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左派谈香港社会

傑瑞米柯賓

積極的方向

總的來說，攬炒派的想法簡化了革命的進程。首先沒有政權會陷入一場最終危機而自動倒臺，革命運動必須依靠工人階級積極和自覺的行動，創立新的製度以取代舊有統治製度，否則深陷危機的政權可以通過鎮壓反對力量和發動戰爭、甚至內部發生政變奪權，從而挽救舊有製度。因此，當政權面臨一場危機時，革命與反革命會同時加速來臨，唯有一個強大的工人階級革命政黨，以正確的綱領和戰術領導革命，才能確保革命會戰勝反革命。

1914-1918年一戰期間，列寧曾提出革命的階級也要采取反對本國資產階級政府的行動，以促成資產階級政府的失敗——即「革命失敗主義」立場。類似地，我們呼籲「革命加速主義」——工人階級需要組織起來，即使在當前只能以地下形式進行，還是有可能實現的。當革命情勢到來之時，用革命社會主義綱領、在工人階級領導下，推翻中共獨裁！

中國：習近平政權向馬雲與螞蟻集團宣戰

螞蟻集團的龐大上市計劃，在最後一刻被混亂地取消。這顯示了中共專製與中國科技業的新興寡頭資本家之間，爆發了一次重大沖突。這甚至相當於「宣戰」行為，而中共當局同時也陷入不同的「戰事」，包括與美國政府的沖突。據報，習近平親自下令阻止螞蟻上市，縱使這會對中共的市場信用帶來嚴重打擊，而同時間美國也在指控中國科技企業充當中國政府的工具和附庸。

中國的主要面向微型信貸業務的科技金融集團「螞蟻集團」A股與H股原定於十一月五日於上海創科板與香港聯交所同步上市，這一上市計劃涉及融資額達2300億元人民幣，上市後的估值可能高達3100億美元，遠超包括花旗與高盛集團等全球主要銀行，直逼摩根大通的市值。新股首發的消息在中國和香港的股票交易市場都引發了一波認購投機潮，A股與H股分別超額認購近900和400倍。其龐大的體量和熱切的認購額使之成為人類資本史上最大的集資計劃。

戛然而止

然而，這一「壯舉」卻在上市前兩天（十一月三日）宣布流產，戛然而止。此前一日的十一月二日，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國家外匯管理局約談馬雲、螞蟻集團董事長以及執行長。同日，銀保監會會同央行發布《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規管小額貸款公司的出資比例，這一規定被廣泛解讀為直接針對螞蟻集團而來。

在此前的日子中，螞蟻集團的上市計劃可謂一帆風順。叫停上市的晴天霹靂決定，揭露了中共機器經常的矛盾而不協調的運轉方式。這問題直到被送往習近平之前，也是在馬雲10月份的「不尊重」言論之前，似乎沒有人在「掌控」事情。我們在2015年股災和貨幣危機，看到了類似的缺乏協調。這些都是了解未來中國經濟危機和動蕩會如何失控的重要教訓。

八月底，中國證監會從受理螞蟻的IPO（公開新股發行）申請到完成審批只花了史無前例的二十五天。從路路暢通到突然煞停，眾多猜測認為是由於馬雲本人在十月底於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發表的演講中，公開且尖酸地批評挖苦中國政府對金融業的監管「過時落伍」，觸怒了當局因而叫停其上市計劃。

事實上，對中國金融監管的官僚體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約談」同日所出臺的 《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從立案起草到公開頒布，起碼要花上一兩年的準備時間，決非臨時起意煞停螞蟻上市。因此，更有可能的時間順序是馬雲早知山雨欲來而在公開演講中放手一搏，意圖製造輿論聲勢倒迫中國的金融監管機構。但這件事造成反彈並惹怒了當局，也為習近平敲響了警鐘。當局的擔憂，不單是馬雲等個別的資本家會過於「獨立」和傲慢，而且他們的經濟力量在未來會變得過大，能夠公開迫使當局屈服於「市場力量」，連政府也控製不住他們。從政權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很危險的邏輯，因為中共必須要不斷展示自己為社會中最強大的力量。

馬雲本人對外一直宣稱，螞蟻集團是一家「科技型企業」。簡單而言螞蟻集團是憑借著馬雲旗下的阿裏巴巴集團在中國電子商貿領域中的壟斷性地位，承接了電子商貿交易過程中的支付、交易中介擔保、以及小額金融貸款的業務。據螞蟻上市招股書，螞蟻集團按業務可拆分為三大板塊：以支付寶起家的電子支付平臺、以微貸、理財、保險業務構成的電子金融科技平臺和以大數據征信、區塊鏈、海外支付等構成的創新與其他板塊。可見其核心經營的是金融服務，本質上毫無疑問是一家金融機構，而且更是一家巨型機構，甚至足以向國有銀行施壓，使其可能走向與中共政權核心需要相違背的方向。馬雲以「科技型企業」包裝上市，實際上是為了回避金融業對杠桿率、資本金和準備金的監管。

危險的杠桿率

螞蟻集團直至2020年6月，在中國促成信貸余額已高達21536億元。翻查螞蟻小微小額貸款有限公司的財報，至2019年底，公司凈資產177億元，註冊資本120億元，即螞蟻集團用不到200億的本金就發放了超過2萬億貸款，杠桿率超過100倍！而這意味核心資本充足率僅0.8%，遠遠低於巴塞爾協議（即資本充足協定，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成員所推出的資本充足比率要求）對銀行4%的要求。固然螞蟻集團本身不是銀行，因此不受巴塞爾協議規管，但顯然這個被馬雲稱為「老人具樂部」的協定對他而言芒刺在背，時刻提醒著他作為一家金融機構，有著上千億元的資本金缺口。

中國的金融系統自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後一直存在著債務陰霾，為了降低風險，監管當局近年一直推行「去杠桿」政策以冀降低金融市場的杠桿率，以防一旦爆發危機，也可控製損失。然而，全國的居民杠桿率卻依然快速增長，特別是由於新冠疫情影響，過去數年稍稍降下杠桿率再次反彈，甚至創出新高。2020年三季中國宏觀杠桿率達到270%，其中居民部門杠桿率為61.4%，雖然尚不及美國次貸危機時的98.6%，但回溯到2008年，中國居民杠桿率僅為17.9%，到2018年已暴漲至60%。相對而言美國居民杠桿率從20%到60%的過程經過了40年，而中國只用了10年，迅速暴漲的居民杠桿率亦間接地反映了貧富差距的急速擴大。

螞蟻集團現在被指控是中國家庭債務不斷增加的元兇。與此同時，這也反映了資本主義的無盡矛盾，這也包含「中國特色」的製度，因為中共透過「雙循環」戰略來提高個人消費的計劃，只能建築於更多的消費者債務之上。民眾的收入水平根本不足以大幅擴張消費開支。中共可以對螞蟻等企業實施更嚴謹的限製，但卻會為自己帶來反效果。

同樣跟美國08年次貸危機相似的，是螞蟻集團與銀行的合作形式。現時螞蟻集團與100多家銀行合作，而螞蟻的聯合貸款出資比例僅為1%－5%，意味著那100多家銀行相對而言承擔了95%－99%的債權和壞帳風險。換句話說，螞蟻的商業模式是寄生性的，作為中介人賺取利潤，而又讓國有銀行承擔所有風險。

同時也由於疫情的影響，螞蟻業務的消費信貸逾期率已由去年年底的1.56%翻倍上升至3%。以2萬億放貸額計算，壞帳數額已達600億，這對於那100多家合作銀行而言他們的壞帳準備金可能不足以抵扣，這相當於一個危險的定時炸彈。

由於中國的信用卡業務相對較小，螞蟻所提供的小額消費信貸迅速填補了這一空間，掌握了8億居民的消費信貸業務，實際上已變得「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ll)。馬雲稱「中國金融沒有系統性風險，因為中國金融還沒形成系統」這番話相當諷刺，因為他正是其中一個給中國金融系統埋下了隱患的人。

股票投機

另方面，螞蟻在國內發行股份的手法亦引人懷疑。九月開始，馬雲通過支付寶向大眾銷售螞蟻戰略配售基金，集資600億元人民幣，但這主要面向一般群眾的銷售條款卻包括了鎖定18個月不得轉讓。但同時，螞蟻集團內地的招股書中條款卻標明「持股5%內的股東，在上市後12個月可以轉讓」。

而在十一月七日，中國財新網公開了螞蟻顯名股東名單。股東名單中包括了國內資本以及中共國有企業，以及新加坡淡馬錫和政府投資公司、馬來西亞國庫、加拿大退休金計劃投資委員會，甚至包括了香港親政府富豪李嘉誠0.54%以及董建華0.05%。

條款間的差異，意味著各大資本以及李嘉誠和董建華等個人完全可以先於普通股民提前離場，盡情在招股熱潮中飆升的股值投機。

但同時，全球疫情尚未得到控製，全球經濟在未來幾年將深陷危機，加上中美沖突，中國經濟亦不會樂觀。而同時中共去杠桿化政策失敗，居民杠桿率和宏觀杠桿率創新高，債務逾期與違約率增加，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發生債務危機的風險。

在11月10日當局宣布新草案來規管科技業的壟斷行為後，中國科技企業的股票遭到拋售。這些事件顯示中共政權及其所為「更優勝」的資本主義模式（國家資本主義專製）也正朝向暴風雨，其政治及經濟矛盾正不斷增加。當局與寡頭資本家之間的沖突，直接或間接聯系到政權內部的派別權鬥，而這也是自1980年代末以來最為嚴重。習近平介入去阻止螞蟻上市，也是政治因素的反映。事實上，政治因素更可能是主要原因──為了發出信號，警告沒有任何個人，包括中國的前首富，能夠破壞習近平中共的「規矩」。但習近平的每一個新「解決方案」──無論是香港的國安法，或者是對美的強硬立場──都在製造新的危機。

馬雲並不代表為意識形態挑戰中共的「資產階級民主」，他關心的只是為了最大化自己的經濟力量和位置。馬雲最惡名昭彰的是主張「996」工作，而他過去也曾贊揚鄧小平在1989年的六四鎮壓。

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計劃經濟才是解決方案，而非調控資本主義，不論是民主或專製政府。因為資本主義永遠都會為了最多的利潤而抵消和抗逆規管。我們需要將大企業公有化，這當然包括馬雲的商業王國，並將整個經濟置於多數人利益的民主管理。不要鐵腕極權政權，而是透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工人政府來實行公有製，由人民、基層工人階級掌控及管理企業。如果這些擁有社會巨大力量的企業，交由貪婪的資本家、投機者或短視的腐敗官僚所控製的話，未來這只會導致經濟危機與災難。

香港：「DQ4」至總辭——香港半議會民主的結束

中共取消4名泛民立法會議員資格後，其余15名議員發動總辭，使議會只剩下建製派，意味著香港半議會民主政治的結束。從此以後，立法會完全等同北京人大，一樣只是獨裁政權的橡皮圖章。

與此同時，政權的鎮壓在各戰線方面繼續，中共現在利用國安法造成震攝效果，至今已有3名被告被落案起訴。政權針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香港人建國」及「民族自強」，甚至指控警察的口號，例如「721唔見人、831打死人」、「解散警隊、刻不容緩」也可以被視為違法國家安全的口號。

黃之鋒、周庭及林朗彥被控被控煽惑、組織及參與未經批準集結等三罪，被還押等候判刑。及後，警察在全港九的鬧市地區嚴密怖防，並針對青年進行搜查行動，明顯政權害怕群眾鬥爭可能反彈。而早前人民力量的譚得誌亦被控發表煽動文字罪，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準集結等合共14項罪名。中共趁著美國因總統選舉而陷入混亂，加上在拜登仍有一段時間才上任，所以選擇在這段時間發動攻擊。

九月，中共大常委以疫癥為借口取消立法會選舉，並以委任方式將議會任期延長一年。當時右翼本土派主張杯葛議會，而經過一輪辯論後，除了陳誌全和朱凱迪外，泛民主派決定接受委任議席，使很多抗爭青年感到反感，被嘲笑為了議席而委曲求存，現在最終也被羞辱性的踢出議會。

諷刺的是，議會沒有了反對派，不能再把政府的施政災難歸咎於「泛民亂港」。建製派很可能會在無關痛癢的政策上表達反對，以表示自己有所作為，但作為中共的奴隸他們是絕不會改變其親財團及反民主的路線。

一直以來，立法會在功能組別製度下確保建製派為多數，專製政府的法案必定通過，而反對派提出的法案必然被否決。立法會過去一直是群眾鬥爭的其中一個焦點，設定政治辯論的議題，成為發動群眾鬥爭的平臺，但同時，議會的作用是矛盾的，它也將議題的辯論限製在小修小補的框架內，阻止群眾鬥爭激進化。泛民主派「循序漸進」的保守立場，即希望把專製資本主義製度稍微改善，並期望中共會逐步開放民主，就是議會製度下的政治產物。

泛民總辭時，並沒有提出任何代替議會真正的鬥爭方案，只是寄望事件會引起國際資本主義政府的支持，但結果失望而回。各國政府製裁中共的目的並不在於支持香港民主，而這些象征多於實際意義的措施只是為了爭奪帝國主義的地緣政治利益。疫癥及其帶來的經濟危機使他們自顧不暇，現在香港議題亦不是西方向中國施壓的焦點。而且這些製裁並不會真正威脅到中共統治，受害最大的往往是中國以至香港的工人階級。只有基層工人的組織和行動才能改善狀況。資本主義列強之間的鬥爭只是為了保障他們剝奪和操控窮人的權力。

現在反對派僅於的辯論和拖延法案的空間都被剝奪。立法會也再不能扮演限製群眾鬥爭的角色。固然在未來一段時間群眾鬥爭會失去了一個平臺。但同時擺脫了立法會的限製後，將迫使鬥爭通過新的渠道進行，並為工運註入能量，長期來說使其更加激進化。這一過程在沒有議會的中國大陸早已發生。

可惜的是，泛民政黨的實力和資源幾乎全部來自議會，尤其保守的民主黨和公民黨更加如此。它們並沒有真正黨員基礎和組織架構，只有松散的義工和支持者，以及傳媒給予的「輿論力量」。所以沒有了來自立法會的資源和輿論地位，恐怕有機會陷入癱瘓甚至亡黨。

社會主義者主張，現應該召開一個抗爭平臺，讓各大對抗政權的政黨和團體討論如何重建這場群眾鬥爭，以取代立法會在過往進步的作用，同時擺脫保守議會那種討論枝微末節的傳統，將重點放在建立群眾組織、公民抗命以及罷課罷工運動。在香港陷入專製反革命局面之際，更加突顯需要聯合中國大陸和國際的工人階級鬥爭，才有足夠力量挑戰獨裁政權及資本主義。

傑瑞米柯賓

香港：國泰摧毀工資與崗位——工運的教訓

國泰航空從昔日一家世界一流的航空公司，如今變得破爛不堪，這代表著一個時代的終結。國泰對旗下的國泰航空進行大裁員，並停止國泰港龍業務，整個集團總共裁減8500人，相當於集團職位總數約24%。此外，香港航空於今年2月裁員400人後，最近再度裁員250人，並且9月曾推出兼職計劃，減少1,200名員工三成工資。國泰由一家顯赫有名的企業，變成破落的爛招牌，可謂代表著一個時代的終結，所謂「國際金融城市」的繁華面紗已被徹底撕破。

大裁員

這場爆發疫癥以來最大規模的裁員，「幸存」的員工則被迫簽訂新的壓榨性合約。國泰要求留職員工在兩星期內極為倉卒地簽署新合約，否則當作「解雇」。職工盟主席吳敏兒表示，今次裁員規模只是第一輪計劃，因國泰表示，「今次重組後每月只減少5億現金支出，而集團目前仍每月流失15至20億元現金。」

新合約條件十分苛刻，部分機艙服務員底薪減約四成，外籍員工原享有房屋津貼，但新約則將會失去。與此同時，高層只是減薪一成！機艙服務員過往飛行時數不足最低的 70 小時，都可以獲得底薪。但現在，無論飛行時數增加多少，薪金都會封頂在12,600元。若飛行時數不足 70 小時，更會被扣減底薪。

此外，過去航空服務員若想增加收入，可與同事調更，轉飛更多長途機，增加工作時數以提高報酬。但在新合約下，員工的額外飛行時數隨時變成「無償加班」。

新合約條款大削薪酬且長期適用，而高層僅再減薪多一年。可見資本家在經濟危機時要求員工「共渡時艱」，目的是要將航空業的虧損轉嫁到工人身上，即使他們營利恢復後也不會恢復工人過去的待遇。

一向奉自由市場為聖經的香港政府，當「大得不能倒」的財團面臨倒閉時，卻動用273億元公帑去拯救它。可見自由市場只是拒絕援助基層工人的借口。面對侵吞公帑後肆意裁員的企業，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指今次裁員是「無可避免」，而且是國泰的「商業決定」。

建製派將國泰虧損的責任怪在示威運動以及工人罷工上，無恥地指責被裁員工是自討苦吃。這根本是一大謊言。早在去年之前，國泰將燃油對沖而招致虧蝕，虧損金額於2015年至18年高達250億元的，而今年油價急挫令公司雪上加霜。將工人創造的財富押註在賭場，輸錢後還呼天搶地，只有厚顏的資本家才能做到！

國泰的「商業決定」也具有政治意義：試圖粉碎工會組織。國泰員工在面對一年來的打壓，加上欠缺有力的工會領導進行反擊，現在士氣低落，感到公司已破爛得不能挽救，缺少了鬥爭的信心。但這並不代表工人一開始就欠缺鬥爭的信心，這是因為工人缺工會領導而遭受到一連串的挫折所致。

