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论坛谈中国社会

傑瑞米柯賓

習近平到訪美國

很多人在猜測中共釋放五名女權人士的背後原因。由於習近平計劃九月到訪美國，這事件很可能會一觸即發。習近平準備到紐約於聯合國全球婦女峰會發表演講。如果到時引發了抗議浪潮，對於希望加強全球影響力丶宣傳自己是「法治國家」的中國來說，將是在政治上有破壞效果。

另一個因素，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是這事件對中國國內正在政治化的年輕女性的影響。幾名女權人士只是溫和的批評者，甚至有部分人曾參與幫助當局起 草反性侵的法案，但她們卻被嚴厲對待，因此在中國社交媒體上製造了震驚。「這一代人在過去二三十年成長，大部分都不熱衷於政治，但卻被今次事件政治化。」於美國任教的WangZheng教授向自由派網站ChinaChange.org表示。

《中國勞工論壇》對五位女權人士被釋放感到鼓舞，並向全球所有聲援者深表謝意。今次的局部勝利可以對未來中國的鬥爭造成重要影響。這些鬥爭反對獨 裁丶反對壓迫女性丶反對令女權倒退的資本主義。這不單單是中國事務，也依靠全球聲援和國際主義，作為全球鬥爭的重要一部分，以推翻父權而不民主的資本主義製度。

中國經濟正在硬著陸！

對於中共獨裁政權來說，2015年是一個危險的一年。經過了數年的高速增長，加上依靠債務推動的全球最大建築潮，今天中國經濟面對多方面的嚴重問題。產能過剩、通縮、房價下滑以及地方政府債臺高築等因素都拖累著經濟增長，而有幾種算法都顯示，增長已經減到龜速。

對任何政府來說，經濟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對中共政權尤甚。中國政府依靠恐怖的國家鎮壓，混合持續而急速的經濟增長來維持統治。從1980年到2012年，每年平均的GDP增長達10%。去年，官方的GDP增長率為7.4%，而今年的目標更下調至「7%左右」，李克強甚至說要達到「並不容易」。更大的問題是，這些GDP數據幾乎都是假的，而真實的增長率要更低很多。硬著陸的定義一般指「增長由雙位數跌至低下的單位數」，而經濟學者們也警告，中國正處於或瀕臨硬著陸。

這就是為何最近有一連串貨幣鬆綁政策、減稅和其他刺激方案。政府早前推行收緊貨幣政策來「去槓桿化」，即減輕經濟對債務的依賴，現在似乎逆轉了。四月末，從政治局召開的會議可見，雖然中共大力宣傳經濟重組和改革，但現在短期內會180度退卻，而會實行刺激措施，即使會令現已嚴重的債務水平進一步惡化。《人民日報》報道了這場會議，指政府似乎會重施固技，意指依靠債務出資投資，並進一步刺激正在下滑的房產市場。

自11月以來，政府兩度調低息率，並兩度減少所謂銀行存款儲備金比率（即銀行必需持有的現金數量），這是為了在銀行系統內註入新的資金。未來還預計會有更多的鬆綁政策，而政府圈子裡愈來愈緊張。「北京可能沒有按下緊急掣，但他們似乎想確保它能正常運作。」金融網站《尋找阿爾法》的Christopher Balding表示。去年這段時間，中共統治者令經濟放緩相對樂觀，並告訴我們這是刻意設計而並不可控製的局面，而且這局面可以幫助經濟由嚴重依賴投資的情況，轉至依賴消費的可持續增長。但是，現在經濟的「控製內的放緩」和「再平沖」似乎脫軌了。

在2月和4月的兩次降低儲備金比率，代表相當於1.8萬億人民幣的資金被投入了銀行系統，希望能夠流進並帶動投資和房屋銷售。但政策至今未能成效，而這顯然也是四月政治局召開會議的因由。建屋量及工業產能已經飽和，利潤下滑，即使信貸變得更廉價，主要公司也不願意投資。早前股市頒布新規則，激起了在美國及海外市場的中國股票期貨急速下跌，剛好在及後48小時後，即4月19日（日），人民銀行決定降低銀行存款儲備金比率，似乎要在中國及深圳在星期一開市前支撐市場。「北京可能沒有按下緊急掣，但他們似乎想確保它能正常運作。」金融網站《尋找阿爾法》的Christopher Balding表示。這是已知範圍內政府和央行首次如此直接介入去拯救股市。

股市瘋狂

中國主要的商業銀行，雖然牢牢地控製在中共手中，卻拒絕將新的資金投放到政府屬意的地方。取而代之，新的資本都流入了股票市場，令股市市值在過去六個月上升了80%。

小股民湧入市場，僅在四月最後一星期就有超過400萬個新帳戶開啟。約40%的股票現在是通過信貸購買的，人們賣出房屋加入股市「挖金」戰。根據經濟學家謝國忠表示，過去六個月有超過2.5萬億貸款進入股市。中國政府早年推行大規模刺激方案，大量大白象基建及房屋興建起來，造成了今天的債務危機，但今天的刺激政策完全沒有帶來生產，只在股市製造數字上的財富。

政府利用新的調控政策（例如最近一次放寬的政策就在4月13日，政府取消每人只可申請一個股市戶口的限製），加上強大的媒體宣傳來鼓勵炒風。但現在「孖展」交易數字急升，顯然令其十分恐懼，但又害怕禁止炒賣會造成市場崩潰，因為這會令現時脆弱的經濟走向全面蕭條。

對中共來說，股市上漲雖然有其風險，但也是利好消息，因為可以緩沖房地產泡沫爆包的沖擊，而且可以將股市發展為渴求信貸的公司提供另一個信貸來源，尤其是私人企業。這些公司現時依賴影子銀行業，而北京希望勒住影子銀行業，遏止其對整個金融系統造成的風險。但政府政策境況愈來愈糟，由於股民從銀行儲蓄提款加入股市賭局，因此股市吸納了銀行的流動資金，迫使央行進一步放寬政策而催谷信貸，避免流動性危機。

根據《福布斯》的中國富豪榜的最新估算，在中國擁有超過十億美元身家的富豪或家族從去年10月的242個急升到今年4月的400個。平均來說，過去半年每個月中國就有25個人加入其行列中，這是由於過不斷飆升的股票價格。於此同時，今年的預測工資上升幅度是十年來最低的，而罷工事件亦越加頻繁。

習近平與李克強的所謂改革，其階級本質如同世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都是保護企業的利益，而將危機的重擔強行加諸工人階級身上。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是最公開的自由主義者高官之一，他於4月24日公開發表了一段不尋常的演說，指中國「在未來五至十年有一半機會落入中等收入的陷阱」，並呼籲更徹底打破勞工法例，令老闆更易解雇工人。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於世界銀行流行的概念，指一些國家發展至一定水平然後停滯，例如南非及巴西。樓繼偉的演說於網上被廣泛討論，因這可見政府打擊工農收入和法律保障的企圖。

股市價格的飆升顯然脫離經濟「實體」的狀況，到某個點就一定會爆破。譬如，中共喉舌《人民日報》集團的股票在過去六個月就上升了67%。現時中國創業板上的股票交易水平是15年前美國dotcom崩潰前納斯達克的兩倍。一些評論指出股市泡沫的出現，對由信貸驅動的經濟來說，往往是景氣不再的最後階段，正如1989年的日本，甚至是1929年的美國。

法國巴黎銀行最近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股市上漲與宏觀經濟沒什麼關係，差不多所有都是自給自足式、槓桿刺激式、零售購買式的狂熱。」該報告又警告：「但股市攀升愈久，調整的規模似乎會愈大。由孖展債務催谷起來的股市泡沫不能持續膨漲，但中國當局愈來愈難以承擔讓其爆破的後果。」

真的有7%嗎？

政府採用「新常態」來形容如今的經濟放緩。這個詞的關鍵是「常態」──用來突顯一切正常，經濟沒有脫離北京的控製。當然，這個控製的程度是可以爭論，但更準確的說，政府只是在一系列的沖擊面對作出反應，因而被迫著推行左行右轉的政策。而經濟卻不斷深陷通縮危機，這是由於非常嚴重的產能過剩和債務水平，使得刺激無效果。

對中共政權來說，每年的GDP目標是其權威來說，因此最重要的數字。但官方GDP數字常被視為造假。「有懷疑缺陷是因為偽造數字而不是數據搜集的問題。」《華爾街日報》報道。有個傳言愈來愈廣泛流傳，政府有兩本數本，一本是公開的，用來瞞上欺下；另一本是純粹內部使用的，後者是真實的紀錄，讓政府可以更準確決策。

大和證券（Daiwa Securities）駐港辦公室經濟學家賴誌文向《路透社》評論：「如果你看看第一季的數據，出口不景、工業生產疲弱、固定資產投資大大減緩、零售軟弱，那麼實際GDP又怎能仍會是7%呢？」

克強指數是李克強依靠鐵路貨運量、用電量及銀行借貸作為經濟指標的依據，他認為這比官方GDP數字更準確。如果採用「克強指數」，中國的實際增長遠遠低於7%。例如首季用電量只是比上年增加0.03%，是自2008年末中國受全球經濟危機沖擊以來最弱的增長。即使政府推出措施改善能源效能和減低工業汙染，但也不能解釋用電量停滯，可見經濟急速放緩。更誇長的是，鐵路貨運量在首季減少了9%。

位於倫敦的顧問公司Fathom利用克強指數分析中國第一季的經濟，指中國經濟現時較接近3%多於官方的7%。Fathom的Erik Britton向《英國衛報》表示：「中國正處於硬著陸。」（2015年4月13日）

房價下滑

過去七至八年，中國房屋市場及物業投資曾經是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器，比出口更重要。去年房產投資開始急速放緩，不只令鋼領、水泥及建築設備的需求下跌，也令過度槓桿化的房產開發商及與之關連的影子銀行「投資產品」面臨違約風險。 中國有一半的債務連繫至房產業。即使樓價在跌價後穩定下來（這已是政府最近減息及刺激方案下最樂觀的結果），但仍會令工業產能過剩惡化，造成金融系統的壓力。

中國房價下滑，已經為全球經濟製造了巨大的副作用，特別是對澳洲、巴西、智利及非洲國家等礦產輸出國。在2000年，中國消耗全球金屬產量的12%，過去幾年升至50%。房產投資自1998年以來平均每年上升20.2%，是中國平均GDP升幅的2倍，但在2015首季升幅只有8.5%。

自1998年大量房屋私有化打開市場以來，現時中國房產下滑的程度是最嚴重的。去年平均房價下跌6%，此前都是雙位數增長。房屋銷售量跌幅更大，首季跌幅是9.1%。地方政府的土地銷售跌幅更厲害，首季比去年同期下跌32%。房產開發商卻步，有些開發商承擔的存貨量可以是未來幾年也賣不完。根據陳誌武在《外交政策》雜誌（2015年4月30日）寫到：「在2014年末，中國正在建築或有人居住的新建房屋總面積達到約750億平方英呎。即使需求是處於平穩，也要五年才可賣出這些面積的房屋。」

土地銷售一直是保持地方政府償還能力的重要支撐，佔去年地方政府收入的46%。因此，房價下滑會帶來連串公司違約風險，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現已嚴重，但這會帶來新一輸危機。根據最近一次（2013年6月）官方的核算，地方政府的總債務達到17.9萬億人民幣。因此新一次的核算要延遲完成，因為北京感到有些報告造假，命令地方政府重新計算。報告的信譽較高的《財新》雜誌指，地方政府現時真正的債務水平達到40萬億人民幣。

《金融時報》（2015年1月12日）報道，地方政府通過他們控製的投資工具，從中自己買自己的地，從而拿取更多債務去彌補預算下降。這些假交易是地方政府維持地價的危急手段，因為地價下跌會產生連鎖效應，地方政府會更難還債，而且更難再次借貸。

這令北京政策面對兩難，因為它一方面去槓桿化，另一方面想維持足夠的經濟增長去避免債務違約不可控製的浪潮，防止觸發金融危機。國企銀行現在愈來愈按自己本子辦事，不理政府。根據《路透社》（2015年4月20日）的報告顯示，主要銀行中沒有一間通過北京最近支撐樓市的政策，包括降低按揭利率，放寬購買第二間房屋的限製。各大銀行顯然沒有信心樓市短期內會復甦。「銀行尋找高回報的投資，因此寧願在股市投資。」一名深圳房產開發商向《路透社》表示。

債務陷阱

《社會主義者》雜誌及工國委（CWI）中國支持者長期警告，現時經濟危機不只是經濟放緩或者週期性調整，而是一連串難以解決的危機，而中國與日本在90年代初房產及金融泡沫崩潰有很多相同的特徵。日本的危機令其陷入數十年的低迷、通縮（令債務償還問題惡化）及「僵屍企業」（因為其債務成本很高，令經濟總值減低）。這情況在中國經濟的一些地區及一些行業現已存在。

中國最初表面上避開了2008年全球的蕭條，通過以債務支付龐大的刺激方案，令經濟雙位數增長，從而希望避免1930年式的大蕭條。但是，從2009-12年積累起來的債務，其後果成為中國經濟今天的夢魘。

根據麥肯錫公司於2015年2月的報告，中國債務在過去七年上升4倍，由2007年的7萬億美元上升至2014年的28萬億美元。這令中國的債務佔GDP比率上升處於282%的高位，比美國及德國更嚴重。中共政策的辯護者說，中國開發了新城市、新鐵路和子彈火車，增長的數字「物有所值」，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08年後的刺激政策只是走向金融投機。雖然社會主義者明確支持必須的基建、房屋及城市發展，但中國的實況遠遠不同於中共所美化的畫面。一項由中國政府研究員去年發表的研究指出，中國有總值6.8萬億美元的投資是浪費的，佔2009年以來中國所有投資的37%。

為了美化中共及其地方代表的形象，一連串好大喜功的建設項目出現賂賄和侵吞公款、擡高價格或計劃差劣，令其遠遠超出預算。長江三峽大壩超支100%，而北京上海鐵路超支139%。從2005年-10年，中國的鐵路網絡的長度擴建了21%，而乘客數量上升了45%，但同期的投資上升了518%。私人承包商包攬大多數建築項目，當中擡高價格的行為猖獗。《財新》網上版報道，高鐵從供應商以每張3萬人民幣購買椅子，向中國子彈火車供應椅子的上海企業「收取其他製造商3倍的價格」。可見為何前鐵路部累積了2.2萬億人民幣的債務，比希臘的債務總量更多。

產能過剩

今天經濟正面對刺激方案遺留下來的債務問題。產能過剩充斥於每個領域。中國製造全球一半的鋼鐵（2014年為8.22億噸），但閒置產能超過2億噸，相當於美國每年產量的兩倍。中國的汽車業全球最大，也面對類似狀況。今年，中國汽車廠的製造量將超出其銷售量1,080萬架。閒置產能相當於兩個日本（日本於2014年賣出550萬架汽車）。

產能過剩導致通縮，出廠價格過去三年不斷下跌，而今年下跌速度更快。中國官方的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於三月下跌4.6%。通縮及「低通脹」令全球經濟飽受折磨，特別是歐洲和日本。如果中國決定將人民幣貶值，加入貨幣戰爭（即將國內的通縮輸出至其他國家），全球的通縮壓力將會加強。

貨幣貶值增加商品進口的成本，製造國內通脹，但由於中國貨品價格在全球市場下跌，這將通縮壓力輸移至其他國家。至今中共政府一直抗拒這做法，因為中國希望將人民幣國際化，從而挑戰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場的地位。因此，北京需要維持穩定的貨幣。但是，危機正在惡化，這可迫使中國無視這些因素而推行貶值。這會令歐美等國走向保護主義。但即使這政策也會充滿困難。

如果讓人民幣對美元貶值，會加快中國的資金外流（過去兩季已達到紀錄新）。根據巴克萊銀行顯示，中國去年資金外流是俄羅斯的兩倍，而俄羅斯受到美國為首的製裁。巴克萊銀行估計，過去12個月中國有3千億美元的資金外流（超過官方數字的三倍），主要是因為美元價格攀升，且預期美元加息。人民幣貶值會加大資金外流，這會迫使政府實施更嚴格的資本控製，也就是與現時有計劃的自由化政策走相反方向。這會引起財政恐慌及銀行失控，令中國及全球資本家在恐懼中退縮。

傑瑞米柯賓

要求釋放被捕女權活動人士

三月六日及七日，正值三八婦女節前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北京召開年度會議，當局公安逮捕了至少十名反對性別壓迫的女權活動人士。

事件引起國際強烈憤怒。逮捕行動令人見到中國在習近平統治下鎮壓愈趨猛烈，也突顯了現時中國女權受到高度壓製。

中國警方的逮捕行動跨越不同省分，幾位女權活動者分別於北京、杭州、廣州等地被捕，部分人士被釋放，但尚有五位知名女權活動人士被扣押，其中包括武嶸嶸（30歲）、鄭楚然（化名大兔，26歲）、李婷婷（化名李麥子，26歲）、王曼（32歲）和韋婷婷（26歲）。李婷婷及鄭楚然分別在北京及廣洲的住所被帶走，武嶸嶸則於杭州被捕。

這幾位女權活動人士準備於三八國際婦女節當天，在不同城市組織抗議活動，包括在北京一個公園內遊行，並在公交車上張貼文宣，表達反對車廂裏的性騷擾行為。

近年來，這些女權活動者是婦女平權組織的成員，因其“行為藝術”而聞名，引起了公眾關註中國的女權問題。她們曾發起“占領男廁”，要求改變男女公廁比例不公平的狀況，又身著染有血色的白婚紗以抗議家庭暴力。

“尋釁滋事”

《時代雜誌》於三月十九日報道，這五名女權活動者“並沒有發動推翻中共政權，亦非組織政治集會，而是透過行為藝術挑戰社會觀念。”就如對待揭發貪汙及捍衛小數族裔的維權人士般，習近平以極之強硬的手段打擊體製內溫和的批判聲音。

三月十二日，當局以“尋釁滋事罪”拘控她們。中共經常以此罪名打壓和監禁異見人士，包括工人代表和主張“政製改革”的活動者，一經裁決，最高可判五年監禁。在當局決定是否正式檢控五人之前，當局有權拘留她們三十七天。

內地聲援行動被阻　尋求國際聲援

自從這五位女權活動者被捕後，在中國各地都有聯署活動，要求釋放她們。但在中學及大學被製止，校方更威脅會對有關學生秋後算帳。相關的網站及社交網絡平臺亦被當局封鎖。

當務之急是組織國際聲援行動。工人國際委員會（CWI）過往一直反對性別歧視及政治打壓。我們將連系全球超過四十個國家的支部，共同發起聲援行動。中國勞工論壇及社會主義行動在此呼籲各位去信中國當局並組織示威行動，要求釋放這五位女權活動者。

私有化之手就能打破穹頂嗎？

毫無疑問，前中國中央電視臺（CCTV）記者柴靜最近所發表的《穹頂之下》對中國空氣汙染問題最為深入和客觀的一套紀錄片。

這套紀錄片在發佈當日立即受到內地多家大型媒體網站，甚至官方平臺熱捧而迅速散播開去。一時間內地微博網站放眼望去盡是關於《穹頂之下》的消息與討論。在不到幾天後，中共官方又下令「落閘」下架，「不得再借此進行炒作」。從中似乎能看出中共內部派系之間的鬥爭傾軋之端倪，一方試圖利用群眾關註的霧霾問題引導輿論，為打擊國企石油幫、推動市場經濟改革提供「理論基礎」；另一方則只求穩定現況，提出的環保方案都符合體製內的框架。亦有評論指這是中共試探群眾水溫的手法，當發現水溫比想像中要熱的時間就馬上把手縮回。

然而，不論中共官方在背後打甚麼算盤，都不影響這紀錄片本身的價值和意義。作為一名前中共官方媒體的記者，柴靜在片中她駁斥了環保工作不利於經濟發展一說，指出了過去一直作為經濟增長動力之一高汙染高排放產業，當中現在不少是依賴政府補貼輸血渡日，根本談不上帶動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亦指出了中國的環保部門只是紙老虎，毫無監管權力，甚至連燃油標準都只能根據石油企業而非政府部門來製定。總括而言，她點出了霧霾背後很多不為群眾所知的政策因由。

