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左派谈香港社会

傑瑞米柯賓

成本高昂

BN(O)簽證移居者，要等待6年才能享有英國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而以英國的生活水平社會，除非具一定教育程度和資產的中產階級，否則難以承擔當地的生活費。據《經濟日報》報導，假如一家四口以BN(O)居英方案移居英國，等候入籍的6年間開支至少須485萬港元。這就使得基層民眾卻步。

香港貧富懸殊嚴重，中上階層坐擁豐厚資金。去年全港擁有1000萬港元或以上凈資產的「千萬富翁」達51.5萬人，創歷年新高。港人資金的流入直接推動了英國的樓價飆升。萊坊(Knight Frank)的數據顯示，過去12個月，香港買家占整體外國買家的4%，高於2016年的2.5%。部分移英的香港業主更試圖在當地復製香港式炒樓牟利，大量地產業者正在開班傳授炒樓技巧。資本輸出到哪裏都像蝗蟲一樣侵蝕資源，所謂蝗禍根本是階級問題而不是族群問題。在資本主義體製下，香港人未來也不免會在英國或其他避難國裏面對種族歧視。

過去兩年英澳加都有港人亦不忘繼續鬥爭，舉辦聲援香港抗爭的集會，應該予以支持。然而，依靠香港民族主義（港人身分認同）來建立海外生態圈卻只是一種幻想。在20世紀初，海外華僑之所以能夠成為第一批形成中華民族意識的群體，並為1920年代反帝運動埋下種子，是因為華僑工人階級有著受到種族歧視與欺壓剝削的共同經驗。然而，今天中產階級為主的香港民族主義是相當軟弱，移英港人欠缺集體生活的連結，使「港人身分認同」難有組織的發展。海外黃店可以像民主墻那樣作為宣傳平臺和表達空間，但在金融資本壟斷的今天這並不會形成獨立的經濟圈。目前大部分黃店賺到的錢是不會回饋給抗爭運動或援助政治犯的。移英港人真正要做的，不是聯結英國政府或兩大黨權貴政客，而是團結在英國的工人和基層群眾，挑戰英國的工會官僚，要求工會支持中港民主鬥爭，亦要中國大陸的群眾輸出革命，為未來的鬥爭作準備。

香港：巴士逆市加價 市民百上加斤

疫癥下市民面對無薪假、減薪甚至失業。九巴及新巴城巴卻於3月中獲行政會議批準大幅加價。九巴已於4月4日把獨營路線價格上升平均5.8%，最高達8.6%，聯營過海路線則分階段加12%，4月4日先加8.5%。新巴、城巴則獲準加價12%。首階段已於4月4日起開始整體平均加價8.5%；並於明年1月2日再平均加3.2%。

三大巴士公司過去十數年多次加價，數次高於通脹。當中城巴和新巴於2019 年1月加幅更達9.9%。九巴母公司載通國際去年因獲政府補貼9億元，令其有2億元盈利，近5年已累計賺21.8億元。而且九巴於2001年把其廣告業務附屬公司RoadShow分拆上市，其帳目並沒有直接包括其廣告收入。由巴士車廠用地所得，賣樓及出租商場收益，則歸載通國際所得。

巴士公司另一方面對員工則越見刻薄。九巴後勤部門於1月有數十人遭「勸退」離職。自3月起，以合約形式續聘已退休車長改為只以半職聘用，更指定夜更崗位。底薪較舊合約減少三成。而負責清潔車廂的清潔工，則由4月起被轉為外判工，轉職到清潔承包商工作。至於新巴及城巴，去年底強製員工每月放1至2日無薪假、要求「自願申請」短工時更份安排，即相關更份最多上班4小時，以時薪計算工資。於2月先後解雇了10多名文職人員和逾40名後勤部門員工。3月獲批加價後，更把所有兼職車長停職。

疫情下削減班次

提供市民服務方面，疫癥下乘搭人次減少，本來正好令每班車的載客人數減少，以保持每人的距離，減少病毒傳染機會。但政府卻批準巴士公司縮減班次，讓疫癥初期九巴部分班次延長至30至50分鐘一班。現時南區部分路線上班上學繁忙時間候車需時達半小時，今年初新巴城巴個別路線甚至曾經於周日每小時才有一班。

社會主義者認為，大型公共交通運輸系統的運作目的，應用於提供免費及優質的服務，並禁止疫癥期間任何惡化員工待遇的行為。工人需要團結組織工會才能有抗爭的力量。只有把交通企業公有化，置於民主的集體管理下，才可令其真正為民眾服務。

香港：「套丁」數十年　資本賺到盡

近期，廉政公署再度就套丁案逮捕「丁屋大王」王光榮及其次子王德信，再令人關註起新界「丁權」及「套丁」等問題。

所謂「套丁」，指的是擁有建屋「丁權」但無地的新界原居民男丁，與有地但無建屋權的地產發展商私相授受。表面上由地產商廉價「賣地」予男丁，再由男丁申請興建「丁屋」。私底下，該「丁屋」實際上由地產商所擁有，並由地產商出售牟利，男丁在其中收受一筆據稱約十多萬到五六十萬港元不等的「套丁費」。按2015年李欽培套丁案（DCCC 25/2015）的判決顯示，以上的「套丁」行為屬串謀詐騙地政總署的犯罪行為。

假如我們宏觀地審視，根據2013年10月30日香港政府「立法會十八題：鄉村式發展地帶」新聞公告顯示，法定圖則中規劃為「鄉村式發展」的土地的總面積為33平方公裏（約占香港總陸地面積3%），而全港整體的住宅用地僅占香港總陸地面積4%，意味著香港超過90%的居民擠擁在4%的土地上，相對地，不到10%的原居民卻（至少在紙面上）有著3%的土地預留。

但事實上，正由於土地緊絀，現時大多數所謂的原居民男丁根本手中無地建丁屋，他們最多不過是一次性地將自身的「丁權」出賣予財團，套現區區數十數現金，與財團「套丁」後發展成動軏市值千萬元的低密度豪宅相比，連九牛一毛都比不上。據《蘋果日報》報導，地產發展商垂涎套丁建屋轉售的暴利，往往通過村長鄉紳甚至黑幫威逼利誘原居民出賣丁權，過程中多番涉及眾多利益瓜葛而發生血案。可見目前，實際上大多原居民男丁的所謂「丁權」根本並非建屋自住，而僅僅是地產商和鄉紳牟利的其中一條渠道。

早在2016年，媒體《香港01》已曾揭發「新界王」劉皇發與其兩名兒子劉業強、劉業光等人在二十多年前就曾涉嫌以套丁的手段發展丁屋屋苑「龍濤灣畔」、「成發山莊」等，獲利1.2億。追查之下，其中一名出售丁權的原居民亦直認當時早已出賣丁權，賣價僅五六萬元。

套丁行為的非刑事化

據報導，涉嫌套丁牟利的還包括前行會成員張學明、廣東省政協溫幸平、地產商金朝陽集團、甚至負責丁屋政策的前地政署官僚！可見這些建製中堅，一方面貓哭老鼠假惺惺地表示了解香港民眾住屋問題，另一方面卻涉嫌在套丁操作上下其手牟取數以億元計的暴利。

而是次「套丁」案件，涉案者亦堂而皇之地搞出一個「套丁」屋苑「曉門」公開出售，整個屋苑占地達3.3公頃。而這一「套丁屋苑」並非特例，大埔「華樂豪庭」同樣屬疑似套丁屋苑，占地4.6公頃，已相當於一般公屋邨的占地面積。相比之下，以「曉門」為例僅發展277戶，而占地相約的公屋啟晴邨（3.47公頃），則發展了5,204戶，兩者相差近20倍，這是對土地發展荒謬的浪費和揮霍。

與此同時，套丁泛濫的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在現時特首林鄭月娥身上，據香港電臺報導2007年時任發展局局長的她應鄉議局的要求，將丁屋申請表中，申請人聲明沒有轉讓丁權的一項剔除，變相將套丁行為非刑事化。而這一政策的改變，全港民眾居然一直被蒙在鼓裏。直到前文所述的2015年李欽培套丁案開審，鄉議局出示林鄭簽署相關政策改動的信件，全港上下才驚聞此一消息。

但面對這些嚴重且泛濫的情況，即使媒體甚至民間團體如本土研究社得都能查出大量疑似套丁的案例，相關的官僚機構卻幾乎完全無所作為。被媒體曝光的套丁鄉紳名流等人，在過去數年間絕大多數都未被追究或正式起訴。直至2019年元朗721事件後，民眾對封建鄉紳和「鄉黑」勢力憎惡至極，大批民眾自發追查其不法行為。到最近，廉署方才姍姍來遲地逮捕數人，予人「找小弟祭旗交差」之感。

香港丁權問題積陋已久，這本身就是一項傳統封建宗族的殘留物，其中涉及到土地分配的不平等乃至男女性別的不平等，在現代社會散發著封建時代中令人欲嘔的惡臭。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應當立即廢除丁權，全面沒收所有地產商及「鄉黑」勢力的土地和農地，由居民代表及規劃專家組成的土地委會員規劃發展，全力興建廉價優質且密度合理的公共房屋供應全港民眾所需。

疫情下的香港經濟危機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至今已超過一年，然而疫情仍然未見終結。雖然病毒對民眾的健康未造成如部分地區那樣嚴重的傷亡，但對勞動大眾的影響依然巨大，特別是經濟民生方面。2020年的香港陷入嚴重經濟危機，全年經濟增長為負6.6%，是1961年有記錄以來最差，而且亦是連續兩年陷入衰退。

受到疫情打擊，短短一年間，失業率至今飆升到7.2%，是自2004年以來最嚴重。除此之外，打工仔還要面對就業不足、強迫無薪假、減薪。受到最大沖擊的行業無疑是零售、飲食、旅遊、航運、酒店業等等，當中餐飲業失業率更高達14.7%。而貧窮人口亦屢創新高。

雖說是疫情導致經濟狀況惡化，但香港早在疫情之前已經陷入經濟衰退（源於中美貿易戰與中國經濟放緩），2019的經濟增長為負1.2%。

的確，普遍分析認為本港今年經濟會出現反彈，港府預測本年經濟增長為3.5至5.5%，至於IMF也預測有4.3%增長。不過，這是建基於去年衰退底下的基數，如果把2019-2021年3年的數字加起來，經濟仍然為負增長。IMF亦警告，全球經濟反彈後會逐漸失去動力，甚至要到2023年才可回復到疫情前的經濟數字。

就算是2003年SARS之後香港表面經濟數據能很快復蘇，但嚴重的失業率要持續到5年之後的2008年才回復到低位。也就是說雖然經濟數據可以改善，但工人階級的處境往往要更延後幾年才能有所改善，更不用說貧富懸殊的問題實際上是越來越差。而當年的危機尚且有雙位數增長的中國經濟作為緩沖。然而，今天中國經濟也陷入自1976年來最差的狀況，未來經濟困難的時期還會持續。

傑瑞米柯賓

社會主義行動申請加入民陣公開信

致民間人權陣線：

中共正在吹風要用國安法控告民間人權陣線。白色恐怖的政治氣氛令泛民黨派紛紛退出民陣。此舉對於抵抗政治迫害的鬥爭並無幫助，實在令人遺憾。

中共要取締的不只是民陣，而是香港舉行反中共大型和平集會的合法權利。若果民陣受到打擊，七一遊行將可能從此消失。消滅民主運動的示威權利才是中共的真正目標。中共下一個目標將是支聯會及六四集會。各大民主派工會恐怕也不能幸免。

民陣作為號召大型集會的主要平臺，無疑在2019年的抗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由2019年3月發起1萬2千人遊行，醞釀前期的反送中運動，至6月9日的100萬人及6月16日的200萬人上街，驅使抗暴革命爆發，到了運動中期陷入僵持狀態時，民陣再發動818的170萬人流水式集會再鼓起運動。即使過去民陣由溫和泛民所主導，社會主義行動並非認同其全部做法，但現在捍衛它就是捍衛示威權利。

社會主義行動現申請加入民陣，望獲所有留下來的成員團體批準。我們呼籲所有反獨裁的團體留在民陣，或者加入民陣。國安法通過前，多個自行解散的民主派團體，最後也沒有避開中共的鎮壓，足見退出民陣並不是避開中共打壓的逃生門。作為民主運動的團體，理應站出來告訴群眾——鬥爭將會繼續。

中國／香港：ISA發起全新的聲援行動

自2019年香港群眾鬥爭過後，局勢已全然改變。習近平獨裁政權和名不符實的中國共產黨回應這場運動的方法，就是對民主權利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打壓，其目的是要摧毀這場運動，並防止未來在香港和中國大陸任何的群眾鬥爭。

鑒於這些對香港民主權利的攻擊以及在中國大陸越來越嚴厲的打壓，ISA發起了「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暫譯，英文名稱為Solidarity Against Repression in China & Hong Kong）運動。這項運動的目的是加強大眾對中港實際發生情況的認識，以動員來自普通人民、工人和青年的團結聲援。

這個運動在幾個重要方面將與幾個其他現有的聲援行動有所不同。ISA在中港都有我們的同誌和社會主義支持者。他們受到直接的打壓威脅和影響，令這場鬥爭非常具體。

我們的團結運動將集中於中港受壓迫階層（工人、年輕人、婦女和少數族裔）所面臨的局勢。我們將避免按照各自議程的各政府和商業利益團體發起的倡議。當民主權利和工人權利問題受到威脅時，他們既不能為被壓迫者發生，也不能被信任。在中美兩國統治者之間的新冷戰時代，這尤其重要——因為雙方都試圖操縱全球輿論，利用全球輿論進行他們的帝國主義權力鬥爭。

該運動的目的是教育、介入和組織聲援行動。實際和即時的團結聲援意味著向遭遇國家鎮壓的受害者表示支持，並盡可能廣傳相關事件的消息。該運動希望以提出決議案、製作影片和分享活動照片來提高全球工會和勞工運動對中港鎮壓的認識，以支持中國大陸和香港的工人權利和民主權利。

中共直接治港的新模式將自製災難

香港正處於歷史性的反革命狀態。中共動用國安法全面鎮壓，參加初選的民主派政治人物身陷囹圄，立法會被閹割至人大一樣，法庭不斷重判示威者。9名泛民政治人物被裁定前年8月18日參與及組織未經批準集結，其中5人被判監8至12個月，當中社民連梁國雄（長毛）被判最重的18個月。他們多人還將面對國安法的審判。

中共提出「愛國者治港」，為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正式送終。中共全面改組香港立法會，立法會直選議席由一半降低為90席中的20席，候選人必須獲得港區人大政協代表的提名，而且還有國安部下的資格審查委員會，根本上由中共牢牢操控。

2019年區議會選舉，中共徹底錯估形勢，誤以為建製派會大獲全勝，故此沒有取消區議會選舉。最後民主派奪得9成議席，使中共驚惶失驚措。中共明白到，哪怕是空間極度有限的選舉也可以成為群眾投抗議票的平臺，因此下定決心要全力扼殺選舉空間。現在，中共取消超級區議會議席，因為該五席由區議員提名的，將會由泛民占據候選名單。中共亦害怕全港性選舉會變成變相公投，讓選民抗議票。

中共對小圈子的特首選舉也不放心，即使廣大群眾並無投票權，還是害怕泛民主派有可能提名挑戰中央的候選人。除了取消區議員的選委資格外，醫護和社工的權力亦被削弱，而中資代表則獲得新增的商界（第三）界別。中共打破了泛民迷信九七後體製內妥協和「循序漸進」改革的幻想，不論是35+控製立法會，還是300+特首選票的關鍵少數，都已是灰飛煙滅。

議會淪為笑話一則，杯葛選舉的氣氛已在群眾中蘊釀起來。建製派已正吹風，指鼓吹投白票將會是違反國安法。不論反對派能否發起公開的白票運動，選民的投票意欲己將大大減低，使中共又再自取其辱。中共及港府自以為強硬鎮壓會平息反抗，但民怨只會繼續積累下去。

泛民主派的生存空間被扼殺，並不代表建製派可以大安旨意，從此歌舞升平。中共同時會整頓治港勢力，淘部分的建製冗員，希望更有效直接控製香港的政策。三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拋出「忠誠廢物」一詞，嘲諷香港建製派雖然忠心耿耿，但卻庸懶無能、無力護主，並非「賢能的愛國者」。建製派立法會議員的葉國謙則以「廢柴學者」一詞回擊。建製派與中共要員公開罵戰是極為稀有之事，表面上無意義的口水戰，背後揭示著建製內部權力大洗牌將會進行，各方都在爭奪政治分贓。

習近平政權不會明白，是自己極為強硬的統治造成香港民意反彈，激起2019年以來的激烈反抗。中共反其道而行，相信要更強硬控製香港、更直接指揮香港才可避免日後危機再生，因此改變過去經中聯辦及香港建製派的統治模式，削弱因山頭林立而行動散渙的建製派之權力，由中共黨機關直接治港。

在前年香港抗暴革命爆發期間，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就多次南下深圳，設立「危機管治中心」指點治港政策。經過這場風浪後，中共要把直接指揮香港的做法製度化。2020年2月，中共將「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升格為「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由韓正擔任組長。這種小組是用於駕空國務院的權力，使國家事務更直接由黨控製，方便習近平集中權力於一身。習近平上任以來，擔任過經濟、財經、外交、網絡、法治、國防等小組組長。

