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左派谈香港社会

傑瑞米柯賓

元旦上街：打倒小圈子選舉！打倒財團專政！

特首選舉開始進入激烈階段，這是雨傘運動及梁振英時期結束後的第一次特首選舉，中共務必要欽點合適人選以挽救過去幾年的治港之災。1200人的小圈子選舉意味著廣大選民沒有投票權，註定這場選舉只會選出代表統治階級的特首。過去四年梁振英的統治，對中共造成嚴重災難。從剛上臺後推動國民教育失敗、民生議題上開空頭支票，到催淚彈引爆雨傘運動，以及立法會選舉建製派受挫。最後立法會的政變不過是他的垂死掙紮的最後一擊。

目前可能出選的包括林鄭月娥、曾俊華、葉劉淑儀及胡國興。林鄭月娥被稱為「女版689」，將在一定程度上延續梁振英路線，但她比梁振英明顯少了共產黨員的色彩，沒有明顯所屬的政治派別。她是典型聽命上級的官僚代表，對中共來說好處是易受控製，就如曾蔭權般毫無政治目光的短視政客。從政府過去兩年反全民退休保障的鬥爭中，可見她執行親資本政策絕不比曾俊華輸蝕，中共可信賴她得到資本家的歡心。

中共正考慮讓林鄭還是曾俊華參選，因為兩人同時出選的話在選委的支持會重疊，所以曾俊華仍未得到中共首肯入閘。從緩和局勢的目的來說，中共理應挑選形象親民的曾俊華，以平息689之災，至少換來一段時間的穩定。然而，中共一直想支持紅色資本進駐香港、在香港坐大，作為在政治操控以外幹預香港的另一手段。曾俊華與傳統港資過於「親密」的關系反而成為負累。而葉劉淑儀可說是比梁振英更梁振英。她在保安系統中勢力最強，是最專製獨裁及種族主義的政客，但目前她當選的可能性最低。

簡而言之，在今天政局紛亂的大環境下，中共不可能找到一個完美的人選。矛盾和沖突註定在未來兩三個月乃至換特首後爆發出來。最終來說是群眾壓力拉他下臺的。梁振英在任期間面對歷來最大規模的示威浪潮，並以雨傘運動為高峰，北京因而被迫換人。自主權移交以來的三屆特首都無法完成兩個任期，這不是個人能力的問題，而是中共體製根本的內在矛盾所造成的。

「梁振英路線」就此消滅？

上屆選戰起初風平浪靜，後來才局面失控並引爆群眾示威，但今屆選舉統治階級各派一早就磨拳擦掌準備內鬥。距離選舉雖然只有兩三個月，但中共仍未決定誰為兒皇帝，不同的利益集團仍在拉鋸之中，可見北京比五年前更沒有把握。顯然在復雜的權鬥中連，有媒體報導民建聯選委將不為任何人提名，以免被解讀為中央開綠燈。

中共內部權鬥激烈，必然反映在特首選戰上。上屆689票當選的梁振英貽人笑柄，突顯了鳥籠選舉的荒謬，大大削弱政治的統治權威。中共現時不想有超過兩個（有機會勝出的）候選人參選，以免分薄選票。從統治階級的利益來看，中共應該想換上一個較能緩和緊張局面、安撫香港商家的特首。單從這點來看曾俊華會是一個最合適的人選。部分保守泛民寄望習近平會「撥亂反正」，讓香港恢復「正常」的一國兩製統治。

1200人的小圈子選舉委員會的製度設計，加上其組成充斥代表大資本家及中共附庸，確保了中共屬意的候選人才能出閘。今屆選委會組成的多了一群立場青年中產專業人士，與泛民加起來取得325張選委票，占了當選門檻所需的一半票數。保守泛民的選委可能會全數或部分投票給唐營候選人，確保他當選，妄想通過「造王」可以換到一些讓步（例如重啟政改）。但在中共強硬專製的統治的大局面下，這些都只是不設實際的幻想。真正的政治變革和民主只能由群眾鬥爭贏過來，而不是靠上層之間達成的「協議」。

到今天很清楚，清洗立法會是梁振英為求連任的鬥爭手段，而《成報》過去數月對他的指控看來至少有一定真確性。梁振英與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就像中央其他省市官員一樣，形成了一個不受中央直接空製的集團，為保權位而自把自為發動派系鬥爭，犧牲了中共長期的治港利益。新一屆政府上任後，中聯辦及港澳辦都將會換人。中共十九大前習近平會發動更大規模的清洗。

但我們不能寄望人變後路線會徹底改變，或者以為香港會返回前雨傘運動的「童年時代」。中共始終需要香港推動廿三條立法及有利中資的政策，總的來說「梁振英路線」只會調整而不會就此消滅。再者，如果中共要徹底消滅梁振英路線，根本不可能考慮讓強硬的林鄭月娥參選。要記得過往幾年的動亂並非由梁振英一派搞出來，有很多是中共直接幹預的，最明顯的是銅鑼灣書店綁架案。而反港獨鬥爭及洗腦教育也與習近平民族主義的宣傳一脈相承。此外，雖然在青政被剝奪立會議席以來本土派組織受到挫折，但港獨情緒已經醞釀在群眾心中不會就此消失。當中共再發動另一波攻擊香港自治權的鬥爭時，港獨勢力可以以其他組織形式出現。

總的來說，社會主義行動不會對小圈子權貴選舉有任何寄望，只能打倒中共獨裁及資本主義，召開真正的人民議會來製訂親工人的經濟政策，才會有真正的改變！

二零一七年

鄧美晶考慮參與立法會補選

本會主席鄧美晶正積極考慮參選立法會九龍西補選。香港需要一個左翼力量，作為重建群眾鬥爭的支柱，向中共政權作出反擊。民主鬥爭此刻兵兇戰危，未來立法會選舉將有更多人被禁止參選。除非再發動一場強有力的群眾運動，否則今次可能是在立法會選舉中高呼「打倒中共專製」的最後機會，我們務必把握。

梁振英被北京DQ，是因為雨傘運動令北京不能讓他繼續執政。這終究是我們遲來的勝利，證明群眾鬥爭才是變革出路。我們拒絕與建製任何的政治交易。我們與泛民主派不同，絕不幻想下屆特首由明君登位，甚至支持曾俊華等「開明專製者」，我們堅持徹底鬥爭的路線。

中共及港府企圖清洗六名民選立法會議員，推翻九月立法會選舉的結果，將數萬張選票變為廢紙，分明是一場無血政變。我們反對青年新政等本土派的種族歧視及右翼意識形態，但梁振英剝奪青政二人的議席，是為了清洗整個立法會的反對派，將立法會全面變成人大式的橡皮圖章！即使不認同本土派也要反對清洗。

中共從九七年的臨時立法會、解散市政局到今天清洗立法會，每次的政變都在變本加厲。幸好有港人的集體反抗才令當局不敢更為放肆。下一役就是廿三條立法，我們希望能成為民意代表，在這場鬥爭中與各位站在前線。

過去廿年來，民主權利毫無寸進，溫和的妥協路線早已破產。我們與泛民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一直不願意面對此現實，還在幻想可以「循序漸進」逐步改革，企圖限製群眾鬥爭的發展，不敢提出爭取真民主所必要的措施。由南韓到南非的歷史都可見，只有集體罷工，加上基層工人與青年的積極鬥爭才可以贏得民主權利。歷史可鑒，這是唯一的出路。同時，新興的本土派卻無法為群眾帶來出路。本土派主張的「勇武抗爭」只是空洞口號。青政更被揭發根本沒有出現過在傘運之中。鄧美晶活躍於雨傘運動，曾在旺角被藍絲暴徒襲擊。在選舉工程中，我們會鮮明打出黃傘旗號，不會因害怕藍絲而隱藏自己的立場。

今次青政兩名議員被清洗時，本土勢力陷於癱瘓，無法動員群眾捍衛自己的議席。此外，本土派的民生主張往往與建製派一致，反對全民退休保障、租金管製及增建公屋。

觀望美國選民也是渴求變革，早已厭倦希拉裏這種建製代表，但由於沒有左翼候選人予人選擇，讓特朗普這種極右勢力打著「反建製」旗幟成功當選，但他不會為勞苦大眾帶來任何出路。為了避免香港重蹈覆轍，必須緊急建立一個代表勞動者的反專製力量。這就是鄧美晶的參選目標。

我們主張鮮明的左翼政綱，包括立即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和小圈子選舉、選民年齡下限降至16歲、削減立法會議員和政府高官的工資。如果我有幸當選，將只會領取香港平均的工資水平，其余收入撥入支持社運抗爭。我們主張立即落實全民退保、增加最低工資至45元、標準工時40小時、停建大白象工程、大力投資公共服務、大量增建公屋，將公共事業民主公營化，從權貴手中奪走經濟權力。

國民教育2.0：洗腦教育卷土重來

洗腦教育將在中學卷土重來，初中學生將首當其沖！在11月16日立法會會議通過民建聯議員的議案，將初中中史獨立成科及列為必修科。新科目為名中國歷史，實為向年輕人洗腦，灌輸「祖國強大」、「愛國」等思想，但對六四屠殺、迫害政治犯等事件則只字不提。

中共加強對港澳統治

此次對歷史課程的「改革」是中共加強對港澳統治的鐵腕手段之一。過去幾年學生在民主運動發揮先鋒作用，中共及梁振英一直希望通過鎮壓與洗腦兩招把這股力量壓下去。加上剛上任時國民教育面對群眾壓力而被迫擱置，立法會清洗事件後梁振英似乎視現在為進攻的時機。最近，中共喉舌《人民日報》海外版也發表了一篇《港生必須學習中國歷史》文章，以青年新政「辱國播獨」為推動中學中史科獨立成科的借口。

教協對中史教師作出調查，結果發現，近六成半受訪者認為是次修訂「有政治考慮」。過半數人認為修訂後的政治史過於著重「大一統」和「民族和諧」。五成人認為修訂未能改善中史科教學，認為「有幫助」的僅占6%。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煽動愛國主義，要求政府取消中史獨立成科。我們支持歷史教育，但只有由教職員民主製訂課程（而不是由腐敗的教育局）才能反映歷史事實。

汲取2012年反國民教育的教訓，單靠占領並不足以迫使政府退讓，需要組織起一天的全港師生罷課，才能迫使政府撤回方案。現在學生和老師有需要在學校由下而上組織起來，製訂罷課日子和運動策略。

桂民海被綁架的一年

瑞典公民桂民海於2015年10月17日在泰國失蹤，他是五名被中共綁架及分開拘留在中國的香港出版商之一。綁架案突顯了北京侵蝕香港的政治自由。

綁架案顯示中共獨裁者的爪牙不僅伸延至香港，更遠至海外更遠的地區。桂及他的四名同事開設巨流傳媒有限公司，出版了批評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書籍。且中共國安和警察是禁止在香港行動的。

其中三人是在內地被捕的，但桂則被國安在泰國政府縱容的情況下非法「引渡」回中國，而李波則在香港被帶走。因此，正如瑞典報章《Expressen》所指，有理由相信桂是被偷運到邊境到柬埔寨（柬國更加親中），並從那裏飛往中國。

桂民海案以及其他新案例都印證了習近平將鎮壓全球化。中國政府分別在緬甸綁架了一名維權律師的16歲兒子鮑夢萌，還有在寮國綁架了異見記者李信，在泰國最近也有綁架案例。

失蹤一年後仍沒被起訴

桂民海女兒Angela一直為她的父親討說法。瑞典記者和人權活動家越來越擔心，瑞典社民黨－綠黨聯合政府對中國施加的壓力太小。在他失蹤的一年後，桂仍然沒有被起訴，無論是瑞典官員還是桂的女兒都不知道他被關在什麽地方。

「瑞典政府沒有足夠重視桂民海。」居於瑞典的異見者王偉指出：「他們希望保持與中國政府的商業聯系。」他向《社會主義者》雜誌表示。

今年一月，桂民海被安排國家電視臺上認罪。「電視審判」已成為習近平常用的打壓手法。通常異見者電視認罪時，其家屬被扣押為人質。因此，當局有部署地逮捕了整個群體──包括維權律師以及非政府組織分子，從而最大化五人被孤立、被拒絕會見律師所帶來的威懾效果，並迫使他們在電視面前認罪。另一名受害者林祖戀，一位72歲的烏坎村委會的民選委員，也遭到了同樣流氓手段的對待。他被控貪汙罪名，被判超過3年的刑期。

從桂民海案可見，揭露中共流氓手段的鬥爭必須升級。從各國資本主義政府的取態可見，他們將企業利益遠遠淩駕於人權之上。

香港未來的討論

香港：暴風雨前夕

1.梁振英時代在香港前所未見的政治風暴之中結束，群眾向建製說不，並在尋求新的替代方案。政治氣氛相當復雜，群眾對中共獨裁製度及其香港傀儡充滿爆炸性的憤怒，同時被恐懼和擔憂的情緒所抑製，對於改變現狀充滿無力感。由於資本主義危機以及獨裁體製相應的危機，憤怒情緒將必然會加強。在現今局勢中註定會有新的政治沖擊，鬥爭將會突然爆發。

2.以下原因造成這種矛盾的情緒：沒有社會主義的工人階級群眾替代方案引領出路，而泛民領袖毫無政治腰骨。以下現象反映了上述狀況：群眾沒有因為梁振英下臺而自信大增，也沒有認知到這一事實──中共與香港建製在風頭火勢之下被迫策略性撤退。

3.我們是少數能解釋這一點的組織：梁振英統治的崩潰是2014年雨傘運動遲來的結果。傘運鬥爭展現很多正面特徵，但也很多根本性的政治弱點：欠缺一個打倒中共獨裁體製的綱領，戰略單方面地集中在香港一地以及占領一個手段。

4.雨傘運動沒有迫使政府退讓，但正如我們在其他文宣解釋過，它從此改變了香港的政治版圖，令局面再也不能回到過去。但由於反政府鬥爭欠缺清晰領導這一「主觀因素」，因此政治發展過程表現得混亂而不完整。傘運也令北京在香港維穩變得極其復雜了。

5.正如我們當時所說，這場歷史性鬥爭令梁振英遍體麟傷。習近平阻止他連任的決定證實了這一點，即使他在最後一刻為了轉移視線而製造一場憲政危機（清洗立法會）。中共旨在繼續推動強硬的政策以延續對香港的政治及經濟控製，並驅除民主鬥爭的幽靈。中共對港繼續走「梁振英路線」，但換一張新面孔，並容許一些次要的調整。中共希望藉此可以壓倒群眾抵抗的力量。

6.我們對雨傘運動的成績表指出以下幾個重點：政府成功阻止了實現真普選，但付出的代價大大破壞了社會上的政治幻想──政府當局和其國家機關（警察和法院）的公信力丶基本法的魔法力量丶「實現民主只是時間問題」這一迷思，以及泛民主派（向群眾散播對政府的幻想）的公信力都在雨傘運動中受到不可逆轉的打破。

經濟：「一條燃燒中的革命導火線」

7.隨著政治急劇兩極化，政府機關陷入歷史性危機，香港極端的壟斷資本主義奉行新自由主義為教條的經濟模式，並進入了空前動蕩和充滿挑戰的時期。中國經濟因負債累累而放緩，以及美國的「特朗普經濟學」的雙重沖擊下，港府警告2017年要密切留意「外圍的不明朗因素」。特朗普經濟學將會吸納投機性資本回流美國，使美元及與美元掛勾的港元匯價升幅更高。如果利率被拉高的話，將會對香港過熱的房產市場造成風險。

8.這情況也會進一步拖累香港的零售及旅遊業。此一行業非常依賴內地人的消費，如果人民幣對美元加速貶值（2016年人民幣對美元下跌7%）。零售丶進出口貿易丶酒店及飲食業雇用了最多的香港勞工，人數幾近110萬人，但已陷入麻煩。根據香港零售管理協會的資料，2016年總零售消費額下跌了8%，但今年預計將再下跌3%。內地及海外旅客消費占整體30-40%，人民幣進一步貶值將會向零售業造成下行壓力。

9.在如此不平等的社會裏，經濟增長進一步放緩可以，尤其在青年之間，造成爆炸性的影響。「香港可怕的貧富懸殊是一條燃燒中的革命導火線。」《南華早報》資深編輯YondenLhatoo寫道：「如果讓它（貧富懸殊）繼續不受製約，會造成歷史性規模的社會動蕩。」從五十萬人七一上街反廿三條的2003年，到雨傘運動爆發的2014年，香港的億萬富翁人數由11人上升四倍至45人。

10.同時，30萬兒童每日三餐不繼。雖然2012年梁振英上任時承諾「紓解貧困」，但情況只有每況愈下。最近政府數據顯示，2015年活在官方貧窮線底下的人數比2014年增加2萬人，達到134萬，是2009年以來最高的數字。但這些數字已經被刻意低估了，因為政府將個人貧窮線的收入定在3,800港元以下。貧窮人口之中在職貧窮人數正在上升，在2015年已經超過47.7萬人，當中包括1.42萬名大專或以上學歷人士。

11.工人階級青年乃至愈來愈多的中產階級青年都面對著暗淡的經濟前景。在此一大前題下，青年世代對現存資本主義秩序愈來愈異化，並愈來愈反對中共獨裁強硬地維護這秩序，都不會令人驚訝的。香港兒童貧窮率在2015年為23.2%，而超過7.3萬名學生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少數族裔家庭的貧窮率則高得多，達到33%。

12.歷史上香港工運疲弱以及工會組織碎片化，加劇了社會危機的深化。現在有緊急需要動員工人投入工會運動，例如以最低工資作為議題。就如我們在美國所見的15美元運動（CWI在當中發揮重要作用）以及快餐店罷工。這些運動可以贏得社會上廣泛支持，引發重建真正民主及具戰鬥性的工會組織。

13.現時32.5港元/每小時的最低工資是對勞動人民的侮辱。如果考慮到過去幾年的通漲比率，現時水平比2011年最低工資初實施時的28元更低2元。《香港自由新聞》的MingChunTang表示：「華盛頓州的生活水平與香港差不多，但最低工資達到10.5美元（81.6港元），是香港的2.5倍。」

傑瑞米柯賓

爆炸性的辯證

14.香港政局被爆炸性的辯證法所推動。北京對民主的打壓刺激了群眾（尤其是青年）的抵抗丶前所未有的民主意識及敏感度，變相令僥幸存活的獨裁體製更為不穩。中共獨裁體則以更為強硬的措施回應。

15.中共的輿論宣傳往往離不開「外國勢力」和「顏色革命」，但現實上當局政權更恐懼貨真價實的工人階級反抗，不是「外國翻版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註定中港局勢會再爆發，在某一階段會有更大型的運動爆發，令2014年的香港傘運相形見絀。在元旦遊行裏，一名警察就細小的遊行規模作出評論，向我們同誌表示：「這只是暴風雨的前夕。」

