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左派谈香港社会

傑瑞米柯賓

多地司機罷工抗議　反對啦啦快送降低運費

自四月底以來，在中國內地叫做「貨拉拉」的啦啦快送違反合同丶單方面降低司機的運費，導致至少內地五個城市的司機舉行抗議和罷工。此次降低運費事前沒有任何通知，司機直到早上開始接貨時才突然發現運費下降。5月6日，深圳有至少50輛貨車懸掛著「反對霸王條款」的橫幅，在公路上慢駛抗議。長沙則有大批司機罷工近一個星期，亦有司機打出「油價上漲，運費下跌，我們要生存，要吃飯」的橫幅。

以運費最低的小型面包車為例，每一單五公裏起步價最初為38元，後來減至30元，今次又繼續下降到28元，超過五公裏後每公裏的附加費則從3元減至2.8元。今次降低運費將令司機每月收入減少約1000元。司機們不僅需要自己支付不斷上漲的油費和維修費，還要向啦啦快送支付700元的押金和每月數百元的所謂「會員費」，而且亦有司機提到啦啦快送不會清楚告知他們客戶的要求，導致他們經常和客戶發生沖突，進而受到投訴和處罰。罷工司機要求根據車型將起步價提高到45-120元，每公裏附加費提高到4-6元，但是啦啦快送強硬回應稱，就算是恢復到原來的運費也沒有可能。

今次並非司機第一次發起抗議。今年年初時，啦啦快送武漢分公司疑似因資金問題關閉大量司機的帳號，借此沒收司機的押金和會員費。

5月15日下午，社會主義行動前往啦啦快送香港荔枝角辦公室抗議，反對啦啦快送壓榨內地司機，聲援司機罷工。社會主義者譴責啦啦快送壓低運費丶壓榨司機，以及利用Uber式的「合作商模式」逃避為司機支付社會保險和提供其他的工人法定待遇。我們也譴責中共政府的審查機關刪除網絡上的抗爭訊息丶打壓言論自由。我們支持啦啦快送司機的抗爭行動，支持司機組織民主的獨立工會，爭取體面的收入丶八小時工作製和完善的社會保障。

工人團結抗爭   打倒專製政府和資本主義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及《社會主義者》雜誌的支持者不單撰寫社會主義的分析和傳播理念，我們也組織起來，將思想帶到工人和受壓迫者的鬥爭裏去。今年首季我們雜誌的銷售量比去年及前年有所提升，而定期捐款予我們的人數也在增加，反映了我們在實地上的支持正在增長。

三月四日，我們在香港的同誌──社會主義行動與印尼外勞團體KOBUMI一同發起了國際婦女節集會和遊行。這是香港唯一一個不分國族和性別團結抗爭的婦女節遊行。約一百人參加了此次行動，包括來自不同國家的外勞丶難民丶女權主義者和社運動人士。我們支持席卷全球（包括中國和香港）的#MeToo 反性騷擾運動，同時將此進一步聯系到反對種族主義和資本主義。參加者高喊出「婦女權利是工人權利」丶「停止性別歧視，停止種族主義」、「國際工人大團結」 等口號。

香港過去沒有深厚的國際婦女節傳統，沒有視這天為鬥爭的日子，但今年參加遊行的人數和外勞團體數目都比去年更多，確實是向前邁進了重要一步。這說明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和工人團結抗爭的口號正在積聚起越來越大的力量。

在西班牙，我們的姊妹組織「革命左翼」 及其領導的「學生聯盟」建立起名為「自由與戰鬥」的社會主義女權平臺，率先發出婦女節罷工罷課的倡議，得到了西班牙90%的中學生和80%的大學生的響應， 並成為推動今次西班牙婦女節百萬人大罷工的重要因素。

難民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繼續在香港難民鬥爭中發揮領導作用。3月27日，立法會舉行關於少數族裔權益的公聽會。社會主義行動的難民成員在公聽會外舉行抗議，爭取難民工作權，並要求所有工人得到八小時工作製及生活工資。而且我們也到公聽會發言，譴責親資政府禁止難民工作，令他們陷入極為貧困的處境，而且還刻意製造種族歧視。

同時，社會主義行動也積極投入抗爭， 反對中共獨裁政權與傀儡港府打壓民主。今年三月，香港大學教授戴耀廷在臺灣出席論壇時說到，在中共專政倒臺之後，香港可以考慮成立獨立國家或者成為聯邦的一部分。這番言論本來就十分模糊，只是在理論上標下註腳，但中港當局和建製派政客藉此指責戴耀廷「宣揚港獨」，並威脅要采取懲處措施。這不過是專製政府繼續打壓香港言論自由和民主權利的藉口而已。在四月七日有兩千人參加的抗議集會中，社會主義行動喊出「捍衛言論自由」的口號，並強調群眾鬥爭以及具戰鬥性的運動領導的必要，得到其他抗議者的熱烈回應。

工人國際委員會在臺灣的組織國際社會主義前進，現在正積極參加反對勞基法改惡和建立工人群眾政黨的運動，並在運動中提出戰鬥性的社會主義綱領和策略。而且今年以來，國際社會主義前進舉行了關於資本主義與改良主義丶國際婦女運動和如何建立工人群眾政黨的講座，吸引了許多青年和左翼的參加。在資本主義走入死巷的今天，社會主義將得到越來越多工人和青年的認同和支持！

在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固然承受更大的國家鎮壓的風險和壓力，但最近一段時間見到反對習政權和資本家的抗議正在升溫。習近平三月「稱帝」引發反彈，超出當局意料之外。即使勞權分子受到打壓，工人鬥爭數字也在增加，包括本刊今期有報導的廣東工人鬥爭。《社會主義者》雜誌一直積極宣傳這些議題，並在盡可能的情下組織起來，故此我們於5月4 日與20多個國家的海外社會主義者及勞權分子舉行抗議。

若你認同我們的主張，請加入我們！

八九革命與反革命，以及今天的香港民主鬥爭

1989年六四屠殺已過去29年，但它仍然是全世界（尤其是華人）不可磨滅的記憶。近年來香港六四紀念晚會均有10多萬人參加，而且許多參加者是1989年之後出生的年輕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當年屠殺數千名（亦有估計認為過萬）工人和學生的中共政權，現在正繼續收緊在內地的高壓統治，同時也試圖消滅香港的民主權利。

自去年六四紀念日以來，在中共當局和傀儡港府的指揮下，一系列政治打壓接踵而至，令香港政治局勢發生了劇烈改變。政府用不民主的手段將反對派議員提出立法會。較為激進的候選人則被取消參選資格。而且現在建製派聲稱，就算反對一黨專政也應該被禁止參選。此外還有更多的社運人士接連被判入獄。最近社民連的吳文遠和梁國雄再次受到政治檢控。同時政府也加緊推動一地兩檢和國歌法丶修改歷史教科書，並且表示會重新啟動廿三條立法。

與此同時，中共加強在內地的鎮壓，使一部分年輕人和工人逐漸激進化。北京驅逐「低端人口」丶習近平取消任期限製丶以及新浪微博禁止發布關於同性戀的帖文，均激起了前所未見的大規模網絡抗議。自四月底以來，盡管受到警察的暴力打壓和逮捕，中國工人還是英勇地發起了多場跨地區的大規模罷工。

面對猛烈的威權攻勢和不斷累積的群眾怒火，爭取民主的社運人士和群眾更需要討論和學習八九運動的經驗與教訓，理解中共為何能打敗這場運動，將六四紀念日變成重建群眾鬥爭的一個平臺，而不只是儀式。

學生領袖的角色

八九運動是由學生率先發動的。他們的勇氣鼓舞和吸引了北京以及中國其他地區的工人和市民。但是運動的發展也顯露出學生運動的局限性，必須吸引工人階級參加鬥爭。盡管1989年的學生領袖們有許多英勇事跡，但他們想要限製運動的發展，避免向中共政權發起全面挑戰，無疑是一個錯誤。他們主張改革中共政府，希望群眾抗議的壓力能夠加強中共內部「改革派」的力量，從而滿足反貪汙丶反審查和施行民主的訴求。但是就像香港雨傘運動時一樣，中共如果向抗議者做出讓步，就會面臨致命威脅。所以鄧小平等人沒有讓步，而是派出軍隊去鎮壓運動。

在5月中旬學生絕食之前，運動的勢頭已經開始減弱，是有組織的工人和更年輕丶更激進的學生讓運動重新活躍起來。但他們沒有清晰的綱領和策略去建設和推進運動，因為他們還沒有清楚地意識到必須要消滅中共獨裁政權，代之以民選的丶真正的工人階級政府，取消所有官僚特權，並用社會主義政策來解決當時的經濟危機。而且當時也缺少一個社會主義工人群眾政黨。如果有正確的領導，群眾鬥爭本可以迅速地建立起這樣一個政黨。事實證明，阻止運動升級並沒有像學生領袖所想的那樣換來中共的「善意回應」，反而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1989年學生領袖的錯誤並不只是偶然，而是根植於他們對於整場運動的願景。許多（盡管不是所有）學生領袖都支持中共的「市場化」改革（盡管恢復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經濟危機和嚴重貪腐正是八九運動的重要原因）。運動內部的階級矛盾，以及一部分學生對工人的排斥，給本就缺少清晰策略和訴求的運動增添了更大的阻力。這也讓鄧小平有時間去準備反攻。曾參加天安門運動的毛派學者李民騏（當時他還是一個新自由主義者）事後回憶道：「就在幾個星期以前，我們還狂熱地提倡關閉所有國有工廠並使得工人們失業的改革計劃。」所以便不難理解，為什麽學生們一開始甚至會被要求組成人煉，阻止工人參加遊行。

我們可以看出，這和溫和泛民的政策有多麽相似。泛民領導層認為通過談判就可以從中共那裏得到民主。之所以抱有這種不切實際的幻想，是因為他們害怕群眾鬥爭，擔心運動會激進化，擔心那些能夠威脅到資本家的政策會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在2014年9月初，戴耀廷曾公開表示，會選擇對香港經濟沖擊最小的日子發起「占中」。當激進的學生和青年無視一再拖延的泛民領導層，自行發起雨傘運動時，戴耀廷反而稱局面「失控」。這無異於重復1989年學生領袖們的錯誤。而現在，溫和泛民在威權打壓之下，只是進行了非常有限的抗議，或者乾脆沒有任何反應。盡管中共毫無讓步的意願，可許多泛民領導人還是固守妥協立場，這是因為他們沒有任何替代方案。所以他們便在2017年特首「選舉」時支持曾俊華和鼓吹「大和解」丶到今年補選政府踢走較激進的候選人時軟弱地提出所謂Plan B丶再到現在民主黨等泛民黨派試圖清除內部較激進的成員。這也類似於一些前自由派知識份子在六四屠殺之後的反應。

就像在29年前一樣，中共不會在民主問題上做出真正的讓步，除非有一場運動的規模和力量大到足以徹底摧毀中共政權，使它為求自保不惜做出任何妥協。否則即便香港只是取得局部的勝利，也會鼓舞內地的群眾抗爭，威脅到中共政權的存亡。民主鬥爭要想取得勝利，需要以真正民主的方式重建群眾鬥爭，並且提出罷工罷課等更有力的行動計劃；這進而需要將民主運動聯系能夠吸引廣泛的底層工人和團結中港群眾的訴求：大幅增建公屋丶全民退保丶八小時工作製丶生活工資丶以及優質且廉價的公共服務。只有一個社會主義工人群眾政黨才有足夠的力量和決心，將爭取這些民主和民生訴求的鬥爭進行到底。

「國際支持」

溫和泛民以及本土派不明白由工人階級主導的丶真正有力的群眾鬥爭具有怎樣的重要性，他們也不願發起這樣的鬥爭，但同時他們自己又無力抵抗一連串的政治打壓，於是他們便將希望投向西方資產階級政府，希望這些「民主國家」能夠提供幫助。但不幸的是，這只是另外一個幻想。在六四屠殺之後，西方政府迫於直接或潛在的群眾壓力，對中共當局表示譴責並采取了一些製裁措施。但是這些反應往往是局部的丶暫時的。就在六四屠殺僅僅一個月之後，時任美國總統老布什就派出密使前往北京會見鄧小平，為恢復正常的中美關系做準備。在中共統治者表明會繼續推動「市場化」改革丶繼續為外國資本家提供巨大的市場和廉價勞動力之後，西方政府與中國的外交關系也迅速重新正常化。

而本土派則采取消極的杯葛立場，指中國的民主與香港無關。在中共一黨專政之下香港根本不可能獨善其身地實現民主。而且只要中共獨裁統治依然存在，就更不可能實現本土派所倡議的獨立。不承認獨裁政權，並不會令它消失。中共最害怕香港民主運動蔓延至內地，這樣會造成連鎖效應威脅整個政權，但本土派卻主張割裂了兩地的民主鬥爭，實際上是幫助了中共統治。

現在的中共政府比1989年時更加專製（除了6月3-4日以及之後幾個月的鎮壓浪潮），習近平將政治打壓升級到了自六四屠殺以來最嚴厲的程度，但美國和歐洲政府同中國仍然保持著密切往來。它們在中國人權問題上除了偶爾的口頭譴責之外，並沒有任何實際行動。今年一月，英國首相文翠珊訪華時閉口不提人權，因為她最關心的是同中國簽訂大筆商業合同，以及同中國在一帶一路和地緣政治問題上的談判。其他西方政府也是如此。美國總統特朗普雖然在貿易和南海問題上向習近平發出不少挑戰，但這是為了爭奪世界權力和利潤，不代表特朗普會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他在2016年競選時他曾將天安門運動稱為是一場「暴亂」。他在1990年接受《花花公子》雜誌采訪時也曾說：「當學生湧入天安門廣場時，中國政府幾乎要垮了。學生十分兇狠，十分可怕，但政府用力打垮了他們，展示了力量。現在我們的國家顯得好弱。」

最近出訪中國的德國總理默克爾似乎一個「特例」。她與兩位被捕的中國維權律師的妻子見了面，並且向中國總理李克強「提及」了人權問題。她因此受到國際資產階級媒體的稱贊。不過默克爾只是告訴維權律師的妻子，她會「繼續支持和關註他們」——就像她幾乎每次到中國時都會行禮如儀般表示的那樣。一方面，這是為了裝飾默克爾和德國作為歐洲領導者的形象，並沒有帶來任何實際的改變。另一方面，中美之間的緊張關系和貿易戰的陰影，迫使中共容許德國政府對於中國人權稍微表達一些象徵性的「支持」。

真正能夠給香港民主運動以支持的，是各國的工人丶左翼和激進青年。現在社會主義行動和「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也在努力建設國際工人階級和左翼的抗議運動，呼籲全世界勞動群眾反對中共在香港和中國的威權統治。

傑瑞米柯賓

一地兩檢強行通過　立法會淪橡皮圖章

高鐵與一地兩檢弄得滿城風雨，面對社會的普遍不滿與懷疑，當局仍然決定加速立法程序，恢復立法會二讀及三讀。政府顯然希望能於暑假休會之前完成立法，務求讓高鐵於今年第三季前通車。

為確保方案能夠如政府所願速速通過，立法會的建製派與政府內應外合，立會主席梁君彥強行限製議員辯論丶審議修正案及發言時數。梁君彥使二讀在6月7 日一天內以8小時完成，時間倉促根本不足以讓所有議員完成原本15分鐘的發言，變相連議員基本議事權也剝奪。除了梁君彥，早前5月初在一地兩檢委員會中，主席葉劉淑儀同樣強行「剪布」。不但將議員提問時限縮至1分鐘，又不合理地趕走4名議員離開會議室，最後更以平均10多秒速度作表決。

一地兩檢乃中共的「屠城木馬」，用意是開設兩個先例，首先是讓中國大陸的執法部門可以進駐香港直接執法。另外，港府本來打算任意扭曲《基本法》來合理化一地兩檢，但因為中央政府去年12月甚至直接繞過港府和法院，改為由人大在不經過符合現行法律之下直接頒布決定，以展示中共可以淩駕香港所有統治機關的權力。這就是習近平所說的「全面管治權」。

若果將一地兩檢理解為中共的政治任務，就不難理解為何當局會如此著急於通過。早前高鐵的試行多次出現包括出軌等的問題，當局依然堅持項目會如期開通，完全以政治原因置民眾的安全於不顧。近日港鐵屢屢傳出各種醜聞，從沙中線紅磡站月臺鋼筋接口位剪短，早前已有察覺卻於最近東窗事發才推三阻四，最近歸咎於承建商工人，引起不滿；土瓜灣站被揭發未依圖則建造，鋼筋結構偷工減料；高鐵因建造時顧問誤算而導致路軌變形偏離丶列車出軌丶又被傳出列車未達歐洲列車防撞標準丶缺乏安全系統；高鐵西九龍車站暴雨期間出現滲漏，驚現水簾洞；到工程主管考試被揭大規模提示作弊，種種工程問題多不勝數。在修建工程之中出現兩層外判的情形，訊息更難流通丶各方難於協調之余，又因外判的剝削性質而損害工人權益，工程及其責任層層外判而相互隱瞞，掩耳盜鈴，終致今日諸多破綻表露，終致惡名愈加昭著。

政府以為猛烈的政治打壓，尤其重判梁天琦等旺角沖突示威者，就可以令群眾陷入沮喪，因而可以趁著沒有群眾壓力下而急急通過一地兩檢。但這必然是會造成更大的民怨並在未來引發更大規模的鬥爭。群眾將會再次反抗威權統治而令當權者付出沈重代價。

梁天琦被判監六年令人驚憤

曾經的本土派成員梁天琦被判入獄六年，讓香港人無論老少都感到震驚和憤慨。另外八名同案被告也被判重刑。同樣被裁定暴動罪成的盧建民將入獄七年。

這些判決是史無前例的。許多被告的刑期甚至比六七暴動領導人還要長。六七暴動導致51人死亡，並使用了過千枚炸彈。

社會主義行動從未鼓吹或者支持說暴動是政治鬥爭的方式之一。但是和大多數普通群眾一樣，我們不接受政府對於旺角事件的描述。政府一再拒絕像雙十暴動和六七暴動之後那樣，成立調查委員會去調查事件真相。

馬丁•路德•金說，暴動是「被忽視者的語言」。暴動的發生往往意味著，有組織的集體鬥爭由於各種原因遭到失敗或者走入歧途。

前特首梁振英基於對民主運動的敵視，當時定性初一騷亂為「暴亂」。而且政府想利用旺角事件打垮本土派，進而打擊整個反對派。更有甚者（但並不令人意外），中共高官甚至說旺角騷亂是「恐怖主義」。當時梁振英在Facebook上發表狠毒的言論，指如果是發生在其他國家，「警察極可能槍殺暴動份子」。

不幸的是，本土派將自己送到了政府的槍口下。這是因為他們松散丶缺乏組織，而且也沒有真正的社會基礎（社交媒體上的鍵盤戰士的人數並不能反映參加有組織的抗爭運動的人數）。

而且，所有主要的本土派團體都敵視其他群體，例如以種族主義對待內地平民丶以宗派主義對待民主運動的其他派別，令他們自己陷入孤立。梁天琦為上庭辯護和製造輿論以減輕判時，在一定程度上疏遠了本土派，轉而向泛民尋求支持。這大概也不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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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派思想在年輕人當中仍然很普遍，而且可能因為資產階級建製派無休止的政治打壓而壯大起來。但是本土派很可能會保持無組織丶「無領導」的狀態，無法真正威脅到獨裁政權。

盡管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本土派的政治思想和行動方法，但我們也毫不猶豫地譴責「旺角暴動案」的嚴厲判決。

政府不僅想要擊垮本土派，而且想威嚇整整一代年輕人。無論是國歌法還是重推洗腦教育也是為了這個目的。政府想要傳達這樣一種信息：「激進主義」會受到懲罰，不要無謂抵抗威權統治。世界各地的專製政權都使用這種方法，但從未成功。

「旺角暴動案」審判：對司法公義的嘲弄

香港法院對於「旺角暴動案」的判決是有史以來最嚴厲的。

不同於雙十暴動和六七暴動，旺角事件並沒有造成死亡，也沒有搶劫或者嚴重損毀財物的行為。所有的怒火都只是針對警察，因為在雨傘革命裏，警察執行政府的政治命令去攻擊示威者。

目前已有25人因參與旺角騷亂而被裁定罪成，他們的刑期加起來多達71年。其中18名被裁定暴動罪成的被告的刑期平均為三年零八個月。雙十暴動造成59人死亡，但被裁定暴動罪成的人最高刑期也只有兩年。

被判入獄四年零三個月的莫嘉濤在被捕時只有十七歲。法官無視感化官的建議，判患有自閉癥的吳挺愷入獄兩年零四個月。

林鄭表示這場審判「完全沒有政治成分」，除了建製派的忠犬之外大概沒有什麽人會相信。中共想利用這場審判猛烈打擊整個香港民主鬥爭。

就像所有鎮壓性的統治製度一樣，這些措施最終也會對中共和傀儡港府造成反彈。人們從未像現在這樣清晰地看到，警察丶法院丶「議會」（如果它稱得上是議會的話）丶以及名義上「中立」的選舉事務處職員等國家機器都是殘酷丶貪腐的政權的鎮壓工具。警察在雨傘革命中空前的非法暴行，永久地摧毀其公眾形象。

同樣，法院被公然用來打擊民運人士，嚴刑處罰梁天琦等人，也在令許多人（特別是年輕人）對司法製度感到憤怒並失去信心。

我們必須從這些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中吸取經驗和教訓，從而重建群眾性的民主鬥爭。這場鬥爭要想勝利就必須要有革命的丶社會主義的鋼領，讓人們看到整個資本主義製度和國家機器都是腐朽的丶不民主的，「改革」和小修小補無法帶來真正的改變，只有徹底消滅資本主義製度才能擊敗現在的鎮壓。

學生會杯葛六四晚會有什麽意義?

