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左派谈香港社会

傑瑞米柯賓

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美國國會已經正式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該法案於11月20日，在參議院中一致獲得通過。這反映了美國統治菁英圈內近幾年的立場已有重大改變──變成了反中、但非撐港的立場。許多香港人期望這條法律能夠幫助於抵抗中共的鬥爭，可惜事與願違。

2014年，許多人還會帶英國國旗上街示威，主要是本土派青年。但現在，更多人帶的是美國國旗，因為大家都不再對英國抱有期望。英國右翼政府不斷對中共獨裁妥協，原因就是他們急切地希望在中國做生意，尤其因為他們即將脫離歐盟。當然，美國是超級大國，他們又能否幫助香港呢？以下我們解釋為什麽這是個殘酷的幻想：

· 特朗普（臺：川普）最想要的就是跟習近平達成貿易協議，以挽救他的總統寶座。自香港6月上百萬人大遊行以來，特朗普及其代表，同意與中國談判，低調處理香港問題。對於特朗普來說，香港示威者只是「暴徒」，反而習近平不只是「好人」，還是他的「好朋友」。近期國會施壓下，特朗普被迫說出：「我們必須支持香港。」但他又補說：「我也和習近平站在同一邊。」而像是民主黨參議員舒默這類批評者，抱怨特朗普不夠明確支持香港抗爭時，最優先考慮的還是美國利益：「在人權問題上強硬對待中國也能幫助美國贏得貿易戰。」

· 特朗普甚至可能會拒絕簽署《香港人權法》，作為向習近平的讓步。中國政權已立即要求特朗普動用否決權，這顯然關系到貿易戰的談判。中國威脅若法律通過，會對美施加貿易報復反製措施。目前看來，特朗普應該會簽署法案，否則會讓自己被指責為軟弱而不去簽署，但會將之塵封起來不去動用。由於華盛頓竭力在12月15日前達成難保不會破局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因此在計劃新關稅時，短期內香港人權法不太可能執行。可見，立下此法更多的是政治作秀而不是具體支援。

· 即使人權法生效，其影響力也不過是象征意義的。該法會使違反人權的香港官員受到製裁，例如被拒絕入境美國、或者在美國銀行的資產被凍結。這些事情不會改變中共政權對香港的政策，但會讓習近平的政權利用來在國內煽動民族主義，以反對對中國敵人的「讓步」。

· 該法案的另一項規定是，要求對香港的自治進行年度評估，以確定在貿易和經濟方面是否應繼續與中國大陸區別對待。該條款可能會為美國政府將來撤銷香港貿易特權時先開路（香港擁有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資格，並非特朗普對中國提高關稅時的對象）。但這將是「核心選項」，能嚴重損害中國政權經濟利益，但同時減少了美國牽製中國減緩進一步取消香港自治權的動機。結果可能會使香港進一步受到專政控製，而這顯然不是大多數香港人想要的結果。

· 中國控製的新疆，維吾爾族和突厥語穆斯林遭大規模監禁，對此美國國會早已通過類似的法案。今年9月的《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是在美國參議院大動作宣傳下通過的，但此後並沒有發生太多事情。該法讓美國政治機構能把自己打扮成民主人權的捍衛者。就新疆而言，其目的是要改善美國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形象，但過去數十年發生的是名為「反恐戰爭」的災難性軍事入侵，還有2017年特朗普限製7個穆斯林國家入境等反穆斯林政策。

· 2014年美國對俄羅斯也進行過類似的製裁，但普京（臺：普丁）政權的政策並沒有因此而改變。事實上，製裁引起反彈，反而讓普京得以強化民族主義宣傳。俄羅斯在敘利亞等地區的軍事地位並沒有受到削弱，反而因為特朗普的其他政策（例如今年決定放棄原本是美國盟友的庫德族民兵，任其受土耳其軍隊屠殺）而強化起來。

民主變革從來不是由統治精英和政府賜予的，尤其是美國。美國過去為了地緣政治地益而支持過很多暴虐政權，包括中共。勞動人民只能依賴自己的力量和組織，包括基層的國際團結。

荃灣中學學生組人鏈 防暴警到場毆打學生

11月20日，一批荃灣保良局李城璧中學學生早上發起學校門外的人鏈行動，但短短數分鐘已有10多名防暴警察到場驅趕，防暴甚至將一名同學拉出門外暴力毆打、一名舊生被扯下面罩，又登記學生的身份證以圖作出恐嚇。沖突令大量同學受驚及情緒低落，當日學校不能正常上課。

社會主義行動員接觸了5位參與當日罷課的中六學生，了解一下他們對運動的看法。

社（社會主義行動）

學（保良局李城璧中學學生）

社：你們為什麽要參與人鏈行動？

學：我們是希望以行動阻截同學上課，達至學校罷課以反對今日社會充斥著警察暴力和展示爭取五大訴求的決心，但大批警察突然對場製造混亂沖突，有同學被警察打傷和受驚，事後有老師帶我們到操場安慰，那天一整天就在不安的氣氛下渡過，全校700學生約有200人參受到影響。

社：學校對於同學參與抗爭有什麽看法？

學：其實我們的學生反修例關註組有與學校接觸，但一直沒有得到回應，所以人鏈行動是我們學生認為可以做的，但想不到警察可以瘋狂至此。其實基本上學校沒有責備同學參與行動，學校的做法是如果同學想罷課，需要向學校遞交家長信。但事實是家長大多都不贊成罷課，變相令想罷課的同學不能罷課。

社：為什麽要參與抗爭？

學：因為已看得很清楚，是中共和林鄭製造送中條例和警察暴力，去打壓我們的民主訴求，未來社會就是中共要消滅我們。

社：政府官員經常說不要將政治帶入校園，你們對這種說法有什麽回應？

學：那倒不如說學校不要存在於社會之內吧！政府真是會說廢話！

社：家人對於你們參加運動有什麽反應？

學：在家裏經常有爭吵，但想告訴他們，最近天水圍有女學生因參加堵塞港鐵的行動，被一大班藍絲圍毆，可見支持政府的人一邊說反暴力，但其實最暴力的是他們。支持罷課抗暴香港的青年仍然堅持繼續發聲抵抗暴政。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學生更積極去組織罷課行動，需要在各學校成立罷課委員會，協調各校組成聯網並發動真正能停止教育運作的罷課行動，向警暴、林鄭和中共作出有力的回應。

今天的學生在未來幾年就會變成明天的工人。如果他們現在組織起來，並學習如何作為一個集體而去抗爭，他們長大後就能將這個經驗帶到職場，建立強大的工會來抵抗資方的剝削以及中港兩地資本主義的獨裁製度。

學生和青年為甚麽憤怒？

Terrence是社會主義行動在運動招募的十九歲學生。除讀書之外還需打工，一家四口擠在月租五千六的㓥房中。

問：你怎麽會參加這次運動呢？

答：二零一四年雨傘運動失敗之後，社會的氣氛頹廢許久，很少人參加在運動中，像是二零一六年反一地兩檢運動。但在今年六月十二日金鐘的抗爭中，這是歷史性的一天，當我看見群眾團結的對抗警察時的畫面很感動，也成為我繼續參加的動
力。

問：運動中讓你生氣的有哪些事情？

答：林鄭六月以來忽視民意，不在乎死傷了多少示威者，例如七二一時黑道攻擊示威者，林鄭月娥也對此漠視不理，八三一時疑似被打死人也不願意推動獨立調查委員會，林鄭包庇支持警察的李家超、律政司長鄭若華，縱容一切黑警暴力。網路上，親中共酸民轉貼假新聞，舉例來說，十一月十一日是警察主動槍擊無辜學生，但卻有些假新聞報導是學生先奪槍警察才自衛槍擊。另外，警察用水砲車與裝甲車高速撞向群眾！

十三歲基元中學生Angus，他也加了入社會主義行動。

問：運動中讓你生氣的有哪些事情？

答：港府強硬、蠻幹、罔顧民意的推動送中條例，另一方面黑警對於示威者的武力鎮壓、釋放許多催淚彈也令我憤怒。

問：運動出路在那？面對香港貧富差距的擴大，出路又在哪？

答：罷工、罷課、罷市是很重要的，可以使得社會停擺，給政府施加壓力。我們學校共八百人，其中一百人參與罷課，在罷課運動中也提高了同學們對於政治的敏感度。

另外，港府只是中共的魁儡、聽命於中共的指令，我認為若果中共不倒臺，香港是無法爭取到民主權利的。另外面對香港貧富差距的擴大，我認為是需要提出課征富人稅才能解決。

訪問中大基層關註組的蔡同學，當警察攻擊中大時，她也在校園幫忙。

問：你怎麽會參加這次運動呢？

答：政府無視兩次上百萬人遊行民意，還出動催淚彈鎮壓手無寸鐵的市民，導致了至今的反送中運動。再加上政府多年的專政獨裁淩駕市民意願，如二零一四年雨傘運動，市民要求公民提名、拒絕篩選過的選舉，引發占領街道的運動；還有二零一六年DQ民選議員。類似的事不斷發生，中共與港府一直打壓市民的政治權利，收窄言論自由，我認為必須關註這次運動，因為這可能是我們多年受壓迫以來的一次
改變的機會！

問：運動中讓你生氣的有哪些事情？

答：現時已經有超過四千人被捕，無數人受傷，我們失去了許多雙眼睛，有人站出來控訴警察的性暴力，記者因長期在催淚彈環境而患上氯痤瘡，沖突地區的居民每天吸催淚彈，以及許多可疑的死亡案件。警方的底線每天在降低，從胡椒噴霧到催
淚彈，再到布袋彈、水炮車，最近已經毫不忌諱地開實彈，警方真的是想屠殺人民。而港府不但無所作為，甚至多次稱示威者為「暴徒」、支持警方「止暴製亂」，是一切問題的根源。

問：面對中共打壓民主權利，與香港貧富差距大的出路在哪裏？

答：政治與經濟不能割裂開來理解，民眾對政治權利被剝奪感到憤怒，然而經濟也需要公義和民主。要使大家意識到政商一體架構下，受到剝削、資源分配不公的問題，要摒棄以往刻苦耐勞的獅子山精神。社區和校園的組織工作，應該是打開這第一步。

警暴不息 抗暴不止

反送中運動持續半年依然猛烈燃燒，中共與林鄭當局決心與民為敵，一味依賴警察暴力鎮壓，手段越發兇狠。據報警方至今已施放超過一萬枚催淚彈，遍及橫街窄巷甚至住宅醫院，彭博消息指全港有88%的民眾（約650萬人）或多或少地曝露於催淚彈及其殘留化學品的影響下，情況駭人聽聞。此外，至本文截稿（11月23日）時，警察發射了18枚實彈、超過3200發橡膠子彈、布袋彈及海綿彈等，濫捕了超過4,500人。黑警攻擊中文大學的一天發射了2356枚子彈，而圍攻理工大學期間，則發射了1458枚催淚彈和1391發橡膠子彈。

催淚彈毒害

尤其在警察改用中國製催淚彈後，其毒性已經引起全城恐慌。催淚彈的成分在燃燒時可以產生二惡英和山埃。二惡英是難以分解的致癌物。人類如攝入大量，可引致氯痤瘡、皮膚出疹及變色等皮膚病和體毛過多，長期攝入甚至可以致癌。立場新聞記者不幸患上氯痤瘡，有消息亦指不少警察同樣如此。政府卻為了包庇警察而拒絕公開。

但顯然民眾並未被此等暴行所嚇倒，黑警失控暴力襲擊民眾的畫面反而更激發群眾的狂怒，據悉林鄭政權起初以為逮捕500人左右就能瓦解抗爭運動，但實際的情況卻是投入抗爭的民眾越捕越多，反映愚不可及的林鄭與警隊一次又一次錯判形勢。反威權運動早已超越了對送中條例的不滿而轉為針對警暴，而林鄭亦自知自己「除了三萬警察外一無所有」，以致縱容包庇黑警，黑警越發失控反過來劫持了政府，體現在林鄭早前曾言「不會『盲撐』（盲目支持）個別違法警察」後遭藍絲陣營群起批評後又急急轉變稱「堅決支持警隊「，可見警隊已有淩駕政權之上，甚至軍閥化的趨勢。以至於建製內部離心離德，連同為政府紀律部隊的消防和救護員都多次遭受到粗暴對待。

即便如此，直至現時警察依然執行著政權指示下鐵腕鎮壓的維穩任務，包括借用各種借口禁止遊行，令群眾運動變得零碎化，同時黑警行事一天比一天更顯得瘋狂和肆無忌憚，甚至過往還要遮遮掩掩的私刑毆打示威者的行為亦變得常態化和公開化，無日無之的闖進多家大型商場，總結包括沙田新城市廣場、太古城、大埔超級城、又一城等入內逞兇，釀成嚴重血案，更在十月一日後多次以實彈射擊民眾，甚至發生了科大學生離奇因走避警暴而墮樓身亡的懸案。最近黑警甚至沖入荃灣李城璧中學校園毆打示威學生，引發學生罷課兩天。

由於這些暴行屢屢被媒體曝光而遷怒記者，多次以「反蒙面法」為借口強行扯開記者的防毒面罩，隨意逮捕記者。印尼女記者Veby Mega Indah 在采訪的過程中被正在離開的黑警突然惡意回頭射擊擊中右眼而致失明。黑警亦多次惡意向記者群投擲空爆催淚彈、故意以水炮射向記者群等，引發記者在警察例行記者會上公開抗議警暴。

傷亡慘重

據統計，運動發展至今，已有超過2000名群眾受傷，至少10人死亡（包括自殺者和墮樓的科大生）。警察和政府信用已徹底破產，10月明報公布的民調顯示，超過半數受訪者給予警隊0分，整體評分只有2.6分。崩潰的信譽，加上對傳媒的惡意阻撓以及記者會上的連篇謊言，使得對黑警的陰謀暴行指控廣泛流傳，包括性侵和殺人棄屍等，警隊已被視為國家恐怖主義的工具。

社會主義者認同五大訴求，必須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警暴，否則過後警暴將常態化和合理化，香港將徹底淪為警察社會。同時我們主張由法律專業人士、人權組織成員、示威者代表等組建民主委員會，徹底重組警隊，全面追究濫權黑警，將警隊置於民眾的監督之下。

24 家族擁全港近半財富

香港新自由資本主義下，極端貧富懸殊、基層人口民不聊生乃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不過資產階級機構的「坦白」確實相當罕見。最近，香港工商專業聯會發表一份名為《十字路口上的香港──現在需要減少貧富不均》的報告，當中指出香港多個令人駭聞的貧窮數據，更為解決貧富懸殊提出政策方案。

工商專聯的報告直指香港貧富差距之嚴重，甚至傳統計算方法的基尼系數也不足以反映現實問題。24個家族總共控製了香港過半的財富，而香港最富有的50人的總身家超過3000億美元！在不計算自住物業，七分之一的人口是百萬富翁（以港幣計算）。香港是全球第二富有的經濟體，根據金融機構瑞信研究，香港成人每人的平均財富為382萬港元。另一邊廂，根據政府數字，香港有138萬貧窮人口，也就是說每5個人就有1個在貧。當然，工商專聯的報告除了揭露貧窮問題外，還提出了一些「方案」給政府參考。

公屋私有化

報告指出要處理房屋問題，建議發展棕地、農地，甚至哥爾夫球場和軍事用地，但同時卻又不反對進一步填海和開發郊野公園。表面上這是很「持平」的立場，所有可開發的土地都應該用來開發。但是在資本主義私有產權「神聖不可侵犯」之下，報告根本沒有可行辦法去挑戰私人囤積的棕地、哥爾夫球場等，所以實際效果上是為了政府一貫主張的發展郊野公園和填海（明日大嶼）作保駕護航。

報告中還提出加快公共房屋的私有化，聲稱「公屋住戶不應該一輩子作為低下階層」。公共廉價租住屋本來就是基層唯一的社會住房保障，公屋私有化卻是要求基層自己掏錢買回自己的公屋，實際令市民百上加斤。」

社會主義行動Pasha直指：「公屋私有化的目的就是要更多人推向私人市場，為地產商開拓更多樓市空間，再者亦為政府減少公屋供應提供借口。」

另外，工商專聯的報告亦支持提高基層人士的最低工資、綜援、租金資助的金額等。表面上是良心發現的「德政」，不過卻都只是小修小補的性質，譬如對於解決老人貧窮的全民退休保障只字不提，只是說由政府承擔額外5%的強積金。

再者，報告沒有詳細交代錢從何來的問題，政府一直以來就是以「量入為出」等借口逃避社會保障和服務的。Pa s h a指出：「沒有大幅增加的財團稅及富人稅，資本主義下的社會服務不可能足夠的。因此，要實現如此幅度的加稅，則工人階級需要組織起來抗爭，挑戰以財團利益為依歸的資本主義製度，並且將大企業和銀行民主公營。」

傑瑞米柯賓

巴西工會大會　聲援香港民主抗爭

擁有三百萬成員的CSP-Conlutas工會聯盟是巴西最左翼的工會力量。社會主義行動成員梁禮邦最近獲邀出席CSP-Conlutas在聖保羅市舉行的年度大會。梁禮邦是一名匯豐銀行的員工，因為他支持香港的反威權抗爭，並嘗試組織工會，在白色恐怖下被解雇。

「我的訪問之旅是由社會主義行動在巴西的姊妹組織『自由、社會主義與革命黨』，以及聖保羅市教師工會所組織的。」

「大會有超過2千人參與，集合不同工會、原住民組織、性小眾等團體出席。這場大會就是要團結、討論和表決左翼和工人抗爭的方向。」

「我在第一天與其他國際代表一同發言，他們來是自最近爆發運動的蘇丹、法國、阿根廷和巴勒斯坦等地，他們亦就工人參與在各地反抗右翼政權鎮壓的狀況發言。這些地區的狀況與香港也有很多類似之處。」

「在大會期間，自由、社會主義與革命黨舉辦了關於香港民主抗爭和反財團白色恐怖的討論會，超過10個左翼政黨及團體加入討論。我的發言相當受歡迎，所有人都十分支持香港的鬥爭，但同時擔心美帝國主義可能會滲透運動，達到其政治目的。」

「CSP-Conlutas全國中央執行書記處成員Herbert發言呼籲香港人不要對美國政府存有幻想。他舉例提到敘利亞的庫爾德族人被美國出賣。香港的抗爭需要團結中國的工人才能打敗中共。」

「而來自教師工會的Souza說對於左翼鬥士參與香港民主抗爭感到鼓舞。他所屬的工會派了12名代表參與CSP-Conlutas的大會，全部都一致投票贊成聲援香港工人反抗中共獨裁的決議。」

「我遇到許多來自公共部門、金屬行業的工人，雖然不會說英語，但仍然透過翻譯指出香港與巴西反博索納羅的抗爭有共通之處。對於得到地球彼端的工人支持，我感到非常鼓舞。」

需要建立戰鬥性的工會

「其後在一個集合超過30個世界各地代表的會議上，我解釋中國並不是任何左翼或社會主義國家，而是獨裁資本主義國家。」

「來自西班牙CGT工會聯盟的代表Sandra說中國的一帶一路證明中共就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她說當局在利用民族主義來延長其獨裁政權壽命，但一帶一路亦在為中國製造新的矛盾，並打擊中國工人的利益。」

「旅程最後一站是在一所大學裏舉行會議，吸引了眾多學生、左翼份子參加，我們指出當前的政治出路是需要建立戰鬥性的工會發動工人運動，並提出獨立的社會主義綱領吸引並喚醒中國工人階級，將鬥爭蔓延到中國大陸，以反對資本主義、打倒一黨專政為目標才能取得民主。我的發言得到全場參與者的認同。」

