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左派谈香港社会

傑瑞米柯賓

壓榨

赤 貧國家埃塞俄比亞（下稱埃國）是雀巢公司旗下的雀巢咖啡的咖啡豆重點生產國。這個貧窮的東非國家經歷了多年戰亂，百廢待興，但現在卻毫無寸進，除了政府的 官僚架構外，也「多虧」了雀巢公司不少。自90年代埃國，斯大林主義政府倒臺，重新對外開放時，吸引了一直覬覦這個傳統咖啡大國的跨國企業註資埃國，當中 包括了雀巢咖啡。雀巢與其他咖啡業巨擘合作壟斷埃國的咖啡豆出口市場，並把咖啡豆價格不斷壓低，務求達至利潤最大化。

每天早上的紐約期貨 交易所內，來自不同咖啡公司的交易員不斷嘶叫著殺低喊價。每一聲，便抹殺了一群埃國咖啡農的未來。據統計，於2002年，埃國咖啡豆的價格只有1960年 的1/4；於2007年，每公斤的咖啡豆由3美金被壓低至0.86美分，令埃國這個赤貧國家每年損失近8.2億美金。這筆資金，已可於當地興建2000所 小學，開展掃盲政策。令人咋舌的是，這些由埃國咖啡農以賤價出售予雀巢及其他跨國企業的咖啡豆，到了英倫半島，竟可以188倍的價錢出售，成為中產家庭或 是富有人家的「杯中物」。

雀巢公司與它的壟斷夥伴掌控著埃國的咖啡豆出口市場，令埃國人民生活水平裹足不前，無法脫貧。在一股抗議聲中， 雀巢在2006年已開設了所謂公平貿易咖啡品牌，作為平息抗議的技倆，建造企業良好形象的宣傳手段。但事實上，公平貿易咖啡產品只占了雀巢咖啡的產品不足 一成。雀巢公司對發展公平貿易的熱誠與決心顯而易見。雀巢公司與Starbucks一樣，賣幾粒「公平貿易」咖啡豆，便沾沾自喜地擺出一副正義使者、道貌 岸然的姿態，裝公平貿易的代言人，相當嘔心。

非洲的另一邊，卻有另一幕雀巢的惡行在上演著。在科特迪瓦（前稱：象牙海岸），一個供應全球 40%可可豆的國家，雀巢一直涉嫌間接介入可可豆童工的人口販賣、虐待與強製勞動。可可豆童工雖有「工」之名，卻無「工」之實，他們只是一群奴隸：生命只 值200港元左右、沒有薪水、每天工作至少14小時、嚴重缺乏食物及睡眠，更時而被監工鞭打及毆打。這種帝國主義的暴行，不禁叫人回想起糖島（Sugar Islands）的黑奴們。全球的反全球化人士、人權及勞工組織一直指控雀巢的罪行，但雀巢一直只是逃避責任。雀巢不但壓榨埃塞俄比亞咖啡農，更進行人口 販賣及利用童工，至此，有關雀巢的企業道德，相信讀者也是相當清楚的了。

也因如此，為反抗雀巢的帝國主義暴政，近年雀巢旗下不斷爆發工人 罷工及示威。但對雀巢這等「泰坦企業」而言，瓦解工運毫不困難。雀巢雇用了大批私人軍隊及黑幫，又或是壟絡當地政府出動鎮暴警察對付工人。前菲律賓雀巢工 會領袖Diosdado Fortuna因組織罷工在2005年被刺40多刀身亡、哥倫比亞的雀巢公會領袖Romero Molin疑因各媒體透露美祿內含過期奶粉而遇刺。雀巢公司更將罷工工人編入當地工廠的黑名單，令罷工工人全數長期失業，甚至賄賂當地政府，以捏造工會領 袖的犯罪資料，實行趕盡殺絕。壓榨與鎮壓: 雀巢是資本主義的最佳體現。

搶掠

一個印 度洋之隔，在東亞的巴基斯坦，旱災問題一直纏繞著當地90%的人民。雀巢公司卻無視大眾的燃眉之急，每年在卡拉奇抽取3億加侖的地下水，又在水資源供應緊 拙的拉合爾大舉搶奪水資源，令拉合爾的情形雪上加霜。雀巢在當地大力開采資源，但卻從未顧及當地人民的苦況。仿如在雀巢公司的眼中，除了金錢利益，其他一 切都是虛無且不存在的。

這毫不稀奇。雀巢公司的主席Peter Brabeck-Letmathe在上任CEO時，曾接受一輯記錄片的訪問，他竟毫不猶豫說：「我認為一般NGOs所說，水是一種基本人權這種論調相當極 端。」他更稱水資源應被私有化，人人應付得起錢才可以喝一口水。他亦稱，他認為公司的CEO除了把公司利潤最大化，便不需要負上其他社會責任。這完全反映 了雀巢公司的思考模式: 金權至上，利潤至上。雀巢無視人類利益、壓迫勞工、草菅人命……一切，都只是履行他們聲稱的「社會責任」。

回到 非洲，於2010年，雀巢被揭發對南非茶及蜜樹茶這兩種土生南非草本植物進行生物剽竊（Biopiracy），打算將這兩種土生植物製成多種商品並申請專 利。根據南非政府的《生物多樣化法案》（Biodiversity Act），任何利用南非獨有及土生生物資源作商業用途，需得到南非政府批準及與南非政府分享產品利潤。但雀巢卻從未知會當局及得到批準，這表示了雀巢是一 間流氓公司，不但踐踏工人及農民，更每每視法律為無物。

雀巢猶如達伽馬那幫暴徒般 － 周遊列國，四處虜掠，為了利益目空一切。

愚化

縱使雀巢公司是如斯野蠻暴戾，它還是有些「文明」一點的技倆的。雀巢是誤導消費者的專家，旗下的雀巢奶粉便是鐵證。

我 們都知道母乳比配方奶粉來得健康及正常。但雀巢公司卻為保護自己產品的銷路，向第三世界的文盲母親強銷人工配方奶粉，以奶粉包裝健康的金發白人嬰兒，誤導 目不識丁的母親，令她們認為人工配方奶粉比母乳更好。雀巢公司更時常誇大HIV病毒透過母乳傳染嬰兒的風險，最終令文盲母親紛紛向雀巢公司奉上所有積蓄。 但事情還未畫上句號。第三世界的水源大多都已受汙染，都是不潔凈的食水，但母親們卻以這些汙水沖泡雀巢奶粉予嬰兒飲用。結果是在第三世界內，飲用奶粉飲料 的嬰兒比飲用母乳的嬰兒，死於腹瀉的機率高出了25倍。現時每年約有1,500,000名新生嬰兒死於非母乳餵哺，每年投放70億美金蒙騙第三世界母親的 雀巢公司實在責無旁貸。

在第一世界國家，雀巢亦毫不忌諱地愚化大眾。在宣傳單張中，雀巢不斷誇大其奶粉的營養價值，經常曲解研究數據，吸引消費者購買其產品。它亦經常贊助及捐款予一些專業醫學組織，拉近雙方關系，令消費者產生錯覺，以為雀巢具有一種醫學權威，從而信任雀巢公司及其商品。

工人鬥爭　打倒雀巢資本家

雀巢在2005年榮獲Public Eye Awards的「最卑鄙公司」，並成功入選 『Hall of Shame』。8年過去，雀巢行商手法依舊卑劣。

在 每年9月21日國際反雀巢日，不少民間團體和人權組織都會發動「良心消費計劃」或推行「公平貿易」，但只要雀巢公司依舊為一小撮資本家控製，以利潤為依歸 的營運模式就不會停止。大企業的爪牙已經深入我們生活的每一處，單靠自發的消費者運動，沒有可能動員大多數群眾反對雀巢。

大財團的洗腦廣告遍布我們生活每個角落，消費者若果不加以警惕，隨時跌入危險食品的陷阱。而所謂「公平貿易」不過是將財團宣傳技倆的負擔轉嫁至消費者身上，為吸血企業購買贖罪券。故此，大眾不應盲目信任公平貿易產品；反之，應對大企業宣傳手段的標簽更為小心。

鬥 爭的出路是，組織雀巢公司的工人進行罷工抗爭，支持農民組織起來示威，反對跨國財團及世界貿易組織（WTO）等。近年中國青島、香港、菲律賓都有工人罷工 反抗，要對付跨國財團的資本家，跨國性協調的工人鬥爭也是必須的，揭破雀巢公司以暴力鎮壓工人。工人和消費者需要民主成立的委員會，監督食品安全、監督勞 工保障、環境汙染、貿易壓榨等問題，並要求財團公開數簿，將剝削和壟斷的暴行曝露於公眾眼前。只有將雀巢及與之有聯系的企業國有化，收歸工人民主管控，才 能徹底實現這些目標。

中共建國六四周年　十一大遊行

十月一日早上，職工盟發起遊行，要求中共政府立即釋放吳貴軍及在囚工運人士。約五十人的遊行隊伍在早上十一時於西區警署出發前往中聯辦抗議。中國勞工論壇的香港支持者亦有參與是次遊行。

遊行的訴求之一是釋放不久前因參與罷工而被公安拘捕的工人吳貴軍，吳貴軍被拘留超過一百天，其間並未作出任何指控或公開審訊。同時，自習近平上臺以來，除吳貴軍外亦有多名工人因組織工會或參與罷工等原因而被逮捕甚至而重判，因此遊行的主要訴求亦包括釋放所有工運人士等。

遊行隊伍抵達中聯辦後各團體開始發言。張蜀傑因為在《社會主義者》雜誌及本網站宣傳罷工而被逮捕，被監視、被迫害。中共政府表露出對工人抗爭的恐懼，而本年九月鹽田港碼頭工人罷工的成功，指出中港兩地工人階級團結的重要性。中港兩地的工人所面對的都是同一個獨裁政權，只有共同團結鬥爭才能奪回勞動成果和民主權利。

職工盟代表在所有團體發言後遞交請願信，但中聯辦方面拒絕接收。最近代表將請願信貼在中聯辦大門的門牌後散去。

支聯會、正委會及中國維權律師關註組等團體於中共建國六十四周年之際發起遊行，由銅鑼灣時代廣場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要求中共當局釋放政治犯。約有一百名市民參加。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參與是次遊行，舉起「反對白色恐怖　釋放所有政治犯」的標語。

支聯會一行人掛上近日被捕的140名異見人士名牌及其罪名(如吳貴軍及許誌永)，戴上面具，並綁上繩索，而遊行全程並無高叫口號，象征被捕人士失去自由，被迫沈默。遊行隊伍中亦有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出現。

遊行隊伍到達金鐘政府總部後，參與者高叫「沒有國慶，只有國殤」、「結束一黨專政，釋放異見人士」及「釋放許誌永」等口號，並將遊行時的名牌除下，象征被捕的異見人士最終獲釋。集會結束後人群陸續散去。

另外，社民連發起，並聯同保自聯、社會主義行動等參與組織，近百人下午二時由中環皇後像廣場計劃遊行至中聯辦，抗議中共一黨專政，要求釋放所有政治犯。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一如往年擡著棺材遊行，悼念在中共政權下被迫害的群眾。但遊行開始未幾，當隊伍步行至皇後大道，匯豐總行後方時，警察突然將遊行隊伍攔下，指遊行未根據公安條例向警務署申請批準，因此屬非法集結，要求示威者撤離馬路並服從警方指示。

「長毛」梁國雄公開反駁，指警方過去數年來一直允許同樣的遊行，指責警察的執法不公，是有意的政治打壓。其後，示威者與警察一直原地對峙數小時，並高叫「中共政治打壓可恥」、「我有權示威，無須警方批準」、「警察開路」等口號。示威期間，有十數手持五星紅旗的親建製人士在馬路的另一方集結，並向社民連等的隊伍叫囂，但警察並無阻止。

至大約四時，警察突然組成人鏈縮窄防線，警告會拘捕在場的示威者。最後，有包括梁國雄、古思堯、嚴敏華等十多名人士被警察封鎖包圍，至晚上約七時全部被警察強行搬離馬路。遊行正式結束。

過往十一的和平示威都沒有申請而順利進行，顯然今年梁振英加強對抗議聲音的打壓，我們必須加以譴責。

傑瑞米柯賓

港府扶貧政策的偽善

有關貧窮問題的討論這幾年來日漸升溫，香港在近年已成為全球先進地區貧富懸殊之首，也是全亞洲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城市（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2008／2009年度世界城市狀況：和諧城市》）。大眾對「香港繁榮富裕」這自小被灌輸的概念，已經完全幻滅。

梁振英政府的扶貧委員會在9月28日公布了香港首次製定的官方貧窮線。筆者一心以為港府不論是如何的不濟、腐敗、官僚，盡管是敷衍了事，也略懂攏絡人心之法，算是開始扶貧工作，好讓梁振英班子的民望從不堪的谷底回升。然而，瞥見那條所謂的貧窮線時，卻揭破梁振英政府的不可救藥。

港府向大眾公布的貧窮線為「入息中位數一半」。簡的來說，單身人士的貧窮線訂於$3,600，二人家庭為$7,700，三人家庭為$11,500，而四人$14,300、$14,800和$15,800。沒錯，單身人士月入$360才稱得上是貧窮。根據2012年的統計數據，本港有131萬二千人活在貧窮線下，計算福利後，貧窮人口則跌至約102萬。數字淡化了香港貧窮的實況。可笑的是，梁振英出席扶貧委員會高峰會時，強調滅貧是不可能的事，社會必然存在財富差異。可見，貧窮線不過是花瓶而已，政府不會以此設定實際的扶貧措施。

在最低工資實施後，一般基層市民月入都會超過$4000，港府居然把單身人士貧窮線訂於$3,600，明顯過低，形同虛設。在今天樓價物價高企的香港，個人月入$3,600根本不能應付基本開支。記得在本年公布財政預算案時，月入超過30萬元的曾俊華聲稱自己是「中產」！

再者，近年通漲猛於虎，7月分按年整體消費物價上升6.9%。去年住戶入息中位數的增長比通漲更低，全港打工仔女的工資都被拖低。通漲特別反映在食物、交通和租金等生活基本需要上，對基層的負擔特別沈重。純粹以入息中位數為標準，等同令窮人的生活水平隨著整體水平降低而進一步拖低。

令人反感的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還擺一副煞有介事的樣子，在政府網頁說:「具體來說，只計算收入無考慮資產，或會將一些『低收入，高資產』人士 (如較富裕的長者或退休人士) 界定為貧窮，因而誇大貧窮問題。」

香港貧窮問題癥結之一在於港府的房屋政策。現時公屋輪候冊上有22萬戶，但自曾蔭權時代伊始，政府每年只供應15,000個公屋單位，令大量基層市民不能上樓。香港2011年人口普查結果發現，香港家庭總數為230萬，而住宅單位數量卻有260萬間，即全港空置住宅單位數量差不多有23萬多間，占全部的一成左右。不少單位只作炒賣，而非自住用途，造成有屋無人住，有人無屋住的局面。另一方面，香港政府手持2,100公頃的官地，但為什麽一直不加建公屋？政府與地產商聯手囤積土地，推高房價，。明顯，公屋問題不是由地理因素造成，而是由地產因素產生的。