解決方案？

在中共一黨專製的資本主義下，霧霾和汙染等環保議題牽扯到太多既得利益者的禁地領域，加上近年內地因汙染問題而爆發的群眾反抗此起彼伏，大有燎原之勢，談論環保問題一不小心就會觸及中共的敏感神經。

但柴靜提出的解決方案，除了寄望於個人的自發運動外（少駕車，舉報汙染問題等），就是要求打破石油行業的國家壟斷，通過「市場化」引入私人資本競爭，從而提升使用天然氣的比率，降低煤炭所造成的嚴重空氣汙染問題，並寄望私人的「環保產業」開發環保技術改善環境之餘拉動經濟增長。

基本上，這是內地典型的自由派思路和藥方。但客觀的經驗和嚴謹的分析都告訴我們，這些看似頭頭是道方案只會得出一個截然不同的結果。

首先，中國本身是一個石油輸入國，國內的石油和天然氣的蘊藏量只佔全世界的1.8%，這意味著即便100%開採，亦遠遠未能支撐全國的能源需求，甚至連過渡方案都無法勝任。那麼要填補剩下的缺口只有兩條路可走：要麼走回頭路用煤炭填補，那麼霧霾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要麼向前走，加強可再生能源的投入以填補缺口。但既然如此何不直接以可再生能源主導能源系統，非要繞個大圈跑到油氣工業上去呢？

此外，柴靜在片中以英國煤礦業為例子，輕描淡寫地將產業轉型的過程一筆帶過，仿佛那是件自然的事。實際上英國撒切爾夫人主導下對英國煤礦業的動作觸發了英國近半個世紀以來最龐大的工人罷工鬥爭和最嚴重的政治危機。英國資本家當時有意識打煤礦工業，削弱礦工工運的力量。

資本主義才是汙染源

正如我們在去年一篇關於中國汙染問題的文章《「三高」企業帶來巨大的環境代價》中指出：「大部分社會財富操控在官僚和資本家手中，改造生產模式會進一步加重政府債務負擔，要想滿足東部城市需求、帶動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就離不開『三高』（高汙染、高能耗、高排放）企業。」改革開放令中共失去了大部分的經濟規劃能力，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所謂的「環保工作」往往意味著的只不過是產業轉移。特別是當中國的私人資本掌握著愈來愈多的政治權力的時候，環保法規只會如今天一樣不過是件擺設。

中國貧窮的內陸區和少數族裔地區生態環境脆弱，又有嚴重的缺水問題。但中共現時的環保戰略是把汙染物排放至這些地區，例如將煤電站遷移到這些地區，而向富裕地區及政治敏感的東部城市承諾減少汙染。這與西方帝國主義經濟體一樣，將汙染工業移到亞洲及中國，讓自己國家可以實行「綠色政策」。

真正要治理環境，離不開全盤的民主規劃，合理地按照自然條件分配產業分佈，善用地理條件提供的可再生能源等，而這些卻恰恰是資本主義社會所絕對無法提供，只有民主的社會主義，工人民主管理銀行和大型企業，以民眾的需求而非利潤去製定生產計劃，才能徹底地抹清穹頂下的霧霾。從這個角度而言，霧霾的源頭，正是資本主義本身。

女權主義不是罪！

五名婦運人士在今年三八婦女節前夕被捕，分別是武嶸嶸（30歲）、鄭楚然（化名大兔，26歲）、李婷婷（化名李麥子，26歲）、王曼（32歲）和韋婷婷（26歲）。她們向來以「行為藝術」見稱，旨在令公眾關註女權問題，現在有可能會被控「尋釁滋事罪」。這條罪行定義模糊，向來用於政治打壓，最高可判監五年。

習近平最近瘋狂打壓工運人士、人權律師、反貪汙人士，而這五位婦運人士是鎮壓中的受害人。去年，中國有超過一千名異見者被捕，是1990年代初以來最嚴重的鎮壓。習近平擺出強硬姿態，就算是不會挑戰一黨專政的溫和異見者也不會容忍。

這五名中國婦運人士被打壓，等同全球的女權被打壓。在中國以至全世界，女性都面對著受歧視、低薪、接受教育機會較低。

全球貧窮人口中有70%是女性
今天中國女性的平均工資是男性的67%，比1990年的78%更低。在香港，女性平均工資僅是男性的78%。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全球超過三分之一的女性受過性暴力或家暴。在香港，近年性暴力個案增加了1.8倍。
中共政權禁製了各式各樣的政治活動，現在似乎連女性運動也不放過。我們不能依賴世上各國的政府和政治領導人，因為他們將商業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敢向中共獨裁者施壓。只有由底層群眾組織起來的國際聲援行動，為言論自由及女權發聲，才能施加真正的壓力。這場鬥爭是屬於全世界的，以反對壓迫婦女的父權製度和剝削製度。

聲援中國女權分子行動在全球遍地開花

四月十一日，“聲援中國女權運動者”與一眾民間團體在銅鑼灣時代廣場發起集會行動，聲援一個多月前被中國政府拘捕的五名女權分子。集會參與者高呼“女權主義不是罪”、“釋放女權五人組”等口號。該五名女權分子以不同的快閃行為藝術來推動公眾意識，卻遭中國政府嚴厲打壓。

這次的集會是全球聲援行動的一部分，從美國到澳洲都會在周末期間舉行聲援行動。而香港的集會亦同樣帶有濃厚的國際特色，有著不同國籍的婦女來到參與示威行動。

五名女權分子至今已經被拘留超過一個月，有報導稱至少兩人在羈留期間健康惡化（武嶸嶸患有乙型肝炎，而王曼則患有心臟疾病）。事件使人關註中國當局以嚴刑拷問異見人士和社運分子來套取認罪口供。鄭楚然患有視力障礙，卻據報被沒收眼鏡。中國的法院很依賴口供，因此執法部門正設法打破該幾名女生的意誌，迫使她們屈服。

經過一個月的拘留，警方一改策略，以“聚眾擾亂公共秩序”取代原本“尋釁滋事”的控罪。兩個控罪的最高刑罰為五年徒刑。習近平為一展強人本色，指使了中國近二十年來最嚴重的打壓，去年有超過一千名異見分子被當局抓捕。當局對媒體以及互聯網的監控亦大幅上升。在一些高調的審判中，異見分子被控以尋釁滋事罪並判以長久的監禁刑期。新公民運動的許誌永在去年被判以四年徒刑。

該批女生的代表律師的報告暗示她們被嚴刑拷問，而審問的焦點從原本的“罪行”（三八婦女節當天派傳單宣傳反抗性暴力）轉移到更以前的事情。協助她們的律師梁小軍表示武嶸嶸被審問關於2012年的“占領男廁”運動（抗議商場與公共場所男女設施分配不公的運動）。其他的女生則被問及在2013到2014年抗議家暴的“血新娘”運動。

顯然，國家的維穩機器正試圖以這個案件來殺一儆百，以高調的審判和嚴重的判刑來展示其對任何示威活動的零容忍。尤其是現在經濟正步向政府認為的“安全底線”，未來更有惡化的風險，專製政府恐懼數以百萬計的血汗工人的反抗，更害怕在中國發生類似香港的雨傘占領運動。因此，這五名女權分子雖然嘗試在體製內進行活動，並未提出結束一黨專政等的口號，她們依然被當局嚴刑打壓。這些女權分子所帶出來的訊息──反對性暴力與性騷擾──也挑戰著習近平所提出的儒家思想，他的新年發言中充斥著所謂的“家庭價值、家庭教育和家庭傳統”。

女性平權的鬥爭是一個需要耐力與以致的道路，並加大對中國政府的施壓。本周末的行動只是未來更多行動的前奏。

在時代廣場的集會中，來自菲律賓、代表難民聯會的Vanessa指出了全世界共同充斥著的性暴問題。婦女和兒童就占了全球難民人口的八成。

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亦要求當局釋放該五名女權分子，並聲援中國的言論自由。社會主義行動代表鄧美晶斥中國政府在將女權鬥爭非法化，並指出中國男女之間的收入差距正在增加。

中國女權人士被釋放　全球聲援獲得勝利

中國五名女權人士被拘禁，激起了全球的聲援運動，超過一個月後，她們終於在4月13日（一）被釋放。這代表了中國當局在全球的抗議聲音下，稀有地作出退讓。《華盛頓郵報》形容這是「令人驚訝的舉行」，而很多人的確作出過最壞打算，預計這幾位女權人士會受到嚴厲鎮壓。習近平上任以來，打壓言論及示威自 由已經變成標誌。《中國勞工論壇》的編輯Vincent Kolo表示：「習近平發動大規模的國家鎮壓，這次退讓可說是高墻上的第一道裂痕。」

這幾名女權人士分別是，武嶸嶸丶鄭楚然丶李婷婷丶王曼和韋婷婷，原本計劃派發傳單反對性騷擾，在三八國際婦女節前夕被捕。她們起初被以涉嫌「尋釁滋事罪」被拘留，此罪行最高可判監五年。在4月11日，當局將罪名改為「非法集會」，可見當局在受到壓力下要炮製一個更有說服力的論據去打壓五名女權人士。

中國各地的學生發起聯署行動，聲援五名婦權人士，但受到校方嚴厲的打壓。在全球多個國家，女權組織和同誌平權組織都有發起運動。在香港也有幾場抗議，例如在4月11日當局正式檢控五名女權人士前，「聲援中國女權運動者」丶社會主義行動（CWI）以及其他團體舉行抗議。

「前所未有的壓力」

很多人提及到中共政權今次明顯讓步的重要性。國際特赦組織形容這是「令人鼓舞的突破」，而人權監察的王松蓮說道：「（五名女權人士）被釋放是因為前所未有的國際壓力。」五名女權人士的辯護律師也表達了相似的意見。《剩女：性別不平等在中國的回潮》的作者洪理達對這些抗議行動以及群眾的義憤表示贊揚， 說道：「中國市民無論男女所施加的壓力，也是極為重要。」

同時，有憂慮指這五名人士的控罪並未被撤回。她們只是取保候審，因此有可能會再被捕，特別是如果聲援的情緒消散後。中共政權向來經常運用軟硬兼施的 手段去打擊示威，包括罷工。它會先作出承諾，然後將之撤回，或者承諾根本毫無價值。五名女權人士將會被緊密監視，並被禁止出境。

「這次釋放還未是勝利，她們被取保候審，而不是被無罪釋放。」武嶸嶸的代理律師梁小軍向英國《衛報》表示：「即使被釋放，她們的活動仍受到限製，她們仍未完全重獲自由。」

五名女權人士被拘留，令中國的國家鎮壓受到全球觸目。外國政府向來為了與中國營商，淡化中共政府的鎮壓惡行。這股義憤的情緒由下而上來，由活動人士丶年輕人及工人運動，而那些知名的政客沒有發起運動，只是乘勢支持。

連美國資本主義的代言人也為五名女權人士發聲，包括下屆總統候選人希拉裏指她們被拘留是「不可寬恕的」，可見事件觸發了巨大憤怒。希拉裏於2009 年作為國務卿首次到訪中國，但對人權問題采取了低調路線，令一眾非政府組織和人權活動分子失望。而當時中共喉舌《環球時報》贊揚了希拉裏：「這種務實的態度可以讓其他西方領導人跟隨。」

中共政權每次都表示外國政府不應幹預中國事務，但今次批評聲音來自草根基層，令這說法更難服眾。相對來說，美國政府自己多次打壓民主權利（斯諾登事件丶警察射殺美國黑人），其批評是更容易貶低的。

傑瑞米柯賓

中國：資本主義令女權倒退

據報道，2月18日中央電視臺的春節聯歡晚會是世上最多人觀看的電視節目，演出四個半小時，由189個國家電視頻道現場直播。觀眾人數近年來有所下降，但今年仍超過6億。不過，演出內容帶著無恥的性別歧視色彩。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女權活動家等人對今年春晚的評價再創新低。

「春晚無恥地歧視女性，拿她們取樂。導演要把我們帶回封建纏足時代嗎？」今年春晚結束後，大量網民在微博上表達憤怒，這只是其中一之。女權主義者發起一份倡議書，抨擊春晚「有毒」，指出節目中有44幕嘲弄女性：稱單身女性為「剩女」；描寫女性公務員是依靠美色上位，為了受提拔而和男上司發生性關係。從此可見，新一代女性活動家正在中國冒起，反對家庭暴力和就業歧視。她們在多個城市佔領男廁抗議，令公眾關註女廁缺乏，被迫在門前排起長隊。要知道，她們是在強硬的獨裁統治之下行動，在這裡任何抗議都會迅速遭到打壓。

春晚引發的怒火揭露了一個更大的問題：女性的社會地位正在倒退。這是中國整個社會反革命的其中一部分，資本主義取代了國家計劃，並再次猖獗的製造貧富之間、城鄉之間和東西部地區之間的不平等現象。

工資差距擴大

「自199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加劇了性別不平等」，女權主義作家張麗佳說道（中參館，2014年6月11日）。男女收入差距正在擴大反映出這一現象。國際上，工資差別儘管仍不利於女性，但已經縮小，但中國逆國際潮流而走。根據官方數據，2010年中國城市女性平均工資為男性的67.3%，低於1990年的78%。在農村地區，女性收入只有男性的56%。

女性白領工作者面臨著性別主義觀念和公開歧視所築起的高牆。就連《紐約時報》（2015年2月20日）也承認，「在辦公室裡，社會主義時代的平等主義已為公開的性別主義所代替，在某些情況下還得到法律的支持。」該報援引了中國女權主義者馮媛的話：「女性的地位並未提高，在某方面還倒退了。」

以下事實說明了這種負面趨勢：

一份2010年的調查表明，69%的僱主在招聘員工時設定了性別條件，儘管這樣做是違法的。招聘廣告經常指定「申請者僅限男性」或者僅限「有吸引力的女性」。
儘管與世界水平相比，中國女性就業率較高，但城市女性就業率已經從20年前的77%強下降到現在的61%。
農村土地使用證書主要在男性手裡，僅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土地承包合同寫上了妻子的名字。如果離婚的話，女性只能淨身出戶。
在中國每年有數百萬人次接受整容手術。現有5萬多家整容機構，另外每年還有一百萬人前往韓國接受整容手術。在北京，高中和大學女生佔全體整容者的80%多，這無疑與就業市場的巨大壓力有關，因為招聘廣告普遍對應聘者的外貌提出要求。
就業市場對女性的歧視現在很普遍，並且十分公開，儘管這樣是違法的。僱主對發佈公然含有性別歧視信息的招聘廣告習以為常，因為社會已經接受了這種反動觀念。人民大學去年做了一個實驗式調查，向求職網站遞交兩份同樣的履歷，但一份性別填男而另一份填女。結果男本科生比女本科生得到面試機會高 39.2% ，研究生的差距更大，男性比女性得到面試的機會高 53% ，在每個社會中，這些「規則」都來自上層的統治階層，就像《中央電視臺》的春晚那樣。

《人民網》甚至特別發佈了一個名為「十八大上的風景線」的圖集，其中出現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的女服務員。這無疑發放一種信息：女人提供裝飾，男人做出決策。社會主義博客寫手王林宇指出，資本主義製度利用「剩女」觀念向單身女性的散播恐懼，施加家庭壓力，從中榨取利潤。在中國有超過一百個婚姻交友網站，根據《彭博通訊社》的資料，交友網站的市場在2014年首季就總值4億9千萬人民幣。李先生說：「他們嘗試汙名化及邊緣化所謂『剩女』去賺錢。」此外，女德學堂在全國湧現，散播封建道德觀去為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服務。

革命與反革命

在計劃經濟的毛時代，這種公然的歧視會受到國家的製衡。儘管龐大的官僚機構有其弊端，但國家在分配所有工作，因而也縮小了男女之間在工作、工資和社會地位上的差距。除了公有製和國家管理，當時社會有一股巨大的壓力，來自女性以及激進化群眾的，要求廢除舊式的男權封建製度。這反映當時中國左翼中重要的女權主義潮流。1950年毛政府禁止了包辦婚姻和納妾製度，並讓男女雙方都能更容易地離婚。這是有史以來在婚姻關係中最引人註目的政府改革之一。

這些變革並不意味女性得到了完全的公平，也不像中共所宣稱的那麼「社會主義」。但是，儘管毛澤東實施獨裁統治——對真正的社會主義的詛咒——國有計劃經濟仍然打開了通向婦女解放的大門。隨後的資本主義反革命一直在設法把門關上。

相比於辦公室，工廠裡的性別歧視更加嚴重。一個涉及一百多萬份網絡招聘廣告的調查發現，儘管從整體上看超過10%的招聘廣告表現出性別偏好，但對於不要求大學學歷的工作，這數字更增加到了23%。

女性工人

在辦公室和工廠工作的女性都會迫於無形的壓力簽署「不懷孕」條款，接受妊娠試驗，甚至要保證不結婚。如果一個女工懷孕了，老闆就會把她分配到不便、費力的工作崗位，迫使她辭職。這不是什麼罕見的事。相比於白領員工，工廠女工所受的性騷擾更加嚴重。向陽花女工中心於2013年發佈調查結果稱，70%的廣州女工說她們曾經遭到性騷擾，32%報告了不受歡迎的身體接觸，25%收到過猥褻電話或短信。

但是過去幾年的罷工運動表明，工廠女工絕不是僱主所認為的那麼軟弱。2014年的罷工數量比2013年翻了一番，女工在許多鬥爭中走上前臺，尤其是一年前的裕元大罷工。這是中國30年來最大的罷工，製鞋女工佔罷工人數的70%，消除了「女工友不如男工友堅決」的想法。這些事態發展是我們樂觀的基礎，缺乏經驗的中國女性運動能夠與正在開展的工人階級鬥爭聯合起來，並建立一股力量，推翻現有製度，徹底摧毀壓迫女性及所有人的根源。

超級富豪成為人大會議的焦點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周四在北京召開了一年一度的會議。在越來越多的負債問題和產業過剩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增長放緩，因此全球媒體都將深度報道今次會議對未來經濟政策的預示。全國人大及政協只是橡皮圖章，中共獨裁者事先拍板的決策將會一一通過。

盡管如此，如之前幾年一樣，大量註意力將會投向中國金融菁英的出席。上海的胡潤百富榜報道，在中國1,271名最有錢的富豪中，有203名（七分之一）是今年的全國人大及政協委員。中國首十名億萬富豪中有五名就是兩會代表。《日本時報》指出，他們在兩會中亮相，突出了“超級富豪在這個國家的影響力”。

使美國政府“看起來像是乞丐”

五大傳奇財富鉅頭分別是排名第三的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後、排名第五的騰訊主席馬化騰，以及排名第十的小米科技董事長雷軍。上述人士均為人大代表。太陽能廠商漢能控股的主席李河君也是政協委員，今年他是胡潤百富榜上的中國首富。排名第六的李彥宏則是互聯網公司百度的首席執行官。

將這情況套到美國，就如比爾．蓋茨、拉裏．埃裏森、沃爾頓家族和邁克爾．彭博都在美國國會中擁有席位。在老派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中，資產階級傾向躲在被收編和“遊說”的民選代表背後，以較謹慎的手法統治，但中國的人大代表不用害怕流失選票，《彭博社》2012年的一份報告指出，令他們的美國同行 “看起來像是乞丐”。2012年，70位最富裕的人大政協代表總資產約為5,658億元。相比之下，美國政府三大權力機構中全體660名高官的總資產額只有75億美元，實在相形見絀。

財富增長一倍多

今年兩會前夕，吉林省《新文化報》報道中國排名前100的富豪中，有15名是人大代表，21名是政協委員。這36位人士的總資產約有1.2萬億人民幣（下同），超過了越南的生產總值。比較一下這些數據，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資產在短短四年中翻了一番，也就看到中國的億萬富豪是如何從習近平的親資政策中獲益的。