大約11.5萬人參加了今年香港的六四紀念晚會，其中包括數千名內地遊客。今年的人數比去年更多，出乎建製派的預料。

這場集會有力地表達了群眾反對威權統治的態度。香港人不只是在紀念29年前那場幾近推翻中共獨裁政權的運動，也是經歷了兩年來對民主空間的打壓丶通過壓迫性的惡法丶政府操控立法會選舉丶政治檢控示威者等空前的政治打壓之後，表達出自己爭取民主的決心。

在這種情況下，香港八間大學學生會連續第四年拒絕參加六四晚會，就顯得更加荒唐和脫離現實。

自2015年以來，本土派領導下各間學生會說杯葛晚會是因為中國民主與香港無關丶對於支聯會和泛民的不滿丶以及反對「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

今年，學生會的杯葛行動再次得到媒體的廣泛報道。親政府的媒體說杯葛行動反映出民主派發生了嚴重分裂。偏自由派的媒體也大肆報導，不過由於各種原因，它們錯誤地認為學生會領袖在年輕人中很具代表性。

如此廣泛的媒體報道實在擡舉了本土派的杯葛行動。事實上，大量年輕人無視學生會的立場，參加了今年的六四晚會，可見杯葛行動並沒有得到那麽多支持。而且學生領袖也沒有像往年那樣組織其他的六四活動（盡管那些活動的成果都很有限）。

支聯會竭力將每年的晚會去政治化，使其脫離鬥爭，這的確引起了很大的不滿。但是學生會所謂的杯葛只不過是跟隨在這種不滿情緒之後，而沒有將它組織起來或給予它方向。

而且今年的杯葛尤為無力，因為學生會除了發出聲明之外沒有做其他任何事。這說明右翼本土主義沒有前途。它指責泛民領導人不願鬥爭（我們也同意這一點），但卻沒有給出任何替代方案。

自林鄭就任特首已來，大學校園裏的民主受到前所未有的打擊。當局利用港獨橫額事件進一步限製學生的言論自由。在浸大普通話事件中，校方懲罰抗議學生，以此來恐嚇其他活躍學生。本土派領導的學生會沒能動員起認真的鬥爭來抵抗這些攻擊，他們的宗派主義再一次孤立了自己。

不過自相矛盾的是，六四當晚學聯在集會場地外為自己的「抗爭者支援基金」籌款。他們做得很低調，而且依然沒有提出與泛民領導人和支聯會不同的政治替代方案。既然如此，與115,000名抗議者一同勇敢地反對當局迫害梁天琦等本土派丶反對打壓校園言論自由不是比杯葛更有意義嗎？所謂杯葛，表面上好像做了些事，但實際上什麽也沒有做。

香港學生不能接受這樣被動丶缺乏戰鬥性的學生會。社會主義者認為，面對政府的接連打壓，學生們迫切需要建立民主的丶戰鬥性的領導層，將學生會變成真正的鬥爭組織。

背景資料：學生會反革命的倒退
三年前社會主義者就曾警告過，大批學生對親泛民的學聯領導人感到不滿，而且雨傘革命沒能帶來改變也讓學生感到沮喪和失望，這會讓本土派從中得益。在學生眼裏，過去那些親泛民的學生會是高高在上的官僚組織。

在過去那些學生領袖的控製下，從來都沒有成為具內部民主的組織，這一點在雨傘運動期間表現得格外明顯。年輕人在雨傘運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真正具有戰鬥性的學生會本應在這個歷史性的時刻去動員和組織學生丶討論運動的政治任務，但實際上學生會卻自甘於次要角色。

盡管個別學生領袖的確成了雨傘運動的代表人物，但他們背後往往沒有任何實際的組織力量。

在雨傘運動次年，本土派利用學生的不滿情緒奪取學生會的領導權。但是本土派領導下，過去的那些問題（官僚主義丶缺乏基層參與和內部民主丶缺乏群眾動員）變得更加嚴重。沒有人會說現在的學生會比過去強大。

香港：五萬人七一上街 呼喊結束一黨專政

七一遊行已連續舉行16年，今年亦有數萬人參加。示威者無視獨裁政權的威脅恐嚇，呼喊「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

七一是香港結束156年英國殖民統治、主權移交給中國的周年紀念日。但自從2003年七一50萬人上街、阻止廿三條立法之後，這一天便成了上街日。現在政府試圖重啟廿三條立法，同時還在推行其他許多打壓民主的措施。

今年也是林鄭月娥就任特首一周年。中共操控的選舉委員會在去年以777票的低票數將她「選」為特首。在林鄭當政的一年裏，香港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打壓，民主權利受到空前打擊。就在七一前，港府將反民主火力開到最大。

警方的刁難

警方將以往的遊行集合地點批給親中團體，不允許遊行隊伍使用，然後又表示示威者若不遵守新的路線將會被捕。在七一前的幾周裏，許多媒體都認為遊行者會和警方爆發沖突。與此同時，中共喉舌《大公報》宣稱七一遊行「違法違憲」、應被取締。

不過遊行當日並未發生沖突。警方擔心如果挑起沖突，自己將會受到公眾指責。可見警方幾周來的威脅恐嚇不過是一場心理戰，為的是讓群眾不敢參加遊行。

盡管今年的遊行人數只有5萬，少於去年，但仍然是一場有力的抗議。而且就在一個月前，有115,000人參加了一年一度的六四晚會，紀念八九年被中共屠殺的青年和工人。

導致遊行人數減少的主要原因，並不是政府和警方的恐嚇，而是主流泛民政黨自林鄭上臺以來便全線退縮，沒能承擔起領導責任。

「他們沒有提出任何新的鬥爭策略去抵抗威權政府」，社會主義行動的Jaco評論說：「不過盡管泛民領導層軟弱，今天還是有5萬人上街。如果在運動中明確號召罷工，首先可以是全港一天總罷工，同時呼籲中國大陸的工人和青年一同鬥爭，將會更大的反響。」

禁止參選

政府和主流媒體宣稱今年的遊行人數是「最少的一次」，也就是暗示說民主運動的支持度正在消散。過去幾年裏，港府對七一遊行的反應都比較謹慎低調，而且會發布聲明說它「理解」公眾的憂慮。但是今年港府卻囂張地說遊行不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

政府的新聞公告說道：「任何不尊重『一國』、無視憲製秩序、嘩眾誇張、不實誤導的口號，皆不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不利香港的發展。」這裏所說的「一國」是指中共政府對於「一國兩製」下部分自治的香港擁有主權。

政府正在加緊打壓「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反對派候選人如果不放棄這句口號，就會被禁止參選。這種做法對於普通工人和青年沒有多大影響，他們的怒火仍在增長，但是會讓溫和泛民感到恐慌，因為他們不想看到群眾鬥爭，他們不惜一切代價避免和政府發生沖突。

傑瑞米柯賓

空前的打擊

中共和傀儡港府不斷對香港民主權利發起新的打擊，試圖消滅民主運動。自2003年以來（或者說自1989年以來），在香港這個有730萬人口的城市，已有數百萬人次參加過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

在2014年雨傘革命期間，有120萬人參加了集會、占領和反政府抗議。雨傘革命是1989年之後中共獨裁政權所遭遇的最嚴重的政治挑戰。政府現在實行種種打壓措施，以圖避免重現當年的情形，但是它註定會失敗。而且現在中國的群眾鬥爭也正在趕上（而且很可能會超過）香港。

社會主義行動在七一遊行沿途設置街站，售賣新一期的《社會主義者》雜誌。「我們的口號是『重建戰鬥性民主運動』和『打倒獨裁政權』。同時我們也提出，需要建立擁護社會主義政策的工人群眾政黨，並將群眾鬥爭蔓延到中國。」社會主義行動的Jaco說：「我們認為，反對威權統治的鬥爭也需要反對資本主義，只有這樣才能打敗獨裁政權。」

林鄭執政第一年大事記
2017年7月1日：林鄭月娥宣誓就職。習近平訪港發表講話，警告香港人不要觸碰北京的「底線」，並再次攻擊港獨思想。

2017年7月14日：繼2016年底踢走兩名本土派議員之後，政府再次清洗立法會，四名泛民議員被取消資格，其中包括資深社運人士、社會民主連線的「長毛」梁國雄。林鄭政府將五分之一的反對派議員踢出立法會，事實上推翻了2016年的選舉結果。

2017年7月25日：政府宣布高鐵一地兩檢方案。表面上一地兩檢是為了「節省時間」，實際上是打開了大陸警察和邊境人員在香港執法的先例。

2017年8月15及17日：法院重審有關雨傘運動和反新界東北發展抗議的兩宗案件，首次有青年社運人士被判處嚴厲刑期。香港眾誌的黃之鋒和社民連的黃浩銘等16名被告盡管已經完成之前判處的社會服務令，但此次仍被判入獄6至13個月。

2017年8月20日：16名社運人士被改判入獄僅僅幾天之後，14萬人上街抗議法院判決和政府操控法院。遊行並非主流泛民政黨發起的，他們只是被迫跟隨，而且他們完全沒有預料到會有這麽多人參加遊行。

2017年10月1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國歌法，「侮辱」國歌將會受到處罰。香港政府宣布將會進行國歌法本地立法。國歌法主要是為了打壓反對中共的年輕人，特別是那些在球賽現場噓國歌的香港球迷。

2017年12月15日：六名反對派議員被取消資格後，建製派取得立法會絕對多數，得以修改議事規則，削弱了反對派拉布的權利。

2018年：政府對民主派示威者的檢控變本加厲。一月有6場審判，共43名被告；二月6場，27人；三月8場，46人；四月5場，27人；五月3場，21人。今年以來，已有4場有關雨傘運動的審判，共47名被告。因參加雨傘運動而受審的人數增加到至少266人，被定罪者增加到至少100人。

2018年1月17日：16名社運人士因為在2014年雨傘運動旺角占領區清場時違反禁製令被裁定罪成。16人均被判入獄，包括已經因「占領公民廣場案」在2017年8月被判入獄的黃之鋒和黃浩銘。16人均已提出上訴。

2018年1月27日：香港眾誌的周庭被禁止參加立法會補選。名義上「中立」的選舉事務處職員聲稱，周庭被禁止參選是因為香港眾誌要求「自決」。但2016年眾誌羅冠聰參選並當選立法會議員時，選舉事務處並沒有表示反對。

2018年3月11日：政府清洗立法會後留下六個空缺席位，其中四個在今年三月進行補選。總共有三名候選人被禁止參選。泛民和建製派各贏得兩個席位，意味著泛民丟掉了上次選舉贏得的兩個席位。補選過後，香港唯一一個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宣稱，任何要求「結束一黨專政」的人都可以被禁止參選。

2018年3月16日：政府宣布正在草擬《國歌條例草案》。草案提出，「侮辱」國歌者最高可被罰款五萬元及判監三年。

2018年3月17日：習近平宣誓就任國家主席，開始了他的第二個任期。此前全國人大已經取消了國家主席的任期限製，為習近平的「終身統治」鋪路。中共從過去的「集體獨裁」變成「個人獨裁」，強化了習近平當局的壓迫性，但也出人意料地引發了大規模網路抗議。

2018年3月30日：政府發表聲明，「強烈譴責」香港大學教授戴耀廷幾周前在臺灣一個論壇上的講話，盡管戴耀廷只是模糊地說到港獨作為其中一個政治願景。建製派要求檢控他並開除其教席。戴耀廷的講話變成了建製派用來打擊言論自由、為重推廿三條立法造勢的靶子。

2018年5月28日：社民連主席吳文遠向廉署舉報一名高官涉嫌貪汙，但卻因披露調查進度而被判監四個月。吳文遠辯護說此事關乎「公眾利益」，自己有責任向公眾交待，但法院卻不予承認。吳文遠所受的嚴厲判決是一個標誌性的政治事件，再一次證明政府將較激進的社民連視為重點打壓目標。

2018年6月11日：法院對「旺角暴動案」做出空前嚴厲的判決，將香港本土派代表梁天琦判監6年。「旺角暴動案」被定罪人數增加到25人，總刑期長達71年。

2018年6月14日：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和建製派使用前所未有的專製手段打壓泛民議員，強行通過了一地兩檢法案，事實上將即將投入使用的香港高鐵站變成了一所巨大的公安局。

港鐵建築醜聞變成政治危機

承辦本港多項基建項目的港鐵最近接連爆出工程醜聞，繼高鐵工程不斷超支延誤丶試車出軌外，醜聞更擴散至本地多項鐵路工程，當中以沙中線的工程最為嚴重。

五月中，傳媒得到工程分判商中科興業爆料，新紅磡站工程用來支撐月臺的部分鋼筋被剪短。鋼筋的支撐力度不足，隨時會導致月臺崩塌。據報港鐵公司早已於2015年8月悉知工程問題，卻沒有通報公眾，更向分判商施壓要求噤聲。

到了六月，沙中線再次爆發醜聞，土瓜灣站的通道墻壁工程偷工減料，墻身厚度被削減。6月17日，沙中線前線工作人員揭發會展站挖掘工程問題。事件發現工程偷工減料，沒有放置足夠的支撐架，事件的嚴重程度可導致整個施工地盤倒塌。這個工程同樣由禮頓負責，並與中資的中國建築聯營。根據路政署報告，港鐵早在五月初發現問題，同樣沒有主動公開通報。

禮頓至截稿前仍然沒有公開回應事件，而港鐵主席馬時亨卻坦然對其「無符」，甚為鬧劇。政府只會成立調查委員會，不過委員會只限於調查紅墈站的事件，不會過問其他工程醜聞。

香港基建項目頻頻揭發醜聞，可見造假並非個別事件，而很可能是長期的腐敗問題。政府近年來大興土木，建設大白象工程，這些全部都是以外判形式興建。判上判的模式，讓政府丶港鐵丶承建商等在出事時將問題諉過他人丶推卸責任。

事件已經促發成為一場政治危機。林鄭月娥上月還維護馬時亨，但現今政府開始表達對港鐵通報機製的不滿，企圖以不知情而逃避全部責任。在社會的輿論壓力下，政府甚至可能會更換港鐵高層。

對於當下的工程問題，社會主義者主張成立一個有工人代表參與的民主調查委員會，徹查全部問題並且追究所有涉事的主管高層及政府官員。不過歸根究底，我們還要廢除外判製，並且將港鐵及建築商收歸民主公營，踢走腐敗的資本家。同時間，社會應該重新檢視所有基建工程，停止譬如高鐵等的大白象項目，將資源重新投入並大幅增加公共社會服務的開支。

時代廣場移除劉曉波銅像　 政治打壓趕盡殺絕

反對時代廣場政治打壓

7月13日是劉曉波逝世一周年。香港支聯會及社民連六月中在銅鑼灣時代廣場外擺放劉曉波的銅像，以喚起公眾對中國民主的關註。然而，時代廣場方面以活動「滋擾商戶」為由阻止，更威脅向法庭申請禁製令以作驅趕。

但實際上，商場前的空地乃公共空間。且該空間同時卻擺有商場主辦而占地更大的動漫展覽，卻沒有被趕走。時代廣場由九龍倉集團所持有，老板吳光正本人更曾任全國政協常委，商場明顯要政治打壓，避免「政治敏感」議題。

由於挑戰禁製令需耗十數萬訟費，最後支聯會及社民連無奈決定撤出時代廣場，搬到銅鑼灣行人專用區繼續活動。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時代廣場政治打壓，剝奪使用公共空間的權利。

林鄭政府拒絕美國要求引渡疑犯

2007年以來首次發生的個案

最近，美國國務院發表一份報告提及，美國政府曾向香港政府提出引渡一名逃犯，但去年10月遭特首林鄭月娥應北京政府要求拒絕引渡，並將疑犯交由中央政府拘留。這是2007年以來首次發生的個案。

疑犯為澳門人熊日（Iat Hong），涉嫌在澳門入侵兩間美國律師行的內聯網盜取上市公司的信息，於2016年12月在香港被捕。美國政府申請引渡疑犯，但在10個月後，香港政府拒絕引渡申請，因他亦正被中央政府提出另一宗刑事檢控。

港府最後將該疑犯移送至中央政府，而北京政府沒有再就如何處理該名逃犯提供任何資訊。

事件反映香港的出入境極為受中國幹預。去年十九大期間，英國維權人士Benedict Rogers由香港被遣返，明顯在敏感時期中共接管了入境處。中共對香港政府的政治操控。當然美國政府也是大力幹預世界各地政府的出入境以達到政治目的，例如針對斯諾登。社會主義者反對中共操控香港邊境。只有邊境控製權由人民選舉的委員會民主管控，才能保障公平的出入境自由。