16.本土派在這股泉源之中冒起，但由於其政治弱點現正陷入危機。他們利用簡化及詭辯的言辭丶烈士情意結丶在口頭上反對泛民的妥協路線，尤其在青年之間得到了選票和支持，但在清洗立會法第一次接受考驗時就崩潰了。

17.我們反對本土派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及右翼經濟綱領。他們對香港獨立矛盾的主張重覆了所有改良派的基本錯誤──采取非革命的路線。他們以為自己發現了新大陸，但這塊大陸早已被泛民蹂躪至陸沈了！這路線不惜一切避談需要推翻中共獨裁的問題，而要達到這點就要一場在中國丶香港乃至更廣泛地區由工人階級領導的民主運動。

18.泛民為了避談這一問題，向群眾散播這一幻想：香港人只要務實並進退有時，不要過火，就可以與中共達成民主協議。在這路線下泛民不斷煞停群眾鬥爭丶在政治上限製群眾鬥爭。

19.本土派則施用另一種騙術。他們散播一個更荒唐可笑的幻想：只要有足夠的人數表示想要獨立，並作用一定程度的「抵抗」（例如發動騷亂和以種族歧視的言詞宣誓），中共就會心不甘情不願的容許港獨。泛民主派和本土派都會在不同情況下奇怪地將英國丶特朗普丶聯合國等「民主衛士」視為這場鬥爭的盟友。可見他們的天真無知，不知道這些親資政客和機關的原則和作風都是受市場和金錢丶而不是理念所支配的。

本土派的危機

20.在立法會選舉後的危機發生後，本土派現正陷入危機丶癱瘓和分裂，造成了矛盾的局面，並一定程度上緩沖了政府危機和梁振英下臺所帶來的影響。雖然民意歡迎梁振英下臺，但事件並沒有明顯振奮社會的作戰士氣。很多人視之為統治者之間的派系鬥爭，而不是群眾壓力造成的結果，因此不是普通人所能控製或左右的。

21.這見解是單方面和錯誤的：資本家與親中共權貴之間的派系權鬥是在群眾壓力的影響下加劇的。這種作為旁觀者而無力改變政治狀況的感覺，是雨傘運動的後遺癥之一（「我們已付出一切了」），而現在本土派的崩潰和消沈正加強這一感覺，因為當對泛民幻想破滅達到新高峰時，很多人（尤其是最激進的青年）曾經將希望轉投在本土派上。本土派候選人在雨傘運動後首次的立法會選舉拿到24萬票（11%）。但隨後的事態發展顯示本土派沒有根基，只是乘著選舉的順流丶收割欠缺政治替代選擇的形勢，但受到攻擊時根本不能捍衛自己的議席。

22.本土派在選舉上獲得進帳後，完全不可避免梁振英乃至所有中共派系皆針對「分離主義」發動攻勢。資產階級媒體丶法庭和警察鎮壓等正被動用來打擊及孤立本土派。而本土派團體至今都沒有一個有組織的聯合回應，表明了他們政治及組織上的弱點：混亂和種族主義的政治觀點丶天真地低估所需要什麼類型的鬥爭以及怎樣的鬥爭水平才能成功丶無政府主義松散和「自發性」的傾向而反對真正的組織和政黨。

23.短期內這會令2017開始時郁悶的情緒，遊行規模會較小，而群眾情緒會較為復雜和低沈。由於上述各種原因，這種情緒可能在青年之間尤為強烈。但是，這只是一個暫時性的階段。即使是目前受挫的本土派在未來也可以再次反彈，或者以新的形式再出現。正如我們所解釋，港獨情緒這份梁振英留給下屆政府的禮物，不會被警察打壓消滅，在未來會令統治階級自食其果。

後梁振英時期的展望

24.雖然梁振英下臺而且親北京陣營之間相互公開開火，但泛民領導再次竭力在龍門面前射失。他們現在聚焦在選舉謀略上，甚至可能在腐朽得發臭的選舉委員會之中與建製派進行政治交易，進一步遠離群眾鬥爭的道路。泛民領導人物企圖以「兩害相權取其輕」之名支持曾俊華作為下屆特首，以阻止目前最有可能受北京祝福的林鄭月娥當選。

25.欽點誰人為下屆特首是為了損害控製。現在這成為了北京前所未有的問題，今屆比起2012年兩名候選人相互毀滅的惡夢更為惡劣。這情況打破了中共只手遮天的形象。中共為了重新集權而造成今天的政局危機，因此用以行使權力的機關被削弱了，以往不可想像的事情都不能再排除──中共可以失去對小圈子選舉的控製力。《南華早報》引述的一個匿名消息來源指，中共現在只能控製選委會1,194票中的500票。中共現在似乎要竭力避免歷來最險勝的選舉結果，這樣會比2012年梁振英獲得689票更為尷尬，甚至要避免流選的情況發生，因為這等同將小圈子選舉變成一場荒誕劇。因此，不能排除曾俊華會被勸退。

26.香港統治菁英內部的沖突，在支持曾俊華的傳統權貴與親梁振英的「紅色資本家」之間，是中共政權激烈權鬥的一面鏡子。代表不同派系利益的香港媒體，在這場權鬥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作為中共各派系散播謠言和互相攻擊的平臺。親北京陣營的內訌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包括親北京報章《成報》發動反梁攻勢，與我們一樣預計他會下臺，並指控中聯辦的「四人幫」集團。這預兆著2017年年底中共十九大前的新一輪派系鬥爭的攤牌，這事件對香港有產生重要的影響。

27.長毛表示有意參選3月26日的特首選舉，利用選舉平臺來動員群眾反對建製的所有派系。這想法應該受到支持。他的參選有潛力改變政局，與美國桑德斯及其「政治革命」運動有相近之處。社會主義者及堅定的民主派一般都反對參選政權的小圈子選舉，但提名長毛參選（需要325名泛民選委之中的150名），並通過向公眾收集提名，動員群眾反對小圈子選舉，抨擊所有建製候選人的政綱，有可能改變現時的群眾情緒，為創造一場戰鬥性反獨裁運動提供一個凝聚點。這也可以向泛民施壓，揭露他們企圖與曾俊華一派達成交易的犯罪惡行。

28.雨傘運動後，我們組織和整個民主運動都經歷了頗為困難和考驗的時期，造成了鬥爭急劇下跌，對於如何恢復運動充滿混亂。現況中有著反動的特徵，但也與持續激進化的特徵相結合，而且鬥爭有潛力會突然爆發。事件可以在下一段時期急促發展，而我們一定要準備迅速適應形勢的新轉變。未來時期似乎對社會主義及工人階級戰鬥性替代選擇更為有利。

29.最重大的問題還是中國的發展，以及未來將會爆發的階級鬥爭──在工人階級及窮人難以忍受的生活狀況使這其必然發生。當五億中國工人階級決然走上反資本主義和反中共政府的鬥爭道路的時候，將會等同一個新的超巨大的力量宣布駕臨。雖然這一進程將會充滿復雜和矛盾之處，工人階級群眾的鬥爭將會削弱種族及族群分化，為階級團結（而非「民族」團結）製造新的推動力。對香港將發揮不可遏製的影響，啟蒙工人和其他受壓迫群眾組織起來鬥爭，並回應很多香港群眾的疑惑和問題──如何對抗獨裁體製丶什麼手段才能致勝。我們一定要與我們的敵人一樣，為暴風雨作預料和準備。

香港：旺角騷亂的一年後

去年農歷初一的2月8日旺角發生騷亂。這場香港五十年來首見的騷亂，是梁振英暴政遺下的歷史痕跡。看看今年農歷新年，當警察在旺角管製小販的手法變得小心克製後，氣氛頓時變得緩和，可見去年騷亂是他們強硬手法招致的。

兩傘運動沒有迫使政府落實真普選而失敗告終後，社會充斥著緊張氣氛，彌漫著強烈的失望情緒，結果去年對「違法」小販的打壓造成了反彈。青年前景尤其暗淡。據2015年一份研究指，香港大學畢業生的月入中位數從1993年的$13,158跌至2013年的$10860，廿年來跌了20%。房屋問題更是惡夢，據一項全球研究香港房價是367個主要城市中最難負擔的。

130人受傷

2月8日晚至9日淩晨，青年與警察爆發大。沖突，造成130人受傷。當晚警方出動800名警員，超過20處的垃圾堆或垃圾桶被縱火。至今總共90人被捕，57人的審訊已經開始。

對大部分在港民眾來說，騷亂象徵強硬的北京政府治下的政局危機及兩極化。為騷亂製造社會條件的梁振英，嘗試從騷亂中收割輿論及政治資本。政府去年進一步加強警隊武裝──增聘人手丶增加精英部隊數目丶增購「維持公眾秩序」的武器，例如更先進的橡膠子彈。自騷亂發生以來，警察更為政治化，更公開地成為政府的工具。

政府企圖煽動公眾對騷亂的憤怒，從而抹黑反政府陣營為「暴徒」，政治打壓所有抗議行動，但這計劃失敗了。相比在英丶美丶法等發生過騷亂的國家，香港群眾更為大力拒絕這種論調。

立法會補選

梁振英政府因為太過受人唾棄，從一開始這種宣傳就徹底失敗。代表這場騷亂的本土民主前線，在騷亂後三星期的立法會新界東補選獲得了66,000票，可見政府與人民之間隔著多麼大的鴻溝。

本土派（無政府派的種族主義者）誇耀騷亂為「勇武抗爭」的典範。諷刺的是，一年前的八面威風今天已被最消沈的失敗主義所取代。去年他們錯，現在也錯。本土派缺乏工人階級的思想丶組織和聯系，他們亦沒有被當局大舉拘捕丶取消資格和檢控的準備。要勝利，需要有更高的條件。

社會主義行動並不相信通過騷亂能夠贏得政治變革。我們理解事件的成因，而政府應負上責任。但是我們要用另外的思想與手段──根據工人階級歷史上的鬥爭傳統──以有效地挑戰專製當局。一年前，我們說過：「要想改變製度，我們需要組織起來，並提供一個真正的政治替代，用來取代當今的資本主義專製製度。騷亂或暴動卻無法做到這點。」

長毛特首選舉運動問與答

長毛參選會分薄選票， 益了林鄭月娥？

答：小圈子選舉的設計保證特首由中共欽點，特首的權力來自中共和資本家。泛民選委自以為手握三百多票就可以左右大局，有本錢與曾俊華作政治交易， 實在天真無知。根據過往經驗，民主黨在2010年支持曾蔭權的政改方案後，政府完全背棄改革的承諾。只有群眾組織鬥爭才能保證可以迫使政府退讓。

長毛選舉運動就是為了反對泛民支持建製任何一方。泛民選委為曾俊華背書， 只會向群眾散播對下屆政府的幻想，扼殺未來群眾鬥爭的發展。泛民在2015年受到群眾壓力而被迫否決八三一人大決定下的政改方案，但現在想鬼祟轉身了。曾俊華上任特首後，泛民想與建製達成交易以重啟政改方案，將假普選方案作小修小補而讓它死灰復燃，還接受在2020年接受一個輕量版的廿三條方案。這等同背叛零三年上街的群眾，背叛雨傘運動的示威者，也背叛今後的民主鬥爭。泛民在誇大曾俊華與林鄭的分別，合埋化他們不戰而降的犬儒路線。他們也散播對習近平的幻想，好像只要習派支持的曾俊華當選，香港就會雨過天青一樣，事實上梁振英近年習權於一身、強硬打壓民主、打港獨與愛國主義，都是習近平底下的影子而已！

為什麽之前又反對泛民參加小圈子選舉？

答：2007年公民黨梁家傑及2012年民主黨何俊仁分別都有參與特首選舉。但他們競選中對建製候選人只作輕描淡寫的批評，完全沒有發動群眾鬥爭，以證明自己也有「競爭力」、也可得中共的接納。就如公開說：「阿爺，泛民特首也不會威脅你的獨裁統治的，請你放心實現普選吧。」根本是為小圈子製度塗脂抹粉！

長毛的選舉運動有什麽作用？

答：在小圈子製度下長毛並不可能當選。但反對陣營可以將選舉運動化為激發群眾鬥爭的平臺，有如2010年的五區公投運，發起群眾示威、街頭宣傳甚至是公民抗命。選舉工程將收集三萬個公民提名，鼓動民意反對小圈子選舉！我們要迫使泛民選委支持長毛，阻止他們票投曾俊華。泛民選委將會受到巨大壓力， 被揭露他們害怕激進力量多於害怕建製派。長毛選舉運動造成社會壓力，要求泛民選委投白票，無論下屆特首是誰都會削弱政府的統治權威。

林鄭VS曾俊華：蘋果鬥爛之爭

特首小圈子選舉將至，現時兩位最熱門的候選人為林鄭月娥及曾俊華，他倆所代表的是甚麼？

林鄭月娥作為梁振英政府班子中的高官，曾推行假普選及否決全民退休保障，是眾所周知代表中共的強硬派，亦獲得中聯辦支持。最近林鄭月娥更宣布興建故宮文化博物館，被批評事前未有公開諮詢，惹起全港反感。

她宣布參選時強調自己不是「社會主義者」，意味著會延續過去的親資政策， 特別是她擔任社福署署長時將社福服務市場化。她沒有曾俊華的香港商家人脈，比曾俊華更需要依仗中聯辦勢力來爭取支持。

林鄭月娥目前受到最大祝福，但2012年唐英年本來也是中共屬意人選，但中共最後也願意保送梁振英，因為兩人根本上都代表建製和中共利益。同樣今天的林鄭與曾俊華也是如此。曾俊華營造開明形象，標榜自己想香港「休養生息」。曾俊華的語言偽術比梁振英實在更勝一籌！在中共今天強硬統治中港的大背景下，下屆誰上任都只會延續梁振英路線，最多作出些微調整。曾為向中共表明心跡，承諾支持廿三條立法及八三一人大決定，與林鄭月娥及梁振英毫無差別。正如他說過「You always agree with your boss」， 他無法不依照中共的命令行事。

最近的民調中，曾俊華以超過35%居首。這種調查只是容許民眾兩個爛蘋果之間挑選一個，根本毫無意義。但民主黨議員最近企圖以此「民意」為掩護，合理化支持曾俊華的惡行。大家別忘記， 2011年的小圈子選舉梁振英當時的民意一度超過4成！相反當時在無約束力的民間投票中，超過54%選民投棄權票。

曾俊華曾作為任期最長的財政司司長， 就是捍衛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最佳人物。香港貧富懸殊冠絕全球，曾俊華就是主要元兇之一！香港利得稅率全球最低， 是有錢人的避稅天堂，但曾俊華十年來從不增加稅率，為資本家的利益護航。林鄭與曾俊華最近可笑地在否決全民退保的責任上互相推卸，但兩人一直堅定反對這項政策。

政府剛公布的財政儲備達至9083億元的新高。即使庫房水浸，但公共房屋丶醫療丶社會福利等卻沒有增加，曾俊華在上一份預算案中就削減了醫管局開支2.5 億元！曾俊華10年來幾乎每年計錯數， 經常低估財政盈餘外，又大幅的私有化及興建大白象工程。

任何一派建製候選人都不值得信任，社會主義者主張藉長毛選舉運動發動群眾鬥爭，挑戰小圈子選舉，打倒中共及財團專政。

警隊罪行上升是權力無限大的結果

過往一年警員犯案被捕超過四十宗，包括嚴重毆打、詐騙、盜竊、非禮、強奸、妨礙司法公正、藏毒等。警隊佐級協會長回應時表示「聖人也難免犯小錯」，就像時任警務署署長的「慈母論」般諷刺。

傑瑞米柯賓

代表政權的腐敗

此外，三名警員涉嫌收受黑幫數以十萬計的賄款及嫖妓服務，其中一名被拘捕的O記高級督察陳嘉健更是處理沖擊公民廣場及旺角騷亂事件的主管。警隊高層受到壓力，故此下達加強警員戒律的指令，例如不準同袍在當區酒吧消遣。但警隊的墮落是權力的不平衡使然，就如一隊侵略小國的帝國軍隊即使軍例嚴苛也很難不奸淫擄掠的。

警隊的腐敗代表著政權的腐敗。在雨傘運動結束以來，沒有任何警察因暴力毆打示威者而受懲罰，包括朱經緯警棍毆打旺角途人800天以來律政司仍未提出檢控，去年旺角騷亂向天開槍的警察被頒發「紅雞繩」。政權為警察暴行賦予合法性，他們自然更自以為高人一等，可以任意妄為了。

因為感到有權力的庇蔭而自以為處於「安全區」，使警察以為犯案不用付出代價，很多時只是為了貪小便宜或行個方便。例如高級警員盜取扣押車輛在價值百多元的八達通被判盜竊罪，也有警車撞車後捏造事實而犯上妨礙司法公正，甚至警長盜取百多萬保釋金到澳門賭博，然後要求保釋者放棄追回保釋金。

警察是權力最集中的統治機關，統治階級的墮落自然最明顯地反映在警隊身上了！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民主控製警隊，從警隊經費、招聘、提拔以至運作決策都應由民選公眾委員會控製。

港學生焦慮抑郁 香港教育怎麼了？

香港去年在九天內發生超過六名學生自殺事件，而2015/16學年的首半年，半年內亦超過24宗學生自殺事件。自殺的有大學生丶中學或以下，都無分年級。

一項調查發現，超過六成中學生有輕微至非常嚴重的抑郁傾向；在經常感到焦慮的學生當中，近半數每日或每周都有超過一半時間有自殺或自殘的念頭。他們認為自己是失敗者，並感到沮喪或絕望。

最近有醫生揭發名校不少學生的家長向醫生施壓，給學生開服治療ADHD的藥物，提升專註力，有精神科醫生表示，這或會對兒童的健康構成傷害，強迫服藥可算是虐待兒童。

香港的學生壓力非常大，功課量為全球第二高，而諷刺的是，香港學生的學習動機丶自信力丶學習興趣及投入度在全球排尾三。這反映在一個強迫性的環境下，不但無助學生的學習，反而令年輕人陷入焦慮抑郁，甚至發生自殺的悲劇。

事實上，香港的教育開支遠遠追不上全球發達地區，僅占GDP約3.4%，是OECD國家平均的6%的差不多一半。單一式的機械操練是為了維持教育低成本，而激烈的競爭則是為了將大多數人排除在大學教育之外。香港大學資助學位的入學率只有18%，遠低於歐美國家的50%。

政府坐擁8千億財政儲備，絕對能夠增加教育開支，推行小班教學丶增聘教師丶社工，改善學生的學習環境。縱使超過8成教師反對TSA，教育局仍然一意孤行，令本來的學生壓力再增加。這就像2012年時的國民洗腦教育，由於梁振英政府的無視民意而爆發起占領政總行動。

我們要求撤回TSA丶要求大幅增加加教育開支，實行小班教學丶反對教育私有化，學位全由公帑資助，確保人人得到平等的教育權利。要改變現時千瘡百孔的教育製度，這需要在學校建立起由下而上的民主學生組織作為開始，反對不民主教育製度的抗爭。