沒有了民主派，「忠誠廢物」出現生存危機。過往建製派動輒將民不聊生歸咎於「反中亂港」、「拉布搞事」的泛民。現在，他們不能再以泛民作為代罪羔羊，推卸政府暴政的責任。若果當連橡皮圖章也不如，恐怕會失去對中共的利用價值，因此在政治小醜劇扮演一下「反派」，提高一下批評政府的聲調，來獲得自己的定位。最近建製派反對林鄭興建沙嶺超級殯葬城，就是一邊向中共表忠、一邊向林鄭撒野的表現。當然忠犬還是忠犬，他們不可能有任何獨立性，更不可能挑戰中共和財團的利益。

幾名內地商業精英高調成立紫荊黨，旨在於新選舉製度中取代香港建製派。紫荊黨創黨主席李山兩會期間獲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夏寶龍單獨接見。該黨創辦人之一、中播控股董事長黃秋智直指，改選舉製度將「溝淡」現有建製派，更直指建製派「令中央無法聽取香港真正的聲音」，以至在2019年區選中大敗。然而，依靠他們執行中共的政策只會適得其反，製造更多沖突和動蕩。香港建製派在紮根多年，好歹在直選中也有4成選票支持，而且利用強大的資源進行地區工作，在不少貧困屋邨能欺騙到一定民心。新建製派的內地精英面孔對香港人來說更陌生，其政治背景更為離地，難以在香港獲得深厚的支持。中共又再次自製多一個不穩定的因素。

面對嚴厲的鎮壓，泛民知名的政治人物很可能面臨長期監禁。而香港半民主議會政治正式死亡，令泛民政治也絕路。中共在主權移交時，對一國兩製、高度自治、循序漸進走向普選的假承諾，產生了半民主議會與泛民政黨這種政治產物。故此，議會就是泛民的母體。溫和泛民並不相信議會以外的群眾鬥爭和組織，他們擔心鬥爭會變得「太激進」會挑戰到他們的領導地位，沒有議會根本沒有生存空間。他們要不是自行解散，就要跪求中共讓他們入閘參選。現在泛民各黨已在討論是否繼續參選而陷入分歧。而任何決定參選的泛民政黨，都將會被群眾視為「忠誠反對派」。

整頓香港建製派除了政治因素，也是為了讓中資加快接管香港經濟。在中美沖突激烈化下，中共要應付與美國陣營的經濟脫勾，因此加強接管香港以免經濟孤立。此外，中共亦要進一步控製香港的戰略產業，包括土地、電訊和電力，從而確保在地緣政治沖突中掌握對香港的統治權。中資占香港經濟份額是越來越大，已占據了港股市值的七成以上，去年新上市股份有98%都是中資股。而在多宗基建工程合約，中資亦占總款額約一半。例如造價逾千億元的港珠澳大橋的工程合約中，中資占總款額的54%。

中資亦積極收購農地及競投官地，但囤地面積仍遠落後於港資地產商。為了加快接管香港土地，中共要發動權力鬥爭，掃除部分港資與新界地主的障礙。三月，韓正提到需要解決香港住屋問題，隨後廉署以涉嫌貪汙詐騙拘捕24人，包括香港村屋大王王光榮及十八鄉鄉事委員會主席程振明等鄉紳。鄉議局根本是「愛國愛港」團體，為中共效犬馬之命，可預見權鬥之手未來將會伸至中共多年來的另一個盟友——港資地產商，要知道近年黨媒攻擊李嘉誠為「地產吸血鬼」而不是新鮮之事。香港地產商要麽更開放與中資合資開發土地，要麽像李嘉誠的長實那樣拋售大量資產。

紫荊黨最近流出一份內部刊物，拾韓正的唾余，指中央只要出手強征新界土地，就可解決香港土地問題。這種說法實在荒謬可笑。多年來，中資與港資之間雖然互相爭奪市場，但也合資聯手炒賣或開發土地。他們總體來說有共同階級利益，而房屋問題的受害者正是他們的階級敵人——工人階級。中共自己就是住屋問題的元兇。

去年以來習李就統治方針出現激烈的權鬥。主要代表中共太子黨、資本家和鄧小平時代元老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認為習近平的戰狼外交和強硬鎮壓在國內製造了不必要的沖突，也與西方國家製造前所未有的對峙。他們希望恢復鄧小時時期的溫和政策，讓中國可繼續融入世界市場。與西方資本主義有著密切的聯系的香港資本家現在被中共排擠，也一定程度上這場權鬥的延伸。

事實證明，在中共政權的統治下，立法會形成「35+」從來都是不現實的，中共政權永不能容忍偽議會落入反對派手中。由此可見，在製度內循序漸進改革是註定失敗的。群眾鬥爭的邏輯是要改變整個製度。

在可預見的將來，鬥爭會失去了立法會這個鬥爭平臺，但群眾的不滿情緒亦因此會被引導至其他更激進的抗爭渠道，對統治階級造成更大的危險。如果基層勞動者在職場組織起來，建設真正戰鬥的活躍工會和群眾組織，會形成一種新的且威力更大的抗爭工具。中共自作聰明的「震懾」策略等同抱薪救火，促使香港的民主運動「蛻變」。

香港鬥爭需要拋棄對資本主義的幻想，認知到不論中資、港資還是外資都是禍害元兇。資本主義與專製國家是密不可分的，他們分別是一只惡魔的左右爪牙，都想鎮壓民主權製，以保護權貴對基層工人的剝削製度。運動也要拋棄「香港鬥爭可以在一個城市內勝利」這一想法，而要將運動連系至中國大陸同樣受極權壓迫和資本剝削的群眾。尤其現在中國青年大大激進化，下一場大規模運動可能會先在中國大陸爆發，倒過來鼓起香港的抗爭。

香港：青年窮人無份的BN(O)居英權

在中美沖突升溫下，英國政府一改過去無視、甚至附和中共鎮壓香港的態度，推出「5+1方案」的BN(O)留英計劃來回應《港區國安法》。去年英國政府放寬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的簽證及居留，並撥款4300萬鎊為移英港人提供協助。除了因為與中國發生地緣政治沖突，英國政府也想借此搶奪香港中產階級帶來的資金。

到目前為止，據報已有兩萬七千名港人通過這一計劃申請移居英國。英國當局估計未來5年將會有超過30萬港人移居當地。中國視之為挑釁推行反製措施，宣稱「不承認」BN(O)為合法旅遊證件，甚至不排除未來會取消移英者的港人身分。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港人移居權和庇護權，反對中共的打壓。

留英計劃被很多港人視為德政。事實上BN(O)政策源於1980年代右翼英國政府不願意給予港人英國公民身分，聲稱這會使英國「被外來文化淹沒」。今天這項政策仍存在巨大的局限性。英國政府估計，雖然持有BN(O)的港人數量將持續上升，去年年底已達73萬，能通過這一方案出逃的港人占人口不到10%。更重要的是，作為2019年抗暴革命主力的年青人，尤其是24歲以下者，除非他們的父母持有BN(O)並有意離港，由於他們自己無法申領BN(O)，根本沒有機會出走。最需要受到庇護的一群將受到無視。

傑瑞米柯賓

香港：油麻地大火—— 社區還有無數「計時炸彈」

今年十一月，在油麻地廣東道一唐樓發生了嚴重大火，造成7死11傷，是九年來死傷最嚴重的一場火警。死者全部都是尼泊爾籍及印度籍人士，包括兩名小童。據《明報》報，火警生還者Kiran， Kiran未及找到滅火筒，火勢已在3秒內無聲地迅速蔓延，他只好設法逃生。社區「計時炸彈」還有多少？造成火災的問題根源又是什麽？

該樓宇沒有任何消防系統。根據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1987年前落成的樓宇都要做工程去改善消防安全，例如安裝自動灑水、緊急照明、火警警鐘等。但截至上月底，並未巡查涉事的唐樓。

房屋巿場化下的危機

出事唐樓是1951年落成，雖然不是㓥房戶，但是「三無大廈」—沒有法團、沒有居民組織、沒有物業管理公司，對加強安裝消防系統造成障礙。金科消防顧問梁錦得受傳媒訪問時指，現時大部分唐樓的消防設備與現時標準有很大差距，且因樓宇本身結構問題，未必能在天臺加裝水缸等消防設施。香港總共仍有約5,300幢「三無大廈」，政府推動的支援計劃進度緩慢，令類似慘劇不斷重演。

問題的根源在於香港實行資本主義自由巿場，房屋的供應要以利潤為依歸，所以對政府來說是不應該大量興建公屋去滿足居住需求，而相反是要減少興建公共房屋，以製造房屋短缺令資本主義巿場有利潤空間。因此窮人只能付擔起住在安全規格欠奉的住宅。

這場大火死傷者主要是尼泊爾裔人士，在港少數族裔因為語言障礙，加上政府刻意製造歧視，令他們長期處於貧窮和弱勢。親財團政府拒絕加大公共開支去促進少數族裔融合社會，因為這並不會為財團創造利潤。

大火發生後，資產階級李嘉誠向死難者家屬撥款300萬元，等同他在股市30秒賺到的金額，連積下陰德都恐怕都不夠。因為李嘉誠就正正是房屋巿場化、公屋短缺下的既得利益者。他的地產王國越大，窮人就越只能住進危機四伏的地方。

這場油麻地大火揭露資本主義製度壓迫窮人、製造社會不平等，以及服務一小撮人利益的本質。我們需要社會主義，一個真正為窮人、全體勞動者利益去民主規劃的社會製度，它會消減資本主義下房屋投機，並以人民利益為優先去興建大量公共房間，根源性地瓦解造成人命傷亡的危險房屋，社會主義行動為此而不懈抗爭。

香港：新公務員工會宣布解散　反對打壓工會權利

1月16日，於反送中運動中乘新工會浪潮而成立組建的「新公務員工會」宣告解散，工會在其FaceBook 專頁中亦指因政府將強推所謂強製要求公務員宣誓效忠一事，工會理事將拒絕宣誓，因而預期將可能被政府開除，喪失理事與工會資格。故此現階段宣布解散，以保護會員資料。

在2019年的反威權運動中，公務員中亦有大批對政府不滿者。特別是721元朗襲擊事件發生後，大量公務員更恥與此政權為伍，離心離德。林鄭政府無中生有要求公務員宣誓，企圖以含糊不清的所謂「違反誓辭」為借口，以此誅心罪去清洗體製內的反對聲音。這一手段已清除了立法會內所有非建製派，林鄭政府正要乘勝追擊，為所有公務員下緊箍咒。

而在不久的將來，「強迫宣誓」的政策極有可能會延伸至其他行業，首當其沖的最大可能將會是教師、社工、甚至醫護等行業。這些行業在過去皆旗幟鮮明地參與在各種挑戰專製的社會運動當中，包括反國教、雨傘運動、以及反送中運動等。當中大量從業員在運動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和犧性。林鄭政府亦早已將教育和社工業界視為眼中釘，磨刀霍霍欲除之而後快。

國安法的威迫下工會權利受到更大的威脅，令資本家在經濟危機中更肆無忌憚地以減薪、裁員和加工時等手段打擊工人。當連否決預算案都被視為違反國安法時，政府未來更有可能用「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來針對罷工者。

報導指，曾有會員向新公務員工會提出可否通過司法覆核的手段以阻此「強迫公務員宣誓」，而工會亦坦承，政府搬出國安法作擋箭牌，司法覆核勝算渺茫。可見法律最終就是統治階級的統治工具，在政權已決心徹底撕毀香港僅有的半民主製度下，所謂的法律鬥爭工作難以阻擋暴政的腳步。

整個工會運動需要動員各行各業的工人階級，抵抗政權的猛烈打壓。可惜，新公務員工會領導在動員反抗前就決定解散。如果工會領導動員會員，召開大會民主製訂鬥爭的方向，是可以凝聚在國安法通過以來陷於困難的新工會運動。政權勢必步步進逼，而其他行業的工會仝人應當意識到危機正在迅速迫近。這不是一個能靠法律遊戲以抵抗的攻勢，唯有立即地號召各行業工會會員，民主討論及製訂如何在國安法下重建工會運動，包括重建罷工運動。

政府封區「抗疫」— 製造種族主義及歧視

新冠疫情持續在社區蔓延， 政府在一月底開始實施強製封區檢測，油麻地佐敦一帶成為首個目標地區，區內圍封7000人近48小時後，最終發現13宗確診個案，確診率為約0.1%，政府所謂要達到病毒「小區清零」和截斷傳播鏈，但最大影響卻是引發對區內大量少數族裔的種族主義和歧視。

印尼籍難民May與女兒及朋友共4人一起租住佐敦一舊式唐樓單位內，單位內空間狹窄擠擁，連一張枱也沒辦法放置，平常起居飲食工作讀書也是坐在床上進行。「區內住了大量如巴基斯坦、尼泊爾籍等的居民，但那些身穿保護衣的工作人員只會說中文及英語，幸好我能說英語，但我的鄰居根本不能與他們溝通。」May 續說：「他們派發的食物中居然有罐頭豬肉，我們穆斯林信徒是不能食的。」

佐敦被解封後，May 帶就讀幼稚園的女兒回校交功課，卻發現被拒進入，並要申報健康狀況，表單上更有一項是是否來自受檢測或隔離區域，「這跟往常不一樣，學校職員可能知道我住在佐敦，變得要加倍提防。」「我感到很不公平，就像是被標簽為帶病毒一樣。」 新冠病毒傳播沒有階級之分，一視同仁地向欠缺保護的人施襲。但資本主義政府卻將病毒傳播歸咎在種族之上，政府高級衛生官員何理明指少數族裔助長病毒傳播，因為「他們喜歡分享食物、抽煙飲酒及交談」，這顯然是散播種族主義。支持少數族裔權益的融樂會則反駁「家庭聚會活動，一般巿民亦會進行，為何政府要強調少數族裔文化及宗教而較易傳播疫癥」

政府帶頭在社會散播種族主義的言論，目的是要將責任推卸在弱勢種族之上，令社會分化對立，分散造成種種惡劣社會問題根源的焦點—資本主義製度。資本主義製度令香港連續10年成為全球樓價最難負擔的城巿，超過20萬最貧窮人士住在㓥房等環境惡劣的地方，當中尤以低收入的少數族裔，如南亞人士最主要聚居在佐敦一帶，他們每天都面對來房屋、工作、警察方面的歧視。長期的不公平和歧視成為他們的夢魘，可恥的是當疫情惡化時卻被政府「忽然關註」並指責，而資本主義製度和政府造成的高樓價、惡劣住房造成的病毒傳播、削減社會資源造成的不公平卻通通被掩飾起來。

少數族裔、難民和香港基層群眾都是香港重商經濟下的受害者，統治階級必然要製造種族主義以分化及維持其統治，因此工人運動需要在反對一切形式種族主義和歧視上扮演領導角色，團結不同種族、性別和語言的基層工人，以爭取更多資源、提高工資、增加公共服務和廉價房屋。 需要的是團結基層工人和所有種族，性別和語言的居民的運動，以爭取更多的資源，更高的工資，增加政府對可負擔住房和公共服務的資助。工人階級的團結與鬥爭可以擊退政權和資本家所製造的種族主義，迫使他們作出讓步。這也需要組織成一個強大而民主的工人運動和政黨，反對資本主義製度和獨裁統治。社會主義行動正為此而戰。

香港：疫情下肥上瘦下的財政預算案

香港在失業率創新高的情況下迎來2021年的財政預算案，在預算案宣讀前，政府早已四處放風稱「財赤嚴重，睇餸食飯」雲雲，明示不會加強舒困。特別對於面對疫情困境的基層群眾，非但沒有大幅增加對民眾的社會服務開支，過往多年的「派糖」政策更在本年度「減甜」，連過去杯水車薪的生果金綜援 「雙糧」、公屋免租一個月等政策也被取消，再次無視基層迫在眉睫的困苦。

相反，撥款予未來數年的「國安開支」卻高達80億元，相當於全港每人交納1000元「國安保護費」！時事評論員林和立估計這筆錢將支付予北京駐港人員的監控工作。足見有錢搞維穩，無錢幫基層。　

現時香港失業率高達7%，在這個數字背後，隱藏著更為龐大的就業不足者和被迫放無薪假的工人群體。特別是受疫情影響而被政府勒令停業的行業工人，早已面臨將近整整一年「無工開」的絕境。2019年在職貧窮人口已達50萬人，去年人數一定更高。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面對各界的強烈訴求卻仍堅拒設立失業援助金，也完全沒有措施支援被迫放無薪假者，以直接救濟失業與就業不足者，反而設立一個不倫不類的所謂「失業貸款」，讓失業者向政府以固定年息厘借貸，上限為8萬元。

這項短期的貸款不僅毫無吸引力，即使失業者日後再就業，隨後的還款亦令其生活百上加斤。而更危險的是，假如失業者在還款期未能再就業，更可能被銀行追至破產，變相推失業者送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在25日的記者會上明言，預期壞帳率會高達25%！換言之，政府在這計劃中本來就預期每四個貸款人之中就有一人會面臨破產，這根本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破產陷阱！而同時這些貸款由公帑擔保，銀行幾乎不承受任何風險卻坐收利息，毫不掩飾地進行利益輸送。