去年8月反威權運動期間，對政治罷工呼聲最響亮的是國泰員工，即使在欠缺工會領導下，自發發動了一場有效阻礙機場運作的大罷工，超過3,000名人員參與，多達235班航班被取消，體現工人階級力量之巨大，向暴政發起進攻行動。

國泰此後面對中共施壓，被要求國泰清洗參與運動的員工，並禁止參與運動的國泰員工飛越內地空域。及後，國泰內部地震，在不足一個月內已有三名高層離任，明顯是中共直接幹預的結果。國泰航空和它的最大持份僵屍企業——太古集團，必然會站在獨裁政權的一方去壓迫群眾；反之亦然，當國泰資本家利益受損，政府亦會犧牲工人階級利益去拯救資本家階級。

當時社會主義行動指出，國泰資方的打壓並不只針對工人爭取民主要求，他們知道經濟危機將臨，將要對員工發動經濟打壓，所以當時企圖借機瓦解工會以消除後顧之憂。

失之交臂的抵抗機會

可惜的是，當時職工盟的工會領導並沒有發揮領導角色，領導工人發動罷工。8月5日的罷工並不是職工盟有組織的發起的，而是員工自發請假或曠工，這種模式可以在起初有爆發力，但難以持續下去，尤其當工運面對政權有組織的攻擊時，就更需要工會組織及領導去鬥爭下去。可見，整個航空業需要重建一個有戰鬥力的工會，真正大量吸納被打壓員工，以民主架構組織起來。

特別是在整個市場崩塌時，將航空業永久民主公有化是唯一避免災難的出路，否則工人只會接受財團的宰割。整個航空業都應該被公有化，收歸予工人民主管理，各公司進行互相協調和計劃。真正的重組計劃應該是踢走腐敗的管理層和股東，保障付出血汗勞動的員工的待遇，確保航空業為人民需要而非利潤服務。

香港：白色恐怖蔓延至傳媒界

在香港警察國安處進行810大搜捕，搜查《蘋果日報》總部後，當局最近正式以欺詐及國安法「勾結外國勢力」和「危害國家安全」罪起訴黎智英等人，並禁止其保釋，政權正連環出擊猛烈進攻新聞自由。自從北京在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以來，政府對民主運動以及抗爭者進行了更嚴厲的打壓。而這股白色恐怖浪潮，亦迅速蔓延至醫療界、教育界以及新聞傳媒界。

最近，有線電視出現大地震，意味著恐怖氣氛已令媒體企業自我閹割。8月，4名親建製人士「空降」成為新聞部高層，隨即對部門進行大整頓，當時已經引起三分之二的新聞部員工聯署表達不滿。至12月初，公司以減省成本為由對新聞部進行裁員，更即時解雇負責調查報導節目《新聞刺針》的所有員工，共40多人。由於該節目過去多次進行批判性報導，包括對香港警方、政府和建製派提出質疑，此舉引起新聞部全體員工不滿，認為公司是打壓新聞自由，猶如「黨媒姓黨」，其後有線中國組丶港聞組全部員工宣布集體辭職。

至9月，警方更加直接改變記者的「定義」，由過往持有記者協會或攝記協會的會員，變成只承認政府新聞處所登記的傳媒機構，變相由政府「發牌」。這代表大部分學生媒體、民間網媒，以及自由身記者將不被承認。去年香港抗爭運動爆發，許多公民記者成立獨立媒體，親赴現場報導抗爭運動和警察暴力，讓事件真相能夠不被當局審查下傳達給香港乃至全世界的民眾。

顯然，這只是當局限製媒體的第一步，未來有可能會像中國大陸一樣，由政府統一發放記者證才可以進行采訪。

報復記者

而到了11月，作為公營媒體的香港電臺，其調查新聞節目《鏗鏘集》的編導蔡玉玲，被當局拘捕。案情指，其中一集《鏗鏘集》報導了去年抗爭期間元朗黑社會襲擊民眾的「721事件」。當中節目就事件中接載白衣人的汽車，利用公開的車牌查冊系統，調查車輛背後的車主，來揭露這些車主與事件的關系。警方卻以有關查冊並非交通用途，指控蔡玉玲「虛假陳述」罪。

「元朗721事件」是去年抗爭運動中其中一個非常敏感的事件，揭露出警察與黑社會指間的勾結。事後，警方公開指責媒體誤報事件，以及抹黑警隊。如今，更以荒謬的指控拘捕報導有關新聞的記者，完全是對記者的政治清算。

一系列事件表明，當局正有意識、有計劃地打壓新聞自由，散播白色恐怖。今天珠海學院的新聞及傳播系收生人數為零，可見新聞工作在青年眼中的前景極為黯淡。顯然，當下議會與選舉權雙雙被廢，媒體監察是能對政權造成有效阻力的僅存途徑，因而新聞自由被政權視為眼中釘。社會主義者捍衛新聞資訊自由，因為這是勞動大眾獲得事實真相的權利。不過，無線電視及有線電視的例子，證明捍衛新聞自由不能依靠私營媒體下的偽民主，也不能依靠個別「開明」的媒體老板。有線裁員的例子證明了財團為了利益可以一夜之間轉向擁抱政權，配合執行打擊新聞自由的政策。全球各地新聞媒體往往集中到不民主的強大壟斷集團手中，因此我們也反對媒體的私有製。要知道，在臺灣和西方「民主國家」中所謂的「媒體自由」名不副實，媒體往往被少數壟斷集團控製，使資訊牢牢控製在財團手中。

社會主義者支持新聞工作者組織戰鬥性工會，抵抗現時對傳媒的攻擊。我們主張公共擁有的、不由政府控製的自由媒體，並由媒體工作者與讀者代表共同進行民主管理。我們主張人人可用的大眾媒體，讓整個社會將之用作一種溝通、表達藝術和文化的方式，需要極大的開放性和容納不同的思想。要實現這一點，唯有通過一個民主管理的政府基金來支持自主的出版和媒體組織，讓其充分反映不同的意見。

香港：閹割通識科 清洗教育界

林鄭月娥發表施政報告，展示政權對教育界實施高壓政策，意圖全面控製教育系統的野心昭然若揭。政權決意整頓通識科，包括更名、刪減一半內容、要求學生前往中國大陸考察等。自去年因《逃犯條例》修訂而引發的抗爭爆發之後，建製陣營一直引導所謂通識科「教壞年輕人」的輿論。爾後通識科只分是否及格，培養學生具批判思考的「獨立專題探究」在政治操作之下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政權要積極建構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加強學生對中共當局憲製文件（即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認識。同時，「國民教育」將會復活，促使學生只能認同中共的立場。

抹殺獨立思考

國外亦有不少對應考科目只作及格與否的評分準則，如芬蘭的大學入學試。然而國外所以采取這一製度是為了鼓勵學生主動汲納更廣泛的科目知識和培養多元的興趣。相對地，香港政府僅對通識科實施這一評分準則，顯然就是為了「不鼓勵」學生進行自我思辨，課業的「及格」與否僅取決於學生是否填寫上政權所認可的「標準答案」和立場。這不僅打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更是完全是閹割了通識教育的重點，只求讓學生成為唯唯諾諾的行屍走肉。

這一趨勢其實早見端倪，近期作為迫害教師和打壓教學自主的爛頭卒的梁振英，自雨傘運動之後，當時他已盤算「整頓通識科」。而今年七八月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SE）中，對中國歷史科要求考生分析「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此說法的題目爭議中，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已表示：「答案只有弊，唔會有任何利」。這就證明政權根本不在乎學生的思辨和論述能力，只在意他們的立場是否與政權一致。

政權於通識教育方面的打壓，動機在於試圖將學生反抗意識連根拔起，確保學生作為一個群體服從政權。但事實證明，這些洗腦教育往往只是政權的一廂情願，不管是國民黨白色恐布治下的臺灣，甚至是現在內地的學生都爆發了自我組織的抗爭運動。

除此以外，政權對教師的打壓無日無之，繼宣道小學教師事件之後，接續再有多位教師被無理打壓。政權當局肆意指責教師失德，有如中國大陸勞改，要求教師參與所謂有關認識中共當局憲製文件及對社會運動批判的課程。對教師是打壓和恐嚇無疑是政權對教育界「殺雞儆猴」的把戲。

清洗教師

宣道小學教師一事更是公然大興文字獄。政權心知肚明宣道小學教師的言行，根本不可能構成所謂「宣揚港獨」的指控，這是徹徹底底的荒天下之大謬。而政權的行動無疑是向教師及社會傳達一項訊息：中共連僅僅是引導學生思考言論自由和社會議題的教師都不能容忍，以收到恐嚇余下教師自我審查的效果。

林鄭月娥打算將公務員的宣誓，照辦煮碗復製在教師身上。可見，政權已經視香港的學術自由如無物，整頓教師、修改課綱、曲解課程設立原意已是無可避免。社會主義行動反對一切對教育界的清算，反對閹割通識科及反對推行愛國教育。我們認為，現在政權勢更突顯學運需要堅實的組織起來，因為與政權機器搏鬥是長年累月的事情，但無組織的黑衣人自發行動不能持續下去，在面對鎮壓的情況下出現疲憊和迷失方向。學生青年群眾組織需要由下而上的民主化組織，並選舉產生受群眾監督的領導，為重建鬥爭製訂方向。

香港：「安心出行」碼——政權安心你不安心

香港政府近出以第四波疫情爆發及「便於追蹤隔離感染者」為由，推出所謂「安心出行」手機應用程式，用以記錄用戶的行蹤。這相當於中國執行的「健康碼」，不但沒有讓民眾「安心」，反而引發比疫癥更大的疑慮。

現時政府收緊防疫規定，法例強製要求餐飲食肆及其他處所必須向政府申請「安心出行」二維碼，以供市民以應用程式掃描記錄出行去向。但現時並未強製要求民眾使用，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擔心引發廣泛的抵製和不合作運動，令政府淪為笑柄。

政府表示其他地方如韓國、英國、澳洲等都有推出類似的政策和程式以協助執行防疫工作，但事實上，這些政策在各地都引發了私隱和行蹤紀錄能否得到有效保障的疑慮，除非像中國般無視個人權利和私隱風險強製推行，否則民眾主動合作參與的積極性並不高，實際效用成疑。

更何況經過過去一年，香港政府的信譽徹底破產，在保障民眾私隱的工作上更是劣跡斑斑。去年的運動中就已有民眾懷疑街頭的「智慧燈柱」監控並收集民眾出行紀錄，因而將之全部拉倒。同時，林鄭政府一方面聲稱「保護警員私隱」而放任其不配戴警員委任證和展示警員編號，另一方面卻對親政府建製組織在網上惡意披露大批民眾的「起底網」視若無睹。

國家恐布主義

甚至有報導指，部分被親政府「起底網」所惡意披露的資料，極有可能是由代辦「回鄉證」的中旅社甚或是廣東省公安廳所流出。而內地官方媒體如中央電視臺更公然表揚鼓勵該網站的違法行為，完全是一種以披露民眾私隱為手段的國家恐布主義行徑。

因此，香港群眾對於所謂「安心出行」、「健康碼」等政策自然是抱有極大的戒心和不信任。即便是早前推行耗資巨大的全民檢測計劃，即使檢測期一再延長，反應依然冷淡。最主要的疑慮同樣是擔心中共借此機會收集民眾的生物信息作政治監控之用。

香港處於疫情陰影下將近一年，但依然間隔性地爆發了四次群聚感染。病毒學證據表明四波疫情的源頭基本都來自境外輸入，可見本地抗疫的第一道防線本已千瘡百孔。坦率而言，為防疫癥蔓延，衛生機關掌握民眾出行資料本是合情合理，無可厚非。但這些政策一旦由一個專製政權，特別是一個以披露民眾私隱作為打壓手段的政權去執行，必然引發抵製和懷疑。更何況這些懷疑與陰謀論其實極有可能就是事實！因此，要有效地防疫，必須掃走極權專製，建立真正的工人民主政府，對掌握民眾資料和私隱的部門進行完整嚴格的民主監督。

傑瑞米柯賓

香港：荒謬的抗疫措施　百上加斤的醫療系統

新冠肺炎第四波疫情於十一月爆發以來，連日新增確診人數高企，累計確診人數超過七千人。重癥患者有年輕化趨勢。據香港大學及理工大學分析，病毒並非來自此前的第三波疫情，而是新的新一輪輸入個案引起。

政權不檢討入境和隔離政策，不增加公營醫療資金和支援，林鄭政府一面收緊限聚令，一面先後讓不同崗位和身份人士，例如機組人員、船員外國領事和官員等，豁免檢疫，仿佛病毒是會因人的職業和身份而不作感染。

更為嚴重的，是疫情令香港公營醫療系統負荷加劇，現時公立醫院內科住院病床使用率整體達99%，深切治療負壓病床亦已達七成滿。有報導指，公立醫院本已長達數年輪候期的專科醫療服務，在疫情的影響下進一步惡化。

第三世界水平

部分專科輪候期延長5個月，增幅達四成，九龍東醫院聯網眼科新癥輪候時間更長達172星期，即須輪候3年半！香港公共醫療開支占生產總值比例長年為第三世界水平，政府卻在施政報告中全無著墨。實際上，即便沒有爆發大瘟疫，香港的公共醫療體系早已長時期處於超負荷水平。

世界各地處理新冠疫情的經驗已表明，日常充足的醫療資源是有效控製疫情的重要手段。對付這種高感染性低死亡率的瘟疫，重點在於社區醫療系統的快速而全面醫療反應服務，並防止醫院病患過載崩潰，令死亡率暴升。而偏偏日常醫療資源正是香港一直所缺乏的。萬幸至今為止香港的社區爆發尚未算非常嚴重，否則以本地薄弱的公共醫療體系與之抗衡，情況將慘不忍睹。

相對地，公私營醫療失衡問題亦對抗疫造成嚴重負面影響。公立醫院僅有香港45%的醫院醫生，卻面向服務90%的香港病人，而私家醫生約7,000多人，占整體55%，則只照顧香港一成病患。在抗疫過程中，私家醫院坐擁大量醫療資源，卻拒絕接收診治新冠肺炎病人，僅僅提供有限且非面向所有民眾的檢測服務。可見以營利為目的的私人醫院，在疫癥災難面前仍不願伸出援手，只想營營茍茍地維系自身利益。

隔離政策同樣為人詬病。除獲豁免人士以外，大部分從海外抵港人士需要強製隔離檢疫14天，檢疫地點則是酒店或自家住所。但防疫存在漏洞，受檢疫人士並非專人專車送到隔離地點，前往檢疫地點時有機會接觸群眾，而他們所入住的酒店或住所，亦可能與其他人接觸。例如同住的家人可以如常上班，或是所住酒店仍會開放給其他顧客。

「秋後算帳」

另一方面，醫護界在年初發動罷工，部分地成功迫使政府收緊出入境檢疫政策，參與罷工的醫護人士一直都面臨被政權「秋後算帳」報復的風險。然而，林鄭政權現時迫於外界輿論和工會組織的壓力，特別是疫情反覆爆發，醫護工人不可或缺的情況下，不得不放棄全面打擊和清洗的企圖。醫管局宣布，對於2月份參與罷工的7000員工，只會收回「缺勤」期間的薪金，而不會再作出「其他人力資源方面的跟進」。這無疑是一次工人和工會的勝利，假如醫護工會能進一步強化組織和工人參與程度，將可成為一支更強大的工會力量。

林鄭自己也承認，所謂對疫癥「全力以赴，力爭清零」，只是一句戲言，並沒有什麽有效的計劃。為方便市民紀錄行蹤的手機應用程式「安心出行」，亦被質疑為全民監控鋪路。

歸根究底，抗疫和民主鬥爭是一體的。需要民主控製公共財政，令科技不再成為監控民眾的工具，大幅增加公共醫療開支，透過民主監督的政府推行全民檢測和封關等措施。

香港：疫苗成政治獻媚工具？

現時世界各種新冠肺炎疫苗開始問世，意味困擾全球近一年之久的大瘟疫疫情開始漸見曙光。現階段全球進展最快的包括美國輝瑞、英國牛津大學和中國內地的科興與復星等，當中部分已經投入大規模接種。美國與英國現開始安排民眾接種疫苗，假如疫苗效果理想，這兩個最主要爆發疫情的國家料可很快控製及平息疫情。而與港人關系可能是最大的中國國產疫苗，現時卻似乎未能給予民眾充分的信心。

香港即便是親建製的媒體亦不得不承認香港民眾對中國製疫苗「反應冷淡」甚至「廣泛質疑」。尤其是林鄭稱中國科興疫苗最快下月到港，但該款疫苗的第三期臨床報告卻含羞答答般「可能」在下月中可以公布。這意味著港人可能將會接種成效不明的疫苗，簡直形同草菅人命。與此同時，秘魯衛生部最近就暫停中國國藥集團疫苗的試驗計劃，因為一名誌願試驗者出現神經問題，導致腿部活動困難。

中國製疫苗成效未明

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現時中國國產疲苗仍未能提供第三期臨床試驗報告，只有中國國藥集團董事長稱，目前已有數十萬人緊急接種國藥集團旗下疫苗，沒有嚴重不良反應，亦無一感染。又指華為在墨西哥的辦事處大部分員工接種旗下疫苗的無人染病，而未接種的員工卻過半染病雲雲。港大生物化學系教授金冬雁直言嘲諷這種口述個案的舉動是「石器時代非科學的做法」，指大眾認可的是臨床實驗全面數據，而非某年某月某日某地的個別情況。

