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运人士谈工人运动

傑瑞米柯賓

欠薪大幅擴散，寶能拒絕調解、不反饋

寶能最早發生拖欠工資和欠繳社保的版塊是汽車部門。根據寶能汽車旗下的觀致研究院員工透露，研究院800多名員工被公司拖欠了2020年8個月的社保，以及2021年4、5月份的工資和社保。面對員工正式的社保催繳要求，觀致汽車上海分公司不作解釋也不回復，一直無視員工的訴求和因欠繳社保產生的困難，甚至拒絕勞動仲裁部門介入調解。

寶能汽車西安的工廠和研究院亦有相同情況——公司拖欠員工工資，社保只繳至5月份，公積金繳至2月份，同樣不回覆任何員工的咨詢。寶能員工表示，面對企業的財政問題，管理方采取大幅裁員的手法，「上午通知讓你走，下午就要你辦完手續」。至於欠薪，則是不給員工說明發薪日期，「讓員工自己去猜，擺明了就是讓你走」。界面新聞了解到，寶能汽車旗下的觀致汽車在職人員已經從4月份約2000人減少至當前800人。

寶能集團的其他公司包括百貨零售和生鮮也出現大規模欠薪。據寶能員工在網上公開的困境實錄（網上文件已被刪除），寶能生鮮拖欠工資的人數超過2700人，涉及29個城市，欠薪金額約4400多萬元。公司在7月份才發放了5月的工資，後續工資至今仍未收到。

現時，大部分員工都待業在家，生活非常困難，各地不少寶能員工均表示他們「已經無力償還各類貸款，家庭生活困難，小孩上學，父母看病均束手無策，已經到了無法生活的地步」。然而，寶能總部基本上不對情況作任何回應。例如，南京市部分寶能員工曾到棲霞區勞動仲裁委員會反映情況，之後南京市政府非常重視此事，積極幫助員工討要工資，但寶能總部卻不作反饋。

多年入股並購各類企業，瘋狂占地占廠終碰壁

根據媒體報導，寶能集團最早發跡是借用了1995年菜籃子工程的契機，在深圳以「凈菜市場」的名義拿下了7塊土地的使用權。隨後，創始人姚振華再利用一家體製內企業，提出用自己的地興建福利房，條件是對方幫忙修改土地性質，最終建成了兩幢「處長樓」。由此，姚振華「借著賣菜的外衣，幹起了房地產的買賣」。

2003年起，寶能開始透過一系列財技入股深業物流公司等企業，由此占有這些公司的土地。 2012年後，寶能又成立前海人壽來吸納風險資金，再將錢全部投入房地產領域。 2015年，寶能手握巨額資金入股另一家房地產企業萬科，激起了與後者長達2年的控製權之爭。直至2016年年底，寶能被勒令整改前海人壽，退出保險業，卻無阻它轉為向新能源汽車投資，在2018年收購觀致汽車51%的股權，繼續拿地建廠。

國際金融報指出，與之前入股其他房地產企業的做法一樣，寶能進入汽車領域采取的是資本並購的方式，特別是購買有生產資質但發展處於低谷的企業。不過，「寶能汽車斥資近80億元先後收購的觀致汽車和長安PSA均不能給寶能帶來收益，反而是一個資金窟窿」，「寶能造車5年500億元的投入僅拿出了觀致7一款全新車型，且並未在市場上激起浪花，各大造車基地更是一片狼藉，最早開始動工的廣州基地都仍未完工」。

另一方面，由於今年受嚴厲的融資監管政策影響，以往主要作為寶能投資控股平臺，為其提供入股、並購等資金來源的鉅盛華也面對困難。據《界面新聞》報導，今年上半年，鉅盛華籌資活動的現金流入為154.7億元，同比減少約23%，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為-16.95億元，而去年同期為1.02億元。

追討多時只得工資20%，離職補償金發放無了期

為了緩解債務壓力，寶能已在不斷出售手上資產，變賣手上其他公司的股份。只是作為企業的「生產要素」之一的員工當然也同樣成為舍棄的一部分。最新消息顯示，不少員工只是收到了早前拖欠工資的百分之二十，社會保險和住房公積金依然欠繳。同時，寶能也在不斷要求工人離職，但是員工指出，解除勞動合同根本沒寫明什麽時候發放經濟補償金，只是寫會「優先發在職員工工資，離職員工工資在他們的下個月發放」。當在職員工追討多時最終也只能得到20%的工資，離職員工的經濟補償金最終是否會發放也是一大問題。

寶能集團這次牽涉數千名工人的拖欠工資、社保和公積金事件，各地工會似乎仍未介入協助數千職工維權。根據深圳特區報報導，寶能控股有限公司早有成立企業工會，工會還表示會將「員工作為企業發展的核心生產力，盡力讓每一位員工在公司裏感受組織關懷」。企業工會主席盧學群是寶能控股集團的副總經理及寶能人力資源中心總監，曾經提出工會應該「精準服務，有效維權…認真履行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竭誠服務職工群眾」。然而，所有討薪工人的記錄裏均沒提及企業工會和地方工會有介入幫助員工。反而是部分地方的勞動部門，還能有效協助員工解決欠薪問題。比如深圳市龍華區人力資源局介入寶能汽車科技有限公司的欠薪事件後，該局「在區委區政府的領導部署下，立即聯合區工信局、街道勞動部門第一時間跟進並做好摸排穩控」，並「會同街道勞動部門緊急約談寶能集團旗下的相關公司負責人」，最終寶能集團於7月結清深圳寶能科技園18家企業六千名員工5月份的工資。但深圳市解決欠薪的過程中並沒有看到工會的參與。各地工會應該學習深圳市政府部門的積極作為，盡快介入此次勞資糾紛，並代表上千名寶能職工的利益，協助職工爭取自己的權益。

快遞業工人今年發起上百起罷工，抵抗延續一年多的價格戰

2021年，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收集到的快遞員罷工事件破紀錄的多。

去年新冠疫情後，許多報導提到快遞業內部重現激烈競爭。為應對新一輪的價格戰，各快遞網點被總部持續壓價，騎手們的工資被壓低甚至出現欠薪，快遞員全年共發起至少31次罷工、抗議。不少網點因為騎手停工而貨物堆積如山，這在去年「雙十一」前曾引起廣泛討論。

到了今年，快遞員討薪的罷工事件（截止到十月）已經急增至134起，其中韻達網點錄得欠薪罷工37起，百世快遞20起，申通18起，圓通10起，中通8起。罷工集中在廣東、江蘇、山東等沿海省份，以及湖南、河南兩省。

疫情後價格戰的戰火

自2020年疫情爆發以來，快遞行業的變動和競爭幾乎沒有停過。去年3月，中國快遞協會便表示，由於節後復工人員短缺，返回工作崗位的員工在隔離期間不能上崗，使快遞行業的運作產生不少困難。分撥中心和快遞站點無法正常運行，卻仍要繳付房租、歸還貸款、支付工人工資，由此產生現金壓力，員工工資便首先被犧牲。

2020年5月開始，快遞企業為了彌補早前的損失，重新開始削價競爭。快遞企業總部便通過低價策略來布局網絡，搶占市場以增加收件量。這導致一方面，站點的派費被總部壓低；另一方面，不少站點還收到總部調高收件任務的規定，如站點完成不了指標便要受處罰。 《物流時代周刊》引述一位河南鄉鎮快遞代理點表示，從5月開始，鄉鎮代理點與承包區的收件量（從商家收取快遞的數量）不可低於當月派件量（派送快遞給消費者的數量）的5%，6​​月遞增到7%，10月遞增到15%，未達指標者按照未完成票數以3元每票處罰。

2020年10月，進入中國市場7個月的新快遞公司極兔速遞首次獲得關註。由於極兔不斷鼓勵其他快遞企業的加盟商同時為其收派快件，行內俗稱「蹭網」，通達系（即指圓通、申通、中通和韻達等浙江省背景的公司）的快遞企業宣布要將其封殺。另外，極兔的低價策略也開始為人所知：當時義烏通達系企業派費約在1.7元以上，極兔把發貨價壓到1.4至1.5元，同時又提高快遞員的待遇，加上大量來自電商拼多多的貨單，搶占了不少市場份額。

到了2021年3月，新一輪的價格戰終於再次爆發。百世快遞首先降價，重量0.3公斤以下的包裹降至1.3元。極兔於是馬上把價格拉低至1.05至1.1元。到了4月，一些極兔的網點派費已經被壓至低於1元。為了抑製熾熱的價格戰，義烏郵政管理局曾以「低價傾銷」對極兔、百世進行處罰，要求他們整改，關停持續三天。 4月22日，浙江省政府審議通過了《浙江省快遞業促進條例（草案）》，規定快遞經營者不得以低於成本的價格提供快遞服務。

然而，全國其他地方的低價競爭仍然繼續。根據《搜狐財經》報道，一家在東北的極兔網點負責人5月時面臨了第四次降價，平均到手派費已經從每票1.44元下降至0.95元。該負責人嘗試向工人施壓，要求將工人派費下降至0.8元，但遭到部分快遞員拒絕。西北某縣極兔網點的派費同樣從1.2元降至0.9元，快遞員的派費則被成功壓至0.8元。

現在，新一輪的價格戰已經短暫停止。今年8月底，為響應國家七部委發布的《關於快遞員權益保障工作的意見》，中通、圓通、申通、百世、韻達、極兔等紛紛表示，自9月1日起，全網快遞員派費每票上漲0.1元，以此改善快遞員的收入水平。隨著雙十一接近，快遞企業再次調高派費，用以穩定網點和工人。

經過此輪價格戰後，資本吞並聚合，一些快遞企業似乎已經收到了想有的效果。 2021年9月23日，彭博社報道，百世集團正考慮出售快遞子公司，估值或達到10億美元。極兔速遞總部員工向南方周末記者證實，公司投資業務等部門正在與百世集團進行接洽收購事宜，但並未敲定最終方案。

工人抵抗價格戰影響，罷工數字急增

在持續一年多的價格戰中，各地快遞員一直不斷對下滑的派費和欠薪的站點發起抗議。從2021年2月起，快遞員的抗議一直增加，由2月的3起，一直增加至7月的28起，8月收錄到的事件短暫減少後，又增至9月的30起。其中有一些罷工事件是源於消費者發現快遞逾期不到因而在網上揭發快遞員罷工，這些事件的記錄沒有工人方面的口述。不過，工人的集體行動毫無疑問是隨著價格戰的持續而不斷增加。

由於派費下降，大部分快遞企業加盟商的利潤空間被嚴重擠壓，不少網點出現虧損和資金流問題。因此導致工人被欠薪，討要拖欠工資成為工人罷工的主要原因。 7月25日，上海黃埔區的快遞點停擺便是此類罷工的一個典型。據《勞動報》報道，當區一快遞點拖欠多名快遞員2個月工資幾十萬元。老板「跑路」，工人的住宿、買藥、吃飯都出現問題，故而快遞員發起停運抗議。然而，即便上海黃浦區勞動保障監察大隊介入此事，站點老板卻以「不在上海」和「公司倒閉被總部收購」為由拒絕接受調查詢問。勞監大隊只能要求總部負責人處理。最終，總部代該站點清償了25名「快遞小哥」的勞動報酬36萬余元。

除了拖欠工資後「跑路」的套路，一些站點還加大對工人的懲罰來變相減低工人工資。 2月5日，湖北省武漢市一位快遞員向媒體反映他與其他工人原來被拖欠工資100多萬，但站點卻羅列一堆罰款，反指工人倒欠網點100多萬。工人魯先生表示，站點罰款通常會在隔天發出，以此警告工人，但他從未收到過任何明細，他自己承認的罰款約在6、7千左右，但站點列出的則有39萬。他指這些所謂的罰款是區公司向站點發出，站點則打算將其轉嫁給工人，甚至打算以此威脅工人，讓工人接受「兩不相欠」的結果。對此，郵管局已責成省區公司核查，但未知結果。

快遞員頻繁抗議，中國工會仍未出面代表工人

經歷了為時一年多的價格戰，雖然快遞行業在9月起開始調高派費，「雙十一」前又再一次調價，但工人對此反應相當冷淡。一來，派費持續的下降已經造成工人的損失，現在的調價只是逐步回到之前的工資水平，二來網點的罰款並未取消，工人的勞動報酬隨時可以被資方扣走。

一名快遞員向媒體描述了工人動輒得咎的情況︰「一到下雨下雪天，網點就容易癱瘓。因為天氣原因送不完的，就強行讓我們簽收。如果被客戶投訴，就是虛假簽收，罰款起步是500元，但不簽收也罰我們，因為網點每天要統計時效，到點達不到時效，又有罰款。」

在快遞業價格戰和苛刻的勞動條件下，那些不太願意抵抗的工人選擇離職。工人們指出，每月的罰款太多，導致快遞員工作積極性不高，「他上個月被罰了2000多，我被罰了700多」。愈來愈多工人的離職，更造成行業內的惡性循環，「如果走一個人，我們還能分擔分擔，走了三四個，沒辦法分擔，我們自己的件都忙不過來」。 2020年，中國快遞員從業人數達到了近400萬人之多。但快遞物流人員主動離職率攀升至33.1%，這個數字成了所有工種裏的最高值。

當下快遞員對價格戰的抵抗都是工人自發的行為。工人不能停止企業價格戰的進行，但他們以停工罷工等方式來抗議資本競爭對工人的損害。不過，工人罷工發生後，介入的仍然是地方政府勞動部門或主管郵政物流的政府部門，各地工會並沒有在組織工人討薪、反對罰款製度等事件中積極介入代表工人的利益和老板談判。不少地方新成立了快遞行業工會或者新業態行業工會聯合會，但快遞行業的集體協商仍然未能反應工人真實訴求，快遞行業的勞動條件與工人保障仍然有待談判提高。

事實上，快遞行業每一次的價格戰都將促使資本的吞並和聚合，同時打擊工人的生計。不少報道已指出快遞行業有「上半年打價格錢，下半年一起掙錢」的潛規則，這意味著快遞業資本的競爭在明年還會以新的形式再度出現。中國工會不應該因即將到來的雙十一等短暫的網購潮而錯誤地以為快遞行業仍能保持興盛，反而應該在暫時的「停戰」期積極組織工人並代表工人和企業集體協商，保障快遞行業工人的利益不在下一次的價格戰中受損。

香港foodpanda罷工談判成功，背後的歷程和隱憂

本月13和14日，香港外賣平臺foodpanda的員工在周六、日發起了兩天罷工，要求公司提高持續下降多時的單價。根據外賣員單價的監測表，電單車手每單底價由6月底的港幣（下同）48元降至11月中的42元，步兵（以步行運送餐點的外賣員）底價則由27元降至24元，罷工的外賣員提出兩者的每單底價應分別不低於50元和30元。另外，系統無理關停外賣員帳號、工人面對問題無處申訴等情況，亦是外賣員要求解決的問題。

