的團體。他們或許將會成為與香港民眾及所有受壓迫者聯合抗爭的重要力量，並連系擁有改變社會的力量的內地工人階級，結束中共暴政。

華為李洪元事件

2018年1月31日，在華為公司工作了13年的工程師李洪元從華為離職。在離職前公司與他商談同意發放30萬元的離職補償。隨後華為以敲詐為由，讓深圳公安於2018年12月16日拘捕了李洪元。隨後經過偵查、補充偵查等階段，深圳市龍崗區人民檢察院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予起訴，於2019年8月23日將李洪元釋放，並且發放了10萬元的補償金。李洪元被無辜羈押的時間251天。根據當事人的供述，他被釋放的決定性證據是一段他用錄音筆錄下的當時與公司商談離職補償的錄音，這段錄音被他復製到多個設備中保管，在他的電子設備都被沒收的情況下，由他的妻子在他朋友的電腦中找到提交，才使他免於被判刑。

11月28日，檢察院的裁決書在網絡上曝光，引起了輿論的極大討論。網民批評華為誣告離職員工的行為，要求華為對李洪元公開道歉。但是對事件的相關討論和對華為的批評隨後遭到大量刪除，許多網民的帳號被封禁，這反而引起了網民更大的不滿和抗議。12月2日，華為遲遲做出回應，不但沒有進行道歉，反而說：“如果李洪元認為他的權益收到了損害，網民支持他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益，包括起訴華為。”這種目中無人的態度將網民的憤怒推向極點。

民族主義“洗地”

華為作為中國的招牌高科技企業，在中美貿易戰中十分引人註目。美國對華為的打壓常常被中國官媒用來煽動國內民族主義。尤其是此前在加拿大被拘捕的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幾乎被宣傳成為了民族利益受外國迫害的民族英雄。12月2日，孟晚舟發表一份公開信，“感謝大家在者被拘押的一年裏對她的支持和鼓勵”。但是相關新聞下很快便充斥著網民對華為誣告員工的聲討。網民表示，孟晚舟能夠成為華為的首席財政官只是因為她是華為創辦人任正非的女兒，她可以獲得保釋住在加拿大的豪華別墅中，還能頻繁獲得媒體曝光和國內民眾的支持鼓勵；而李洪元這樣的工程師，華為一切成就的真正創造者，不僅在案件缺乏證據的情況下無法獲得保
釋，在條件惡劣的看守所裏度過251天，他的遭遇還得不到任何媒體的報道，支持他的言論也要遭到刪除封禁。人們意識到：資本家不會因為勞動者同是中國人就不去剝削勞動者。中共編織的民族主義幻夢在現實面前一觸即潰。

華為李洪元事件表明了中國群眾的階級意識的繼續覺醒。IT行業一直都是高薪行業，其從業者往往更喜歡資本主義秩序，階級意識薄弱。但是隨著中國經濟愈發困難，他們也無法獨善其身。先是各大互聯網公司實行996工作製引起程序員的大規模網絡抗議，隨後又是網易、華為等公司對待離職員工的殘酷做法，越來越多的高薪人士開始認識到自己也是無產階級的一部分，認識到自己與資產階級的對立關系。而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過去意識形態的遺存和中國當前官方意識形態的外衣，也重新開始引起人們的興趣。在網絡上對李洪元事件的討論中不乏見到對馬恩列斯毛等官方推崇人物的著作、言論的引用，也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使用大學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課程中學到的知識來分析社會。

隨著資本主義危機加劇，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最復雜的資本主義國家，其群眾階級意識的覺醒必然還會繼續下去。由於中國官方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保留，階級意識的覺醒將比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更加容易發生。群眾階級意識的覺醒將會帶來怎樣的力量，讓我們拭目以待。

二零二零年

區塊鏈：對數字極權的強化還是抵抗？

區塊鏈是一種基於密碼學構建的分布式共識系統。強大的現代密碼學中的數字簽名技術，再加上分布式系統去中心化的特點，使得區塊鏈擁有難以篡改的特性。

區塊鏈誕生之初，因為其去中心化、難以篡改、不受管製的特性，被人們認為是對抗日益增長的數字極權的利器。區塊鏈最著名的應用即是比特幣(Bitcoin)。比特幣並不是實際儲存在某一臺機器裏的某一個數值，而是以無可篡改的交易記錄（賬本）的形式儲存在所有比特幣區塊鏈的節點中。比特幣沒有國界分別，跨國轉賬不會受到任何管製，難以追查，因此成為一個不受控製的資金跨境流動甚至洗錢、低下交易的渠道。區塊鏈難以篡改的特性也使其成為了一種對抗網絡審查的工具。在北京大學學生嶽昕反對性騷擾的事件中，她寫的文章在中國互聯網上被屏蔽，有人就把文章記錄在以太坊(Ethereum)的主鏈中，成為了無法被刪除的存在。

區塊鏈的這些不利於國家控製的特性，都中共不想看到的。中國政府一方面禁止發行新的虛擬幣，禁止在中國開設虛擬貨幣交易所，下發文件要求逐步淘汰虛擬幣挖礦產業；但是另一方面又不斷出現政府站臺支持區塊鏈產業的事情，直到現在習近平本人親自提出要發展區塊鏈；看似自相矛盾，其實背後有其自己的考量。