2012：最富裕的前70位人大政協委員總資產達5,658億元。
2015：最富裕的前36位人大政協委員總資產達1.2萬億元。
“資本家和地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遭到迫害，在江澤民領導下的90年代，企業家才被允許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日本時報評論道。

今天，中共由億萬富豪統領，其統治下的社會是全球最不公平之一。極端的貧富差距成為了人民不滿的主因，在今後將造成政治動蕩。

出租車罷運反剝削

今年1月份，中國多個省會城市相繼爆發了出租車罷運事件，出租車司機所受的嚴重剝削再一次受到人們的關註。政府和媒體紛紛指責高昂的「份子錢」及其背後的經營權壟斷是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進而把市場化改革看做解決手段。但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主義市場只會加重對底層群眾的剝削與壓迫，讓出租車司機成為該行業新一輪資本擴張的犧牲品。

有史以來最大規模

1月4日，遼寧瀋陽的數千臺出租車罷運，遊行隊伍遭到警察攔截。但事件並未就此結束。在短短兩周內，罷運行動蔓延到南京、南昌、長春、濟南、成都等多個省會城市。媒體將之稱為「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出租車罷運。罷運司機將矛頭一致指向了份子錢和「專車」。所謂份子錢就是出租車司機上繳給出租車公司的承包費用。中國政府對出租車行業實行特許經營製度，國有出租車公司在全國大多數城市具有壟斷地位（《中國產經新聞報》，2月4日）。公司通過競標取得營運證（出租車牌照），然後轉租給司機並收取份子錢。由於政府管控著出租車的數量，牌照價格一路高漲。最後，高昂的牌照價格通過份子錢被轉嫁給了處在行業最底端的出租車司機。目前北京單班車每月的淨承包金將近4000元，但司機的平均收入不到6000元。這意味著他們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基本沒有休假日，卻要將一大部分收入上繳給出租車公司。上漲的物價和油價更是加重了司機們的負擔。因此就產生了」上午給公司幹，下午給中石油幹，到半夜才是給自己幹「的說法。巨大的生活壓力導致拒載、繞道、拼客等現象的屢禁不絕，引發了乘客的嚴重不滿。

自由化改革的下一個目標

面對出租車行業矛盾的不斷激化，官方媒體甚至開始使用「剝削」這樣的字眼來形容出租車公司與司機的關係（中新社，1月13日）。1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稱：「是取消暴利模式的時候了」。當然，它們絕不是真心站在受剝削的出租車司機這一邊，也未打算推翻資本主義製度。在同一篇評論中，《人民日報》明確說道：「市場的事，應該由市場說了算」。1月27日《金融時報》發表文章，提出要「約束住基層政府之手，把權利還給市場」。可見，各個資產階級媒體實際上是借這個機會鼓吹進一步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要求減少政府的幹預。這將是出租車行業內一場資本擴張的盛宴。今年2月初，上海「強生控股」發佈消息稱，要抓住政府對出租車擴容的機會，搶佔市場份額，保持車輛的規模的領先優勢。因此中共黨刊《南方日報》提出讓社會參與監督出租車公司成本，只不過是利用群眾的怒火來為市場化鋪路。在它眼中，真正的工人監督將是對市場秩序的破壞。

將在「自由市場」上參與資本競爭的另一支勢力是專車公司。1月8日，交通部明確表示支持專車公司利用租賃汽車和勞務派遣司機提供叫車服務。在過去兩年間，專車公司利用私家車便捷優質的服務以及各種優惠補貼，吸引了大量乘客，使出租車司機的處境更加艱難。據中國新聞網報道，截至去年5月17日，「滴滴」和「快的」對乘客和司機的補貼已經達到24億元。但數據顯示，兩大公司停止現金補貼之後，僅有28.5%的調查對像願意繼續使用。專車公司將不得不降低價格以留住顧客。因此僱傭低工資、無保障的勞務派遣司機更符合它的利益。儘管媒體試圖把專車公司描繪成挑戰「邪惡壟斷」的英雄，讓群眾相信市場化改革能夠使乘客和司機獲利，但實際上在這場資本競爭中，逃不過大魚吃小魚的邏輯，最後專車公司也會發展成壟斷產業。勞動者永遠是受到剝削和壓迫的一方。

爭取獨立的出租車司機工會

政府未來可能會取消份子錢，全面推行公車公司化經營（所謂「公車公營」），並在一定程度上放開個人出租車牌照。這短暫內會得到一部分出租車司機的支持，但無助於真正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在公車公營製度之下，出租車公司僱員的司機要向公司上繳營運承包費，如其他行業的工人一樣受到資本的剝削，更不用說那些可能會大量出現勞務派遣司機。個體出租車司機的收入受限於勞動者的一般工資水平，並承受著高油價以及來自大型出租車公司的競爭。出租車牌照將會成為另一個投機工具，在以個體出租車為主的臺灣，司機平均月薪僅有20,048元新臺幣，而且許多司機每天工作12小時以上，每月只能休息兩三天（環球網，1月22日）。因此，要想提高出租車司機的生活水平，必須組織獨立的出租車司機工會，反抗剝削，提高工資水平，反對勞務派遣製度；出租車公司應該全面國營化，由司機和居民民主管理，確定出租車收費標準和牌照發放數量。保障司機的優良待遇。同時，有規劃地大規模建設廉價舒適的公共交通，以服務全體人民為目的，而不是興建票價高昂的大白象鐵路。這只有在民主計劃經濟下才可徹底實現，也指出了推翻資本主義的必要性。

虛假數字下的中國法院

2014年12月31日香港《南華早報》報道，一名安徽男子前往當地的法院申請行政訴訟立案被拒絕。該男子的律師對記者講每逢年底法院為了當年案件的結案率會停止接受當事人的立案申請。於此同時，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傾向媒體《南方都市報》在2014年12月29日報道，深圳市兩級法院系統為了保證該年案件結案率在當年十一月份停止了案件受理工作。該年十二月下旬法院恢復受理案件後，在法院門前排隊申請立案的人群“宛如春運”。

官僚主義管理體製的中國法院

按照中共的憲法和法院組織法規定中國的法院屬於司法機關。各級法院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向同級人民代表大會負責和匯報工作。中國法院的審判員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任命。不僅如此，中國的法院具有司法獨立的地位，“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其他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幹涉”（中共憲法第126條）。

可事實絕非如此。我們知道在中國大陸有無處不在的共產黨黨組織，共產黨通過這些組織控製了全國所有的國家機關、武裝力量、“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甚至大型企業。大陸的法院自然也在中共的絕對控製之下，成為專製集權統治的工具。各級黨委產生法院及其審判人員，法院通過上級法院對上級黨委負責、匯報工作；與此同時，法院還要向同級黨委匯報工作。但在形式上，法院對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負責。這就意味著中共的法院系統僅僅在口頭上宣稱向人民負責，接受人民監督而實際上淪為中共官僚體製的一部分。

新的麻煩製造者

我們知道不顧實際情況取悅上級，製造虛假的數據突出政績是官僚主義的特征之一。不斷的製造虛假的政績成了為中共法院系統的日常工作。案件結案率，正確率，信訪平息率成了各級法院主要的業務考核指標。為了追求更高的結案率，中共的法院系統在年底停止受理案件成為了降低積壓案件，提高結案率的主要手段。於是我們就看到這樣的新聞報道：2014年2月21日《海南網》報道的2013年海南法院在該年度內受理案件92,015件，結案88,569件，結案率為百分之九十六點二五。2014年11月六日人民網報道自2010年至2014年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信訪結案超過百分九十七。

在中共法院系統不斷製造司法大躍進欺騙上級和人民的同時，我們看到中共法院司法黑幕重重，冤案不斷，普通人民很少能夠通過司法的途徑解決糾紛，反而被司法腐敗所累。中共法院系統從社會矛盾的解決者身份毫不猶豫轉變成社會麻煩製造者的角色。這將更加激化中國大陸的社會矛盾，使大陸人民更加清醒的認識中共政權由商賈鉅富統治的獨裁本質，促進人民不斷反抗中共政權的統治。

無論是中共官僚操控的，還是西方資產階級法治，都將勞苦大眾的基本權利排除在外。我們需要真正由下而上選舉各級法官，由人民直接監督，並確保法官只領取普通工人薪金，不享有經濟特權。結束資本主義和獨裁統治，才能有真正的司法公正和獨立。

傑瑞米柯賓

中國政府發出的訊息是，經濟放緩是正面訊息，是經過周全考量後的政策走向。在媒體上，“新常態”這一詞不斷被提起。在國家統計局的新聞發表會議上，“新常態”被使用了八次。但正如《金融時報》的Jamil Anderlini指出：“在中國專製的政治鄅度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永遠是絕對正確的，所以壞消息，如近四分之一世紀以來最低的經濟增長，要不是外力介入的話，就是其實是好消息。”

在揭露後，資本主義經濟學家現在對中國經濟更趨悲觀，最新的GDP數字被視為長期放緩的先兆，這對深陷危機的全球經濟有著嚴重的影響。

惠譽國際的一份研究中談到：“我們預期2015年的成長率會從6%作為起點，2015預期增長6.8%， 2016減緩到 6.5%。”過往看好中國經濟的國際貨幣基金（IMF）也調降了對中國增長的預測到2015年的6.8%，以及2016年的6.3%。國際貨幣基金的首席經濟學家奧立佛布蘭查坦承：“房地產熱潮消退比我們之前預期的嚴重。”他們預期印度在2016年GDP成長率會比中國高。

通貨緊縮陰影

中國像世界經濟中的許多其他區域一樣，現正遭遇到通貨緊縮。就中國的狀況來看，主要原因是史上前所未有的超高產能過剩。“在很多行業裏，生產與產能的比例都急速下降，比如鋼材、平面玻璃、建築材料、化學品、化學肥料、鋁、造船，以及太陽能板和風力渦輪。去年大約70-72%，而看來未來還會進一步探底。”（金融時報，2014/12/24）

建設的急進腳步，尤其是在2008年引入了巨量的刺激方案後，造就了多處的“鬼城”和大量債務。中國的消費物價指數從五年前的6%掉到了1.5%。生產者物價指數則連續34個月不斷下跌，自2011年來已下跌了10%。通貨緊縮使得債務還款的實際價值更高昂，現被視為是全球資本主義經濟最大的風險。因此，歐洲中央銀行在1月22日宣布“量化寬松”。歐洲中央銀行模仿美國中央銀行的政策，將在未來兩年，每個月電子印製600億歐元。這政策的目的是令經濟體擺脫通貨緊縮的陰影，這現時困擾著歐元區19個成員國之中的9個。

北京在去年十一月的減息也是依從著類似的邏輯，但卻帶來了反效果。減息不單未能夠為掙紮求存的企業放松信貸條件，更引發了股票市場的泡沫，令股價在減息後八個星期內急升了36%。房屋市場過去嚴重地受著投機炒賣影響，1%的人口就控製了中國的三分之一的市區房屋。如今，隨著樓市變得低迷，部分投幾資本則轉進了股市。

正如總理李克強在去年人大會議所承諾的，政府正試圖“拆除債務風險的炸彈”。一開始的時候，政府嘗試勒住影子銀行中最高風險的項目，尤其是增長迅速的信托業。縱使政府在2014年再度調控，影子銀行業的資產價值繼續飆升了14%，達到了九萬億美元（來源：Nomura Securities）。影子銀行過去一般被認為是超去管製化的英美資本主義的現象。在中國經濟中，影子銀行的增長與最具投機性的項目（如房地產業）緊密相連，而這些項目現正受到產能過剩和破產風險提高的困擾。

根據摩根大通的資料，地方政府的債務自2008年的5.6萬億人民幣，飆升到了2004年的21萬億元，差不多是原來的四倍。地方政府為了追求華麗的GDP數字，並且超越毗鄰地區，與私人開發商和投資者聯手投資了大量以債務驅動的建築項目。這個基建狂潮也加劇了貪汙腐敗，“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亦曾公開承認，貪腐問題可以令中共“亡黨”。去年樓市放緩，住宅建造量下跌10%，令全年的賣地成績也下滑了10%，這都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壓力。土地售賣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收入來源。

北京的兩難是，進一步的刺激方案可能會激發新的信貸泡沫，增加未來爆發金融危機的風險；而減少信貸的流量可能會引發更嚴重的放緩，甚至是全面的衰退，因此減低地方政府和企業的還款能力。

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楊思安（Anne Stevenson-Yang）長期以來警告中國的潛在銀行危機，並稱：“中國通縮風險正在加速累積，很可能會引發衰退，並會需要一段時間才會順其自然。投資者對房地產市場失去信心，當我們將整個房地產市場供給鏈算進去，就包括鐵礦、建築、相關金融服務和用品銷售等，就占了GDP大約20%。假如銀行系統貸款破產湧現，並超出政府調控機構控製信貸危機、恢復市場信心的能力的話，甚至有可能使中國的經濟奇跡最後會變成災難性的硬著陸。”

拆除債務炸彈

政府至今仍極度小心地嘗試拆除債務的計時炸彈。去年經歷了幾度有關企業破產的“有驚無險”，最後都能僅僅地避免掉。市場恐慌會擦槍走火，引發整個金融系統的危機。預料北京將會在未來數月內宣布一項銀行存款保障計劃，與其他國家一樣，為了提供一道“防火墻”，以在個別破產或債務違約的事件發生時，避免出現更大的金融恐慌。

同時間，中央勒令地方政府“重新定義”自己的債務責任，來解除一直以來政府對於國企、投資機構的默認擔保，與它們相關的影子金融工具的默認承保也變相解除。一旦落實了這些措施，相信北京會選擇性地允許破產事件發生，來“整頓”信貸市場，並保護核心的銀行系統，以免受到影子銀行業的過分行為影響。政府顯然預料會出現一些“地方性”的銀行危機，但會希望能夠控製住它，並不讓其擴散。不過，這會冒上巨大的風險，接續的發展隨時會脫離政府及其調控機構的控製。

因此，中國的經濟在2015年將會進入一個未知領域。中共專製混合了新自由的資本主義改革（市場主導），以及增加國家打壓和政治控製。這正在使社會陷入更嚴重的經濟危機與政治動蕩。工人階級因此需要尋找自己的替代，以民主的自我組織和國際社會主義取代這個破產政權。

山西建築女工討薪被殺

2014年底，建築女工周秀雲因為討薪在工地門口被警察打死，事後她的家人受到警察的跟蹤監視。由於30年來的自由化政策和2008年危機後經濟增速下降，中國的階級矛盾逐漸激化，國家機器不可避免地采取暴力手段鎮壓工人鬥爭。層層分包的建築業為中共官僚和資本家積累了巨額財富，與此同時建築工人卻遭遇著討薪和工傷維權的困境。

山西慘案

2014年12月13日，在山西太原的“龍瑞苑”工地，周秀雲的兒子和工友因為討要勞務公司拖欠的8萬元工資，與保安發生沖突。周秀雲夫婦聞訊趕到，此時沖突已經平息。警察來到現場後，未做調查就將討薪工人稱作“犯罪分子”，打算強行把他們帶回派出所。周秀雲在阻攔時被警察扭斷脖子而死，她的丈夫則在派出所裏被打斷了六根肋骨。隨後警方為封鎖消息而對周秀雲的家人進行了跟蹤監視，試圖和他們私下達成賠償協議。事件曝光後，太原當局匆匆發布道歉聲明，聲稱會調查真相。但調查結果卻否認此事因討薪而起，為警察非法逮捕工人辯白，結果引起當事人和輿論的譴責。目前4名涉案警察已經被逮捕，其中三人可能會被判處故意傷害罪，罪名明顯過輕。官僚政府的“自查自糾”無法讓群眾了解事件真相，只有由討薪工人及其家屬和事件目擊者組織獨立的調查委員會，才能讓兇手得到應有的懲罰。

《中央電視臺》歪曲事件的程度令人發指，報道將事件渲染為“警民沖突糾紛”，鼓勵民眾“奉公守法避免悲劇發生”，合理化警察的暴行。由於新聞自由被全面打壓，事實真相只能透過網路短片及文章傳播。

建築業的資本霸權

太原當局的表面工作無助於防止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盡管四年前政府將惡意欠薪罪寫入刑法，但根據官方數據，2013年勞動保障監察機構查處的欠薪案件比2012年多出11.7%。“中國勞工通訊”的統計結果顯示，2015年1月，建築業工人群體性事件的數量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資本霸權正在引發越來越多的討薪行動。2014年《當代建築業欠薪機製與勞資沖突調研報告》指出，住房市場化“造就了中國億萬房奴、億萬富翁和億萬欠薪三大奇跡”，令6,000萬（亦有報道稱4,000萬）建築工人經受著勞務分包製度的壓迫。為了逃避用工責任，總包建築公司向不具備建築資質的公司提供資質掛靠，收取掛靠費，並不參與實際的建築工作；或者通過內部人員成立勞務公司，玩起“左手換右手”的把戲。這些勞務公司也沒有直接雇傭工人，而是向包工頭提供資質掛靠。在資質掛靠和層層分包的霸權體製之下，95%的建築工人沒有勞動合同，很多時候被迫簽假合同。再加上勞動監察部門和工會袒護資本家，工人很難通過法律途徑維護自己的權益。建築工地危機四伏，工作受傷乃家常便飯，但工人要從合法途徑追討賠償，起碼要等3年9個月。如果資方和政府有心阻撓，甚至要等6年9個月才能有賠償，而金額往往少得可憐。

值得註意的是，地產開發商往往不提供足夠的建設資金，只能由總包公司墊付部分工程款。這種墊付關系經過勞務公司和包工頭，將負擔最終轉嫁到工人頭上——工人不僅無法按時拿到工資，甚至要向包工頭借取生活費，當然更不可能得到社會保障。實際上，周秀雲所在的“龍瑞苑”總投資17.8億元，但負責該項目的國有開發公司的自有資金僅有2,000萬元；國有總包公司也將工程非法發包給個體或私企大包工頭。可見，要想改善建築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條件，就必須取消勞務分包製度，禁止資質掛靠，讓工人和建築公司直接簽訂勞動合同；由建築公司提供全面的社會保障和職業培訓；實行八小時工作製 ；工人監督開發公司和建築公司的日常運作和各項收支，降低房屋價格，阻止資本家利用住房謀取暴利。為此工人須要自下而上組建獨立民主工會，與建築業和金融業的資本霸權進行鬥爭。但是社會改良不可能徹底改變工人作為受剝削者的地位，而且統治者會想盡辦法奪回工人的鬥爭成果。只有將銀行資本和地產資本國有化，通過計劃經濟合理分配勞動力和生產資料，才能使住房建設滿足勞動者的需要，而不是滿足資本家的貪欲。

勞工鬥爭四起　警察鎮壓加劇

在山西慘案中，周秀雲的兒子曾相信警察會幫助他們討要工資。但實際上，警察往往勾結資本家和黑惡勢力，一同打壓工人的維權行動。在山西慘案前不久，深圳慶盛服飾皮具廠的900多名工人發動罷工，阻攔廠方出貨，要求企業主補繳社保和住房公積金。罷工第九天，在工人未出廠進行任何示威遊行或堵路行動的情況下，數百名警察包圍了工廠，毆打、逮捕罷工工人，強迫復工，乃至進入車間監視工人工作。2014年12月18日，在慶盛工人遭到鎮壓的當天，安徽省銅陵縣的300多名教師在市政府廣場上靜坐示威，要求政府提高教師待遇，補發被克扣的獎金。隨後政府派出特警鎮壓，3人被捕，另有數人被打傷，引發全縣教師罷課。今年2月5日，西鐵城精密（廣州）有限公司突然宣布與該廠1,000多名工人解除勞動合同。談判未果後，工人前往當地政府請願，卻遭到警察的暴力鎮壓，被迫接受廠方的賠償方案。警察作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本質是資產階級維護剝削製度的暴力工具。勞動者在反抗資產階級統治的鬥爭中，須要組織自衛委員會抵抗警察鎮壓，並由工人及居民選舉產生的獨立委員會民主控製警隊，令其不再成為鎮壓群眾的機器。

奉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中共資產階級政府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建築工人的處境，甚至連改良性的讓步也值得懷疑。組織起來，集體鬥爭是改變的唯一出路。