國際婦女節行動香港站

今年的三八國際婦女節將是前所未有的，全球將有數百萬人上街及罷工。數十年來全球新自由主義的打擊，加上特朗普上臺，激起了空前大規模的抗爭，各地掀起了新一波的女權運動。三月八日，全球超過五十個國家發動婦女罷工。各地女性藉此機會抗議特朗普的性別歧視及種族歧視政策，包括穆斯林的禁境令、打壓性小眾、外勞及難民的權利。

在香港，為響應全球國際婦女節行動，我們發起這場抗議，連同不同種族及宗教背景的女性，包括難民、外傭、本地女性，爭取我們基本的權利，反對性暴力，反對對女性的壓迫。今天是我們上街抗爭的一天，不是逛街購物或舉行晚宴的一天。我們要建立一場戰鬥性的新女權運動，反對不民主的財團統治。

去年世界各地爆發大規模女性運動，包括在波蘭、冰島、阿根廷、愛爾蘭及美國，為今年歷史性的國際婦女節示威鋪下道路。在中國，女權分子被政治打壓、被逮捕、被言論審查，最近更被禁止宣傳國際婦女節罷工。中共獨裁者害怕女權吶喊是有其道理的，畢竟100年前的今天，俄國女工展開反對沙俄獨裁政權的罷工，一星期後革命推翻了沙皇。

停止針對女性的暴力

據聯合國資料顯示，全世界大約三分之一的婦女在一生中曾經遭受性暴力。全球女性正在起來對抗性暴力，挑戰暴力背後的權力架構──不公義的法律、主張性別歧視的政客以及製度性的歧視。去年阿根廷一名16歲少女被殘忍地奸殺，激起了一百萬女工罷工遊行反對性暴力。

消滅女性貧窮　為男女同工同酬而戰

女性占全球七成的貧窮人口，全球女性的平均工資幾乎只是男性的一半！月入5,000元或以下的婦女較男性多出一倍。我們要求增加公共開支，提供充裕的社會保障及公共服務、保障就業和女性經濟獨立、設立全民退休保障。

屬於99%的新女權主義

近年婦女節被資本主義商業社會扭曲為刺激消費的日子，鼓勵婦女節應買花送給女士、或推出減價的美容優惠！我們要重奪婦女節，用今天作為反對製度壓迫的鬥爭。我們反對種族歧視、反對對何宗教的歧視、反對特朗普及香港政府不人道對待難民。從前婦女節是屬於勞動婦女的一天，今天也要如此，要為所有被製度欺壓的男女及跨性別人士而鬥爭。我們主張一個草根的、反資本主義的女權主義，團結鬥爭捍衛工資、工人權利、公共服務、庇護權利和環境保護。

聲援全球三八婦女節罷工
停止性暴力！捍衛女性身體自主權！
消滅女性貧窮，男女同工同酬
設立富人稅！落實全民退保！
捍衛難民及家務外勞的權利
全球反特朗普，反對性別歧視，反對種族主義！

香港：婦女節遊行反性別與種族歧視

三月八日，社會主義行動發起國際婦女節香港站的燭光晚會，有超過70人參加。集會人士站在美國領事館外的鐵馬前大叫口號，反對特朗普及其性別歧視和種族主義的立場，並聲援全球女性罷工與抗爭。

「中國的女權分子被當局禁言和拘禁。」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表示：「她們的微博被專製當局封鎖，被禁止支持全球的婦女罷工，被禁止聲援全球的激進女權運動，所以我們為她們發聲。」鄧美晶亦引用1917年的俄國革命作為例子，指：「中共政權懼怕婦女的聲音不無道理，因為100年前的今天，俄羅斯的婦女發起了罷工，並於一星期後推翻了沙皇尼古拉斯二世，這個當時世界最殘暴的專政。」

參與晚會的婦女來自不同國籍，包括中國、印尼、菲律賓、香港和美國，而當中難民占最多數。來自印尼的難民Mira道出了她所遭受過的性暴力。「家內強暴與性侵是印尼及其他很多國家的一大問題。」她說：「但很多婦女不敢出聲，因為她們害怕執法機關不會站在她們的一方，並可能會失去兒女的撫養權。」她引用了聯合國最近的一份報告，指出全球每3名女性當中就有1 位曾經遭受過一般或性暴力。Mira說：「我們需要團結一致反對這個製度。」

許多在港的難民婦女曾經遭受過強暴、性侵犯或暴力，但是香港政府一直對她們的困境充耳不聞，港府的庇護接收率乃全球最低。香港政府亦跟隨世界各個資產階級政府那樣，抹黑難民為「罪犯」和「非法入境者」，企圖煽動種族主義來對工人階級全體作出打擊。

特朗普最新的穆斯林和難民禁令亦是示威者的眾矢之的。參與者在領事館外大叫「不要禁令、不要圍墻、不要特朗普」。其中一名發言人士指出特朗普來周將會實施新禁令，將禁止敘利亞的難民進入美國，當中78%的是婦孺。特朗普稱這些人都是「恐怖分子」。

遊行人士亦要求落實男女同工同酬，並開征富人稅來實行全民退休保障，包括《半島電視臺》在內的多家媒體亦有到場采訪。

正如鄧美晶所說的：「今天是國際婦女節，不是購物、慶祝或搞晚宴的日子，而是我們上街的日子。我們要建立一個戰鬥性的女權運動，反對1%富豪們的不民主統治。」

林鄭月娥被欽點為特首

號稱「梁振英2.0」的林鄭月娥被欽點為下屆特首，意味著政府的強硬路線會延續下去。香港首次有一名民望凈值負分的候任特首，相信未來幾年政局埋伏炸彈。建製派高呼林鄭高票當選，炫耀建製派大團結。中共暫時壓製了建製派之間的糾爭，但不代表他們的統治穩固起來，表面的團結只是假象。

今次中共汲取上屆唐梁分裂的教訓，今屆比以往更大力操控選舉。中共首次支持建製之中其中一名候選人，暗示中共有權不任命林鄭以外的人選，中共喉舌報甚至出現攻擊曾俊華與泛民作「魔鬼交易」的文章。此外，中共大力拉攏唐營商界，難以相信當中沒有包括龐大的政商利益交易。香港傳統資本家勢力的唐營今屆都在中共的箍票下轉投林鄭月娥，但從李嘉誠不願提名予任何候選人的表現，可見當中必然有摩擦發生。中共比過往更大力幹預選舉，不是因為另一名候選人曾俊華會為中共統治帶來威脅，而是因為中共希望林鄭高票當選，維護下屆政府的權威。

特首小圈子選舉結束後的翌日，警方立即控告九名雨傘運動政治人物 。建製陣營發放出清晰的政治訊息。泛民主派當初以中共會與港人「休養生息」為由，製造曾俊華有望當選的幻想。泛民主派第一次在特首選舉中支持建製候選人，是一次更深刻的背叛。他們聲稱兩害相權取其輕而支持曾俊華，相當於接受了他所支持的八三一人大決定及廿三條立法。他們的立場實踐起來就是呼籲港人只能選擇中共接受的候選人，也就是八三一人大決定下的假普選的篩選邏輯。與2010年接受政改方案一樣，泛民今次與曾俊華的交易是什麽也換不到回來的。唯一做到的就是將民主運動的大權交給了建製派，連梁振英也嘲弄泛民「是否等於曾俊華是他們的代表？」

長毛嘗試參選特首並批評泛民的錯誤立場，這是正確的。可惜在選舉後，他卻公開向泛民道歉並呼籲「團結」。事實上無論是林鄭還是曾俊華當選，泛民向群眾散播對建製其中一派的幻想，都是對民主運動有害的。他們呼籲群眾寄望於一位明君登位，降低了群眾的戰意和動員力。我們不能排除林鄭會實踐一些曾俊華的選舉承諾，例如為廿三條立法作白紙草案諮詢，從而收編溫和泛民的支持。然而，泛民對「休養生息」的寄望換來了林鄭月娥當選翌日的雨傘運動大清洗，林鄭更表示「修補社會撕裂不代表要在法治上妥協」。

社會主義行動固然支持行動上團結一致反對政治打壓，但這不代表要放棄在運動內的辯論和批評，尤其是今次主流泛民犯下了嚴重的錯誤。行動上團結對抗建製，與民主辯論運動的出路之間，並沒有任何矛盾，而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這會影響至未來民主鬥爭。政治打壓和白色恐怖將臨，建設一場新的戰鬥性民主運動是當務之急。

傑瑞米柯賓

林鄭上臺　新一場戰役開始

林鄭月娥被中共正式欽點為特首。中共大力幹預這場假選舉，製造林鄭高票當選的假象，以確保下屆政府的面子和權威。但對群眾來說只會造成反效果，市民對假選舉的憤怒更深，林鄭未上任， 民望凈值已得負分，是香港首位民望最低的候任特首，比2012年梁振英更甚。

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的林鄭政府民望極低之余，亦現正面對組班的困難，建製人士對加入新政府非常猶豫，現任的局長也有人請辭，主動不留任。這反映林鄭可能是一個弱勢政府。

大致上林鄭會延續以梁振英為標誌的中共強硬路線，繼續令香港民主倒退，死守八三一人大決定，更很可能會在未來一個階段推動廿三條立法鎮壓民主權利。同時，為了服務香港資本家的利益，她反對全民退休保障、標準工時等有利工人的政策。

建製分裂未完

這場特首小圈子選舉中，中共透過大力背後操控及幹預，令很多本來支持曾俊華的建製派選委最後臨時轉向公開支持林鄭。這包括了鄉事派及代表香港傳統資本家利益的李嘉誠。難以相信這次轉軑沒有牽涉威迫利誘。就好像債務一樣，在選舉時借了選委的票，林鄭需要在她的任期內「還債」，代表她需要保衛這群既得利益集團及勢力的利益，進行改革的空間將會非常有限。若果如此，如丁權的特權就不會被撼動、保障資本家財團的利得稅也不會增加。

這次小圈子選舉後，中央企圖製造一個「建製派大和解」的假象，希望建製各陣營能不互相攻擊，繼續維持政府統治。由於中共刻意的部署加上壓服建製各派的利益瓜分，今次建製派的分裂沒有像2012年唐梁之爭那般激烈。但建製派的裂痕還是藏不住，這反映在特首選舉期間無法入閘的葉劉淑儀，在選舉後揭露中共背後操控選舉結果的行為。建製派不惜將內部的醜惡公開，反映陣營內部分裂的嚴重性。葉劉的新民黨分裂，田北辰宣布與數名議員退出新民黨，也有可能會另組新的或選舉平臺。

林鄭會有蜜月期嗎 ?

極低民望的林鄭在上臺後會嘗試與中聯辦表面保持距離，表示自己不會請求中聯辦幫忙「箍票」。但都是有姿態無實際的，作為北京欽點的傀儡，她還是會受到牢牢控製。

她以一些看似小修小補的姿勢挽回民望，例如采納曾俊華、胡國興等人在選舉時某部分政綱。林鄭月娥在選舉時一直拒絕對TSA表態，但當選後翌日立即改變立場，由拒絕表態變成認為需要取消小三TSA，這曾經是是曾胡二人的政綱。林鄭可能會跟從這個路線，以極有限的口頭承諾來製造「傾聽民意」的形象， 但實際上在真正影響民生的議題如大白象工程、標準工時立法、全民退保等直接影響現有財團利益議題上，則絕對無可能有退讓空間，所以林鄭難有蜜月期的可能。

香港的樓市泡沫前所未有的瘋狂，但至今都是依靠內地的刺激政策支撐的，但長遠以債務推動的經濟面臨危機時，將會波及香港。同時，當前香港經濟狀況並不正面，面對內地經濟增長放緩，香港零售、酒店及旅遊相關行菜的利潤及銷售量也下跌。李嘉誠最近也指出，長和公司的全世界1.3萬公司中，香港的表現最差，零售額及盈利在過去一年下跌30%。中國的經濟與香港緊密相連，若果中國面臨經濟危機，香港將會無法幸免。

另一邊廂，民主派在小圈子選舉中的分裂更為重要，民主派在選舉中支持建製的曾俊華，是徹徹底底的投降。群眾本對曾俊華無任何幻想，而泛民主派的背叛將不會就止停止，在林鄭的時代，泛民有可能在廿三條立法等民主權利上站在群眾對立面。

民主運動如何走？

從過去南韓及南非過去的民主革命可見，只有革命鬥爭威脅到獨裁者的統治時，政權才會被迫實行民主化。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獨裁者自我改革，這不過是泛民主派的幻想。

為了建立一場新的戰鬥性民主運動，需要依賴基層工人為核心力量，因此當務之急是建立屬於工人階級左翼的政黨， 將民主鬥爭連系至反資本主義的抗爭運動。

支持曾俊華就是繳械投降

泛民主派在今次特首選舉中支持曾俊華，是一次徹底的投降。曾俊華是中共專製和大資本家的代表，他任財政司司長時，在選舉期間表明維護八三一人大決定。連梁振英和馮煒光之流也嘲笑道，「今次選舉泛民不是根據信念和原則做人」，反問「曾俊華是否泛民主派的代表呢？」

經歷了人大釋法、議員資格被取消，到一系列的政治檢控和審判，本土派組織陷於土崩瓦解，民主運動的士氣正在回落。因此，泛民主派沒有了群眾鬥爭的壓力，也沒受到其他非建製勢力威脅下，沒有了後顧之憂，妥協以至投降路線走得愈來愈大膽、公然。

泛民散播對小圈子選舉的幻想，降低了群眾的士氣和意識，誤導群眾以為可以在專製製度中選擇一個明君登位。起初泛民表示選擇曾俊華是害相權取其輕，到了選舉最後階段他們與曾俊華握手言歡。在支持曾俊華的集會當晚，有人拿起「民主之父」的紙牌歌頌曾俊華，實在是一大諷刺！曾俊華的民主派支持者迅即幻想破滅，脆弱的泡沫一刺即破，低落的情緒彌漫在「薯粉」之間。

更嚴重的是，通過支持建製的其中一派，泛民主派幻想可以「休養生息」，但正是因為他們降低了群眾的戰意，國家機關現在可以更為所欲為，結果換來了更大的政治打壓。

泛民對中共的幻想

此外，泛民主派對於中央政府和習近平抱有幻想。

他們指過去五年香港的亂局只是由於梁振英和中聯辦的幹預所致，因此相信習近平將會出手撥亂反正，恢復過往和諧的一國兩製。事實上，習近平是毛澤東以後中國最大力鎮壓反對聲音、最獨攬大權的獨裁者，梁振英的統治方式只是他的影子而已。泛民主派揚棄了改變小圈子選舉的立場，變成寄望商界支持的「開明建製派」會成為抗衡中共統治的力量。由於中共近年扶持中資在香港坐大，威脅傳統港資的既得利益，泛民以為港資會轉而支持民主派來抗衡中共勢力。

事實上無論是哪派的資本家最痛恨的都是真正的民主變革，因此這會喚起工人階級的鬥爭意識。

泛民不會因林鄭當選而覺醒，他們的投降並不會止於選今次舉中，而會繼續下去。林鄭月娥當選後，泛民突然180轉駄，停止攻擊林鄭是CY2.0，他們相信林鄭會「修補社會撕裂」，因此要給她一點時間空間，甚至反對未來一段時期采用「林鄭下臺」口號。只要林鄭稍為采納曾俊華的公關技巧，即使實際政策上完全沒有進步，已經可令他們俯首稱臣！此外，如果以曾俊華為首「開明建製派」日後組黨參選，泛民會否在他與強硬建製派之間「兩害取其輕」呢？泛民與建製的劃線只會愈來愈模糊了。

泛民「大和解」論激起群眾反彈

民主黨主席胡誌偉於4月18日提出「特赦論」，建議下屆特首林鄭月娥特赦被檢控的傘運人士，同時赦免「七警」和退休警司朱經緯，公民黨楊嶽橋也表示贊同。他們試圖將和平抗命被捕的示威者與暴力鎮壓的警察等量齊觀，根本就是合理化政權的暴力。這番言論激起民情反彈，傘運人士尤其反感，最後兩人在群眾壓力下收回言論。

「大和解」並非僅僅胡楊二人的看法，而是溫和泛民亮起向林鄭政府投降的訊號。「特赦論」也是他們試水溫的手段而已，結果遇到巨大的民情反彈。這同時也反映泛民多麽脫離群眾，他們以為群眾已經遺忘雨傘運動，因此可以任意騎劫被捕人士的意向，作為向政權政治交易的籌碼！正如社會主義行動一直強調，溫和泛民在特首假選舉中支持曾俊華，不是策略問題而是背棄過去的立場，徹底向政權投降。

建製派反對泛民妥協派的大和解，但是出於維護國家機器打壓民主權利的立場。曾經在立法會批評七警案判決、要求特赦七警的多名民建聯議員以及經民聯梁美芬等人，現在就180度轉軚，以「損害法治」為由反對特赦雨運人士，可見建製派的偽善可恥！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重建民主鬥爭，以抵抗正在來臨的白色恐怖，反對政治檢控及政治審判，要求撤銷所有抗議者的控罪。唯有由下而上組織起來、並以反資本主義為目標的群眾運動，才是帶來勝利的出路。

香港：抗議「漢莎天廚」解雇工會主席！

全球最大的航空配餐供應公司LSG漢莎天廚，在上月無理解雇旗下廚師員工、香港廚師聯盟主席吳誌輝（細輝），明目張膽地打壓工人組織工會的權利及表達政見的自由。

抗議林鄭後翌日被解雇

香港廚師聯盟主席吳誌輝曾在特首小圈子選舉期間到論壇抗議，質問林鄭月娥對標準工時立法的立場。在翌日便立即被公司解雇，總經理丘炳仁在無任何原因下解雇了過去工作表現良好，從未收過警告信的細輝。漢莎天廚承包香港各大機構及學校的飯堂及餐廳，包括中文大學、香港演藝學院等。

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這場抗爭，過去一個月，我們到不同的學校發起抗議行動，揭露漢莎的惡行。這不單是捍衛細輝一人的職位，這是捍衛所有勞動者組織工會、爭取工人權益、表達政見的基本權利。細輝對我們的聲援表示十分感激。

吳誌輝自2015年5月任職漢莎天廚二廚。他成立了香港廚師聯盟，主張團結工人爭取權利。去年他曾協助其他廚師向公司追討加班的費用，追討成功後立即被經理調職。細輝指，每次參與過公開抗議行動後，翌日上班都遭到經理的無理要求，做合約以外的額外工作。入職以來，他多次遭到公司代表威嚇，向他表示「唔好搞咁多嘢！」

LSG漢莎天廚是漢莎航空公司旗下分公司，年收入超過300億。這間公司在美國西雅圖曾經因違反最低工時薪法而遭罰款260萬港元。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讓吳誌輝立即復職！