事實上港人不信任中國製疫苗的根源在於過去中國三番四次爆發過駭人聽聞的假疫苗事件，這些事件如同毒奶粉一樣，不僅令內地民眾深受其害更一度間接令香港本地疫苗供應緊張。

可見，林鄭政府大手向中國藥廠採購仍未完成三期臨床測試的疫苗絕非所謂「科學的」決定，而極有可能是一種政治獻媚的手段。社會主義者反對采購甚至安排民眾接種成效未明的疫苗產品，並要求公開監督疫苗生產，運輸，以至采購流程，以保障民眾的生命健康安全。只有將世界各國的醫藥企業民主公有化，交由各國工人階級民主控製，才可以促成國際合作共同抗疫，避免疫苗變成外交鬥爭的工具。

二零二一年

香港：受疫情嚴重打擊的難民

「疫癥影響了我和我的孩子，特別是我的健康。」Mira說。

「我的小孩需要在家用Zoom上課，但這對他們來說十分困難，因為課堂用廣東話教學，而我幫不了他們。我最大的孩子將要進入中學，但我找不到Band 1以外的雙語學校，而要考入這些學校需要很好的中文成績。

「難民是不容許在香港工作的，這導致很多經濟困難。他們在疫情下削減了我們的援助金（難民的唯一收入）、食物津貼。雖然他們沒有說明原由，但我質疑他們是認為孩子在家上課後，生活和食物費用開支會減少。

「香港政府為每名香港學生提供$3,500的資助，但我們卻被排除在外。我有3個就讀小學的孩子，分別讀小二、小四和小六。他們都在香港出生，但政府沒有給我資助申請表。上個月是我在香港的的第14個年頭，他們說要逐個庇護個案處理，但我的案子至今還有任何進展。

足襟見肘

「每個月，他們只給予每個成人$1,500的租金援助，而小孩則只有半額。他們不會為我們提供居所，所以我只能為自己找地方。我們一家只能蝸居在一個很小房間，根本不夠空間。特別在疫情下，大家都只能迫在室內，對我們健康不好。

「難民聯會（由難民組成的援助組織）獲得的捐款比以往少，而疫情下我們孩子也不能再到聯會辦公室或補習班。我感到十分苦惱。另一個NGO叫做國際社會服務社（ISS），但他們非常苛刻。他們只會給予一次機會協助交租，但只要你遲交一次，他們以後就不會再幫你了。

「對於我來說，假如有機會的話，我會選擇工作去養家活兒。我不想要政府的援助。據我所知，香港是唯一一個難民沒有工作權的地方。

「我特別擔心我的小孩。他們的成績不錯，我的大孩子甚至因為他英文天賦被選拔到新加坡交流。但他沒有護照，怎麽去新加坡？他對此十分不開心，但我跟他解釋這是由於我們的難民身分，他才無奈接受。

我想問，為什麽父母不可以工作來養活自己的子女？有時候，我會因此感到羞愧。」

香港：支持基層團結戰鬥　反抗不人道難民政策

香港政府的難民庇護政策非常種族主義而不人道。現時本港有13000名庇護尋求者，他們居住在隔離、貧窮的環境中，並且被禁止工作來賺取基本收入。

社會主義行動多年來積極參與難民鬥爭。2014年，在社會主義行動成員的提倡下，難民聯會在中環天星碼頭發起了為期六個月的占領行動。這場鬥爭最終從梁振英政府手中贏得部分而重要的訴求。原本在食物配給製度下，難民往往只能接受過期和被克扣的食物。後來變成現金券製度，讓難民能夠自行購買食品。社會主義行動組織並參與許多抗議行動，包括在2016年我們帶領了超過200人抗議葉劉淑儀，反對她提出在深圳邊境興建禁閉營。

我們與同難民多次參加立法會的聽證會，其中一次就提出難民學童所面對的困境。會上，我們讓一名7歲的難民兒童震撼議會。她說她不會認字，因為她一直被禁止上學。在如坐針氈的數分鐘間，那些議員被迫要聆聽到他們那些反難民政策所帶來的殘酷現實。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 停止種族主義及歧視，這些都是權貴用來分化群眾鬥爭的伎倆！
• 捍衛難民庇護權！
• 支持外勞外出居住的權利、難民的工作權。阻止政府無視基本人權！
• 不分種族團結鬥爭，反對種族主義、資本主義與獨裁！

傑瑞米柯賓

香港：油麻地大火—— 社區還有無數「計時炸彈」

今年十一月，在油麻地廣東道一唐樓發生了嚴重大火，造成7死11傷，是九年來死傷最嚴重的一場火警。死者全部都是尼泊爾籍及印度籍人士，包括兩名小童。據《明報》報，火警生還者Kiran， Kiran未及找到滅火筒，火勢已在3秒內無聲地迅速蔓延，他只好設法逃生。社區「計時炸彈」還有多少？造成火災的問題根源又是什麽？

該樓宇沒有任何消防系統。根據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1987年前落成的樓宇都要做工程去改善消防安全，例如安裝自動灑水、緊急照明、火警警鐘等。但截至上月底，並未巡查涉事的唐樓。

房屋巿場化下的危機

出事唐樓是1951年落成，雖然不是㓥房戶，但是「三無大廈」—沒有法團、沒有居民組織、沒有物業管理公司，對加強安裝消防系統造成障礙。金科消防顧問梁錦得受傳媒訪問時指，現時大部分唐樓的消防設備與現時標準有很大差距，且因樓宇本身結構問題，未必能在天臺加裝水缸等消防設施。香港總共仍有約5,300幢「三無大廈」，政府推動的支援計劃進度緩慢，令類似慘劇不斷重演。

問題的根源在於香港實行資本主義自由巿場，房屋的供應要以利潤為依歸，所以對政府來說是不應該大量興建公屋去滿足居住需求，而相反是要減少興建公共房屋，以製造房屋短缺令資本主義巿場有利潤空間。因此窮人只能付擔起住在安全規格欠奉的住宅。

這場大火死傷者主要是尼泊爾裔人士，在港少數族裔因為語言障礙，加上政府刻意製造歧視，令他們長期處於貧窮和弱勢。親財團政府拒絕加大公共開支去促進少數族裔融合社會，因為這並不會為財團創造利潤。

大火發生後，資產階級李嘉誠向死難者家屬撥款300萬元，等同他在股市30秒賺到的金額，連積下陰德都恐怕都不夠。因為李嘉誠就正正是房屋巿場化、公屋短缺下的既得利益者。他的地產王國越大，窮人就越只能住進危機四伏的地方。

這場油麻地大火揭露資本主義製度壓迫窮人、製造社會不平等，以及服務一小撮人利益的本質。我們需要社會主義，一個真正為窮人、全體勞動者利益去民主規劃的社會製度，它會消減資本主義下房屋投機，並以人民利益為優先去興建大量公共房間，根源性地瓦解造成人命傷亡的危險房屋，社會主義行動為此而不懈抗爭。

香港：新公務員工會宣布解散　反對打壓工會權利

1月16日，於反送中運動中乘新工會浪潮而成立組建的「新公務員工會」宣告解散，工會在其FaceBook 專頁中亦指因政府將強推所謂強製要求公務員宣誓效忠一事，工會理事將拒絕宣誓，因而預期將可能被政府開除，喪失理事與工會資格。故此現階段宣布解散，以保護會員資料。

在2019年的反威權運動中，公務員中亦有大批對政府不滿者。特別是721元朗襲擊事件發生後，大量公務員更恥與此政權為伍，離心離德。林鄭政府無中生有要求公務員宣誓，企圖以含糊不清的所謂「違反誓辭」為借口，以此誅心罪去清洗體製內的反對聲音。這一手段已清除了立法會內所有非建製派，林鄭政府正要乘勝追擊，為所有公務員下緊箍咒。

而在不久的將來，「強迫宣誓」的政策極有可能會延伸至其他行業，首當其沖的最大可能將會是教師、社工、甚至醫護等行業。這些行業在過去皆旗幟鮮明地參與在各種挑戰專製的社會運動當中，包括反國教、雨傘運動、以及反送中運動等。當中大量從業員在運動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和犧性。林鄭政府亦早已將教育和社工業界視為眼中釘，磨刀霍霍欲除之而後快。

國安法的威迫下工會權利受到更大的威脅，令資本家在經濟危機中更肆無忌憚地以減薪、裁員和加工時等手段打擊工人。當連否決預算案都被視為違反國安法時，政府未來更有可能用「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來針對罷工者。

報導指，曾有會員向新公務員工會提出可否通過司法覆核的手段以阻此「強迫公務員宣誓」，而工會亦坦承，政府搬出國安法作擋箭牌，司法覆核勝算渺茫。可見法律最終就是統治階級的統治工具，在政權已決心徹底撕毀香港僅有的半民主製度下，所謂的法律鬥爭工作難以阻擋暴政的腳步。

整個工會運動需要動員各行各業的工人階級，抵抗政權的猛烈打壓。可惜，新公務員工會領導在動員反抗前就決定解散。如果工會領導動員會員，召開大會民主製訂鬥爭的方向，是可以凝聚在國安法通過以來陷於困難的新工會運動。政權勢必步步進逼，而其他行業的工會仝人應當意識到危機正在迅速迫近。這不是一個能靠法律遊戲以抵抗的攻勢，唯有立即地號召各行業工會會員，民主討論及製訂如何在國安法下重建工會運動，包括重建罷工運動。

政府封區「抗疫」— 製造種族主義及歧視

新冠疫情持續在社區蔓延， 政府在一月底開始實施強製封區檢測，油麻地佐敦一帶成為首個目標地區，區內圍封7000人近48小時後，最終發現13宗確診個案，確診率為約0.1%，政府所謂要達到病毒「小區清零」和截斷傳播鏈，但最大影響卻是引發對區內大量少數族裔的種族主義和歧視。

印尼籍難民May與女兒及朋友共4人一起租住佐敦一舊式唐樓單位內，單位內空間狹窄擠擁，連一張枱也沒辦法放置，平常起居飲食工作讀書也是坐在床上進行。「區內住了大量如巴基斯坦、尼泊爾籍等的居民，但那些身穿保護衣的工作人員只會說中文及英語，幸好我能說英語，但我的鄰居根本不能與他們溝通。」May 續說：「他們派發的食物中居然有罐頭豬肉，我們穆斯林信徒是不能食的。」

佐敦被解封後，May 帶就讀幼稚園的女兒回校交功課，卻發現被拒進入，並要申報健康狀況，表單上更有一項是是否來自受檢測或隔離區域，「這跟往常不一樣，學校職員可能知道我住在佐敦，變得要加倍提防。」「我感到很不公平，就像是被標簽為帶病毒一樣。」 新冠病毒傳播沒有階級之分，一視同仁地向欠缺保護的人施襲。但資本主義政府卻將病毒傳播歸咎在種族之上，政府高級衛生官員何理明指少數族裔助長病毒傳播，因為「他們喜歡分享食物、抽煙飲酒及交談」，這顯然是散播種族主義。支持少數族裔權益的融樂會則反駁「家庭聚會活動，一般巿民亦會進行，為何政府要強調少數族裔文化及宗教而較易傳播疫癥」

政府帶頭在社會散播種族主義的言論，目的是要將責任推卸在弱勢種族之上，令社會分化對立，分散造成種種惡劣社會問題根源的焦點—資本主義製度。資本主義製度令香港連續10年成為全球樓價最難負擔的城巿，超過20萬最貧窮人士住在㓥房等環境惡劣的地方，當中尤以低收入的少數族裔，如南亞人士最主要聚居在佐敦一帶，他們每天都面對來房屋、工作、警察方面的歧視。長期的不公平和歧視成為他們的夢魘，可恥的是當疫情惡化時卻被政府「忽然關註」並指責，而資本主義製度和政府造成的高樓價、惡劣住房造成的病毒傳播、削減社會資源造成的不公平卻通通被掩飾起來。

少數族裔、難民和香港基層群眾都是香港重商經濟下的受害者，統治階級必然要製造種族主義以分化及維持其統治，因此工人運動需要在反對一切形式種族主義和歧視上扮演領導角色，團結不同種族、性別和語言的基層工人，以爭取更多資源、提高工資、增加公共服務和廉價房屋。 需要的是團結基層工人和所有種族，性別和語言的居民的運動，以爭取更多的資源，更高的工資，增加政府對可負擔住房和公共服務的資助。工人階級的團結與鬥爭可以擊退政權和資本家所製造的種族主義，迫使他們作出讓步。這也需要組織成一個強大而民主的工人運動和政黨，反對資本主義製度和獨裁統治。社會主義行動正為此而戰。

香港：疫情下肥上瘦下的財政預算案

香港在失業率創新高的情況下迎來2021年的財政預算案，在預算案宣讀前，政府早已四處放風稱「財赤嚴重，睇餸食飯」雲雲，明示不會加強舒困。特別對於面對疫情困境的基層群眾，非但沒有大幅增加對民眾的社會服務開支，過往多年的「派糖」政策更在本年度「減甜」，連過去杯水車薪的生果金綜援 「雙糧」、公屋免租一個月等政策也被取消，再次無視基層迫在眉睫的困苦。

相反，撥款予未來數年的「國安開支」卻高達80億元，相當於全港每人交納1000元「國安保護費」！時事評論員林和立估計這筆錢將支付予北京駐港人員的監控工作。足見有錢搞維穩，無錢幫基層。　

現時香港失業率高達7%，在這個數字背後，隱藏著更為龐大的就業不足者和被迫放無薪假的工人群體。特別是受疫情影響而被政府勒令停業的行業工人，早已面臨將近整整一年「無工開」的絕境。2019年在職貧窮人口已達50萬人，去年人數一定更高。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面對各界的強烈訴求卻仍堅拒設立失業援助金，也完全沒有措施支援被迫放無薪假者，以直接救濟失業與就業不足者，反而設立一個不倫不類的所謂「失業貸款」，讓失業者向政府以固定年息厘借貸，上限為8萬元。

這項短期的貸款不僅毫無吸引力，即使失業者日後再就業，隨後的還款亦令其生活百上加斤。而更危險的是，假如失業者在還款期未能再就業，更可能被銀行追至破產，變相推失業者送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在25日的記者會上明言，預期壞帳率會高達25%！換言之，政府在這計劃中本來就預期每四個貸款人之中就有一人會面臨破產，這根本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破產陷阱！而同時這些貸款由公帑擔保，銀行幾乎不承受任何風險卻坐收利息，毫不掩飾地進行利益輸送。

對於失業者的救濟，亦有學者退而求其次提出讓失業者預支MPF戶口的儲蓄以應急，惟政府依然拒絕，揭露了政府只顧保護金融和企業的利益。一方面稱MPF要保留作為退休保障，另一方面卻又繼續允許雇主以MPF對沖遣散費，根本自相矛盾。

而最令人關註的就是向所有18歲以上公民發放共5000元的「電子消費券」，但最快要到暑假期間才開始接受登記，對燃眉之急毫無幫助。所采用的電子支付平臺幾乎必然包含像如支付寶、Wechat pay等軟件，這對於很多小商戶就無法納入消費券的流動圈之中。同時，這又涉及到了政權一直以來密謀擴大收集個人訊息的問題。而且這次涉及到最為重要的個人消費紀錄數據，比出行紀錄、通訊紀錄等更為敏感。眾所周知政府一直意圖推行所謂「貨幣電子化」，最終將掌握所有人一分一毫的金錢流動紀錄。對於這個誠信早已徹底破產的政府而言，令人不禁懷疑這些數據將用於人身監控之上。

政府在預算案公布前就不斷放風指「赤字超過3000億，儲備縮減至9000億」，以正當化自身無視基層的政策。最終預算案的數字顯示赤字僅2576億，儲備仍超過9000億。這表明政府根本沒有借口縮窄舒困政策，至少根本無須「減甜」，即使如去年般再發放一萬元現金津貼，所額外增加的赤字仍不過400億，仍不至於如政府所恐嚇的「3000億赤字」。可見政府並非無力舒困，只不過是無心舒困。

實際上，政府所宣稱的赤字，相當部份就是源自於大白象工程。基本工程開支預算今年開支740億元，比去年增長48%，而未來幾年將增長至平均每年超過1000億元。傾325億推「落馬州創科園」計劃、6000億元「明日大嶼」計劃。去年為了拯救私人企業，政府向海洋公園撥款54億，向國泰航空註資273億元。海洋公園今年又正向立法會申請追加撥款67.9億「救亡」，即是短短大半年就獲得公帑120億。而國泰的註資只能足夠其營運約一年，未來恐怕是無底深淵。沒有這些「支出」，就根本不會落至如此的財赤。

年復一年一再表示「稅基狹窄」，要擴闊稅基，但對於一直以來針對財團的稅種如資產增值稅、股息稅、遺產稅、提高企業利得稅等采取回避的態度。事實上，據不同的調查所估計，假如開征資產增值稅、股息稅、遺產稅等三項針對富豪與財團的稅種，已可為香港庫房帶來每年100-500億（參考不同稅率）的穩定恒常收入，這筆收入足以大刀闊斧增加公共醫療、護理、教育、交通、房屋的資源等。另一方面，單單政府胡亂揮霍在大白象工程和利益輸送的開支亦完全可以提供充分優質的公共服務。 社會主義者行動主張停建大白象工程，開征富人稅，設立失業援助金及全民退休保障，要求大規模增建公房達每年五萬單位，解決窮苦大眾的燃眉之急。然而，要求親資本的政府滿足這些訴求無異於與虎謀皮。工人階級需要組織起來鬥爭，將大企業與銀行公有化，讓工人民主監督和控製。