中國勞工論壇的訴求：

由討薪工人及相關人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周秀雲死因，嚴懲殺人警察
反對官媒歪曲事件，打倒媒體控製，公布事實真相
工人有權組織獨立民主工會
取消勞務分包製度，禁止資質掛靠，讓工人和建築公司直接簽訂勞動合同；
由建築公司提供全面的社會保障和職業培訓，落實八小時工作製
國有化所有銀行及地產資本，由工人民主管控

中國新年凸顯極端階級分化

中國2.7億農民工離鄉別井到城市打工，當中大部分人於農曆新年回鄉探親，造成了世界上一年一度最大的人口遷徙。恰逢中國慶賀新年，迎接羊年的到來，根據官方數據，春運期間內預估有28億乘車人次。但在家庭團聚和普天同慶的節日裡，卻又折射出當代中國社會矛盾和貧富懸殊的問題。

對於富人而言，儘管去年經濟動盪，今天卻是最好的時候。過去六週，中國排名前25位富豪的個人財富增長了213億美元，令人震驚。而據《彭博社》報道，這只是他們1月1日以來儲蓄金額增長的部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聯合國預估每年只要額外投入300億美元就能保證全球飲水安全。每天全球大約有6千人因飲水不安全致病而死亡。中國農村地區也廣泛受嚴重水汙染之苦。

中國鉅富擁有的財富飆升，是源於中共專製者放寬了貨幣政策和監管條例，為金融投機提供了土壤，策劃了牛市。農曆馬年期間，上證指數增長了60%。春節期間，證券市場收市一週，然而，由於「熱錢」的湧入，證券市場的泡沫必定會進一步膨脹，然後不免出現市場修正。

據《彭博新聞社》報道，自2015開年以來，證券市場起飛，加上一連串的首次公開發行（IPO），造就了24名新的億萬富豪，平均每週4名。在這些金融新貴中，有航空公司持有人、電子遊戲開發商以及連鎖藥店的持有人。

罷工潮叠起

由於拖欠工資引起的沖突加劇，中國廣大的工人過去幾周過得尤為艱難。由於經濟放緩，此前的繁榮行業如礦產和建築如今不景氣。據獨立機構的估算，相較去年同期，示威和罷工的工人數量增長了三倍。拖欠工資是觸發沖突的最常見因素之一。

龐大的建築部門有4千萬勞動力中，大部分為農民工，員工受雇於一層層的外包公司。外包公司一般一年才支付一次工資，發薪日剛好在農曆新年前。建築部門尤其成了導火索，佔目前中國罷工數字的近三分之一。據社交媒體報道，二月初，昆明的建築工人堵斷了主幹道，拉起橫幅，要求房地產開發商支付血汗錢。類似的示威近幾周內發生了數十起。據報道，近期在廣西省和山西省，拖欠工資引起的沖突引致了死亡事故，後者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了全國關註。去年十二月討薪行動中，一名建築女工人的母親周秀雲被警方殺害。

中國社會科學院2014年的一則研究發現，8%的農民工抱怨在前一年被拖欠工資。該研究發現，受訪的一半工人，或全體農民工的4.3%，稱曾為了追討欠薪而參與過「群體性事件」（即罷工和集會的官方統稱）。將這些數字放到全中國的話，那就分別涉及到2,160萬和1,160萬名工人。

建築股成為市場上的新星，去年最後一個月躍升了63%，但建築工人卻有時被迫採用絕望的手法來討薪，可見中國窮人與富人之間隔著一道萬裏長城。

「留守兒童」

中國7千萬「留守兒童」在農曆新年的處境令人揪心。由於貧窮和歧視性的法律，一年大部分時間，他們被迫與外來工的父母分離。《金融時報》評論道，節日開始了，意味著「無數的民工子女準備與父母相聚一週，然後又要告別一年。中國夢就是一個嚴厲的包工頭。」

戶口體系把人口劃分為享有特權的「城市」居民和沒有特權的「農村」居民，而農村兒童無法就讀大部分的城區學校。他們很多和祖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員一同生活，有些則寄宿學校。寄宿學校最近受到廣泛媒體的批評。「學生常常被長期鎖在教室裡自習。」《財新網》報道一所學校的狀況。

2014年黑龍江省政府贊助的一項研究表明，幾乎50%的留守兒童都患有憂鬱癥和焦慮癥，而在城市中，只有30%的同齡人有這種問題。「留守兒童通常有著自卑情結，自尊心更容易受傷，自信心更低。」該項研究的主要研究人員表示。

中國經濟急速放緩，官方數只揭示了局部狀況。因此，在羊年工人階級將面臨新的困難和挑戰。集體鬥爭、創建獨立的工人組織才是出路。

傑瑞米柯賓

合法壓迫

相比於西方國家通過繁雜的司法程序壓製工人運動，中國政府利用法律鎮壓工人的手段可能會更加露骨。將於明年1月1日開始施行的《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在名義上賦予了工人集體協商權，實際卻通過延長協商期、提高協商門檻、禁止協商期罷工等手段來限製勞工權利、將罷工變相刑事化。資本家甚至可以通過集體協商提出工資不增長或減少（條例把這叫做“負增長”）的要求。這也許就是未來“合法”鎮壓罷工的先聲。今年10月廣州市宣布製定《取締非法社會組織工作細則》。盡管官方聲稱這個工作細則主要是針對內部工作，但仍不免讓人懷疑政府是否準備打壓活躍在這裏的眾多維權、勞工組織（廣東省是中國群體性事件最多的省份，社會組織在其中發揮著主導作用）。中新網11月3日則發布報道稱，深圳社會組織將面臨史上最嚴監管。“依法鎮壓”的情況同樣可能出現在香港。在此次“雨傘革命”中，中共對占領者大加誹謗，聲稱他們受到境外勢力的操縱並得到資助。“反占中大聯盟”的發起人周融直接將“占中”稱作“侵略”。因此在抗爭結束後，港府可能會趁民主勢力疲憊之時通過廿三條法案，打擊香港的民主權利與民主運動。而這一切都將在“依法治國”的旗號下進行。

總體上來說，社會主義者支持保障工人法例的改革，但四中全會的依法治國只是中央政府鞏固權力的手段，實質上司法及執法機關繼續由黨控製，腐敗情況不絕。這與“社會主義”毫無關系，連資產階級民主的法治改革也談不上，而代表以法治面貌去包裝專製資本主義，從而令政權進一步集中化。若果是實質的法治改革對於工人運動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工人可以從中獲得更多的抗爭空間，其法律意識也會轉化為更有力的鬥爭精神，但絕不能將社會變革的希望寄托於政府的自我改良。工人應利用政府的讓步進行抗爭，爭取組織和參加工會權、集體協商權、集體行動權以及更多的民主權利，最終推翻“紅色貴族”與資本家的剝削統治。這些只有在工人階級團結行動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否則就會落入統治階級所編織的圈套。

中國：2015年年經濟硬著陸？

「在過去三十年和未來五年，世上最重要的數字是中國的經濟增長率。」BBC經濟版編輯羅伯特‧派斯頓宣佈。連串數據證實中國經濟明顯放緩，社會愈來愈擔憂，中國不再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的驅動器，反而將會拖累其發展。過去十年，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一直是增長的火車頭，但現在搖搖欲墜，商業投資和工廠產能也是如。中國政府不僅陷入25年來最緩慢的GDP增長，同時努力加快新自由主義重組，從而刺激私人投資和國內消費。這是其戰略的一部分，以戒絕經濟對債務的依賴。現在，中國債務已經超過GDP的250%，對發展中經濟體來說，是一個非常高的水平。

許多評論家現在預計，今年GDP增長將低於政府7.5%的目標，這在16年來還沒有發生過。即使7.5%也是中國24年來的最低增長數字。十二月中，中共領導人舉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結束，宣稱「對中國經濟的下行壓力比較大」，現在普遍預計2015年GDP目標將下調至7%。

中共採用了「新常態」一詞，在官媒上也大肆宣傳，強調GDP增速降低。習近平聲稱已將「新常態」發展成一門理論，但事實上這一詞是從西方媒體抄襲過來的，本來用來形容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的時期。《環球時報》大肆宣揚，習近平申述的「新常態」理論將會是歷史上其中一個標記。中共試圖蒙蔽群眾，讓人以為經濟放緩是正面，是政府有意的、預料之內的政策。的確，有些新自由主義改革派主張較慢的「優質」增長（這意味著更少的國家控製，減少借貸投資）。但是，今天有無數的經濟因素是北京控製不了的，在接下來的時間可以引發對經濟動盪。

中國第一？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近一份備受激烈爭論的報告表示，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如果是正確的，這代表美國由尤利塞斯‧辛普森‧格蘭特當任總統的142年以來的第一地位結束了。通過衡量購買力平價（利用當地而非全球價格的方法），中國經濟體目前價值176,000億美元，而美國國內生產總值174,000億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表示，在2020年前，中國經濟體還會比美國大20%。各界因不同的計算方法，對此是否已經實際發生未有定論。一些學者推測，這將在未來幾年發生。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比單單GDP增長率放緩深遠得多，因此愈來愈受到關註。

當前全球大宗商品市場發生動盪，當中最觸目的是原油價格的暴跌，這是全球供大於求的結果。從世界第一市場 － 中國 － 也可明顯看到這現象。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美國「頁巖革命」大大增加了該國的燃油產量。中國正處於史無前例的產能過剩，由鋼鐵至太陽能電板皆是如此，最觸目的就是房產市場。據房產專家艾經緯所言，2014年全國房屋銷售下降了10%，現在未售出的房地產大約有七年的庫存。一份北京商業報刊刊登了「鬼城指數」，說明至少在50個城市中，一半以上的住房是空置的。

中國的建築業消耗了全世界約一半的鋼鐵和水泥，僱用3,700萬工人，這比英國整個的勞動人口多23%。因此，過去十年的建設熱潮中是全球能源價格的驅動力，中國建築業的活動佔了全球超過一半，而建築業佔全球能源消耗的三分之一。

大宗商品市場陷入震盪

在12月，大宗商品的低迷是全球股市大幅下跌的主要誘因。上海市場也經歷2009年以來最大的單日跌幅（5%）。大宗商品市場的低迷，令許多經濟評論員再次質疑，中國官方的GDP數字是否能反映實況。正如《彭博》專欄寫手William Pesek評論道：「對於任何人認為中國正處於近乎這數字（即7.5%增長），我有兩個字要說 － 『鐵礦』。關鍵的礦石價格下跌了一半，同時油價下跌44%，煤價等大宗商品也急跌，可見中國（經濟增長）可能將會急速煞停。」

大宗商品市場不景氣，令許多出口商陷於蕭條及收支平衡危機。依賴石油的委內瑞拉已經陷入衰退，其國際債務（主要來自是中國的國家銀行）更可能違約。有傳言講，委國的馬杜羅政府希望北京會延長信用額度，也就是說緊急財政援助。「中國人是精明的，他們可能希望以援助方案換取奧裡諾科地區的油田作為回報。」一名《中國日報》的評論員說。即使是俄羅斯，在貨幣危機（2014年盧布的價值下跌一半）、石油收入崩潰以及西方製裁情況下，也可能被迫向中國求援。

贊比亞政府被迫請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吸血鬼來「拯救」國家財政，意味著贊比亞人民將再面臨緊縮措施。它的銅礦大多是歸中國人所控製。「幸運國家」澳洲由於得益於蓬勃的中國貿易，迄今很大程度上逃過了全球危機。但即使如此，據報道，澳洲的貿易遭遇自1960年以來的最大降幅（出口收入下降，進口成本上升）。澳洲乘著中國的建築熱潮，採礦公司大大獲益，但代價是國內製造業進一步下滑。但是，根據嘉能可的報告，今天澳洲煤礦產業中，一年裡有一季是無利可圖的。中國經濟放緩令大宗商品市場急跌，意味著這些國家將面臨艱難時期。因此，中國將以更公開的帝國主義模式，對依賴其經濟力的市場和政府加強控製。

產能過剩

由於地產和基建的投機，中國鋼鐵產能瘋狂膨漲。即產能過剩已達到荒謬的高水平，還是持續膨脹。中國當局已承諾加以控製，但這絕非易事。自2008年全球資本土義危機以來，信貸前所未有的膨漲19萬億美元。因此，同樣的過度投資也已經在水泥業、玻璃業、採礦業、鋁業和造船業等其他眾多行業發生。

兩個政府的經濟學家在11月發表一份報告，報告指過去五年的投資中多達一半（總值42萬億人民幣）是浪費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徐策，以及宏觀經濟研究的王元）。他們指，過去兩年習近平上臺以來，問題持續惡化。

現時中國鋼鐵的產量大於日本的7倍，世界排名第二。僅閒置的鋼鐵產能就已經超過美國鋼鐵業的兩倍。過度生產導致一些地區的鋼材價格跌至白菜價格。在2012年，中國的水泥產能達29億噸，但實際需求僅為21億噸。中國最大的200個機場有三季度都是虧損的，但還在計劃建造多100個。

類似現象在其他行業重複，各城市和地區之間彼此競爭，鮮少考慮國家整體的經濟情況。市場商品泛濫，利潤受到擠壓，信貸成本則會飆升，其結果是地方政府和企業的債務會極為迅速的積累，有可能會爆發一波波的企業倒閉和銀行危機。

影子銀行業增長至世界第三大，這突顯了北京的困難，現在是世界上第三大。影子銀行是非正式的渠道，讓國有銀行規避政府監管，從而保持信貸流動到陷入困境的企業借貸人手中。

過去一段時期，很多投資項目都規劃差劣，甚至純粹是投機炒炸，但工人階級不免此付出代價。其中一個指標是，建築業工人罷工上升，從7月至9月有55次。這行業有著多層的外判製度，依靠無保障、不受保、低工資的農民工，因而惡名昭著。總部位於香港的《中國勞工通訊》的一份報告指出，許多項目暫緩和變相違約，個案數字上升，「中國工人是最後拿到錢的一群。」2014年的下半年裡，有一半的罷工是由於拖欠薪金引起的。

煤炭業方面情況更糟，中國煤礦業有70%處於虧損狀態，是由於全球煤炭的價格下跌（2014年下降了25%），加上產能過剩，還有政府治理汙染的措施。據中國煤炭工業協會主席王顯正講，超過一半以上的煤礦企業難以支付員工工資。因此，山西省等一線產煤區的財政壓力最讓人擔憂，有報道指當地的影子銀行即將違約。

通貨緊縮

在12月21日，中國央行出乎意料地下調基準利率。可見，經濟基礎遠差於政府想我們相信的情況。現在最令人擔憂的是會發生通縮。中國政府來年想進一步放寬貨幣政策。十一月官方的通漲數字是1.4%，為五年來最低的水平。但是出廠的價格下降了2.7%（同比十一月）您是不是要找:rely on skin，是連續33個月價格下降。正如《經濟學人》雜誌指出，中國經濟的諸多領域正瀕臨價格全面下跌的邊緣。

當金融泡沫破滅時，就如1990年代日本房產泡沫爆破，造成了通貨緊縮，而今天的中國也會因產能過剩和過度建設造成同一惡果。當通縮波及整個經濟體時，由於人人都期望市場價格繼續降低，消費者購買意欲減低，企業推遲投資，價格下跌會抑製經濟增長。最糟糕的是，通縮會令債務實際成本上升，令企業和政府債務負擔惡化。

根據《金融時報》報道，償債費已經達到了中國GDP的17%，而2011年時只有7.5%。央行的降息舉動，以及之後可能會增加銀行的資本金（通過降低法定準備金率），主要是因為違約將至，所以要舒緩解中國企業和地方政府的償債成本。違約實際上已經發生了，但透過將壞帳從銀行系統中的一個實體轉移到另一個，掩飾了這一事實。由於通漲回落，借貸的實際成本已經從2011年的零飆升至5%。

但是，11月降息的即時效果，是再次製造股市泡沫。上証綜合指數在四星期內急升超過25%。大量資金透過「孖展」湧入（2012年才在中國合法化），這是高風險的手法，因為投機者用借貸而非自己的資本在作股票交易。過去幾星期，名副其實的淘金熱正在發生，有數千萬計的新交易戶口開設，銀行急速推出新的借貸平臺去滿足「孖展熱」。北京面對嚴峻的兩難局面，其反通縮的措施有可能激起新一輪的金融泡沫，惡化債務危機。

現時歐洲和日本央行實行類似的政策，就是不擇手段來製造通漲。無論對習近平及其經濟團隊，以至對全球資產階級，通縮危機的失控現象是最大的擔憂。

在下一段時期，中國經濟是否硬著陸（被普遍定義為增長5%以下）是尚未有定論。一些經濟學家警告說，「長期著陸」是最有可能的情況。這與我們的預言相似，中國正在進入日本式的低迷：通貨緊宿、債務危機和經濟停滯。階級鬥爭和政治不穩正在到來。

二零一五年

上海人踩人慘劇　報道被嚴重審查

2014年12月31日深夜，約30萬人聚集在上海外灘等待觀看元旦燈光秀，其中不少是無力承擔高消費娛樂活動的學生。他們不知道今年燈光秀場地已經轉移到了幾百米外的“外灘源”。23時35分左右，在連接外灘觀景臺和陳毅廣場的樓梯上，向上和向下的人流對沖，引發踩踏事件，官方數字指，今次慘劇釀成36人死亡、49人受傷。死傷者大部分是女性。

大規模的廣告宣傳為燈光秀吸引了比往年更多的遊客，但由於地點由“外灘”更改為“外灘源”，許多人因不知道這一字之差而產生誤會，結果造成擠擁。盡管如此，公安部門仍然自以為是地削減了警力，先後僅派出1,200人到現場維持秩序（其中500人是事件發生後臨時調集的），同時取消了外灘以及附近的地鐵站的管控措施。1,200名警察與30萬遊客形成了滑稽的對比。更荒謬的是，就在今年9月份，僅僅為了鎮壓京東青浦倉庫200多名工人的罷工，上海當局就派出了特警、武警、協警及治安人員共400多人。據媒體報道，能夠支付巨額維穩費的中共政府居然沒有為警察配備擴音器，結果他們的聲音完全被人群的嘈雜聲掩蓋。可見在中共官員的眼中，資本家和他們自己的利益遠比群眾的生命更加重要。

事後上海當局對媒體進行了嚴苛的審查，以遏製公眾的不滿情緒。上海市委宣傳部在翌日向傳媒發出緊急通知，禁止報章網站以這事件作頭條，禁止任何對黨和政府的批評性報道，媒體只可用中央和上海市主要新聞單位的權威稿源。《南華早報》1月4日報導，當局審訊了幾十名在網上留言批評當局的市民。

政府為了封鎖消息，阻止媒體接觸死者家屬。有死者家屬向媒體表示，他們“基本上已經被軟禁起來”，從上周五被困在一政府機構駐地，並禁止記者入內。《南華早報》在上海第一人民醫院訪問死者家屬期間，被幾名自稱“誌願者”的陪同人員打斷。對於中共獨裁者來說，維持製度穩定比公布消息真相更為重要，難怪百姓現今都不相信官方消息，在意外事起時往往謠言滿天。

我們在為遇難者哀悼的同時，也應記住廣大勞動者的生命往往被資本家視為草芥。就在12月31日當天，廣東佛山一家工廠發生爆炸，導致18人死亡、32人受傷。《新京報》報道稱，該工廠設施簡陋，缺少消防器材，也很少給工人進行消防培訓。30日，安監總局公布了昆山中榮金屬公司爆炸事故調查報告。這起發生於今年8月2日的特大爆炸事故導致146人死亡、95人受傷。爆炸原因是公司長期未按規定清理除塵系統，引發鋁粉塵爆炸。而且該公司的廠房設計和生產布局都違反了相關規定，生產管理混亂，缺乏安全措施。另外根據官方數字，2013年全年中國僅死於煤礦事故的就有1,067人，相當於每個月都會發生兩起上海慘劇。