政府不願增建公屋解決房屋問題，現在卻提出發牌管製劏房，將「劏房合法化」。現今逾20萬的基層只可蝸居於不足200尺的劏房之中，不少單位尺租比山頂豪宅更貴。政府的思維是劏房有價有市，索性合法化。

劏房本身便違反了不少樓宇結構條例及消防條例，根據政府過往監管房屋安全的壞紀錄，可見劏房合法化後只會推高租金，房屋安全不會有任何改善。2010年馬頭圍道唐樓倒塌事件的起因，正正是業主的劏房改變了樓宇結構；2011年花園街排檔大火死的都是劏房住客，反映了劏房的消防設施極為貧乏。

在 香港壟斷市場造成小撮人的繁榮幻象背後，是一個20多萬人不能找到「瓦遮頭」，只能任由地產商宰割的「國際都會」。面對無視基層的新自由主義政府，我們除了起來抗爭便別無他法。反劏房合法化、爭取每年興建公屋5萬間、爭取全民退休保障，是窮人和工人的燃眉之急。

太古飲料工人罷工一天

太古飲料約250名運輸工人於10月3日（星期四）發動罷工，要求公司承認工會，要求公司增加人手減輕工作負擔，反對業務外判。運輸工人全體罷工，加上兩輛貨車堵塞門口，運輸服務一度癱瘓，影響到全港的麥當勞、7-11、機場、茶餐廳等飲料供應，包括可口可樂、陽光紙包飲品、糖漿等。罷工在一晚內迅速結束，勞資雙方達成三點基本訴求，但當中兩點的落實時間仍未確定。

公司業務外判

運輸工人的工資是底薪加傭金。新入職員工底薪為$180一天，傭金是根據工人運貨量而計定，例如紙包$0.36、罐裝$0.61等等。運輸工人主要不滿公司將運貨量大的業務外判，尤其是走一趟運貨量大的業務，削減了他們的傭金收入。

公司近年將賺取較多薪水的工作外判，以削減工人的工資，並打擊工會的力量。去年，工會反對公司將機場禁區運輸的業務外判，最終在公司與客戶簽署協議後，仍能成功阻止外判。但目前，外判製依然慢慢滲入公司，例如家興超市的業務已經外判至「安平」、「汝誠」等公司。

取消執貨工作

工人每天早上要負責「執水」工作，即將貨品搬上貨車上。這項工作原本由其他部門負責，因人手短缺而將負擔加在運輸工人身上。工人須要預早時間上班「執水」，而不時更因貨品分配不均而發生衡突。公司一直無誠意解決這一問題。

談判結果

淩晨時分左右，工會會長陳慶龍在罷工現場表示，要求公司立即簽訂草擬的八項勞資協議中的三點訴求，否則會繼續罷工。1) 遇上交通意外而被解雇之司機復職 2) 取消沙頭角業務外判 3) 運輸工人不用負責執水工作。

最後，陳慶龍向在場40多名留守工人表示，公司大致同意三點訴求，雖然第二和第三點未有落實時間，但急急在午夜時分宣布解散罷工。

根據職工盟網站的聲明，勞資最終達成四點協議：

1. 集體談判權

1.1 勞資定期會議：公司書面確認，同意每三個月與工會進行定期會議。
1.2 集體談判框架：工會在會議上草擬了一份集體談判協議框架，內容包括確認工會為唯一談判對象、公司如有涉及員工的權益和工作的變動，需事先和工會商討、工會理事可享有每月兩天的工會事務假等等。公司書面確認，同意在兩個月內雙方同意草擬與簽署一份有關與工會的合作關系和溝通模式的文件。

目前概況：公司承諾每三個月與工會進行定期會議。

2. 車長發生嚴重交通意外：公司表示會在今天和該車長與工會代表開會，即時安排他復職，擔任其他崗位，公司會提供與原本工作相若的薪酬。

目前概況：根據罷工工友表示，公司已經安排事故司機復職。

3. 沙頭角客戶：公司表示轉由沒有傭金的部門（中央倉車隊）進行運送是客戶要求，絕對不會外判。之後沙頭角的客戶的運送安排會再交由營業部的同事跟進，盡量爭取交回有傭金的部門（分銷部車隊）負責。

目前概況：在沙頭角業務外判問題上，公司答應「盡量爭取」交回有傭金的部門負責，目前仍未有進展，實際落實的情況仍有待觀察。

4. 車隊及分銷部的執水安排：公司承諾在三個月內和工會繼續溝通，雙方同意在切實可行情況下，在2014年內盡快執行。

目前概況：工人不應該負責執貨上車，這是最迫切的問題。但公司只表明會於2014年內解決，沒有表明確實時間，不少工人憂慮這只是無了期的等待。

總結

由碼頭罷工、高鐵地盤罷工到今次太古飲料罷工，都與工人反外判有關，可見香港工人的鬥爭信心有所提高。太古飲料的運輸工人作為直屬工，令工會的團結性更高，更有意識反對外判製度。

占領中環： 北京打擊占中，如何還擊？

占領中環激起民主運動辯論，建製派正積極動員反「占中」勢力，除了以「愛字堆」為首的激進建製派外，大學教授及教會牧師等亦組織「幫港出聲」，動員「沈默大多數」的保守中產階級反對占中。警察執法對其偏袒愈來愈明顯，動員流氓打壓反對者愈來愈猖獗。中共政治局常委張德江在9月首會見保安局局長及各紀律部隊首長時，高度贊揚紀律部隊表現。可見，這是中央未來打壓香港民主鬥爭的部署。

「占中」運動需要前進，就需要回應統治階級的攻擊，解決目前的政治任務。

占中會造成經濟損失？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攻擊占中會造成經濟損失，亦有財團威脅占中甚至資本家會因此撤資。運動從一開始就要準備商家的反擊，由工人階級成為中堅的力量，提出要挑戰商家的經濟統治權，才能迫使統治者妥協。因此，占中必須發展為工人罷工，影響現存經濟的運作，反對商家壟斷和私有製橫行。鼓動工人告訴資本家：在今天的製度，「經濟利益」是商家剝削我們的利益，與我們無關。

因此，面對資本家打擊「占中」，例如關閉工作場所而拒絕資薪，甚至撤資，我們要麽宣告運動失敗，要麽鼓動工人向前進一步，占據企業並置之於民主掌控。如果占中運動要成功爭取普選，必然挑戰資本家的統治利益，而連系至激進的社會變革，全民退休保障、八小時工作製、公營化公共設備。群眾運動的動能不是戴耀庭所能控製的。

可惜，中產階級的「占中三子」幻想一個不挑戰商家的占領中環運動，於是采取的是駝鳥政策，一邊安撫資本家不會利益受損，一邊欺騙群眾占中得到商家支持。所謂「占中死士」之一，出身商界的蔡東豪就在訪問中說：「商界是應該支持真普選，因為真普選是一個保障、一個護身符，是可以幫到商界。」苦口婆心勸說商家接受他們的好意，不過是一廂情願。

提名權的爭議

中央政府會在普選設立篩選機製，以小圈子的提名委員會阻止「反中亂港」的候選人參選。提名機製成為了重要的魔鬼細節，在親民主的民眾之間廣泛辯論。

「真普選聯」拋出三個普選提名方案，其中B方案是接受分20區選舉產生400人組成提名委員會。「占中」發起人陳健民說，若中央接受其中一個方案，或接納其主要精神，便應該不會發生占中。這表示「占中三子」會接受間接提名的方案而解散運動。民主黨的何俊仁指「公民提名」是遙不可及的方案，強調只要泛民候選人可以入閘參選，就會接受。民主黨追求的民主，不過是民主黨的參選權罷了。

學民思潮邀請泛民簽署《全民提名聯署約章》，得到公民黨、社民連、工黨等支持，但遭到民主黨和民協拒絕。但「全民提名」指的是「提名委員會由全港選民組成或全港選民擁有均等提名權」，那麽真普聯的方案也可以是「均等提名權」

當然，似乎較進取學民思潮本質與泛民無異，都是追求基本法框架內，但他們早前提出的政改方案，是認同保留功能組別至2016年的。由於不少學民成員認為方案妥協，加上有成員聲稱組織內部決議的不民主，是受到領導層壓力下，才被迫投票支持方案。這事件引發多名成員退出。

事實上，單靠「公民提名」並不足以確保公平的選舉權和被選權。中央政府可以設定高昂的參選保證金，篩走代表勞苦大眾的政黨。而且特首選舉的高昂經費，也會隔絕代表基層和工人的力量參選。將會資產階級普選的不平等，還有巨額和媒體。愈靠攏有錢人的政黨，就愈能控製媒體，

擁有資產階級民主選舉的臺灣同樣有「公民提名」機製，表面讓普通群眾有參選可能，但門檻卻設在參選和競選的經費上。去年統領聯署運動、幫助宋楚瑜參選的親民黨發言人吳玉昆指，去年宋楚瑜以公民連署方式提名參選，單單花在廣告征求聯署已800萬新臺幣(207萬港元)（《信報》，8月29日）。連資產階級的小政黨都叫苦連天，代表勞苦大眾的政黨沒有財團的鉅額資助，在這製度要參選是幾乎不可能。這解釋了為什麽臺灣藍綠兩黨即使腐敗不堪，但貧苦大眾卻不能在選票找到自己的政治代表。

在美國，參選總統所須的選舉經費極為龐大，選舉經費變成資本家的維穩費用。去年美國總統選舉，共和黨及民主黨的經費合計為156億港元，大部分是來自大財團。因此，兩黨無論哪個政黨進入議會後，自然都為商家服務。

占中會壤成暴力？

梁振英講過占中「不可能和平、不可能不犯法」，恐嚇群眾不要參加。正如筆者提過，如果「占領中環」演變成威脅政權的鬥爭，解放軍絕對會駕臨香港，即使不是立即全面血腥屠城，也要進駐香港實施戒嚴，宣示中共的主權。（激辯「占領中環」（二），本刊第22期）。建製派的言論，金融服務界立法會議員張華峰在7月問特首，向特首梁振英問及若占領中環真的實行，會否向中央請示，出動駐港部隊。民建聯區議會議員亦開腔，威脅解放軍會鎮壓「占中」。

「占中三子」顯然低估政權鎮壓的威脅，陳健民說：「中產階級人口較多，思想較和平理性，因此香港的社會沖突不會嚴重。」社會衡突的嚴重與否，並非由「理性中產」的數目多寡而定，而取決於多方面的社會條件，包括經濟環境、失業率、貧富懸殊、種族歧視的程度等。中產階級比例與香港差不多的倫敦，就在2011年發生了一場暴動。一名黑人平民遭警察槍殺後，群眾示威不幸演化成砸車、縱火和搶劫的暴力行為。這不但沒有改變英國政府打擊工人的政策，反而令警察有藉口加大鎮壓。要避免暴動爆發，不能單靠學者道德說教、倡議和平，需要組織受壓迫的群眾鬥爭，工人階級愈組織在工會、社區組織和少數族裔團體進行反抗，就愈能將憤怒聚焦在有效的反體製鬥爭，減少渲泄性和破壞性暴動的可能。

但在群眾運動中，率先動武的往往是國家機器，暴力的責任也應落在統治階級，而非群眾。就如梁振英將會動用建製流氓勢力伺機搗亂，與其消極恐懼群眾會「失控」，不如積極組織群眾的糾察隊進行防衛。因此，今天「占中」搞手發動的約章簽署要群眾自我克製，保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是本末倒置的。

「占中」應該要求學生組織和工會簽署約章：如果警察逮捕或襲擊占中參與者，這些組織立即發動罷課罷工還擊。土耳其群眾在六月占領塔克斯廣場遭到警察鎮壓後，公務員工會發動全國30萬人大罷工還擊，但這是突發和自發性的。尤其在香港工會力量相對薄弱下，「占中」運動需要更早作出準備，今天就應爭取工會支持以罷工強化「占中」。

不允許政黨參加？

「占中三子」曾經表示，政黨只能以個人身分參與行動，避免運動被政黨「騎劫」，得到泛民主派政黨附和。這是虛偽的，占中三子本身就與黨派有很大聯系。「三子」中的陳健民和朱耀明都是民主發展網絡的成員，而「占領中環」的捐款也是由民主發展網絡代收。民主發展網絡和中產階級政黨民主黨關系密切，同為2010年「終極普選聯盟」（現則同為「真普選聯盟」）成員組織。在政改方案通過後，民主黨、民主發展網絡和新力量網絡曾共同撰書《寸土必爭：香港民主運動的政治論述》來為民主黨支持政改方案辯護。

中共向來以軟硬兼施的復雜手段對付反抗運動，沒有人能完全預計運動時發生的一切，因此抗爭目標和策略不可能事前一錘定音。如果確保「占中」，在運動中必須讓群眾表達不同的意見，決定下一步行動。因此，任何參與者的的組織自由是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

資產階級學者和政客都有較優越的話語權，尤其占中三字可以通過主流媒體講述自己立場，但勞苦大眾在占中只有依靠組織大會、舉起橫額、派發傳單、呼喊口號，去爭取自己的訴求。在運動中，不同的組織派別代表著不同意見，只有容許有組織或政黨參加，才能讓普遍參與者有充足的表達自由，且令政黨和組織的立場曝露在陽光之下。在「個人名義」製度下，少數運動菁英更容易隱瞞背後的議程，背著公眾監督騎劫運動。

傑瑞米柯賓

準備鬥爭

在地區成立占中的群眾委員會，並以選舉產生代表，讓社區自我組織和策劃占中運動。在街頭上的宣傳鼓動也要立即起來進行。社會主義行動會繼續奮鬥，宣傳罷課和罷工的必須性，鼓動民眾準備鬥爭。群眾會逐漸認清這場民主運動也是反資本主義的鬥爭。

大專學界「占中」商討日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在10月13日舉行了名為「大專學界商討日」。在香港的七所大專院校裏同時間舉行有關政製發展的學生會議，總共有724名學生參加，討論氣氛熱烈，可見學生爭民主的情緒愈來愈高漲。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參與了城市大學的商討日。商討日以小組形式進行，具體將參與討論的學生分為6– 8個小組，每組12人進入不同房間進行會議。

由於中央政府會在2017年的特首普選進行篩選，阻止不「愛國愛黨」的人成為候選人，所以普選的爭議自然落在提名辦法之上。對於是否認同提名委員會，小組都認為提名委員會是會削減公民的權利，是一個間接和小圈子的題名，各人也是反對需要有提名委員會的存在的。基本法限製行政長官的產生，學生持有不同見解，例如部分學生認為基本法不民主，不是以民眾利益出發。

討論項目已經設定圍繞2017年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對於提名權、參選權、投票權，小組內的學生討論由是否需要普及和平等和對它的定義，行政長官的權力、提名權在基本法下的條文、參選權和投票權應否涉及少數族裔及新移民等都有不同意見的討論。結論是，學生一致認同對於普及和平等在提名權、參選權、投票權上都有一致的認同，並贊成「公民提名」。但在各細節上，例如何謂公民的定義，少數種裔及新移民是否也是公民和享有以上權利，學生也各抒己見。

在「公民抗命爭普選」是否合理的問題上，最後結果是82%學生們認為，有效阻礙經濟運作來達致目的是有必要的。但是，對於合理的阻礙程度、政權會動用的武力的可能性、現在運動的部署的否循著正確的方向進行等，依然有很多地方有待討論。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參與了城市大學的商討日，並在會議內積極發言。我們強調學生（由中學以至大專生）需要準備組織罷課，作為強化「占中」的有效手段，並且應該在第二次商討日進行投票決議。商討日應該是議行合一的大會，討論的結果必須如果大專生要在占中發揮影響力，目前就應該討論罷課議題，不應拖延。