對於失業者的救濟，亦有學者退而求其次提出讓失業者預支MPF戶口的儲蓄以應急，惟政府依然拒絕，揭露了政府只顧保護金融和企業的利益。一方面稱MPF要保留作為退休保障，另一方面卻又繼續允許雇主以MPF對沖遣散費，根本自相矛盾。

而最令人關註的就是向所有18歲以上公民發放共5000元的「電子消費券」，但最快要到暑假期間才開始接受登記，對燃眉之急毫無幫助。所采用的電子支付平臺幾乎必然包含像如支付寶、Wechat pay等軟件，這對於很多小商戶就無法納入消費券的流動圈之中。同時，這又涉及到了政權一直以來密謀擴大收集個人訊息的問題。而且這次涉及到最為重要的個人消費紀錄數據，比出行紀錄、通訊紀錄等更為敏感。眾所周知政府一直意圖推行所謂「貨幣電子化」，最終將掌握所有人一分一毫的金錢流動紀錄。對於這個誠信早已徹底破產的政府而言，令人不禁懷疑這些數據將用於人身監控之上。

政府在預算案公布前就不斷放風指「赤字超過3000億，儲備縮減至9000億」，以正當化自身無視基層的政策。最終預算案的數字顯示赤字僅2576億，儲備仍超過9000億。這表明政府根本沒有借口縮窄舒困政策，至少根本無須「減甜」，即使如去年般再發放一萬元現金津貼，所額外增加的赤字仍不過400億，仍不至於如政府所恐嚇的「3000億赤字」。可見政府並非無力舒困，只不過是無心舒困。

實際上，政府所宣稱的赤字，相當部份就是源自於大白象工程。基本工程開支預算今年開支740億元，比去年增長48%，而未來幾年將增長至平均每年超過1000億元。傾325億推「落馬州創科園」計劃、6000億元「明日大嶼」計劃。去年為了拯救私人企業，政府向海洋公園撥款54億，向國泰航空註資273億元。海洋公園今年又正向立法會申請追加撥款67.9億「救亡」，即是短短大半年就獲得公帑120億。而國泰的註資只能足夠其營運約一年，未來恐怕是無底深淵。沒有這些「支出」，就根本不會落至如此的財赤。

年復一年一再表示「稅基狹窄」，要擴闊稅基，但對於一直以來針對財團的稅種如資產增值稅、股息稅、遺產稅、提高企業利得稅等采取回避的態度。事實上，據不同的調查所估計，假如開征資產增值稅、股息稅、遺產稅等三項針對富豪與財團的稅種，已可為香港庫房帶來每年100-500億（參考不同稅率）的穩定恒常收入，這筆收入足以大刀闊斧增加公共醫療、護理、教育、交通、房屋的資源等。另一方面，單單政府胡亂揮霍在大白象工程和利益輸送的開支亦完全可以提供充分優質的公共服務。 社會主義者行動主張停建大白象工程，開征富人稅，設立失業援助金及全民退休保障，要求大規模增建公房達每年五萬單位，解決窮苦大眾的燃眉之急。然而，要求親資本的政府滿足這些訴求無異於與虎謀皮。工人階級需要組織起來鬥爭，將大企業與銀行公有化，讓工人民主監督和控製。

香港：47人被國安法起訴 審訊猶如拷問

中共與香港政府再次發動政治清算，在年初大搜捕53名參與「35+初選」的參與者後，在2月28日以《國安法》中「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其中47人，當中包括梁國雄、岑子傑、胡誌偉、譚文豪、楊嶽橋等，甚至包括已然在囚的黃之鋒。

被起訴的47人在3月1日於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數百名民眾大清早甚至通宵在法院外排隊輪候入內旁聽以示聲援。下午，在場警方一度舉「藍旗」和「紫旗」威嚇群眾，其後在旁晚驅趕民眾離開並封鎖法院。更惡劣的是，當晚一名代表被告的律師丘律邦，手持法律文件進入法庭之際，竟被在場警員拒絕放行，其後更以涉犯「阻差辦公」、「未能出示身份證明文件」罪名將其逮捕。

而政府一方的起訴程序亦極其不合理，政府一方表示仍有大量的電子證據有待處理，甫開庭便申請將聆訊押後至5月31日，並要求將47人還押，反對保釋。在未完成搜證工作的情況下，政府就提早起訴並將被告人收監，相當於未審先判。

審訊過程猶如酷刑拷問，被告在首天要進行連續十四小時審訊，加上前一晚被拘留在警署，很多人隔十二小時未能進食，每天只能休息數小時，三天沒有洗澡。法官甚至拒絕讓被告更衣。梁國雄、楊雪盈等人審訊期間不支暈倒被送院。

這項「控罪」的量刑極其嚴峻，量刑起點從最低十年徒刑起，最重可判終身監禁。但同時，「控罪」的立足點理據卻又非常薄弱。多名在法院外聲援的民眾均表示「控罪」非常謊謬，但對判決的結果卻感到悲觀。民眾紛紛表示，對所謂的「國安法指定法官」難以信任，認為他們只會執行中共的意誌，勢必會將47人定罪收監。而在訴訟前一星期，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於2月22日點名黎智英、黃之鋒及戴耀廷，稱三人是「反中亂港分子」當中極端惡劣者，要給予嚴懲，猶如在審訊前向法院發號施令。

今年九月可能會舉行「立法會選舉」，中共急於在此前執行全面的清洗，以防止像2019年區議會選舉的毀滅性慘敗重演。盡管中共對外宣聲「國安法」有效「回復社會穩定」，但實際上掌權者深知香港的民憤在過去一年以來有增無減，只是埋伏在地下等待爆發。即使以防疫為名剝奪了集會權利，並打壓所有的公開政治活動，但民眾正一次又一次地尋找表達的機會與方式，以對抗專製的打壓。

因此，即便是在去年十一月「國安法」實施後，超過六十萬人依然積極地參與了「35+初選」，這對於中共而言相當於奇恥大辱！因此中共與香港政府去年再借「防疫」為名將立法會選舉拖延整整一年，以此時間清洗非建製派候選人。對中共而言，最有效的清洗方法莫過於將候選人統統投入大牢。

自早前中共「DQ4」引發立法會內所有非建製派總辭後，本來已無實權的立法會，失去了最後僅余的一絲認受性。正如我們早前所指出，民眾會在短期內失去了立法會這個鬥爭平臺，但這同時會對統治階級造成危險，因為群眾的不滿情緒會引導至其他的抗爭渠道。

如果基層勞動者在職場組織起來，建設真正戰鬥的活躍工會和群眾組織，會形成比立法會更有力的新抗爭工具。長遠而言，幻想會消失，鬥爭會因而激進化。事實證明，立法會形成「35+」從來都是不現實的，中共政權永不能容忍偽議會落入反對派手中。由此可見，在製度內循序漸進改革是註定失敗的。群眾鬥爭必須以改變整個製度為目標。因此中共自作聰明的「震懾」策略可以使香港的民主運動「蛻變」。

我們社會主義者聲援47名被荒謬控罪指控的人士，並要求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即使很多被告的立場與反資的工人階級立場距離千裏。同時我們不能坐視政權借「防疫」之名壓製社會運動，不能眼睜睜地看著政權趁此機會步步進迫。我們主張現時迫切需要重建群眾鬥爭

但鑒於2014年的雨傘運動與2019的反威權鬥爭，即使有無比的勇氣和力量，卻未能贏得重大的成果。未來運動要勝利的話，一定要從近月泰國和緬甸的鬥爭經驗中學習。尤其在緬甸，工人罷工癱瘓了經濟和銀行系統，削弱了軍方的權力。更重要的是，必須要拋棄「香港鬥爭可以在一個城市內勝利」這一想法，而要將運動連系至中國大陸同樣受極權壓迫和資本剝削的群眾。

香港鬥爭需要拋棄對資本主義的幻想，認知到財團與銀行也是禍害的一部分。資本主義與專製國家是密不可分的，他們分別是一只惡魔的左右爪牙，都想鎮壓民主權製，以保護權貴對基層工人的剝削製度。各爭取民主權利的政黨和團體應立即召開一個抗爭平臺，在建設工人組織和工會的基礎上動員並重組群眾，為民主權利與經濟生存權而鬥爭。這就是我們的出路。

傑瑞米柯賓

香港：荒謬的抗疫措施　百上加斤的醫療系統

新冠肺炎第四波疫情於十一月爆發以來，連日新增確診人數高企，累計確診人數超過七千人。重癥患者有年輕化趨勢。據香港大學及理工大學分析，病毒並非來自此前的第三波疫情，而是新的新一輪輸入個案引起。

政權不檢討入境和隔離政策，不增加公營醫療資金和支援，林鄭政府一面收緊限聚令，一面先後讓不同崗位和身份人士，例如機組人員、船員外國領事和官員等，豁免檢疫，仿佛病毒是會因人的職業和身份而不作感染。

更為嚴重的，是疫情令香港公營醫療系統負荷加劇，現時公立醫院內科住院病床使用率整體達99%，深切治療負壓病床亦已達七成滿。有報導指，公立醫院本已長達數年輪候期的專科醫療服務，在疫情的影響下進一步惡化。

第三世界水平

部分專科輪候期延長5個月，增幅達四成，九龍東醫院聯網眼科新癥輪候時間更長達172星期，即須輪候3年半！香港公共醫療開支占生產總值比例長年為第三世界水平，政府卻在施政報告中全無著墨。實際上，即便沒有爆發大瘟疫，香港的公共醫療體系早已長時期處於超負荷水平。

世界各地處理新冠疫情的經驗已表明，日常充足的醫療資源是有效控製疫情的重要手段。對付這種高感染性低死亡率的瘟疫，重點在於社區醫療系統的快速而全面醫療反應服務，並防止醫院病患過載崩潰，令死亡率暴升。而偏偏日常醫療資源正是香港一直所缺乏的。萬幸至今為止香港的社區爆發尚未算非常嚴重，否則以本地薄弱的公共醫療體系與之抗衡，情況將慘不忍睹。

相對地，公私營醫療失衡問題亦對抗疫造成嚴重負面影響。公立醫院僅有香港45%的醫院醫生，卻面向服務90%的香港病人，而私家醫生約7,000多人，占整體55%，則只照顧香港一成病患。在抗疫過程中，私家醫院坐擁大量醫療資源，卻拒絕接收診治新冠肺炎病人，僅僅提供有限且非面向所有民眾的檢測服務。可見以營利為目的的私人醫院，在疫癥災難面前仍不願伸出援手，只想營營茍茍地維系自身利益。

隔離政策同樣為人詬病。除獲豁免人士以外，大部分從海外抵港人士需要強製隔離檢疫14天，檢疫地點則是酒店或自家住所。但防疫存在漏洞，受檢疫人士並非專人專車送到隔離地點，前往檢疫地點時有機會接觸群眾，而他們所入住的酒店或住所，亦可能與其他人接觸。例如同住的家人可以如常上班，或是所住酒店仍會開放給其他顧客。

「秋後算帳」

另一方面，醫護界在年初發動罷工，部分地成功迫使政府收緊出入境檢疫政策，參與罷工的醫護人士一直都面臨被政權「秋後算帳」報復的風險。然而，林鄭政權現時迫於外界輿論和工會組織的壓力，特別是疫情反覆爆發，醫護工人不可或缺的情況下，不得不放棄全面打擊和清洗的企圖。醫管局宣布，對於2月份參與罷工的7000員工，只會收回「缺勤」期間的薪金，而不會再作出「其他人力資源方面的跟進」。這無疑是一次工人和工會的勝利，假如醫護工會能進一步強化組織和工人參與程度，將可成為一支更強大的工會力量。

林鄭自己也承認，所謂對疫癥「全力以赴，力爭清零」，只是一句戲言，並沒有什麽有效的計劃。為方便市民紀錄行蹤的手機應用程式「安心出行」，亦被質疑為全民監控鋪路。

歸根究底，抗疫和民主鬥爭是一體的。需要民主控製公共財政，令科技不再成為監控民眾的工具，大幅增加公共醫療開支，透過民主監督的政府推行全民檢測和封關等措施。

香港：疫苗成政治獻媚工具？

現時世界各種新冠肺炎疫苗開始問世，意味困擾全球近一年之久的大瘟疫疫情開始漸見曙光。現階段全球進展最快的包括美國輝瑞、英國牛津大學和中國內地的科興與復星等，當中部分已經投入大規模接種。美國與英國現開始安排民眾接種疫苗，假如疫苗效果理想，這兩個最主要爆發疫情的國家料可很快控製及平息疫情。而與港人關系可能是最大的中國國產疫苗，現時卻似乎未能給予民眾充分的信心。

香港即便是親建製的媒體亦不得不承認香港民眾對中國製疫苗「反應冷淡」甚至「廣泛質疑」。尤其是林鄭稱中國科興疫苗最快下月到港，但該款疫苗的第三期臨床報告卻含羞答答般「可能」在下月中可以公布。這意味著港人可能將會接種成效不明的疫苗，簡直形同草菅人命。與此同時，秘魯衛生部最近就暫停中國國藥集團疫苗的試驗計劃，因為一名誌願試驗者出現神經問題，導致腿部活動困難。

中國製疫苗成效未明

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現時中國國產疲苗仍未能提供第三期臨床試驗報告，只有中國國藥集團董事長稱，目前已有數十萬人緊急接種國藥集團旗下疫苗，沒有嚴重不良反應，亦無一感染。又指華為在墨西哥的辦事處大部分員工接種旗下疫苗的無人染病，而未接種的員工卻過半染病雲雲。港大生物化學系教授金冬雁直言嘲諷這種口述個案的舉動是「石器時代非科學的做法」，指大眾認可的是臨床實驗全面數據，而非某年某月某日某地的個別情況。

事實上港人不信任中國製疫苗的根源在於過去中國三番四次爆發過駭人聽聞的假疫苗事件，這些事件如同毒奶粉一樣，不僅令內地民眾深受其害更一度間接令香港本地疫苗供應緊張。

可見，林鄭政府大手向中國藥廠採購仍未完成三期臨床測試的疫苗絕非所謂「科學的」決定，而極有可能是一種政治獻媚的手段。社會主義者反對采購甚至安排民眾接種成效未明的疫苗產品，並要求公開監督疫苗生產，運輸，以至采購流程，以保障民眾的生命健康安全。只有將世界各國的醫藥企業民主公有化，交由各國工人階級民主控製，才可以促成國際合作共同抗疫，避免疫苗變成外交鬥爭的工具。

二零二一年

香港：受疫情嚴重打擊的難民

「疫癥影響了我和我的孩子，特別是我的健康。」Mira說。

「我的小孩需要在家用Zoom上課，但這對他們來說十分困難，因為課堂用廣東話教學，而我幫不了他們。我最大的孩子將要進入中學，但我找不到Band 1以外的雙語學校，而要考入這些學校需要很好的中文成績。

「難民是不容許在香港工作的，這導致很多經濟困難。他們在疫情下削減了我們的援助金（難民的唯一收入）、食物津貼。雖然他們沒有說明原由，但我質疑他們是認為孩子在家上課後，生活和食物費用開支會減少。

「香港政府為每名香港學生提供$3,500的資助，但我們卻被排除在外。我有3個就讀小學的孩子，分別讀小二、小四和小六。他們都在香港出生，但政府沒有給我資助申請表。上個月是我在香港的的第14個年頭，他們說要逐個庇護個案處理，但我的案子至今還有任何進展。

足襟見肘

「每個月，他們只給予每個成人$1,500的租金援助，而小孩則只有半額。他們不會為我們提供居所，所以我只能為自己找地方。我們一家只能蝸居在一個很小房間，根本不夠空間。特別在疫情下，大家都只能迫在室內，對我們健康不好。

「難民聯會（由難民組成的援助組織）獲得的捐款比以往少，而疫情下我們孩子也不能再到聯會辦公室或補習班。我感到十分苦惱。另一個NGO叫做國際社會服務社（ISS），但他們非常苛刻。他們只會給予一次機會協助交租，但只要你遲交一次，他們以後就不會再幫你了。

「對於我來說，假如有機會的話，我會選擇工作去養家活兒。我不想要政府的援助。據我所知，香港是唯一一個難民沒有工作權的地方。

「我特別擔心我的小孩。他們的成績不錯，我的大孩子甚至因為他英文天賦被選拔到新加坡交流。但他沒有護照，怎麽去新加坡？他對此十分不開心，但我跟他解釋這是由於我們的難民身分，他才無奈接受。

我想問，為什麽父母不可以工作來養活自己的子女？有時候，我會因此感到羞愧。」

香港：支持基層團結戰鬥　反抗不人道難民政策

香港政府的難民庇護政策非常種族主義而不人道。現時本港有13000名庇護尋求者，他們居住在隔離、貧窮的環境中，並且被禁止工作來賺取基本收入。

社會主義行動多年來積極參與難民鬥爭。2014年，在社會主義行動成員的提倡下，難民聯會在中環天星碼頭發起了為期六個月的占領行動。這場鬥爭最終從梁振英政府手中贏得部分而重要的訴求。原本在食物配給製度下，難民往往只能接受過期和被克扣的食物。後來變成現金券製度，讓難民能夠自行購買食品。社會主義行動組織並參與許多抗議行動，包括在2016年我們帶領了超過200人抗議葉劉淑儀，反對她提出在深圳邊境興建禁閉營。