區塊鏈在中國的火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虛擬幣。由於虛擬幣去中心化的轉賬原理與波動強烈的價格，成為了一個在中國少見的不受管製的投資領域，這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大的金融隱患。而中國官方想要的也並非區塊鏈無法管理的特性，他們想要的是以區塊鏈透明、難以篡改的特性來加強自己的管製。

“不可追蹤”與全面追蹤

人們常說區塊鏈“不可追蹤”，但這是建立在區塊鏈可以自由加入的基礎上的，這樣的區塊鏈被稱為“公有鏈”。以比特幣為例，用戶可以隨意生成多個隨機的比特幣地址，以區塊鏈節點的匿名性保證了不可追蹤性。而比特幣的交易記錄是保存在所有節點中，不可篡改的。而在另一種區塊鏈“私有鏈”中，加入區塊鏈成為節點的資格是可以被一個集中化的機構控製的。區塊鏈失去了匿名性，自然也就失去了不可追蹤性，反而會因其透明性成為一個人人都會被追蹤監視的系統。Facebook試圖推行的虛擬貨幣Libra就是這樣一個系統，只不過Libra並不是被政府控製，而是被幾家加盟的大企業聯合控製。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國央行不斷示意要發行的那種數字貨幣是比Libra更加集中、且掌握在政府手中的一種區塊鏈。每個中國人都會被分配一個獨一無二的地址，錢的動向將是完全透明，直接被央行掌握的。屆時所有中國人使用這種數字貨幣進行的一切活動都會完全處於政府的監控和管製之下。

貨幣並非區塊鏈唯一的應用。習近平提到了數字金融、物聯網、智能製造、供應鏈管理、數字資產交易等多個領域，要求“加快區塊鏈和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前沿信息技術的深度融合……積極推動區塊鏈技術在教育、就業、養老、精準脫貧、醫療健康、商品防偽、食品安全、公益、社會救助等領域的應用”，“要推動區塊鏈底層技術服務和新型智慧城市建設相結合……提升城市管理的智能化、精準化水平”。在區塊鏈的幫助下，數據在被收集時就可以被記錄上鏈，無法在之後被修改、刪除，繞開復雜低效的官僚系統，直接可供高級決策者查閱。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習近平雖然不斷強調共產黨幹部要“不忘初心”，但又始終無法真正信任他們，只能借由區塊鏈來保證信息的準確性。但是這種想法恐怕很難達到理想的效果——原始數據的收集和錄入、區塊鏈的集中控製都是要人去做的，而這些工作又還是只能依賴官僚系統來完成。

區塊鏈作為一種技術，和任何其他的科技一樣，可以用來對抗極權，也可以用來強化極權。社會主義者反對將區塊鏈用於侵犯個人隱私、加強數字極權的做法。只有在一個工人民主控製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區塊鏈技術才能在政治透明、言論自由領域發揮出最正面的作用。

約 1/4 女性曾遭遇家暴——實情恐將更嚴重

近期多起社會新聞令中國家暴問題又一次引起公眾關註。在中國，2 0 1 0年，24.7%的24~60歲已婚婦女遭遇過配偶家暴；2013年11月聯合國人口基金一項針對2000余名男性的調查顯示，約52%男性承認曾向女性伴侶施以肢體暴力或性暴力；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監測到的277件被報導的家暴個案中，女性受害者占82%，其中未成年受害者亦有54%為女性。中國在此方面的統計數據嚴重殘缺不全、經常未有更新或可信度欠佳，因此實際情況相信還要嚴重得多。

反家暴法

中國的反家暴法案已於2016年生效，但執行度一直很弱：受害人平均要遭受35次侵害後才會報警，家暴認定率不足4%，保護令申請率不足20%。由於經濟因素，大部分受暴女性仍選擇向家人、親戚或朋友尋求效果有限的援助，而報警或上法院的少部分則常面臨不管三七二十一“勸和不勸分”的狀況。與此同時，不堪長期遭受家暴因而反抗殺死配偶的女性卻有1/5的可能面臨死刑（含死緩）。這也令反家暴法案更多成為中共改善自身形象，同時促進家庭與社會穩定的一個工具。

盡管中國有逾2000間家暴庇護所設置，它們在 2016 年一年也僅提供了149 人次庇護服務，且服務水準低落，令尋求庇護的女性更為恐懼。對受暴女性保護的薄弱也釀成一系列家暴致死案。從2016年3月到2017年10月，被披露的家暴致死案件有533起，635名成人和兒童死亡，其中絕大多數是女性。除此之外，中國女性還要面對遭陌生人搶劫、毆打、侵害、殺害的風險。這些只有在中共政權需要時才會被大量報導，而在其他情況下的中國媒體，我們能看到的中國社會只是淩晨兩三點走在大街小巷很安全的景象。由此可見，為資本主義服務的法律、警察和媒體對受暴女性並不友善，而相關公共服務對受暴者也難有充分保護。