我們贊成公民提名，並以目前立法會選舉的提名門檻的5倍，作為特首的提名門檻，即500個提名。商討日的討論不應限製在選舉辦法的細節上，雖然這是重要的，但學生占中的抗爭路線更需要討論並決定。例如，爭取民主普選必定要透過鬥爭，而非與政權談判妥協，占中必須拒絕任何密室談判。運動必須由下而上組織，開放讓參與者民主決策，容納不同的聲音。

政府電視發牌黑箱作業

港府宣布發出免費電視發牌，但三間申請的電視臺中，只向有線寬頻旗下的奇妙電視，以及電訊盈科旗下的香港電視娛樂，獲得免費電視牌照。香港電視網路則不獲發牌。政府拒絕解釋不發牌的原因，被指有政治審查及黑箱作業之嫌。事件激起群眾憤怒，準備於10月20日包圍政府總部。

由於無線亞視多年壟斷免費電視平臺，節目質素每況愈下，題材單一乏味，令觀眾沒有選擇。加上新聞報導政治審查日趨嚴重，時事評論往往偏袒建製一方，分別被謔稱為「CCTVB」和「中央臺」。香港電視是四十年來首次出現的新媒體企業，觀眾翹首以待，視之相對獨立的新選擇。香港電視本來打算開6條頻道，即使王維基表明主打娛樂節目，牽涉政治的成分少，但中港政府都害怕開放免費電視頻道，擔憂未來要審查言論需要更多成本。

港視不獲發牌後，旋即裁員320人，是員工總數的三分之二，成為本港電視史上最大規模裁員。我們強烈抗議政府無理拒絕發牌，製造大規模裁撤，令員工失去工作；而港視雖然仍坐擁50億資金，卻急於裁員，可見以利潤為本的私營財團始終要犧牲員工的飯碗。我們認為，政府必須立即發牌至港視，保障員工的工作，在不扣減工資的情況下，恢復被解雇員工的職位。

雖然港視被拒絕發牌，很大程度上因為中國政府視王維基為難以駕馭的人物，但王維基本身是第十屆浙江省政協委員，與中共關系密切，其「魔童」稱號只在於他大膽冒險的經商手法，與政治上的敢言沒有關系。他不會出席今次遊行，也不足為奇。

商家擁護北京　媒體政治審查

40多年來，香港免費電視只由無線電視和亞洲電視兩臺壟斷，其中以無線電視一臺獨大，市場占有率達60%，電視廣告市場也占47%至59%。其節目因多次違例植入商業廣告而被廣管局嚴重警告。最近又因惡意壟斷的經營手法，受廣管局輕輕罰款90萬元以作「交待」，但這筆數目以10億計的大臺來說，可謂微不足道。無線近年的政治審查，例如低調報導六四燭光集會、抽起《新聞透視》碼頭罷工的特緝等，故得「CCTVB」的謔稱。而亞洲電視更「黨國喉舌」的作風惡名昭著，經營惡劣而年年虧本，但因其擁護中央的立場而屢獲註資。早前，亞洲高層多次在政府總部集會，反對政府增發免費電視牌照。

獲發牌之一的「香港電視娛樂」為電盈旗下公司，公司主席李澤楷為香港首富李嘉誠之子。李氏同時坐擁「新城電臺」、《信報》及「now寬頻電視」。最近，信報一篇批評無線電視支持CY的稿件被無理抽起，惹來自我審查的嫌疑。媒體在李氏皇國底下。另外一間獲發牌的公司奇妙電視，隸屬於有線電線旗下。有線電視則是九龍倉集團旗下機構，其董事會主席吳光正，是中國全國政協常委，曾經參與首屆特首選舉，可見與中共關系非常密切。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梁在2012年12月出席立法會會議後，公開向記者表示：「免費電視牌照系無上限…」如今，蘇局長卻指發牌須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諷刺地，這四字也是政府拖延普選的一貫藉口。

中共近年就以商業手段操控臺灣輿論。擁護北京的旺中集團收購臺灣《蘋果日報》，鬧起一場反媒體壟斷的風波，激發數千群眾上街反對。《蘋果日報》老板黎智英曾一度與旺中集團達成交易，準備將公司出賣至臺灣富商，令蘋果員工感到被背叛。只是後來兩方談判破局，最終談判不成。

可見，反對媒體壟斷不能依靠私營媒體下的偽民主，也不能依靠個別「開明」的媒體老板，而是要民主公共擁有媒體企業。

民主公營媒體企業

我們支持一個公共擁有的、不由政府控製的自由媒體。我們反對媒體的私有製，這在各地導致印刷媒體和大氣電波集中到不民主的強大壟斷集團手中。在香港、臺灣和西方「民主國家」中所謂的「媒體自由」名不副實，媒體反而往往被少數媒體壟斷集團控製，近年旺中集團收購臺灣媒體，就掀起了一輪抗爭風潮。

社會主義者主張人人可用的大眾媒體，讓整個社會將之用作一種溝通、表達藝術和文化的方式，需要極大的開放性和容納不同的思想。要實現這一點，只有通過一個民主管理的政府基金來支持自主的出版和媒體組織，讓其充分反映不同的意見。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電視發牌黑箱作業：

政府立即發牌港視 ，全面開放免費電視牌照，人人可以使用
反對一切政治審查，捍衛新聞及言論自由
320名被裁港視員工立即復職，不扣減工資
民主公營媒體企業，由民主管理的政府基金來支持自主的出版和媒體組織，打倒媒體資本壟斷

十二萬市民黑衣上街　反媒體壟斷

十月二十日（星期日）超過十萬市民走上街頭，不滿政府電視發牌黑箱作業，不發牌予香港電視，並拒絕公開發牌決策。由多個民間團體及政黨組成的「民間開放電視行動」遊行下午在銅鑼灣東角道集合，下午兩時陸續有大批市民到達，由於人數遠高於預期，東角道迅速被迫爆，人潮一直迫至紀利佐治街及駱克道。社會主義行動在紀利佐治街擺設街站，收集市民簽名，準備新一輪的抗議行動。

隊伍於三時起行，有市民不斷途中加入，龍頭到達灣仔修頓球場時，在東角道的龍尾仍未起步，可見人數眾多。市民沿途高叫「拒絕黑箱作業」、「梁振英！落臺！」等口號。社會主義者要求媒體全面公共擁有，舉起「抗議政府電視發牌黑箱作業　反對媒體壟斷　媒體全面公營」橫額參加這次遊行。

另外，約二千名香港電視員工下午二時在中環碼頭出發，遊行至政府總部。藝人和員工隊伍沿途高叫「解釋！解釋！」、「還我夢想！」。藝人遊飆憤怒表示，政府令香港電視數百員工失業。

在金鐘政府總部外，由下午三時起，人潮已經站滿政府總部外，人群擠滿添美道及行人天橋。香港電視職工會表示，至晚上7時，參與集會及遊行人數達8萬。大會估計有12萬人參與。香港電視員工輪流到臺上發言，其間有員工及藝人一度咽哽，為香港的媒體前路感到難過。

參加集會的市民普遍對梁振英施政和不民主的政治製度不滿。任職設計的陳先生表示今次上街是抗議政府發牌決議絕無透明度，不相信政府「沒有政治考慮」的聲稱。三十歲的何小姐表示，反對無線電視長期壟斷市場，扼殺創意行業，她又言，自己不看無線電視，因其節目內容實在太「hea」（馬虎）。47歲的主婦戴太，帶同一家大細參加集會，要求政府公開拒絕發牌港視的原因，又表示反對無線電視的「河蟹」（和諧）新聞。被問到如何評價梁振英施政，她表示政府「不知所謂」，如香港住屋問題嚴重，但政府沒有興建可讓市民居住的房屋，她不滿香港的官商勾結。50歲教師蕭先生，認為政府發牌真正只有一兩人決策，而且沒有考慮過大眾的意見。他認為梁振英施政從沒為人民利益著想。就讀機電工程的Ive學生Jones表示上街為了捍衛新聞自由，指現時官商勾結嚴重，如三月份碼頭工人罷工，勞工處只偏幫資方李嘉誠，並沒真正為工人處理事件。所有受訪者都表示支持普選的抗爭，並會為爭取民主參與未來的占領中環。

香港電視員工將會通宵留守政府總部。預計明天（21日）會有後續行動。社會主義行動在此呼籲市民到政府總部，聲援香港電視的員工。社會主義行動將提出，所有媒體的員工應聯合發動一天罷工，聲援港視員工，作為下一步的抗爭行動。

反對電視發牌黑箱作業　行動需要升級

罷課罷工的提案

政府在免費電視發牌過程中黑箱作業，觸發12萬人包圍政府總部。政府無理拒絕發牌至「香港電視網路」，扼殺創意媒體發展，更造成香港電視業界史上最大規模的裁員，激起港視員工留守政府總部，要求行政會議盡快交待發牌事件。

港視不獲發牌後，旋即裁員320人，是員工總數的六成之多。我們強烈抗議政府無理拒絕發牌，製造大規模裁撤，令員工失去工作；而港視雖然仍坐擁20億資金，卻急於裁員，可見以利潤為本的私營財團始終要犧牲員工的飯碗。我們認為，政府必須立即發牌至港視，保障員工的工作，在不扣減工資的情況下，恢復被解雇員工的職位。這場抗爭得到大規模群眾支持，不再局限於香港電視網路本身，由支持發牌予港視，擴展成全港民眾反對媒體壟斷、爭取資訊自由，並宣示對梁振英專製的忿怒。

商家擁護北京　媒體政治審查

40多年來，香港免費電視只由無線電視和亞洲電視兩臺壟斷，其中以無線電視一臺獨大，市場占有率達60%，電視廣告市場也占47%至59%。其節目因多次違例植入商業廣告而被廣管局嚴重警告。無線近年的政治審查，例如低調報導六四燭光集會、抽起《新聞透視》碼頭罷工的特緝等，故得「CCTVB」的謔稱。而亞洲電視更以「黨國喉舌」的作風惡名昭著，經營惡劣而年年虧本，但因其擁護中央的立場而屢獲註資。

獲發牌之一的「香港電視娛樂」為電盈旗下公司，公司主席李澤楷為香港首富李嘉誠之子。李氏同時坐擁「新城電臺」、《信報》及「now寬頻電視」。最近，信報一篇批評無線電視支持CY的稿件被無理抽起，惹來自我審查的嫌疑。另外一間獲發牌的公司奇妙電視，隸屬有線電線旗下；有線電視則是九龍倉集團旗下機構，其董事會主席吳光正，是中國全國政協常委，曾經參與首屆特首選舉，可見與中共關系非常密切。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梁在2012年12月出席立法會會議後，公開向記者表示：「免費電視牌照系無上限…」如今，蘇局長卻指發牌須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諷刺地，這四字也是政府拖延普選的一貫藉口。

社會主義行動捍衛言論新聞自由，但反對媒體壟斷不能依靠私營媒體下的偽民主，也不能依靠個別「開明」的媒體老板，而是要民主公共擁有媒體企業。

我們支持一個公共擁有的、不由政府控製的自由媒體。我們反對媒體的私有製，這在全球各地導致印刷媒體和大氣電波集中到不民主的強大壟斷集團手中。在香港、臺灣和西方「民主國家」中所謂的「媒體自由」名不副實，媒體往往被少數壟斷集團控製，近年旺中集團收購臺灣媒體，就掀起了一輪抗爭風潮。

社會主義者主張人人可用的大眾媒體，讓整個社會將之用作一種溝通、表達藝術和文化的方式，需要極大的開放性和容納不同的思想。要實現這一點，唯有通過一個民主管理的政府基金來支持自主的出版和媒體組織，讓其充分反映不同的意見。

傑瑞米柯賓

行動需要升級　罷課、罷工的建議

從七一遊行43萬人上街，到反國教運動12萬人占領政總，梁振英政府依然態度強硬，拒絕讓步。可見單靠大規模遊行集會，都不足以迫使梁振英政府屈服。罷工將能展示工人的集體力量，過往三十年的民主運動都無功而還，是因為沒有采取更有效的抗爭手段。

現在行動需要升級，並提出有可能的方案。演藝媒體界工作者若果進行罷工，將能更有力迫使梁振英政府妥協。

香港電視專業人員協會和香港演藝學院校友會已經就此事發展聲明，批評政府發牌過程不公，可見今次事件已經觸怒演藝媒體界的工作者。作為抗爭核心的港視員工工會，如果能號召大學傳理系和演藝學院的學生罷課一天，並以此作為開端，進一步推動所有媒體工作者聯合罷工一天，作為下一步的抗爭，聲援港視員工，將令整個捍衛媒體自由的運動更具威力。

遊行集會動員群眾固然重要，但過往的遊行都未能成功，必須有更進取的鬥爭方式。不僅是港視員工，其他媒體工作者都有必要建立自己的組織，獨立於老板之外。畢竟，昨日出席集會的是港視員工和香港民眾，而不是王維基。另一個教訓是，群眾運動需要民主的平臺，包容各種聲音，而不是強加小圈子的領導層在運動之上。

電視發牌抗爭的教訓：左翼的角色

10月20日，占領政總行動共有12萬人參與，聲勢浩大。即使欠缺主流反對派的泛民領導，群眾倒梁的情緒依然高漲。港視事件令建製陣營分裂，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表示，行會可以再次考慮發牌問題，甚至中共喉舌《大公報》也批評梁振英的失當。他們害怕事件會令反政府和要求普選的情緒註入新力量。同時，雖然大型遊行是動員鬥爭非常重要的平臺，但並不足以令聽從中共獨裁命令的港府轉變立場。無論是過往的反國教運動，還是未來的普選鬥爭，都是如此。

大型遊行都未能迫使政府退讓，令愈來愈多民運人士和激進青年感到機會一再錯失，因此變得沮喪。群眾被號召出來遊行，然後又被解散，沒有戰略去延續運動並令行動升級。除了表達憤怒外，就是要求政府「聽民意」外，沒有清晰的目標和訴求。占領的價值可以很高，但將運動限製在占領內，只會令群眾的力量消散，去年反國教運動就是一例。社會主義行動在電視牌照的遊行中提出行動升級，建議演藝學院和大學傳理系學生罷課，連系至媒體工人罷工一天，這訴求在運動中得到廣泛市民認同及支持。罷工可見展現工人的集體力量，在香港長年的民主鬥爭中，尚未成為關鍵性的鬥爭方法。這是鬥爭尚未成功的原因之一。

「民間開放電視大行動」（下簡稱「大行動」）的FACEBOOK群組本是啟動運動的好開始，但後來被攻擊想控製運動，主要指控包括（一）壟斷運動，沒有建立民主開放的運動聯盟 （二）在集會中籌款。