香港：47人被國安法起訴 審訊猶如拷問

中共與香港政府再次發動政治清算，在年初大搜捕53名參與「35+初選」的參與者後，在2月28日以《國安法》中「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其中47人，當中包括梁國雄、岑子傑、胡誌偉、譚文豪、楊嶽橋等，甚至包括已然在囚的黃之鋒。

被起訴的47人在3月1日於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數百名民眾大清早甚至通宵在法院外排隊輪候入內旁聽以示聲援。下午，在場警方一度舉「藍旗」和「紫旗」威嚇群眾，其後在旁晚驅趕民眾離開並封鎖法院。更惡劣的是，當晚一名代表被告的律師丘律邦，手持法律文件進入法庭之際，竟被在場警員拒絕放行，其後更以涉犯「阻差辦公」、「未能出示身份證明文件」罪名將其逮捕。

而政府一方的起訴程序亦極其不合理，政府一方表示仍有大量的電子證據有待處理，甫開庭便申請將聆訊押後至5月31日，並要求將47人還押，反對保釋。在未完成搜證工作的情況下，政府就提早起訴並將被告人收監，相當於未審先判。

審訊過程猶如酷刑拷問，被告在首天要進行連續十四小時審訊，加上前一晚被拘留在警署，很多人隔十二小時未能進食，每天只能休息數小時，三天沒有洗澡。法官甚至拒絕讓被告更衣。梁國雄、楊雪盈等人審訊期間不支暈倒被送院。

這項「控罪」的量刑極其嚴峻，量刑起點從最低十年徒刑起，最重可判終身監禁。但同時，「控罪」的立足點理據卻又非常薄弱。多名在法院外聲援的民眾均表示「控罪」非常謊謬，但對判決的結果卻感到悲觀。民眾紛紛表示，對所謂的「國安法指定法官」難以信任，認為他們只會執行中共的意誌，勢必會將47人定罪收監。而在訴訟前一星期，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於2月22日點名黎智英、黃之鋒及戴耀廷，稱三人是「反中亂港分子」當中極端惡劣者，要給予嚴懲，猶如在審訊前向法院發號施令。

今年九月可能會舉行「立法會選舉」，中共急於在此前執行全面的清洗，以防止像2019年區議會選舉的毀滅性慘敗重演。盡管中共對外宣聲「國安法」有效「回復社會穩定」，但實際上掌權者深知香港的民憤在過去一年以來有增無減，只是埋伏在地下等待爆發。即使以防疫為名剝奪了集會權利，並打壓所有的公開政治活動，但民眾正一次又一次地尋找表達的機會與方式，以對抗專製的打壓。

因此，即便是在去年十一月「國安法」實施後，超過六十萬人依然積極地參與了「35+初選」，這對於中共而言相當於奇恥大辱！因此中共與香港政府去年再借「防疫」為名將立法會選舉拖延整整一年，以此時間清洗非建製派候選人。對中共而言，最有效的清洗方法莫過於將候選人統統投入大牢。

自早前中共「DQ4」引發立法會內所有非建製派總辭後，本來已無實權的立法會，失去了最後僅余的一絲認受性。正如我們早前所指出，民眾會在短期內失去了立法會這個鬥爭平臺，但這同時會對統治階級造成危險，因為群眾的不滿情緒會引導至其他的抗爭渠道。

如果基層勞動者在職場組織起來，建設真正戰鬥的活躍工會和群眾組織，會形成比立法會更有力的新抗爭工具。長遠而言，幻想會消失，鬥爭會因而激進化。事實證明，立法會形成「35+」從來都是不現實的，中共政權永不能容忍偽議會落入反對派手中。由此可見，在製度內循序漸進改革是註定失敗的。群眾鬥爭必須以改變整個製度為目標。因此中共自作聰明的「震懾」策略可以使香港的民主運動「蛻變」。

我們社會主義者聲援47名被荒謬控罪指控的人士，並要求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即使很多被告的立場與反資的工人階級立場距離千裏。同時我們不能坐視政權借「防疫」之名壓製社會運動，不能眼睜睜地看著政權趁此機會步步進迫。我們主張現時迫切需要重建群眾鬥爭

但鑒於2014年的雨傘運動與2019的反威權鬥爭，即使有無比的勇氣和力量，卻未能贏得重大的成果。未來運動要勝利的話，一定要從近月泰國和緬甸的鬥爭經驗中學習。尤其在緬甸，工人罷工癱瘓了經濟和銀行系統，削弱了軍方的權力。更重要的是，必須要拋棄「香港鬥爭可以在一個城市內勝利」這一想法，而要將運動連系至中國大陸同樣受極權壓迫和資本剝削的群眾。

香港鬥爭需要拋棄對資本主義的幻想，認知到財團與銀行也是禍害的一部分。資本主義與專製國家是密不可分的，他們分別是一只惡魔的左右爪牙，都想鎮壓民主權製，以保護權貴對基層工人的剝削製度。各爭取民主權利的政黨和團體應立即召開一個抗爭平臺，在建設工人組織和工會的基礎上動員並重組群眾，為民主權利與經濟生存權而鬥爭。這就是我們的出路。

傑瑞米柯賓

社會主義行動申請加入民陣公開信

致民間人權陣線：

中共正在吹風要用國安法控告民間人權陣線。白色恐怖的政治氣氛令泛民黨派紛紛退出民陣。此舉對於抵抗政治迫害的鬥爭並無幫助，實在令人遺憾。

中共要取締的不只是民陣，而是香港舉行反中共大型和平集會的合法權利。若果民陣受到打擊，七一遊行將可能從此消失。消滅民主運動的示威權利才是中共的真正目標。中共下一個目標將是支聯會及六四集會。各大民主派工會恐怕也不能幸免。

民陣作為號召大型集會的主要平臺，無疑在2019年的抗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由2019年3月發起1萬2千人遊行，醞釀前期的反送中運動，至6月9日的100萬人及6月16日的200萬人上街，驅使抗暴革命爆發，到了運動中期陷入僵持狀態時，民陣再發動818的170萬人流水式集會再鼓起運動。即使過去民陣由溫和泛民所主導，社會主義行動並非認同其全部做法，但現在捍衛它就是捍衛示威權利。

社會主義行動現申請加入民陣，望獲所有留下來的成員團體批準。我們呼籲所有反獨裁的團體留在民陣，或者加入民陣。國安法通過前，多個自行解散的民主派團體，最後也沒有避開中共的鎮壓，足見退出民陣並不是避開中共打壓的逃生門。作為民主運動的團體，理應站出來告訴群眾——鬥爭將會繼續。

中國／香港：ISA發起全新的聲援行動

自2019年香港群眾鬥爭過後，局勢已全然改變。習近平獨裁政權和名不符實的中國共產黨回應這場運動的方法，就是對民主權利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打壓，其目的是要摧毀這場運動，並防止未來在香港和中國大陸任何的群眾鬥爭。

鑒於這些對香港民主權利的攻擊以及在中國大陸越來越嚴厲的打壓，ISA發起了「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暫譯，英文名稱為Solidarity Against Repression in China & Hong Kong）運動。這項運動的目的是加強大眾對中港實際發生情況的認識，以動員來自普通人民、工人和青年的團結聲援。

這個運動在幾個重要方面將與幾個其他現有的聲援行動有所不同。ISA在中港都有我們的同誌和社會主義支持者。他們受到直接的打壓威脅和影響，令這場鬥爭非常具體。

我們的團結運動將集中於中港受壓迫階層（工人、年輕人、婦女和少數族裔）所面臨的局勢。我們將避免按照各自議程的各政府和商業利益團體發起的倡議。當民主權利和工人權利問題受到威脅時，他們既不能為被壓迫者發生，也不能被信任。在中美兩國統治者之間的新冷戰時代，這尤其重要——因為雙方都試圖操縱全球輿論，利用全球輿論進行他們的帝國主義權力鬥爭。

該運動的目的是教育、介入和組織聲援行動。實際和即時的團結聲援意味著向遭遇國家鎮壓的受害者表示支持，並盡可能廣傳相關事件的消息。該運動希望以提出決議案、製作影片和分享活動照片來提高全球工會和勞工運動對中港鎮壓的認識，以支持中國大陸和香港的工人權利和民主權利。

中共直接治港的新模式將自製災難

香港正處於歷史性的反革命狀態。中共動用國安法全面鎮壓，參加初選的民主派政治人物身陷囹圄，立法會被閹割至人大一樣，法庭不斷重判示威者。9名泛民政治人物被裁定前年8月18日參與及組織未經批準集結，其中5人被判監8至12個月，當中社民連梁國雄（長毛）被判最重的18個月。他們多人還將面對國安法的審判。

中共提出「愛國者治港」，為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正式送終。中共全面改組香港立法會，立法會直選議席由一半降低為90席中的20席，候選人必須獲得港區人大政協代表的提名，而且還有國安部下的資格審查委員會，根本上由中共牢牢操控。

2019年區議會選舉，中共徹底錯估形勢，誤以為建製派會大獲全勝，故此沒有取消區議會選舉。最後民主派奪得9成議席，使中共驚惶失驚措。中共明白到，哪怕是空間極度有限的選舉也可以成為群眾投抗議票的平臺，因此下定決心要全力扼殺選舉空間。現在，中共取消超級區議會議席，因為該五席由區議員提名的，將會由泛民占據候選名單。中共亦害怕全港性選舉會變成變相公投，讓選民抗議票。

中共對小圈子的特首選舉也不放心，即使廣大群眾並無投票權，還是害怕泛民主派有可能提名挑戰中央的候選人。除了取消區議員的選委資格外，醫護和社工的權力亦被削弱，而中資代表則獲得新增的商界（第三）界別。中共打破了泛民迷信九七後體製內妥協和「循序漸進」改革的幻想，不論是35+控製立法會，還是300+特首選票的關鍵少數，都已是灰飛煙滅。

議會淪為笑話一則，杯葛選舉的氣氛已在群眾中蘊釀起來。建製派已正吹風，指鼓吹投白票將會是違反國安法。不論反對派能否發起公開的白票運動，選民的投票意欲己將大大減低，使中共又再自取其辱。中共及港府自以為強硬鎮壓會平息反抗，但民怨只會繼續積累下去。

泛民主派的生存空間被扼殺，並不代表建製派可以大安旨意，從此歌舞升平。中共同時會整頓治港勢力，淘部分的建製冗員，希望更有效直接控製香港的政策。三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拋出「忠誠廢物」一詞，嘲諷香港建製派雖然忠心耿耿，但卻庸懶無能、無力護主，並非「賢能的愛國者」。建製派立法會議員的葉國謙則以「廢柴學者」一詞回擊。建製派與中共要員公開罵戰是極為稀有之事，表面上無意義的口水戰，背後揭示著建製內部權力大洗牌將會進行，各方都在爭奪政治分贓。

習近平政權不會明白，是自己極為強硬的統治造成香港民意反彈，激起2019年以來的激烈反抗。中共反其道而行，相信要更強硬控製香港、更直接指揮香港才可避免日後危機再生，因此改變過去經中聯辦及香港建製派的統治模式，削弱因山頭林立而行動散渙的建製派之權力，由中共黨機關直接治港。

在前年香港抗暴革命爆發期間，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就多次南下深圳，設立「危機管治中心」指點治港政策。經過這場風浪後，中共要把直接指揮香港的做法製度化。2020年2月，中共將「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升格為「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由韓正擔任組長。這種小組是用於駕空國務院的權力，使國家事務更直接由黨控製，方便習近平集中權力於一身。習近平上任以來，擔任過經濟、財經、外交、網絡、法治、國防等小組組長。

沒有了民主派，「忠誠廢物」出現生存危機。過往建製派動輒將民不聊生歸咎於「反中亂港」、「拉布搞事」的泛民。現在，他們不能再以泛民作為代罪羔羊，推卸政府暴政的責任。若果當連橡皮圖章也不如，恐怕會失去對中共的利用價值，因此在政治小醜劇扮演一下「反派」，提高一下批評政府的聲調，來獲得自己的定位。最近建製派反對林鄭興建沙嶺超級殯葬城，就是一邊向中共表忠、一邊向林鄭撒野的表現。當然忠犬還是忠犬，他們不可能有任何獨立性，更不可能挑戰中共和財團的利益。

幾名內地商業精英高調成立紫荊黨，旨在於新選舉製度中取代香港建製派。紫荊黨創黨主席李山兩會期間獲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夏寶龍單獨接見。該黨創辦人之一、中播控股董事長黃秋智直指，改選舉製度將「溝淡」現有建製派，更直指建製派「令中央無法聽取香港真正的聲音」，以至在2019年區選中大敗。然而，依靠他們執行中共的政策只會適得其反，製造更多沖突和動蕩。香港建製派在紮根多年，好歹在直選中也有4成選票支持，而且利用強大的資源進行地區工作，在不少貧困屋邨能欺騙到一定民心。新建製派的內地精英面孔對香港人來說更陌生，其政治背景更為離地，難以在香港獲得深厚的支持。中共又再次自製多一個不穩定的因素。

面對嚴厲的鎮壓，泛民知名的政治人物很可能面臨長期監禁。而香港半民主議會政治正式死亡，令泛民政治也絕路。中共在主權移交時，對一國兩製、高度自治、循序漸進走向普選的假承諾，產生了半民主議會與泛民政黨這種政治產物。故此，議會就是泛民的母體。溫和泛民並不相信議會以外的群眾鬥爭和組織，他們擔心鬥爭會變得「太激進」會挑戰到他們的領導地位，沒有議會根本沒有生存空間。他們要不是自行解散，就要跪求中共讓他們入閘參選。現在泛民各黨已在討論是否繼續參選而陷入分歧。而任何決定參選的泛民政黨，都將會被群眾視為「忠誠反對派」。

整頓香港建製派除了政治因素，也是為了讓中資加快接管香港經濟。在中美沖突激烈化下，中共要應付與美國陣營的經濟脫勾，因此加強接管香港以免經濟孤立。此外，中共亦要進一步控製香港的戰略產業，包括土地、電訊和電力，從而確保在地緣政治沖突中掌握對香港的統治權。中資占香港經濟份額是越來越大，已占據了港股市值的七成以上，去年新上市股份有98%都是中資股。而在多宗基建工程合約，中資亦占總款額約一半。例如造價逾千億元的港珠澳大橋的工程合約中，中資占總款額的54%。

中資亦積極收購農地及競投官地，但囤地面積仍遠落後於港資地產商。為了加快接管香港土地，中共要發動權力鬥爭，掃除部分港資與新界地主的障礙。三月，韓正提到需要解決香港住屋問題，隨後廉署以涉嫌貪汙詐騙拘捕24人，包括香港村屋大王王光榮及十八鄉鄉事委員會主席程振明等鄉紳。鄉議局根本是「愛國愛港」團體，為中共效犬馬之命，可預見權鬥之手未來將會伸至中共多年來的另一個盟友——港資地產商，要知道近年黨媒攻擊李嘉誠為「地產吸血鬼」而不是新鮮之事。香港地產商要麽更開放與中資合資開發土地，要麽像李嘉誠的長實那樣拋售大量資產。

紫荊黨最近流出一份內部刊物，拾韓正的唾余，指中央只要出手強征新界土地，就可解決香港土地問題。這種說法實在荒謬可笑。多年來，中資與港資之間雖然互相爭奪市場，但也合資聯手炒賣或開發土地。他們總體來說有共同階級利益，而房屋問題的受害者正是他們的階級敵人——工人階級。中共自己就是住屋問題的元兇。

去年以來習李就統治方針出現激烈的權鬥。主要代表中共太子黨、資本家和鄧小平時代元老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認為習近平的戰狼外交和強硬鎮壓在國內製造了不必要的沖突，也與西方國家製造前所未有的對峙。他們希望恢復鄧小時時期的溫和政策，讓中國可繼續融入世界市場。與西方資本主義有著密切的聯系的香港資本家現在被中共排擠，也一定程度上這場權鬥的延伸。

事實證明，在中共政權的統治下，立法會形成「35+」從來都是不現實的，中共政權永不能容忍偽議會落入反對派手中。由此可見，在製度內循序漸進改革是註定失敗的。群眾鬥爭的邏輯是要改變整個製度。

在可預見的將來，鬥爭會失去了立法會這個鬥爭平臺，但群眾的不滿情緒亦因此會被引導至其他更激進的抗爭渠道，對統治階級造成更大的危險。如果基層勞動者在職場組織起來，建設真正戰鬥的活躍工會和群眾組織，會形成一種新的且威力更大的抗爭工具。中共自作聰明的「震懾」策略等同抱薪救火，促使香港的民主運動「蛻變」。

香港鬥爭需要拋棄對資本主義的幻想，認知到不論中資、港資還是外資都是禍害元兇。資本主義與專製國家是密不可分的，他們分別是一只惡魔的左右爪牙，都想鎮壓民主權製，以保護權貴對基層工人的剝削製度。運動也要拋棄「香港鬥爭可以在一個城市內勝利」這一想法，而要將運動連系至中國大陸同樣受極權壓迫和資本剝削的群眾。尤其現在中國青年大大激進化，下一場大規模運動可能會先在中國大陸爆發，倒過來鼓起香港的抗爭。

香港：青年窮人無份的BN(O)居英權

在中美沖突升溫下，英國政府一改過去無視、甚至附和中共鎮壓香港的態度，推出「5+1方案」的BN(O)留英計劃來回應《港區國安法》。去年英國政府放寬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的簽證及居留，並撥款4300萬鎊為移英港人提供協助。除了因為與中國發生地緣政治沖突，英國政府也想借此搶奪香港中產階級帶來的資金。

