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运人士谈工人运动

傑瑞米柯賓

受疫情沖擊，出租車司機要求減免「份子錢」

出租車行業向來是集體維權行動高發地帶，在過去15個月內，我們一共記錄到73起與出租車行業有關的集體行動事件，占交通運輸行業近四成。在2018年之前，出租車行業集體行動往往與滴滴等網約車服務所造成的沖擊相關。而在疫情爆發前，沖突主要與 「兩權合一」有關。

今年一月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出租車行業一度停擺，疫情逐漸受控後，出租車司機也面臨客源減少、收入暴跌的問題。據《南寧日報》報道，南寧市巡遊出租汽車單車日均營收僅120元左右，較2019年同期下降80%，部分駕駛員無法出車正常營運，處於無收入狀態。

春節假期以來，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記錄到十一起出租車司機抗議事件。這些事件的地理分布頗為廣泛，從遼寧、山東，到廣西、貴州，南方和北方各省均出現了出租車司機抗議。其中七起事件，出租車司機要求公司與各地監管部門減免「份子錢」等費用，並在政策上予以幫助，以應對疫情帶來的沖擊。我們可以合理推斷疫情以及隨之而來的封城、停工等沖擊造成客戶量與收入的暴跌，是全國出租車行業面臨的共同困境。

除油錢、車輛維修等成本外，出租車司機每月還需向擁有出租車運營牌照的公司支付數千元的管理費，也就是俗稱的租金、「份子錢」、承包費等。若出租車司機本身不擁有車輛的話，每月需交給車主的租金也相當可觀。也就是說，出租車司機與商販、店主等類似，即使在完全不進行運營活動的情況下，每月也有一筆數額頗高的固定成本。

而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出租車行業的運營活動基本處於凍結狀態。首先是二月份，全國各地交管部門大都要求出租車行業停運以配合封城、封閉小區、以及延長假期等防疫措施。而復工以來，全國各地低迷的經濟形勢以及依舊嚴格的出行限製使得出租車行業的客戶需求量暴跌。在如此嚴峻的經濟與行業形勢下，每月數千元的租金、「份子錢」等固定成本使得出租車司機們普遍承受了巨大的經濟壓力。在收入接近於零的情況下，正常生活已經無法維持，因此的哥的姐們自然選擇以集體行動的方式向公司與監管部門表達自己的訴求與難題，希望有關方面能夠意識到疫情為行業所帶來的困境，能夠與司機們相互體諒，共度難關。

各地紓緩政策：減免「份子錢」發放油補

3月3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鼓勵各地采取階段性減免「份子錢」等措施，幫助出租車司機度過難關。經過出租汽車行業協會協商，多地均出臺了減免「份子錢」的政策。據悉，西安市是疫情期間全國首個免除承包費和服務費的城市。自2月至3月底，西安市已免除三輪「份子錢」，惠及出租車14769輛，累計免除費用1.2億元，這些費用由數十家出租車企業承擔。

長沙、吉林、三亞、柳州等地交通部門及時發放2018年成品油價格補貼，為出租車司機解燃眉之急。也有地區交通部門，如沈陽、貴港等地提前發放2019年油補，以支援司機生活。

此外，杭州市設立了出租車疫情專項補貼，每車2500元，其中疫情嚴重的2月份補貼1500元，復工復產的3月份補貼1000元。廣州市亦於2月按照市區正常雙班營運車輛3600元每車每月的標準，向駕駛員發放綜合生活補貼。

在工人集體行動記錄的11起出租車司機抗議中，大多數出租司機的訴求都得到了公司與政府有關部門的初步回應，表示會盡快研究以便拿出相關方案來妥善處理司機們的訴求。但在遼寧大連的案例中，當地一些出租車公司非但沒有體諒司機們在疫情期間的困難，反而催促司機繳納租金。

盡管出臺了相應減免政策，仍有許多出租車司機表示入不敷出，生活難以為繼。3月10日，柳州市上千出租車司機聚集街頭，要求出租車公司減免全部承包費。柳州市燃油出租車承包費為130-140元/天，電動車是180-200元/天。此前，經市出租車主管部門協商，十幾家出租車公司連續兩次減免出租車承包費，規定2月份如未出車，可不繳納承包費；階梯式減免3月份承包費；4月份正常收取承包費。由於乘客稀少，司機們認為減免費用治標不治本，但公司堅持，退車需繳納上萬元違約金。

當天下午，柳州市運管部門和幾家出租車公司高層領導召開緊急會議，回應司機的集體行動，承諾5天內給出答復。

3月13日，柳州柳航出租車公司發布公告，每輛出租車預支8000元油補，用於支付出租車運營的加氣、充電等基本經營費用。4月初，柳州市出租汽車行業協會再發文件，決定繼續減免承包金。文件規定，4月份收取50%承包費；如車輛停駛，則不收取當天承包費；5月份承包費收取標準待定。

中國勞工通訊致電柳州市總工會發現，當地工會辦公室、服務中心、基層工作部的工作人員對於這起規模達數千人的集體行動並不知情，而少部分對該事件有所耳聞的工作人員並不負責處理相關事件，也無意主動接觸出租司機與相關人士。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柳州市總工會配合政府工作，主動調配財政資金、防疫物資，對當地運輸企業進行補貼與幫助，例如柳南區總工會提供了九萬五千元的防疫物資。

與過去集體性事件的起因不同，疫情為出租車行業帶來的問題並非以往常見的勞資雙方的對立與沖突。在面對新冠肺炎帶來的一系列社會、經濟沖擊時，司機、公司以及監管方有著共同的利益與困難，需求、收入的減少以及防疫的風險同時威脅著所有利益攸關方。在疫情的特殊時期下，各地工會應積極行動起來，利用勞動關系三方協調機製，充分理解司機與企業的困境，促進製定適宜有效的紓緩政策。

激烈的競爭、「兩權合一」與推行電動出租車

除去七起要求減免疫情期間「份子錢」的抗議外，另記錄到四起集體行動中，有三起事件是司機間因「搶客」而發生沖突。其中兩起事件發生在出租車司機與網約車司機之間，一起為出租車司機間的沖突。

另有一起要求「兩權合一」的抗議。「兩權合一」是指出租車司機要求明確車輛的所有權與運營權，將其統一劃歸給作為車主的駕駛員。過往的行政監管與法律條文模糊，導致作為出租車輛主人的司機們需要依賴於擁有運營牌照等準入資格的出租車公司。而擁有權力庇護的公司，往往通過各種巧立名目的費用，諸如「份子錢」、保險費來壓榨辛勤勞動的的哥的姐們。與」兩權合一」有關的集體性事件是過往兩年交通運輸行業抗議的主要構成。在經濟衰退、客戶需求暴跌的情況下，想必各類摩擦與沖突將會進一步增多。

此外，我們亦註意到很多地方出租車司機團體表達了對各地政府近來大力推行、乃至強製推行電動出租車政策的擔憂與不滿。出租車電動化的政策，看似光鮮，為環保做出巨大貢獻，但實際上電動車在很多一線的哥的姐們看來，完全是一個華而不實的廢品。比如對於北方的司機們來講，當前電動車根本無法在冬天的低溫環境下正常工作。而更換電動車的高昂成本，也是司機們難以承受的。這些具體而實際的問題直接關系到千萬勞動者的生存，但往往被政策製定者與執行者有意忽略。各地政府與監管部門在積極推行此類政策時，如果不聽取從業者與勞動者的聲音與需求，而以官僚集團的利益為本位，就會激起勞動者的激烈反抗，造成雙輸局面。盡管目前各地出租車司機群體只是在言論層面表示擔憂與不滿，但若各地交管部門不及時調整政策的話，對出租車電動化政策的反抗可能會成為2020年出租車行業集體行動的主要原因之一。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發，一場全球性經濟風暴已經近在咫尺，中國勞動者已經開始承受這場危機帶來的巨大壓力。出租車行業，乃至客運行業整體，在接下來的數月內將會面臨更大的危機與壓力，需要政府、企業、工會與司機們共同努力與配合才能降低各方所受的沖擊與損失。

新冠疫情之下，印度非正規工人的困境

在全球政治領袖們看來，保持社交距離以及家居隔離這些遏製新冠病毒流行的方法顯得愈加迫切。最極端的例子也許就是印度——這裏，封鎖在全國範圍內實施。

保持社交距離給全世界工作模式帶來巨大改變——人們將工作場所挪到線上或是在家辦公等等。然而，即便在發達國家，這種簡明轉變的背後也暗藏特權，因為並非所有行業都能實現這樣的變化。實際上，只有那些家中擁有足夠資源和支持（例如穩定的互聯網）的勞動者才能居家辦公。

自年初中國爆發疫情以來，我們不難發現，尤其對那些能在公共衛生災難中發揮關鍵作用的崗位，離開原本的工作地點往往是種奢侈，例如環衛工人、送餐員、出租車司機、護士以及護理人員。這些勞動者對保持社交距離的概念提出了質疑，並批評了社會中無處不在的「一刀切」。

在印度宣布為期三周的全國封鎖後，數百萬移民工人離開城市，一個個令人心痛圖像和故事清楚地表明，這種過分簡單化的防疫措施應叫停了，與此同時，印度勞動關系的現狀也要引起我們的警覺。

3月24日，印度總理發表電視講話後，留給全國十三億民眾的時間只剩四個小時了，人們在慌忙中儲蓄物資但還是趕不上關門的速度，而那些本來就處於邊緣位置、僅能勉強糊口的貧困及弱勢群體最終被國家政策拋棄。

如此決定性的政策並未考慮數量龐大的勞工群體，政府的做法其實反映了其對勞工群體缺乏認知，在決策製定中更是沒有他們的一席之地。在工作場所、招聘場所關閉期間，工人們沒有收到來自國家領導層清晰且積極的保證，他們的焦慮加劇，別無選擇只能徒步回家，從城市走回鄉下。

此外，由於各邦邊界封鎖導致交通停運，工人們本已十分嚴峻的境況進一步惡化，他們大包小包、拖家帶口地往家步行，一路上也沒有食物和飲用水。封鎖城市、僅預留給民眾四小時的反應時間，這嚴重影響了數億低薪工人，如此將工人群體置於不顧不過是在政策製定和實踐中突顯了中產階級和城市精英的特權。

印度城市中的非正規勞動者

迄今為止，非正規部門的勞動者在封鎖期間受到的沖擊最大，他們大多數人缺乏專業技能、收入低、沒有雇傭合同（最多也不過是內容模糊的合同）、工作環境不穩定且缺乏任何形式的社會保障或福利安全網。鑒於地區差異和工作的不穩定性，很難準確評估印度的非正規勞動者具體有多少。不過，印度國家抽樣調查組織（NSSO）2017-18年度的定期勞動力調查顯示，全國約有4.15億非正規工人，其中包括大量來自農村、在城市工作的移民工人。他們工作於各個行業，例如建築業、製造業（工作地點包括工廠、車間甚至家庭）、家政行業，還有人是街邊小販、廢品回收工人、環衛工、餐廳服務員、食品配送和配套服務以及各式運輸的從業者。他們的工資通常按日結算，日薪從400盧比到1000盧比（約5美元到13美元）不等，因此，攢錢對他們來說是不可能的。實際上，許多非正規勞動者甚至沒有適當的銀行帳戶來存儲他們的收入。

印度城市的大部分非正規工人是由季節性和循環性移民工組成，這些工人不會永久性地搬到城市（其中許多人沒有家人隨行）；實際上，他們每年在城市和農村之間流轉幾次。毫無疑問，這一數量龐大、流動性高的群體給當局帶來了管理上的困難，但這也成了行政及監管部門經常拿來逃避責任的借口。不願承認非正規工人的重要性，亦不願在政策上及實踐上讓他們融入城市空間，於是，當危機發生，不論是對形勢進行預測還是采取具體行動當局都完全沒有做好準備。

在全球南方大部分地區，城市的不穩定生活狀況，以及不適當登記製度導致獲取公共服務困難的現象正在蔓延；這與中國的戶籍製度高度相似，在製度上將農民工群體置於劣勢。

疫情與封鎖進一步加劇了非正規工人對國家的不信任，警察表現出來的敵意和霸道、司法部門的冷漠無疑是根本原因。上級司法機關沒有有效履行其憲法責任，而是因免除了中央政府對移民工人的責任而受到批評。印度民主製度建立在機構問責製基礎上，此次疫情使其健全性受到了嚴格的審視。

非正規工人的困境也迫使我們深入思考種姓和性別問題。甚至在非正規勞動力中，最弱勢及處境最不利的仍是低等種姓的人，包括勞動在一線、關鍵崗位上的工人，他們所從事的行業有部分被視為低下及禁忌。疫情期間，女工受到的嚴重影響來自社會中限製以及父權障礙兩方面，尤其是那些從事家庭勞動和護理工作的女工。

展望未來：前進的道路

三周後，印度宣布延長封鎖期至5月3日，這將對國民生計產生深遠影響。據國際勞工組織估計，基於印度政府處理新冠肺炎疫情的措施，印度有四億非正規工人將進一步陷入貧困。面對如此後果，中央政府和邦政府應相應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考慮到印度聯邦製的國家結構形式，尤其是在稅收和財政資源方面的情況，應對非正規工人的政策應該由中央政府來領導。