反對政治迫害印傭 Yuli 500名巿民團結抗爭

12月初發生了一宗赤裸裸的政治打壓，為香港民主運動再蒙上一層白色的陰影。在港工作逾十年的印尼籍移民家務工Yuli Riswati被入境處遞解出境，原因明顯與她積極報導香港民主運動有關，她將運動資訊用印尼文帶給同鄉，又協助改善其他印尼家務工在港處境。 她接受媒體訪問對於運動的立場的七天後，入境處就作出打壓，不尋常地先以工作簽證問題為由上門將Yuli拘捕。儘管其後法院徹銷她的「過期居留」控罪，入境處又以她「無親無故、無地方住」為由將她押入羈留中心達29日，其間受盡不同程度的不人道對待。處方更無視任何反對聲音，阻止她聯絡律師和強迫她撤銷簽証續期申請。被受威脅和恐嚇下，Yuli無奈接受了指令並被遣返回印尼。

12月6日，在中環愛丁堡廣場舉行了一場聲援 Yuli 的集會，約有500名巿民參加。在支持 Yuli 的聲音此起彼落下，社會主義行動訪問了幾名參加者，了解他們出席集會的原因。

Victor是一名30多歲的文員，他對人境處的手法尤其不滿。「我在新聞上得知事件，入境處將 Yuli 拘押在羈留中心後，一連串毫無準則、違反人權及不仁道對待的手段令我非常憤怒。我亦有參與反送中運動，我認為Yuli 都是民主運動的手足，所以我到來支持Yuli 。明顯這是一場政治檢控，我認為整件事有很多空間可改善，例如公開入境處的收押準則等。」

我們不能將她拋棄

自小在外國長大的Laurie 是 一 名家庭主婦，她因為支持反送中運動特意回來香港。她認為今次撐印尼移民工的集會很有對港人的啟發性，並提出究竟何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的問題：「很多人說南亞人不是香港人，人可以有多重身份，例如我長期在外國居住，擁有外國護照，生活文化都與外國相近，但長期在港工作的Yuli是一名穆斯林信徒，那究竟是誰才是算香港人？」「我來這裏是要告訴所有人，政府不是只打壓知名社運人士，還有很多人，例如印尼移民工，他們比普通巿民更弱勢，更多製肘下仍然勇敢站出來，所以我們不能將她拋棄，移民工的抗爭和香港現時的抗爭是連繋在一起的。」

帶上口罩的劉小姐自小在僱用家務工人的家庭裏成長，體會到社會一直存在對移民工的偏見與她自身的體驗存在極大反差。「為什麼做家務就是下等？為什麼外傭是個貶義詞？我認為社會對移民工太多誤解，今次 Yuli 事件得到這麼多人關註，是難得的正面報導，所以我站出來，就是要改變社會對移工的負面形象。」「我知道移民工面對著政府的《兩星期條例》，兩星期內找不到新僱主，就是重新負擔昂貴的中介費，令他們就算遇上惡劣的僱主都只能忍氣吞聲。我知道有僱主只給兩塊麵包作移民工的早餐，其實我們重視香港民主，爭民主爭人權，我們亦要同樣關註其他人是否有這樣權利。」

12月6日的聲援集會反映出群眾意識的改變，反對種族主義並支持國際團結。這是反威權抗爭運動的副產品。社會主義行動認為要團結 本勞及外勞 共同鬥爭並組織起來，共同為所有工人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工資、權利。我們的共同敵人，就是同一個打擊民主權利，以及嚴重歧視移民工的政府。

習帝舞劍　意在香港

在香港反送中抗暴運動繼續之時，習近平於澳門政權移交20周年之時訪澳，其在澳門的發言引起多方揣測是否含沙射影，意圖警告香港民眾。

早在習近平訪澳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戰書在一次座談會的發言尾聲脫稿發言，言詞間更露骨地指特別行政區不存在「脫離憲法的『憲製』」與「脫離憲法的『法治』」，「中央對香港和澳門的要求也是一樣」，而令人感覺到中共將借澳門政權移交20周年一事指桑罵槐。

習近平在「回歸晚宴」上的發言中，特別贊揚澳門所謂「成功實踐一國兩製」、「自覺維護憲法和基本法權威」、「自覺抵製外來幹擾」雲雲數點，甚至出現發言時口誤將澳門錯植為「香港」，因而被視為對香港局勢的回應和警告。自反送中抗暴運動爆發之初，中共及香港建製派就一直將宣傳口徑設定於「外國勢力陰謀」論上，又稱五大訴求「違反一國兩製」、「挑戰中央權威」等，因此習近平的發言自然被理解為實質上針對「隔離埠」的香港。

此外，中共亦認為香港群眾運動其中一個原因在於香港未就23條立法所造成。香港建製派政客葉國謙出席港臺節目時認為中央對此「非常介懷」，又稱香港政府應為立法采取更積極主動的行動，同時又有多方流言指政府將準備明年立法。

同時，在習近平發言中所稱的「愛國教育」亦令人聯想到近期教育局借教師參與反送中運動而被捕一事大造文章，甚至以「使用不當教材」，乘機將遭濫捕的教師停職。教育局亦殺氣騰騰的向各學校發信，要求校方「更嚴厲處理」被判刑或被捕的教學人員，更揚言「考慮對更嚴重個案取消教師註冊」。這一系列的手段與習近平講話不謀而合，教育界中的白色恐怖氣氛已開始彌漫。可以想象，林鄭政府為了向習近平贖罪邀功，將有機在未來借故清洗教育界，包括卡緊大學撥款、清洗教師隊伍、以致重推國民教育。

故然，將香港群眾的不滿和反抗歸咎於「23未立法」、「國民教育缺失」故然令人啼笑皆非，而假如政府當真打算明年啟動立法或重推國民教育更是匪夷所思，但中共習近平和林鄭政府在整場運動中早已一次又一次地顯示出自己的愚蠢以及對形勢的驚人誤判，自欺欺人地相信了自己編織的宣傳謊言，令建製派在早前的區議會選舉中遭毀滅性打擊，整體局面至今無法收拾。主要是由於中共政權對港澳的政策實際上是取決於中國國內情況，中共憂慮放松任何一地的鎮壓都會變相鼓勵中國的民眾效法，令抗議活動蔓延到內地城市。因此加強獨裁和鎮壓被視為維護政權統治的唯一途徑。

「政治穩定」

習近平反復贊揚澳門的「穩定、團結、不內耗」，內地官方媒體及外圍喉舌甚至直言與「桀驁不馴」的香港相比，澳門是「乖孩子」。然而澳門的所謂「政治穩定」代價是近乎明目張膽的腐敗和低下的行政效率，澳門政府廉潔程度由2018年的36.4下跌至2019年的33.2分，較內地的49.1分還低。選舉投票過程中亦幾乎是公開地進行操縱，種票買票等在香港只能偷偷摸摸進行，在澳門卻幾乎是公開行動。而最近開通的澳門輕軌項目更是將上述問題充分地揭露，第一階段僅僅9.3公裏長的路線工程竟花費整整近八年時間。而工程造價估算由最初的42億元，超支至2017年底的164億元，且尙未封頂。加上工程的規劃混亂，「邊造邊改」，以澳門僅60萬人口而言這工程成本這項目被視為「世紀大白象」。

經濟上，澳門經濟亦絕非習近平所稱的「欣欣向榮」，在面臨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環境下，澳門今年第三季GDP按年已下跌4.5%，比香港下跌2.9%更為嚴重。其中博彩業的收縮直接導致了澳門政府財政收內大減，假如經濟下行情況持續，澳門政府每年對全民的現金津貼以彌補公共服務缺失和收買人心的舉動可能將難以為繼，積壓多年的民眾不滿一旦爆發，其效果可能比香港更為猛烈。

彭博社最近的一份報告質疑澳門青年是否如外間印象般「政治冷感」。報告引述了一位參與香港反送中運動的21歲大學生稱：「我認為澳門的經濟並不是那麽穩定，因為自香港抗議活動開始以來，賭博業的收入逐漸下降。」除了抗議活動之外，更大原因在於中國經濟放緩和中美貿易戰的影響，減低了賭場收入，而這些都不是短期問題，因此未來的博彩業將更不穩定。

而在政治上，澳門這「乖孩子」即使已「充分維護中央權威」，落實了23條、國歌法，推動了國民教育，但對政治權利的鉗製卻絲毫不見放寬，根本無意開放普選權利，甚至出現進一步收緊之勢。不僅緊隨中共懿旨拒絕外來人士入境過境，默許入境旅客在港珠澳大橋被中共綁架「送中」，更借修訂《民防綱要法》訂立所謂「謠言罪」，以圖搶先在未來群眾運動爆發之前收緊言論自由。

然而這些打壓民主權利的手段在群眾的力量前根本不堪一擊，一如香港的《公安條例》和《反蒙面法》無法阻擋群眾一樣。中共為了粉飾太平，對內宣傳上掩蓋官僚和專製的無能而急需將澳門塑造成一個「正面形象」。但未來的政治經濟危機將再一次粉碎這些謊言。香港群眾在運動中正漸漸意識到工會組織的重要性，未來澳門的群眾鬥爭亦將經歷這一階段：工人將握著社會運作的實質力量，有組織的工人罷工是對抗專製最有力的武器。並有必要建立起社會主義工人運動，與香港、大陸和國際工人階級聯系起來，爭取工人的經濟和民主權利。

二零二零年

元旦上街　消滅國家恐怖主義

工人階級是致勝關鍵　建設戰鬥型工運

林鄭及中共政權正在實施國家恐怖主義。六月以來，警察濫捕6千多人，導致全港被捕人數已經超過在囚人數。警察拔槍、扣扳機威脅示威者逐漸成為常態，喬裝示威者混入人群中揮棍毆打也是等閑之事。從8月31日太站子懸案，到新屋嶺強奸、迫害案，以至多宗疑似被自殺、被推落樓、被跳海等案件，警方在中共命令下不能示弱，卻又無從解釋，反而大話連篇，令政府和警隊誠信早已破產。

如果林鄭在6月9日前撤回送中惡法，這場運動根本不會爆發；如果警察暴力不是如此猖狂，這場運動根本不會持續至今。正是因為獨裁政權的強硬和囂張而引發六個月的抗暴風雨。但中共政權反而認為香港人」桀驁不馴」的原因是因為打壓不夠嚴厲。因此中共正準備日後推動辱警罪、廿三條立法，以及加強控製法庭。

中共如此的統治思維令越來越多群眾也會明白到不能寄望中共自我改革，也不能寄望中共統治下的香港能有真正的」高度自治」，而只能通過革命鬥爭推翻此一政權。所以，香港的革命要輸出中國，團結中國大陸的工人階級鬥爭。我們要威脅到北京，就更要將革命之火蔓延全中國。為了得到大陸基層群眾響應，只提五大訴求是不足夠的，支持中國工人罷工和組織工會權利、反對言論封鎖、反對財團操控經濟等等。

建設抗爭型工運　推動真罷工

最近各行業都掀起成立新工會的浪潮，以克服在去年八月和九月因為沒有工會而使罷工相當零散的問題，還有及後財團白色恐怖的打擊，使罷工受到挫折。社會主義行動呼籲所有工人加入工會，並使工人階級成為這場運動的核心力量。工人階級掌握經濟力量，如果發動有組織而集體性的罷工的話，將是最有力擊倒政權的武器。

工會組織必須以本行業的廣大工人利益為依歸，而不是一小撮」專業人士」的平臺。所以工會必須由下而上建基於工會成員的民主參與，通過民主討論和投票決定工會的政策和綱領。工人可以回到職場作宣傳和組織，大量招募工人加入工會，並且舉行大會集體決定罷工的日子。

工會應該集結因為支持抗暴而受資方打壓的工人，公開抵抗財團白色恐怖，而不能寄望與財團和平共處。八月和九月的罷工証明像泛民主流工會那樣祈求公司會允許工人罷工是不切實際的。不論中資和外資的工人也要抗爭。特朗普與習近平達成貿易第一階段協議，証明美國人權民主法案只是紙老虎，用來幫助美國的貿易利益而非支持民主。另外，英資的匯豐銀行的白色恐怖証明不論中資和外資都只會站在獨裁政權一方打壓民主。工會不能對外資和外國政府心存幻想。

各工會不能各自為政，必須聯合起來共同行業才有足夠力量。現在迫切需要不同工會舉行聯合大會，互相協調並製訂大罷工的日子。

不論在香港還是新疆，中共的鎮壓和箝製已經破壞了經濟。政府故意放任經濟衰退，並將經濟不景的責任歸咎在示威者身上，企圖使群眾感厭倦和疲憊，從而孤立示威者。但今天上街人數過百萬話，就証明民意仍在抗爭一方，政府的」經濟牌」不會有效。

然而，財團在未來經濟危機中，很可能會進一步打壓工人。工會要提出捍衛勞權和民主的經濟訴求，例如反對裁員、反對扣減工資、反對增加工時、要求凍結租金以減輕租戶及小商戶壓力等訴求，並且將經濟訴求與民主訴求結合起來，才能動員工人階級發動大罷工。只有組織起來捍衛工人的經濟利益，才能抵抗政府和財團的經濟消耗戰，並且能動員廣大工人階級加入鬥爭，同時消滅香港財團獨大、貧富懸殊的不義經濟製度——即資本主義體製。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各行各業的工人加入工會，建設抗爭型工運
堅持五大訴求，同時加入勞權及民生訴求，
香港革命輸出中國，團結大陸群眾鬥爭，打倒中共獨裁資本主義
國際團結聲援，依靠外國基層勞動者，不靠外國親商政府
實現真普選，投票年齡降低到16歲，建立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不民主的立法會，立即施行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政策，打破資產階級富豪的經濟霸權

傑瑞米柯賓

美國政府不會幫助香港反威權抗爭

經過數月的殘酷鎮壓，香港的反威權鬥爭陷入僵局。一些香港人開始正確地向外界尋求協助，不過這也包括部分的人將希望寄托在美國剛通過的《香港民主及人權法》身上。

早前我們已經報導了美國國會在11月通過《香港民主及人權法》，並初步評論對香港抗爭的影響。現在，我們會進一步剖析這部法律的虛偽與危險。讓我們認清楚誰才是香港抗爭真正的朋友與敵人。

雖然名為「民主及人權法」，但這部法律本質並非是為了民主人權的，這一點就連法律條文也承認的。法律條文雖聲稱「香港的人權對美國非常重要」（Section 3），不過條例亦賦與總統及國務卿權力以「美國國家利益」為由，豁免或終止執行所謂的製裁（Section 4）。換句話來說，決定是否會就人權問題作出製裁，歸根究柢就是基於美國統治階級的利益而非民主人權。在民主與國家利益相矛盾的狀況下，美國的親財團政權終究還是會選擇利益而犧牲人權。

實際上，我們現在已經在處於這樣的狀況。雖然特朗普已經簽署法案，但他也急於與中國達成貿易協議，以舒緩對美國的經濟壓力並為他年底的選舉增加勝算。中美在12月宣布達成第一階段的初步協議，此後特朗普政府對香港問題轉趨低調，變相以「出賣」香港來換取自身的經濟優勢。

在2019年爆發民主海嘯的多個國家，包括智利、加泰隆尼亞，也發生與香港非常類似的殘酷的警察暴力及政治打壓，卻不見美國政府支持當地抗爭。原因是這些國家都是美國盟友，不論是智利的右翼總統皮涅拉或是得到歐盟全力支持去打壓加泰自決運動的西班牙政府。在今天的伊拉克，民選的國會剛剛通過決議要求美國撤兵，但2003年為了「推動民主」而入侵伊拉克的美國卻拒絕接受伊拉克國會的要求。可見美國所謂「支持民主」的口號本身就是偽善的。

《人權法》亦要求國務卿所每年提交的報告，來審視香港是否獲得美國的特殊待遇，其條件卻是關於香港是否遵守美國（往往是單方面）的對外出口限製及製裁，另外則是香港有否與美國進行法律合作，包括引渡要求。這令人聯想起2013年揭露美國大規模竊聽民眾的斯諾登事件，當時港府拒絕將斯諾登引渡美國，引發外交風波。諷刺的是，美國一方面反對香港送中，另一方面卻要求香港將政治犯引渡到美國。所謂的人權法根本只是「香港美國資產階級利益法」。

再者，在對別國製裁方面，美國政府從來都有行政權力去實行的。美國歷任總統過去都使用行政命令去直接製裁、資助政變、甚至發動戰爭，包括近年製裁委內瑞拉，或發動伊拉克戰爭。可見，美國這次高調通過的人權法只是惺惺作態而已。

或者很多人會抱著「敵人的敵人是朋友」的心態，認為這部法律「有好過沒有」。但其實這種虛假的希望往往只會落得更大的失望。美國的外交史上充滿著被美國政府（為了其自身利益）背叛或唾棄的小國或人民，包括庫爾德、西藏、巴勒斯坦等。美國曾經花了20多年資助西藏反抗運動，並在印度及尼泊爾培訓數千武裝分子。但在1972年尼克松訪華與毛澤東達成歷史性協議，西藏反抗運動立即成為棄卒。原因是這符合美帝國主義當時的全球利益。

俄羅斯異見分子馬格尼茨基（Sergei Magnitsky）在2009年於獄中身亡，美國政府訂立馬格尼茨基法（Magnitsky Act）來製裁涉案俄羅斯官員，及後更將此法推廣到全球。有人呼籲把香港及中國打壓人權的官員也加入到製裁名單。但是這些製裁軟弱無力，往往只是禁止他們入境美國、和美國企業進行貿易，或者凍結他們在美國的資產而已。而且製裁所適用的目標只是非美國公民的「外國人」，在中港「裸官」家屬都擁有西方國家國籍的情況下，製裁根本毫無作用。

社會主義者一直強調集體抗爭是推翻獨裁暴政的關鍵。我們歡迎草根社運的自發行動，譬如劍橋大學的學生校友要求大學褫奪林鄭月娥的榮譽學位。雖然這些行動自身並不足以改變政府政策，但至少能夠喚起大家的意識並推動新的群眾抗爭。

但是當一個外國政府實施類似的軟弱製裁，這都只是一個表面姿態而已。而且這對提升民眾意識毫無幫助，也無助於由下而上地建立運動，這些才是改變社會的關鍵。

事實證明，就算是歐美政府後來在2014年對俄國的加碼製裁，也沒能夠迫使普京在放棄吞並克裏米亞，或者停止囚禁、暗殺國內異見分子。相反，這些製裁措施反而能夠刺激起獨裁政權「抵禦外敵」的民族主義煽動，進一步打擊異己及民主權利。今日特朗普在兩伊挑起新的軍事沖突，反而幫助了伊朗獨裁政府鎮壓並化解其國內史上最大型的抗爭運動。歷史上美國的製裁就從來未曾推翻過任何獨裁政權，無論是俄羅斯、伊拉克、利比亞、伊朗、北韓等等。

美國長年透過「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等方式資助香港泛民勢力，而過去數十年間這些與美國有聯系的政黨及政客一直站在在香港民運的溫和保守一方。這是因為美國並不關心香港的民主或獨立，亦不希望中國發生政權更叠。其目的只是想弱化中共政權，而非倒臺，因為反而會影響區內的「穩定」，打擊美國企業在華的利益。

因此，香港的抗爭運動並不能夠對美國及西方國家政權存有幻想。如果香港的民主抗爭與反民主的美國帝國主義同一陣線，並與右翼種族主義、性別主義政客（如特朗普）結盟，成為其「民主面紗」，這會將世界各地的抗爭青年和勞動大眾拒諸門外。我們所需要的「國際戰線」，是國際間的社運、抗爭者、工會、勞動者的團結，尤其是中國廣大被剝削、打壓的工人階級，這些人全部都在為了改變製度而戰鬥，而我們當然需要他們的支持。只有連結起中港兩地乃至全世界的工人群眾，我們才有推翻中共獨裁的希望，以及終結其賴以統治的資本主義製度。