我們與同難民多次參加立法會的聽證會，其中一次就提出難民學童所面對的困境。會上，我們讓一名7歲的難民兒童震撼議會。她說她不會認字，因為她一直被禁止上學。在如坐針氈的數分鐘間，那些議員被迫要聆聽到他們那些反難民政策所帶來的殘酷現實。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 停止種族主義及歧視，這些都是權貴用來分化群眾鬥爭的伎倆！
• 捍衛難民庇護權！
• 支持外勞外出居住的權利、難民的工作權。阻止政府無視基本人權！
• 不分種族團結鬥爭，反對種族主義、資本主義與獨裁！

傑瑞米柯賓

香港：國泰摧毀工資與崗位——工運的教訓

國泰航空從昔日一家世界一流的航空公司，如今變得破爛不堪，這代表著一個時代的終結。國泰對旗下的國泰航空進行大裁員，並停止國泰港龍業務，整個集團總共裁減8500人，相當於集團職位總數約24%。此外，香港航空於今年2月裁員400人後，最近再度裁員250人，並且9月曾推出兼職計劃，減少1,200名員工三成工資。國泰由一家顯赫有名的企業，變成破落的爛招牌，可謂代表著一個時代的終結，所謂「國際金融城市」的繁華面紗已被徹底撕破。

大裁員

這場爆發疫癥以來最大規模的裁員，「幸存」的員工則被迫簽訂新的壓榨性合約。國泰要求留職員工在兩星期內極為倉卒地簽署新合約，否則當作「解雇」。職工盟主席吳敏兒表示，今次裁員規模只是第一輪計劃，因國泰表示，「今次重組後每月只減少5億現金支出，而集團目前仍每月流失15至20億元現金。」

新合約條件十分苛刻，部分機艙服務員底薪減約四成，外籍員工原享有房屋津貼，但新約則將會失去。與此同時，高層只是減薪一成！機艙服務員過往飛行時數不足最低的 70 小時，都可以獲得底薪。但現在，無論飛行時數增加多少，薪金都會封頂在12,600元。若飛行時數不足 70 小時，更會被扣減底薪。

此外，過去航空服務員若想增加收入，可與同事調更，轉飛更多長途機，增加工作時數以提高報酬。但在新合約下，員工的額外飛行時數隨時變成「無償加班」。

新合約條款大削薪酬且長期適用，而高層僅再減薪多一年。可見資本家在經濟危機時要求員工「共渡時艱」，目的是要將航空業的虧損轉嫁到工人身上，即使他們營利恢復後也不會恢復工人過去的待遇。

一向奉自由市場為聖經的香港政府，當「大得不能倒」的財團面臨倒閉時，卻動用273億元公帑去拯救它。可見自由市場只是拒絕援助基層工人的借口。面對侵吞公帑後肆意裁員的企業，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指今次裁員是「無可避免」，而且是國泰的「商業決定」。

建製派將國泰虧損的責任怪在示威運動以及工人罷工上，無恥地指責被裁員工是自討苦吃。這根本是一大謊言。早在去年之前，國泰將燃油對沖而招致虧蝕，虧損金額於2015年至18年高達250億元的，而今年油價急挫令公司雪上加霜。將工人創造的財富押註在賭場，輸錢後還呼天搶地，只有厚顏的資本家才能做到！

國泰的「商業決定」也具有政治意義：試圖粉碎工會組織。國泰員工在面對一年來的打壓，加上欠缺有力的工會領導進行反擊，現在士氣低落，感到公司已破爛得不能挽救，缺少了鬥爭的信心。但這並不代表工人一開始就欠缺鬥爭的信心，這是因為工人缺工會領導而遭受到一連串的挫折所致。

去年8月反威權運動期間，對政治罷工呼聲最響亮的是國泰員工，即使在欠缺工會領導下，自發發動了一場有效阻礙機場運作的大罷工，超過3,000名人員參與，多達235班航班被取消，體現工人階級力量之巨大，向暴政發起進攻行動。

國泰此後面對中共施壓，被要求國泰清洗參與運動的員工，並禁止參與運動的國泰員工飛越內地空域。及後，國泰內部地震，在不足一個月內已有三名高層離任，明顯是中共直接幹預的結果。國泰航空和它的最大持份僵屍企業——太古集團，必然會站在獨裁政權的一方去壓迫群眾；反之亦然，當國泰資本家利益受損，政府亦會犧牲工人階級利益去拯救資本家階級。

當時社會主義行動指出，國泰資方的打壓並不只針對工人爭取民主要求，他們知道經濟危機將臨，將要對員工發動經濟打壓，所以當時企圖借機瓦解工會以消除後顧之憂。

失之交臂的抵抗機會

可惜的是，當時職工盟的工會領導並沒有發揮領導角色，領導工人發動罷工。8月5日的罷工並不是職工盟有組織的發起的，而是員工自發請假或曠工，這種模式可以在起初有爆發力，但難以持續下去，尤其當工運面對政權有組織的攻擊時，就更需要工會組織及領導去鬥爭下去。可見，整個航空業需要重建一個有戰鬥力的工會，真正大量吸納被打壓員工，以民主架構組織起來。

特別是在整個市場崩塌時，將航空業永久民主公有化是唯一避免災難的出路，否則工人只會接受財團的宰割。整個航空業都應該被公有化，收歸予工人民主管理，各公司進行互相協調和計劃。真正的重組計劃應該是踢走腐敗的管理層和股東，保障付出血汗勞動的員工的待遇，確保航空業為人民需要而非利潤服務。

香港：白色恐怖蔓延至傳媒界

在香港警察國安處進行810大搜捕，搜查《蘋果日報》總部後，當局最近正式以欺詐及國安法「勾結外國勢力」和「危害國家安全」罪起訴黎智英等人，並禁止其保釋，政權正連環出擊猛烈進攻新聞自由。自從北京在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以來，政府對民主運動以及抗爭者進行了更嚴厲的打壓。而這股白色恐怖浪潮，亦迅速蔓延至醫療界、教育界以及新聞傳媒界。

最近，有線電視出現大地震，意味著恐怖氣氛已令媒體企業自我閹割。8月，4名親建製人士「空降」成為新聞部高層，隨即對部門進行大整頓，當時已經引起三分之二的新聞部員工聯署表達不滿。至12月初，公司以減省成本為由對新聞部進行裁員，更即時解雇負責調查報導節目《新聞刺針》的所有員工，共40多人。由於該節目過去多次進行批判性報導，包括對香港警方、政府和建製派提出質疑，此舉引起新聞部全體員工不滿，認為公司是打壓新聞自由，猶如「黨媒姓黨」，其後有線中國組丶港聞組全部員工宣布集體辭職。

至9月，警方更加直接改變記者的「定義」，由過往持有記者協會或攝記協會的會員，變成只承認政府新聞處所登記的傳媒機構，變相由政府「發牌」。這代表大部分學生媒體、民間網媒，以及自由身記者將不被承認。去年香港抗爭運動爆發，許多公民記者成立獨立媒體，親赴現場報導抗爭運動和警察暴力，讓事件真相能夠不被當局審查下傳達給香港乃至全世界的民眾。

顯然，這只是當局限製媒體的第一步，未來有可能會像中國大陸一樣，由政府統一發放記者證才可以進行采訪。

報復記者

而到了11月，作為公營媒體的香港電臺，其調查新聞節目《鏗鏘集》的編導蔡玉玲，被當局拘捕。案情指，其中一集《鏗鏘集》報導了去年抗爭期間元朗黑社會襲擊民眾的「721事件」。當中節目就事件中接載白衣人的汽車，利用公開的車牌查冊系統，調查車輛背後的車主，來揭露這些車主與事件的關系。警方卻以有關查冊並非交通用途，指控蔡玉玲「虛假陳述」罪。

「元朗721事件」是去年抗爭運動中其中一個非常敏感的事件，揭露出警察與黑社會指間的勾結。事後，警方公開指責媒體誤報事件，以及抹黑警隊。如今，更以荒謬的指控拘捕報導有關新聞的記者，完全是對記者的政治清算。

一系列事件表明，當局正有意識、有計劃地打壓新聞自由，散播白色恐怖。今天珠海學院的新聞及傳播系收生人數為零，可見新聞工作在青年眼中的前景極為黯淡。顯然，當下議會與選舉權雙雙被廢，媒體監察是能對政權造成有效阻力的僅存途徑，因而新聞自由被政權視為眼中釘。社會主義者捍衛新聞資訊自由，因為這是勞動大眾獲得事實真相的權利。不過，無線電視及有線電視的例子，證明捍衛新聞自由不能依靠私營媒體下的偽民主，也不能依靠個別「開明」的媒體老板。有線裁員的例子證明了財團為了利益可以一夜之間轉向擁抱政權，配合執行打擊新聞自由的政策。全球各地新聞媒體往往集中到不民主的強大壟斷集團手中，因此我們也反對媒體的私有製。要知道，在臺灣和西方「民主國家」中所謂的「媒體自由」名不副實，媒體往往被少數壟斷集團控製，使資訊牢牢控製在財團手中。

社會主義者支持新聞工作者組織戰鬥性工會，抵抗現時對傳媒的攻擊。我們主張公共擁有的、不由政府控製的自由媒體，並由媒體工作者與讀者代表共同進行民主管理。我們主張人人可用的大眾媒體，讓整個社會將之用作一種溝通、表達藝術和文化的方式，需要極大的開放性和容納不同的思想。要實現這一點，唯有通過一個民主管理的政府基金來支持自主的出版和媒體組織，讓其充分反映不同的意見。

香港：閹割通識科 清洗教育界

林鄭月娥發表施政報告，展示政權對教育界實施高壓政策，意圖全面控製教育系統的野心昭然若揭。政權決意整頓通識科，包括更名、刪減一半內容、要求學生前往中國大陸考察等。自去年因《逃犯條例》修訂而引發的抗爭爆發之後，建製陣營一直引導所謂通識科「教壞年輕人」的輿論。爾後通識科只分是否及格，培養學生具批判思考的「獨立專題探究」在政治操作之下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政權要積極建構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加強學生對中共當局憲製文件（即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認識。同時，「國民教育」將會復活，促使學生只能認同中共的立場。

抹殺獨立思考

國外亦有不少對應考科目只作及格與否的評分準則，如芬蘭的大學入學試。然而國外所以采取這一製度是為了鼓勵學生主動汲納更廣泛的科目知識和培養多元的興趣。相對地，香港政府僅對通識科實施這一評分準則，顯然就是為了「不鼓勵」學生進行自我思辨，課業的「及格」與否僅取決於學生是否填寫上政權所認可的「標準答案」和立場。這不僅打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更是完全是閹割了通識教育的重點，只求讓學生成為唯唯諾諾的行屍走肉。

這一趨勢其實早見端倪，近期作為迫害教師和打壓教學自主的爛頭卒的梁振英，自雨傘運動之後，當時他已盤算「整頓通識科」。而今年七八月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SE）中，對中國歷史科要求考生分析「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此說法的題目爭議中，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已表示：「答案只有弊，唔會有任何利」。這就證明政權根本不在乎學生的思辨和論述能力，只在意他們的立場是否與政權一致。

政權於通識教育方面的打壓，動機在於試圖將學生反抗意識連根拔起，確保學生作為一個群體服從政權。但事實證明，這些洗腦教育往往只是政權的一廂情願，不管是國民黨白色恐布治下的臺灣，甚至是現在內地的學生都爆發了自我組織的抗爭運動。

除此以外，政權對教師的打壓無日無之，繼宣道小學教師事件之後，接續再有多位教師被無理打壓。政權當局肆意指責教師失德，有如中國大陸勞改，要求教師參與所謂有關認識中共當局憲製文件及對社會運動批判的課程。對教師是打壓和恐嚇無疑是政權對教育界「殺雞儆猴」的把戲。

清洗教師

宣道小學教師一事更是公然大興文字獄。政權心知肚明宣道小學教師的言行，根本不可能構成所謂「宣揚港獨」的指控，這是徹徹底底的荒天下之大謬。而政權的行動無疑是向教師及社會傳達一項訊息：中共連僅僅是引導學生思考言論自由和社會議題的教師都不能容忍，以收到恐嚇余下教師自我審查的效果。

林鄭月娥打算將公務員的宣誓，照辦煮碗復製在教師身上。可見，政權已經視香港的學術自由如無物，整頓教師、修改課綱、曲解課程設立原意已是無可避免。社會主義行動反對一切對教育界的清算，反對閹割通識科及反對推行愛國教育。我們認為，現在政權勢更突顯學運需要堅實的組織起來，因為與政權機器搏鬥是長年累月的事情，但無組織的黑衣人自發行動不能持續下去，在面對鎮壓的情況下出現疲憊和迷失方向。學生青年群眾組織需要由下而上的民主化組織，並選舉產生受群眾監督的領導，為重建鬥爭製訂方向。

香港：「安心出行」碼——政權安心你不安心

香港政府近出以第四波疫情爆發及「便於追蹤隔離感染者」為由，推出所謂「安心出行」手機應用程式，用以記錄用戶的行蹤。這相當於中國執行的「健康碼」，不但沒有讓民眾「安心」，反而引發比疫癥更大的疑慮。

現時政府收緊防疫規定，法例強製要求餐飲食肆及其他處所必須向政府申請「安心出行」二維碼，以供市民以應用程式掃描記錄出行去向。但現時並未強製要求民眾使用，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擔心引發廣泛的抵製和不合作運動，令政府淪為笑柄。

政府表示其他地方如韓國、英國、澳洲等都有推出類似的政策和程式以協助執行防疫工作，但事實上，這些政策在各地都引發了私隱和行蹤紀錄能否得到有效保障的疑慮，除非像中國般無視個人權利和私隱風險強製推行，否則民眾主動合作參與的積極性並不高，實際效用成疑。

更何況經過過去一年，香港政府的信譽徹底破產，在保障民眾私隱的工作上更是劣跡斑斑。去年的運動中就已有民眾懷疑街頭的「智慧燈柱」監控並收集民眾出行紀錄，因而將之全部拉倒。同時，林鄭政府一方面聲稱「保護警員私隱」而放任其不配戴警員委任證和展示警員編號，另一方面卻對親政府建製組織在網上惡意披露大批民眾的「起底網」視若無睹。

國家恐布主義

甚至有報導指，部分被親政府「起底網」所惡意披露的資料，極有可能是由代辦「回鄉證」的中旅社甚或是廣東省公安廳所流出。而內地官方媒體如中央電視臺更公然表揚鼓勵該網站的違法行為，完全是一種以披露民眾私隱為手段的國家恐布主義行徑。

因此，香港群眾對於所謂「安心出行」、「健康碼」等政策自然是抱有極大的戒心和不信任。即便是早前推行耗資巨大的全民檢測計劃，即使檢測期一再延長，反應依然冷淡。最主要的疑慮同樣是擔心中共借此機會收集民眾的生物信息作政治監控之用。

香港處於疫情陰影下將近一年，但依然間隔性地爆發了四次群聚感染。病毒學證據表明四波疫情的源頭基本都來自境外輸入，可見本地抗疫的第一道防線本已千瘡百孔。坦率而言，為防疫癥蔓延，衛生機關掌握民眾出行資料本是合情合理，無可厚非。但這些政策一旦由一個專製政權，特別是一個以披露民眾私隱作為打壓手段的政權去執行，必然引發抵製和懷疑。更何況這些懷疑與陰謀論其實極有可能就是事實！因此，要有效地防疫，必須掃走極權專製，建立真正的工人民主政府，對掌握民眾資料和私隱的部門進行完整嚴格的民主監督。

傑瑞米柯賓

積極的方向

總的來說，攬炒派的想法簡化了革命的進程。首先沒有政權會陷入一場最終危機而自動倒臺，革命運動必須依靠工人階級積極和自覺的行動，創立新的製度以取代舊有統治製度，否則深陷危機的政權可以通過鎮壓反對力量和發動戰爭、甚至內部發生政變奪權，從而挽救舊有製度。因此，當政權面臨一場危機時，革命與反革命會同時加速來臨，唯有一個強大的工人階級革命政黨，以正確的綱領和戰術領導革命，才能確保革命會戰勝反革命。

1914-1918年一戰期間，列寧曾提出革命的階級也要采取反對本國資產階級政府的行動，以促成資產階級政府的失敗——即「革命失敗主義」立場。類似地，我們呼籲「革命加速主義」——工人階級需要組織起來，即使在當前只能以地下形式進行，還是有可能實現的。當革命情勢到來之時，用革命社會主義綱領、在工人階級領導下，推翻中共獨裁！