針對移民工群體的的調查表明，國家應將社會政策及支持系統普及化，而不是退居二線、任由工人自生自滅。新政策及措施才能全面解決問題，疫情只是重申了這種必要性。4月8日，中央政府啟動了為期四天的行動，建立全國範圍內的移民工數據庫，為製定出一攬子救濟計劃做準備。該行動旨在收集各個領域的有關信息，並打算涵蓋所有形式的非正規就業。盡管這聽起來不錯，但截至目前，中央政府三心二意的臨時措施很大程度上仍在當前經濟體系之內，對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人幾乎起不到真正的作用。更讓人擔憂的是，政府可能沒有采取真正的刺激措施，反而推出緊縮政策。

印度國家能力較低，這意味著政府不得不讓民間社會組織參與到有關非正規勞動者的實地工作中，從而根據具體行業的需求和要求製定計劃和政策；這種合作確保了多個利益相關者的直接參與，既不是完全的自上而下模式也非完全自下而上。過去，這種合作推動了具有裏程碑意義的立法，包括《知情權法案》及《農村就業保障計劃》。需要指出的是，主流工會幾乎完全缺席關於非正規工人的對話和辯論，這只能強化人們對貴族或正規就業者享有特權的觀念，而實際上，正規就業只占印度勞動力的一小部。

對於印度而言，要提升為最有需要的民眾提供商品和服務的能力，此次疫情正是理想的時機。對非正規就業問題視而不見，或是簡單地假裝問題不存在，在此時此刻都顯得不合時宜，是時候由國家承擔提供者的角色，而不僅僅是充當執行者了。

香港中文大學工會、學生反對清潔外包，組織員工改善勞動待遇

2018年，一班北京大學學生組成了北大工人情況訪談小組，進行為期十天的調研，了解校園工人的勞動權益、食宿生活條件等情況。受訪303名工人中，超過九成屬於外包單位、合作經營單位或勞務派遣單位，工人沒有簽訂勞動合同，沒有社保，工資只比當時北京市最低工資每月2000元高少許。

在香港，大學校園的情況亦不遑多讓。2000年代初，香港各大院校逐漸將校園服務外判（即內地所謂「外包」，指企業或公營機構委托承包人雇用員工，以此減低成本）。以物業管理服務（包括保安、清潔）為例，目前香港八間大學當中只有香港中文大學維持直接聘用，其余均已外判。大學尋找市場上的私人資本提供校園服務的結果是：外判工人的月薪只得最低工資，並且不享受任何大學的福利和設施，一些大學更連基本的工友休息室也欠奉。

外包清潔工同工不同酬　疫情間冒更大危險工作

對於香港大專院校的外判問題，學生和工人曾經發起多次抗爭，例如2012年香港中文大學員工及學生反對校方外判圖書館清潔服務、2017年香港浸會大學新舊外判商交接問題引發工業行動等。這次的抗議則發生在原來仍然維持直接聘用的中文大學。

4月16日，香港中文大學員工總會和學生組織中大基層關註組揭露，中大在去年繞過員生監察將校內廁所清潔服務外判。此次外判包括五名工人，其中一人是司機、四人是清潔工。其中兩名清潔工人以全職聘用，兩名以零工形式聘用，按日計薪，負責清潔校內六座大樓廁所及部分露天空間。

根據中大學生的調查，是次外判全職工友的工資（$13,000）比直聘清潔工的起薪工資為高。不過，由於外包工人每天工時更長，且每周比直聘員工需額外多工作一天，因此折合時薪低於一般直聘工。可以說，大學外判工人以稍高的工資承擔了更大量的工作。

另一方面，由於外判清潔工並不受任何大學政策保障，因此一切醫療福利，以及疫情間的相關防護措施均與其無緣。 「疫情期間，直聘工友每星期只須工作2天，月薪不變。不過，外判工友則仍須工作六天，否則會被公司扣錢。」中大基層關註組的成員S表示。讓直聘工友減少回校工作是考慮到社交距離及避免員工聚集，外判工人理應享有同等待遇，或至少與直聘工人共同製定合適的工作安排。但在現時安排下，外判清潔工需冒著更大的危險回校工作。

傑瑞米柯賓

大學曾承諾永不外判　今繞過員生監察外包服務

以往，中文大學教學樓的清潔服務均由校方下屬的物業管理處直接聘請工人。中大職工除了享有固定薪級表及加薪機製，亦可使用大學醫療服務。 2003年香港陷入經濟低潮時，校方曾建議外包整個物業管理處，但遇到職員及學生的激烈反抗，最終校方承諾「恒常物業管理服務永不外判」。

不過，大學校方最終食言。這次，校方為了外判部分清潔服務，繞過2012年與職員及學生組成的監察委員會。校方以「外判合約期少於12個月，無須得到委員會事先通過」的豁免理由繞過委員會，無視外判方案準則上寫明清潔及保安服務是「應該集中監察的高風險外判項目」 。工會及學生要求校方在此次合約結束後停止外判，將職工轉為直聘。

工會、學生指校方外包無理　應改善直聘清潔工勞動待遇

中文大學校方表示，因為校園須清潔範圍日漸擴大，部分職位出現人手短缺，「令其他同事分擔額外工作量」。校方稱外判是「萬不得已且暫時做法」，並會繼續招聘直聘員工，請到人便會減少外判。

然而，校方的說法更像是外判服務的托詞。雖然官方數據顯示，中大校園職工人數由2013年的1174人逐年下跌至2019年的1129人，但工會及學生均指校方須檢討有關職位人手不足的原因，而非靠外判解決問題。

招聘不足的問題明顯是校方自身的失誤。中大員工總會主席Ann提到，大學一些部門均能聘請清潔工，看不到物業管理處難以聘請員工的原因。 「可能是同事希望工作時間更有彈性，因此不願全職工作，或者純粹是大學招聘方式有問題。」Ann表示。基層關註組成員S則提到，有工友向他們表示，不少人曾應征清潔工職位，但均沒有成功。校方所謂「招聘困難」說法成疑。

就算校方所言屬實，工會也不認為應該外判服務。現時，中大直聘清潔工的起薪點比同校其他部門、社會上其他基層工種為低，只有$11,900／$12,614。根據政府統計處2019年12月《工資及薪金總額按季統計報告》，許多基層工種的平均薪酬均超過$13,000，例如洗碟工$13,403、保安員$13,647、侍應生$14,818。直聘清潔工更要輪班並於假期及臺風期間工作。工會認為這是使員工流失到其他部門的原因之一。

「中大現時以職級較低的二級校役聘請工人，應該劃一以二級工人聘請，讓整體員工得益。」Ann說。物業管理處一般工種、書院宿舍及不同部門（專業進修學院、體育部、研究生宿舍、不同學系）的職工皆以「二級工人」職級聘請，惟庶務組清潔工編製上卻屬於「校役」，薪金表上比「二級工人」低。

另外一些造成人手流失的原因，則出自校方的管理問題。雖然直聘清潔工有輪替製度，但由於清潔廁所人手持續短缺，無法實行輪替，部分職工便需要長期擔任清潔廁所的厭惡性工作。令情況更差的是，校方不設替更製度，亦使員工請假時，其他同事要透過增長工時完成工作。

由此可見，外判清潔服務不僅造成職工之間同工不同酬的問題，使一部分員工淪為保障不足的二級工，同時也令管理署有理由繼續忽視直聘員工本身面對的種種問題。工會和學生均指出，正確的出路是停止外判，並且改善校園直聘清潔工的勞動待遇。

清潔工外判事件或成組織工人的開始

此次清潔工外判事件，對工會而言是組織直聘工人的切入點。工會主席Ann希望可以在接觸工友時，讓更多員工加入工會，推動更多人爭取改善直聘工友的待遇問題。不過，她表示現時要組織直聘工人反對中大外判困難相當大：「現時不少工友每周只上班兩天，工會理事有些也在家工作，與工友見面傾談的機會比以前少。」

學生跟工友提及此事時，發現不少清潔工均對外判一事非常關心，擔心一旦外判清潔服務得以落實，會逐步擴大並威脅到自己的生計。「直聘員工的警戒近年來有所放松，加上近來的社會運動和疫情也令工會幹事相當疲累，對校園的關註變相減弱了。大家其實也需要一點新的沖擊。」Ann說。

大學校園日常保養服務的外判化確實需要改變，中文大學此次工會和學生發起的調查、抗議和接下來的工友組織，有機會成為其他大學反對外判的起點。中國內地高校工人的勞動調查在2018年後便告沈寂，香港中文大學學生和工會這次的行動，也可以成為內地學生結合工會推動改善校園工人勞動待遇的參考。

新冠疫情蔓延，世界各地工人共同抗爭

今年五一勞動節，中國勞工通訊在聚焦中國工人抗爭的同時，也放眼全球，關註新冠肺炎疫情下工人群體對自身健康及生計的維護。

1月23日，中國中部城市武漢開始實行封城，這也預告了在接下來新冠病毒蔓延的數月裏，世界各地工人群體將經歷些什麽。

醫護人員以及包括環衛工在內的關鍵崗位即刻遭受巨大壓力，他們超長時間持續工作，卻面臨防護用具不足的問題。不稱職的管理層和地方政府官員使情況更糟，他們的不作為將工人及病人置於險境，一線勞動者的處境變得尤為惡劣。

由於旅行限製和供應鏈中斷，工廠工人往往被困家中而沒有工資收入。能回到崗位的工人也面臨著感染風險，尤其是企業常常未能保證足夠的防疫措施。

人們對食品和其他日用品送貨上門服務的需求激增，但與此同時，口罩和其他防護裝備的嚴重短缺使倉儲及零售工人、快遞員及顧客面臨風險。送貨員只能冒著受感染的風險繼續工作，否則，他們將失去生活來源。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在世界範圍內傳播，伊朗、印度、歐洲以及北美和南美的工人也面臨著類似的處境。不論何地，通常都是移民工人、少數族裔等社會底層更深刻地感受到傳染病帶來的影響。

在紐約，黑人及西班牙裔人的死亡率高達白人的兩倍。而在新加坡，絕大多數新冠肺炎感染者來自30萬低薪外籍勞工群體，這些工人被迫住在擁擠、衛生不達標、遠離民居和商業中心的工人宿舍中。

在印度，政府在全國範圍內實施的封鎖使四億非正規工人陷入前所未有的貧困，最弱勢及處境最不利的仍是低等種姓的人，包括勞動在一線、關鍵崗位上的工人，他們所從事的工作有部分被視為低下及禁忌。

不過，面對疫情的肆虐，令人欣慰的是中國乃至全世界的工人都作出反抗，並決心保護自己的健康和經濟利益。在武漢，建造臨時醫院的農民工在被拖欠工資後采取集體行動；在陜西，醫護人員要求院方支付承諾的補貼；全國各地出租車司機提出減免「份子錢」的訴求。大多數情況下，工人們成功迫使雇主和地方政府做出讓步，盡管官方工會在其中幾乎沒有提供任何幫助。

2月，香港數千名新加入工會的醫護人員要求政府關閉與中國內地的關口，以阻止新冠肺炎在香港大規模爆發。3月，當疫情轉移到意大利時，當地工會以發動大罷工為談判籌碼，要求確保關鍵崗位上的工人得到保護。針對惡劣的工作條件、有限的防護以及感染風險，西班牙、法國和波蘭的亞馬遜倉庫工人呼籲發起罷工行動，現在他們在美國的同事也紛紛效仿。

全球各地工人已經展現了他們以行動保護自身健康及生計的能力。在許多國家，工會通過向雇主和當局施加壓力，在支持工人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最終也贏得了寶貴的讓步，不過，捍衛工人權益仍任重道遠。

在今年五一勞動節，與以往任何時候相比，我們更要加強國際工人運動的團結，有力地捍衛工人權利，支持全球工人的鬥爭，並確保工人的聲音繼續被大眾聽到。

《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今起施行，能否根治欠薪頑疾？

《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於2019年12月4日通過，自今日（2020年5月1日）起施行。《條例》共七章六十四條，力圖解決農民工被拖欠工資的頑疾，並就欠薪高發的工程建設領域設立了特別規定。

《條例》明確了用人單位的主體責任，並依據屬地責任，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對本行政區域內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工作負責，建立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工作協調機製，《條例》還明確了政府各部門的監管責任，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工程建設行業主管部門等各自承擔相應監管職責。

2019年，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共收錄了1,386起工人抗議，其中約84%涉及工人討薪。建築行業仍是重災區，包攬了所有工人集體行動的43%，且與拖欠工資相關的多達99%。針對建築行業根深蒂固的欠薪問題，《條例》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作出了規定。

一是農民工工資專用賬戶製度。《條例》規定，施工總承包單位要開設專用於農民工工資支付的銀行賬戶，將人工費用從工程款中剝離出來，並要求工資專用賬戶資金撥付周期不得超過一個月。二是針對工程建設領域層層分包現象，采用總包代發工資製度，要求施工總承包單位通過專用賬戶直接將工資發放至農民工銀行賬戶。三是用工實名製度。要求施工單位與所有農民工訂立勞動合同，並實名登記農民工身份信息、崗位、考勤、工資支付情況等信息，解決建築工人流動性大、用工確認及工資核算難的問題。四是設立工資保證金，由施工總承包單位按照規定在開工前繳存工資保證金。當出現拒不支付或無力支付工資時，可啟動該資金清償工資。

實際上，農民工工資專用賬戶、總包代發工資、用工實名製、工資保證金等措施已落地多年，《條例》將這些實踐經驗上升為法律規範。2017年，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製定了《治欠保支三年行動計劃（2017—2019）》，提出了根治欠薪時間表，到2019年底要基本實現農民工實名用工、按月發工資、農民工工資專用賬戶全覆蓋，力爭到2020年實現農民工工資基本無拖欠。