市民住屋縮水 地產商錢包發水

香港樓價連年不斷打破世界「最不可負擔」的紀錄

超過20萬窮人居住於比監倉更細小的劏房內。但即使是較富裕的買家（通常是家長幫孩子付首期）也開始搶購納米樓。

這些單位的面積大部分小於200平方呎，但平均售賣卻高達4百萬元，以呎租來計算比大單位更貴，因而獲得地產商的青睞。地產商是香港的真正統治者。對他們來說，房屋是用來讓他們發水，而不是用來為群眾提供舒適的家，現在連較富裕的買家都成為了受害者。地產商愈來愈富，但平民的生活空間越來越窄，也越來越昂貴。

據《福布斯》雜誌的資料顯示，香港最有錢的頭50名億萬富翁的總財富在去年增加了600億，達到3070億，即在一年內上升了24%。這也打破了世界紀錄！

林鄭的威權統治一周年 鬥爭如何走下去？

七月一日林鄭月娥上任特首的一周年。林鄭上任後加強威權統治，特別在去年7月14日取消四名議員資格後，政治形勢進入了新的階段。習近平去年七一強調中共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中共強硬地打壓香港僅有的民主空間，削弱立法會權力、更明顯地利用法庭政治審判示威者、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通過國歌法和一地兩檢等法例。

上任以來她一直將打壓群眾抗爭的任務外判予法院及建製派政黨，避免像梁振英般發表強硬的反民主言論，以保持自己「政治中立」的港英殖民地公務員形象。最近梁天琦被重判無疑對很多支持民主運動的青年來說都是一個挫敗。政府可以在短期內製造寒蟬效應，但青年的憤怒情緒只會更深。現在對大部分青年來說，「法治已死」和「政治審判」已經變成共識，因此最近司法界在巨大壓力之下也需要開腔向公眾自辯，為自己的政治審判行為開脫。

中共不但要通過這些法例，更要在這過程中展示無上權力，企圖令群眾運動感到挫敗，因此往往以更強硬、更無視民意的手段來達到目的，可以說手段比目的本身更重要。去年一地兩檢由人大常委直接頒布決定，完全無視香港的基本法，而中共爪牙更公開向香港法庭施壓，指香港法庭不應受理對一地兩檢的司法覆核。此外，中共想將立法會變為人大會議，避免它繼續成為政治辯論的場所。在今年初修改議事規則之後，現在建製派正準備將因為違反議事規則而被逐出議會的議員禁止開會一年。這將會封殺議會抗爭。

中共最理想的目標是把香港變成像新加坡那樣，群眾抗議和集會受到全面壓製，言論和出版自由蕩然無存，政治版圖上只會存在一些忠誠反對派作為花瓶。事實上在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今天，全球各國政府也視這種威權統治模式為典範。一方面可以鎮壓群眾反抗和控製新聞資訊，同時又可以與全球金融體系保持密切連系。因此最近特金會後，特朗普稱贊金正恩的「強硬統治」，及後一星期美國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表明了清晰的政治訊號。

「全面管治權」

習近平在中國內地全面集權，收緊對於地方政府的控製，對待香港也不例外。一年以來中共越來越公開地直接統治香港，人大常委及政協經常高調發表言論向香港的法庭和議會施壓。過去在梁振英時期，中共讓中聯辦占主導角色，由中聯辦將政治任務和利益分配予在港的利益集團（包括政黨、財團、親中學校等機關）。現在中共更多的是通過人大和政協直接幹預香港，推動它想要的政策，而不像梁振英那樣擅自搞風搞雨。但這種直接統治並不會順暢，因為意味著香港政府比以前更難在政策上作出那怕是些微的讓步以舒緩民怨，也很難讓主張「大和解」的泛民領導展示他們的成果以合理化他們的妥協。

林鄭似乎希望在上任一周年推出房屋空置稅，企圖擺出壓抑樓價的姿態以挽回民意。但就如梁振英當年的雙辣招一樣，這樣政策對壓抑樓市基本上毫無幫助。現時全港地產商若有9千個落成後沒有推出發售的單位。即使推出了空置稅，迫使地產商售出全部囤積的私人單位，根本對壓抑樓價毫無幫助。

建製派的恐嚇

由於近月建製派開始攻擊「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指控其為違法違憲，威脅可以剝奪任何支持這一口號的人的參選權。這意味著整個泛民主派都有可能被集體取消議員資格。然而今天六四集會的人數仍然高企。七一遊行民陣在群眾壓力下正確地采納了這一口號為主題，雖然它並未有明確指出群眾運動要如何達到這一目標──與中國內地的群眾鬥爭連結起來，並且以打倒中共政權及資本主義為綱領。香港警方開始對七一遊行安排，提出比之前更嚴格的限製，強製市民在維園草地出發，並威脅控告中途加入的遊行人士「非法集會」。

此外，中共喉舌《大公報》表示應該取締七一遊行，因為這是「抗中亂港」、「違法違憲」。當然大公報是建製派機器中最令人反感的一個，但在今天愈強硬愈當道的大局下，不排除香港的親北京政客在未來一段時間會附和這一調子。這是中共推動鎮壓的策略，先擺出最強硬的立場測試民意，在激起輿論反彈後稍為撤退，然後慢慢將這一強硬立場「正常化」。不過獨裁者明顯自視過高，由2003年反廿三條50萬人大遊行開始，七一遊行已經成為群眾鬥爭的一個重要記憶。如果對這個香港抗爭的重要陣地作出攻擊，只會激發更多港人的憤怒到臨界點，激起新一階段的群眾鬥爭。

傑瑞米柯賓

重建戰鬥性的民主運動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主張需要重建民主運動，讓運動由基層群眾掌控。運動不應自我局限在爭取民主訴求之內，也應該通過建立反資本主義的新工人政黨作為民主運動的核心，處理香港資本主義造成的社會危機。長期以來，溫和泛民的領導者一直在阻礙鬥爭。在群眾壓力下泛民領導不情願地參與運動，並希望盡快結束運動。

現在面對著中共和傀儡港府的強力打壓、以及習近平日漸收緊對香港的管控，泛民高層甚至進一步向威權統治妥協並且拒絕群眾鬥爭。泛民領導在民主鬥爭中固守錯誤的觀點和方法，導致了他們成為鬥爭的剎車掣。他們一直認為，僅僅依靠「文明」的談判向習帝請願，就可以說服獨裁者實行民主。社會變革從來不是依靠與當權者妥協達成，而是依賴不斷的群眾鬥爭去奪取當權者的權力。無論是歷史上爭取女性選舉權還是推翻專製政權都是如此。工人組織、工會和其他群眾組織往往在當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今年六四集會人數等例子，已證明香港群眾是準備與政府鬥爭的。為了抵抗不斷升級的政治打壓，現在我們迫切需要將民主鬥爭聯系到工人階級反剝削的鬥爭，並以基層工人為基礎建立一個新的工人政黨。

宏光護老院外勞罷工抗爭　追討欠薪加班費

6月14日，位於觀塘的宏光護老院爆發工人抗爭，共10名來自中國廣東的外勞女工集體辭職，抗議資方長期對工資及工時的嚴重剝削，以及對員工做出的恐嚇行為，要求追討百多萬元的欠薪，。由於所有外勞本來居住於公司宿舍，故她們發起抗爭後無家可歸，並搬到政府總部外紮營留守抗議。6月16日，工人在政總外發起抗議行動，社會主義行動丶工黨丶社民連等組織都有參與，我們支持工人的抗爭並聆聽她們的憤怒聲音。6月17日，宏光工人參加了印尼及菲律賓外勞的國際家務勞工日集會，展示了工人階級可以不分國族團結鬥爭。

超剝削的工作環境

這些女工大多都來自廣東省，來港後在超剝削的條件下工作。雖然合約訂明的工時為每天9小時，但實際上她們需要每天工作12小時，每天超時工作至少3小時，有時公司更要求工人連續24小時工作。另外，公司亦克扣工人的每周休息日和至少7天的年假，工人每年只有共24天的假期回鄉探親，也就是說工人的每年法定假日（52日周假+7天年假）被克扣了至少35天。

這些外勞是經過政府的《補充外勞計劃》來港工作的。雖然政策訂明同工同酬：「其工資至少須相等於本地工人擔任相類職位每月工資的中位數，所享有的待遇亦不會比本地工人按勞工法例所得的為差」，而且亦要符合法定最低工資。但實際上資方一直在走法律漏洞，提交給勞工署的工作合約上的工資為$12,000，但公司以提供住宿費為由將實際工資減至$10,800。另外，工人每兩年簽一次合約，每次公司都會巧立名目征收2.1萬人民幣和2萬港幣的「勞務費」，變相每月克扣約$2,000的工資。

以工人實際月入約$8,800來算，每月沒有休息日工作30天，每天工作12小時，工人們的時薪只有$24.4，遠遠低於最低工資的$34.5，可見雇主其實在一直在違反法例。據了解，資方多年來克扣工人工資丶休息丶超時工作補水等的金額合共約700萬元。今次工人抗爭的基本目標就是追討全部欠薪。

無故解雇丶人身恐嚇

這次鬥爭的觸發點，源於公司最近無故解雇其中一名工人。被辭退的黃女士在院社工作了8年，於5月28 日在沒有原因之下突然遭公司解雇。「公司要求我簽署『糧單』，又威脅不簽署的話會直接找人送我返大陸，並甚至報復在鄉下的家人。」事實上，資方過去曾多次對工人惡言相向，威脅工人不要到勞工署或工會投訴。事件發生後，令其他外勞工人都感到非常憤怒，害怕自己就是下一個受害者，因此其他9名外勞決定一同集體離職抗議。

政府縱容私營院舍

這次宏光護老院剝削外勞事件，連同2015年劍橋護老院虐老事件，以及2016年康橋之家院長性侵女院友事件，反映政府多年來毫無監管，縱容私人院舍欺壓院友和工人。而問題更甚的，是政府不斷在推動安老服務的私營化，現時安老院舍宿位的公私營比例為37:63，而且公共資助的宿位嚴重不足，輪候時間高達37個月，每年有約6千名老人在輪候宿位期間死亡。私營院舍為了牟利，往往會輸入外勞來剝削工人，同時以高昂的收費提供參差的服務。私營院舍的每月收費動輒過萬元，一般基層家庭根本難以負擔。這些院舍很多環境惡劣，每名老人擁有的空間只有6.5平方米，在晚間一名護老員甚至要照顧40名老人。

現時私營院舍大多聘請廉價外勞，今次事件相信只是冰山一角。歸根究底，政府應該全面將安老服務公營化，大幅增加社會投資，並直接以同工同酬及合理待遇聘請本勞及外勞。這樣才能夠一方面確保員工的待遇與人手，同時間又能以低廉價錢為有需要的基層家庭提供長者照顧服務。

外傭發表中介調查報告　揭露政府假監察真縱容

《職業介紹所實務守則》自去年1月起在港實施以來，政府指用意是規管中介公司。但一年以來守則被證明根本是無牙老虎。最近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FADWU）及印尼移工社群（KOBUMI）進行調查，訪問了452名外傭，發現中介濫收費用丶剝削外勞的情況十分猖獗。

新來港外傭平均支付9013元中介費，是法定上限的20倍。法例規定中介公司只能收取外傭來港首月薪金的一成，但調查顯示56%受訪外傭被雇傭中心違例，另有三成人須在獲發首月薪金前繳費。

團體曾以外傭身份到十八間雇傭中心放蛇，有七間表明經他們尋找新雇主時，需支付三千五百元至一萬元費用。另一點是，24%受訪外傭被沒收個人身份證明文件，做法違反守則。這種剝奪人身自由的做法根是威嚇外傭的行為，使她們即使面對中介或雇主違法時也不敢發聲。

亦有約百分之十的受訪外傭指中介機構曾安排他們向財務公司借貸，以逃避直接參與非法收費的罪行。很多外傭來港後為了繳交中介費而負債累累，首半年根本上是無償勞動，也因為負債的壓力，即使收到剝削和壓迫也不敢發聲。

政府事事以財團利益行先，這些擺明車馬違法的中介公司往往被縱容。勞工處自守則實施以來，九成中介公司違反至少一項條例，但只有七間被撤銷或拒絕續發牌照。

依靠政府的守則或法例根本毫無實權規管吸血中介公司。外傭需要組織起來積極鬥爭，並且與本地工人階級一起團結鬥爭，要求本勞外勞同工同酬，取締所有私人中介公司，讓外傭有權被直接聘用，或者通過受民主控製的非牟利聘用機構受雇。工人們應該不分種族團結抗爭，共同抵抗資本主義的「現代奴隸製」。

新民黨容海恩攻擊外傭    反對種族主義和資本主義

5月27日，多個外勞團體發起遊行，抗議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種族歧視。容上月在立法會上指外傭周末在公眾地方霸占道路、進食和睡覺，影響巿民生活和公眾衛生。約三百名外勞舉起「反歧視」、「反對現代奴隸製」等標語，要求容海恩道歉。社會主義行動亦參與遊行，我們諷刺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如希特勒一般種族歧視。

建製派種族歧視劣跡斑斑

新民黨一向極為性別歧視及種族歧視。2016年立法會選舉期間，新民黨煽動種族歧視、製造社會恐慌、並攻擊民主派以撈取選票，極力抹黑香港的尋求庇護者為「假難民」，又支持政府興建難民營。2015年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亦曾發表極為種族歧視及性別歧視的言論，指「大量菲籍女傭在港淪為外籍男士的性資源」，引起多個外傭團體抗議。

新民黨不但攻擊外傭，同時也是反對本地工人權益和民主權利的政黨。可見本地群眾與外傭有著共同利益，因此需要團結鬥爭，反對種族歧視和資本剝削。

附和政府的壓迫性政策

在港外傭人數達到38萬，為社會製造龐大的經濟成果，可是她們卻被政府的政策所歧視。外傭占據假日路面，是因為雇傭同住條例下，外傭沒有自己的居所，在假日只能逗留在外。而香港極為缺乏公共空間。政府拒絕為外傭興建假日休憩設施。

「雇傭同住條例」令外傭失去外出住屋的自由、被迫與雇主同住，令性侵犯和暴力事件時有發生。香港住屋狹窄，外傭大多都欠缺自己的房間，女性私穩被無形中被打壓。政府亦一直縱容中介公司濫收外傭中介費，令外傭欠債累累，外傭工時更是全港之最，逾四成外傭每天工作16小時。

社會主義行動強烈譴責容海恩的言論。我們要求開放所有公共設施讓外傭使用，而政府亦應大量增建公共設施以容納38萬名外傭以至全港人士。我們要求取消雇傭同住條例，並大量興建公屋讓外傭居住。

打倒「貴族學校」！打倒階級歧視！

近日，私立的哈羅香港國際學校宣布將於明年新學期取消中文科繁體字教育，一律只提供簡體中文課程，引發爭議。據報導稱，香港本地學生家長對此反應激烈，認為學校並未事前咨詢家長。此事亦觸動了部份人對於中港兩地對立的神經，認為校方有意迎合中共政權打壓香港語言及文字的地位。毫無疑問，哈羅作為一所私立學校必然盡一切手段迎合中共與香港政府的好惡。而政府優惠貴族學校的政策，令教育資源分配更集中在富人手上，製造階級傾斜。

現時全港約有五十間此類私立「國際學校」。加之在政府政策的傾斜下，這些學校更成為「精英」「優質」教學的代名詞。當然，入學的費用同時亦相當 「精英」和「優質」。以此次事件的主角哈羅香港國際學校為例，學校發行所謂的「個人或公司資本證書」及「個別債券」，認購金額分別為300萬及60萬港元，供家長認購作為子女必要入學條件，2016年「個人或公司資本證書」金額更增至500萬，另外學費約15-18萬一年，還未包括每年6萬元的住宿費用，相當於一個香港一般工人全年收入，根本遠非一般香港家庭可承擔。

而政府政策亦大幅向此類私立學校傾斜，哈羅香港校舍占地3.79公頃，政府每年竟然只收取1000元的租金，另外還有6間國際學校也是如此！相比之下，面向本地絕大多數學生的公立學校所得的待遇卻慘不忍睹，政府投放於公共教育系統的支出占GDP比例在全球處於墊底位置，甚至不如埃塞俄比亞，不但堅決拒絕推行小班教學，連學位安排都毫無章法得過且過，以致個別公立學校出現數年間由收生不足幾乎被「殺校」、轉眼間新學年擴編至一級九班每班40多人的情況。政府對公立教育系統不僅欠缺長遠規劃，連短期的安排都一塌糊塗。

社會主義者故然支持學生、家長和學校民主地決定教學政策；學生有選擇接受哪一種語言和文字教育的權利。但在此之前，我們亦同時要求廢除一切私立貴族學校，所有學校全面公營，大幅增加教育開支，提供面向全民的免費優質公共教育。

社義行動致力重建工人鬥爭　反抗專製政府

中國內地正走入瘋狂鎮壓的「習帝時代」。正當中共政權正在收緊對香港控製，建立群眾抵抗的戰略和綱領變得更加迫切。社會主義行動努力應對這一挑戰。我們目標是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而我們每天的抗爭行動都是為了這目標而前進。

五一國際勞動節，社會主義行動與印尼外勞社群（Kobumi）及難民聯會舉行反種族主義遊行。社民連梁國雄（長毛）及廚師聯盟主席吳誌輝亦有出席。這是勞動節唯一一場集結不同國族的國際主義遊行，當中包括印尼、盂加拉、美國、蘇格蘭、香港人等。隊伍約一百人，由中環遮打花園遊行至政府總部，打出「團結抗爭　反種族主義　全世界勞動者團結起來」的口號。參加者高喊出「婦女權利是工人權利」、「停止性別歧視，停止種族主義」、「國際工人大團結」等口號。勞動節遊行不單是為了表達憤怒，也展示了需要什麽理念來提高香港以至亞洲地區鬥爭的水平。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支持內地工人鬥爭。內地龐大的工人階級如果得以組織起來，中共獨裁政權的生命將會進入倒數。因此我們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是將不同鬥爭連結起來，並學習當中的教訓。5月15日，社會主義行動前往啦啦快送香港荔枝角辦公室抗議，反對啦啦快送壓榨內地司機，聲援司機罷工。社會主義者譴責啦啦快送壓低運費，逃避為司機支付社會保險和提供其他的工人法定待遇。我們支持啦啦快送司機組織民主的獨立工會，爭取體面的收入和八小時工作製。

6月16日，社會主義行動、工黨、社民連等組織都有參與宏光護老院的內地外勞在政總外發起的抗議，反對公司克扣工資。社會主義行動成員發言時表示，罷工工人是婦女、外來移民和工人，受到三重壓迫。我們支持工人一切訴求，並支持本勞外勞同工同酬，反對種族分化。

社會主義者一直站在反種族主義鬥爭的前線。5月17日，社會主義行動、Kobumi、社民連、工黨及其他外傭團體，到以色列領事館及美國領事館抗議，反對屠殺加沙人民。社會主義行動支持以巴群眾團結抗爭，反對種族主義及國家暴力。6月17日，社會主義行動亦參與外勞團體舉辦的國際家務勞工日。

5月27日及6月4日分別是六四的周年遊行及燭光晚會。今年是威權主義攻勢以來的首個六四。社會主義行動打出「打倒習帝　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由於中共企圖將「結束一黨專政」定性為違法口號，社會主義行動出版「結束一黨專政違禁品」T恤以作諷刺，大受抗議者歡迎。