2018年11月，中國演員蔣勁夫被爆出家暴時任女友中浦悠花。盡管許多中國網民嚴厲譴責蔣勁夫，也有不少人憑某些報導指中浦悠花自作自受，或因為中浦是日本人，借民族主義情緒為暴力辯護。而其他家暴案中，受暴女性也常被責問為何不早點脫離關系。這表明社會輿論中不乏譴責受害者的言論，而這類言論的產生也與資本主義製度崇尚個人責任而忽略結構性壓迫等環境影響有關。

在資本主義社會，一男一女結合的核心家庭不只是一種社會關系，它更是經濟單元，與私有製和父權製一同產生。而新一波的全球女權鬥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強調工人的集體鬥爭，這在#MeToo運動中美國亞馬遜和麥當勞反對性騷擾的工作場所行動以及反對性暴力的大規模罷工有所體現，而這些運動也影響到了中國。

傑瑞米柯賓

1949年中國革命後，在生產資料公有製的基礎上，婦女能夠廣泛參與公共服務工作，社會地位一度顯著提高，更有“婦女能頂半邊天”的說法。唯隨著改革開放進行，女性逐漸回到家庭的無償勞動中，而以限製女性自主發展為目的的“女德班”也應運而生。即使步入職場，女性也比男性更易面臨低薪、不穩定工作和因生育而遭遇歧視等問題。中國對女性墮胎的限製並不嚴厲，但這只是因為政府長期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在適齡勞動力減少、高齡人口激增的狀況下，政府轉向鼓勵生育，部分地區甚至變相限製墮胎。女性的這種被貶低了的地位，致使她們在透過剝削勞工滋生暴力的資本主義社會下更易成為暴力的受害者。

女權運動被打壓

2015年，“女權五姐妹”計劃在三八婦女節前舉行反對公共汽車上性騷擾的活動，但遭拘留超過30天並不斷受到警方審訊和虐待。在國際輿論壓力下，政府最終退讓，但這已說明在中國的一黨獨裁體製下，女權運動會被認為對政權帶來更大潛在威脅，因此難以像大部分國家那樣大規模公開化進行。一定程度的地下化工作將十分必要。在這種情況下，女權運動需要一個反威權主義取向，並與女工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新生工人運動相聯系。除了反對中共獨裁統治，訴求言論及新聞自由，令公眾有機會了解女性真實受暴情況外，由於資本主義本身正是與父權製交織在一起、以剝削為原動力的體製，對於廣大女性也是威權主義的，我們還需反對支撐中共獨裁統治和性別歧視的資本主義，並提出一個團結所有受壓迫者、令全體女性能夠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社會主義願景。

新冠肺炎肆虐　疫癥危機惡化！

源於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現正以驚人的速度蔓延。中港兩地的民眾都近幾陷入恐慌。隨著疫癥加速蔓延，加上醫療專家警告病毒的傳染性正在增加，使其他地區更為擔憂。由於政府封鎖資訊，使中國大陸的疫情更加惡化。由於過去在沙士、毒奶粉、假疫苗處理危機的手法惡劣，政府普遍不受民眾信任。

就連習近平政權都承認疫情“嚴峻”。在中國之外，約20個國家出現確診個案。而國內的確診及死亡個案不斷攀升 。直至現時為止有80人死亡，2,700確診個案，兩天內增加一倍。與過去一樣，政府最初對疫癥的反應是封鎖新聞、屏蔽網路資訊，根本是徹頭徹尾的罪行。當局嚴重低估了疫情的嚴重性，因為政府關心的只是“維穩大過天”。許多網民在社交媒體要求撤換並懲處武漢的領導官員，因為自12月第一宗案例確診以來，他們呆等消息、按兵不動，為的就是不打擾1月初舉行的湖北省人大政協會議！控製疫情的寶貴時機被白白錯過了。根據香港大學病毒學研究專家管軼所言，控製疫情的黃金機會已過，現在連封城防疫的手段的作用也很有限。

事態發展的速度驚人。1月20日首次確認人傳人的感染個案，而三日後當局決定將武漢封城，禁止出城的交通。再三日後，當局進一步封鎖超過20個城市，受影響的民眾超過6,000萬人。火車、飛機、渡輪、巴士全部停駛，車站由武警駐守。

習近平及黨政高層被迫要親自坐鎮指揮抗疫工作。由於專製政府的下層癱瘓，完全未能作出即時回應（這個狀況比起2003年沙士危機更嚴重），這是因為地方官員皆抱著“不做不錯”的心態，生怕會讓獨裁政權丟臉。“習皇帝”集大權於他一人手上，使地方政府沒有北京的命令皆不敢輕舉妄動。

香港政府也依循了同一個規律做事，完全作為一只被擺佈的扯線公仔，沒有任何獨立決策的能力。林鄭政府的反應比其他中國城市更為遲鈍，在更遲的時間才落實禁止中國高危地區的旅客入境等緊急措施。在中國大陸、日本、南韓政府皆呼籲國民穿戴口罩的時候，香港政府卻拒絕呼籲市民穿戴口罩。衞生署署長陳漢儀更說，市民參與普通社交活動時並不需要戴口罩。港府去年10月訂立的《禁蒙面法》，但被高等法院判決違憲，現在為保面子，在疫癥蔓延的狀況下仍堅決進行上訴。