這是foodpanda工人今年第三次集體行動。早於7月15日，約10名foodpanda外賣員便曾到公司的上環總部與資方談判，提出五點要求：1）提高服務費底價，2）製定關於接單率的申訴機製，3）解決系統出錯降低接單率的問題，4）取消貨到付款服務和5）增加意外保險保額。該次談判由7名外賣員代表與foodpanda營運部總監Pedro Dias談判，當時資方態度強硬，未有答應任何訴求，僅稱會改善系統問題。

而最近這次集體行動則相對上次成功。由於外賣員面對的問題愈來愈嚴重，據估計，兩天出席了罷工集會的外賣員至少有300多名，沒有出席集會，而采用了報更但不上線、上線但不接單、接單但不提取等方式參與罷工的人則更多。foodpanda自營的超市業務Pandamart成為了主要針對目標，需要關停兩天，一些地區的餐廳亦在罷工期間停用foodpanda，轉用其他平臺，迫使公司主動約見外賣員代表。經歷兩天的談判，以往公司遲遲未有表示的系統問題（例如送餐距離的計算方式、凍結帳號）等終於有了具體的改善方案。不過，在最主要的訴求提高單價方面，公司只承諾到明年7月前不降價，以及提高星期一至五的繁忙時間額外服務費作為替代方案。

罷工的緣起

早於新冠疫情出現後，foodpanda就開始削減員工的單價，一些不滿的外賣員私下曾計劃罷工，但由於擔心工人之間的競爭削弱罷工力量，加上缺乏有效組織，最後不了了之。這次罷工最先在巴基斯坦裔和印度裔的外賣員之間蘊釀，根據代表Waqas的自述，公司不斷以各種方式扣減工人的工資，而且經常以各種不合理的原因暫停員工帳號，使他們怒不可遏，決定發起罷工︰

我為熊貓（註：即foodpanda）長期工作，其實也明白他們的把戲，玩弄一次又一次。現在車手單價大概是44-47元，而步兵只有21元左右，步兵較遠的單（例如走3-4公裏）可能也只得39元。熊貓只想省錢，不會理會步兵，就算單車手要橫跨公路才能送單，熊貓也不會管。

數天前，對於送遞訂單慢的情況，熊貓又再耍手段，無故令車手步兵「停賽」，聲稱員工拍的照片不合規格等等。拜托熊貓不要再幹這些無聊事，這真令人受不了。

我們會癱瘓全港各地區。各位步兵車手兄弟們，星期六（13/11）晚上到星期日（14/11）全日，到時請你們上線但不接單，留在你報的地區，熊貓需要你們工作的時候也不用理會。

由南亞裔外賣員蘊釀罷工，到華人外賣員加入，罷工的人數一直都沒有很清楚的估算。比較清晰的地區是觀塘、青衣和九龍灣，一早已知道有5、60人至100人參與。到了罷工當天，參與人數遠超原來估計的數目。不但在觀塘和九龍灣有工人集會，在紅磡/土瓜灣和尖沙咀接單的外賣員有將近100人在紅磡的Pandamart集會，天後/北角Pandamart有50人左右集會，深水埗、旺角、新蒲崗/九龍城Pandamart也有集會。另外有些區域更有工人自發的罷工糾察隊。透過這次罷工，各區外賣員群組和他們的代表也互相結織，冒出水面。

傑瑞米柯賓

罷工中最堅實的力量來自電單車手，其中尤以南亞裔的外賣員最為團結，他們大多是全職工人，因此單價下降對他們打擊最大。步兵由於較多是兼職工作，受公司各種政策的影響程度較少，對罷工的公開參與程度也較低。而也有不少華人騎手在背後默默參與罷工，但是由於害怕平臺清算，並沒有站在抗爭的最前線。

公司回應內容的玄機

在第二天罷工結束後，foodpanda的營運總監發表了一篇回應。其中最重要的內容是反駁工人對單價下降的觀點。公司承認，外賣員的基本服務費（又稱底價）有所下降，卻把問題岔開到工人的總收入。以下是節錄的一段公司回應：

為進行實際的討論，我們必須納入基礎服務費、距離服務費、繁忙時間服務費、完成任務的額外服務費，以每小時可接到的訂單數量在討論範圍。每當我們調整基礎服務費時，我們都把資源重新投放於在其他服務費成份，以有效運用資源，並根據不同類型的訂單提供更公平的服務費水平。跟昨日各媒體引述的內容相反，我們每張訂單的平均開支*於過去六個月裏持續上升*，而在配合繁忙時段服務費和每小時可接到的訂單數量提升下（除了十月的不可預視情況），我們送遞員平均每小時賺取的服務費亦有所增加。例如在今年七月至九月期間，平均每小時賺取的服務費較去年年尾上升15%，而每張訂單的平均開支提升了5%，這表示只提及訂單的基礎服務費調整並不能反映實際情況，於繁忙時段和周末上線的送遞員應更能感受到。

在這段回應裏，我們可以看到，foodpanda轉移視線，拿外賣員平均每小時賺取的服務費和平均開支來說事。但什麽是「平均每小時賺取的服務費」，又或「每張訂單的平均開支」呢？

所謂的「外賣員平均每小時賺取的服務費」，相信是由外賣員群體的總送單量和單價，除以總工作時間得出的。因此，這裏除了要考慮單價、送單量，還要處理全職和零散上線的外賣員的比例變化的問題。先說送單量，在疫情期間，由於外賣行業擴張，外賣員能夠接到更多單，而且也需要加快自己的勞動速度。 foodpanda看清這點，便來了個降低底價，因為他們知道，就算現在降價，但只要能夠讓外賣員更多地工作，便不致於降低工人每小時賺取的服務費。

為了消減快遞員的不滿，而且誘導更多人上線工作，foodpanda表示自己增加了繁忙時間的服務費。這一方面能夠降低底價下降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對於那些只在繁忙時間上線的外賣員來說，他們平均每小時賺取的服務費會提高。如果他們人數夠多，對於整體工人的「平均每小時賺取的服務費」更有拉高的效應。

由此可見，零散工作和已經全職在foodpanda送餐的工人在這方面的利益分化被加強了。 foodpanda實際上是恃著工人必須更高強度地工作，以及有更多零散工人在繁忙時間上線，來持續壓低單價。一些工人的收入可能上升了，但整體工人的損失則是工作得更辛苦，特別對全職外賣員的打擊最大，因為他們在非繁忙時間的收入比以前降低了，不得不增加工作時間來彌補。

至於所謂的「每張訂單的平均開支上升」，完全是從公司角度計算的開支，並非只包括派送費。由於不知道這個開支的內容包括什麽（例如是否包括公司的宣傳費用、對顧客或餐廳的補貼、系統營運的其他開支），這個「每張訂單的平均開支」增加跟騎手服務費並無關系，它最多只能反映：foodpanda為了應對同行之間的競爭而投入了更多的資本罷了。

以上分析完全反映在一位（相信是全職的）車手憤怒的回應當中。立場新聞訪問的一位車手表示，公司周日的回應「無法平息大家的怒火」，「繁忙時間附加費九成在周末才出現」，「如果周日放假就「Not my money」，「拿走單價的錢再用獎金形式發放，就說加了工資」，是「Bullshit」。

談判成果

在此次罷工的談判當中，外賣員一方總共在群組中整理出15項要求，其中尤以前5個最為重要，亦即1）車手和步兵的底價分別提升至50元和30元，2）外賣員有理拒單時系統不應凍結工人帳號，3）取消外賣員接孖單（即在同一家餐廳一次過接兩張單）時的費用削減問題，4）不應無理凍結工人帳號及重啟被封帳號，5）以實際送遞距離取代直線距離計算單價。

據報，在最重要的底價問題上，雙方僵持良久，首天的談判因此持續達8小時。外賣員一方指出，他們根本就不是要求增加額外服務費，而是要增加底價，就算公司要加額外服務費，也得從他們的預算而來，而非從工人身上扣除。況且，繁忙時間亦是備餐時間最長的時候，加上交通擠塞和危險，並非如想像中能補償工人在底價上的損失。 foodpanda對此不為所動，堅稱這是公司政策，只願意給予工人更多的繁忙時間附加費以平息不滿。在此問題上，外賣員只能爭得暫不降低底價的承諾。

至於各種封號問題上，foodpanda讓步亦有限。 foodpanda願意取消所有因為送遞員拒絕訂單而暫停更份的安排，以及改善申訴程序來應對現有的個案。對於訂單因外賣員無法控製的原因而取消時，公司提高了賠償基數，由以底價改為以單價計算。

讓雙方達成協議的一個變動，應是foodpanda答應以實際送遞距離取代直線距離計算單價，並且在新的計劃生效前，對於直線距離和實際送遞距離差距高於1公裏的訂單，提供每張額外5元的服務費。事實上，foodpanda早已有相關的開發進行，這次的讓步是在新地圖上線前，外賣員能得到一定補償，外賣員一方認為，這項補償對減少收入下降將有所助益，因此與資方達成協議。

罷工後帶出的一些新問題

本次談判的訴求共有三大方向：平臺計算系統、工資和騎手支援上。

可以說，此次罷工最大的成果，是迫使公司對系統各項一直為工人詬病的具體問題提出解決方案。以往，foodpanda要麽拖延，要麽幹脆無視問題。只有當數百名外賣員罷工後，他們才願意作出進一步的行動。這些系統問題不僅減低工人的收入，某些例如封號和距離問題等情況，還長期在精神上折磨工人。

但是在具體訴求背後，更重要的問題是不透明的系統如何在大數據之下監控騎手行為、計算外送距離並不斷調整外送價格。實際上在全球零工經濟方興未艾的當下，外賣騎手被大數據所困已經是不爭的事實。foodpanda騎手們在罷工現場不斷與記者談及他們的收入這一兩年來如何越來越少，平臺距離的計算方式如何不公。這些「感受」卻因為平臺的不透明而缺乏更精確的數字支撐，而這些算法都被資方牢牢掌控著，大大削弱了騎手們的議價能力，也令平臺可以向公眾玩數據遊戲來混淆視聽。

由於提升底價的訴求並未成功，部分外賣員對於協議並不滿意。從企業的態度和立場來看，他們必然會再降底價，只是現在暫緩執行。外賣員一方的另一項成果，是爭取了接近半年的時間，在來年暫緩時限前，能夠加強自身的組織和網絡，並且搜集更多數據資料，為下一波降價的抗爭作準備。反過來說，資方也有半年時間研究如何削減成本，因此外賣員也是松懈不得。

這場歷時數天的罷工和談判，同時也為外賣員群體自身的團結帶出新的問題和契機。首先，是外賣員內部的群體差異影響了工人的進一步團結。對於一些全職在平臺工作的外賣員而言，他們完全倚靠平臺的工資過活，受平臺的算法和規條控製，已經愈來愈把自己理解成一個平臺雇傭的工人，只是迫於與平臺簽訂的獨立承包人合同，而無法取得正式的雇傭身份。另一方面，不少兼職或零散上線的工人則認為自己只是來找「生意」，並滿足於這種承包人的狀態。不同的身份使得他們難以協調對單價改變的訴求，也阻礙了外賣員進一步提出有關承認工人的雇傭身份、提供符合法例的工傷保障等訴求。此外，在罷工行動中，一些外賣員只是停止在foodpanda接單，而轉到競爭對手Deliveroo上接單，工人的這種參與使他們很難在罷工過程中與其他外賣員結識，並且共同承擔罷工的風險，繼而發展出更強的網絡和團結意識。

另外，這次事件中外賣員對集體行動的準備也相當不足。在跟資方來回的過程中，外賣員對單價變化的具體情況了解不多，而且對於需要跟資方談判的預備也很倉促。所幸的是，外賣員一方仍能迫使資方答應不少訴求，甚至透過跟資方的談判過程中，更清楚了解企業的運作情況和工資的各項計算方式，為之後的行動邁出了重要一步。

值得關註的是，此次罷工中，各地區的一些外賣員私下的群組發生相互連結。原來在其他區域工作的外賣員，或作為代表的形式，或直接在網絡上得以結織。這種外賣員之間的地區連結非常重要。首先，外賣員群體對自身的一些基本情況還不清楚，例如各區活躍外賣員的人數、活躍上線時的人數、長期工和零散上線的人數比例比較等，相反外賣平臺卻是一清二楚。外賣員缺少這些基本資料，對於群體的利益變化自然認識模糊，而且也較難辨認哪些區份特別有集體力量，遑論能有效地處理上文提及的階級身份問題了。各地區的外賣員能發展初步的聯絡，將是解決這些問題、搞清現況的起點，為進一步的組織提供基礎，當中包括建立工會，發展民主授權的代表等。

無論如何，此次香港foodpanda外賣員罷工和談判的成果令人振奮。它再次證明了，工人的團結、集體行動和談判是推進階級利益和意識發展的基礎。

中國各地延長產假，引發新一輪職場性別歧視擔憂

近日，中國多個省份出臺新的生育政策，延長女性產假。在已經通過和正在審議中的地方《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中，女性產假延長30天至半年不等，再度加劇了公眾尤其是女性對職場性歧視的擔憂。

今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宣布，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8月20日，全國人大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訂，首次在國家立法層面明確「國家支持有條件的地方設立父母育兒假」。

為了響應國家政策及《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改，近期各地紛紛審議、通過《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修訂，延長女性產假、男性陪產假，增加育兒假。

然而，一系列生育新政似乎不能提振職場女性的婚育意願。在社交媒體討論中，可以看到女性對招聘環節中的性別歧視、職場中針對孕婦的不合理解雇、產假過後工作崗位不保的擔憂。國家統計局日前發布的數據顯示，2020年全國人口出生率為8.52‰，首次跌破10‰，創下了1978年以來的歷史新低。

在各地生育新政中，多地延長了女性產假/計劃生育獎勵假，從30天至半年不等。其中，江西增加產假90天，浙江二孩、三孩延長產假90天。陜西省修訂草案提出，對生育三孩的女職工再給予半年獎勵假，總計產假可達350天。包括修訂草案在內，各地產假將長達128天至一年不等。

此外，亦有多地增加了男性陪產假/護理假。其中，寧夏（草案）男性陪產假將達到35天，安徽、江西、甘肅、雲南等地達到30天。

除了女性產假和男性陪產假，各地亦出臺了育兒假政策。男性陪產假以及家庭育兒假的設置，有助於男女雙方分擔育兒責任，一定程度減輕女性平衡工作和生活的壓力以及因生育遭受的職場歧視。

根據子女年齡，夫妻雙方每年育兒假時長達到5至30天不等，最長可休一年。絕大多數地區給予夫妻雙方同等長度的育兒假期。重慶做出了更為靈活的規定，「夫妻一方可以休育兒假至子女一周歲止，或者夫妻雙方可以在子女六周歲前每年各累計休5至10天的育兒假」。

不過，必須指出的是，由於性別薪酬差異問題，這類靈活分配的育兒假在實踐中可能變相延長女性產假。一項性別薪酬差異報告顯示，2020年，城鎮就業女性的平均薪酬僅為男性平均薪酬的75.9%。單從經濟角度考慮，由於男性收入水平更高，夫妻一方可休的育兒假很可能變成女方休假，造成女性職業中斷。

