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左派谈香港社会

傑瑞米柯賓

政治清洗各部門

政府重判政治犯丶推動國歌法和一地兩檢，除了是明刀明槍的硬性操控，也要潛移默化地使意識較落後的港人對中共統治麻木，習慣聽到國歌肅立丶公安長駐香港。此外，在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之後，建製派勢要將立法會變為另一個人大。最近全國人大常委副秘事長李飛訪港，公開強調廿三條必須立法。中共的統治邏輯是企圖一勞永逸地消滅香港民主運動，以為這樣日後就無後顧之憂。這一做法可能短期之內可以收效（尤其因為泛民主派完全逃避鬥爭），但這只會將民憤積累下去，未來會爆發更大規模丶更激進的民主鬥爭。

政府發動議會政變後，威權之手將會遍及更多部門，包括學校丶法庭丶公務員系統等等。政府下一個目標明顯是學校。中共鷹犬丶人大常委範徐麗泰就警告過「學校太多反共老師」。愈來愈多校方受建製壓力下執行政治任務。除了國民洗腦教育，教師授課的內容也會受到政治審查，尤其在通識及歷史科。最近50間學校強製要求學生收看李飛訪港的記者會直播。可惜的是，香港最大教師工會的領導正沈醉於與林鄭的和解，完全沒有表達抗議，最近更支持特首的施政報告。

此外，政治打壓的重要目的是為了劫貧濟富，因為親資政府準備在經濟危機來臨時掠奪工人階級的財富。為了可以更迅速丶更鬼祟地通過有利財團丶打壓窮人的政策，建製派將於12月修改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其中一招是削弱財委會的權力。雖然反對派本來也沒可能透過財委會阻擋政府的法案，但改例後連質詢和拉布的權力也會被剝奪。失去了財委會這個揭露丶拖延大白象工程和輸送利益政策的重要平臺，將會少了一個動員丶凝聚群眾的焦點。

林鄭月娥刻意將政治清洗和「打港獨」的工作外判予律政司丶法院及建製黨派和政客，以免自己要為此負上政治責任。但這種欺騙技倆長遠並不會成功。雖然最新民調顯示，市民對現時特區政府表現滿意率比梁振英時期的負凈值高一些，但也不過為16%。11月她發表了「公屋八萬間封頂」的言論，企圖測試群情卻遭觸礁，即使迅速道歉收回言論，民望也立即下跌。可見，群眾的怒火在地下中燃燒著，政府的失策失言隨時可以成為引爆危機炸彈的導火線。

統治階級現分歧

中共和港府猛烈的政治打壓不代表統治穩定或得民意支持，反而反映出中港資本主義深刻的危機。建製派不同陣營為保障自己集團的利益而出現統治方法──例如政治打壓激烈程度──的分歧，因為部分建製派也害怕太大力打壓會引起民意反彈。香港瘋狂的打壓明顯是由中共命令的，但有些政治任務連香港統治階級也感到為難。例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也對國歌法感到驚訝，更直言「我想林鄭都未必很清楚」。全國人大範徐麗泰等強硬派主張國歌法要有追溯力，而葉劉淑儀則反對。社會主義行動對於較「溫和」的建製派並無幻想，而是想指出統治階級分裂證明他們並不是勢不可擋，群眾組織反抗是有可能撼動他們的。

威權統治是不可持續的，猛烈的政治打壓將會傷及政權本身。中港獨裁資本主義是可以打倒的！我們需要的是將運動升級，發起罷課乃至罷工，真正打到專製政府和支持它的富豪精英們的痛處。

政治迫害尚未完結，需要組織群眾鬥爭

在東北十三人和雙學三子被判囚之後，二十名社運人士因為在2014年11月雨傘運動旺角占領區清場時違反禁製令，被控刑事藐視法庭並且全部被裁定罪成。另有十五人因為同一事件和同一罪名將於明年五月受審。在那次暴力清場行動中，共有159人遭警方拘捕。一系列事件都證明香港的司法系統已經成為中共獨裁政權和傀儡港府用來打壓民主運動的工具。如果沒有有力的群眾反擊，就會有更多的鎮壓到來。

政治犯繼續湧現

統治階級一方面猛烈進攻，但同一時間可以看到他們也害怕群眾憤怒會再反彈。目前終審法庭批準了黃之鋒丶羅冠聰和周永康三人就重奪公民廣場案的上訴，並讓三人保釋出獄，這是法院自七月連串政治打壓以來最大的妥協。這與其他政治檢控案件形成對比，說明政府和法院忌憚對三人過於苛刻的打壓會造成民意反彈，以免群眾情緒再次像8月20日那樣出現反彈，甚至會形成更大規模和更高階的抗爭。今年下半年的政治打壓發動以來，有很多訊息都看到建製陣營內部就打壓的強硬程度出現分歧。歷史上可見強烈鎮壓最終會引致統治階級內部分裂，這也會鼓起群眾反抗的信心。

林鄭月娥繼續裝扮成大和解的特首，把所有政治打壓的任務外判予法院丶建製派政黨和中共在港機關，企圖欺騙群眾丶軟化抗爭力量。現在溫和泛民領導繼續沈醉於與林鄭政府大和解，完全沒有準備發動有力的抵抗行動。激進民主派實際上站在運動的領導位置，尤其憑藉三名政治犯目前的號召力，可以召集所有真誠抵抗威權統治的組織和個人召開群眾大會，製訂下一步具體的鬥方案。

可惜的是，黃之鋒等人至今尚未就目前的鬥爭提出任何方案，而只是集中提及自己在監獄內的個人經歷。雖然在監獄內為囚犯權利而鬥爭也是重要的，但目前整場運動的路向才應該是焦點。周永康的立場更是後退至溫和泛民的立場。他提出在人大831框架和真普選之間尋求折衷方案，例如將提名委員會和功能組別民主化，甚至還說到「從官員的角度作思考」。中共的假普選框架就是為了反民主而製定的，所以我們不可能指望將它民主化。

一系列鎮壓香港民主運動的行動是由中共和習近平指揮的。這個被稱為「自毛澤東以來權力最大的中國領導人」正在中國大陸推行更嚴酷的高壓統治。他擔心香港群眾的抗爭會點燃內地工人和受壓迫者的反抗，這將意味著中共甚至中國資本主義製度的垮臺。他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全面管轄權」就是一個例證。他決心徹底消滅香港的民主權利，在香港實行像內地那樣的專製統治。

行動需要升級

抗爭是民主運動的唯一出路，但同時我們也需要正確的綱領和策略。單靠遊行並未足夠力量抵抗政治打壓，群眾正渴求將運動升級的方案。所以我們需要的是通過組織罷課乃至罷工將鬥爭升級，真正打倒建製和它背後那些大富豪的痛處。而且這場鬥爭必須聯系到反資本主義，因為那些掌控經濟民生的資本家正是現在這個不民主製度的受益者和堅定支持者。只有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才能讓勞動群眾自己管理整個社會。

20名占旺被判有罪者包括四名社民連成員，包括已在囚的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本刊請到社民連秘書長陳寶瑩，訪問她對現時民主抗爭的看法：

她認為現在已進入威權統治，「政府以法律及其他手段製造寒蟬效應，如教授被威脅移除教席丶立法會選舉以確認書篩走激進派。可能未來只能選溫和派。政府明顯是打壓社民連這些站在最前線的『出頭鳥』。」但她無悔抗爭，呼籲社會更多人站出來。

「政府三番四次用警察丶黑社會清場都失敗，所以最後利法庭的權威來迫傘運結束。」陳寶瑩分析香港政府針對傘運的策略，她指政府鎮壓不果，「當時很多人對警察反感，『黑警』形象深入民心，強硬清場做不到，因怕會有反彈。」政府便利用私人公司申請禁製令，以經濟理由聲稱占領馬路令生意受損來要求清場。

全球呼聲——反對港府的政治打壓

采訪愛爾蘭國會議員Paul Murphy

Paul Murphy是「團結-人民先於利潤」的國會黨團領導人。「團結」是國會第五大黨，在最近的選舉中取得大大進帳。《社會主義者》雜誌記者訪問Paul Murphy，了解「團結」為何支持「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

記者：先感謝你們對「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的支持。是甚麼促使你在香港民主權利的問題上發聲？

Paul Murphy：我們黨反對任何的打壓，特別是反對香港政府采取的這種行動，他們是為了消滅所有反對其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力量。取消六名議員資格，包括資深民主人士「長毛」梁國雄在內，並將社運人士判囚，都是極為不民主的。

記者：請說說你們黨在愛爾蘭的狀況。這和中港的局勢有沒有甚麼聯系？

Paul Murphy：團結成員，包括我和Mick Murphy丶Kieran Mahon等民選地區議員，以及二十多名喬布斯鎮（Jobstown）居民，曾被控「非法禁錮」。只是因為我們在一場和平的靜坐抗議中，為了反對政府掠奪社區的緊縮措施，攔截了時任副總理的座駕。示威者也反對受居民憎惡的水務稅，這是另一項打擊工人階級的緊縮措施。我們當時所面臨的法庭訴訟很嚴重。一經定罪可被判終身監禁。

愛爾蘭政府誣告我們，是為了剝奪群眾的抗議權利。大規模的公民抗命令他們在水務稅問題上受挫。政府面對侮辱性的挫敗之後，想要使民眾從此對抗議產生恐懼。「團結」和其他答辯人以及當地社運團體成功組織了一場名為「喬布斯鎮無罪」的運動，最終我們被判無罪。那份判決撼動了全國，同時也讓工人階級更有信心反擊愛爾蘭建製的緊縮方案。

喬布斯鎮事件和港府的政治打壓有很大的聯系。全球資本主義製度正處在危機之中，貧富懸殊達到歷史高點，工人們正在反擊，所以資產階級會繼續將鎮壓升級以維護其統治。

記者：愛爾蘭政府在香港問題上做過甚麼？它和中國的關系如何？

Paul Murphy：不幸的是，愛爾蘭政府長期以來一直把貿易和大企業的利益置於人權之上。如果有利於愛爾蘭資產階級的利益，政府就會對反人權的行為保持沈默。例如在加泰隆尼亞公投的立場上愛爾蘭政府是站在西班牙政府一方的。

當愛爾蘭政府袖手旁觀時，愛爾蘭工人則站了出來。與全世界反抗不公的人站在一起是工人階級的深厚傳統。「團結」堅守這種傳統。「團結」正要求香港政府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取消民選議員資格的行為顯然是選舉舞弊。我們會盡己所能幫助中港人民捍衛和爭取民主權利。

全球呼聲

Jagadish G Chandra（印度班加羅爾的社會主義者及少數民族平權分子）：我們從社會主義行動那裏得知了香港民主權利受到嚴重打擊。我們很肯定，香港政府對於民主權利的打壓是受命於中國的資產階級獨裁政權。近幾十年來，這個政權一面殘酷鎮壓爭取真民主的工人和青年，另一面卻無恥地說自己是「共產主義者」。你們的鬥爭需要我們所有人的支持，我們百分之百地支持你們。

Meredith Jacka（澳大利亞墨爾本性小眾運動者）：10月12日，我們在墨爾本地鐵公司（港鐵持有部分股分）總部外舉行抗議。這是為了聲援香港的工運及民運人士。我們想揭露港鐵作為香港專製政府的支柱，以及澳洲政府和資產階級串通中港政府，打壓民主權利。

Per -Åke Westerlund（瑞典斯德哥爾摩的反種族主義運動者和作家）：「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具有全球意義。我們支持你們，因為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遍布全球。香港當局也有一部分存在於瑞典，也就是港鐵。港鐵是斯德哥爾摩的大雇主。在瑞典，我們會讓盡可能多的人知道香港的政治打壓，並發起新的抗議，聲援你們的抗爭。

抵抗打壓　唯有群眾鬥爭

它想要對香港施加更大的政治控製，並壓製這裏群眾的民主抗議的風氣。最近更製造輿論，揚言要就廿三條立法。這條國安法將會把所有反對中共政權的行為視為非法。

獨立

青年們日益增長的港獨情緒令中共政權感到害怕。鎮壓必然會帶來反彈，但是獨裁政權沒有學到教訓。它覺得武力和恐嚇可以解決問題。

只不過是從大概三年前，由於北京更強硬的政策丶2014年雨傘運動失敗後群眾的沮喪情緒和前特首梁振英的威權統治，港獨才開始得到群眾支持。梁振英被稱為「港獨教父」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據說精神失常的人會重復做同樣的事，卻希望會有不同的結果。對於獨裁政權來說，就是采取更嚴厲的鎮壓。它在香港的傀儡（例如梁振英及其繼任者林鄭月娥）將支持獨立的本土派趕出立法會，並迫害許多社運人士，其中一些人被迫流亡海外。這成了更廣泛地打壓民主運動的樣板。

本土派不知道如何動員丶如何組織認真的政治鬥爭。右翼種族主義思想讓他們失去了鬥爭能力，所以他們成了北京最容易打壓的目標。但是本土派組織的崩潰並不意味著港獨意識的終結。相反，特別是在年輕人當中，反對中國的情緒甚至正在變得更加強烈。沒人會對此覺得驚訝。

國歌法

政府以「周而復始」的打壓來應對港獨情緒的增長：不斷鎮壓丶不斷威嚇。10月1日，中國的橡皮圖章議會全國人大通過了國歌法，對於「不尊重」國歌的行為加以嚴厲處罰，最多可判入獄三年。人大已決定將國歌法納入基本法，由香港政府進行本地立法。

親北京的右翼建製政客公開說要像「殺豬殺狗」一樣殺死港獨支持者。他們希望這條法律設有追溯期。如果真的設置追溯期，那麽在本地立法之後，警察和檢控官就可以對攝像記錄的過去那些「違法行為」（主要針對香港球迷在奏中國國歌時發出噓聲）提出檢控。現在有更多的警察和便衣被派往香港球隊的比賽現場紀錄這些「犯罪」行為。

這是對公共財政和警力的巨大浪費。與此同時，那些真正的罪犯竊取數十億公帑丶操縱政府合約讓貪腐精英大發橫財丶令公眾利益受損卻逍遙法外。

傑瑞米柯賓

試驗場

習近平對中國政權的掌控顯然已經得到鞏固，北京處在一種勝利的氛圍之中，可以說是到了狂妄的地步。媒體稱，中國經濟已經「穩定下來」，中國對於全球的政治影響正在擴大。因此香港成了習近平政權及其代表的中國富豪精英展示實力的第一個試驗場。

現在一系列打壓民主的措施，是為了消滅香港的民主運動。政府一面打壓較具戰鬥性丶較激進的群體，例如長毛和社民連；另一面向溫和民主派施壓令他們屈服，令他們承認完全民主「沒得商量」，並進一步遠離群眾抗議。

泛民領導人已經成了阻礙民主鬥爭的嚴重障礙。他們盲目堅持要同一個不肯讓步的政權達成和解。他們害怕群眾鬥爭。他們參加民主抗議主要是為了壓製運動，阻止「激進派」獲得更大的群眾基礎。

但是即便是這些想要結束鬥爭丶接受北京的要求的泛民也明白，這樣做會讓他們失去所有的群眾支持。在下一段時期，當政府重新推動廿三條立法時，這種壓力會升到最高點。

廿三條

2003年浩大的公眾反對行動曾擊敗了政府提出的廿三條。現在一連串的大陸官員和香港的親北京政客一同要求林鄭政府重啟立法。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最近說，推進廿三條立法是「迫切需要」。

但林鄭的公開言論卻沒那麼積極。她堅持廿三條立法需要「合適的社會氛圍」。她要考慮香港的歷史和2003年的那場爆炸性運動，而北京並不在意這些「細節」。2003年的那場運動終結了董建華的特首生涯。

南華早報的專欄作家Alex Lo在解釋林鄭的猶豫時說，推動廿三條立法會引發「嚴重的政治災難，甚至會令[2014年]占領運動看起來就像小孩子的遊戲。」

隨著北京要求實行更多打壓措施，泛民領導人被迫做出口頭上的反對，同時卻未能提供任何領導丶策略或綱領來挫敗這些前所未有的反民主攻勢。

8月20日，14萬人抗議政府將16名青年社運人士投入監獄。溫和泛民被迫參加了這場並非由他們自己發起的遊行。這次規模巨大的遊行是由四個較小但較激進的團體發起的，包括社民連和反對東北發展的團體。這說明，在事件最激烈的時候，群眾運動能夠迅速創造新的組織和領導層。群眾最需要的，是清楚知道下一步該如何走。

類似於2014年，當時青年和學生無視想要拖延和束縛鬥爭的占中「領導人」，由下而上地引爆雨傘運動。「和平占中」是同泛民領導人關系緊密的溫和派和自由派知識分子提出的，為的是讓泛民領導人藉此控製運動，從而阻止群眾投向更激進的鬥爭方案。占中領導人拒絕支持學生罷課和抗議，但正是罷課和抗議點燃了雨傘運動。

為了讓民主運動重新組織起來並且有效地抵抗北京的打壓，我們必須吸取過去的教訓。香港人民缺乏的不是鬥誌，而是一個能夠提出清晰策略的領導層。現在的領導層一再讓群眾失望。

泛民領導人依附於資本主義，而資本主義又需要中國獨裁政權保護其權力不受動搖，所以泛民領導人拒絕戰鬥性的路線。他們總是選擇妥協，而非抗爭。

我們需要一個由群眾民主控製的新運動，立足於工人階級並向對中共統治日益不滿的中國群眾發出號召，從而聯合起來反對獨裁政權。

一個群眾性的工人政黨能夠把民主鬥爭中具有戰鬥性的階層吸引到自己這邊，並能夠把民主鬥爭聯系到反對長工時丶低薪和沒有前途的工作的鬥爭；爭取更多的公共支出，從而為群眾提供可負擔的住房以及醫療和教育等完善且免費的公共服務。

資產階級富豪和中共官員等反民主精英令所有這些問題無法得到解決，只有主張立即丶徹底實現民主的社會主義政策才是取勝的途徑。

打壓時間表

2016年9月：建製派政黨遭遇了20年來最嚴重的選舉失利。立法會中的激進派人數增加。本土派首次進入立法會（三席）。

2016年10月：兩名議員因關於「真誠誓詞」的新規定而被取消資格。

2017年7月：林鄭月娥就任特首，提出所謂的「大和解」。

2017年7月：又有四名議員被逐出立法會，包括社民連的長毛梁國雄。

2017年7月：政府公布高鐵一地兩檢方案，允許大陸公安在香港執行大陸法律。

2017年8月：重奪公民廣場案和反東北示威案重審，推翻已執行完成並且較輕的判決，16名社運人士被判入獄6至13個月。

2017年8月：14萬人遊行示威，反對政府操縱法庭將社運人士投入監獄。

2017年10月：全國人大通過國歌法，香港將進行本地立法。

《國歌法》如箭在弦 必須憤起抵抗

中國內地已在今年10月1日正式執行《國歌法》，港府推動立法顯然在中共指揮下進行的。《國歌法》就落實貫徹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所講的「全面管治權」的言論。內地《國歌法》列明故意歪曲丶公開貶損演唱國歌丶損害國歌莊重等侮辱國家形象象行為非法，違法者處以行政拘留15日，當中如何界定何為「莊重」丶「歪曲」十分模糊，猶如一把利刃壓在民眾的項上一樣，人們日後將以言為諱。