醫療系統長期資源不足，現在急需大量額外資源來應對危機。現在有工會號召2月3日進行罷工。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這場罷工，並呼籲各行業的工人、工會以及正式成立工會的籌委動員工人。我們反對警隊加薪，並將公帑投入到抗疫的緊急措施，包括為醫療人員提供充足的保護裝備（據報衛生署有超過1,000萬口罩庫存，但公立醫院的前線員工卻沒有足夠的N95口罩）以及有足夠的隔離病房。我們要求政府采取措施禁止任何囤積炒賣，包括口罩或食物，並要求政府撤回對於《禁蒙面法》的上訴。

現在應該全面封關，禁止任何人經中國入境香港（不論是中國內地居民還是旅經中國的旅客），立即停駛高鐵，防止疫癥蔓延。同時，社會主義拒絕本土派利用今次癥疫，製造針對大陸人的族群主義排外情。任何種族的人都可以感染新冠肺炎，成為受害者。

香港工人及工會需要互相支援，在每一個職場成立抗疫委員會，選舉員工代表與管理層談判，確保企業采取具體措施，將員工及公眾健康放在第一位。

員工亦應有權拒絕在疫癥期間到中國公幹，並有在家工作的權利，或是彈性工作時數來避免繁忙時段的人群聚集。我們不能夠相信政府或老闆會顧及我們的利益。我們需要抗爭來爭取這些權利，透過組織和發展工會及職場委員會。企業應該要為所有員工提供口罩、消毒設備、改善清潔、以及在受薪時段進行資訊會議。

香港工人和工會也應該支持中國大陸工人相應的行動，去改善他們的權益，並組織工會去爭取充足的保障及資源來渡過危機。在武漢等疫癥城市裏，醫護員工在缺乏資源下的艱難狀況下付出的努力與犧牲，都讓我們悲憤。香港表達的工人聲援，並且示範在職場建立委員會，都能夠啟發中國大陸工人為自己的權利去抗爭。當政府明顯已經不可依靠時，由下而上組織的集體行動就是對抗這場疫癥危機的最強力量。

香港的工會應該立即動員並就以下訴求抗爭：

在所有公司成立抗疫委員會
員工有權在上班時間內參與抗疫委員會工作
員工有權拒絕到中國公幹
員工有權彈性上班或在家工作
要求政府撤回《禁蒙面法》上訴
停止警隊加薪，為醫療人員增加大量緊急資源

再瞞疫情　引火自焚

新冠肺炎疫情對中港的影響

顯然，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徹頭徹尾的證明了，中共獨裁政權根本完全沒有汲取十七年前非典型肺炎疫病的經驗教訓，再一次在眾目睽睽之下重蹈覆轍。而這次所造成的危機和影響，更遠比沙士嚴重得多。

首先在疫情本身，新冠肺炎的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染能力遠遠強於沙士，整場沙士疫情全球共約八千宗感染病例，而現時（二月九日）中國國內確診病例已達37251宗，過去數天確診病例每天新增三千宗新癥，意味著僅三天所出現的新感染病患就多於沙士半年的全球感染數字。加上這種新型病毒有著極強的隱匿能力，如有感染者無任何病征，以及在十四天的潛伏期間已有著傳染能力，而造成大面積的社區傳染。

對香港而言，林鄭倔強而偏執地拒絕全面封關，雖現時未開始大規模社區傳染，但已見端倪。已有近期無出入境紀錄的港人染病個案出現，基於病毒極強的隱匿傳染力考慮，袁國勇表示一旦香港大規模社區爆發可能高達140萬人感染，以現時中國官方公布的2.1%死亡率計算將有近三萬人死亡，這表示將會是香港史上死亡人數最高的災難！

另一方面，可以預期新冠肺炎疫情將造成比沙士更嚴重的經濟損失。中國早在去年已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加上下半年貿易戰所造成的打擊，2020年的經濟環境早已不被看好。在沙士期間，中國GDP年增長速度達12%，當時仍然強勁的增長勢頭迅速吸收及克服了疫情所造成的1-2%GDP跌幅。 但現時情況早已今非昔比，多家國際評級機構將對中國2020年的增長預測下調至4-5%，甚至有人警告可能降至2%。而新年伊始，中共政權就再一次搬起石頭狠狠地砸自己的腳。03年的沙士疫情尚且未有全面封城的舉動，而現時已有數十座城市被全面封鎖或半封鎖，工廠停工、店舖停業。而且疫情橫跨整個農歷新年假期這個傳統重要消費旺季，但現時全國重要城市人心惶惶，街頭行人疏落蕭條。