組織工會無罪！捍衛表達政見自由！不容政治打壓！

國際聲援吳誌輝，捍衛勞動者組織工會權利

香港：為什麽難民應有工作權？

社會主義行動為爭取難民權利而抗爭，反對政府極端種族歧視且不公義的政策。香港的庇護審批率是全球最低，大約150人中只審批1人。難民的「援助」服務被外判至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令難民的生活苦不堪言。

變賣汽水鑵判囚24個月

爭取工作權是難民的主要訴求。這使他們有錢過活，擺脫貧窮與依賴。但政府現時禁止他們工作，違法者最高判監三年。在二月，政府突擊搜查，兩名尋求庇護者被揭發在餐廳工作，被判監15個月，亦有難民因為執撿汽水罐變賣而被控「非法開辦業務」判囚24個月。過去已出現過多次抗議行動甚至司法覆核，要求改變這條法例，但政府卻不動如山。過去已出現過多次抗議行動甚至司法覆核，要求改變這條法例，但政府卻不動如山。

為什麽政府如此強硬？有些歐洲國家接收難民的數字比香港高得多，因此造成了經濟增長。瑞典單在2015年接收了超過16萬名難民（香港難民總數只有1.1萬人），失業率卻因此下降，經濟增長數字增加至4.5%。所以香港政府拒絕讓難民工作是基於政治原因，而非經濟原因。

代表鉅富權貴和中共獨裁者利益的香港政府，想把難民隔離於本地人口之外，從而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雖然很多難民滯留在港十多年，有了在港出生甚至在學的兒女，但政府不容許他們落地生根。禁止工作是隔離政策的重要元素。香港工人恐懼難民如果進入勞動市場，就會讓雇主有另一個壓低工資及待遇的武器。在今天勞動市場的結構下，加上工人向雇主議價的能力很低，這種恐懼不是沒有道理的。

然而社會主義者認為，答案在於團結抗爭反對資本家，要求改善本勞外勞的待遇。我們要一起建立強大且具戰鬥力的工會。最低工資應該提升至每小時45元，包括本勞外勞在內的所有工人都應該受此保護。所有工人都應有權加入工會，爭取合理的工資和待遇：在不扣減工資的前題下實現八小時工作天、充足的假期及全民退休保障。

香港：廿三條重臨 群眾如何迎戰？

下屆林鄭月娥的政府很可能會為廿三條立法，抵抗惡法將會是未來的民主鬥爭的重要一環。梁振英時期大力攻擊「外國勢力」及「港獨勢力」，取消右翼本土派的議員資格，就是為了廿三條立法推波助瀾。2002-03年，香港政府推動廿三條立法，企圖令香港政治全面大陸化，大力打壓任何反抗的權利。適逢零三年沙士疫癥爆發，經濟一片死寂，基層勞動者以至中產都民不聊生，最後促發了50萬人參與了七一大遊行。巨大的壓力下最終迫使政府撤回廿三條立法。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下臺，第二屆的董建華政府則「腳痛」下臺。

基本法廿三條要求就有關保障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統一和國家安全等訂立法律。當中涵蓋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分裂國家、煽動顛覆政權、泄露國家機密、防範、製止和懲治叛國等法律。這意味著工人國際委員會在香港會成為非法組織，甚至連有時觸及政治議題的國際特赦組織或其他環保團體，也很可能無一幸免！2003年的經驗，若有本地組織被當局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理由遭取締，法院甚至有權進行秘密審訊。此外，如果中國大陸基於保障國家安全的理由禁製某組織運作後，香港保安局也同樣可基於相同理由，取締其在港的從屬組織。

近年，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下世界各國的政局都變得緊張，各國都訂製或加強實施國家安全法或反恐法。根據《多維新聞》的報導，單在2013年，中國大陸就有2318人因違反危害國家安全罪被捕，數字是過去10年平均人數的近10倍。2015年中國就曾發生過「709大抓捕」事件，多達319人因維權而被拘捕，使用的就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和「尋釁滋事罪」等「保障國家安全」的法律。

最近馬來西亞通過了新國家安全法，賦予首相單獨宣布特定地區進入緊急狀態的權力，並可在該區實施宵禁，並在無授權狀況下逮捕、搜索民眾。而鄰近的新加坡一直以來亦有《內部安全法》，容許政府不經審查下，可以將懷疑威脅「國家安全」的市民無限期行政拘留。

泛民的背叛

由於泛民主派奉《基本法》為聖經，他們一向視廿三條立法是「憲政責任」而不可避免，法例只要較為寬松即可接受。他們希望政府不要過於強硬，以免引起群眾反抗運動而令他們失去下臺階。他們亦公開承認只要有普選就可以接受廿三條立法──「只要讓我選擇哪個劊子手，我不介意給他一把利刀。」我們社會主義者認為，資產階級的法律是保護統治階級利益、鎮壓受壓迫階級的工具，在任何時候我們都不會接受國家安全法。

在最近的特首選舉上，受泛民支持的曾俊華聲稱，為免香港引入《國安法》，所以有必要推動廿三條立法。曾俊華提出立法廿三條會以白紙草案、較為開放的進行諮詢。這正是民主黨及公民黨2003年時的立場。泛民主派希望政府會既然泛民今天可以兩害取其輕票投曾俊華，明天在廿三條與國安法之間取其輕也不足為奇了。在實踐上這是消極投降的借口。

相比2003年胡溫時期的中共及董建華港府，今天中港的統治集團強硬了極多，一場五十萬人的遊行恐怕遠遠不足以粉碎廿三條。反廿三條的群眾鬥爭要更有組織力量。首先不同類型的公民抗爭也應該開放和容許討論，例如抗稅、罷課、罷工等集體行動。而民主運動要徹底拋棄過往那自上而下、缺乏民主參與決策的組識方式，運動只有由下而上、通過民主的委員會定立方向、策略和組織。香港的資本家亦會支持廿三條立法，作為保護他們私有財產的工具，反廿三條立法的鬥爭自然是基層勞動者的階級鬥爭。泛民的妥協退縮證明這場鬥爭需要建設一個獨立於泛民以外的勞動者政治力量。

香港：非建製民選立法會議員面臨DQ

中共正加強以各種各樣的法律手段打擊香港的民主權利，繼全國人大常委將會就立法會宣誓風波釋法，青年新政兩人去年被踢出立法會後，現在還有四名立法會議員包括梁國雄（長毛）、羅冠聰、姚松炎及劉小麗被梁振英及律政司司長提出司法覆核，名議上要求議員合乎「莊重、真誠」等相關宣誓條件來作政治打壓，企圖取消其議員資格。

政府聘用全香港最昂貴之一的兩名資深大律師及有經驗的律師團隊來針對四名議員，而四名議員若果輸掉官司，不但會失去議席，更或會被刑事檢控，最高可判入獄6個月。

傑瑞米柯賓

長毛梁國雄指，政府利用龐大公帑、濫用司法程序針對案中四名議員，假若議員輸了，將失去議席；即使議員贏了，也可能因為官司而破產，導致自動失去議員資格。政府是要用「纏訟」的方式褫奪他們的議席。

中共越來越依靠法律製度來進行對非建製派民選議員的政治打壓，在林鄭3月26日當選後的翌日，警方就立即控告9名曾參與雨傘運動的活躍人士（詳見下文）。現時面臨被取消議席的非建製派議員共九人，這就是中共的盤算，以法律及程序手段來進行立法會的政治清洗。去年九月立法會選舉中，雖然建製派動用大量資源及恐嚇宣傳（反港獨、反暴力以及反拉布）但仍未能取勝，因此他們要推翻九月選舉結果，從而未來也可以篩走反對派候選人。由此反映所謂的「法治」實際上只為窮人和受壓迫者提供極小保護，往往為權貴的利益服務，並愈來愈成為打壓異見者的工具。現時需要的是新一波的反政治清洗群眾抗爭，才能捍衛民選議員的議席及選舉權。

全球聲援行動

「我們來到了中國駐墨爾本領事館向中國及香港政府表達立場。」帶領示威的澳洲社會主義黨發言人Anthony Main表示：「當局對香港四名立法會議員的指控全屬莫須有，只是因他們的政治主張而取消他們的議員資格。」

4月12日，社會主義行動支持的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組織了全球行動，包括在澳大利亞、奧地利、瑞典到斯裏蘭卡，示威者到當地的中國使館要求法院撤銷對四名議員的指控。

雨傘運動九人被捕　法律淪白色恐怖工具

3月27日，特首小圈子選舉剛剛落幕，當局最新一輪的政治檢控，並掀開了新一波的白色恐怖。政府當局隨即拒捕了9名參與雨傘運動的政治人物，當中包括「占中三子」，以及立會議員陳淑莊及邵家臻。

今次以「公眾妨擾罪」作為控罪，比過去常用的「非法集結罪」較嚴重，最高刑罰為7年。這個控罪無論在入罪機會抑或是最高刑罰都比，反映當局有意識要為兩年前的雨傘運動作出政治報復。過去幾年梁振英幹預司法界及清洗廉署，就是為此作準備。

除雨傘9人，本土派立會議員鄭松泰亦因倒插國旗及區旗而被警方以侮辱國旗及區旗罪拘捕。包括青政兩名議員，現在可能會被當局取消資格的立會議員高達9人。

另外，法院在過去數星期亦首次引用「暴動罪」判處旺角騷亂的4名參與者3到4年的重刑。當局正學習新加坡那樣，利用法律和法院來進行政治檢控，來打壓反對派運動。有指警方的拘捕名單上人數多達40人，未來白色恐怖的浪潮將會繼續。

這次一連串政治檢控，嚴重打壓了香港的民主權利，而法律作為統治階級工具的本質亦越來越明顯。惟泛民各派卻仍然死抱「司法獨立」和「尊重法院」的迷思，而怠於動員社會抗爭。當務之急，反而是要號召群眾上街抗爭，捍衛我們的民主權利。

香港：高鐵「一地兩檢」引狼入室

廣深高速鐵路除了耗資接近一千億、浪費公帑之外，更將帶來嚴重的政治問題。政府強調為了保持車速，避免高鐵要在深圳停站進行邊境檢閱，因而企圖通過「一地兩檢」政策，在西九龍同時處理中港兩地的出入境程序，讓內地的邊境人員在香港行使法律權力。

從銅鑼灣書店綁架案到人大釋法DQ案，中共幹預的恐懼彌漫在社會之中，若果內地國家機關人員公然進駐香港，必然遇到香社會的抵抗情緒。
中共過往用盡所有方法蠶蝕香港民主權利，因此當然有理由懷疑在一地兩檢之下同樣情況會繼續發生。

一旦落實一地兩檢，內地國家機關人員有權在西九龍站的口岸區範圍內實行中國法律，也包括拘捕權。

近日有報章揭發高鐵西九邊檢設施將興建10多個羈留室。屆時內地「強力部門」把抗議人士抓進口岸區範圍更可明正言順「執法」了，包括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尋釁滋事罪等！

政府以效率為名強推「一地兩檢」，但《明報》去年報道西九龍站開出的列車中約96%均需中途停站，一地兩檢能快多少？

民主黨塗謹申居然指出香港可以將部分土地撥予內地，以解決一地兩檢的「法律問題」，可見他們的妥協是無底線的。社會主義行動要求停止這項引狼入室的大白象工程！除非中港兩地落實全面民主權利，否則我們一定反對一地兩檢政策。

香港：平機會陳章明公開歧視女性

香港在新自由主義政策下，男女同工不同酬依然嚴重，公共護老、托兒或殘疾人士服務嚴重缺乏，女性被迫要放棄全職工作成為家庭的照顧者，只能從事兼職的低收入工作，年老時更沒有退休金的保障，導致貧窮人口大多為女性。這些都是資本主義父權體製下對女性的壓迫。

就在剛過去的婦女節，被委任將滿一年的平等機會委員會（下稱「平機會」）主席陳章明，在3月8日婦女節竟然公開發言歧視女性：

「香港女性都有兩條『事業線』，包括工作和家庭，而由女性擔當的家庭角色是男性做不到的，例如做家務等等。」

「在香港職場上，男性沒有公平對待女性，但又會要求婦女在家庭擔當如此重要嘅角色，然而女性更從未計較過人工。」

「香港面對人口老化，女性細心，所以通常由女性照顧老人…」他指自己老了也會叫女兒照顧，不會叫兒子照顧自己，因男士要出外工作。」

這些言論令人深感憤怒及震驚，陳章明的致辭合理化父權社會對女性的壓迫，合理化女性擔任工作和家庭的雙重負擔、面對男女同工不同酬，反而表揚這種不平等的處境！陳更指女性天生較細心，就這樣合理化了女性照顧長者的無薪勞動！

鞏固錯誤的性別定型觀念

這鞏固錯誤的性別定型觀念，定性女性的身分為「女兒」、「母親」、「太太」然後才是「職業女性」，並將照顧家庭的負擔壓在女性身上，讓政府逃避建設公共托兒及安老服務的責任。

陳章明的這番言論不單單是個別人士對事情的看法，也反映了整個政府官僚體製都充斥著壓迫少數群體的意識形態，體現在政府支持難民禁閉營、阻礙同誌平權等政策上。要消除女性的壓迫，需要建立新一波的戰鬥性女權運動，反對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壓迫，並且要鏟走陳章明這些危害性別平權的社會毒瘤！

香港：學童自殺，還是被製度殺害？

過去兩年至今，已有超過60名學生自殺。不斷有家長及學生發起行動，要求取消TSA製度。什麽是TSA？政府04年實施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小三、小六及中三學生需要額外操練試卷，令學生在本來的功課、準備考試增加更多負擔。

林鄭圖少修少補挽民意

TSA惡名昭彰，不論學生或家長都起來反對，組織起眾多反TSA的團體，以不同的方式如罷考及發起示威行動抗爭。教育局的回應是將TSA改為「基本能力評估研究計劃」（BCA），但實際上只是換湯不換藥，激起更大憤怒！林鄭月娥當選特首後，表示希望擱置5月開考的小三TSA，被梁振英立即拒絕，指需要在7月林鄭上任後。連建製派議員也贊成取消TSA時，林鄭希望透過少修少補來挽回低落的民意，但即使擱置小三TSA也遠遠不足夠，需要全面廢除此製度。

據基督教團體的調查顯示，有84%受訪者認為學生自殺的原因與考試壓力有關。年輕人患上焦慮、抑郁癥，惡化成自殺輕生。中小學生的壓力主要來自巨大的功課量及TSA、DSE考試。香港的教育製度只著重操練試卷，令學生變成一部考試機器，無非是為了剔除大部分學生在大學教育以外，維持低水平的教育開支。香港，幼稚園、小學和中學學生每周平均學習時數為62小時，中學生更長達77小時，比打工仔的工時還要長！這種環境下，如何讓年輕人有希望？

香港的教育製度需要一個革命性的改變，由全面取消TSA及BCA開始，要求大幅增加公共教育開支來增加學校的資源、實施小班教學。

教育製度需要革命

此外，政府必須大量增設在校的社工和輔導資源，為學生提供充足的服務。所有的教育政策製訂都應由教師、家長及學生民選產生的代表委員會決定，而非交到不民主的官僚手中。然而，高壓教育製度只是社會環境的反映，要解決青年出路、就業問題和房屋問題，需要徹底社會製度的變革。

香港：六七暴動五十周年

今年是六七暴動的五十周年。整件事由五月和平罷工開始，警察鎮壓將事件推向暴動，直至十二月左派分裂、疲乏，事件告終。據港英政府統計，暴動中832人受傷，51人喪生，其中15人被炸彈炸死，被捕者達4498人，其中2077人定罪。六七表現了勞苦大眾反英帝國主義的渴望，不甘忍受資本剝削以及種族歧視。然而，軍警鎮壓造成的憤怒一觸即發，但受到毛澤東錯誤的思想及鬥爭手段的影響，這股力量被誤導至恐怖襲擊和暴動的方向，失去了廣大群眾支持而形於孤立，港英統治反倒得以強化起來。

港英統治下的社會矛盾是引發暴動的主因。六十年代，工人工時極長，沒有有薪假期（連周日也沒有），被解雇時往往拿不到遣散費，社會缺乏廉價醫療及教育系統。60年代免費教育並不存在，15-19歲的年輕人中，只有13%在學校讀書。1964年，全港有近五十萬人住在山邊木屋或天臺小屋。當時居住環境擁擠、貧富極為懸殊、工作環境惡劣、政府部門貪汙猖獗、華人受到歧視，在此背景下66年天星小輪加價激起抗議，後來警察鎮壓挑起民憤，引致騷亂。最後一名騷亂者被殺，超過1,400名青年被捕。這可說是六七事件的前奏。

與對待文革的歷史一樣，親泛民的媒體美化英殖民地統治為自由、民主、開明的化身，片面將所有反抗者定性者為受「土共思想」洗腦的暴徒，掩蓋了工人和青年抗爭的正當性，也無視社會矛盾及警察暴力才是挑起暴動的主因。這就像中共抹黑去年旺角騷亂者為港獨暴徒一樣掩蓋事實。當年一些參與暴動的青年成為了今天建製派的一員，為全球其中一個最新自由主義的香港政府效犬馬之勞，前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就因為當年派發傳單被捕。親北京建製派視六七暴動為「路線錯誤」，是他們的歷史包袱，也不敢完全否定之。前年，香港警隊修改網站上的六七歷史，被質疑企圖淡化中共和香港左派在文革的角色，就體現了他們處理這宗歷史事件的做法。當然，建製派今天變成統治集團的一員，打壓任何形式的反對運動，是已經徹底打倒了昨日的我。每當他們指責今天反中共的示威者是暴徒時，總會被公眾翻起六七的舊帳來嘲諷。

罷工、鎮壓、暴動

在1967年的五一勞動節，九龍新蒲崗的膠花廠工人不滿資方苛刻的條例發起罷工，結果資方解雇工人代表及遣散300多名工人。5月6日當工人阻止工廠出貨時，警察進行暴力鎮壓，向群眾發射催淚彈和木彈，百多人被拘捕並在警署被毒打。十天後以工聯會為首的左派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介入運動。5月底至6月初，交通服務、食品製造、零售業、紡織廠以至政府部門都爆發罷工。6月初警察射殺多名工人，並且不經審訊就拘留示威者，禁止使用喇叭廣播，禁止示威者張貼大字報。這些做法都是打壓和平示威權利和言論自由。此時示威者最多投擲物品和縱火，遠遠未稱得上是恐怖主義。6月底，左派工會發動「聯合大罷工」，得到約6萬工人響應，及後還發動了一天的罷課和罷市。