維園燭光晚會有11.5萬人參與，這反映了群眾對去年以來政治打壓的憤怒，也見到港人沒有為民主鬥爭感到灰心。對專製政權和親商政策的不滿是前所未有地高漲。如果有一個清晰的領導，基層群眾是準備站出來的。但現在欠缺的正是一個引領群眾鬥爭前進的領導力量及組織方法。社會主義行動正為一個新的工人政黨而奮鬥，作為連結這場鬥爭的鎖鏈，因為至今只有政府一方清楚自己的鬥爭目標。群眾指望泛民主派，但泛民領導一次又一次的猶豫不決，未能真正動員群眾抵抗政府的攻擊，並將鬥爭限製在司法挑戰以及立法會的沖擊畫面內。

社會主義行動介入在不同的工人、外勞、女性和民主鬥爭之中，為建立一個新的政治力量鋪路。工人階級政黨可以在未來幾年成為反專製鬥爭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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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瑞米柯賓

政黨被取締   標誌著鎮壓的新階段

今年7月，中共指揮的政治打壓繼續擴大，保安局和香港政府打算使用英殖時期遺留下來的《社團條例》取締尋求港獨的民族黨。種族主義的香港民族黨自吹自擂，為自己造勢，但實際上它只是一個很小的組織。政府明顯是用它來試水，準備更嚴厲地打壓言論和結社自由。在過去兩年裏，政府發起一系列政治攻勢，頒布新的壓迫性法律，禁止一些反對派參加選舉，並將參加反政府示威的青年民運人士投入監獄。

這是自主權移交以來該條例第一次被用來打擊政治組織，標誌著中共和傀儡港府對香港民主權利的攻擊愈演愈烈。一旦保安局發出禁令，以民族黨成員身分參加活動或者向該組織捐款均會是違法行為，最高可被罰款十萬元及入獄三年。

政府一開始給了民族黨三周的申訴期，但司法程序只會是一場表演。不過在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的代理律師提出抗議後，申訴期延長至七周。盡管延期不太可能對最後的結果造成太大影響，但另一方面這也說明香港政府和警察一開始過於自信，誤判了形勢。政府每一次攻擊民主權利，都可能引發群眾的憤怒和抗議，盡管民主運動的泛民「領導人」沒有任何反擊。延長民族黨的申訴期，說明政府意識到法院有可能不同意取締，或者至少會推遲審理，而這會令政府大失顏面。

反擊林鄭政府的白色恐怖不能只依靠法院，而且法院正日益成為政府的工具（除了個別情況下會表現出一些「公正」）。不過政府猛烈打壓言論自由和政治結社自由，甚至已經令一部分資產階級自由派感到驚慌。取締民族黨就是最新的警號。

政府於外國記者會（FCC）之間的沖突就是一個例子。外國記者會邀請陳浩天於8月14日進行演講，而政府則威逼它取消這個計劃。前特首梁振英作為政府的非官方發言人，政府可能會收回租給記者會的辦公室。而且政府還阻止記者會直播陳浩天的演講。

不過對於林鄭政府來說，這樣做代價高昂。它沒辦法解釋為什麽要花這麽大的力氣取締像民族黨這樣一個根本算不上政黨的政黨。而且政府的行動反而宣傳了陳浩天，讓他從一個邊緣人物變成國際知名人物。就算取締了民族黨這樣一個只是名義上的政黨，陳浩天還是可以照常演講和發聲明，而且現在他的關註度比過去更高。所以政府的嚴酷舉措明顯不是針對民族黨，而是為了抓「大魚」。

社會主義行動完全反對民族黨的政治立場，尤其是它的種族主義立場和對歐美帝國主義的幻想。民族黨要求把所有大陸人趕出香港，體現出它如特朗普一般極為反動的種族主義。這只會幫助同樣這只會幫助同樣奉行種族主義的中共政權分化香港和內地的群眾鬥爭。社會主義者主張全世界勞動群眾團結鬥爭，一同對抗真正的敵人，也就是富豪的威權統治。但政府的真正目標不是民族黨，它明顯是想要以此為先例發動更大規模的攻勢，打擊其他反對政府及其反民主計劃的組織。

政府將這樣一個沒有實際威脅的組織作為第一個打擊目標，顯然是為了製造先例，為將來使用同樣的方法禁止其他反對派組織作準備。它首先攻擊港獨支持者，因為中共和港府認為「獨立」是一個連討論都不可以的話題。

接著政府會全面擴大攻擊範圍，將其他政治主張也列為不可討論的禁忌。「結束一黨專政」是民主鬥爭的根本訴求，現在也成為政府打擊的目標。最近林鄭拒絕承諾那些要求結束一黨專政的不會面臨法律後果。那些公開支持這一訴求的人（也就是幾乎所有民主派政黨）未來都可能被禁止參選。

政府曾采用相同的做法，先在2016年取消了本土派梁頌恒和遊蕙禎兩人的議員資格，然後又踢走了四名較激進的民主派議員。可見政府已經在變相實行廿三條，再一次證明法律和司法製度已變成打壓民主的工具。

保安局發出一份長達700頁的文件，詳列陳浩天的政治言行，用以「證明」民族黨違反了《社團條例》。中共和香港政府想要徹底消滅追求民主的反抗力量，今次取締民族黨以及港府過去的所有政治打壓都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政府抓住民族黨的一些言論，說它是以「暴力」威脅國家安全，但實際上民族黨不過是一個自欺欺人的小組織，除了吸引眼球之外幾乎做不了任何事。

獨裁政權向年輕人的政治權利「宣戰」。但是就像在中國大陸一樣，威權政策不可能消滅民主訴求和反抗鬥爭，從長遠來看反而會推動年輕人更加激進化、政治化，進而引發更多抗爭，但在反民主攻勢面前不堪一擊的本土派和他們的右翼思想無法為這些年輕人提供出路。本土派團體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立場，以及他們的右翼親資思想，不可能幫助年輕人實現任何成功的政治反擊。

新一輪的威權攻勢說明現在須要重建戰鬥性的群眾民主運動。我們必須抗議政府的每一次攻擊，而且要明白政府正打算發起越來越多的打壓。反民主攻勢不會自動停止，只有有組織的群眾抵抗才能挫敗政府的計劃。而且群眾抵抗需要有民主的組織，由民選發言人和基層委員會來決定行動方針和訴求。

同時民主鬥爭須要聯系到反資本主義的鬥爭，並聯合中國大陸和全世界的工人鬥爭。這些工人正組織起來，反抗減薪、緊縮和各種親富人政策，反對昂貴的教育和住房。通過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將這些鬥爭聯系起來，能夠將民主鬥爭變成可以撼動中共和其他所有政府的真正的群眾性運動。

當前的「土地大辯論」以及沙中線醜聞表明，資本家將不民主的政治製度當做自己的保護傘，他們會竭力對抗基層群眾的民主訴求，從而保護自己的利潤。因此民主運動必須要有反資本主義綱領和能夠實現這一綱領的社會主義工人群眾政黨，以此擊敗中共和富豪的獨裁統治。

威權政府外強中幹

港鐵沙中線建築醜聞爆發，政府的無能赤裸裸揭露於群眾眼前，多年來縱容包庇港鐵腐敗令其誠信破產，群眾對政府的憤怒大大加深。林鄭政府一年以來雖然發動猛烈的威權打壓，但政府和統治階級完全沒有強化起來，民意支持度固然低迷，更重要的是統治陣營內部出現分裂。

今次主力揭發沙中線醜聞的是港區人大代表田北辰。他以「擠牙膏」的方式逐步爆料，明顯是有部署、有計劃行事的。幕後誰是更大的操盤者故然無從考究，但從中可判斷統治陣營之內的派系分裂相當嚴重，才會有建製派政客不惜為政府製造麻煩也要成為揭密者。而且不久前民建聯指責田北辰領導的實政圓桌不打招呼就落區準備來年的區議會選舉，和民建聯撞區，可能會讓反對派「漁翁得利」，而田北辰則反駁稱民建聯是「以大欺小」。社會危機深化和統治不穩造成統治階級的權鬥和分裂，因而讓底層群眾更能看穿他們的外強中幹而起來反抗。

取締民族黨

脆弱的林鄭政府為了處理港鐵醜聞已經疲於奔命，但在中共的壓力下又不得不履行政治打壓的任務。近期取締民族黨明顯是中共治港的強硬派命令下執行的。在八月底，即保安局宣布是否取締民族黨的兩星期前，中國國務員副總理韓正在北京與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見面，強調要處理民族黨以及對港獨「零容忍」，明顯要提醒港府在事件上必須果斷、強硬。這可能正是因為中共對於港府兩次同意延長申訴期感到不滿。

在習近平全面威權統治的大環境下，治港政策也要跟緊步伐。林鄭至今不敢切實談到廿三條立法的具體路線圖和時間表，強調要創造「良好社會條件和時機」。但基本法委員會及全國人大等鷹派分子公開施壓，要求她加速立法進程。這些強硬派不是負責管治香港的日常工作，只需要推動中央的政治任務以表效忠，因此往往竭斯底裏地胡亂叫囂。此外，早在1999年通過廿三條立法的澳門，最近更準備復雜內地的模式，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用以針對所謂「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這一政策明顯是為了向港府作出示範效應。在這種壓力下，林鄭在8月27日被記者問及廿三條立法時稱：「亦有些工作現正在進行」，但特首辦公室當天立即矢口否認。可見現在港府對於是否加強政治打壓左右為難。

外國記者協會邀請民族黨陳浩天發言的事件上，整個統治陣營雖然都「團結一致」攻擊港獨，但不同派別的論調並不盡相同。政協副主席梁振英主張大力攻擊外國記協，企圖要政府拒絕向他們續租辦公室，顯然他是代表強硬派。而林鄭月娥雖然表明反對「港獨」，但似乎並不想向外國記協窮追猛打。外國記協與西方國家及其資產階級有緊密聯系，他們今天在港府的威嚇下仍堅持邀請陳浩天演講，明顯是受到西方國家的支持。在中美沖突升溫的大環境下，西方國家想利用人權、民主等議題來向中共施壓，藉以換取更多經濟利益。林鄭月娥想香港盡量避開貿易戰，以免香港資本家的利潤受損，因此不希望香港民主問題成為西方國家在中美沖突中的輿論戰場。

貿易戰

香港作為轉口港，內地的出口占到香港總出口的55%，香港對內地占比達到48%，難以在貿易戰中獨善其身。內地是香港向外直接投資最主要的目的地，占2016年香港向外直接投資的40.2%，因為港資企業也極為擔心貿易戰會影響利潤。此外，大灣區作為在粵港澳的一帶一路政策，宣傳愛國主義和祖國經濟強大，也因為貿易戰而拖延了出臺時間。這些都是香港資本家不想見到、也不是中國要員想見到的。

社會主義者分析中共與港府之間的矛盾，當然不是寄望於林鄭政府會維護基層港人的利益和民主權利。但我們要將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揭露於群眾面前，讓群眾了解到威權政府並不如其表面所堅固。只要有一個有力的群眾領導和綱領，重建自下而上的、戰鬥性的民主鬥爭，是可以打敗威權統治的。

面對陷入危機的政府，泛民主派近來甚至更顯得無所作為，更加沒有動員群眾反攻的準備。由於溫和泛民政黨行動緩慢，民陣恐怕要等到10月才舉辦首場針對沙中線醜聞的反政府遊行，白白浪費了良好的時機。這種延誤完全是重犯去年的錯誤。去年七月四名立法會議員資格被取消，標誌著林鄭剛實施新威權統治。8月20日，14萬人上街要求釋放3名學生領袖和13名因反對新界東北計劃而被判入獄的政治犯，遠遠超於各大黨派的預期。

當時是民主運動自傘運結束以來的一次高潮，若果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製訂明確的鬥爭戰略，可以改變整個政治局勢，大大成功反擊的機會。然而溫和泛民只是心不甘、情不願地低調參與遊行，之後一個多月的時間裏完全沒有把握機會提出任何行動升級的方案。在群眾鬥爭高漲時，社會主義行動當時極力主張製訂「全民抗暴日」，著手組織群眾重建民主運動，並開始認真討論和準備罷課、罷工作為行動升級的手段。

泛民領導層阻礙抗爭

泛民的遲鈍、庸懶最終是源於其政治立場上的錯誤。他們害怕群眾運動和群眾激進化，寄望與林鄭大和解，以換取個別業界的小恩小惠。他們支持資本主義製度，所以擔心民主鬥爭如果激進化，可能會變成要求推翻富豪階級的群眾運動。例如林鄭上任新增所謂50億教育經費，就使教協今年會慶邀請她做嘉賓。泛民在口頭上還是會批評政府，但觀其實際行動往往只希望稍微抗議一下向選民交代了事，並不想向政府造成任何壓力。

由於去年劉小麗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九龍西立法會補選將於十一月舉行。建製方面派出前官員出選，明顯想突顯政府與反對派之間的對立意味，有信心通過擊敗民主派從而進一步打擊民主運動的士氣。候選人如果針對政府的核心問題，展開積極的進攻，在對抗威權統治以及港鐵醜聞的問題上予以有力的回擊，從而揭露資本主義製度上的腐敗，將可以有效動員群眾、重建民主運鬥爭，並且贏得選舉。姚松炎在三月補選失敗的主因，是因為他沒有將選舉工程政治化，動員群眾對抗威權統治，反而將自己包裝為社會精英，完全脫離九龍西的基層選民。可是，部分保守泛民勢力似乎作出了相反的結論，他們主張集中做區議會式的地區工作，淡化選舉運動的政治意味。這種策略只會招致更多失敗。

如果泛民繼續妥協，變成威權統治的「忠誠反對派」，會進一步阻礙香港群眾反抗運動的發展。正在迅速改變的中國局勢以及即將來臨的反對習近平「一人獨裁」的浪潮也會對香港造成巨大影響。去年12月到今年1月，伊朗爆發了反對神權獨裁的大規模群眾運動，盡管這場運動並沒有清晰的綱領和領導，但它不僅是反對獨裁政權，也反對傳統的改良主義反對派，因為群眾意識到改良主義反對派既沒有能力、也不願意挑戰獨裁政權。民主鬥爭應該學習香港以外的經驗，改正他們對反威權鬥爭的錯誤觀點。

面對變本加厲的威權統治和新自由主義，我們需要意識到現在民主運動更需要一個新的、具戰鬥性的領導，並且需要以工人階級為主力，主動尋求內地工人階級的支持，才能挑戰專製政府和資本主義。現在我們迫切需要將民主鬥爭聯系到工人階級反剝削的鬥爭，並以基層工人為基礎建立一個新的工人政黨。

重劃選區操控選舉　需要群眾鬥爭反擊

政府又再一次耍手段企圖操控民主選舉區議會選舉。預計會像立法會選舉那樣引入「反港獨確認書」和篩選反對派議員。今年早些時候，選舉事務處已表示區議會參選人需要簽署聲明，承諾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而且去年及今年的兩次區議會補選已引入確認書製度。可以預料，一些較激進的民主派成員將被禁止參加區議會選舉。此外，選舉管理委員會還將大幅重劃選區，打擊泛民選情。這證明妥協和後退只會招致更多打壓。

傑瑞米柯賓

選區重新劃界

來屆區議會選舉將於2019年舉行，政府表示因人口變動將128個選區重新劃界。今次重劃明顯是針對反對派，並影響多個反對派區議員，包括四名「雙料」議員：民主黨鄺俊宇、林卓廷，新同盟範國威和泛民區諾軒。其中鄺俊宇所屬的元朗北朗選區，本來就沒有超出法定人口範圍，然而卻被割走部分屋院，之後再並入其他屋邨，接近一半的人口被改變。

而新民主同盟在上次區選大勝，當年拿下15席（現時有12席），當選率超過9成，成為泛民在區議會中的第三大黨。今次有5名新同盟區議員受劃區影響，其中袖範國威的西貢運亨選區同樣在法定人口範圍以內被修改，而且被劃走的是根據過去投票紀錄的「票倉」住宅，顯然是當局故意的針對行為。另外重劃影響的選區，不外乎是被劃走或劃入新的住宅屋苑，大幅改變其選區原本的人口結構。

政府宣稱重劃選區是建基於人口的改變，但實際上有12區選區超出人口基數標準（16,964人）而沒被修改，當中11個屬建製區議員選區，相反不少反對派選區超過人口基數便馬上分拆重組。眾多社區被荒謬地一分為二、為三，令泛民票倉被劃走。此外，反對派政黨及議員一般資源較為有限，相較有北京及財團支持的建製派，一旦重劃選區都會影響過去所建立的地區基礎。而且有跡象表明，建製派事先便已得知選區重劃方案，因而提早落區準備選舉。例如公民力量的林宇星早在重劃計劃公布數個月前已經在新選區展開工作，顯然得到當局在背後幫助。因此，這些選區的劃分並非如政府所說的那樣「沒有政治因素」，而是要打擊反對派在來年的選情。這種選區操作被稱之為「傑利蠑螈（Gerrymander）」。

泛民領導層無力抵抗

在3月補選失利後，泛民領導層明顯陷入悲觀情緒，面對操控選舉和取締政黨的攻擊並沒有提出還擊方案，也沒有在港鐵沙中線醜聞上動員群眾向政府施壓。由於他們對政治化的選舉工程沒有信心，因而更傾向所謂「地區服務」而避談政治議題和群眾抗爭，妄想這樣可以與資源豐厚的建製派選舉機器競逐議席。這顯然對有中共和大企業在背後支持的建製派更有利。戴耀廷早前表示預計反對派會有10-20人會被當局取消參選資格，不過他的應對方案卻只是派出更多政治素人充當Plan B。實際上，2004年泛民在區議會選舉取得大進帳，就是因為2003年反廿三條群眾運動後，群眾對中共和港府的憤怒所造成的。

今次政府試圖繼續操控選舉，再次反映重建戰鬥性的群眾民主運動的迫切性，我們要了解到建製當局未來將會發動更多的打壓。社會主義者一直強調，僅僅依靠選舉無法抵擋威權統治。必須將選舉運動作為平臺建設戰鬥性的基層群眾運動，而且應該由參加者民主決定運動的方向和策略。同時民主鬥爭須要反對那些在背後支持中共及其政治打手的大企業，終結由少數富豪精英控製整個社會的不民主製度，並呼籲中國內地和全世界工人群眾一同鬥爭，反抗獨裁統治、實現真正的全面民主。

食環署清潔工人罷工抗爭 打倒外判製度

八月六日，食環署旗下的外判工人發起罷工，參與人數達到300多人，抗議食環署對苛刻的要求。約100名主要負責觀塘、牛頭角、油塘的清潔工人在觀塘瑞和街街巿聚集，舉起「無良食環署、迫死老員工」的標語。罷工人數占食環署在當區內外判清潔工的三分之一。

工潮歷時5小時後，食環署與外判公司進行會面，並承諾會放寛管理要求，外判公司其後亦要求工人復工。然而，食環署拒絕工會參與會議，貫徹政府無視工人聲音的囂張態度。工人需要組織起來持續監督食環署落實改變的情況。若果食環和外判商違反承諾，就需要再次行動起來。

這次罷工清潔工時薪僅僅36元，月薪約8000元左右。這批滿頭白發的清潔工人罷工的主因，是最近外判商苛刻的要求。工人被要求收到清潔投訴後45分鐘內處理。食環署企圖辭退65歲或以上的工人，因此在工作上處處刁難，包括喝止飲水休息的工人，更抄下其名稱，揚言會向承辦商罰錢。工友有時不需要時脫下反光衣，同樣會被苛責，變相增加中暑風險。此外，工人被命令清理俗稱「餿水」的垃圾水和處理泥頭垃圾等額外工作。