關於第一點的指控，是左翼廿一在運動中的一貫做法，例如在碼頭罷工。社會主義行動曾經作出抗議，包括在2013年4月3日發出公開信（註*），而信件從未得到回覆。

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組織廣泛的抗爭運動。社會主義行動曾經批評，去年反國教運動由「反國教大聯盟」的小圈子領導層主導，當中包括了學民思潮。整個聯盟與教協（其領導層是民主黨成員）關系密切，但排除了很多其他團體。去年九月，在政府稍有退讓之際，大聯盟決定解散運動，令群眾錯失了贏得更多的機會。這決定並無以民主討論達成，沒有其他組織可以提出替代戰略。這是因為運動欠缺民主包容的架構，決策未能以自由辯論並由民主投票決定。解散占領是幕後決定的，甚至很多學民成員都無被諮詢。

左翼廿一不幸重蹈覆轍，犯上反國教大聯盟的錯誤。10月20日的遊行由一小撮自封主辦單位的團體主導。近年，這種社運模式已令積極參與者愈來愈不滿，「本土派」這細小勢力收割這一情緒，利用半流氓的策略，並抹黑「大行動」冒認港視職工會籌款獲利，謔稱社運分子為「左膠」。如我們過去警告一樣，若主辦者用開放民主的方式組織運動，今天的情況絕對可以避免。這事件不僅向左翼廿一的支持者，也向整個社運響起警號。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本土派」右翼種族主義的政治立場和手段，其行為並沒有提出一個更有建設性的方法去讓群眾擊敗政府。令人擔憂的是，他們在激進青年中有一定的回響，並在網上社交平臺製造了一定的混淆。「本土派」的攻擊間接令「港視工會」成為了運動的單一領導，很可惜地，他們同樣用了不夠民主的方法，並沒有歡迎其他支持的團體參與組織運動。

港視員工固然是運動重要的一員，但並非唯一受影響的一群。這場運動連系至資訊自由、反媒體壟斷、開放大氣電波、反對行會保密製以至民主抗爭等更廣泛的議題，無團體可以壟斷這一運動。「本土派」的抹黑反倒令政治組織更難介入運動，變相令集會進去政治化，限製了運動只可以爭取發牌至香港電視，降低了運動擴展成政治鬥爭的可能。運動越是去政治化，沒有進一步爭取的訴求，他們口頭裏最討厭的「提早散水」反而更容易成真。

關於第二點的指控，左翼廿一受右翼的攻擊，被指在集會中籌款獲利。社會主義行動完全反對這些指控。任何組織和政治流派都應有自由在運動中公平競爭，爭取群眾支持自己的理念，並保持合作精神對抗共同敵人－梁振英政府。這關乎到運動的民主原則。諷刺的是，部分左翼廿一成員曾經利用同樣的理由，攻擊社會主義行動在群眾鬥爭中「獲利」，包括籌款、散布政治材料（派傳單和賣雜誌）。

今天左翼廿一支持者受到同一指控攻擊，正是他們反思的好時機。我們呼籲左翼廿一支持者以我們的方法回應攻擊：無人強迫參與者捐款或者買刊物，這是一個自由選擇。政府及受商家支持的團體不用在公眾中募捐，但我們這種為窮人和受壓迫者發聲的團體，需要公眾捐款支持我們組織，並為了延續運動提供資金。在群眾鬥爭中，確保全面的民主，讓不同聲音自由表達（包括建立基層運動，並為其提供資金），這些不是群眾運動的奢侈品，而是運動能否擊敗政府的決定性因素。

今天我們聽到各種「禁止籌款、禁止組織旗幟橫額、禁止政治化」等理論，諷刺地正是和中共獨裁的如出一轍！中共為了「主導」社會輿論和政治立場，壓製一切異見聲音。這種專製的手法若被接受，將必定導致群眾運動的潰敗。

社會主義行動一貫提出開放和民主的運動平臺，例如在去年反國教運動和未來的占領中環。我們相信，如果在電視發牌抗爭的開始采取這方法，會大大強化運動，並能夠團結鬥爭中不同的（甚至某程度上有矛盾的）元素。這個運動的委員會並不會強加特定的政見，但會決定行動，確保讓最多人加入鬥爭。在這基礎上，所有願意建立運動的團體可以派出代表，舉行定期計劃會議，在遊行示威、策略、下一步行動上，在民主的基礎上達成決議。在主要的實務決策上，各團體應該達成共識（何時、何地、什麽行動），同時在不違背鬥爭目標的前提下，讓所有團體自由為地提出自己的個別方案、口號、策略等，競逐群眾支持。

評論員林和立 – 「習近平督師嚴打占中」

11月4日，資產階級自由派評論員林和立在《蘋果日報》發表一篇「習近平督師嚴打占中」的文章，內容指中共已經對「占領中環」高度戒備，並加強輿論攻勢及軍警部署，嚴打反對運動。

「大陸無論內部與公開的文件和報道已經把占中無限上綱，等同為準恐怖主義的『極端勢力』，兼且是境外策動反華『顏色革命』的先頭部隊。」

早前，「占領中環」發起人朱耀明、真普選聯盟召集人鄭宇碩和工黨主席李卓人，因為到臺灣與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會面，被中共喉舌報指控向臺獨分子取經，勾結外國勢力等。

官方的輿論亦攻擊占領中環，文章提到：

「軍方國防大學宣傳片《較量無聲》更說什麽占中的幕後老板是英美駐港總領事館以及秘密派駐特區的CIA與MI6特工雲雲，甚為駭人聽聞。」

習近平在三中全會後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繞過其余政治局常委而獨攬大權。習近平在中共政權內部分裂的狀況下，要鞏固大權防止擦槍走火。林和立的評論中看到，習近平集中權力的另一目的是應付香港的反抗運動，以免其影響蔓延至內地。

「政治局常委已決定在必要時采用解放軍與武警鎮壓香港的『反中亂港』力量，而根據中共規矩，只有身兼中央軍委主席的習總可以調動軍隊。」

此外，文章更提到：「據消息人士介紹，北京很快會在廣東某地設立統籌粉碎『占中敵對分子』的指揮中心，而此跨部門組織的行政級別更高於中聯辦。」如果這消息真確的話，將會進一步令香港政局兩極化，更多群眾不信任中央政府，尋求激進的道路抵抗。因此，戴耀庭等人的妥協取態會漸漸被唾棄。

「而且假如在痛擊占中的同時多恩賜特區一些經濟優惠政策，大部份港人，尤其是以經濟掛帥的商賈與中產階級不會亦不敢不配合中央的英明決策。」

在中國內部的經濟危機下，所謂經濟「優惠」政策，不過是肥上瘦下的中港資本融合計劃，必然造成貧富懸殊加劇，累積更多底層群眾的怨憤。

依賴中產階級為基礎的政黨並不會有決心與中共反抗，並會受製於在中國的營商利益而妥協。基本法委員會主任訪港，表明未來特首候選人必須要愛國愛港，清楚顯示中共不會賜予香港真正的民主普選。以民主黨為首的妥協派繼續尋求與中央談判。

激辯「占領中環」（二）

梁振英的選舉承諾已逐一打破，群眾對政府的幻想破滅。習近平政府上任後，全無放寬政治箝製的跡象，民眾對中央亦信心盡失。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最新一項調查顯示，各項港人信任及信心指標均全面下跌，其中，市民對中央的信任程度更跌至14年以來低位。值得註意的是，年屆18-29歲的受訪者最不信任特區及中央政府，比率分別為54%及67%，可見年輕人的壓抑和忿怒。

靜待改變的耐心日漸磨滅，群眾鼓噪起來，欲迅即行動。泛民主派將今年七一遊行的終點改為中環遮打道，為「占領中環」造勢，令不少民眾懷著對「占中」的希冀上街。社會上就「占領中環」的討論愈演愈烈，鼓動不少青年關註香港民主鬥爭的前途。

建製派的抹黑攻勢一浪接一浪，香港中華總商會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登報，指責「占中」沖擊香港的「法治精神」、「破壞香港經濟及營商環境」。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批評「占中」是「少數人的獨裁」，又表示不會接受由300多萬名選民組成的提名委員會，意味著提委會一定由小圈子控製。建製派似乎比五區公投年代更有準備，早早開始搶奪輿論空間。然而，建製派愈是咬牙切齒發動攻擊，「占中」的反政府鬥爭意味就愈濃烈。

建製派害怕的，不是主導「占領中環」的泛民主派，而是害怕泛民不能控製運動，讓更激進的群眾有機會挑戰政府。六月十日，「占領中環」第一輪的商討日在城市大學舉行，邀請了泛民主派政黨、學生組織、社運團體等參加，然而卻由民主黨和公民黨等溫和泛民主導。商討日總結出的「七大議題」，即使不是由保守泛民預先製訂的，也是以這群政客的預設議程為基礎，目的要排除激進派的參與。主流媒體吹擂的民主商議不過是面紗。

近日，戴耀庭近來一改舊日排除政黨身分參與的立場，於六月二十日與民主黨中委會商討第二次「商討日」的構思，並準備邀請其他溫和泛民，如公民黨和民協，組織後續的商討日。一開始「拒絕政黨」的主張不過是政治修辭，確保溫和泛民利用外圍資源主導運動，將激進勢力排除於外。

民主派操控的「占中」行動，將會接受一個有篩選機性的普選方案，好讓特首候選人為中央的心儀對象。而「和平占中」背後的議程是不會影響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戴耀庭早前提出一系列限製運動的手段，包括不建議年青人參與「占中」、被捕者不能反抗等，步步為營，不敢造次，不敢冒犯中產階級和商家的既得利益。

傑瑞米柯賓

行動需要升級　罷課、罷工的建議

從七一遊行43萬人上街，到反國教運動12萬人占領政總，梁振英政府依然態度強硬，拒絕讓步。可見單靠大規模遊行集會，都不足以迫使梁振英政府屈服。罷工將能展示工人的集體力量，過往三十年的民主運動都無功而還，是因為沒有采取更有效的抗爭手段。

現在行動需要升級，並提出有可能的方案。演藝媒體界工作者若果進行罷工，將能更有力迫使梁振英政府妥協。

香港電視專業人員協會和香港演藝學院校友會已經就此事發展聲明，批評政府發牌過程不公，可見今次事件已經觸怒演藝媒體界的工作者。作為抗爭核心的港視員工工會，如果能號召大學傳理系和演藝學院的學生罷課一天，並以此作為開端，進一步推動所有媒體工作者聯合罷工一天，作為下一步的抗爭，聲援港視員工，將令整個捍衛媒體自由的運動更具威力。

遊行集會動員群眾固然重要，但過往的遊行都未能成功，必須有更進取的鬥爭方式。不僅是港視員工，其他媒體工作者都有必要建立自己的組織，獨立於老板之外。畢竟，昨日出席集會的是港視員工和香港民眾，而不是王維基。另一個教訓是，群眾運動需要民主的平臺，包容各種聲音，而不是強加小圈子的領導層在運動之上。

電視發牌抗爭的教訓：左翼的角色

10月20日，占領政總行動共有12萬人參與，聲勢浩大。即使欠缺主流反對派的泛民領導，群眾倒梁的情緒依然高漲。港視事件令建製陣營分裂，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表示，行會可以再次考慮發牌問題，甚至中共喉舌《大公報》也批評梁振英的失當。他們害怕事件會令反政府和要求普選的情緒註入新力量。同時，雖然大型遊行是動員鬥爭非常重要的平臺，但並不足以令聽從中共獨裁命令的港府轉變立場。無論是過往的反國教運動，還是未來的普選鬥爭，都是如此。

大型遊行都未能迫使政府退讓，令愈來愈多民運人士和激進青年感到機會一再錯失，因此變得沮喪。群眾被號召出來遊行，然後又被解散，沒有戰略去延續運動並令行動升級。除了表達憤怒外，就是要求政府「聽民意」外，沒有清晰的目標和訴求。占領的價值可以很高，但將運動限製在占領內，只會令群眾的力量消散，去年反國教運動就是一例。社會主義行動在電視牌照的遊行中提出行動升級，建議演藝學院和大學傳理系學生罷課，連系至媒體工人罷工一天，這訴求在運動中得到廣泛市民認同及支持。罷工可見展現工人的集體力量，在香港長年的民主鬥爭中，尚未成為關鍵性的鬥爭方法。這是鬥爭尚未成功的原因之一。

「民間開放電視大行動」（下簡稱「大行動」）的FACEBOOK群組本是啟動運動的好開始，但後來被攻擊想控製運動，主要指控包括（一）壟斷運動，沒有建立民主開放的運動聯盟 （二）在集會中籌款。

關於第一點的指控，是左翼廿一在運動中的一貫做法，例如在碼頭罷工。社會主義行動曾經作出抗議，包括在2013年4月3日發出公開信（註*），而信件從未得到回覆。

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組織廣泛的抗爭運動。社會主義行動曾經批評，去年反國教運動由「反國教大聯盟」的小圈子領導層主導，當中包括了學民思潮。整個聯盟與教協（其領導層是民主黨成員）關系密切，但排除了很多其他團體。去年九月，在政府稍有退讓之際，大聯盟決定解散運動，令群眾錯失了贏得更多的機會。這決定並無以民主討論達成，沒有其他組織可以提出替代戰略。這是因為運動欠缺民主包容的架構，決策未能以自由辯論並由民主投票決定。解散占領是幕後決定的，甚至很多學民成員都無被諮詢。

左翼廿一不幸重蹈覆轍，犯上反國教大聯盟的錯誤。10月20日的遊行由一小撮自封主辦單位的團體主導。近年，這種社運模式已令積極參與者愈來愈不滿，「本土派」這細小勢力收割這一情緒，利用半流氓的策略，並抹黑「大行動」冒認港視職工會籌款獲利，謔稱社運分子為「左膠」。如我們過去警告一樣，若主辦者用開放民主的方式組織運動，今天的情況絕對可以避免。這事件不僅向左翼廿一的支持者，也向整個社運響起警號。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本土派」右翼種族主義的政治立場和手段，其行為並沒有提出一個更有建設性的方法去讓群眾擊敗政府。令人擔憂的是，他們在激進青年中有一定的回響，並在網上社交平臺製造了一定的混淆。「本土派」的攻擊間接令「港視工會」成為了運動的單一領導，很可惜地，他們同樣用了不夠民主的方法，並沒有歡迎其他支持的團體參與組織運動。

港視員工固然是運動重要的一員，但並非唯一受影響的一群。這場運動連系至資訊自由、反媒體壟斷、開放大氣電波、反對行會保密製以至民主抗爭等更廣泛的議題，無團體可以壟斷這一運動。「本土派」的抹黑反倒令政治組織更難介入運動，變相令集會進去政治化，限製了運動只可以爭取發牌至香港電視，降低了運動擴展成政治鬥爭的可能。運動越是去政治化，沒有進一步爭取的訴求，他們口頭裏最討厭的「提早散水」反而更容易成真。

關於第二點的指控，左翼廿一受右翼的攻擊，被指在集會中籌款獲利。社會主義行動完全反對這些指控。任何組織和政治流派都應有自由在運動中公平競爭，爭取群眾支持自己的理念，並保持合作精神對抗共同敵人－梁振英政府。這關乎到運動的民主原則。諷刺的是，部分左翼廿一成員曾經利用同樣的理由，攻擊社會主義行動在群眾鬥爭中「獲利」，包括籌款、散布政治材料（派傳單和賣雜誌）。