由於中共的政治打壓和操控惹起香港群眾巨大憤怒，產生了對抗中共的強烈情緒，也令香港民族主義的情緒正在升溫。近年在香港隊出賽的足球賽上，球迷噓國歌已經成為一種抗議的方式。中共和港府以此行徑「侮辱國歌」為藉口推動國歌法，借機加強對香港的威權統治。

越禁越反彈

但越禁製只會引起更多港人反感，在最近的報告裏顯示在年青人中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更跌至只有3.1%，可見《國歌法》只會激起更大憤怒，而不會增加中共想要的「民族歸屬感」。在11月10日晚上的一場香港對巴林球賽上，噓聲更為熱烈，更多球迷同時叫喊「We are Hong Kong!」的口號。在場外20名警員部署作高度戒備，亦有便衣在場內巡邏，進場安檢明顯更為嚴厲，保安人員特別搜查球迷的頸巾和旗幟，以防有人再舉起香港獨立的標語。保安的加強就是要發揮震懾作用，在球場裏製造恐嚇的氣氛，令國歌法立法的目的更為明顯。

香港足球協會因球迷噓國歌而被國際足協罰款和警告。向來充斥銅臭味和腐敗的國際足協，為了維護在中國的足球市場，因此煞有介事抨擊球迷。有些建製政客將噓國歌的球迷與外國搗亂破壞的球迷作比較，要求足協製作球迷黑名單，禁噓國歌者入場。

全面製造恐怖氣氛

建製裏的強硬派政客更恐嚇國歌法將會有追溯力，意味著在立法前曾經侮辱國歌的人都可以被檢控。可見，在人大對議員宣誓條例進行釋法丶並追溯議員宣誓「不真誠」後，已經在司法上打開了缺口，日後更多秋後算賬將陸續有來。侮辱國歌的定義非常模糊，是否逾越法律界線根本十分主觀，因此政府有更大空間使用此法律來作為針對抗議分子。法律的模糊亦使人人自危，製造噤若寒蟬和白色恐怖的效果。面對《國歌法》定義模糊的質疑時，行政會員成員羅範椒芬公開表示市民要「自己執生」！

至於如何才算遵守國歌法？葉國謙甚至提到，奏國歌時必須要站立，以示莊重，在街上走路的人也要停下來。而如果球迷在奏國歌期間集體上廁所也可能構成違法。而全國人大常範徐麗泰則表示對國歌進行二次創作將會違法。此外，警察可以先錄影侮辱國歌的證據，在日後再逮捕「違法」人士。香港街上滿怖監控鏡頭，這意味著言論警察和思想警察將會無處不在。

國歌法是近期政治鎮壓的其中一項措施，與國民教育互相連接，一方面以高壓手段禁製巿民表達自由，另一方面軟性地灌輸愛國主義。這就是北京政府的手段以達致維穩的國策。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抵抗中共的民族主義攻勢，徹底反對《國歌法》立法，反對推行國民教育，支持廢除《國旗法》。

林鄭蕭規曹隨　再推公屋私有化

針對現時基層勞動家庭水深火熱的房屋問題，林鄭第一份《施政報告》裏提出「綠置居」丶「貨櫃屋」等眾多新名詞的政策，但這些不過是文字遊戲而已。所謂「綠置居」，就是將新建的出租公屋轉為售賣予讓現時居住於公屋或符合申請公屋的「綠表」人士，實際上是廉價版居屋。計劃早於2015年梁振英時代試行，如今林鄭提出將「綠置居」恒常化。

政府指計劃能夠讓公屋住戶實現置業，繼而騰出公屋單位，加快輪候人士上樓時間。這無疑是騙人的說話，政府以出售的「綠置居」取代本來用來出租的公營房屋，變相犧牲了可供輪候上樓的公屋數量，而總體資助房屋的數量並沒有增加。加上房委會收回騰空的公屋單位後，還原單位再編配，需要介乎5個月至超過3年時間，輪候時間只會不跌反增。

再者，「綠置居」更會助長私人市場的炒賣。雖然計劃和居屋一樣設有轉售限製，但短短5年之後就可以流入私人市場，淪為炒樓工具。另外，施政報告亦提出以5個方向興建過渡性房屋，當中包括具爭議性的「良心劏房」，還有受人註目的「貨櫃屋」等，沒有年輕人對此抱有期望。

地產商優先

施政報告中稱預計2018年年底可把沙田火炭共4800多個新公屋單位轉為「綠置居」出售，但房屋署預期2019/20年度僅落成13700個公屋單位，現推出「綠置居」後將不足一萬。未計「綠置居」影響，2016-2021五年間政府的公屋每年平均供應只有14400間，只及《長遠房屋策略》每年興建20000個公屋單位目標的68%。因此，公屋輪候時間過長的癥結在於興建量過低。

政府奉行「地產商優先」的資本主義原則，多年來實行公私營房屋6:4的僵化政策，確保足夠土地優先滿足私人投機市場，有剩餘的才施舍平民。住屋是人權，不是商品，只有工人階級的民主土地規劃，停止私人賣地丶充公囤積土地丶每年興建五萬間公屋丶實施租金管製，並將銀行民主公有化，才能確保土地發展是以勞動者的需要為本，而非為財團的利潤。

香港政府逼死基層長者家庭

本年，香港已接連發生三宗疑因照料長期病患的親人或長者而不堪重負所致的弒親慘案。最近一宗發生在10月8日，一男子疑因長期照料患病母親壓力過大而精神崩潰，弒母後跳樓重傷。此前亦有兩宗丈夫照料年事已高的患病妻子重壓下崩潰殺妻的慘劇，令人驚覺香港的長者及長期病患護理問題已極其嚴重。

與此同時，據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數字顯示，香港60歲或以上年齡段的自殺率比歐美國家高出兩至三倍，全年平均每天都有一名老人自殺。

長者慘劇頻生

同時，全港一共有超過十二萬名獨居長者，當中絕大部份為基層老人，經濟能力薄弱，他們都是極需安老服務的群體。而即使是有子女或配偶照料供養的長者，情況亦不容樂觀，一旦患有長期疾病或行動不便，家人的照料壓力便大大增加。以最近一宗家庭慘劇為例，由於母親患病，兒子已聘請兩名外傭幫忙照料，惟仍然難以支撐以致犯案。可想而知經濟能力欠佳的基層家庭所面臨的困境必然更為艱難。

究其原因，離不開經濟壓力與社會環境，一方面，政府死硬不願落實全民退休保障，令退休長者失去可靠的經濟來源，政府甚至喪心病狂得鼓勵七十歲以上的長者重投勞動力市場，以推卸照顧退休人士的責任，同時無視病患長者所需。家居安老服務丶公營長者宿位，乃至最基本的長者公共醫療服務都嚴重不足，宿位的輪候時間平均高達二十一甚至三十六個月。2015年至少5,881名長者在輪候宿位期間過身。另一方面，社會環境令青壯年勞動者難以承擔照料長者的壓力，低工資固然令供養長者感到吃力，而極高的工時亦大大加重了勞動者的身體和精神壓力。

一再拖延全民退保和全面安老服務致使悲劇頻生，但卻為財團減免稅項，林鄭必須為香港每一宗長者慘案負上最大責任！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向富人徵收重稅，大幅增加公共而免費的全面安老服務，實行全民退休保障，並將銀行收歸民主公有。只有社會主義政策才能阻止悲劇再次發生。

司法覆核故宮：政府假諮詢也懶做

去年12月23日，政府西九文化管理局公布，將與北京故宮博物宮合作，在西九文化區興建故宮博物館。時任政務司司長及身兼西九管理局主席的林鄭月娥，當時表明沒有需要向公眾作諮詢，涉嫌違反了相關法例。Cary怒斥道：「但政府連自己製訂的法律也不去遵從，逃避公眾諮詢，擔憂行政機關是否依法辦事，還是根本人治。這可能會成為一個先例，日後政府可以避開任何監督程序，推行自己想要的政府或項目。因此我們決定司法覆核，就政府部門在行政過程中違反法律和行為失當。」

「曾經我對香港司法製度充滿信心，在1月5日入稟那一刻也是如此。但今年以來，我見到高院判決多宗司法覆核案件，實在令人擔心及失望。前特首用司法覆核取消六名議員資格，根本是濫用司法程序，而人大常委釋法更嚴重侵害香港法治。連多次提告政府的『長洲覆核王』郭卓堅先生亦被取消使用法援的資格。香港人是否還能任信司法製度呢？」

Cary表示自己此司法製度並不是存有什麽幻想，他表示：「今天香港法治無庸置疑是差的，但也不用完全放棄這個平臺，申請覆核丶配合街頭抗爭，也可引起香港和國際關註。我們不求什麽理想結果，也不期望司法覆核帶來什麽突破性進展，但希望國際上能引起關註。」

廢除外勞「雇傭同住」，結束現代奴隸製！

最近有菲藉外勞提出司法覆核，嘗試推翻這條不公義的雇傭同住條例，至今審訊尚未結束。在審訊過程中，代表政府的余若海律師的言論揭露了剝削者的傲慢。余若海則認為，若外傭不喜歡雇主或受到剝削，根本不會想為他工作，與是否與雇主同住無關。但事實上很多外傭根本沒有選擇權！余若海又強調，若雇主違反假期規定，外傭可以向勞工處投訴。然而，勞工處往往偏袒雇主，加上缺乏金錢和時間，很多人都沒可能獲得公平審訊。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這次司法抗爭，然而由於資本主義法律往往是偏袒政府和建製，加上最近法院明顯被大力操控以打壓，所以必須同時組織起外勞的抗議行動，包括遊行和集會，同時爭取本地工人階級的支持以達致團結鬥爭，才能向不民主的政府和法院施壓。

香港政府一直對34萬名外籍家庭勞工奉行種族主義的勞工政策，而外勞「雇傭同住」就是其中一環。香港政府於2003通過法例，強製外傭必須與雇主同住。這是一項種族隔離的政策。政策只適用於來自東南亞的外籍家庭勞工，這是針對特定種族丶性別丶階級的歧視。

香港向來房屋問題嚴重，居住環境大多狹窄。外傭被迫棲身雇主家中，往往沒有足夠居住空間及私隱。根據今年一份由非政府組織「移民工牧民中心」對3000名外傭的調查發現，43%的外籍家庭勞工並沒有自己獨立棲身的房間。該調查揭露有許多外傭被迫睡在廚房丶地牢丶櫥櫃丶廁所丶儲物室甚至陽臺或屋頂。報告還指出：

十分之一的外傭並沒有工作合約中所列明的床位。擁有獨立房間的57%外勞，三份一人表示其房間亦充當儲物丶洗衣或安頓寵物的地方。

隱性的種族隔離

政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讓外勞「隔離」於社會，以免她們可以融入本地社區，加強本勞和外勞的連結。政府也要避免孤立外勞使她們更難組織起來，形成工運的力量。被孤立工人失去私人時間，斷絕了和自己族群朋友社交乃至聯系工會的機會，工人沒有議價能力，導致受到剝削丶侵犯丶虐待時無處可訴。2014年發生的印傭Erwiana被虐事件，受害人持續被虐超過8個月，中間沒有放過一天的假期，直至被辭退送返印尼始被揭發。

外傭寄宿在雇主家中，老板可以隨意控製工時，事實上外傭每天工時可以長達16小時！與此同時，法例雖然規定工人享有每周至少一天的假期，但雇主往往規定傭工必須限時前回家，令工人實際放休不足24小時，部分雇主甚至會克扣休息日。而每逢假日，外傭沒有自己的私人居所，公共休憩設施又嚴重不足，中環丶銅鑼灣丶旺角等鬧市外勞千人席地而坐的光景，亦是這個政策所直接導致的。

固然本港房屋問題嚴重，租金高企，單純廢除外勞「雇傭同住」並不能夠解決問題。外勞與本勞一樣為港付出勞動，政府對於保障社會所有成員房屋需求責無旁貸。政府應取締仲介公司，直接聘用外傭，並且大量興建公屋安置所有工人。這樣外傭能免於雇主及仲介剝削，達致與本勞同工同酬，而政府又能將工人投入至家務工作丶托兒丶安老等公共社會服務中，免費按需分配至所有基層家庭，而非富裕家庭獨享。

非民主產生的香港政府是本勞外勞的共同敵人，工人們應該不分種族團結抗爭，共同抵抗這個「現代奴隸製」。

傑瑞米柯賓

外勞集會抗議印尼政府新政

10月29日，印尼外勞社群Kobumi發起集會，到印尼領事館外抗議印尼政府對外傭的新政策，並高呼「我們是工人，不是奴隸」等口號。印尼政府早前通過的新例，強製工人額外購買保險。印尼政府一直漠視在港外傭受到中介公司嚴重剝削的問題，亦沒有改善外傭工資低丶長工時等問題。現在的新政策更令工人雪上加霜。社會主義行動亦有響應號召參與，並發言指出印尼政府與港府是共犯，包庇仲介公司，呼籲本勞外勞團結抗爭。

香港：外勞組織起來 捍衛自己的權利

香港有35萬名外籍家務勞工，其中大多數來自印尼和菲律賓。近年來，外勞及其支持者發起的本地勞工運動越來越有組織力，取得了可見的效果。她們局部地改善了生活和工作處境，但仍然受到「現代奴隸製」的壓迫。違法濫收仲介費丶工作時間過長丶受虐待以及缺乏隱私等問題都非常普遍。

12月10日，印尼外勞組織KOBUMI成立三周年。社會主行動的GW Jones參加了她們的慶祝活動，並采訪了KOBUMI的負責人Umi Sudarto。

問：成立KOBUMI的目標是什麽？

答：我們努力推進外勞議題。KOBUMI向那些與雇主丶仲介乃至印尼政府發生沖突的外勞提供建議。另外我們也向印尼政府進行抗議，要求它改善香港的印尼外勞的處境。

問：KOBUMI有哪些獨特之處？為什麽要組織自己的團體？

答：或許其他人認為我們特別，但我不知道我們有什麽特別的地方。但是我們不會像NGO那樣依靠其他組織的資助。我們的特殊之處在於，作為外勞我們每周要工作六天，只有星期日一天可以一同學習和抗爭。所以我們的時間很少。我們每天24小時都在雇主家裏，只有一天可以出來組織和抗爭，這對於外勞和KOBUMI來說都是非常大的挑戰。

問：你認為外勞抗爭在過去三年裏發展如何？

答：過去三年的狀況是挺好的。出現了許多新的組織。過去有許多外籍勞工不了解自己的權利，但現在她們正在學習。雖然不是所有人都會加入組織，但她們願意抗爭，當中有些人會加入組織，這點非常重要，而我們的目標就是吸引她們加入，從而一同抗爭。但是即便她們不加入，我們也會支持她們的行動。

這是香港外勞運動良好的進步。香港政府已經提高了外勞工資[編者註：從10月開始提高到每月4410港元，增加了2.3%]。但是這還遠不夠香港的生活需要。所以盡管許多組織正在連結一起丶一同爭取進步的改革，外勞的處境還沒有真正改變。

問：你認為對於外勞來說，今後一段時期的主要議題是什麽？

答：對於外勞來說，特別是對於印尼外勞來說，印尼政府始終是一個大問題。基本的問題是政府對外勞的管製。 [編者註：外勞普遍受到雇傭仲介的剝削。仲介非法濫收費用，令外勞背上沈重債務。政府對仲介嚴重缺乏監管，而且處罰非常輕。]

而且必須要說的是，在印尼存在著侵占土地這樣一個巨大的問題。許多外勞就是因為失去了土地，而被迫來到香港。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問：你可以談談你同社會主義行動的合作經歷嗎？

答：我非常感謝社會主義行動在許多方面對我們的支持。社會主義行動為我們提供了物資丶議題和知識。這些都非常好。在和社會主義行動一起抗爭時，我們的力量強化起來。我們看到了層面更廣的議題，不只是外勞所面臨的問題，例如「什麽是帝國主義」和「什麽是資本主義」。這些更大的議題直接聯系到外勞所面臨的各種問題。

謝謝你參加今天KOBUMI的三周年紀念和同我們的談話。

所謂「初選」浪費了動員群眾反威權的機會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考慮派出鄧美晶作為代表參與2018年3月立法會補選初選，並一度與民主動力討論初選製度及安排。然而經過連串討論後，最後決定的初選機製相當不公平丶不民主，我們決定不會參與其中。我們之所以反對現今的初選機製，不是考慮到自己勝算的高低，而是顧及到整場民主鬥爭的利益。反威權運動本來可以運用初選及正式補選作為動員群眾的平臺，並通過選舉與群眾討論重建民主鬥爭丶反對政治打壓所需要的政治理念丶方法和策略。然而，現今的初選機製白白浪費了這一機會。

目前初選正在進行之中，惟其民主成分及公信力受到不少民主運動支持者質疑，因而難以成為動員群眾丶抵抗威權的平臺。這正是社會主義行動當初所擔憂的地方。泛民主流大黨令「初選」變為儀式，方便他們進行幕後談判和政治分贓。

下文是社會主義行動對初選製度的批判。文章於11月中撰寫，並在民主動力的內部會議傳閱。現在我們決定將文章公開，促進對民主運動內部問題的辯論，以助重建一場具有內部民主的反威權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總體上支持非建製派嘗試在選舉協調上達致團結。在2018年3月的補選，顯然極有必要阻止建製派搶奪議席。補選可以化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平臺，將群眾反對威權統治的民意動員起來，與關註DQ事件的選民連結起來。目前這股力量潛藏待爆，但尚未被組織和釋放出來。政府取消民選議員資格，企圖進一步操控立法會，只是全面打壓民主權利的其中一步。補選將會給予港人發聲機會，表達為民主權利抗爭的意願。