工業生產亦受損嚴重，各大型工業園區及工業企業叫苦連天。鴻海富士康設於深圳及鄭州工廠原計劃於2月10日復工，後來遭當地政府否決，復工無期。這表示不僅影響富士康工業園區數十萬工人生計，更波及上下遊產業數以百萬計的從業員。而這並不僅限於富士康一家，亦不僅限於中國國內，韓國現代汽車生產線宣告暫停，原因是中國生產的零件供應中斷。全球旅遊業也受到影響，40家航空公司已停飛往中國的所有航班，包括美國三大航空公司，英國航空公司和漢莎航空，香港航空已宣布裁員400人及要求地勤放2星期無薪假；國泰亦要求所有員工放3星期無薪假。可以預見，香港經濟衰退的情況最遲不過八九月將會見到市面受嚴重影響。

而令人憂慮的是，中共會否為保經濟而挺而走險第二次隱瞞疫情，以求盡快恢復全國經濟活動，避免經濟衰退？尤其是眾所周知中共的所謂“執政合法性”過去二三十年大體建基於其“經濟迅速增長”之上，經濟衰退意味著“執政合法性”的動搖。因此，中共現時可謂進退惟谷：繼續停工，疫情未知何時得以控製，但必然得全面承受經濟停擺損失；強行復工，尚未得到控製的疫情將更猛烈地擴散，勢必招至全面民怨，同樣危及自身政權。習帝除了望天打卦期望疫情盡快受控讓自己得以脫身以外，無計可施。

與此同時，率先披露疫情消息的李文亮醫生之死亦觸發了中國網民要求落實言論自由的訴求運動，甚至提出了仿傚香港反威權運動的“五大訴求”，網上輿情一時失控。疫情的黑暗將會是中共專製垮臺的歷史性轉折點。這場危機所造成的損害永遠無法恢復，因此我們必須竭盡全力建立一個新的工人階級運動，以一個民主工人階級綱領——一個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來挑戰中共的獨裁資本主義製度。

新冠病毒燃起對中共獨裁的群情反彈

“他們在說謊，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他們也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但是他們依然在說謊。”

溫州是在前所未有的封城中被封鎖的數個大城市之一。在網上發表該評論的溫州居民強調，隨著新型冠狀病毒以驚人的速度蔓延，整個中國都感受到了爆炸性的憤怒。

截止2月11日，已確診的感染病例超過43,000，死亡人數達到1,018，每天增加逾100。中國政府聲稱，疫情將在2月的第一個星期達到高峰，而現在看來這說法完全脫離現實。海外和香港專家警告說，高峰期可能要到4月或5月才能來臨。許多科學家對中國官方報導存疑，表示被感染的人數可能比官方數據高出10倍。

該病毒攻擊呼吸系統，5周內的死亡人數比2003年沙士（SARS）疫情中6個月的死亡人數還要多。現時的危機表明，中共獨裁政權完全沒有從17年前的疫情中吸取教訓。更糟糕的是，習近平8年執政的兩大特征是專製統治的強化和“一人獨裁”為表現的極端權力集中，導致中國政府對疫情的反應更加遲鈍。

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北京自己製造了一場新的歷史性危機，並且深陷其中。即使這不是去年情況的重演——在香港造成百年不遇的危機，之後在臺灣造成類似影響——都已經夠糟糕了。

這場疫情註定成為中美沖突的又一個戰場。在情況急遽惡化、進一步加劇了與美帝國主義的史無前例的大國鬥爭之時，危機已經開始削弱中國執政精英們的信心，也打擊了其先前對中共的專製資本主義製度的堅定信任。負責挽救中共統治的“強人”習近平，現在似乎更像是觸發其衰落的人。美國評論員利明璋（Bill Bishop）說，該政權對疫情拙劣的處理手法使“習近平和中共已接近1989年以來我們所見到的生存危機。”

新型冠狀病毒爆發的短暫進程是暴露地方官員的官僚主義癱瘓和處理不當的表現之一，而掩蓋疫情的根源在於裴敏欣所言的中共的“病態的保密工作”。隨後，北京下令進行嚴厲鎮壓，以展示權威，但發覺為時已晚——如果其巨大的安全機關沒有圍捕並恐嚇那些試圖警告社會危險即將來臨的人，中共本來可以很快作出反應。

傑瑞米柯賓

人道危機、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

結果是人道危機、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化為一體。自1月23日春節前夕，中共政權實施世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封關，有6000多萬人——相當於整個意大利的人口——居住在被封鎖的城市中。全國各地居於城市的數千萬居民被關在家中，受到嚴格限製，每天只允許一名家庭成員外出購買必需品。

被隔離的城市，如武漢（疫情發源地），已經猶如戰時狀態，居民遭受嚴重的苦難，醫療用品嚴重短缺，在資金不足且不堪重負的醫院外大排長隊。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鬥將這種情況描述為“世界末日”，並將檢疫條件與60年前的大饑荒作比較。

隨著工廠和辦公室陷入停擺，數以千萬計的工人被迫放無薪假。新年假期在全國大部分地區延長了10天，在某些地區甚至更長。由於學校被迫停課直至另行通知，因此教師也將領不到薪水。