香港外判製度在2000年初由政府帶頭引入，目的是削減公務員人手並削減公共開支。政府的外判製度鼓勵外判商價低者得，依靠壓榨工人來投標。現時食環署外判投標評分製度中，工人工資及工時只各占整體評分的1.5%，相反價格卻占70%。

由於工資壓得太低，只有議價能力低的長者、少數族裔甚至是殘疾人士願意任職。外判清潔工工作條件惡劣，例如基本裝備欠奉（包括防滑鞋、雨衣、手套）或不適用。除了工資低以外，他們更可能面對外判商逃避法定的勞工保障，例如拒付法定工傷賠償、被迫轉自雇合約等。例如今年年初長沙灣海麗邨的清潔工就因為被外判商威脅簽署「自願離職書」而被騙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最後促發罷工行動追回公道。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廢除外判製度，所有企業直接聘用工人，設立每小時50元的最低工資，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讓長者晚年免於受吸血公司所剝削。

港鐵醜聞不斷　政治危機加劇

港鐵沙中線醜聞越爆越大！繼5月及6月媒體揭發沙中線紅磡、會展、土瓜灣站建築偷工減料的醜聞，媒體再踢爆原來港鐵多年來隱瞞施工地盤的土地沈降。港鐵的工程醜聞再次揭露官商勾結的黑幕，引爆了社會對政府管治不信任的政治炸彈。

事件已經促發成為一場政治危機，政府被迫要至少在表面上有所回應，甚至令政府在威權打壓方面轉為守勢。建製派亦不敢再像過去那樣大肆包庇港鐵及工程承建商。原本反對用特權法調查事件的民建聯和經民聯改口稱「持開放態度」。不過這只是因為建製派看到「火勢」越燃越大，不得不軟化調門，以免影響未來的選情。

林鄭月娥早幾個月前醜聞剛剛爆發時還處處維護港鐵主席馬時亨，但到八月沈降事件後港鐵則宣布高層人士變動。主席馬時亨將不會連任，並與今年年底離任。行政總裁梁國權提早退休，工程總監黃唯銘則會辭職。政府希望都過撤換高層來平息民分，不過這並不是在懲罰他們，而是實際上「放生」高層，讓他們可以安然帶著退休金或酬金離職。幾年前，因高鐵超支醜聞下臺的港鐵前主席韋達誠，在離職後仍穩袋3,000萬約滿酬金！

土瓜灣沈降

八月初，《蘋果日報》再次揭發沙中線土瓜灣站出現並隱瞞工程問題。根據港鐵2017年的內部文件，顯示早在2016年土瓜灣站地盤周遭多達23幢樓宇發現超出容許上限的沈降。附近多幢建築物外墻及內隴，均出現明顯的長裂縫。居民表示經常感受到大廈搖晃震蕩。

至2017年7月區議會會議，港鐵仍然聲稱各監測點的數據均符合正常水平，完全隱瞞真相。而沈降被揭發後，建製派區議員何顯明更稱沈降數字乃私隱，因為會影響樓價！據報，土瓜灣站的沈降更導致地底的煤氣喉管變形，更隨時有爆炸的風險。然而，港鐵至今仍然未有叫停土瓜灣站的工程。

而另一邊廂，早前已爆出工程醜聞的會展站同樣亦發現沈降問題。會展站被揭發50個涉及公共設施位置的沈降幅度達至指標，當中包括道路、煤氣管、水管及冷卻水管，甚至有水管因沈降角度變形。而會展站及金鐘站連接隧道上方的分域碼頭海軍商場亦出現多條大裂縫，最長近3米。直到醜聞曝出後路政署才下令叫停會展站的施工。

現時沙中線項目嚴重超支超時，全長17公裏的造價已經增加到目前的971億，平均每公裏工程成本逾57億元，比高鐵香港段每公裏32.47億元造價更高，成為全世界第二貴的鐵路項目（最貴的是港鐵西港島線）。然而花費公帑近千億的基建項目，竟然是豆腐渣工程！

系統性腐敗

顯然，沙中線工程醜聞並不是個別的疏忽事件，而是長期的、系統性的腐敗問題。港鐵乃上市公司，雖然政府擁有七成股權，但公司實際是個「獨立王國」以牟利作為其首要目標，並得到不民主政府的庇護。去年港鐵的純利為168億，但卻依然連年加價。至於今次因醜聞而下臺的各人，行政總裁梁國權年薪高達1,520萬元，黃唯銘的年薪亦有800萬元，而非執行主席馬時亨不需要參與日常運作，但去年就獲得了170萬元董事袍金。原來港鐵拿著大量公帑承建高鐵、沙中線及其他鐵路項目，中間卻偷工減料中飽私囊，供養著這些「寄生蟲」。

可惜的是，泛民主派完全沒有準備在今次事件上動員群眾抵抗，只會被動地在立法會提出特權法調查事件，被建製派否決後就慨嘆「無可奈何」。今次事件是向整個林鄭政府施壓的好機會，如果有一個強有力的群眾鬥爭，政府完全有可能因為陷入嚴重醜聞和危機而拖延進一步的政治打壓，以免群眾的怒火連串爆發。

我們不相信不民主而且沒有實權的政府調查委員會。社會主義者主張成立一個有工人代表參與的民主調查委員會，有權徹查和公開全部問題，並且有權懲處所有涉事的主管高層及政府官員。歸根究底，我們還要廢除外判製，並且將港鐵及建築商收歸民主公營，踢走腐敗的資本家。同時間，應該由民主的基層群眾委員會重新檢視所有基建工程，停止浪費公帑的大白象項目，大幅增加公共社會服務的開支。

長毛繼續受到政治清算

中共和林鄭政府的威權攻勢並未有停止下來。今年中共將「結束一黨專政」定性為違法口號，而政府又歷來首次強硬回應今年以該口號為主題的七一遊行。近期政府準備取締民族黨，標誌著政治打壓劇烈升級。政府真正要打擊的對象並不是民族黨，而是激進民主派力量，而當中站在抗爭前線的梁國雄（長毛）可說是頭號打擊對象。

政治檢控

近年來長毛屢屢受到政治檢控。長毛於2015年一個校際辯論比賽中向林鄭月娥示威，經審訊後被裁定妨礙罪成，梁被判囚7 天。他提出上訴，案件預計在10月宣判。此外，他去年4月仍在任時，在立法會示威區因為爭取全民退保而抗議，期間疑與藍絲團體「珍惜群組」發生沖突。藍絲誣蔑長毛踢他左腳，然後一再於庭上搞錯左右腳，錯漏百出。如果這樣也能罪成，實在是對司法界再一次的嘲弄。

社民連失去了長毛的唯一議席後，缺少了重要的經費來源。立法會向梁國雄追討議員薪金及辦事處開支，合共298萬元。長毛的案件仍在等候上訴，在法理上他的議員資格並未被取消，立法會根本無權追討他的議員酬金。如此急切的行動顯然是出於政治目的，想要令長毛破產，使他未來五年喪失參選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在法院被全面操控的形勢下，長毛上訴案很可能會敗訴，屆時立法會新界東的補選將會啟動。如果長毛順利參選的話，由於他具有高知名度並承載著政治打壓的群眾憤怒，相信建製派難以奪走他的議席。因此現在政府正準備利用各種手段阻止他參選，例如判刑、破產以至篩選。在十月九龍西立法會補選，劉小麗很可能會被政府取消議格，作為定下一個先例，以便日後取消梁國雄的參選資格。

社民連備受攻擊

此外，社民連主席吳文遠因為向傳媒披露廉政公署立案調查高官而被判監4個月，目前正在等候上訴。如果最終判決維持在監禁三個月或以上，吳文遠也會被剝奪參與議員資格。至於副主席黃浩銘也因為反新界東北示威和傘運占旺而分別被判監13個月及4個月，因此也喪失參選資格。

政府自以為威權統治的氣焰在囂，可以大力重挫整場民主運動以一勞永逸。但他不會如此簡單地達到目的，因為指揮打壓的習近平當局正處在重重危機之中。中國經濟始終未擺脫危機的陰影；中美的貿易和地緣政治沖突將會長期持續下去；內地的工人和群眾鬥爭已進入更高水平的新階段，甚至可能鼓舞香港民主運動。現在習近平正處在上臺六年以來最裏外受敵的時刻。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治檢控及政治審判，要求撤銷所有抗議者的控罪。為了抵抗白色恐怖，捍衛基本民主權利，當務之急是重建一場民主的、戰鬥性的民主運動。

高鐵強行通車　無底深淵後患無窮

高鐵香港段會於9月23日正式開通，這條興建歷時10年、耗資853億元的大白象工程，在政府多年來強行推動下「終於」落成啟用。

過去10多年來，高鐵項目不斷引爆爭議，包括不斷的超支延誤、強拆菜園村、一地兩檢引狼入室等等。到了今年4月試營運期間，甚至更爆出先後發生多宗事故，包括車輪「出軌」、米埔段滲水影響信號系統一度暫停試車，以及多個隧道段出現滲水情況。不過這無阻政府完成「政治任務」，在今年底前通車。

高鐵的開通並不代表爭議的結束，高鐵的營運問題已經成為了新的噩夢。早前，政府私下與港鐵公司簽署為期10年的營運權，並設有所謂的「乘客量上下限機製」，擔保假若高鐵的乘客量比預期少超過15%，政府將會承擔七成的虧蝕，名符其實是「賺的歸港鐵，蝕的歸政府」！我們早已指出高鐵沒有實際的經濟效率，而政府亦將內部回報率由最初的6%降至為2%，顯然為高鐵長期虧蝕做準備。高鐵定價被指比飛機更昂貴，基層民眾根本不會乘搭。高鐵乃「中港融合」的政治任務，無論如何虧蝕也不會廢止，這樣下去高鐵很可能會是公帑的無底黑洞。

我們更不要忘記，高鐵開通後一地兩檢將會正式實行，打開了公安進駐香港執法的先例，在政治上帶來深遠的惡果。

因此，當務之急是發起一場由下而上的運動，通過積極的宣傳號召群眾罷坐高鐵，將既已存在的憤怒轉化成積極的政治行動，重新動員群眾起來。現在高鐵的安全問題和高昂票價已經令普通市民卻步，但重要的是如何將抵製高鐵的聲音轉化為積極的抗爭力量。高鐵的低載客量以及虧本可以作為有力的數字，削弱政府的權威，證明它不過是利益輸送以及政治滲透的工具。通過民主的架構組織罷坐運動，並開放予所有真誠反高鐵的組織參與，擺脫過去由泛民小圈子領導層控製的運動模式。群眾對高鐵的憤怒既已存在，反對高鐵和一地兩檢的罷坐運動可以成為群眾反擊威權攻勢的機會，為重建民主運動打開一條出路。

反對國歌法 需要戰鬥性群眾運動

10月立法會復會後，政製局可能將提交《國歌條例草案》進行審議。由於建製派已控製立法會，再加上如通過一地兩檢時使用的不民主手段，國歌法很可能會通過，給香港民主權利造成新的打擊。中共政權想要用國歌法箝製言論自由，培養所謂的「民族歸屬感」，打壓對威權統治不滿的年輕人和反抗意識。

8月13日，澳門的傀儡立法會一般性通過新的《國旗丶國徽及國歌的使用及保護》，計劃將國歌納入中小學教育，而且「不尊重」國歌者將被罰款2,000-10,000澳元。與香港一樣，澳門國歌法對於「不尊重」的界定十分模糊，成為懸在言論自由之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這是中共在為香港林鄭政府樹立「榜樣」，向它施壓。

中共急切地想要繼續向香港民主權利發動攻勢。國歌法立法和一地兩檢都表明，現在中共更加傾向於越過香港當局直接製定鎮壓性政策，然後交由港府和立法會通過丶執行。而直接面對群眾壓力的港府則較為猶豫。政府原本計劃在7月立法會休會前進行國歌法首讀，但到6月時又突然宣稱因為「一些技術性細節」而推遲。它可能擔心如果操之過急，反而會激起反彈，甚至像梁振英那樣成為「替罪羊」。

表面上國歌法立法是因為香港球迷在賽場上噓國歌。政府和建製派宣稱，普通市民無需擔心因為走音丶普通話發音不準等「無心之失」而招致刑罰。但現在有消息稱，在新疆有維吾爾族人因為用唱國歌發音不標準而被送進集中營。雖然在現階段中共還不太可能將這種程度的白色恐怖復製到香港，但可見政府是將國歌法作為廣泛的恐嚇和鎮壓工具。

社會主義者反對國歌法，支持廢除國旗法。國歌法立法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習近平政權試圖「全面管製」香港的一步。因此所需要的不是「澄清」或者「修改」部分條文，而是以戰鬥性的群眾運動反對整個惡法。當今最迫切的任務是建設一場群眾反抗，並向群眾展示國歌法與其他威權打壓是連系在一起，而不是分開個議題。由於溫和泛民沒有真正組織反抗行動，讓政府看起來比實際中更強大。為了取勝，這場運動應該由參加者民主控製和決策，並聯合內地乃至全世界工人群眾鬥爭，挑戰中共獨裁政權以及仰賴它保護的富豪專政。

資本主義下的私有化教育

「狀元」丶」尖子」等字眼，每縫七月考試放榜都會遍布報章頭條，仿佛正在告訴我們這些」菁英」的出類拔萃就是未來社會的典範。灌輸式教育製度生產這一小撮」菁英」，同時也製造了為人垢病的學習文化。學生創意思維被扼殺，學習態度往往被動，變成考試機械。香港商業化和私有化的教育製度令學生面對重重考試功課壓力丶債務纏身，」精英教育」和巿場主導排除學習能力和經濟能力較低的學生，扭曲平等教育的原意。資本主義製度令社會裹足不前，學生在這製度下成為犧牲品。

巿場化與學生自殺率飆升

香港青年協會最近訪問了3,000多名中學生及大專生，發現有超過一半人有抑郁的情緒問題，平均每9.3日就有一宗青年自殺個案。政府自2004年開始推行TSA系統評估，社會一直存在極大反對聲音，家長指TSA令學生不停操練試題和加大考試壓力，有研究更顯示因此而造成的幼稚園丶小學和中學生每周平均學習時數增至62小時。

林鄭政府漠視社會反對TSA的聲音，重推小三TSA考試，目的是利用高壓考試製度將學生分成不同階級，並且迫使學生在課外參與私人補習，促進每年數十億元的補習市場獲利。

傑瑞米柯賓

教育開支不足

香港擁有龐大盈餘，但是投放在教育上卻非常吝嗇，教育占政府的總開支由2008年的24.7%下跌至現時的17.8%。教育占本地GDP的比率上更是只有可憐的3.3-3.4%，對比起英國和芬蘭等歐洲國家的5.4-7%，香港教育只能與危地馬拉丶毛裏裘斯等國家齊名。

每年大學的資助學位只有15,000個，只是報考人數的一半，令未符合條件入讀資助學士學位的學生」被迫」走向自資院校市場，承受昂貴的學費，經濟能力有限的學生只能借貸求學。但從各大專院校的財政報告顯示它們每年盈利達數億元以上，根本與」學店」無異。教育質素遠高於香港的國家如芬蘭丶德國都提供免費教育，實行小班教學，其他歐洲國家如瑞典丶丹麥的大學教育也是全免學費。這都能提高教育質素，並保障每名學生享有接受教育的權利。

中小學教育私有化

除傳統資助學校外，政府實行另有一種名為直接資助計劃（直資）予私立學校發展，直資學校現時在港共有61間。過去數十年，傳統名校紛紛轉為直資，覬覦其可享有收生和索取學費等自由。直資學校每年學費可由9,000元至超越100,000，這根本完全脫離一般基層家庭可以負擔的水平。可見私有化的教育製度扭曲平等教育的原意，變相教育成為富裕家庭才可承擔的權利。

「國際學校」數目上升

去年，」國際學校」數目達到51間，當中有15間收錄本地學生數目多於政府規定的三成上限，更有學校的本地收生占總學生的七成以上，這教人質疑」國際學校」的定義。」國際學校」的本地學生比例上升，這與」國際學校」有更大的教學自主權和不用跟隨本地學校嚴苛的教育製度有關，但」國際學校」學費卻絕非一般家庭可以承擔，能入讀的學生非富則貴。而政府一方面向外宣稱本地學生數目不斷減少而合理化其」殺校」政策，但卻不願推行小班教學。

香港政府實行新自由主義，大力削減公共教育開支，為大財團的私有化和巿場化鋪平道路，基層巿民接受教育的權利被剝奪，自然製造跨代貧窮，學生自殺數字飆升等社會危機。社會主義者認為只有透過群眾抗爭，反對教育私有化及商品化，要求取消所有學債，將教育全面公共化，大幅增加教育資源，讓所有學生免費讀書。

親資政策釀成青年住房危機

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統計數字，香港樓價和租金連年上漲。香港已連續8年位居全球房價最難負擔城市之首。一個家庭需不吃不喝20年才能買得起一套住宅。而初出茅廬的青年投身社會更是苦不堪言，除非放棄置業，否則註定難逃樓奴宿命。但租屋等於受到任由業主慢慢宰割，而且年年加租以至小屋搬更小，形同居無定所。

如今香港一屋難求局面已久，加上學債難填，置業對青年而言不再可能，即使與父母同住已成常態，亦無從保證可以長久安居。對求取自立的新世代，資本主義社會並未給予應有的安身之所，只顧要求他們無條件奉獻一切心力與時間，為與日俱增的房租疲於奔命，在有如棺材的蝸居與辦公室之間循環往返丶日復一日。在樓價超越瘋狂境界之際，新建的住宅則漸次縮小，以至於面積不足二百呎的「納米樓」應運而生，更出現以地臺為建築面積灌水的「奇則」。

早在2011年，曾蔭權曾表示要興建「青年宿舍」，改善年輕人的居住條件。但是直到去年5月才有第一個項目開工，而且只有80個單位。就算所有項目落成，總共也只有不到3,000個宿位，顯然是杯水車薪。每個人租期不得超過5年的規定更是脫離實際。

親資港府浪費大筆資金和土地修建大白象基建，卻無意解決年輕人的住房問題。現時全港有28萬宗公屋申請，可政府歷年的公屋建成量卻少得可憐。更何況林鄭政府正打算推行公屋私有化，減少公屋供應。2016-2021五年間政府的公屋每年平均供應預計只有14400間，根本無法滿足需要。再加上公屋計分製，若申請人於18歲開始申請公屋，要苦候30年才可入住公屋，使公屋輪候冊已有27萬戶，創下18年來新高。

要想解決青年和所有人的住房問題，我們需要清晰的社會主義綱領。社會主義者主張大量興建公屋，並取消入息審查，為所有人提供良好的居住條件。同時設立租金管製丶徵收富人稅，取消大白象基建，為優質且廉價的公共設施丶服務提供資金。最重要的是，必須挑戰這個一心保護大企業和富人利益的威權政府，將銀行和大企業民主公營，由基層群眾自己規劃丶管理社會生產和建設。

全球聲援香港 反對威權打壓

始於2017年的「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致力於組織全球抗議，反對香港政府日益加劇政治打壓。目前已有25個國家舉行了抗議。