警察瘋狂的暴力挑起工人憤怒，加上在文革浪潮下工人受到毛派恐怖手段的影響，運動開始轉向恐怖主義和暴力襲擊。7月8日，共產黨民兵越境到港與港英警察爆發「沙頭角槍戰」，是暴力全面不可收拾的轉捩點。7月9日觀塘警署發生了第一次炸彈襲擊。毛派工人開始在炸彈襲擊開始對警車、「防暴隊」、警署、警崗、兵營、警察宿舍、政府機關的投彈襲擊。後來襲擊目標擴大至戲院、公園、街市等公眾地方，很多無辜平民受到威脅，後來更有孩童被炸死，令工人在輿論被定性為暴徒，失去群眾支持且孤立起來。8月商臺節目主持人林彬被活活燒死，令港英的輿論攻勢更為猖獗。暴動分子在左派辦事處及學校等地方製造炸彈，讓政府有藉口擴大警察對他們據點的搜查。

在1967年9月，文化大革命的發展開始超出中共控製範圍。中共開始派出解放軍恢復秩序，與此同時北京也對六七暴動鳴金收兵。12月中旬，周恩來要求香港毛派停止炸彈風潮，持續8個月的六七暴動最後以失敗告終。 暴動退潮時左派陣營陷入分裂和瓦解，很多左派領袖和示威者（不論是和平示威者和暴動分子）被逮捕和判監。毛派在香港工人階級之間的實力大大削弱，六七暴動的宗派鬥爭和個人恐怖手段令香港群眾意識與中國大陸隔離，更集中只關於香港事務。但即使如此，港英政府也要被迫推動社會改革，殖民統治才得以鞏固起來。

文革風潮的影響及中英關系

中英在六七暴動前後的外交關系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構成了北京對六七暴動的取態。作為馬克思主義者，要分析這點就先要了解毛澤東政權的政治本質。毛澤東並不主張世界革命，而是一個斯大林式的民族主義者，對他來說中國外交政策不是為了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利益服務，而是為了有利中共官僚在帝國主義陣營之間作出權力平衡。這是為了官僚集團提高在世界政壇上的民族地位，並且保障他們的安全和現狀。

二戰後英國明確和美國建立特殊關系的外交政策，在越南問題、中印邊界問題甚至臺灣問題上追隨美國。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圍堵，中共拉一派、打一派，與英國采取妥協調和態度，使它不會與美國的對華政策跟得太緊，靠得太攏。即使1949年革命後解放軍兵臨深圳河北岸，基本上可以在一夜之內接管香港，但中共決定讓英國繼續治港。原因是毛澤東希望與英國保持亦敵亦友的關系，一方面想利用香港作為通往世界的窗口，作為獲取外匯的管道和中國資產階級的聚合點；另一方面爭取英國在外交戰略上與中國妥協，例如承認中國對臺灣的主權。英國則成為了第一個承認中共政權的西方大國，以求換取香港地位不變，並保障在中國的巨額投資。當時的英國正處在戰後經濟的恢復時期，加上美國強硬敵視中共，英商於是把握機會擴展在華經濟利益。這種亦敵亦友的關系形成了中共對港「長期利用，充分打算」的方針。

在這政治背景下，中共從沒打算真正解放香港，而只希望通過六七暴動增加對英的外交的籌碼。網媒《眾新聞》報道了美國中情局當年的一份檔案，當中中情局作出了一個相當合理的評估：「北京不希望開戰，但希望用一年時間，在港做到『澳門123事件』的效果，即雖然法律上和名義上沒取回香港主權，但實際上卻能控製香港，將港英政權架空。」六七暴動開始後，除了口頭聲援和給予少許罷工經費外，並沒有多少實質支持，正如報告總括暴動左派失敗因素之一，是「北京拒絕向英國認真施壓，或向港共提供實際援助」。

5月16日，北京舉行10萬人集會，聲討港英當局暴行，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亦有出席。然而不過是三個月後，當萬多人在北京英國代辦處示威者放火焚燒辦公樓時，周恩來卻譴責領導這場抗議的紅衛兵。在毛澤東的同意下，他向英國作出正式道歉，更投入巨資修繕了被燒毀的館舍。

文化大革命的發展遠遠超出了毛澤東起初所能想像的範圍，而正如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張少強認為，六七暴動也「是這股追求解殖的歷史欲望在長期壓抑下反彈出來的失控爆發」。的而且確，沒有文革浪潮的話香港毛派不會有自信發起一場持續七、八個月的鬥爭。但與文革一樣，中共希望將六七暴動置於官僚的黨爭和外交利益、而不是階級鬥爭的利益之下，可以讓他們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很自然地，六七暴動也成為了大陸文革中官僚權鬥的另一個戰場。正如文革出現邀進和溫和的派系，香港左派也是如此。較溫和的派別由本地紅色銀行家及富商組成，希望可以通過與英國進行政治交易走向世界。激進派是由本地底層工人和學生組成，支持用暴力，得到大陸文革「造反派」支持，他們希望通過沖擊港英統治增加在大陸權鬥的籌碼。

傑瑞米柯賓

後果

暴動後港英殖民統治得到更大民眾支持，警察的權威大大提高，加上在經濟繁榮的背景下，港英政府有空間實施一定社會改革以買來穩定，包括1970年實施的每周一天強製休息。後來英國工黨執政時期下的麥理浩政府更推出十年建屋計劃，改善並普及化醫療服務，並在1971年開始實施小學免費教育等。然而，港英改革是被今天的資產階級媒體所誇大的，尤其在維護殖民者政治權力上沒有讓步。港督戴麟趾在暴動後停止政製改革，拒絕成立民選議會。而1974年雖然訂明中文是法定語文，但實際上中文繼續在政府部門和法律機關受盡歧視，直至1989年才用中文頒布法律。直至1980年代中，過半數高級公務員職位仍由外籍人把持。

當年的確有很多真誠的工人和青年希望反英抗暴而擁護毛澤東思想，但錯誤的路線和鬥爭方法的使一整代的工人運動陷於迷失和孤立。左派分子和社會主義被資產階級妖魔化，群眾意識大大倒退。左派組織要麽癱瘓和分裂，要麽走向更為官僚化和去政治化的路線（例如工聯會），工人運動陷入一段時間的低潮。本土派去年的旺角騷亂雖然與六七事件有著不同的政治思想和歷史條件，但在兩件事中騷亂都運動退潮時的一次冒進主義的反彈，在註定失敗的騷亂後運動則急速擺向保守主義。

社會主義者支持反對殖民地的鬥爭，但我們反對六七暴動中的個人恐怖主義行動。正如我們反對2016年旺角騷亂的手段一樣，因為這不是對抗政權的有效方法，反而會令群眾運動失去大眾支持，並換來國家機關的鎮壓。然而我們必須指出，在1967和2016年事件中最大暴力的來源始終是統治階級及國家機關（警察、法院等）。在港英軍警武裝鎮壓的形勢下，工人階級當然有武裝自衛的合理性，但需要的是通過民主組織的自衛委員會，由下而上決策來抵抗警察暴力、捍衛罷工及示威的方向，而非發動無差別的恐怖襲擊。工人階級的解放沒有捷徑，只能依靠集體鬥爭和自我組織才能完成。徹底官僚化的中共當時根本不能以民主及國際主義的方式來組織鬥爭，也不能爭取英國工運的階級支持，而只能由上而下操弄群眾運動，將之作為中共與資本主義政府博奕的棋子。

香港：廢除外勞「雇傭同住」條例！

根據最新一份由非政府組織「移民工牧民中心（Mission For Migrant Workers）」對3000名外傭的調查發現，43%的外籍家庭勞工並沒有自己獨立棲身的房間。現時香港聘請有超過34萬外傭，主要來自印尼及菲律賓。
該調查揭露有許多外傭被迫睡在廚房、地牢、櫥櫃、廁所、儲物室甚至陽臺或屋頂。報告還指出：

十分之一的外傭並沒有工作合約中所列明的床位
擁有獨立房間的57%外勞，三份一人表示其房間亦充當儲物、洗衣或安頓寵物的地方
「這些痛苦就是政府的雇傭同住規定所帶來的，我們一直以來都是積極反對。」社會主義行動鄧美晶稱：「我們與同香港其他外勞運動組織，一起要求外傭擁有外出居住的權利，讓她們可以自行解決，而不是被迫接受報告所指的待遇。」
外勞社群Kobumi成員Ilalang Victoria同樣極力反對雇傭同住。「這些非人道的狀況其實並不是個新問題。例如，如果一名外傭要睡在客廳，她往往根本睡不好。許多香港人很夜才入睡，而外傭一般要比雇主更晚休息。假若雇主要求外傭睡在廁所或附近，亦對她們的健康很有影響。」

隔離與社會控製

外傭的外出居住的權利，是被香港政府於2003年所取消的，唯一的例外是在當時之前已經與同一雇主達成連續雇傭關系的勞工。入境處會定期進行突擊巡查，檢查一些被懷疑不與雇主同住的外傭。一經定罪，對工人的最高刑罰是監禁14年並罰款15萬港元，而對雇主的最高刑罰只是終身不準聘請外傭。

「這個法例的目的是為了隔離與社會控製。」鄧美晶指：「這是為了防止外傭可以管理自己的工作時數、私人時間，使工人的生活可以不完全受雇主操控。這個政策導致了報告中所指的虐待，也包括諸如每天工作16小時或暴力等事情。」
香港的居住環境是世界最擁擠的，根據《南華早報》報導香港住房單位的平均大小為470平方呎（43平方米），是美國紐約的平均大小的一半。

這也解釋了為什麽外傭要被迫住進廚房或儲物室，許多家庭根本容納不了雇傭合約中所要求的「合適居住」。政府完全知道這個問題，但仍然堅持雇傭同住的規定。

政府部門幾乎從來不檢查外傭的居住及工作環境，而仲介公司作為雇主及外傭之間的中間人，卻反而令問題火上加油。這些仲介公司經常違法地向外勞濫收仲介費。

違法的仲介公司

印尼及菲律賓政府迫使其公民需要透過仲介公司才能到香港工作。另一項由香港大學學生的研究報告指70%仲介公司超額濫收仲介費，法例的上限為$431，但實際費用往往高達1.5到2萬元。

研究亦確認外傭長期以來的投訴，仲介公司往往會違法地沒收工人的護照或其他個人文件（甚至銀行卡），來作為迫使外傭償還仲介費用債務的抵押。

另外在香港的需要傭工來照顧家中長幼的基層家庭亦面對嚴重的經濟壓力，他們所生活的狹小空間根本不可能另為外傭準備獨立房間。由於政府政策，香港長期缺乏公共托兒及長者安老服務。每年有超過5000名長者在輪候公共的長者宿位時過身，而社會福利署卻利用這個來低估平均輪候時間，指只有3年。

非民主產生的香港利用公帑來興建鉅額的基建項目上，來利益輸送到大財團手中，卻不會投資於嚴重缺乏的公共服務中。政府的解決方案，就是從其他亞洲地區中輸入廉價勞工，到這個被國際特赦組織稱為「現代奴隸製」社會裏。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廢除「雇傭同住」條例！
取締所有仲介公司，由法定的非牟利公共公司來取代，負責招聘工人和監督，並讓外勞民主參與其中
立刻將外傭的每月最低工資由$4350增加至$5000，並爭取將法定最低工資（現時每小時$34.50）覆蓋包括外勞及殘疾工人在內的所有工人
大幅增加政府開支，發展公共服務，包括托兒、安老及社會服務：廢除大白象基建，征收富人稅！
建立強大的外勞工會，與本地工人共同團結反對香港和外勞本國政府的親財團、反工人階級政策

悼念六四等於「愛國」嗎？

今年六四大遊行及悼念晚會爭議不斷，反映了香港民主運動的現況。由於支聯會將六四定性為「愛國民主運動」，為了與「愛國主義」保持距離，大學學生會一如往年杯葛悼念活動，而今年在立法會內部分的自決派團體亦選擇杯葛或刻意低調參與。可是這做法是錯誤的。

天安門運動是由中共走市場化及獨裁統治引爆的。實際上愛國主義與運動本身並無關系，只是中產意見領袖強加的標簽。在八九年的天安門廣場裏，最多北京抗議者高唱的是《國際歌》而不是愛國歌曲。在廣場飄揚的旗幟之間，國旗只占非常少數，但支聯會保守派卻將之放大。今天中國內地的各種抗議場合也會見到示威者舉國旗，很多時他們這樣做只是為了避免中共指控為顛覆政權。

自八九年以來，支聯會的保守派（包括司徒華等人）綁架民意，將八九革命定性為「愛國民主運動」，一來是為了表明香港的聲援運動主張循序改革，而非推翻中共專製。因為當年民主派要避免激怒中共，與中共保持和好關系，祈求專製者可以在主權移交時寬大一點，賜予更多權利。另一原因是保守派可以指控其他激進的勢力並不「愛國」，從而將他們篩選在決策層之外。但到了今天，由於中共在「愛國」名義下製造白色恐怖，打壓香港民主權利，香港群眾（尤其青年）對愛國主義反感，令支聯會屢屢受盡抨擊。他們當年的政治機會主義成為了今天的絆腳石。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批判支聯會各種錯誤的做法。他們令悼念運動脫離今天的群眾鬥爭，並以專橫、官僚的方法組織（香港絕大多數抗議行動不幸地都是如此）。但是，六四悼念晚會近年都有十多萬群眾參與，是一個大型運動，並且成為了反中共統治的象征，得到國際上的關註。杯葛是不分輕重的做法。支聯會的政治缺陷無疑相當嚴重，但六四悼念活動的重要性乃在群眾的參與，而非在於「主辦單位」那些沒人理會的「愛國論」。社會主義行動會在現場表達自己的立場和獨立的聲音，我們在內地進行地下組織工作，內地成員曾受中共政治迫害。故此我們會提出未來打倒中共所需的戰略，挑戰右翼保守的民主派領導。

杯葛六四活動不會增加對支聯會的壓力，也不會改變活動儀式化、與今天的鬥爭分隔開的現況。我們希望「自決派」團體重新考慮自己的立場，改為參與未來六四的悼念活動，同時公開否定支聯會的「愛國民主運動論」。如果有團體不公開糾正之前杯葛六四遊行的錯誤，而只參與六四晚會（當晚很多團體會籌款）是搬龍門的做法。

天安門事件是一場被扼殺的革命運動、只有將今天民主運動內部民主化，改換其領導層，並緊記當年的教訓，將之連系至今天打倒中共的鬥爭，才能重奪八九革命的遺產。

工人追討欠薪成功！「彩福皇宴」承諾支付50萬欠薪及遣散費

在港九新界超過10間分店，專門籌辦婚體的「彩福皇宴」公司，日前被揭發拖欠工人薪金丶不願支付遣散費，受影響的員工多達11位。被欠薪員工昨（7日）與香港廚師聯盟（下稱廚盟）及街坊工友服務處（下稱街工），到彩福的沙田石門分店抗議及與資方談判，期間遭資方管理層不停辱罵及試圖阻止抗議行動。最後公司在抗議行動及工會壓力下承諾，發放11名工人欠薪及其中5名工人的遣散費。

有錢裝修無錢出糧　拖欠工人50萬欠薪及遣散費

早前彩福皇宴皇室堡分店停業裝修，11位廚房工人分別在被誤導丶冒簽的情況下「被自願辭職」。資方沒有發放五月份的薪金丶亦不肯支付各工人的遣散費。

廚盟及街工一同與工友在6月6日找資方談判，但資方竟然要求員工若要取得五月份的欠薪，就必須簽署文件，承諾日後「不得以任何形式追討任何損失或賠償，否則不能領取欠薪及假期薪金」！最後談判破裂，工會帶同工友到勞工處落案，並準備翌日到沙田分店抗議。資方得悉抗議行動一事，更一度騷擾及恐嚇廚盟主席吳誌輝，致電吳誌輝指「我哋已經準備咗十一封律師信俾你哋」。

工人追討欠薪　反被資方恐嚇

昨日，工友與廚盟及街工到彩福沙田石門分店抗議，在到達門口前，已被數名大漢尾隨，期後彩福公司行政及財務總監鄧家麟一度沖向工人，並不停以粗言辱罵「X你老母」，場面一度混亂。工人拉起「有汗出，無糧出，還我遣散費」橫額進入酒樓抗議，再與資方進行第二輪談判。最後，彩福婚宴集團董事總經理何健代表資方承諾向所有受影響工友支付遣散費，欠薪及假期薪金。

在彩福任職二鑊廚師四年半的杜生表示對談判結果滿意，他是被公司主管冒簽「自願離職」的一位工人，他表示追討過程非常波折，資方態度惡劣及高傲，最初更拒絕談判。他指工會很幫助很大，為工友們提供所需要的資料及法律程序等意見。

工人團結抗爭　終獲勝利

而在彩福當雜工一年多的黃小姐，由於任職不夠兩年，根據勞工法例無法得到遣散費，但她站出來為了支持其他受打壓的工人。她指一班工人們一直為公司真心貢獻及辛勤工作，應該得到合理的對待。她又表示，基層工人的團結很重要，而工會在這事件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街工的譚亮英會在上怒斥資方，除了幾位被主管冒簽的工人外，幾位「自願辭職」的工人是在被誤導及上級施壓的情況下而簽署自願離職的。工人只是合理地爭取本來屬於他們的成果，但被公司恐嚇。廚盟主席吳誌輝表示，資方明顯是因為有媒體在場的壓力，才表現出良好態度。今次談判成功，是因為工友的團結抗爭。他表示感謝社會主義行動及各團體到場聲援。

香港國際家務工人日遊行：團結抗爭　反對種族主義

6月18日（星期日），為響應「國際家務工人日」這個全世界家務工人捍衛勞權的日子，香港一眾外勞團體，包括KOBUMI（印尼外勞社群）、JAWA、BKB、SERPAN與社會主義行動於發起遊行。街坊工友服務社及廚師聯盟都有到場支持。今年的主題為｢保障外傭　團結反對種族主義　結束現代奴隸製｣。

約60名外勞及本地人都有參與是次遊行，首先在銅鑼灣百德新街集合，然後遊行至印尼駐港領事館，隊伍沿途高叫「停止種族主義」、「抗議仲介公司」、「八小時工作製」、「我要外出居住權」等口號。

KOBUMI代表Umi發言指：「現時香港政府奉行雇傭同主規定，強迫工人需要留宿在雇主家中。這導致了工人的超高工時的剝削，老板可以要求工人每天早上6時起床，工作到淩晨12時甚至更晚才能休息，每天超過16小時的工作，是現代奴隸製！因此我們要求外傭擁有外出居住的權利，以及八小時工作製。」

社會主義行動鄧美晶補充：「法例訂明仲介公司只能收取$436的費用，但工人面對的仲介費卻往往過萬，這相當於他們半年的工資。但香港政府從不執法，任由有色人種被宰割，非常種族主義。我們要求取締仲介公司，由公共部門直接聘用這些外傭，停止剝削。」