人社部、住建部從2017年起試行推出了全國建築工人實名製管理平臺。2019年1月，建築工人實名製管理平臺記錄的在冊工人數已逾300萬人，至2020年4月底，在冊人數實現倍增，超過731萬人。然而，這一數字僅占我國五千多萬建築業農民工一成多，遠未達到2019年底農民工實名用工全覆蓋的目標。

據介紹，一些大工地已實行用工實名製。《南方工報》報道，中鐵二局西江國際項目部自上而下設立了農民工實名製管理領導小組，項目部通過「嚴把實名管理、合同簽訂、現場考勤、工資發放」四個關口，精細化管理農民工實名製工作，並設有負責農民工實名製管理的專員。

沒有勞動合同是建築業農民工普遍面臨的問題，實名製用工有助於事實勞動關系的認定，然而工地裏，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現象也不少。有建築工人表示，進場就要求實名登記，並發放門禁卡，門禁卡上有姓名、工種等基本信息，每天進出工地工作都要打卡。但簽訂勞動合同時，工人被要求在空白合同上簽字，且簽完字後合同即被統一收走。訂立勞動合同與用工實名製尚未有機結合。

建立工資專用賬戶、總包代發工資、按月發工資，對大多數建築工人仍遙不可及。據了解，大多數建築工人仍按季度或工程進度獲發工資，而每月領取少量生活費。有工人講述，工地確實按月發放工資，但包工頭隨即要求收回工資卡並索要銀行卡密碼，取走工人卡上的大部分月薪。從賬戶上看，工資的確按月發放，而工人實際並未拿到工資，工人更擔心如果將來發生欠薪糾紛，工人將缺乏有力證據。《條例》明文禁止扣押或變相扣押農民工銀行卡，其實施效果仍有待觀察。

在新型冠狀病毒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疫情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的沖擊正逐步顯現，倒閉、裁員、欠薪事件層出不窮。2月18日，武漢火神山醫院的建設者農民工披露被拖欠工資多日且工地缺乏口罩防護。承建方中建三局表示，不存在拖欠民工工資的情況，「我們把錢先給分包再給班組。目前正在了解情況，還不知道哪裏出了問題」。隨著國內疫情緩和及生產生活的逐步恢復，3月，建築行業顯現復蘇跡象，《條例》的執行將進一步遭受考驗。

中國勞工通訊早前撰文指出，單一依靠技術手段不能解決工人權益問題，實名製等新技術推廣過程中，缺少工人的話語權和參與。同樣的，《條例》對於用人單位、用工單位以及政府部門的職責作出了詳細規定，但鮮少體現工人的主體性。

值得一提的是，《條例》第八條和第五十一條明確了工會在維護農民工工資權益中的職責和義務。中國勞工通訊此前發表的建築行業研究報告指出，建立行業工會是當前困境的唯一出路——重建工會作為工人利益代表者和組織者的身份，通過集體談判，逐步解決建築工人被欠薪、缺乏勞動合同和職業安全保障等問題。

被羈押15個月後，五名勞工人士獲釋

2020年5月7日晚，五名勞工人士張治儒、吳貴軍、簡輝、宋家慧、何遠程回到家中。他們於2019年1月21日被深圳市寶安區公安局刑事拘留，並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起訴。他們的家屬已經確認，五人已安全到家，且狀態良好。

五人被控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經不公開審理，張治儒和吳貴軍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簡輝、宋家慧和何遠程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兩年。

據悉，五人實際於4月24日獲釋，但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他們接受隔離14天後才回到家中。在5月7日他們回到家中前，家屬並不知道案件已經開庭審理並判決，也不知道他們已經獲釋。

去年五人於深圳被捕後，家屬為他們聘請了辯護律師。但由於受到一些政府部門的幹擾，五人的律師無法順利進行辯護工作，被更換為法律援助律師，家屬無法及時獲悉他們的案件進展情況。

盡管五人獲釋是非常可喜的消息，但必須強調的是，仍有其他數名勞工活動人士處於某種形式的羈押或行動受限之中，以及獲釋的五人無法繼續從事其寶貴的工作——幫助有需要的工人。

本周四獲釋的五人是2010年代中國工人運動的重要參與者、推動者。

吳貴軍作為一名勞工維權人士在2013年首次走入公眾視線，當時，他正在深圳的港資迪威信家私廠組織工人，抗議資方拒絕就計劃中關閉和搬遷工廠的賠償問題進行討論。其後，吳貴軍被拘押一年多，2014年被無罪釋放（見下圖）。從那時起，吳貴軍開始成為獨立的勞工維權人士，專門幫助工廠工人爭取社會保險和其他應該享有的勞工權利。

張治儒在過去十年來一直是深圳最有影響力的勞工人士之一。他曾在家鄉湖南的建築工地及生產線上工作多年，其後，他於2007年成立了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該機構在2010年後參與了多起勞資糾紛，指導數千名工人通過跟雇主的集體談判爭取權益。2014年，張治儒的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甚至受到中國官方媒體《環球時報》的稱贊。

簡輝曾為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的工作人員，何遠程曾任《集體談判論壇》編輯。宋佳慧曾是廣州利得鞋廠的工人，在利得鞋廠的抗爭中她被推選為談判代表，該次談判成為中國工人運動近年來最成功的集體談判案例。

需要強調的是，這些成功都是在中國官方工會缺位的情況下取得的。多年來，勞工NGO和勞工積極分子做了本應由工會做的工作——組織工人，代表工人和雇主談判。目前，受疫情影響，勞資沖突頻發，更需要中華全國總工會積極主動發揮作用，保護工人權益。

訂單減少、取消加班、裁員——新冠疫情下缺乏信息與組織的服裝廠工人

5月15日，國家統計局發布4月份中國經濟數據，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略微上升至6.0%。以此同時，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為44.3小時，比3月份減少0.5小時。宏觀數據微小的起落背後，實際上暗含了無數工人工作生活上的一波三折。珠三角地區一家服裝廠的工人自二月起，經歷了延遲復工、被放無薪休假、被辭退、只能在小型工廠打臨工等一系列狀況。

在疫情爆發前，這間規模三百余人的服裝廠主要接外貿訂單，工人每個月拿到手的有基本工資兩千元以及加班賺來的補貼兩千元，合計四千元左右，訂單數量多、加班時間長的時期，工人也可能一個月拿到五千多元。然而，隨著三月份新冠疫情在全球爆發，全球製造業需求大幅下滑，國外客戶不得不削減訂單，使得製造業內人力供過於求。這家在珠三角地區經營了七年有余的服裝廠也未能幸免，訂單數量降到了零，工人們的生活也隨之受到影響。

傑瑞米柯賓

工廠老板的感情牌，工人「自願」的無薪假

根據廣東省人民政府「各類企業復工時間不早於2月9日24時」的規定，該服裝廠原本計劃讓工人們在2月10日到崗，但由於疫情依舊嚴峻，增添防疫物資又是一筆額外的開支，工廠管理層決定將復工復產押後，在二月份余下時間繼續停工。為了說服工人停工一個月、不要二月份的工資，老板首先找到辦公室人員表明意圖，再由辦公室人員找主管、主管找工人，工廠自上而下、一層層幫老板打起了感情牌——在講明工廠現時確實沒有訂單的困境後，工廠以詢問大家「願不願意和老板一起共度難關」的方式，說服員工簽下了自願放無薪假的紙質通知。

需要說明的是，我國勞動法只對帶薪休假製度設有明文，而對無薪休假製度的規定幾乎是空白。因此，企業在開始放無薪假之前，往往會通過讓員工簽訂書面協議的方式來和員工「達成一致，從而規避可能的風險，疫情中的服裝廠也是如此操作。

一名接受中國勞工通訊訪問的知情人士表示，比起思考自身權益是否受損，工人往往單純地憑感情做決定，較為缺乏長遠的考慮。「工人裏面肯定有一部分有部分向著老板啊，其他人見到這些工人簽了字，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就也簽了。」在一部分工人先簽署了工廠的紙質通知後，羊群效應之下，其余工人也紛紛同意了工廠二月份放無薪假的安排，更有工人覺得自己二月份也確實沒幹活，「不好意思要二月份的工資了」。

當工廠工人行動不統一時，工人們難免陷入隨大流的情形之中。與此同時，由於工人們對勞動者權益不甚清晰，在勞資協商出現時也沒有現成可尋求的幫助，工人們在「單純地憑感情」做決定之外並無多少選擇。

訂單退潮，工人加班被取消、工作時間減少

自四月初起，新冠肺炎疫情繼續在全球蔓延，愈來愈多中國工廠訂單被取消，工人復工但沒活兒可幹的困局也浮出水面。2018年，中國製造在全球市場占有高達28.4%的份額，而製造業訂單減少直接將工人們置於被裁員的境況裏——這也是此次受訪珠三角服裝廠的近況。

為了應對沒有訂單、盈利減少的情況，工廠老板在放無薪假、取消加班後，又進一步決定裁員。知情人士表示，被裁員的局面是工人們所未料到的，「工人簽了（無薪假）協議之後，老板又開始講之後的事情了。」不論被裁與否，服裝廠工人的工資都受到巨大影響。

由於普通工人的工資由底薪和加班補貼構成，而加班所得往往占大頭，本來「做六休一」的工作模式在疫情之後一下子變成了「做四休三」，每日八小時工作以外的加班也被取消了。僅能領到兩千多元的底薪，工人的日常生活一下子成了問題。

正是因為工資減半帶來的巨大沖擊，工人們在老板再提出裁員的時候並沒有堅持留在原廠，「工人們想著反正我在這兒也沒工開，拿著兩千塊錢，不如快點出去找（新的）工作。」該知情人士這樣解釋。拿到足夠支撐自己生活的工資、盡快有活兒幹始終是工人們的首要考慮，至於老板是否遵守勞動法的規定，是否提前一個月通知工人終止勞動合同或給予經濟補償，工人們並不怎麽考慮。

究其原因，工人們一方面對疫情給整個行業帶來的沖擊認識不足，認為自己只要換一間工廠，工資隨即能回到正常水平；另一方面，「不少工人還覺得自己有技術呢，比如一些車位工人，服裝廠也以車位工為主」，然而專業技術在疫情面前也沒有地方能發揮。據悉，現階段找到新工作的工人多數在幾十人規模的小型工廠開工，這些工廠的主要業務是供應國內小型訂單，業務量和疫情前的大型工廠自然無法比，在這裏的工人們做完一單，往往也不知道下一筆訂單要等到什麽時候。縱使可以開工，工人們也只能斷斷續續地上工，工資仍與疫情前相距甚遠。

缺乏信息與缺乏組織的工人群體

在關註服裝廠工人工資及基本生活保障的同時，該服裝廠在疫情下的經歷也體現了工人長期缺乏信息及缺乏組織的困局。

首先，工人們低估了疫情給全國經濟和自己所處行業的影響，許多人樂觀地認為，此時再次投入到勞動力市場找工作，情況不會和疫情前有過大差別，直到找工作遇到困難，他們才發現就業行情前所未有得差。應該從何處獲取更及時的行業信息，又可以從何處尋求求職、轉工的建議，對工廠工人來說無疑是空白狀態。

其次，當老板試圖對工人既有權益作出變更時，工人們各有各的做法，有的在一開始就選擇妥協，其余工人被迫接受老板的安排。如果工人能夠集體行動，在有組織的情況下統一回應資方的要求，工人們的被動處境也能有所改善。

同樣是面臨工作時間被削減、失去工作，越南的服裝廠工人選擇了以罷工作出回應。位於越南南部同奈省邊和市Long Binh工業區的日資服裝出口公司在沒有給予工人任何經濟支援及求職幫助的情況下解雇員工，工人於4月27日及28日發起罷工，該工業園區的工會為此成立了特別工作組，最終企業決定以削減工作時間代替裁員。5月，位於越南北部北江省越安Van Trung工業區的港資服裝公司決定在接下來一年停掉所有員工福利，約900名工人進行了為期兩天的罷工，該工業園區工會也介入其中，資方最終讓步，同意每兩月發放一次工齡獎金，並承諾削減員工福利只是臨時措施，當情況好轉時，將恢復其余獎金。

由此可見，工人若能主動發起行動與資方進行交涉，工會在其中發揮組織、協助的作用，縱使疫情給企業帶來了巨大的經營困難，雇主往往也能夠作出讓步，在企業利益和工人權益中找到平衡點。反思此次廣東服裝廠裁員事件，工會有效地代表組織工人，才能在勞資沖突抑或經濟危機時期給予工人最切實的保障。

半個月內8起塔吊坍塌，中國塔吊司機成最高危工作之一

自5月14日起，中國各地已連續錄得8起塔吊倒塌事故，地點不僅包括內陸的湖南、安徽、四川和雲南，還包括沿海城市山東濰坊和浙江富陽。由於欠缺跟進報道，不少事件只寫了「有人傷亡」，中國勞工通訊無法統計實際死傷數字。

最為嚴重的事故發生在山東省濰坊市。 5月22日，濰坊「城投·奧文公館」建築工地一座塔吊在施工過程中突然倒塌，並撞塌附近另一座塔吊，導致大範圍崩塌，過程恐怖。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傷。

5月18日，安徽省宣城經濟技術開發區的一個安置房工地亦發生一起塔吊倒塌事故。網上流傳的視頻顯示崩解的塔吊覆蓋了整個工地。事故中一名工人傷重不治身亡，該工地已停工。