到目前為止，據報已有兩萬七千名港人通過這一計劃申請移居英國。英國當局估計未來5年將會有超過30萬港人移居當地。中國視之為挑釁推行反製措施，宣稱「不承認」BN(O)為合法旅遊證件，甚至不排除未來會取消移英者的港人身分。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港人移居權和庇護權，反對中共的打壓。

留英計劃被很多港人視為德政。事實上BN(O)政策源於1980年代右翼英國政府不願意給予港人英國公民身分，聲稱這會使英國「被外來文化淹沒」。今天這項政策仍存在巨大的局限性。英國政府估計，雖然持有BN(O)的港人數量將持續上升，去年年底已達73萬，能通過這一方案出逃的港人占人口不到10%。更重要的是，作為2019年抗暴革命主力的年青人，尤其是24歲以下者，除非他們的父母持有BN(O)並有意離港，由於他們自己無法申領BN(O)，根本沒有機會出走。最需要受到庇護的一群將受到無視。

傑瑞米柯賓

成本高昂

BN(O)簽證移居者，要等待6年才能享有英國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而以英國的生活水平社會，除非具一定教育程度和資產的中產階級，否則難以承擔當地的生活費。據《經濟日報》報導，假如一家四口以BN(O)居英方案移居英國，等候入籍的6年間開支至少須485萬港元。這就使得基層民眾卻步。

香港貧富懸殊嚴重，中上階層坐擁豐厚資金。去年全港擁有1000萬港元或以上凈資產的「千萬富翁」達51.5萬人，創歷年新高。港人資金的流入直接推動了英國的樓價飆升。萊坊(Knight Frank)的數據顯示，過去12個月，香港買家占整體外國買家的4%，高於2016年的2.5%。部分移英的香港業主更試圖在當地復製香港式炒樓牟利，大量地產業者正在開班傳授炒樓技巧。資本輸出到哪裏都像蝗蟲一樣侵蝕資源，所謂蝗禍根本是階級問題而不是族群問題。在資本主義體製下，香港人未來也不免會在英國或其他避難國裏面對種族歧視。

過去兩年英澳加都有港人亦不忘繼續鬥爭，舉辦聲援香港抗爭的集會，應該予以支持。然而，依靠香港民族主義（港人身分認同）來建立海外生態圈卻只是一種幻想。在20世紀初，海外華僑之所以能夠成為第一批形成中華民族意識的群體，並為1920年代反帝運動埋下種子，是因為華僑工人階級有著受到種族歧視與欺壓剝削的共同經驗。然而，今天中產階級為主的香港民族主義是相當軟弱，移英港人欠缺集體生活的連結，使「港人身分認同」難有組織的發展。海外黃店可以像民主墻那樣作為宣傳平臺和表達空間，但在金融資本壟斷的今天這並不會形成獨立的經濟圈。目前大部分黃店賺到的錢是不會回饋給抗爭運動或援助政治犯的。移英港人真正要做的，不是聯結英國政府或兩大黨權貴政客，而是團結在英國的工人和基層群眾，挑戰英國的工會官僚，要求工會支持中港民主鬥爭，亦要中國大陸的群眾輸出革命，為未來的鬥爭作準備。

香港：巴士逆市加價 市民百上加斤

疫癥下市民面對無薪假、減薪甚至失業。九巴及新巴城巴卻於3月中獲行政會議批準大幅加價。九巴已於4月4日把獨營路線價格上升平均5.8%，最高達8.6%，聯營過海路線則分階段加12%，4月4日先加8.5%。新巴、城巴則獲準加價12%。首階段已於4月4日起開始整體平均加價8.5%；並於明年1月2日再平均加3.2%。

三大巴士公司過去十數年多次加價，數次高於通脹。當中城巴和新巴於2019 年1月加幅更達9.9%。九巴母公司載通國際去年因獲政府補貼9億元，令其有2億元盈利，近5年已累計賺21.8億元。而且九巴於2001年把其廣告業務附屬公司RoadShow分拆上市，其帳目並沒有直接包括其廣告收入。由巴士車廠用地所得，賣樓及出租商場收益，則歸載通國際所得。

巴士公司另一方面對員工則越見刻薄。九巴後勤部門於1月有數十人遭「勸退」離職。自3月起，以合約形式續聘已退休車長改為只以半職聘用，更指定夜更崗位。底薪較舊合約減少三成。而負責清潔車廂的清潔工，則由4月起被轉為外判工，轉職到清潔承包商工作。至於新巴及城巴，去年底強製員工每月放1至2日無薪假、要求「自願申請」短工時更份安排，即相關更份最多上班4小時，以時薪計算工資。於2月先後解雇了10多名文職人員和逾40名後勤部門員工。3月獲批加價後，更把所有兼職車長停職。

疫情下削減班次

提供市民服務方面，疫癥下乘搭人次減少，本來正好令每班車的載客人數減少，以保持每人的距離，減少病毒傳染機會。但政府卻批準巴士公司縮減班次，讓疫癥初期九巴部分班次延長至30至50分鐘一班。現時南區部分路線上班上學繁忙時間候車需時達半小時，今年初新巴城巴個別路線甚至曾經於周日每小時才有一班。

社會主義者認為，大型公共交通運輸系統的運作目的，應用於提供免費及優質的服務，並禁止疫癥期間任何惡化員工待遇的行為。工人需要團結組織工會才能有抗爭的力量。只有把交通企業公有化，置於民主的集體管理下，才可令其真正為民眾服務。

香港：「套丁」數十年　資本賺到盡

近期，廉政公署再度就套丁案逮捕「丁屋大王」王光榮及其次子王德信，再令人關註起新界「丁權」及「套丁」等問題。

所謂「套丁」，指的是擁有建屋「丁權」但無地的新界原居民男丁，與有地但無建屋權的地產發展商私相授受。表面上由地產商廉價「賣地」予男丁，再由男丁申請興建「丁屋」。私底下，該「丁屋」實際上由地產商所擁有，並由地產商出售牟利，男丁在其中收受一筆據稱約十多萬到五六十萬港元不等的「套丁費」。按2015年李欽培套丁案（DCCC 25/2015）的判決顯示，以上的「套丁」行為屬串謀詐騙地政總署的犯罪行為。

假如我們宏觀地審視，根據2013年10月30日香港政府「立法會十八題：鄉村式發展地帶」新聞公告顯示，法定圖則中規劃為「鄉村式發展」的土地的總面積為33平方公裏（約占香港總陸地面積3%），而全港整體的住宅用地僅占香港總陸地面積4%，意味著香港超過90%的居民擠擁在4%的土地上，相對地，不到10%的原居民卻（至少在紙面上）有著3%的土地預留。

但事實上，正由於土地緊絀，現時大多數所謂的原居民男丁根本手中無地建丁屋，他們最多不過是一次性地將自身的「丁權」出賣予財團，套現區區數十數現金，與財團「套丁」後發展成動軏市值千萬元的低密度豪宅相比，連九牛一毛都比不上。據《蘋果日報》報導，地產發展商垂涎套丁建屋轉售的暴利，往往通過村長鄉紳甚至黑幫威逼利誘原居民出賣丁權，過程中多番涉及眾多利益瓜葛而發生血案。可見目前，實際上大多原居民男丁的所謂「丁權」根本並非建屋自住，而僅僅是地產商和鄉紳牟利的其中一條渠道。

早在2016年，媒體《香港01》已曾揭發「新界王」劉皇發與其兩名兒子劉業強、劉業光等人在二十多年前就曾涉嫌以套丁的手段發展丁屋屋苑「龍濤灣畔」、「成發山莊」等，獲利1.2億。追查之下，其中一名出售丁權的原居民亦直認當時早已出賣丁權，賣價僅五六萬元。

套丁行為的非刑事化

據報導，涉嫌套丁牟利的還包括前行會成員張學明、廣東省政協溫幸平、地產商金朝陽集團、甚至負責丁屋政策的前地政署官僚！可見這些建製中堅，一方面貓哭老鼠假惺惺地表示了解香港民眾住屋問題，另一方面卻涉嫌在套丁操作上下其手牟取數以億元計的暴利。

而是次「套丁」案件，涉案者亦堂而皇之地搞出一個「套丁」屋苑「曉門」公開出售，整個屋苑占地達3.3公頃。而這一「套丁屋苑」並非特例，大埔「華樂豪庭」同樣屬疑似套丁屋苑，占地4.6公頃，已相當於一般公屋邨的占地面積。相比之下，以「曉門」為例僅發展277戶，而占地相約的公屋啟晴邨（3.47公頃），則發展了5,204戶，兩者相差近20倍，這是對土地發展荒謬的浪費和揮霍。

與此同時，套丁泛濫的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在現時特首林鄭月娥身上，據香港電臺報導2007年時任發展局局長的她應鄉議局的要求，將丁屋申請表中，申請人聲明沒有轉讓丁權的一項剔除，變相將套丁行為非刑事化。而這一政策的改變，全港民眾居然一直被蒙在鼓裏。直到前文所述的2015年李欽培套丁案開審，鄉議局出示林鄭簽署相關政策改動的信件，全港上下才驚聞此一消息。

但面對這些嚴重且泛濫的情況，即使媒體甚至民間團體如本土研究社得都能查出大量疑似套丁的案例，相關的官僚機構卻幾乎完全無所作為。被媒體曝光的套丁鄉紳名流等人，在過去數年間絕大多數都未被追究或正式起訴。直至2019年元朗721事件後，民眾對封建鄉紳和「鄉黑」勢力憎惡至極，大批民眾自發追查其不法行為。到最近，廉署方才姍姍來遲地逮捕數人，予人「找小弟祭旗交差」之感。

香港丁權問題積陋已久，這本身就是一項傳統封建宗族的殘留物，其中涉及到土地分配的不平等乃至男女性別的不平等，在現代社會散發著封建時代中令人欲嘔的惡臭。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應當立即廢除丁權，全面沒收所有地產商及「鄉黑」勢力的土地和農地，由居民代表及規劃專家組成的土地委會員規劃發展，全力興建廉價優質且密度合理的公共房屋供應全港民眾所需。

疫情下的香港經濟危機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至今已超過一年，然而疫情仍然未見終結。雖然病毒對民眾的健康未造成如部分地區那樣嚴重的傷亡，但對勞動大眾的影響依然巨大，特別是經濟民生方面。2020年的香港陷入嚴重經濟危機，全年經濟增長為負6.6%，是1961年有記錄以來最差，而且亦是連續兩年陷入衰退。

受到疫情打擊，短短一年間，失業率至今飆升到7.2%，是自2004年以來最嚴重。除此之外，打工仔還要面對就業不足、強迫無薪假、減薪。受到最大沖擊的行業無疑是零售、飲食、旅遊、航運、酒店業等等，當中餐飲業失業率更高達14.7%。而貧窮人口亦屢創新高。

雖說是疫情導致經濟狀況惡化，但香港早在疫情之前已經陷入經濟衰退（源於中美貿易戰與中國經濟放緩），2019的經濟增長為負1.2%。

的確，普遍分析認為本港今年經濟會出現反彈，港府預測本年經濟增長為3.5至5.5%，至於IMF也預測有4.3%增長。不過，這是建基於去年衰退底下的基數，如果把2019-2021年3年的數字加起來，經濟仍然為負增長。IMF亦警告，全球經濟反彈後會逐漸失去動力，甚至要到2023年才可回復到疫情前的經濟數字。

就算是2003年SARS之後香港表面經濟數據能很快復蘇，但嚴重的失業率要持續到5年之後的2008年才回復到低位。也就是說雖然經濟數據可以改善，但工人階級的處境往往要更延後幾年才能有所改善，更不用說貧富懸殊的問題實際上是越來越差。而當年的危機尚且有雙位數增長的中國經濟作為緩沖。然而，今天中國經濟也陷入自1976年來最差的狀況，未來經濟困難的時期還會持續。

傑瑞米柯賓

港府是貧富懸殊的元兇

同時，香港政府將擺脫經濟困境的希望，押在大規模接種疫苗身上，然而在缺乏醫療配套、安全保障、政府長期不得信任下，本港的疫苗接種率一直偏低，疫情反覆未來仍然會威脅經濟。而在經濟危機持續下，最受打擊的就是廣大基層與勞動大眾。

去年12月，政府公布《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2019年的貧窮人口達到149.1萬，貧窮率為21.4%。但官方的貧窮線定於算每月家庭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1人家庭的貧窮收入僅為$4,500，根本不足以反映在生活費昂貴的香港下真實的貧窮狀況。但這貧窮數字已經是自2009年政府設立貧窮線以來的最高。至於深受疫情打擊的2020年，可想而知社會貧窮必然達到破紀錄的程度。

面對勞動大眾嚴峻的貧窮、失業問題，這個坐擁過萬億儲備的香港政府做了什麽來救濟市民呢？今年2月公布的財政預算案，政府以巨額財赤為由，非但沒有設立如失業援助金等的社會保障，連過往多年的「派糖」政策更在本年度「減甜」，連過去杯水車薪的生果金綜援「雙糧」、公屋免租一個月等政策也被取消。

實際上，政府所宣稱的赤字，相當部份就是源自於大白象工程：傾325億推「落馬州創科園」計劃、6000億元「明日大嶼」計劃。而去年為了拯救私人企業，政府向海洋公園撥款54億，向國泰航空註資273億元。海洋公園今年又正向立法會申請追加撥款67.9億「救亡」，即是短短大半年就獲得公帑120億。當中國泰獲得政府註資後，更隨即大規模裁員8500人，留下來的員工亦遭大幅減薪。

似乎政府現在已毫不隱藏地充當工人的劊子手、貧富懸殊的製造者，顯露自身服務資本財團的本質。

與此同時，縱使疫情與經濟危機的影響，有錢人卻越來越富有。花旗銀行早前發表《香港千萬富翁調查報告》，2020全港擁有千萬港元或以上資產的人口達51.5萬人，上升2%，創歷年新高。這與全世界在疫情期間的趨勢吻合，全球資產達到10億美元或以上的富豪由去年的2,095人已急增至2,755人，當中有23名香港富豪擠身全球500大。可見，統治階級不斷宣傳的「共渡時艱」是假的，朱門酒肉臭才是真的。

五一勞動節 最低工資$66

很快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五一勞動節。勞動節是勞動大眾透過抗爭來捍衛自身權益的傳統節日，但去年五一當局首次借助「限聚令」來禁止遊行，而今年亦以同樣原因不能有五一遊行，可見政權打壓民主權利也就是在打壓工人權利。在國安法鎮壓下，職工盟主席吳敏兒及醫管局員工陣線余慧明身陷監獄，未來政治罷工很可能為定罪為「顛覆國家政權」，加上白色恐怖氣氛也會壓製經濟罷工。

對於香港的廣大工人階級來說，勞動節實在有太多太多需要爭取的改變：全民退休保障、廉價住房、租金管製、最高工時、男女同工同酬、工會集體談判權等等。更甚，今年的五一是首次被政府凍結最低工資的一年。

香港自2011年訂立最低工資以來，水平一直極低，現在僅為每小時37.5元。今年凍結最低工資後，意味著政府最快要到2023年才有可能增加，變相這4年來基層的收入連通脹也趕不上（巴士今年已率先加價）。根據樂施會在2018年的一份報告，要在香港能夠得到有體面的生活，應付衣食住行等開支，在計算通脹影響後現在基本一人開支為$11,328。以標準每周五天工作、每天八小時製來計算，最低工資應定在每小時$66，也就是說官方水平根本低估算了77%，而這個工資水平亦應與生活物價掛勾。

以香港2020年的人均GDP 36.23萬港元（也就是每月$30,192）來看，這個基本工資水平根本不算高，也可以看到香港勞動者的財富究竟有多少被那些老板們剝削掉。

展望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隨著中美帝國主義沖突、保護主義、去全球化成為「新常態」，傳統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未來可謂夾在中間進退兩難。北京及港府近年積極推廣「大灣區」融合， 目的就是將香港納在習近平的「雙循環」經濟圈內。

香港政府最近推出了所謂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鼓勵青年人到大彎區工作，並以公帑補貼企業的工資支出，這就是當局試圖解決青年失業問題的方案！不過要知道，大灣區是沒有獨立工會的，工人維權是非法的，習近平年初南巡深圳時候更加將惡名昭彰的996（朝九晚九六天工作製）合法化。因此，港府只是想把香港青年變為血汗工廠的新力軍。

近年來，中國大陸已經成為香港最主要的外來直接投資來源地，也是香港對外直接投資的最大目的地，兩者占額都超過一半。中資企業越來越大舉進駐香港不斷加速，去年有中國體育品牌李寧入主港資服裝品牌Bossini、中國移動旗下公司以工業地史上最貴金額擊敗港資地產商投的沙田地皮等。相反，在《國安法》通過後，美國商會的調查指2/3美企認為情況不利其前景，而有另一調查顯示超過30%日資企業考慮減少在港業務。中資未來勢成為香港的新「霸權」。

香港被綁上中國經濟列車

至於香港的經濟支柱金融業，去年在香港新上市的股份有98%為中資企業，比例史無前例地高。今年隨著中美沖突惡化，美國實施《外國公司問責法》，越來越多在美股上市的中資企業將會尋求在香港「二次上市」，當中包括百度、嗶哩嗶哩、攜程等。過去中美沖突，美國也曾經考慮針對香港的美元結算及聯系匯率製裁中國。未來，香港從國際金融中心變成「中國金融中心」是大勢所趨。