新冠肺炎肆虐　疫癥危機惡化！

源於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現正以驚人的速度蔓延。中港兩地的民眾都近幾陷入恐慌。隨著疫癥加速蔓延，加上醫療專家警告病毒的傳染性正在增加，使其他地區更為擔憂。由於政府封鎖資訊，使中國大陸的疫情更加惡化。由於過去在沙士、毒奶粉、假疫苗處理危機的手法惡劣，政府普遍不受民眾信任。

就連習近平政權都承認疫情「嚴峻」。在中國之外，約20個國家出現確診個案。而國內的確診及死亡個案不斷攀升 。直至現時為止有80人死亡，2,700確診個案，兩天內增加一倍。與過去一樣，政府最初對疫癥的反應是封鎖新聞、屏蔽網路資訊，根本是徹頭徹尾的罪行。當局嚴重低估了疫情的嚴重性，因為政府關心的只是「維穩大過天」。許多網民在社交媒體要求撤換並懲處武漢的領導官員，因為自12月第一宗案例確診以來，他們呆等消息、按兵不動，為的就是不打擾1月初舉行的湖北省人大政協會議！控製疫情的寶貴時機被白白錯過了。根據香港大學病毒學研究專家管軼所言，控製疫情的黃金機會已過，現在連封城防疫的手段的作用也很有限。

事態發展的速度驚人。1月20日首次確認人傳人的感染個案，而三日後當局決定將武漢封城，禁止出城的交通。再三日後，當局進一步封鎖超過20個城市，受影響的民眾超過6,000萬人。火車、飛機、渡輪、巴士全部停駛，車站由武警駐守。

習近平及黨政高層被迫要親自坐鎮指揮抗疫工作。由於專製政府的下層癱瘓，完全未能作出即時回應（這個狀況比起2003年沙士危機更嚴重），這是因為地方官員皆抱著「不做不錯」的心態，生怕會讓獨裁政權丟臉。「習皇帝」集大權於他一人手上，使地方政府沒有北京的命令皆不敢輕舉妄動。

香港政府也依循了同一個規律做事，完全作為一只被擺佈的扯線公仔，沒有任何獨立決策的能力。林鄭政府的反應比其他中國城市更為遲鈍，在更遲的時間才落實禁止中國高危地區的旅客入境等緊急措施。在中國大陸、日本、南韓政府皆呼籲國民穿戴口罩的時候，香港政府卻拒絕呼籲市民穿戴口罩。衞生署署長陳漢儀更說，市民參與普通社交活動時並不需要戴口罩。港府去年10月訂立的《禁蒙面法》，但被高等法院判決違憲，現在為保面子，在疫癥蔓延的狀況下仍堅決進行上訴。

醫療系統長期資源不足，現在急需大量額外資源來應對危機。現在有工會號召2月3日進行罷工。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這場罷工，並呼籲各行業的工人、工會以及正式成立工會的籌委動員工人。我們反對警隊加薪，並將公帑投入到抗疫的緊急措施，包括為醫療人員提供充足的保護裝備（據報衛生署有超過1,000萬口罩庫存，但公立醫院的前線員工卻沒有足夠的N95口罩）以及有足夠的隔離病房。我們要求政府采取措施禁止任何囤積炒賣，包括口罩或食物，並要求政府撤回對於《禁蒙面法》的上訴。

現在應該全面封關，禁止任何人經中國入境香港（不論是中國內地居民還是旅經中國的旅客），立即停駛高鐵，防止疫癥蔓延。同時，社會主義拒絕本土派利用今次癥疫，製造針對大陸人的族群主義排外情。任何種族的人都可以感染新冠肺炎，成為受害者。

香港工人及工會需要互相支援，在每一個職場成立抗疫委員會，選舉員工代表與管理層談判，確保企業采取具體措施，將員工及公眾健康放在第一位。

員工亦應有權拒絕在疫癥期間到中國公幹，並有在家工作的權利，或是彈性工作時數來避免繁忙時段的人群聚集。我們不能夠相信政府或老闆會顧及我們的利益。我們需要抗爭來爭取這些權利，透過組織和發展工會及職場委員會。企業應該要為所有員工提供口罩、消毒設備、改善清潔、以及在受薪時段進行資訊會議。

香港工人和工會也應該支持中國大陸工人相應的行動，去改善他們的權益，並組織工會去爭取充足的保障及資源來渡過危機。在武漢等疫癥城市裏，醫護員工在缺乏資源下的艱難狀況下付出的努力與犧牲，都讓我們悲憤。香港表達的工人聲援，並且示範在職場建立委員會，都能夠啟發中國大陸工人為自己的權利去抗爭。當政府明顯已經不可依靠時，由下而上組織的集體行動就是對抗這場疫癥危機的最強力量。

香港的工會應該立即動員並就以下訴求抗爭：

在所有公司成立抗疫委員會
員工有權在上班時間內參與抗疫委員會工作
員工有權拒絕到中國公幹
員工有權彈性上班或在家工作
要求政府撤回《禁蒙面法》上訴
停止警隊加薪，為醫療人員增加大量緊急資源

再瞞疫情　引火自焚

新冠肺炎疫情對中港的影響

顯然，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徹頭徹尾的證明了，中共獨裁政權根本完全沒有汲取十七年前非典型肺炎疫病的經驗教訓，再一次在眾目睽睽之下重蹈覆轍。而這次所造成的危機和影響，更遠比沙士嚴重得多。

首先在疫情本身，新冠肺炎的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染能力遠遠強於沙士，整場沙士疫情全球共約八千宗感染病例，而現時（二月九日）中國國內確診病例已達37251宗，過去數天確診病例每天新增三千宗新癥，意味著僅三天所出現的新感染病患就多於沙士半年的全球感染數字。加上這種新型病毒有著極強的隱匿能力，如有感染者無任何病征，以及在十四天的潛伏期間已有著傳染能力，而造成大面積的社區傳染。

對香港而言，林鄭倔強而偏執地拒絕全面封關，雖現時未開始大規模社區傳染，但已見端倪。已有近期無出入境紀錄的港人染病個案出現，基於病毒極強的隱匿傳染力考慮，袁國勇表示一旦香港大規模社區爆發可能高達140萬人感染，以現時中國官方公布的2.1%死亡率計算將有近三萬人死亡，這表示將會是香港史上死亡人數最高的災難！

另一方面，可以預期新冠肺炎疫情將造成比沙士更嚴重的經濟損失。中國早在去年已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加上下半年貿易戰所造成的打擊，2020年的經濟環境早已不被看好。在沙士期間，中國GDP年增長速度達12%，當時仍然強勁的增長勢頭迅速吸收及克服了疫情所造成的1-2%GDP跌幅。 但現時情況早已今非昔比，多家國際評級機構將對中國2020年的增長預測下調至4-5%，甚至有人警告可能降至2%。而新年伊始，中共政權就再一次搬起石頭狠狠地砸自己的腳。03年的沙士疫情尚且未有全面封城的舉動，而現時已有數十座城市被全面封鎖或半封鎖，工廠停工、店舖停業。而且疫情橫跨整個農歷新年假期這個傳統重要消費旺季，但現時全國重要城市人心惶惶，街頭行人疏落蕭條。

工業生產亦受損嚴重，各大型工業園區及工業企業叫苦連天。鴻海富士康設於深圳及鄭州工廠原計劃於2月10日復工，後來遭當地政府否決，復工無期。這表示不僅影響富士康工業園區數十萬工人生計，更波及上下遊產業數以百萬計的從業員。而這並不僅限於富士康一家，亦不僅限於中國國內，韓國現代汽車生產線宣告暫停，原因是中國生產的零件供應中斷。全球旅遊業也受到影響，40家航空公司已停飛往中國的所有航班，包括美國三大航空公司，英國航空公司和漢莎航空，香港航空已宣布裁員400人及要求地勤放2星期無薪假；國泰亦要求所有員工放3星期無薪假。可以預見，香港經濟衰退的情況最遲不過八九月將會見到市面受嚴重影響。

而令人憂慮的是，中共會否為保經濟而挺而走險第二次隱瞞疫情，以求盡快恢復全國經濟活動，避免經濟衰退？尤其是眾所周知中共的所謂「執政合法性」過去二三十年大體建基於其「經濟迅速增長」之上，經濟衰退意味著「執政合法性」的動搖。因此，中共現時可謂進退惟谷：繼續停工，疫情未知何時得以控製，但必然得全面承受經濟停擺損失；強行復工，尚未得到控製的疫情將更猛烈地擴散，勢必招至全面民怨，同樣危及自身政權。習帝除了望天打卦期望疫情盡快受控讓自己得以脫身以外，無計可施。

與此同時，率先披露疫情消息的李文亮醫生之死亦觸發了中國網民要求落實言論自由的訴求運動，甚至提出了仿傚香港反威權運動的「五大訴求」，網上輿情一時失控。疫情的黑暗將會是中共專製垮臺的歷史性轉折點。這場危機所造成的損害永遠無法恢復，因此我們必須竭盡全力建立一個新的工人階級運動，以一個民主工人階級綱領——一個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來挑戰中共的獨裁資本主義製度。

傑瑞米柯賓

馬克思主義者如何對待香港抗暴革命的主要口號？

去年以來香港抗暴運動中，香港政府的徹底癱瘓、中共獨裁政權的權力受到撼動和製衡，以及群眾感受到自己能改變歷史的覺悟，都意味著香港一度陷入具有革命特征的危機。反威權運動的激進程度以及規模，遠遠超越了過往泛民黨派及NGO社運所能承載的，釋放了群眾前所未有的鬥爭能量。

但同時，由於欠缺工人階級的群眾政黨和革命領導，運動的主要思想並沒有明確挑戰財團的既得利益，更遑論提出反對資本主義體製。此外，運動裏夾雜著互相矛盾的政治思想傾向，局限實現運動訴求的可能性。雖然運動看起來只是要求基本的民主權利，但即使如此，也只有推翻香港以及中國的專製資本主義體製才能實現這些訴求。因為只要中共政權一息尚存，永遠不會容忍香港實現真正的民主變革。

示威運動中湧現了新的口號，在政治上口號沒有超越泛民的雙普選框架，但群眾落實為了使運動勝利而采取的戰意，為了嘗試為行動賦予一些基本原則和方向。雖然這些口號不是由任何組織製訂出來，但它不完全是自發的，很大程度上是從雨傘運動及其後的經驗和教訓中的群眾集體總結出來。

這些口號反映著這場運動的戰略發展，有很多表現出比2014年雨傘運動時要進步得多。同時，不少口號仍反映著示威運動在思想上的弱點，欠缺一個完備的政治替代方案，部分甚至存在一些反動、破壞性的思想。中共、港府和資本家的鎮壓固然是運動的最大敵人，但記得雨傘運動是先從內部分裂、然後被政權摧枯拉朽般瓦解的。基層工人階級是唯一一個可以對抗資本菁英及其不民主製度的階級，故此只有以工人階級組織為基礎，才能確保運動經得起政治的壓力和考驗，並透過充分的內部民主的討論及決策，在復雜的局面中走正確的方向，保持堅實的力量。

自1800年代歐洲的普選權鬥爭及工會權鬥爭以來，社會主義者一直在民主鬥爭站在第一線。借鑒於我們的歷史經驗，社會主義行動在鬥爭中不會盲目吹捧運動中所有的現象，也不會像一些所謂「左翼」那樣為了不被運動的反動元素（右翼保守和種族主義）沾汙而冷眼旁觀。我們介入運動之中，就是為了厘清運動中各種現象裏面的進步和反動元素。進步的元素會推動運動向前，使其更加高度組織化，並走向建立取代專製資本主義的工人階級替代方案。我們為強化進步的元素而鬥爭，並警告群眾反動的元素會使鬥爭後退。

「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由反送中到五大訴求，可見群眾感受到改變體製的需要，並且希望爭取傘運中落空的真普選。現在運動的需要已經超越了五大訴求，必須要加入改變資本主義經濟製度訴求才能繼續強化起來，也一定要將運動蔓延至中國，在中國工人階級獲得回響。

香港的運動已經進入了新階段。現在中共及其香港傀儡政權企圖利用經濟衰退甚至是新冠肺炎，造成社會恐慌和疲憊，企圖使示威運動零散化，並磨滅群眾的鬥爭意誌。運動必須與時並進，以基層勞動人民的需要為依歸，采納應對經濟危機和醫療危機的綱領，使廣大的工人階級知道運動的利益是與自己一致的。

運動中有一個極為麻煩的問題，並對運動發展造成額外的大障礙——就是有一種抗拒提出經濟訴求的氛圍，認為這是「自利」、不是為了「公義」的。這反映出工人階級尚未有組織地投入運動之中，以至反資本剝削的意識薄弱。而部分泛民甚至工會幹事都對此加以鼓勵，因為他們只是某種資本主義的支持者。在普遍的工人階級意識低落下，「香港人，加油／反抗／報仇」這句口號用身分認同代替了階級意識，作為促進團結的「靈丹妙藥」。社會主義者了解這種想法得到大眾支持的原因，但這不會改變一個事實——這種想法不會厘清使鬥爭邁向勝利所需要的是什麽。強調本土身分認同（我們明白這是對中共的反彈）限製了群眾的視野，而鬥爭卻必須成為全中國以至國際運動才能勝利。

更甚者，中共獨裁政權的民族主義及帝國主義政策引起港人意識的反彈，但基於各種原因仍未至於大多數港人支持獨立。而且不是所有香港人都會團結的，香港的中上階層和富豪都會站在中共一方，以保護他們的財產。此外，香港人的身分也局限了中國大陸人和少數族裔的參與度（例如38萬的家務移民工），也成為了建立國際工運連結的障礙。如果運動能說服國際有組織工運的支持，可以成為抗衡虛偽的外國政府的真誠堅定的盟友。將重點放在香港民族主義，甚至有可能被本土派扭曲為大陸人的排外情緒。

工人階級為經濟利益而挑戰資本家才是公義的彰顯。而且財團的白色恐怖阻礙了工人發動政治罷工，可見財團和中共是緊密勾結在一起。要挑戰財團的話，當然是奪走它們的財富，並歸公眾享有。

香港革命並不可能只在一個城市成功，除非中共面臨全國的革命反抗，否則不會向香港讓步。為了團結中國大陸廣大工人鬥爭，爭取工會權和罷工權、解封網管和報禁，反對裁員、低薪和欠交社保，都是必要的訴求。香港革命需要一個完備的革命社會主義綱領，將財富及經濟掌控權交給勞動者。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這句口號源於右翼本土派梁天埼的競選口號。在2015-16年也多次出現在攻擊大陸人的排外遊行中。梁天埼因為旺角騷亂成為運動中標誌性的政治犯，也使這句口號成為了最響亮的口號。但是，絕大部分呼喊此一口號的示威者並不是本土派支持者。

這句口號在9月開始興起，因為政權強硬和警察暴力的確令群眾對溫和改革的幻想破滅了，並且尋求更激進的革命路線。但同時，運動對於如何創造新社會並未有明確的構想，所以只求光復，不求革新。至於哪時的香港曾經有光明呢？似乎無人能解答。而將出路放在香港一個城市，「香港的革命」，只會使運動孤立，讓中共等待時機，在之後扼殺運動。唯有打破這種局限，將香港革命轉向內地以至全球的鬥爭，這場戰鬥才會成功。

對中老年為主的泛民支持者來說，光復香港意味著回復到正常的「一國兩製、高度自治」，因此並不祈求會推倒獨裁政權。在中共強硬統治下這種幻想逐漸破滅。而年輕人為主的示威者更傾向驅逐中共甚至是香港獨立，但卻未有一個實現這計劃的綱領。總體來說，大部分示威者還是認為中共政府太過強大，所以目前無法打倒，唯有先把目標朝向港府。但現實是，如果沒有中共背後撐腰，林鄭政府一早在六月已經倒臺了。林鄭並不是真正的政府，而只是扯線公仔。香港的實權在中共與資本家同盟的手中，打倒一個扯線公仔並不會改變香港真正的權力關系。中共不是我們之後的敵人，而是當下戰鬥的對象。近兩年形勢有巨大變化，中共現在面臨歷史性的內部危機，包括經濟、政治、外交以至公共醫療危機，實際上是幾十年來最弱的時候，是可以打得倒的！

「和勇不分」

由於泛民政客多次與示威者的激烈行動割蓆，使示威者的士氣消沈、運動內部分化。社會主義行動一直強調無組織的鬥爭方式可以在起初扮演進步的角色——阻止專門妥協的溫和泛民解散運動，但不能夠推翻專製政權。但很清楚最大的暴力來源是政府和警察，因此不應譴責示威者。但是，認同自衛權利的同時，不代表這本身可以成為打倒強大國家機器的可行策略。固然警察才是暴徒，示威者只是受害者。但是，以沖擊警察為基礎的戰略可以被遏製，而警察一面倒的武力優勢也會讓獨裁政權取得更多時間，使示威者自我消耗、削弱運動，讓政權及警察可以駕馭它。社會主義行動一直警告，緊急需要改變運動的方向，建立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發動真正有組織的罷工。

「和勇不分」反映了群眾對內部分裂戒慎恐懼，亟欲保持團結。的確運動發展至今仍有大部分市民理解勇武派的破壞行動，甚至受塞鐵堵路阻上班也在所不惜，並且橫眉冷對「與暴力割蓆」的政府廣告。最初「和勇不分」好像是一道有效的降妖符咒，封印著分裂運動的惡魔。

但不同派別的政治角力是客觀存在的，其互相沖突和鬥爭始終會反映在運動的分歧上。烏托邦的口號不能阻止客觀事態的發展。所以為什麽運動需要民主架構來促進對致勝的策略、戰略和綱領進行有秩序的討論。

泛民企圖站在「和理非」的群眾基礎上重奪主導權，在收割11月區選的選票利益後解散運動。本土派則企圖在「勇武派」中紮紥根，將運動帶向右翼排外和親美國特朗普（一個攻擊工人、女性、移民、性小眾和民主權利的政府）的方向，並且攻擊泛民和左翼、製造內部分化。由於群眾對任何政治組織的不信任，泛民和本土派必須步步為營，以免露出政客難看的吃相，但兩派所代表的路線、勢力還是會上下其手、明爭暗鬥地幹預運動，使鬥爭變成滿足他們狹隘政治目的的工具。

在八月五日的罷工中，泛民企圖借這場準備不足的罷工消耗民氣，借機重建官僚操控的大臺，但勇武派與警察爆發沖突，致使計劃告吹。本土派方面，也因為分裂傘運的惡行而惡名昭彰，在運動爆發之初不敢在運動中高舉旗幟，也不敢公然散播反大陸人的排外仇恨，甚至連舉港獨旗也被「和理非」因為害怕「挑釁解放軍出兵」而出手阻止。

另外，警察的監控和檢控使勇武派風聲鶴唳，而其秘密的行動方式也使其自我孤立。搞事分子滲透在遊行中製造混亂，也使「和理非」和「勇武派」之間出現戒心，「捉鬼」行動就正好反映了這一現實。經濟衰退也使中產和小商戶為主的「和理非」感受到疲憊，而對運動的熱情減退。當運動走下陂的時候，「和勇不分」的內部矛盾就會更為突顯出來。

真正的團結是工人階級的團結，因為工人階級的經濟力量和集體經驗使其具有組織新社會的力量。工人階級是唯一一個不會剝削他人的階級，其集體力量不代表自己的利益，而代表所有市民的集體利益，一起從經濟不公義、房屋短缺、低工資和奴隸般的工作條件中解放出來。運動必須改變方向，采取工人階級的鬥爭方法，包括組織真正廣大的工會和發動集體的罷工，並且采取應付資本主義危機的經濟綱領，包括反對裁員、要求凍結租金以至將物業公有化。唯有如此才能將革命貫徹到底。