工人在另一些事故中則僥幸拾回性命。 5月21日，湖南長沙梅溪青秀幼兒園東北角正在施工高層樓棟的塔吊疑因超載倒塌。萬幸的是塔吊傾倒時駕駛室掛於陽臺上，司機於是從塔吊進入施工樓房幸免於難。

塔吊事故通常被報道的起因，是司機違規使用塔吊、或吊載超重的建築物料。然而，這只是問題的表面。據微信公眾號「大匯」的報道，以往塔吊司機多是本地人，通常一臺塔吊由2-3名司機輪班，所在租賃公司或施工單位也是國有企業。但自從2008年經濟危機後，中國多地以基建工程推動經濟活動後，民營租賃公司乘勢崛起，大量農民工成為塔吊司機，司機的培訓上崗亦同時出現問題。

例如，塔吊由多人隔天開變為一人單獨開，增加了司機犯錯的風險；新成為司機的學徒則因收入被壓榨和想磨練技能而疲勞作業；勞動力的競爭又使老一輩技師離職，變相提高了新晉塔吊工的比例。各種問題的堆疊，使塔吊司機成為特別高危的工種。

另一方面，塔吊行業的分包製度同樣令工人的安全保障受損。施工單位把安全風險和用人成本轉嫁給塔吊租賃公司，租賃公司又將雇用工人的責任外包給「二包」，亦即管理公司和包工頭。這樣的製度不斷壓低用人成本，同時使事故賠償、社會保險等支出隨之而流失。近年民營租賃公司的競爭愈發激烈，行業利潤劇減，工人在法例上享有的保障也首當其沖被犧牲。

在條文上，中國製定了詳細的法規和管理條例來規範建築施工和特種設備的安全生產，塔吊作為建築工地的特種設備受到重點監管。按照規定，塔吊司機必須考取和持有各地住房及城鄉建設廳頒發的《特種作業操作資格證》方可上崗。

但實際上，工地對塔吊安全操作規程執行不嚴，以及有關部門的監管含混，塔吊工的情況長期未有改善。最為誇張的情況，莫過於部分塔吊的質量存在問題。塔吊租賃公司為了壓低成本與同業競爭，未有采取必要措施維護老化的機器。塔吊出現裂痕、螺栓松動、節點出問題等均有出現。

2018年的五一勞動節，中國塔吊司機罕有地發起了跨省抗議。早於當年4月，微信公眾號「塔吊工會」已發布了「塔吊行業聯名請願書」，訴求主要圍繞工資待遇低下、工作強度過大、經常被拖欠工資等問題。雖然抗議很大程度被壓製了，塔吊工會的微信號亦被封殺，但從近日接連發生的安全事故可見，工人面臨的問題未有紓緩，真正的工會仍未作出應有的行動。

關於中華全國總工會在解決建築行業諸多問題中的作用，請參看中國勞工通訊研究報告《建築行業工會歸位：我國建築行業40年之「法外運行」及其出路》。

聯合工會與婦女委員會，印度Arvind製衣廠工人的集體行動

3月24日，印度總理莫迪發表電視講話後，全國範圍的封鎖開始實施——工作場所關閉、交通工具停運，本來就處於社會邊緣位置、收入勉強糊口的工人群體，只能大包小包、拖家帶口地往遠在幾百公裏甚至幾千公裏的家鄉步行。

在封鎖之下的卡納塔克邦，位於班加羅爾西南的Arvind製衣廠發出自行解決交通問題否則等同放棄工作的通知，由於工廠不再提供通勤服務，廠裏約150名工人不得不自行解決150公裏上下班交通問題，這些因交通問題而難以復工的工人面臨被辭退的風險，而兩個月封鎖期間的工資也被工廠拖欠。面對自身權益被侵害，工人們選擇尋求工會協助，通過一系列聯署、抗議、談判，讓資方最終做出了讓步。

交通與工資，封鎖政策中印度工人的最大憂慮

在一份5月16日至18日的調查中，參與電話訪問的82名紡織廠工人們在疫情封鎖政策中遇到的困難十分集中：工資待遇和上下班交通的改變，成了他們生活中的最大阻礙。

訪問中，沒有收到四月份工資的工人高達63%，而其余收到工資的，也只拿到了正常工資的一半或更少。不過，即使是縮水的工資也得來不易，只有決定在五月份復工的工人才能拿到。工廠重開，但工廠提供的通勤服務以及城市交通並未完全恢復，這意味著工人們要上班，要麽需要步行幾十甚至上百公裏，要麽就得自掏腰包，合夥租下在封鎖期間漲價的貨車。因此，工人們陷入了不上班就無法維持生活，但上下班的交通不便又難以解決的兩難之中。

在印度最大的牛仔布製造廠Arvind，工人也面臨同樣的困境。該企業常年為H&M、GAP、Tommy Hilfiger等諸多國際品牌供應貨品，除服裝加工外，還開展汙水處理、地產、電訊等諸多業務，其位於班加羅爾西南的外銷工廠就有上千名製衣工人。

然而，封鎖政策讓該工廠在四月份完全停滯，五月復工後，工廠中的150名工人卻因無法去到工廠，而收到管理方威脅辭退的通知。不過，Arvind製衣廠的工人們在沒有收到四、五月份工資，交通問題仍未解決之時，決定以集體行動作出反抗。

團結起來，工人聯合行業工會、婦女委員會行動

6月4日，卡納塔克邦服裝工人工會(The Karnataka Garment Workers Union, KOOGU)代表工人們公開提出了訴求——「我們要拿回我們的工作，我們要拿回我們的工資」，工會不僅將工人們的情況反應給了卡納塔克邦政府的勞動部門，也在社交媒體上積極地尋求勞工組織的關註。

兩日後，工人們將行動升級，在位於班加羅爾西南Arvind工廠門口以靜坐的方式表示抗議。「工廠甚至已經在招募代替我們（這些沒辦法去到工廠的工人）了。我們還能怎麽辦？總不能每天向我們的鄰居討食物吧。」來參加抗議的工人們既憤怒也無奈，他們認為工廠沒有履行招聘時對員工的承諾，「招聘的時候，Arvind製衣廠承諾為員工提供更好的工資待遇，以及上下班的交通服務。是他們說服我們選擇這份工作的，甚至有工友辭掉了上一份工作來到這裏。」

在印度紡織行業女性工人占絕大多數的情況下，率先對工人集體行動作出回應的便是卡納塔克邦婦女委員會（Karnataka State Commission for Women, KSCW）。當日上午11點，委員會主席來到靜坐現場，探望這班勞動權益受損的工人們。

婦女委員會的出現迫使工廠管理方出面，與工人們進行對話。經過工人代表與資方在周末的談判，婦女委員會在其中協助起草書面文件與資方溝通，勞資雙方終於就工資和交通兩方面達成一致——工廠支付兩個月封鎖期50%的工資，對於交通這一工人復工的最大障礙，工廠也承諾承擔從各村莊到曼迪亞縣，以及從曼迪亞縣到班加羅爾工廠的全部交通費用。

不過，6月10日，當工人們拿到工廠出資購買的巴士通行證，六點鐘就去到車站等巴士時，卻被告知每個車站最多只能上兩位乘客。一班工人仍然無法去到工廠，「我們沒有吃早飯就站在那兒等。公司現在也不理我們。如果能和疫情之前一樣，有公司的班車，那我們就能去到工廠，還能有時間吃早飯。」一位工人這樣說。

卡納塔克邦服裝工人工會（KOOGU) 表示會繼續組織工人，讓工人能夠抵達工廠復工，工廠已作出的關於工資的承諾，他們也將繼續在社交媒體上更新實施情況，讓Arvind及相關國際品牌承擔起應有的企業責任。

當我們環顧印度整體勞工環境，情形不容樂觀。五月，北方邦率先出臺條例，豁免邦內勞動法的適用1000日，並將一周工作時間從48小時延長到72小時。其後，近10個邦陸續出臺勞動法修訂或豁免政策。勞動法的變化，也讓工人群體的權益再次陷入不確定的境地，本就數量龐大的非正規工人的生活也很可能進一步惡化。卡納塔克邦於5月22日宣布，所有勞動法規在接下來三個月不適用，盡管該政策尚未完全實施，但工人可能陷入更困難的境地。也正是在勞工環境惡化的此刻，行動才顯得更加重要。Arvind工人會繼續聯合工會通過抗議、談判來保障自己的權益。

傑瑞米柯賓

減薪與裁員：疫情期間，白領遭受職場至暗時刻

智聯招聘近日發布的《2020年白領生活調研報告》顯示，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三成白領被裁員，大多數白領遇到工資縮水、漲薪取消或工資無法按時發放等問題，僅約兩成受訪者表示未經歷任何職場沖擊。

盡管智聯招聘的調研範圍有限，報告結果仍進一步質疑了政府官方發布的失業數據。官方數據顯示，中國的失業率在疫情期間保持平穩，3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9%。

智聯招聘報告（以下簡稱報告）顯示，有30.68%受訪白領在疫情期間經受了裁員，37.34%白領被減薪，27.97%遇到工資延遲發放問題，20.89%受訪者漲薪被取消。減薪、裁員現象較為普遍，相比之下，年長白領更容易被裁員，而年輕白領更容易被減薪。近4成70後受訪者表示已被優化，約38%的90後和95後受訪員工被降薪。

此外，值得註意的是，根據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服務業、教育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亦大致反映了報告所調查的員工——占據了今年以來記錄的大部分工人集體抗議。

報告指出，工資受疫情影響最大的是教育與服務行業，而實體經濟產業鏈裁員最多。從事文體教育/工藝美術的白領中，56.42%表示工資有所縮水，其次是48.51%的服務業與44.11%的文化/傳媒/娛樂體育行業。裁員現象頻發的行業以貿易/批發/零售/租賃業/快速消費品/耐用消費品和交通/運輸/物流/倉儲為首，占比均超過36%。

這與工人集體行動地圖的記錄基本相符。今年以來，工人集體行動地圖記錄的所有事件中，約52%的事件發生在服務、教育和交通行業，而製造業僅占工人集體抗議的15%。例如，5月15日，廣東省深圳市，美聯英語經營困難，拖欠工資，員工討薪。6月2日，江蘇省如臯市，一物業公司拖欠工資，員工討薪。以及最近，6月16日，遼寧省盤錦市，馬頭琴演藝拖欠工資，員工討薪。6月18日，廣州市廣州市，一駕校拖欠工資，員工起訴公司討薪。

服務業的集體抗議事件絕大多數與欠薪相關，且往往發生在規模相對較小、財務不穩定的企業，如商店、酒吧、健身中心等。

這些小企業的員工通常沒有工會代表，因此他們別無他法，只能通過集體行動表達不滿。即使他們去當地工會尋求幫助，也很可能被轉到當地勞動部門或勞動監察部門。

官方工會似乎完全與白領的需求脫節，尤其在越來越多的年輕白領不得不在不同的公司或行業尋找兼職以謀生的情況下。智聯招聘的報告顯示，32.5%的受訪白領從事過靈活就業或兼職，而就職於100人以下小微企業的白領更多體驗了斜杠生活，占比達到36.61%。相應地，近6成白領希望政府能夠鼓勵與保障靈活就業。

中國的白領員工確實有一些工會，如公立學校、醫院以及國企通常建立了工會組織，一些私企和外企員工也呼籲組建工會以保護員工利益。但目前企業工會往往更傾向於資方，沒有能力也沒有興趣幫助兼職、臨時或靈活就業員工。

六月工人集體行動數字超疫情前水平　工人向工會求助卻被轉介人社局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中國內地封城，經濟活動陷入停頓，曾經使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收錄到的罷工抗議事件大幅回落。然而，隨著不同行業於疫情緩和下復工復產，以及急需工資收入養家的農民工被迫重新出外打工，6月的抗議事件已回升至89起，超過今年1月的總數。

上月地圖收集到的抗議事件以江蘇（13起）和河南（10起）兩省最多，其中前者較多發生製造業抗議，後者則以建築業事件為主。

6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7%。不少製造業廠商出現倒閉和欠薪的情況，激起員工抗議。相比1月時只收錄到7起製造業抗議，6月收集到的案件增至21起。其中，服飾行業抗議以口罩廠為主，在6月發生了5起。口罩工廠在疫情爆發初期賺取了巨額利潤，但隨著疫情緩和，大量工廠加入市場造成生產過剩。口罩囤積，單價急降，使部分工廠出現欠薪和倒閉。詳情可參閱中國勞工通訊本月的電子月報。

其他製造業的抗議還包括電子、機械和食品加工業等。 6月13日，江蘇省蘇州市，富士影像拖欠工資，引起百多名工人抗議，從現場視頻可見，政府出動了防暴警察，發文者指有工人被打傷。 6月17日，從事食品生產的廣州如奇生物有限公司也被指拖欠數十名員工工資，共十幾萬元人民幣，工人在維權過程被毆打辱罵，警察到場後卻只要求相關人士道歉草草了事。

服務業抗議的數字則與1月持平，共有15起。該行業的抗議一般分布於住宿餐飲業、零售業和體育休閑業等，多屬小型抗議。湖南省嶽陽市的一起餐廳討薪可說是當中的典型。據嶽陽日報報道，一家名為「綠食軒」的餐廳雖然在疫情平伏後復工，但該餐廳並未補發員工一月份的工資，而是馬上裁掉10多名員工。考慮到生意大受打擊，這些員工都無奈接受裁員，只希望拿回欠薪，豈料老板不但拒絕，還威脅任何人有異議的話會直接關門，勞資矛盾因此迅速升溫。留下的廚師支持被裁廚師討薪，老板於是停止營業，繼而激起所有工人討薪。然而，疫情間掌握了工作機會的老板始終有更大力量：老板雖然在政府監督下作出口頭支薪承諾，不過其後又馬上反悔，走投無路的廚師們攔在老板車前討薪。