然而，初選機製必須民主公平，所有參選人要有公平表達政綱的權利，讓選民檢驗和對照各候選人的政綱，看清誰人的政策最能挑戰政府丶捍衛民主權利。如果要為香港爭取民主，那麽民主運動的內部機製一定要高度民主。可惜的是，社會主義行動有必要指出，現時的初選安排距離真正民主相當遠。因此我們不得不決定取消參與初選，而為了避免分薄反對派的選票而讓建製派乘機奪得議席，暫時亦不考慮參選正式補選。

1) 所有初選候選人需要支付高達數萬元的高昂費用，並且在補選前全數交付。這個門檻將會排除社會主義行動以及任何沒有大額經費贊助的組織，讓坐擁資源的舊政黨具有優勢。

2) 電話抽樣調查根本就不是初選，而只是以初選為名的民調。這種完全由上而下的方法，沒有嘗試接觸基層反對派民選。國際上有哪個地方以電話調查作為初選辦法呢？在全世界初選機製最先進的美國，各候選人在初選期間會進行廣泛辯論，然後由選民到實體票站投票。我們當然不反對進行民調，但我們反對使用民調來選擇代表民主運動的候選人。若果抵抗政治打壓的運動要成功，民主鬥爭必須內部全面民主，並且立足於積極參與的基層人民之上。

3) 現在更有討論到讓區議員占最終計算結果十分之一比重。這是更為不民主的安排，猶如功能組別選舉。我們反對間選，並相信一人一票才是最民主和公平的做法。

4) 初選安排極少提到公開論壇，如何讓參選人辯論他們的理念，並給選民選擇誰人可以代表他們擊敗建製對手。

有難民抗爭成功　爭回學費資助

Lawrence是一名難民，參與了社會主義行動在11月22日舉行的抗議，反對學生資助辦事處（學資處）拖延難民兒童的學費資助，令他們面臨被迫輟學的威脅。Lawrence在抗議現場向學資處職員投訴，在一星期後迅即得到對方的回覆，表示會歸還他被拖欠的資助。今次行動的成功，證明集體行動可以有效向政府施壓，迫使其回應受壓迫者的訴求。

他原是當地的農夫，因參與政治活動而遭受迫害，在2010年逃離到香港成為難民。在港育有兩名分別3歲和5歲女兒的 Lawrence 與伴侶一起住在長沙灣一個100呎左右的劏房單位內。由於難民並沒有工作權利，生活非常拮據，只能靠微薄的資助過活。

Lawrence 的女兒在港出生，盡管香港法律明文規定所有兒童有讀書上學的權利，但種族歧視的政府令Lawrence一家生活飽受不公和挫折。今年八月，Lawrence替女兒辦理幼稚園的入學手續，同時向學資處申請資助，但案件被一直拖延處理。Lawrence告訴我們，他不斷地致電處方，並曾8次到辦事處要求回覆，但處方一直以負責人不在為由拖延。今次事件並非首次，Lawrence兩名女兒在2016年被學資處欠交三個月的學費，至今還未成功追回。

由於沒有繳交學費，幼稚園曾向Lawrence發出停學警告信，到9月時女兒被勒令停學。當他感到十分無助時，得悉社會主義行動舉辦抗議，他立即帶同女兒上街。當日社會民主連線及數十名難民都團結一致參與行動。學資處回覆及後，將會批出一整年的學費資助予Lawrence。

對於抗爭換來成果，Lawrence感到非常高興，他表示：「感謝社會主義行動等團體舉辦行動，令我們的處境得到改善。但在港的難民仍然面對很多不公平，例如津貼不足，我住的劏房月租5,000元，但租金津貼只有4,500元，每月交通費只有$200元，根本不足夠應付所需。」

然而，學資處貫徹政府的官僚作風，在回覆中推卸責任予Lawrence，指他當初沒有提供足夠的文件，才導致申請被拖延。但Lawrence堅稱一早已交齊文件，而抗議後學資處根本沒有要求他再交文件。可見政府部門不願意坦承錯誤，態度囂張！

Lawrence慨嘆道：「政府的政策，令難民生活困苦，令我們更難組織正常的家庭。因我們經常要面對生活上的種種不公平和憂慮，例如學費丶交通費丶居住和生病求診等。即使到醫院求診，醫務人員都懷疑我，要求我先得到社工丶入境處等的批準才可以使用服務。」

「如果難民有工作的權利，我希望用自己雙手去支撐我的生活。就算自己沒有，我都希望在港出生的女兒可以在港工作，因為她們是以這裏為家的。」

Lawrence的個案只是冰山一角，社會主義行動會繼續團結所有受壓迫者，挑戰政府的官僚體製和種族歧視。

二零一八年

元旦萬人上街　 反對威權統治

1月1日，民間人權陣線發起的「守護香港」元旦大遊行由銅鑼灣東角道出發，行至政府總部，抗議中共和傀儡港府猛烈打壓民主與民生。遊行者沿途高喊「反對一地兩檢」丶「反對廿三惡法」丶「反財團壟斷」等口號。在上個月閹割立法會後，林鄭表示因近來遊行人數減少而感鼓舞，態度極為囂張；加上人大常委在遊行前幾天公布一地兩檢的安排，大力踐踏香港僅餘的自治權，明顯是為了展示中共權力。一萬人上街，證明在雨傘運動後群眾的怒火尚未熄滅。

遊行由正在罷工的海麗邨清潔工人帶頭，而各大泛民政黨都有上街。有遊行者指責一地兩檢將為大陸公安在香港執法開先例，「今日西九，明日東九，後日全港九」。隨後政府發言人將遊行說成是「抗拒一國」。這顯然是順承中共的說法，將所有反抗獨裁統治的行動解釋為港獨，從而為繼續鎮壓提供藉口。

遊行隊伍抵達政府總部後，有數百名示威者進入公民廣場，試圖登上升旗臺，與警方發生沖突。林鄭政府聲稱已重開公民廣場，但對公眾集會變得諸多限製，而且廣場內仍有鐵欄封鎖，說明重開廣場只是虛情假意。在林鄭上臺後，政治打壓來勢洶洶，這個所謂的「和解」政策根本是把戲，騙不了多少人！

社會主義行動的標語為「今日決定一地兩檢　明日頒布廿三條　打倒中共專政」，以及「打倒威權統治　行動需要升級　建設罷課罷工運動」。我們亦在遊行中宣傳「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得到了群眾的熱烈支持。遊行開始前，社會主義行動在銅鑼灣的街站受到警方打壓。警察曾聲稱禁止所有團體在該位置進行街站宣傳，比過往遊行進一步收緊。軍裝警察包圍我們的街站，甚至一度威脅要清走我們的物資。我們同其他團體一起企硬，反抗警方打壓集會空間，最終成功迫使警察退讓。

取消議員資格，修改議事規則，以及人大強行通過一地兩檢，都是在為廿三條立法鋪路。中共的目的是徹底消滅香港的民主權利和反對聲音。如果讓中共的陰謀得逞，林鄭政府就更容易推行親資政策丶興建更多大白象工程丶與財團進行利益輸送，而全民退保丶規管工時和增建公屋等有利於窮人的政策就更難實現。

現時泛民提出的唯一方向，是在三月份的立法會取消議員資格的補選奪回議席。阻止保皇黨當選故然重要，但一定要通過補選運動動員群眾鬥爭，將之轉化為重建反威權運動的平臺。現在必須重建民主運動，將行動升級，建設罷課罷工運動，才能打敗中共專製統治和富豪獨裁的資本主義製度。

海麗工人罷工　揭露又一外判醜聞

香港政府又一次用新自由主義政策，將自己的責任推卸給剝削性的私人服務提供商，使作為本港最受剝削的群體之一的公共屋邨清潔工人受到打擊。獲得政府外判合約的民順清潔公司一夜之間改頭換面，以圖侵吞工人本就不多的法定遣散費。工人因而發起本港近年少見的罷工行動。

約20名海麗邨清潔工於12月27日開始罷工。這些工人原本受聘於民順清潔公司。今年10月民順的外判合約完結時，要求工人簽署「自願離職」的文件，並藉此文件拒絕支付遣散費。工人被告知假若他們拒絕「辭職」，他們會被調往其他地區工作，這對於本身生活於貧窮當中的工人來說，無疑是沈重的額外交通費負擔。

被「辭職」的工人被接替民順的另一間外判公司香港工商清潔公司聘請，而新公司拒絕承擔工人在民順工作時所累積的長期服務金。這樣工商清潔公司的老板侵吞了工人們應得的巨額勞工保障。而工商清潔公司的新合約只將工人月薪增加了$11！

同一公司地址

媒體後來揭發新舊外判公司極可能是同一間公司。有線電視報導指民順和工商清潔的辦公室實為同一地點，而當記者到場采訪時，工商清潔的職員匆匆以一塊布遮著寫有「民順」的標示。

民順公司自2008年獲得海麗邨的外判合約，職工盟估計該公司拖欠工人高達$100萬的遣散費。一名工人接受英文網媒HKFP的采訪，指其為民順工作9年，現時月薪卻只有$8,600。她說她不知道自己被拖欠了多少遣散費：「我不懂算那個數，他們也沒曾告訴我，我感到被欺騙了。」

一向親商的香港政府最近打算取消強積金對沖的規定。過去老板們利用這個對沖機製來用工人自己的退休金來支付他們的法定遣散費，海麗邨工人的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就算沒有了對沖機製，越來越多的公司也會尋找類似的方法逃避支付遣散費。

傑瑞米柯賓

外判的騙局

政府房屋署亦難辭其咎。作為公共房屋的管理機構，房屋署負責聘用外判商，因而有責任解決相關問題，但它卻躲在外判製度背後，拒絕出面。

外判對工人階級來說就是一場騙局。政府丶官員丶政客們可以躲在背後，逃避責任。香港政府一直包庇縱容大財團。其土地出售和使用政策有利於大地產商，導致99%的香港居民要面對全世界最貴的住房租金。

同時，政府為滿足財團利益而花費巨資推動大白象基建項目，卻在社會公共服務方面削減開支，更利用民順和工商清潔等私人外判公司來進一步剝削基層工人。

局部勝利

1月5日，勞資雙方達成協議，工人結束十日的罷工行動。資方同意支付每年年資$1,200的遣散費。這比資方最初提出的每年$200要高許多，不過仍然沒有達到法定的金額。譬如，一名有9年年資工人的遣散費除掉強積金對沖後應得金額約為$14,000，但現在實際上卻只拿到$10,800，即法定金額的七成。公司亦同意稍微增加$172工資到每月$8,800。

這雖然並非是罷工工人的完全勝利，但可說是個重要的局部勝利。罷工行動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並獲得社會及其他工人的巨大支持。社會間普遍對外判工人所受的不公待遇感到憤怒。在今年有一萬人參與的元旦大遊行中，罷工工人受邀站在遊行隊伍的最前方。

這次罷工可能會激發起其他私人及外判工人的抗爭，反抗低薪及愈發糟糕的工作條件。要想準備和加強工人階級的力量，最好的方法就是繼續海麗清潔工所未做完的事：組織和建設活躍而民主的工會支部，確保工人自己會領導未來的鬥爭。

香港：北京操縱香港立法會補選

去年，六名民主派議員被取消資格，今年三月將補選其中四個議席。獨裁中共開始禁止泛民候選人參加立法會補選，令許多人的擔憂變成事實。這是中國政府以逐步的政變打壓香港民主運動的最新一步。

21歲的周庭是香港眾誌的發言人。在北京的命令下，香港政府取消了她參加補選的資格。港島的席位是去年眾誌主席羅冠聰被取消議員資格之後出缺的。周庭如果參選，幾乎一定可以勝出。3月11日補選的另外三個席位分別來自九龍西和新界東這兩個直選選區，以及「建築丶測量丶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功能界別。香港立法會的70個席位有一半屬於不民主的功能界別，功能界別的35名議員大多只從大企業和專業團體中選舉產生。

羅冠聰等六名議員在立法會的「宣誓風波」中被取消議員資格。該六人反對中國政府打壓香港民主權利，所以中國政府和港府便指使法院，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事後製定的一項規定，裁定六人宣誓不夠「真誠」，取消了他們的議員資格。事實上，宣誓就任時在誓詞中加入「民主」和「普選」等字眼以示抗議，早已成為部分反對派議員的傳統做法。

消滅「激進派」

去年，羅冠聰丶黃之鋒以及另外14名民運人士因被控「非法集結罪」而入獄。當局是有計劃地從各個方向同時夾擊民主派，以圖令香港的激進派無法再參選。因為任何人只要被判入獄超過三個月，五年內就不得參加選舉。

其他激進民主派政黨，也是政治打壓的目標，，其中包括社民連。該組織成員被判入獄丶被取消參選資格，整個計劃就是要阻止他們進入立法會。政府希望通過阻止激進民主派獲取議席而得到宣傳平臺和財政收入，並希望通過將其主要成員判監，就可以鏟除立法會中的激進派團體，只留下更容易操控的「溫和」力量代表民主運動。

香港政府在1月27日發布了一項聲明，以周庭「不可能擁護」《基本法》和一國兩製為由取消了她的參選資格，而「證據」則是2016年香港眾誌要求「民主自決」的創黨宣言。眾誌和周庭否認呼籲民主自決等同於支持香港獨立，而且他們事實上也曾多次與港獨組織保持距離。但北京仍聲稱自決就是港獨，所以同樣「違反」《基本法》。事實上《基本法》並沒有禁止呼籲獨立，也聲稱保障言論自由。在傳出周庭可能會被取消資格的消息之後，眾誌修改了自己網站上的中文版政黨簡介，刪除了「以民主自決為最高綱領」的字眼。

許多人亦曾擔心另一名泛民參選人姚松炎也會被禁止參選。姚松炎是去年被取消資格的六名議員之一。今次他報名參加九龍西補選，直到提名期結束前最後一個小時才被選舉主任確認其提名有效。

在周庭被取消資格的當天，「政治中立」的選舉主任通過電郵向姚松炎提出四條問題，並告訴姚松炎他能否參選取決於他的回答。問題之一是，他是否接受人大常委會對於宣誓問題的釋法（也就是說他是否認同自己和另外五名議員被取消資格）。另一個問題是，他是否認同臺灣獨派政黨時代力量所主張的「自主決定的權利」。之所以會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姚松炎在2016年曾受邀前往臺灣，出席時代力量舉辦的論壇。香港的選舉法例並沒有允許當局對候選人做這樣的政治篩選。

1月29日，選舉事務處允許姚松炎參選。踢走周庭而接受姚松炎入閘只是當局的策略，以營造政府只是依法辦事的假象，從而避免更大規模的社會反抗。簡單來說，在當局看來，眾誌比姚松炎更危險，因為姚松炎在DQ事件前的知名度是相對較低的。也有可能是因為（但並不一定），周庭/眾誌被踢走之後激起反對聲浪，法律界內部和國際媒體亦有反對聲音，令當局不敢接連踢走兩個人。

但這並不代表政府不會禁止反對派參選，不論是「長毛」和劉小麗等被取消資格的議員，還是泛民頭面人物。相反，每一次新的打壓都代表政府在步步進逼：每次打壓一步，然後停下來等待抗議平息，接著準備下一次打壓。「長毛」和劉小麗失去的席位不會在三月進行補選，因為上訴庭尚未審理他們的案件。

選舉操控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的Pasha說：「周庭（可能還有姚松炎）被禁止參選是當局操縱立法會選舉的第二步。第一步是踢走六名議員，令2016年立法會選舉超過12%的選票淪為廢票。當局如此操縱補選，清楚地表明除非推翻現在這個腐敗丶不民主的政府，否則香港決不會有自由公平的選舉。未來的狀況基本上已經確定了。」

周庭被取消參選資格，立即引發了激烈的抗議。眾誌發出聲明稱，「褫奪候選人資格，剝奪市民基本政治權利，既不合法，更是完全缺乏理據……今次事件是中共對一代人的清算。」青年是當前政治打壓的主要目標。他們曾越過保守丶猶豫的泛民政黨和領導人，直接開啟了雨傘運動。眾誌的黃之鋒因為在雨傘運動旺角占領區清場時違反法院禁止令，於上周再次被判監。他說政府已經在加強對反對派的箝製與打壓：

「兩年前主張港獨才會被取消參選資格，但現時主張前途自決亦會遭取消資格。沒有人知道北京是否會重新劃定界線，令所有反對廿三條立法的泛民人士都會被取消參選資格。」

我們需要認真對待黃之鋒的警告。除非能夠夠建設起一場能夠擊退政治打壓的抵抗運動，否則將來反對廿三條丶或者反對人大831決議及其確立的假普選框架的人也會被禁止參選。

步步為營的打壓

當局在今次事件中的聲明充斥著謊言。2016年，羅冠聰並沒有因為眾誌的創黨宣言而被禁止參加立法會選舉，還成為過香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議員。後來他只是因為所謂的「宣誓無效」才被逐出立法會。

2016年立法會選舉時，當局引入一項新規定，要求所有參選人簽署承諾擁護《基本法》的確認書。有三名參選人因為拒絕簽署確認書而被取消資格。另有兩人雖然簽署了確認書，但因選舉主任「不信納他們實際上有意擁護《基本法》」，同樣被取消了資格（與今次周庭的遭遇如出一輒）。這五人全都來自支持港獨的本土派。當時當局正在試水溫，所以打擊目標只是一些邊緣人物，大部分本土派候選人還是得以參選。

如果當局在2016年時禁止眾誌成員參加立法會選舉，或者更廣泛地清除「激進派」候選人（例如在當選之後被取消資格的那些人），就會引爆大規模的群眾抗議，進而導致建製派在選舉遭遇大潰敗。在那場選舉中，反對派得票率從56%增加到將近60%，成為建製派20年來最嚴重的選舉失利。建製派依靠功能組別才得以在立法會內維持40席對反對派的30席。我們當時就解釋說，這樣的選舉結果明顯是受到2014年雨傘運動的影響。

「群眾行動是唯一的解決方案」

當局竭力想為政治打壓披上「合法」的外衣，但是受騙的人越來越少。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的王松蓮說得很清楚：「即使香港政府提出扭曲的法律論點以支持其禠奪周庭參選資格的決定，仍無法掩蓋背後的政治意圖：這是北京再次削弱香港高度自治的例子。」

1月28日晚，2,000人在政府總部外抗議。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再次呼籲全港罷課罷工一天，只有這個武器才有足夠的力量挑戰日趨嚴厲的威權打壓。上周，浸會大學300名師生抗議，反對校方將兩名反對普通話考試製的學生強製停學。這批抗爭的學生是一個重要的群體。他們可以通過組織全港罷課，來引領整場捍衛民主權利的鬥爭。