此次生育假期的調整進一步凸顯了傳統性別分工，即生產與撫育責任主要落在女性身上。綜合產假、陪產假、育兒假考慮，我國女性可享受的生育假期遠長於男性。相比之下，主要發達經濟體，如G7各國的男女雙方產假與陪產假長度較為相當。

目前，產假產生的用工成本主要由企業承擔，這包括產假期間的工資、社保成本，也包括替代人員等成本。因此，許多專家指出，延長產假政策是「政府請客，企業買單」。尤其私企對用工成本更為敏感，招聘環節的性別歧視屢禁不止。《2021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顯示， 55.8%的女性都曾遭遇過「應聘過程中被問及婚姻生育狀況」的情況，29.6%的女性曾在求職時因為性別原因被用人單位限製。

但必須承認的是，實踐中，完全落實生育假期的企業僅占一小部分。早在2016年，全國總工會女職工委員會在全國12個省（市、區）開展了「全面兩孩政策下生育保障製度實施情況」專題調查，發現32.7%的女職工產假不足90天，甚至低於《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的98天產假。

官方數據顯示，2019年，全國參加生育保險2.14億人，其中生育人數430.3萬人，女職工享受生育津貼354.2萬人。對比當年出生人口1465萬人，估計絕大部分生育女性沒有享受生育保險待遇，享受生育津貼的更少之又少。非公就業、非正規就業女性以及女性農民工難以享受生育保險待遇，能夠休足產假、獲得足額生育津貼的女性僅占少數。

全國總工會女職工委員會的另一項調研顯示，受家務勞動特別是生育影響，34.5%的女職工收入降低，24.2%升職機會被影響，17.7%職業中斷，16.6%失去進修機會，16.3%產假後未能返回原崗位，7.8%社保中斷。

正如湖南省在修正《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征求意見稿中提到，「（生育）假期過長有可能影響女性就業，從長遠看不利於維護和發展女性權益」。必須在女性就業權和生育權益之間取得平衡，產假等生育假期政策需要與消除職場性別歧視措施相配合。政府應承擔部分生育成本，加大力度打擊、糾正職場性別歧視，健全社會公共服務支持體系，從而真正營造家庭友好的工作環境。

傑瑞米柯賓

地方政府放寬平臺工人自費繳納醫保 騎手：企業也應負責

自從7月人社部、發改委、全國總工會等8個部委發表《關於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要求全面規範用工、補齊勞動者權益保障短板後，互聯網平臺行業陸續推出新措施，在工資、社會保險、工會組織上作出改變。地方政府亦有新政策出臺，最近江蘇、浙江和廣東省，以及一些城市（例如安徽省合肥市）分別擬定對無雇工的個體工商戶、非全日製從業人員和新業態從業人員等靈活就業人員，放寬以個人身份參加職工醫保的戶籍限製。其中，江蘇省已明確在明年1月1日會實施新政策。

早於9月1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便通過了「十四五」全民醫療保障規劃。方案要求「健全多層次醫保製度體系，分類優化醫保幫扶政策。落實全民參保計劃，推進職工和城鄉居民在常住地、就業地參保，放開靈活就業人員參保戶籍限製」。這次地方政府的行動是對該規劃的落實執行。

靈活就業醫保對平臺工人的作用

以往靈活就業人員醫療保險需要工人在戶籍所在地申請，並不切合長時間在外地打工的外賣、快遞和司機等靈活用工平臺的工人的處境和需要。政府期望以放寬戶籍限製，推動更多靈活就業等人員在就業地參加職工醫保。

另外，江蘇省政府還調整了靈活就業人員的繳費比率。據通知表示，繳費比例原則上在各設區市職工醫保用人單位繳費率（不包含生育保險費率）和個人繳費率之和基礎上，降低1個百分點。繳費基數則將與企業職工養老保險繳費基數一致，按照上年度全省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的60%-300%執行。以張家港市為例，該市現時靈活就業人員醫保繳費基數為3800元/月，繳費比例9%，大額醫療費用社會共濟基金5元/月，合計347元/月。新修訂後，繳費率下降至8%，月費為309元/月。

繳納了靈活就業醫保的工人相對居民醫保會有更好的保障。首先，工人可以使用個人賬戶，參保人可以憑社保卡到定點藥店刷卡買藥，也可以到醫院門診看病。城鎮職工醫保的報銷比例亦比較高，一般到三甲醫院至少能報銷80%-85%左右，是居民醫保達不到的比例。另外，在辦理退休時，如果繳費達到國家規定的年限，工人便不再繳納醫療保險，終身享受醫保待遇。因此，整體來說，撤消戶籍的限製對於希望繳納醫保的工人將有所助益。

工人們的回應

現時，大部分平臺工人只是與企業簽訂商業性質的合同，不受任何勞動法下的社會保險保障。很多在大城市工作的工人也沒有本地戶籍，因此沒有在工作地參加自費的社保。最常見的後果是：工人沒有繳納國家規定的工傷保險，因此送餐受傷後不能按照法例索償。而沒有醫療保險的問題，則導致工人在大城市有醫療需要時，需要支付極高的醫療費，甚至因長期工作而五勞七傷，也不去接受診斷。

政府放寬靈活就業人員繳納職工醫保的戶籍限製，將鼓勵這批平臺工人參保，增加多一點醫療保障。不過，這同樣是政府在不動搖企業以承包人身份雇傭工人基礎上的又一項新政策。事實上，絕大部分外賣、快遞員等所謂靈活就業人員已經是平臺的全職工。根據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對當地外賣員的調查報告，接近九成的外賣員以外賣配送工作為唯一的收入來源，95%以上的外賣員日工作時間超過8個小時，其中11-12小時的占比更達38.80%，12小時以上的占比28.08%。然而，在這些實際上全職在外賣平臺工作的工人當中，有54.89%的外賣員是以專送用工模式雇用，工人有更大機會與加盟平臺的小公司簽訂勞動合同，但有43.85%仍以眾包模式訂立合同。換言之，至少四成人不被承認全職雇傭工人的身份。

對於這些外賣員、速遞員等工人來說，即使放寬所謂的戶籍限製，他們仍然需要自行承擔自己的醫療保險，平臺分文不付。以一個月賺6000元的外賣員為例，以上文張家港的繳費水平計算，它的繳費率實際是309/6000=5.15%。雖然供款並不特別高，但對於一直面對單價下降趨勢、平臺罰款等情況的工人來說，也算是一筆有一定份量的負擔。而且，平臺完全不需負責，也加大了工人對這項新政策的反感。因此，這項新措施的吸引力可能有限。

就三地政府的新措施，中國勞工通訊跟一些外賣和快遞員作了簡單討論。其中，大部分工人現時都沒有參加任何醫保，少數人參加了居民醫保。對於是否參保，工人的意見可說是五五開，有騎手願意繳費，因為「工作中發生意外會比較有保障」。也有騎手覺得醫療保險相比「養老保險還實用，說不定什麽時候就用上了，繳費也不高」。不過，也有外賣員不會繳費，「因為生活壓力大，不想再自費去繳納保費」。

騎手在是否繳費上可能多考慮個人的負擔能力，因此傾向各異。但對平臺是否應該為工人繳醫保供款上，工人們卻給出了一致的答案：平臺應該承擔責任。所有的騎手都指出現在工作一點保障都沒有，而且同意外賣行業是高危行業，雇主需要為職工繳費。值得一提的還有，所有騎手都認為平臺是他們的雇主，而自己是員工，因此平臺的所作所為一直都是在推卸責任。

繞過平臺工人訂政策 政府繼續縱容企業

事實上，除了醫保外，政府也在早前放寬了養老金等社保繳納的戶籍限製，廣東、四川、遼寧省等地都將開放非戶籍地靈活就業人員購買職工社保，箇中邏輯亦是一樣。不過，養老金的繳納方式及爭議更為復雜，得另文討論。

無論如何，這些政府的新措施均是在缺乏一般外賣和快遞員等平臺工人的直接參與下擬定出來。雖然不至於損害工人的利益，但對於促進工人的健康和其他保障上將很難帶來效果。工人需要能夠透過工會表達自己的訴求，並與企業進行談判，這從外賣、快遞員近年持續的罷工和抗議，要求平臺改變規例和降價已經清晰可見。愈來愈多平臺用工認為自己是平臺的雇傭工人，但企業和政府都對此視而不見。

二零二二年

組織互助平臺表達騎手不滿 外賣騎手盟主被捕

2021年2月28日，有消息稱，北京外賣騎手「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盟主」陳國江被捕。 4月2日，北京公安以「尋釁滋事罪」正式批準逮捕陳國江，其家屬於當天收到了正式逮捕通知書。

2022年1月3日，久未露面的陳國江在其微信影音號上發布了一段34秒的視頻，疑似被釋放。片中，盟主向鏡頭揮手，並配上「我還好，您們好嗎」，「各位兄弟，後會有期，江湖再見」的字句。

外送江湖騎士聯盟是由外賣小哥陳國江創立的微信群及公眾號。由於深感外賣員之間關系松散，該微信群的目標是成為騎手互幫互助的平臺，除了采訪和記錄外賣員日常勞動遇到的問題，也會對有需要的工人提供法律支援，至今已累積了大量工人關註。陳曾表示「自己目前在北京有16個微信群，微信好友超過14000人，其中99.99%是騎手，包括即將要當騎手和以前是騎手的人」。

盟主被捕後，外送江湖騎士聯盟公眾號不時更新盟主及其家屬最新消息及聲援文章。不過，近日該公眾號因接相關投訴，涉嫌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被刪除。盟主在B站發布的200多個視頻也被陸續清空。目前國內對盟主被捕的相關消息進行嚴格審核，新聞及公眾討論都受到限製，不少賬號和消息都被刪除。

2月18日，盟主和其他騎手表示餓了麽在春節推出分為七期的額外獎勵活動有欺騙工人的問題。該獎勵活動每期持續七天，鼓勵騎手留京工作，但騎手發現第六期的目標難度直線上升而難以完成，導致騎手無法拿到活動全額獎金8200元。 2月19日，餓了麽在官方微博向騎手致歉，承諾將整理出全國所有訂單有偏差的區域名單，額外增加補償活動。暫時不知道這次事件跟陳國江被抓是否相關。

外賣騎手各種勞動問題已經得到大量關註。去年9月，《人物》雜誌一篇《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的文章把外賣員高強度的工作節奏巨細無遺地寫了出來，引起了對外賣平臺的輿論批評。文章描繪了平臺系統顯示的送餐時間標準與現實中騎手在送餐過程需要耗費的時間落差，如何必然使外賣員無法達標，從而產生逆行闖燈、超速駕駛等危險，以及騎手與顧客和商家的爭執。

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近年收錄的騎手罷工抗議事件也有所上升，由2017年10起事件增至2019年的45起。安全事故地圖2018年收錄的騎手交通意外則有121起，當中19起騎手送餐身亡。去年由於外賣行業成為大量就業不足工人賺取工資的少有渠道，不少外賣員被迫忍受平臺各種不合理的規章製度，以及持續下滑的工資，集體行動只錄得3起。今年收錄到兩起外賣員抗議則分別發生在廣東省深圳市和浙江省桐鄉市。 3月1日，兩地美團騎手均發起罷工，抗議配送費下降。

關於外賣盟主被抓的報道將在下方持續為讀者更新。

2022年1月3日

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盟主陳國江疑似被釋放。他的微信影音號上更新了一段34秒的視頻，盟主向鏡頭揮手，並配上「我還好，您們好嗎」，「各位兄弟，後會有期，江湖再見」的字句。

2021年4月2日

經過37天刑事拘留後，陳國江被北京公安以「尋釁滋事罪」正式批準逮捕，其家屬於當天收到了正式逮捕通知書。

2021年3月24日

據工號51報道，3月24日，律師會見了盟主陳國江，律師說陳的精神狀態還好。目前案件仍處於偵查階段。據悉，3月17日，盟主家人終於收到刑事拘留通知書。通知書顯示，2月26日23時，陳因涉嫌尋釁滋事罪被刑事拘留，現羈押在北京市朝陽區看守所。

2021年3月16日

外送江湖騎士聯盟更新了籌款的最新進展。在十幾個小時內，盟主家人收到了12萬元左右的捐款，因金額已基本足夠，請大家停止捐款。目前，盟主家人已聘請律師，將在本月24日與律師會面，偵查階段的律師代理費為3-5萬元，他們也表示，將公開後續花銷的明細。但此微信推文發出後，文章隨即被平臺刪除，外送江湖騎士聯盟公眾號也被關停。

2021年3月15日

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發布了盟主家人的求助信。自2月25日，盟主被北京警方帶走，家人至今未收到任何拘留通知書，亦不知盟主下落。家屬在網上發起籌款，為盟主聘請律師。（原文已被刪除）

2021年3月9日

多數派報道指，近期多個大城市美團、餓了麽用戶表示，其訂餐訂單無騎手接單或配送大幅延時。目前沒有證據表明，該問題由盟主被捕引發。2019年，盟主曾組織外賣員拒絕接單，抗議外賣平臺下調單價，被刑事拘留26天。文章也敘述了盟主創立騎士聯盟的故事。（原文已被刪除）

2021年3月1日

藍鯨TMT刊登了另一篇早前盟主親述獎勵事件的采訪。

2021年3月1日

藍鯨TMT發布消息引述餓了麽相關人士指騎手盟主已經被抓，又指盟主2月24日晚間已在一個微信群裏擔心自己出事。另外，有消息指被帶走的還有其他人，後來有兩人被放出，但盟主仍被扣押。（原文已被刪除）

2021年2月28日

豆瓣傳出消息北京外賣「騎士聯盟盟主」疑似被捕。詳情可參考中國數字時代的整理。

求助地圖運作一年後，我們註意到一群被忽略的工人

中國勞工通訊工人求助地圖自2020年底推出已經運作了一年多，共收錄了1245起工人在互聯網上的求助事件。在這一千多起工人的求助和申訴中，我們留意到一個過往較少仔細了解的群體，他們是一群年輕的、在中小企業工作的服務業工人，工作亦多跟互聯網的購物、傳媒及文化產品相關。他們面臨的勞動問題是集體性的，但往往只能單打獨鬥，依靠現有的法律途徑以及較強的網絡表達能力來維護自身權益。

過往在搜尋及整理中國工人集體行動時，中國勞工通訊經常會接觸到工人的求助訊息，問題包括拖欠工資、工傷後無法獲得應有的賠償、公司倒閉、工人被解雇等。通常，工人已多番與老板交涉，甚至尋求政府協助，但仍未得到解決，因此才會在線上求助和申訴。工人求助地圖設立的目的是將這些消息集中，讓政府、工會和媒體能與工人取得聯絡，協助工人爭取其利益。