今年暑期，香港社會主義行動幾名成員參加了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在巴塞隆納舉行的國際會議。與會者來自全球30個國家，當中許多人都在密切關註中港的局勢進展，而且已經開始組織聲援運動。

有60人參加了一場關於香港政府政治打壓的討論會，參加者計劃繼續舉行國際抗議。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基層社運人士得知相關的消息。

「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尋求世界工人階級的聲援。爭取民主權利丶言論自由丶組織政黨和工會的自由，是工人階級運動的悠久傳統。要想得到這些權利，不能等待統治精英「施舍」，必須要自己去爭取！而且就算在美國丶西班牙這些所謂的「民主國家」，這些權利也正受到打壓。

我們須要在更強大的基礎上重建香港民主運動，而學習國際工人運動的經驗丶並與之建立緊密聯系正是向前邁進的一步。大企業和歐美政府絲毫不關心民主權利，不能再對它們抱有任何幻想。我們需要的是來自基層的國際聲援！

鎮壓升級 《金融時報》記者被驅逐出境

《金融時報》高級記者馬凱（Victor Mallet）申請工作簽證遭拒，這清楚地表明了中國當局對新聞媒體的不民主控製已經蔓延至香港。

馬凱已被要求七天內離開香港。這起「簽證門」醜聞並非單獨的事件，而是林鄭政府廣泛進行威權鎮壓的一部分。港府過去已經禁止過反對派政黨和候選人參選，取消了當選議員的資格，並增設了嚴酷的新法律。

馬凱之所以受到當局懲罰，是因為他是香港外國記者會副主席。記者會曾邀請右翼港獨團體「香港民族黨」的召集人陳浩天演講，而民族黨已成為香港第一個被取締的政黨。

「零容忍」政策升級

這起事件表明，北京當局打擊「港獨」時，不會放過外籍人士或媒體。右翼親政府的中堅分子梁美芬支持驅逐馬凱，她說這起事件向香港公眾發出了一個明確的訊息：對港獨相關討論的零容忍政策，已經升級到國家層面。

國際特赦組織發言人潘嘉偉說，這起事件將對香港的新聞自由造成寒蟬效應。《金融時報》是資產階級新聞媒體的中流砥柱，而且它平時幾乎不去批評中國一黨專製（甚至還在一些文章中稱頌中共），不太可能是中國政府鎮壓的真正目標。

實際上，政府對「港獨勢力」發動攻擊，是為了打擊香港更廣泛的民主鬥爭，對政治抗議定罪， 以圖阻止追求民主權利的呼聲傳到群眾抗議正在增長的中國內地。

反對新聞自由倒退

香港新聞自由的倒退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中國獨裁政權開始加強對香港的控製的時候。監督新聞自由的NGO「無國界記者」提到，香港新聞自由度在全球的排名，已從2002年首次排名時的第18位降到現在的第73位。在180個國家中，中國排名第176位。2015年，中國特工綁架香港銅鑼灣書店的5名老板和員工，導致批評獨裁統治的新書大幅減少。

今年年初香港記者協會的一項調查顯示，有十分之七的記者認為香港的新聞自由在過去一年有所惡化。

驅逐馬凱只是最新的警訊。政府的專製攻擊不會自行停止。只有有組織的群眾抵抗和清晰的政治替代方案，才可能夠迫使當局轉向。如果像泛民領導人那樣，懇求非民選的威權政府來「重啟政治改革」，實際上是異想天開。

必須建立群眾運動，捍衛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以及政治結社自由等基本民主權利。鬥爭必須直指問題根源──與中國工人和青年結成共同陣線，一同反抗一黨專政的獨裁資本主義。

反對東大嶼人工島　需要抗稅運動

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動用5000億財政儲備，在未來二、三十年內興建東大嶼人工島。政府更提出興建公路和鐵路連接人工島至大嶼及港島，估計令整體工程開支達到1.2萬億元。

10月14日，過萬人遊行至政府總部反對東大嶼人工島，參與人數遠遠超於預算，而且與近年其他的抗議活動不同的是，今次參與的年輕人相當多。除了因為政府倒錢落海，也因為過去一段時間的政治打壓，包括幾天前劉小麗被以支持「自決」的名義取消參加立法會九龍西補選的資格。各大政黨、環保組織及基層NGO都有參與。社會主義行動在遊行中提出「萬億公帑用之於民　打倒威權資本主義」的口號。

大白象基建

林鄭月娥指人工島可以解決房屋短缺的問題，但最快要2023年才可入住！過去政府不願意將公帑用於增建公屋、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增加醫院床位，導致公共資源極之匱乏，但歷年來不斷累積工程儲備基金，現在一次全部投放在人工島上，因而激發起全城憤怒。5000億足以推行十次全民退休保障、或興建約80萬間公屋、或讓全港大學生免費讀書71年。近年政府的財政預算比以前更為一毛不拔，今年有1300多億的財政盈余，創下歷史高峰。財政司司長面對巨大壓力下仍死不願意還富於民，增加公共投資和社會援助，令人感到他根本是受更高權力者控製的傀儡。

林鄭在早幾個月發起所謂「土地大辯論」，表面是就土地問題進行公眾咨詢，實質上是製造輿論推動讓財團掠奪土地的方案。現今咨詢報告仍未出爐，林鄭卻泰山壓頂般提出人工島計劃。負責處理這場「辯論」的土地供應小組亦表達不滿。成員之一曾鈺成表示，連主席黃遠輝事前都不知道林鄭會提出1700公傾的填海計劃，更批評市民未必會支持這一方案。可見土供組由始至終只是一個花瓶，更加證明了這是一場假辯論。

林鄭月娥聲稱人工島的公私營房屋比例將會是7:3。看看政府在新界農地「公私合營」發展計劃提到同樣的公私房屋比例，但其實所謂七成的公屋中包括首置上車盤、綠置居甚至是居屋，而真正出租公屋單位的比例將遠低於七成。再者，七三比例以單位而非土地面積計算，意味著更寬敞的私人住宅會占大得要多的面積。人工島很可能也會用同一技倆搬弄數字，愚弄大眾。

國家任務

東大嶼人工島明顯是中共給予港府的國家任務，以配合中共一帶一路國策。中共在全球推動一帶一路計劃，向其他國家借出巨額貸款，大興基建工程，以加強在亞洲、中東乃至歐洲的政經及軍事影響力。董建華任主席的香港團結基金提出，人工島可藉著與港珠澳大橋和大灣區連接，實現所謂「一小時生活圈」。人工島的另一個重要目的，是消耗內地企業龐大的過剩產能。中國政府在 2008 年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爆發後，推出四萬億刺激經濟措施，令企業利用廉價信貸擴充投資和產能，其中鋼鐵、鋁、水泥的庫存堆積尤其嚴重。地方政府在基建上的過度投資已導致負債累累，根本無力再消化過剩的建築材料。中共依靠掠奪香港豐厚的財政儲備來維持經濟增長。總而言之，反人工島必須要扣連至反中共專政的政治鬥爭、並聯系到內地迅速發展的群眾鬥爭才可成功。

同時人工島問題再次暴露出建製派內部的分歧。似乎是在更高權力的授意下踢爆沙中線醜聞的田北辰和他的「實政圓桌」支持東大嶼人工島計劃。而新民黨主席、廿三條旗手葉劉淑儀則表示政府如果不將成本預算交代清楚，難以得到立法會支持。社會主義行動不支持建製派內的任何派別。葉劉也只不過認為應該將填海地點改到藍塘或者內地水域。但是統治集團的分歧甚至分裂反映他們受到巨大的壓力，可使群眾鬥爭更有信心。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反對人工島的重點在於階級問題。人工島計劃不會解決土地問題，而只會是另一個讓富人牟利的工具。我們並在遊行演說中指出，萬人遊行是戰爭的開始，反對人工島等於對抗整個地產霸權以及中共專政，聽令於中共的林鄭不會單單因為一場遊行而停建人工島。群眾運動必須要升級。正當愈來愈多市民感覺到交稅給政府等於倒錢落海之際，罷交稅運動可以是打擊親資政府的有力武器。這需要建立一場受群眾監督的運動，容許所有反大白象基建的團體和個人參與，由下而上組建群眾委員會，在職場、社區和學校積極宣傳和組織起來，癱瘓為少數富豪服務的不民主的親資製度。

傑瑞米柯賓

林鄭月娥面對外憂內患

林鄭政府的危機正在不斷加劇，一系列的大白象工程（包括高鐵丶港珠澳大橋丶港鐵沙中線等）揭示政府親資立場，而且中共及港府對香港的政治打壓並沒有停止。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出提出萬億興建人工島的計劃，引起強烈的民意反彈，三天內引發了過萬人上街，給予政府響起警號。林鄭明顯以為過去大半年以來的所謂「土地辯論」已經成功製造輿論，因此走了過於自信的一步，結果惹來民意反彈。今年以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雖然減少，但民怨只是潛藏在地下等待爆發。

此外，高鐵和港珠澳大橋通車以來不斷製造鬧劇，由於使用量遠低於政府預期，令民眾看穿其「大白象」的本質。而且諷刺的是，若從香港市區坐直通巴士經港珠澳大橋前往澳門或珠海，反而比其他交通方式更慢。兩項基建吸引大量旅客抵達東湧及西九龍，由於欠缺規劃而造成大混亂，居民基本生活大大受阻。而且香港貧富懸殊正在不斷加劇。

林鄭政府的民望極為低迷，凈值為負5分。自從發表施政報告丶提出東大嶼人工島計劃後，林鄭的支持率凈值一直是負數。3名司長的支持率凈值都下跌，8名局長民望更破新低。

政治打壓並沒有停止下來。「大館」古跡及藝術館一度拒絕向流亡作家馬建借出場地演講，後來在群眾壓力下才撤回禁令。馬建的諷刺小說《中國夢》影射習近平極權民族主義。此外，中國異見藝術家巴丟草的作品展，惟主辦者前一日表示因收到「中國當局有關巴丟草的威脅」，故因「安全考慮」取消展覽。林鄭月娥為免事件升溫，公開否認政府與今次事件有關。然而我們清楚知道正因為近年中共與港府打壓言論及出版自由，特別在前年銅鑼灣書店綁架事件之後，社會彌漫白色恐怖，自我審查的程度越來越嚴厲。林鄭月娥似乎想集中打港獨，暫時緩和對整體反對陣營的攻擊，以免掀起更大規模的群眾反抗。本刊於第6頁的《劉小麗被二度DQ　11.24阻止建製派當選》文章再作詳細分析。

中美沖突蔓延香港

最近美國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建議美國商務部不將香港視為獨立關稅區，並收緊科技出口管製政策，意味著貿易戰會蔓延香港。中國和美國都是香港兩大的貿易夥伴，因此事件引起香港資本家及建製派政黨的恐慌，害怕會損害企業的利潤。

自中美沖突爆發以來，香港統治階級非常擔憂沖突會蔓延至香港。港府在中美貿易戰的論調上一直比較中立，強調要維護香港自由貿易和經濟穩定，沒有作為中國外交的打手，希望置身事外。在「一國兩製」的方針下中共至今也默許港府的做法，也希望更大利用香港緩沖貿易戰對中國經濟造成的傷害。香港向來奉行零關稅政策。現時香港作為中國的獨立關稅區，特朗普向中國施加的關稅和貿易限製本來並不適用於香港。

因此，林鄭月娥不希望香港民主議題會成美方用來實現其經濟目的的藉口，因此特別在外國記者協會邀請民族黨演講的事件上傾向保持低調。但很矛盾的是，林鄭也必須聽令於中共政治打壓的命令，也面對中共治港的強硬派的施壓。這批政客一來主張強硬的民族主義立場，要求港府緊隨黨中央路線；二來他們與港資沒有緊密的關系，主要靠攏來自中國的紅色資本。貿易戰升溫正符合他們的利益，因為中共正加強國家對私人企業的控製（即大陸正在發生的「國進民退」），有助紅色財團地位提升，正符合這一派政客的利益。這就是香港統治階級的內鬥原因，而這情況也反映在廿三條立法的問題上，在本刊第7頁的《林鄭受壓推廿三條　統治階級內鬥》會作用詳細分析。

工聯會指控事件是港獨勢力勾結美國破壞，企圖利用事件加強打港獨和推動廿三條立法。更為直接依重商界利益的自由黨，則要求政府到美國進行遊說。 香港眾誌等自決派政黨以為在中美沖突的形勢下，寄望美國可以向中共施壓，以幫助香港爭取民主。這無疑是天真至極的幻想。美國只會利用這些民主人權議題向中共施壓，以換取貿易和經濟上有利的條件，但不會支持香港的基層民主運動。美國更不會想中共倒臺。

委員會的報告指責港府在2013年拒絕移交斯諾登。斯諾登當時因為揭露美國中情局侵犯民眾私穩的惡行逃亡海外，途中曾秘密逗留在香港兩星期。當時幾名赤貧的難民收留他住在自己家裏。美國政府政治迫害斯諾登的做法本身就是徹底反民主的行為。

中美沖突不會為香港帶來民主，相反有可能讓習近平得到了進一步集權的機會，並動用更加鐵腕丶更加民族主義的統治手段，香港自然也不能幸免。群眾運動需要一個正確的願景做好抵抗的準備。社會主義者在中美沖突中不會站在任何一方，因為這只是各國資產階級相互攻擊丶謀取私利的沖突。所有這些政府都在削減工人權益丶穩定工作和工資。我們主張獨立的群眾鬥爭反對中共獨裁和美帝國主義。事實上美國資本家通過將生產線轉移到中國來削弱本國工會，而且一直依賴中共獨裁政權鎮壓中國工人鬥爭，以確保他們在中國投資的利潤。

自雨傘革命結束之後，由於泛民領導人無沒任何反擊習近平威權鎮壓的策略，香港民主運動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敗。泛民領導人從不相信群眾鬥爭，他們害怕「激進行動」，而且他們支持資本主義製度，沒有獨立於香港和國際資產階級富豪，所以他們無法真正領導群眾反抗威權統治。而工人階級則不同，工人階級的利益與資產階級是對立的。如果香港和中國的工人建立起強大的組織（例如民主工會），這些組織註定會為重建真正的民主運動發揮關鍵作用。

現在我們迫切需要將民主鬥爭聯系到工人階級反剝削的鬥爭，反對瘋狂的大白象工程和新自由主義造成的無休止的苦難。這會讓群眾明白，我們需要以基層工人為基礎建立一個新的工人政黨。

同誌遊行要轉化為鬥爭的跳板

今年香港同誌大遊行有超過12,000人參加，比去年增加20%，創下遊行舉辦11年以來的最高紀錄。這一方面是因為社會態度的轉變和性小眾更敢於公開追求自己的權益，另一方面是受到臺灣平權公投和今年7月女同誌QT案勝訴的鼓舞。香港社會對於性小眾的包容度正在上升。據香港大學去年的調查，50%的18歲以上受訪者支持同性婚姻，比2013年增加了12個百分點；支持為反性傾向歧視立法的人從58%增加到69%。

但是不民主的香港政府卻依然以「沒有社會共識」為借口拒絕同誌平權和反歧視立法。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林鄭違背就任時展開同性婚姻咨詢的承諾，表示政府將繼續維護一男一女的婚姻製度，否決了同性婚姻。包括公共圖書館在恐同勢力的壓力下將涉及性小眾議題的兒童圖書下架在內，港府是在鞏固對性小眾的歧視與壓迫。

QT案

今年7月，香港最高法院做出判決，同意英籍女同誌QT以她的同性伴侶受養人的身份在香港居留與工作。案件勝訴是一個可喜的結果，但是這其實是一個非常有限的成果。法官強調，這份判決不意味著承認同性婚姻。在公布按判決修訂的新入境政策時，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也說，香港政府承認有效的婚姻仍然是一男一女。QT和她的伴侶在香港無法享有配偶權利和保障。就在QT勝訴前一個月，上訴庭裁決高級入境處主任梁鎮罡無權與和他在新西蘭結婚的同性伴侶獲得配偶福利和共同評稅，盡管該案三名法官曾做出支持QT的判決。

在QT案終審時，高盛、摩根大通等31家銀行和法律公司對曾表示想要介入該案幫助QT。一些媒體乃至一部份性小眾團體散播一種錯誤的想法，也就是跨國大企業可以成為同誌平權的旗手。但是當QT一審敗訴時，同誌團體曾發起聯署要求政府改變入境政策，包括高盛和摩根大通在內的11家受邀銀行都拒絕聯署！後來它們看到QT二審勝訴，終審勝訴的可能性比較高，才順水推舟，裝扮成支持同誌平權的形象。放寬入境限製有助於大公司吸引海外人才，但是它們不願與政府作對以免損失市場，更不願看到一場群眾性的基層性小眾運動，以免擾亂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秩序。

社會主義者要求就反性向歧視立法，並實現徹底的同誌平權，不僅包括性小眾婚姻權，也包括性小眾家庭享有與異性家庭相同的社會保障，同時大幅提升社會服務和保障，並通過八小時工作製、提高最低工資、增建公屋、租金管製等措施，使基層群眾（無論是異性戀還是性小眾）都能得到富足的家庭或者單身生活。在QT案勝訴後，建製派表示，不可以讓同誌伴侶在公屋、福利和兒童領養等方面享有和異性家庭一樣的權利。建製派企圖將性小眾描繪成搶奪資源的競爭者，其實不過是害怕同誌平權會打開缺口，沖擊極低的福利保障製度，因為資本家一直依靠傳統一男一婚姻製度維護保守公共政策。

集體行動不可或缺

法律上的鬥爭固然重要，但街頭和工作場所的組織與行動不可或缺，同時也只有依靠這些集體行動才能贏得法律上的變革。性小眾所面對的不只是個人的歧視，還有來自父權資本主義的製度性壓迫。性小眾挑戰了資產階級用來維護統治秩序的一男一女的家庭模式，同時資產階級也利用性向等身分特征去分化群眾反抗力量。反對平權的建製派和保守教會同時也反對全民退保、租金管製、八小時工作製等有利於基層的政策。

反同團體「性傾向條例家校關註組」於十月發起聯署，指同誌遊行「有傷風化」，應將其取締。面對群眾壓力，相信政府難以在短期內完全禁製同誌遊行，但同運不能忽視這種威脅。恐同勢力企圖乘著威權政府打壓民主的浪潮，順便打壓同誌權利。同誌權利與民主權利是密不可分的，同運也是反專製的運動。

同時不可忽視的是，中共獨裁政權將繼續加強對於香港立法會和法院的控製，阻止有關同性婚姻和性小眾平權的法律。出於和香港保守的資產階級精英相同的目的，習近平正在加大打壓中國內地的同誌平權運動，例如指揮新浪微博刪除關於同性戀的內容，以及打壓性小眾活動團體。香港同誌遊行是中國唯一一個合法、公開的同誌遊行，因此也吸引了大量中國同誌參加。去年同誌遊行有五分之一參加者（約2000人）來自中國大陸。中共擔心如果香港落實同性婚姻，將使中國性小眾更有勇氣追求平權，這勢必會挑戰禁止的中共獨裁統治，並鼓舞其他受壓迫群體的抗爭。香港以及中國為了實現性小眾平權，必須提出一個反專製、反資本主義的願景。