今天左翼廿一支持者受到同一指控攻擊，正是他們反思的好時機。我們呼籲左翼廿一支持者以我們的方法回應攻擊：無人強迫參與者捐款或者買刊物，這是一個自由選擇。政府及受商家支持的團體不用在公眾中募捐，但我們這種為窮人和受壓迫者發聲的團體，需要公眾捐款支持我們組織，並為了延續運動提供資金。在群眾鬥爭中，確保全面的民主，讓不同聲音自由表達（包括建立基層運動，並為其提供資金），這些不是群眾運動的奢侈品，而是運動能否擊敗政府的決定性因素。

今天我們聽到各種「禁止籌款、禁止組織旗幟橫額、禁止政治化」等理論，諷刺地正是和中共獨裁的如出一轍！中共為了「主導」社會輿論和政治立場，壓製一切異見聲音。這種專製的手法若被接受，將必定導致群眾運動的潰敗。

社會主義行動一貫提出開放和民主的運動平臺，例如在去年反國教運動和未來的占領中環。我們相信，如果在電視發牌抗爭的開始采取這方法，會大大強化運動，並能夠團結鬥爭中不同的（甚至某程度上有矛盾的）元素。這個運動的委員會並不會強加特定的政見，但會決定行動，確保讓最多人加入鬥爭。在這基礎上，所有願意建立運動的團體可以派出代表，舉行定期計劃會議，在遊行示威、策略、下一步行動上，在民主的基礎上達成決議。在主要的實務決策上，各團體應該達成共識（何時、何地、什麽行動），同時在不違背鬥爭目標的前提下，讓所有團體自由為地提出自己的個別方案、口號、策略等，競逐群眾支持。

評論員林和立 – 「習近平督師嚴打占中」

11月4日，資產階級自由派評論員林和立在《蘋果日報》發表一篇「習近平督師嚴打占中」的文章，內容指中共已經對「占領中環」高度戒備，並加強輿論攻勢及軍警部署，嚴打反對運動。

「大陸無論內部與公開的文件和報道已經把占中無限上綱，等同為準恐怖主義的『極端勢力』，兼且是境外策動反華『顏色革命』的先頭部隊。」

早前，「占領中環」發起人朱耀明、真普選聯盟召集人鄭宇碩和工黨主席李卓人，因為到臺灣與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會面，被中共喉舌報指控向臺獨分子取經，勾結外國勢力等。

官方的輿論亦攻擊占領中環，文章提到：

「軍方國防大學宣傳片《較量無聲》更說什麽占中的幕後老板是英美駐港總領事館以及秘密派駐特區的CIA與MI6特工雲雲，甚為駭人聽聞。」

習近平在三中全會後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繞過其余政治局常委而獨攬大權。習近平在中共政權內部分裂的狀況下，要鞏固大權防止擦槍走火。林和立的評論中看到，習近平集中權力的另一目的是應付香港的反抗運動，以免其影響蔓延至內地。

「政治局常委已決定在必要時采用解放軍與武警鎮壓香港的『反中亂港』力量，而根據中共規矩，只有身兼中央軍委主席的習總可以調動軍隊。」

此外，文章更提到：「據消息人士介紹，北京很快會在廣東某地設立統籌粉碎『占中敵對分子』的指揮中心，而此跨部門組織的行政級別更高於中聯辦。」如果這消息真確的話，將會進一步令香港政局兩極化，更多群眾不信任中央政府，尋求激進的道路抵抗。因此，戴耀庭等人的妥協取態會漸漸被唾棄。

「而且假如在痛擊占中的同時多恩賜特區一些經濟優惠政策，大部份港人，尤其是以經濟掛帥的商賈與中產階級不會亦不敢不配合中央的英明決策。」

在中國內部的經濟危機下，所謂經濟「優惠」政策，不過是肥上瘦下的中港資本融合計劃，必然造成貧富懸殊加劇，累積更多底層群眾的怨憤。

依賴中產階級為基礎的政黨並不會有決心與中共反抗，並會受製於在中國的營商利益而妥協。基本法委員會主任訪港，表明未來特首候選人必須要愛國愛港，清楚顯示中共不會賜予香港真正的民主普選。以民主黨為首的妥協派繼續尋求與中央談判。

激辯「占領中環」（二）

梁振英的選舉承諾已逐一打破，群眾對政府的幻想破滅。習近平政府上任後，全無放寬政治箝製的跡象，民眾對中央亦信心盡失。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最新一項調查顯示，各項港人信任及信心指標均全面下跌，其中，市民對中央的信任程度更跌至14年以來低位。值得註意的是，年屆18-29歲的受訪者最不信任特區及中央政府，比率分別為54%及67%，可見年輕人的壓抑和忿怒。

靜待改變的耐心日漸磨滅，群眾鼓噪起來，欲迅即行動。泛民主派將今年七一遊行的終點改為中環遮打道，為「占領中環」造勢，令不少民眾懷著對「占中」的希冀上街。社會上就「占領中環」的討論愈演愈烈，鼓動不少青年關註香港民主鬥爭的前途。

建製派的抹黑攻勢一浪接一浪，香港中華總商會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登報，指責「占中」沖擊香港的「法治精神」、「破壞香港經濟及營商環境」。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批評「占中」是「少數人的獨裁」，又表示不會接受由300多萬名選民組成的提名委員會，意味著提委會一定由小圈子控製。建製派似乎比五區公投年代更有準備，早早開始搶奪輿論空間。然而，建製派愈是咬牙切齒發動攻擊，「占中」的反政府鬥爭意味就愈濃烈。

建製派害怕的，不是主導「占領中環」的泛民主派，而是害怕泛民不能控製運動，讓更激進的群眾有機會挑戰政府。六月十日，「占領中環」第一輪的商討日在城市大學舉行，邀請了泛民主派政黨、學生組織、社運團體等參加，然而卻由民主黨和公民黨等溫和泛民主導。商討日總結出的「七大議題」，即使不是由保守泛民預先製訂的，也是以這群政客的預設議程為基礎，目的要排除激進派的參與。主流媒體吹擂的民主商議不過是面紗。

近日，戴耀庭近來一改舊日排除政黨身分參與的立場，於六月二十日與民主黨中委會商討第二次「商討日」的構思，並準備邀請其他溫和泛民，如公民黨和民協，組織後續的商討日。一開始「拒絕政黨」的主張不過是政治修辭，確保溫和泛民利用外圍資源主導運動，將激進勢力排除於外。

民主派操控的「占中」行動，將會接受一個有篩選機性的普選方案，好讓特首候選人為中央的心儀對象。而「和平占中」背後的議程是不會影響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戴耀庭早前提出一系列限製運動的手段，包括不建議年青人參與「占中」、被捕者不能反抗等，步步為營，不敢造次，不敢冒犯中產階級和商家的既得利益。

傑瑞米柯賓

非暴力？解放軍鎮壓的可能

唐英年在競選特首期間爆料，指梁振英曾講過「香港始終要出動防暴警察」，近年對示威者的打壓愈趨瘋狂，警察又不斷加強裝備對付示威者，因此如何抵禦警察鎮壓是一個重要的課題。特首梁振英指占中「不可能不犯法」、「不可能和平」，與其說是擺官威靠嚇，倒不如說是道出統治者的真正想法。雖然戴耀庭逐漸承認「占領中環」不免犯法，但卻將抗爭要「和平」的責任推在群眾身上。戴教授的結論是，要由上而下強加規矩，控製運動，避免暴力發生。

香港不少激進青年想效法土耳其和巴西民眾抵抗警察武力的方法，陳健民卻走相反之路，強調抗爭即使警察清場也不反抗。事實上，這不但是空想，沒有參考實際鬥爭經驗，更將公眾赤裸裸置於暴力之下！土耳其群眾反對強拆加濟公園時，行動者均手無吋鐵，和平地阻擋工程車進入公園，直至警察動用催淚彈和水炮鎮壓，才挑起混亂。土耳其群眾沒有聽從戴耀庭的指示，睜開眼睛、束手就擒。相反，鎮壓令鬥爭行動升級，激起全國示威浪潮，坐擁30萬的公務員工會發動政治罷工，反對警察政治打壓。這將群眾的憤怒引導至更集中、更有力、更有組織的工人鬥爭。

任何強加群眾的宣誓條款，都不能限製群眾抵抗的本能。最重要的是，強化群眾的組織和紀律，包括組織自衛委員會和糾察隊，讓「占中」示威者民主決策抵禦行動。就如土耳其群眾在塔克斯廣場以障礙物和廣告板圍起示威區，阻擋警察進入。烏坎村的農民更組織糾察隊，日夜巡邏監視政府派流氓混入示威隊伍。

這是活生生的鬥爭經驗，如何「占領中環」能鼓起群眾能量，群眾不會受製於自上而下的指揮去束手就擒，讓運動「被自殺」。自我組織捍衛抗爭，是成功的基本一步。

此外，陳健民認為，若按2005年警方處理韓農示威的效率（一日清場），相信不需要出動解放軍（諷刺地，這是預設「占中」失敗的立場），低估政府的鎮壓力量。相反，曾被中共以間碟罪逮捕，並坐牢接近三年的程翔，由於作為傳媒人對八九六四有更深刻的認識，對統治階級的鎮壓手段更有認知。程翔在「占中」商討日時呼籲，參加者要做好心理準備，因為事件可能成為八九民運的翻版，連自由黨創黨主席李鵬飛亦表示認同。

當然，中共若果血腥鎮壓香港群眾，要付出極沈重的政治代價，並很可能激發大陸群眾共同反抗。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亦是中國紅色資本走向國際市場的跳板，鎮壓會損害中港資本家的營商環境；中美在亞太區的局勢日趨緊張，中共鎮壓是美國豎起「人權民主」旗幟的好機會，藉以拉攏其他亞洲國家，加強經濟及軍事上圍堵中國，幫助美帝的勢力「再平衡」。因此，中共固然會盡量將鎮壓責任「外判」給香港警察，但是，如果「占領中環」演變成威脅政權的鬥爭，解放軍絕對會駕臨香港，即是不是立即全面血腥屠城，也要進駐香港實施戒嚴，宣示中共的主權。我們絕不能輕視中國維穩香港的決心。

群眾組織可令政治上取得優勢，將警察從統治階級拉到示威群眾的一方。兩年前，埃及革命在推倒穆巴拉克前，有獄卒讓監獄內的政治犯釋放出來。而土耳其近有警察向示威者派發面罩，甚至有軍方人員支持示威。這是群眾分裂國家機器的初始現象，如果群眾成立反鎮壓的基層警察和士兵委員會，組織叛變的軍警加入群眾一方，可以大大強化群眾的防衛力量。只有有組織紀律的鬥爭行動，才最有機會減低被鎮壓的犧牲而贏得勝利。

罷課、罷工

商討日裏，有市民提出罷工、罷課和罷市應，《蘋果日報》刊登相關討論後，建製派喉舌《大公報》隨即強硬回應，瘋狂攻擊占中「煽動罷工罷課罷市」。然而，這個具震憾力的意見似乎受到「占中三子」的冷落。首先，商討日結論的七大建議之一，是要確保「占中」不會破壞香港（資本主義）的經濟運作。這代表要排除罷工在運動中發揮關鍵力量。陳健民處處流露出對工人抗爭的渺視，指罷工罷課是「合法」行動，相對沒有「占領中環」那麽激進，甚至暗示基層只懂「吐苦水」而搞不懂「高尚」的民主理念。這些學術菁英迷信法律，卻徹底誤解群眾鬥爭的模式。

「占領中環」的原意是癱瘓香港的運作，威脅政權的統治穩定，迫使統治階級妥協。然而，單靠十萬人在中環集會甚至占領馬路，都不能癱瘓金融市場的運作。這點也是戴教授努力證明的一點，以安撫中產階級。三個月前爆發的貨櫃碼頭罷工是一個好例子，500名罷工工人雖然只占全碼頭的小數，但鼓起了全港四十天反李嘉誠的浪潮，局部癱瘓了碼頭的運作而令和黃財團每日虧損$500萬。在資本家心目中，從碼頭罷工的經驗可見，罷工從來都是非法的。法院在判決禁製令時指，基本法保障的罷工權，是「不能淩駕私有產權的」。泛民工會職工盟亦因為視「不違法」為金科玉律，限製工人更進取的鬥爭方式。

群眾運動的湧流是不能靜止的，不進則退，「占領中環」開始一段時間後，如果行動不升級，群眾的能量會被消耗而感到迷茫，參與的人數會減少。在反國民教育鬥爭時，中聯辦放風指絕不能讓罷課出現，而十萬人以下的遊行則可以大安旨意，由於教協不願推動罷課，最後集會十天後，「反國教大聯盟」的領袖沒有提出行動升級的方案，最後更突然宣布解散，運動冰消瓦解。

因此，學生罷課後，可以鼓起工人罷工的信心，繼而號召工人罷工。與陳健民的講法相反，香港罷工比起單純集會有力得多，將會震憾國際，真正達至癱瘓中環的效果。

清晰的鬥爭目標 – 立！即！實現真民主

中共面對「占領中環」時，可以玩弄對普選的魔鬼細節，試圖愚弄群眾接受偽民主的政改方案，甚至讓泛民提出「廿三條換普選」之類的腐敗交易。我們必須有清晰的民主綱領。

戴耀庭提倡的所謂「全民製訂」政改方案，要由國際專家判斷是否符合「國際標準」。在中情局叛諜斯諾登一案後，可見只要民主權利威脅到政權統治，美國政府如同中共一樣，瘋狂打壓異見分子。「西方標準」只是一個笑話。再者，專家鑒別無視群眾運動中提出的訴求，限製更激進的變革聲音，就如特首篩選機製，「占中」商討日淪為偽民主荒誕劇。

即使中央人大釋法，破壞承諾早有前科，泛民主派迷信基本法的「普選路線圖」。認為「占領中環」在路線圖框架下增加談判籌碼的工具。即使是學民思潮在六月底拋出的政改方案，亦認同保留功能組別至2016年，至2020年才全面廢除。難道我們在2014年「占領中環」後還要等待六年，直至2020年才有真正民主？

正如本刊廿一期的《烏坎抗爭再次爆發》所指，中共在抗爭期間答允示威者訴求，讓運動解散後，隨即打破承諾，因此在承諾實踐前，不應解散群眾抗爭的委員會。對香港也不例外，中共可以在答允訴求後，讓「占中」解散後，用鬼辯技倆打破承諾。因此，建基於對中共的絕不信任，「占中」必須要求立即實現民主，絕不拖延。

社會主義行動的占中訴求：

● 梁振英政府立即下臺

● 立即廢除功能組別、立即廢除提名委員

● 政治代表與普通工人同薪同酬，不享有經濟特權

● 廢除基本法，一人一票普選「真正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

● 由選舉產生的議會代表，選出政府特首

「真正人民議會」立即實行的社會改革，不能拖延到占中之後，而應該納入為占中訴求：

● 立即立法通過八小時工作製、最低工資每小時$40元

● 由公帑全數支付全民退休保障、每年興建五萬公屋、改善環境汙染

● 民主公營大銀行及大企業，由工人民主管控

2013蕩婦遊行宣傳：我要性自主　不要性暴力

本年度香港的「蕩婦遊行」將於11月24日舉行。為宣傳來周的「蕩婦遊行」(Slut Walk Hong Kong)，11月15日晚上8時，社會主義行動連同香港蕩婦遊行，由中環地鐵站遊行至蘭桂坊。遊行約有十多人參與，包括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沿途高叫的口號包括「唔好教我點著衫，教下D人咪強奸」、「我要性自主，不要性暴力」、「女性不是性工具」等，吸引大批市民駐足留意。