求助地圖收錄的一些事件確實成為了我們聯絡及建議工會提供協助的個案。同時，我們也發現地圖提供了一些新的材料，讓我們看到以往受限於（是否有發生）集體抗爭的視角而被忽略的工人。即便沒有發展成集體行動，這些工人同樣在網上寫下了自己的工作經驗、思考和不滿，值得認真整理和檢視。

一個現象：新興零售及服務業工人的求助超出預期

與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最大的分別是，我們在求助地圖收錄了頗多零售服務業工人的不滿，2021年全年共331起，僅次於最多的建築業工人求助。相反，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在2021年只收錄了156起零售服務業工人的抗議，比建築、交通運輸業的事件要少得多。

這些服務業工人工作的企業五花八門，既包括一些比較常見的酒店、健身房和酒吧等市民消費場所，也有諸如網購平臺、文化傳媒公司、動畫企業等與互聯網和影視行業相關的公司。例如，去年涉及科技公司的求助有20起、文化和影視公司14起、網絡公司13起。

另外，從一些內容比較詳盡的帖文可見，相比建築行業，不少服務業求助工人較為年輕，有些是剛大學畢業的打工青年，有些甚至是暑期工或學生工。絕大多數工人是在一些中小企業工作，結果碰到老板拖欠工資、企業倒閉，數月來的勞動因而分文不獲。工人嘗試私下跟雇主商量，但不得要領，之後嘗試走勞動仲裁及訴訟程序，又費時失事，弄得生活相當艱難。

典型的零售服務業工人求助

要了解這種比較常見的事件，我們可以看看發生在2021年9月上海言幾又文化公司的拖欠工資求助。

言幾又是一家經營書籍售賣、文創周邊、咖啡餐飲的文化連鎖店，在內地算是小有名氣。不過，網上求助的員工表示，公司財政出現問題的情況原來已經持續超過兩年。我們在求助地圖發現，產生零售服務業工人不滿的不少都是這種經營陷入不穩的中小型企業。拖欠的款項通常由供應商貨款、客戶訂金開始，再慢慢發展到工人的工資：

「其實大家可以去看看天眼查和百度，從2017我入職的那一年開始，公司就不斷的在拖欠供應商的貨款了，之後的幾年裏，房租水電裝修公司的錢挨個拖了個遍，店裏售賣的茶飲水果都是員工自掏腰包墊款，2020年開始員工工資無法正常發放，基本都是兩個多月一發，後臺的員工三個月，甚至有離職的員工已經被拖欠工資半年了，我親眼見證了這一切，領導們也很厲害，不斷的畫大餅，再過兩個月就好了，再過半年就好了，再挺挺就過去了，我已經被不斷消耗兩年多了。」

在求助地圖收錄的這些事件中，員工通常都選擇盡可能在企業內部解決糾紛。有些工人可能體諒初創企業資金流不足，又或者不想貿然轉職，因此一直忍受這種不穩定的工資支付情況，以自己的積蓄度日，甚至節衣縮食。

到了2021年，上海言幾又拖欠工資和社保的情況已非常嚴重，負責處理申訴的人力資源員工也被拖欠工資，該名員工也因為無法在上海糊口而被迫申請辭職。他表示，最令人憤怒的是，即便提出辭職，公司還要員工簽額外的非競爭協議和空白合同。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新興公司關註的始終是市場競爭，因此即使員工離職，還要擔心他們加入競爭對手的企業。但對員工來說，他們感受到的則是徹底的不敬：

「我實在不敢茍同，五年的兢兢業業最後落得個個這，突然就笑出了聲，且放下了對公司栽培的感恩之心，半年後我成功離職，拒絕簽署禁業競止協議的我，現在只是一個正常的，被拖欠工資，憤怒的前職工。」

年輕服務業工人、學生工的聲音

面對欠薪的情況，學生工的處境更顯困難。2021年6月，一名在石家莊市振碩傳媒公司勤工儉學的大學生遭到拖欠工資的企業解雇。根據該學生上載的對話截圖，公司起初表示它們從物流公司的到賬信息一直沒有收到，而且企業一直在賠錢，又向他道歉，保證在限期內會發放工資。然而，到了約定期限，該學生沒有收到任何消息，聯絡對方時發現對方已經跑路。雖然情節有點不同，但情況本質上和言幾又一模一樣：它們都是在市場競爭中處於劣勢，繼而出現現金流問題的中小企業，而工人就是這股競爭力量的犧牲品。

這名大學生後來嘗試向石家莊新華區勞動監察大隊舉報，卻遭拒絕，表示他是學生，不能構成勞動關系，所以不受理其舉報，建議走司法程序，這不禁激起該學生的不滿：

「（我）向石家莊新華區勞動監察大隊舉報，他們回答說，我是學生，沒辦法舉報，得上訴；轉而，又向勞動仲裁委員會舉報，勞動仲裁委員會以同樣的理由搪塞；石家莊市人民政府官網同樣回復我，因為我是學生，所以法律上沒辦法構成勞動關系，建議走司法程序；律師我當然找了，辦這個案子得五千塊錢，這五千塊錢比我工資都多，讓我怎麽維權？」

官方叫這位學生請律師的回應對他來說可謂嘲諷。這位學生在帖文中反問︰「我要能請得起律師，我幹什麽還勤工儉學？」 在求助地圖收錄的服務業工人求助中，起碼有18起事件有明確提到自己是剛畢業的大學生、實習生或在學學生。我們可以看到這一群在新興服務業勞動的年輕工人，並沒有得到法律和政府的照顧。他們面對的問題仍然被法律的疏漏、人事的無能和自身力量的不足掩蓋起來。

傑瑞米柯賓

中小型網絡公司的亂象和員工欺壓

受競爭壓力而拖欠工資，意味著這類公司的經營狀況已經陷入危機，但這並沒有說明這些公司常態時的模樣。對此，我們可以參考工人求助地圖收錄的一件追討加班費事件。2021年12月，一名在雪彩網絡做用戶介面設計的原畫師在網上投訴公司的種種亂象，以及分享自己追討加班費的失敗經驗。

這位原畫師表示，自己的專職雖然是原畫師，但工作的網絡公司根本沒有原畫部門，他要一手包辦各種事情，包括設計圖標、場景等。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新興服務業公司運作的截面。他表示自己接受該工作的原因是國內的小公司情況都差不多︰

「沒有組長，沒有主美，沒有主策，沒有主程，只有一個製作人和老板，甚至沒有加班費，還有唯一一個HR包攬各種事情，在職期間整個公司人數不到三十人，我當時因為著急找工作也沒說什麽畢竟現在國內小公司都差不多。」

人員不足、企業內的分工沒有充分發展是這種網絡小公司的常態。事情的另一面，是這名原畫師被企業主管安排了海量工作，幾乎是一人做幾個人的事情。 「工作中領導（製作人）一直瘋狂的讓我畫ICON圖標，以及場景原畫，甚至是地編等只要是我能做的任何工作，而且要求模糊不清一直在PUA我，並且第一個月每天都在加班『996』的狀態。」

此類網絡公司由於規模較小，也因此較易逃避政府和媒體的監察。以至，雖然中國政府嘗試打擊「996」工作製度，但這種網絡公司也有自己的「過墻梯」。該員工表示，他的公司雖然有因應國家對「996」的打擊而實行「大小周」製度（即一個星期上六天班，下一個星期上五天班）。但同時，他的轉正申請遭到了製作人拒絕，還被反過來指責工作不到位，要延長一個月試用期。這意味著他是在工資「打八折」的情況下一直被榨取勞動力。直到因無法接受公司的行徑而離職，他仍然只是一個試用員工。

這種小公司在對付員工上並不手軟。在該員工離職後發起勞動訟裁時，他得到的回應是︰「遊戲圈子很小，讓我下次找工作小心點。」 在庭上，他提交了大量記錄，「包括工資條、釘釘打卡記錄、工作記錄、延長試用期等記錄」，力求證明自己並非自願加班，並且遭到延長試用期，要求賠償加班費。

結果，判決書完全傾向公司一方，「上面寫著加班需要申請，延長試用期賠償五百元，我就覺得很搞笑，我的數十張證據記錄比不過公司的寥寥幾句沒有證據的話」。仲裁程序耗時費力，面對生活經濟壓力，在仲裁敗訴後，這名原畫師只能放棄繼續維權。

「但從申請勞動仲裁到結束用了我將近三個月時間，每個月房租都要兩千元，我覺得自己一個人沒有能力和資本抗爭，畢竟普通人還需要生活，自己辛辛苦苦的每天加班到頭來變成了自願加班，自己辛辛苦苦收集的證據被公司的只言片語給駁回，如果再上訴到法院也只能自討苦吃，我只能在這裏泄憤一下除此之外我也什麽都做不到，我只能繼續生活。」

尚待清楚說明的工人群體

透過初步整理工人求助地圖中記錄較為詳實的事件，我們註意到一班以往較少有系統性理解的工人群體。隨著城市的消費水平上升，社會分工的進一步轉變，這些工人在近來急速發展的服務業工作，當中包括互聯絡平臺、文化傳媒、遊戲製作等。由於這些行業還處於初期發展的過程中，市場上的競爭特別激烈，很多中小企業面臨競爭壓力而拖欠工資、倒閉，以及不斷加強對工人勞動強度的要求。在這些企業工作的工人，則很多是初出茅廬的青年人，他們的學歷比以往的工人稍高，文字表述能力更成熟，但同時無論是在工作還是在維護自身權利方面，他們都更處於單打獨鬥的狀態。

由於不少企業規模細小，而且新興行業又五花八門，比較零散，因此要比較有效地理解這些工人的處境比較困難。不過，自從工人求助地圖開始收集更多數據後，我們可以開始察覺到這些工人相類似的情況和特質。當然，以上的觀察仍然相當初步和片面，我們鼓勵更多關註中國工人現狀的朋友多利用這個新的地圖，並且附以自己的額外研究，使數據能發揮更大作用。

柬埔寨當局逮捕賭場罷工工人

金邊唯一一家賭場金界娛樂城（NagaWorld）2021年12月18日發生了罷工，有數百名在職及近期被解雇的工人參與。他們的大量訴求甚至包括可以追溯到2009年的遣散費支付。

在三場政府對罷工的鎮壓中，共有超過二十名工人被捕。當罷工進行到第十八天，工會主席Chhim Sithar一到達現場，就被便衣警察團團圍住。從1月3日及4日罷工現場的視頻可以看到，數名便衣暴力地抓住並推搡工人，把工人帶進了路邊一私家車內。1月3日被捕的工人中，有一位是懷孕的工會成員，她於當晚被釋放。4日，Sithar被捕。

金邊市法院及政府從一開始就認為罷工違反了柬埔寨相關法律，他們也組織了工會及其雇主——一家香港上市公司之間的談判，可是談判在罷工的第一周就停擺了。

罷工第十日，金界娛樂城的管理層告知工人，公司將對參與罷工者處以違紀懲罰，甚至予以解雇。

娛樂城的母公司金界控股（Nagacorp）為香港上市公司，馬來西亞富豪曾立強（Chen Lip Keong）為公司最大股東並擔任首席執行官。據報道，在金邊實施封城、並對國際旅客進行隔離檢疫的2021年上半年，公司虧損了7700萬美元——這是該公司首次宣布虧損。新冠疫情出現之前，金界控股的年利潤在2020年、2019年分別達到1.023億美元及5.213億美元。

去年四月，金界賭場以新冠肺炎導致的經濟損失為由，宣布了將解雇1329名工人的計劃。五月，大家發現，所有金界娛樂城高棉雇員勞工權益支持工會（Labor Rights Supported Union of Khmer Employees of Naga World, LRSU）的組織者以及積極參與工會活動成員都在裁員名單內。工會認為，這無疑是公司針對工會的打壓。

365名工人要求復職，而同意離職的工人要求按照柬埔寨勞動法重新計算解雇賠償。盡管公司口口聲聲強調經濟壓力，工會卻發現公司正在開發一處名為Naga3的新賭場項目，建造總價高達35億美元。罷工中，工人們拿著的寫有Naga3、公司首席執行官曾立強以董事長Timothy Patrick McNally的文宣。

工會領袖們同時通過柬埔寨勞動仲裁委員會，嘗試解決解雇及錯誤計算解雇補償的問題。柬埔寨的勞動仲裁結果並無法律強製力，而且，此次仲裁委並沒有對解雇的合法性作出裁決，只是裁定金界娛樂城應該按照勞動法重新計算解雇賠償機製。

可是，仲裁委的裁決頒布後，公司依舊沒有調整任何一個工人的解雇待遇。

11月22日，工會宣布將會在12月18日開啟罷工，並列出一系列訴求：短期合同工應享有所有勞工權益、處理一起涉及某樓層管理人員的性騷擾事件、重新考慮過往裁退工會成員的決定。

從12月21日起，公司、工會及政府代表會面商討365名工人希望復職的問題。該次協商的討論重點集中在重新雇用365名工人，以及重新計算5月份同意離職的員工的補償。

工會主席Sithar被捕之前，曾在12月26日表示過談判遇挫，由於協商空間有限，工人們的其余八項訴求更是無法在談判中涉及。

Sithar在第一次被捕前表示：「罷工期間工人是拿不到工資的，我們也不想此次的罷工持續更長時間。」

為了贏得更多的大眾關註，工人將罷工時間改到了夜晚，借著公司亮起賭場對面公園的節日燈飾開展抗議。工人們原本計劃將罷工延續到跨年夜12點，不料當晚政府就在工會辦公室外逮捕了九名工會成員。當地檢察院在1月3日傳喚九名工會領袖，盡管包括主席Sithar在內的六人已遭逮捕。

政府的介入

金邊市政府和工會領導人在12月17日會面，嘗試在最後關頭阻止罷工。但是LRSU向媒體反映，由於金界娛樂城管理方並沒有參與談判，工會成員依舊投票通過了開展罷工的決定。

金邊市法院警告罷工者，受雇員工參與罷工可能需要承擔後果，而被辭退的工人可能需要承擔法律後果。金邊市政府12月18日也作出了類似的發言，聲明罷工違反了柬埔寨有關和平示威的法律，參與罷工的人士亦未嚴格遵守防疫措施，盡管柬埔寨首相早已宣布社區傳播的結束。

「我們很清楚這是一場罷工，我們遵守了所有相關法律程序。」Sithar在12月26日表示。政府嘗試在會面中會面中威脅工會，官員們也告訴她，她的行為十分「固執」。

匿名臉書賬號聲稱此次罷工由外國勢力領導。勞動部發言人Heng Sour將這場罷工與顏色革命相提並論。警方亦在1月4日Sithar被捕前召開記者會，展示外國資金支持工會「動亂」的證據。

Sithar被捕前曾表示，官方如此表述罷工實在是「非常骯臟的手段」。「如果政府和勞動局沒有能力解決糾紛，那就不要製造其他糾紛。現在這樣做不僅不專業，對政府官員而言，這更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金界娛樂城管理方僅出席了兩次集體協商，這令工人方面十分失望。勞動部官員表示，勞動部出面有助於協調糾紛，Sithar卻認為應該坐到談判桌前的是公司而不是勞動部，管理方應該親自聽聽工人們的訴求。