全新檢疫規則和旅行限製遍及全國，來自內陸省份的數百萬移工的行情受到阻撓。一段在網上瘋傳的影片顯示，一對分別是貴州人及重慶人的夫婦，在車中被困在連接貴州省和重慶市的一座橋上，因為兩地政府中斷兩地交通，使他們不能去對方的城市。

有千萬人在其他省份生活和工作的湖北工人，面臨歧視甚至迫害。正如《紐約時報》袁莉報導指出：“在努力控製疫情蔓延的時候，地方政府顯示出他們更善於裝得忙忙碌碌，而不是去尋找解決方案。許多政府想方設法追蹤甚至驅逐湖北省的居民，以阻止冠狀病毒的傳播。”懲罰或迫害他們可能會迫使這些工人躲藏起來，使抗擊疫情變得更加困難。

人權觀察稱，習近平和政治局常委采取的強硬措施“過於激烈”。中國大部分地區已停止運轉。這給中國的國家體製帶來了新的壓力，不同地區實施自己的隔離措施並相互爭吵，而沒有協調緊急資源。

雲南省大理市截獲了一批運往重慶的口罩，引發了兩地政府之間的爭端。官方媒體還報導說，青島海關人員扣押了從韓國前往沈陽市途中的醫療用品。青島當局聲稱這是對沈陽官員的報復，因為他們沒收了一批運往青島的物資。這些事件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了厭恨和憤怒。

“人禍”

“這就是一場人禍”，社交媒體上的一篇帖子很好地總結了疫情。盡管網路審查員在全力刪除這些內容，但這種對政府的批判如一份泄漏的內部政府報告所述，如今已是“洪水般襲來”。

2月6日，“散播謠言者”、武漢市中心醫院的醫生李文亮去世，令反政府情緒再上達到新高度。1月3日，李文亮被警方強迫簽署訓誡書，說他警告同事有類似SARS的新型病毒，發布“不實言論”，使其他武漢醫務人員噤聲。

遭訓誡的武漢“散播謠言者”都是試圖發出警告的醫療專業人員。消息傳出後，事件在社交媒體上激起怒火。李文亮此時已感染了冠狀病毒的，中共不得不以溫和的態度對待他，並允許他接受媒體采訪。最高人民法院甚至聲稱李文亮不應受處罰。他去世後，北京從國家監察委員會派出了一個小組，對負責處罰李文亮和其他醫生的武漢官員進行調查。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對他的離世表示“深切哀悼”。

中央政府的這些舉動是試圖遏製和平息群眾不滿，將責任向下推向武漢官員，為將來進一步審查和迫害“散播謠言者”做準備。去年習近平政權在香港的任何戰術上的讓步，並不表明路線改變，而只是試圖爭取時間以繼續強硬的威權統治。

在接受《財新網》的最後一次采訪中，李文亮作出非常溫和的批評：“我覺得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不同意利用公權力過份幹預。”這句話現在從墳墓中回響，纏擾著習近平政權。

至於由國家控製的媒體首先在2月6日宣布李文亮去世，然後再否認，再在2月7日再次宣布他去世的做法，也是另一個不太聰明的掩蓋真相的手法。想必，中共龐大的宣傳和審查機器需要更多的時間來準備編造不實消息。

這則新聞在網上引發了前所未有的反政府憤怒情緒。數以百萬計的人分享了有關李文亮的帖子，還有數以千萬計“我要言論自由”的標簽，在遭審查之前就獲得數千萬閱讀量。對於中共而言的不祥之兆還有，有網民影射香港示威，就大陸的“五大訴求”在微博上廣為傳播。

這些事件對中國乃至全球經濟的打擊可能遠遠超過SARS疫情的影響。2003年，中國GDP僅占世界GDP的4%，而如今已占16%。去年中國GDP成長便占全球GDP成長逾30%，對全球增長起決定性作用。在特別考慮到全球經濟的脆弱之時，並不難設想疫情成為全球陷入衰退的轉捩點。

至於本來已陷入衰退的汽車業更遭遇重創。由於缺乏中國供應商的零部件，現代汽車在韓國的所有汽車廠都關閉了。如果中國的問題持續下去，歐洲汽車製造商將面臨類似的壓力。中國的汽車廠和其他主要行業目前長期停工，尚不清楚何時恢復正常生產。

但是問題更加嚴重。疫情如果持續的話，恐將刺破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巨大泡沫，並可能引發銀行業崩潰。作為中國第五大城市武漢，在過去的兩年中，這座城市的房價翻了兩番，是不可持續的泡沫的典型案例。

“有錢人被嚇得要死，不敢在外面亂跑。”一位駐北京的房地產經紀人對英國《金融時報》說：“沒人上班。建築工地都封閉了??影響肯定不小。”

武漢：災難時間線

在危機的最初幾個關鍵周，武漢政府的所作所為完全錯誤。他們逮捕舉報人並令他們噤聲，包括試圖警告潛在疫情的醫護人員李文亮，甚至向前線醫護人員隱瞞風險。現在大量醫務人員已被感染，單單武漢其中一家醫院就有40名受感染員工，也成為公眾憤怒的另一個原因。