「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

示威者為了保持「團結」，強調各有各做，「條條大路通羅馬」，而避免就分歧作出爭論。這口號同樣反映出示威者希望互相包容，不要因為策略分歧而分裂運動。可是，在運動中存在一種個人主義，且忌諱討論分歧的氛圍，對辯明政治問題造成障礙。

當運動內部的分歧沒有平臺討論時，爭論往往就發生在連登或TG上。可是，中共五毛已經大量滲透在網路平臺上，企圖帶風向製造混亂和扭曲運動方向。此外，由於沒有具架構的民主辯論，很多時意見分歧會兩極化，甚至往往小眾意見被打為「分化」和「鬼」，掩蓋了有意義的政治辯論。

例如，在10月時連登廣傳了一份「臨時政府」的宣言，引起當時在商場抗議的示威者朗誦。其後傾向泛民的示威者認為這份宣言是由「鬼」傳播的，目的是給中共有借口鎮壓。社會主義行動認為，現階段運動連群眾的民主組織都未有的時候，提出臨時政府當然是不成熟的，但我們不認為運動應因為中共鎮壓而否定革命的可能。
這些政治辯論可以提高抗爭的政治水平，但要發揮到總結教訓的作用，就要先建立民主的運動架構，使抗爭者有討論運動政治理念和策略的平臺，就此作出集體的民主決策。有組織的工運才可以提供這些民主架構。最近建立工會的新趨勢，可以成為工人運動的開始，有可能成為走向正確方向的轉捩點。

香港示威者的國際意識正大大提高，開始明白到需要爭取外國人的支持，不能讓運動孤立在香港一個城市。「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成為了主要的口號，大量文宣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國外的聲援行動也舉世矚目。

可是，國際戰線很大程度上是尋求外國政府的支持，誤以為外國政府和外國人民一樣會站在抗爭的一方。特別由於黃之鋒這類親美政客企圖利用國際戰線，使群眾寄托於美國人權民主法這個假希望上。我們認為美國建製派不是真誠支持香港民主權利，而只是為了收割民意及捍衛自己經濟利益耍手段。

去年六月以來，在印尼、蘇丹、智利、伊朗、伊拉克、厄瓜多爾、海地都爆發具革命性的運動，全球也有大規模的氣候運動，700萬人示威和罷課，但運動裏卻幾乎沒有提到，有時甚至仍然說討論外國運動會「轉移視線」。反而主要寄望於歐美各國政府會支持，而各地群眾都正在反抗這些政府。可見運動的國際主義意識還是有巨大的局限性。

國際戰線也引起了運動內部分歧。去年11月，有香港示威者舉行聲援加泰隆尼亞抗爭的集會。兩地情況近似，都是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壓統治，並且剝奪參選人權利，將反對派政治人物投入監牢，而且加泰的示威者明顯是受到香港鼓舞，仿效了香港占領機場的示威方式，因此港加理應不分你我、互相聲援。但親泛民的示威者反對這場集會，認為支持加獨會開罪美國和歐盟，因而使香港運動失去外國政府支持。最終，這場集會有三千多人參加，數字仍算可觀，但比起其他集會人數要少。而反動親資的政治團體為了避免國際團結的意識在香港發展，也不想香港運動尋求工人組織、被壓迫少數民族、學生和氣候運動分子的連結。香港運動的國際主義意識可說是進一步、退兩步。

社會主義行動堅持，真正的國際團結的對象，應該是世界各地受壓迫的群眾，而且香港示威者也要主動支持其他國家的運動。我們將繼續尋求世界各地的工會、社運組織和左翼議會支持香港的鬥爭。香港及中國的反專製鬥爭，就像歐洲的氣候危機和大罷工一樣，展示著資本主義無法給予哪怕是最少的民主權利以及安穩的經濟和生態未來。如果我們單打獨鬥是不能勝利的，但作為全球工人和受壓迫者鬥爭的一部分，我們將牢不可破的。

黃色經濟圈是對抗暴政的有力武器嗎？

反送中運動發展至今，面對政府死硬不作為、冷處理應對五大訴求，群眾自行發起更多的抗爭手段。當中受到很多關註的，是「黃色經濟圈」消費者運動。此一號召甚至令香港政府官僚乃至中共喉舌媒體《人民日報》都瘋狂筆墨口誅筆伐。一時間市面上響應抗爭的「黃店」門庭若市，而被標籤為「藍店」者則門可羅雀，有力地鼓舞了群眾的抗爭士氣，以致於不少商戶紛紛在店面張貼反送中海報和標語等，大壯群眾聲勢。

政府和中共對「黃色經濟圈」的撻伐和抹黑故然可笑，同時亦反面地展示了這消費者運動的影響力。同時我們亦要理解這一抗爭方式的局限性，即消費者運動畢竟無法從根本上對香港的經濟結構造成影響——眾所周知，香港資本大財團立場一直親中共。這些財團與政府關係緊密，並控製社會上全部主要部門：交通、土地房屋、能源、電訊、大型連鎖零售。一項2019年進行的調查發現，24個富豪家族擁有了香港一半的財富。

「黃店」的困難

相對地，支持運動的主要以小店為主，而小店並不掌握本地的經濟命脈，而僅僅居於經濟鏈的下遊，因此這種杯葛親中「藍店／藍企」的運動，對其實際打擊有限。大財團近半年的盈利下跌與虧損更主要的原因畢竟還是由於整體經濟因素下行所造成，包括旅遊業、貿易、主要企業新增投資的衰落。

《立場新聞》年初時曾報道過「黃圈」網店「光時」在營運中所面對的困難，包括租用營業場地、物流運輸、進貨渠道與貨源等都面臨各樣困難。這顯示了大財團以其壟斷位置與雄厚財力去扼殺小店生存空間的能力。在貨源問題上，為了維持基礎利潤以求收支平衡，有時亦不得不選擇一些中國貨源。

這些都揭示了現時「黃店」與「黃色經濟圈」在實際運作的過程中所面臨的客觀困境。因此，我們當理解這種消費者運動的限製。

打破既有經濟權力結構

「消費者運動」並非香港獨有的新運動。過去幾十年，氣候環保份子一直呼籲民眾購買環保產品，並由於為地球帶來嚴重破壞而號召杯葛使用私家車或飛機。但這個策略未能扭轉由100家最大企業所製造出來的氣候危機。要真正解決問題，我們需要接管這些大企業，而非將焦點放在個人消費行為之上。而要做到這樣，我們需要團結鬥爭打破既有的經濟權力結構（資本主義），並將其以民主公有製來取代。這個問題同樣適用於世上壟斷資本主義最集中的香港。

傑瑞米柯賓

現在，反送中抗暴運動極需要連結到建立新的工人階級運動。由於經濟下滑，再加上新冠肺炎惡化，航空界、零售界、中小企正出現倒閉潮和解僱潮。工人階級更需要組織起來反抗，準備發動罷工行動來保護工作崗位及工資等。而反威權的鬥爭則需要以更有組織的方法來延續及強化，例如現在新工會的成立就是正確的重要一步。

疫癥下工人受剝削壓迫

在資本主義的階級不平等下，新冠狀病毒肆虐下，首當其沖影響最深的就是勞動階級。根據環境衛生大聯盟顯示，全港私人公司的清潔工每日約需要35萬口罩維持，但現時供應商已經中斷訂購，存貨很快會被完全消耗。而政府食環署的外判清潔工也身受其害。清潔工人職工會組織的調查顯示，有三成食環署外判清潔服務承辦商並沒有為員工提供口罩。雖然政府在二月初表示懲教署將增產70萬個口罩分配給外判清潔工，但這也代表每名清潔工一天只能使用一個，在高度汙染的工作環境裏根本不夠。更甚者，據媒體報道很多清潔工根本拿不到口罩。很多清潔員四處奔波尋覓口罩，用私夥裝備上班。政府及雇主缺乏支援之余，食環署更舉報沒有戴口罩上班的清潔員。更可恥的是大部分清潔員都是食環署的外判員工，外判商時有拖欠薪金的事件發生。

基本防疫用品成經濟負擔

在疫情下勞工處呼籲家務外傭休息日應留在家中。外傭每星期只有一天的休假，在雇傭同住條例下，星期天是她們唯一社交、宗教和處理個人事務一日，要她們留在雇主家中即等同刪去僅有一日例假。家務外傭最低工資只有4,630元，基本的防疫口罩在瘋狂炒賣下變成外傭的奢侈品。社會主義行動要求廢除雇傭同住條例，提供外傭充足而安全的住屋，並且確保雇主為外傭提供足夠抗疫用品。

港龍空服員工會有意發起抗爭，反對公司拒絕全面停飛中國令疫情蔓延。因為在武漢抵港的航班上工作，6名同事需要入住隔離營。國泰航空及香港航空亦分別下令員工放「無薪假」，後者更計劃裁減400名員工。

面對病毒侵襲，香港的經濟開始步入蕭條，資本家企圖將經濟損失轉嫁工人，將有更多以「開源節流」之名，要求員工放無薪假、打折扣出糧，或者直接裁減員工的事件發生。勞動階級必須組織起來，在職場建立強大工會運動，要求企業提供充足的抗疫裝備，安全的工作環境，反對強迫放無薪假、減薪、裁員，在疫癥中捍衛勞權。

香港新工會浪潮

2019年的抗暴運動除了極大地動搖了林鄭月娥與中共專製政權在香港的統治威信外，更進一步催生了多年以來最熱烈的工會成立浪潮，各行各業的新成立工會如雨後春筍冒起。這顯示了群眾仍然堅定的抗爭意誌，開始意識到過去勞工權力的不足和薄弱。勞工處資料顯示，去年有25個新工會成立，而2018年只有13個。

但同時，目前新成立的工會仍在試驗性階段，很多實際仍未能真的進入職場。本地工作多年來趨於零散化的困局不會立即就能被克服過來。因此，當務之急的工作方向首要在於新工會真正在職場紮根。要達到這一點，必需以職場中的基層工人作為會員基礎，並保證工會的組織民主和定期會議，會員參與民主討論和決策。這一點在鬥爭的過程中尤其重要，鬥爭中的策略和決策應當經過全體會員的民主討論和同意。

工會角色

而這次突如其來的瘟疫突顯了在職場建立工會的迫切性。工會應當更積極和深入地強調保障員工健康和職場衛生的訴求，必要時準備發動罷工鬥爭。工會要吸引更多工人，從而成為一個實體工會。醫管局員工陣線在這次疫情鬥爭中作出了不俗的示範。雖然罷工沒有爭取到全部訴求，但經過醫護人員聲勢浩大的罷工鬥爭後，醫管局員工陣線工會今後將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有力工會。

在新成立的工會中出現了重要的辯論——工會應依賴法律還是抗爭捍衛勞權？社會主義行動不認同新工會的重點在於「法律」工作。令人憂心的是部份新工會似乎受過往職工盟的在新成立的工會中出現了重要的辯論——工會應依賴法律還是抗爭捍衛勞權？社會主義行動不認同新工會的重點在於「法律」工作。令人憂心的是部份新工會似乎受過往職工盟的組織形式所影響，成立之初就傾向於NGO模式，強調所謂「會員福利」而遠離鬥爭。香港勞工法規本身就殘缺不堪，且明顯有利於雇主資方。工人當然要認識法律，但不應寄望法律可以保障我們的權利，而是應當通過切實和堅決的鬥爭建立實質的工會力量，奪取主動權。

新工會必需在鬥爭中建立起實質的力量，令工會真正成為捍衛勞權、反對獨裁政府、反對資本家經濟專政的有力角色。

訪問參與第一階段罷工的醫護人員

社會主義行動於2月3日（一）早上派員到了瑪嘉烈醫院的醫護人員罷工街站，聲援並訪問了罷工者。

何小姐是瑪嘉烈醫院婦產科護士。她表示需要封關，因為醫院僅有的一座有負氣壓房並用作隔離用途的大樓並不足夠。「曾經有普通病房接收了一個懷疑個案，最終該病人確診，因為擔心受感染，該病房要整個關閉了。」而因為內科病房需要接收懷疑個案，因此要騰空婦產科病房，準備接收原為內科病房的病人。婦產科的人員也有部分需要到內科病房工作，填補內科病房人員處理疫癥個案的空缺。另外助產士的實習已停止，可見空間和人手明顯不足。

另一位受訪者黃小姐是九龍一間醫院的外科護士，為免被秋後算帳而拒絕透露哪一間醫院。其醫院需要接收不少懷疑個案，麻醉科和深切治療部的同事也需要處理肺炎病癥，故現時癌癥以外的非緊急手術，全部都暫時停止了。醫院內僅有的兩個隔離病房亦差不多滿了，故醫院打算用其他部門的病房改裝成隔離病房，但那些病房的規格並不是標準的隔離病房，所以她對其安全性很有懷疑。

另外防護裝備尤其口罩亦短缺，最高規格的Level 3口罩，只能給深切治療部和隔離病房的人員配戴。然而急癥室和其他病房也可能有隱形的病人，同樣屬高危地方。但醫管局卻漠視這情況，反指Level 1口罩比Level 2口罩安全。所以她參加了罷工，希望政府和醫管局正視疫癥。如果救護裝備足夠，醫護人員是很樂意與市民一起對抗疫癥的。

香港：疫癥期間外傭負擔更大

「因為疫情我已經兩個月都沒有休息。」來自印尼的外籍家庭傭工Seputih向《社會主義者》雜誌傾訴：「老板答應讓我放有薪假，但實際我沒放，我為了健康不得不待在家裏，只好放棄假期。」

周日是外籍家庭傭工的法定假日，這天一直以來都是他們休息、放松和社交的唯一機會。現在香港政府要求他們留在家中，於是他們被永無天日地困在「職場」。有些雇主還威脅說要解雇他們，說是害怕如果星期日允許他們出門，會把病毒帶回家。但是，當家傭被雇主派去外出購物或溜狗時，這種邏輯卻吊詭地不適用了。

新冠病毒對各地工人造成了沈重打擊，這些工人承受「緊急時期」權利限縮、公司倒閉和收入損失。但是，工人階級中最貧窮、最容易受害的職業，承擔了最大的負擔。。但是，工人階級中最貧窮、最容易受害的職業，承受了最大的負擔。在香港有40萬移工，其中大部分來自印尼和菲律賓。他們面對更多的工作量、更長的工時、且更多的自由和私隱限製。盡管自我隔離對世界上許多人來說意味著更少的工作或沒有工作，但對於香港家務勞工而言，這反而意味著比以往更長的工時，而且當然是沒有加班費的。

學校關閉

Seputih的朋友、同為印尼移工的Vant說：「我現在還有很多工作，因為雇主的兒子不上學了。但是雇主夫婦還是一直上班。」

亞洲移居人士聯盟（AMCB）最近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自疫情爆發以來，一半以上的家務工人的工作量顯著增加。隨著學校關閉已經超過十周，而老年人也是最高風險的群體，照顧這些孩童與老人的負擔主要就落在移工身上。另外，由於有更多的人在家工作，這意味著工人們要受到雇主更緊密的監控。

SEPUTIH說：「我很多朋友都對這種情況感到沮喪，雇主每天在家工作，所以有時候我只能不停工作，什麽自由都沒有，比如說如果您打電話回家鄉問候家人，就還得等雇主出門買東西。」

嚴格的雇傭同住規定（live-in rule），在平時也已經是對移工非常壓迫和侵犯隱私的法律，但在疫情期間變得更加難以忍受。根據法律，家庭傭工被迫與雇主同住，很多時候甚至沒有私人房間。如果工人不服從，那就會被罰款、監禁和驅逐出境。這意味著家庭傭工下班以後沒有另一個家可以回去。

世界上有一半的人正在經歷一種「機艙熱（cabin fever）」，長期待在狹小的空間，不可避免損害到心理健康。況且，如果您不是家庭成員，而是他們的「女傭」，那情況就更糟了。如果雇主不耐煩或突然發脾氣，家庭傭工常淪為出氣筒。對於家庭工人來說，休息甚至使用電話也變得困難重重。

Seputih說：「我很多朋友都對這種情況感到沮喪，雇主每天在家工作，所以有時候我只能不停工作，什麽自由都沒有，比如說如果您打電話回家鄉問候家人，就還得等雇主出門買東西。」

外匯：主要收入來源

疫情加上資本主義經濟衰退在全球範圍內引發了一波經濟破壞和裁員浪潮，包括印尼和菲律賓，這給香港移工帶來了更大的壓力。移工因為擔心被解雇，所以不敢抗議現在嚴重惡化的勞動條件。他們還擔心被感染，而因此被解雇。

菲律賓過去2個月失業率急遽攀升，已經有50萬個工作崗位被蒸發。印尼政府警告，新冠肺炎危機可能導致520萬人失業，使380萬人跌到貧困線以下。這些社會沒有保障安全網或失業保險，沒有工作等於沒有收入！在這場危機爆發之前，香港的移工通常就是老家的主要經濟來源。他們要養著包括他們一年才能見一面的小孩。小孩的教育，醫療費用和生存都靠著這些母親在香港的工作。

增加工資！ 恢復移工休息日！

社會主義行動（ISA香港支部）要求立即恢復移工的休假權，同時必須采取新政策，改變移工因為負擔不起社交空間的消費，只能被迫在天橋和公園才能聚會的惡劣現況。香港政府在任何層面，都盡量減少花費資源在移工身上。社會主義行動要求政府投入資源建設並擴充現有的社區公共設施，讓移工學習、上網、聚集和休閑社交時，能夠有安全而衛生的環境。

由於旅遊業的崩潰，全港到處可見「幽靈酒店」，現在全港多達8萬7千個空房間。我們要求征用房間，為移工提供每周24小時免費住宿，讓他們擺脫日常跟雇主關在一起的幽閉窘迫，作為一項疫情危機期間的緊急措施。就像其他產業的資本家，酒店業也在向政府要求紓困援助。但我們說，如果這些資源不由公共監督、不為公眾服務，那這些資本家就沒有資格從公帑中拿到補助。

我們還要求政府，目前向所有香港公民提供的1萬港幣的特別現金援助，也應該適用於移工。政府聲稱發放一次性補助的理由是為了減輕疫情的經濟影響，特別是防止零售業的經濟崩潰。不論是何種理由，很明顯把移工排除在外都是不合裏的。尤其握有資源的雇主本來應該提供口罩和消毒劑，但很多時候其實都是移工自掏腰包買的。

政府必須廢除其對待移工的吝嗇政策，首先就從廢除同住政策和「兩星期規定（two-week rule）」開始（移工被解雇超過14天而又無法續約就得離開香港）。移工法定最低工資每月僅4,630港幣，這個數字往往就是移工實際領到的平均薪水，而不是什麽最低薪水。

社會主義行動亦要求將移民納入最低工資法，一勞永逸地消除這種歧視。但即使是本地工人的法定最低工資（每小時37.5港幣）也太低了。工會領導們不應該以什麽「成本過高」理由而反對提高移工最低工資，而應該集中在組織群眾鬥爭，以改善所有工人的條件，尤其是在目前政府為了在危機中保護資本家利益而大灑金錢的時候。

組織和戰鬥！

像香港其他工人階級一樣，移工需要組織起來參加工會，才能集體談判、罷工和捍衛自己的權利。我們不應該讓他們獨自面對。

最近開始的香港工會浪潮仍處於早期階段，但新工會必須要向移工們伸出援手，不能僅靠各自分散的移工工會，而必須跟移工們團結在一起，在共同的組織裏一起奮鬥。他們是香港最被剝削的百分之十的勞動力，而且他們能夠分享亞洲大陸各地工人鬥爭的豐富經驗，與移工並肩作戰代表極其重要的國際聯系，這點正是許多新興工會最常缺乏的關鍵。只有不分國籍的所有工人共同奮鬥，才能抵抗這場危機所引發的對工人權利、工作崗位和生計的侵犯。