林鄭受壓推廿三條　統治階級內鬥

廿三條立法已經越迫越近，將會是雨傘革命以來香港最重要的一場鬥爭。最近，自由黨黨魁鐘國斌在立法會動議基本法23條辯論。雖然為無約束力動議，但建製派政客其實是以此舉向林鄭月娥施壓，加快立法步伐。就連2003年倒戈反對23條的自由黨田北俊亦公開呼籲盡早立法。林鄭月娥一直指出廿三條立法是必要，但未願意推出立法的時間表，因此與統治陣營內部的強硬派出現的磨擦加劇。自由黨在這場權鬥中已表明站在強硬派的一邊。

林鄭月娥之所以這樣做，是有感政府仍然根基未穩、民望低下，現在推動23條可以引爆新一波的群眾運動。就23條立法，林鄭只強調要創造「良好社會條件和時機」，至今不敢切實談到的具體路線圖和時間表。林鄭更傾向以經濟政策（大白象基建、大灣區融合）來討好中共和統治階級，鞏固自己的權力後再推動23條。

統治階級內訌

建製派中的強硬派（例如全國人大常委、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前特首梁振英等人）製造聲音向林鄭施壓，已經不是第一次的事了。八月，民族黨陳浩天受外國記者協會邀請演講，梁振英率先炮轟外記協，指政府以優惠價租借場地，威脅要取消外記協的租約。林鄭雖然同樣站在打港獨一方，但不想全面打擊外國記者協會，以免與國際自由派發生全面沖突。她澄清外記協是以市值租金租用場所，以圖淡化事件。其後，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等強硬派不斷公開放風指要盡快為廿三條立法。

這些強硬派不是負責管治香港的日常工作，不會像林鄭政府直接面對群眾反抗的壓力，只需要推動中央的政治任務以增加自己的政治本錢，因此往往竭斯底裏地胡亂叫囂。他們近來亦高調製造聲音反對港獨，最後在外國記者協會事件上，林鄭拒絕外記協第一副主席馬凱入境，可說是順從了強硬派的立場。

強硬建製派過去對林鄭本身也有不滿。原因之一是她上任後對溫和泛民主派的收編和「大和解」。林鄭的「大和解」當然沒有在政製和民生政策上向泛民作出過真正的讓步，但她為個別業界提供一些小恩小惠以安撫他們。林鄭收編了前民主黨中常委羅致光加入政府成為問責局長，在今年3月的民主黨黨慶中甚至捐款予民主黨。又在5月為教協會慶酒會主禮，其後推出政策增加教育撥款以拉攏教協。

在習近平「新世代」威權的大環境下，香港統治階級間的撕裂矛盾只會越來越嚴重。習近平最近提到對香港的「四大希望」，當中包括「完善特別行政區同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的製度和機製」和「維護國家政治體製」，，顯然是回應強硬派對盡快立法23條的訴求。不過，在現階段習近平以維持穩定為首要目的，不想加劇香港統治階級間的權鬥，因此表示支持林鄭，以在建製各派中保持平衡角色。

統治階級內部因著以不同的方式保護自身的政治經濟利益，繼而會就統治手段和政策方案出現矛盾和裂痕，而這在現今中國和世界資本主義危機下將會惡化。我們當然不會對某一派別的統治階級存有幻想，但是工人階級可以透過這個分裂，了解到威權政府並不如其表面所堅固。只要有一個有力的群眾領導和綱領，重建自下而上的、戰鬥性的民主鬥爭，是可以打敗威權統治的。

貧富懸殊進一步惡化　 資本主義製造的惡夢

上月樂施會公布最新的《香港不平等報告》，指出2006-16年間，香港最富裕的一成住戶月入中位數增加了47%（$112,400），而最貧窮的一成住戶只增加了17%（2,560），兩者差距增加到44倍，即貧者要工作3年半才等於富者工作1個月收入。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在兩年前已達到「高級別」的0.539，創下45年來的新高。相比起其他發達地區，香港的財富更集中在一小撮富豪手上。樂施會港澳臺項目主管曾迦慧稱，現時香港最富有的21名富豪資產總和，已等於香港政府可動用的財政儲備總額。

根據全球調查報告（Wealth-X）更顯示香港擁有全球最多身家達3,000萬美元或以上的超級富豪，去年超級富豪人數增加31%，達到1萬人。與此同時，即便按照低得可憐的官方貧困線來算，貧困人口也已高漲到135萬人，其中又有高達7成是在職貧窮。

裙帶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危機之下，全世界正變得越來越不平等，而香港因著特殊因素，情況更為極端。《經濟學人》的報告指出，香港是全球裙帶資本主義最嚴重的地方，與政府關系密切的「裙帶富豪」的財富占GDP比重近80%。政府設置的所謂「低稅率」和「簡單稅製」，說穿了就是為財團商家的利益而設。香港名符其實是個避稅天堂，利得稅率只有極低的16.5%，比英美等國更低，大財團享受著極低的投資成本。香港亦不設資產增值稅、股息稅、遺產稅，這些都是富豪的主要收入來源，難怪香港首富李嘉誠無恥地指自己年薪只有5千元，實質他透過股息已可賺取13.9億元。政府政策以財團富豪利益為先，將公共服務私有化，變成企業謀利的門路，同一時間將公共醫療、教育及社會福利上的經常性開支削減。香港在以上民生福利的開支只占GDP的14.4%，遠落後於很多第三世界國家。

傑瑞米柯賓

民生、民主、社會主義

資本家一方面打壓民主權利，控製行政、立法以確保最大化財團利益，另一方面阻擋有利民生的政策通過，而現在政府甚至將龐大公帑通過人工島等大白象工程輸送給資本家，也不願投放在公共服務和保障上，可見資本主義就是富豪獨裁的製度。要打破財團壟斷性的資本主義，香港極需要集體性的行動。工人階級是驅動社會經濟的齒輪，是挑戰資本主義的最大武器，所以成功的反抗獨裁、資本主義的運動必然需要以工人階級領導。社會財富是由勞動者的血汗製造出來的，資本家只是掠奪成果的寄生蟲。大企業和銀行理應全面公有化，由工人階級民主監督，作為終結資本主義製度的第一步！

立法會公聽會：抗議保安局收緊難民審批程序

10月18日，立法會舉行「跟進免遣返聲請統一審核機製有關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社會主義行動與一眾難民到政府總部，抗議保安局收緊審批程序，要求停止遣返難民。建製當局近月再次將打壓難民的行動升級。

保安局企圖收緊處理難民免遣返聲請的程序，將提交聲請表格的期限，由49天縮減至14天，令聲請者更難有足夠時間準備文件及尋求法律援助。另外，建製派知道因為民意反對難以推行廿四小時的禁閉營，現在以「收容中心」作為包裝的語詞，企圖要求在特定時間關押難民。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進入立法會發言。社會主義行動的印尼難民成員Mira反駁：「酷刑聲請的審核機製極為苛刻，香港的接收率已經為全球最低，不足0.4%……香港政府每年只用約三億元援助難民，興建人工島的開支已經足夠為全港難民提供三千多年援助！」2017年香港難民人數只有約1萬人，但卻有4千人被遣返，創下七年來最高的被遣返紀錄。「政府剝奪難民辯護的權利，務求遣返更多難民，做法極為不人道。我們不能再沈默，必須起來奪回我們應有的權利。」

政府妖魔化難民

在場的發言者Jaco表示，林鄭月娥政府民望極低，唯有用種族歧視來轉移視線，企圖將社會問題歸咎於難民身上。保皇黨試圖以「假難民」的議題製造社會恐慌。現在民建聯葛佩帆及經民聯梁美芬等建製派政客更重提設立禁閉營關押難民及退出《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

我們與其他親建製的發言者針鋒相對。他們都在重覆難民是「罪犯」丶「社會負擔」等陳腔濫調。另一位成員Jackson表示，香港只有8千多名難民。如果政府指難民擁有工作權，會導致搶飯碗問題，根本是大話。政府有意將難民隔離於社會之外，刻意製造種族歧視，方便他們妖魔化難民。實際上問題根源在於政府的政策劫貧濟富，專益富豪和財團。

Griff則嘲諷香港政府在難民政策上與特朗普一致，兩個政府都是代表大財團的利益，同樣打壓尋求庇護人士和勞動階級權利。「那些支持廿三條立法丶打壓民主權利的政客，同時都是那些支持禁閉營的政客，可見打壓難民和強化專製政權的關系密不可分。」

社會主義行動堅持反對種族主義，支持勞動階級不分種族團結鬥爭，打倒政府和財團的剝削和壓迫。

捍衛庇護權！反對收緊審批程序！反對設立難民禁閉營！
支持難民工作權！不分本外勞丶所有工人實行8小時工作製，最低工資每小時50港元！
反對種族主義抹黑，工人階級團結鬥爭，反抗不民主的富豪專政！

英航大裁員向員工狠下毒手

九月底英國航空突然宣布將英航於10月31日關閉香港英航基地，並即時解雇85名香港員工英航英航英。在關閉基地前一個月突然解雇員工並調動英籍空中服務員來港接替，顯然是為了避免發生罷工，從而削弱工人的反抗力量。英航作為歐洲第二大航空公司，去年盈利達到150億元，卻聲稱在港業務成本效益及生產力不符合營運指標而將其關閉。英航為了削減成本，而置工人的生計於不顧，做法極為可恥。

不顧工人權益和生計

有報導指出，此次裁員的一個重要目的是解雇那些年資較長丶工資和福利較高的長工。這些工人因為年齡較大，離開英航後難以再找到類似待遇的工作。香港機艙服務員工會和員工曾在機場抗議，高叫「英航無能丶可恥」丶「盈利裁員」等口號。

英航威逼利誘，要求員工三日內簽署不及法定標準的賠償同意書，經過工會抗議和得到位於英國的英航聯合工會協助向英航總部施壓，資方才最後給予第13個月糧丶休息日及年假薪金等，部分員工所得賠償較原有方案多8至10萬元，大部分員工亦因此接受方案。事件雖已告一段落，但已再一次揭示資本家為追逐利潤，往往不顧工人的權益和生計。

英航打算在2020年前每年減少2.5億英鎊的開支，目前已解雇近800名員工。今年3月，英航削減退休待遇，一次性減少6.8億英鎊的支出。英航香港過去也曾因強製提前退休丶欠薪丶打壓工會多次遭到工人抗議和起訴。香港資本家通過不民主的政治製度反對通過有利於基層工人和群眾的法例。打工仔多年來欠缺集體談判權丶標準工時。親資的香港政府往往要求雇主「自律」但實際卻是放任雇主任意宰割員工，政策上更赤裸裸地保障雇主利益。不久前政府終於決定取消為人垢病的強積金對沖，但卻用公帑300億元補貼雇主裁員。最近更有國際評級將香港勞工權益評為零分，可見所謂的「自由經濟」實質上是剝削勞工以「填肥」雇主的口袋。

英航鬥爭表明工人的集體鬥爭能夠迫使資本家讓步。只有透過工人階級的集體行動和國際團結聲援才能抵抗資本主義剝削和它所仰賴的獨裁管治。

宏光護老院外勞抗爭結束　工人僅討回近半欠薪

今年六月，私營的宏光護老院爆發外勞的抗爭，抗議公司無理解僱員工及長年剋扣工資、假期。經過4個月的鬥爭追討，工人最終於十月初與資方達成和解協議，公司答應賠償工人約300萬元。不過，賠償金額只有全部欠薪約700萬的不足一半。
宏光護老院的中國外勞一直以來在超剝削的條件下工作。不但本身工資微薄，工人需要全月無休每天工作12小時，而且需要每兩年繳交超過4萬元的「勞務費」，情況猶如現代奴隸製。面對資方的違法行為，當工人求助於政府時，勞工處卻置若罔聞。

由於這些外勞沒有居港權，而過去都是居住在宿舍中，失去工作後流離失所，難以留港長期鬥爭，而勞工處只是向工人提供一份「露宿者之家」的名單，著工人自己解決生活問題。政府又聲稱為工人配對新工作，卻是裝模作樣地問其他私營院舍會否接收宏光的工友，最後當然沒有院舍肯聘請。

政府縱容私營資本

政府的所作所為伸張正義，面對生活和經濟困難，工人最後只好無奈接受公司的「協議」，但賠償金額不足欠薪的一半，變相讓資方白賺3百萬。而且由於是「和解」，政府更不會追究宏光的法律責任，所謂勞工保障的法律淪為一紙空文。

宏光護老院的事件更加凸顯了政府縱容私營資本的本質。推動社會服務的私營化、並利用外勞來分化打擊工人階級是香港政府一貫以來的政策。林鄭月娥在剛發布的施政報告中明言要為「安老服務及康復服務單位提供更大彈性，以輸入照顧員」，而長者照顧服務券不過是杯水車薪、優惠私營院舍，所謂「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也只是將安老責任推向非政府組織。

在資本主義下，政府利用外勞是充當廉價勞工的工具，製造工人階級之間的分化，壓低本地工人的工資。因此本勞外勞應當團結一致，共同組織工會及鬥爭，捍衛同工同酬，並將矛頭指向資本家。

歸根究底，政府應該全面將安老服務公營化，大幅增加社會投資，並直接以同工同酬及合理待遇聘請本勞及外勞。這樣才能夠一方面確保員工的待遇與人手，同時間又能以低廉價錢為有需要的基層家庭提供優質的長者照顧服務。

二零一九年

釋放被捕學生及工人　停止打壓馬克思主義學會

社會主義行動1月20日抗議聲明

去年七至八月的深圳佳士工人抗爭期間，得到全國各地的學生和青年聲援，及後8月24日廣東警方逮捕50多名聲援青年及工人，在11月9日更跨省搜捕十多人。部分人至今仍被囚禁甚至下落不明。

聲援的學生很多來自各大院校的左翼學生社團，因為認知中共與資本家一同剝削工人、貪汙腐敗的的惡行，而對受壓迫的工人階級表達同情，繼而挺身行動聲援佳士工人。中共為了作出報復，大力禁製各間大學的馬思主義學會，包括北京大學、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北京語言大學，逮捕組織成員，甚至動用保安和黑社會暴力攻擊學生。南京有另外8名左翼大學畢業生被逮捕，而南京大學則曾突然暫停全校所有社團的運作，要求學生提交成員名單，否則可能會被取締。北大馬克思主義學會會長展振振被捕及遭退學，學會亦被校方接管。中國人民大學支持工人的團體「新光平民發展協會」本月2日也遭暫停活動並限期整改。

習近平越來越多利用馬克思主義的詞語，但現實上卻完全為資本家利益服務，現在更要禁止學生組織討論官方的意識形態，實在是對自己黨史的一大嘲諷。我們反對中共鎮壓學生，反對打壓毛派和左翼社團，要求言論自由、研究自由和政治結社自由！強烈譴責暴力鎮壓，要求立即釋放所有被捕青年及工人，爭取組織民主工會和學生團體的權利！支持工人階級的國際團結，反對獨裁統治和資本剝削！

醫療系統崩潰　前線人員向政府怒吼

正值流感高峰期，醫院負荷爆煲。香港護士協會1月20日在政府總部門外舉行「做爆、不如鬧爆」集會和遊行，要求政府和醫管局增加資源人手，約150名前線醫護參加。他們手持黑色氣球抗議，舉出「病人多到無床瞓　開工做埋幾人份」，譴責政府漠視人手不足，令前線醫護人員疲於奔命。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出席集會，被在場抗議者喝倒采。早前她在電臺上呼籲前線員工「捱義氣」在假日加班，激起前線護士的憤怒。

面對群眾鬥爭的壓力，醫管局作出表面的讓步，表示月底會上調前線員工特別酬金10%。此計劃實際上要求現已疲於奔命的護士放棄假期、增加加班時數，被嘲諷為「賣假」計劃。香港護士長年人手極為短缺。據2016年底的數據，全港有5.2萬名護士，即每一千人有7.1位護士，低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9位護士的標準。現時護士與病人比例超過一比十，集會上協會更指有九龍西聯網的病房需一個護士照顧三十個病人。協會要求維持合理人手，包括護士與病人比例要達一比六，並增加資深護士，訂立臨床督導比例，每更一名資深護士。

根據醫管局公布的數字，現時15間公立醫院床位占用率高達105%，但很多護士指控當局玩弄數字，實際占用率更高。有抗議的護士形容醫院「環境如同戰地醫院，或五、六十年代」，電視機下、廁盤下和走廊都是加床。睡在加床而行動不便的病人，只能以屏風遮掩在病床用尿兜大小便。早前前線醫生在網上怒斥：「入公立醫院的病人，生命就有如烏蠅、蟑螂般卑賤。」

醫院輪候時間極長。1月21日，威爾斯親王醫院及聯合醫院的急癥室輪候時間超過8小時，伊利沙伯醫院超過5小時。新界東骨科的輪候時間長達3.3年，是九龍東的眼科要等3.2年！

社會主義行動參與是次抗議。我們一位訪問了參加遊行的護士陳小姐，了解一下她在醫院裏的日常境況。

記：你是哪一家醫院的護士？為什麽參與今日的集會遊行？

陳：我是來自明愛醫院，負責監察感染控製措施、預防病毒散播的控製組護士。現在醫院擠迫的情況已是很難做到感染控製了，人太多空氣變得局促，醫管局亦沒有製訂人數過多的安全上限。今次參加集會遊行，主要是代表負責外科急癥病房服務的同事發聲，現在急癥個案不斷增加，病房的56張病床已經飽和，走廊已加了8張病床，洗手間外再增加2張。

記：你的工作時數是怎樣？有足夠時間休息嗎？

陳：每個新癥並不是簡單的量血壓工作，而是要抽血、X光、檢查等後才可以做到一個外科手術，實在是很繁復的工作，而且保守估計現時是6個護士照顧60病人。根本沒有所謂的工作時數，舉例說本來是照顧10多個病人，現在增加至20多個，未完成工作連休息吃飯的時間都沒有。我們堅守公立醫院其實只是為了一個幫助別人的信念，我已經承受了8年，但情況卻一直每況愈下。

記：你有什麽說話想向巿民說？

陳：這情況下我們醫護的心態只能是盡力而為，但我更希望巿民都可以為自己安全而發聲。如果發生了醫療事故，可能巿民會立即認為是醫護人員的問題，但其實更要了解背後的監控不足、缺乏人手等才是致使事故的原因。歸根究底是要全個醫療製度重新檢討。

工人團結鬥爭　醫療全面公有

政府可以花費大量金錢興建基建，但醫療系統卻依舊沒有改善。香港政府削減公立醫療資源，將巿民健康變成一本萬利的醫療產業生意，把公帑送給人工島等有利財團的項目。一萬億相當於全港16年的公共醫療開支！只有工人階級團結鬥爭，將醫療體系全面公有化，交由醫護人員民主管控，並且加征富人稅，大幅增加公共醫療資源，才能提供健全的醫療體製，免費分配給每個有需要的巿民享用。

香港：反對削減長者綜援！停止大興土木！

在1月初，林鄭政府企圖向長者開刀，將領取長者綜援的年齡由60歲提高至65歲。面對所有黨派的反對下，政府兩度作出退讓，但仍然無法平息群眾的憤怒。連番進退失據令其權威大受打擊。

現時單身長者的綜援標準金額為每月3,585元，資產限額為48,500元；至於60歲以下健全成人綜援金額則為2,525元，及資產限額為32,000元。因此，新政策會迫使所有60-64歲長者綜援領取者改為領取健全成人的綜援金額，而有二千多名原先領取長者綜援的人士因為資產高於32,000元而失去資格。