中國：習近平政權向馬雲與螞蟻集團宣戰

螞蟻集團的龐大上市計劃，在最後一刻被混亂地取消。這顯示了中共專製與中國科技業的新興寡頭資本家之間，爆發了一次重大沖突。這甚至相當於「宣戰」行為，而中共當局同時也陷入不同的「戰事」，包括與美國政府的沖突。據報，習近平親自下令阻止螞蟻上市，縱使這會對中共的市場信用帶來嚴重打擊，而同時間美國也在指控中國科技企業充當中國政府的工具和附庸。

中國的主要面向微型信貸業務的科技金融集團「螞蟻集團」A股與H股原定於十一月五日於上海創科板與香港聯交所同步上市，這一上市計劃涉及融資額達2300億元人民幣，上市後的估值可能高達3100億美元，遠超包括花旗與高盛集團等全球主要銀行，直逼摩根大通的市值。新股首發的消息在中國和香港的股票交易市場都引發了一波認購投機潮，A股與H股分別超額認購近900和400倍。其龐大的體量和熱切的認購額使之成為人類資本史上最大的集資計劃。

戛然而止

然而，這一「壯舉」卻在上市前兩天（十一月三日）宣布流產，戛然而止。此前一日的十一月二日，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國家外匯管理局約談馬雲、螞蟻集團董事長以及執行長。同日，銀保監會會同央行發布《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規管小額貸款公司的出資比例，這一規定被廣泛解讀為直接針對螞蟻集團而來。

在此前的日子中，螞蟻集團的上市計劃可謂一帆風順。叫停上市的晴天霹靂決定，揭露了中共機器經常的矛盾而不協調的運轉方式。這問題直到被送往習近平之前，也是在馬雲10月份的「不尊重」言論之前，似乎沒有人在「掌控」事情。我們在2015年股災和貨幣危機，看到了類似的缺乏協調。這些都是了解未來中國經濟危機和動蕩會如何失控的重要教訓。

八月底，中國證監會從受理螞蟻的IPO（公開新股發行）申請到完成審批只花了史無前例的二十五天。從路路暢通到突然煞停，眾多猜測認為是由於馬雲本人在十月底於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發表的演講中，公開且尖酸地批評挖苦中國政府對金融業的監管「過時落伍」，觸怒了當局因而叫停其上市計劃。

事實上，對中國金融監管的官僚體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約談」同日所出臺的 《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從立案起草到公開頒布，起碼要花上一兩年的準備時間，決非臨時起意煞停螞蟻上市。因此，更有可能的時間順序是馬雲早知山雨欲來而在公開演講中放手一搏，意圖製造輿論聲勢倒迫中國的金融監管機構。但這件事造成反彈並惹怒了當局，也為習近平敲響了警鐘。當局的擔憂，不單是馬雲等個別的資本家會過於「獨立」和傲慢，而且他們的經濟力量在未來會變得過大，能夠公開迫使當局屈服於「市場力量」，連政府也控製不住他們。從政權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很危險的邏輯，因為中共必須要不斷展示自己為社會中最強大的力量。

馬雲本人對外一直宣稱，螞蟻集團是一家「科技型企業」。簡單而言螞蟻集團是憑借著馬雲旗下的阿裏巴巴集團在中國電子商貿領域中的壟斷性地位，承接了電子商貿交易過程中的支付、交易中介擔保、以及小額金融貸款的業務。據螞蟻上市招股書，螞蟻集團按業務可拆分為三大板塊：以支付寶起家的電子支付平臺、以微貸、理財、保險業務構成的電子金融科技平臺和以大數據征信、區塊鏈、海外支付等構成的創新與其他板塊。可見其核心經營的是金融服務，本質上毫無疑問是一家金融機構，而且更是一家巨型機構，甚至足以向國有銀行施壓，使其可能走向與中共政權核心需要相違背的方向。馬雲以「科技型企業」包裝上市，實際上是為了回避金融業對杠桿率、資本金和準備金的監管。

危險的杠桿率

螞蟻集團直至2020年6月，在中國促成信貸余額已高達21536億元。翻查螞蟻小微小額貸款有限公司的財報，至2019年底，公司凈資產177億元，註冊資本120億元，即螞蟻集團用不到200億的本金就發放了超過2萬億貸款，杠桿率超過100倍！而這意味核心資本充足率僅0.8%，遠遠低於巴塞爾協議（即資本充足協定，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成員所推出的資本充足比率要求）對銀行4%的要求。固然螞蟻集團本身不是銀行，因此不受巴塞爾協議規管，但顯然這個被馬雲稱為「老人具樂部」的協定對他而言芒刺在背，時刻提醒著他作為一家金融機構，有著上千億元的資本金缺口。

中國的金融系統自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後一直存在著債務陰霾，為了降低風險，監管當局近年一直推行「去杠桿」政策以冀降低金融市場的杠桿率，以防一旦爆發危機，也可控製損失。然而，全國的居民杠桿率卻依然快速增長，特別是由於新冠疫情影響，過去數年稍稍降下杠桿率再次反彈，甚至創出新高。2020年三季中國宏觀杠桿率達到270%，其中居民部門杠桿率為61.4%，雖然尚不及美國次貸危機時的98.6%，但回溯到2008年，中國居民杠桿率僅為17.9%，到2018年已暴漲至60%。相對而言美國居民杠桿率從20%到60%的過程經過了40年，而中國只用了10年，迅速暴漲的居民杠桿率亦間接地反映了貧富差距的急速擴大。

螞蟻集團現在被指控是中國家庭債務不斷增加的元兇。與此同時，這也反映了資本主義的無盡矛盾，這也包含「中國特色」的製度，因為中共透過「雙循環」戰略來提高個人消費的計劃，只能建築於更多的消費者債務之上。民眾的收入水平根本不足以大幅擴張消費開支。中共可以對螞蟻等企業實施更嚴謹的限製，但卻會為自己帶來反效果。

同樣跟美國08年次貸危機相似的，是螞蟻集團與銀行的合作形式。現時螞蟻集團與100多家銀行合作，而螞蟻的聯合貸款出資比例僅為1%－5%，意味著那100多家銀行相對而言承擔了95%－99%的債權和壞帳風險。換句話說，螞蟻的商業模式是寄生性的，作為中介人賺取利潤，而又讓國有銀行承擔所有風險。

同時也由於疫情的影響，螞蟻業務的消費信貸逾期率已由去年年底的1.56%翻倍上升至3%。以2萬億放貸額計算，壞帳數額已達600億，這對於那100多家合作銀行而言他們的壞帳準備金可能不足以抵扣，這相當於一個危險的定時炸彈。

由於中國的信用卡業務相對較小，螞蟻所提供的小額消費信貸迅速填補了這一空間，掌握了8億居民的消費信貸業務，實際上已變得「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ll)。馬雲稱「中國金融沒有系統性風險，因為中國金融還沒形成系統」這番話相當諷刺，因為他正是其中一個給中國金融系統埋下了隱患的人。

股票投機

另方面，螞蟻在國內發行股份的手法亦引人懷疑。九月開始，馬雲通過支付寶向大眾銷售螞蟻戰略配售基金，集資600億元人民幣，但這主要面向一般群眾的銷售條款卻包括了鎖定18個月不得轉讓。但同時，螞蟻集團內地的招股書中條款卻標明「持股5%內的股東，在上市後12個月可以轉讓」。

而在十一月七日，中國財新網公開了螞蟻顯名股東名單。股東名單中包括了國內資本以及中共國有企業，以及新加坡淡馬錫和政府投資公司、馬來西亞國庫、加拿大退休金計劃投資委員會，甚至包括了香港親政府富豪李嘉誠0.54%以及董建華0.05%。

條款間的差異，意味著各大資本以及李嘉誠和董建華等個人完全可以先於普通股民提前離場，盡情在招股熱潮中飆升的股值投機。

但同時，全球疫情尚未得到控製，全球經濟在未來幾年將深陷危機，加上中美沖突，中國經濟亦不會樂觀。而同時中共去杠桿化政策失敗，居民杠桿率和宏觀杠桿率創新高，債務逾期與違約率增加，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發生債務危機的風險。

在11月10日當局宣布新草案來規管科技業的壟斷行為後，中國科技企業的股票遭到拋售。這些事件顯示中共政權及其所為「更優勝」的資本主義模式（國家資本主義專製）也正朝向暴風雨，其政治及經濟矛盾正不斷增加。當局與寡頭資本家之間的沖突，直接或間接聯系到政權內部的派別權鬥，而這也是自1980年代末以來最為嚴重。習近平介入去阻止螞蟻上市，也是政治因素的反映。事實上，政治因素更可能是主要原因──為了發出信號，警告沒有任何個人，包括中國的前首富，能夠破壞習近平中共的「規矩」。但習近平的每一個新「解決方案」──無論是香港的國安法，或者是對美的強硬立場──都在製造新的危機。

馬雲並不代表為意識形態挑戰中共的「資產階級民主」，他關心的只是為了最大化自己的經濟力量和位置。馬雲最惡名昭彰的是主張「996」工作，而他過去也曾贊揚鄧小平在1989年的六四鎮壓。

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計劃經濟才是解決方案，而非調控資本主義，不論是民主或專製政府。因為資本主義永遠都會為了最多的利潤而抵消和抗逆規管。我們需要將大企業公有化，這當然包括馬雲的商業王國，並將整個經濟置於多數人利益的民主管理。不要鐵腕極權政權，而是透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工人政府來實行公有製，由人民、基層工人階級掌控及管理企業。如果這些擁有社會巨大力量的企業，交由貪婪的資本家、投機者或短視的腐敗官僚所控製的話，未來這只會導致經濟危機與災難。

香港：「DQ4」至總辭——香港半議會民主的結束

中共取消4名泛民立法會議員資格後，其余15名議員發動總辭，使議會只剩下建製派，意味著香港半議會民主政治的結束。從此以後，立法會完全等同北京人大，一樣只是獨裁政權的橡皮圖章。

與此同時，政權的鎮壓在各戰線方面繼續，中共現在利用國安法造成震攝效果，至今已有3名被告被落案起訴。政權針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香港人建國」及「民族自強」，甚至指控警察的口號，例如「721唔見人、831打死人」、「解散警隊、刻不容緩」也可以被視為違法國家安全的口號。

黃之鋒、周庭及林朗彥被控被控煽惑、組織及參與未經批準集結等三罪，被還押等候判刑。及後，警察在全港九的鬧市地區嚴密怖防，並針對青年進行搜查行動，明顯政權害怕群眾鬥爭可能反彈。而早前人民力量的譚得誌亦被控發表煽動文字罪，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準集結等合共14項罪名。中共趁著美國因總統選舉而陷入混亂，加上在拜登仍有一段時間才上任，所以選擇在這段時間發動攻擊。

九月，中共大常委以疫癥為借口取消立法會選舉，並以委任方式將議會任期延長一年。當時右翼本土派主張杯葛議會，而經過一輪辯論後，除了陳誌全和朱凱迪外，泛民主派決定接受委任議席，使很多抗爭青年感到反感，被嘲笑為了議席而委曲求存，現在最終也被羞辱性的踢出議會。

諷刺的是，議會沒有了反對派，不能再把政府的施政災難歸咎於「泛民亂港」。建製派很可能會在無關痛癢的政策上表達反對，以表示自己有所作為，但作為中共的奴隸他們是絕不會改變其親財團及反民主的路線。

一直以來，立法會在功能組別製度下確保建製派為多數，專製政府的法案必定通過，而反對派提出的法案必然被否決。立法會過去一直是群眾鬥爭的其中一個焦點，設定政治辯論的議題，成為發動群眾鬥爭的平臺，但同時，議會的作用是矛盾的，它也將議題的辯論限製在小修小補的框架內，阻止群眾鬥爭激進化。泛民主派「循序漸進」的保守立場，即希望把專製資本主義製度稍微改善，並期望中共會逐步開放民主，就是議會製度下的政治產物。

泛民總辭時，並沒有提出任何代替議會真正的鬥爭方案，只是寄望事件會引起國際資本主義政府的支持，但結果失望而回。各國政府製裁中共的目的並不在於支持香港民主，而這些象征多於實際意義的措施只是為了爭奪帝國主義的地緣政治利益。疫癥及其帶來的經濟危機使他們自顧不暇，現在香港議題亦不是西方向中國施壓的焦點。而且這些製裁並不會真正威脅到中共統治，受害最大的往往是中國以至香港的工人階級。只有基層工人的組織和行動才能改善狀況。資本主義列強之間的鬥爭只是為了保障他們剝奪和操控窮人的權力。

現在反對派僅於的辯論和拖延法案的空間都被剝奪。立法會也再不能扮演限製群眾鬥爭的角色。固然在未來一段時間群眾鬥爭會失去了一個平臺。但同時擺脫了立法會的限製後，將迫使鬥爭通過新的渠道進行，並為工運註入能量，長期來說使其更加激進化。這一過程在沒有議會的中國大陸早已發生。

可惜的是，泛民政黨的實力和資源幾乎全部來自議會，尤其保守的民主黨和公民黨更加如此。它們並沒有真正黨員基礎和組織架構，只有松散的義工和支持者，以及傳媒給予的「輿論力量」。所以沒有了來自立法會的資源和輿論地位，恐怕有機會陷入癱瘓甚至亡黨。

社會主義者主張，現應該召開一個抗爭平臺，讓各大對抗政權的政黨和團體討論如何重建這場群眾鬥爭，以取代立法會在過往進步的作用，同時擺脫保守議會那種討論枝微末節的傳統，將重點放在建立群眾組織、公民抗命以及罷課罷工運動。在香港陷入專製反革命局面之際，更加突顯需要聯合中國大陸和國際的工人階級鬥爭，才有足夠力量挑戰獨裁政權及資本主義。

傑瑞米柯賓

雙重危機

這意味著香港政府將面臨雙重危機的局面：政治上，去年的抗爭運動民眾怒火遠遠沒有平息，新一輪的政治打壓不過是進一步加劇了民怨的內部壓力；經濟上，即將到來的失業大潮使工人階級的生活陷入絕望。另一方面，中美沖突和美國對港實施的製裁在中長期階段亦會造成相當大的影響。在短期方面，美國方面取消了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意味對美出口關稅將會大增，雖然整體影響有限，但同時取消了「香港製造」卷標，對香港的國際形象和投資市場地位打擊嚴重。在短期內不單「香港製造」的工業品，香港對美的服務出口以及在當地的企業都可能被視為中國資本和服務。

中美兩國愈趨激化的帝國主義沖突，一直以來香港的獨特經濟地位逐漸式微，外來資本投資可預期會持續收縮。香港政府的官方報告顯示，本年第二季度，內地共有1265家企業在香港資本股票市場上市，占本地上市公司總市值的78%。

可見香港的金融資本市場與內地資本之間的連結與紐帶愈陷愈深，隨著未來外部投資資金可能由於中美沖突而繼續減弱，中國資本所占的份額將有機會進一步增大。

客觀上，香港在中美帝國主義沖突中已被理所當然地劃歸中國陣營的一方，往後沖突中，在美國對中國所實施的經濟打擊手段之下，香港再也不可能獨善其身。而本地基層的就業和生計將在這個背景下進一步惡化，可以預期基層青年的失業問題將會成為重災區。在香港承受中美沖突最大惡果的依然是基層勞動者。面對這困境，工人階級並非無能為力。我們迫切需要建立一個以強大的工會和工人階級政黨為基礎的運動（而這正是去年的鬥爭中所缺乏的），爭取體面工作和工資、覆蓋全面而廉價的公共服務體系、合理可負擔的公共房屋，而這些都不能指望帝國主義政府和專製獨裁政權所給予。

香港：青山灣「黑獄」　迫害尋求庇護人士

超過20名尋求庇護者在七月絕食。多名印度及巴基斯坦裔男生在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簡稱CIC）發起絕食，抗議長期拘留及受到不人道對待。他們受到長期拘禁，入境案件無新消息。部分絕食者已被拘禁超過兩年。過去廿年，CIC最少發生過7次尋求庇護者絕食行動。絕食男士嘗試尋求律師協助，為他們的案件作司法復核，也曾在CIC的機製內作出投訴，但每次只獲得「請繼續等待」的回復。支持者表示，絕食者一度顯得虛弱，羈留室內也普遍缺乏妥當的藥物治療。

惡名昭著的CIC

帝理律師行的一位人權律師表示：「他們不知道為什麽自己在這裏，就像是永無終止的拘留。他們只知道，他們絕食越多，就越早可以得到答案。」

在難民之間，CIC向來因其「不人道、不透明、暗無天日」而惡名昭著，因而取得「黑獄」的稱號，「服務使用者」飽受虐待與壓迫。

來自烏幹達的難民Lawrence 曾經歷CIC 的不人道對待。他向社會主義行動表示：「我被警察無理拘捕，然後被送入CIC。我被下令脫去全身衣服，入境處人員向伏在地上、面部朝地的我用一支金屬硬物插入我的肛門，以搜查所謂的違禁品，持續了約3分鐘，我當時十分驚怕。」

「在CIC裏我所有的權利都被剝奪，他們不會告訴我何時會被釋放。我不會有任何通訊設備。他們恐嚇不準我見律師，否則會送我到環境更惡劣的囚室，或將我遣返回國。有一次我被他們送到羅湖懲教所，那裏環境比CIC更惡劣，我絕食抗議才有機會走出來。」