遊行隊伍抵達蘭桂坊後，各團體代表開始發言，當中社會主義行動的代表鄧美晶表示：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在5月談及強奸案數字上升時，公開建議年輕女性不要喝太多酒。言下之意，即是說「女性被強奸是其咎由自取，並不是強奸犯的錯」，是公開歧視女性及責備受害者的言論。由於社會和經濟權力由男性主導，對女性的歧視變成責備受害者的父權意識形態。女性必須走出來捍衛自己的權利，對抗父權資本主義。

長毛譏諷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指他叫人不要喝酒，以為是叫人避免肝硬化，豈料是叫人避免被強奸。

遊行參與者隨後亦在場向路人派發宣單，呼籲參加來周的「蕩婦遊行」。希望能夠通過一系列的活動宣傳婦女身體自主權和人身安全權利。

回應本土派的攻擊：民主運動自身豈能不民主？

捍衛群眾運動中的組織和宣傳自由

近日，在《熱血時報》上一篇文章攻擊政治組織在遊行集會中「非法募捐」，當中包括社會主義行動。我們反對這些荒謬指控，並作出以下回覆：

禁止籌款、組織旗幟 － 中共打壓異己的手法

各政治流派都應有自由在運動中公平競爭，爭取群眾支持自己的理念，同時保持合作精神，對抗梁振英政府這個共同敵人。在群眾鬥爭中，確保全面的民主，不是群眾運動的奢侈品，而是能否擊敗政府的決定性因素。

今天，本土派提出「禁止籌款」、「禁止組織旗幟」、「禁止政治化」等理論，諷刺地與中共立場如出一轍！若果縱容這種專製手法，群眾運動必招潰敗。

政治組織要在街上募捐，需要經過復雜的申請程序，對沒有財團資助的基層組織來說，合法籌款是不可能的事。民建聯及民主黨每年分別都獲取來自中共和財團的鉅額資助，街上募捐之收入對其來說，可謂微不足道。打壓街上的籌款權利，只會扼殺基層和工人團體的組織權利，讓有資本家支持的政黨繼續獨大。

群眾有選擇自由，並根據組織的政治理念和抗爭紀錄，決定是否值得捐款支持某一團體。例如，在港視事件上，「社會主義行動」一連兩星期在旺角及政總集會進行街站，共收集到7千多個簽名，於11月6日集會中，交給港視留守員工代表蔡錦源導演（見圖），大會亦在當晚宣布我們的成績。這是群眾支持我們的原因之一。

警察打壓組織自由　本土派淪為幫兇

自從「愛之堆」冒起後，建製派打壓街上活動日趨猖獗，我們的街站亦時常受到流氓騷擾。例如，在八月份我們進行十多次聲援林慧思街站，期間除了受到流氓騷亂外，亦受到警察曾經威脅票控阻街。建製派的目的是阻止更多激進組織發展，現在本土派報警指控有團體的街站「非法籌款」，實際上是愛之堆的幫兇。

文章寫到：「警方要『收你皮』，對公關形象之破壞非一隊藍帽子所能承受！」，可見作者天真無知，完全低估了梁振英政權下警察打壓的程度。今天，政治打壓已經愈來愈露骨，在今年遊行集會或街站上，團體籌款遇到的風險愈來愈大。

民主運動自身豈能不民主？ 「騎劫」、「抽水」- 莫須有罪名

社會主義行動一貫批評，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由「反國教大聯盟」的小圈子領導層主導，當中包括了學民思潮。大聯盟為了操控運動，一直以「騎劫」、「抽水」，甚至「冒認學民思潮」等莫須有罪名，排擠任何不受其控製的團體參與。最後，更於九月九日立法會選舉前夜，突然宣布解散占領政總。決定沒有經過民主討論，甚至很多學民成員都無被諮詢，令不少想繼續抗爭到底的參與者深感被出賣。運動欠缺民主包容的架構，決策未能以自由辯論並投票決定。

今次港視事件中，同樣由左翼廿一等一小撮人組成的「民間開放電視行動」自封主辦單位，主導了10月20日的遊行，激起積極參與者累積多時的怨憤爆發。若主辦者用開放民主的方式組織運動，今天的情況絕對可以避免。本土派指出主辦單位的不民主，是正確的，但並沒有提出運動民主化的出路，反而令情況更惡劣。

在當日港視政總集會中，本土派與主辦單位發生沖突後，間接令港視員工成為了運動的單一領導，令集會進一步去政治化，限製了運動只可以爭取發牌至香港電視。爭取言論自由、開放大氣電波、反對行會保密製、廢除功能組別等訴求，都被排除於外。沒有進一步爭取的訴求，本土派口頭裏最討厭的「提早散水」，反而更容易成真。

「左右膠」雖然表面對立，但兩派的所為帶來的客觀效果，可謂如出一徹。去年「反國教大聯盟」煽動反政黨的情緒、排斥政治組織介入群眾運動，今天本土派以「非法籌款」阻止任何政治組織參與；當日反國教大聯盟與今天本土派一樣，都強調運動要「單一議題」，將運動去政治化。反國教大聯盟將運動主導權交到教協（民主黨政客）手上，最後妥協收場；本土派則將運動主導權交到公民黨政客手上，消耗28萬人的鬥爭意誌。

群眾運動自身必須民主，開放予不同的黨派參加。在同時在不違背整體目標的前提下，所有團體都有自由提出自己的個別方案、口號和策略等，競逐群眾支持。例如，在反國教運動裏，社會主義行動推動「罷課」這特定策略；在港視集會裏，民間電臺提出「開放大氣電波」的理念。這不僅不會分裂運動，反而是動員更廣泛群眾參與、強化運動的必要手段。

傑瑞米柯賓

捍衛出版言論自由

本土派攻擊我們售賣刊物籌款。然而，出版定期刊物是工運民運的傳統，以抗衡資本家操控的主流輿論。諷刺的是，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過往都攻擊我們售賣《社會主義者》雜誌。

我們售賣的《社會主義者》雜誌，除了為群眾運動做紀綠，亦是捍衛內地新聞自由的工具。《社會主義者》簡體電子版在中國大陸有不少訂閱者，是被當局禁製的刊物之一。2011年，《社會主義者》的內地撰稿人張蜀傑被公安逮捕，當時公安指他可被控「泄露國家機密」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後來在梁國雄（長毛）和工國委（CWI）協助下，張氏才得以逃離中國，在瑞典得到政治庇護。

社會主義行動沒有政府、財團和NGO的支持，售賣本刊的收入是我們主要的財政來源，用來建立我們的組織和運動。我們絕不會屈服於本土派的攻擊之下，繼續支持港視事件的抗爭，並捍衛任何團體在集會中宣傳組織的自由。我們強烈要求《熱血時報》回應：該報是否支持言論自由、組織自由及出版自由？

捍衛公共空間　反對縮減旺角行人專用區開放時間

11月21日，油尖旺區議會通過縮減旺角行人專用區的開放時間，由一星期七天縮減至兩天，非開放時間期間行人專用區將會改成馬路。樹仁大學進行了一個訪問，非居民或商戶的途人中，近六成認為應維持現狀，四成同意縮減開放時段。而，居民和商戶中，近兩成認為應維持現狀，八成同意縮減開放時段。

行人專用區不但成為悠閑街道，更演變為香港僅有可讓市民表達意見，享受藝術的的公共空間，歌舞表演、繪畫、雜耍、戲劇等藝術表演者林立，令其成為香港特色街道，不但娛樂到旺角消遣的市民，也吸引世界各地的遊客慕名而來。此逐漸形成一種香港的街頭藝術文化。

綜觀世界上不同城市，都有讓市民自由表達意見和藝術的公共空間，如奧地利國家劇院附近有步行街，供當地人表演音樂；法國巴黎文物建築物附近也設有步行街，作保育及藝術表演；亞洲則有臺北西門町、澳門步行街。

封街不能解決噪音阻街問題　

近年來行人專用區接收到不少居民投訴，指街頭表演的音量過大造成滋擾。自去年六月，運輸署將行人專用區時間提早至晚上十時關閉。區議會也聲稱因為「居民投訴受到噪音滋擾」而動議封街決定。事實上，日後周一至五街道改回馬路後，問題並不能解決，人車爭路將會再次發生，汽車所產生的廢氣和噪音問題也將卷土重來。區議會在沒有嘗試任何咨詢，監管和規劃底下，決定「一刀切」封街，並不能為居民解決任何問題。

行人專用區自2000年開始啟用，當年因旺角西洋菜南街人流太多，人車爭路問題嚴重，汽車排出的廢氣和噪音又滋擾居民，政府在壓力底下而建立部份時間行人專用區，星期一至六下午四時至午夜十二時、星期日和公眾假期中午十二時至午夜十二時禁止車輛駛入。此措施成功解決了人車爭路，車輛廢氣和噪音汙染問題。

封殺行人專用區決議單在油尖旺區議會通過，沒有充分咨詢廣大市民。區議會由建製派政客壟斷操控，單是油尖旺區議會，便由保皇黨民建聯和所謂「獨立」的區議員組成。上月電視發牌黑箱作業令市民對政府和建製失去信心，建製派區議員為取回旺角區居民的選票作此決定，是逃避問題，更是扼殺全香港市民僅有的公共空間。

整個油尖旺區議會在無人反對下，以24票通過旺角行人專用區日後只在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開放。這並不是民主的決定。民調顯示，六成行人支持旺角行人專用區，維持現時每周7日開放。

同時，行人專用區也被越多越多的「寬頻」檔和「易拉架」阻塞街道，銷售寬頻和電話計劃的檔口占滿整條行人專用區，阻礙行人走動。而單是登打士街開始，一整條街便樹立數十個易拉架霸占，全為商業廣告。近日《蘋果日報》揭發，大部份易拉架由集團式經營，以一小時數十元聘請中年婦女看管，集團月入達二十萬元！

保留街頭藝術　捍衛言論空間

旺角行人專用區的街頭藝人絕大多數為有正職或已退休，希望發揮自己的興趣，在下班後走上街頭，從中賺取微薄收入，娛人自娛，也為有「藝術文化沙漠」之稱的香港發展一些本地藝術文化。

SMS樂隊在旺角表演多年，有一定名聲。成員之一威哥，有「旺角John Lennon」之稱，是退休人士，每晚7時至10時在行人專用區表演，都吸引過百市民圍觀。樂隊另外兩名成員Tony和Connie是夫妻，為歌唱導師，晚上業余到行人專用區表演。「我們廿多年前已開始在街頭表演，沙田、尖沙咀星光大道等，政府不願意開放公園讓更多藝術發展，我試過在沙田公園唱歌，所有居民也很支持，但康文署為了阻止我們在公園使用揚聲器，曾試過報警和派人在那時段洗地數小時！」Connie憤怒表示。

由於香港沒有噪音標準的相關法例，現時法例容許警察由其主觀感覺判斷聲量是否為噪音，SMS樂隊在去年曾被警員一晚連續五次要求調低音量，該名警員更說：「我的耳朵認為你是噪音便是噪音！」，繼而票控他們，過百市民當時批評警察執法不公。

包括社會主義行動在內，不少政治組織也在行人專用區擺設宣傳街站，是市民向政府發聲的重要渠道。梁振英政府過去多次逆民意而行，令市民民怨一度累積。不論是反對國民教育，林慧思受政治迫害，電視發牌黑箱作業等社會事件，不少團體都到西洋菜街發起簽名運動，收集市民意見。今次封街，令這些民間聲音在日後更難表達。

噪音管製需立法　街道要規劃

我們和大部份街頭表演者一樣，反對在沒有任何咨詢下，「一刀切」封殺行人專用區。我們認為，要解決噪音、人群聚集阻礙街道問題，需要透過規管和發牌等方式解決，如立法管製噪音（現時香港並沒有這法例）。旺角著名的「女人街」因為有劃分攤位和行人通道位置，攤檔大小有標準，一直以來並沒有阻街問題發生。我們提出以下管製方式：

■設立噪音管製，每個表演單位必須在一定分貝標準下進行活動

■采用發牌及輪流機製，每一單位可在指定時期內進行一定次數表演（如一個月使用五次，每次兩小時）

■在行人專用區劃分表演區及通道區，攤位之間距離設立標準，確保行人有足夠地方流動

我們要求：

■立即撤回縮減行人專用區開放時間的方案

■開放公園和休憩用地，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藝術表演和政治活動

■禁止大型商業機構霸占用地

傑瑞米柯賓

職工盟發起集體談判權遊行

十二月一日下午二時半，職工盟及屬會過百人發起了「爭取集體談判權大遊行」，從灣仔修頓球場出發，遊行至特首官邸禮賓府。是次遊行參與的屬會包括巴士、國泰、碼頭、地盤、飲品、外勞及個人行業等工會。

參加示威的馮小姐，任職診所職員，是個人行業工會的成員。她表示作為個人服務行業的一員，一個工人的聲音太薄弱，爭取集體談判權就是為了讓工人得到較有力的談判位置。她提到，現時工時過長，每天工作朝九晚八，每周一至六上班，並且過去四、五年來一直凍薪。希望能夠透過更團結的工會運動爭取標準工時及加薪。

作為保安導師的馮先生，入行四十三年，是保安工會的一員。他提到工會沒有集體談判權就等如工人不能發聲、不能團結。現時保安行業的工時是最需要改變的，一般保安每天工作十二小時，加上上班通勤的時間一天就是超過十四小時，根本不能夠擁有合理的家庭與個人生活。而雖然政府實施了最低工資，但工人沒有集體談判權之下，老板可以肆意巧立名目，譬如取消飯鐘錢、減少有薪假期等手段壓低工人工資。雖然自己的工作待遇相對合理，但今天仍然站出來遊行，以示工人階級的團結抗爭。

除了本地工人，遊行亦有外勞工會的參與。來自菲律賓的Feliza在香港當家傭二十多年，到今天的工作待遇依然十分不人道，她說她每晚都是要睡在地板上，毫無私隱可言。因此她希望集體談判權除了能夠讓工人爭取合理工資外，亦能爭取外地家傭能夠獨自選擇居所的權利。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工人爭取工會集體談判權，在現今政府奉行新自由資本主義下，工人只有更團結的鬥爭，建立戰鬥性的工會運動才能捍衛每一項工人權利！

黃毓民的「掟汽油彈」言論

12月9日，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在討論政改諮詢的立法會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批評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政改方案假諮案，聲言香港除了革命沒有第二條出路，表示「唔系掟你雞蛋，就來掟你汽油彈」。

建製派攻擊這言論。特首梁振英表示，黃毓民的說話具恐嚇成分，社會完全不能接受，政府不會姑息，揚言政府一定會依法辦理。愛港之聲、保衛香港運動、沈默之聲及匯賢起動舉行聯合記者會，譴責社民運梁國雄及泛民議員黃毓民煽動及破壞社會秩序，要求二人引咎辭職。社民連成員在梁振英的施政報告地區論壇時，兩名社民連成員陳德章和曾浚锳向他投擲雞蛋，誤中曾俊華。根據香港基本法第77條明確規定，「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的會議上發言，不受法律追究。」