建築行業的示威抗議仍然占比最高。大部分拖欠工資的項目皆來自基礎建設項目工地，拖欠的時間已經超過一年，並非近期的新事。疫情使這些工人的生活更加困難，因而討回長期拖欠的工資便顯得更為迫切。以山東省濟南市一個建築項目為例，企業拖欠工資的數額已超過100多萬，一共涉及70多名工人的生計。工人們表示，由於疫情期間不能外出打工，拖欠的工資已經對工人生活造成嚴重問題，有工人甚至想輕生：「事態嚴重，不單單是個人問題，已經上升到社會問題，國家響應保護農民工工資問題，政府卻放置不管」。

由於工人的抗議數量增加，政府介入和勞資談判的調解方式也同步上升了，在6月份收集到的個案中，約兩成有政府介入，一成牽涉工人與資方的談判協商，以行業分類的話則仍是建築業最多。不過，政府介入也不見得收效。 6月17日，四川省都江堰市一班農民工因為中建二局項目部拖欠工資幾個月，由政府人員出面到項目部協調工資，結果二局項目部不聞不問，使員工在門外呆等。 6月30日，山西省陽泉市元承建業「三供一業」改造項目的外包工人也因為欠薪，連番向信訪局、勞動局求助，然而勞務公司仍然以協商拖延，工資問題遲遲未解決。

無論是疫情期間非常時期，還是常態之下，工會在維護工人權益不受侵害，以及一旦發生侵權之後的維權過程中，應該起到重要作用。中國勞工通訊就陽泉市「三供一業」項目的欠薪問題致電當地工會。據當地工會的職工服務中心工作人員表示，與平時工人只找政府勞動部門的情況不同，這次遭拖欠工資的工人曾經到工會求助，並獲得接待。不過，工會認為自己沒有執法權，難以解決工人燃眉之急，於是建議工人直接找人社局勞動監察大隊。值得一提的是，陽泉工會職工服務中心工作人員主動與討薪工人互相留下了聯絡方式以備不時之需。中國勞工通訊向陽泉市總工會建議，今後遇到工人維權求助，工會應該往前多走一步，以工人利益代表者的身份，與工人一起找相關企業和勞動行政部門，從而增加工人維權成功的幾率。

陽泉市「三供一業」項目欠薪問題，也暴露了農民工長期被工會忽略的問題。陽泉市總工會表示，負責此次「三供一業」項目的元承建業建有工會，歸屬於「工交建通」工會之下。但該工會只組織了建築公司正式職工加入工會，而在企業外包給勞務公司的建築工地的農民工，則不能加入工會。

對於組織農民工加入建築行業工會以捍衛利益的出路，不同的工會職員均含糊其辭。陽泉市總工會開展了「當好主人翁、建功新時代」主題勞動和技能競賽，就「三供一業」項目工地工人被拖欠工資一事，是否會減低工人參與這一活動的積極性，工會人員表示「活動沒有受到影響」。中國勞工通訊建議，工會主辦各類主題活動，應該以一線工人的積極參與為重點，以活動產生的效果為目的，而不應只是走形式，完成一定的量化工作任務，對上級交差。

柬埔寨對水泥的高需求將工人推向險境

眾所周知，柬埔寨的建築工人面臨諸多工作安全風險，這一問題已經得到廣泛報道。但水泥行業工人所面臨的危險較少為人所知。為柬埔寨新建的購物中心、摩天大樓和衛星城市提供原材料的水泥行業由不負責任的中資企業主導，這些公司急於從柬埔寨的建造熱潮中撈金。在柬埔寨南部貢布省，Danielle Keeton-Olsen和Mech Dara*調查了對水泥的狂熱需求是如何將工人的生命置於危險之中的。

5月29日，就在工作即將結束的時候，60歲的VarSruoch聽到了工地周圍石塊掉落的聲音。他的四人小組當時正在貢布省Phnom La』ang陡峭的山坡上鉆取石灰石。Sruoch和一名同事在離鉆井有一段距離的地方休息，發生山體滑坡時，二人逃了出來，但另外兩名工人被困住了。

Sruoch在逃跑時回頭看到巨大的石塊墜落在之前二人站立的地方。他說：「我回頭看著，心想，『這些石頭掉下來，那兩個人死定了。』」死去的兩人，Kun Ral和Nheub Saron，不僅是他的同事，也是他的表弟。

過去十年間，Sruoch一直斷斷續續在水泥行業工作，現在他已經退休。他在這行留下的一個紀念是一件牛仔襯衣，上面印有中國建築材料集團的八角形紅色標誌和「中柬華盛」的文字（見下圖）。他說這是Ral和Saron去世那天公司經理贈送給他的。

中國建築材料集團是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直接管理的中央企業，連續9年登上《財富》世界500強企業榜單，2019年排名203位。截至2019年底，資產總額6000億元，年營業收入3900多億元，員工總數20萬人。據官網介紹，「中國建材集團是我國建材行業『走出去』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排頭兵，水泥玻璃工程國際市場占有率達65%」。關於企業文化，中國建材「把實現人的幸福、人的價值作為企業發展的重要目標和根本追求，努力追求『讓員工與企業共同成長』」。

柬埔寨五家註冊水泥企業通過與泰國和中國企業合資，躍升為行業龍頭。位於西部馬德望省的馬德望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Battambang Conch Cement Co. Ltd.）是柬埔寨富豪與香港海螺國際控股的合資企業。而位於貢布省的柬埔寨卓雷丁水泥有限公司（ Cambodia Cement Chakrey Ting Co. Ltd.）則主要由上海上市公司華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控股，並由中國銀行提供資金。

Sruoch，Ral和Saron就是在中柬合資企業泰文隆水泥有限公司（Thai Boon Roong Cement）的一個外包小組工作，負責在Phnom La』ang分解石灰石。泰文隆水泥廠位於貢布中柬（泰文隆）工業經濟特區，是特區內第一家企業。另一家隸屬於國務院國資委的單位中國建築材料工業規劃研究院是特區的產業規劃編製單位之一。

作為中柬合作的標誌，柬埔寨首相洪森率部分內閣成員出席了特區開園儀式暨泰文隆水泥有限公司正式投產儀式。礦產能源部在泰文隆投產典禮上誇贊，該廠日產水泥2500噸，將使柬埔寨水泥年產量提升至800萬噸。

為了滿足水泥生產需求，每天開采和加工4000噸石灰石的任務由另一家在柬埔寨註冊的合資企業——中柬華盛工程有限公司承擔。該公司董事長是一位名叫莫韜的中國人。然而，該公司的註冊地址似乎並不存在，其柬埔寨電話也一直無人接聽。

水泥行業這種由大量不負責任的企業和分包商組成的龐大網絡，令本就缺乏訓練的柬埔寨政府檢查人員大感頭痛，他們往往完全忽視分包商。

盡管法律規定要進行勞工檢查，但勞工權益組織勞工與人權聯盟中心項目經理Khun Tharo說，實際上很少進行檢查。

Tharo說：「人們擔心的，一是勞工檢查員沒有經過專業培訓；二是腐敗，而且也沒有足夠的檢查員去做那麽多檢查。」

Tharo表示，無論是在水泥行業還是更大的建築行業，勞動和職業培訓部往往只對造成嚴重傷亡的事故作出反應，而非主動預防事故的發生。

柬埔寨勞動部為服裝廠和磚廠工人製定了專門的職業健康和安全準則，但尚未對建築行業製定任何標準，而建築業主要雇傭非正式工人。Tharo建議，即使政策製定者不考慮為建築行業提供專門保護，也應該對水泥行業分包商進行登記，並將工人登記在柬埔寨國家社會保險基金（NSSF），從而邁出保障建築行業健康和安全的積極第一步。

采訪位於貢布泰文隆以西15公裏的卓雷丁水泥廠工人時發現，該行業的健康和安全問題並不局限於石灰石采石場。

卓雷丁水泥廠與中國淵源頗深。1956年2月，萬隆會議後，西哈努克訪華時提出，希望中國政府無償援助柬埔寨價值800萬英鎊的物資和商品，同時援助建設多座大型工廠，位於貢布省的卓雷丁水泥廠便是其一。工廠始建於1961年，是柬埔寨第一家水泥廠，當年華新水泥廠也抽調專家參與援建。該廠過去也被稱為「劉少奇水泥廠」，被視為中柬傳統友誼的象征。

2012年，卓雷丁水泥廠改建。2015年2月，正式投產。華新水泥官網顯示，「柬埔寨卓雷丁水泥有限公司是中國華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響應中國政府『一帶一路』政策,實施國際化發展戰略，在中柬兩國總理的見證下，投資1億美元改造建設的一家大型水泥生產企業。」

在卓雷丁工廠外一處20世紀50年代風格的出租屋門廊上，Kheam Seth播放了一段他日常工作的視頻：將50公斤重的水泥袋從傳送到上搬下來，整齊地堆放在卡車上。他的老板是水泥廠一個未註冊的分包商，給他提供口罩或krama（一種柬埔寨常見的格子圍巾），以防止工人吸入水泥粉塵。但Seth說，他的雙手和腳踝常被白色粉末覆蓋，他經常感到難以呼吸。

Seth的朋友Tit Sovannara是卓雷丁公司的正式員工，他負責監控水泥攪拌過程，收入較高，還有國家社會保險。但是，當他發現使用保險需要雇主提供多種許可和批準時，他決定不再使用他的社保。

工人們表示，事故很容易被掩蓋，特別是在分包的情況下，很容易逃避稅收和對國家社會保險基金的支付。

Khem Phath是一名建築工人，同時也是柬埔寨建築和木工工會聯合會（BWTUC）在泰文隆的組織者。在他記錄並傳播Ral和Saron的死亡事故數周前，他調查發現了另一起工亡事故。在安裝倉庫屋頂時，倉庫突然倒塌，導致兩名中國建築工人死亡。Phath說，泰文隆沒有將該事故告知施工隊其他工人。事故發生於周日，當時正在工作的工人很少，Phath是從一名保安那裏得知此事。

泰文隆水泥公司在投產儀式上表示，在其近350名員工中，只有10%是外國公民。而與工人們的交談發現，無論是在水泥公司還是分包商，絕大部分經理都是中國人。這給分包工人帶來了額外問題，因為他們幾乎不可能與中國老板溝通。

另一名泰文隆建築工人和BWTUC工會組織者Uon Channa表示，大部分時候，沒有人為工人翻譯經理的指示，因此老板會責罵工人，或者強迫他們加班。

回想起5月29日發生的事故，Sruoch說，那天去采石場的時候，他就有一種奇特的感覺。在石灰石開采領域斷斷續續幹了十年，他知道雨季來臨前，巖石會變得更不穩定。但Sruoch覺得，即使自己會講中文，總是催促進度趕工的老板也不會聽從他的預感。

兩年前，另一名退休工人Ya Sophath也萬分驚險地逃脫了死亡的厄運。當時他為柬埔寨卓雷丁水泥的一個分包商工作，在鉆鑿時，他同樣聽到了石塊掉落的聲音，卻眼睜睜地看著一塊和他的農舍一樣大的巨石掉落在他和他的工友旁邊。

「如果我們向右躲，那就完了，」他說，「幸運的是，我們躲到了左邊。」

如今，47歲的Sophath在大山與水泥廠之間生活，他和妻子還有孩子們種植綠葉菜，在當地市場售賣。他說，工廠的工資更高，但不值得去冒生命危險。他那時沒有意識到水泥廠的工作那麽危險，直到遇上那次差點要了他的命的事故。

傑瑞米柯賓

新冠疫情之後，中國工人再遭洪水打擊

今年夏季，中國南方多地發生洪水災害，數以百萬計的人受到影響，受災地點集中在相對貧困的江西省、安徽省以及早前新型冠狀病毒的爆發地湖北。

與新冠疫情一樣，在洪水中受遭受沖擊最大的是中國的低收入工人，尤其是農民工群體。迄今為止，政府抗洪救災的工作重點一直集中在大城市上，小城市和農村地區往往受忽視。例如，在著名的瓷器生產地景德鎮，成百上千的車間、工廠和商店被洪水淹沒，部分地方積水達2米。

一位工廠老板向《南華早報》表示，為了清理遭水淹的建築物，她的生意可能不得不停一個月。在上半年的新冠疫情期間，不少商店被迫停工約三個月，商家抱著尋找新客戶、增加收入的迫切願望，不料卻目睹自己的庫存在洪水中被毀。

由於許多小城市和農村地區缺乏政府援助，農民工不得不趕回家鄉參與抗洪救援。農民工往往積攢微薄的收入數十載，才能在家鄉建造房屋，此次洪水不僅使這些房屋嚴重破壞，是否能獲得保險金賠付也成了問題，給農民工們帶來巨大的經濟困難。

與此同時，新冠疫情中一直奮戰在一線的低薪工人再次被叫上前線。在景德鎮附近的樂平市，2000名環衛工人被派往災後現場清理清理積水處垃圾，以防堵塞及垃圾滋生出疾病。安徽歙縣的情況也十分類似，1600名環衛工人加班加點清理垃圾以及積在低窪路面的淤泥。另一點與新冠疫情相呼應的便是，女性勞動者再次站在防洪救災的第一線。