2020年是全球致命疫癥的一年。數以億計人陷入失業，即使亞洲也有爆發新戰爭的風險。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造成政治、戰爭、種族、宗教等沖突，使那些希望尋求和平和安全人逃離自己國家，淪為難民後卻要面臨刑責、譴返或種族抹黑。港府的種族主義及專製政策使難民身處危險和不人道的境地。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的種族主義壓迫，要求立即停止所有違反人權的打壓，捍衛難民的尋求庇護權利。我們指出，這個打壓難民權利的政府和資本主義製度，同時也打壓港人的民主權利和剝削。

香港：港府讓財團分贓的抗疫表演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在全球已經造成近3000萬人感染，近100萬人死亡。雖然香港的疫情相對受控，但普遍市民都清楚這更多是由於民眾的自律，反而政府的抗疫防疫政策不但勞民傷財，其最初的無能更加是導致最新一波疫情的爆發。

7月中旬開始，香港新冠病毒每天感染人數急遽上升。單計這次「第三波疫情」，超過3500人受感染、82人死亡，而總累計感染個案至今已達到近5000宗。

的確，香港4至6月的疫情較為緩和。然而，自疫癥爆發以來，政府一直拒絕社會間要求「全面封關」的訴求。政府更加豁免多類人士抵港14天的強製檢疫，當中包括航空機組人員、海員、有商務往來的人，或跨境上學的學生等。根據政府數據，2月至7月底間至少有29萬人豁免檢疫來港。

而醫護界基本認為，病毒不會在社區自動爆發，因此豁免檢疫的「漏洞」正是新一波疫情的主要原因。實際上，早於6月底政府已經知悉有多名曾到訪香港的海員在寧波確診。政府顧問專家許樹昌亦承認，至7月中有10-20多名豁免檢疫的海員和機師確診。而病毒追蹤亦顯示，至少有20多宗本地確診個案與受豁免的跨境貨車司機有關。

但後知後覺的政府不為所動，甚至在7月中發表聲明，強調豁免隔離檢疫政策「維持必須的社會及經濟運作」。直至疫情社區全面爆發後才於7月29日亡羊補牢地收緊邊境檢疫政策。

然而「第三波疫情」最初爆發時，政府更提出一系列離地、擾民的政策。當局於7月中一度全天禁止餐廳堂食，大量基層工人午飯時被迫在戶外日曬雨淋地吃飯。可恥的是，政府總部和警察餐廳卻繼續開放堂食。政策實行了2連天後就在民怨中撤回，反映了高官特權階級與一般民眾的脫節。

大而無當的全民檢測

自新冠病毒疫情在全世界爆發以來，病毒檢測就成為了重要議題。在疫情爆發之初，香港檢測數字一直為人詬病，到7月只有5千，相比澳門的6千還要低。因此，林鄭在8月宣布進行自願性全民檢測計畫，並且由北京派員進行。

本來免費的全民檢測是對抗疫情的重要手段，但港府卻以官僚方式進行，導致計畫淪為鬧劇。

政府拒絕公開全民檢測計畫的費用，但據估算，整個計畫約耗費12.9億元，而最終只有178萬人參加，佔本港人口約24%，並僅檢測出32宗感染。這與當初林鄭月娥誇下海口說能找出1500隱形患者，和食衛局局長陳肇始預料500萬人參與的目標大相逕庭。

參與人數低下，源於民眾對政府的長期不信任，特別是擔心檢測過程中收集港人的DNA樣本，作為政治監控的用途。而這並非是空穴來風，實際上中共已經在新疆地區實行類似的生物數據監控，並借疫情之名計畫在其他省份推行。至於香港療界則擔憂中共藉機接管香港的醫療系統。再者，全民檢測依靠大陸團隊進行，只是一次性的計劃，沒有增加本地長遠的病毒檢測能力，因此對於長期持續的疫情幫助有限。

當然，港府要進行如此規模的「檢測騷」，更多地是出於利益分贓。政府從一開始就不經招標就欽點了4家中資企業負責檢測工作。當中3家企業華昇、金域和凱普都是在中國大陸上市，而華昇的董事更是醫管局前主席胡定旭。大部分計畫開支就是落入了這些私人企業的口袋當中。

而疫癥對香港的廣大基層民眾來說，莫過於經濟打擊。根據官方數字，最新6-8月的失業率為6.1%，對比1月的3.4%上升了近一倍，當中最嚴重的建築、零售、飲食、服務業等皆超過10%。然而這個數字並不反映全部現實，打工仔實際面對的還有凍薪、減薪、強製無薪假等問題。政府至今卻仍然拒絕設立失業援助金。

「保就業計劃」保障的是老闆

另一方面，資助受影響企業的抗疫基金，已經推出了第三輪。三輪的援助中除了第二輪當中的「保就業計劃」間接地資助員工的工資外，其餘的資金都是直接給予企業作補貼。然而就算是保就業計劃，亦是充滿漏洞，老闆可以藉不同方式侵吞員工資助，而且政府亦已表示不會再推出新一輪計劃。

因此，政府為了維持所謂的經濟而犧牲了民眾的健康，但這個「經濟」是誰的經濟呢？是基層勞動者還是財團企業的利潤呢？答案不言而喻。

歸根究柢，香港的資本主義社會製度及其政府都是為了維護少數特權階級既得利益和企業利潤。政府高官所謂的「同舟共濟」只是空話，這是全世界政客的騙人術語，實際在疫情中基層民眾與有錢人所面對的打擊是完全不對等的。

我們需要向財團開徵「防疫稅」，直接按需要資助補貼基層工人。並且大幅增加在公共醫療、檢測的投資，將私院和私家化驗所的資源收歸於公共民主控製底下。於疫癥期間，商舖及租戶全面凍租，及視情況減租或免租，拒絕凍租的業主和地產商，應立即將其公有化，交由工人及居民民主控製。

要保障民眾的生活優先於財團利潤，工人階級就需要加入抗爭、組織新的戰鬥性工會，以及我們的政治武器——新的工人政黨。以勞動者的集體力量，抵抗資本家與政府的一切剝削與打壓。

香港：新冠疫情下香港外勞飽受煎熬

「我自一月起，就不曾被允許出門」來自印度尼西亞的外籍家庭勞工Beryl，她同時亦是外勞組織KOBUMI的活躍成員。

就算當香港的疫情暫時緩和的時候，外勞們所面對的苛刻條件卻不變。她們當中大部分人被迫要一星期7日24小時全天候待在雇主家中，變相老板可以隨時召喚工人。

「我的老板不喜歡仆人休息，大部分香港雇主視工人為奴隸。」另一名KOBUMI成員Xena告訴社會主義行動。

很多雇主擔心會從工人身上感染新冠肺炎，而這加劇了針對外勞的種族主義。KOBUMI的Julia憶述：「老板總是會找我們麻煩，特別是當新聞上報導有外勞確診的時候。」

作為工人，嘗試捍衛自己的勞工權利往往會落得被辭退的下場。Xena指出：「如果雇主向入境處投訴，我們將很難找到新工作。」根據「兩星期規例」，外勞如果在兩星期內找不到工作的話就會被遣返。

休息日被打壓

在8月，有14名外勞因「違反社交距離限製」而被罰款2000港元，相當於她們工資的一半。當局利用這些措施變相打壓外勞僅余的唯一權利──每周休息日。

東南亞諸國的資產階級與香港政府互相合作，設計法規禁止直接聘用，並強迫外勞必須透過中介公司找工作。一項2017年的調查顯示，98%的在港外勞被迫要繳交不合法的中介費用，而70%的中介公司進行包括過度收費等地不法行為。Xena繼續解釋：「如果我們對雇主不滿，向中介公司或領事館投訴根本沒有用，他們肯定會站在老板一方。不過，中介公司和使館很怕我們會找其他組織幫助。」

顯然，外勞需要組織起真正的工會。這能讓工人集體地捍衛自己的權利，籌備並組織抗議行動，包括罷工行動，這是爭取工人要求的重要武器。外勞的慘況，在於她們往往分散與孤立，導致她們受到當局的嚴厲歧視和壓迫。

只有透過建立外勞、本勞、和東南亞工人之間的團結聯合，工人階級才能反抗資本主義壓迫和現代奴隸製。資產階級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他們在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香港共同合作，實施壓迫性法律。因此，工人階級也需要跨國界地組織起來。

社會主義者對「加速主義」的立場

2020年以來，「加速主義」思潮在中國網絡上興起，指縱容或鼓勵習近平強化威權內政、「戰狼」外交等政策，令中共政權更快陷入內外交困，期待它會更早倒臺，以迎來社會變革（包括體製崩潰）。

「加速主義」得以流行，源於2012年習近平上臺以來日趨強硬的高壓統治和階級壓迫，反映了群眾的憤怒情緒開始一定程度轉化為革命的意識，感到自己反正一無所有，沒有什麽可以失去。

習近平任內廢除國家主席連任限製；加強言論審查與社會監控，清洗少數民族，搞個人崇拜，種種作為，被越來越多的反中共人士形容為「倒車」。即使從統治階級的利益角度來看，習近平的強硬政策往往是自損利益，為統治製造不必要的麻煩，就如自掘墳墓。

「加速倒車」

自新冠肺炎爆發以來，中國經濟受到顯著沖擊，近千萬待就業的大學畢業生，再加上「疫情吹哨人」李文亮醫生過世、南方水災，「加速主義」也已經從一種戲謔的自我安慰，變成一種認真的想法。

隨著「倒車」的進行，民間對中共的不滿亦與日俱增。但在中國的高科技威權體製下，群眾直接表達異見的空間極為有限，組織實體抗議亦面臨嚴厲鎮壓。加速主義的興起亦反映群眾的無力感，意味著群眾尚未有充足信心徹底改變命運，其革命意識仍未有清晰的輪廓和方向，尚未找到取代極權資本主義的政治方案。這使加速主義之中同時混雜著進步和反動的元素。

現今「加速主義」，與歷史上某些思潮有不謀而合之處。1904-1905年日俄戰爭期間，俄國社會主義者和一大部分資產階級自由派都主張「失敗主義」，即希望俄羅斯帝國在日俄戰爭中落敗、折損其軍事力量，令國內群眾不滿而爆發革命，盡速終結沙皇統治。俄國落敗確實成為了1905年革命的導火線，為之後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埋下伏筆。

而在2019年爆發的香港抗暴運動中，「攬炒」（粵語，意為同歸於盡）成為一些感到絕望的示威者的主張：他們認為，事情在變好之前，需要先變得足夠壞，因此會認為只要抗爭能製造社會混亂、使經濟衰退，並且支持美國製裁香港，就會自動加速政權倒臺。這意識與內地的加速主義有很多相似之處。

然而，「加速主義」思潮也有很明顯的問題。首先，「加速主義」想要中共政權持續升級在國內的高壓政策，認為反中共人士只需要縱容或者煽風點火就好，實質上就是坐等革命形勢到來。這反倒令日常群眾運動出現一種積消極不抵抗的情緒，甚至有這一危險——將爭取當前的改良鬥爭和革命任務對立起來。例如香港抗暴運動的攬炒派就認為應棄守立法會，也抗拒在運動中加入工人階級的經濟要求——因為這些問題在革命來到、中共倒臺時就會自動迎刃而解。馬克思主義者主張為日常的工人要求而鬥爭，從中爭取工人階級到革命旗幟下，使他們明白到為什麽要推翻現行體製。

經濟危機和外國製裁無疑使習政權陷入空前的危機。但經濟困境對工人階級意識產生的影響是兩面性的。一方面它可以使工人階級的生活倒退而激起憤怒，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工人階級對前景感到絕望而失去反抗的信心。這就是為什麽工人需要組織工會來團結鬥爭，也需要一個革命黨來領導其政治行動。香港攬炒派一味為經濟倒退而鼓掌，卻沒有意識到組織工人反抗的需要。

在國安法通過以來，香港的群眾運動陷入了困難時期。固然中共政權的統治越來越不穩定，但欠缺組織和領導的抗爭運動因為難以抵抗嚴厲的鎮壓，而運動陷入迷失和低潮。香港的「攬炒派」卻單方面看到現在是純粹的革命時期，因此不認為需要糾正運動的弱點，而只需要堅持下去就會自動勝利。現在需要改善整場鬥爭的綱領和方向，團結內地群眾反抗、製訂反資本主義的經濟要求、將無大臺的零散沖擊變成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運動，等等。

由於盼望中共對外繼續「戰狼」外交、從而在國際上四面楚歌，「加速主義」也會為群眾帶來帝國主義幻想，例如在美國總統大選中支持特朗普，並為此回避種族主義等議題，甚至汙蔑「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議背後有中共支持雲雲，這樣反而落親中共方面的口實，並難以團結廣大中國及海外工人群眾。

傑瑞米柯賓

香港受到的直接影響

同時對美國的出口與轉口業亦必受打擊，雖然政府指美國出口額僅36.7億港元，占7.7%，然而政府卻故意忽略了對美近3000億港元的轉口貿易額（占7.7%）。此外出口技術管控亦勢必損害本地電訊業及訊息科技產業，雖然這些實體經濟板塊所占的本地經濟份額不大，但金融業及金融服務業必受連帶打擊，美國政府很有可能收緊美國資本在港上市及投資的控製，借此打擊本地資本市場集資能力，考慮到中國每年的外來投資有高達八成的比例經香港流入，香港股票交易市場的集資能力下降意味著中國的外部投資減弱。

短期內，美方可能會製裁中國與香港政府官員，這相比之下反而只屬細枝末節。有消息認為受美國製裁的香港官僚將會由中共作出慷慨的補償，以確保香港那些「裸官」（子女配偶均持外國國籍）會忠實地執行對港鎮壓政策。

至於美國政府會否限製香港金管局兌換美元，從而打擊香港聯系匯率製度？這顯然是最極端的選項，也是需要付出最高成本的選項。香港國際金融地位固然受到威脅，但對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市場也會造成動蕩。在實行這一步前，美資需要先大量撤離香港，以減低美方的損失。現在距離這一步還有相當的距離。作為自由市場派的溫和泛民，起初也支持美國製裁香港，但現在因為害怕取消關稅區等過激政策得失港資的利益而遊說美國暫緩製裁。香港眾誌以至本土派則完全將希望投放在美帝國主義當中。

美國經濟目前陷入蕭條，而且還未能完全團結歐盟全面抵製中國，因此在發動製裁的初期需要謹慎行事。中美帝國沖突升溫和全球化逆轉已成大趨勢，美國製裁將會轉趨強硬。由於民族主義升溫，全美國政壇爭相打反中牌獲取支持，資產階級可以失去他們的「理性」，不惜犧牲利潤來發動他們的權力鬥爭，突然發動強硬的製裁行動。這不是特朗普一個人可以決定的。

然而，即使美國發動製裁並不會幫助中港的民主抗爭，中共只會更加利用民族主義來合理化高壓統治。而身處前沿夾縫中的香港群眾，假如將自身的民主權利寄托，甚至認為可以將其與美國國家利益綑綁，將註定只會是一個殘酷的誤會。帝國主義沖突的升溫只會令政權更加獨裁和具鎮壓性，所以真正的需要的是中港以至美國的群眾鬥爭團結起來，對抗帝國主義政權。

國安法兵兇戰危　請加入我們的革命行列！

與所有主張打倒中共專政的組織一樣，我們將有風險被定性為「顛覆國家政權」。作為積極跟進和聲援中國大陸工運的團體，我們過往也有內地成員被中共迫害。

日後香港政治警察對我們的監控不僅會針對我們香港的活動，那些響應我們聯合中港抗爭的內地左翼青年也可能會受到威脅。他們若果被中共迫害將會付出更大的人生代價。

勾結外國勢力

社會主義行動多年來爭取外國工會及左翼議員發聲，抵抗對香港的政治打壓。例如我們成員梁禮邦在組織銀行業工會期間被匯豐銀行解雇，期後到訪巴西爭取當地工會支持，並在全球廿多個城市向匯豐銀行抗議。國安法禁止「勾結外國勢力」的做法是虛偽的。比起反對與外國政府連系，國安法更有可能用來打壓國際工運連結。前美國外交家博爾頓（John Bolton）出版的一本新書透露，去年日本舉行的G20峰會裏，習近平向特朗普表明他正在新疆興建集中營，而特朗普回應說「這是該做的事！」

社會主義行動希望各位積極捐款支持我們。在鎮壓風聲鶴唳的日子，不能排除大部分反對派政團將難以繼續公開活動。我們現在也需要金錢加強保安措施。我們也需要你加入我們，在危急形勢擴大我們的革命力量。極權是可以被打倒的，我們對未來的群眾鬥爭抱有信心。請立即加入我們！

美國：特朗普政府封殺TikTok

7月3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將在全美範圍封殺社交App「抖音短視頻」（簡稱「抖音」）海外版「TikTok」，並已經在8月6日簽署有關行政命令。這標誌著，作為帝國主義新冷戰一部分的中美科技戰再度升級。特朗普為避免在3個月後的美國總統大選失利而竭力采取反中表態，因此大選實際上加劇了這場沖突，這意味著可能有更多的此類措施和進一步升級。