為了平息民憤，上海當局會抓出幾個官員來承擔責任，但這無助於避免今後再次發生慘劇。中國勞工論壇反對中共政府的媒體審查，必須由群眾由下而上組成獨立委員會，捍衛受害者家人及市民的權利，抵抗警員的審訊和威嚇，徹查並公開事件真相。此委員會有權徹查公安高層和政府人員。群眾須要自下而上地組織社區委員會，幫助居民學習必需的安全技能和組織技能，管理大型群眾活動、維持現場秩序。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慘劇再次發生。工人要通過與資本家和中共政府的鬥爭獲取工會權、參與企業管理，組織安全生產委員會，為工人提供足夠的安全教育、要求資本家改善工作環境和安全防護設施、進行安全生產監督。

中國經濟增長跌至1990年來最低

本周公布的國內生產毛額（GDP）證實，中國經濟創下了二十四年來最低的增長。大部分的預測指出，中國的經濟在通貨緊縮、產能過剩、債臺高築，加上過度投資的經濟領域（例如房地產業──過去十年經濟成長的主要引擎）所造成的“僵屍經濟”正在擴大，將使未來幾年成長再創新低。

預料未來幾個月內，中國會推行放寬貨幣政策的措施，透過對正在掙紮的地方政府及公司放寬信貸流動，從而刺激經濟及對抗緊縮的壓力（與歐洲和日本中央銀行的手法相似）。但這樣的話，政府債務現已達到不可持續的水平，如果他們不想令債務水平再度急升，就需要非常困難的平衡手段。

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4年度GDP成長率為7.4%，低於預期的7.5%目標。雖然差距很小，但這是自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中國首次沒有達標。

以上數字表示，“經濟奇跡”在過去五年裏已經減緩了30%。自2010年最後一次雙位數（10.4%）增長，到2011的9.3%，到2012年和 2013年的百分之 7.7。《華爾街日報》對最新數據得到了總結：高速增長的全盛期已經結束。中國的國家新聞機構《新華社》也同意這個觀點，說到“高速奇跡增長的時代已經過去，讓我們熬過他吧。”

壞消息是好消息？

中國的GDP成長率仍然是世界最快的國家之一。但沒有任何真正了解中國經濟情況的人，會對現況感到放心。中國政府長久以來被質疑操控了GDP統計數字。甚至連總理李克強幾年前就說過一廣為人知的話：中國的GPD資料是“人造”的。其它經濟指標顯示，中國經濟正遭遇比官方數字更劇烈的減緩。中國的總發電量普遍被視為更精確的經濟成長指標，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2014年這數字只成長了3.2%，16年來最低。鋼鐵是另一個重要的經濟表現指標。雖然鋼鐵消耗量的最終統計數據尚未公布，不過很可能也會是自1995年來首次下跌。

傑瑞米柯賓

新自由主義的跳板

反腐本身不是目的，因為習近平自己就是一只「大老虎」。今年1月，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公布的調查報告顯示，習近平、胡錦濤、溫家寶以及鄧小平等十多位中共領導人的親屬在海外設立離岸公司，借此隱藏巨額財富。自由派批評說，由於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從本世紀初開始，改革就出現了停滯甚至倒退。在當前體製下，地方政府利用投資和行政管理控製著絕大部分的產業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成為經濟建設的實際操縱者。坐大的地方政府對債務危機和工業產能過剩負有直接責任，同時又抗拒下放審批權等自由化政策，因為這會使他們失去發財的機會，結果造成「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另一個反對改革的勢力就是國有企業。 4月22日，參考消息網引述外媒報道稱：「國有企業，這一精英權力基地一直以來是進步改革的主要障礙。」伴隨著一眾國企高官的落馬，混合所有製改革、規範國企高管薪酬、提高上繳紅利比例以及向私有資本開放市場均得到媒體的大肆宣揚。通過反腐瓦解地方和企業的反抗力量，在關鍵崗位上安插自己的親信，習近平為執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提供了跳板。但同時中央政府也不得不開展「大督察」行動，以應對廣泛的官員怠工。

權力洗牌

20多年來，江澤民在黨政軍商各界培養起巨大的勢力網，構成所謂的「既得利益集團」。這一點從周永康等人被抄沒的家產中可見一斑。習李新政旨在「放開市場」，必然觸及「江派」的壟斷利益，並迫使感到威脅的權貴向江澤民靠攏。因此黨內鬥爭不可避免。幾年前在「江派」的阻撓下，胡溫所推出的眾多「改革」政策實際上成了一紙空文。但是在今年的北戴河會議（每年夏季7月下旬到8月中旬，中共高層領導與退休「元老」會聚於秦皇島北戴河畔，就黨內重大問題進行「協商」，實際是各派之間的秘密交鋒）結束後，習近平迅速確定「7年路線圖」，國務院也連續推出多項重大改革方案，所涉及的領域原來都被視為「難啃的硬骨頭」。這表明習江鬥爭可能已接近定局。有分析人士指出，在整個反腐行動中，沒有一個「太子黨」落馬，他們可能已經達成基本共識：犧牲江澤民來成全習近平。但是在8月21日，也就是鄧小平誕辰110周年紀念日的前一天，《環球時報》發表文章，批評當今黨政幹部的主體「受西化思想觀念的影響比較深，容易迷失社會主義方向」，並警告「資產階級自由化、私有化思潮泛濫的狀況」。這是執掌中宣部的「江派」劉雲山在與習近平唱對臺戲。此前央視20多人被調查可能就是對他的一次「懲戒」。中共正在經歷一次權力大洗牌，黨內鬥爭還並未結束。

中共黨內的激烈鬥爭與黨外的社會矛盾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執政黨的分裂造成統治的不穩定，群眾的反抗力度將會更大。

伊春西鋼集團工人發起罷工

6月30日淩晨3點開始，三千多名西鋼集團（西林鋼鐵集團）的工人集體罷工，要求公司補發所拖欠的五個月工資，並退還集資款（西鋼改製時壓住未發的工資）。部分工人頂著35度高溫，阻塞了哈爾濱至伊春鐵路與鋼城大橋交叉口，禁止火車通行。當局出動大批警察在現場戒備，據悉有數名罷工的工人曾一度被帶走。據一名網友表示，示威的人數超過三千多人，政府出動大批武警、特警到現場戒備，大量交警、武警、防爆警察、消防車等在維持秩序。期間武警試圖用盾牌警棍驅逐群眾，被工人擲水瓶擊退。至晚上8點，仍有大批工人在現場與警方對峙。受事件的影響，伊春市境內的火車全部停運。

據悉，西鋼集團是黑龍江省最大鋼鐵生產企業，原為國有企業，2005年後轉為民營企業，共有一萬多名員工。在過去幾年中，西鋼集團一直在擴大生產。據報道，“2013年西鋼的產量預計達到黑龍江省總產量的60%，2013年的計劃產量是517萬噸，爭取實現530萬噸，2013年計劃的銷售收入是262億元，爭取實現270億元。”但漂亮數據的背後是國內鋼鐵行業產能過剩的事實。由於銷路不暢，到今年第一季度，公司負債總額已達190億，負債率將近80%（最高時為99.78%）。去年，銀行進一步收緊對鋼鐵企業的信貸政策，部分銀行“甚至在貸款未到期的情況下，強製劃轉西鋼資金”。從今年二月份開始，公司開始停發工資，引起該企業員工嚴重不滿，部分工人甚至因為公司欠繳養老保險而辦不了退休手續。一工人表示：“大部分的工人用盡積蓄及貸款購買回遷房，現在近半年不給工資，有房貸、有老人、有孩子的員工不知如何生活下去。”而另外一名網友表示：“半年沒開工資，不是沒錢，錢都被領導拿走了，工人沒錢生活……工人索要工資，領導不但不出面，還用武警來威脅老百姓和工人。”另外一名網友諷刺地說道：“這是工人在用罷工來慶祝黨的生日。”因為罷工事件造成重大影響，受到政府壓力的西鋼集團承諾在7月10日前補發一個半月的工資，並分期償還剩余工資和集資款，罷工行動隨之平息。

由於西鋼集團實際上已經大部分停產，部分工人打算討要工資後便離職。在這場“自衛性”的罷工行動中，工人缺少直接威脅西鋼資本家的手段，也缺乏進一步擴大罷工的動力，是此次罷工事件迅速平息的部分原因。罷工結束後，工人受到多重打擊：司法部門開始審判所謂的“觸犯法律人員”，而公眾對審判過程一無所知；公司在各基層單位建立維穩小組，試圖壓製任何可能的反彈行動；主流媒體也抹黑罷工運動，聲稱其受到“社會人員的推波助瀾”。

這次的工人罷工絕非偶然現象，進來中國類似罷工事件日益增多，這正是中國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表現。資本對工人壓榨已經使工人難以忍受，不得不進行反抗。這次事件中中共參與了對工人的鎮壓，這再一次表明了中共是赤裸裸地在為資本家服務。西鋼集團是中國經濟虛假增長的一個縮影。在世界市場持續低迷的情況下，中共政府竭力維持“良好局面”，並不能阻止危機的爆發，只會使炸藥桶越積越高（因為今年6月東北開始啟動大型項目，西鋼集團計劃8月實現滿負荷生產）。隨著“壞疽”的逐漸暴露，越來越多的罷工會發生在在重工業和國有企業之中，這將意味著整體經濟局勢的惡化和中國工人運動的質性發展。

中國勞工論壇的訴求：

支持西鋼工人以及全國罷工工人工人的經濟訴求
反對中共專製政府對罷工行動的鎮壓，要求釋放被捕的西林集團罷工工人
支持工人爭取獨立民主工會權力、集體交涉權力和集體行動權力的鬥爭。

訪問病人A：腐敗醫療製度下的受害人

“我對醫院、醫學會、法院的處理手法感到非常憤怒！”病人A（化名）對中國大陸的醫療體製感到憤憤不平。

幾年前，病人A 於上海某一國家醫院進行了一個微創手術，以治療痛癥。可是自始以後，惡夢便一直纏擾在他的生命。他的四肢曾經癱瘓長達幾年，每天躺在床上註射大量的抗生素保命。這宗醫療事故，幾乎令病人A 完全失去活動能力和工作能力。手術後身體的痛楚沒有減少反而變得更嚴重，發現身體更出現嚴重的細菌感染，病人A說:“我差點連命也保不了！”

後來他找區級醫學會進行醫學鑒定報告，發現手術出現不同程度的違規操作，如一次性的手術器具被多次使用、手術前的判斷不足等。而這份由區級醫學會亦只判斷他的傷勢等同在傷殘等級中最低等的第10級。

病人A感到，這完全不能反映出他身體所受的傷害程度，所以他向巿級醫學會投訴。但是意想不到的是，巿級醫學會和醫院夥同一起拒絕跟據法律程序以法醫陪同鑒定，及後更聯同法院一起互推責任。病人A被拖了幾個月後，最後終於批準作多一次醫學鑒定，可是在這幾個月的苦等期間，卻原來是讓醫學會把握充足時間與鑒定專家“打好關系”。

在 鑒定過程中，那些專家們明顯在互相包庇，更捏造是當事人沒有回去醫院就診所以引發細菌感染。病人A意氣闌珊地說：“我親身感受到當中的黑暗。”心有不甘的病人A 在其後幾年裏不斷寫信至不同部門投訴都不得要領。也曾嘗試以法律手段反對巿級醫學會的鑒定報告，可是法庭仍然視受害者的訴求為無物。

病人A的遭遇，揭露出中國醫療體製的千瘡百孔，司法、醫院、醫學會等互相包庇勾結的腐敗。醫療質數參差、守則缺乏監管、濫收費用、意外事故頻繁、而醫療官司費用昂貴往往令窮人卻步。窮鄉僻壤的村落醫療落後，病人為了求醫都走入大城巿，可是病人權益卻乏善足陳。根據中國官方數字，保守估計中國每年死於醫療事故的人高達20萬人。中國的戶藉製更是牢牢地縛綁著農民對醫療的需求。

醫療病例與暴力

今年4月，徐州一名男子不滿治療效果和收費，持刀捅死了醫生。在中國，醫院裏出現病人襲擊醫生的事件時有聽聞。根據中國醫院協會的數據，內地醫院平均每年發生27宗患者攻擊醫護人員的事件。在2012年，就有七名醫生因醫患糾紛被殺，28名醫生受傷。協會更指有78%的會員不願意讓自己的孩子學醫。醫生與病人產生出敵意和不信任，這是製度造成的惡果。即使醫生願意懸壺濟世，也逃不過醫院管理層的壓力，被迫榨取病人的金錢。去年11月，在浙江省溫嶺市，因為主治醫師王雲傑被病人持刀刺身，激起1,000名醫務人員罷工，要求改革醫療製度。

公共資源的削減

這一趨勢源自公共資源被削減，令醫院工作量提升，導致醫院醫生出現錯誤變得頻繁，城鄉的巨大差距令農村病人走向城巿求醫，但債臺高築的地方政府卻無法承受更高的醫療開支。醫護人員的工資偏低導致他們向外尋找兼職幫補家計。所以醫院的待處理病例堆積如山，服務質素下降。加上醫院收費過高及收取藥物處方回扣等有違職業操守的腐敗行為，令情況雪上加霜。隨著中國大陸更多的巿場化，越來越多的醫院、藥廠走入巿場，令醫療變成謀利的工具和商品，拉高醫療的費用，成為有錢人才能享用到的“基本需要”服務。

中國政府沒有解決方案

最近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中共表明鼓勵允許民辦（私營）醫療機構納入醫保，並竭力打擊醫院暴力事件。

但是，民辦醫療機構納入醫保，這是鼓勵民間自己興辦醫療機構，免去作為政府應付擔起的醫療責任，並且可以大量節省公帑，而最後更是優惠醫保企業，作為榨取勞 動人民金錢的手法。而打擊醫院的暴力，造成醫院十步一崗、五步一哨的情景。顯然，這並不是針對整個醫療體製的腐敗和巿場化造成的嚴重供需分野，反而是針對 絕望的醫療受害者作出嚴厲的打壓，只會激起更大矛盾。

如何改革？

今天中國富裕得多，但大眾醫療體製卻比上世紀60-70年代更為倒退。病人A的慘案只是冰山一角，若製度不改變，更多受害人會出現。

患者應建立自己的協會以捍衛他們的權利，與醫務工作者組織協同工作；而醫務人員大規模鬥爭已變成趨勢，運動需要迫使政府大幅增加醫療開支，包括提高醫生和其他醫務人員的薪金。

藥品價格應由選舉產生的醫務者和消費者代表組成的委員會決定，以確保價格反映真正的研發開支，而不是如同今天一般充斥著超額利潤、浪費的品牌營銷，以及給予官員的賄賂。唯有將醫院和藥劑廠全部收歸全民所有，置於醫務人員與病患者的民主控製之下，才能終結醫藥行業的經濟訛詐。

四中全會底下的「依法治國」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再一次提出了“依法治國”的口號，借此鞏固反腐與“改革”的成果，並為今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鋪平道路。盡管官方聲稱要用法律保障人民權利，但是對“黨的領導”的著重強調意味著中共獨裁體製不會改變。法治改革可能會限製地方政府的胡作非為，在一定程度上緩和社會矛盾，但只要資本主義製度繼續存在，“法”就會成為壓製工人反抗的枷鎖。

黨領導下的依法治國

貪腐與濫權的中央與地方官員對中共來說是一種內部威脅。今年2月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中國法治發展報告（2014）》說道：“公權力運行的不規範是激化矛盾、誘發群體性事件的重要因素。”在該報告所調查的涉及220多萬人的871起群體性事件中，44%是針對政府或官員的抗議活動。另外，一篇名為《謠傳活躍度與北京居民認知》的報告指出，在其所調查的謠言中，63.6%的內容涉及仇官。廣泛的謠言反映出群眾對政府的普遍不信任。面對此起彼伏的群眾反抗運動，習近平無力再為那些自行其是的官僚負責。在去年昆明反對PX項目事件期間，《人民日報》微博曾發文批評“口罩實名製”等高壓政策。光明網（5月27日）則指出，用這種方式維穩是黔驢技窮的表現。十八大以來的反腐行動更是幾乎對全黨進行了清洗。現在習近平需要用法律來鞏固成果，通過行政和司法改革來限製中央部門及地方政府的行動。因此政府今後可能會向群眾做出讓步，從而緩和官民沖突。但這個讓步是有限的。正如四中全會《決定》所說，“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中共將繼續用自己專製地位保護“紅色貴族”與資本家對勞動群眾的剝削。

“為改革護航”

《金融時報》（10月29日）在評論四中全會時引用了新自由主義鼓吹者哈耶克的話：“欲使自由經濟得到令人滿意的運行，遵循法治乃是一個必要的條件”。因此“依法治國”也反映出政府希望拉攏資本家，以此應對持續低迷的經濟環境。習近平在關於四中全會《決定》的說明中提到：“一些地方利用法規實行地方保護主義，對全國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秩序造成障礙”。另外據《華爾街日報》（10月19日）報道，美國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的裴敏欣說，中國經濟每年因詐騙、回扣和其他腐敗行為而付出的直接代價比他五年前預計的860億美元高出數倍。不難想像，中央部門與地方政府的抵製以及貪腐行為將成為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重要障礙。通過立法約束那些不順從的官員，其幹涉市場的權力受到極大限製，將給予自由化政策以更多的便利。而修訂關於產權的法律法規將為混合所有製改革和土地流轉製度改革鋪平道路，這能令資本家更願意參與到“改革”中來。可見資本家以及想與之合作的“紅色貴族”才是這場法治改革的最大贏家，勞動群眾則要承擔“自由化”帶來的沈重剝削與壓迫。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在反對賦予工人集體協商權時曾說，這“與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提倡的精神背道而馳”（應註意該聯合會同樣反對香港立法規管工時）。這種“精神”會在“依法治國”中得到保障。

傑瑞米柯賓

高昂的學費

在走向資本主義後，中國政府將高等教育也交給了市場。 1989年高等學校開始收取學費，原來的「免費上大學」政策逐漸取消。從最初的200元（人民幣，下同）到現在的5,000-10,000元，二十年間大學學費總共上漲了25-50倍。再加上生活費和住宿費，一名大學生4年要花掉大約6萬元。但去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2.7萬元（平均數背後還隱藏著巨大的貧富差距），也就是說學費已經超過了一個雙職工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一。更不用說農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還不到一萬元。結果就是全國有25.5%的家庭供不起子女上大學。根據2004年的一項調查，甘肅省因教返貧的人口高達返貧總數的50%，學費高昂已成為甘肅農民返貧的首要因素。在中國，教育一直被看作底層群眾改變生活境況的重要手段。但是現在考上大學不僅沒能使貧困學生「躍過龍門」，反而給他們的家庭套上枷鎖。富裕學生更容易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可以出國留學；而貧困生如果不願承擔高昂的學費，大多就只能像父輩一樣從事低薪、勞苦的體力工作。政府雖然設立了貧困生補助體系，但存在極大弊病。許多時候申請補助金實際上是一場「比慘大賽」。只要申請書寫得夠慘，即便是身穿名牌服裝的富裕學生也可以領到助學金，真正的貧困生反而得不到名額。目前，多個省份正在醞釀或已經開始了新一輪的學費漲價，漲幅最高的院校可達50%。連普通家庭的學生家長都叫苦不叠，勢必將更多的貧困學生排除在大學教育之外。

教育質量堪憂

盡管學費一路上漲，但中國高校的教育質量卻難以與之匹配。 90年代末的「教育大躍進」更多是為市場提供了高學歷的剩余勞動力，在提高人民文化素質方面遠不如預期。擴招增加了學校和國家的收入，暫時緩解了就業壓力，但是師資力量的提升卻沒能跟得上學生人數的增加。在大學裏，職稱和獎勵的評定主要依靠研究或論文數量，所以不少教師忙於課題、經費、會議、評審，對於教學反倒不用心。更有什者幹脆讓自己的研究生或博士生來代課。同時，科研成果關系到高校的排名、聲譽和競爭力，因此單純通過命令來增加教學投入根本不切實際。在僵化的教育體製之下，教師和學生都是為了完成任務，雙方都缺乏自主性和創新性。一方面是老師照本宣科，講課內容枯燥乏味，無法激發學生的聽課興趣；另一方面，學生讀書更多是為了拿到一張文憑，因此看重分數甚於知識。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麽學生上課時總是自顧自地玩手機，最後在考試前突擊復習。不愧於「世界工廠」的稱號，中國也在流水線上生產著它的大學生。