「我們很少聽到公司的想法，這說明他們根本不想解決問題。」Sithar在被捕前說。

工會與工人

Sithar表示，公司不斷針對工會成員。2019年至2020年期間，罷工中的訴求之一便是將Sithar復職，讓她重新擔任工會主席。

現在，仍然受雇的員工中已經沒有工會領袖了，對於重新雇用那些被解雇的工人一事，公司也並沒有認真考慮。

金界娛樂城的荷官Noun Srey Net對自己作為工人的權益感到悲觀。按照現階段的排班，她一個月當值15天，收入少過從前，可工作量卻從管理兩張牌桌增加到八張。除了額外的工作量，要是在管理牌局中出了什麽差錯，她將面臨被無薪假、被停工的後果。這一次的罷工，Noun Srey Net每天都有參與。

「工會能幫我們解決問題，」她說，「對於法律法規上，他們清楚得多。」

276名要求復職的工人之一Ry Sovandy也被檢察院傳喚、逮捕，事發前她表示，在娛樂城工作了15年，她慢慢成為了一位工會組織者，但她最想的還是恢復工作，因為她家人都要依賴她的收入。「我不想去其他的工作，」她說，「如果我去別的地方，那就等於從頭開始了。」

Sithar認為金界娛樂城明顯違反了勞動法，且針對LRSU的工會組織者及領袖。部分工會成員仍然在娛樂城工作，但公司已經辭退許多工會成員，大大削弱了工人的團結力量。

藝術家臥底港鐵公司，揭地鐵光鮮亮麗背後外判的不公和剝削

社區藝術家、 勞工研究員程展緯最近臥底港鐵公司當清潔工，揭發港鐵公司的外判清潔工時薪只有法定最低工資規定的港幣（下同）37.5元/小時，工資遠低於同行標準50.4元及生活工資水平57.4元，不僅勞動強度大，工人還要負責其他與清潔無關的工作。

2000年代開始，香港政府引入外判製度，即是通過"價低者得"招標的方式，讓私營機構參與公共服務。從此公共屋苑商場以至公營機構的基層工作都由私人公司承包。外判製度一直為人詬病。其中，清潔和保安行業尤為嚴重，他們往往需要大量加班，在私人市場的外判工時薪甚至不足40港元。

清潔工工作量大欠人手 厭惡工作令人難受

2021年10月，程展緯收到在港鐵公司任職的清潔工人投訴，指清潔工只拿最低工資37.5元。程展緯之後應聘港鐵公司清潔工人崗位，並於11月開始上崗工作。程所負責的是地鐵線屯馬線的清潔，每天下午3點至11點，他要到屯馬線上不同的港鐵站，負責地鐵大廳清潔、更換垃圾袋，有時更要清潔洗手間。事情繁重遇上人手不足，程展緯每天忙得不可開交。顯徑站這類只有月臺和大廳而沒有轉車站被劃分為小型車站，其總面積約9200平方米，工作量大，但清潔公司只會分派兩個清潔工來負責整個站內的所有清潔工作。

程展緯發現，港鐵公司的洗手間清潔人手嚴重不足。屯馬線的客流量多達每日123萬人次，但站臺洗手間卻沒有設專屬清潔工，而是由像程一樣的「跑線」清潔工負責，「其實本身跑線的清潔工要負責大廳、月臺清潔和更換垃圾袋等已經是很大的工作量了，」程說：「最麻煩的是每周都會遇到三四次廁所馬桶上堆滿糞便，甚至廁所墻上都能黏上糞便。」

根據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食環署）的指引，為確保公廁素質，每日使用量多於300人次的公廁就會被定為「高使用率公廁」，需要安排專職負責的清潔工。在港鐵線上的這些公廁使用量遠遠高於300人次， 但因為港鐵公司是私營企業, 他們便可以不聽食環署的指引安排清潔工人，而港鐵在清潔標書上也沒有要求承辦商要遵守食環署的指引。

程展緯更發現，有時跑線的清潔工友還要從事為站長買飯等與清潔無關的工作。據程所述，清潔工有時更像是港鐵公司的雜工，有些站長會要求在港島線工作的工人為他們跑到九龍去買飯，變相剝削這些工人的休息時間。清潔工人有時還因應需要在大型演習時協助搬運鐵馬護欄、幫助乘客解決問題。

清潔工人以惡劣的工作環境、龐大的工作量，卻只能換來37.5元的時薪，每個月大概只能拿到7000至8000元月薪。根據2021年統計署的報告，香港人月收入中位數是20000元，清潔工友的工資連中位數的一半都達不到。早在2018年，樂施會曾經結合香港人的住屋、衣食、交通需要等開支，推出「生活工資」的概念，即能滿足工人及其家庭基本生活需要的工資水平（包括能滿足均衡營養的飲食需要、合理的居住空間、適當的社交生活、基本的學習及醫療需要等）。2020年, 樂施會建議生活工資應為訂為每小時57.4元，而目前清潔工人的待遇離生活工資還差得遠。

傑瑞米柯賓

記者會後程展緯被停工 港鐵公司拒回應工人訴求

12月15日，身為工會研究員的程展緯連同清潔工人職工會及清潔服務業總工會召開記者會，批評港鐵公司剝削工人、以極低工資聘請清潔工、以及港鐵清潔工遭遇一系列不合理待遇，又展示了20多個工友握拳的相片，以顯示工友爭取權益的決心。但在記者會召開後的當天，他就接到外判公司永順通知，指公司已聘請長工，取消了他未來一周的工作，程展緯實際上被停工。但港鐵的清潔人手一向緊拙、之前從未有臨時工一星期都不獲安排工作。程展緯相信這和他公開抗議港鐵有關。於是，他便引用香港法律《職工會條例》第十二章中防止歧視工會這一條向政府勞工處申訴。

根據《職工會條例》，任何雇員，均可享有權利： 參加職工會，成為職工會的會員或職員權利。雇主不得－阻止或阻嚇雇員行使上述權利；因雇員行使上述權利而解雇、懲罰或歧視該雇員；在雇用條件中，規定雇員不可行使上述權利；雇主違反以上規定，可被檢控，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款 10 萬元。

程展緯在申訴時才發現，外判商根本沒有把勞動合同的副本發一份給員工參考。程展緯指出，「我早在簽合約時就要求外判商給我一份外判的勞工合約，但他們一直都沒有給我。」由於沒有勞工合約，程展緯在勞工處申訴的時間也因此被拖長。實際上，不只是程展緯，其他港鐵外判的清潔工在簽合約時外判商都沒有給他們一份副本。在記者會之後8天，即12月22日，程展緯才拿到一份一張紙的合約副本。 但程展緯說，「我當時在合約上所簽的名字就有十多個，合約長度至少有十多頁。無論如何，沒有給合約就已經犯法，這件事我已經向勞工處備案了。」程展緯指出，自己早前向工友查問有無合約副本時，發現清潔工行業中很多公司沒有提供合約副本。早前更有媒體報道清潔公司疑用陰陽合同聘請員工，逃避法定的遣散費用。

根據香港法例第 57 章《雇傭條例》第 44(3) 條，凡雇傭合約為書面合約，雇主須在該合約簽署後，或如該合約需經過生效程序，即在該程序完成後，立即向該人提供該合約副本一份。

法律規定雖然不錯，但實際上，自條例在1990年代實施以來，迄今政府只提起過兩宗檢控，大部分沒有合約副本的情況並沒有由政府提起公訴或在司法層面得到解決。

程向勞工處申訴後，開始有媒體關註外判清潔工待遇之差，但港鐵公司公關一直只願意回應記者提問，在收到《明周》的提問後，更直接回復表示港鐵公司一直關心清潔問題，和承辦商有緊密溝通，探討可改善的地方；卻對工會和工人要求對話的聲音視而不見、不作回應。

不透明的港鐵 無從稽考的招標標準

政府近年對外判合約招標進行改革，試圖改變過去完全「價低者得」的招標方式。針對清潔工人或保安等非技術工種，將工人工資的計分提高（評分分為價格和技術兩部分，而技術中又有工人工資部分，占整體評分12.5%），並以47.5元時薪作為承諾工資，以期一定程度改善工人工資待遇。但以上市企業方式管理的港鐵公司仍然按照最低工資37.5元的時薪來聘請清潔工人。當全港的清潔工人平均時薪達到50.4元時，港鐵清潔工的月薪只有37.5元，遠遠落後於同業。按程展緯的說法，目前外判公司不只永順一間，還有ISS，但他們聘用的清潔工工資都是按最低工資水平，意味著港鐵公司在招標時很可能沒有把工資這一項納入招標計分。

除此以外，政府自己外判的清潔工有更清晰的防疫指引，也列明每日會為清潔工提供兩個口罩，就每個崗位也有至少應分配多少工人的基本要求，確保有足夠員工在站點工作。但港鐵公司的清潔工人相比之下待遇就差很多。疫情之初，他們根本拿不到口罩，至今一年多以來，港鐵清潔工人每天也只獲發一個口罩；清潔工作缺人手的情況也極為嚴重，在接近9200平方米的顯徑車站只有兩位清潔工從事清潔工作。而且，據程所述，當最低工資於2019年被上調之後，港鐵就開始精簡人手了，繁忙車站的人手至少由11位減到9位。

香港港鐵公司是上市公司，並非直屬政府的機構，其基層工人的福利保障遠低於政府機構聘用的工人。然而，政府作為最大股東，對其有最終決定權，對港鐵公司的招標準則、工人的工作條件及健康權利等問題不應置身事外。另一方面，港鐵公司作為公共交通服務提供者，大眾理應對招標、勞動標準等有知情權。

針對近日程展緯反應的清潔工待遇差，港鐵公司的官方回復只有「公司一直嚴格管理與清潔承辦商簽訂的服務合約」，看起來責任都是被外判的承包商來承擔。不過，如果招標標準、承辦合約不透明，反而會令人覺得港鐵是在甩鍋給承包商。如果港鐵能夠將涉及到公共利益有關的合約部分公開，可以令大家對港鐵釋除疑慮。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督促港鐵將員工福利、工資水平納入招標標準中，其次在和承辦商簽約後更應該實時監察與檢討調整員工福利待遇。   

香港清潔工人工會長路漫漫

12月15日記者會後，程展緯又收到有工友對他說有港鐵公司的站長、外判公司管理層叫工人不要跟記者透露工人的工作情況。同時也有幾個清潔工人開始疏遠程展緯。「這明顯是因為上頭施壓所致，」程展緯說：「工人有自由向任何人、包括記者訴說自己的工作辛酸。我要求港鐵公司應立即告誡外判商不要再阻止員工發聲。」

程展緯這次的行動有點類似於工會策略之"salting"的嘗試。所謂salting的做法起源於美國，是指工會成員為了組織工人，親自到工作場所應聘並與普通工人從事一樣的工作，籍此在工作場所中了解工人的狀況並組織工人。程展緯此次臥底港鐵工作，已成功將清潔工的待遇、工作環境、工作中遇到的困難呈現出來，並以媒體曝光的方式對港鐵形成輿論壓力。不過，就組織工人而言，單靠臥底揭露和記者會施壓，顯然還不能令雇主港鐵公司願意來到談判桌上與工人對談。

在解雇工人非常容易、集體談判並非法定權利的香港，勞資雙方走向集體談判一向並非易事。不過，如果工人有組織、有策略，也有很多情況下工人能夠對雇主施壓，爭取到應有的權益。回顧2018年，深水埗海麗邨的清潔工人因為被拖欠遣散費，工人團結一致集體行動，最後成功爭取到遣散費，更令政府改革外判製度，推出新方案調整外判合約計分，使政府轄下外判工人的工資上漲。一個月多前，香港foodpanda外賣員也發起集體行動，配合輿論的發展成功使管理方答應談判，最後爭取到公司改善送餐app距離計算方法、在繁忙時間有工資補貼、公司承諾暫時停止下調單價等重大成果。

就港鐵清潔工人而言，程展緯揭露出來的勞動狀況只是第一步，但更根本的還是工人的組織和介入。工會當務之急是呼籲更多港鐵清潔工人加入工會，向工人解釋工會是工人運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當工會實力擴大，公司就不得不回到談判桌，進而建立長久的談判機製。

《婦女權益保障法》迎來大修，職場女性權益受何影響？

《婦女權益保障法》正進行第三次修正，其修訂草案（以下簡稱草案）現正公開征集意見。與現行法律相比，草案共修改48條、保留12條、刪除1條、新增24條，從保障婦女平等接受教育，到保障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再到增強對女性的人格權益保護，從方方面面回應了女性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的問題。本文將著重分析有關勞動權益的修改，包括消除職場性別歧視、防治職場性騷擾、加強女職工民主管理等內容。

消除職場性別歧視

草案開首就將保障婦女權益、禁止性別歧視提升至國家層面：「國家采取必要措施，逐步完善保障婦女權益的各項製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同時也從立法層面明確，「基於性別排斥、限製婦女依法享有和行使各項權益」的行為屬「歧視婦女」，應被禁止。

草案第二十八條增加了招錄環節性別歧視的具體情形，包括：

限定男性或規定男性優先；除個人基本信息外，進一步詢問或調查女性求職者的婚育情況以及意願；將妊娠測試作為入職體檢項目；將限製婚姻、生育以及婚姻、生育狀況作為錄（聘）用條件；其他以性別為由拒絕錄（聘）用婦女或差別化地提高對婦女錄（聘）用標準的行為。

值得一提的是，草案第二十八條列明的就業性別歧視，也適用於互聯網平臺企業組織勞動者進行平臺用工。這將打擊就業性別歧視的範圍擴大至一些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的雇傭情形，也有助於維護非正規就業女性的權益。

我國廣泛存在就業性別歧視問題。人權觀察（HRW）調查了2013年至2018年期間，中國各大招聘網站、企業官網以及社交媒體上發布的36000多份招聘廣告，其中，公共和私營部門都普遍存在「限男性」的招聘廣告。《2021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顯示， 55.8%的女性都曾遭遇過「應聘過程中被問及婚姻生育狀況」的情況，29.6%的女性曾在求職時因為性別原因被用人單位限製。

早在2019年，人社部、全國婦聯、全國總工會等九部門聯合發布的《關於進一步規範招聘行為促進婦女就業的通知》就對就業性別歧視有所規定，此次修訂將效力提升至國家立法層面。

草案第二十九條進一步將就業性別歧視納入勞動保障監察範圍。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工會、婦女聯合會等可以單獨或聯合約談用人單位，並督促其限期糾正就業性別歧視行為。

除了聘用環節，草案也指明在懷孕、產假等期間保護女職工權益，有望緩解三孩政策下產假延長引發的對職場性別歧視的擔憂。根據全國總工會女職工委員會的調研，受家務勞動特別是生育影響，34.5%的女職工收入降低，24.2%升職機會被影響，17.7%職業中斷，16.6%失去進修機會，16.3%產假後未能返回原崗位，7.8%社保中斷。