另外，剛剛成功為本地工人討回欠薪的廚師聯盟主席細輝表示，外傭遠洋而來到香港打工並付出勞動，換來的卻是剝削，本勞外勞應該團結抗爭共同反抗資本家。

遊行人士最後向領事館代表遞上抗議信後結束行動。

傑瑞米柯賓

保護斯諾登的難民被拒絕庇護

七名曾經協助美國泄密者斯諾登的在港難民，最近被入境處駁回其庇護申請。該四名成年人及三名兒童的代表律師已經提出上訴，反對入境處的決定，並指責處方的行為「完全不可理喻」。

這些難民是本港的英雄，他們在2013年6月曾為前美國國安局員工斯諾登提供庇護。當時斯諾登泄露國家機密，令他成為了「全球第一通輯犯」。幾位英雄分別是來自斯裏蘭卡的Supun Kellapatha、Nadeeka Nonis 和Ajith Pushpakumara，以及來自菲律賓的Vanessa Rodel，還有Kellapatha和Nonis 的兩名孩子，與Rodel的女兒全部都在香港出生，在現行政府不人道的庇護法規下屬於「無國籍」人士。

難民的象征

Vanessa Rodel是香港難民權利的鬥士，且活躍於社會主義行動及難民聯會之中，在難民社群中廣為人知。這宗案件成為了本港1萬1千名難民的鬥爭的重要象征，亦駁斥了建製當局與媒體將難民打成「假難民」及「罪犯」的種族抹黑。

社會主義行動是2013年聲援斯諾登行動的組織者之一，我們亦舉行其他示威揭露政府殘酷對待對整體難民。香港政府不是聯合國難民公約的締約者，因此不會提供任何庇護。難民只能申請酷刑及迫害聲請，而審查期長達等待數年甚至十年以上，而期間他們不能工作，只能生活於赤貧當中。

「零批核率」

「我們不理解為什麽入境處要如此迅速地審查他們的案件──這次決定與他們與斯諾登的關系曝光的時間很接近。」代表難民的文浩正律師稱。另一名難民的代表律師田光譽（Robert Tibbo）同時亦是斯諾登在港的律師，他指這個決定「與香港的零批核率相符，過去也有理據充分的個案被拒絕申請。」

七名難民的支持者認為，入境處的決定與媒體報導他們保護斯諾登有關。四名成人之間除了此事之外並沒有任何聯聯，但是他們的個案卻被同時審核。在加拿大，有人組織起來向該國政府施壓，要求當局為他們提供庇護，但加拿大政府自今仍未有任何回應。

他們的故事於奧利華‧史東的電影《斯諾登》中呈現出來，而斯諾登本人亦為他們大力發聲。「這都是些好人，他們因酷刑、強暴、暴力、脅迫及戰亂而流離失所。這都是有紀錄的，並不是虛構。這些都是事實。」斯諾登在最近一次公開錄像中說道。

政治清算繼續　長毛被重點針對

假和解，真河蟹

林鄭月娥在小圈子選舉「當選」特首後，政府立即大規模拘捕及檢控社運分子，至今已有20多名因參與不同反政府行動的人士被捕。林鄭向反對陣營軟硬兼施，另一邊廂則與溫和泛民提出所謂的「大和解」，又試圖拉攏泛民政客進入政府。我們一定要看清真相：和解是假的，河蟹才是真的。沒有鬥爭就不可能取得重大的讓步。可惜的是，溫和泛民對眾多社運人士及激進派被打壓則毫無反應，沒有意圖動員群眾去阻擋新一波的政治清算。

清算傘運人士

政府的政治清算是有計劃、有策略的，首先針對本土派，繼而打壓激進民主派。繼青年新政梁遊兩名議員自毀長城而被取消議員資格後，熱血公民鄭錦滿也因占旺而被判入獄三個月。

最近九名傘運人士被檢控，包括戴耀廷、陳健民及朱耀明、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及邵家臻、學聯前常委張秀賢及鐘耀華、社民連黃浩銘以及前立法會議員李永達。他們被檢控「串謀作出公眾妨擾」、「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等罪名。連法官也在庭上亦質疑律政司的理據，認為控罪有重復性，在同一個案情告以不同的控罪控被告。

長毛──當局的頭號敵人

長毛現正被控三條罪名，包括立法會議員被DQ案、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以及藐視立法會，隨時被判監入獄7年。長毛受訪時表示無懼入獄，認為當政府可以隨意剝奪民選議員的資格時，香港已經變成一個大監獄，已經沒有任何民主權利可言。

他曾公開表示反對泛民的「和解論」，又強調需要重新動員群眾，抵抗政府的政治清算。他公開表示反對泛民加入政府，指若泛民加入政府，就會變成了官僚一部分。梁國雄（長毛）是統治陣營多年以來都想除去的眼中釘。

現在四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姚松炎、劉小麗及羅冠聰的DQ案件仍未有定論，相信政府不希望在七一前作出判決，避免刺激群眾上街，有礙習近平訪港時歌舞升平的畫面。

法官：「梁沒有將涉款用作花天酒地」

長毛被指收受時任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25萬元，沒向立法會申報。法官在結案陳詞時指，梁國雄並沒有將涉款用作花天酒地，亦質疑本案的嚴重程度。法官質疑，最後該筆款項仍然用於黨內事務，是否仍然會影響大眾對於議員涉及利益沖突的觀感。政治檢控昭然若揭，政府被摑了一巴！

連立法會秘書長在作供時亦承認，從來沒有一名立法會議員因沒有申報而被檢控。社民連主席吳文遠在作供時亦表示，一切捐款均用作社民連的經費。

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去年11月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會議上，討論元朗橫洲發展時，拿走時任發展局副局長馬紹祥枱上的文件，被律政司控告藐視罪，最高可判監禁12個月。長毛指，此條例本來用以保障議員，但政府卻用此控告立法會議員。他又指他的行為並沒造成會議中斷。

政府大灑金錢，以「漁翁撒網」的方法控告示威者。社會主義行動主張反對政治檢控及政治審判，要求撤銷所有抗議者的控罪。為了抵抗白色恐怖，捍衛基本民主權利，當務之急是重建一場民主運動。

社會主義行動正在擴大！

社會主義行動正在不斷增長。縱然我們組織尚未算是龐大，但影響力卻不斷增加，並出一分力為未來強大左翼組織打下根基。過去六個月來，社會主義行動的成員增長速度為至今最高的。我們在臺灣及中國大陸的同誌亦是如此，他們的進展啟發我們、推動我們前進。

「我們在2017上半年的成員增長目標為20人。現在我們距離目標很近，已有19人加入。」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稱：「在香港，女性加入我們的人數比男性多，大約占三分之二，這是個大進展。」

在2017年，我們成員人數增加，也在各重要的鬥爭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我們與難民、外勞以及工會分子一起組織抗爭，爭取權利。我們的女權及青年運動會繼續下去並且升級，反對性別歧視、種族主義、恐同思想，以及一切資本主義所帶來的不義。

團結反對種族歧視

在中共的專製瘋狂打壓下，民主鬥爭遭受挫折，尤其是雨傘運動後中共發動一連串的鎮壓，群眾運動減弱，抗爭次數減少、每次人數降低、青年參與度下跌。但若果北京以為自己這樣就勝利了，肯定是自欺欺人的，更大規模的運動正在醞釀，而且不單是在香港，而是在中國大陸！

社會主義行動是個種族多元的組織。新成員來自印尼、菲律賓、美國、緬甸，還有香港本地出生的人。這代表我們組織的宣傳（包括報刊、網站等）與會議亦變得更跨族裔。「我們有以印尼語進行的會議，當然還有廣東話、英文及普通話。我們也開設了個印尼語的社會主義網誌。」鄧美晶稱。社會主義行動參與出版一共四種不同語言版本的雜誌。英文版雜誌的銷量大幅上升，因為我們組織許多外勞、難民和外國學生的運動。

特朗普當選為美國總統的事件令人震驚，使社會主義行動今年的新年砰的一聲展開。不過，全球的「特朗普現象」在香港並不顯著，有些人甚至對特朗普抱有幻想，以為他會成為對抗中共的盟友！但對於香港的回教徒、印尼社群、青年女性和難民來說，特朗普的種族主義、恐伊斯蘭政策及言論實在令人憤怒和震驚。

傑瑞米柯賓

社會主義與女權主義

社會主義行動於三八國際婦女節舉行集會，響應全球女性反特朗普的抗議。我們不單在人數上獲得成功（我們迄今最大型的婦女節行動），而且有許多團體到場參與，為自己的權利發聲，包括難民婦女、性暴力受害者親屬、每天遭受歧視的外傭以及女權主義學生。

「不論我們國籍是什麽，我們都是工人階級。團結鬥爭的話，勝算會大很多。」

三八集會為社會主義行動首次舉行的五一遊行打下基礎。五一是另一個大進展。我們與激進外勞組織Kobumi合作發起該次行動。早上的遊行集會有超過100人參加，之後我們參與香港職工盟的大遊行。我們行動的口號為八小時工作製、最低工資每小時$45及要求保障外勞。

「我們五一遊行與其他的分別，在於清晰的國際主義及反種族主義綱領，並主張團結抗爭。」鄧美晶說：「可惜，大部分工會和活躍分子認為『外勞議題』與香港工人的問題無關。這是錯誤的，兩者需要連結起來。」

社會主義行動亦支持飲食業工人的鬥爭。三月，跨國企業漢莎天廚無理解雇香港廚師聯盟主席吳誌輝，事件再次反映該行業的工會向來被資方大力打壓。我們協助工會製作Facebook專頁，並在大學飯堂發起抗議行動。我們發動國際聲援行動，來自德國、保加利亞等地的工會紛紛向其母公司漢莎航空發出抗議信。

政治清算

社會主義行動亦發起了國際聲援長毛行動，支持梁國雄等面臨被法院取消資格的反對派議員。社會主義者與工國委在全世界十多個城市，從奧地利維也納到印度班加羅爾，譴責這個公然的政治打壓。由於政府正在加強政治清洗，政治審判案正在增加，這場聲援長毛的行動顯得極為重要。

香港右翼本土派被誤當作是反對政府的激進選擇，其敗亡可能會為民主鬥爭開拓國際主義的空間，讓人意識到民運不能夠孤立進行，也不能祈求外國資產階級政府的協助。社會主義行動解釋我們需要建立工人階級的政治力量，並連結起中國和全球的群眾抗爭。

在十多萬人參與的六四悼念晚會中，我們於透過特製短片和擴音器所宣揚以上訊息。「我們籌款以幫助我們在中國大陸的同誌，並指出在中國建立地下政治組織的需要。」鄧美晶指：「在六四當晚，我們擁有最國際化的團隊，參與者來自不同種族，這是由於反抗專製打壓並不只是中國或香港的事情，而是全球鬥爭的一部分。」

對於許多打算加入社會主義行動的朋友來說，第一件吸引目光的事情往往是我們的行動與果敢的組織方法。不過，強大的組織也需要牢固的政治基礎，即清晰的社會主義綱領。資本主義無法逾越今天的不平等、腐敗、種族主義和環境破壞等問題，因此建立社會主義替代的任務亦變得更為迫切。如果你同意的話，不要猶豫，加入社會主義行動這股不斷增長的力量吧！

洗腦「國民」教育卷土重來

洗腦國民教育快將卷土重來，更會擴展到幼稚園！林鄭月娥最近配合中聯辦，指要在幼稚園開始灌輸「我是中國人」概念，並計劃將中國歷史納入初中必修科目。名為教育，實為洗腦 ，自2012的反國教運動以來，眾所周知，所謂的「國民教育」只灌輸「祖國強大」、「愛國」等思想，但對六四屠殺、迫害政治犯等事件則只字不提。

中共獨裁政府及香港統治陣營對於年輕人反抗政府有極大恐懼，而洗腦教育是其中一個手段去抑製年輕人的獨立思想。政府不停對於言論自由、民主權利的打壓。近年來對於普選及反對官商勾結的抗爭此起彼落，雨傘運動的爆發就是群眾對於獨裁政權的忍無可忍而爆發出來的，而眾多年輕人因而首次參與社會運動。這解釋了為什麽中共及香港政府誓要將洗腦教育推行，為了竭力阻止新一代年輕人對不民主製度的反抗。港大民意研究計劃一份最新的調查顯示，香港人自覺是「中華民族一分子」的認同指數跌至2008年以來新低，而自認是中國人的18至29歲年輕人比率更只有3.1%，是1997年以來最低。但這與其說是族群身分的認同，倒不如說與政治（反中共獨裁的情緒）有關。

事實上，洗腦教育自2012年反國教運動以來，已被政府不動聲色地放入中小學生的課本及功課裏。學生需要在工作紙上回答「你認為同學愛不愛國？你認為可以怎樣幫助他更愛國？」、教科書教導學生要對國旗敬畏等。

《人民日報》最近刊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的訪問，指需要以「零容忍」態度遏製港獨，必須「堅決依法懲處」，又指要加強教育，令民眾知道港獨的違法性和危害性。期後林鄭便公開表示實行國教的重要性，顯示她將會完全順從中共的計劃行事。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煽動愛國主義，要求政府取消國民教育、以及中史獨立成科。我們支持歷史教育，但只有由教職員民主製訂課程（而不是由不民主的教育局）才能反映歷史事實。現在需要發起一場受民主控製的群眾運動，中學生要組織起來，準備發動抗議及罷課以捍衛民主權利。

亞洲金融風暴二十年

二十年前，東亞所謂的「小龍經濟」陷入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不單為從韓國到印尼的民眾帶來災難，更差點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1997年7月2日，泰國被迫將貨幣泰銖貶值，這一事件在亞洲的金融體系引發了連鎖反應，並在導致之後三年的經濟衰退和大量失業，數百萬計的人口跌入了貧窮之中。

泰國每天流失2000個工作職位，而南韓則有100萬工人失業。首爾許多男性「受薪族」每天穿著西裝外出呆坐在公園裏，原因是害怕讓家人知道他們失業。

在印尼，1998年的經濟產出下降了14%，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政策反而令狀況雪上加霜。15%的男性工人失業，而工資則下降了超過三分之一。另外，有8000千萬印尼人跌入貧窮線以下。1998年5月，印尼獨裁者蘇哈托被推翻。由於緊縮政策所帶來的生活影響，其他國家亦被群眾運動籠罩著，各國統治精神亦陷入嚴重分裂。

現在，資本主義的代表們會稱那次事件「證明」了資本主義雖然會出現「短期動蕩」，但最終仍能重整旗鼓，並使東亞經濟體強勢復蘇。不過，事實完全相反。今天整個地區的政局更加不穩，貧富懸殊不斷惡化，社會不滿與日俱增。印尼今天的股票市場是1997年的八倍，但其工人工資是區內最低之一的，只有中國的三分之一。

首先爆發危機的泰國，經歷了長期的社會沖突，隨時可能導致內戰及國家的分裂。泰軍將領們在過去十年發動了兩次政變，現在軍方獨裁者巴育將軍透過修改憲法來維持永久的半軍事統治。鄰國的柬埔寨，獨裁者洪森自1997年掌權以來一直統治至今。

馬來西亞及印尼則飽受貪腐困擾，而統治精英為了自身的野心，不斷煽動族群沖突。在菲律賓，被稱為「亞洲特朗普」的杜特爾特上臺，反映了群眾對整個政治建製完全不信任，最終有可能發展成「泰國方案」那樣的軍事統治。

新興市場的危機

至於韓國，去年爆發了震撼的「燭光革命」，一千萬人上街抗議，並推翻了樸槿惠。工人運動和反資本主義運動占了韓國社運的重要席位。亞洲區內各地的資產階級政權正面對新一層次的危機與動蕩。飽受九七金融風暴蹂躪的香港（1998的GDP下降了5.5%）和臺灣，同樣受到長期影響。

九七危機是2008年全球危機及2011年歐洲危機的前奏，其相似之處在於骨牌效應，危機從一個經濟體迅速地蔓延至另一個經濟體。

上述問題遠遠還未得到解決，一場新的「新興市場危機」正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之上徘徊，消失一陣子後以新的危機再次出現。這是因為全球資本主義的財務不平衡是空前的極端。過去十年亞洲經濟很多的「強勢增長」都是建基於西方國家中央銀行的廉價信貸政策。那些銀行為了在亞洲各國市場追求更高利潤而釋放大量投機性資本。資產形成了泡沫（在房產、股票與所謂債務產品方面），而他們始終會爆破，勞動人民和窮人被要求為此埋單。正如《南華早報》專欄作家David Dodwell指出：「我們在過去二十年間已經經歷了兩次『百年一遇』的危機，而又不能排除在未來數年還可能會出現第三次。」

IMF的角色

在亞洲金融風暴之際，IMF推動美名為「拯救方案」的殘酷緊縮政策，遭到廣泛群眾的反對。近年來在歐洲亦推出了類似的私有化、去管製與大幅削減政府項目開支的政策。不過IMF卻吊詭地質疑歐盟當局及其主導者（前「社會派」德國資本主義）的強硬立場。

二十年前，亞洲金融風暴使IMF推出了當時史上最大型的紓困方案。不過後來這金額被其對希臘、西班牙、愛爾蘭、羅馬尼亞及烏克蘭的借貸規模所超越。現在這些國家成了IMF最大的欠債國（這些「借貸」只是用來償還那些吸血鬼般的西方銀行，卻要當地民眾通過私有化、降薪和其他形式的緊縮開支來承擔）。

亞洲的「小龍經濟」曾是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奇跡，在1980年代以來的每年經濟增長曾經高達6-8%。然而，在1990年代初，這種情況發生了重大轉變，這些國家開始揚棄「亞洲之路」，即不再以日本1960-70年代崛起（高度保護主義和國家幹預）的模式為基礎，並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壓力下放開對外國資本的管製，以及取消了其他的政府規管。地方資本主義已經「成型」，意思是越來越受到金融化和寄生性，而產能過剩和科技更大的使用，使其他具實體生產力的利潤來源被壓縮。

在1997年之前，IMF為危機提供了條件。它介入了危機當中，推行今天對希臘所采取的野蠻緊縮措施來「救市」，致使危機更加糟糕。在克林頓執政、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鼎盛時期，IMF也作為美國外交政策重要的延伸。IMF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的慘敗後改變了風格，被迫反思它的一些基本做法。然而，最終結論只能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泰國

IMF批判者、諾貝爾獎得主、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為美國財政部對IMF在亞洲的政策所帶來的影響感到哀嘆。斯蒂格利茨將美國財政部描述為「華爾街的女仆」，指出亞洲取消資本管製主要為了滿足美國金融集團的要求。

例如在1992年，泰國在IMF支持、鼓勵利潤豐厚的「套利」業務背景下成立了一個離岸銀行中心，從紐約或東京以低利率借款，並以較高利率存入泰國銀行。泰銖對美元的掛鉤使得這對投機者來說看似基本上是無風險的。1997年，有560億美元以這種方式存入，是1994年存入水平的三倍。