因此，香港不單是政治「大陸化」，而且整個社會與經濟命運也與中國綁在一起，未來越來越左右香港發展的，是中國的局勢，使香港工人更需要團結中國大陸工人共同抗爭。

擺在香港勞動大眾眼前的問題，不外乎是就業、工資、維生的問題。然而，親中共、親財團的港府是不可能改善、亦不願意改善基層的處境，他們的目標只是保護財團和大企業能夠在製度崩塌中存活下來，並平息民憤迫使大眾接受這些痛苦的經濟政策。

香港的勞動者需要意識到，我們與中國大陸的工人階級及所有被壓迫者都是命運共同體。要應對未來更嚴重的危機，今天就要捍衛工會權和罷工權，反對國安法鎮壓，並且加入、組織新的戰鬥性工會，以及我們的政治武器──新的工人政黨。不但要在香港重建鬥爭，更要連結全國乃至世界各地勞動者的集體力量，共同抵抗資本主義與獨裁的一切剝削與打壓。

香港：疫苗接種一再「甩轆」

香港自2月26日正式開展新冠肺炎疫苗的全民接種計劃，但顯然反應並不熱烈。截至4月7日，疫苗計劃開展到第41天， 接種第一劑的人數仍不到52萬人，僅占人口比例7%。

土耳其、巴西和智利在接種中國科興疫苗後，確診率不減反增，而中國也傳出醫護人員接種2劑國產疫苗後仍確診感染肺炎。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終於坦承，中國疫苗保護力低，當局正考慮混打不同種疫苗來提升保護力！

死亡風險

民眾對疫苗接種缺乏信心的因素眾多，首先的原因在於安全性問題上。特別是對供港主力的中國製科興疫苗安全性抱有極大的懷疑。截至4月9日，香港共有15人於接種疫苗後死亡，當中13人接種的正是科興疫苗。雖然未有證據指死亡個案與疫苗接種存在因果關系，但接種中心在打針前並沒有檢查市民的病歷，加上所謂專家並無加以檢查死亡個案，政府一切照常繼續接種計劃，使民眾的信心大受打擊。

之所以造成這一現象，政府的接種策略絕對難辭其咎。須知為應對這次世界性的新冠肺炎大瘟疫，各國的疫苗不管是科興抑或復必泰，大多只是獲「緊急使用授權」（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這是自EUA通道成立以來，首次全球性大規模批出EUA進行廣泛全民接種的公共衛生危機事件，意味著這些疫苗有著比一般正常程序上市的藥品更高的風險。因此在中國，政府官方還稱「臨床試驗關於老年人保護效力的數據還不充足」，要等到「獲得足夠的安全性、有效性數據後」才會開展高齡長者的大規模接種工作。

奇怪的是，連科興自己也表示不建議長者接種的情況下，香港政府卻反其道而行，優先安排60歲或以上人士及長期健康問題的人士接種。而結果自2月26日接種計劃開展以來，接種後出現嚴重反應須送院的亦多數是長者。顯然政府想營造一個照顧長者的形象，但這毫無根據的優先接種政策卻收到了反效果。甚至令人覺得香港政府是不是要用香港長者作為「白老鼠」，以供給科興疫苗高齡群體的臨床接種數據。

此外，造成反應冷淡的原因還有於接種後的配套政策一片空白。比如打壓遊行集會的限聚令是否會取消？「疫苗氣泡」會否重啟，以盡可能恢復航運與旅遊業的運作，讓從業的工人走出困境之余亦吸引其接種？所謂「疫苗護照」的政策進展又是如何？正與多少國家地區接洽相關安排？是否可以讓部分被勒令停業或須遵守營業限製的行業可以接待已完成疫苗接種的民眾？這些通通都是民眾最為關心的事項，但一切在政府的公告中卻似乎諱莫如深，或只有一句「正在研究」的官腔廢話。政府對本港疫情毫無掌握，加上全球資本主義政府各自為政，難以互相協調抗疫政策。今年社會運作能否恢復運作仍有很大疑問。

同樣的，政府供應的也一直以來僅僅只有科興或復必泰兩款，而從未看見政府有意擴大供應的種類，讓民眾有更多的選擇空間。這些因素同樣都令疫苗接種率和進度緩慢不前。更要命的是，4月12 日，科興在巴西的合作夥伴布坦坦研究所公布第三期臨床試驗最終研究數據， 結果指出，完成兩劑科興疫苗接種後對新冠肺炎的預防有效率僅得50.7%。假如按世衛60%才能達到有效的群體免疫效應的標準，那即意味著即使全港所有民眾都接種了兩劑科興疫苗，香港都不能擺脫瘟疫的威脅。

官僚怠政害苦民眾

再一次，香港政府對接種疫苗後的官僚怠政，加深民眾一直以來的懷疑：政府根本不想真正的平息疫情，而是希望通過將瘟疫維持在一定的威脅水平以借辭打壓遊行集會等民主權利。畢竟連梁愛詩都坦言擔心疫情平息，各項限製撤銷後大規模抗爭運動會卷土重來。

社會主義行動認同接種疫苗是對抗瘟疫的最重要手段，但我們主張應由醫護人員及專家民主產生的抗疫工作委員會製定防疫政策，並統籌一切抗疫物資的采購、物流和供應，基於科學數據而非政治去製定平衡而有效的防疫抗疫政策。

5月31日國際聲援抗議日——反對香港「國安法」審判！

5月31日星期一，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長毛」梁國雄與其他46名被告將第二次上庭受審。這是在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獨裁政權去年實施港版國安法後，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審判。一旦罪成，最高可判處無期徒刑。

本案於3月1日首次開庭，這是當局發出的一個嚴厲警告，目的是要向所有人展示用來打壓政治異議人士的新法律。47名被告中有包括「長毛」在內的36人被拒絕保釋，並在「調查」期間繼續被羈押。在過去的香港，基於被告無罪假定的原則，除非是非常嚴重的案件（例如謀殺案）審判，否則通常準予保釋。3月的審訊持續了4天，被告甚至被剝奪了洗澡或換衣服的權利。當時有10名被告暈倒，包括罹患心臟病的「長毛」在內的4人需要送醫。

中共政權通過這次「國安法」審判，其打擊面涵蓋了幾乎所有反建製的反對派領袖和參選人，包括工會運動人士、親西方自由派和右翼本土派（香港民族主義者）。其中包括「長毛」這樣的前立法會議員。長毛曾五次當選為立法會的議員，而今天這個機構已經成為了橡皮圖章。習政權在香港實行了全新的政治製度，中共控製的機構或商會將欽點4/5的立法會議席，而國安部門亦能對所有候選人進行篩選，以確保只有「愛國者」才能參選。「愛國者」的定義是那些毫無批判地絕對服從習近平政權及其鎮壓政策的人。

針對這47人的「顛覆國家政權」指控，案情指他們在2020年7月國安法實施數周後，參加了的非官方舉辦的「初選」。超過61萬名選民在這個「初選」中投票，來決定泛民參加2020年9月（後來被取消的）立法會選舉的代表。這次初選的投票率異常地高。而中共聲稱「初選」是為了推翻港府的陰謀。

無論勝出初選與否，所有參選人都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長毛」沒有贏得初選，因此根據7月份的結果，他不會成為9月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作為在鬥爭中擁有良好記錄的戰士卻不能成為候選代表，這顯示香港民主運動的政治意識是自相矛盾、甚至是混亂的。2019年的群眾抗議達到了空前的高度，高達200萬人上街遊行。民眾表現出了極大的創造力，並勇於挑戰強權。

2019年運動的教訓

青年人是推動鬥爭的力量，他們很大程度上否定了那些曾是反對派主導力量的泛民政客，人們越來越感到他們「太軟弱」，並正確認識到他們阻礙鬥爭的角色。不幸的是，運動集中於「勇武行動」而忽視了政治，且強調「自發性」，而非去建立有組織的群眾組織（民主委員會、工會、罷工委員會和工人階級政黨），導致許多「新生」但在政治上十分局限且混亂的人物和團體冒起（言辭激進，但缺乏運動致勝的策略或思想）。

尤其是在運動變得精疲力盡的後期，部分團體的唯一「策略」，就是把他們希望押在美國和右翼西方政府的（實際上很表面的）製裁。這些組織缺乏有效的前進方式，而走向了徹底的死胡同，這也代表著運動對於外國資本主義政府的真正面目存有誤解。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以及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呼籲我們的同誌和支持者在5月31日在全球各地進行團結聲援行動，抗議香港的國安法審判。在大城市，在中國大使館或領事館外進行抗議是一個合適的選擇。但在某些國家，即使在小城鎮，英國、香港的主要銀行，譬如匯豐銀行的辦公室甚至也可能是進行抗議活動的好地方。（匯豐銀行的是國安法的幫兇。匯豐銀行亞太區首席執行官王冬勝是中共獨裁政權下的政協委員，並力挺國安法）

我們要求廢除香港的國家安全法，並釋放所有政治犯。我們強調重建群眾性反獨裁的革命鬥爭的必要，將鬥爭傳遍中國，並將反對無處不威脅民主權利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鬥爭聯系起來。

傑瑞米柯賓

以下是「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新傳單的正文：

反對中港鎮壓！

團結基層、國際主義，不信任為大企業服務的政客和政府

自2019年爆發群眾抗爭以來，香港至今已有10,200抗爭者被捕。當中有600多人因「暴動」和「非法集結」等政治罪行而被定罪，其中許多人被重判5年或以上的徒刑。中共獨裁政權將抗爭者稱為「恐怖分子」和「境外敵對勢力」，並強行實施了新的國家安全法以鎮壓民主運動。國安法的最高刑罰為終身監禁。

香港曾是中國唯一擁有有限民主權利的地區。然而自從實施國家安全法以來，這座城市已成為事實上的警察城市。中共習近平專製想消滅民主「病毒」，他擔心這種「病毒」會從香港傳播到中國，同時他也想在與美國和西方政府不斷惡化的冷戰沖突中表現出強硬態度。

香港的鎮壓

•迄今為止，已有超過100名社運人士被控違反《國家安全法》所規定的嚴重罪行。

•國安法嚴重侵害言論自由。香港民主運動多年的主要訴求口號「結束一黨專政」，現在被視為顛覆國家政權，違者最高可判處終身監禁。

•北京天安門六四事件在中國是個禁忌話題。六四紀念活動過去只能在香港舉行，2019年的燭光晚會就有18萬人參加。但是2021年是連續第二年香港被禁止舉辦燭光晚會。

•香港的工會是中國鎮壓的目標。3,000人的新公務員工會於1月解散。兩個工會的領導者，職工盟主席吳敏兒和醫管局員工陣線（HAEA）主席余慧明的亦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吳敏兒已辭去工會主席的職務，並與工黨的斷絕聯系，以期減低她的刑罰。其他幾名被告也切斷了他們的所有政治聯系。

•左翼老鬥士、民主運動人士「長毛」 梁國雄也是國安法被起訴的人物之一。他在港英時期也曾因「非法集結」被判監18個月——這提醒大家，不只是中共政權才會實施鎮壓性法律。

中國的鎮壓

中國的鎮壓情況更嚴重。除了作為政府傀儡、從未支持（哪怕一場）工人罷工的黃色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外，所有獨立工會都是非法的。工人經常因罷工或抗議而被判入獄，特別是當他們試圖組織起來的時候。工人領袖往往被指控「有境外勢力操控」。女權人士還遭指責「不愛國」和「被西方思想綁架」。

2018年，在著名的佳士工人鬥爭中，數十名左翼青年和毛派因組織聲援罷工工人而被捕入獄並遭受酷刑。因此，中共這個偽「共產主義」獨裁政權所打壓並監禁的，不僅是香港的自由派政客和民運人士，也包括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和工人。

在1200萬維吾爾族穆斯林居住的新疆，當局正進行以打擊「恐怖主義」為名的恐怖鎮壓。中共獨裁政權支持西方在2001年後的「反恐戰爭」，並以此來推進對於自己國內穆斯林的鎮壓，來加強對資源豐富的新疆的控製。維吾爾人受到歧視性的種族主義法律和大規模高科技監控系統（包括大型集中營）的統治。習近平政權最初否認存在集中營，但是當不可否認的證據出現時便改了說法，將其稱之為「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是由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以及我們在中港臺的同誌所發起的一項國際聲援運動。我們在爭取民主權利和支持工人鬥爭方面擁有優秀的記錄。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旨在揭露中共獨裁政權的真相：這個政權是由億萬富翁所控製（中國現在的億萬富翁人數超過了美國），並擁有世界上最惡劣的工人權利記錄之一。同時，我們還揭露了西方政府反華言論的偽善，這些言論經常被用來煽動種族主義、引起分化，所謂推崇「民主」和「人權」只是空話。

民主vs獨裁

•美國向世界上73％的獨裁國家提供軍事援助。中國都沒有援助這麽多獨裁國家！

•英國統治香港154年期間也未曾舉行過首長選舉。

•只要對他們有利，「民主」國家的政府會支持任何國家製度。正如我們在緬甸所見，要與獨裁作鬥爭，需要工人和青年進行革命性的群眾鬥爭。

美國、歐盟和其他西方國家政府及其大企業多年來與中共獨裁關系緊密。他們過去共同遏製了針對侵犯人權的批評聲音，甚至曾幫助中國公安開發了一些最先進的監控技術。他們僅有的考量是，要從中國沒有工會的勞動力中榨取利潤，並開發中國不斷成長的市場。新冷戰標誌著這種友好關系的終結，而中西資本主義之間的敵對情緒也日增。

爭取民主的鬥爭——爭取民主權利，例如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工會和政治團體的組織權、罷工、自由參選與投票權，以及換下現任政府的權利——只有通過群眾鬥爭（特別是工人的鬥爭）才能勝利。而跟香港一樣，資產階級在今天站在民主鬥爭的對立面。

群眾鬥爭 唯一出路

民主權利從來不是哪個執政集團或政權贈與的，外國政府或「國際社會」也從未曾給予過民主權利。這是因為真正的民主權利和實現這些權利所需的群眾鬥爭對資本主義製度構成了嚴重威脅，在資本主義製度中，只有一小撮人真正擁有全部的權力。

這就是為什麽「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在反威權鬥爭中著眼建立活躍的基層團結，並堅決反對投靠任何資本主義政府。工人、婦女、青年和被壓迫的少數民族的社會運動，是唯一可以打敗專製政權的力量。

警方打壓香港六四集會

香港保安局已禁止舉辦今年度紀念1989年大屠殺的六四燭光晚會，威脅參與六四集會可判處5年監禁。此外，警方也最近宣布，就算僅僅宣傳六四晚會，亦可處以1年監禁。

就此，當局以疫情為借口禁止集會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真正的原因自始至終是中共政權想讓32年前血腥鎮壓北京民主運動的件事從人們的記憶中消散。在中國大陸，當局企圖用嚴格的審查製度將六四事件從社會的記憶中完全抹去。在過去30多年中，香港一直是中國的唯一一個紀念六四的據點，每年6月4日規模宏大且不斷增長的集會幫助著留存1989年反抗的火種。

最近一系列對在香港的基本抗議權利的無情打壓，反映了中共獨裁政權以及其在香港的傀儡政權對於政治不穩定的擔憂。對此，當局選擇繼續加大鎮壓，每一步打壓及後都會帶來更強硬的政策。

一個月前，港府宣布出於疫情考量，今年的六四紀念晚會將被禁。當時，特首林鄭月娥避談紀念晚會是否合法的問題，聲稱這是警方的決定。與在許多其他情況一樣，林鄭自身的立場無足輕重。實際上，習近平才是在獨裁統治著香港，而他在香港的政策反映的不是本地因素，全國和全球才是他優先的考量。林鄭不在決策圈子裏，現在她只能通過解讀中央政府的動作語言來猜測她明天要擁護什麽政策。

鑒於公眾對最初的六四集會禁令缺乏強烈反應，中共政權認為這是一個機會進一步侵蝕香港民主權利。當局希望完全取締香港六四燭光晚會，並確立未來六四集會也是違法的。由此可見，不僅是1989年六四事件，香港2019年為爭取民主權利和反警暴的群眾鬥爭也仍然困擾著當局。

「所有犯法的事都是犯法」

去年港府以疫情為由禁止了六四集會，而相比之下今年的禁令（現在平均每天僅新增1宗新冠肺炎案例，而且大型綜藝活動已經恢復舉辦）更展露出政治因素。對於集會是否違法，林鄭稱要視乎集會上發生什麽事，以及有否觸犯《國安法》所禁止的行為。勞福局局長羅致光同樣含糊其辭，稱「所有犯法的事都是犯法」。

由於中共政權完全可自行定義國安法中「顛覆國家政權罪」和「分裂國家罪」的含義，因此參加或者宣傳政治集會甚至可能會被追溯刑罰。

當被問到六四集會當中的主要口號「結束一黨專政」是否合法時，林鄭回答說：「香港要尊重國家憲法，而憲法中明確規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對比林鄭兩年前說香港以「尊重和崇尚自由的特質」為傲，現在對於言論自由的限製範圍已經從「港獨」擴大到純粹另一種政體。

在毗鄰的澳門，六四集會已被完全禁止，因為「結束一黨專政」和「停止政治審判」等口號被視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和「誹謗」。值得一提的是，當地的法律依據並非像香港那樣的國安法，而是根據30年前在1995年葡萄牙殖民時期訂立的法律之重新解釋。

這清楚顯示，中共政權會根據其獨裁統治的需要，而利用舊有的殖民壓迫手段。同樣，香港許多泛民人士因「非法集結」而被判監禁（其中4人因去年六四集會而被判監，另外還有20名正在等待判決），這也是另一條殖民時期法律。