最近政府擺出強硬姿態，抵製真普選，先有李飛來港宣布香港特首必須「愛國愛港」，後有林鄭月娥開始政改諮詢，民怨幾何級上升，可預見來年政局會更兩極化。然而，中共在三中全會後，習近平進一步獨攬權力，並加強鎮壓異見聲音，斷然拒絕自由派的改革訴求。這自然連系至對香港的管治，不難想像，李飛的言論是三中全會後中共高層拍板決定的。在這局面下，依靠泛民主派的談判妥協不可能爭取到任何東西，正如黃毓民所言，香港只有革命性鬥爭的出路。

黃毓民澄清，並非威脅要向政府掟汽油彈，而只是預視民怨升級，有朝一日不止是掟雞蛋，而是掟汽彈，溫馨提示政府會出現這個問題。

面對群眾激進化的局面，黃毓民近來愈來愈多使用「革命」、「勇武鬥爭」等激進修辭。11月6日，立法會辯論動用《權力及特權法》，調查港事發牌事件，五萬人集會支持。黃毓民發言時，指示威者唯有沖擊政府總部，才能令迫使政府就範。然而，這些不過是他空泛的民粹修辭，將民怨收割為政治資本，未見會連系至行動上。黃毓民無論在過去組建的社民連和人民力量，還是他自己的參選政綱，都沒有提出革命的立場。

在未來的民主鬥爭，群眾要與獨裁政府一決雌雄，需要不妥協的革命性鬥爭，拒絕任何密室談判，除了提出沒有篩選的一人一票普選，議員亦需要領取普通工人薪金，可以被隨時罷免，並以新的議會取代跛腳的立法會。民主運動只有由工人階級領導，並連系至中國內地的群眾反抗，與社會主義的鬥爭連結起來，實行八小時工作製和民主公營大企業等政策。只有打破中共一黨專政，香港才會有真正的民主。

傳單：中央堅拒實現真普選

以下是社會主義行動在占中商討日派發的傳單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訪港，為中央的普選方案劃上底線。李飛表明未來特首候選人一定要「愛國愛港」，拒絕任何與政府對抗的人參選。林鄭月娥帶領政改假諮詢，清晰表示特首候選人必須經過小圈子提名委員會篩選，不可能允許公民提名。

中央堅絕賜予真普選，態度清晰，但泛民依然在群眾中散播幻想，堅持與政府有談判空間。曾經反對五區公投的公民黨湯家驊一馬當先，以「個人名義」拋出沒有公民提名的方案，接受「愛國愛港」的篩選標準。真普選聯並無批評湯家驊的取態，因此與其說湯家驊「另起爐竈」，倒不如說他為泛民主派作好兩手準備，為這群政客打開與中共密室談判的後門。

政府為普選架設「基本法」的鳥籠，但中央從來不用遵守自己製訂的法律。人大常委會曾經兩度否決2007/08及2012年普選，違法所謂基本法的「承諾」；一零年的政改方案一役，起初中央指超級區議會功能組別方案違反基本法，但後來與民主黨民協達成臺底交易後，又轉馱支持。

現在是動員群眾、準備占中的好時機。如果有清晰的策略和立場，必定可以凝聚民氣、起來鬥爭。相反，占中三子的實際回應是，拒絕號召參加元旦遊行！我們警告，占中三子和泛民主派猶豫不決，令運動有失去民意的危機。

占領中環　罷工罷課

中央政府已從過往廿年泛民爭取民主失敗的經驗，可見單靠遊行集會並不足以對抗政府。戴耀庭等人目前提出的占中方案含糊不清，更時而提出各種自我束縛的荒謬策略。如果占中繼續清晰而進取的策略，恐怕占中最後與過往的集會無異。

在上次商討日，已經有參與者提出罷工罷課，而社會主義行動亦一直在不同的占中論壇提出罷工罷課的必要性。然而，占中三子卻指「占中不會對抗商家」，但商家財團正是不民主製度的最大既得利益者，苦口婆心勸說商家接受他們的好意，不過是一廂情願。

「占領中環」要達至癱瘓經濟運作，威脅香港統治階級的利益，才有可能勝利，而罷工將能發揮這重要的效果。學生罷課作為鼓動鬥爭的起點，然後號召工人罷工。「占中」應該要求學生組織和工會簽署約章：如果警察逮捕或襲擊占中參與者，這些組織立即發動罷課罷工還擊。土耳其群眾在六月占領塔克斯廣場遭到警察鎮壓後，公務員工會發動全國30萬人大罷工還擊，就是一例。

沒有團體可以壟斷占中

最近，「和平占中」發表聲明指，支持占中的團體要先知會主辦方，強調其他團體要扮演「後援」角色。社會主義行動必須指出，占領中環是屬於所有群眾的，並非任何團體的專利，「和平占中」並無權壟斷運動。任何人都有權成立組織支持占中，不受限製地獨立行動，提出自己的策略，爭取群眾支持，包括集會和募捐。

終院裁定申領綜援「七年限製」違憲

社會主義行動歡迎這項裁決，這將為減輕內地新移民貧窮邁向一小步。然而，右派民粹政客，如新民黨葉劉淑儀和自由民李梓敬之流，伺機抹黑「內地人來港搶福利」，煽動反內地人的族群仇恨，分化中港兩地群眾的團結。這群政客同時亦打擊勞苦大眾的社會福利（包括最低工資、集體談判權、增加富人稅）。香港的福利、學校和公屋資源短缺，是因為政府吝嗇的理財方法，不是因為內地新移民！港府福利開支的水平占本港GDP的5.8%，是經合組織裏已發展經濟體的平均水平(19.2%)的四分之一。當務之急是，要打破香港作為「避稅天堂」的困局，由有錢人支付增加公共服務的開支，將財富重新分配予勞苦大眾。

右派民粹抹黑內地新移民

多年來，社福署製造「綜援養懶人」的輿論抹黑窮人，又要申領綜援的老人之子女簽署「衰仔紙」（承認自己無能力供養父母），竭力逃避政府公共開支的承擔。今年，自由黨的李梓敬發起運動抹黑領取綜援人士，舉起「反對濫用綜援大聯盟」招徭過市，合理化政府的重商政策。此外，「激進」的本土派更提倡「蝗蟲論」，發表內地人侵蝕香港資源的仇恨言論。

自1970年代起，申請綜援的資格為居港滿1年。直至03年，在時任政務司長曾蔭權以「經濟不景」為由修改規定，在翌年實施「領綜援需居港7年」的規定。

事實上，內地新移民領取綜援占整體綜援開支不過是一小部分。根據終院的判辭所指，以2001年至2002的財政年度為例，即使當年實施了「居港7年規定」，政府實際上可節省的綜援開支大約只是7億多港元。可見，曾蔭權當時的政策不是為了節省開支，而是為了將對政府的憤怒轉嫁至窮人身上。

根據《主場新聞》報導：「終院指出，早在1998年至2003年之間，即未實施7年居港限製的時期，新移民占申領綜援總人數大約12%至18%，認為即使讓居港未滿七年人士申請綜援，對財政負擔影響微不足道。」

此外，判辭又指出：「估計花在新來港人士的綜援開支，由1999/2000年的1.467億港元（相當於綜援開支總額的10.8%），增至2001/02年的1.728億港元（比率升至12%）。」

社會福利署資料顯示，居港未滿7年的綜援受助人由2001年12月底的58,576名，減至2010年底的19,127名。此外，居港少於7年的綜援受助人數為27,197人(2008-09年度)跌至14,843人(2012年底)，出現一定程度 (45.4%)的跌幅。

若以每人領取2,000元計算，2010年內地新移民的綜援受助額不過$3,800萬港元，與當時政府6,000億港元財政儲備相比，不過是九牛一毛。

傑瑞米柯賓

人口政策仇窮迎富

政府的人口政策向來仇窮迎富，富人可輕易付「路費」跨越邊境，相反不少貧窮家庭中港相隔而不能團聚。今年正為本港推出投資移民計劃10周年，讓來港投資650萬元的內地富人獲得居港權。自03年10月起接受申請至2009年，投資移民成功批核個案逾4,350宗，以每個個案最少來港投資650萬元計算，香港最少已有逾282.75億元進帳。當然，豬籠入水的是地產商和炒家，而不是普通市民。

99年的香港居留權爭議事件中，內地新移民爭取港人在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當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發表「十年內將會有167萬人可從中國內地移居到香港」之香港陸沈論，伺機要求人大釋法拒絕香港居民在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

然而，根據統計署資料顯示，2013年申請單程證來港的只有約47,000人，根本未用盡每天150個的限額，「陸沈論」早已破產。打著「反政府」旗號的本土派，今天攻擊「內地人搶福利」，實質上與建製派葉劉淑儀當年的荒謬理論如出一轍。

敵人是政府和資本家　不是內地新移民

目前房屋、教育和醫療的資源不足，是因為政府投放公共開支極為吝嗇，香港公共資源的不足，在於政府的緊縮開支政策，而非「被內地人搶福利」。無論是「親政府」的自由黨還是「反政府」的本土派，其所抹黑內地人的歪論，最終只會是政府新自由主義政策轉移視線的幫兇。香港的工人和基層的矛頭應該指向掠奪財富的資本家和政府。

二零一四年

中央堅拒真普選　政改假諮詢激化群眾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訪港，為中央的普選方案劃上底線。李飛表明未來特首候選人一定要「愛國愛港」，不得與中央政府對抗。他亦指出，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將會承接現時的選舉委員會，即由商界菁英和建製政客主導的四大界別組成。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表示，公民提名方案只屬於公民推薦，無論什麼方案，最重要是無削弱提名委員會的提名權。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表示，提委會的特首提名權是「排他」及「專屬」的，不可被架空和削弱。此外，建製派亦會限製候選人數目，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暗示，特首是不出二至四個候選人參選。

可見，中央政府必定牢牢控製，無論泛民主派提出什麼提名方案，如果不廢除現時的提名委員會，最終還是受提委會主導。溫和派的民主黨和工黨，提出公民、政黨或提委會任何一渠道取得有效提名，便可入閘。所謂「三軌製」最後會是由提委會主導，另外兩種提名方法不過是「諮詢性質」的政治花瓶。而激進派的社民連和人民力量提出的「公民提名不可或缺」，為接受提委會與公民提名留下一道後路，沒有信心打破中共體製的框架。

泛民主派在政府架設的「基本法」鳥籠打轉，不敢從事體製外的抗爭，但中央從來不用遵守自己製訂的法律。人大常委會曾經兩度否決2007/08及2012年普選，違反所謂基本法的「承諾」；一零年的政改方案一役，起初中央指超級區議會功能組別方案違反基本法，但後來與民主黨民協達成枱底交易後，又轉駄支持。

泛民妥協　占中猶豫

中央堅拒賜予真普選，態度清晰，但泛民依然在群眾中散播幻想，堅持與政府有談判空間。

曾經反對五區公投的公民黨湯家驊一馬當先，以「個人名義」拋出沒有公民提名的方案，接受「愛國愛港」的篩選標準。湯家驊接受訪問時，表示北京很怕特首選舉出亂子，偏激的候選人會在選舉論壇大聲疾呼「打倒共產黨」、「推翻一黨專政」，中共或會覺得未必可以處理。真普選聯並無公開批評湯家驊的取態。

民眾對占領中環愈來愈失去耐心，最近梁振英的落區宣傳演變成反對者的抗議，元旦遊行將會見到大批群眾上街，政治氣氛勢比去年更為激進。

政府拒絕真普選的態度昭然若揭，現在是動員群眾、準備占中的好時機。如果有清晰的策略和立場，教育群眾已經與中共沒有妥協空間，必定可以凝聚民氣、起來鬥爭。相反，占中三子的實際回應是，拒絕號召參加元旦遊行！在社會主義行動的占中商討日中，我們成員鄧美晶抨擊，占中三子和泛民主派猶豫不決，令運動有失去民意的危機。

中央政府已從過往廿年泛民爭取民主失敗的經驗，可見單靠遊行集會並不足以對抗政府。戴耀庭等人目前提出的占中方案含糊不清，更時而提出各種自我束縛的荒謬策略。如果占中繼續欠缺清晰而進取的策略，恐怕占中最後與過往的集會無異。

占領中環　罷工罷課

在第一次商討日中，已經有參與者提出罷工罷課，而社會主義行動亦一直在不同的占中論壇提出罷工罷課的必要性。然而，占中三子卻指「占中不會對抗商家」，但商家財團正是不民主製度的最大既得利益者，苦口婆心勸說商家接受他們的好意，不過是一廂情願。

「占領中環」要達至癱瘓經濟運作，威脅香港統治階級的利益，才有可能勝利，而罷工將能發揮這重要的效果。學生罷課作為鼓動鬥爭的起點，然後號召工人罷工。「占中」應該要求學生組織和工會簽署約章：如果警察逮捕或襲擊占中參與者，這些組織立即發動罷課罷工還擊。土耳其群眾在六月占領塔克斯廣場遭到警察鎮壓後，公務員工會發動全國30萬人大罷工還擊，就是一例。

在未來的民主鬥爭，群眾要與獨裁政府一決雌雄，需要不妥協的革命性鬥爭，拒絕任何密室談判，除了提出廢除提名委員會，爭取沒有篩選的一人一票普選，議員亦需要領取普通工人薪金，可以被隨時罷免，並以新的議會取代跛腳的立法會。民主運動只有由工人階級領導，並連繫至中國內地的群眾反抗，與社會主義的鬥爭連結起來，實行八小時工作製和民主公營大企業等政策。只有打破中共一黨專政和資本主義，香港才會有真正的民主。

香港：民主鬥爭何去何從？

元旦大遊行再一次動員了香港成千上萬的民眾上街捍衛真正的普選，並反對北京當局委派的非民選政府。但是今年的參與人數明顯比去年的13萬人（元旦遊行的最高紀錄）回落，這反映出現時局勢的復雜性，並突出了民主陣型中激烈的矛盾與分裂。

這是個反對2017不民主的行政長官選舉製度鬥爭的關鍵時刻，屆時將會是首次全部選民都能參與其中。縱使如此，這個選舉製度（主要由英國人發展出來的）允許中共專製可以通過財團菁英壟斷政治架構淩駕於民眾的選擇。他們刻意誤導公眾可以在2017年獲得「自由」的選舉（沒有操控的），但群眾變得日益憤怒因為越發明顯地這只不過是另一個騙局。於此同時，北京不斷提升警告與威脅，將任何挑戰其立場的方案稱為「不愛國」和「不合憲」。

遊行參與的人數並不能夠作為唯一衡量公眾情緒或鬥爭的意誌的標準。但無論如何，三萬人（根據主辦單位的數字）抑或萬三到萬六人（根據香港大學的數字）的參與數字，是對現時民主運動的手法和其實際領導的一次警告，尤其是「溫和的」民主黨。正如民陣的發言人楊政賢對《英文虎報》評論遊行的低下參與：「反映出有些人認為單純的遊行並不足以表示憤怒」社會主義者更會加上，群眾需要的並不只是要「表達憤怒」，而是需要一個能夠擊敗現政府的鬥爭策略和手段。

元旦遊行的參與人數大幅下跌所代表的，是部分民眾感到每半年一次的遊行並不能夠帶來真正民主改變的一個征兆，就算其中的一些遊行有龐大的參與人數（譬如去年七一遊行的四十三萬人和前年相若的人數）。民眾開始對泛民領導的無為感到沮喪，他們明顯只尋求與中共專製達成妥協。我們從他們不斷降低對未來選舉製度的政治要求，並越來越減少反政府的群眾動員中看得出來。