從1995年中期開始，美元開始急劇上升，使其在亞洲的衛星貨幣處於巨壓之下。泰國的經常性賬戶赤字飆升，擊穿了國家的產業和股票泡沫，導致私人債務激增。
危機隨後蔓延到臺灣、香港、韓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隨後拉下俄羅斯和巴西。1998年最受危機打擊的五個亞洲國家的資本外逃金額達到1,000億美元，即百分之十的生產總值。

韓國

1998年，在IMF的緊急救助下，韓國放棄了對外國所有權的限製，允許外資收購像汽車和電子這樣的核心產業公司。金大中政府在危機最狂虐的時刻當選，選擇了IMF的政策，包括比IMF要求更多、為快速的改革。韓國銀行最終被拯救了，但成本高達GDP的31%，而且許多長期工作崗位被裁減，並由低薪而廉價的短期合約工所取代。

IMF和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除了總是誤讀經濟信號，還犯上了其他明顯錯誤，包括製訂極高的利率和推行殘酷的緊縮措施，令危機更為嚴重。1997年7月，泰國危機之後，世界銀行認為印度尼西亞的經濟「相對有能力應對」，受嚴重經濟沖擊的風險「當前非常低」。1997年11月，IMF的報告認為韓國「基本上是安全的」，因為它的經濟「基本面依然強勁」。不到一個月後，首爾簽署了有史以來最大的IMF的一攬子計劃。IMF對泰國的計劃是基於1998年3.5%的經濟增長預測，實際上經濟萎縮了百分之十！

IMF在亞洲危機期間的救援資金計劃——泰國170億美元、印度尼西亞330億美元、韓國550億美元、俄羅斯220億美元和巴西410億美元——象征一個新的起點，數目大且條件也比以前多得多。如同在過去七年更大型得多的希臘方案，政策依舊失敗，並未平息金融市場。

按照保羅．布盧斯坦（Paul Blustein）的暢銷書《懲戒》所述（公共事務出版，2001），當時IMF總裁米歇爾．康德蘇（Michel Camdessus）正在親自與韓國政府進行談判時，克林頓總統的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致電給康德蘇，向他「非常直率表示，美國不會接受一個軟弱的計劃」。克林頓當局代表華爾街利益進行施壓，引發了史無前例的緊張關系，亦成了今天地緣政治版圖變化、美國在亞洲的影響減弱的其中一個因素，而中國崛起加劇了這一情勢。

傑瑞米柯賓

銀行倒閉

在IMF的政策下，泰國的失業率增加了三倍，城市工資下降了百分之八。經濟下滑的嚴重性促使IMF三思，並敦促泰國政府接納預算赤字。一個IMF的經濟學家說：「我從來沒有想到我們會這樣說」。1997年8月，泰國政府計劃推動存款保障計劃，以免銀行出現大擠提，但起初遭到IMF的反對。

最終泰國政府堅持己見。據一名IMF官員的說法，泰政府「避免泰國銀行體系完全崩潰」，與印尼的狀況截然相反。在印尼IMF反對采取類似泰國的方案，反而讓銀行倒閉，結果全國半數企業破產了。IMF的1999年度報告承認，其在印尼的政策「現在看起來是不明智的」。

泰國財政部長抱怨說：「終有一天，沒有IMF職員能來亞洲」。泰國和韓國政府最初在尋求日本緊急雙邊貸款之前，被迫尋求IMF的幫助時，日本資本主義打著「亞洲團結」的牌，將危機視為進一步擴展在亞洲大陸勢力的機會。但因為日本銀行業形勢嚴峻，擴充的野心被製衡下來了。

即使日本能夠為危機中的國家提出自己的「拯救方案」，其結果亦不一定有很大分別。在資本主義及其「利潤優先」的邏輯下，可能這會導致較為緩慢漸進的緊縮政策，但自日本的「失去的二十年」、多次經濟衰退和銀行危機後，我們看到工人階級最終都要為資本主義的失敗埋單，包括貧窮加劇、外判及短期合約工的爆炸性增加（到今天這個比率占總勞動人口的37.5%，冠絕全球）。

美日沖突

布盧斯坦在《懲戒》描述「當危機展開時，美日沖突將在未來數周內加劇」。華盛頓審慎看待東京的意圖，因為「擔心IMF在擊退危機中的核心作用可能會受到削弱」。克林頓政府希望阻止日本資本主義利用危機來將美國從亞洲趕走，成立一個由東京主導的地區性聯盟，就像德國主導歐盟一樣。日本的副財長、以「日元先生」著稱的柛原英資（Eisuke Sakakibara），當時已經準備好計劃推出一個「由中日等國把持的巨額硬貨幣基金，將動用數千億美元儲備中的一部分」。

這項設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AMF）」的建議遭到美國的激烈抵抗。「日元先生」在1997年9月向南韓、馬來西亞、香港、新加坡和印尼亞發出了一個「非正式的」綱要。布盧斯坦評論說：「這些文件本來不想被美國看到的」。

克林頓政府堅決反擊。拉裏．薩默斯（Larry Summers，時任美國財政部副部長）警告柛原英資「違反了」美日盟約規則。華盛頓派員到亞洲各國首都，警告政府不要沈迷於日本的計劃。雖然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支持這一計劃，但澳大利亞以及至關重要的中國持反對意見。

中國專製同樣擔心日本在區內的野心。在1990年代，中國仍然非常依賴與美國資本主義的貿易和其他經濟協議。中國當時不斷尋求加入世貿，最終在美國支持下成功在2001年加入。當年的中國並不像今天那樣，有足夠實力推動自己為地區霸權。但自2008年危機後中、日、美之間的勢力平衡有所改變，事情就變得不一樣了。

長期資本管理公司

危機的轉折點是美國由於擔心危機會蔓延到自身，而在政策上作出了局部轉馱。轉折的爆發點是對沖基金「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CTM）的倒閉，LCTM的破產對華爾街和全球金融體系構成了無法估量的威脅。美國金融界鉅頭「巨頭信孚銀行」和「雷曼兄弟」也遇到了麻煩。

美國聯儲局（央行）主席格林斯潘當時判斷是：LCTM的崩潰「當時有可能會對許多國家的經濟造成潛在的損害，包括我們自己在內」。這句話大體上是對十年後雷曼兄弟爆破的預視。但是，雷曼兄弟被任由倒閉，極大加劇了全球危機。

1998年，美國政府做了那些一直堅持亞洲各國政府不應做的事情，支撐著一個破產的金融機構。各國央行跟隨美國指不，削減貸款利率，並向金融市場註入流動性。 美國采取行動構建了一個「防火墻」來抵禦亞洲危機的蔓延（當時已蔓延到亞洲之外），避免了出現全球崩潰。但接下來發生了什麽？正如我們所知，資本主義在1997-98年的危機之後完全未能汲取教訓，也不能作出改變，所以在2007 – 08年陷入更大規模、更具破壞性的危機。

今天，全球資本主義猶如「行屍走肉」。資本主義透過空前規模的「印銀紙」（零息率下的量化寬松）避免了世界性的大蕭條，但卻無法刺激真正的復蘇，而各政府則在量化寬松政策上騎虎難下。政治動蕩、選民大舉反抗全球化新自由主義、所有資本主義機構（如IMF和歐盟）都名譽掃地，使經濟問題更加復雜。

與1997年一樣，最重要的發展乃對資本主義的群眾反抗正在升溫，以及工人組織的建立。只有社會主義才是出路。

林鄭政府會有蜜月期嗎？

七月一日後林鄭月娥將會上臺。梁振英執政五年以來，社會問題不斷惡化，樓價持續水漲船高，貧富懸殊不斷加劇。在掌握實權的北京背後操控下，他的施政為林鄭月娥政府埋下無可拆解的計時炸彈。他的選舉承諾基本上一項都沒有達成，公屋興建數目有減無加、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落空、壓抑樓價的所謂「辣招」不見其效、連取消強積金對沖（讓雇主掠奪工人的強積金來抵消遣散費的政策）如此細微的改良也不能達到。醫療、教育系統在資本匱乏下幾近崩潰，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上任以來外訪日數加起來大約為半年！特首上任後不久被揭發收受澳洲UGL公司5千萬的款項，但廉政公署幾年以來完全沒有調查事件，反映出香港的所謂「法治」已經腐朽不堪。

香港數價令基層乃至中產都苦不堪言。過去五年香港樓價上升六成，樓價指數較九七年最高位高出89.4%。梁振英的所謂「辣招」對樓價完全無影響，反而打殘交投及二手市場，令一手市場樓價暴升。為了減低按揭和投交成本，近年愈來愈多百多尺的蚊型單位應運而生，可見整個瘋狂的樓市與人的住屋需要已完全脫軌。

正值主權移交廿年，香港貧富懸殊為45年來最嚴重，堅尼系數達到0.539，繼續排在全球已發展經濟體中的榜首。將全港家庭住戶收入劃分為十層的話，最高一層的收入是最低一層的44倍。其中收入最低一層每月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為5250元，難為統計處長鄧偉江還好意思說近年窮人收入「升幅很高」！梁振英上任時承諾立例規管工時，但結果拒絕設立標準工時，巧立名目以「合約工時」取而代之，更限製只能覆蓋月入為1萬1千元之下的工人。瑞士銀行的一項調查發現，香港每周平均工時已經超過50小時，位列全世界第一日，比全球的平均工時多38%。教香港怎能不淪為地獄！

大和解？

林鄭政府將會是一個弱勢政府，如梁振英航在建製陣營之間受到孤立。她不會受到香港資本家的衷心祝福。群眾雖然未如梁振英上任時聲勢如雄的反抗，但也會對她保持懷疑態度，就如一座尚未爆發的睡火山。林鄭月娥雖然竭力製造新政形象，但卻找不到新人組閣，唯有挽留那些惡名遠播的前朝余孽。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三人，以及三名現屆政府問責局長，包括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創科局局長楊偉雄和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將會原班人馬過渡。這是梁振英統治的後遺癥。因為政局的尖銳化，建製內部四分五裂，為官不再是一份優差，而是一條要押上個人仕途的險惡路。

林鄭刻意擺出與梁振英不同的姿態，希望可以換取泛民的合作，並緩和沸騰的民怨，但她是不會作出任何重大讓步的。她刻意與中聯辦表面保持距離，當選後第三天才去中央政府駐港機構，但她那777張選票明明是中聯辦賜予的。她表面釋出善意，表示考慮重新開放公民廣場（在2014年7月梁振英為了阻止示威者進入，封鎖政府總部廣場外的大門）以及擱置小三BCA這個不人道的考試製度。泛民主派如獲至寶，以此為林鄭月娥願意和解的征兆。現在她甚至聲稱會增加教育經費50億，但當中很多錢會用作大專的三萬元學券，意味著遵從過去政府的新自由主義路線，以公帑補貼私營學校的營運。然而，即使在開放公民廣場及擱置小三BCA這些小問題上，林鄭在表態後已經旋即受到梁振英暗示反對。在普選製度、廿三條立法以及清算傘運人士等重大政治問題上，她必然遇到來自中共及建製的更大壓力，更不可能有絲毫退讓的空間。

在特首小圈選舉時，泛民主派為了支持曾俊華而大力攻擊林鄭月娥為「CY 2.0」。但在選舉後突然對林鄭的態度180度改變，表示希望可以與林鄭「大和解」。公民黨今年的年度晚宴邀請了林鄭月娥參加，民主黨的資深成員羅致光很可能會成為林鄭政府裏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今年六四和七一，泛民主派及其喉舌《蘋果日報》的宣傳都比過往低調，不免令人感到他們有意在主權移交廿年之際淡化抗爭運動，刻意給習近平面子，以利他們進一步與中共的所謂「開明派」達成交易。種種跡象顯示泛民希望與下屆政府共渡蜜月期，但這不過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林鄭對「港獨」的取態

梁振英在雨傘運動後製造「港獨」話題，刻意誇大港獨勢力的存在，並像習近平般動輒以「維園國家統一」等民族主義措辭大力譴責。梁振英去年更發動立法會政變，篩選本土派的立法會參選人，並且取消反對派的立法會議員資格。這都是為了在權力鬥爭中爭取聲勢而走鋼線。他更將清洗立法會行動延伸至四名非本土派的議員資格，現在回頭看當時是他權鬥中殊死掙紮。

林鄭月娥似乎想緩和打港獨的力度，她來說最重要是先坐穩官位，不希望再製造梁振英式的惡鬥而形成不穩定的局面。最近，她表示不認為港獨「去到一個勢頭」，又表示港獨仍未形成一個思潮，暗示梁振英在誇大事實。但如我們一直指出，梁振英製造港獨恐慌的目的，是要使中共感到不能他的強硬統治是必要的，從而鞏固自己的權力。故此，梁振英立刻回應，強調對港獨要「防微杜漸，不能掉以輕心」。現在貴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梁振英，在卸任後很可能會通過在港的建製組織幹預下屆政府，以確保自己不會失去權力。其中打港獨將會是他維持權力的重要手段。

此外，中共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最近發表強硬言論，否定香港三權分立，暗示新特首要就23條立法，並恐嚇香港不要以「高度自治」名義對抗中央等等。他除了是向港人發放訊息之外，還是要向林鄭月娥施壓，警告她要維持上屆政府的強硬路線。故此，林鄭月娥上任後將會面對方方面面的壓力。再看中共的整個大趨勢，習近平目前不斷加強民族主義的輿論宣傳，高調反對「外國勢力」和「顏色革命」，林鄭月娥作為中聯辦的棋子又怎可以逆整個潮流而走？例如三名民主派赴臺參加時代力量與民進黨立委舉行的記招後，建製派大造文章指控香港自決派勾結臺獨勢力。林鄭月娥猶如被摑一耳光，被警告要對港獨勢力戒慎恐懼。

梁振英的下場UGL

群眾固然對梁振英恨之入骨，希望在他卸任除下免死金牌之後，廉政公署會正式調查他收取UGL公司5千萬的貪汙事件。梁振英對此一早有準備，故此在任期間大力清洗廉署，向維護資產階級法製的法庭作權力鬥爭。他希望這些機關更為直接受中共及他的控製，以免自己下臺後受到製裁。當然他的下場如何還是要看群眾鬥爭能向政權施加多大壓力，還要考慮中共黨內權鬥的復雜因素。梁振英的個人命運岌岌可危，令他難以輕易舍棄自己的權力，可以預期政府的權力交接將會相當不順暢。實質上這令港府的政治模式愈來愈與中共相似，卸任領導人為了自保而不能完全舍棄自己的權力，必須以另外一種形式繼續在背面掌握實權。這只會令香港的政治製度愈來愈不民主，權力更為集中在小撮的個人手中。

群眾鬥爭的未來

在雨傘運動退潮、本土派被政府瘋狂打壓、傘運人士及旺角騷亂者被政治檢控後，民主運動出現一定程度的疲態，而且這似乎會維持好一段時間。抗爭的次數、每次抗爭的人數以及青年人的參與度都正在大大降低。然而，只要我們稍為放遠一點目光，看看中國政局危機加劇和群眾鬥爭四起的大局面，就會認知到一場更為巨大的風暴正在醞釀。因此，下一次的群眾鬥爭在人數、抗爭意識和政治目標方面將會比雨傘運動有過之而無不及。

群眾經歷了過去幾年的洗禮將會有更清晰的政治目光，了解到必須連系至中國大陸的群眾乃至國際鬥爭才有可能勝利。倒過來，也很有可能是中國大陸先爆發一場大型運動後，重燃香港群眾的鬥爭信心。即使在八九年，香港群眾仍相當未被政治化的時期，天安門運動也可以促成香港百五萬人上街及前革命狀態。在今天的局面如果有另一場天安門運動作為助燃劑，將會引爆一個更強得多的火藥庫。

林鄭月娥政府並不會有任何真正的蜜月期。泛民主派自以為可以在民眾暫低落的情緒中避開群眾壓力，安然與政府達成協議，他們繼續走下這條妥協的不歸路，必將付出政治代價。社會主義行動在七一遊行堅持不妥協的鬥爭，唯有中港群眾團結抗爭，並以工人階級政黨為領導力量，以推翻中共獨裁者及資本主義為目標，中港兩地才會達至真正的民主。

熱普城再陷分裂

近日，以黃毓民、黃洋達、陳雲等人為首的「熱普城」聯盟內部的分裂進一步擴大並公開化，標誌著黃毓民為首的本土派版塊正式分裂。自去年立法會選舉以來，中共及港府不斷加強打壓本土派，借以打擊整個民主運動。本土派陷入危機與內鬥之中，而沒有團結起來抵抗，令政權的打壓事半功倍。熱普城去年立法會選舉獲得15萬4千票，當中很多是年輕人。今次他們的內鬥可惜會對部分真誠的抗爭青年造成挫敗感，最終仍是由中共坐收漁利。

據悉分裂的導火線為黃毓民近日終止了對黃洋達「熱血時報」每月三萬元的資助，觸發兩派支持者先於網上對罵。但隨著分裂擴大，黃毓民本人在網臺上更主動披露了更多的政治分歧，當中明言「你（陳雲）那個『永續基本法』是『偷渡』進入政綱。」而自己根本不同意陳雲「永續基本法」的主張，將之置於選舉政綱之內不過是選舉中的權宜之計。由此可見，即使於「熱普城」聯盟只是個政治投機分子集合體。

社會主義者早已明確指出，《基本法》是一份由中共與港英不民主地製訂的小憲法，對民主權利的普遍製肘，以維護港資與中共專製者的利益。主張將之「永續」到2047年後根本就是荒謬的政治主張。社會主義行動主張製訂一部民主而親工人階級的法律，以取代《基本法》。

在這場互揭黑幕的鬧劇中，鄭松泰於熱血公民內部講話錄音外流，錄音中鄭稱只是與同為本土派的青年新政梁頌恒與遊蕙禎「假裝友好」，因為「公眾是白癡」而容易欺騙。更為諷刺的是，黃洋達施行網路暴力，鋪天蓋地抹黑社會主義行動「熱衷籌款」，此時他卻被黃毓民怒斥其收取了各方合計二十萬元捐款以成立「熱血狗仔隊」卻毫無下文。黃洋達亦聲稱於熱血公民中實行「幫會式管治」，其退黨成員大爆組織沒有絲毫的民主成分，充斥著自上而下的指派「旗主」，決策上的專斷獨裁。

對本土派幻想破滅的朋友應當認識到，他們並不能帶來任何出路。香港民主鬥爭不能再被右翼民族主義者破壞。社會主義的綱領與連結國內外群眾共同鬥爭才是唯一可取的選擇。

大坑西村重建迫遷

由橫洲官商鄉黑、高鐵迫走菜園村居民，越來越多官商勾結而發生強拆迫遷。香港唯一的私營公屋大坑西村，成為發展商眼中的肥豬肉，由恒基地產「四叔」李兆基作公司董事的「平民屋宇有限公司」計劃將大坑西村重建，不但將廉租屋變為以私人單位出售牟利，更將迫遷1,300戶居民！一眾居民組織起來，發起行動反對官商勾結。