地方政府和工會幹部的工作已經轉移到抗洪救災上。杭州市總工會日前開展了一項補貼計劃，洪災中喪生或受傷的工人，最高可獲得2萬元的補償。不過，杭州的做法並不普遍。實際上，能從政府或工會的救濟措施中受益的工人少之又少，而對於普通工人來說，洪災帶來的損失已經對家庭財務造成重大壓力。

國家統計局7月16日發布的上半年政府官方數據顯示，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下降了1.3％，而人均消費支出也下降了9.3％。城鎮地區的數字下降更高，分別下降了2.0％和11.2％。

官方數據從側面在證實了疫情以來的許多說法：即使身為中產階級，白領也遇到了工資縮水、漲薪取消或工資無法按時發放的情況，部分甚至面臨著被辭退或休無薪假的窘境。對低收入的農民工來說，影響就更為嚴重了。

近期發布的一項調查表明，截至3月下旬，至少有3千萬到5千萬農民工失業，到了5月中旬，可能至少還有2千萬農民工無法復工 。那些可以找到工作的工人，通常工資較低、工作條件更為不穩定。調查還指出，只有極少數的失業農民工獲得了失業保險金或收入補貼。

面對又一波困境，中國工人展現了非凡的韌性。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顯示，隨著裁員和欠薪的不斷累積，工人們不再耐心等待，各地工人抗議數量再次回升。

天津港爆炸五周年，中國高度警惕危險化學品

天津港「8·12」重特大事故五周年來臨之際，中國下令對全國危險化學品儲存安全開展專項檢查整治。2015年8月12日，天津市濱海新區天津港的瑞海國際物流中心貨櫃碼頭起火並發生連串爆炸，事故造成173人遇難，其中包括104名消防員。

8月4日，黎巴嫩首都貝魯特港口區發生劇烈爆炸，目前已造成超過200人死亡、6000余人受傷。這一事故與天津港爆炸有著驚人的相似，促使中國官方部署開展危化品儲存專項整治。

8月5日，國務院安委會辦公室、應急管理部召開全國安全生產專題視頻會議，要求吸取黎巴嫩貝魯特爆炸事件教訓，以港口、碼頭、物流倉庫、化工園區等為重點，立刻開展全國危化品儲存安全專項檢查整治。

根據《新京報》報道，會議特別提出了硝酸銨不當儲存的危險。硝酸銨爆炸是天津港事故的直接原因，目前天津港已不再開展硝酸銨類等爆炸品的所有作業。硝酸銨也可能是貝魯特爆炸的事故原因。

「各地區要對所有硝酸銨等爆炸危險性物品的儲存場所開展定量風險評估，組織有經驗的行家專家深入一線指導服務、明查暗訪，真正深入查具體查。要堅持從源頭抓起，嚴格落實危化品生產、儲存項目的聯合審批和從嚴把關要求，科學合理布局危化品生產、儲存企業。」

會議也指出了未能吸取過去事故教訓的問題，「每一起事故教訓都是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但一些重特大事故調查報告提出的整改措施往往『束之高閣』」，並提出要深入開展天津港「8·12」等重特大事故整改措施落實情況「回頭看」。

8月8日，國務院安委辦第一檢查組明查暗訪天津港區發現，天津匯洋石油儲運有限公司仍存重大隱患。檢查組在一張動火作業許可證上就查出8個問題，並發現監火人擅自離崗，罐液位低報警值過低等問題。第一檢查組組長、應急管理部危化監管司司長孫廣宇說：「黎巴嫩貝魯特港重大爆炸事件教訓就在眼前，我們必須深刻吸取教訓，絕不允許安全管理上的形式主義。」據悉，天津市對檢查組發現的問題高度重視，要求天津匯洋石油儲運有限公司立即停產、連夜整改。

在5日的全國安全生產專題視頻會議上，也指出了地方政府普遍未能全面落實安全生產整改措施。在過去幾年的大型事故中，媒體曾多次報道，企業在事故發生前曾在安全檢查中發現違法違規行為，或安全檢查不合格，但未能改善其安全生產條件進而引發事故。

然而，除了老生常談威脅對未執行整改措施的事故責任人和官員進行嚴懲外，這次會議沒有就如何改進安全生產狀況提出任何新方法。

會上沒有提到企業和地方工會幹部在維護工作場所安全和報告安全隱患方面應該發揮的作用。正如中國勞工通訊在近期工會改革觀察與促進報告中所指出，工會在安全生產中通常只被視為輔助性角色，沒有糾正工作安全隱患的實質權力。這種情況亟待改變，因為目前實行的由政府自上而下的檢查方式顯然行不通。

天津港爆炸本應給中國安全生產敲響警鐘，但自事故發生以來的五年裏，中國勞工通訊安全事故地圖記錄的近2600起事故中，至少有275起爆炸事故（平均每周超過一起事故發生）。其中，57起事故發生在化工廠，另有8起發生在化工倉儲設施。

事故調查一再發現重復的問題——為了降低成本或者賺快錢而違法或擅自生產，導致安全檢查不合格。政府的監管框架無法落實安全生產標準，解決這一問題，需要那些最接近工作隱患的人的幫助，即工人自身和他們的工會代表。

共享電單車加大投放，全國多地出租車司機抗議

當受新冠肺炎疫情重創的中國出租車司機還在復元時，一場新的共享電動單車潮流已經開始威脅他們的生計。從去年起，數家科技企業在全國不同城市投放了大量電動自行車，新的共享商品，加上網約車的持續擴張，使原本已經飽受競爭困擾的出租車行業營運更為困難。可以肯定的是，新一波的出租車司機抗議將會爆發。

自今年5月至7月，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錄得18起出租車司機抗議。雖然大部分抗議仍然來自疫情帶來打擊的余波，例如要求公司減租、退回營運費和要求政府津貼等，但其中4起事件直接針對共享電動單車的競爭。

6月12日，位於湖南省湘陰縣的出租車司機集體向政府投訴，指科技公司拜米違法投放數百部電動共享單車。司機指，這些電動單車的推廣根本沒有經過任何招標，而且縣內亦沒有相關法例監管電動單車的運作。由此，人們不戴頭盔、毫無安全裝備地在車道上駕駛電動單車，將大大增加交通意外的危險。

面對司機的投訴，當地政府在沒有提供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回復指電動單車合法。這激起了司機更大的不滿，他們先向縣內的縣紀委發信，懷疑縣政府跟拜米私相授受，另一方面，不少司機直接扣押市內的自行車，阻止拜米正常運作，釀成拜米員工和司機的沖突。

湘陰縣出租車司機發起抗議後，四川省南部縣、遼寧省大連市的司機也相繼加入。 7月19日，南部縣的司機包圍了運送電動單車的貨車，雙方對峙引起當地警方介入。7月31日，大連市的司機則私自收繳市內電動單車，將車集中丟棄到開發區的空地。

自從中國大城市例如廣州、北京和上海2018年禁止新單車的投放後，共享單車的狂熱經歷了短暫的降溫。大街小巷隨處亂泊、丟棄共享單車的現象有所改善。

不過，科技企業還是找到了當地政府，特別是二、三線和四線城市政府的監管空檔，開始投放科技水平更高的電動單車。哈啰出行是首先加入戰團的企業之一，其他主要公司與美團、滴滴也加入市場。2019年全國國共享電單車數量已超過100萬輛，估計至2025年，這一數字將會增長至800萬輛。

2019年4月15日《電動自行車安全技術規範》落地執行。不過，這些規例與其說限製共享電動單車的發展，不如說為它的發展打下基礎和提供企業可以遵守的遊戲規則。共享電動單車看來將會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不過湘陰、南部和大連等地的出租車司機抗議表明，司機們在絕處中仍然堅持鬥爭。對此，地方政府多以警察介入以平息司機抗議，但未能有效處理司機的不滿，工會需要站在司機的立場保護他們的生計。

二十年東北工人抗議變遷

二十年前，作為老工業基地的東北三省曾是中國勞工抗爭活動的中心。在國企改製和破產浪潮中下崗的大量工人發起了眾多大規模抗議，要求得到應有的待遇和補償。其中，以2002年黑龍江大慶油田工人和遼寧遼陽鐵合金廠工人的抗爭最為聲勢浩大，總計有數萬工人參加了長達數周的抗爭。北京方面則將此類抗爭活動視為對政權的重要威脅，將眾多工人領袖逮捕並判刑。

在二十年後的今天，至少在表面上看來，東北是頗為平靜的。現在的工人抗議以廣東、河南、山東以及江蘇為中心，並向全國各地蔓延開來，滲入到各行各業的工人當中。從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的記錄來看，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的工人抗爭活動僅占過去十八個月全國總量的7.5% 。

現在東北的抗議活動不再以國企工人為主，而集中於各種新興私營服務行業和交通運輸業。這些工作一般收入低且不穩定，基本不提供任何社會保障或福利。當今的抗爭活動一般是短暫的小規模抗議，所以地方政府也不將其視作重大威脅。盡管如此，這些抗爭活動依然反映了東北工人長期以來對低迷經濟情況的不滿與失望。今年已經有數起抗爭行動演變為暴力沖突，政府最好不要忽視工人們正在積累的不滿，畢竟十八年前的抗爭人們還歷歷在目。

在2019年一月到2020年八月中旬期間，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共記錄到137起發生在黑吉遼三省的工人抗議事件。其中，服務業占33%，交通運輸業占25%。這些數字鮮明地刻畫了東北經濟的轉變。

今年七月，近千名天鵝出租車公司（哈爾濱最大的出租汽車公司）司機發起了近五年來黑龍江最大的一起集體抗爭行動。出租車司機們要求公司停止拖延，按照政府政策退還過去數年的「標費」。「標費」即是司機繳納給出租公司，換取運營權的租金。2018年，當地交管部門終於取消了長期遭到抱怨的「標費」。然而直到2020年，仍有多家出租車公司的哥的姐沒有收到退還的「標費」。天鵝公司司機們的集體行動很快引起了哈爾濱另外兩家大型出租公司的哥的姐們的響應，他們也同樣被公司拖欠著「標費」。新冠肺炎本就給出租車行業造成了嚴重的沖擊，出租公司這些不負責任的做法逼迫司機們不得不反擊以求生。

東北的運動、休閑行業同樣在本次疫情中遭受重創，有多起集體行動均與健身房的倒閉直接相關。即便營業禁令取消，他們的生意也大多無法繼續維持。以7月28日發生在長春的一起討薪為例，該健身房在一夜之間迅速宣告關門，老板隨即卷款跑路，留下討要薪水和會費的員工和顧客。在過去數月內東北三省曾發生數起類似的欠薪事件，老板一夜消失，只留下錢包空空的顧客和員工。

在遍布老工業城市的遼寧，餐飲與娛樂業吸收了很多國企下崗職工。但在新冠肺炎疫情當中，該行業也遭受重創。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收錄到了數起與餐飲娛樂業有關的欠薪糾紛。6月16日，盤錦市馬頭琴演藝的員工拉起橫幅抗議該公司自2019年末便開始拖欠工資。馬頭琴演藝是當地的一家大型餐飲娛樂中心，以蒙古傳統文化為主題。與2000年左右的國企職工抗議相仿，這些員工也聲稱當地政府包庇公司，「不為百姓辦事」。

從全國範圍來看，建築行業的抗議活動占所有工人集體行動的42%。但在東北，建築行業占比只有20%。這表明東北地區相對缺少新的建築和基礎設施項目，而東北上半年度的經濟也的確處於負增長狀態。

在過去18個月中，我們在東北只記錄到兩起采礦業相關的抗議活動，而采礦業是東北傳統的龍頭行業之一。上一次大型的礦業工人集體抗爭發生在2016年三月，與2000年前後的事件類似，大型國企龍煤集團雙鴨山煤礦拖欠工資，上千名憤怒的工人發起罷工與抗議，最終迫使地方政府同意支付工資。

時任黑龍江省長陸昊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兩會」記者會上聲稱「龍煤井下職工8萬人，到現在為止，沒有少發一個月工資，沒有減一分收入」，激怒了雙鴨山的工人。在2016年3月12日，陸昊終於承認他所了解的「重要信息報告不真實」，並說當地政府已經承諾會支付被拖欠的十一月和十二月工資。3月15日，工人們說他們大部分人已經收到了一月份的工資，而二月的工資也會盡快發放。

東北長期以來也是大規模教師抗議活動的中心。現在也偶爾會有這一類的抗議活動發生，但上次大規模抗爭還是在2018年一月的北京。當時來自全國各地的民代幼教師（以東北為主）聚集在首都，抗議被長期拖欠的養老金和其他福利待遇。

經過改製之後，東北的國有企業數量大大下降，競爭性與盈利性也更強了。但國有企業依舊偶爾發生集體抗爭事件。2016年十一月，千余名一汽大眾派遣工發起抗議，要求這家位於長春的中德合資企業實行同工同酬。一些以勞務派遣公司名義被一汽大眾聘請的員工聲稱，他們的工齡已經超過十年，但工資只有直聘合同工的一半。盡管工人們最後取得了部分勝利，但工人代表符天博卻被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罪名關押了一年多。

不過，政府對於符天博的處理，已經較當年對待遼陽鐵合金廠工人領袖的手段溫和些了。2003年，遼陽鐵合金廠工人領袖姚福信和肖雲良分別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入獄七年和四年。發生在2002年春天的遼陽鐵合金廠事件，在當時是最有名的工人抗爭案例之一。但正如之前所說，此次抗爭只是全遼陽、全遼寧、乃至全東北國企下崗工人大規模抗議的一部分。