1月18日，政府面對巨大壓力下企圖作出小修小補，為申領健全人士綜援的人士發放1060元的「就業支援補助金」現金津貼。但由於健全成人綜援並不會發放各類補助金和津貼，這仍然使60至64歲人士每月領取的金額減少最少637元。同時又要求他們每兩個月找兩份工、每兩個月見社工一次，否則會被懲罰而扣除200元。然而，扣除200元的政策又再度引起強烈反彈，因此林鄭月娥親自下命令，要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取消這一決定。

傑瑞米柯賓

逼迫老年就業

由於政府安老政策嚴重不足，已經越來越多老人需要工作。2013-2017年，60至64歲長者勞動人口升幅達35.8%，達致23.6萬人，有45%的就業比率。政府仍然認為60-64歲的長者應該更多出來工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指削減長者綜援可以釋放勞動力，實在荒謬至極。在2018年，介乎60-64歲的綜援領取者共有2.5萬人，當中7成僅得小學或以下的學歷。這些長者即使出來工作也只能從事保安、清潔和侍應等極低薪和不穩定的工作。此外，該群組的健全成人申領人數亦在5年間減少一成，意味著領取者越來越多是殘疾人士。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發表「當大家都系120歲嘅時候，60歲先啱啱中年」的謬論。特首林鄭月娥更以自身為例，說明60歲以上仍能工作10多小時。但特首年薪為4百多萬，出入有高級座駕接送，享用最完備的醫療服務，怎能朝不晚保的長者勞工比較！

建製派政黨虛偽地反對今次削減長者綜緩。不過正如林鄭月娥所說，在今年度的施政報告裏已經提到此項政策，而當時建製派是投票支持施政報告的。他們現在見到群情洶湧才被迫改變立場，因為害怕失去今年區議會選舉的選票。泛民黨派也進行多次抗議，但完全沒有進一步建立群眾運動的計劃。

長者貧窮

香港老人貧窮問題正在不斷惡化，2017年長者貧窮人口達到31萬人。而1人家庭的貧窮線為月入4000元，這筆錢連租一個一百尺的劏房也不夠。當局曾於1999及2003年將綜援基本金額削減11%，基本金額仍未補回。

香港政府奉行極端新自由主義，向來實行歧視性的社福政策，鼓吹窮人要「自力更生」，經常宣傳要打擊詐騙綜援的人士，藉以抹黑受助者都是「懶人」、「社會寄生蟲」、「社會負擔」等。例如以前要求領取長者綜援的親屬簽署「衰仔紙」，證明自己不會供養自己父母，製造巨大的罪惡感。此政策在前年才被取消。由於欠缺工人階級的左翼力量作為替代選項，加上本土派勢力的推波助瀾，民怨近來有走向排外的趨勢，指責新移民領取綜援。事實上新移民的綜援支出只占整體開支的4%。

林鄭月娥向來是貧窮長者的敵人。她在任政務司長期間，極力反對全民退休保障，指有很多街上拾紙皮的老人其實擁有很多資產，根本沒有「經濟需要」。事實上只要政府動用500億就可以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基金，但政府寧願花廿倍的金錢興建東大嶼人工島，讓地產商投機。此外，她在任社福署署長期間，強推一筆過撥款政策取代實報實銷機製，令社福機構預算大幅減少。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削減長者綜援，要求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無論泛民主派和建製派都沒有企圖建立真正的群眾鬥爭迫使政府退讓，現在需要工人階級組織起來團結鬥爭，抵抗威權資本主義政府的攻擊。

香港民主運動如何走出僵局？

極度嚴厲的政治打壓沒有換來統治的穩定。由沙中線醜聞、興建東大嶼人工島、放生貪贓枉法的官員、收緊長者綜援以至公立醫療體系崩潰，每次民情反彈都出乎政府預料，其救火行動顯得進退失據、狼狽不堪。在綜援事件爆出以後，林鄭的民望跌至上任以來的新低，滿意率凈值為負23個百分點。

嚴厲的鎮壓未能令港府變成強勢。非建製政黨雖然陷於癱瘓狀態，但政府也陷於極低民望。習近平加強對香港的控製，很大程度上對香港民情一無所知，一意指揮林鄭開展政治打壓，因而更容易觸發群情憤怒。

政府繼續連串對民主權利的攻擊，為準備國歌法立法、修例容許移交逃犯至內地。可以預計今年區議會選舉將會有不少非建製派參選者會被指控倡議「自決」或「港獨」而被篩選。但關鍵是中共會否以候選人提出「結束一黨專政」為由取消參選資格。如果這樣的話，立法會將變成徹底的人大式舉手機器，並可以完全封殺任何非建製派候選人了。此外，政府準備修訂《逃犯條例》，容許香港與中國大陸及臺灣之間移交逃犯，意味著港人可以因挑戰中共專政而觸發國家安全罪行，然後被移交內地受製裁。

律政司公然放生鄭若驊及梁振英，引起全城憤怒。據《南華早報》報道，林鄭月娥曾經向北京提出將防止賄賂條例擴大至規管特首，但北京不容許任何形式的獨立委員會監控和挑戰自己任命的特首，即特首只需對北京負責。習近平過去幾年發動反腐運動，實質上不過是清洗敵對派別的權鬥的工具，借以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如果反貪的措施意味著分散統治者的權力，中共就會大力反對。

梁振英卸任特首後並沒有淡出。他代表著中共強硬的治港勢力，通過向港府施壓要求更強硬的統治手段，例如發出打港獨的聲音、要求港府盡快為廿三條立法。中共需要梁振英繼續充當政治打手，所以梁振英得到中共的高度保護（而不是像他的前任曾蔭權那樣受到審判）。而且如果作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梁振英受到檢控乃至定罪，那麽中共政府的權威勢必大大受挫。

由於溫和泛民失敗的路線令群眾運動陷於癱瘓，統治陣營似乎意氣風發，自以為占盡上風。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現在「時勢不同」，推動廿三條不會再有50萬人上街。在2003年廿三條首次立法時，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被趕下臺。她指2003年有獨特的環境，「背負一身債，再加上沙士，先令到咁多人怨忿上街。而非全因反對廿三條。」這是後見之明。當年上街人數使當局震驚，甚至有傳媒引述時任特首董建華在當天早上仍估計只有5萬人會上街。高高在上的葉劉似乎看不到，今天貧富懸殊、樓價高企和民生倒退的程度比2003年有過之而無不及，大規模群眾反抗的客觀因素並不缺少的。

大灣區

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大灣區的綱要。大灣區首要目的是將香港作為中共一帶一路計劃的融資中心。在中美沖突的情況下，中共希望強化一帶一路計劃，與美國爭奪地緣政治的主導權，因此利用香港的國際金融系統及獨立關稅地位，為一帶一路項目融資。中共要通過香港的金融市場與國際接軌，吸納海外資金推動一帶一路。此外，由於美國限製對內地輸出高科技產品，中共希望利用香港的獨立關稅地位作為緩沖。

然而，整篇大灣區的綱要並無什麽新意，只是將政府一直實行的政策重新包裝起來。而且在中國經濟下滑的局面下，大灣區只是雷聲大、雨點小，沒有什麽具體成效。大灣區的經濟融合只為會香港帶來更多新自由主義政策，包括金融和地產炒賣、醫療和教育私有化、興建更多大白象基建工程。社會主義者反對資本融合，因為只會帶來更多剝削。我們支持在公有經濟底下由工人階級民主規劃的地區聯盟。一個非以資本利潤為依歸的製度下，這樣的融合自然能夠提升邊界雙方民眾的生活水平。

泛民攻擊激進派

由東大嶼人工島萬人上街，以至各社會議題的怒火爆發，可見群眾反抗情緒仍然高漲，只是在欠缺運動的明確領導下感到迷惘。民主運動在泛民的軟弱領導之下連番受到挫折，不免使群眾目前鬥爭的信心低落。現實上只有通過廣泛的群眾鬥爭才能贏得民主權利，但泛民向來認為「穩定」的資本主義營利環境比民主權利更加重要，因而在領導民主運動上顯得軟弱，造成幾年內的連番挫敗。現在，群眾信心低落又反過來為泛民領導的保守和妥協提供基礎。在立法會九龍西兩次補選失敗後，泛民主派的結論是過去泛民的選舉工程太過政治化、太激進，因此日後應集中修橋補路、蛇齋餅粽等地區工作。這種結論不過將自己領導失敗的責任歸咎於廣大群眾身上。

他們利用這種說法去進一步削弱激進派的力量，以鞏固溫和泛民的政治權力。泛民選票至上，並僵固地視選舉為分餅遊戲。他們盤算激進派在下屆立法會選舉將被阻止參選，而激進選票將會自動流向溫和泛民。因此他們不會挑戰整個威權統治，而甘心做議會內的花瓶。然而，政治並不是僵固的數字遊戲。群眾會越來越看到這些溫和泛民根本無能帶領民主運動，實際上正在變成無意挑戰政府的偽反對派，也因此沒有意欲投票支持他們。從兩次九龍西補選失利已經見到，所謂泛民對建製的「六四比」選票並不是必然的。支持民主的群眾和年輕人對泛民和選舉失去信心，將使擁有龐大競選機器和資金的建製派得益。為了打破這個僵局，現在需要能提出明確綱領的候選人，能提出反對中共獨裁統治和極端剝削勞動大眾的立場。

梁國雄將會就被取消議員資格案上訴至終審法院，由於法庭完全受人大操控，預計上訴很大機會失敗，因此立法會新界東議席將會於今年年底至明年年初進行補選。在補選到來的時候，溫和泛民其支持者可能會基於上述的失敗主義結論大力攻擊梁國雄，指他政治形象激進而將會在補選中落選，企圖奪走梁國雄空缺出來的議席。按此邏輯，如果長毛被政府阻止參加補選，他們就會更阻止社民連或任何激進派派出替代候選人，而找一個溫和泛民頂上。如果這次溫和泛民的攻擊成功，就等於讓他們壓抑激進派給他們的政治壓力，讓他們更無包袱地走向更保守和軟弱的立場。如果接受泛民如此做法，將使民主運動陷入迷失！

此外，泛民指未能勝出是因為未能吸納本土派選票，因而希望與本土派「和好」，吸納他們的支持。例如李卓人在二月發表文章表示「不應排除勇武抗爭」，企圖討好本土派支持者。當然沒有人相信溫和泛民會采取暴力行動，但他們可以采納本土派的部分綱領，例如反對新移民和普通話等排外議題，以收割民粹支持。

現在不能坐以待斃，必須準備應付此一攻擊，公開批判泛民的政治權謀。大力批評泛民主派的失敗主義的路線，並主張重建一場獨立於溫和泛民及其親資政策以外的群眾鬥爭。

但目前香港的政治鬥爭最缺乏的是工人階級有組織的鬥爭力量，以及團結中港兩地民眾推翻親富豪的中共專政的綱領。泛民的「和平非暴力」只是掩飾他們向中共妥協、取消群眾運動的措辭，而本土派所謂的「勇武抗爭」也只是無組織的騷亂行動，在三年前已經嘗試過且失敗告終，完全無法對抗專政獨治。本土派並不反對壓榨基層勞動者富豪統治，也不主張聯合中國群眾鬥爭打倒指揮香港政治打壓的中共政權。本土派無視西方帝國主義正在侵犯委內瑞拉和加泰隆尼亞民主權利，反而寄望他們會幫助香港實現民主。

社會主義行動民主運動的綱領

基層勞動者和青年的群眾鬥爭，是打倒專製政權的唯一力量。將罷課罷工與擁有清晰路線的有組織的工人運動聯系起來，會是抵抗極權的最有力、最重要的武器。罷課罷工至今在運動中沒有被認真討論過；
民主鬥爭一定要蔓延至香港以外的地區。可惜的是，無論是泛民還是本土派都想將民主運動限製在一個城市裏，但歷史上從來沒有反專製運動在一個城市之內勝利。任何時候，自我孤立都意味著失敗。香港的運動若果要成功，必須蔓延至中國大陸，與內地群眾（特別是工人階級）連結起來，共同獨裁政權與資本主義製度。這場鬥爭甚至不只是全中國的鬥爭，而是一場國際的鬥爭；
中國和香港的經濟由權貴操控，需要專製政權來捍衛它。梁振英就承認過，不可以有真普選因為不能讓窮人有權決定政策，否則會威脅到大企業和富人的利益。因此，民主鬥爭也是一場反資本主義的鬥爭、一場爭取工人階級替代方案、爭取資源分配權的鬥爭。

瑞典駐華大使卷入桂民海事件 被召回國

瑞典駐華大使林戴安（Anna Lindstedt）因卷入一場關於中國異見人士桂民海的政治醜聞而被召回。桂民海於2015年被中國國安從泰國綁架回中國，至今仍被監禁。今年1月，林戴安以討論營救桂民海的「新辦法」為由，將桂民海的女兒Angela誘騙到斯德哥爾摩。桂民海是2015年銅鑼灣書店綁架案的核心人物。包括桂民海在內，當時銅鑼灣書店的5名負責人幾乎在同一時間失蹤，後來又離奇地出現在中國，且已被中國警方逮捕。

桂民海沒有離開泰國的出境記錄，所有證據都顯示是中國國安人員將他非法引渡回中國。桂民海和他的女兒是瑞典公民，但瑞典政府對此事件的回應相當軟弱，因此受到輿論的嚴厲批評。

而林戴安最近的行動使瑞典政府遭到更加猛烈的批評。據Angela部落格所說，林戴安將她介紹給兩名聲稱與中國政府有聯系的商人。這兩名商人盤問Angela 對其父親的案件知道多少。中國指控桂民海泄露「國家機密」，但這一指控是在去年國際上對此案的關註增加之後才出現的。

在林戴安的允許下，這些商人要求Angela「閉嘴」：如果她不再公開為父親發聲，他們可以幫助桂民海求取減刑。Angela說她在斯德哥爾摩的兩天裏一直被關在一家五星級酒店的會員專區，甚至去廁所時也有人陪同。

後來她找借口離開，然後聯系了瑞典外交部。一名外交部官員說他們不知道林戴安曾與她見面，甚至不知道林戴安正在瑞典。然後瑞典外交部撤換了駐華大使，並啟動了內部調查。與此同時，中國駐瑞典大使館發表聲明，否認與此事件有任何關聯。

獨裁政權的走狗

瑞典左翼黨（即前共產黨）領導人說此事為瑞典幾十年來最大的外交醜聞。他說林戴安試圖讓Angela噤聲，已是淪為獨裁政權的走狗。

以社會民主黨斯特凡˙勒文（Stefan Lofven）為首相的瑞典政府一直對富有的獨裁政權采取姑息安撫的政策，不僅是對中國如此，對沙特阿拉伯等國也是如此。勒文在2015年訪問中國時簽署了許多商業協議。眾所周知，在那次訪問前夕，勒文拒絕說中國政權是「獨裁政權」。在一位記者反復追問下，勒文最終提出了一種替代說法：「這是一個沒有大選的一黨製國家」。

中國異見作家團體「獨立中文筆會」前主席貝嶺譴責瑞典政府在桂民海事件上采取的「黑箱作業和封閉式溝通和救援方式」。

2016年瑞典籍人權活動家彼得˙達林於中國被捕並被迫拍攝認罪影片。當時瑞典駐華外交人員幾乎沒有給他什麽援助。瑞典記者奧爾森（Jojje Olsson）在其著作《在中國被綁架的瑞典人》（De kidnappade Kinasvenskarna）中詳細述說了彼得˙達林和桂民海事件，揭露了瑞典對中國政權的軟弱順從。

在中國政府以完全虛構的罪名拘押了彼得˙達林之後，曾有一位瑞典大使館官員例行探視他。該大使館官員同意中共當局提出的一些「探視條件」，盡管這些條件違反了有關領事探視的法律。中國政府要求整個面談期間要有一名中方警衛在場；大使和彼得˙達林交談要說英語而不能是瑞典語，從而讓警衛可以監聽他們的談話；他們不可以討論彼得˙達林的案子。同意這些條件之後，瑞典代表就只能問彼得˙達林水果夠不夠吃！

揭發事件

Angela的事件本有可能更加險惡。這兩位神秘商人表示可以為Angela提供簽證，讓她去中國看望父親。如果她接受了這個提議，即使有瑞典大使做出官方「擔保」，她也有可能在中國被逮捕，從而讓她徹底閉嘴。更何況林戴安並沒有官方授權。我們贊許Angela拒絕這個「提議」，並揭露了整個醜惡事件。

工運和社會主義者應該要求解雇林戴安並召回全部的瑞典駐華外交人員，然後對此事進行全面的公開調查，包括調查自桂民海於2015年被綁架以來的案件歷史及瑞中政府間的所有來往。

我們毫不相信受商業利益驅使的資產階級政客或外交官會捍衛基本民主權利。桂民海的案件涉及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而且中共當局跨境綁架外國公民的做法也公然違反了國際法。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者不應該像建製政客那樣迎合獨裁者，而是必須加強對中國群眾鬥爭（特別是工人鬥爭浪潮）的聲援行動。我們支持在中國建立獨立工會，並要求立即實現全面的民主權利。

沙中線醜聞持續延燒 紅墈站六成施工表格失蹤

沙中線工程又曝出新醜聞。紅磡站北面丶南面連接隧道及列車停放處6成施工紀錄「檢查及測量申請」表格不翼而飛，且未經政府同意擅自改動工程。會展站亦有3成表格失蹤，同時有大量工程記錄文件被發現是事後補簽。不排除紅磡站其他部分及其他車站存在同樣問題。另外，由中國建築（香港）承建的港珠澳大橋同樣有3成相同表格缺失或在完工兩年之後才補簽。

「檢查及測量申請」表格用於證明工程內部架構合格，可以澆灌水泥。表格缺失或補簽意味著，工程質素很可能沒有得到應有的檢查或未達要求。根據最新的消息，沙中線紅磡站已鑿墻檢驗121枝鋼筋，其中42枝（超過3成）的螺絲頭安裝狀況不符合標準，其中1枝的螺絲頭僅扭入6毫米（安全標準為最少40毫米）。該表格一簽五份，分別存放在不同地方，而且另有電腦副本。現在數千份（×5）的表格盡數消失，或者是這些表格本就不存在，或者是禮頓高層銷毀了表明工程存在問題的表格。無論如何都是嚴重罪行。

政府已宣布將表格丟失問題納入「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調查範圍，同時繼續反對立法會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成立調查委員會。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稱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意義不大」。但是由政府操控且沒有實權的所謂「獨立」調查委員會不值得信任。港鐵於去年4月已發現表格缺失的問題，然後於年中通知政府，但直到今年1月30日，即調查委員會近3個月的聆訊結束之後，政府才公布消息和進行調查，且荒唐地說事件不涉刑事，再一次表明親資政府包庇劣質工程和有罪的資本家。

由於醜聞和民憤持續延燒，再加上擔心今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結果，部分建製派政客表示會「考慮」或「不排除」支持使用權力及特權條例，例如經民聯主席盧偉國和議員梁美芬。現在立法會已完全落入建製派手中，即便立法會迫於群眾壓力最終成立調查委員會，建製派依然會試圖阻撓調查或隱瞞調查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