特朗普下禁令後，微軟公司表示有意向收購TikTok，收購價格據傳達100-300億美元，但另外有業界人士估計為400-500億美元。現在擁有抖音的北京「字節跳動」科技有限公司（ByteDance）則希望未來仍然可以保留少量股權。

美國並非第一個表態封殺TikTok的國家。早在6月29日，作為針對導致20名印度士兵死亡（而中方死亡人數不明）的中印邊境沖突的報復，印度政府宣布以國家安全和隱私疑慮為由，禁止該國民眾使用TikTok等59種中國手機App。澳洲原本宣布跟進美國，但該國總理莫裏森（Scott Morrison）在8月5日卻表示不會在澳洲禁止TikTok。英、法、德等西方國家政府也表示不會禁止TikTok。

為回應美國政府舉動和公眾擔憂，TikTok表示數據只存儲在美國和新加坡、不會與中共政權分享約8億用戶的數據，甚至聘請了曾執掌迪士尼的美國人凱文·梅耶爾（Kevin A. Mayer）擔任首席執行官，考慮將總部遷到倫敦，以打造「國際企業」形象。 8月3日，特朗普又聲稱，TikTok在9月15日前必須要由美國公司收購，否則就會被正式封殺。特朗普還提出，TikTok的這筆交易應按照一定比率金額上繳至美國國庫，但如此獅子大開口引發傳統商業媒體《華爾街日報》反彈，批評此提議將為奪取外國企業開先河，並為美國企業遭受同樣待遇打開大門。

實質上，「抖音」和「TikTok」是兩個不同的App——居於中國的人一般只能下載抖音，在抖音上只能看到中國國內的視頻，視頻上傳時要過網警這一關；而TikTok是居於其他國家的人可直接下載的，能看到全球各國的視頻。但無論差別如何，這兩個App都會配合中共要求屏蔽「敏感」視頻，乃至封鎖相關帳號。這兩者也都存在安全問題——它們會竊取所在設備上的資料，包括IP地址、設備名稱和型號、照片和視頻、支付相關資料等。 TikTok的母公司「字節跳動」作為中國企業，很可能會在「需要」之時，將數據提供給中國政府，否則也將自身難保。

抖音的爭議不真正、也不只在於安全。 3月25-27日，抖音上有多個粵語自媒體在直播時被系統警告，或者被禁播，原因竟然是沒有使用普通話！其打壓地方語言與方言的行為，與中共「推普」時的強力作法如出一轍。抖音雖然會刪除幾乎所有涉及「敏感」話題的視頻，但是對於上傳為博取關註而製作的不明所以的「垃圾」、效仿他人的視頻、或者是一些高難度、獵奇、危險的動作的視頻，則相當容忍。這樣一來，抖音和TikTok就存在製造大量精神垃圾、浪費用戶許多時間的問題。

多個國家以安全、隱私、操縱選舉等原因，對於TikTok提出質疑，或揚言封殺，但是這些國家自身的表現又好到哪裏去呢？ 2018年2月28日，因應中國法律，蘋果公司將其在中國的iCloud業務交由中國貴州省出資的「雲上貴州」共同監管；同年6月，在中國被墻的臉書（Facebook）也承認自己和華為共享用戶數據，而華為的中共解放軍背景已是路人皆知。社會主義者固然反對中共獨裁政權竊取世界人民的個人資料，但也警告「民主」國家的政府和企業也在以一種較隱蔽的方式做這些事情。僅從上述兩件事，我們就可以看出，這些企業也是向錢看，為了打入或鞏固中國市場，不惜向中共卑躬屈膝；只有在帝國主義沖突下，為了自身利益，才會用起來「隱私」和「安全」等辭藻。

在當前中國與西方政府之間的帝國主義沖突中，雙方的措辭都充滿了虛偽和宣傳語調，以掩飾其自身作為超級大國的目的和利益，並指責對方才是問題。美國和西方企業與中國的科技部門（包括監控和國安部門）緊密合作了20多年，因為合作是有利可圖的，這些企業希望在中國市場獲得更大的份額。當時，美歐政客幾乎沒有講過人權。直到今天，中國已成為全球市場的主要競爭對手，並成為美國在全球科技領域的長久主導地位的最大挑戰者，華盛頓才做出了轉變，並發起了全球攻勢，試圖阻止中國的科技擴張。這主要緣於諸如「大數據」、人工智能和雲計算等新興領域在商業和軍事上都有著重要意義，因此可以說起著決定性作用。

社會主義者認為，在資本主義製度、帝國主義秩序下，個人資料安全和隱私永遠不會真正得到保障。只要各高壓政權「需要」，信息安全和隱私隨時可以用各種方式被侵犯。斯諾登（Edward Snowden）在2013年披露秘密文件，顯示美國政府在對自己的公民進行令人震驚的大規模監視。另外，掌握了媒體也意味著掌握了思想，只要社交App被利潤驅使的企業和政府控製，它們推送的大量內容必將最終為維護資本主義製度服務。社會主義者認為，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應該是免費的公共事業，同時和經營社交App的公司一樣，應該由勞動者和用戶而不是秘密的企業精英來民主控製和管理；而這一訴求的實現，也需要全球受壓迫者聯合起來推翻維持階級壓迫和不平等、激化各國之間沖突的資本主義製度。

中國：迪士尼《花木蘭》電影廣遭負評與抵製

2020年9月4日，華特迪士尼影片公司出資製作的電影《花木蘭》上映。該片內容改編自同名中國民間傳說，主要描述一名代父從軍的傳奇女性人物花木蘭。長期以來，好萊塢被指責存在被白人壟斷、白人飾演非白人角色的問題，華人自然難以在其中施展拳腳。直到好萊塢、迪士尼日趨看重中國市場、與中國電影界合作越來越多，好萊塢大片中才更多地出現中國元素。今次該片雲集劉亦菲、甄子丹、鞏俐和李連傑等多名華人影星。然而，從2019年8月開始，影片就惹來相當多的爭議。

2019年8月14日，就香港反送中運動，《花木蘭》主演劉亦菲於新浪微博表態支持港警；另一主演甄子丹在今年6月30日於臉書慶祝香港國安法實施。該片在片尾感謝了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宣傳部、吐魯番公共安全局等多個中共及中國政府機關，而吐魯番公共安全局負責關押上百萬維吾爾族人的「再教育營」。考慮到電影於2018年8月開拍，劇組應是在中共於2017年升級對新疆鎮壓後前往當地的，因此也被質疑是否剝削少數民族勞工，或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合作。以上政治因素令港臺、泰國民主人士發起抵製行動，隨後該抵製行動擴大到韓國、美國等地。

除上述政治問題，《花木蘭》的劇情也存在諸多瑕疵，即使在中國也招致很多負評。原作《木蘭辭》並未記載木蘭所處之年代、年齡、籍貫、居住地，但是可以確定故事發生地對應今天的中國北方，年代應該在北魏；而電影中出現了中國南方、宋朝才開始有的土樓，以及其他不符合年代的物件。故事本應是木蘭女扮男裝、代父從軍、建立功勛的令人振奮的故事，但電影卻把原意改編成了生硬的「孝」。可見，考證不嚴謹、對中國元素錯誤應用，讓這部電影呈現出的仍是西方人對東方的臆想（即「東方主義」）。本來是一套向中共獻媚的電影，卻被《環球時報》批評為「藝術水平低下」，實在可笑。

早在1996年，迪士尼就因支持電影《達賴的一生》（被視為對達賴喇嘛的同情之作）而激怒中共政權，還造成1998年迪士尼出品的原創動畫片《花木蘭》被迫推遲一年在中國上映，且票房成績很差。今天，隨著中國資本進軍，為了保住中國市場，維持自身收入，好萊塢會對自己的電影先進行自我審查，刪改之後再推出。例如，2016年迪士尼子公司漫威推出的《奇異博士》刪除了一個藏人主角，以避免電影因為西藏議題在中國遭封殺。

對於電影在新疆取景的問題，美國19名跨黨派國會議員詢問迪士尼相關細節，然而其中包括盧比奧、克魯茲在內，有不少都是公開的親資右翼政客，代表美帝國主義利益。至於民主運動人士發起的抵製行動，有進步的一面，因為中國確實存在民主權利被打壓、少數民族受到特別壓迫等問題，而有一定組織、串連多國的抵製行動有可能引發更多普通民眾對於中國人權問題的關註。然而，抵製行動的發起人大多對美國政府少有批判，因此行動也會被美帝國主義操弄，從而疏遠中國大陸甚至海外工人群眾。況且，抵製行動成效不佳，《花木蘭》在臺灣和泰國上映兩周後，票房分別達到196萬和230萬美元，在臺灣更登上全臺新片票房冠軍。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電影業必然被資本控製，拍攝出的作品通常也必須符合統治階級的需要，而大部分電影公司則為了追逐流量、票房、獎項等因素而製作電影，將利潤置於觀眾愛好之上。只有擺脫獨裁政權的控製，並且消除商業市場的因素，電影藝術才能有真正的自由發展。

香港：失業危機和嚴峻經濟前景

香港經濟環境受新冠肺炎瘟疫的影響繼續浮現，特別是由於疫癥在過去半年在全球大規模肆虐，毫無減退或受控跡象，香港作為一個高度外向型的經濟體，毫不意外遭受到經濟重創。穆迪預視今年香港經濟或收縮近8%。

根據政府《二零二零年半年經濟報告》，勞工市場和就業環境在第二季持續惡化，失業率急升至6.2%，總失業人口達24萬人，超越08年金融海嘯的高位（5.5%）。消費及旅遊（10.7%）與餐飲服務業（14.7%）的失業率也顯著上升至多年來的高位，而且這並沒有反映大量工人被迫放無薪假的問題。

當中青年失業問題尤其嚴重，遠高於整體失業數字。這說明了香港青年所面對的困境極其嚴峻，近五分一到六分一青年處於失業狀態，而即使就業的青年，均面對著就業不穩、工作零散化、長工時低工資等問題。這些問題都使得青年工人的生活條件出現大幅倒退，大多青年不得不在正職外尋找多份兼職以緩和自己和家庭的經濟負擔。

這僅僅只是上半年的數字，對於香港而言最嚴重的發生在七八月的第三波疫癥爆發所造成的經濟影響並未在數字上反映出來。按小區組織協會八月所做的調查補充，五月至七月基層工人的失業率可能高達28.4%。政府將他們置之不顧，拒絕設立實際惠及基層失業者的失業保障政策，令他們不得不節衣縮食，甚或借貸渡日。從早前勞福局長羅致光恬不知恥地公開承認「政府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人想到『禁堂食』政策會影響戶外工作者」一樣，政府根本沒有正視基層勞動者所面對迫在眉睫的貧窮，哪會意識到缺乏失業保障對勞動者造成多大的困境。

調查亦同時指出，政府雖然動用了三千億財政儲備推行所謂的「防疫抗疫基金」，但這些資金絕大部分由大資本財團所瓜分。雁過拔毛之下保就業計劃的資金實質全數落到雇主手上，真正落到基層工人手中的十不存一，散工雇員甚至根本無法受惠。政府不斷指出財政儲備快速燃燒，卻仍堅持繼續推動萬億元的「明日大嶼」工程。

傑瑞米柯賓

香港：中共整肅校園　需要重建罷課運動

最近，政權正在染指香港學術自主的傳統，去年反威權抗爭後中共企圖全面整肅，有變本加厲的跡象。

中學文憑試歷史科一條「日本在1900-45年對中國是否利多於弊」的試題引起軒然大波。教育局以傷害民族尊嚴為由，強迫考評局取消試題；二十二名教師被教育局發譴責或警告信，指控他們專業失當，威脅他們或取消其專業資格，背後的政治目的昭然若揭。中共在為清洗學校，全面管控教育系統作準備，突顯出中共視香港相對自由的教育系統為心腹大患，害怕紿予學生言論自由。

中國大陸的例子前車可鑒，國家機器的管控近乎無孔不入，在校園內裝設大量攝像機監控學生已經屢見不鮮，有學校更導入頭戴式腦電波儀，監控學生的專註度；對教師的管控也不遜色，中共的機關滲透教育系統，於校內安插黨委，監控教師的言行。

教育系統白色恐怖

在香港，國安法及國歌法雙管齊下，中共於香港的教育系統散播白色恐怖，種種跡象顯示香港的教育系統正在急速走向中國大陸化，教師只被允許講授與中共意識形態及政治立場相同的內容。政權得以不同方式懲處違反規定的教師，意圖遏止反政權的言論在校園裏傳播。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更發表若學生嚴重違反國歌法，可報警處理，分明是將白色恐怖帶入校園。

中共意圖抹殺香港學術自由的行動終究不得要領。去年 6 月至今年 5 月期間，因社會事件被捕的專上院校學生約有 2,000 名，18 歲以下則有約 1,600 名。可見政權的高壓只會令學生更為反感，中共力圖實現的「和諧」終究只是一層薄紗，「和諧」的背後卻是言論自由被扼殺，思想被箝製的情況，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成立群眾性的學生組織，在校園裏招募大量學生加入。從上年罷課行動的汲取教訓，動員罷課必須有實際的組織在校園劄根，不能單靠在傳媒號召，也不能單靠流水式的運動方法。不同的學生組織舉行定期會議，盡可能讓最多學生有充足、開放且全面的討論，積極投入在鬥爭運動之中。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建立民主學校會
． 捍衛校園的言論自由
． 反對國安洗腦教育
． 學生與工會連結起來，建立反威權的大罷課罷工

訪問抗爭青年：警察刻意精神折磨示威者

S : 社會主義行動記者
A : Anson

S：你是誰？為什麽要參加抗爭運動？
A：我的名字是Anson，今年20歲。我是由反送中運動開始參加社會運動，我認為香港變得越來越接近中國式的人治社會，示威者被誣告、濫捕、虐待等，我想站起來反抗，否則我們連發聲的權利也失去。

S：最近你的抗爭情況是怎樣？
A：我上月在母親節當天參與集會被沖過來的警察拘捕，被捕後首先我被下令面向墻璧、雙手舉高放於頭上維持一至兩小時，其後雙手更被膠索帶勒至紅腫，被送往警署後發現很多無辜的巿民也被拘捕，我們被搜身、個人財物也被取走。我們被安置在劃上小圈子範圍的停車場地上，在汙穢的環境苦渡一整個晚上。其間警員態度惡劣，被捕者往往要苦等數小時才可以喝水和上廁所。由被捕至獲釋接近40小時，等同長時間的精神折磨虐待，我們的基本權利也被剝奪。

S：抗爭已經超過一年，年青人有什麽想法？
A：我認為現在前線的抗爭者處境比以前更惡劣，武力與警察實在太懸殊，我認為只是能拖延時間，將警察的行進速度減慢而已。現在政府甚至使用暴動罪檢控示威者，使抗爭風險變得越來越大、壓力越來越高，恐懼是不能避免的。

S：你認為國際戰線是什麽？
A：我在抗爭中聽到不少帶有口音的巿民參與，顯示仍有些中國人是清醒、知道中共是一個打壓人權的政府，但只因在中國被打壓風險更高，很多人也是敢怒不敢言的。最近在美國亦發生了反警暴、反種族主義的抗爭，都顯示美國政府派警察打壓示威者，實行戒嚴等，都是非常腐敗的。所以我認為只要是被壓迫者、不分新疆、蒙古、或武漢人民，都要反抗中共暴政，以推倒中共專政為目標而奮鬥。

香港：對抗黑警恐怖主義　我們需要社區民主監管

從香港去年的群眾鬥爭中，我們清楚看到香港警察是國家實行恐怖統治的工具。

香港警察暴打記者和示威者，甚至毆打路過的途人，政府在2020年度的財政預算卻還是給警方撥出港幣258億元，比去年增加24.7%。警察為了鎮壓群眾運動所獲得的加班費，是政府原本預算的10倍，高達25億元。與此同時，香港工人的失業率節節攀升。

獨裁政權為了讓警察效忠於國家而獎勵他們。去年警察對待人民如此殘暴，是由中共國家最高層決定下來的命令，作為消滅群眾抗爭的策略。

香港警察最初是由大英帝國的占領軍所建立起來的，並在1997年移交給中國國家。香港警察的一名警司Barry Smith自己坦承：「移交中國後並沒有劇烈改變我們的日常作風和製度，也沒有改變人們的生活情況。就像又過了平凡無奇的一天，只不過高高在上的政府換成了另外一個而已。」

民主化與改組警隊

不管主子是倫敦還是北京，香港警察一如既往用暴力捍衛統治階級、執行種族隔離、殺害罷工工人以保護資本財團的利益。

2019年，香港警察針對反政府抗議者的暴行震撼了香港人民，但警察一直是用同樣的手段對待少數族裔、性工作者與難民。

社會主義者主張把警隊民主化，這個意思是我們要求每個地區的警隊交由當地的社群監管，並透過各個民選的監管委員會來全權主導當地警察的雇用、解雇、預算以及執法。

這代表我們不單要民主監管警察機構，也要實質廢除大部分現存的警察架構，尤其是廢除整個指揮體系，將其改造成只用來防止罪案的地區性機構，而不是現在這個實行政治任務與暴力來捍衛威權資本主義的集中化單位。要實現這種由下自上的徹底改革，必須調查、起訴與解雇所有犯下濫暴、性暴力，以及違反法律與基本人權的警員。