草案特別修訂了在女職工懷孕、產假、哺乳等期間工資和福利待遇及解除勞動合同的情況。

第三十四條規定，用人單位不得因結婚、懷孕、產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職工的工資和福利待遇，辭退女職工，單方面解除勞動（聘用）合同或者服務協議。女職工在懷孕、產假、哺乳期間勞動（聘用）合同或者服務協議期滿的，勞動（聘用）合同或者服務協議期限自動延續至產假結束或者哺乳期滿。但是，用人單位依法解除或者女職工依法要求解除勞動（聘用）合同或者服務協議的除外。

草案亦指明違反有關規定的用人單位將面臨法律後果。第七十八條規定，對於侵害婦女平等就業權利的，檢察機關可以發出檢察建議或者提起訴訟。第八十條，用人單位違反本法第二十八條和三十四條規定的，由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責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節嚴重的，處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款。

在過去的就業性別歧視訴訟案件中，法院往往只判決用人單位支付精神損害撫慰金2000元，此類象征性罰款難以對雇主產生威懾作用。而草案中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的罰款雖高於以往的判決，但對於大企業來說，違法成本依舊偏低。更多有關職場性別歧視，可以參考中國勞工通訊《工作場所中的歧視》一文。

防治職場性騷擾，明確用人單位義務

草案列舉了性騷擾的具體方式，包括：

具有性含義、性暗示的言語表達；不適當、不必要的肢體行為；展示或者傳播具有明顯性意味的圖像、文字、信息、語音、視頻等；暗示發展私密關系或者發生性關系將獲得某種利益；其他應當被認定為性騷擾的情形。

《民法典》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條對性騷擾作出了原則性規定，草案明確界定性騷擾的具體方式，增強了禁止性騷擾條款的可操作性。

草案更進一步指出用人單位在預防和製止性騷擾方面的法律義務，包括製定反性騷擾規章製度、設置性騷擾處理機製，開展相關教育培訓等具體措施。

增設的第五十二條規定，用人單位應當采取下列措施預防和製止對婦女的性騷擾：製定禁止性騷擾的規章製度；明確負責機構或者人員；開展預防和製止性騷擾的教育培訓活動；采取必要的安全保衛措施；設置投訴電話、信箱等，暢通投訴渠道；建立和完善調查處置程序，及時處置糾紛並保護當事人隱私；其他合理的預防和製止措施。

同時，第五十二條也將用人單位防治性騷擾的義務擴展至互聯網平臺用工的範疇。

性騷擾仍是困擾廣大女職工的重要問題，但在我國仍未建立起防治性騷擾的機製。074職場女性法律熱線於2018年發布的《中國職場性騷擾調查報告》顯示，69.1%的受訪者表示自己所在用人單位沒有防止性騷擾的相關條文規定，89.3%的受訪者表示用人單位沒有防治性騷擾的相關培訓、講座。

《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第十一條也規定了用人單位預防和製止性騷擾的法律義務，但缺少具體細則。此次修改草案，一方面為用人單位製定防止性騷擾製度建立了法律基礎，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如何履行義務的具體標準。

就用人單位防治性騷擾的具體措施而言，草案第五十二條可以進一步完善，例如在企業防治性騷擾機構中設置女性成員比例；在保護當事人隱私以外，也保護當事人不受報復。

對於用人單位未履行法律義務防治性騷擾，草案也作出了相關規定，用人單位將可能面臨檢察機關訴訟和行政處罰。根據修訂草案第七十八條，單位未采取合理措施預防和製止性騷擾的，檢察機關可以發出檢察建議或者提起訴訟。草案第八十三條，由上級機關或者主管部門責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節嚴重的，對直接負責的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按照國家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給予相應處分。

女職工參與民主管理，營造友好職場環境

女性職場參與是本次草案的新增內容：第十五條規定，用人單位應該組織女職工參與製定有關職工權益的規章製度以及其他有關女職工權益事項的協商議事活動。第十六條明確，職工代表大會中，女職工代表的比例應當與女職工占職工總數的比例相適應。

這些修訂在國家立法層面強調了女性參與企業民主管理的重要性，尤其在女性職工總體占多數而管理層女性代表不足的行業，增加女職工代表比例，有助於增強女性的職場話語權。

根據草案第三十條，在勞動（聘用）合同中，應當加入女職工特殊保護條款，集體合同中應當包含男女平等和女職工權益保護相關內容。如前文所述，修訂草案指明就業性別歧視和防治職場性騷擾條款也適用於互聯網平臺用工範疇。為了進一步保護新就業形態的女性勞動者權益，建議將修訂草案中女職工特殊保護及集體合同的有關條款也適用於平臺用工。

此外，草案還在女職工健康、反家暴等方面作出了改善，為女職工提供更多支援。草案第五十八條規定，用人單位應當定期為女職工開展婦科疾病、乳腺疾病等健康檢查。第六十一條，鼓勵用人單位按照合理比例配建男女公共廁所和母嬰室等設施。第六十七條，企業事業單位應當在職責範圍內預防和製止家庭暴力，依法為受害婦女提供援助。第七十七條，鼓勵和支持企業事業單位參與建設婦女權益保護服務熱線，提供婦女權益保護方面的咨詢、幫助。

在推進性別平等方面，也加強了公共監督。草案第三十五條規定，企業年度報告中應當包含女性招錄（聘）情況、職工性別比、管理層性別比等反映男女平等狀況的信息。第七十四條，對侵害婦女合法權益的行為，任何組織和個人都有權予以勸阻、製止或者向有關部門提出控告或者檢舉。

工會在維護婦女權益上的職責

現行《婦女權益保障法》僅從原則上規定工會應當在工作範圍內做好維護婦女權益的工作。此次修訂草案，對工會的女職工權益保護工作，特別是在消除職場性別歧視方面，提出了更詳細的要求。

根據草案第二十九條，工會可以單獨或者與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婦女聯合會等約談實行就業歧視的用人單位，並督促其限期糾正。對侵害女職工其他勞動和社會保障權益的用人單位，工會可以通過工會勞動法律監督手段督促其限期糾正。這在國家立法層面，為工會消除就業歧視工作打下法律基礎。

早在2019年12月，中華全國總工會就出版了《促進工作場所性別平等指導手冊》，指出工會應在打擊歧視方面發揮更多作用。不過，各級工會及工作人員仍需加強對各種形式的職場歧視的認知，製定切實可行的消除就業歧視工作計劃。在2021年兩起涉嫌殘障歧視及年齡歧視的案例中，工會要麽仍糾結於工會會員問題，要麽對歧視熟視無睹，仍處於缺位狀態。

此外，在上文所述加強民主管理、擴大女職工話語權、集體合同等方面，也需要工會的積極參與。此次《婦女權益保障法》的修訂工作，有望成為工會加強女職工權益保護工作的契機。

《婦女權益保障法》自1992年頒布以來再次迎來重大調整，修訂草案尤其在消除職場性別歧視、防治職場性騷擾、女職工參與民主管理和特殊勞動保護等方面，具有進步意義。中國勞工通訊將繼續關註法律的實際修訂及後續施行狀況。

珠海佳能800多人工廠停產，勞資雙方協商補償方案

日前，佳能珠海有限公司宣布停產，800多名工人面臨失業。公司與工會及工人代表進行了補償方案的協商，並公布了遣散方案。

1月12日公司發布的公告顯示，「因近年來全球照相機市場急劇萎縮，及新冠肺炎病毒長期肆虐，公司經營面臨空前困難」，最終作出停止公司生產的艱難決定。公司在公告中表示，將努力提供高於法定標準的補償方案，並與工會及員工代表共同協商遣散方案。

傑瑞米柯賓

1月12日公司發布的公告顯示，「因近年來全球照相機市場急劇萎縮，及新冠肺炎病毒長期肆虐，公司經營面臨空前困難」，最終作出停止公司生產的艱難決定。公司在公告中表示，將努力提供高於法定標準的補償方案，並與工會及員工代表共同協商遣散方案。

據早前報道，有前珠海佳能供應商接受媒體訪問，稱員工方面提出了2.8倍補償方案，即勞動法規定的2.8倍進行補償。

按照《勞動合同法》第四十七條規定，經濟補償按勞動者在本單位工作的年限，每滿一年支付一個月工資的標準向勞動者支付。勞動者月工資高於當地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三倍的，向其支付經濟補償的標準按職工月平均工資三倍的數額支付，向其支付經濟補償的年限最高不超過十二年。

界面新聞的報道顯示，珠海佳能於1月16日公布了《關於協商一致解除勞動合同優待方案的公告》。優待方案的補償包括五項：經濟補償金、按工齡分為三檔特別慰勞金、按工齡分為七檔的就業支援金、2022年特別津貼及春節慰問金。

其中，經濟補償金按照「N+1」標準計算，即工齡每滿一年支付一個月月平均工資，加上一個月月平均工資的代通知金。對於《勞動合同法》的三倍封頂限製以及經濟補償年限最高不超過十二年，公司表示優待方案不設定改上限。

特別慰勞金以14年為限，按工齡長短提供1倍到1.3倍的工齡補償。加上其他項目，佳能提供的優待方案遠高於法定標準。尤其對於長期服務的工人以及高薪的管理層來說，可以拿到較為豐厚的補償。從社交媒體的討論可以看到，許多網友認為方案頗為慷慨，比一般企業的補償標準高。

不過，對於工齡長的員工來說，再就業也比年輕員工更為困難。珠海高新區管委會正在統籌安排面臨遣散的874名員工的再就業事宜，據悉，目前有40多家企業提供出4500多個崗位。

佳能珠海有限公司成立於1991年，已持續經營32年。高峰時期企業曾雇傭超過1萬人，隨著數碼相機市場的萎縮，工廠規模不斷縮小，到2020年底員工僅1300余人，目前只剩800多人。

根據日本媒體報道，佳能珠海曾是佳能的主要卡片數碼相機生產地，是佳能目前在中國內地唯一一間數碼相機生產基地。停產後，佳能會將生產線移回日本國內。佳能在中國的大連、中山、深圳及蘇州仍設有主要生產復合機、打印機等辦公設備的工廠，這些工廠仍將繼續運營。

企業官網發布的《佳能珠海2020年度環境報告書》顯示，截至2020年年底，公司投資總額2.2億美元，2020年實際生產鏡片1229萬片、數碼照相機102.9萬臺、數碼攝像機9.4萬臺。

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數碼相機市場受到極大沖擊，早年就有其他日企的生產線撤離中國。2017年，尼康關閉了位於無錫的子公司尼康光學儀器（中國）有限公司。2018年，奧林巴斯關停在深圳的相機生產廠。

製造業曾經是中國工人集體行動的中心，尤其當工廠突然關閉、合並或搬遷，工人往往采取集體行動，要求工廠支付拖欠的工資、社保和經濟補償金。隨著製造業遷移，工廠工人的抗議數量急劇下降。

2021年，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記錄到66起製造業工人的罷工、抗議。其中，三星重工業（寧波）有限公司突然宣布解散，引發數千名工人維權，要求合理賠償。

此次佳能珠海停產，並未看到有關工人集體行動的報道，有關公司與工會的談判詳情亦未見報道。從公司官網了解到，佳能珠海工會成立近二十年，獲得了中華全國總工會模範職工之家、廣東省及珠海市多個榮譽稱號，下設9個基層分會，日常開展豐富多彩的職工文化體育活動。

從公司1月12日發布停產公告，到16日公布遣散方案，僅僅歷時4天，就達成了協商方案。但公司為其優待方案設下了有效期限——1月12日至1月23日17點。未在有效期限內與公司簽署解除協議的員工，優待方案將不再適用，公司只支付「N+1」的經濟補償金。

設置期限意味著員工可能不得不接受當前方案。此外，《勞動合同法》亦規定了一些用人單位不得解除勞動合同的情形，例如在孕期、產期、哺乳期三期的女員工，以及勞動者在本單位連續工作滿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齡不足五年的。優待方案並未提及這些情況如何安排。員工方面對遣散方案的回應、不願意接受方案的員工如何安置以及後續的再就業計劃等，都需要企業工會在接下來數天裏繼續與公司進行協商。

在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以及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響下，工廠的生產經營面臨更多不確定性和挑戰。這需要更強有力的工會在企業出現重大變化或生產經營困難時，代表工人維護工人權益。

工人集體行動逾千，城市物流、服務業抗議成焦點

去年一月，中國勞工通訊在回顧2020年的工人處境時，寫道︰「中國工人階級面臨嚴酷的生存和工作條件仍是無容質疑的。即便沒有墜落成為失業大軍，但工人們頂著勞動力競爭的壓力，甘願承受更高強度的工作。企業的競爭有增無減，很多工人面臨拖欠工資的問題。」 文末，我們提到「中國工人階級將要面臨更不穩的生存環境，以及經濟在復蘇期間的重組和競爭，集體行動將有增無減。」 這個結論已經成真。 2021年，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收錄到1093起工人的罷工和抗議，較去年增加了200多起，其中，城市物流、服務業抗議成為焦點。

在上千起的工人集體行動中，建築行業的抗議仍然占最多，雖然比例有所下降。其中，住宅工地的工人討薪最多，有118起，涉及興建商場的占72起。去年住宅建設相關的討薪問題尤以恒大的債務危機特別受人關註。在工人集體行動地圖中，我們總共找到11起恒大的工地討薪。這些事件大多發生在湖南、湖北、廣西和雲南等相對內陸的省份，工人因為公司長期拖欠工資和五險一金，甚至挪用政府的撥款而罷工抗議。

至於在2020年較多發生的基礎建設工地討薪，今年則只收錄到35起，室內裝修的討薪同樣較少，有21起。我們推測這與基建投資並未像2008年後一樣急速增長相關。事實上，2020年疫情間，中國經濟的基建投資只上升了0.9%。反而，房地產（包括住宅、辦公樓和商業營業用房）的投資增長達到7%。2021年1月至11月間，中國電力、熱力、燃氣等供應業以及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的固定資產投資額分別只增長了0.2和1.1%。與此相比，房地產開發投資的增長由1月至8月間同比增長10.9%。建築業的重心向住房和商業樓宇傾斜，使工人因層層分包引起的欠薪同樣向這些工地集中。

去年工人集體行動的爆發點是交通運輸行業。其中，快遞行業激烈競爭造成的網點倒閉和欠薪尤為嚴重，共錄得189起事件。早於2020年，許多報道已經提到快遞業內部重現激烈競爭。為應對新一輪的價格戰，各快遞網點被總部持續壓價，騎手們的工資被壓低甚至出現欠薪。到了2021年，快遞員討薪的罷工事件全面爆發。企業之間的價格戰一度將部分網點派費壓至低於1元，導致大部分快遞企業加盟商的利潤空間被嚴重擠壓，不少網點出現虧損和資金流問題。大量被欠薪的工人成了這場價格戰的犧牲品，他們停工、討薪，全年不息。