周庭被踢走之後，民主黨前成員區諾軒可能會代替她參選。但區諾軒同眾誌沒有聯系，而且他的政治立場與眾誌支持者也並不一致。可以說，眾誌支持者已經被剝奪了公民權。當局拋出一個又一個新的不民主規定以操縱選舉，所踢走的不僅是激進反對派團體，還有支持這些團體的數十萬選民。為了阻止建製派當選，這些團體被迫將自己席位和選民讓給「溫和」泛民，因為後者還沒有被北京篩走，但是許多親民主的選民已經越來越不相信丶不支持這些「溫和派」。

在2016年選舉中，「激進派」得到了25%選票（56.7萬票），當中包括許多不同的團體。它們雖然在意識形態上千差萬別（從溫和左翼到極右本土派），但在反抗獨裁中共的威權統治方面比「溫和派」更具戰鬥性。香港眾誌等團體除了反對現在的威權統治之外，並沒有很多其他的主張。它們之所以能夠崛起，是因為軟弱丶缺乏鬥誌的傳統泛民政黨讓群眾越來越失望。雨傘運動之後，由於沒能迫使政府在民主上讓步，這種情緒更是進一步加重。

社會主義行動的Pasha說：「自雨傘運動之後，政府明顯製定了一個策略。他們利用政治篩選丶取消資格丶政治檢控和判監等一系列手法，企圖拿走抗爭路線的社運人士開刀，繼而扼殺整個民主運動。這也是為重新推動廿三條立法做準備，從而將香港政治製度徹底『大陸化』。只有堅決的群眾抗爭，例如罷工，才能阻止政府的陰謀。」

如何重建群眾鬥爭？

自從這場威權打壓攻勢開始之後，泛民領導人只是在口頭上抗議，而沒有任何實際的反擊行動。他們是在繼續雨傘運動時的做法──當時他們一面勉強地表示「支持」雨傘運動，另一面提防「激進主義」丶想辦法遏製運動。

泛民也以類似的態度對待補選。盡管很明顯當局完全有能力利用更卑鄙的手段操縱選舉結果，泛民卻仍把補選當做一場普通的選舉。當局的打算是，就算建製派參選人沒能勝選（六個席位中有五個是建製派幾乎不可能勝利的），也不能讓這些席位落入「激進派」手裏。

因為選舉主任是以香港眾誌的政綱為由踢走周庭，所以實際上等同於整個眾誌都被禁止參加選舉。由於對局勢缺乏清晰的認識，許多社運人士對此感到震驚。泛民花了諸多時間閉門討論「Plan A」丶「Plan B」和「Plan C」，列出一系列後備參選人，而不是去發動群眾抗爭，也沒有警告人們補選受到操縱，而且這將成為未來立法會選舉的「新常態」。

早在去年7月法庭取消四名議員資格之後僅僅一周，我們就警告說，補選會被政府操控，所以盡管補選很重要，但我們不能把它當作鬥爭的主要或者唯一焦點：

「接下來的補選可以預計會是十分不民主的，當局會禁止部分甚至全部被取消資格的議員再次參選，又或者讓全部補選同時執行，令選情對建製派更為有利，使反對派更難在補選中扳回損失。」（中國勞工論壇，2017年7月21日）

實際指揮政治打壓的獨裁中共，不想看到補選推翻去年清洗立法會的成果，因為這會是令中國當局難堪的政治失利，而且取得勝利的群眾有可能向威權統治發起進一步挑戰，例如反抗現在政府對大學校園民主權利的打壓以及廿三條立法。

要想成功抵抗政府對民主的打壓，唯一的辦法是建設大規模公民抗命運動，而且這場運動必須看清當前政製的真面目丶並得出必要的結論。雨傘運動盡管具有巨大的潛力最終卻失敗，是因為它一面倒迷信占領行動，好像單靠占領就足以打敗中共獨裁政府。不管過去還是現在，運動都沒有就罷課罷工進行過認真討論，例如從學生罷課開始，進而建設全港罷課罷工，要求這個非民選而且操控選舉的政府下臺。

這場運動也需要提出以下訴求：立即自由公正地選舉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現時不民主而且沒有實權的立法會；組建為工人階級丶也就是為大多數人服務的政府，施行徹底的社會改革，興建可負擔的公屋丶實行租金管製和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大幅增加工資，並徹底打破少數資產階級富豪對香港經濟的掌控。這樣一場運動會像核爆一樣撼動中國，鼓舞久經壓迫的中國群眾加入反抗威權統治的鬥爭，然後局勢會徹底改變。

「全球聲援香港」運動

「全球聲援香港　反對政治打壓」是社會主義行動主力發起的一場運動，尋求國際上的工人和青年組織聲援香港。去年10月，我們發起了全球22個城市的抗議行動，包括德國柏林丶斯裏蘭卡科倫坡丶加拿大溫哥華等，在國際層面上向中共施壓。德國及愛爾蘭的左翼國會議員，墨西哥丶南非和英國的工會領袖，以及很多社會主義者都有網上聯署，反對中共對香港的政治打壓，捍衛中港的民主權利。

立法會淪為人大

政府發動二度DQ，取消香港眾誌周庭的參選資格。政權明顯並非針對周庭一人，而是要扼殺在民主運動中走抗爭路線的黨派，只讓與政權妥協的反對派作為政治花瓶。早前法院重判傘運人士，其中包括兩個抗爭派組織（社民連和香港眾誌）有望成為參選人的年輕人。統治階級務求徹底消滅激進派的力量。因此，民主運動需要將行動升級，作出最有力的還擊。

如果現在民主運動只是呼籲選民在三月十一日投票予Plan B民主派候選人，是遠遠不足夠的。因為政府每次DQ成功，就等於對立法會掌握更大的操控權。候選人參選的門檻將會繼續提高，抗爭和發聲的空間將會越收越窄。所以，民主運動的策略不能被動，而要用今次DQ事件作為鞭策，重建反威權的民主鬥爭運動。

兩年前，政府只是阻止倡議「港獨」的候選人參選，今天政府指控眾誌主張「自決」即為「港獨」，而阻止他們參選。日後他們可以指控任何主張「結束一黨專政」的候選人都是顛覆政權，而剝奪他們的參選資格！政府任意演澤是否「擁護基本法」的意思，今後任何反對廿三條立法丶反對國歌法丶反對八三一假普選，甚至要求政府大幅增加公共開支，都可以被指控「不擁護基本法」而被剝奪參選權。此外，如果姚松炎也被取消資格的話，將會開了一個壞先例，讓政府在下一輪補選中梁國雄和劉小麗也很可能會被DQ。

危急存亡之秋　需要罷課罷工

現在已是危急存亡之秋，如果現在沒有強而有力的反擊行動的話，政治打壓將會更為猖狂。社會主義行動認為，行動迫切需要升級。當務之急是要發起全港罷課一天，作為有力的行動挑戰威權統治。前幾天，浸會大學數百名學生遊行，反對政治打壓兩名抗議普通話考試製度的同學，實際上也是反對威權統治的一環。浸大事件可以成為一個中心，其學生可以成為建設全港大罷課丶引領這場鬥爭的重要力量。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反對取消參選人資格
●恢復六名議員職務
●釋放所有政治犯
●反對廿三條惡法，打倒中共專政

「全球聲援香港」運動

「全球聲援香港　反對政治打壓」是社會主義行動主力發起的一場運動，尋求國際上的工人和社運組織聲援香港。去年我們發起了全球22個城市的抗議行動，包括德國柏林丶斯裏蘭卡科倫坡丶加拿大溫哥華，在國際層面上向中共施壓。德國及愛爾蘭的左翼國會議員，墨西哥丶南非和英國的工會領袖，以及很多社會主義者都有網上聯署，反對中共對香港的政治打壓，捍衛中港的民主權利。

傑瑞米柯賓

文翠珊默許中共的政治打壓

在訪華的三日行程中，英國首相文翠珊回避人權問題，不去提及最近中共對香港民主權利的打壓事件，以免將她的東道主置於尷尬境地。文翠珊這麽做是跟隨特朗普的腳步。特朗普和法國總統馬克龍分別於去年十一月和今年一月到訪中國。而且馬克龍還送了一匹馬給習近平。

受政府嚴密控製的中國媒體大肆報導文翠珊怯懦的外交立場。中共喉舌《環球時報》贊許她的「務實」，肯定她沒有因為偏激人士的壓力而涉入人權問題的「不實指控」。文翠珊訪華的前幾天，傀儡港府對香港本就不完全的民主權利發動新一波打擊。三位反對派候選人被禁止參加即將來臨的立法會補選。這個補選是要填補去年中共清洗支持民主的議員而留下的空缺。

香港眾誌被禁止參選

被禁止參選的候選人之一周庭來自2016年剛成立的政黨香港眾誌。當局禁止她參選的理由，是該黨宣言支持「自決」。這意味著不只是她一個人，而是整個政黨都被禁止參選。香港眾誌的羅冠聰在2016年贏得了一個立法會席次，但他卻在宣誓風波中與其他五名議員一起遭取消資格。

香港眾誌秘書長黃之鋒在英國《衛報》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呼籲文翠珊「利用與習皇帝共處的這周，向他表示自己支持香港民主權利，以免為時已晚。」十分了解非民選政府之惡的英國「勛爵」彭定康（Patten）和阿什當（Ashdown）也發出了類似的呼籲。末代港督彭定康和文翠珊都出自保守黨。

「黃金年代」

但是上述那些呼籲顯然受到冷待。文翠珊效仿前任首相大衛·卡梅倫（David Cameron）的口號強調說，英中關系處在一個「黃金時代」。卡梅倫政府曾與中國簽署大量巨額合同，讓中國投資英國的核電丶鐵路和倫敦金融部門。然而，在文翠珊的低調訪問之後，中國問題專家克裏·布朗（Kerry Brown）卻說兩國關系更像處在「青銅時代」。

大肆鼓吹民族主義的中國媒體，非常樂於報導獨裁中共如何「馴化」特朗普等外國領導人（特朗普在競選總統時曾猛烈抨擊中國）。

英國政府在世界範圍內正劇烈地喪失權威。從技術上來說，根據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英國是香港部分自治的國際擔保人之一，然而習近平在去年主權移交20周年訪問香港時，直言這份聯合聲明「不再具有實際意義」。

英國首相辦公室否認各界對於她與習近平會談時未能提及香港問題的指責，並說兩國領導人重申承諾落實香港的「一國兩製」。這根本是外交廢話！每一次對香港民主權利的打壓，都是以維護「一國兩製」的名義進行的，所以這種巧言令色的聲明根本毫無意義，而文翠珊的訪問團只是故意逢迎而已。

英國政府保持沈默

面對中共當局一連串限製香港民主權利丶剔除選舉候選人丶推行新的鎮壓性法律丶和監禁反對派社運人士的動作，許多人都呼籲英國出來大聲反對。

去年十月，香港政府遵照北京的命令，禁止保守黨裏一位關註香港政治的資深黨員班尼迪克·羅傑斯（Benedict Rogers）入境，英國政府對此只是發出敷衍了事的抗議。外交大臣鮑裏斯·強森（Boris Johnson）說，他正為此尋求「迫切的解釋」。更讓人看清英國政府的類似事件，是當香港書商李波在2015年被中共國安人員綁架至內地，幾周後在中國電視上重新露面並被迫「認罪」，英國政府對這位英國公民遭迫害幾乎未有任何聲音。包括李波在內的五名香港書商遭綁架，被中共用來在香港散布恐懼，和加強對批評獨裁的媒體言論進行審查。

中共政府自信能夠加大鎮壓力度。這已經是25年來最嚴重的一波打壓，而且中共沒有遭到外國政府有力的施壓。

文翠珊訪華回國時吹噓說，新簽訂的商業協定可以創造130億美元的利益。顯然，鈔票比起人權才是首要考量，縱使這些利益加總起來根本不比以往可觀。隨文翠珊訪華的有英國最大的商界領袖代表團。英國對中資的吸引力在脫歐公投後已經遭到重挫，因此穩定與中國專製政府的關系是文翠珊訪華的主要目的。

文翠珊與中國達成的其中一筆交易，是讓豪車製造商阿斯頓·馬丁（Aston Martin）在中國開設二十幾個展場，總價值8.5億美元。這對買不起名車的普通中國群眾來說，根本沒有任何意義。一個中國工人不吃不喝工作22年，才能買到最便宜的阿斯頓·馬丁。

正確的定位

香港丶中國和其它地方的一些民運人士，還未充分意識到右派政客和政府並不站在民主的一方，他們從未也絕不會為民主權利奮鬥。真正的國際團結是來自各國工人丶青年丶反緊縮活動者丶新一代左派女權主義者丶反種族主義者和移民權倡議者，是來自與文翠珊和特朗普的親財團政策進行鬥爭的群眾。「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正是呼籲這些人聲援香港的民主抗爭。

為了抗議香港和中國的正發生的政治打壓，我們需要國際施壓。但我們的呼籲要找到正確的聽眾。

廢除吸血外判製度 基層工人組織起來

二月二十五日，由關註生活工資聯盟、職工盟等多個團體發起反對改革遊行，一行約70人由灣仔出發往政府總部，要求政府為外判工人訂立生活工資、設立離職酬金、加強監管等訴求，社會主義行動亦派代表參與，表示團結反對外判製度。

遊行上亦找到海麗邨清潔工人的蹤影，他們率先透過罷工的方法去抵抗外判商的剝削並最後取得重要的勝利，為反抗外判製度定下了強而有力的方向。遊行上喊起的口號包括「不要自願離職」、「煞停不義外判」等。外判製度從2000年由政府帶頭引入，以價低者得的方法將服務承包出去，影響遍及各行各業，例如清潔、保安、物業管理等。外判製度削弱工人的工資、福利及安全保障等，更衍生出外判商為投得政府標書，以「圍標」的違法手段一邊壓低價錢、一邊「分身」保證贏得標書，形成一個龐大的外判集團，以剝削的手法壓搾工人，但政府卻視而不見。

在遊行中訪問了一名81歲的遊叔，他當了清潔工人廿多年，亦是職工盟的理事。遊叔曾經是領匯（現名為領展）其下的外判清潔工人，因為活躍於工會運動，向資方提出工人的訴求而被領匯針對被炒。他深深感受到工人面對外判製度需要團結，共同捍衛自己的權益，所以他無悔投身於工會運動。「現在人老了身子弱，只能做散工，每月薪水約$1,500-2,000左右。」遊叔笑笑說。遊叔現時在觀塘工廠大廈做清潔，他指六、七年前還是全職時，月薪有$6,000-7,000。遊叔雖然年事已大，但表明會繼續工作，不會領取綜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因為他感到社會給予綜援人士壓力，他認為自己就算老但仍可堅持繼續工作。

外判製度不但加強對工人的剝削，讓公司逃避法律責任，更是資本家打壓工人團結的手段。社會主義行動認為必須要廢除外判製度，由僱主直接聘用工人。近期的工人罷工將會鼓勵更多工人起來反抗，我們支持工人加入工會、活化工會，團結鬥爭

高官僭建豪宅　基層無處容身

香港連續第八年「榮獲」世界最難負擔房屋的稱號！根據城市規劃公司Demographia的一項研究，本港去年的樓價中位數為市民平均年收入的19.4倍，比2016年的18.1倍還要高。這代表一般市民不吃不喝不消費超過19年才能負擔起一個容身之所！而政府最新的私人住宅價格指數顯示，2017年1月到10月期間，香港的樓價上升了11%。自2003年自今，已經累積增加了4.3倍！

另一邊，政府數字顯示2016年全港有超過209,700人居住「劏房」。這些房間的人均居住空間只有57平方呎。而雖然劏房的住戶往往是社會上最基層的人，但吊詭的是，這些劏房的呎租卻比普通住宅高一倍。2012至今，劏房租金平均累計升幅達到56%，而普通住宅租金的升幅為21%。其原因是住屋是必需品，需要量大，但大量未能輪候上公屋的基層住戶只能負擔這些生活環境惡劣丶空間狹小的劏房。因此，業主只會將單位越劏越小，租金越加越貴，來謀取最大利潤。

「地產商優先」

面對基層的住屋悲歌，政府卻根本無意解決問題。特首林鄭月娥更加表示自己不會處理樓價過高的問題，並承諾只會確保充足的土地供應以「滿足市場需要」。這是徹徹底底的「地產商優先」政策，政府要確保土地是用來優先滿足私人投機市場，而非民眾實際的住屋需要。地產商購入土地後，為將每呎的利潤最大化，往往只會興建貴價而細小的豪宅。加上近年來擁有國家資本撐腰的中資發展商紛紛染指香港樓市，以及因內地經濟不穩而逃逸到香港避險的中國資本源源不絕，令房屋市場不乏投機資金，導致樓價租金屢升不跌。

因此，香港的房屋問題根本不是什麽土地短缺，而是公共廉價房屋的缺乏。2016-21五年間政府的公屋每年平均供應只有14,400間，只及《長遠房屋策略》每年興建20,000個公屋單位目標的68%。2019/20年度，房屋署預期僅落成13,700個公屋單位，而林鄭在去年《施政報告》中提出「綠置居」將新建公共房屋改以私有化形式出售，令實際落成量將不足一萬戶。現時有近30萬戶人正在輪候公屋，上樓時間越排越長。

走馬上任的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被揭發僭建醜聞，更利用法律漏洞，去年8月以個人首次置業名義購入豪宅，節省666萬印花稅！反映政府過去的所謂「辣招」，對有錢人來說根本沒有意義，因為他們總會有方法規避。完全體現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實。

住屋是人權，不是商品，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實行租金管製丶大量興建廉價公屋。只有將地產發展商及銀行民主公有，才可以由工人階級民主規劃土地和城市發展，以停止私人賣地丶充公囤積土地，並確保土地發展是以勞動者的需要為本，而非為財團的利潤。

訪問難民劏房戶　揭棄民住屋悲歌

Jenny是來自印尼的難民，一家三口居住在深水埗的劏房，面積只有150平方呎。Jenny認為最大問題是高昂的租金，令他們只能夠負擔起最惡劣的生活環境。

「我在這個地方生活了兩年了。政府不允許我們工作，只能依靠每人$1,800的房屋津貼，僅僅能夠負擔起最差劣的劏房。單單是月租就已經是$4,800，還沒有算上租金。我最討厭的，就是每逢下大雨，廁所就會漏水並會令整個房間水浸。另外，房間只有一個窗戶，光線暗丶通風差，還有一陣發黴的味道。我擔心我的孩子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他的情緒有時會不太穩定，可能是居住環境的原因。我希望政府能夠給予難民工作權，讓我們自力更新謀求更好的生活。另外，我亦希望我們可以獲得公共房屋，讓我的孩子可以在健康的居住環境下成長。」