緊張的就業狀況

2013年有699萬人從大學畢業，因為龐大的畢業人數和冷淡的經濟環境，在網絡上被戲稱為「史上最難就業年」。但是官方發布的大學生畢業半年後的就業率高達91.4%，甚至比2012年還略有上升。這就像連續12個季度保持在4.1%的失業率一樣受到廣泛質疑。事實上，就業率關系到大學的招生計劃、專業設置、高校評估、經費核撥、新增學位點審核。為了提高就業率，許多學校不惜造假。 2009年網絡上有人發帖稱，學校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替他與某公司簽署了就業協議（證明學生已經找到了工作）。此後曝光越來越多，人們才知道不少學校為了讓學生簽署就業協議，甚至以畢業證書相要挾。在政府的遮掩下，大學畢業生的實際就業率不為人知。但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中國經濟增速放緩，而畢業生人數卻有增無減（今年畢業生人數將增加到727萬）。據估計，中國的真實失業率可能接近20%，就業壓力可想而知。政府一味粉飾太平，在群眾中毫無威信可言，最終只會激化人民的猜疑和怒火。

教育開支占中國生產總值約4%，與大部分國家相比都極低。只有將教育重新全面公營化，並以學生及教職員民主決策教育課程及方針，並大大增加教育開支，以今天中國的經濟生產力，是足以讓全民免費接受妥善的教育。

中國：經濟急速放緩

7月16日，中國政府宣布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長7.5%，令全球金融市場集體松了一口氣。然而，這一數字（北京經常偽造GDP數據，令其聲名狼藉）並不表明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已經「穩定下來」。 《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基思‧布拉德舍（Keith Bradsher）說，這是「紙面上的復蘇」（2014年7月16日）。正如布拉德舍的報道所指出的，「獨立的全國企業調查表明，各行業的銷售量和信心仍在惡化。」

統計數字由第一季度同比增長的7.4%有所提升，主要是借助另一輪「微刺激」來實現的。就像去年類似的措施一樣，本輪刺激也是由總理李克強及其經濟團隊暗中完成的，雖然他們在官方上走「不再刺激！」的路線。李克強的最新舉措包括，在公共住房和鐵路建設上的額外支出，六月份較上年同期增加了32%，以及用一系列減稅和放寬信貸政策（降低小型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來催谷小企業的發展。

債務水平激升

但是急速累積的債務限製了政府刺激的規模。根據《彭博社》的報道，2011年底，中國債務總額是GDP的166.6%，今年第一季度上升至202.1%，第二季度達到206.3%。過去五年內，中國債務增加的速度超過了1980年代的日本、1990年代的東南亞和2000年代的美國——所有這些都曾導致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在日本，債務占GDP比重從1984年到1989年上升了大約45%。而中國只用不到三年就完成了差不多的「壯舉」。

越來越明顯的是，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危機期，可能引起社會和政治的大爆發。國家主席習近平用於加強國家安全、進一步壓製任何有組織表達異見的措施，等同於在進入驚濤駭浪前「封上艙門」。中共獨裁者面對著一個「三難抉擇」：解除債務炸彈（去杠桿化）會帶來扼殺投資和增長的危險；任由房地產泡沫爆炸會引發銀行危機；約束開支過多的地方政府，但它們又是大部分投資的來源。中央政府向地方施壓，要求就最近的「微刺激」加快基建支出，但這與它去杠桿化的努力相矛盾，也加劇了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

這令資產階級評論員投訴，政府拖延在去年三中全會所承諾的新自由主義市場改革。同樣，他們慨嘆承諾過的增加消費支出、降低投資占GDP比率（去年創下54%的新紀錄）的「經濟再平衡」沒有發生。與過去​​一樣，對北京來說達到再平衡是說易難行的。即使是最輕微的投資減慢都可以轉化為更痛苦的經濟放緩，而這會激起與房產相關的經濟危機。因此，一些經濟學家形容中國為「單車經濟」，即如果減速太多就會倒下。

樓市低迷

今年7月，《CNN》財經頻道進行了一項調查，10位經濟學家中有8個說房地產市場是中國經濟的最大威脅。來自日本野村銀行（Nomura）的另一篇報道警告說：「這不再是個『會不會』的問題，而是房地產市場調整會有『多劇烈』的問題。」

今年第一季度，​​最大的四個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新住房銷售量與上年同期相比減少了40%。在全國範圍內，本季度新住房開供工量下降了25%，銷售量下降7.7%。在中國最大的27個城市中，21個城市的住房庫存無法在12個月內消化掉。 9個城市的積壓住房要兩年多才能賣完。

因為價格高昂而無法買房的大多數人樂於看到市場的不景氣。以上海為例，房價在過去7年內已經猛漲了273%。這解釋了為什麽在《人民日報》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中，83%的人認為政府不應該通過放松2011年實施的冷卻措施來「拯救房地產市場」。 《金融時報》（2014年5月12日）報道，最富有的1%的家庭擁有中國三分之一的住宅房產。香港金融集團裏昂證券（CLSA）的另一篇報道指，中國53%的住房交易是為了投資，而不是為了有一個住的地方。這些房產大多都空置著，等著賣出最高價。

腐敗的中共官員在住房市場中非常活躍。在相當多的案例中，他們坐擁百余套住房，以此處理自己的非法財產。所以一點也不奇怪，習近平的反腐行動也因抑製了官員對房地產的胃口，而對市場低迷起了作用。習近平的行動超過了以往的反腐規模，反映出國內的嚴重危機與激烈權鬥。

在2008年中國政府希望抵擋全球危機的龐大經濟刺激計劃中，一場世上前所未見的建築狂潮是最重要的一個元素。一如既往的，中國的經濟數據中包含著一些令人驚愕的數字。 「從2011年到2012年，在短短兩年內，中國生產的水泥比美國在整個20世紀中生產的還要多。」《金融時報》的賈米爾‧安德裏尼（Jamil Anderlini）如此報道（2014年5月13日）。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所說，去年全世界新建造的住宅樓有一半在中國。據估計，過去5到6年全國共建造了2億間住房，比美國總住房量（1.3億間）的1.5倍還多。

此等規模的建設遠超過市場「需求」，它並不是由近14億中國人的需要決定的，而是由伴隨著過去30年資本主義「改革開放」的嚴重不平等的財富分配所決定的。低工資和福利保障不存在仍是大多數人所面對的現實。即便是中產階級也越來越難承擔今天的房價。

資產階級評論員和中國的多頭投資者（投資者對股市看好，預計股價將會看漲，於是趁低價時買進股票，待股票上漲至某一價位時再賣出，以獲取差額收益）不去理會大規模住房供應過剩的證據，包括不計其數的「鬼城」，聲稱「這不是泡沫」。他們說因為數千萬人正在湧入城市，很快就會填滿那些空蕩蕩的住宅區。這一論調是1850年代英國資產階級同等低劣的口號的現代版。他們夢想著：「如果每一個中國人都把他的襯衣下擺加長4英吋，那麽蘭開夏郡（Lancashire）紡織廠的好生意就會延續幾代人。」

事實上，中國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已經達到頂峰。據野村銀行所說，中國每年從農村來的新移民數量已經從2010年的1250萬減到630萬。野村銀行預計，到2016年會出現城市人口的凈外流。更重要的一點是，買房的農民工所占比例每年不到百分之一。

中國的建設熱潮，尤其是在2008年之後的大規模刺激時代，是由極端的金融投機驅動的。地方政府、房地產開發商、貪腐官員、國有銀行及其影子金融分支密謀擡高土地價格、大規模增加信貸，並為GDP數據「塗脂抹粉」。這為少數精英帶來巨額財富，同時讓大多數人承受著經濟困境。 《南華早報》（2014年2月26日）報道，在全世界10大房地產億萬富翁中有7個是中國人。

就像1980年代的日本，膨脹的房地產價值激起前所未有的銀行貸款浪潮。但現在這股浪潮卻可能令金融體系癱瘓。旅居中國的經濟學教授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指出，「在中國經濟中，房地產本質上是承保所有信貸的資產」。

全球信貸在過去5年中增加了30萬億美元，中國占了一半。據摩根大通（JPMorgan）所說，自2010年以來，光是影子銀行就從2.4萬億美元激增至7.7萬億美元，相當於GDP的84%。這些數字遠超過美國「次貸」危機的規模。

日本化？

這些現象與差不多25年前的日本驚人地相似，它阻礙了日本經濟的輝煌崛起，並使之經受了20年的停滯。在日本，正如在今天的中國，大約80%的貸款直接或間接地捆綁在房地產行業。 1989年，房地產價格開始暴跌，拖累了日本銀行系統，不良貸款的海嘯席卷而來（債務人無力償還貸款）。在中國，相當大一部分債務集中於這樣一種集合體：地方政府及其投資工具、開支過大的房地產開發商以及旨在繞過政府控製的影子銀行，甚至是非金融國有企業。

將中國與1980年代的日本作比較，在今天的經濟討論中很常見，這並不奇怪。萬科集團（中國最大的房地產開發商）副總裁毛大慶的一份發言稿泄漏出來，它清楚地說明了政府發言人想要隱瞞的慘淡現實：

他說：「1990年，東京的土地總價值相當於美國GDP的63.3%，而香港在1997年達到66.3%。現在，北京的土地總價值是美國GDP的61.6%，這是一個危險的水平。 」（《電訊報》，2014年5月2日）

「總的來說，我相信中國已經到達了建設新住宅項目的容量上限……我沒有看到任何房價上漲的可能性，尤其在擁有大量房屋庫存的城市，除非政府再推出幾萬億（的刺激）。就中等中心城市的房地產價格而言，北京和上海已經被列為世界最昂貴的城市。」

這位業內高層人士的坦白無疑說明了，中國存在著一個巨大的房地產泡沫，並且正在走向極限。盡管不能肯定地預測爆發時間，但很明顯這一情況不可能長久，而不長久的東西終將在某一時刻結束。正如在日本和較近期的美國，資產泡沫破裂引發價格下跌的連鎖反應，即通貨緊縮，這會嚴重惡化今天的債務問題。

至少在形式上控製著國有銀行系統的中國獨裁者，已經開始采取措施竭力避免金融危機。銀行系統內的不良貸款正被瞞報或少報。在一個幾乎完全控製媒體的專製體製內，為避免壞消息引發市場恐慌，被隱瞞的事件會越來越多。

政府正準備，在銀行體系內的不良貸款最終爆發時，再一次救助瀕臨破產的金融機構，並像15年前那樣建立所謂的「壞帳銀行」。那些無法償還的債務會像有毒廢物一樣被埋進壞帳銀行。於是，這像魔術似的給人這樣一種印象—— 銀行資產負債表又恢復了健康。然後，銀行在政府註錢之下重新集資。然而，這一次操作的規模會大得多，而且中央政府希望各省市自己建立「壞帳銀行」，而不是進行國家援助，這樣就可以由地方進行紓困工作，從而避免系統性危機的出現。

上一輪銀行救助（1999-2000年）花費了中國40%的GDP。這些錢被用來「清理」四大銀行，準備讓它們在中國和海外上市。但是被轉入四家「壞帳銀行」（資產管理公司）的壞帳至今仍然存在。以更大的規模重復這一花招不會那麽容易。

從今年年初開始，政府試圖選擇性地處理首次的違約，包括企業違約，以及經由影子銀行賣出的高度投機性「證券」的違約。這是試圖約束更加魯莽的投機行為，但在大多數情況下，中央政府選擇允許救助和避免違約，因為他們多麽害怕，即便某些隱蔽的影子金融產品的破產，也會引發更廣泛的系統性危機。李克強將中國銀行業改革比作「拆地雷」不是沒有原因的。

樓市低迷已經開始令投資減少（GDP的主要驅動力），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加劇了債臺高築的地方政府的經濟困境，因為它們依靠賣地獲得很大一部分收入——2013年平均為39%。在某些省份，尤其是樓市泡沫極其嚴重的省份，形勢更為嚴峻。在浙江省，土地出讓收入差不多是地方政府直接債務的70%。天津也不會比它少很多。

全球附帶影響

瑞銀集團（UBS）前首席經濟學家喬治‧馬格努斯（George Magnus）對《金融時報》說：「中國房地產業是全球經濟最重要的部門」。這說明了高風險對於全球資本主義的重要意義。根據官方數據，去年房地產為中國的GDP貢獻了16%，而美國在其樓市泡沫頂峰時為8.9%（2006年）。穆迪分析公司（Moody’s Analytics）的研究認為，2013年房地產市場占中國GDP的23%。

中國的建設熱潮從全世界吸收資源，製造了全球商品價格的「超循環」——從化石燃料到鐵礦石和木材——提升了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的GDP增長率。因此這場熱潮的終結對於全球資本主義來說將是個壞消息。

中國：習近平反腐風暴

自十八大後，習近平掀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反腐風暴，打算借助此次清洗行動，瓦解多年來阻礙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利益集團，並獲得民眾對一黨專政和改革的支持。在黨政軍商各界擁有強大勢力的江澤民集團一直是阻撓胡溫自由化政策的幕後力量，自然成為反腐行動的打擊對象，激烈的黨內鬥爭不可避免。但今年北戴河會議的悄然結束似乎宣告了雙方抗衡已接近定局，習近平將在「太子黨」的支持下加速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可見在中共獨裁下，反​​貪腐無法超越資本主義的框架。中國一部分的勞動者可能暫時對政府產生不切實際的希望，但中共與資本家的聯手鎮壓將會打破一切幻想。

打虎拍蠅

7月29日，官方媒體宣布前政法沙皇周永康被立案審查。此前，中央軍委前副主席徐才厚已經被移送軍法機關，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據傳也被逮捕。 2013年初，習近平剛上任不久便提出「老虎蒼蠅一起打」。如今副國級「老虎」的落馬標誌著反腐行動進入高潮。除政府官員外，企業高管也是被調查的目標。據《金融時報》所說，國有企業受到的反腐沖擊最為嚴重，而跨國企業也受到影響。 《華爾街日報》於8月6日報道稱，當前的反腐行動「並不是中國共產黨內部周期性發生的普通的權力爭奪，而是一場清洗」，而且是「數十年來最徹底的一次黨內清洗」。僅今年上半年，就有8.4萬人受到紀委監察部門的處分。 8月14日更是一天之內就公布了10名廳級官員被查的消息。但是相比於貪腐官員的總量（根據2013年一次未公布的黨內調查，超過30%黨政軍官員涉及貪腐），8.4萬人連其四十分之一也不到。國內某經濟學家指出，中國的權力租金（利用公共權力所獲得的非法收益）總額占GDP的20%-30%，說明腐敗已經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習近平不可能也不準備打掉所有的貪官。

傑瑞米柯賓

中國：“三高”企業帶來巨大的環境代價

今年4月，國際低碳經濟研究所在其報告《中國已經成為汙染大國》中說，中國各類汙染物排放量均居世界首位，並遠遠超過自身的環境容量極限。近三十年來，中國依靠“三高”企業（高汙染、高能耗、高排放）取得了經濟總量的迅速增長，但其代價是環境狀況不斷惡化，空氣、水源、土壤遭受著空前的破壞。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引發了群眾的擔憂。中國自1996年來以來，環境群體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2012年甚至激增120%。當前中共專製統治和階級壓迫導致國內矛盾愈演愈烈，群眾的每次團結行動，都可能成為爆發全面反抗的導火索。為了平息群眾的怒火，中共開始采取措施應對突出的環境問題。根據《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中國將在2013-2017年間投入1.7萬億元治理大氣汙染。但是由於缺乏社會監督，這些資金具體怎樣使用很難為公眾所了解。

汙染西進

為改善空氣質量，北京今年將清除300家高汙染企業，其中一部分將前往河北、天津和內蒙古。盡管政府聲稱不會轉嫁汙染，但企業的改造缺乏充足資金，政府給出的承諾也沒有任何現實保證。首鋼集團將鋼鐵產業搬遷到河北唐山，就是一個轉嫁汙染的典型案例，也反映出中國東部地區“治理”環境的普遍手法。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停止燃煤發電項目後，為保證充足的電力供應，煤電只能向西部地區轉移。這樣東部一線城市就可以使用“清潔”的電力，而將廢氣和灰塵留在電力輸出地。

2012年，被稱作“中國蓄電池產業基地”的江西省宜豐縣爆發血鉛風波。起因是當地多家蓄電池廠排放的鉛塵導致大量兒童血鉛超標。宜豐政府提供優惠政策，鼓勵那些受到整治的汙染企業到當地建廠。在國內外經濟低迷的情況下，中共政府不能也不願徹底清理高汙染行業。因為大部分社會財富操控在官僚和資本家手中，改造生產模式會進一步加重政府債務負擔，要想滿足東部城市需求、帶動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就離不開“三高”企業。如果出重拳治汙拖住了經濟的腳步，隱藏在光鮮表面下的爛瘡就會曝露出來，對於中共政權來說其後果遠比環境問題嚴重的多。

世界工廠的汙染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表面上擔憂中國的環境汙染，例如試圖向進口商品征收碳關稅，卻難掩其偽善面目。1960年代開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向外轉移高汙染企業，中國就是一個重要接收地。據統計，中國引進的投資中至少有20%屬於高汙染行業。《華爾街日報》報道稱，2006年中國排放二氧化硫的三分之一以上、氮氧化物和一氧化碳的四分之一左右來自與產品出口相關的經濟活動。如果將中美貿易中相關的汙染排放物計算在內，2006年美國對這四種汙染物的排放量將要比當前數據高出6-19%。

在去年的達沃斯論壇上，美國鋁業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克勞斯．柯菲德表示，有一些行業在中國進行生產，增加的產能是不合理的，因為汙染非常嚴重。可以將這些行業放在國外進行，而且效率更高，汙染也不會發生在中國，這是一個很好的合作夥伴發展方向。換句話說，就是要把這些汙染企業搬到更落後、更缺乏環保措施的地方去。可見，與中國國內的汙染轉移相似，掌握著金融霸權的歐美資本主義自己享受著清潔的環境，卻將落後地區的人民投入廢水與廢氣之中。隨著中國國內環保措施的加強，高汙染企業為了尋求寬松的環境，很可能將生產搬到東南亞等工業化水平更低的地區。

治理環境汙染亟需社會主義方案

在資本主義製度之下，生產是為了追求利潤。無序的、過度的生產往往浪費大量資源，同時排放有害物質。等到當地群眾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們又會將汙染轉移到落後地區。資產階級仍舊大肆斂財，受愚弄的卻是人民。另外資產階級政府會將環境治理外包給私人企業。也就是說資產階級為了清除他們自己所製造的汙染而向人民伸手要錢。環保行業的資本家借此裝滿了自己的錢包，而該行業的工人和其他勞動者一樣受到剝削。可見資產階級並非關心人類的共同家園，而是視之為另一個可以增值其資本的行業。

為了解決環境汙染，我們必須提出並堅持一個社會主義方案：各地組織居民委員會審查當地企業生產狀況，關停高汙染企業，只有各地居民都組織起來才能阻止汙染向其他地區轉移。只有將行業和銀行國有化，並將之交由工人民主管理，按照群眾的需求而非資本家的貪欲進行生產，才能避免資源浪費，減少有害物質的排放，並且打破石油業的既得利益，方能推行潔凈能源。只有國際上實行民主監督的計劃經濟，才能避免將落後國家變成發達資本主義的“環境避難所”。

如履薄冰的中國經濟

中國內地的經濟走向一直是世界各國所關註的焦點，房地產價格下跌、大量工業產能過盛，以及銀行危機的存在風險。中國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角色相當重要，因此這狀況已令各地政府和資本家感到恐懼和戒備。