香港：疫癥下中共發動大鎮壓

中港疫情稍為放緩，加上歐美國家陷入大災難，中共發動強硬的攻擊打壓香港民主運動，企圖重新鞏固權力，扭轉去年六月以來「抗暴革命」下的被動情勢。
中聯辦在4月中表示，港澳辦及中聯辦不是《基本法》第 22 條所指，一般意義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意味著兩辦可以「合法合憲」地幹預香港事務。過往港府多次在官方文獻上多次表明中聯辦是根據22條成立，為了配合中聯辦的口風，港府不得不推翻自己的官方立場，更在深夜三次修改新聞稿而顯得狼狽不堪，更突顯其扯線公仔的真面目。

撕破面具

中共機關不是第一次自行釋法。前年人大就直接頒布高鐵一地兩檢的法律。這是因為中聯辦在梁振英時期形成山頭派系，加上建製黨派之間分裂，自林鄭月娥上任以來，中共感到要中央集權，避免造成不穩。中共由授權中聯辦作為代理人統治香港，改為直接由港澳辦系統直接指揮。

中共今次釋法只是在這條路線上走得更遠。中共對香港的控製從來沒有受過22條限製。現在中共只是不屑再偽裝，要撕破面具直接操控香港，借此高姿態宣示權力，準備繞過立法會直接頒布23條立法。事後港府內部人事發生大地震，有四名政策局的局長將會離任。其中政製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被平調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因為過去他曾表示中聯辦是根據22條成立的，中共篡改歷史的過程中當然要抹除這些小痕跡。

此外，公民黨法律界功能組別立法會議員郭榮鏗因為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上拖延國歌法立法，被中共的宣傳機器瘋狂夾擊。港澳辦發聲明表示郭榮鏗失職，明顯是為了取消他的立法會議員資格鋪路，阻止他下屆繼續參選。中共害怕非建製派在九月立法會選舉會獲得過半數而獲得否決政府法案的權力（僅此而已！），因而要全面操控選舉。

警方在4月18日進行大搜捕，以「組織及參與未經批準集結」的罪名拘捕10多名泛民主派人士，包括民主黨創黨成員李柱銘、前主席何俊仁、公民黨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社民連的梁國雄和黃浩銘等。涉及的遊行包括去年的8月18日集會、10月1日及10月20日的遊行。

這份名單上有大部分為溫和泛民老人，大部分在去年運動裏沒有任何組織和鼓動的角色。溫和泛民在林鄭上臺以來一直幻想可以「大和解」，甚至到2016-17年立法人但經歷了抗暴革命後，群眾的激進化使溫和泛民失去了與政權妥協的空間。我們早在2017年指出，中共起初的政治打壓只是針對本土派和激進民主派，但日後將會向整個民主陣營發動攻擊，連溫和泛民也不會幸免。

最近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引用去年以來一連串的炸彈事件，表示「本土恐怖主義正在香港萌芽」，籍此動用反恐條例打壓。諷刺的是，剛好前幾天，葵湧警署警長涉嫌串謀黑幫自編自導汽油彈襲擊事件而被以「妨礙司法公正」的罪名拘捕。社會主義行動反對個人恐怖主義，因為這不是有效對抗，反而給予政權籍口加強鎮壓，唯有依靠有組織的工人鬥爭方法，有意識地建立與中國工人的聯合鬥爭，才能挑戰中共及財團專製。

宣示權力

疫癥下中美沖突持續升溫。資本主義危機只是剛剛開始，中美兩方面對經濟和社會災難都雙雙慘敗。中共見到特朗普在疫癥中焦頭爛額，因此加強推進各方戰線：南海、一帶一路、口罩外交等擴大國際影響力，並藉著打壓香港民主權利宣示帝國霸權，重新鞏固在2019年時受到動搖的控製力。

在疫癥前美國政府都不會真正關註香港的民主權利，現在自身陷入危機更加無暇理會。對美帝國主義抱有「民主」幻想的泛民及本土黨派將會再次失望。真正的國際團結力量是全世界共同抗疫的基層工人，共同反對只顧及統治精英利益的各國政府。
中共及其傀儡港府坐擁強大集中的獨裁機器，操控媒體以及龐大的財政，還有建製政黨這些爪牙遍布香港。這部機器可以進行組織、部署，在適當時無情地發動攻擊。雖然去年的群眾運動使這部機器陷入混亂，但疫癥和運動的低潮為它換來了喘息空間。可見「Be Water」的策略的局限。自發性在運動中是極為寶貴的力量，但有其局限性。為了對抗世界上最強大的獨裁政權，還要對抗支持這政權的全球資本家，群眾鬥爭要有必要持續幾個月甚至幾年，為了可以這樣，群眾運動不能單靠松散和分散的網絡，而是需要強大的民主組織，並建基於工人階級這個有力量改造社會的社會力量。

政府正利用疫癥加強警察權力，打壓遊行集會的權利，甚至準備禁止六四集會和七一遊行。我們必須呼籲和動員群眾抵抗這種禁令。社會主義行動主張以工人階級為鬥爭中心，組織工會抵抗資本家在疫癥中的經濟打壓，同時將工會重建為抗暴運動的民主組織。運動要有新的方向——建基中港工人鬥爭，當務之急是要尋求在中國同樣受到習近平專製壓迫的7億工人階級，並建立一個工人階級政黨，以挑戰獨裁製度和資本主義。

傑瑞米柯賓

瘟疫下的香港工人階級

香港在新冠肺炎疫情打擊下已漸陷入蕭條，各行各業均驚呼朝不保夕。而香港的民眾除了要應付衛生防疫用品的額外開支，還遭受到企業資本轉嫁損失的雙重打擊。

根據香港政府公布，二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較去年同期下跌44%，屬香港史上最慘重的單月跌幅，而機場三月的載客量比去年同期下跌 91%。同時，飲食業、旅遊業、以及被勒令停業的一眾行業工人，面對行業蕭條，雇主首先選擇的是將損失轉嫁往工人身上。綜合不同的調查顯示有40-60%的工人面臨失業、無薪假、凍薪減薪等打擊。而關註綜援低收入聯盟的調查指，有88%的中小型飲食業雇主正考慮裁員或結業。

不幸的是，這只是危機的開始。經濟危機是全球性的。全球在幾星期內跌入史上最快的經濟衰退。大部分經濟學家現在預計像1930年代的大蕭條將會發生，意味著經濟將會嚴重下滑，比2008年金融海嘯情況更惡劣。香港的經濟極度依賴外來貿易及投資，意味著將會面臨重大破壞。

「共渡時艱」不過是空話

對於被迫放無薪假的工人，部分已經被迫放假達三個月之久，部分工人耗盡積蓄後只得借貸渡日，政府於財政預算案中所計劃向全民發放的一萬元現金遲遲未落實，令更多工人陷入困境。而即使能保住工作的工人，情況亦不容樂觀，裁員的陰影依然籠罩頭上，且幾乎都面對著減薪和凍薪的壓力。資料顯示，部分工人自二月起已被雇主「八折支薪」，相當於一下子減薪20%，調查顯示普遍而言，46%的基層工人平均面對約8-12%的減薪幅度，41%的工人被凍薪。

更甚者，部分企業甚至開始溫水煮蛙地進行裁員。根據《蘋果日報》報導，灣仔會展自2月起已從不同部門逐步裁員百人，即便員工主動提出減薪和無薪假等仍然被裁，員工批公司假仁假義，以分階段裁員減低工人的不滿。老板將會用任何手段將危機帶來的負擔轉嫁給工人，唯有在每間企業和職場組織強大的工會組織才能捍衛我們的權利！

同時，香港各大地產商面對各界要求減租或免租的訴求，一律裝聾作啞，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事實上，在眾多商戶結業潮下，堅持不減租只會令退租情況加劇，令地產資本的實際損失更大。然而，地產商不願減租的實質理由並非擔心租金收入的損失，而是由於減租會直接令物業的估價下跌，造成賬面上的捐失。

可見，無論是十七年前的沙士瘟疫、零八年危機，還是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企業與員工共渡時艱」不過是一句空話，面對經營困難，資本家首先想到的是犧牲員工的利益。另一方面，政府所提出的所謂「抗疫基金」政策同樣令人啼笑皆非，首輪基金的發放早被視為杯水車薪，於事無補，無助於紓緩工人壓力。而第二輪抗疫基金的計劃發放所謂的薪資補貼，漏洞百出，條件僅僅是要求申請補貼的雇主不得裁員，但對於無薪假式申請補貼後減薪卻無任何規管。勞工及福利局長羅致光更稱這「並非漏洞」，故意放任資本家合法地進一步撈取本應發放予工人的津貼中飽私囊。

面對這場世界大流行的嚴重瘟疫，政府根本對工人的困難漠不關心，一心只在乎為財團輸血。當下的全球經濟危機比1930年大蕭條更惡劣。疫癥是加快整個製度進入空前危機的催化劑，但危機的真正根源是資本主義製度。這製度依賴政府不斷註入債務「吊鹽水」續命，並使多數人生命更不受保護。工人階級唯一的生存之路是組織起來向資本主義反抗。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立即向財團開征「防疫稅」，直接資助補貼基層工人。於疫癥期間，商舖及租戶全面凍租，及視情況減租或免租。需要大幅增加公立醫院的投資，並將私院的資源收歸於公共民主控製底下。保障民眾的生活優先於財團利潤，拒絕凍租的大業主和地產商，立即將其公有化，交由工人及居民民主控製。抵抗資本主義的疫苗是具戰鬥力的工會運動，而一個新的工人政黨將可以組織群眾鬥爭，以捍衛就業、生活水平並爭取建設優良的公共服務。

疫情尚未平息　經濟危機已殺到

新冠肺炎雖然沒有對香港造成巨大破壞，至今沒有如歐美失控的社區爆發，也幸運地沒有像2003年SARS的巨大人命傷亡。不過，疫情是否受控仍然是言之尚早，而且香港勞動大眾即將要面臨更嚴峻的打擊：經濟危機、失業與貧窮。

世界經濟正進入一次新的大蕭條。對上一次的大蕭條中國還是被蔣介石所統治著。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是這次經濟危機的導火線，但不是問題的根源。危機的根源正是資本主義製度的矛盾性：寄生性的金融系統取代了實體商品的生產、過低的工資導致債臺高築、各政府都在趨向於民族主義、保護主義，而國際間的合作紛紛破裂。

根據《彭博社》的分析，香港第一季的經濟出現了11%的負增長。而國際貨幣基金會（IMF） 最新預測香港今年的經濟會萎縮4.8%。疫情導致全球的封城政策，也包括香港的「限聚令」，使經濟活動進一步大受打擊，首當其沖的無疑是零售、飲食、旅遊、航運、酒店業等等。

已經有不少企業，當中包括大型航空公司，進行裁員、強迫無薪假、減薪等等。根據政府官方數字，自去年6月至今年3月，由2.8%飆升至4.2%，創下九年來的新高。

對上一次香港出現嚴重的失業問題已經是2003年沙士的時候，當年失業率最嚴重達8.5%。雖然現時失業率還沒有到達當年的高峰，然而現時數字仍未全面反映到全球大流行爆發所導致全球封城的影響，隨著歐美及中國市場的萎縮而失去市場與投資，未來狀況必然更為嚴重。

嚴重倒退

資產階級評論員普遍都認為全球無一地區能幸免於嚴重的倒退。2003年與2008年危機當時尚且有雙位數增長的中國經濟作為緩沖。但今天中國經濟也陷入嚴重危機，習近平正急著要讓經濟恢復到「常態」，但這個「常態」早已不一樣了。中國商品的最大市場也紛紛陷入嚴重危機，而歐美政府亦準備要加速與中國「脫鉤」。根據IMF的估算，中國今年增長只有1.2%，遠比去年官方的6.1%要低，是自1970年代以來最差的。甚至，更有不少經濟學者認為中國會出現零增長。

不單是中港經濟會大受打擊，IMF亦認為「在最樂觀情況下」今年全球的經濟會萎縮3%，並預測歐美等主要發達經濟體將會倒退6-7%。這樣程度的經濟崩潰，相當於過去多年希臘經濟大量的失業和貧窮的慘況，亦會有連續的總罷工與新左翼政黨出現。而且，隨著中美帝國主義沖突加劇，更多的貿易壁壘與生產脫鉤也會出現。而香港作為全球資本主義金融中心，經濟必定會更受打擊，而最大受害者就是基層大眾。在1998年與2003年，港府就曾對最低薪的工人（例如移工）實施凍薪和減薪。

而且過去危機的經驗告訴我們，貧富懸殊的問題更會變得越來越差。

因此，擺在香港勞動大眾眼前的問題，就是就業、工資、維生的問題。而親財團的政府是不可能改善、亦不願意改善基層的處境的，他們的目標只是保護財團和大企業能夠在製度崩塌中存活下來，並平息民憤迫使大眾接受這些痛苦的經濟政策。他們會試圖營造一個所謂的「團結」氣氛，但卻要工人階級及窮人承受危機的負擔。我們要應對未來更嚴重的狀況，今天就要加入、組織新的戰鬥性工會，以及我們的政治武器——新的工人政黨。以勞動者的集體力量，抵抗資本家與政府的一切剝削與打壓。

種族主義──另一個要與之戰鬥的病毒！

新冠病毒危機在全世界引發了一陣種族主義及民族矛盾的浪潮。種族主義的出現，實際上是反映了嚴重的社會危機，而統治階級害怕他們的資本主義製度正面臨存亡威脅。這曾在1930年代的歐洲發生過。還有在1950和60年代的亞洲，當西方殖民勢力利用種族主義來分化革命和反帝運動，譬如在印尼和馬來西亞，當時華人成為了針對目標。種族主義並非出於偶然或源自人性，而是由政府或統治階級所煽動，來對其底層分而治之。

右翼媒體的頭條就是例子，譬如法國 「黃禍警戒」、澳洲「中國學生留在家中」等。像特朗普這樣的種族主義政客有意使用「中國病毒」等詞匯，來試圖轉移民眾對於他處理疫情無能的憤怒。自疫情爆發之初，亞裔人就面對了更嚴重的語言或身體攻擊。在法國，發生了一連串針對韓裔、菲裔、華裔的種族攻擊事件，引發社交媒體上「我不是病毒」帖文不斷轉發。今期《社會主義者》會有一連3頁的專題，討論種族主義對香港、中國以及全世界的威脅，與探討與之對抗的方法。

問：為什麽我們警告種族主義會破壞群眾鬥爭？

答：因為種族主義是奴隸主和獨裁者的意識形態。像特朗普這樣的政客利用種族主義來攻擊墨西哥人、穆斯林和黑人，來分化並破壞工人、女性、少數族裔權利的反抗鬥爭。美國右翼政客現在借助反華人的種族主義作為工具來進行全球帝國主義的權力鬥爭，而這與保護香港、臺灣，甚至是該國的阿拉巴馬州（當地右翼剛提出法案試圖禁止墮胎）的民主權利毫無關系。

問：反大陸人情緒是種族主義嗎？

答：是。種族主義可以有不同形態，並非黑白二元。意大利最大政黨是一個右翼聯盟，他們將危機歸咎於外國人和歐盟。但這個政黨最初被稱為「北方聯盟」，並反對意大利南部人的權利。在印度，穆斯林被當局嚴重歧視，但是在種族血統上他們與印度教徒沒有分別，只是他們的祖先在幾百年前皈依了另一個宗教。而香港本土派的「蝗蟲論」，其實就類似於中國大陸那些大漢民族主義者針對維吾爾等穆斯林少數民族的「反清真」攻擊。

香港：習近平收緊權力　圖摧毀民主權利

香港的局勢已經走上了不歸路。中共獨裁決定透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人大）對香港實施全面的《國家安全法》，這代表著當局不惜繞過香港本地的政府機構，並對香港進行直接控製。香港一國兩製已經名存實亡，而脆弱的言論和集會自由，現在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

香港或許會保有經濟自主，因為這對中共政權來說非常有利可圖，但西方可能會采取的反製或製裁措施，加上中美「新冷戰」的發展邏輯表明，香港資本家的特權也可能會逐漸受到侵蝕。連亞洲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現在也命懸一線，說明了我們正在經歷一個動蕩的年代。

社會主義行動（ISA香港）的Jaco說：「中共國安法影響深遠，甚至比去年引發大規模抗爭的『送中』惡法還要嚴重得多。」

「這條惡法意味著中國政權要更加直接控製香港的政治、選舉，還可以規定哪個程度的反對聲音是合法的。他們可以用『顛覆國家』和『分裂國家』之類的指控來禁止囚禁反對派團體或個人，甚至以後高喊『結束一黨專政』也可能會被入罪。」

國安法重點：

中國大陸的特務和秘密警察首次可以在香港合法活動。北京可以建立新的「國安機構」來監視和逮捕反對派。
禁止「顛覆、分裂以及外國勢力幹預」。香港已經有類似的法律，但是新法讓北京當局可以親自執行「紅線」。
當局的直接目標是要禁止「外國和外部勢力活動」 ，這是要打擊一切形式的國際聲援，但尤其是要把抗爭運動中與尋求外國政府支持的勢力（例如親美和親英團體）拿來殺雞儆猴。其他人也可以被指控成「勾結外國勢力」。
反對派政黨和組織會越來越多地被取消選舉資格。有些人可能被徹底禁止參選，特別是那些被指控為港獨的人。
抗議集會自由（自去年以來已一直受到打壓）將受到更加嚴重的限製。
言論自由將受到嚴重限製。以後可能再也不能公開主張「結束一黨專政」。每年六四晚會之類的活動可能也會被禁止，除非在活動訴求中刪除這口號。
反對派會遭受更嚴厲的監禁刑期和政治迫害。中共不滿目前香港的鎮壓和逮捕水平還不夠嚴厲。
言論審查會日益嚴格。據《無國界記者》報導，香港的新聞自由已從2013年的58位下降到80位（比較180個國家和地區）。本篇文章以後可能成為非法。
網絡也會被監控。有很多人正在搶購虛擬私人網路（VPN），以來規避政府以後可能對於互聯網的監控。有一家VPN公司表示，他們一小時內就售出了平常一周的VPN銷售額。
北京的噩夢

國安法的影響遠遠超過香港，而更是中共獨裁者習近平的外交實力展示，目的是要打臉歐美西方大國。這些國家在新冠肺炎爆發後，輪番指謫中共政權。疫情和隨之而來的經濟崩潰也重新點燃了中共內部的權鬥危機，這使得習近平感到有必要展現他的權威。

習近平的舉動與普京在2014年吞並克裏米亞有相似之處，當然香港已經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控製的程度是改變了。對在香港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可怕的新現況。新冠肺炎疫情危機正在改變世界，加劇各種矛盾，並引發新的危機，習近平對香港收緊權力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國安法也是對香港作為一個半自治區享有的有限民主權利的正面攻擊。中共直接奪取香港的管治權，說明他們不再容忍立法會等政治體製的花瓶。

直到最近，中共本來仍然計劃根據香港《基本法》23條的規定，讓立法會通過本地版的國安法。通過大規模取消反對派候選人的議員資格，使9月的立法會選舉結果建製派勝利的話，那麽明年就會進行立法。去年區議會選舉成為反政府抗爭的全民公投，而中共的傀儡黨派全面潰敗，北京的計劃是避免重蹈的覆轍。全國人大本周的幹涉表明，中共政權不再有信心或願意承受更多丟臉的選舉失敗，所以選擇直接強行通過這條惡法。