當年的情況和現在類似，工人們的訴求都很基本：要求破產企業支付被拖欠的工資、養老金和其他工人應得的福利。同樣類似的是，地方政府和工會幹部在面對工人們的維權行動時也基本無所作為，還常常站在企業一邊。

2018年，中華全國總工會稱要推動組織包括運輸業和服務業工人在內的八大群體加入工會，而在東北，這兩個行業也是集體行動的高發區。然而，幾乎沒有證據表明各地工會為這些工人做了什麽。黑龍江的出租車司機、吉林的健身房員工、以及遼寧餐飲娛樂業員工們的耐心已經快要耗盡了，地方政府和工會必須盡早聽取工人們的呼聲並有所作為。

傑瑞米柯賓

香港碼頭業工會痛斥公司妄顧工人致疫情爆發，將爭取職災及停工賠償

截至8月23日，香港葵青貨櫃碼頭已經發生了73起新冠肺炎感染個案。葵青貨櫃碼頭作為香港物流運輸業最重要的支柱，在疫情間仍然全天無休。工人每天被迫在狹小擠迫的休息室歇息，令偶然染病的工友將病毒廣泛傳播，最終造成大爆發。

此次發生群體感染的工人大多受聘於現代貨櫃碼頭的外包商「宏記」。一般而言，香港貨櫃碼頭的一線工人皆受雇於五家碼頭管理公司的分包商，工人的勞動條件歸分包商決定。是次發生問題的工友休息室，則被發現環境惡劣，使病毒傳播起來一發不可收拾。

據香港01報道，葵青貨櫃碼頭休息室大多設備殘舊，衛生情況惡劣。休息室擺滿碌架床，工人輪流上床休息，惹來傳播風險。

香港碼頭業職工會指出，在2013年發起大罷工時，工人已明確提出改善休息室環境。工會在2015年檢討罷工成果時的發言顯示，當時休息室惡劣的程度，是「工友需睡在地板上，更不時有鼠蟲出現」，罷工兩年後，「外判商願意改善環境，在休息室放置大量碌架床；增設冷熱水淋浴間等」。不過，現在看來這種改善只是由最不人道的條件稍微好轉一點而已。休息室的衛生問題在疫情間完全暴露出來。

香港碼頭工人惡劣的勞動條件在2013年的罷工遭徹底曝光。當時，碼頭工人工時之高甚至連在中國工廠超時加班的工人也為之汗顏：工人不時需要連做三更，工作足足24小時，船期繁忙時，甚至有連做72小時的情況。另一方面，碼頭大部分工種的工資和17年前相比沒有增加，普遍日薪是$1100至$1300，折合時薪約100多元。不得不提的還有，因為沒有規定的吃飯時間，機手長期身處高空而要在駕駛室解決大小二便，當時引起一片嘩然。

長達40天的鬥爭中，碼頭罷工爭取到9.8%的工資增幅，翌年工會爭取下再獲得6%加薪及4.1%績效獎金。雖然總計加薪19.9%，但仍落後1997年至今的通脹7%。另一方面，外判商承諾改善工人工作情況，如讓工人停機吃飯、讓工人可以離機解決生理需要，以及改善休息室的環境。

不過，這次碼頭大規模爆發肺炎的嚴重職業災害，充分顯示以往罷工爭取到的成果極為有限，資方一如以往的工作安排是引致感染爆發的主因。為此，中國勞工通訊聯絡了碼頭業的相關工會，了解他們對現況的了解和未來行動。

香港職工會聯盟的統籌幹事王宇來表示，他們在第一波疫情爆發時已預料碼頭的爆發︰「碼頭的休息室比香港監倉環境還要惡劣。我們要求外包商作嚴格措施保障工人的健康和防止病毒傳播，但完全不獲理會。公司只是叫工人不要抽煙，因為之前有個案是兩人在街邊抽煙時傳染。」

「6月食肆重開，加上政府放寬33類人員免檢疫，是疫癥爆發的伏筆。7月23日，碼頭一位司機染病，但公司並無提出措施防止疫癥傳播。8月8日，衛生防護中心才意覺碼頭有爆發的可能，但並無安排檢疫。8月13日碼頭已有17起個案，政府才開始檢疫，但公司仍然要求相關工人繼續工作。8月14日，工人歸還檢疫樣本時，碼頭仍然不停止運作。15日便有工人確診，公司才在翌日安排工人停工，未確診的工人入隔離營，實施措施減少工人聚集。前後2個多月時間，碼頭公司明知有爆發風險，但根本致工人性命不顧，是極不負責任的行為。」王宇來說。

王還提到，業內稱碼頭的休息室為「hot bed system」。由於香港碼頭工人相比其他地方的同行經常需要連做3更，24小時工作，因此工作完畢後往往馬上會到休息室補充睡眠，由下一位工人接替。當工友休息過後起床工作，上一更的工友便接替休息。由此，休息室的床總是呈溫暖狀態，是為「hot bed」。 「這樣頻繁共用的休息室無疑是疫情爆發的溫床。」他說。

疫情爆發後，職工盟工會接觸到的工友均相當憤怒，認為碼頭無視工人生命。另一方面，公司緊急補救，增置較少人同時聚集的休息室，亦顯示它根本有能力為工人提供更合理的休息空間，一直以來只是欺壓工人勢弱才不作改善。

工會表示將以工傷角度與受感染的工友向企業追討賠償，組織因疫情停工的工人爭取補償，以及提高休息室問題的優次，要求企業為每組工人興建永久休息室，減少每間休息室的聚集人數。長期而言，工會將要求貨櫃碼頭公司改變工作模式，結束工人連續24小時工作的情況。

CLB最新發布：《工會歸位，履行安全生產監督職責》

本周，中國勞工通訊發布了研究報告《工會歸位，履行安全生產監督職責》。報告闡明工會多年來在安全生產監督上的缺位，探究我國安全生產製度的癥結所在，並指出只有激活工會的監督職責，才能從根本上改善安全生產狀況。

近年來，我國安全生產形勢有所好轉，但每年頻繁發生的各項事故仍然造成了大量工人死亡，每個工人背後的家庭也因此受到無法磨滅的傷害。從響水化工廠爆炸後，村裏人朋友圈的尋人啟事；到從豐城發電廠坍塌的施工平臺中逃出生天的工人，和另一邊接受采訪時稱「趕工期也要趕」的項目負責人；再到孫家灣煤礦礦工家屬們守在礦井周圍，尋找瓦斯爆炸事故中下落不明的親人……

煤礦、化工廠、電廠、建築工地上的事故似乎始終照著程式化劇本上演：立法——違法——發生事故——調查——處罰責任人——等著下次事故——再調查——再處罰責任人——繼續等著下次事故發生。如何打破這一循環，最大限度預防事故發生，保障工人的職業安全和健康？在最新發布的研究報告中，中國勞工通訊指出，工會有望成為破局關鍵。

報告共有四章。第一章從法律和三個安全生產事故的角度分析了工會目前在安全生產監督方面的作為。《工會法》《安全生產法》等法律賦予了工會監督安全生產的職責，但日常工作中，地方工會及部分企業工會、行業工會主要通過開展「安康杯」競賽、專題講座，強化企業及職工的安全生產意識，具體的安全檢查、前期的安全生產計劃製定，工會未能積極參與其中。事故發生後，工會也只是事故調查組的眾多參與方之一。各級工會多年來在安全生產的監督中缺位，工會幹部也從未因為不履責而被問責。

第二章解析了安全生產製度的體系的四大角色，即訂立法律、行政執法、企業落實和工會監督。四大角色本應各司其職，各自把關。然而，我國安全生產製度存在「行政為大」的特色，行政部門實際上兼顧了執法與監督的雙重角色。以事故高發的建築業為例，盡管政府高度重視安全生產，不斷發文件、搞檢查，仍難以有效預防安全事故的發生，而本應承擔監督角色的工會則始終缺位。

第三章介紹了外國安全生產監督的四個案例，分別是美國紐約三角地內衣工廠火災、英國Aberfan煤礦礦堆滑坡事故、加拿大新斯科舍省Westray煤礦爆炸事故以及加拿大Elliot Lake鈾礦職業病事件。這些海外經驗證明了工人們不是、也不應該是等待充滿善意的政府來拯救、保護的脆弱受害者，而是有智慧、有力量，能夠掌握、捍衛自身權利的公民。安全生產的維護是一場長期的、動態的、隨時隨地都在進行改進的過程，工會可以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

如何從根本上健全安全生產製度，有效預防事故的發生，報告在第四章中提出了相關建議。首先，應該從行業工會的有效運作入手，組織一線工人加入各類行業工會，加強行業工會在一線工人中的代表性。其次，推動行業工會與企業協會進行集體談判，達成行業年度集體協議，以保障工人權利及職業安全。發動工會會員，即一線工人在工作現場直接參與安全生產和職業健康的監督和維護。

報告認為，中華全國總工會應充分利用工會改革的空間，從事故高發的行業入手，如建築業、采礦業、環衛業、倉儲物流業等，建立相應的行業工會，並組織一線工人入會，開展行業集體談判，積極探索從被動維權向主動協調和談判轉型的路徑。

越南即將翻開工人組織新篇章

從2021年起，越南將允許成立不隸屬於官方工會的新工人代表組織。Joe Buckley探討了這一變化可能對越南工人和目前主要的勞工組織者產生何種影響。

2021年1月，越南勞工政治將發生重大轉變，新修訂的《勞動法》將生效。最大的變化在《勞動法》第十三章，它將第一次允許「企業一級的工人代表組織」（tổ chức đại diện người lao động tại doanh nghiệp，WROs）獨立於國家領導的越南勞動總聯合會（Vietnam 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ur，VGCL）。

「工人代表組織」並非工會；只有隸屬於越南勞動總聯合會的組織才是工會，依《工會法》管理。勞動者可以在企業成立或加入他們自行選擇的代表性組織，這些工人代表組織在單個企業一級可以進行集體談判和組織罷工。但新修訂的《勞動法》沒有允許工人代表組織在企業級別以外成立行業或地區聯合，雖然第174條含糊提及工人代表組織的成員可以決定組織的合並和聯系，但沒有詳細說明。

《工會法》明確規定了越南勞動總聯合會的資金來源為工會會費、對企業征收的工會經費、國家支持以及越南勞動總聯合會所屬企業的利潤。而對工人代表組織來說，除了會員會費以外，沒有法律規定其他資金來源。《勞動法》第十三章還賦予政府註冊和解散工人代表組織的權力，而且如果企業倒閉，工人代表組織也必須解散。

越南勞動總聯合會依然保留了全國唯一合法工會聯合會的特殊地位，《勞動法》還規定，如果工人代表組織想成為工會，它們可以加入越南勞動總聯合會，由《工會法》管理。盡管如此，允許成立工人代表組織仍是一項重大的法律變革。下面讓我們來看看與越南工人結社自由改革息息相關的一些關鍵組織：

越南勞動總聯合會

政府領導的越南勞動總聯合會是越南祖國陣線的一部分，是越南共產黨領導的群眾組織，其他群眾組織還包括農民協會、婦女聯合會和青年聯合會等。工會章程規定，越南勞動總聯合會的職責包括四個方面：促進生產力發展；維護工人權益；參與經濟和社會管理；以及宣傳黨的方針，動員工人。與中華全國總工會一樣，越南勞動總聯合會也遵循列寧主義的雙重職能工會模式。這是1921年俄共十大產生的學說，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工會既鼓勵發展生產力，同時也保護工人不受苛待。

越南勞動總聯合會通常被認為是越南共產黨的工具，在保護工人權益方面毫無用處。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如此，毫無疑問，越南勞動總聯合會不能真正代表工人。不過，越南勞動總聯合會在集體談判、自下而上的工人組織以及在勞資糾紛中提供更好的法律援助方面，已經進行了一些嘗試。越南目前正在對《工會法》進行修訂，以便適應「新形勢」（tình hình mới）。修法範疇包括工會結構、工會經費，以及各級工會在處理勞資糾紛方面的作用。

在越南勞動總聯合會內部有進步派，他們希望該組織能夠成為真正的工人利益代表者，長期呼籲給工會更大的自主權，並將越南勞動總聯合會從以服務為基礎向積極組織轉變。進步派認為，結社自由改革可以積極催化工會改革。由於越南勞動總聯合會實行民主集中製，很難評估進步派究竟有多大的規模和影響力，但它肯定是存在的。

例如最近，越南勞動總聯合會前主席鄧玉松主張，促進工人代表組織的資金更加公平。目前，企業必須繳納基本工資金額的2%作為工會經費。而在即將施行的新《勞動法》中，在有工人代表組織的企業中，沒有提及要把企業繳納的經費分配給工人代表組織。鄧一直主張，應該根據工會和工人代表組織的會員人數來分配這筆錢。

越南勞工和越南勞工運動

越南勞工（Viet Labour）和越南勞工運動（Viet Labour Movement）是堅韌不拔、戰痕累累的異見分子組織。這兩個組織在2016年底分裂，是2000年代中期越南準備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湧現的一些獨立勞工組織的後代。正如這些組織自身所做的聲明一樣，它們並不是工會，不是由工人建立和領導的。這是一群積極分子為了勞工權利和結社自由而建立的組織。他們大多向工人提供有關勞工權利和勞動法的建議。

越南勞工和越南勞工運動對越南勞動總聯合會持敵對態度。一些組織成員入獄或流亡，至少在過去幾年裏，他們的公開活動明顯減少。這次改革預計不會為這些組織的自由運作開辟多少空間（如果有的話），因為政府認為它們是「政治」組織，其關心的問題遠超企業中工人的工資和勞動條件問題。