經濟危機有多遠？

零八年世界經濟危機之時，中共推出四萬億救市方案以圖刺激經濟。這政策在短期內讓中國經濟在全球危機中脫逃。但是，這不免只是飲鴆止渴式的「解決方案」，而這為經濟所帶來的缺陷惡化，特別是刺激方案鼓勵金融投機的浪潮，造成了龐大債務。

最為明顯的，就是由於這種依靠投資而拉動經濟增長的方法，導致了今天中國內地的經濟嚴重過熱，亦即是產能過盛。比如興建了過多不必要的基建，如公路、鐵路、機場等，這些基建建成後使用率低下，也就是意味著這些基建都變成了「過盛」產能的一部份。不僅如此，在興建時所需的各種跟進工程和配套設備，鋼鐵、水泥、機械等亦會隨之而過盛。綜合各方數據，具體來說，全中國各產業的產能過盛超過50%。而引發日本長時間經濟蕭條的產能過產程度亦不過30%。

另一個引人關註的問題就是地方債務，關於這個問題，內地不少經濟學家如郎鹹平等，都作出過分析和估算，指中國可能有330個地級市負債的嚴重程度如同美國底特律（已宣告破產）。根據中國自行公布的官方資料，13年6月審計處針對36個地級市進行審查後，指出其總負債3.85萬億，其中16個市(包括9個省會)負債率超過100%，即已處於技術性破產階段。

根據內地的經濟學者計算，地方政府總負債高達68萬億，而相比之下，2012年全國GDP總額為52萬億，亦即是說中國的地方負債占GDP的比例為130%。反觀即便是深陷債務危機的「歐豬五國」（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西班牙）的平均負債比例亦不過為122%！

因此，自2012年起，中國各地地方政府紛紛發行地方債券和理財產品等，借以籌措資金償還債務。連前中國銀行董事長肖鋼亦將之稱為「龐氏騙局」（簡單而言就是指以新債抵舊債，而每一次舉債的數額和利息成本都愈來愈大，直至失去償付能力）。

綜上所述，中國經濟存在巨大危機，而危機的爆發將可能會由兩種不同的臉貌所呈現。

滯漲還是崩潰

既然中共選擇了走上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言則意味著其亦只能屈服於資本主義體育的內在邏輯，中國即使以市場經濟為主導，輔以宏觀調控的所謂「中國模式」，過去曾被一些西方經濟學者所稱頌，但時至今日最終也擺脫不了馬克思的「詛咒」－資本主義是一個自我矛盾的體系，必然會出現周期性經濟衰退。

零八年為應對經濟危機而闊綽出手的方案更似是病急亂投醫之舉，使得熱錢在國內市場全面泛濫，淹沒了幾乎每一個有利可圖的經濟板塊。如太陽能產業就因其利潤高，投產所需準備時間短等因素在短時間內吸引了大量資本，使得現時全國太陽能產能過盛高達92%。

即使指假如全國太陽產業從此停止增長，而同時市場對太陽能設備的需求每年增加3%，那麽就要整整24年才能完全消化現時過盛的產能，亦即是說整個產業將可能面臨24年甚至更長時間的蕭條！而產能過盛絕不僅僅出現在太陽能產業，數據指出，中國造船業現時過盛91%、風能70%、不銹鋼60%、煤化工50%、機械和汽車卡車約50%、鋼鐵水泥超過30 %，幾乎函蓋了整個國家的重工業領域。

而在地產市場上，中國房地產市場現時已出現危機的端倪。很多二三線城市甚至一些一線省會城市的地產市場已開始走到下坡路。這是由於過去十多年來近乎瘋狂的地產建設，造成大量房屋空置，變成一個又一個的鬼城。如內蒙烏蘭包托的情況甚至達到了即使全市所有家庭分配一套房屋，仍不足以填滿空置量的情況。

正如習近平提及增長減速會成為「新常態」，高經濟增長的時代已經結束。中國經濟會面臨兩個選擇－ 軟著陸或硬著陸。

但事實上所謂的軟著陸也不見得有多「軟」。因為在消化產能的同時意味著全國重工業的大蕭條，意味著更多工人失業，同時地產房價的下跌亦令城市的中產階級各下流動，加上嚴重的通漲以及不可避免的人口老化問題。這些問題也會隨著經濟蕭條而集中爆發，因此所謂的「軟著陸」對中共政權而言就如同走進地雷陣一樣。雖然現在習李不想動用重大的刺激方案，但如果面臨嚴重的放緩或崩潰，他們不免會使用更多「國家資本主義」的調控手段，特別是要求銀行投放更多信貸。這些手段只能換取時間，但未來要付出更大代價。經濟危機只會進一步重挫中共獨裁政權，令其命懸一線。

中共自其資本主義復辟以來，一直企圖以經濟的「高增長」緩和和掩蓋在其專製下底層人民的巨大不滿。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商品輸出，在很大程度上支撐著現時如履薄冰的世界資本主義體製，故此，中國的經濟危機會進一步重挫全球資本主義體製。讓我們組織起工人的力量，才能從廿一世紀資本主義下的大規模失業與一潭經濟死水中逃出生天。

中國：龐大監控的維穩工程

中國政府為了維持集權統治，一直牢牢地控製著傳統三大媒體 － 電視、廣播、報刊。互聯網和新興手機技術在中國極速普及，令當局必須嚴陣以待，加強監控。中國的監控工程龐大，從每年的「維穩」費上已能反映出來。中共的「維穩」經費已經高得不再公布，但過去4年都超越軍費，可見中共最懼怕的不是其他帝國勢力的來犯，反而是中國國內每年超過25萬宗的群眾運動。中共每每動用媒體的監控、網上言論的封殺，將群眾運動推到中共可以控製的範圍以內，但這只會令社會的積怨矛盾不斷累積，為專製獨裁政權爭取多一天茍延殘存的機會而已。

習近平上臺後的監控

去年中共第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夕，就曾傳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打壓言論自由的談話內容，其中的「互聯網已成為輿論鬥爭的主戰場，搞不好會成為我們的心頭之患。」、「對那些惡意攻擊黨的言論，都不能為之提供空間，一切數位報刊、移動電視、手機媒體、手機短訊、微信、博客、論壇等新興媒體，都不能為之提供方便。」都揭示出中共對網絡監控的重視，鉗製言論、新聞自由、阻截訊息流通正是中共的當前首要任務。最近，多位網絡名人如董如彬、王立銘等被以「網路造謠」的罪名被捕，顯示習近平上臺後對網絡言論禁製從未有一刻松綁。

如今的世界局勢，除了網絡監控外，網絡戰爭也是令國際局勢不斷升溫的一個戰線，當中周邊國家如印度、北韓、南韓、日本都已在建構網絡戰部隊的同時，美國則在2009年宣布成立網路戰司令部，擁有屬於自己的 「網軍」，但現時為止中國官方仍對中國是否擁有 「網絡軍隊」 矢口否認，聲稱中國網絡空間基本不設防狀態，是很難令人信服的。

網絡的監控

在中國，曾經被廣泛報導的「金盾工程」，又稱為「全國公安工作信息化工程」，是為極權暴政下產生出的一個龐大網絡監控項目。這項目名義上是打擊犯罪、增加信息共享，實際上用於幹擾、監控、審查和封鎖中國大陸境內的公民電話、互聯網等信息傳送活動，更重要的是為了當局拘捕維權異見人士提供更有效的平臺，包括上訪戶、迫遷戶、獨立作家等。

中國無國界記者形容中國網絡監控為「目前是世界上最嚴厲的網絡控製製度」。在3月中旬，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網民監獄」就至少有70人因為網路活動而被中共當局收押，而且被監禁的30名記者中至少有3人是因為他們在網上發表的文章而被判刑。上月，中共國家網際網路信息辦公室（國信辦）副主任王秀軍稱現時中共的網際網路管理上升到最高層面，當中政治安全是根本。中共的網絡監控時有遇到反對聲音，可是當局卻又是不斷將監控力度提高。

在2007年在全國爆發的反對PX化工廠的鬥爭裏，主流媒體普遍失聲之下，廈門巿民就是利用手機短信傳播訊息，顯示科技的進步為言論窒息的民眾打出一絲的缺口，可是中國政府部門也推出 「手機實名製」以加強控製，強迫手機用戶以真名登記，配合與中國三大網絡營運商的協助，以關鍵字、限製點對點的流量等作手段控製資訊流通。

2011年，上海一小段路段被揭發安裝了75個監控鏡頭，因而引起大量民眾反對，最後中共不得不拆除一些監控鏡頭。而據《新唐人電視》報導，上海公共安全產品國際展覽會（上海安博展）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共花費1,000億人民幣購買2萬個監控攝像系統用於所謂維穩。

《華爾街日報》亦指出，在中國的公共場所總共約有近一億個監控攝像頭，而當中只有1千萬個為民間所用，其余的都用於監控公共場所，這些攝像鏡頭不只是安裝在街道，更有些是安裝在計程車和餐館等。中國的監控市場在未來5年內，仍將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長。而中國無國界記者更揭露，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擁有數萬 「網絡檢察員」 和 「網路警察」的國家。中國各省、巿公安系統都建立了網絡監控特殊部隊。 「網路警察」在過去十年更已逮捕了幾百名​​網上作家和網絡上的異見者。

哈佛大學政治學的一名教授－ 金加裏（Gary King）就嘗試研究中國網絡審查製度，他赫然發現中國的互聯網審查是針對集體性行動而非批評性言論的，這表示中國政府更懼怕人們組織行動起來，就像中東阿拉伯之春的時候一樣，當人們走上街頭反抗暴政，就是推倒政權的最大力量。中共了解到互聯網可以快速動員群眾走上街頭，所以網絡的監控就是維護政權的重要一環。

廢除秘密監控系統

資本主義就是代表國與國之間必須維系資本家利益而不斷軍事化擴張，故此，網絡戰爭、網絡監控、加強鎮壓機器是理所當然地會發生，損害的就只有平民百姓的私穩、言論自由和被拉扯入無情的戰爭之內。從斯諾登事件中，可見資產階級民主的美國的網路監控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以反對「煽動顛覆國家勢力」甚至是「反恐」為名，不斷侵害平民的言論自由及私隱權。一個真正言論自由的社會主義組織，應該以廢除國​​安監控，全面保衛言論自由和私穩權。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停止政治審治，捍衛言論自由

停止政治檢控及迫害異見分子

廢除秘密監控系統，停止一切反民主的監視行動

打倒私營媒體和科技企業的壟斷，由公共民主控製，要真正的媒體自由

中國：學費高、質素低、難找工，全國學生苦不堪言

2012年，中國高等教育在校生達3,325萬人，從規模來看位居世界第一。但由於龐大的人口基數，其毛入學率僅有30%（世界平均水平為36.06%）。 在不斷增加的高校學生人數下，隱藏著學費負擔加重、高校教育質量下滑、高校畢業生就業困難等問題。學生對教育體製的不滿直接指向中共政府，使其越來越難掌控期待變革的青年人。

傑瑞米柯賓

中國草根左翼的復蘇

是什麽使毛澤東主義等左翼思想得到越來越多青年人的支持？

近年，盡管政府周期性地打壓左翼網站和左翼活動者，但中國還是出現了左翼思想的回潮。有評論員稱，是習近平自己令毛澤東主義復興了。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訪問了一直緊跟最新動態的紅馬（筆名）。

今天的中國青年越來越認同毛澤東主義，為什麽會出現這一趨勢？

大體上說，中國從1990年代開始出現各種左翼思想的回潮，其中毛派是最廣泛的並占據著主導地位。但也有其他一些左翼派別，如托洛茨基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所謂的新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等。

1980年代之後，由於資本主義復辟，新自由主義政策興起，當今的中國社會出現了尖銳的貧富分化、社會不公、對工人和社會弱勢群體的壓迫，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與殘酷現實間的​​出現巨大差距。 所有這些問題都促使熱血青年們去質疑當代社會，並尋找一個左翼替代方案。

近些年來，這一趨勢開始加速發展。馬克思說：「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1949年革命和及後的毛澤東紅色中國，在早期取得了巨大進步， 所以盡管後來造成了不可思議的災難，並成為資本主義復辟的溫床，但一些激進群體還是選擇了毛澤東主義作為武器，以質疑、挑戰和反抗現政權及其資本主義模式。這是可理解的。

同時，為了維護其統治與合法地位，政府和中共仍把毛澤東的形象和「社會主義」一詞用作「紅色遮羞布」，為其資本主義統治地位與合法性護航。

習近平也在其統治之中註入了一些毛派「風格」—這是向左轉嗎？ 左傾青年和毛派如何看待習近平的「毛澤東主義」？

盡管習近平在演講時，用到一些毛派措辭，甚至「馬克思主義」言論，但人們從中看不到任何向左轉的具體措施，反而恰好相反。 實際上，習近平和政府正在進一步實施所謂的「改革」政策，包括國有財產私有化，例如鐵路和石油業、金融領域的自由化、土地和土地使用權的自由市場，等等。

有人相信，習近平正在復製所謂的重慶模式，只是拋開了身陷囹圄的薄熙來。 這是因為習近平發動了一場全國運動，打擊腐敗高級官員、非法黑幫和色情行業。這些運動可以贏得一些公眾支持，在一段時間內也包括一些左翼人士，但這和左翼政治沒有任何共通之處。正如許多媒體所觀察到，習近平在樹立自己的個人權威，以此取代之前「集體寡頭」的黨內體系。

在演講中，習近平多次強調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改革時代的聯系，也強調了民族主義的中國夢與美國夢之間的關系。 他似乎想采取一種實用的國家資本主義來進行統治。

薄熙來被定性為新毛派最突出的中共領導人，正在監獄中服無期徒刑。薄有沒有社會的支持？ 他和年輕的新毛派有著怎樣的關系？

薄熙來及其「重慶模式」在左翼中仍有一些支持。 重慶模式從來都不是一個「社會主義模式」，而是國家資本主義再加上一些民粹宣傳。即便在挺薄的毛派中，也有很多人認同這一點。

由於政府在薄熙來貪汙案中沒有向公眾出示足夠令人信服的證據，薄熙來的魅力，加上中共其他高官的醜聞，反倒幫助他贏得了一些左翼群體（毛派），甚至群眾的支持和同情。 所以，在被判處無期徒刑之後，他的支持度實際上相對更大。 所謂的「中國至憲黨」在2013年11月由挺薄人士成立，就是一個例子。在薄熙來被捕（2012年5月）一周年時，網上出現了一些受歡迎文章和視頻，對他表示贊頌。

現在社交媒體上出現了關於19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激烈討論，背後是什麽？

現在，中共官僚與資本家互相勾結，剝削勞動者，並享受著巨大的財富和特權。 這一局面似乎證實了毛澤東和造反派關於「資本主義復辟」的警告，因而合理化了由其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所以一般來說，中國的左翼青年贊同文革。 即便是那些不支持毛澤東和毛主義的左派，也會支持文革的一些要素，作為一場從下發起的左翼民粹運動。

同時，政府和（中共黨內外的）自由派都害怕群眾運動會造成混亂。 對他們來說，文革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尤其在其初階段。 這就是為什麽在薄​​熙來被捕時，前國家總理溫家寶在新聞發布會上警告說，文革可能重演。 許多自由派和主流媒體認為，一個壞秩序，例如中共獨裁，總比沒秩序好得多，所以他們竭力警告和抹黑文革。

事實上，中國政府從來都沒真正公開過文革的真相。在文革期間，局勢接近半內戰狀態。中共官僚的敵對派系明爭暗鬥，但也有官僚鎮壓一些平民的反抗。在文革和1976年政變之後，數百萬平民造反派遭到嚴厲的清洗、鎮壓和監禁，結果鄧小平和保守官僚集團奪取政治權力，為復辟資本主義鋪平了道路。

中共政權不分左右，打壓兩派的異見人士。在批評中共政權方面，想要民主和更多「自由市場」政策的自由派，有可能和新毛派找到共通點嗎？

在大多數問題上，自由派和新毛派似乎沒有什麽共同點。一方面，即便經歷過2008年金融危機，中國自由派仍對西方資本主義存有極大的幻想。 自由派的核心群體強烈反對任何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 那些反對「放任資本主義」的左翼自由派在中國只是少數。

另一方面，許多中國毛派盲目地、無條件地保衛毛澤東及其在1949-1976年間的統治。 他們深深地懷疑著「資產階級民主權利」。而且，溫和自由派（改革派）和軟毛派（所謂的「救黨派」）有著不同的立場，但有相同的基本路線，就是把所有希望放在改良中共上。當然，毛派和自由派所設想的改良是相互對立的。

之前我們曾聽說，有一群規模小的青年認同托洛茨基主義，而不是毛澤東主義。在今天，對托洛茨基主義的興趣有多大，這興趣是否在增長？

托洛茨基和托派思想還並不為中國公眾所熟知，但是它在一群左翼青年中越來越受歡迎。這一傾向可以追溯到21世紀的頭10年。一群由數百人至上千人的年輕人，通過百度（baidu.com）討論群、豆瓣（douban.com）、QQ聊天群和微博（weibo.com）等途徑，在網絡上下定期討論和學習托洛茨基主義。

他們大多數在轉向托洛茨基主義之前，都對毛澤東主義、所謂的「官方社會主義」或自由主義等政治主張感興趣。 他們支持施行公有製、工人民主和國際主義的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其中一些人為各種國際托派網站撰稿、翻譯文章和雜誌，如工人國際委員會（socialistworld.net）與馬克思主義文庫（ marxists.org）。 一些人至少部分參與到工人鬥爭之中（加入非政府組織、為工人製作小冊子/雜誌）。除此之外，更廣泛的左翼青年，甚至是一些毛派，開始對托洛茨基主義感興趣並表示友好。例如，一些青年毛派說，在現階段的中國，毛派和托派在各種政治問題上有「80%的共同點」。托派希望和毛派合作反對資本主義，當然同時仍堅持一些關鍵性的原則。

杭州反焚化爐示威沖擊中共政權

今年三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大張旗鼓，承諾要“向霧霾宣戰”。但看到這周末杭州市余杭區的血腥鎮壓場面，中央更似是“向反霧霾的示威者宣戰”。於5月10日，大批民眾發起抗爭運動，反對當地政府興建垃圾焚化爐，但遭受到數百名防暴公安強行鎮壓，釀成流血沖突。期間民眾堵塞高速大道，人數有近5千，有傳更達至3萬人。

近幾星期，在距離省會杭州市中心約20公裏的余杭區，群眾每天都有發起和平的示威遊行。由於焚化爐釋出致癌物質，增加當地居民患癌率，因此各個城市的民眾對興建垃圾焚化爐的反對聲音不斷。根據一個官方來源的數字，自九十年代中起，針對環境問題的“群體性事件”次數，平均每年上升29%。正於一個月前，廣東省茂名市亦爆發千人示威，反對政府在當地興建化工廠，最終迫使政府“重新檢視”計劃。

上星期六，在余杭爆發了暴力事件，發展的模式似曾相識。事由於原本當地官員在群眾壓力下，擱置興建焚化爐，但浙江省省長李強到訪余杭，推翻了這個決定。於是，數千名示威者聚集並堵塞高速公路中心，要求暫停計劃。

一如既往，警方嚴厲鎮壓，成為了問題的禍根。警察與防暴公安封鎖道路，並部署警力。官方消息指出，至少39人受傷，包括29名公安。但網上流傳多張相片，發現受傷示威人數更高，很多都頭破血流，而相片其後即被網絡審查迅速刪除。而根據官方媒體報導，大約30輛汽車，包括6部警車，被翻倒或摧毀。這次警民的激烈暴力沖突顯示了，在中國鎮壓式的獨裁製度下，人民對於中共加速實行的新自由主義親商政策，聚積著爆炸性的極大不滿。

《每日電訊報》的駐上海記者，湯姆．菲利普斯報導：“在星期六，發生沖突的初期，據報導一名示威者受傷及被送往醫院。這引發更多的暴力沖突，一直至星期六晚上。但中央電視播放的卻只有數名男子用拳頭襲擊一名公安，以及安全部隊逃離一群用玻璃瓶擲向他們的暴民。”沖突之後，余杭進入變相戒嚴狀態，警方已封鎖示威地區中心中泰鄉，並通緝照片被公開的疑犯。官方媒體表示，已有53人被警方逮捕。