中共想要扼殺香港的群眾民主鬥爭，鏟除香港青年對港獨和其他激進思想的支持。但這條惡法無法實現這一目標；適得其反，新法會導致香港社會的更多人群的抗拒，並讓更多人尤其是青年人更加支持港獨思想。未來肯定將會有更多抗議活動，甚至之後幾周內可能會爆發大規模示威。但同時警察暴行和國家恐怖主義行為也會更加猖狂，以執行習近平的律令。

香港的反建製情緒比一年前更為強大。「攬炒」（粵語，意即同歸於盡）的思想即使在較年長的人群中也有越來越多的支持。但是單靠憤怒是不夠的，而必須有另一條前進的出路。抗爭運動中的各派都認同「攬炒」這個口號，但他們沒有解釋這作為鬥爭策略來說，實際上是什麽意思。溫和泛民只會說這代表要在立法會用「拉布」（冗長辯論） 等方式拖垮議會。

獨裁政權最擔心香港的反抗情緒會蔓延到中國大陸，並引發一場比香港更加浩大的運動。若果抗爭蔓延至大陸，運動將足以推翻中共專政。所以，中共在香港的打壓就是要殺雞儆猴，是要向中國人民，特別是工人階級警告：不要反抗政府。

中共政權在新冠肺炎爆發最初幾個月的失當、不作為、審查和隱瞞，在整個內地引起了極大的不滿，動搖了習近平和其執政集團，1989年危機的幽靈仿佛再一次浮現。但及後西方政府，尤其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應對疫情方面表現得更加無能和強差人意，反而稍微緩解了北京方面的壓力。

盡管自中國疫情的高峰已過，危機壓力計的度數有所減緩，但獨裁政府深知危機並沒有過去。因此，習近平現在采取的許多行動都充滿了緊迫性和孤註一擲的情緒。

社會主義行動的Jaco還指：「中共覺得有迫切需要去采取行動，不能再拖。」

今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倒塌了。五分之一的工人下崗失業，出口行業的平均工資下降了一半以上。同時，中方與同樣動蕩不安的美國政府之間的沖突變得更加危險。習近平的政權在某種程度上希望利用全球疫情來分散視線，借此契機來鞏固其地位，包括其在香港的地位，希望疫情和全球經危機可以妨礙新的大規模示威和帝國主義敵對政權的經濟反擊。

當局於5月21日全國人大會議召開前夕，故意向媒體放風國安法的草案內容，讓媒體於人大期間集中關註香港問題，而不是疫情和經濟危機。

本身因疫情而推遲了兩個月召開的兩會，無非是一場個人崇拜儀式，用來盛大頌揚習近平的獨裁統治。今年，習近平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展示力量，以掩蓋事實真相。現實情況是，習近平政權在國內失去了信譽和支持，而在國外也承受著巨大壓力。

「對外求援」？

美國和其他外國政府可能會采取重大的報復措施，例如製裁中港官員或企業。香港運動中越來越多的人也寄望於此。這是一種完全被誤導的觀點，但也反映出人們意識到這是一場力量極不對等的爭鬥。即使在香港持續進行大規模的抗議活動也不足以擊敗世界上最強大的獨裁政權和第二軍事超級大國。

不幸的是，在香港本土派和泛民人士混亂的民族主義和親資本主義思想的蠱惑下，民眾「對外求援」的渴望正在面向錯誤的方向。

香港民主鬥爭不應該求助於美國的特朗普或英國的約翰遜，或是那些過去一直唯利是圖地支持獨裁政權的資本主義國家。香港民主運動應該求助的，是真正共同利益去抵抗中共的人民──中國大陸的群眾與國際工人階級。尤其是中國的8億工人階級，他們現在是直接受到獨裁暴政和惡法的壓迫，同樣的惡法正在要施加於香港身上。

從短期來看，中共的殘酷行徑會讓對西方甚至特朗普這樣令人厭惡的人物存有更大幻想。抗議遊行中可能會出現更多英美國旗，反映出運動中意識混亂。這些幻想會進一步得到加強，因為國安法的首要針對目標，很可能是那些被北京指控跟「反華勢力」（即美國、歐盟等）結盟的的個人和團體，特別是那些力主遊說美國實施製裁的政客。

傑瑞米柯賓

打擊和反擊

習近平及其身邊的人認為，國安法的製定可以殺華府和其他政府個措手不及。畢竟，因為這些國家忙於處理疫情和全球經濟危機，北京打賭西方頂多就是發表一堆厲聲嚴詞，但不會有太多實際的行動。

《南華早報》報導，國安法是向美國「雙倍打賭」：一是立刻兌現去年特朗普親自簽名通過的特別法令中所威脅對香港實施的製裁，不然就被揭露自己只是個「騙子、偽君子或傻瓜」。

北京知道美國政府陷入內部分裂，特朗普自己也身陷危機。盡管特朗普與他的官員大聲發表了各種不斷升級的反華言論，但他們對香港的情況其實漠不關心。過去是在國會兩黨的壓力下，加上為了避免被標簽成「對中軟弱」，他才威脅采取一些很有限度的措施。但是現在，即使是以批評特朗普見稱的《華盛頓郵報》在社論中也表示，香港「需要美國作出回應，但這必須謹慎」。

這個大企業們的喉舌擔憂如果美國政府兌現威脅，例如撤銷香港的特殊貿易地位，那些資本家們的損失數以十億美元計。根據去年通過的法案，本月月底前美國政府需要審視香港的特殊貿易地位。

「如果國務院的負面報告導致那些優惠待遇遭到廢除，香港的經濟將受到毀滅性的打擊，美國的許多企業也會如是。美國與香港之間每年380億美元的貿易將受到威脅。在香港設立的地區總部的約290家美國企業也會受到威脅。結果可能會是將這個中國最自由的城市瞬間轉變為一個普通的省會城市，這不符合美國的利益，更不用說香港的利益了。」（《華盛頓郵報》社論，5月22日）

但同時，面對中國的最新舉動，如果美國被視為軟弱的話，那麽不僅對特朗普，對於美國帝國主義的全球利益及其在亞洲的霸主地位，也都將付出巨大的政治代價。美國大選進入倒數計時、特朗普地位不穩、以及共和民主兩黨的美國統治精英內部情緒的急遽轉向，進一步促使中國問題成為所有競選活動的核心議題。過去所有總統選舉都會有人炒作中國議題作為選舉策略，但今年的程度完全不是同一個層次。這一切意味著面對習近平的豪賭，美國的反應可能會比他預料的更為激烈。

如何重啟群眾鬥爭

習近平想對香港和過去一年的群眾鬥爭造成毀滅性的打擊。但這會比他想像的要困難得多。習近平過去曾多次進行過火的舉動，結果把問題越搞越大，例如「一帶一路」、去年對臺灣的威脅、還有2019年的送中惡法事件。

群眾鬥爭是擊敗惡法的關鍵，但這不僅是反對國安法的鬥爭，而且還是反對中共專政的鬥爭。重啟群眾鬥爭只是第一步，但鬥爭要成功的話就必須清楚知道之後的每一步應該如何走下去。僅僅是號召民眾上街是不夠的。一場運動必須有組織和長期維持，尤其當敵人如此強大的時候。

我們需要從過去一年的經驗中汲取重要教訓，以解釋為什麽去年的運動，盡管規模與英勇的程度驚人，但仍然沒有成功反抗獨裁統治。該運動取得了很大成就，並樹立了群眾抵抗的傳統和象征，但運動沒有成功贏得真正的讓步，而中共絲毫沒有停下對民主權利的攻擊。

這說明必須建立更有組織、集中和政治上明確的鬥爭。迄今為止，群眾運動尚未理解或接受三項至關重要的關鍵：

工人階級必須在鬥爭中發揮主導作用。工人階級因為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集體傳統和階級意識，在反對獨裁和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中具有無可取代的領導優勢。雖然很多勞動人民參加香港民主運動了，某些情況下甚至是運動的主要群體，但他們只是作為個人去參加，而不是作為一支團結一致的組織勢力參加。在香港，罷工這個武器並未曾以認真和有計劃方法組織起來。在社交媒體上呼籲對於一次性的抗議是可以的，但要組織一場真正的罷工就需要計劃和精心準備，需要在工作場所建立有實際的力量──具有民主會員結構的真正的工會。

美國和挪威的群眾運動學者在150個國家/地區進行的一項知名研究發現：「產業工人一直是民主化的主要推動力。至少，比城市中產階級更為重要。當產業工人動員群眾反對獨裁統治時，民主化很可能隨之而來。」 （Dahlum、Wig、Knutsen 在《華盛頓郵報》上撰文，2019年10月24日）

鬥爭必須有民主地組織起來。自發行動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但也有很多侷限。為了維持運動並傳播到香港以外（因為僅靠香港本地的運動是不可能取勝的），我們需要共同的方向和協調，通過民主投票和辯論選出最佳策略和最佳人選來代表運動發言並明確指出其目標，以動員更多所需要的人參與。

所有重大決定都需要通過民主討論得出。多年來統治民主運動的泛民精英從來不是這樣做的，但是虛擬的碎片化運動也不能提供這個方向。甚至在疫情使動員群眾變得更困難以前，運動就已經陷入一定程度的消耗和碎片化，因為去年所使用的方式已達到極限了。之後就需要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新方向和組織方式。

鬥爭要勝利，就只有在中國引起更浩大的運動，甚至擴散到周邊地區。隨著國安法通過和中共對香港的直接統治，這個基本事實會更加明顯。僅憑「五大訴求」這種非常有限的訴求，或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種僅限於香港的口號，難以使中國的工人看到這場鬥爭與自己有甚麽關系，因而不可能引發一場全中國的運動。如果反對獨裁政權的運動不試圖將他們包括在內，那他們為什麽要冒更大的風險支持這個運動？

所以說，鬥爭必須轉變為階級鬥爭，反抗中港兩地的資本主義製度。這個製度不僅不民主，而且正處於嚴重的危機中，導致經濟崩潰、住房困難、失業和數以百萬計人的貧困。因此，香港的民主鬥爭需要超越本來有限的民主訴求（畢竟北京早就完全否決了這些訴求），而是同時涵蓋其他迫切的勞動者訴求，捍衛廣大勞動者的權利和工作：在疫情期間禁止強製無薪假和克扣工資、大幅增加公共醫療和社會服務的投資、征收富人稅來支付疫情的公共開支、將製藥公司、銀行和地產商收歸民主公有，並反抗大資本家的權力。

這種將革命性民主鬥爭的訴求，與推翻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訴求結合在一起的戰鬥性綱領，是組織香港工人（當中高達9成工人沒有加入工會）的方法，也是向中國的工人階級建立連結的方案。

香港：國安法殺到 抗爭到達關鍵階段

上月底在北京召開的全國人大，擲下一枚重磅炸彈──港版國安法。新國安法勢必打擊香港僅余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等民主權利，民主抗爭已經成為了「終局之戰」。

國安法內容包括反對顛覆國家政權、分裂國家、恐怖活動和外部勢力幹預，也包括要求港府開展國家安全教育。最令人關註的，就是中共政權可以根據需要在香港設立維護國家安全的機構。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承認將會設立新部門執行港區國安法，其包括情報收集及武裝部隊，並與內地國安機構緊密合作。這分明就是政治警察部門。未來反抗政府的人士將更多受到監控、盜取資料以至判監。

過去國保也並不是沒有在港活動，不過也只會是地下進行。2015年的銅鑼灣書店事件，國保就是在香港秘密行動，將店主虜走到中國大陸拘禁。倘若國安惡法通過，中共國保在港的活動將會更加常態、公然，並且淩駕於香港的法律。

另外，人大作出的「決定」授權了人大常委會製定「港版國安法」的實際條文與執行機製，然後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並直接在香港刊憲實施，據報北京會最早於6月底之前完成「立法」。

換句話說，這次是北京首次透過人大這個橡皮圖章，繞過香港的立法機關直接在香港進行整套立法，相當於廢除了香港本地的立法會。雖然過去人大也曾經對香港事務作出「決定」，包括2014年關於假普選的「831決定」和2017年有關高鐵「一地兩檢」的決定，但就實際立法內容還是需要在香港的立法會表決。

繞過本地立法先例

開了這次先例，未來北京基本上任何惡法也可以直接在港頒布並施行法律。中共害怕「港版國安法」會像過去《基本法》23條或送中條例那樣，在本地立法階段掀起香港大規模群眾反抗，亦擔心權力有限的立法會一旦9月選舉如去年區議會選舉那樣變天，將不再是中央可以依賴的機構，因此為免夜長夢多由北京直接立法實施。

至於國安法實際條文內容，至截稿為止當局仍未公布。不過，近日建製派政客已頻頻吹風，暗示立法將從嚴。葉國謙指國安法立法後，「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將成禁忌。譚耀宗更加指，無論是議員或是參選人都不應該反對國安法，否則屬違反《基本法》，應予取消參選資格。看來，「港版國安法」會比《基本法》23條更加嚴苛。

泛民除了依照基本法循序漸進爭取民主外，並沒有其他綱領。中共不斷踐踏法律框架的情況下，泛民只能節節後退。由於國安法已經寫入基本法，泛民主派及各立法會參選人可因被指控反對基本法而被取消參選資格。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最近就表示國安法「應該由港府自行就國家安全立法」。這句話只是誠實地反映了整個溫和泛民的思維。要知道在2003年時，民主黨起初準備接受一個寬松版的廿三條，只是因為最後有50萬人上街才將惡法推倒。現在我們需要一場比去年更大規模和具清晰綱領的鬥爭運動才可以成功抵抗中共的攻擊。

為何中央突然會今年推出「港版國安法」，且從宣布、起草、立法前後不到一個月時間完成？

實際上，中共推動國安法並非反映獨裁政權的強勢，反而是其外強中幹的危機。去年香港的抗爭原本已經是中共1989年以來最嚴峻的危機，然踏入2020年，中國面對疫情、經濟危機、帝國主義沖突急遽升溫，國內面對的危機比去年更加嚴重。

這些都是國內一個個定時炸彈。北京在這時推出新國安法，正是因為他們急了，害怕香港的抗爭會成為中國革命的導火索，威脅中共專製的存亡。

反過來，這正是中共的弱點。西方帝國主義政府只是想利用香港作為議價籌碼，以迫使中共讓步，榨取更多利潤。香港群眾要戰勝新國安法的威脅，抗爭的出路不再於尋求西方帝國主義政府支持，而是連結起中國億計被壓迫的勞動階級及他們的訴求，將革命輸出到全國，結束中共的資本主義專政。

傑瑞米柯賓

香港：中共整肅校園　需要重建罷課運動

最近，政權正在染指香港學術自主的傳統，去年反威權抗爭後中共企圖全面整肅，有變本加厲的跡象。

中學文憑試歷史科一條「日本在1900-45年對中國是否利多於弊」的試題引起軒然大波。教育局以傷害民族尊嚴為由，強迫考評局取消試題；二十二名教師被教育局發譴責或警告信，指控他們專業失當，威脅他們或取消其專業資格，背後的政治目的昭然若揭。中共在為清洗學校，全面管控教育系統作準備，突顯出中共視香港相對自由的教育系統為心腹大患，害怕紿予學生言論自由。

中國大陸的例子前車可鑒，國家機器的管控近乎無孔不入，在校園內裝設大量攝像機監控學生已經屢見不鮮，有學校更導入頭戴式腦電波儀，監控學生的專註度；對教師的管控也不遜色，中共的機關滲透教育系統，於校內安插黨委，監控教師的言行。

教育系統白色恐怖

在香港，國安法及國歌法雙管齊下，中共於香港的教育系統散播白色恐怖，種種跡象顯示香港的教育系統正在急速走向中國大陸化，教師只被允許講授與中共意識形態及政治立場相同的內容。政權得以不同方式懲處違反規定的教師，意圖遏止反政權的言論在校園裏傳播。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更發表若學生嚴重違反國歌法，可報警處理，分明是將白色恐怖帶入校園。

中共意圖抹殺香港學術自由的行動終究不得要領。去年 6 月至今年 5 月期間，因社會事件被捕的專上院校學生約有 2,000 名，18 歲以下則有約 1,600 名。可見政權的高壓只會令學生更為反感，中共力圖實現的「和諧」終究只是一層薄紗，「和諧」的背後卻是言論自由被扼殺，思想被箝製的情況，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成立群眾性的學生組織，在校園裏招募大量學生加入。從上年罷課行動的汲取教訓，動員罷課必須有實際的組織在校園劄根，不能單靠在傳媒號召，也不能單靠流水式的運動方法。不同的學生組織舉行定期會議，盡可能讓最多學生有充足、開放且全面的討論，積極投入在鬥爭運動之中。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建立民主學校會
． 捍衛校園的言論自由
． 反對國安洗腦教育
． 學生與工會連結起來，建立反威權的大罷課罷工

訪問抗爭青年：警察刻意精神折磨示威者

S : 社會主義行動記者
A : Anson

S：你是誰？為什麽要參加抗爭運動？
A：我的名字是Anson，今年20歲。我是由反送中運動開始參加社會運動，我認為香港變得越來越接近中國式的人治社會，示威者被誣告、濫捕、虐待等，我想站起來反抗，否則我們連發聲的權利也失去。

S：最近你的抗爭情況是怎樣？
A：我上月在母親節當天參與集會被沖過來的警察拘捕，被捕後首先我被下令面向墻璧、雙手舉高放於頭上維持一至兩小時，其後雙手更被膠索帶勒至紅腫，被送往警署後發現很多無辜的巿民也被拘捕，我們被搜身、個人財物也被取走。我們被安置在劃上小圈子範圍的停車場地上，在汙穢的環境苦渡一整個晚上。其間警員態度惡劣，被捕者往往要苦等數小時才可以喝水和上廁所。由被捕至獲釋接近40小時，等同長時間的精神折磨虐待，我們的基本權利也被剝奪。

S：抗爭已經超過一年，年青人有什麽想法？
A：我認為現在前線的抗爭者處境比以前更惡劣，武力與警察實在太懸殊，我認為只是能拖延時間，將警察的行進速度減慢而已。現在政府甚至使用暴動罪檢控示威者，使抗爭風險變得越來越大、壓力越來越高，恐懼是不能避免的。

S：你認為國際戰線是什麽？
A：我在抗爭中聽到不少帶有口音的巿民參與，顯示仍有些中國人是清醒、知道中共是一個打壓人權的政府，但只因在中國被打壓風險更高，很多人也是敢怒不敢言的。最近在美國亦發生了反警暴、反種族主義的抗爭，都顯示美國政府派警察打壓示威者，實行戒嚴等，都是非常腐敗的。所以我認為只要是被壓迫者、不分新疆、蒙古、或武漢人民，都要反抗中共暴政，以推倒中共專政為目標而奮鬥。

香港：對抗黑警恐怖主義　我們需要社區民主監管

從香港去年的群眾鬥爭中，我們清楚看到香港警察是國家實行恐怖統治的工具。

香港警察暴打記者和示威者，甚至毆打路過的途人，政府在2020年度的財政預算卻還是給警方撥出港幣258億元，比去年增加24.7%。警察為了鎮壓群眾運動所獲得的加班費，是政府原本預算的10倍，高達25億元。與此同時，香港工人的失業率節節攀升。

獨裁政權為了讓警察效忠於國家而獎勵他們。去年警察對待人民如此殘暴，是由中共國家最高層決定下來的命令，作為消滅群眾抗爭的策略。

香港警察最初是由大英帝國的占領軍所建立起來的，並在1997年移交給中國國家。香港警察的一名警司Barry Smith自己坦承：「移交中國後並沒有劇烈改變我們的日常作風和製度，也沒有改變人們的生活情況。就像又過了平凡無奇的一天，只不過高高在上的政府換成了另外一個而已。」