革命情勢

針對區區一場紀念晚會，當局實施的禁令也突顯了中國政權對任何提及六四的言行是如此的敏感。香港在2019年群眾鬥爭中提出的「五大訴求」也僅只是有關香港一地的問題，但1989年的六四事件則是一場有可能推翻中共獨裁的學生與工人群眾革命運動。在屠城前的幾個月內，全國至少300個城市（不僅是西方媒體駐在的北京）的數百萬工人和學生發起了遊行示威，進行公民抗命，並開始組織罷工行動，要求民主化和終結中共獨裁統治。這種情況很快進入了革命性的局勢，許多基層中共官員和黨員也受到群眾影響而參與到運動當中。

當時學生主要關註政治民主化的訴求，至於中國工人階級也動員起來，要求結束在鄧小平親資的「市場自由化」政策下所爆發的嚴重不平等現象。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等獨立工會成立，展現出潛力去推翻正在迅速向資本主義專政方向發展的毛主義-斯大林主義政權、以真正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中國作為替代方案。

當中共命令軍隊鎮壓群眾運動時，守衛北京的第38集團軍司令拒絕執行命令，這反映出革命情勢令解放軍與國家機器之間出現嚴重分裂。國家權力被架空了。一名瑞士外交官隨後透露，「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每一位成員都曾就轉移資金（到瑞士銀行）問題與他有過接觸。」當時情況下所差的只是一個清晰的工人階級替代方案，一個進行革命性變革的綱領和領導，而不是一個希望說服政權內部較為「開明」的派別去采納更「改良」的方案。

中共的回應，是殘暴屠殺示威者、工人和學生。仿佛為了展露中共反革命的真實階級特征，當年慘遭殺戮的絕大多數是北京外圍工人階級地區的民眾，實際上天安門廣場內的學生占領者的死亡人數則少得多。這場運動的失敗帶來了決定性的反革命，令中國過渡到獨裁政權指導的現代資本主義。

香港的反革命

現在，隨著反革命的反動在香港大行其道，民運人士被羅織一大堆罪名，看來中共政權想讓他們坐一輩子牢。例如，左翼老將「長毛」梁國雄因在2019年與人一起參加並「煽動」兩次示威而被判處共22個月的監禁。自由派社運青年黃之鋒也因去年六四集會而被判監，刑期在原先的一年半基礎上又加了10個月。

與鄧小平政權在1989年六四後的審判相比，現在在香港法院的判刑更為嚴厲。即使是1989年六四被「頭號通緝」的學生領袖在一般也只被判入獄2到3年，而在香港，現在警察威脅紀念六四就要被判5年監禁。例如，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負責人楊濤因在1989年運動中的角色而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1年徒刑。運動領袖王丹被判處4年徒刑。

香港六四燭光晚會是1989年聲援六四示威者的百萬人示威活動的政治遺產，其中2019年的最後一次合法示威活動吸引了18萬人參與。許多中國大陸人繼續前往香港參加年度抗議活動，無懼中共的獨裁統治。

鎮壓換不來穩定

中共現在以為，他們可以永久地禁止香港的六四集會，從而結束長期以來一直困擾著自己的政治芒刺。中共隨後可能會進一步禁止每年的七一遊行和其他反政府遊行。

中美沖突是推動中共政權繼續在香港進行政治打壓的另一大因素。在與拜登及所謂「民主」國家聯盟的對決中，對於習近平而言有數以萬計人上街爭取民主權利是個很負面的政治包袱；不過拜登也不過是新瓶換舊酒，更多地只是重新包裝特朗普反中國議程。

不過，中國獨裁統治正在玩火自焚。鎮壓不會帶來政治或經濟穩定，無論中共對治港模式做出什麽樣的「完善」（即更多的極權控製），民怨都在日益增長。繼承自英國殖民時代、現已經被中共當成垃圾丟掉的民主面紗，過去至少為港府提供了一個「安全閥」，以釋放體製積累的危險政治壓力。

資產階級泛民政客（當中許多人現在已在獄中）是這個偽民主體製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口裏支持群眾對民主權利的訴求，但始終試圖與中共當局達成妥協，並回避或限製群眾抗議。

同時，今天中國自身正在陷入越來越深重的危機。事實上是眾多且相互關聯的危機：人口危機、經濟危機、生態和政治危機。習近平強硬的高壓統治，現在以香港為「沙包」，反而讓中國局勢更為動蕩而非穩定。中共政權正可能步向比1989年六四更浩大的運動。

中共治港下的警察國家機關

在2021年6月9日於英格蘭、威爾士及蘇格蘭舉行的「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啟動會議上﹐中國勞工論壇的Vincent Kolo發表了演講。本文為當天的演講內容。在比利時、德國、瑞典和美國也舉行了啟動會議。

香港現在是一個事實上的警察城市。中國所謂的「共產黨」獨裁統治，實際上是一個徹底資本主義的反動政權，與共產主義毫不相幹，而它已在過去12個月全面控製香港。以前中央尚有下放權力，容許香港一定程度的政治自治權，但中共政權現逐步全面控製香港的政府、法院、學校、媒體、公務員甚至經濟。

自從中共在1980-90年代實行資本主義復辟以來，傳統香港資本主義大亨一直是中共的主要同謀，現在正越來越被中國大陸資產階級擠壓開去。因此，伴隨政治鎮壓的是香港迅速被中國大陸經濟殖民。作為中國帝國主義的表征，這一點對於了解在中港發生的事件，以及國際上肆虐中的帝國主義冷戰至關重要。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SARCHK）是一個運動，支持中港工人的鬥爭、民主權利的鬥爭，以及在中港面臨迫害、被逮捕和被監禁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此運動旨在提高政治意識，在工人運動中開展教育，令工人為有效抵禦不斷升級的中美新冷戰而做準備，因此我們必須了解中國實情。

了解美國時事比中國要簡單得多。雖然資產階級媒體會有偏見和錯誤，但在中國，除了地下消息以及受鎮壓的政治活動人士獲取信息外，其他傳播信息的渠道均被完全封鎖。

自一年前中國實施國安法以來，香港約有 100 名抗爭者被檢控。觸犯該法的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事實上，這還不是最嚴重的刑罰，因為國安法允許將嚴重案情的被告押往中國審判，而在中國他們可能面臨死刑。這一條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被使用，但其威脅是真實存在的。

此外，除了面臨最嚴重指控的 100 人之外，還有1萬多名年輕人因與2019年群眾抗議運動有關的政治罪名而被捕。案件不斷被提交法庭審理，每隔幾天都有新的案件上庭。迄今為止，這1萬人中有超過700人被定罪，當中許多人被判處5年或更長的刑期。

陪審團製度遭廢除

根據國安法，在香港已經使用176年、沿襲自英國司法製度的陪審團製度將不復存在。對於顛覆國安法或勾結境外勢力等國安法罪行的審判不適用陪審團製度。保釋的機會很少甚至為零。以前在香港，只有犯下謀殺或其他非常嚴重的罪行才會被拒絕保釋。現在，政治審判中的被告經常被拒絕保釋。

例如，「長毛」梁國雄，曾連續五屆當選、前立法會唯一的左翼民選議員，自2月底以來一直被關押，並被拒絕保釋。他正在與其他46名被告一起受審，這是目前香港正在進行的最重要的政治審判。47人中的大多數被拒絕保釋，已經被關押了3個月。

在5月31日，案件第二次開庭審理，最重大的進展是控方（即中共及其港府）提出將案件移交高等法院。這意味著什麽？顯然是、也只會是無期徒刑。下級法院無權判處任何人終身監禁。因此，這47人中的許多人（如果不是全部）很可能會遭遇最嚴厲刑罰。

傑瑞米柯賓

「愛國者治港」

這場審判的所謂司法程序絕對可笑，猶如1930年代斯大林政權的莫斯科大審判。這47人的所謂「罪行」是，一年前參加了初選，以決定哪些泛民候選人應該繼續參選立法會。那次立法會選舉隨後被取消，現在真正的立法會已被政權消滅，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個僵屍議會。

上一屆立法會只有一半民選席位，另一半實際上是由政府機構及資本利益集團委任，並非什麽民主典範。但現在，在中共獨裁的「完善」下，更只有五分之一的席位是民選產生，另外五分之四的席位則由中共、其在港傀儡機構以及資本利益集團任命。此外，新立法機構的所有候選人都將接受國安警察的審核。

此外，新立法機構的所有候選人都將接受（相當於軍情五處）的秘密警察的審核。想像一下，如果這是在英國，那麽下議院選舉的候選人首先必須得到軍情五處的批準。

中共及保皇黨將該製度稱作確保「愛國者治港」。他們不想「長毛」等泛民「不愛國」分子當選。只有對習近平獨裁莫敢不從的奴才才能治港。

左翼思想的成長

當然，中國大陸的鎮壓更甚嚴厲。工人罷工經常被警察鎮壓，組織或領導罷工的人被逮捕、被囚禁，支持工人抗議的左翼青年也是如此。其中一些青年自稱「毛派」，但在中國「毛派」是很籠統的詞語，涵蓋意思很廣泛。近來中國青年明顯的激進化，對左翼和社會主義思想的興趣在增長，是一個非常進步的發展。

由於歷史原因，他們自稱毛派，但實際和他們討論就會發現，很多人都並非真正的毛派，與西歐或北美的毛派不同。中國的許多年輕毛派都支持LGBTQ權利、正面看待女權主義。他們反對國家鎮壓，與我們一樣視中共為親資政權，而不像傳統的毛派。其中一些青年曾參與、協助工人組織罷工，因而被圍捕、監禁、失蹤。

國際上有些左翼誤認為左翼應該在中美沖突中給予中國某種支持。他們認為，只因為美國是最危險的敵人、最大的帝國主義強國，所以中國理所當然地代表某種激進的替代方案了吧？現實並非如此。中共政權是一個極為殘酷高壓的政權，肆意打壓工人權利和左翼的政治自由。

近期有一個外賣騎手罷工的案例。過去幾個月，部分騎手就收入下跌和職安問題，至少在3個城市組織了罷工。這就是「零工經濟」：他們沒有雇傭合同、醫療或養老金福利。中國有超過700萬名外賣騎手，有15%擁有大學學位，因為大量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其他工作，所以被招聘到零散工作大軍。今年早些時候，當騎手嘗試組織罷工時，被認定是他們的領導人的陳國江在2月25日被捕，而他可能至今還沒被釋放。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要求釋放陳國江，爭取在中國工人組建獨立工會的權利和罷工的權利。這些權利在今天的中國並不存在。中國擁有8億多工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工會化的勞動力。當中共被誤認為是「左翼」或「激進」政府時，我們需要指出這些事實。

六四紀念

1989年北京爆發群眾運動，是一個歷史轉折點，而六四天安門屠殺掃清了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的最後障礙。 6月4日，解放軍屠殺超過1000人。真實數字是國家機密，但可以肯定喪生人數超過1000。

香港以往每年都會舉行六四悼念，但今年已連續第二年燭光晚會被禁止。上一次晚會是在2019年、疫情之前舉辦，有18萬人參加。今年，政府再次以疫情為借口禁止晚會，但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威脅任何參與者會被判5年監禁，並威脅在社交媒體上宣傳集會會被判1年監禁。

但主辦方支聯會對禁令並沒有什麽抵抗，甚至連舉行網上集會都沒有。支聯會是由泛民自由派政黨和NGO組成的聯盟。這反映著整體趨勢——民主派主流政團大多數對鎮壓毫無抵抗。

多年來我們社會主義者一直批評六四晚會的舉行方式。支聯會是一個自上而下的機構，也沒有將1989年的記憶與今天反威權鬥爭扣聯起來，而是集會很大程度上去政治化，將其變成了一個行禮如儀的活動。

自發抗議

今年六四，盡管面臨的集會禁令和嚴厲鎮壓，而且沒有任何組織領導，但仍有超過3萬甚至可能多達6萬人（年輕人為主）無視禁令，在全港7000名警察的阻撓下，走到維園附近以及各大鬧市抗議，促成了即興式的示威。

警方開始逮捕手拿蠟燭的民眾。豈料上街人數比想像中更多。大多數人沒有手持爉燭，但維園附近擠滿了用手機亮燈抗議的群眾。

那天晚上我們在街上看到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發展。年輕人開始高喊口號，但口號內容主要不是關於六四屠城，而是針對當下香港的現況。可見當天變成了一場捍衛香港集會權的自發抗議。

口號反映的是，群眾意識完全集中在香港，幾乎不與中國發生的事情聯系。今天在香港，你不能說「結束一黨專政」這一民主運動（和社會主義者）的主要訴求，因為你可能會被根據國安法指控顛覆國家政權。但主張港獨也是違法，可判處無期徒刑。而年輕人卻沒有高呼前者，他們高呼獨立訴求和其他以香港為中心的口號，例如「五大訴求，缺一不可」（2019年群眾鬥爭的主要口號）。

由於缺乏強大的左翼力量和工人運動，北京的鎮壓強化了香港意識的上升，並提升部分人對獨立的支持。 早在2019年運動期間，抗爭者與中國群眾鬥爭建立聯系的意識就很低落，但現在更為薄弱。從群眾鬥爭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當前的困局，因為與大陸群眾聯合鬥爭，是打敗專製政權的唯一途徑。

拜登與冷戰

六四當天群眾自發上街，表明中共政權的全面治港將遇到困難，但這並不代表中共會停止進攻。推動北京加強控製香港的因素之一是與美國的冷戰。 習近平政權現在正面臨冷戰的嚴重壓力——他們預計在特朗普輸掉選舉後沖突會緩和。我們預計沖突會升級。

拜登此時正到訪歐洲。這是他作為美國總統首次外訪，因而極其重要。他將出席在英國舉行的七國集團（G7，英國、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和美國）會議，隨後是歐美峰會和北約峰會。所有這些會議無不關乎到中國。外界指拜登對歐洲的訪問是關於「三個C」——即：新冠肺炎（COVID-19）、氣候（Climate）和中國（China）。但實際上，另外兩個C也確實與中國有關。G7計劃向較貧窮國家提供10億支疫苗，試圖在疫苗外交中戰勝中國。現在，所有主要西方大國都支持美國的立場，要求中國進行再次新冠肺炎源頭調查。

G7會議也將推出取代中國「一帶一路」的「綠色」方案。綠色方案的實質內容很可能是極為虛弱。他們現在顯然想要做的是反製中國的「一帶一路」，利用「綠色」氣候友善形象來推出帝國主義貸款，並擴大非洲、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影響力。

「一帶一路」裏超過60%的能源投資進入了不可再生資源。據北京清華大學研究人員2019年的報告指出，到本世紀末，有140個參與國的「一帶一路」將使全球平均氣溫升高2.7攝氏度。這將讓北京已簽署的《巴黎氣候協定》目標無法達成，並使世界陷入不可逆轉的氣候破壞。

這些行為，給了美國為首的西方政府對中國開展攻勢的機會。拜登訪歐期間還有其他方面對這場激化中的冷戰極為重要。當這場沖突升級時，習近平政權會做什麽？他以香港為出氣袋，以展示其「實力」和「決心」。仿佛在說：「我們可以為所欲為，不由你管」。

鎮壓急劇升級——香港下一步會如何

47人受審是香港歷史的關鍵時刻。民主派47人因初選被控以《港區國安法》「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案件再度開審。獨裁政權以羅織荒謬罪名作為策略手段，目的是為了消滅民主鬥爭，並取消香港僅有的自治權，施加全面的控製。無論是針對泛民主派頭面人物以至更廣大的示威者，對民主鬥爭的群眾製造殺雞儆候的效應。五月，控方隨即申請將案件轉交高等法院審訊，這意味著被告的刑期上限將提高至終身監禁！

而在第二次開審過程中，「國安法指定法官」三番四次拒絕辯方的協助請求。甚至連要求披露控罪元素、是否閉門審訊及是否設有陪審團等這些最基本的問題都未有正面回應。這就如大陸的法庭那樣，只是控方的橡皮圖章，實在是對所謂「法治」的無情嘲諷。

47人之中不排除部分人會被輕判，但這場審判無疑是北京極權全面控製香港的第一步。禁止遊行集會（下一步很可能禁止七一遊行）、取締支聯會和民陣等組織、扼殺以往半民主的選舉製度、打壓本地媒體以及政治清洗校園，這一切都是一場反革命，為的是鞏固無可挑戰的獨裁製度。若果要有一個抵抗的策略，但必先要明白當前事態發展是整個過程的一部分。而唯一答案是團結鬥爭，在2019年鬥爭裏欠缺了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與中國大陸工人階級聯合起來。

重判「非法集結」

早前，19年的十一遊行被控「非法集結」 案中，各被告被重判14-18個月，當中長毛加上早前八一八流水集會的刑期合計後，已共被判囚22個月，而這僅僅是被控「非法集結」這一相對較輕的控罪，縱觀過去三十年香港的司法案例，這都是判刑最重的一宗！隨著六四臨近，各路建製派跳梁小醜亦紛紛露面以攻擊支聯會表忠，還記得他們在2019年時是多麽怯懦，現在突然大膽起來了！一如早前對民陣捕風捉影的流言攻擊一樣，這些把戲都是中共取締支聯會前進行捕獵前的試探和前奏。可見政權對政治犯的打壓和清算已經到達了歇斯底裏的狀態，這表示中共政府意圖「畢其功於一役」，一次性地擊垮所有在香港的反對聲音和力量。