據估計，在1月1日至20日期間，有500萬人離開武漢前往中國其他地區，卻不知道自己可能帶菌者，也沒有被提醒要采基本預防措施，包括戴口罩、定期洗手和避免公眾聚會等。

1月18日，就在該市被完全封鎖並禁止所有外出旅遊的前幾天，武漢官員在百步亭社區舉辦了40,000戶家庭的宴會。如今，百步亭擁有13萬居民的數十棟樓上貼有“發熱門棟”的紅色官方告示。《財新網》引述當地居民的抱怨，即使他們的房屋被認定為“發熱門棟”，政府官員仍未告知他們應采取什麽預防措施。

聯合國機構世界衛生組織（WHO）於12月31日從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的官員獲悉，武漢爆發了“不明原因肺炎”。一周後，該病毒被命名為2019-nCov。這個時間線暗示，在武漢政府錯誤背後是中央政府行動的遲緩。面對大量對中共獨裁政權犯錯的証據，世衛還是贊揚其處理疫情的表現，甚至稱贊“中國的體製”和習近平“卓越的領導力”。在中共在國內遭遇巨大反對聲音之時，日內瓦的少數官僚的討好式支持是一個小小的安慰。

革命性的震蕩

北京現在正處於嚴峻的止損階段，試圖保護“習帝”的形象，並將所有責任歸咎於武漢政府和警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承認當前形勢是“對中國製度和執政能力的重大考驗”。

中共利用鋪天蓋地的宣傳和公關措施，采取了所有的“維穩”措施，以創紀錄的速度建造醫院，並宣布了與新冠病毒展開“人民戰爭”。盡管武漢市新建了兩家醫院，政府表示相當於增加13,000張床位，但這仍然不夠。據獨立機構估計，武漢市擁有多達190,000感染者。

北京最近安排了718.5億元人民幣的緊急資金抗擊疫情。但在同一周，它為銀行業和股票市場註入了1.2萬億元人民幣，避免市場崩潰。兩者之差反映出中國統治者真正效忠於哪個階級。

情況會如何演變？安德利尼（Jamil Anderlini）在《金融時報》認為：“如果新冠病毒無法在未來數周內迅速獲得控製，整個事件可能成為中國的切爾諾貝利（香港：切爾諾貝爾，臺灣：車諾比）時刻：獨裁者的謊言和荒謬暴露無遺。”

許多中國網民也提出了相同的觀點，將其與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災難進行比較。這場核事故是破壞了蘇聯斯大林主義政權的基礎的一個重要事件。安德利尼也將李文亮與自焚的水果販子布阿齊茲（Mohamed Bouazizi）進行了比較，認為現今中國與2010年突尼斯有相似之處，而後者是突尼斯革命以至阿拉伯革命的觸發因素。

顯然，中共政權已進入1980年代後期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3月兩會現在可能因疫情而取消，其真正原因更像是避免異見者在自編自導的會議上發聲。

由於對習近平的領導的分歧不斷加劇，幾乎肯定會重新燃起中共和執政精英的內部權鬥。這最終來說也是社會基層中的憤怒情緒的反映。如果疫情在短期內未得到遏製，並造成了巨大經濟損失，則可能引發新的危機，並可以帶來新一場更大的危機，甚至有可能造成革命的後果。

馬克思主義者與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在中國支持者的任務，是幫助工人階級和青年中最先進的階層做好政治準備。中國的人道危機、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喚起建設一種替代中共獨裁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真正民主的工人階級出路的迫切需要。

新冠肺炎：對抗疫癥大流行是階級問題

全球資本主義正眼看著股市崩盤，數以兆計的美元在過去5天蒸發，許多交易眼睜睜看著2020年來所有收益付之一炬。實體經濟的情況可能更加嚴重，旅遊業在全球GDP扮演重要因素──世界各地航空公司今年估計將損失300億美元，但這只是冰山一角，這是全球化時代的第一場重大的疫癥大流行，將加強當前的去全球化趨勢。

習近平說，這是自1949年以來中國最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他的政權對這整件事處理得一團糟，卻還被資本主義世界擁護獨裁製的評論員稱贊為“強而有力”的領導。中共將無法從這次打擊恢復威信，但中國革命危機的進程卻可能由此展開迂回復雜的道路。

目前，中國有3,000名醫院員工感染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而且基礎設備依然短缺。數以千計的平民被困在自己的家裏至今已有一個多月，如果他們未經許可外出將遭到逮捕。但是截至本周，如果暫且相信可疑的中國官方數據，那新冠病毒已經在中國以外傳播得比中國裏面還快。韓國和義大利這兩個名列前茅的世界經濟體，再加上伊朗，現在已淪陷成最新被列為高風險的國家。

中國是全球GDP增長的最大貢獻者、石油和商品的主要價格設定者，以及全球供應鏈的經濟樞紐，中國的這些經濟角色意味著經歷長達一個月幾乎完全工業停擺之後，這場危機對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破壞將比官方公開承認或意識到的還要嚴重得多。有些中國經濟學家甚至敢站出來承認， 2020第一季甚至上半年的經濟將會呈現零增長或甚至負增長。