議事規則進一步收緊　立法會再被閹割

2017年年底，香港建製派乘六名泛民及本土派議員被政府強行剝奪議員席位之機，於立法會內提出修改議事規則，以冀進一步收窄議員議事權力，杜絕激進派「拉布」的空間。

具體上，這次修訂將法定開會人數由35人下調至20人，避免建製派議員缺席而造成流會，意味著日後政府的議案將可以在「絕對少數」（11票）的情況下得到通過，整個立法會只淪為政府予取予求的花瓶機構。同時是次修改亦將提請成立專責委員會跟進事項的人數由20人上調至35人，削弱本已形同虛設的監察權力！其他還有限製議員發言和限製議案修訂動議數量等。議員日後在立法會內幾乎只有兩種選擇：支持政府，或者被驅逐出會議廳。

建製派本來打算在二月進一步擴大「剪布」行動，包括阻止議員在財委會提出臨時動議丶不許議員動議休會。此外，建製派企圖讓更多項目在小組討論後就可直接通過，繞過財委會的大會投票程序。在項大白象基建的撥款議案中，財委會的大會過往是動員群眾鬥爭的重要平臺，因此建製派希望扼殺這個抗爭空間。但由於懼怕群眾抗爭的壓力會爆發，加在立法會補選在即，建製派暫時收回這些辣招。

如此一來，香港便為日後的惡法和利益輸送鋪平了大道，一地兩檢的本地立法丶《國歌法》丶廿三條《國家安全法》等等，在議會上的預期阻力將變得極為微弱。例如在一月有21名民主派議員呈請要求討論一地兩檢就未能通過，足見議會被閹割的惡果。立法會主席權力膨脹，動輒可製止議員發言質詢，甚至直接將議員驅逐。天價大白象工程的造價與撥款亦將難以被監察，相當於大開公帑金庫讓財團搶掠。

與之相對的是，本已舉步維艱的親工人政策，如全民退休保障丶標準工時丶增建公屋丶租金管製等議題將變得更為遙遙無期。建製派如今卻可以反過來利用議事手段阻撓議案提交討論和表決，使他們的立場難以曝露於公眾面前。

面對即將來勢洶洶的惡法，必須加緊組織起群眾力量，建立起強而有力的群眾組織，以街頭鬥爭對抗獨裁政府。

傑瑞米柯賓

一地兩檢進一步摧毀僅余的民主權利

12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單方面宣布決定一地兩檢的安排，進一步摧毀香港僅余的民主權利。當中更明列，香港高鐵站需要將部份區域劃作「內地口岸區」，區內被視為中國內地，並由中國大陸政府全權管轄丶實行內地法律。

在此前的討論爭議的焦點，無論是港府抑或是泛民反對派，都是圍繞著一地兩檢落實的法理基礎，也就是如何使一地兩檢符合《基本法》。前律政司司長袁國強當時指可以引用《基本法》第20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享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及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權力」，並由中央政府授權港府「權力」，自願讓出西九總站的部分範圍予北京來實行一地兩檢！

港府本來引用《基本法》來合理化一地兩檢，但卻徒勞無功，因為中央政府今次甚至連此策略也不接納，改為由人大在不經過符合現行法律之下直接宣布決定。反映北京當局對於專製打壓的想頭，比起港府及本地部分建製派走得更遠。這次進一步沖擊《基本法》的威信以及香港資產階級所吹噓的「法治」。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更直言，常委會決定具「最高法律效力，一言九鼎」，不能簡單說人大一地兩檢決議由什麽法律基礎。

本刊早前警告過，一地兩檢乃「屠城木馬」，打開了先例讓專製的法律在香港實施，當局未來可以進一步擴大其管轄範圍，逐步侵蝕香港僅有的自治權和民主權利。未來北京可以照辦煮碗，包括二十三條丶國安法等更多惡法，將同樣可以人大之名強行於香港落實。顯然，一地兩檢並非當局個別的政策，而是一連串政治打壓的其中一環。專製當局的打壓並不會自動就會停止的，勞動大眾當團結一致，重建群眾抗爭力量，抵抗當局每一個的進攻。

威權政府內部必有危機

林鄭政府不斷發動政治打壓，今年以來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及推行一地兩檢，進一步操控立法會和法庭。威權政府看似來勢洶洶，但政權內部仍是脆弱的而不穩定的。猛烈的政治打壓必然會累積民怨，長遠造成群眾怒火爆發。此外政府內部也因為鄭若驊僭建事件而陷入危機，甚至不排除她會下臺。林鄭原本想將受人痛恨的袁國強卸任，換上政治色彩沒有那麽濃厚的鄭若驊。豈料她上任爆出僭建醜聞後，旋即造成大災難。連部分建製派政客都與她保持距離。因此現時不是政府全力進攻的時機。無論鄭若驊最後是否被迫下臺，對政府來說都已是一個挫敗。

雙學三子上訴得直

林鄭政府在現今階段未能全面作出進攻，希望先加強對法庭與議會的控製，為未來進一步的政治打壓作準備。雙學三子因為2014年9月26日沖擊公民廣場，受到警察暴力打壓而引發廣泛同情，最終使雨傘運動爆發。律政司為了窮追猛打而向法院提出刑期覆核，一度將雙學三子判監幾個月。現今他們上訴成功而被釋放，對政府來說是一個嚴重挫折，而且令局勢更加復雜。同時，法官判決中會加強對「非法集結罪」的檢控。

早前在庭上控方曾經向法官建議，可考慮三人立即獲釋，從中可見律政司受到壓力。雖然三名政治犯被釋放可說是一場勝利，但法庭承認日後使用新的判刑指引，只是認為新的指引不適用於今次案件。這意味著「非法集結罪」的刑期日後會加重。此外，法官將沖入公民廣場的行動荒謬地定性為「暴力」。

法庭的本質是資產階級的鎮壓機器，但中共需要更直接操控香港的法庭。司法界中有不同派別，其中一方代表本地資產階級，他們希望維護港英時期的法治穩定，因為他們認為這些傳統的法律製度最能保護他們的利潤和權力；另一派代表中共專製對香港的直接操控。梁振英一直向司法界作出攻擊，包括發表「特首地位淩駕於三權」言論，並且批評司法覆核被濫用來挑戰政府。

建製派出現分裂

近五年以來，大律師公會主席均由親中代表擔任。但最近，鮮明反對「一地兩檢」的戴啟思當選為大律師公會主席，明顯是因為中共大力踐踏《基本法》引發反彈，使保守的司法界也感到要捍衛自己的利益。戴啟思故然表明自己不是民主派，實際上他的政治立場更接近溫和的建製派，但他的上任代表政府在向司法界發動的權鬥受到挫折。最近政府未能為所欲為地利用法庭懲罰政治犯。

在習近平全面集權丶空前獨裁的情況下，中共對香港發動猛烈的政治打壓。而由於香港政府直接面對群眾壓力，相比中央更清楚無止境的打壓必然引起反彈，但又不得不順從北京的指令。在人大直接決定一地兩檢以及推動國歌法都清楚看到這樣。所以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會造成統治不穩。歷史上獨裁政權的鎮壓都不能無止境強化下去，必然會造成統治機器分裂，引爆大規模群眾鬥爭。我們不能袖手旁觀，寄望某一派統治精英會出來捍衛民主權利或者結束鎮壓。現在建製派的內部分裂是群眾壓力造成的，這說明我們需要將抵抗運動升級，發起更有力的群眾鬥爭。

香港：百人參與國際婦女節遊行

3月4日，大約一百名民眾參與三八國際婦女節遊行。行動由社會主義行動及印尼外勞社群KOBUMI發起，並有包括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FADWU）、巴勒斯坦和平穆斯林聯盟（United Muslim Front）、 社民連、難民聯會等團體參加。

參與的婦女和民眾亦來自五湖四海，包括香港、印尼、菲律賓、泰國、美國、蘇格蘭等等，有本地婦女、有外勞、也有難民，可謂是真正意義的國際主義行動。

參與人士首先於銅鑼灣鬧市舉行集會，然後遊行至印尼領事館遞交抗議信，之後再遊行至時代廣場。遊行隊伍出發前，大家一同打破象征壓迫婦女的鎖鏈。

活動期間，示威者不斷高叫「婦女權利是工人權利」、「停止性別歧視，停止種族主義」、「國際工人大團結」等口號。

KOBUMI代表Umi則指控香港及印尼政府對待外勞的不義政策，她要求廢除雇傭同住條例和仲介公司，並直接雇用外勞。

另外， 社會主義行動代表Jaco在集會團體發言時指出，去年全球婦權運動得著#metoo運動而變得更強大，世界各地的婦女站出來抗爭。

香港的運動就是要作為這個國際浪潮的一部分，連結本地婦女的抗爭，挑戰新自由主義的父權製度。除此之外，亦有不同團體提出關註巴勒斯坦少女政治犯塔米米(Ahed Tamimi)、抵抗人口販賣、捍衛女性身體自主、要求落實公共托兒服務及全民退保等議題。

很慶幸職工盟派出代表在今次活動發言。但職工盟對今次遊行的態度卻頗為。職工盟在起初遊行時態度正面，亦有份計劃活動，但在遊行前幾天突然拒絕為遊行聲明背面及成為合辦團體。很可惜，本地工會錯失了串聯本勞外勞、連結國際女權運動的機會。

今年的三八婦女節遊行，是社會主義行動迄今所組織最大規模的婦女節行動，亦是香港唯一一個不分國族、性別團結抗爭的婦女節遊行，寫下了香港女權行動的重要一頁。

「#MeToo」運動帶出婦女壓迫

全球「#MeToo」運動爆發之初，焦點主要在知名女性在媒體上爆料，但現在已擴展至無數平民女性要組織起來反擊。今年的三八國際婦女節將會是歷來最大規模，多國都會舉行遊行甚至罷工。統治階級通過物化女性和性別歧視榨取利潤，現在他們害怕全球女權運動會強化群眾鬥爭，挑戰經濟剝削丶緊縮政策和不民主的政策。

「#MeToo」運動亦蔓延至香港。香港跨欄運動員呂麗瑤亦受其啟發，在社交媒體上揭露自己被教練性侵的經歷。事件使警方也在壓力嫌疑犯作出檢控，可是網路上卻有很多人質疑受害人揭露事件的動機，又審問她為何不報警。女權運動要挑戰這種植根於父權製度的「責備受害人」文化。

除了性暴力，女性在經濟上仍然受到壓迫。根據樂施會2016年的《香港婦女貧窮狀況報告》，每6名婦女，就有1人貧窮，而女性平均收入比男性相差近四成，這差距在貧窮住戶中是最明顯的。貧窮婦女工時長，又要照顧家庭，往往要從事散工丶兼職。政府的公共托兒服務和女性庇護所又嚴重不足，家中性暴力的發生時，女性往往沒有經濟獨立能力而只可以繼續啞忍。性暴力文化與經濟壓迫是連在一起的。要抵抗女性的歧視和性暴力，男女需要團結鬥爭，打破父權資本主義對女性的壓迫。

九巴司機抗爭反對資方「假加薪」

香港又再一次爆出財團剝削工人慘案！九龍巴士公司的司機工人不滿資方的薪酬調整方案，以及公司長久以來漠視工人權益，發起罷駛工業行動。

事件起源

九巴車長長年以來薪資低丶工時長。2004年其後入職的月薪製車長，基本底薪只有約1.1萬元，更被取消底薪雙糧，與舊製度的日薪司機同工不同酬。而本來應該屬於薪資一部分的評核獎金亦或會遭扣減。因此許多司機需要不斷加班工作才能糊口，令每更工時往往長達12-14小時。另一方面，九巴集團去年盈利就達到6億元。

2月21日，公司宣布於3月「加薪三成」，使新入職車長的月薪增至1.5萬元。不過，這其實是在搬弄數字遊戲，因為公司同時取消了過去將兩項合共約4千元的「安全獎」及「服務獎」，所以新工資實際上只是將原本獎勵金並入底薪。對於那些工作表現良好丶過去獲得獎勵金的大多數司機來說，卻反而沒有加薪，可謂十分諷刺。

雖然公司並稱增加底薪亦會提升司機的加班工資，補水時薪將由70.9元加至96元。貌似對車長有利，但這變相強迫超時工作，除非車長願意加班，否則整體月入實際並無增長。

罷駛行動

九巴公司的工人分別組成了6個工會和組織，但一直以來，九巴公司只承認兩個建製派工會，包括隸屬工聯會的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以及隸屬工團的九龍巴士職工總會。這次薪酬調整方案亦是得到兩工會支持的，而資方則拒絕接觸其他工會。另外三個工會分別是，隸屬於泛民職工盟的九巴員工協會丶由職工盟分裂出去的九巴職員權益工會以及獨立的九巴雇員工會。

資方的剝削與無視，引起許多前線司機的不滿。獨立的九巴雇員工會於23日發起示威，要求將薪金調整至1.8萬元以上。另外，部分全職九巴司機組成「月薪車長大聯盟」（大聯盟），著手討論發動工業行動，將行動升級。

至24日，公司沒有回應工人要求，月薪車長大聯盟於當晚8時發起半小時的罷駛工業行動，並提出三項訴求：取消評核機製並發放每年1.2萬元勤工獎丶教育市民正確的乘車禮儀，以及製定政策時加入基層員工聲音。唯當晚參與罷駛的司機不多，但是也踏出了工人罷工鬥爭的重要一步。

不過，資方擺出強硬立場，更威脅將參與行動的司機進行「嚴厲紀律處分」。罷駛行動期間，公司人員登上停駛巴士，趕走司機並另派車長駛走巴士。翌日，大聯盟發起人葉蔚琳更遭公司「留廠」停工對待。事件亦得到社會大眾的同情。

26日，大聯盟數十名司機到九龍灣九巴車廠外留守抗議，要求公司與聯盟對話，否則會將行動升級。及後公司態度軟化，並於當天晚上與大聯盟代表會議。會後公司答應「考慮」大聯盟的三大訴求，葉蔚琳認為達到初步成功，宣布暫停所有工業行動。

傑瑞米柯賓

建立戰鬥性工會

事件再一次揭露工聯會及建製派工會領導背叛工人的本色，不但沒有支持工人抗爭，更惡言攻擊罷工工人，汽總九巴分會副主任黎兆聰指工人「白癡」，而九巴職工總會理事長黃醒祥更謂行動「騎劫公司」及比喻為「占中」。

然而，就算是其他工會雖然沒有攻擊行動，但也沒有動員參與這次抗爭，令這次抗爭未能達到最強大的效果。職工盟屬會九巴員工協會亦擺出「不支持丶不反對」的消極態度，失去了一次壯大工人抗爭的機會。雖然職工盟對於今次罷工準備不足的批評有其正確之處，但如果是一個戰鬥性的工會，必然會盡量參與其中並提供正確的策略和方向，而不是采取消極態度。

司機工人站出來發起罷工爭取勞工權益，各工會理應支持並參與介入。發起工業行動的大聯盟在罷駛行動的時候只是個剛剛成立了4天的網上群組，但已經對資方造成壓力，足見工人團結的力量。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是次罷工。資方只是做出口頭上的「承諾」，工人還未有贏得實質改善，同時更要嚴防公司對抗爭工人秋後算帳。可見，未來需要進一步建立民主的戰鬥性工會，將現時四分五裂的巴士工運統一起來，有組織地持續進行抗爭，並連結各界工人反對長工時丶私有化的鬥爭才能勝利。

九巴出爾反爾 解雇四名罷工車長

今日，九巴解雇四名曾於上月底參加罷駛行動的車長，其中包括「月薪車長大聯盟」召集人葉蔚琳及其丈夫劉卓恒。劉卓恒在九巴工作5年，卻只被補償7日的工資。葉蔚琳表示不接受解雇，並拒絕簽收解雇通知書以示抗議。

九巴聲稱罷駛行動「對乘客安全構成威脅，亦對其他道路使用者產生危險」，因而將四人解雇，但這顯然是在報復罷工司機丶企圖讓其他司機工人不敢再發動抗爭的藉口。自罷工結束以來，九巴一直安排讓葉蔚琳「留廠休息」，實際就是變相處分。而且「月薪車長大聯盟」已打算正式註冊為工會，九巴此時解雇大聯盟召集人，無疑也為了打壓工會發展。

工黨指責九巴公司一錯再錯，不單不願意正視車禍問題，反而向提出建議的員工進行滅聲。而建製派的九巴職工總會理事長黃醒祥則繼續站在資方一邊，為解雇決定背書。

今晚九巴荔枝角車廠舉行集會，聲援被解雇的車長，抗議九巴打壓罷工司機和工會，社會主義行動亦到場聲援。我們要求九巴立即取消解雇決定，並呼籲所有九巴司機工人一同反擊資方的打壓。此次解雇事件表明，九巴公司無意履行不久前做出的「承諾」，而是想要拖延時間，踢走敢於抗爭的司機工人，所以司機工人必須要有一個團結丶民主的戰鬥性工會，才能實現抗爭的勝利。

「全球聲援香港」運動報告

「全球聲援香港」運動是由社會主義行動和工人國際委員會 (CWI) 發起的。現時，聲援香港民主鬥爭的國際行動正在廣泛地傳播開去。

「全球聲援香港」的聯署信翻譯了10種不同語言，聯署者包括英國丶墨西哥和南非的工會領袖。聯署信寫道：「審判將會陸續有來，判刑可能會更嚴苛，只是為了服務中共的利益， 摧毀香港過去艱難爭得的民主權利。 而且中國當局在內地的打壓也是自八九民運以來最嚴厲的。」

包括Sabine Leidig在內，德國左翼黨的五名國會議員已經聯署，，另外亦有六名愛爾蘭國會議員簽署。

「全球聲援香港」運動計劃在世界各地的大學舉辦會議，讓人們了解香港現在的政治打壓。去年10月，全球22個城巿舉行聲援香港的抗議，未來數月將會繼續有聲援行動。

陳茂波下臺！預算案劫貧濟富

林鄭月娥政府發表第一份財政預算案，今年財政盈余創下1380億的紀錄，財政儲備將超過一萬億。但新自由主義的政府繼續劫貧濟富，惹起群眾極大的憤怒。港大民研計劃進行的民調顯示，預算案評分僅為48.2分，比上一份大跌7.5分，是有紀錄以來新低。

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政府宣布紓困措施「加碼」至515億，但大部分都是優惠高收入人士及業主的。退差餉的開支達至178億，每個物業獲退高達1萬元，即擁有越多物業的業主就能分享越多，根本是加劇貧富懸殊。在上個年度，獲派糖最多的10名業主，平均每名獲退差餉1千2百多萬元！今年這個數字必然更加誇張。預算案亦宣布退回75%薪俸稅，上限由以往的2萬元提升至3萬元，但全港超過200萬名收入低到無需納稅的工人根本不能分享優惠，獲得退稅3萬元的僅是極少數的年薪過百萬人士。