鎮壓與威脅

余杭的居民表示，政府從沒有知會他們關於的興建焚化爐的計劃，亦沒有進行環境評估。一群獨立的環保人士自己進行了一項調查，並公布了結果，令當地居民警覺起來。《鄭州晚報》報導，今年四月，民眾收集了約二萬個聯署，反對興建焚燒爐。

由四月底起，數百名群眾每天聚集於余杭政府的辦公室外示威。於5月10日的騷亂之前，已有中泰鄉當地居民投訴被公安威脅、恐嚇及毆打。而前中泰鄉的村長亦因反對焚化爐工程計劃，而被高層官員迫使他辭職。隨著抗議行動的開始，所有被發現的參與者都被當地政府恐嚇。教師和學生都收到由當局發送的短信，警告不要簽署請願書。當地居民向自由亞洲電臺表示：“如果你參加的話，他們會打電話恐嚇你。如果你是父母，他們會發短信給你，威嚇你和孩子不要參與。”

正如在其他大規模的抗議運動裏，包工人罷工，線上聊天室在協調行動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這些線上工具也被網絡審查。即使星期六警方大規模鎮壓群眾，一群中學生仍然勇於星期日5月11日的晚上繼續遊行。

環境荒廢

近年，反汙染抗爭運動的力量不斷壯大，余杭的抗爭就是其中一例。由於中共獨裁面臨環境的崩潰，嚴重的空氣、水質和土壤汙染。有“空氣末日”之稱的巨大煙霧雲現象，癱瘓了主要城市人民的正常生活，尤其於中國北方。科學家警告，如此極端的空氣汙染問題，就像一個核冬天，減慢了植物光合作用的過程，會對中國的糧食供應造成威脅。上個月的一份報告顯示，近五分之一的中國耕地被重金屬及其他工業廢渣汙染，證實了人民對於食品安全的擔憂。

若然余杭的焚化爐建成，將會是全亞洲最大的垃圾焚化爐，每年可處理超過100萬噸的廢物。中央政府亦正策劃“垃圾焚燒大躍進”，未來數年內將會有大約300個焚化爐，興建於全國各個地方，處理城市的大量垃圾。民眾擔心若然沒有加置合適的過瀘器，以過瀘焚化爐釋放出有毒物質，如汞和二惡英，會引致癌癥。但政府貪腐情況嚴重，加上安全和環保標準一向疏忽得惡名昭彰，只會令公眾更為焦慮。

一名余杭居民向香港的《南華早報》表示：“我們根本不相信政府的話。他們說會按歐洲環境標準來興建焚燒爐，但我沒有辦法信任他們。”

由於政府以往只會於示威行動的壓力下“假撤回”，其後秘密重新推行，民眾對於中共政權已變得不再信任。這解釋了為什麽在余杭抗爭中，即管地方地府已表示撤回，但運動依然升溫。在上星期，政府宣布不能在沒有人民支持下進行項目。可是很明顯地，一個獨裁國家只會強硬打壓人民表達反對的意見，因此這句話根本沒有意思。

余杭示威運動亦是對於中國社會爆發將至的另一個警示。雖然暫時還沒有官方的數據，但相信每年約有十萬宗“群體性事件”爆發，包括環保抗議、農村抗爭，以及工人罷工。在三月底，茂名市爆發反對興建化工廠的示威，之前寧波、昆明、大連等地出現類似的抗爭行動。幾星期前，東莞的大型鞋廠工人亦爆發了數十年來最大規模的罷工，大大沖擊了中共政權。這次罷工可能正正預示著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動蕩，工人對於工廠倒閉、拖欠工資，及扣繳社保等不公情況的不滿已達到沸點。

社會主義者與中國勞工論壇強調，需要將工人鬥爭以及更廣泛的民主運動，與正在覺醒的環保運動連系起來。有需要發起運動，要求政府釋放所有被逮捕的反汙染示威者，亦需要獨立調查余杭的鎮壓情況。這與要求釋放被判監的工人代表和反腐維權人士的情況一樣。這些運動都需要與爭取一個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以取代漠視環境破壞的資本主義“市場”。

傑瑞米柯賓

外國媒體普遍預計，官方很快會發表聲明，宣布如何處置前政法沙皇周永康。他從去年年底以來一直被軟禁著。周永康是前任的政治局常委，如果他被帶往審訊，會是中共首次如此高級的卸任領導被審。《路透社》（3月30日）引述不透露身份的中國官員說：“在過去4個月中，周永康的親屬、政治盟友、手下和下屬總共超過300人，也已經被拘捕和審問。”

這些只是周永康從前建立起的關系網的一部分，包括在四川省政府、石油業和國安機構。自從1990年代中共擁護資本主義以來，這些圍繞在高官及其家屬周圍的關系網，就在中共內部大量擴散。被捕者包括，中石油前董事長蔣潔敏（在福布斯全球500大企業中排行第5），以及公安部副部長李東生。周永康有超過10名親屬已經被拘留，包括他的妻子、兄弟、兒子和媳婦。在此次打貪過程中，調查人員追查到了900億元的駭人巨款。

據《金融時報》所說，周永康“可能是中國最有權勢的人”。報章又將周比作迪克．切尼（前美國副總統）以及J．埃德加．胡佛（前聯邦調查局局長）的中國混合版，因為周事實上掌控著石油業和國安部隊。2012年11月，當周永康從中共政治局常委卸任後，緊接著其所謂“石油幫”的黨羽就開始被清洗，當時也是習近平剛接管了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在2008至2012年周永康在任其間，國內維穩費用（法院、監獄、調查人員和警察）上升了一倍，超過了軍費開支，等同於越南全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這一情況表明了中共政權內憂甚於外患。今年開始，維穩費用成了敏感話題，中共不再對外公布。

周永康是前太子黨領袖薄熙來的主要支持者，現在薄已因貪汙而被判處無期徒刑。裴敏欣教授認為，和周永康相比，薄熙來“看起來只是小偷小摸”。裴敏欣作出預言，周永康一案將是“涉及共產黨高級領導人的最醜陋的和最聳動的醜聞。”問題在於，習近平和中共領導層擔負得起揭露家醜的風險嗎？還是會控製事情以減輕破壞？正如我們在“中國勞工論壇”所解釋過：“罪行驚人得令中共高層面對兩難局面。因為在對周永康的調查審判中，可能把整個政權拉入政治醜聞的泥潭。”

周永康不僅涉嫌貪汙，而且還被懷疑參與其他一連串犯罪活動，包括謀殺和勾結犯罪團夥。據推測，他和薄熙來密謀反對習近平，有人認為這是習近平追查周永康的主因。習的舉動打破了黨內“刑不上常委”的不成文規定。然而，從周永康正式立案被拖延多久，可見習近平權衡事件的潛在危險，因為上層鬥爭激化可能引發一場廣泛的政治危機。

《華爾街日報》（2014年4月22日）說：“如果習近平真的以清理黨內腐敗的名義向國家上層宣戰，可為政局穩定帶來墳墓。”

三分之一官員是腐敗的

大規模貪腐遍布中共黨國。官員及其後代利用自身職位，聚斂財富，且攫取關鍵經濟資產的所有權。2013年一次未公布的黨內調查發現，超過30%黨政軍官員涉入貪腐。

盡管許多中國人會覺得這數字太低，但該報告仍讓我們了解到官員腐敗的規模。習近平的清洗行動僅僅觸及了問題的表面。這並不是偶然的，因為他的目標一直是局限的、有針對性的運動。一位接近中共領導層的不具名消息人士告訴《路透社》：“如果習近平逮捕所有貪腐官員，那政府就會癱瘓。”

習近平在多次場合警告說，腐敗威脅到中共政權的存亡。到目前為止，“老虎蒼蠅一起打”的運動已經調查了20名部長級官員，其中有一半與周永康及“石油幫”相關。

此外，習近平的禁止奢華鋪張的儀式，成功抑製了一些浪費，縮窄了名牌與名酒的市場。這些奢侈品往往被用作賄賂，根據一項國際調查，禁止奢華令中國GDP消失了1.5%（8,450億元）。在二月，在中國“性都”東莞的掃黃行動中，有數百名人被捕，包括貪腐的警官。黃色事業占當地GDP的10-12%。這次掃黃令公眾意見兩極化，有很多人反對檢控及羞辱性工作者，而有錢的嫖客通常沒無脫身。另外一些人將東莞掃黃貶為鬧劇，指很多酒店和夜總會在掃黃前預先收到警察警告。

為什麽是周永康？

習近平希望反腐運動可以同時實現幾個目標：鞏固自己的地位，同時透過加強控製愈來愈自把自為的地方政府以及國有企業，令政權重新集中權力。清洗延續至解放軍，是因為習近平要鞏固對這個中共統治利器的控製。鄧小平曾經利用1979年對越南的戰爭（解放軍在這戰爭中慘敗）去清洗毛澤東的死忠，從而清除抵抗鄧小平與走資“改革”的勢力。習近平下令逮捕將領徐才厚與谷俊山被逮捕，後者被指受賄而出賣軍隊中的晉升機會。谷俊山被指控售賣了上百個官位，並從出售軍地中獲利。“如果一個上校想成為少將，要掏大約3千萬元人民幣。”一個軍隊中的消息來源告訴《路透社》。調查員從谷家中搜到四車財物，當中包括一尊純金毛澤東。

周永康從前是一位碰不得的人物，習近平將他扳倒，可以自己樹立成一個“強勢領導人”，並向其他潛在的反對者發出警告，包括地方政府，以及黨內的許多關系網。習近平通過這種方式，使中下層政府擺脫今天這種以債務驅動而不能持續的增長模式。這模式不僅是貪汙的溫床，更重要的是會令中國走向經濟崩潰。

有報道稱，浙江省作為習近平從前的權力基地，以及私人資本主義的據點，他計劃從浙江省提拔200名“具改革思想的”官員，安排到黨、政、軍內的關鍵崗位上，借此推行他的經濟改革方案。一名中共內部人士對《路透社》說：“反腐行動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這目的是把他自己的人和想法一致的官員提拔到重要崗位上去，從而推進改革。

“紅色貴族”的財富

周永康家族及黨羽被圍捕的事件中，讓我們看到中國“紅色精英”所聚斂的巨額財富。檢察官和反腐人員所凍結的銀行賬戶中有存款370億元，所查獲的債券、股票、珠寶和金條總價值達510億元。

《紐約客》評論說：“關於這批資產，有很多事我們還不清楚。比如，有多少是為企業所持有的，又有哪些與周氏家族有直接關系。但是我們應該仔細想想這一點：一群中國公務員及其助手所積累的財富比阿爾巴尼亞的國民生產總值還要多一些。”

《紐約時報》有一份深入報告（2014年4月19日），提供了周永康直系親屬的財富細節。周永康41歲的兒子通過出售設備予國有油田和全國數千個加油站，賺到了數百萬美元。這正是中共高官子女借助官職盈利的典型。《紐約時報》報告發現，周永康的三個親屬在至少37家公司持有或控製股份。這些公司涉及能源行業、房地產和其他領域。周氏家族已記錄在案的財富至少有10億元。《紐約時報》評論道：“這些資產也使周永康 － 2007至2012年的政治局常委中的第三人物 － 的家族的財富超過1.5億美元（約合9.3億元人民幣）”

換句話說，根據“記錄在案的財富”，在上一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人民幣億萬富翁。除了周永康，另外兩個分別是溫家寶和習近平自己。這就留下了一個問題，在中共領導高層及其家族手中還有多少“未記錄在案的財富”。

中共最高領導人所有的私人財富令英國的“百萬富翁內閣”相形見絀。英國議會中最富有的上院領袖斯特拉斯克萊德勛爵有1,600萬美元的財富，但周氏家族超過其10倍。據報導，習近平家族的財富是3.7億美元，是萊德的23倍。

失去控製？

中共精英的驚人財富也就告訴了我們，為什麽習近平面對越來越大的壓力，迫使他“緩和”反腐運動。在中共上層中，就誰是下一個目標，以及大規模內部沖突的風險，響起了愈來愈大的警號。上個月，87歲的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力勸習近平放慢行動。《金融時報》引述江澤民的話說：“反腐的步子不能太大。”這篇報道說，前國家主席胡錦濤也表示了類似的顧慮。在這兩個例子中，從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恐懼可見，他們擔心反腐行動會使政權發生動蕩。在政權裏，一個保證互相破壞的體製要抑製各派別與財閥的權鬥。

“中國的反腐運動可能會失控。在習近平感到完全鞏固權力之後，就必須喚走他的狗。”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埃德．周如此說到。

但是，對習近平來說，講比做容易得多。反腐運動可以有自己的邏輯發展，第一，面對公眾反腐的輿論壓力，中共需要緩和憤怒，第二，為了在權鬥中取得優勢，這兩點也會迫使中共領導拉開新的反腐戰線。最近，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被捕，就是另一條戰線，而有傳另一名前政治局委員賀國強被懷疑包庇宋林。華潤集團控製2,400間公司，雇用50萬人，被指控以過高價格收購山西的煤礦業，損失了數十億人民幣。宋林的女友為一名香港的投資銀行家，她被指控為宋洗黑錢，聚斂超過10億人民幣的財富。

由於周永康被審判的話在政治上相當敏感，因此一直被拖延正式立案，令人懷疑因此他可以避免檢控，或者被無限期軟禁，就如前黨總書記趙紫陽一樣。習近平打破了周的權力根基，但會因此而滿足而放手嗎？更有可能的是，案件之所以被拖延，是因為需要炮製一個純粹關於經濟腐敗的案件，並讓當局政權掩蓋爆炸性的議題，包括企圖發動政變和謀殺。如果周永康現在被免罪的話，會削弱反腐運動及習近平領導層的誠信。

《學習時報》前副總編輯鄧聿文提出這一意見：“如果你不能處理周永康，如果說你反腐？你在全世界面前吹捧反腐，但你現在突然停下來？這不是證明你做不到嗎？這意味著你沒有權力。如果你沒有權力，又如何改革？這是徒勞無功的。”

鞏固一黨專政

在四月，“新公民運動”再有四名成員上庭受審，被指控“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當中最高被判監三年半。加上許誌永在一月被判監四年，該團體共有十人因為要求公開官員財產而坐監。這些活動分子主張體製內改革，連他們都被檢控，可見習近平一方面在放松國家對經濟的控製，但卻加強中共的政治壟斷。

美國人權監察在2014年的全球報告裏指出：“當習近平大談對付腐敗，並且有很多高調的逮捕，政府卻苛刻地打壓那些揭露政府及黨高層腐敗的人。”

在習近平統治下，政府加強媒體審查、網路控製，並鎮壓工人代表、維權人士和博客。去年，向學校要求“七不講”，禁止教師談論民主、人權，以及意味深遠的“權貴資產階級”。

中共領導深知道社會和經濟危機正在深化。習近平相信，透過加強國家的鎮壓，重新集中權力，可以挽救中共政權及自己的地位。在托洛茨基這位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對1930年代斯大林獨裁的批評裏，講述了習近平想法的錯誤：

“但歷史會破壞對警察的幻想，今次也一樣。當政權與國家發展面臨不可調和的社會或政治矛盾時，鎮壓肯定可以為延長一定籌命，但長期來說，鎮壓機器自己會開始崩壞、趨向暗淡、粉踤。斯大林的警察機關正進入這階段。雅果達和葉若夫（斯大林秘密警察首腦）的命運不僅預言著貝利亞（內務人民委員部首腦），但也預言到三人的共同首領的命運。”（大清洗的結算表，托洛茨基，1939年6月10日）

這幫助我們了解到，對前政法沙皇的清洗意味之深遠。

習近平的訪歐之旅－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

從索契到歐洲，習近平上演了一出近乎完美的「外交秀」。此時已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第6個年頭。歐洲仍在經歷著削支政策和對工人生活水平的打擊，不僅沒有走出經濟低谷，反而陷入常態性的低迷。此起彼伏的群眾鬥爭雖然沒有推翻資本主義製度，但無疑在動搖資產階級的統治基礎。 另一方面，自由化改革使中國不可避免地掉入資本主義困境。加上來自西方的震蕩和沖擊，中共統治者被迫在狹小的資本主義圈子裏尋找出路：對外「合作」、對內「改革」。

經濟之旅

《BBC》報道稱，習近平來到歐洲時帶著一個200人的商業代表團，出訪的核心目的顯而易見。 2008年經濟危機後，中國難以維持原來的發展速度。而且在資源和市場的雙重擠壓之下，中國加工出口企業大量倒閉。沿海地區工廠老板跑路潮引發了激烈的工人鬥爭，使人聯想起臺灣的「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抗爭事件。罷工代表吳貴軍被捕就是因資本家跑路賴帳而起。

面對困局，中共政府不得不采取對策。歐盟是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中國是歐盟第二大貿易夥伴。而習近平訪歐期間一直沒有離開的話題就是「開放市場」。 11天內，中國和歐洲四國簽署了120多項合作協議，價值700多億美元，並且提出了建設自由貿易區的可能。資本和商品將在亞歐大陸上更順暢地流通，而工人卻被套上更沈重的枷鎖。根據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規律，中歐貿易和資本自由化將會加速寡頭壟斷的形成。在國內外資本家的聯合進攻下，工人群眾不得不承受更加露骨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也就意味著更加嚴重的剝削。

中歐戰略

2012年，奧巴馬提出了重返亞太戰略，令中美在亞太區局勢​​大為緊張，直接間接引發日本、菲律賓、越南等國與中國發生一系列領土沖突。內外交困的中共政府必須借助歐洲大陸的力量，才能製衡來自東方海上的壓力。 《BBC》發表文章稱，「利用（歐洲）這張地緣政治的王牌，北京可製衡美國，牽製俄國，還可敲打日本。中共建政以來，歐洲還沒有像今天這樣在中國的全球地緣戰略博弈中占有如此之重的份量。」習近平說中國是一只「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宣揚「中華民族是兼容並蓄、海納百川的民族」，保證「中國不走國強必霸的老路」。這一切無不是要打消歐洲統治者的顧慮。

為了拉攏歐洲，習近平需要「在亞歐大陸架起一座友誼和合作之橋」。但資本家的友誼也是有價格的。各國資產階級都想占據資源、擴張市場、牟取利潤。聯盟只會是暫時的，反目成仇不可避免。目前削支政策使經濟冷淡成為常態，局限在資本主義框架內的「合作」無法扭轉這個局面。最終在有限的資源和市場面前，中歐資產階級將會扯下面紗，拋開虛情假意的承諾。甚至在必要關頭時，以赤裸裸的經濟乃至軍事沖突作為最後手段。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

習近平在歐洲學院演講時，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帝製、君主立憲製、議會製、多黨製、總統製相並列，希望證明它只不過是一種適合於中國國情的「普通的」政治製度，可以與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和平共處」。這決不是偶然的。習近平在歐洲的每次會談都要提到「改革」這個詞，以此向歐洲資產階級表示「誠意」。 1978年後，中國由官僚計劃經濟走向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去年年底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被看作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起點。換句話說，就是新一輪經濟自由化的啟動。建設亞歐開放市場，正是中國資本主義化的外部表現。資本主義的內在規律推動中共統治者加入世界市場，尋求資本「更有效率的」運作和更多的利潤。

習近平說：「改革沒有完成時，只有進行時」，意味著希望從現時的國家資本主義體製松縛，走向全面的新自由主義化。但在經濟與政治上，這都是難以實現的。習近平訪歐以及隨後的中歐合作，預示著中國階級鬥爭在深度和廣度上的激化。

在資本主義和「民族主義」框架內裏不可能解決中國工人階級所承受的壓迫與剝削。相反，中共的資本家與西方資產階級會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共同打擊世界工人群眾鬥爭。就好像中共在柬埔寨成衣工人罷工事件中所做的那樣。但同時，中西方資本家的聯合壓迫，會讓中國工人階級看清民族主義宣傳乃至整個中共政府的惡劣本質。工人群眾要解放自己，就必須堅持國際主義原則，共同對抗世界資本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