假如我們在快遞行業看到資本競爭對工人的罔顧，出租車司機的情況則是持續在低迷的市場掙紮。由於中國內地的疫情去年偶有復蘇的苗頭，出租車司機的生意沒有太多起色。另一方面，油價和天然氣價格的上漲則造成經營成本的上升。疫情後起伏不定的市場環境，令管理公司的壓榨和網約車的競爭對司機造成更嚴重的影響。 2021年，地圖共收錄了150起出租車司機的集體行動，相比往年116起有所上升。司機們集體上訪、罷工、圍堵網約車等事件層出不窮，參與人數往往超過數百人。與以往一樣，司機們的的訴求仍然是成為獨立個體戶，落實經營權和產權兩權合一，減少管理公司各種份子錢、註冊費的壓榨，以及確保市場的封閉性，然而現實對它們提出的挑戰似乎愈來愈大。

工人集體行動愈來愈集中在以中產階級新需求為基礎的各類行業上。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工人在倒閉的飯店、餐廳、健身房等討要工資，另一方面，則是去年政府打擊教培機構後引發的連串倒閉和抗議。2021年，城市的服務業和教培機構的集體行動共錄得了158和53起事件。

曾經是工人抗議最熾熱的製造業在2021年錄得集體行動數字的新低，全年只收集到66起事件。自從2015、16年外資和大型私人企業的搬遷和關廠抗爭逐步減少後，中國製造業工人的抗議大多發生在中小型工廠，這些工廠由於經濟環境變化和同業競爭而面臨訂單減少，以及因生產成本上升而出現營運困難。我們現時在這個行業看到的多是數十人規模的討薪抗議。

回顧過去五年，我們可以看到製造業的工人集體行動持續下降，由2017年占比約20%下降至2021年約5%。相反，服務業工人集體行動的比例大致維持不變，保持在15-20%之間，同時交通運輸行業的抗議則持續上升，由2017年占比10%上升至2021年接近35%。中國工人集體行動的內部構成已經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對此，我們一方面需要關註工人在新興行業的訴求，另一方面，也不應因抗議的減少，而忽視在製造、采礦業的內部變化。事實上，製造和采礦業內部的自動化和科技發展，正在大幅改變工人勞動的條件和感受，同時威脅工人的生計，亟待發掘。

在工人集體行動的爆發點變動的過程中，中國勞工通訊也從地圖的數據中留意到政府作出的調整。相比以往，集體行動中牽涉政府介入和勞資談判的事件有所增加，總共有593起，占了去年所有收錄事件的一半。涉及警察出動的事件則有85起，只占所有事件的7.8%，明顯較以往少。這些政府的回應方式與去年一系列對平臺經濟、互聯網、教育機構、房地產的規管似乎是一脈相承。然而，在政府部門更積極地介入工人集體行動的同時，地圖收集到的工會主動介入事件仍然只有極少數。

被拋棄的工人：生鮮平臺裁員事件記錄

兩家中國生鮮電商平臺1月中旬被曝深陷裁員和減員增效的泥潭。據《雷達財經》報道，美菜網的成都研發中心去年9月整體被裁撤，北京總部的產品研發、采購銷售、財務等部門亦有50%及以上的裁員比例，涉及人員甚至包含二級部門及以上的中高層。到今年1月，一位自稱美菜網離職員工爆料，繼上次50%比例裁員後，美菜北京總部再裁減40%的人員，北京總部亦需要搬遷。

另一家平臺叮咚買菜的一線從業人員則從去年10月開始出現批量離職，到去年12月算法等核心部門也開始裁員，現時內部人心惶惶。一位叮咚買菜員工在網上透露，該企業已開始大裁員，「采購50%，算法30%，運營30%，招聘10%-20%。其中裁員對象中，試用期員工成為重災區，試用期6個月，在最後一個月下手裁員，還想盡量不給賠償」。

生鮮電商平臺最先裁員的多是一線外包配送員、分揀員和其他業務員。《財經天下》的報道提到，去年10至11月間，叮咚買菜在華南地區一地級市前置倉的一線人員縮減了20％。外包公司只是口頭通知這些員工，讓工人打包離開，工人拿不到賠償，績效工資也沒有全發。礙於工人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通過社交平臺訴苦爆料，事情並未引起關註。

除了直接辭退員工，叮咚買菜也用盡各種方式逼迫工人，包括刻意讓配送員難以完成業績、扣減工人工資、強製休假等，務求讓受不了的工人自行離職，讓留下來的工人在嚴苛的條件繼續勞動。

一位叮咚買菜員工向媒體表示，去年9月起，企業要求配送員人均每日完成66件訂單，低於33單者需被扣減全天底薪，介乎33到66單者則算半天薪資。另有配送員表示，叮咚買菜去年10月的指標是每天跑100單，到今年1月的指標已增加至每天跑160單。公司同時要求工人「強製排休」，將休息天數由9天增至19天。又或者強製收到差評的工人休息。如此勞動要求，工人根本無法生存，但對叮咚買菜來說仍然有利，因為企業雖然壓縮人手，卻可以從提高勞動強度上確保從勞動力身上壓榨價值。

裁員的規模現時已經由一線員工擴展至技術及管理等部門。對於這些工人，公司也沒有手軟。一名在叮咚買菜總部工作的員工指，他在轉正前1個月被裁。上級領導起初表示無任何賠償，更要他主動離職。這名員工拒絕該方案並跟人力資源等人員多次談判後，才拿到半個多月的工資賠償。即便拿到裁員賠償的員工，方案亦只有N（按工作年資計算的經濟補償），沒有N+1（代通知金）。一些員工計劃進行集體仲裁。

「生鮮品天然的高損耗率、非標準化、毛利低，外加消費者價格敏感、客單價提升有瓶頸等因素，決定了生鮮電商是一門非常難賺錢的生意。」《連線insight》的報道提出的這些問題，意味著生鮮平臺通常需要經歷長時期的虧損，平臺的競爭亦註定異常激烈，因而令一線員工更容易成為競爭的犧牲品。

自疫情以來，生鮮平臺面臨的市場競爭確實愈趨激烈，例如去年底，阿裏巴巴旗下的盒馬鮮生向叮咚買菜宣戰，推出「斬釘價」，稱聲要「斬釘截鐵降價」。另一方面，則是社區團購平臺的發展加速，威脅著現有生鮮電商平臺的空間。這些新企業無論在供應鏈，還是用戶上都與生鮮電商爭奪資源。

針對生鮮平臺的裁員和倒閉，中國勞工通訊暫時只收錄到1起工人集體行動事件，是陷入債務問題的社區團購平臺十蕓團員工在湖南省長沙市發起的抗議，要求公司發放拖欠的工資。雖然工人未廣泛發起公開的抗議和集體行動，但我們不應忽視生鮮平臺競爭下造成的種種工人失業和欠薪問題。隨著平臺進一步擴張，以及它們之間的競爭白熱化，生鮮平臺很大概率會步上快遞行業的價格戰和網點倒閉之路，屆時工人的不滿也將同時爆發出來。

生鮮電商的裁員倒閉時間線

2021年4月30日，餓了麽旗下B2B食材配送平臺「有菜」宣布將於5月20日停止運營。

2021年8月23日，由於十薈團部分地區業務將與阿裏巴巴社區電商事業群整合，多地業務關停，不少員工被公司裁員。十薈團的裁員情況此後不斷延續。

2021年9月7日，橙心優選宣布將大面積收縮，業務規模由此前9大區31省縮減至3大區9省。

2021年10月20日，生鮮平臺呆蘿蔔App發布停運公告，呆蘿蔔App停止向消費者提供服務，各線下門店停止營業。

2021年1月12日，美菜網被爆總部搬遷及裁員40%，其中一位員工表示，美菜網一都直在裁員。另一家平臺叮咚買菜的員工則透露企業開啟大裁員。兩家企業其後均回應指只是進行正常的組織調整與優化。

燃氣事故頻發，各行工人安全受威脅

中國近來燃氣事故頻發，其中不少發生在工地、餐館、交通及燃氣場站、工廠等工作場所，天然氣管道泄漏燃爆、液化石油氣瓶爆炸、煤氣中毒……影響各行各業工人。企業重利輕安全，地方執法寬松是事故頻發的重要原因。工會在保障工人安全方面仍需做更多工作。

《全國燃氣事故分析報告》顯示，中國燃氣事故數量從2017年的925起到2020年的615起，總體呈下降趨勢。不過，2021年僅上半年就有544起，意味全年可能有過千起燃氣事故，其中包括近年傷亡最大的湖北十堰市的燃氣爆炸。

2021年6月13日，湖北省十堰市社區集貿市場發生一起重大燃爆事故。地下管道泄漏的燃氣在事故建築物下方聚集，遇到餐飲商戶排油煙管道的火星，發生爆炸，造成26人死亡、138人受傷，集貿市場一片狼藉。2021年下半年，遼寧省大連、沈陽等市以及其他省份也發生多起燃氣事故。今年1月又發生一起重大燃氣事故，重慶市一街道辦事處食堂發生坍塌，疑似因食堂燃氣泄漏燃爆。事件造成16死10傷。

燃氣管道泄漏：施工問題與管道老化

2017至2021年，平均每年發生200多起天然氣管道泄漏事故。泄漏的燃氣或在施工現場燃爆，或通過地下的密閉空間，進入附近場所、遇火源爆炸。比如湖北十堰市的事故，便是因燃氣管道泄漏，燃氣在集貿市場下方河道內的密閉空間聚集，遇火源爆炸。醫院、餐館、超市等地也曾因燃氣管道泄漏而發生爆燃事故。

根據微信公眾號燃氣爆炸的燃爆事故新聞統計，「施工破壞」連續五年是管道泄漏事故的最重要原因。《全國燃氣事故分析報告》（2020、2021上半年）也顯示，第三方施工破壞是主要原因。「第三方」指的是非燃氣公司的建設公司，包括自來水管道、熱力管道、電力管道、地鐵建設項目以及其他市政工程的施工方，他們在施工時不慎破壞地下燃氣管道。

據界面新聞報道，趕工期、老舊小區施工隊伍參差導致事故幾率增加。一位燃氣公司人士指出，很多老舊小區施工過程中，隊伍沒辦法按照施工設計執行，有時為了趕工期再降低工程質量，導致地下管道被挖斷等情況偶有發生，「例如自來水公司在挖路的過程中把燃氣管道蹭破點皮兒，沒造成危險就會趕緊埋了，就不吭氣。」

另外，燃氣公司的施工問題也是事故的重要原因。許多工程存在多層分包、甚至違法分包給無施工資質者的情況。比如在2018年6月10日，中緬天然氣輸氣管道晴隆縣沙子鎮段發生泄漏燃爆事故，造成1死23傷，直接原因是管道焊接工藝不嚴。根據事故調查報告，這個項目由中石油天然氣管道局第三工程公司負責，卻違法分包給無施工資質的王某，王某又將含事故段的部分工程分包給同樣無施工資質的李某。2021年10月21日，遼寧省沈陽市發生5死52傷的燃氣事故。直接原因是施工人員未將管道之間連接的零件有效密封。根據事故調查報告，這個工程由大連建工機電安裝工程有限公司（大連建工）中標，但公司違法分包，允許賈某利用大連建工的資質證書和營業執照承攬工程。

傑瑞米柯賓

管道老化、腐蝕也是重要原因。2021年湖北省十堰市的重大燃爆事件便是管道老化所致，同年遼寧省發生多起燃氣事故，界面新聞報道指出，遼寧省多數城市燃氣管網歷史悠久，大量管網超期服役。2022年1月，中國應急局召開新聞發布會，指出中國城鎮使用燃氣的人口近年大增，同時燃氣管道大多是20年前建設，全國有10萬公裏城鎮燃氣管道老化 (占所有城鎮燃氣管道12%)，「十四五」期間將進行更新改造。

餐飲業事故

餐館事故的原因除了上述提到的管道泄漏，更常見的是餐館使用的液化石油氣瓶泄漏、遇火源爆炸。其中一個原因是用戶使用不當，比如忘記關閉液化石油氣瓶的瓶閥、使用的氣瓶不符合規定等。另外，市面有售違法改裝的過期液化石油氣瓶，也有無資質的燃氣燃具單位違規安裝。2019年10月13日，江蘇省無錫市的雙樂小吃店發生一起液化石油氣爆炸事故，造成9死10傷。原因包括使用不符合規定的液化石油氣鋼瓶、軟管脫落、燃氣燃具單位無資質違規安裝。

另外，天然氣和液化石油氣無色無味、不容易察覺其泄漏。燃氣安全專家接受采訪時表示，雖然天然氣入戶前會加入臭味劑，不過廚房氣味復雜，未必能覺察。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第36條規定，餐飲等行業的生產經營單位使用燃氣的，應當安裝可燃氣體報警裝置。不過一名應急管理部工作人員接受采訪時表示，目前酒店、餐館等經營性商家的可燃氣體報警裝置安裝率相對較高，但機關、企業等單位內部食堂還沒有強製要求。2022年1月7日，重慶市武隆區鳳山街道辦事處的食堂發生坍塌，疑似食堂燃氣泄漏燃爆導致。

運輸事故

2020年，燃氣運輸相關事故數目是53起，2021上半年則有50起。從收集到的新聞案例來看，事故原因包括超速駕駛、長時間作業。

超速駕駛導致槽罐車側翻、燃氣泄漏爆炸是常見原因。2020年6月13日，浙江省臺州市溫嶺市，一液化石油氣運輸槽罐車因超速駕駛導致翻側、燃氣泄漏爆炸，造成20死175傷。涉事企業負責人不具備安全資格證，也未按規定執行GPS動態監管製度。

企業忽視安全、要求長時間和高強度作業也是事故原因。2017年6月5日，山東省臨沂市一輛運輸石油液化氣罐車在卸車作業過程中發生液化氣泄漏、爆炸著火事故，造成10死9傷。當時卸車區已連續24小時作業，且有10余輛罐車同時進入卸車現場。涉事的金譽石化有限公司沒有對裝卸區進行風險評估，而且當時擴產後液化原料產品吞吐量增加三分之二，但企業仍全部采取罐車運輸裝卸，造成風險嚴重疊加。

此外，每年有數起到十數起的場站事故，多是在車輛充氣時發生，不過資料不多。

工廠事故

中國勞工通訊安全事故地圖顯示，近五年來，每年都有1至3起工廠煤氣泄漏事故。這些事故多發生在鋼鐵、冶煉等重工業工廠，多是因高爐作業或煤氣管道泄漏導致。2021年9月27日，遼寧澎輝鑄業有限公司因限電問題導致設備停機、煤氣泄漏，共有23人與煤氣接觸反應，需送往醫院救治。

其他工廠也因能源問題發生燃氣事故。2017年12月19日，山東省濰坊市的日科化學股份有限公司生產車間發生爆燃事故，造成7死4傷。起因是該車間匆忙「煤改氣」，從燃煤熱風爐切換到未經正規設計、未經驗收的燃氣熱風爐後，燃氣泄漏進入幹燥系統、發生爆炸。2019年12月3日，北京市的京日東大食品有限公司生產車間發生燃氣爆炸事故，造成4死10傷。起因是燃氣管道的法蘭墊片材質不佳，受液化石油氣長期腐蝕，導致泄漏。