所有心智正常的人都會希望采取有效措施打擊罪案。但香港警察的工作重點在於鎮壓，而非罪案。再者，打擊罪案最有效的方法是消除犯罪的根源。資本主義社會是嚴重不平等的社會，這個社會滋養了助長犯罪的條件。

罪案是社會矛盾的結果

在現時體製下，一名難民母親因為「打黑工」就可以被判兩年徒刑，同時卻包庇縱容那些最大的罪犯──也就是那些超級富豪們。香港大部分的罪案都是非暴力的，例如偷竊、店鋪高買，這些往往與經濟貧困有關。全民免費且資源充足的公共教育、所有人都能享用的醫療照護、便宜出租給所有人的公共住房、終生社會保險以及由勞工與市民民主參與社會各方面決策，才是最有效解決罪案問題的利器。

我們必須開征富豪稅，香港50 大首富就坐擁了2.47兆港元。正因為香港政府的親資政策，才縱容了這些吸血鬼從一般勞動者身上掠奪到如此離譜的社會財富。但要與之對抗，並實現有利於社會大多數工人階級的激進改革，則需要有足夠的社會資源來完成，因此我們需要把大企業與銀行收歸民主公有，因為社會的財富與生產本應該以民主的方式進行監管與計劃，來滿足社會需要。

我們主張：
．反對增加警察預算！取消警察加班費，將額外資源投放在公共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上！
． 國際團結反警暴！無論是明尼蘇達、加沙走廊還是香港，我們反對一切軍事占領、一切國家恐怖主義。
． 民主監管警隊！由擁有實權的各地社區的民選委員會來監管警力。
． 反對警暴就需要反對資本主義！因為警察捍衛的是有錢人與中共資本家的利潤！

香港：組織總罷工　抵抗國安法

《國安法》令已超過一年的反威權運動再次進入緊急關頭。去年抗爭中如雨後春荀般建立的各新工會，聯合成立了「二百萬三罷聯合陣線」，並已經宣布準備發起全港大罷工行動反抗惡法。

新工會的聯合陣線為推動罷工，首先於6月20日進行民間聯合公投，到目前為止參與的工會多達30個，目標由1萬名會員增加至6萬人，並動員全部會員投票，當中60%人支持罷工。另各工會亦設有各自的「罷工門檻」（承諾參與人數），若8成工會超過門檻後就會啟動後續罷工計劃：暫定於7月進行3天的「警示性罷工」，如政府拒絕回應的話再進行進一步的「真罷工」。罷工門檻設定得十分高。

全港罷工運動理應建立在一個工會聯合陣線上，互相協調行動計劃。但可惜的是，香港金融業職工總會、香港會計手足工會等五個行業工會另外發起罷工行動，並且將參與人數門檻定為不合比例的10萬人。最後他們在「二百萬三罷」公投前宣布自己的罷工告吹，變相對「二百萬三罷」的動員造成負面影響。

自運動之始，我們就一直提出罷工是運動的致勝關鍵。工人階級作為社會的生產者，主宰統治階級的經濟命脈，如果能有組織地發動罷工，其力量可以真正癱瘓社會運作，展示工人階級才是社會的主宰者，因此工人階級需成為運動的核心力量。

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總罷工

建立新工會是為了彌補去年八五罷工缺乏組織的不足，但組織是需要由下而上、紮根在職場才會強大。大部分新工會乃行業工會，雖有不同公司員工加入，但在職場單位基本未有實際組織，很多時候工會成員會發現自己在公司中只有孤身一人，容易被老板針對。

但罷工不能單靠自發的力量動員起來，而公投和媒體宣傳動員也不是傳統工運的組織方法。罷工而需要建立集體意識的工會，共同決策並執行民主決議，意味著拋棄「兄弟派山、各自努力」這種個人主義的做法。

當務之急，所有認真希望推動抗爭的新工會都應該將重點擺在在各職場建立基層工會組織、罷工委員會，擴大成員基礎的深度及廣度。為了壯大聲勢，各工會可發起聯合大遊行，展示工會力量，借此鼓勵更多勞工加入。

工會是工人的民主組織，工會力量在於活躍的成員基礎、動員力、以及戰鬥性的綱領。因此亦要扣連至勞權、民生議題，組織抗爭反對企業因為白色恐怖或經濟危機的減薪裁員，才能吸引更多勞工加入。

總罷工是工人階級最強的武器之一，但現階段應以集中動員全港一天的總罷工為第一步，並在罷工期間舉行大會，與工人一起決定後續行動。在深入職場組織起來、召開工會大會、作細心的部署和準備，才能推動3天或更長時間的罷工。

工會亦需弄清楚一些基本事實——罷工分明是挑戰老板的利益的。所以工人必須團結起來才能抵抗資方打壓，而不是像職工盟去年反送中時那樣指罷工也「對商界有利」，祈求獲得老板的批準。一場成功的全港政治罷工必然令整個資產階級響起警號，並且以撤資和抵製等方式威脅工人，因此建立一個主張打倒資本主義的工人階級政黨才能應對階級鬥爭白熱化時提出的財產權問題——社會財富是屬於工人，罷工的企業應歸於公有，由工人民主控製。

中美「新冷戰」情況下 香港將受怎樣的製裁？

在港區國安法的消息傳出後，華府乘勢發難，國務卿蓬佩奧向國會作證指「香港高度自治已失」，將停止香港的特殊地位。其後五月二十九日，特朗普宣告將采取行動「製裁香港及相關的中港官員」。而在外部，疫情陰影未去的美國又因警暴問題爆發全國性的大規模群眾抗爭運動，特朗普荒腔走版和傲慢的回應進一步激化了矛盾。可以說，特朗普現時比過去任何時候更需要樹立一個敵人轉移國內危機，因此在香港問題上再次作出強硬的姿態。至今美方仍然未有任何具體方案和行動，美國明顯因為國內經濟蕭條、害怕自損利益而猶豫不決。

政治經濟前景的不明朗無疑亦將會令本地資本收縮投資。在中共宣布訂立港區國安法次日，香港股票市場立即出現了一次小股災，僅一早上恒指暴跌千五點。而在接下來的數個交易日中，恒指反復拉鋸而交易量大增，難免令人聯想中共資本在背後「托市」以試圖穩定資本市場信心，並為其政治宣傳提供材料，以示「港區國安法並未打擊市場信心」。

從已知的信息以及各方預計中，大概可知製裁的內容包括檢討引渡條約和出口技術管控。當中最受關註的自然是獨立關稅區地位的存廢問題，尤其當下全球經濟都在疫癥的陰影下掙紮，香港本年度幾乎必然陷入相當程度的經濟衰退。香港政府回應中全力淡化這些製裁的影響，但關鍵的問題在於獨立關稅區地位一失，等同於釋出「香港政治經濟條件惡化」的訊號，進一步打擊外來投資信心，甚或造成一定的資本外流。

傑瑞米柯賓

打擊和反擊

習近平及其身邊的人認為，國安法的製定可以殺華府和其他政府個措手不及。畢竟，因為這些國家忙於處理疫情和全球經濟危機，北京打賭西方頂多就是發表一堆厲聲嚴詞，但不會有太多實際的行動。

《南華早報》報導，國安法是向美國「雙倍打賭」：一是立刻兌現去年特朗普親自簽名通過的特別法令中所威脅對香港實施的製裁，不然就被揭露自己只是個「騙子、偽君子或傻瓜」。

北京知道美國政府陷入內部分裂，特朗普自己也身陷危機。盡管特朗普與他的官員大聲發表了各種不斷升級的反華言論，但他們對香港的情況其實漠不關心。過去是在國會兩黨的壓力下，加上為了避免被標簽成「對中軟弱」，他才威脅采取一些很有限度的措施。但是現在，即使是以批評特朗普見稱的《華盛頓郵報》在社論中也表示，香港「需要美國作出回應，但這必須謹慎」。

這個大企業們的喉舌擔憂如果美國政府兌現威脅，例如撤銷香港的特殊貿易地位，那些資本家們的損失數以十億美元計。根據去年通過的法案，本月月底前美國政府需要審視香港的特殊貿易地位。

「如果國務院的負面報告導致那些優惠待遇遭到廢除，香港的經濟將受到毀滅性的打擊，美國的許多企業也會如是。美國與香港之間每年380億美元的貿易將受到威脅。在香港設立的地區總部的約290家美國企業也會受到威脅。結果可能會是將這個中國最自由的城市瞬間轉變為一個普通的省會城市，這不符合美國的利益，更不用說香港的利益了。」（《華盛頓郵報》社論，5月22日）

但同時，面對中國的最新舉動，如果美國被視為軟弱的話，那麽不僅對特朗普，對於美國帝國主義的全球利益及其在亞洲的霸主地位，也都將付出巨大的政治代價。美國大選進入倒數計時、特朗普地位不穩、以及共和民主兩黨的美國統治精英內部情緒的急遽轉向，進一步促使中國問題成為所有競選活動的核心議題。過去所有總統選舉都會有人炒作中國議題作為選舉策略，但今年的程度完全不是同一個層次。這一切意味著面對習近平的豪賭，美國的反應可能會比他預料的更為激烈。

如何重啟群眾鬥爭

習近平想對香港和過去一年的群眾鬥爭造成毀滅性的打擊。但這會比他想像的要困難得多。習近平過去曾多次進行過火的舉動，結果把問題越搞越大，例如「一帶一路」、去年對臺灣的威脅、還有2019年的送中惡法事件。

群眾鬥爭是擊敗惡法的關鍵，但這不僅是反對國安法的鬥爭，而且還是反對中共專政的鬥爭。重啟群眾鬥爭只是第一步，但鬥爭要成功的話就必須清楚知道之後的每一步應該如何走下去。僅僅是號召民眾上街是不夠的。一場運動必須有組織和長期維持，尤其當敵人如此強大的時候。

我們需要從過去一年的經驗中汲取重要教訓，以解釋為什麽去年的運動，盡管規模與英勇的程度驚人，但仍然沒有成功反抗獨裁統治。該運動取得了很大成就，並樹立了群眾抵抗的傳統和象征，但運動沒有成功贏得真正的讓步，而中共絲毫沒有停下對民主權利的攻擊。

這說明必須建立更有組織、集中和政治上明確的鬥爭。迄今為止，群眾運動尚未理解或接受三項至關重要的關鍵：

工人階級必須在鬥爭中發揮主導作用。工人階級因為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集體傳統和階級意識，在反對獨裁和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中具有無可取代的領導優勢。雖然很多勞動人民參加香港民主運動了，某些情況下甚至是運動的主要群體，但他們只是作為個人去參加，而不是作為一支團結一致的組織勢力參加。在香港，罷工這個武器並未曾以認真和有計劃方法組織起來。在社交媒體上呼籲對於一次性的抗議是可以的，但要組織一場真正的罷工就需要計劃和精心準備，需要在工作場所建立有實際的力量──具有民主會員結構的真正的工會。

美國和挪威的群眾運動學者在150個國家/地區進行的一項知名研究發現：「產業工人一直是民主化的主要推動力。至少，比城市中產階級更為重要。當產業工人動員群眾反對獨裁統治時，民主化很可能隨之而來。」 （Dahlum、Wig、Knutsen 在《華盛頓郵報》上撰文，2019年10月24日）

鬥爭必須有民主地組織起來。自發行動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但也有很多侷限。為了維持運動並傳播到香港以外（因為僅靠香港本地的運動是不可能取勝的），我們需要共同的方向和協調，通過民主投票和辯論選出最佳策略和最佳人選來代表運動發言並明確指出其目標，以動員更多所需要的人參與。

所有重大決定都需要通過民主討論得出。多年來統治民主運動的泛民精英從來不是這樣做的，但是虛擬的碎片化運動也不能提供這個方向。甚至在疫情使動員群眾變得更困難以前，運動就已經陷入一定程度的消耗和碎片化，因為去年所使用的方式已達到極限了。之後就需要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新方向和組織方式。

鬥爭要勝利，就只有在中國引起更浩大的運動，甚至擴散到周邊地區。隨著國安法通過和中共對香港的直接統治，這個基本事實會更加明顯。僅憑「五大訴求」這種非常有限的訴求，或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種僅限於香港的口號，難以使中國的工人看到這場鬥爭與自己有甚麽關系，因而不可能引發一場全中國的運動。如果反對獨裁政權的運動不試圖將他們包括在內，那他們為什麽要冒更大的風險支持這個運動？

所以說，鬥爭必須轉變為階級鬥爭，反抗中港兩地的資本主義製度。這個製度不僅不民主，而且正處於嚴重的危機中，導致經濟崩潰、住房困難、失業和數以百萬計人的貧困。因此，香港的民主鬥爭需要超越本來有限的民主訴求（畢竟北京早就完全否決了這些訴求），而是同時涵蓋其他迫切的勞動者訴求，捍衛廣大勞動者的權利和工作：在疫情期間禁止強製無薪假和克扣工資、大幅增加公共醫療和社會服務的投資、征收富人稅來支付疫情的公共開支、將製藥公司、銀行和地產商收歸民主公有，並反抗大資本家的權力。

這種將革命性民主鬥爭的訴求，與推翻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訴求結合在一起的戰鬥性綱領，是組織香港工人（當中高達9成工人沒有加入工會）的方法，也是向中國的工人階級建立連結的方案。

香港：國安法殺到 抗爭到達關鍵階段

上月底在北京召開的全國人大，擲下一枚重磅炸彈──港版國安法。新國安法勢必打擊香港僅余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等民主權利，民主抗爭已經成為了「終局之戰」。

國安法內容包括反對顛覆國家政權、分裂國家、恐怖活動和外部勢力幹預，也包括要求港府開展國家安全教育。最令人關註的，就是中共政權可以根據需要在香港設立維護國家安全的機構。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承認將會設立新部門執行港區國安法，其包括情報收集及武裝部隊，並與內地國安機構緊密合作。這分明就是政治警察部門。未來反抗政府的人士將更多受到監控、盜取資料以至判監。

過去國保也並不是沒有在港活動，不過也只會是地下進行。2015年的銅鑼灣書店事件，國保就是在香港秘密行動，將店主虜走到中國大陸拘禁。倘若國安惡法通過，中共國保在港的活動將會更加常態、公然，並且淩駕於香港的法律。

另外，人大作出的「決定」授權了人大常委會製定「港版國安法」的實際條文與執行機製，然後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並直接在香港刊憲實施，據報北京會最早於6月底之前完成「立法」。

換句話說，這次是北京首次透過人大這個橡皮圖章，繞過香港的立法機關直接在香港進行整套立法，相當於廢除了香港本地的立法會。雖然過去人大也曾經對香港事務作出「決定」，包括2014年關於假普選的「831決定」和2017年有關高鐵「一地兩檢」的決定，但就實際立法內容還是需要在香港的立法會表決。

繞過本地立法先例

開了這次先例，未來北京基本上任何惡法也可以直接在港頒布並施行法律。中共害怕「港版國安法」會像過去《基本法》23條或送中條例那樣，在本地立法階段掀起香港大規模群眾反抗，亦擔心權力有限的立法會一旦9月選舉如去年區議會選舉那樣變天，將不再是中央可以依賴的機構，因此為免夜長夢多由北京直接立法實施。

至於國安法實際條文內容，至截稿為止當局仍未公布。不過，近日建製派政客已頻頻吹風，暗示立法將從嚴。葉國謙指國安法立法後，「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將成禁忌。譚耀宗更加指，無論是議員或是參選人都不應該反對國安法，否則屬違反《基本法》，應予取消參選資格。看來，「港版國安法」會比《基本法》23條更加嚴苛。

泛民除了依照基本法循序漸進爭取民主外，並沒有其他綱領。中共不斷踐踏法律框架的情況下，泛民只能節節後退。由於國安法已經寫入基本法，泛民主派及各立法會參選人可因被指控反對基本法而被取消參選資格。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最近就表示國安法「應該由港府自行就國家安全立法」。這句話只是誠實地反映了整個溫和泛民的思維。要知道在2003年時，民主黨起初準備接受一個寬松版的廿三條，只是因為最後有50萬人上街才將惡法推倒。現在我們需要一場比去年更大規模和具清晰綱領的鬥爭運動才可以成功抵抗中共的攻擊。

為何中央突然會今年推出「港版國安法」，且從宣布、起草、立法前後不到一個月時間完成？

實際上，中共推動國安法並非反映獨裁政權的強勢，反而是其外強中幹的危機。去年香港的抗爭原本已經是中共1989年以來最嚴峻的危機，然踏入2020年，中國面對疫情、經濟危機、帝國主義沖突急遽升溫，國內面對的危機比去年更加嚴重。

這些都是國內一個個定時炸彈。北京在這時推出新國安法，正是因為他們急了，害怕香港的抗爭會成為中國革命的導火索，威脅中共專製的存亡。

反過來，這正是中共的弱點。西方帝國主義政府只是想利用香港作為議價籌碼，以迫使中共讓步，榨取更多利潤。香港群眾要戰勝新國安法的威脅，抗爭的出路不再於尋求西方帝國主義政府支持，而是連結起中國億計被壓迫的勞動階級及他們的訴求，將革命輸出到全國，結束中共的資本主義專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