基層分享的只占15%，而且是一如以往所謂扶貧只是一次性津貼，例如發放額外2個月的綜緩金丶生果金及交通津貼，完全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房屋丶教育丶醫療丶退休保障此類長遠計劃完全沒有改進。香港極端新自由主義之下，要領取上述社會保障都門檻極高，因此有大量非公屋丶非綜緩的低收者「N無人士」，他們當中很多在職貧窮人士。但預算案中發放給N無人士的津貼僅約6.5億。最可笑的是，預算案撥款3億予海洋公園，派發一萬張入場券予中小學生，即每張入場券花費納稅人3萬元。這不是利益輸送又是什麽！

由於民怨沸騰，加上三月補選在即，連建製派為了爭取民意也在口頭上要求政府「全民派錢」，而葉劉淑儀亦批評。當然他們並不會支持對抗財團丶有利工人的政策，相信他們最後也會在預算案投贊成票。

預算案為創新科技預留至少500億元，其中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第一期已占達200億元，另外100億撥款予科技園公司。大部分開支將用於土地平整丶基礎設施等，似是建築項目遠多於科研發展。

公共服務不足

公立醫療系統幾近「逼爆」，不但前線醫護造成極大壓力，亦令輪候時間不斷增加。現是各公立醫院的病床使用率達到110- 130%。政府投放資源在公立醫療占香港GDP的總值只有2.8%，遠低於其他富裕歐洲國家如德國丶瑞士等超過10%。政府不願大幅提高公立醫院開支，而是推動自願醫保計劃，企圖用公帑補貼私人保險業，並將更多人推向私人醫療市場，讓資本家可以牟取更多利潤。

面對著安老院舍問題，政府只撥款增加593個宿位，但目前有4萬人正輪候宿位，輪候時間平均高達二十一甚至三十六個月。在這個杯水車薪的情況下，每年有約6千名長者至死仍未排到宿位。

香港連續第 8 年成為全球最難負擔樓價地區。香港人要不吃不喝近 19.5 年方能置業。但政府拒絕增建公屋，今年林鄭曾經一度提出「公屋封頂」，但因為民情反彈而被迫收回言論。現在政府推動的「綠置居」計劃就要進一步將公屋推入私人市場。

港府希望配合中國金融資本和中共的海外擴張計劃進行更深入的合作，因此預算案亦特別強調推動債市發展，推動吸引內地財團的綠債，以及「把握一帶一路的機遇，配合大灣區的發展」。在中國的經濟危機底下，香港作為中國金融資本輸出世界的重要窗口，財金政策將會更加容許金融自由化，例如最近林鄭力推幫助中資在港上市的「同股不同權」，因此將會加強對勞動群眾的資本剝削。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今年預算案，要求陳茂波下臺。我們不能寄望資本主義政府會還富於民，需要工人階級組織起來鬥爭。我們主張大幅增加醫療及教育開支，每年興建公屋五萬間，實施租務管製，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廢除強積金，向富人征收重稅。為了打破財團對經濟的操控，必須要將發展商及銀行民主公有化，交由工人階級民主管理。只有這樣才能讓勞動群眾享有他們自己創造的社會財富。

大埔車禍不是意外　而是財團兇案

二月十日在香港大埔公路—大埔滘段發生致命巴士交通事故，造成19名人死亡丶65人受傷，引起社會廣泛討論乘車安全的問題。這宗事件又一次揭露九巴公司和運輸署一直以來漠視巴士工會的訴求。九巴為求節省成本，降低巴士司機待遇，令流失率升高和更少人入行。司機長期面對人手不足丶工時過長（可達每日14小時）丶工資過低等問題。而運輸署為保障財團利益，縱容九巴公司剝削員工的安排，接二連三釀成慘劇。

九巴雇員工會的主席郭誌誠質疑九巴在去年取得專營權後，開始有大量節省成本的措施，例如節省維修成本和改裝巴士安全裝置，變相製造更多交通意外。

在意外發生後，運輸署修訂巴士車長工時指引，名義上縮減每日駕駛時間至10小時，但卻容許特別更車長每日最長工作14小時，被巴士業職工會聯盟主席林錦標批評為「大倒退兼開壞先例」。新巴職工會會長鐘松輝向《蘋果日報》表示：「佢哋系玩弄數字……朝早繁忙時間做幾個鐘，放工繁忙時間又做幾個鐘，中間嗰段時間冇人工，畀番二十蚊一個鐘瞓覺錢」。

此外，九巴威脅解雇209名兼職車長，企圖以他們作為代罪羔羊逃避責任。及後公司要求他們全部轉為全職，即每周最少上班18小時，始可復工。然而，若果沒有改善工時問題丶提升待遇丶增加對車長的培訓，根本不會解決駕駛危險問題。

今次車禍不是意外，而是九巴公司為追求利潤而造成的兇案。這是私人財團管理公共交通的惡果。社會主義行動支持車長抗爭改善待遇，並且要將九巴民主公營化，交由車長民主控製。

訪問兩位東北案政治犯

2014年數十名示威者沖擊立法會，反對大搞利益輸送的東北發展規劃，上年律政司對13名被告加刑，製造了香港新威權統治下的一批政治犯。社會主義行動訪問了案件其中兩人，郭耀昌及嚴敏華，了解一下這名抗爭者對案件和社會的看法。

記：你對案件的看法如何？

郭：我參與社會運動多年，對入獄都已有心理準備，亦很快地適應監獄生活，影響都只是我自己學音樂丶和去日本聽音樂會的安排等，基本上我都慢慢地投入回工作上。

現在仍是上訴階段，法庭會否減刑，或像「雙學三子」一樣可以維持原審判刑，存在著很多未知之數，因為其實只要看清楚法官的判詞，就知道這案明顯是政治打壓。但對我們13名抗爭者來說，加刑至13個月這結果當然是十分差，因為反東北案本身是反對政府利益輸送丶破壞村民家園等等，但政府卻是要懲罰我們，政府是要向公眾表達抗爭的代價是十分嚴重。

記：你對未來的公民社會有什麽看法？

郭：其實我們抗爭者就是明白到透過立法會抵抗政府的惡法並沒有作用，因為存在著分組點票和功能組別這不公平的製度。泛民常說要守著「關鍵議席」，就算守住了也是徒勞的，所以主要的抗爭仍然在議會外，動員巿民向議會內的議員施加壓力。對於3月11日的立法會補選，就正如我所說一樣，大體上我是支持泛民贏回議席，但始終依靠立法會議席是不能改變些什麽的。

記：對於現時貧富懸殊越來越劇烈，或社會普遍士氣低落，你有什麽看法？

郭：這與媒體的報導有很大的關系，現時媒體由大財團壟斷，對事件的報導並不公正，例如無線電視的偏頗報導，只集中對於抗爭者的沖擊行動上，而選擇性地忽略背後的內容和動機。

我們應該要重新反思舊製度。一直以來的抗爭都是被動的，由政府主動打擊巿民權利，然後巿民動員起來反擊，但我認為要真正改變，就更需要主動地出擊，從生活上去了解和反對現今資本主義對我們自身的束縛。

嚴敏華同樣是反東北案的政治犯，她去年8月15日被判監13個月，至2月7日暫時被保釋，等候終審法院開庭上訴。

記：你對自己案情有何看法？

嚴：現時法官立場普遍很保守，不敢抱有太大希望。控方指有人用鐵馬撞爆政府建築物，有保安受傷，因此指控我們是暴徒，要施加有阻嚇性懲罰。政府現時的目的是要製造寒蟬效應，提高抗爭者的成本。今後公民抗命的代價是以月計的監禁，不再是社會服務令。律政司的加刑，臺灣的講法叫「司法追殺」，與中共對敵人的打擊手法是同一套路。

記：監倉內的生活是如何？

羅湖監獄有三個不同部分，一個叫主翼，囚禁不吸煙人士，另外有東翼及西翼，囚禁吸煙人士，其中西翼囚禁慣犯。主翼的規訓更嚴格。

監獄聲稱飲食很有營養，但食物都經過大量加熱，例如炸魚丶烚菜，營養流失很多。食物每星期都一樣，不能吸引足夠營養，我瘦了7公斤。我被安排到洗衣房工作，新人要用手洗清潔職員恤衫。

監房夏天很炎熱，冬天不算很冷，但在睡覺地方試過只有2度，說話時口會噴煙。環境是嚴酷的，但習慣了就不算什麽。裏面有公家報紙看，包括大公丶文匯丶南早丶明報丶星島。但環境嘈雜，難以專心看書丶看報紙。我通過無線電視看到新聞，外面的抗議對自己都算有點支持，總算窩心。

記：入獄對你生活有何影響？

現在我被老板解雇了，在等候上訴期間只能做兼職。我經濟狀況不算困難，坐牢其實不用花錢，而政治犯支援基金每月有一萬元的經濟支援給予家人。

家人都支持自己，但都很擔心我。我現在於大角咀和丈夫居住。他是非洲多哥人，他說他的國家與大陸一樣也陷於獨裁，總統由兒子繼承，最近出現反政府暴動。因此我不用說太多他也明白我在做什麽。但始終也是家人，他不想我輕舉妄動而令人擔心。

問到敏華對港人有什麽寄語，她說到：「不要問別人可以付出多少，問問自己可以付出多少。」

五月四日：新一輪全球聲援香港抗議日

「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正計劃在5月4日星期五，舉行全球抗議活動。中國勞工論壇呼籲全世界的讀者參加抗議，一同反對香港和中國日益嚴重的政治壓迫。可以在運動的網站stophkrepression.net上找到更多的信息以及運動所需的材料。

「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是於去年10月發起的，當時全球22個城市舉行了抗議。它明確地以爭取左翼活動者和工人組織的支持為目標，並解釋了資產階級政客和右翼與中共政權存在非常緊密的經濟利益關系，而且他們也在本國施行反民主的政策，所以他們不會真正支持香港和中國群眾的民主權利。當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取消任期限製時，特朗普對習近平表示了贊許，並在一場集會上公然說：「也許什麽時候我們也可以試試！」

全球各地都有人在運動的聯署表上簽名。最新的聯署人有作家及社會活動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丶人權活動家彼得·達林（於2016年被中共當局以編造的罪名逮捕並被驅逐出境）丶以及丹麥紅綠聯盟國會議員和外交事務發言人索恩·索德高（Søren Søndergaard）。也有愛爾蘭和德國的國會議員，以及巴西丶英國和南非知名工會會員在聯署表上簽名。

今年五月的國際抗議，是要反對香港政府操控選舉丶禁止民主派候選人和政黨參選丶取消民選議員資格丶以及為了強迫人們服從中共專政而新出臺的壓迫性法律。

傑瑞米柯賓

反習近平抗議

這場全球抗議，同時也是為了聲援中國國內和海外的華人抗議者，他們以出人意料的勇氣反對習近平取消任期限製。取消任期限製將中國中共政權從「一黨獨裁」轉變為「一人獨裁」。

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和英國的中國海外留學生在校園裏張貼了許多「不是我的主席」和「阻止習近平」的海報。這些海報是在晚上張貼的，而且學生戴著口罩，以免回國後遭到政治報復。在中國，盡管政府大肆審查網絡言論，並屏蔽了30多個社交媒體關鍵詞（例如「修憲」丶「吾皇」和「1984」），但還是出現了大批反對習近平集權的帖文。中共政權沒有預料到會出現如此大規模的政治反彈。

繼去年中共十九大鞏固了習近平對於政權的掌控之後，今年3月17日，中國的橡皮圖章偽議會全國人大以2970票全票贊成習近平連任國家主席，習近平由此開始了他的第二個主席任期。習近平實現了他的高壓統治，是通過打著「反貪腐」的旗號推進政權內部的權力鬥爭和清洗，同時強化國家鎮壓丶掀起前所未有的宣傳攻勢和個人崇拜丶並提出越來越民族主義的外交和軍事政策。

在一致贊同習近平連任的全國人大代表之中，有45名億萬富翁。自從習近平在2012年掌權後，中國超級富豪的人數已經增加了兩倍多（2012年有251人，現在有819人），而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導，中共政權對於批評者的打壓已經達到「自1989年天安門鎮壓以來最嚴重的程度」。隨著習近平延續他的統治，鎮壓很可能會繼續升級。

香港的政治打壓

自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香港政府對民主運動的鎮壓遵循更加「合法」的途徑。政府通過清洗立法會丶操控選舉和推出新的反民主法律來踢走和恐嚇泛民議員，並利用這種被「閹割」過的立法會以及媒體和法庭來打壓民主抗爭。

現在有超過四十件針對雨傘運動（2014年長達11個星期的群眾占領運動）著名活動者的訴訟正等待過堂。這些案件中有一些涉及以前從未出現過的指控，包括「煽惑他人煽惑（!!）公共妨擾」。如果法院判決罪名成立，最高可判被告人入獄21年。2017年，16名年輕社運人士因「非法集會」被監禁長達13個月。這也是幾十年來香港首度出現政治犯。

新的國歌法即將頒布，「不尊重」中國國歌的香港公民將被判處三年監禁。像這樣的嚴厲立法當然會增加而不是減少年輕人的獨立和反中情緒。香港地方政府仍然猶豫具體什麽時間重啟廿三條國安立法，他們擔心再次爆發2003年推動立法時那樣猛烈的反抗。

廿三條

但是「習皇帝」正在就此向香港政府施壓。即使沒有廿三條，香港的民主空間也在急劇縮小，最近那些主張香港「自決」的人被禁止參加立法會補選。

泛民派候選人在此次補選中遭遇挫敗。他們失去了原本預期會贏回來的一個席位。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結果，是由於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手段，包括新聞封鎖（整個選戰期間沒有舉辦過任何一次民意調查）丶剛剛好有利於建製派政黨的低投票率（建製派打選戰並非真正基於政治，而是基於龐大的動員機器）丶社區資源和賄選（由中共和香港的億萬富翁提供資金）。

但關鍵的是，還有很大比例的人放棄投票。這意味著一些青年和工人不願意支持那些「主流」的民主黨候選人，因為他們並未指引一條道路來反擊當前前所未有的反民主攻擊丶和伴隨而來的政府緊縮政策和親財團政策。

新一波的打壓

自3月份泛民補選失利以來，親北京的建製派陣營高興得飄飄然。泛民沒有在競選中清楚地揭露政府打壓民主權利的本質，也沒有揭露政府如何通過打壓民主來推行兇惡的資產階級政策，導致富人愈富丶窮人愈窮。親北京的民建聯前領導人丶現任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譚耀忠的一次公開講話表明，他們計劃要加劇政治鎮壓的強度。在民主人士在補選中失勢之後，譚耀忠呼籲，應對香港選舉的候選人進行更嚴格的政治審查，禁止任何呼籲結束中共「一黨專政」的人參選。

泛民主黨派最明顯的反應不是發動強烈的反擊，卻是擔心他們可能會失去席位或被取消未來參選資格。「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強調，只有群眾反抗運動才能擊敗當前的鎮壓攻勢。這是國際上無數次反專製鬥爭的教訓。

海外中國留學生張貼反習近平的海報和在twitter社群網站上發起反對習近平的運動，說明中國青年的抗議意識已經開始覺醒。這是表明情勢正在改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標誌，也是在中國和香港建設團結的反威權鬥爭的機會。

5月4日在中國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天，是1919年中國歷史上第一場大規模學生運動的周年紀念。這場運動要求民主丶反對帝國主義丶並反對保守派集團的統治，因為它背叛了1911年反帝製革命時的願望。「五四」運動也是中國工人階級進行獨立政治行動的開端。

《國歌法》製造恐怖氣氛 箝製言論空間

政府公布的《國歌條例草案》指當奏唱國歌時，參與及出席者必須肅立莊重，違反者會被視為侮辱國歌，並最高可被判囚3年及罰款5萬元，改動歌詞亦有機會被視為歪曲貶損而被檢控，但何謂莊重和貶損實屬主觀，法例界線模糊不清會致使執法者隨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執法，變成侵害言論自由，製造白色恐怖的手段。

建製派政客經常以「中國有中國國情」丶「不能照搬西方一套到中國」為藉口竭力反對港人爭取民主及普選權利。但現在訂立國歌法時，他們卻又指外國也有國歌法，因此不是什麽洪水猛獸。但事實上，在美國丶澳洲和加拿大，法例上只有列出奏國歌時的指引，而沒有任何罰則。在馬來西亞和菲律賓，違反國歌法者的最高判囚也分別只有1個月和半年，遠遠低於香港的三年。

政府指要將國歌法納入中小學教育，顯然是洗腦教育的一部分，更將白色恐怖滲入校園。連建製派的教師工會教聯會也似乎感到恐慌。該會建議學校減少校內奏唱國歌的次數，以免有學生因貶損國歌而要負刑責。本來強迫學生愛國，卻實在相當可笑！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於特首林鄭月娥就職禮時，曾發表涉及「加強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言論。及後林鄭提出2018/19年度中國歷史要成為初中獨立必修科，而教育局亦明顯會控製和審查教材，分拆和滲透「國民教育」於學生課程內，使課程緊隨中共的政治路線。最近，教育局要求刪去歷史教科書內關於中共「一黨專政」的字眼，而「香港主權移交內地」和「中國收回香港」也被指措辭不恰當。學生需要組織起來抵抗洗腦教育！

《國歌法》下，言論自由勢必再受打擊，香港的言論自由在2017年已由69位下降至73位。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抵抗中共的民族主義攻勢，徹底反對《國歌法》，反對推行國民教育，支持廢除《國旗法》。

中共攻擊戴耀廷　打壓言論自由

統治陣營打港獨是為廿三條立法造勢

中共丶香港政府丶建製派政客大肆攻擊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指控他鼓吹港獨，企圖分裂國家。戴耀廷3月25日出席「臺灣青年反共救國團」在臺北舉辦的論壇時，表示「中國現在的專製政權有一天會結束，中國必會成為一個民主的國家。到那一天，港人也能實現民主普選，並且可以實現『人民自決』。港人屆時可考慮是否成立獨立國家，或與中國其他地區的族群組成聯邦或邦聯。」

統治陣營將戴耀廷的言論上綱上線，羅織罪名。在3月30日，香港政府突然高調向傳媒發聲明，譴責戴耀廷違反基本法及企圖分裂國家。何君堯丶梁美芬等建製派政客甚至誣蔑戴「勾結外部勢力」丶「分裂國家」及「危害國家安全」，並指必須對他作出檢控及逐出校園。