企業逐利、地方執法寬松

企業逐利而忽視安全是許多燃氣事故的結構性原因，或是因節省成本將工程分包給無資質者，或是要求工人長時間和高強度作業。2021年6月湖北十堰市發生重大燃爆事故後，財新網做了一個專題報道，指出涉事企業中國燃氣在收購十堰市項目後，沒有更新改造管道，沒有理會管道老化腐蝕、管道穿過地下密閉空間等安全隱患。

另外，中國燃氣雖積極參與政府的「煤改氣」項目，卻不重視安全。中國勞工通訊2019年發布的研究報告《建築行業工會歸位》記錄了這樣一起案例：2017年9月，一班農民工為中國燃氣位於天津薊州區六個村莊的煤改氣工程鋪設輸氣管道。工人們反映，中國燃氣涉嫌非法多層轉包，導致工人工資遭到非法拖欠和克扣。而且工人們擔心，由於中國燃氣公司從未發出過施工質量標準指引，煤改氣工程用戶將來在使用時，有潛在的安全隱患。

燃氣事故的另一個結構性原因，是地方部門、企事業單位監管與執法「寬松軟」的問題。據財新網報道，多名燃氣行業人士稱，業內基層待遇低、人員流動大，現有崗位上的人缺少經驗或者相關專業知識與技能；而地方燃氣主管部門人力緊缺，對行業了解也有限，但下遊基建復雜，監管難度並不小。因此，企業與政府監管在執行上都是流於形式。

國務院安全生產委員會去年11月發表《全國城鎮燃氣安全專項整治工作方案》，提出嚴厲整治燃氣企業安全資質不符、工程分包、燃氣管道維護不到位、安全監管執法寬松軟等方面問題。2022年1月，應急管理部也宣布會同住房城鄉建設部等部門研究製定《全國城鎮燃氣安全排查整治工作方案》。

工會也應組織各地、各業工人，向工人宣傳燃氣安全資訊，讓工人發現安全隱患並及時向工會通報，以便工會向相關企業及政府部門提出要求改善。若相關部門繼續不采取措施做出改善，工會能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組織職工撤離危險現場」。

年輕人寧送外賣不進工廠，企業家們正在抱怨他們自己創造的問題

全國人大代表、小康集團董事長張興海於兩會提出《關於鼓勵和政策支持年輕人爭當產業工人的建議》，指外賣、電商、網絡直播等行業吸引大量年輕人就業，令他們不願意去工廠，導致產業工人空心化現象愈加突出。

「建議年輕人多進工廠，少送外賣」的話題在微博登上熱搜第一，話題閱讀量超過5億。張興海要求政府、社會、企業等各方面共同努力，鼓勵和政策支持年輕人爭當產業工人，卻忽略了製造業工人基本工資低、工作時間長、工作強度高的現實，在製造業智能升級浪潮下，工人更進一步被排擠，而這些問題正是企業家自身造成的。

產業工人的流失和缺口

張興海提到，2020年中國製造業人才缺口達2200萬左右，近五年，平均每年有150萬勞動力離開製造業。工人湧入新興服務業，使快遞從業人數2019年突破1000萬人，餐飲外賣員總數則突破700萬人。疫情其間，勞動力產業間的移動加劇。張引述的數據稱，2020年疫情期間兩個月內新增騎手58萬人，其中40%之前是產業工人。

多年來，不少工廠都抱怨用工短缺，不過以往工廠集中的多是技術工人的招聘問題，現在則是連一線工人都有缺口，難怪企業家的代表會這麽緊張。去年，《中國青年報》向全國職業院校學生發放的調查問卷顯示，超過六成受訪職校畢業生不會選擇進入工廠、工地、車間等一線基層崗位。各種原因當中，不滿工人生活枯燥單一占比最高（61.9%），對工作前景不看好則排第二（61.04%），還有是覺得工作環境差（52.87%），工資低（40.01%）等。

張興海的建議

指出現象後，張興海對其原因的理解卻大有問題：「製造業給人的印象是工作強度大、工作環境差、工作不體面等。如今工人主要以90後、00後年輕人為主，他們生長在中國經濟騰飛的時代，生活條件和受教育程度更高，思想更自由，活得更自我，不願意待在工廠裏。」

註意，這裏說的是對製造業的「印象」。事實上，張根本不認為有這個問題。他說，「產業互聯網下，現在的製造業早已今非昔比，工作環境及收入已有明顯提高」。因此，政府應該要「不斷改善製造業就業環境，營造更佳的輿論環境，使全社會進一步關註、支持製造業，吸引、鼓勵更多人才和有誌青年投身製造業高質量發展。」換言之，問題出在人們的印象不準確。

張董事長還認為給工人的物質鼓勵不能由企業出。他要求政府「給企業送政策、送資金、送產業工人，比如提供新員工就業補貼，對參與訂單式生產的臨時用工給予一定的收入補貼及保險補貼；對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實施差異化人才政策支持等」。

言下之意：企業已經改善了情況，請政府引導好輿論，準備好工人，以及給錢讓我們安撫工人。

工人的真實處境

究竟「收入已有明顯提高」是否屬實？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去年發表的一份《平臺就業的生成機理、風險點及對策分析主報告》，提出了相反的意見。報告指，「在疫情沖擊、原材料價格上漲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一些製造業企業步履維艱。盡管雇傭人數沒有明顯下降，工資卻較2019年普遍急降1/4，至2021年上半年，這一狀況仍無好轉。工資的持續低迷和隱蔽性失業，加劇了工廠員工的流失」。這份報告的調查結果顯示，67.7%受訪工人表示離職的原因是工資不高、37.7%人嫌活累，其後是淡季活少、時間不自由等問題。

不少製造業工人的基本工資都被廠方訂得很低，工人如果不加班，每月工資扣除大城市的租金、日常飲食等開銷已所剩無幾。工人要賺到額外收入，幾乎都是依靠大量的加班勞動。最近，一篇關於國內電子廠普工的文章提到，「基本工資其實也就2200-2400（元）樣子，一個月五六千看起來還行，其實一個月休一兩天，天天上班12小時，還是兩班倒大夜班，周六周日上班12小時還扣一小時」。

當工廠處於旺季，工人要整個月接近全天候勞動，透支健康來換取額外的收入；但當工廠沒有訂單，又或處於淡季，工人則要面臨生存困境，甚至直接被裁。對這樣的工作條件（特別是疫情後極不穩定的訂單）的不滿，也是工人離開製造業的重要原因。

不少工廠為了解決招工難而使用的勞務外包，也是問題的一部分。以往，製造業企業曾廣泛利用人力資源公司招聘勞務派遣工。2014年頒布《勞務派遣暫行規定》後，企業又玩起勞務外包的新花樣。透過直接將工廠的某個生產環節，如包裝、質量檢驗等承包給人力資源公司，工廠繞過法律監管，降低用工成本，同時甩脫為工人繳納社保、提供勞動保障和福利的企業責任。

現在，連一些人力資源公司都感受到缺工的嚴重性。其中一家公司的董事長在企業座談會上表示，「大家以前都習慣了大進大出，需要人的時候就拼命招，不需要人的時候就無情地把工人淘汰掉，根本不關心他們未來的職業發展。對這樣的企業，員工當然是沒有忠誠度可言的。" 姑勿論發言是否真心，這位董事長明言缺工是企業自找︰「我們除了要想辦法拓展招聘渠道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想辦法如何去改善員工的工作環境，幫助員工學習成長，包括後勤保障、人文關懷"。

製造業今非昔比的是什麽？

張興海所謂的製造業「今非昔比」，並非工人的待遇有實質性的提高，而是說愈來愈多工廠變得更機械化和智能化。一位小康股份管理層人士接受采訪時便證實，小康股份幾年前在重慶兩江新區投建的工廠有1000余臺智能機器人，塗膠、裝配等人工操作的工序環節已被智能機器人取代。

在製造業智能升級浪潮下，資本不斷提升生產力的過程正在排擠和分化工人。一方面，企業需要更高技能要求的工程師和技術工人（所謂收入和工作環境有所改善大概是針對這些人）；另一方面，低技術工人對企業的重要性更低，企業願意給這些工人支付的工資也相對愈來愈低。小康股份的財報顯示，生產工人的占比近年來有所下滑。 2020年公司母公司和主要子公司職工數量合計為13238人，生產人員8654人，占比約65%；公司剛上市的2016年，其在職職工總數為9435人，生產人員為6448人，占比約68%。

可以說，張興海這位企業家是在抱怨他所代表的資本自身創造出來的問題。資本累積一方面排擠勞動力、分解工人的技術，另一方面又不滿工人轉到其他行業。為了緩解這個矛盾，它還要拿稅收來作為留住工人的補貼。

傑瑞米柯賓

工人的憤怒湧現，工會將行動起來嗎？

張興海真正的問題是將招工難怪在工人頭上，完全撇清企業的責任。這種言論已激起了大量青年工人的不滿。然而，理應代表工人的工會對這些工人的感受毫不敏感，沒有爭取改變工人的不利處境。

事實上，當企業購買一批又一批的機器替換工人，工會應該要求它們為工人提供技能再培訓，阻止他們逐步解雇工人。當工廠壓低工人的工資，訂立不合理的規章製度，工會應該提出反對，並與一線工人商討，與企業展開談判。到了工人加入新的平臺經濟，工會也應該將其組織起來，搜集工人面臨的新問題。然而，工會在這些事情上都近乎缺席，沒有起到團結工人爭取權利的作用。

根據中國勞工通訊數年跟工會職員的對談，官方工會仍然依靠企業組建工會，而非親自組織工人。這套做法在提升工人的權利上已被經驗證明收效甚微。不但一些私營企業拒絕建會，排斥工會介入。企業就算願意建會，工會的涵蓋範圍也很難落實到不同地區或分公司，令工人得不到有效保障。工人將矛頭指向企業家的同時，代表工人的官方工會也不是無辜的。工會應該主動行動起來，回應工人的不滿。

工廠停工、外賣員露宿：新一輪疫情中的工人

中國新一輪疫情在過去一周迅速惡化，波及全國27個省市區，其中最嚴重的是吉林、廣東、上海。新一波疫情浪潮下，勞動者權益和勞動保護狀況令人擔憂，零工經濟的脆弱問題也再度凸顯。

深圳於3月13日發布通告，決定一周內施行社區封閉管理，非必要企業停工或實行在家辦公。廣東東莞亦於3月14日宣布，社區、工廠企業、產業園區全面實行封閉式管理。受政策影響，廣東不少工廠停工，許多原本在工廠外居住的工人被集中安置在工廠內，深圳更出現大量外賣騎手露宿街頭。在上海，有護士被強逼在防護不足的情況下工作，並引發肢體沖突。

廣東工廠停工 外送騎手「三和大神」露宿街頭

有著1700萬人口的深圳從本月14號到18號共封城5天，官方稱經過兩輪全員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鹽田區、坪山區、光明區、大鵬新區，以及深汕特別合作區實現動態清零。上述地區的企業、生產商等已於18日恢復正常工作秩序和經營，公交、地鐵恢復運行。值得關註的是深圳作為電子廠林立的經濟重鎮，封城措施對於工廠運作和工人的影響甚大，這或許也是深圳官方比預期更早在部分區解封的原因。

根據媒體報道，有數十家電子大廠應聲停工，其中包括蘋果的最大代工廠富士康在深圳龍華、觀瀾等園區，還包括觸控模塊廠GIS-KY以及藍思科技等。另外有媒體訪問到深圳東莞的普通工人，他們說雖然當地大部分工廠停工，但很多小工廠會偷偷開工，不讓員工打卡，防止被政府查到，但是一方面因為原材料進不來，產品出不去，很多工廠面臨違約壓力。網上流傳一張東莞大朗紡織業企業的訴求建議書，表示去年12月以來兩次封城，導致貨物無法進出，訂單大量取消，房租、工資壓力巨大，提出讓政府安排特定時間安全送貨進出，並希望政府出面跟房東交涉減免租金。

另一方面不打卡就上班，工人也面臨著工資可能無法發放、難以合法追討的風險。住在廠外的工人被要求到廠內集中居住，居住條件有網有水電，吃飯喝水自理。有工人們表示因為過完年第一個月工資還可以，所以現在還可以維持，但如果長時間封城就只能找家裏拿。網上有視頻顯示，東莞一工廠在廠房外的草地搭帳篷讓員工休息，也有工廠就地取材，用膠板、紙皮搭地床，工人席地而睡。

更令人擔憂的是官方不斷推崇的「零工經濟」之脆弱，這些零工經濟的參與者都是「手停口停」的日結工人和外賣員。自從封城開始，面對層層加碼的防疫政策，很多住在深圳城中村裏的外賣員都面對著艱難的抉擇：村子被封了不敢回家，怕進去了出不來，不知道要等多少天才能再開工；於是他們只好無奈露宿街頭，條件好一點的能睡在帳篷裏，更多的則是一床被子幾件厚衣服在天橋下過夜。一篇《昨夜，深圳騎手，無家可歸》的文章在微信上刊出後隨即被迅速刪除。而深圳零工聚集區內的「三和大神」們，由於無工可開，網吧停業，只能睡在龍華汽車站。

上海醫院無保障下強逼護士工作 防疫「誌願者」被層層壓價

在上海，疫情防控則造成了生產安全問題。出現群聚感染的上海第六人民醫院，前線員工竟然在防疫物資不足的情況下被院方強行要求工作，並引發肢體沖突。

3月13日晚間流出的抖音影片顯示，由於該院幾天前就出現陽性確診患者，但院方未及時處置，導致醫護與家屬接連感染。院方把出入口封住，不讓醫護和其他患者、家屬離開，但又讓沒有防護裝備的護士去照顧陽性患者。該院基本沒有防護衣或負壓艙設備，醫生要求護士只戴口罩就「祼上」，導致醫生和護士發生嚴重肢體沖突。

網上也有爆料顯示上海疫情期間「誌願者」工作的廉價，比如上海閔行區打地鋪不包吃，中介扒皮之下僅僅220元一天。最便宜的還有所謂打包價，低到48小時740元。價錢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這些誌願者往往是在疫情來襲時臨時招募，並沒有經過勞動安全培訓，而在招工的描述中又往往宣傳「輕松工作」。實際上，此前西安疫情的一號病例，就是因為沒有經過培訓的工作人員防護服破裂，又沒有及時更換造成的感染。一旦造成生產安全問題，除了對工人本身的安全造成傷害，也容易引起病毒的再次傳播。

政治學者福山曾說，時代的一粒塵埃，落在個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這些日子被很多中國人所引用。在中國各地層層加碼的防疫政策下，有多少普通勞工的權益被遺忘和侵犯，如何能最大限度減少這些問題，這是各級工會和政府需要思考和行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