民主化與改組警隊

不管主子是倫敦還是北京，香港警察一如既往用暴力捍衛統治階級、執行種族隔離、殺害罷工工人以保護資本財團的利益。

2019年，香港警察針對反政府抗議者的暴行震撼了香港人民，但警察一直是用同樣的手段對待少數族裔、性工作者與難民。

社會主義者主張把警隊民主化，這個意思是我們要求每個地區的警隊交由當地的社群監管，並透過各個民選的監管委員會來全權主導當地警察的雇用、解雇、預算以及執法。

這代表我們不單要民主監管警察機構，也要實質廢除大部分現存的警察架構，尤其是廢除整個指揮體系，將其改造成只用來防止罪案的地區性機構，而不是現在這個實行政治任務與暴力來捍衛威權資本主義的集中化單位。要實現這種由下自上的徹底改革，必須調查、起訴與解雇所有犯下濫暴、性暴力，以及違反法律與基本人權的警員。

所有心智正常的人都會希望采取有效措施打擊罪案。但香港警察的工作重點在於鎮壓，而非罪案。再者，打擊罪案最有效的方法是消除犯罪的根源。資本主義社會是嚴重不平等的社會，這個社會滋養了助長犯罪的條件。

罪案是社會矛盾的結果

在現時體製下，一名難民母親因為「打黑工」就可以被判兩年徒刑，同時卻包庇縱容那些最大的罪犯──也就是那些超級富豪們。香港大部分的罪案都是非暴力的，例如偷竊、店鋪高買，這些往往與經濟貧困有關。全民免費且資源充足的公共教育、所有人都能享用的醫療照護、便宜出租給所有人的公共住房、終生社會保險以及由勞工與市民民主參與社會各方面決策，才是最有效解決罪案問題的利器。

我們必須開征富豪稅，香港50 大首富就坐擁了2.47兆港元。正因為香港政府的親資政策，才縱容了這些吸血鬼從一般勞動者身上掠奪到如此離譜的社會財富。但要與之對抗，並實現有利於社會大多數工人階級的激進改革，則需要有足夠的社會資源來完成，因此我們需要把大企業與銀行收歸民主公有，因為社會的財富與生產本應該以民主的方式進行監管與計劃，來滿足社會需要。

我們主張：
．反對增加警察預算！取消警察加班費，將額外資源投放在公共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上！
． 國際團結反警暴！無論是明尼蘇達、加沙走廊還是香港，我們反對一切軍事占領、一切國家恐怖主義。
． 民主監管警隊！由擁有實權的各地社區的民選委員會來監管警力。
． 反對警暴就需要反對資本主義！因為警察捍衛的是有錢人與中共資本家的利潤！

香港：組織總罷工　抵抗國安法

《國安法》令已超過一年的反威權運動再次進入緊急關頭。去年抗爭中如雨後春荀般建立的各新工會，聯合成立了「二百萬三罷聯合陣線」，並已經宣布準備發起全港大罷工行動反抗惡法。

新工會的聯合陣線為推動罷工，首先於6月20日進行民間聯合公投，到目前為止參與的工會多達30個，目標由1萬名會員增加至6萬人，並動員全部會員投票，當中60%人支持罷工。另各工會亦設有各自的「罷工門檻」（承諾參與人數），若8成工會超過門檻後就會啟動後續罷工計劃：暫定於7月進行3天的「警示性罷工」，如政府拒絕回應的話再進行進一步的「真罷工」。罷工門檻設定得十分高。

全港罷工運動理應建立在一個工會聯合陣線上，互相協調行動計劃。但可惜的是，香港金融業職工總會、香港會計手足工會等五個行業工會另外發起罷工行動，並且將參與人數門檻定為不合比例的10萬人。最後他們在「二百萬三罷」公投前宣布自己的罷工告吹，變相對「二百萬三罷」的動員造成負面影響。

自運動之始，我們就一直提出罷工是運動的致勝關鍵。工人階級作為社會的生產者，主宰統治階級的經濟命脈，如果能有組織地發動罷工，其力量可以真正癱瘓社會運作，展示工人階級才是社會的主宰者，因此工人階級需成為運動的核心力量。

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總罷工

建立新工會是為了彌補去年八五罷工缺乏組織的不足，但組織是需要由下而上、紮根在職場才會強大。大部分新工會乃行業工會，雖有不同公司員工加入，但在職場單位基本未有實際組織，很多時候工會成員會發現自己在公司中只有孤身一人，容易被老板針對。

但罷工不能單靠自發的力量動員起來，而公投和媒體宣傳動員也不是傳統工運的組織方法。罷工而需要建立集體意識的工會，共同決策並執行民主決議，意味著拋棄「兄弟派山、各自努力」這種個人主義的做法。

當務之急，所有認真希望推動抗爭的新工會都應該將重點擺在在各職場建立基層工會組織、罷工委員會，擴大成員基礎的深度及廣度。為了壯大聲勢，各工會可發起聯合大遊行，展示工會力量，借此鼓勵更多勞工加入。

工會是工人的民主組織，工會力量在於活躍的成員基礎、動員力、以及戰鬥性的綱領。因此亦要扣連至勞權、民生議題，組織抗爭反對企業因為白色恐怖或經濟危機的減薪裁員，才能吸引更多勞工加入。

總罷工是工人階級最強的武器之一，但現階段應以集中動員全港一天的總罷工為第一步，並在罷工期間舉行大會，與工人一起決定後續行動。在深入職場組織起來、召開工會大會、作細心的部署和準備，才能推動3天或更長時間的罷工。

工會亦需弄清楚一些基本事實——罷工分明是挑戰老板的利益的。所以工人必須團結起來才能抵抗資方打壓，而不是像職工盟去年反送中時那樣指罷工也「對商界有利」，祈求獲得老板的批準。一場成功的全港政治罷工必然令整個資產階級響起警號，並且以撤資和抵製等方式威脅工人，因此建立一個主張打倒資本主義的工人階級政黨才能應對階級鬥爭白熱化時提出的財產權問題——社會財富是屬於工人，罷工的企業應歸於公有，由工人民主控製。

中美「新冷戰」情況下 香港將受怎樣的製裁？

在港區國安法的消息傳出後，華府乘勢發難，國務卿蓬佩奧向國會作證指「香港高度自治已失」，將停止香港的特殊地位。其後五月二十九日，特朗普宣告將采取行動「製裁香港及相關的中港官員」。而在外部，疫情陰影未去的美國又因警暴問題爆發全國性的大規模群眾抗爭運動，特朗普荒腔走版和傲慢的回應進一步激化了矛盾。可以說，特朗普現時比過去任何時候更需要樹立一個敵人轉移國內危機，因此在香港問題上再次作出強硬的姿態。至今美方仍然未有任何具體方案和行動，美國明顯因為國內經濟蕭條、害怕自損利益而猶豫不決。

政治經濟前景的不明朗無疑亦將會令本地資本收縮投資。在中共宣布訂立港區國安法次日，香港股票市場立即出現了一次小股災，僅一早上恒指暴跌千五點。而在接下來的數個交易日中，恒指反復拉鋸而交易量大增，難免令人聯想中共資本在背後「托市」以試圖穩定資本市場信心，並為其政治宣傳提供材料，以示「港區國安法並未打擊市場信心」。

從已知的信息以及各方預計中，大概可知製裁的內容包括檢討引渡條約和出口技術管控。當中最受關註的自然是獨立關稅區地位的存廢問題，尤其當下全球經濟都在疫癥的陰影下掙紮，香港本年度幾乎必然陷入相當程度的經濟衰退。香港政府回應中全力淡化這些製裁的影響，但關鍵的問題在於獨立關稅區地位一失，等同於釋出「香港政治經濟條件惡化」的訊號，進一步打擊外來投資信心，甚或造成一定的資本外流。

傑瑞米柯賓

香港受到的直接影響

同時對美國的出口與轉口業亦必受打擊，雖然政府指美國出口額僅36.7億港元，占7.7%，然而政府卻故意忽略了對美近3000億港元的轉口貿易額（占7.7%）。此外出口技術管控亦勢必損害本地電訊業及訊息科技產業，雖然這些實體經濟板塊所占的本地經濟份額不大，但金融業及金融服務業必受連帶打擊，美國政府很有可能收緊美國資本在港上市及投資的控製，借此打擊本地資本市場集資能力，考慮到中國每年的外來投資有高達八成的比例經香港流入，香港股票交易市場的集資能力下降意味著中國的外部投資減弱。

短期內，美方可能會製裁中國與香港政府官員，這相比之下反而只屬細枝末節。有消息認為受美國製裁的香港官僚將會由中共作出慷慨的補償，以確保香港那些「裸官」（子女配偶均持外國國籍）會忠實地執行對港鎮壓政策。

至於美國政府會否限製香港金管局兌換美元，從而打擊香港聯系匯率製度？這顯然是最極端的選項，也是需要付出最高成本的選項。香港國際金融地位固然受到威脅，但對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市場也會造成動蕩。在實行這一步前，美資需要先大量撤離香港，以減低美方的損失。現在距離這一步還有相當的距離。作為自由市場派的溫和泛民，起初也支持美國製裁香港，但現在因為害怕取消關稅區等過激政策得失港資的利益而遊說美國暫緩製裁。香港眾誌以至本土派則完全將希望投放在美帝國主義當中。

美國經濟目前陷入蕭條，而且還未能完全團結歐盟全面抵製中國，因此在發動製裁的初期需要謹慎行事。中美帝國沖突升溫和全球化逆轉已成大趨勢，美國製裁將會轉趨強硬。由於民族主義升溫，全美國政壇爭相打反中牌獲取支持，資產階級可以失去他們的「理性」，不惜犧牲利潤來發動他們的權力鬥爭，突然發動強硬的製裁行動。這不是特朗普一個人可以決定的。

然而，即使美國發動製裁並不會幫助中港的民主抗爭，中共只會更加利用民族主義來合理化高壓統治。而身處前沿夾縫中的香港群眾，假如將自身的民主權利寄托，甚至認為可以將其與美國國家利益綑綁，將註定只會是一個殘酷的誤會。帝國主義沖突的升溫只會令政權更加獨裁和具鎮壓性，所以真正的需要的是中港以至美國的群眾鬥爭團結起來，對抗帝國主義政權。

國安法兵兇戰危　請加入我們的革命行列！

與所有主張打倒中共專政的組織一樣，我們將有風險被定性為「顛覆國家政權」。作為積極跟進和聲援中國大陸工運的團體，我們過往也有內地成員被中共迫害。

日後香港政治警察對我們的監控不僅會針對我們香港的活動，那些響應我們聯合中港抗爭的內地左翼青年也可能會受到威脅。他們若果被中共迫害將會付出更大的人生代價。

勾結外國勢力

社會主義行動多年來爭取外國工會及左翼議員發聲，抵抗對香港的政治打壓。例如我們成員梁禮邦在組織銀行業工會期間被匯豐銀行解雇，期後到訪巴西爭取當地工會支持，並在全球廿多個城市向匯豐銀行抗議。國安法禁止「勾結外國勢力」的做法是虛偽的。比起反對與外國政府連系，國安法更有可能用來打壓國際工運連結。前美國外交家博爾頓（John Bolton）出版的一本新書透露，去年日本舉行的G20峰會裏，習近平向特朗普表明他正在新疆興建集中營，而特朗普回應說「這是該做的事！」

社會主義行動希望各位積極捐款支持我們。在鎮壓風聲鶴唳的日子，不能排除大部分反對派政團將難以繼續公開活動。我們現在也需要金錢加強保安措施。我們也需要你加入我們，在危急形勢擴大我們的革命力量。極權是可以被打倒的，我們對未來的群眾鬥爭抱有信心。請立即加入我們！

美國：特朗普政府封殺TikTok

7月3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將在全美範圍封殺社交App「抖音短視頻」（簡稱「抖音」）海外版「TikTok」，並已經在8月6日簽署有關行政命令。這標誌著，作為帝國主義新冷戰一部分的中美科技戰再度升級。特朗普為避免在3個月後的美國總統大選失利而竭力采取反中表態，因此大選實際上加劇了這場沖突，這意味著可能有更多的此類措施和進一步升級。

特朗普下禁令後，微軟公司表示有意向收購TikTok，收購價格據傳達100-300億美元，但另外有業界人士估計為400-500億美元。現在擁有抖音的北京「字節跳動」科技有限公司（ByteDance）則希望未來仍然可以保留少量股權。

美國並非第一個表態封殺TikTok的國家。早在6月29日，作為針對導致20名印度士兵死亡（而中方死亡人數不明）的中印邊境沖突的報復，印度政府宣布以國家安全和隱私疑慮為由，禁止該國民眾使用TikTok等59種中國手機App。澳洲原本宣布跟進美國，但該國總理莫裏森（Scott Morrison）在8月5日卻表示不會在澳洲禁止TikTok。英、法、德等西方國家政府也表示不會禁止TikTok。

為回應美國政府舉動和公眾擔憂，TikTok表示數據只存儲在美國和新加坡、不會與中共政權分享約8億用戶的數據，甚至聘請了曾執掌迪士尼的美國人凱文·梅耶爾（Kevin A. Mayer）擔任首席執行官，考慮將總部遷到倫敦，以打造「國際企業」形象。 8月3日，特朗普又聲稱，TikTok在9月15日前必須要由美國公司收購，否則就會被正式封殺。特朗普還提出，TikTok的這筆交易應按照一定比率金額上繳至美國國庫，但如此獅子大開口引發傳統商業媒體《華爾街日報》反彈，批評此提議將為奪取外國企業開先河，並為美國企業遭受同樣待遇打開大門。

實質上，「抖音」和「TikTok」是兩個不同的App——居於中國的人一般只能下載抖音，在抖音上只能看到中國國內的視頻，視頻上傳時要過網警這一關；而TikTok是居於其他國家的人可直接下載的，能看到全球各國的視頻。但無論差別如何，這兩個App都會配合中共要求屏蔽「敏感」視頻，乃至封鎖相關帳號。這兩者也都存在安全問題——它們會竊取所在設備上的資料，包括IP地址、設備名稱和型號、照片和視頻、支付相關資料等。 TikTok的母公司「字節跳動」作為中國企業，很可能會在「需要」之時，將數據提供給中國政府，否則也將自身難保。

抖音的爭議不真正、也不只在於安全。 3月25-27日，抖音上有多個粵語自媒體在直播時被系統警告，或者被禁播，原因竟然是沒有使用普通話！其打壓地方語言與方言的行為，與中共「推普」時的強力作法如出一轍。抖音雖然會刪除幾乎所有涉及「敏感」話題的視頻，但是對於上傳為博取關註而製作的不明所以的「垃圾」、效仿他人的視頻、或者是一些高難度、獵奇、危險的動作的視頻，則相當容忍。這樣一來，抖音和TikTok就存在製造大量精神垃圾、浪費用戶許多時間的問題。

多個國家以安全、隱私、操縱選舉等原因，對於TikTok提出質疑，或揚言封殺，但是這些國家自身的表現又好到哪裏去呢？ 2018年2月28日，因應中國法律，蘋果公司將其在中國的iCloud業務交由中國貴州省出資的「雲上貴州」共同監管；同年6月，在中國被墻的臉書（Facebook）也承認自己和華為共享用戶數據，而華為的中共解放軍背景已是路人皆知。社會主義者固然反對中共獨裁政權竊取世界人民的個人資料，但也警告「民主」國家的政府和企業也在以一種較隱蔽的方式做這些事情。僅從上述兩件事，我們就可以看出，這些企業也是向錢看，為了打入或鞏固中國市場，不惜向中共卑躬屈膝；只有在帝國主義沖突下，為了自身利益，才會用起來「隱私」和「安全」等辭藻。

在當前中國與西方政府之間的帝國主義沖突中，雙方的措辭都充滿了虛偽和宣傳語調，以掩飾其自身作為超級大國的目的和利益，並指責對方才是問題。美國和西方企業與中國的科技部門（包括監控和國安部門）緊密合作了20多年，因為合作是有利可圖的，這些企業希望在中國市場獲得更大的份額。當時，美歐政客幾乎沒有講過人權。直到今天，中國已成為全球市場的主要競爭對手，並成為美國在全球科技領域的長久主導地位的最大挑戰者，華盛頓才做出了轉變，並發起了全球攻勢，試圖阻止中國的科技擴張。這主要緣於諸如「大數據」、人工智能和雲計算等新興領域在商業和軍事上都有著重要意義，因此可以說起著決定性作用。

社會主義者認為，在資本主義製度、帝國主義秩序下，個人資料安全和隱私永遠不會真正得到保障。只要各高壓政權「需要」，信息安全和隱私隨時可以用各種方式被侵犯。斯諾登（Edward Snowden）在2013年披露秘密文件，顯示美國政府在對自己的公民進行令人震驚的大規模監視。另外，掌握了媒體也意味著掌握了思想，只要社交App被利潤驅使的企業和政府控製，它們推送的大量內容必將最終為維護資本主義製度服務。社會主義者認為，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應該是免費的公共事業，同時和經營社交App的公司一樣，應該由勞動者和用戶而不是秘密的企業精英來民主控製和管理；而這一訴求的實現，也需要全球受壓迫者聯合起來推翻維持階級壓迫和不平等、激化各國之間沖突的資本主義製度。

中國：迪士尼《花木蘭》電影廣遭負評與抵製

2020年9月4日，華特迪士尼影片公司出資製作的電影《花木蘭》上映。該片內容改編自同名中國民間傳說，主要描述一名代父從軍的傳奇女性人物花木蘭。長期以來，好萊塢被指責存在被白人壟斷、白人飾演非白人角色的問題，華人自然難以在其中施展拳腳。直到好萊塢、迪士尼日趨看重中國市場、與中國電影界合作越來越多，好萊塢大片中才更多地出現中國元素。今次該片雲集劉亦菲、甄子丹、鞏俐和李連傑等多名華人影星。然而，從2019年8月開始，影片就惹來相當多的爭議。

2019年8月14日，就香港反送中運動，《花木蘭》主演劉亦菲於新浪微博表態支持港警；另一主演甄子丹在今年6月30日於臉書慶祝香港國安法實施。該片在片尾感謝了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宣傳部、吐魯番公共安全局等多個中共及中國政府機關，而吐魯番公共安全局負責關押上百萬維吾爾族人的「再教育營」。考慮到電影於2018年8月開拍，劇組應是在中共於2017年升級對新疆鎮壓後前往當地的，因此也被質疑是否剝削少數民族勞工，或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合作。以上政治因素令港臺、泰國民主人士發起抵製行動，隨後該抵製行動擴大到韓國、美國等地。

除上述政治問題，《花木蘭》的劇情也存在諸多瑕疵，即使在中國也招致很多負評。原作《木蘭辭》並未記載木蘭所處之年代、年齡、籍貫、居住地，但是可以確定故事發生地對應今天的中國北方，年代應該在北魏；而電影中出現了中國南方、宋朝才開始有的土樓，以及其他不符合年代的物件。故事本應是木蘭女扮男裝、代父從軍、建立功勛的令人振奮的故事，但電影卻把原意改編成了生硬的「孝」。可見，考證不嚴謹、對中國元素錯誤應用，讓這部電影呈現出的仍是西方人對東方的臆想（即「東方主義」）。本來是一套向中共獻媚的電影，卻被《環球時報》批評為「藝術水平低下」，實在可笑。

早在1996年，迪士尼就因支持電影《達賴的一生》（被視為對達賴喇嘛的同情之作）而激怒中共政權，還造成1998年迪士尼出品的原創動畫片《花木蘭》被迫推遲一年在中國上映，且票房成績很差。今天，隨著中國資本進軍，為了保住中國市場，維持自身收入，好萊塢會對自己的電影先進行自我審查，刪改之後再推出。例如，2016年迪士尼子公司漫威推出的《奇異博士》刪除了一個藏人主角，以避免電影因為西藏議題在中國遭封殺。