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報》指，盡管香港尚無港獨入刑的先例，但並不等於現行法律規章無法追究，例如可引用香港法例第兩百章「刑事罪行條例」中的煽動條例。過往煽動條例只是針對暴力或武裝行動，現今更用來打壓發表政見的自由。中共在廿三條立法之前，實際上已經實行了廿三條般的嚴刑峻法。

戴耀廷在臉書上透露自己被人跟縱及拍攝，並懷疑是國安所為。他表明如果自己現身澳門或大陸，必然不是自願回去，意味著他是憂慮自己會被國安綁架，成為下一個銅鑼灣書店五子。鑒於政權過往幾年來的打壓行為，這種擔憂不無道理。

溫和泛民派

戴耀廷並不是港獨支持者。在2014年占領運動爆發前他一直希望拖延運動的發生丶局限運動的規模。在雨傘運動爆發後他不得不尾隨群眾，同時希望盡快可以結束運動。他的政治立場是溫和泛民派的典型代表。社會主義行動與戴耀廷在政治立場上有很多分歧，但我們捍衛他的發言權。我們也不認同他在臺灣論壇對爭取中國民主的看法。因為戴暗示專製政權倒臺是「自動到來」的過程，就好像只要等待下去中共就會倒臺。可惜他無視了群眾鬥爭在當中發揮的作用，他的看法是違反歷史規律的。從中國的歷史就可知，專製政權不會自然消失，而需要群眾鬥爭打倒它的。

現時根本沒有任何法律禁止倡議或討論港獨。即使是建製派亦對於禁止討論港獨的界線出現分歧。民主派叛徒丶現已成為中共鷹犬的湯家驊緊跟《人民日報》的論調，指可以用煽動罪調查戴耀廷。過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指，即使根據03年的基本法23條立法建議，戴耀廷的言論亦沒有觸犯法例。

今次當局明顯有部署地發動輿論攻勢，企圖通過對戴耀廷殺一儆百，從而製造寒蟬效應，合理化加強威權統治。同時，當局為廿三條立法造勢，可以預計未來廿三條立法的內容將比2003年時苛刻得要多。早前，人大常委譚耀宗在兩會結束後，突然表示主張結束一黨專政的人不能參選立法會。這意味著所有民主派候選人都可以被剝奪參選權，而泛民議員可以被法庭取消議員資格，因此在泛民立法會議員之間引起了一陣恐慌。可惜泛民領導並沒有果敢地號召群眾鬥爭，挑戰譚耀宗的荒謬言論，反而被嚇得驚惶失措。其後，譚作出退讓，改口指這只是他的個人立場。統治陣營其實正在試水溫，探測港人的民情反應。

將鬥爭升級

港大民主墻湧現了多張反對打壓戴耀廷的大字報，並有內地生表示支持。早前習近平廢除任期限製後，很多在美國及澳洲的中國海外生張貼海報。現在這股海外倒習的浪潮正通過戴耀廷事件蔓延至香港了。港大學生需要組織起來，在校園發起抗議行動。如果戴的教席受到進一步威脅，學生理應通過發起罷課一天的運動將行動升級。因為這不但是對一個人的威脅，而是威脅至整個校園以至整個香港的民主權利。對戴的攻擊只是中共及港府一連串打壓民主的一環，其他還包括篩選參選人丶操控選舉及製訂新的反民主法律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抹黑及監控戴耀廷，反對剝奪他的教席，反對以言入罪。我們捍衛言論自由，堅持捍衛討論港獨的權利。單靠遊行集會並未足夠力量抵抗政治打壓，尤其是作為單一事件並在短時期內號召出來的行動。這種行動往往是象征意義大於真正動員群眾作長期的鬥爭。群眾正渴求將運動升級的方案。所以我們需要的是通過組織罷課乃至罷工將鬥爭升級，真正打倒建製和它背後那些大富豪的痛處。這場鬥爭需要動員工人階級，並將民主權利的鬥爭連結至爭取全民退休保障丶八小時工作製丶租金管製丶大幅提高基層工人薪水的鬥爭。這場鬥爭必須聯系到反資本主義，因為那些掌控經濟民生的資本家正是現在這個不民主製度的受益者和堅定支持者。

傑瑞米柯賓

五一勞動節：國際工人大團結

一年一度的勞動節是工人階級捍衛自己勞動成果丶抵抗剝削的大日子。經歷了五年前的碼頭罷工丶今年的海麗邨清潔工罷工，以及九巴車長罷工，工人階級仍處於香港資本家的極端壓榨之下。林鄭政府大力打壓群眾的政治權利，最重要的目的是為了削弱勞苦大眾反抗運動，因此可以進一步推行有利財團丶剝削工人的政策。因此，無產階級必須團結起來及組織起來，對抗威權資本主義政府。

極端壓榨

本港工資一直滯後經濟發展，2003-2017年香港人均生產總值增加超過90%，但同期平均工資的增長只有48%，可見大部分增長的財富集中在富人手上。加上百物騰貴，同期低收入家庭消費物價指數亦增加了43%，變相抵銷了打工仔們的加薪。而當下的租金更是2003年的2.7倍！

對於香港最底層的工人來說，現時的最低工資僅為每小時$34.5。工資的低下，迫使香港工人不斷加班工作幫補家計。香港現時每周平均工時為44小時，為亞洲地區之首，而且工作崗位越基層工時則越長。工人完全淪為資本家的打工奴隸，政府卻繼續拖延落實任何工時保障法例。

根據職工盟的估算，工人月薪要至少達到$9800才能負擔起基層家庭的基本需要。當然在這個薪金水平下生活仍然是捉襟見肘。如果以每周工時四十為標準，我們的最低工資需要訂在每小時$55以上，現在的水平根本不能接受。

基本的「勞工三權」（罷工權丶組織工會權丶集體談判權）在香港仍然殘缺不全。去年，在漢莎天廚任職廚師的吳誌輝因組織工會「香港廚師聯盟」，在毫無犯錯下被公司解雇。工人連基本組織工會的權利亦被打壓。

另外，在2月份九巴司機不滿資方的「假加薪」及惡劣的工作環境，工人組織成立新工會「月薪司機大聯盟」並發起罷駛工業行動，事後被公司秋後算帳，四名員工被解雇。資方公然踐踏工人組織工會丶發動罷工的權利，若非九巴工人之後發起聲援行動，被打壓的司機不會獲得復職。

至於爭取了超過二十年的集體談判權，至今仍然遙遙無期。工人還面對著工作零散化丶合約製丶外判等問題，威脅著每一個打工仔的工作保障。

香港的長者貧窮狀況迅速惡化，人數由2009年36.6萬人，增至2016年的47.8萬人。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歸咎老人貧窮因為他們不勞動，更鼓勵65-74歲「少老」重投勞動市場！香港長者勞動人口過去10年上升三倍，增至2017年的12.7萬人，越來越多老人已無晚年可享。

廢除強積金對沖？

香港政府一直拒絕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強積金乃大部分勞動者唯一的退休金。然而，強積金強製將工人的血汗錢投入私人市場投機炒賣，今年二月份環球股市股災，平均每名打工仔就虧蝕$7,690。

然而，更荒謬的是所謂的強積金對沖機製。當雇主須支付工人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時，雇主抽取部分員工的強積金供款來抵銷支付，變相用工人自己的退休金來支付自己的賠償金！這個機製的存在完全是為了保障資本家的利益。

在社會壓力下，政府在拖延多年後終於提出逐步取消強積金對沖。但政府方案非常保守，除了政府會在10年內動用172億分擔雇主部分款項，更會下調工人實質獲得的賠償。對工人來說，根本沒有得益。

縱使如此，雇主還是不甘心一旦取消強積金對沖將會增加那丁點的成本。去年12月，外判清潔公司民順迫使工人簽署「自願離職」的文件，企圖改頭換面成立新公司重新聘請工人，促發荔枝角海麗邨清潔工罷工。罷工行動最終讓工人爭取法定遣散費金額的七成。未來將會有更多企業利用不同的卑劣手法規避勞工法例。

香港工人階級需要組織戰鬥性工會。工會應該以團結鬥爭丶集體行動為重心，建設由下而上的民主架構，讓工人可以民主商議及決策，建設強大而活躍的群眾基礎。這些工會可以成為一個工人階級政黨的基礎，以領導起反剝削丶反外判丶反私有化丶爭取全民退保丶反專製的鬥爭，打倒這個服務有錢人的政府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行動就是為了未來這個政黨的誕生而奮鬥！

五一勞動節：外勞團結鬥爭，反對種族主義！

五一勞動節，三十七萬名外籍家勞是香港工運的重要一員。外傭面對低工資丶高工時丶被虐待丶種族歧視等方方面面的壓迫。去年外勞的最低工資只是增加了2.3%至4,410元，遠低於外勞團體所倡議的5,500元。工人階級需要跨種族團結鬥爭，反對資本主義的剝削。

外傭被虐

昔日轟動國際一案，受虐的外傭Erwiana獲賠八十萬九千，同一雇主六年徒刑未滿，對另一名外傭Tutik的虐待再被揭發。新案今年二月末審結，裁定雇主須向Tutik支付十七萬元的賠償。雇主虐待外勞的情況仍然相當普遍。今年三月，網上流傳一段印尼外勞遭到79歲老雇主掌摑和扼頸的片段。雇主更激動表示要殺死外傭。在雇傭同住條例下，外勞沒有自己的生活空間，極容易暴露在雇主的暴力之下。再加上兩星期條例迫使沒有工作的外勞在兩星期內回國，很多外傭也因為害怕被雇主解雇，面對暴力也只能啞忍。

同住政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讓外勞「隔離」於社會，以免她們可以融入本地社區，加強本勞和外勞的連結。政府也要避免孤立外勞使她們更難連結本地工人並組織起來，形成工運的力量。被孤立工人失去私人時間，斷絕了和自己族群朋友社交乃至聯系工會的機會，工人沒有議價能力，導致受到剝削丶侵犯丶虐待時無處可訴。

由於香港沒有公共的護老服務，而市面上的私營護老院質素極為惡劣，所以不少要照顧老人的家庭唯有聘請外傭。去年香港就發生了至少三宗因為照顧患病親人壓力爆煲引發的倫常兇案。其中一宗是去年十月，一名兒子弒母後跳樓企圖自殺。即使他已經聘用兩名外傭，仍難以承受照顧年邁病母的壓力。此外，香港家庭居住單位極為狹窄，據調查43%外勞沒有自己的獨立房間。但即使有獨立房間，超過三成人的房間同時用作儲物丶照顧寵物等用途。很多外傭只能睡在客廳丶雜物房，甚至是廚房和廁所裏。她們的私穩被侵犯。護老和托兒服務本來應該由公共部門承擔，按需分配予有需要的家庭。

今年二月有菲籍外勞向法院提出司法覆核，希望推翻雇傭同住條例，但法院一如以往偏袒政府丶漠視勞權，裁定外傭敗訴。法官的判辭提到「若她們不甘心受製，大可以不做外傭，或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工作」，根本是剝奪了工人階級爭取權利的自由，也突顯出資產階級的傲慢。

香港法例對外勞極為苛刻，但對濫收費用的中介公司卻輕輕饒恕。法例規定中介公司收取外勞的費用不得超過首月工資的十分之一，但絕大部分中介公司收取外傭七至八個月工資的中介費，使她們負債累累。這不是奴隸製又是什麽？在2015-16年，進步勞工工會訪問了菲籍家務工，當中40人（7成）曾向香港中介公司支付平均11,321元中介費，比法定標準高25倍。這些中介公司完全無所作為，只是寄生蟲而已！

抵抗「現代奴隸製」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本勞外勞同工同酬，所有工人應落實八小時工作製。我們主張取締中介公司，讓外傭有權被直接聘用，或者通過受民主控製的非牟利聘用機構受雇。我們要求廢除雇傭同住條例，大量興建公屋安置所有工人。這樣外傭能免於雇主及中介剝削，而政府又能將工人投入至家務工作丶托兒丶安老等公共社會服務中，免費按需分配至所有基層家庭，而非富裕家庭獨享。香港政府是本勞外勞的共同敵人，工人們應該不分種族團結抗爭，共同抵抗這個「現代奴隸製」。

林鄭月娥被欽點上臺一周年

林鄭月娥被欽點為特首超過一年，她在小圈子選舉時的承諾完全落空。親富豪的政策變本加厲，未來政府將推動大灣區發展，其中的項目包括河套區丶蓮塘口岸丶新界北丶東大嶼，都是配合一帶一路的國策。香港的貧窮人口去年增加至135.2萬人，樓市繼續瘋狂上升，現在愈來愈多「納米樓」出現，而樓價連續八年為全球最難負擔。以平均收入來計算，港人需要不吃不喝19.4年才能買到房屋。公屋興建量沒有增加，政府反而通過「綠置居」推動公屋私有化，而群眾爭取多年的全民退休保障和標準工時繼續落空。今年是財政預算案歷年來盈余最多丶並且最優惠富人的一年，造成民怨沸騰。

林鄭月娥在小圈子選舉競選時，表示要處理香港「三座大山」，包括領展丶港鐵和強積金對沖，現在卻又反口表示沒有公開提及過。林鄭月娥評論道：「回購領展是愚蠢做法」。2004年政府將公屋商場私有化，導致現時社區物價飆升及小商戶被趕走的災難。而在所謂取消強積金對沖的計劃中，政府動用百億元補貼財團，並把計劃攤分十多年來執行。至於港鐵，去年賺取百億利潤卻繼續加價，可說是香港公用事業的一大毒瘤。

現在政府展開所謂的「土地大辯論」，根本無意解決地產商壟斷和囤積土地所造成的問題。政府過去一直編造謊言，指香港公屋供應不足是因為土地短缺。林鄭月娥興建公屋的數量甚至比梁振英更少，同時政府正在製造輿論，指因為社會上有團體反對填海丶反開發郊野公園丶反對利益輸送的發展計劃，因此造成所謂公屋斷層的問題。林鄭月娥企圖將輿論攻勢升級，指責反對派阻礙政府興建公屋丶破壞民生發展雲雲。

林鄭月娥上任以來，打港獨的攻勢比梁振英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只是她將任務外判給法院和建製派政黨，而自己則裝扮溫和的形象。一地兩檢和國歌法也都勢在必行。此外，中共正在向港府施壓加快推行廿三條立法。林鄭表示現在社會氣氛尚未適合立法，但建製派正在大力施加輿論壓力，包括譚耀宗表明今屆政府要完成這項任務。而最近誣蔑戴耀廷在臺灣「鼓吹港獨」也是一個例子。習近平廢除連任限製丶改為一人獨裁，並且全面加強對香港的箝製。今次推行廿三條立法的版本，相信會比十五年前的更為苛刻和強硬。中共以為自己處於強勢而可以一舉消滅香港民主運動，令香港變為另一個新加坡，但未來廿三立法必然會喚起港人的鬥爭記憶而引發反彈，就如習近平稱帝引發內地民眾反彈一樣。

十五年前任職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最近在媒體面前評論廿三條立法，就表示2003年國家安全條例立法時，只是包括牽涉暴力的行為，但如果現時為國家安全立法「一定要考慮實際情況」，即規管發表言論等行為，日後發表支持港獨或者反對一黨專政的言論可能亦會負刑責。

現時，中共甚至愈來愈不需要通過中聯辦指揮香港建製派執行政治任務，而是直接由中共官員直接幹預。在去年12月底人大常委已經直接頒布一地兩檢的決定，完全無視反對聲音和關於它違反《基本法》的問題。在未來我們不能排除中共采取更強硬的手段，直接在香港頒布廿三條國安法。

結束一黨專政

中共進一步收緊對香港的管控，下一步明顯是要針對「一黨專政」的口號，將「結束一黨專政」定性為違反中國憲法。如果反對派真的取消此一綱領，無疑將淪為純粹花瓶。

早前，大人常委譚耀宗在兩會後表示提出結束一黨專政的人可以被禁止參選。最近前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再度表示有權禁止參選，林鄭月娥則表示很難保證。中共正在試水溫，測試群眾對於事件的反應，並且希望不斷重覆相關輿論而令民眾麻木。雖然現在群眾未有大規模反抗，但潛藏在社會的憤怒始終是會爆發的。

這一度令泛民政黨驚惶失措。泛民在召開記者招待會時，街工議員梁耀忠呼籲其他泛民議員呼喊結束一黨專政時，因為多位議員不敢喊口號而造成尷尬畫面。雖然泛民主派實際上對於「結束一黨專政」的綱領實際上只是等待中共逐步自我改革丶開放民主，但至少他們還在口頭上反對一黨專政。

泛民主派妥協

泛民主派面對威權統治完全沒有能力和意願動員群眾鬥爭，反而一再表現出軟弱妥協的姿態。除了上述關於「結束一黨專政」的事件之外，民主黨的妥協更進一步走得更遠。最近該黨黨慶晚宴更邀請了林鄭出席。民主黨前議員李華明上臺更為她獻唱一曲，則林鄭就馬上捐款三萬元以示支持。事件觸發很多民主派支持者的猜疑和憤怒。民主黨去年的黨慶晚宴已經被揭發由領展贊助，今年派出的立法會初選候選人，也被揭發與領展高層吃飯。

各泛民政黨內部都有進一步走向建製派和右傾的情況，造成各黨派的分裂。最近民主黨議員許智峰因為搶奪立法會職員的手機，黨內其他領導紛紛與他公開割席。許智峰在政治綱領上與民主黨其他政客雖然無大分別，但過去在抗爭行動上比較進取，因而被民主黨的保守領導視為負累。民主黨領導想利用事件製約許智峰，使他們的黨更加容易與林鄭「大和解」。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主張，需要以真正民主的方式重建民主運動，由基層群眾控製民主運動，並以反資本主義的新工人政黨作為民主運動的核心。長期以來，溫和泛民的領導者一直在阻礙鬥爭，這在2010年中共和曾蔭權政府推出政改方案時丶以及在2014年雨傘革命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在群眾壓力下，泛民領導不情願地參與了雨傘運動，並希望盡快結束運動。現在面對著中共和傀儡港府的強力打壓丶以及習近平日漸收緊對香港的管控，泛民高層甚至進一步向威權統治妥協並且拒絕群眾鬥爭。自由派的泛民領導在民主鬥爭中固守錯誤的觀點和方法，導致了他們在政治上的崩潰。他們一直認為，僅僅依靠「文明」的談判，就可以說服獨裁者實行民主。但事實上，從來沒有哪個社會可以不靠群眾鬥爭就實現民主變革，無論是爭取女性選舉權還是推翻專製政權。而且在這些群眾鬥爭中，工人組織丶工會和其他群眾組織往往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如果泛民繼續妥協，變成威權統治的「忠誠反對派」，會是香港群眾的反抗運動發展的一個大問題。未來中國的局勢以及即將來臨的反對習近平「一人獨裁」的浪潮也會對香港造成巨大影響。去年12月到今年1月，伊朗爆發了反對神權獨裁的大規模群眾運動，盡管這場運動並沒有清晰的綱領和領導，但它不僅是反對獨裁政權，也反對傳統的改良主義反對派，因為群眾意識到改良主義反對派既沒有能力丶也不願意挑戰獨裁政權。民主派應該學習香港以外的經驗，改變他們對反威權鬥爭的錯誤觀點。