工人國際委員會在香港的支持者（社會主義行動）一直重申中共政權並不會被「理性」論點所說服以在香港（或任何其統治的土地）落實真正的普選，而因此所有可能的「妥協」――一個調控至並接受中共專製的繼續――只會導致今天不民主製度的不斷重復。表面上可能會出現改變，但這不會是根本性的。真正的民主改變必須要擊倒獨裁統治，而這只能夠透過香港的群眾鬥爭，采取更有效的策略，譬如反政府的政治型群眾罷工等，但同樣關鍵的亦是要連結中國大陸被壓迫的群眾，建立團結民主抗爭並終結專製統治。

占領中環

非民選產生的香港梁振英政府並不會因為元旦遊行較低的出席率而感到安心。就如一個親政府智庫的前主席劉紹佳警告說：「政府沒有感到自滿的空間…民調都在顯示不滿正在增加。」

梁振英政府在各個戰線都困難重重，從經濟下滑和爆發性的貧富差距，到接二連三的貪腐醜聞與官員辭職以及民意的崩潰。十一月的民調顯示梁振英的評分已達到40.6 分（100分為滿分），是自2003年大遊行以來所有特首的最低評分，當時的運動迫使時任特首的董建華下臺。中國政權繼續拖延民主的舉動是民怨爆發的其中一個原因。這股民怨在遊行當中以要求梁振英下臺而呈現出來。但是，現在需要的是一個能夠帶領鬥爭向前走的策略，而這也是過去一直所缺乏的。

去年元旦大遊行有13萬人參與，當時關於「占領中環」的概念還在最初的階段。當時的計畫是一個無限期占領主要商業區域的群眾運動，而當初計畫會在本年七月緊接七一遊行後發動。在過去的一年以來的「占中」運動，一開始吸引了青年人與民主運動中活躍分子的廣泛回響。社會主義行動歡迎占領的提案並在運動中積極的參與，同時也指出運動的局限性（占領運動是有效的跳板，但需要升級至群眾性的罷工罷課）。我們亦批評由「溫和」泛民主派主導的「占中」領導層綱領的缺陷，其不過是在模糊而非澄清甚麽選舉辦法才能夠終結中共專製的操控。

不幸的是，在最近的一段時間中「占中」領導層更再次降低抗爭的言論，無論是就占領運動的廣泛性抑或是組織性，並進一步模糊2017選舉的訴求。在中國政權和其扯線公仔香港政府的壓力，但同時亦關鍵性地受到香港資產階級的壓力下――其不斷批評占領「擾亂社會」而歷史上亦一向反對民主普選――，「占中」的領導層動搖了並往後退，隨時會犧牲群眾對占領運動的支持。

傑瑞米柯賓

鎮壓的威脅

建製派與其控製的媒體的言論越來越變得強硬，警告占領行動會變成「動亂」，甚至指責「外國敵對勢力」的幹預（暗指英美政府，縱使他們都未嘗支持民主）。一些親北京的政客更暗示解放軍可能的鎮壓。梁振英不斷地強調占領運動「不可能」會是「合法或和平」的。不同的紙面壓力團體頓時冒起來反對占領――實際上由建製派所組織的――，並準備攻擊或挑釁沖突來作為警察鎮壓占領的藉口。這些組織在最近的一段時間中日益自信和強硬，並首次在元旦遊行舉行的同時擺設街站――明顯的挑釁行為。

建製的壓力堆積在泛民及「占中」領導層身上，使他們放棄「暴力和不合法」，但實際上是要迫使他們一些領導們放棄占領的概念。這個「非暴力」的宣傳由這些同時支持北京當局1989年的六四屠城鎮壓的政客推動，顯得額外偽善。

與其認真辯論關於真正民主選舉製度的論述，建製派的政治恐嚇宣傳更激起廣泛群眾，尤其是青年人的反感。假如擁有清晰而堅定的領導層帶領，對於占領運動以至長遠反專製的策略的支持將會倍增。不幸地，這並不是實況。建製派的壓力與「占中」和泛民領導層的越發龜縮，正積極地製造能達至2017選舉製度妥協的幻想。我們重申：任何與中共獨裁達成的妥協，正如過去多次證明一樣，只會是表面上的修飾。

「占中」領導層最近宣布占領行動會由2014年七月延遲至2015年三月，來迎合政府的諮詢過程與報告。但這個「諮詢」只不過是場戲，政府一直都有前設立場。這個醜陋的諮詢過程就連前政務司司長（香港政務官員首長）陳方安生都稱為「不誠實和具誤導性」。

「明顯地，無論是根據政府文件或者官員們近來的言論，都顯示落實普選的尺度都已經被事先決定下來，並受到北京中央勢力的嚴重影響。」陳說。

縱使群眾鬥爭的時機可能會隨著某些客觀因素影響，由上而下的官僚作風使得早前「占中」領導層提出的民主討論大相逕庭。這樣對待群眾鬥爭的態度――以為能好像水龍頭般隨時打開關閉――完全違背了全球大型群眾運動，如2013年土耳其和巴西的抗爭經驗。

延遲行動會導致士氣的瓦解並在未來更難去動員。這樣卻恰恰迎合一些右翼泛民政客，他們實際上卻非常不願意進行占領行動，恐防運動會脫離他們的控製。與其建立認真的運動挑戰政府，他們尋求一個有限度的、象征性的占領使他們可以「嘗試過」。一些泛民領導層充滿愧疚的語調，不斷祈求政府不要「迫使」他們發動占領。

這種缺乏戰鬥性的態度，導致民主運動的廣泛層面當中出現兩極化與沮喪感。這透過不同的方式呈現了出來，包括越來越高調的「本土」極端分子（右翼反大陸人種族主義者），以及其他更激進的派別，但是未能提供一套貫徹的替代策略或者明白建立民主的鬥爭架構的重要性。

公民提名VS精英委員會

關於反民主和泛民主陣型的核心分歧在與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提名程序。中共及其在香港的耳目堅持需要提名委員會，並透過它篩選走「不合適」的候選人。這個委員會是參照過去小圈子選舉中的由精英壟斷而極度不民主的選舉委員會所組成的，兩年前梁振英就是由1200個非民選的代表組成並被大資本家所壟斷的委員會所揀選的。

為了披上一個「聆聽市民」的外衣，政府可能同意擴大委員會並接納民眾直選代表作為其組成部分，但同時會保障建製派的壟斷地位。無論如何，中共會確保擁有最終的控製。其與泛民領導層辯論的「絕招」就是提名委員會是香港基本法，以及全國人民大會的橡皮圖章中所規定的。這個「憲法」論就好像球證的「紅牌」一樣，北京當局能夠否決任何不屬意的方案。至今這個法律緊箍咒很有效，因為泛民的領導層都中了咒語般墜入了維護基本法的迷思中。

與其反對這些不民主的規定，甚至提出憲政修改，泛民的領導層允許自己被拉進這個無意義的討論和「詮釋」基本法裏甚麽允許不允許。但這個文件本來就是個精英製下的官方文件，在四分一世紀前由中共專製與香港資本家們聯手製定的。其主要目標就是要確保資本主義製度，並根據基本法規定是一直不變至2047年的。這樣的一份文件中充滿專製的法律條文並不是個巧合。

主要的泛民政黨組成真普選聯盟，提出「公民提名」的要求，意即任何人假若能夠獲得足夠的公眾連署就有權利被直接提名。但同時這些政黨卻不反對北京的提名委員會。這個「墻頭草」立場是政客們企圖建立談判的平臺，來達至某個包含直接（公民提名）元素及間接（提委會）的雙軌方案。社會主義行動批評這個立場，首先這樣是在散播中共會願意妥協（其往往會表面上妥協――但不會放棄控製），第二這會是右翼泛民領導妥協的前提（我們已經察覺到了）來放棄公民提名並接受提名委員會，讓中共可以篩選走任何能夠不在中國政權控製下真正具有威脅的人。

中共的喉舌不斷強調他們不會接受公民提名，指其「違反」基本法。最近，梁振英其中一名高官，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指公民提名的概念「天馬行空」。這是就元旦日當天占領中環運動發起的「公投預演」民調的回應。這個民調主要透過網上及電話投票，吸引了62000的票數。其中，94%的票數支持選舉需要「公民提名的元素」。這故意使用模糊的詞語――「…的元素」――反映了「占中」領導層更進一步準備妥協的證明。但是，正如我們警告著一樣，就連這個被模糊化的立場也會被政府否決。

因此，泛民領導層將自己帶進談判的死胡同，一個很腐爛的並由精英壟斷的提委會加上一些「民主」修飾方案將會是很可能出現的結果，讓中國專製繼續控製選舉過程，除非社會爆發由下而上的巨型運動打破這個局勢。

元旦遊行後的下一步

今年元旦大遊行參與人數的低落是人民對於一次又一次重復的行動，以及反政府陣營的內部分裂甚至活躍分子之間尖銳的矛盾情緒的一個反映。雖然這並不就意味著群眾運動的低潮，但確實曝露了資產階級政客的無能和對抗中共時的軟弱。去年十月政府堅持媒體壟斷政策拒絕發牌予香港電視的事件中，近二十三萬人次共參與了三次巨大的集會行動，顯示了有相當多的群眾願意站出來對抗政府。顯然，泛民主派的領袖並沒有積極參與其中並藉此契機認真地準備未來的普選抗爭，反而在過程中一直保持低調，不給予群眾任何期望並隨時將之解散。

元旦大遊行的過程中出現了更復雜的情況：「占中」的領導者宣布他們要將行動推遲至二零一五年以遷就政府的所謂「咨詢」時間表，甚至表明不會參與元旦大遊行。這無疑是對群眾發出了一個負面且混亂的訊號。盡管如此，兩名「占中」的領導者卻在遊行後的集會中上臺發言，而他們所提出的「消極抵抗」策略卻主導了運動。運動的參與者被要求平躺在地上以排練「非暴力」的手段去對抗警察的鎮壓。這種所謂的「甘地精神」是出自於「占中」領導者對於印度獨立鬥爭片面而膚淺的分析和理解，印度反英殖鬥爭的勝利，有賴於大規模群眾運動、全面性罷工、農村起義、群眾公民抗命、以及各地反殖民主義革命的國際浪潮。這些鬥爭都沒有因為聖雄甘地的「非暴力」原則而自縛手腳。（何況甘地也支持有某些情況下使用暴力以抵抗國家機器的鎮壓。）

「占中」領導者沒有考慮到親政府團體日益嚴重的威脅，他們很可能會成為警察鎮壓行動的前鋒。社會主義行動不提倡暴力，我們強調良好的組織和群眾運動中堅實的紀律是最有效的抗爭方式。這包括在民主監督下組織糾察力量和巡察行動以作自衛。我們亦呼籲香港的工會承諾假如政府采取暴力行動或鎮壓「占中」時發動罷工與之對抗，就像2013年土耳其群眾運動中公共部門工會所做的那樣。

意義重大的諸多問題

「占中」領導者發起智能手機「公投」遇到很多人的批評，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是批評者之一。雖然他亦有呼籲群眾投票，他認為過於強調投票而掩蓋了參與遊行。其他一些人走得更遠，「公投」所設定的三個議題中有兩個都暗示著接受提名委員會的存在。〔三個議題分別為：１）提名委員會代表性應予提升。（！）　２）行政長官的提名程序不應設篩選機製　３）行政長官提名程序應包括公民提名元素（！）〕

這次「公投」包括網上投票，以及在元旦遊行的維多利亞公園起步點設有實體票站，在實體票站旁，一些青年就議題質詢投票主辦方並呼籲群眾不要投票，因為這將變相贊同其妥協方案。在最後的集會上，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聲稱「即使沒有公民提名的普選也可以接受」，隨即被參與的群眾大喝倒采。她的發言顯露了民主黨的小算盤－他們準備以拋棄公民提名作為妥協以換取將來重新設計的提委會。這樣的方案甚至不能稱之為「局部民主」，再一次，民主黨向我們展示出他們的「妥協」其實是變相投降。

正正是泛民領導這樣的倒退令那群揮舞著殖民地旗幟的「本土派」得以立足。這個松散的組織活躍於網絡社交媒體，主張與中國大陸區別的香港人身份和自主權，但卻混合了針對內地人的種族主義責難，甚至指組織元旦大遊行的民間人權陣線為「親中國組織」。即使他們參與遊行的人數比一年前要少，但本土派的聲勢卻日漸增長。一個自稱「香港人優先」的團體在元旦大遊行中展示了一個易拉架，上面寫有反內地人的種族主義口號（針對「蝗蟲」），並帶來了一些蕃茄用作投擲。民主黨副主席蔡耀昌被「本土派」示威者圍堵和威嚇，但卻並非因為他的黨準備在普選議題上向中共投降，而是由於他協助一名內地新移民婦女就香港政府對綜緩居港年限的訴訟中勝訴。

盡管本土派的力量仍然弱小，但他們力量的增長代表了另一個妨礙反擊中共爭取民主權利和反對香港資本主義當局的鬥爭的障礙。去年十二月，「香港人優先」的成員攜帶著香港殖民地時期的旗幟闖入駐港解放軍軍營大門。這次只有三個成員以及若幹攝影者參與的行動純粹是為了宣傳，但實際上卻為對抗中共統治的鬥爭帶來了反效果，中共的媒體和宣傳機器借用這次事件全力渲染香港的民主鬥爭是「親外國」的。但同時，我們亦全力反對對這些示威者（他們的行動是和平的）的逮捕和很可能隨之而來的嚴懲，而且必須指出的是，對這一示威的批評很多是來自於泛民的高層，為的是借此抹黑「激進示威」方式。

矛盾的是，我們看到右翼種族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的團體都在親中國和親香港的陣營中出現，而同樣的都會被統治階級利用，以分化和破壞大型反政府群眾運動。這類團體的出現是由於民主鬥爭中領導力量的真空所引發的病癥之一。這些團體的核心思想－排外主義－沒有或只遭到很小的反對，因為大多數泛民政黨甚至「左翼」團體都不敢公開挑戰和組織對抗。社會主義行動的支持者通過我們「反種族主義青年」的運動，在這個重要議題上作為少數的聲音去表明我們的立場，通過示威行動和呼籲組織聯合鬥爭以對抗資本主義和獨裁專製。

可以肯定的是，在這個政治的緊要關頭，民主鬥爭缺乏領導力量是最為關鍵的問題，社會主義行動的支持者確信一股新的力量正在前來並會提出一個必要的政治綱領去建立一個勢不可擋的群眾民主運動。就如我們一直所說，不論在香港抑或中國，這場鬥爭的關鍵力量是工人階級和青年人，並且必須建立群眾性工人政黨。假如群眾在「2017之戰」中再次被出賣將引發爆炸性的反彈，反對占統治地位的右翼泛民主派領導以及整個政府。

反中共獨裁的鬥爭不能與反資本主義的鬥爭分割開，香港的富豪一直與中共專製狼狽為奸以保護龐大的既得利益。社會主義者將當下為爭取僅僅是部分民主與社會進步的運動與持續的運動想結合，以表明得到真正的民主權利和尊嚴體面的生活都必須要推翻資本主義製度並建立民主的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