為了達成這一戰略目標，中共在各條戰線上全面出擊。除了動用所謂的《國安法》以清洗反對力量外，亦利用「公務員宣誓」以「肅清」公務員系統內的不穩定因素。在2019年的反威權抗爭運動期間，特別是駭人聽聞的721事件後，公務員團體與政府離心離德，甚至恥與政權為伍。不少公務員公開表態反對林鄭，與之「割席」。新公務員工會的成立就是其中的一個標誌（但工會已在政府威脅下解散）。而對於中共而言這則是一個極其危險的訊號，這代表著假如抗爭持續下去，失去普遍公務員支持的特區政府將會事實上被架空。中共不能容忍一個有著獨立意誌，有機會自行其事並以此反製專製政權的公務員系統。自國安法通過以來，超過2,000名公務員離職。超過130名公務員拒絕宣誓，並在回簽表格上寫上「損害言論自由」，在離職前作出了勇敢的抗議，與那些戀棧議席而留任的區議員相比實在雲泥之別。

這一強迫宣誓的伎倆蔓延到了區議會之上，已直接造成了超過30名區議員拒絕宣誓而被迫辭職。宣誓只是儀式，而是與專製政權的一份合約。違約者會被革職或嚴厲處罰。公務員宣誓製度就如在他們腳上綁上電子追蹤器，確保他們在政權的監察範圍內。可恥的是，民協、新民主同盟等「溫和」泛民決定要「保留實力」而屈服宣誓，而沒有以公民抗命的方式采取不合作態度。顯然對他們來說，無實權的區議會議席比重建民主鬥爭更為重要。

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中，自以為勝劵在握的建製派幾乎全軍覆沒。隨後政府亦一直杯葛不配合各個非建製陣營控製下的區議會工作，各級官員發起變相「罷工」，對區議會的提問質詢和要求紛紛消極應對甚或幹脆置若罔聞。令本身已經權力有限的區議會變得更加寸步難行。這不但是對非建製派區議員的攻擊，同樣是在完全蔑視所有通過投票以表達對政府不滿的民眾。

選舉製度被埋葬

同一時間，香港政府亦在中共的指示下埋葬舊的選舉製度。在民主派全面總辭的立法會中，只剩建製派唱獨角戲，自說自話地「通過二讀」。而所謂新的「選舉製度」進一步收窄了特首的小圈子選舉，區議會的選委議席被全盤抹剎，實際上就是欽點。

而在立法會選舉製度上更是被改得面目全非，直選議席不單在比例上抑或在席位上都被全面縮減，由70席中的35席，變成如今90席中只有20席。1930年代日本軍事獨裁統治下的國會的民選議席，都比「愛國者治港」的立法會的22%要高。同時還塞進了整整40個「選委會議席」。而提名參選還要經所謂「資格審查委員會」和五個選委界別提名。因此，這個所謂的「完善選舉機製」在社會上根本沒有關註度，與過往歷次的「政改」所引發的激烈辯論和高度關註大相逕庭，民眾普遍認為這是中共與建製派的獨角戲。社民連表明了不參加立法會和選委選舉的立場，並呼籲其他民主派政團也應如此，贏得了相當的掌聲。

事實上，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一直所強調，在香港的資本權貴由於與資本主義的中共組成歷史性同盟，他們幾乎比起世界任何資本主義社會都享有更大的壟斷特權，以及對經濟政策的高度控製。

經濟連年「發展」，但就如多數資本主義國家那樣，民眾的生活水平卻不斷倒退。當然，在連選舉政府和投票權都沒有的香港，民眾渴望利用民主選舉的權利以阻止及逆轉政府一直以來的親商政策，以期改善基層民眾的生活條件。這包括全民退休保障、失業援助金、擴大公共服務、停止外判製和私有化，以及建設大量可負擔的公屋。資產階級一直與獨裁緊密一起反對普選，因為他們害怕這會打開閘口，讓群眾爭取激進社會變革的洪流沖開，損害鉅富的利益。

中共與香港政府是認知到這股洪流的威脅的。因此，所謂「完善選舉機製」後就可以「集中力量改善民生」不但完全就是本末倒置，此一承諾比《基本法》的普選承諾更為虛假。民主權利的進一步萎縮只會令既得利益集團更為肆無忌憚地剝削勞動群眾，掠奪社會財富。分別僅是過去的劫掠戰利品歸本地資本家所有，而現時中共則正在大舉引收中國資本，由更受控與更「忠誠」的中資去瓜分本地市場的利潤，將傳統港資財團邊緣化，並逐漸將其排擠出政權圈子之外。這是一個經濟殖民的侵略過程。

但對本地的群眾而言，受壓迫剝削的情況不會有任何根本性的轉變，甚至會變得更惡劣：過往資本尚且須忌憚本地的民意反彈和立法會有限但能引發民眾關註的質疑。但是，中共完善製度後這些起碼的製衡力量都沒有了。因此，旨望中共直接治港改善民生完全是與虎謀皮，君不見在中共直接管治下的中國城市，民生政策只比香港更惡劣，生活壓力更大，而且越是發達的一線城市，民眾的生活越是困難，以致於近日中國國內出現「躺平」的話題，主張以消極和得過且過的態度應對生活，令中共氣急敗壞又無可奈何。香港和大陸資本主義之間是有分別的，但並不是根本性的分別。全世界各地的資本主義有不同的特質，但到處皆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中國各城市像香港一樣，樓價長期高企、基本社會福利極少、工人欠缺工會保障權利。如果說習近平政權可以大大改善香港基層民生，從而重建群眾支持度，完全是癡人說夢話。政權越來越利用民粹措辭，但內容卻是欠奉。

習近平的連任大計

對習近平而言，現時最關鍵的是在2022年及其後再次連任。現時習近平的所有施政原則全部都集中在為他達成終身統治的目標之上，但現時中國國內國外資本家之間和中共黨機器內的權鬥都在加劇。對內，人口老化出生率低經濟減速和年青人消極抵抗的問題迫在眉睫；對外，帝國主義沖突令其四面樹敵，最近又再一次遭受到新冠病毒起源問題的連番追殺。因此，習近平必須對香港施以絕對控製，以維持自身「強人」的形象，令香港議題成為自己加冕為終身領袖的「加分項目」。

香港正處於抗爭運動的低潮階段，並因為好一部分的泛民勢力在反革命下毫無準備並且屈服，使情況進一步惡化。但民眾的憤怒和不滿沒有絲毫減退。即使面對政權的瘋狂鎮壓，在抗爭運動上我們切忌「躺平」。我們必須清醒地認知到，專製政權處在病急亂投醫的階段，世界資本主義遊戲走到了危機連環爆發的階段。中國內地的群眾情緒正暗流洶湧，而我們亦應當做好應對內地群眾抗爭爆發的準備，團結一致，共同反對專製極權與資本主義。

傑瑞米柯賓

香港《蘋果日報》遭中共關閉

《蘋果日報》的富商老板黎智英去年被當局以《國安法》拘捕。他是迄今為止被控以該惡法的114人其中一位。港版國安法是一年前習近平政權訂立的法律，目的是要破壞香港本來就很脆弱的民主權利和部分的自治權利。黎智英的《蘋果日報》是唯一一份支持香港民主抗爭的主流發行報紙。

6月17日，500名警察突襲《蘋果日報》總部，並沒收了數十部電腦、服務器和多箱的新聞材料。警方以國安法中「涉嫌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逮捕了總編輯羅偉光和其他四名高層。《蘋果》的兩名專欄作家也被捕，其中一人更是於6月27日星期日晚上在香港機場準備登機前往英國時被捕。

嚴重打壓新聞自由

警方引述了30篇支持西方製裁中共政權或親中共香港官員的「非法」文章作為逮捕的依據。控罪內容更是追溯到國安法頒布之前、2019年發表的文章。

《蘋果日報》母公司壹傳媒旗下三家公司共1,800萬港元資金亦被當局凍結，這嚴重打擊了該報的出版能力。繼大規模逮捕社運人士、六四集會和即將到來的七一大遊行等示威活動被禁止之後，如今《蘋果日報》被迫關閉意味著香港民主鬥爭再次遭遇新的嚴重打擊。一年一度的七一大遊行是香港自2003年以來的傳統遊行，過去曾有超過50萬的群眾上街要求民主權利。

現在很多人會覺得，如果香港第二大發行量的《蘋果日報》都停刊了，其他什麽都不能幸免。此前香港擁有的有限半民主政治製度，然而習近平的政策為中港都帶來了極權高壓統治。

很明顯，政府對《蘋果日報》進行的致命打擊，是要更全面地打擊新聞自由，並進一步恐嚇已經動搖的香港新聞記者隊伍。在警方搜捕當天的新聞發布會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猛烈抨擊那些「以新聞工作為保護傘危害國安」的人。在記者要求澄清時，特首林鄭月娥只能像中共應聲蟲那樣稱：「記者應該能夠判斷一個人是否違法」。

官方含糊其辭的背後其意圖明確，是要散播恐懼並施壓要媒體進行自我審查。這表明中共和林鄭不打算停止升級他們的鎮壓。6月28日，親泛民的網絡媒體《立場新聞》宣布將其評論文章下架，並不再接受捐款，以免觸犯國安法。據報，一些媒體機構受到匿名威脅。

又一國安法！

在剛過去的周末，港府進行了改組，以強化「國家安全」力量。警隊出身的李家超成為了政務司司長。在2019年警暴最嚴重時成為警務處處長的鄧炳強則接替李家超出任保安局局長。

這次改組加強了香港已變成警察社會的印象，令本地的建製派資本家欣喜若狂。工聯會副主席、香港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公開評論「認為警察城市無問題」。工聯會並不是工會，而是個在香港支持種族主義和威權主義的建製派政黨。

新上任保安局局長的鄧炳強隨即提到要訂立另一套國安法「基本法第23條」，這是一套更具體的本地法律，用來加大對香港反對派的鎮壓。在2003年七一歷史性的群眾抗議後，「第23條」立法被擱置了18年，這也加速了香港第一個主權移交後的董建華政府垮臺。而親中共建製派現在感到自己勢如破竹，並正磨刀霍霍準備更多的攻擊。

數以萬計的港人為《蘋果日報》停刊而悲痛是可以理解的。在最後一天出版日，該報最終發行了100萬份，而不是日常的8萬份印刷量，香港許多地方都有人龍排隊購買。《蘋果日報》停刊，讓普遍帶有種族主義、反難民、反性小眾、親獨裁立場的建製派媒體不再受到其他媒體挑戰。

但是，《蘋果日報》的報導也經常帶有性別歧視（盡管近年來有所緩和）。在 1990 年代，旗下《壹周刊》是狗仔隊八卦新聞的先驅。誇張炒作、追蹤名人的新聞報導形式，沒有提高並反而降低了社會的政治水平。同樣在過去，雖然近年來隨著公眾態度的變化而有所變化，但《蘋果》和應了建製派陣營的排外立場，例如在2011年時的外傭「居留權」爭議上。後來，它變得比較中立，甚至溫和地批評港府對在奴隸般的條件下工作的40萬名外傭的種族主義歧視政策。

《蘋果日報》還為香港右翼本土派的反大陸人種族主義言論提供了主流的平臺。這種對中國大陸普通民眾的反感，並無區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成為2019年香港群眾鬥爭的一個關鍵的局限因素。正如社會主義者所解釋的，唯一可能讓反獨裁運動升級並贏得勝利的辦法，是將鬥爭傳播到中國。

2012 年《蘋果日報》臭名昭著地刊登了一個由本土派資助的種族主義廣告，當中將大陸人稱為「蝗蟲」。社會主義行動與學生們一起組織了反種族主義抗議行動，並用事實回應了本土派的虛假宣傳：香港：《蘋果日報》廣告－ 是時候要站出來反對種族主義！我們已經受夠了！

歸根究底，中共的高壓親資政策、轟炸式的右翼中國民族主義，加上工人運動和左翼規模太弱，才令香港的反大陸人種族主義得以滋長。

《蘋果日報》的往績

這反映了即使是最「自由派」的私營媒體，最終也是資產階級傳播和灌輸反工人階級思想、轉移群眾視線、阻止挑戰資本主義製度的武器。

社會主義行動批評《蘋果日報》由富豪財團所資助的政治立場，但我們也捍衛其出版自由。我們反對獨裁政權的報禁、審查製度和對媒體的完全壟斷。雖然我們抗議這種對新聞自由的野蠻打壓，但我們也保留反對《蘋果日報》社論立場的權利，該報從未貫徹始終地支持反專製的群眾行動。

縱觀《蘋果》在香港的26年歷史，其始終站在民主運動中的保守（非抗爭）一方。黎智英向一些泛民政黨政客捐贈了百萬計的獻金，來左右他們的政策。2010年，黎智英和《蘋果日報》的編輯反對「5.16五區公投」，認為它過於激進。「五區公投」是由泛民立法會議員辭職引發的五個選區的補選，變相進行全港公投要求一人一票真普選。辭職五人中的一個是「長毛」梁國雄，他現在面臨國安法的「顛覆國家政權」指控，目前仍然在被扣押。

2014 年，《蘋果日報》為泛民主派的妥協派提供了一個平臺，去呼籲結束雨傘運動的街頭占領。與中共宣傳的一派胡言不同，《蘋果日報》根本沒有煽動民主抗爭，它只不過是在抗議已經開始動員大量民眾時，才加入呼籲民眾行動的行列。但，《蘋果》與其他媒體的真正區別在於，它拒絕與香港其他媒體一樣充當政府喉舌。

然而工人階級在捍衛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權利的同時，不能依賴資產階級中的任何一派（包括黎智英等一小部分「泛民」香港資產家），作為反對專製統治的盟友。相反，工人需要在即將到來的艱困鬥爭中建立起自己的力量：獨立組織、工人階級政黨，以及工人自己的階級反資本主義媒體。

自由派資產階級的角色

爭取民主選舉、新聞自由、罷工權、集會自由等民主權利的鬥爭，並非也永遠不能由資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與維護其利潤的專製政權之間的有密切關系。自1980年代中共開始擁護資本主義以來，香港的大多數資本家，包括來自「民主」國家的外國企業，在歷史上都支持並與中共專政建立了密切聯系。

大部分資產階級也一直反對民主運動，甚至拒絕最基本的民主改革。一如往常，幾乎所有香港資本家都支持中共的兇狠鎮壓和國安法。他們稱贊這帶來了「穩定」，當然事態發展仍需拭目以待。

這種政治力量分布（哪些階級力量支持鎮壓、哪些又反對鎮壓）讓一些左翼（主要是受斯大林主義影響的部分）感到混亂。他們誤以為中共的威權民族主義和反美的「戰狼」言論是反資的。但從資產總值上萬億美元的匯豐銀行積極支持國安法來看，現實顯然與這種認知有著天壤之別。

黎智英代表的是資本家當中的少數，他們「支持」民主鬥爭只是為了防止民主運動走得太遠，並挑戰現有的秩序。這也是伊朗、緬甸、泰國和其他地方的資產階級自由派所扮演的角色。黎智英和泛民反對派抱持精英主義路線，認為民主鬥爭應由一小撮「務實」和傾向「妥協」的領導人控製。這些「溫和派」政黨和領導人一次又一次地解散鬥爭，並試圖限製群眾運動。

他們擔心如果群眾自己領導運動，鬥爭將變得激進起來，並可能發展成為反對資本主義的全面鬥爭──反對資本主義對世界上最昂貴住房市場的吸血控製、反對工會權利的缺乏、反對嚴重的貧富差距。

《馬格尼茨基法案》的製裁

這種精英主義自上而下的做法也體現在西方製裁問題上。西方製裁削弱了群眾鬥爭的角色，並強化了只有富人和強權（外國政府的壓力）才能解決問題的觀念。盡管製裁在許多香港人和其他異見團體（例如維吾爾流亡組織和中國大陸異議人士）中很受歡迎，但社會主義行動在2019年的香港群眾鬥爭中曾警告說，製裁是一個政治陷阱，而不是鬥爭的前進方向。

從一開始，一些西方政府實施的「馬格尼茨基法案式」製裁就只是一種有限的、象征性的措施，針對的是少數個人而不是更廣泛的經濟利益。這使得西方企業和資本家能夠繼續通過與獨裁政權的關系中獲利，而他們的政府則躲在後面，裝出一副很講「原則」的模樣。

在2019年動員了百萬計群眾的香港民主運動中，對西方製裁的支持增長是在運動後期發生的。經過數月的激烈鬥爭，運動被警察殘暴地打壓、鎮壓。這種僵局的關鍵，是由於缺乏群眾組織和取代中共獨裁的清晰政治方案。由於大眾的沮喪甚至絕望（一種「什麽都嘗試過了」的感覺），對西方製裁的幻想越來越多。

製裁首先由特朗普實施，然後是拜登延續，今年又有歐盟、英國和其他一些政府實施，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只是象征性的。甚至中國民族主義的《環球時報》也說這些製裁像是「蚊子叮咬老虎」，難以達到目的。當然，習近平政權無論大小都要對製裁表達憤慨，否則中國的這名「強人」在國際舞臺上就會顯得軟弱和卑躬屈膝。在香港對黎智英等人的嚴厲鎮壓，源於獨裁政權需要在中美新冷戰中展示實力。這些體現的並不是中共政權的自信和穩定。

但西方的製裁和中國的反製裁無助於反專製鬥爭。相反，製裁會破壞鬥爭，煽動各方的民族主義，並對於「需要什麽樣的鬥爭才能打敗警察恐怖和獨裁統治」這一問題製造更多的混亂。從工人運動的角度來看，鬥爭方法的一條關鍵準則是，必須在群眾自己的控製之下，而不是由不受監督的資本主義精英所控製。

我們需要群眾革命鬥爭，來爭取充分和直接的民主權利、獨立的工人組織和工會、反對資本主義。只有在香港和中國大陸工人和青年的民主領導下，建立自己的群眾鬥爭組織，完全獨立於資本主義媒體、政府和政客，反專製鬥爭才能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