面對變本加厲的威權統治和新自由主義，我們需要意識到現在民主運動更需要一個新的丶具戰鬥性的領導，並且需要由工人階級所領導，才能挑戰專製政府和資本主義。為了抵抗不斷升級的白色恐怖，現在我們迫切需要將民主鬥爭聯系到工人階級反剝削的鬥爭，並以基層工人為基礎建立一個新的工人政黨。

賺百億事故頻頻　港鐵加價激起民憤

港鐵去年盈利高達168億，但卻準備於今年6月加價3.14%，加幅連同去年凍結的票價一並計算。是次加價亦令本來因多次乘車延誤的罰款和下半年推出的車費優惠全部抵銷。今年加幅遠超通脹率1.7%，可見票價一如過往地帶動物價升高。港鐵推出的所謂「97折票價優惠」，只占每年近百億元利潤的不足百分之二，根本是玩弄數字的技倆。

林鄭月娥競選特首時提出要「移除港鐵大山」，現在卻反口覆舌，證實為撈取民意支持的技倆。連她當初提出將政府收取的40億股息稅用於補貼市民票價，都已經無下文了。

公共資產私有化

政府擁有七成港鐵股權，是最大股東，但鐵路公司卻以炒賣房地產為主要業務。港鐵去年在客運的盈余逾10億元，但來自物業租賃及管理的盈余卻有近40億元。政府更表明以1,000元象征式地價，將高鐵的地皮和建築物租予港鐵營運，可見官商勾結之可恥。

政府堅持港鐵使用「可加可減」機製，讓其只要有通脹就可以提高票價，而不考慮其年年牟取暴利，變相確保可以年年加價。林鄭月娥更曾表示，港鐵作為上市公司，政府不可以控製港鐵加價與否，但2007年上市時實施的「可加可減」機製，卻是政府提出並在建製派護航底下通過的！

港鐵事故頻生，這與越來越多將維修服務外判，以及使用廉價國產列車有關。自2008－16年，港鐵平均1.4天發生一宗延誤8分鐘以上的事故。過往6年來，港鐵因嚴重延誤被罰款至少1.07億元。但罰款由公司繳交而不是扣減高層薪酬，對那些管理層根本不痛不癢。所以，港鐵主席馬時亨還有可以囂張地否認事故問題，更指社會上的批評聲音只是「口頭禪」！

服務質素不斷下降，但港鐵高層卻繼續家肥屋潤。行政總裁梁國權去年人工升2.7%至1520萬元，整個港鐵董事局及執行總監會成員薪酬則由9090萬元升至去年的1.02億元！

社會主義行動抗議港鐵加價，我們主張人人免費享用公共交通。我們要踢走港鐵腐敗的高層。管理層應由港鐵員工民主選舉產生，並只領取普通工人的薪酬。港鐵應該全面民主公營港鐵，以公共利益為先發展交通網路，服務市民的需要而不是以逐利為目的。

傑瑞米柯賓

譴責有線高層漠視記者被性騷擾

香港國際欖球七人賽於4月8日舉行決賽，有線電視直播期間，現場的女記者郭海?突然遭兩名外籍男觀眾強吻雙頰，女記者隨即推開兩人並繼續直播。郭海?及後表示「無奈卻不能做到什麽」。

這種無能感源於職場父權文化。女性即使受到性騷擾或性侵犯，在現行製度下也投訴無門，甚至被合理化。有線電視新聞執行董事趙應春曾回應對事件「一笑置之」。有線電視發表聲明指事主不擬追究，但很難令人不懷疑員工是受到公司壓力以下為免「節外生枝」而采取這態度。整個過程足見性別歧視充斥職場，而父權主導的管理層往往輕視員工女權問題。

不出意料之外，在父權主義仍然猖獗的香港，在今次事件發生後網上出現大量責備受害者的言論。部分人指記者當時表現冷靜，因此根本沒有感到不快。有人指她小事化大，刻意博同情。也有人指這是「西方文化」，根本不構成性騷擾。在現今父權文化下，資方往往濫用「專業精神」作為藉口，迫使記者面對種種不公狀況都要啞忍。

平機會根本是無權力的跛腳鴨，只是一個用作裝飾的花瓶。主席陳章明公開表示，現時的《性別歧視條例》不涵蓋陌生人的犯案，因此事主不能控告性騷擾。類同案件也曾發生。2016年，社會主義行動鄧美晶因為批評《東方日報》抹黑難民，受該報以性別歧視的言論作出攻擊，但向平機會投訴時卻被拒絕受理。

相對來說，法國發生了類同案件，但犯案者卻得到相對合理的懲罰。去年法國網球手艾蒙（Maxime Hamou）在賽後，強抱和強吻歐洲體育女記者，結果他被大會褫奪比賽成績，並禁其出席餘下賽事丶所屬球會被罰款。這是近年歐美me2運動和女權鬥爭所帶來的成果。

社會主義行動譴責有線電視漠視員工被性侵的態度。記者需要組織工會起來鬥爭，在職場內反對性侵犯的行動，並挑戰資方漠視甚至加強性侵文化的態度，反對父權資本主義。

全球25個城市抗議　聲援香港民主抗爭

抗議人士反對香港政府操控選舉丶篩選參選人，反對打壓言論自由以至一切民主權利。抗議人士亦舉起反對習近平稱帝丶寫上「結束一黨專政」的示威牌，也有人反對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以及反對政治迫害前議員梁國雄。

舉行抗議的國家包括澳洲丶比利時丶巴西丶加拿大丶加泰隆尼亞丶英國丶法國丶德國丶馬來西亞丶墨西哥丶蘇格蘭丶西班牙丶瑞典丶臺灣丶美國等。抗議地點包括馬德裏和墨西哥城的外交部，愛丁堡丶聖保羅丶哥德堡的中國領事館，以及在倫敦的香港經濟及貿易辦事處。在比利時丶英國丶加拿大和瑞典，抗議人士亦大學及華人社區向內地人派發中文傳單。

今次是第二輪的國際抗議行動，上一次是在2017年10月舉行。國際聲援運動的聯絡人林子龍表示，今次參與抗議的城市比上次更多。「我們希望聚集世界各地的基層人士丶學生和工會領袖向中共施壓。我們不相信其他國家的政府，因為他們與中共的關系太友好，他們只關心商業利益，而不關心民主權利。」

「全球聲援香港　反對政治迫害」運動的網上聯署信得到世界各地的社運人士和工會人士簽署，包括美國歷史學家Noam Chomsky，也有愛爾蘭社會黨丶丹麥丶德國的國會議員，西班牙和馬來西亞的全國學運領袖，以及英國丶巴西丶香港和南非的工會領導。

過半港人支持難民子女獲居港權

盡管近年建製派政黨及報章大力抹黑難民為「假難民」和「罪犯」，超過六成人表示對難民的態度中立。這是2016年來，教大第二份就在港難民的民調。對難民觀感正面或中立的民眾今年的比率都要比兩年前稍為增加。

52%受訪者支持讓在港出生的難民兒童獲得居港權。在港難民人數只有8千人，即使全部獲得居港權也占香港人口極少部分。在現今的製度下香港難民是不可能獲得居港權，即使極少數通過政府審核機製的難民（約0.02%）也只能被批準轉送至其他國家。而現時有約200名難民兒童在港，他們在港長大，既沒有父母所來自國家的國籍身分，也因為沒有居港權，因而成為「無國籍孤兒」。

另外，支持難民獲得工作權的數字亦上升至34%。現時政府嚴厲禁止難民工作，最高刑法為監禁三年，難民被迫依賴政府每月微薄的津貼度日。

建製派煽動種族歧視

只有24%受訪者支持設立難民禁閉營， 比2016年下降3%。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前，民建聯丶自由黨及新民黨為了煽動種族歧視撈取選票，極力鼓吹興建禁閉營。但在社會主義行動發起的反擊下，建製派的種族主義運動沒有取得效果。

結果顯示，香港難民並非如主流媒體所描述那樣不受歡迎，被視為「犯罪分子」或「社會負擔」。建製派雖然大力煽動種族主義，以轉移本地民眾對社會問題的視線，但未能對社會造成統治階級預期的影響。

泛民黨派一直不敢公開支持香港難民運動，也不敢正面回應建製派攻擊他們「撐假難民」。除了因為難民沒有選票之外，泛民也沒有信心爭取港人支持難民抗爭。過去社會主義行動組織難民多次抗議行動，也只有社民連願意參與。

但是今次調查證明，難民運動是可以爭取大多數的本地人支持的。香港基層群眾和少數族裔都受到政府的親財團政府所壓迫，理應團結鬥爭要求增加公屋丶醫療和教育，並且實現包括本地人和難民的八小時工作製。

爭取工作權難民立法會抗議

3月26日，立法會少數族裔權益事宜小組委員會舉行少數族裔就業問題公聽會。社會主義行動聯同約70名難民到立法會外抗議，爭取難民工作權，要求所有人獲得生活工資及八小時工作製。社會主義行動成員Jaco及印尼難民成員Mira進入議會發言，

Mira發言感嘆道：「我的孩子問我為什麽要努力讀書，我實在不知道怎樣回答，因為其實他們即使考得最好成績，畢業後就是失業。」她又說：「很多難民被迫留在香港超過10年，因為要等待極為緩慢和苛刻的審核過程。我們很多已經在這裏落地生根，有家庭有兒女，所以要工作維持生計。」

Jaco直斥政府：「香港只有8千多名難民。如果政府指難民擁有工作權，會導致搶飯碗問題，根本是大話。」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現今勞動市場讓大部分工人過勞，同時又不讓難民工作。如果容許難民合法工作，香港工人可以縮短工時及享有更長假期。香港工人應該與難民團結一起抗爭，一起為改善勞動條件而鬥爭，反對財團牟取暴利。

難民Ani為工作權和居民身分而被判入獄

Ani是來自印尼的難民，也是社會主義行動的成員。2012年，她因為工作而被逮捕，結果被判監4個月。在香港的難民沒有工作權利，只能接受政府極為微薄的津貼渡日。

她已經與香港居民的丈夫註冊結婚五年，曾多次申請合法居留，但被入境處無理拒絕。她首次在2013年3月開始申請，至2016年5月才收到入境處回信，但最後被拒絕。2016年5月，她再次嘗試申請，但等待八個月後再被入境處拒絕。

由於她只能持有俗稱「行街紙」的臨時身分證，經常被朋輩的歧視和嘲笑。在深感絕望的情況下，她購買了一張虛假身分證。在今年二月，她被警察搜查到持有假身分證，在三月被判監入獄12個月。事實上Ani一早就應該獲得港人身分。

Ani的坎坷故事是難民中的一例。難民審批機製極為緩慢和苛刻，令很多難民在港生活十年以上，為求生存不得不冒險打工，但種族隔離的政策卻將他們定為罪犯。我們要求立即釋放Ani，並給予她香港居民身分，結束不人道的難民政策。

粵港澳大灣區計劃　財團為本的發展

2018年剛過去的中國兩會，李克強再次提出粵港澳大灣區計劃，推進廣東大珠三角地區共十一個城市的融合。計劃涵蓋的面積達5.6萬平方公裏，人口6700萬人，GDP超過15000億美元，相當於一個歐洲的中型國家。

北京更宣布會在五月中公布政策。雖然政策詳情仍未出臺，但根據現時各地政府簽署的框架協議，主要是建設一個資本經濟融合的平臺，促使當區發展基礎建設和金融等等。估計政府會推出措施減少貿易壁壘，並提供稅務優惠，讓中港資本可以更容易往來。

大灣區概念下有多少新政策丶新經濟項目還是未知之數，中港政府需要創造一些品牌名字來提高資本家的信心，也想在民眾面前顯示中國經濟如何強大。就像中共不斷向全世界吹噓一帶一路如何偉大一樣。這種融合必定模糊區內的邊界劃分，並包含增加人口流動。對於兩地的企業來說，這代表放寬更多大陸的廉價勞動力，以剝削換取利潤。與此同時，中國的紅色資本則更易進入香港，通往世界市場。整個計劃說穿了就是新自由主義的計劃。

反對資本融合

社會主義者反對資本融合，因為只會帶來更多剝削。我們支持在公有經濟底下由工人階級民主規劃的地區聯盟。一個非以資本利潤為依歸的製度下，這樣的融合自然能夠提升邊界雙方民眾的生活水平。不過，當下的大灣區融合是中央政府由上而下地強行推行，並是以資本利益為本的。

香港的民眾從來就沒有民主參與的空間，更遑說大陸的工人階級。可以預見，未來中港兩地的公帑必會投放在更多的大白象基建項目上。港珠澳大橋已是一個典型例子。該工程花費了超過1,200億公帑興建，不斷延期丶超支丶最近人工島更出現工程危機。而更多醫療和教育商品化以牟取利潤，進一步削減公共服務資源。

而且中共政權一向專製蠻橫，近年來更大幅收窄中港兩地的自由空間，可以理解計劃會讓大多數香港人擔憂邊界融合後，中央會更公然直接介入香港事務，令自身僅余的民主和自由權利會被侵蝕。

隨著更多運輸機建落成，當局宣傳港珠澳「一小時生活圈」，民建聯李慧瓊更提出在珠海建設「香港村」，讓香港人入住當地的公屋。究竟有沒有公屋還是未知之數，但這肯定是地產商炒賣房產的機會。再者，香港人搬遷到更為腐敗專製的中國大陸居住，變相剝奪市民的民主及言論自由，豈不是大開倒車？

大灣區計劃只會是為了財團及資本的利益，改善工人民眾生活根本無從談起。打倒中國政府需中港兩地的工人階級唇齒相依，我們應當團結一致鬥爭反對這種財團為本的經濟計劃，取而代之的是社會主義下各地勞動者的民主自願聯合。

土地不足乃謊言　收回粉嶺高球場

林鄭政府一再延續過去政府的作風，無視民眾急切的住房需要，在社會上一再散布香港土地不足的謊言。近日土地問題的關註焦點集中在將於2020年租約到期的粉嶺高爾夫球場上。據調查指出，超過90%的民眾要求收回用地重新發展，然而政府官僚卻一心與民為敵，力保這個富豪遊樂場。

權貴霸占土地

占地170公頃的粉嶺高爾夫球場多年來以賤價出租，以招待僅僅二千權貴玩樂。林鄭政府為討好權貴富豪不惜睜眼說瞎話，稱這塊面積相當於荃灣市區的地皮僅能興建一萬多個房屋單位。事實上假如按照彩虹邨的建築密度興建新型公屋，粉嶺高爾夫球場可以興建超過十一萬五千個單位，容納超過二十八萬人，已可基本滿足現時輪候公屋的所有人。

更可笑的是居然有人搬出環保理由指高爾夫球場有三萬棵樹木是一個重要的綠化帶，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維護球場草皮耗水量極大且需施放大量農藥和化肥，並隨著下滲作用破壞汙染土壤和地下水。事實上國際社會早已有要求全面取締高爾夫球場的聲音，以「環保」為粉嶺高爾夫球場說項根本是赤裸裸的指鹿為馬！

香港除粉嶺外尚有其余五塊高爾夫球場用地，總占地380公頃，據估計共可建55萬個公屋單位。另外還有大量被新界鄉黑勢力破壞牟利的棕地丶以及三大地產商囤積的超過七百公頃的土地，足以滿足香港長遠發展和住屋所需。

我們主張立即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用地以發展公共房屋，並收回棕地丶廢除丁權丶肅清新界鄉黑勢力，沒收發展商囤積的土地作長遠民主的規劃，同時要將銀行及地產商民主公營化，置於工人階級民主控製。但這只有一個代表工人階級和窮人的政府才能做到。

社民連主席遭政治審判　還押候審

社民連主席吳文遠前年向廉署舉報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馮程淑儀及其丈夫涉嫌貪汙，但卻涉披露調查進度而反成被告，被控披露受調查人身份等資料三項罪名。吳文遠被法院裁定罪成，現時還押等候至5月28日判決。

根據法官在庭上的說法，吳文遠很可能會被判入獄三至四個月，是極為嚴厲的判決。參考其他相似案例，被告都只是被判罰款或社會服務令。據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Facebook專頁的資料顯示，2003年前民政事務局局何誌平的司機向無線電視製作部助理總監何麗全通風報信，指何受查，但只被判100小時社會服務令。此外，入獄三個月以上者的參選資格會被剝奪。種種跡象可見今次審判的政治色彩相當濃厚。

林鄭政府明顯想拉一派丶打一派，一方面嚴厲打壓激進民主派，另一方面拉攏溫和民主派使他們淪為政治花瓶。政府先取消梁國雄（長毛）的議員資格，通過政治檢控將社民連具知名度的領導人投入監獄，使他們不能參加選舉，務求使他們失去議會的資源和發聲平臺。社民連現時有4名行委被告。其中梁國雄被控普通襲擊罪，將於5月14日再次上庭。事緣去年四月立法會外有長者抗議，爭取全民退休保障，期間受到親政府人士辱罵和推撞，梁國雄因而上前理論，與之發生沖突。此外，副主席黃浩銘在2014年占領旺角期間違反禁製令而被控藐視法庭，被判監4個半月，現時已服刑完畢。而在反對新界東北計劃的抗議中他被控非法集結，被判入獄13個月，現時尚未服刑完畢，正在申請保釋上訴。而香港眾誌的黃之鋒及羅冠聰雖然在2014年雨傘運動前的沖擊公民廣場案中上訴成功，避免了因入獄而被剝奪參選資格，但日後政府很可能以他們的「自決綱領」為由禁止他們參選。

同一天，極右種族主義組織青年新政的梁頌恒和遊蕙頌被控非法集結罪成。事緣二人在前年被取消議員資格後，被保安阻止進入議會重新宣誓期間與保安發生沖突。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治檢控，要求撤銷所有對政治犯的控罪，並且釋放所有政治犯。威權統治降臨香港，反對派與林鄭並不會有真正的大和解，政治打壓只會陸續有來。現在需要更有力的抗爭行動作出反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