對於電影在新疆取景的問題，美國19名跨黨派國會議員詢問迪士尼相關細節，然而其中包括盧比奧、克魯茲在內，有不少都是公開的親資右翼政客，代表美帝國主義利益。至於民主運動人士發起的抵製行動，有進步的一面，因為中國確實存在民主權利被打壓、少數民族受到特別壓迫等問題，而有一定組織、串連多國的抵製行動有可能引發更多普通民眾對於中國人權問題的關註。然而，抵製行動的發起人大多對美國政府少有批判，因此行動也會被美帝國主義操弄，從而疏遠中國大陸甚至海外工人群眾。況且，抵製行動成效不佳，《花木蘭》在臺灣和泰國上映兩周後，票房分別達到196萬和230萬美元，在臺灣更登上全臺新片票房冠軍。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電影業必然被資本控製，拍攝出的作品通常也必須符合統治階級的需要，而大部分電影公司則為了追逐流量、票房、獎項等因素而製作電影，將利潤置於觀眾愛好之上。只有擺脫獨裁政權的控製，並且消除商業市場的因素，電影藝術才能有真正的自由發展。

香港：失業危機和嚴峻經濟前景

香港經濟環境受新冠肺炎瘟疫的影響繼續浮現，特別是由於疫癥在過去半年在全球大規模肆虐，毫無減退或受控跡象，香港作為一個高度外向型的經濟體，毫不意外遭受到經濟重創。穆迪預視今年香港經濟或收縮近8%。

根據政府《二零二零年半年經濟報告》，勞工市場和就業環境在第二季持續惡化，失業率急升至6.2%，總失業人口達24萬人，超越08年金融海嘯的高位（5.5%）。消費及旅遊（10.7%）與餐飲服務業（14.7%）的失業率也顯著上升至多年來的高位，而且這並沒有反映大量工人被迫放無薪假的問題。

當中青年失業問題尤其嚴重，遠高於整體失業數字。這說明了香港青年所面對的困境極其嚴峻，近五分一到六分一青年處於失業狀態，而即使就業的青年，均面對著就業不穩、工作零散化、長工時低工資等問題。這些問題都使得青年工人的生活條件出現大幅倒退，大多青年不得不在正職外尋找多份兼職以緩和自己和家庭的經濟負擔。

這僅僅只是上半年的數字，對於香港而言最嚴重的發生在七八月的第三波疫癥爆發所造成的經濟影響並未在數字上反映出來。按小區組織協會八月所做的調查補充，五月至七月基層工人的失業率可能高達28.4%。政府將他們置之不顧，拒絕設立實際惠及基層失業者的失業保障政策，令他們不得不節衣縮食，甚或借貸渡日。從早前勞福局長羅致光恬不知恥地公開承認「政府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人想到『禁堂食』政策會影響戶外工作者」一樣，政府根本沒有正視基層勞動者所面對迫在眉睫的貧窮，哪會意識到缺乏失業保障對勞動者造成多大的困境。

調查亦同時指出，政府雖然動用了三千億財政儲備推行所謂的「防疫抗疫基金」，但這些資金絕大部分由大資本財團所瓜分。雁過拔毛之下保就業計劃的資金實質全數落到雇主手上，真正落到基層工人手中的十不存一，散工雇員甚至根本無法受惠。政府不斷指出財政儲備快速燃燒，卻仍堅持繼續推動萬億元的「明日大嶼」工程。

傑瑞米柯賓

雙重危機

這意味著香港政府將面臨雙重危機的局面：政治上，去年的抗爭運動民眾怒火遠遠沒有平息，新一輪的政治打壓不過是進一步加劇了民怨的內部壓力；經濟上，即將到來的失業大潮使工人階級的生活陷入絕望。另一方面，中美沖突和美國對港實施的製裁在中長期階段亦會造成相當大的影響。在短期方面，美國方面取消了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意味對美出口關稅將會大增，雖然整體影響有限，但同時取消了「香港製造」卷標，對香港的國際形象和投資市場地位打擊嚴重。在短期內不單「香港製造」的工業品，香港對美的服務出口以及在當地的企業都可能被視為中國資本和服務。

中美兩國愈趨激化的帝國主義沖突，一直以來香港的獨特經濟地位逐漸式微，外來資本投資可預期會持續收縮。香港政府的官方報告顯示，本年第二季度，內地共有1265家企業在香港資本股票市場上市，占本地上市公司總市值的78%。

可見香港的金融資本市場與內地資本之間的連結與紐帶愈陷愈深，隨著未來外部投資資金可能由於中美沖突而繼續減弱，中國資本所占的份額將有機會進一步增大。

客觀上，香港在中美帝國主義沖突中已被理所當然地劃歸中國陣營的一方，往後沖突中，在美國對中國所實施的經濟打擊手段之下，香港再也不可能獨善其身。而本地基層的就業和生計將在這個背景下進一步惡化，可以預期基層青年的失業問題將會成為重災區。在香港承受中美沖突最大惡果的依然是基層勞動者。面對這困境，工人階級並非無能為力。我們迫切需要建立一個以強大的工會和工人階級政黨為基礎的運動（而這正是去年的鬥爭中所缺乏的），爭取體面工作和工資、覆蓋全面而廉價的公共服務體系、合理可負擔的公共房屋，而這些都不能指望帝國主義政府和專製獨裁政權所給予。

香港：青山灣「黑獄」　迫害尋求庇護人士

超過20名尋求庇護者在七月絕食。多名印度及巴基斯坦裔男生在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簡稱CIC）發起絕食，抗議長期拘留及受到不人道對待。他們受到長期拘禁，入境案件無新消息。部分絕食者已被拘禁超過兩年。過去廿年，CIC最少發生過7次尋求庇護者絕食行動。絕食男士嘗試尋求律師協助，為他們的案件作司法復核，也曾在CIC的機製內作出投訴，但每次只獲得「請繼續等待」的回復。支持者表示，絕食者一度顯得虛弱，羈留室內也普遍缺乏妥當的藥物治療。

惡名昭著的CIC

帝理律師行的一位人權律師表示：「他們不知道為什麽自己在這裏，就像是永無終止的拘留。他們只知道，他們絕食越多，就越早可以得到答案。」

在難民之間，CIC向來因其「不人道、不透明、暗無天日」而惡名昭著，因而取得「黑獄」的稱號，「服務使用者」飽受虐待與壓迫。

來自烏幹達的難民Lawrence 曾經歷CIC 的不人道對待。他向社會主義行動表示：「我被警察無理拘捕，然後被送入CIC。我被下令脫去全身衣服，入境處人員向伏在地上、面部朝地的我用一支金屬硬物插入我的肛門，以搜查所謂的違禁品，持續了約3分鐘，我當時十分驚怕。」

「在CIC裏我所有的權利都被剝奪，他們不會告訴我何時會被釋放。我不會有任何通訊設備。他們恐嚇不準我見律師，否則會送我到環境更惡劣的囚室，或將我遣返回國。有一次我被他們送到羅湖懲教所，那裏環境比CIC更惡劣，我絕食抗議才有機會走出來。」

2020年是全球致命疫癥的一年。數以億計人陷入失業，即使亞洲也有爆發新戰爭的風險。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造成政治、戰爭、種族、宗教等沖突，使那些希望尋求和平和安全人逃離自己國家，淪為難民後卻要面臨刑責、譴返或種族抹黑。港府的種族主義及專製政策使難民身處危險和不人道的境地。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的種族主義壓迫，要求立即停止所有違反人權的打壓，捍衛難民的尋求庇護權利。我們指出，這個打壓難民權利的政府和資本主義製度，同時也打壓港人的民主權利和剝削。

香港：港府讓財團分贓的抗疫表演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在全球已經造成近3000萬人感染，近100萬人死亡。雖然香港的疫情相對受控，但普遍市民都清楚這更多是由於民眾的自律，反而政府的抗疫防疫政策不但勞民傷財，其最初的無能更加是導致最新一波疫情的爆發。

7月中旬開始，香港新冠病毒每天感染人數急遽上升。單計這次「第三波疫情」，超過3500人受感染、82人死亡，而總累計感染個案至今已達到近5000宗。

的確，香港4至6月的疫情較為緩和。然而，自疫癥爆發以來，政府一直拒絕社會間要求「全面封關」的訴求。政府更加豁免多類人士抵港14天的強製檢疫，當中包括航空機組人員、海員、有商務往來的人，或跨境上學的學生等。根據政府數據，2月至7月底間至少有29萬人豁免檢疫來港。

而醫護界基本認為，病毒不會在社區自動爆發，因此豁免檢疫的「漏洞」正是新一波疫情的主要原因。實際上，早於6月底政府已經知悉有多名曾到訪香港的海員在寧波確診。政府顧問專家許樹昌亦承認，至7月中有10-20多名豁免檢疫的海員和機師確診。而病毒追蹤亦顯示，至少有20多宗本地確診個案與受豁免的跨境貨車司機有關。

但後知後覺的政府不為所動，甚至在7月中發表聲明，強調豁免隔離檢疫政策「維持必須的社會及經濟運作」。直至疫情社區全面爆發後才於7月29日亡羊補牢地收緊邊境檢疫政策。

然而「第三波疫情」最初爆發時，政府更提出一系列離地、擾民的政策。當局於7月中一度全天禁止餐廳堂食，大量基層工人午飯時被迫在戶外日曬雨淋地吃飯。可恥的是，政府總部和警察餐廳卻繼續開放堂食。政策實行了2連天後就在民怨中撤回，反映了高官特權階級與一般民眾的脫節。

大而無當的全民檢測

自新冠病毒疫情在全世界爆發以來，病毒檢測就成為了重要議題。在疫情爆發之初，香港檢測數字一直為人詬病，到7月只有5千，相比澳門的6千還要低。因此，林鄭在8月宣布進行自願性全民檢測計畫，並且由北京派員進行。

本來免費的全民檢測是對抗疫情的重要手段，但港府卻以官僚方式進行，導致計畫淪為鬧劇。

政府拒絕公開全民檢測計畫的費用，但據估算，整個計畫約耗費12.9億元，而最終只有178萬人參加，佔本港人口約24%，並僅檢測出32宗感染。這與當初林鄭月娥誇下海口說能找出1500隱形患者，和食衛局局長陳肇始預料500萬人參與的目標大相逕庭。

參與人數低下，源於民眾對政府的長期不信任，特別是擔心檢測過程中收集港人的DNA樣本，作為政治監控的用途。而這並非是空穴來風，實際上中共已經在新疆地區實行類似的生物數據監控，並借疫情之名計畫在其他省份推行。至於香港療界則擔憂中共藉機接管香港的醫療系統。再者，全民檢測依靠大陸團隊進行，只是一次性的計劃，沒有增加本地長遠的病毒檢測能力，因此對於長期持續的疫情幫助有限。

當然，港府要進行如此規模的「檢測騷」，更多地是出於利益分贓。政府從一開始就不經招標就欽點了4家中資企業負責檢測工作。當中3家企業華昇、金域和凱普都是在中國大陸上市，而華昇的董事更是醫管局前主席胡定旭。大部分計畫開支就是落入了這些私人企業的口袋當中。

而疫癥對香港的廣大基層民眾來說，莫過於經濟打擊。根據官方數字，最新6-8月的失業率為6.1%，對比1月的3.4%上升了近一倍，當中最嚴重的建築、零售、飲食、服務業等皆超過10%。然而這個數字並不反映全部現實，打工仔實際面對的還有凍薪、減薪、強製無薪假等問題。政府至今卻仍然拒絕設立失業援助金。

「保就業計劃」保障的是老闆

另一方面，資助受影響企業的抗疫基金，已經推出了第三輪。三輪的援助中除了第二輪當中的「保就業計劃」間接地資助員工的工資外，其餘的資金都是直接給予企業作補貼。然而就算是保就業計劃，亦是充滿漏洞，老闆可以藉不同方式侵吞員工資助，而且政府亦已表示不會再推出新一輪計劃。

因此，政府為了維持所謂的經濟而犧牲了民眾的健康，但這個「經濟」是誰的經濟呢？是基層勞動者還是財團企業的利潤呢？答案不言而喻。

歸根究柢，香港的資本主義社會製度及其政府都是為了維護少數特權階級既得利益和企業利潤。政府高官所謂的「同舟共濟」只是空話，這是全世界政客的騙人術語，實際在疫情中基層民眾與有錢人所面對的打擊是完全不對等的。

我們需要向財團開徵「防疫稅」，直接按需要資助補貼基層工人。並且大幅增加在公共醫療、檢測的投資，將私院和私家化驗所的資源收歸於公共民主控製底下。於疫癥期間，商舖及租戶全面凍租，及視情況減租或免租，拒絕凍租的業主和地產商，應立即將其公有化，交由工人及居民民主控製。

要保障民眾的生活優先於財團利潤，工人階級就需要加入抗爭、組織新的戰鬥性工會，以及我們的政治武器——新的工人政黨。以勞動者的集體力量，抵抗資本家與政府的一切剝削與打壓。

香港：新冠疫情下香港外勞飽受煎熬

「我自一月起，就不曾被允許出門」來自印度尼西亞的外籍家庭勞工Beryl，她同時亦是外勞組織KOBUMI的活躍成員。

就算當香港的疫情暫時緩和的時候，外勞們所面對的苛刻條件卻不變。她們當中大部分人被迫要一星期7日24小時全天候待在雇主家中，變相老板可以隨時召喚工人。

「我的老板不喜歡仆人休息，大部分香港雇主視工人為奴隸。」另一名KOBUMI成員Xena告訴社會主義行動。

很多雇主擔心會從工人身上感染新冠肺炎，而這加劇了針對外勞的種族主義。KOBUMI的Julia憶述：「老板總是會找我們麻煩，特別是當新聞上報導有外勞確診的時候。」

作為工人，嘗試捍衛自己的勞工權利往往會落得被辭退的下場。Xena指出：「如果雇主向入境處投訴，我們將很難找到新工作。」根據「兩星期規例」，外勞如果在兩星期內找不到工作的話就會被遣返。

休息日被打壓

在8月，有14名外勞因「違反社交距離限製」而被罰款2000港元，相當於她們工資的一半。當局利用這些措施變相打壓外勞僅余的唯一權利──每周休息日。

東南亞諸國的資產階級與香港政府互相合作，設計法規禁止直接聘用，並強迫外勞必須透過中介公司找工作。一項2017年的調查顯示，98%的在港外勞被迫要繳交不合法的中介費用，而70%的中介公司進行包括過度收費等地不法行為。Xena繼續解釋：「如果我們對雇主不滿，向中介公司或領事館投訴根本沒有用，他們肯定會站在老板一方。不過，中介公司和使館很怕我們會找其他組織幫助。」

顯然，外勞需要組織起真正的工會。這能讓工人集體地捍衛自己的權利，籌備並組織抗議行動，包括罷工行動，這是爭取工人要求的重要武器。外勞的慘況，在於她們往往分散與孤立，導致她們受到當局的嚴厲歧視和壓迫。

只有透過建立外勞、本勞、和東南亞工人之間的團結聯合，工人階級才能反抗資本主義壓迫和現代奴隸製。資產階級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他們在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香港共同合作，實施壓迫性法律。因此，工人階級也需要跨國界地組織起來。

社會主義者對「加速主義」的立場

2020年以來，「加速主義」思潮在中國網絡上興起，指縱容或鼓勵習近平強化威權內政、「戰狼」外交等政策，令中共政權更快陷入內外交困，期待它會更早倒臺，以迎來社會變革（包括體製崩潰）。

「加速主義」得以流行，源於2012年習近平上臺以來日趨強硬的高壓統治和階級壓迫，反映了群眾的憤怒情緒開始一定程度轉化為革命的意識，感到自己反正一無所有，沒有什麽可以失去。

習近平任內廢除國家主席連任限製；加強言論審查與社會監控，清洗少數民族，搞個人崇拜，種種作為，被越來越多的反中共人士形容為「倒車」。即使從統治階級的利益角度來看，習近平的強硬政策往往是自損利益，為統治製造不必要的麻煩，就如自掘墳墓。

「加速倒車」

自新冠肺炎爆發以來，中國經濟受到顯著沖擊，近千萬待就業的大學畢業生，再加上「疫情吹哨人」李文亮醫生過世、南方水災，「加速主義」也已經從一種戲謔的自我安慰，變成一種認真的想法。

隨著「倒車」的進行，民間對中共的不滿亦與日俱增。但在中國的高科技威權體製下，群眾直接表達異見的空間極為有限，組織實體抗議亦面臨嚴厲鎮壓。加速主義的興起亦反映群眾的無力感，意味著群眾尚未有充足信心徹底改變命運，其革命意識仍未有清晰的輪廓和方向，尚未找到取代極權資本主義的政治方案。這使加速主義之中同時混雜著進步和反動的元素。

現今「加速主義」，與歷史上某些思潮有不謀而合之處。1904-1905年日俄戰爭期間，俄國社會主義者和一大部分資產階級自由派都主張「失敗主義」，即希望俄羅斯帝國在日俄戰爭中落敗、折損其軍事力量，令國內群眾不滿而爆發革命，盡速終結沙皇統治。俄國落敗確實成為了1905年革命的導火線，為之後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埋下伏筆。

而在2019年爆發的香港抗暴運動中，「攬炒」（粵語，意為同歸於盡）成為一些感到絕望的示威者的主張：他們認為，事情在變好之前，需要先變得足夠壞，因此會認為只要抗爭能製造社會混亂、使經濟衰退，並且支持美國製裁香港，就會自動加速政權倒臺。這意識與內地的加速主義有很多相似之處。

然而，「加速主義」思潮也有很明顯的問題。首先，「加速主義」想要中共政權持續升級在國內的高壓政策，認為反中共人士只需要縱容或者煽風點火就好，實質上就是坐等革命形勢到來。這反倒令日常群眾運動出現一種積消極不抵抗的情緒，甚至有這一危險——將爭取當前的改良鬥爭和革命任務對立起來。例如香港抗暴運動的攬炒派就認為應棄守立法會，也抗拒在運動中加入工人階級的經濟要求——因為這些問題在革命來到、中共倒臺時就會自動迎刃而解。馬克思主義者主張為日常的工人要求而鬥爭，從中爭取工人階級到革命旗幟下，使他們明白到為什麽要推翻現行體製。

經濟危機和外國製裁無疑使習政權陷入空前的危機。但經濟困境對工人階級意識產生的影響是兩面性的。一方面它可以使工人階級的生活倒退而激起憤怒，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工人階級對前景感到絕望而失去反抗的信心。這就是為什麽工人需要組織工會來團結鬥爭，也需要一個革命黨來領導其政治行動。香港攬炒派一味為經濟倒退而鼓掌，卻沒有意識到組織工人反抗的需要。

在國安法通過以來，香港的群眾運動陷入了困難時期。固然中共政權的統治越來越不穩定，但欠缺組織和領導的抗爭運動因為難以抵抗嚴厲的鎮壓，而運動陷入迷失和低潮。香港的「攬炒派」卻單方面看到現在是純粹的革命時期，因此不認為需要糾正運動的弱點，而只需要堅持下去就會自動勝利。現在需要改善整場鬥爭的綱領和方向，團結內地群眾反抗、製訂反資本主義的經濟要求、將無大臺的零散沖擊變成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運動，等等。

由於盼望中共對外繼續「戰狼」外交、從而在國際上四面楚歌，「加速主義」也會為群眾帶來帝國主義幻想，例如在美國總統大選中支持特朗普，並為此回避種族主義等議題，甚至汙蔑「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議背後有中共支持雲雲，這樣反而落親中共方面的口實，並難以團結廣大中國及海外工人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