工人組織必須趕緊采取積極姿態，要求國家緊急防疫政策（如果還真有這種東西）完全透明公開並受到民主控製。與疫癥大流行的鬥爭到底是個階級問題！現在急需在受到民主控製公有製下製定出緊急計劃，才能有效生產醫療設備、防護衣、病毒測試工具、人道檢疫設施，並加速研究與量產疫苗。世界上多數國家都正遭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對於公共醫療體系的屠宰掠奪，找不到有任何地方能滿足大規模流行病層級所需的資源。我們應該扭轉這般局面，建設工會落實工人職場防疫措施、保障在家工作的權利、對抗裁員和無薪休假。這次的疫癥危機就像所有資本主義危機一樣，我們都拒絕將成本轉嫁到工人和窮人身上，來保護資本家和股市寄生蟲的利益。

中國：超過1700名醫護人員染上新冠肺炎

新型冠狀病毒爆發以來，中國的醫療系統也遭遇超負荷的挑戰，以疫情發源地的湖北武漢最為突出。多所醫院出現人手、資源不足及醫護人員工作量過大的情況：一些醫護人員沒有時間去廁所而必須使用尿布；一些醫院醫療物資短缺；有影片顯示，一名武漢人在當地醫院能夠見到醫生之前需要排隊10小時。實際上，早在1月下旬，一名醫生接受《三聯生活週刊》采訪時已經指出，各個醫院的承載能力到了極限。有些醫院沒有足夠的檢測新型冠狀病毒的試劑盒，有些醫院則沒有檢驗的條件。隨著疫情惡化，口罩、防護服、消毒液等物資的短缺造成的醫護人員防護不足，導致全中國逾1700名醫護遭感染（其中湖北武漢就有1102名），更有6人死亡。

為了應付疫情造成的床位短缺，中國於武漢迅速興建了“火神山醫院”和“雷神山醫院”，於2月初啟用，聲稱均可提供上千張床位，用來救治確診患者。另外武漢市也借用武漢體育中心等13處公共場所設立“方艙醫院”收容輕癥患者。然而被官媒極力吹捧的“火神山醫院”，卻沒有氧氣插口、心肺監測插口等必要設施，內部構造也被形容猶如集中營；“雷神山醫院”則存在天花板漏水等施工品質問題；“方艙醫院”更只是將被收留者集中隔離，且允許被收留人員集中跳“廣場舞”，妄想以此令輕癥患者迅速康復，卻不知很可能加劇病毒人傳人、造成疫癥進一步惡化。

在疫情爆發的最初幾週，當局堅持認為人傳人的可能很低，很大程度上令醫護人員得不到充分防護，而在初期揭發疫情的醫護被警方以“造謠”處罰、醫護人員不得公布病例數字等輿論管控也使社會大眾沒有足夠的警惕。一線醫護人員付出了相當高的代價，而醫護人員遭感染也增加了醫院內交叉感染的風險。

短短幾天內，成千上萬的建築工人簽訂建設新醫院的合同，然而這些工人嚴重缺乏防護，經常不得不簡單清洗後就重複使用口罩，且工地衛生條件惡劣。環衛工人的工作壓力也急遽增加，且承受不起不上崗的懲罰——一天沒有上崗將被罰款150元，而這比兩天工資還要多。此外，公共交通停擺意味著包括醫護人員在內的許多工人上下班會遇到麻煩，也大幅增加了本就分配不到足夠防護物資的出租車司機、送餐員和社區工作人員的壓力與風險。

保證政權穩定

面對群眾問責怒火，中共政權設法將責任向下推給武漢地方政府，免除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等人的職務。2月8日，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抵達武漢，親自坐鎮防疫指揮部。2月12日湖北單日激增14840宗新冠肺炎案例的同時，上海市委書記應勇調任湖北省委書記，濟南市委書記王忠林就任武漢市委書記。然而陳一新乃政法系統出身，被部分分析人士認為將采取有力措施嚴控媒體和網民言論；應勇與王忠林也均非先前傳言的醫學或技術背景官員，而是具有公安背景。這三人均被視為習近平的子弟兵。習近平在政權內憂外患、自身面對黨內權力鬥爭壓力之時平息民怨、保證政權穩定而已。

如同2003年SARS，中共政權對癥情爆發的反應充分說明了中共只有在問題瞞不住的情況下才承認問題存在，並在群眾憤怒威脅中央政府時裝模作樣地撤換幾個地方官員，並在媒體宣傳“成績”以安撫群眾。然而面對疫情的持續惡化，越來越多的群眾不會再受矇騙，而是意識到必須推翻中共一黨獨裁政權。在職場組織獨立工會捍衛勞權的訴求將會得到群眾支持，對曝露於病毒之中的醫護工人和垃圾收集工人來說更是生死問題。在世界各地的工人運動，包括香港和臺灣的，應該支持這一想法，並支持中國工人贏得此一重要的民主權利。資本主義無法提供重要的公共服務和抗疫物資，所以將藥劑及醫療設備行業民主公有化也在這場危機中變得更迫切。抗擊疫癥也要抗擊極權統治和資本主義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