「原本是公共的，現在重建給私人財團賺錢！」大坑西村居民權益關註組主席歐陽潔珍憤怒地表示。大坑西村是香港政府在1961年以極低的地價給「平民屋宇有限公司」建屋，而地契規定，必須出租予低收入人士。屋村位於市中心，鄰近石硤尾地鐵站，地理位置吸引了貪婪的發展商。於是發展商自2014年申請「重建」為名，而無任何真正安置居民的方案。

「根本無咨詢過居民。我哋落村做每戶調查，絕大多數居民反對（發展商）只賣不租方案，好多老人家已經住了差不多五十年，現在樓價貴，可以搬去哪裏？」關註組主張居民共同規劃大坑西重建，由政府接管，興建公屋安置居民，反對私人財團牟利。他們數年來不斷發起抗爭，包括組織居民大會、集會示威，又向城規會提出修訂案。

去年城規會共收到93%表示反對發展商重建的意見書，但仍強行通過該方案；直至今年，大坑西村居民提出修訂案，要求至少85%面積用作出租，城規會收到99%的支持意見書，但最後卻無理地否決了居民。美其名「重建」，實為官商勾結、黑箱作業！

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大坑西居民的抗爭，呼籲更多人加入戰線，阻止政府將坑西變成地產商的牟利工具。我們主張所有單位以公共屋村形式出租，並且踢走地產商，通過民選租戶代表，將大坑西村公營置於民主控製，讓租戶有權否決重建計劃。

傑瑞米柯賓

《黃之鋒：熱血青年 vs. 超級強權》影評

本部紀錄片美國編劇兼導演喬‧皮斯卡特拉（Joe Piscatella）拍攝，描述20歲香港政治人物黃之鋒。影片從他14歲開始記述，當時他仍是個中學生，並領導「學民思潮」反對北京推行的國民教育計劃。

黃之鋒無疑是香港重要的政治人物，可是電影的敘述角色過於個人化，且對他毫無批判，未能深入探討民主運動與中共獨裁。

影片的宣傳海報上寫道：「這是個關於一位青年人覺醒的故事。」顯然是將焦點集中到個人「英雄」之上，而忽略了這場觸動了數以百萬人的鬥爭運動中更深入、真實的一面。這實在令人感到可惜，因為自2014年雨傘運動的高峰後，香港民主運動經歷了多次挫敗而裹足不前。若果影片能夠深入而具批判性的紀錄會出色得多。

《黃之鋒：熱血青年 vs. 超級強權》在其目標觀眾，海該群體中大獲好評。該片在1月贏得辛丹斯電影節世界電影紀錄片觀眾評選獎。我懷疑獎項更多是出於對香港群眾運動的同情與敬佩，多於對影片本身的欣賞。

膠著狀態

黃之鋒年紀輕輕就成為了群眾運動的代表人物。他和傘運領袖正被政治檢控，有可能會面臨長刑期監禁。在影片中他坦承自己還沒有準備好坐牢。當然，哪會有人準備好呢？

香港的鬥爭陷入僵局，是因為單靠行動主義與民間勇氣還不足夠。年輕人固然是重要的資產，但單靠年輕人也不足夠。縱使雨傘革命擁有這些因素，但持續了79日後，最終依然耗盡能量而瓦解。原因是運動沒有超出有限度改革的綱領，而未能挑戰「超級強權」繼續掌權。

雨傘運動過度聚焦於香港，並且未有提及支撐中共專製的資本主義製度，是窒礙的兩個政治因素。泛民老鬼的綱領的失敗之處正在於此。他們害怕群眾鬥爭的思維，自由派教授戴耀廷就將這角色活形活現地展現了出來。

在群眾厭惡泛民軟弱的情緒之間，諸如黃之鋒等學運領袖從中冒起，可惜他們抱有與泛民一樣的錯誤思想，只是形象年輕而憤怒一點而已。影片忽略了鬥爭運動內部的分歧，除了一幕黃之鋒（溫和地）批評戴耀廷將「占領中環」搞得像個儀式一樣嗎。不過，戴耀廷的罪行又豈止於此？其組織「和平占中」不斷以不民主的方式控製、拖延占領運動。戴耀廷亦反對學生在2014年9月發起的一周罷課（實際上是這場罷課而非戴耀廷的和平占中觸發了雨傘運動）。在雨傘運動爆發的前一晚，戴耀廷甚至被學生喝倒采（這一幕沒有在影片中展示出來）。

再見學民思潮

同樣，「學民思潮歡送派對」一幕，黃之鋒決定解散學民思潮以「成立新政黨」（香港眾誌），電影亦沒有解釋此舉的前因後果。真誠的政黨與學生運動，本應不會互相排斥。
實際上，學民思潮本身是由以黃之鋒為核心的小圈子從上而下操控的，而解散的決定亦如是。一些在雨傘運動期間及之後加入組織的青年，受到本土派的獨派思想所影響，這對於黃之鋒的領導帶來了問題，他亦因此決定「割愛」。

紀錄片中出現最多的詞匯是「香港」。這種局限於本土的淺短目光，成為了反獨裁鬥爭的絆腳石。那麽，既然單靠港人並不足以擊敗中共專製，我們應與誰聯盟結友呢？就如黃之鋒最近提出那樣，以特朗普等資產階級政客結盟？還是與全世界受壓迫的人民（包括中國的廣大群眾，以及反對西方不民主資本主義暴政的鬥士）聯合起來？

黃之鋒在影片中說道：「在香港變回香港之前，我是不會停下來的。」這句話正好表示香港民主鬥爭亟需註入新的思想。

失竊的公共空間

香港公共房屋休憩所用的公共空間遠遠不足，甚至被私人資本公然侵占。 根據「拓展公共空間」文章披露，香港有相當一部份商場項目的地契列明，必需向公眾提供一定的公共空間，但發展商經常將前往公共空間的路線設計得千回百轉，令民眾不便前往，或幹脆以維修之名長期封閉通往該處的通道、電梯等。商場方面亦經常於這些公共空間舉辦商業展銷活動，從中賺取豐厚的場地出租費用。

數據指出，港人人均休憩空間標準僅2平方米，當中184萬人實際可享用的公共空間更少於2平方米，但在山頂、愉景灣、九龍塘等富人區人均休憩空間卻有8平方米，兩者相差足足四倍。香港連理論上本應全民共享的公共空間竟也相差懸殊。而相比鄰近同樣為人口密集的城市，如東京和新加坡等，分別都有5.8-7.6的公共空間，某些地產項目亦將公共空間設計成半封閉式環境，從而變相將公共空間私有化。當中最為荒謬者當屬李嘉誠長實旗下的大圍「名城」樓盤，地契中列名需興建多項公共空間設施包括兩所學校，而長實竟將學校興建在離地面十九米的五樓平臺之上，更離譜的是長實為了區隔「私人住宅」與公共設施，竟只預留一條樓梯與一部只能載十二人的升降機予兩校近兩千名學生出入平臺。而政府面對當區市民提出公共設施不足要求增建的訴求，竟將區內私人會所計算入地區休憩空間之內，回應指當區設施已滿足香港規劃標準。意味著當區的富人可以繼續享用遠超其所需的「公共設施」，而基層民眾面對本應共享的空間被公然侵占卻無可奈何。

可見政府所謂的「土地問題」根本是由於親商政策取態下故意抑製土地供應所造成，剝奪民眾應有的休憩用地權利。為了捍衛公平的公共空間，必須將開發商、住宅和商場全面公營化，由居民民選產生代表進行民主控製。

劉曉波逝世

中國異見分子劉曉波於7月13日肝癌逝世，見證了中共獨裁及其暴虐、鎮壓性的統治方式。劉曉波上星期才診斷出有末期肝癌。如果在病患初期得到醫療照療，他是有可能痊愈的。當中共在2009年判處他監禁11年時，實際上相當於判了他死刑。

國際組織人權觀察中國部主任Sophie Richardson批評：「中國政府的傲慢、殘忍和冷酷令人齒冷。」在劉曉波逝世前夕，他的親友及支持者都向當局要求讓他海外就醫，但當局畏懼會造成負面公眾形象而拒絕。

習近平正在發動內部權鬥，準備於十九黨大會鞏固他的權力，同時中共在全球外交上也受到無數挑戰，因此當局為了保護形象，不會容許任何在劇本以外發生的事情。

同時，中共政權知道外國政府所施加的壓力是極為輕微的。各國政權早已將商業利益放在首位，不再向中國教導「人權」。劉曉波雖然視外國政府為中國榜樣，但卻被他們舍棄了。「從劉曉波的命運可見，西方國家與中國的外交中人權議題正在倒退。」

劉曉波遺孀劉霞自2008年以來受到軟禁。現在外界關註她的安全，因為當局似乎不會讓她離開中國。

異見者胡佳批評：「我認為這是政治謀殺。」他和其他異見者說當局拒絕劉曉波海外就醫，是要縮短他的壽命，確保他在生命最後階段不會批評北京。劉曉波作為自由派異見圈子的領頭人物，他逝世令異見分子之間彌漫著悲傷絕望的情緒。而當局完全沒有意願稍為軟化其強硬的立場，反而愈來愈強硬，加上各國「民主政府」也不關註事件，令自由派運動陷於窘境。

諾貝爾和平獎

劉曉波在被北京中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當年判刑之重令人震驚，也標誌著中共全方面的鎮壓都在加強，令受害者人數大增。劉曉波在獄中時被頒發諾貝爾和平獎，成為了該國最著名的政治犯。

劉曉波是一位中國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和著名學者，自1989年民主運動起，這是他第三次被當局監禁。在2008年12月被捕之前，他曾和其他300名持不同政見者共同起草並簽署了《零八憲章》。該宣言以呼籲人權和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七七憲章》為基礎，同時提出在中國進行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的主張。

在習近平統治下的鎮壓加劇，其力度是廿年來最嚴峻的，劉曉波也成為了鎮壓浪潮的受害者。正如本網在劉曉波被判刑時寫道，這是一個警號，並「提出了重要的問題：中國正向何處去？中國在經濟上看起來很成功，政權為何仍感受到如此大威脅？」

而且當局這一輪的鎮壓對像不僅包括所謂「親美派」和「民主派」，而且同樣也針對左翼、毛派和非政治人士。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中國支持者抗議當局殘暴對待劉曉波及其遺孀，但同時我們不會隱瞞我們與劉曉波親資、親帝國主義的政見有著重大分歧。以下舊文對劉曉波的政見作出評價，首次於2010年3月17日刊登於《中國勞工論壇》。

劉曉波的「罪行」

2008年劉曉波和其自由主義同伴們共同發起了聯署《零八憲章》的活動以呼籲實現」自由、人權、平等和憲政共和等」，其中也包括一些體製內和主流學者，如經濟學家茅於軾和法律學者張祖樺等。與其說《零八憲章》的目的是要」推翻現政權」或者發起任何形式的反對派組織，不如說其實是在向中共當局呼籲進行政治改革。

劉曉波支持當局所進行的資本主義」經濟改革」，但希望當局能進一步推動政治改革以使中國成為」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國家」。因此當局對劉曉波的鎮壓並非是因為他的思想代表著對現行體製徹底性的否定，而是因為他通過《零八憲章》和其他作品挑戰了當局的統治威權和現統治集團的現實利益。

正如劉曉波在2006年寫的文章《從革命到到利益黨》中所描述的，今天的中共當局更多是建立在」經濟利益」之上的統治集團，而不再是過去意義上的」意識形態」政黨。保住權力是中共當局整個官僚體系最高目標，即使在早年也類似於前蘇聯執行的是一套自上而下的官僚控製的國家集體計劃經濟。因此當毛澤東主義-斯大林主義統治模式在30年前遭遇政治危機時，當局在死抱專製權力不放的情況下，主動地逐步地接受和領導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

社會主義者強烈抗議當局對劉曉波和《零八憲章》聯署人的審判和壓迫，也反對當局對其他異議人士的專製壓迫；但這並不意味著支持和接受《零八憲章》中的意識形態與政治概念。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為民主權利而鬥爭，其中必然包含著《零八憲章》所提及的諸多民主訴求；但同時我們堅定地反對其中所得出的所謂」政治結論」。因為根據我們的觀點，這並不能真正幫助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尋求到反對一黨專製的出路。

《零八憲章》中明確地提出支持資本主義製度和資產階級私有產權，支持中國進行進一步的私有化，但認為應該」公平地」執行私有化。例如其中」基本主張」的第14條中明確說明，」確立和保護私有財產權利，實現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製度，保障創業自由，消除行政壟斷；設立面對民意機關負責的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合法有序地展開產權改革，明確產權歸屬和責任這；開展新土地運動，推動土地私有化，切實保障公民尤其是農民的土地所有權。」

如按《零八憲章》鼓吹的在當局統治下實現農村土地私有化，不可避免地將導致大量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數與金融資本有緊密聯系的新興地主手中，而數以百萬的貧苦農民將被趕離其賴以生存的土地而成為真正」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反對土地私有化，呼籲農民通過自願合作社的形式民主地控製土地而發展更有效率的大規模農業種植，而且應該由真正的工人和貧苦農民所選舉和組建的政府通過對國家資源的民主控製為農民提供必要的基礎建設支持和廉價與免費的信貸。

同樣地，《零八憲章》呼籲取消政府行政壟斷而鼓勵私有商業，這並不會真正有利於工人階級和窮苦百姓。而且這已經被中國目前所在推行的大規模私有化現象所證明。不過是意味著將全民所有的資產從腐敗官僚的手中轉移到同樣腐敗的資本家手中，而我們需要的是應該將這些公司真正交到工人階級手中進行民主控製與運作而滿足社會需求。所謂的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和歐洲諸國政府都推行過類似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將國家壟斷行業和企業解體並取消管製，而結果卻是犧牲了廣大公眾與雇員的利益而滿足少數投機者與大資本。資本主義的」反壟斷」政策從未實現過其所宣稱的目標，在多數情況下只是將此前國家控製的公共事業轉變成為謀取暴利的私人壟斷企業。

社會主義者堅定地反對私有化進程；因為無論采取何種方式執行，只會進一步導致貧富分化。世界各地的統治精英們都習慣性地使用所謂」公平而有序地」私有化為幌子而盜取公共財產。眾多國家通過大規模的私有化並未變成所謂」民主的堡壘」，如1990年代的俄羅斯、皮諾切特控製下的智利和今天的中國。

在劉曉波的近作《大國沈淪：寫給中國的備忘錄》中，他指責官僚權貴與富商巨賈所結成的」紅黑聯盟」。他聲稱，」在健康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將會存在反壟斷法。」但不管紙面上存在任何法律，在現實的資本主義世界中，財富和權利只會日益集中到少數大公司的手中。譬如就在劉曉波一直贊美的美國，在世界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下，我們仍然可以看見這一經濟法則的明確案例。在2007年底，美國4家最大的銀行（花旗銀行、摩根大通、美國銀行和富國銀行）掌握這全美32%的存款，而到今天這一比例已經上升到39%。巨大的經濟力量集中到4家未經選舉產生而且不受控製的經濟機構手中本身就是不可接受而且極端危險的。

中國自由派的分裂

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中都不存在劉曉波所談論的「真正的市場經濟」。自資本主義製度一出生起，它就伴隨著為追求利潤而產生的剝削、暴力與欺詐。自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起，當中共當局開始資本主義的」經濟改革」之時，「自由派」學者成為了處於「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政府和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間的一座「友好橋梁」，而劉曉波本身也是這一進程中的歷史產物。

但是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成為了這座「橋梁」斷裂的關鍵轉折點。為維持一黨統治和官僚權貴的利益，中共當局殘酷鎮壓了人民群眾的反抗和並嚴格控製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方向。作為1989年民主運動的領導核心力量，知識分子階層由於表現出獨立於統治集團的意誌，在運動中也遭到了政府的鎮壓。

自此之後，一部分前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學者接受了由中共統治精英領導資本主義復辟的現實，並轉而成為當局的幫兇以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和攻擊普通人民群眾的利益。這也就是為什麽如今在互聯網上眾多親政府和體製內的教授專家被網民稱為「叫獸」（在普通話中與「教授」同一發音）。

工人階級的角色

然而，劉曉波和他的「泛民主派」同仁們卻被歷史留在了「斷橋」的另一邊。作為知名的反對派，「劉曉波們」不僅「真誠地」反對共產黨當局，而且也堅定地反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因此他們拒絕與殘酷鎮壓的當局進行合作。但同時，不幸的是他們也拒絕了解現實中的中國，以及產生諸多中國問題的社會與政治根源。

經過20年與當局的鬥爭，劉曉波和許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仍然沒有發現真正推動歷史發展的力量──勞動人民。在1989年時，他們拒絕工人和普通市民參與學生領導的抗議活動，而將希望寄托在中共最高領導層中的一翼（趙紫陽的「改革派」）。在運動高潮時，他們拒絕呼籲工人實施總罷工，拒絕組織民主的防衛委員會以阻止當局的血腥鎮壓。

盡管時常高唱「平等與民主」，但劉曉波和他的同仁們作為精英階層的一部分，從來沒有真正信任底層民眾和試圖與他們進行團結。他們批評「中國人的生活是淹沒在暴力與革命之中」，認為「忽略了自由主義得以立足的最基礎製度──私有製和市場經濟，也就必然忽視保障個人權利和限製政府權力的憲政民主。」（劉曉波，2006年，《中國自由主義的現代困境》）而且即使在他接受審判所寫的自辯稿中（由於法庭阻止而為能當庭宣讀），他也明確表示，「我也一貫反對一步到位的激進改革，更反對暴力革命。壞政府治下的秩序也優於無政府的天下大亂。」

1988年，劉曉波接受香港《解放月報》記者采訪時曾表示「中國實現歷史變革的條件」是「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麽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而這事實上與香港的現實完全不同。香港的「市場經濟」事實上是由一小批親中共當局的資本大亨們所控製，如人皆所知的在香港每消費的7元中有1元是流入李嘉誠的口袋，李嘉誠控製了香港的電訊、媒體、房地產、港口和零售業。

如劉曉波的觀點能成立的話，那麽印度早已應是一個發達平等的自由社會，因為印度曾經在英國殖民統治下達200年之久，而且今天的印度正如《零八憲章》所呼籲的是一個資本主義的民主聯邦共和國。但是現實顯然是完全相反：印度仍然擁有全世界最多的貧困人口，並且在國內各邦充滿種種社會沖突、階級鬥爭乃至內戰。事實上在全球範圍內，除了少數特別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眾多所謂實現市場經濟和資產階級民主的國家與地區仍然處在社會混亂、大眾貧困和極端不平等之中。

劉曉波的親美立場使他支持美帝國主義的幹預（甘地非暴力立場也無阻他支持帝國主義戰爭）。劉曉波及其支持者支持美國對阿富汗與伊拉克所發動的侵略戰爭，並將之描繪為解放中東人民的」正義戰爭」。甚至把前美國總統喬治布什與貝裏雅吹捧為羅斯福與邱吉爾的繼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