越南獨立工會

越南獨立工會（ Vietnamese Independent Union）是這一領域的新來者。該組織於2020年6月成立，有一個華麗的網站和社交媒體，該組織稱希望建立獨立工會。不過，越南獨立工會也表示，希望與越南勞動總聯合會建立建建設性關系，共同保護工人權益，履行自由貿易協定中完善國內勞工權益的承諾條款。這種做法與越南勞工、越南勞工運動截然不同，後者完全排斥越南勞動總聯合會。

一方面，越南獨立工會的策略似乎是務實、理智的，無論外界如何看待越南勞動總聯合會，它都不會消失，必須以某種方式與之接觸；另一方面，越南勞工認為，越南獨立工會並不是真正的工會。越南勞工發表聲明，認為越南獨立工會其實與越共有聯系，偽裝成獨立工會。越南勞工還提醒，在目前的改革中，可能出現很多假的獨立工會，工人需要保持警惕。

工人的自組織鬥爭

然而，在過去15至20年中，對改善工人勞動條件和待遇影響最大的不是某個特定組織，而是工人自發組織的抗爭。越南每年都有成百上千次罷工，尤其自2000年代中期以來。雖然在越南罷工是合法的，但發起罷工需要遵循一套復雜的官僚化程序，包括罷工須由越南勞動總聯合會領導。這顯然並不現實，從技術上講，可以說每次罷工都是非法的、野貓式的罷工。罷工的組織方式是去中心化的，很少有可識別的罷工領袖，而且基本上與上文所述勞工組織無關，雇主難以對工人罷工進行預測或提前準備。工人的自組織抗爭取得了重大勝利，且不僅僅是在企業層面。例如，罷工促使政府製定了年度最低工資增長機製，並迫使越南勞動總聯合會和其他政府部門對勞動關系製度進行改革。

實際上，建設和改革勞動關系製度的目的一直是建立「和諧勞動關系」（quan hệ lao động hài hoà）——這主要是指停止罷工。目前的改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理解為就是要工人停止罷工，而且這可能是有效的，因為記錄的罷工數量在過去幾年裏確實顯著下降（由於新冠病毒帶來的危機，罷工在2020年的頭幾個月又有所回升）。

工人代表組織將對工人產生何種影響尚不得而知。未來可能出現幾種情況：工人可能完全忽視工人代表組織而繼續進行野貓式罷工抗爭；另一種可能是，工人代表組織會成為收編和製度化工人不滿的工具，但不會給工人帶來什麽實際好處；第三種可能是，工人代表組織確實成為工人向雇主提出訴求的有效方式，或者它們將進一步促進結社自由改革；最後，工人組建和加入工人代表組織的威脅可能迫使越南勞動總聯合會成為一個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工會。

傑瑞米柯賓

外賣平臺調整配送時間有名無實　騎手：需要工會組織

9月初，《人物》雜誌一篇《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的文章把外賣員高強度的工作節奏巨細無遺地寫了出來，再次引起了對外賣平臺的輿論批評。文章詳細地描繪了平臺系統顯示的送餐時間標準與現實中騎手在送餐過程需要耗費的時間落差，如何必然使外賣員無法達標，從而產生逆行闖燈、超速駕駛等危險，以及騎手與顧客和商家的爭執。

文章提到的現象在2016年起越發嚴重。當時，美團、餓了麽兩大外賣平臺開始了以消費者補貼、擴張業務範圍的方式競爭。瘋狂燒錢和削價造成成本飆升，企業於是以提高對騎手的剝削來補償損失。由此可見的是：騎手單價逐步下降、配送時間壓縮、罰款愈加嚴厲、意外事故層出不窮……

自此，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收錄的騎手罷工抗議事件不斷上升，由2017年10起事件增至2019年的45起。安全事故地圖自2018年收錄的騎手交通意外則有121起，當中19起騎手送餐身亡。

迫於輿論壓力，餓了麽、美團兩家公司在9月10日作出回應。餓了麽表示會給顧客選擇是否多等5分鐘，讓騎手有放寬送餐時間的可能；美團則表示會增加8分鐘送餐時間。然而，企業的回應並未得到騎手接受。部分平臺用戶則不滿新規定把平臺的勞動條件問題扭曲成消費者與外賣員的矛盾，甚至擔心多加5到10分鐘只會使騎手多接單，讓問題惡化。

「有的商家出餐慢，就是多加5到10分鐘，商家都出不來餐。」針對餓了麽的5分鐘按鈕，《南方都市報》訪問的外賣員直指按鈕用處不大，連簡單的商家出餐時間差也處理不了。 「規定是10分鐘出餐，但是到了時候它出不來」 ，「顧客剛點完餐，系統就派到騎手手裏，騎手去催單，商家也很生氣」。另一方面，顧客取餐的延誤同樣造成骨牌式的超時問題。 《央視財經》訪問的餓了麽騎手提到︰「有時候你送餐，寫字樓不讓上，你讓這個顧客下來取餐，顧客一直二十分鐘才下來，你說你怎麽辦，你的餐全部都超時了。 」

騎手提出清楚的要求：出餐慢的商家延遲發單，基本做好後才發單，讓騎手去取；在重點地方（例如醫院、寫字樓）增加智能取餐櫃。如此簡單的改變，餓了麽自然不會想不到，不過這個做法將會大大緩和工作強度，與平臺的利益矛盾。在沒有激烈鬥爭的情況下，平臺只會把責任推到顧客身上。

美團外賣多加8分鐘的改動似乎代表著真實的改變。不過，由外賣員設立的微博帳號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盟主9月13日發布的短片裏，稱「盟主」的小哥揭穿這項改動只是掩眼法，事實上配送時間並無任何改變：「延後八分鐘一直都有。假如你們(顧客)正常點餐，是38分鐘送到，系統會顯示預計送達時間是30分鐘，但都會給外賣小哥留個8分鐘。它現在只不過是把那8分鐘在顧客那邊顯示，所以說壓根是新瓶裝舊酒，換湯不換藥。」

盟主認為外賣騎手面對最主要的問題是訂單配送價格的不合理調節。以他所在的北京地區為例，原來3公裏的訂單價格是8塊多，現在降到5塊多。為了維持收入，外賣員不得不多跑單，造成了跟商家等餐的矛盾，以及路上違反交通規則等。平臺任意調整訂單價格完全不顧對外賣員工作的影響。

如此看來，兩家企家耍的太極化解了輿論的壓力，但外賣騎手情況絲毫沒有改善。說到底，最重要的東西——外賣平臺的算法——操控在企業手上。整個算法的設計都與工人敵對：外賣員因為不明原因被系統封號，要工人反過來申訴；系統收集和計算工人派送速度和業績，再決定派件量和送餐距離；派送距離不以行車距離而是以直線距離計算，甚至出現要求逆行的跑法。

工人需要有組織的力量改變算法設計已日益成為外賣工人爭取利益的出路。中華全國總工會近兩年大力推動網約送餐員等八大群體入會，自2018年以來，新發展八大群體會員654.7萬人。盡管組建了一些外賣員工會，但這些工會的效用成疑。即使在官方宣傳裏，工會也自稱其作用是提供技能培訓、法律援助、醫療互助保障等服務，等而下之的是高溫慰問、1元搶購西瓜等無關痛癢的福利，對於組織工人改變平臺的勞動條件上只字不提。

針對這一情況，央廣網新聞引用了清華大學公益社會組織與社會治理研究所副所長賈西津的建議：騎手要形成勞動聚合體，取得話語權，無論是政府監管，還是平臺介入引導，還是加入工會組織，外賣員要有發聲的機會和場所，以維護合法權益。外賣騎士江湖聯盟的視頻同樣提到︰希望有關部門牽頭給外賣員成立一個類似工會的組織，以此和美團餓了麽等平臺對接。然後再由相關的管理部門製定外賣配送的各種標準，而不是由平臺製定。

中國經濟走向仍不明朗，建築工人抗爭加劇

隨著中國住宅地產和基礎建設行業陷入停滯，過去四個月內發生的建築工人抗爭數量暴增。

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在5月至8月期間一共記錄了151起建築行業抗爭活動，而2020年前四個月只記錄了39起建築業抗議事件。這些事件絕大部分與工人討薪相關。

盡管新冠病毒疫情的沖擊使得2020年集體行動個案數量低於去年同期，但建築工人抗爭事件的占比從38%升至43%。

在過去四個月記錄到的151起建築業抗爭事件當中，共有62起個案與基建工程項目有關; 43起與住宅項目有關，而住宅項目所占比重正在提高。

以成交面積總量計算，中國房地產行業交易量在2020年第一季度下跌至五年最低水平。盡管4月末以來，市場行情因疫情受控已開始回升，但企業現金流的縮緊和經濟形勢的不確定性導致建築業欠薪事件暴增。

更令人擔憂的是，一向被認為具有強大抗風險能力的大型國企，如今同樣大量牽涉欠薪事件。事實上，與大型國企有關的個案在2020年建築行業集體行動事件中所占比重超過40%，而2019年有關個案占比則少於25%。

以8月26日發生在廣西北海市的一起住宅項目個案為例，工人發起抗議要求在新學期開始前結清被拖欠的工資。該案例同時牽涉到了兩大行業巨頭：項目開發商是中國第二大的地產巨頭恒大集團，承建方則是大型央企中鐵二局。

另一個令人擔憂的趨勢則是，資方愈加頻繁地采取強硬而暴力的手段對待絕望的討薪工人。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今年所記錄的案例中，有超過20%的抗議工人被公司毆打或被警察拘捕。相比之下，2019年此類個案占比只有14%。在9月3日記錄的一起討薪事件當中，一對四川成都的民工夫婦在工地與包工頭交涉時發生沖突，丈夫被多名保安強行拖拽進辦公室內暴力毆打，視頻顯示他從辦公室走出時身上有多處血跡。

而1月12日發生在河南省輝縣市的一起案例中，有十余名工人被打。這是最近兩年來建築業最為嚴重的欠薪個案之一，開發商共拖欠一百余名工人包括工資在內的一千多萬元勞務款。即便在當地監管部門介入並要求立即支付應急款後，開發商依舊想方設法繼續拖延下去。

人社部在2017年樂觀地宣稱，他們製定的「治欠保支三年行動計劃」，將會在2020年達到「基本無拖欠」的目標，該計劃將重點幫助建築業的農民工。此外，《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但5月以來建築工人討薪激增似乎表明條例執行效果不佳。

顯然，政府試圖以頂層設計式的行政手段解決欠薪問題的努力失敗了。正如中國勞工通訊於2019年發布的建築行業研究報告所指出的，只有對建築行業進行根本的製度性變革，才能根治欠薪問題。關鍵在於工會應積極組織工人，開展行業性集體談判，以保證工人每月按時足額獲得勞動報酬及社會保險。

山西煤礦企業大合並後　等待著工人的新危機

上月30日，大同煤礦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同煤集團）官網披露，同煤集團、晉能集團以及晉煤集團將聯合重組成晉能控股集團。合並後，該集團將成為繼國家能源集團後，全國第二大的煤業集團，總資產規模超過1萬億人民幣，年生產原煤預計約3.16億噸。

除了三家主要企業，消息還顯示山西潞安礦業有限公司、華陽新材料科技集團相關資產以及中國（太原）煤炭交易中心也將同步整合到晉能集團，具體方式尚待公布。由此，以往山西省七家並立的煤企有五家將會重組。

透過國企兼並重組淘汰落後產能，提升企業生產效率和生產力，十多年來一直是中國國企改革的主線。早於2009年，山西省便以大型國有煤企重組中小煤企，借此關閉煤礦來減少生產浪費，以及處理職業安全問題。煤礦兼並重組的策略相當有效地減少了小型煤礦，大量生產水平低、資源及安全條件均較差的煤礦被淘汰，一般煤礦的生產力有所提升。

據中國煤炭工業協會統計，國內煤礦數量由2017年約7000處下降至2019年的5300處左右，平均產能由年77萬噸/年上升至98萬噸/年。煤炭行業資本集中程度不斷提升，大型現代化煤礦已成為中國煤炭生產主體。

2017年，中國國電集團與神華集團組成國家能源集團便是其中的標誌性事件，集團擁有煤礦97處，年產能6億8485萬噸，是全球最大的煤炭企業。今年8月，再有山東能源集團與兗礦集團合並成山東能源集團有限公司。自從中國逐步向太陽能和風能等能源轉型，國企重組不僅是提升煤企競爭力和話語權的手段，還成為壓止煤礦過度生產，減少依賴煤炭的方法之一。

產能退出後，煤企產量向相反方向推進

是次山西煤企進一步合並，意味著中國煤企資本集中度，以及潛在生產力進一步提高，不過這項進展將會同時為工人帶來全新的問題。

由於產能退出並不必然等於煤企產量減少，因此短期而言，形式上的整合應不會大幅影響煤礦工人的工作條件和生計。事實上，雖然中國2016、17年共退出了超過4億噸產能，但國內煤礦的產量卻由2016年不斷上升，煤炭發電產能在2017年至2019年增加了1910億噸瓦特。

近年，為了減緩經濟下行的速度，中央和地方政府均大力推行基礎建設，使電力、鋼鐵、水泥行業產量急升，煤礦產量自然因需求上升而增加。另一方面，熟悉去產能政策的人士則指出，個別產業去產能甚至會反過來使電力需求上升。以鋼鐵業為例，隨著工廠淘汰落後生產方式、電爐鋼比重大幅提高，間接使燒煤需求上升。在這樣的背景下，煤礦價格在2016年錄得大幅反彈，一些以往已經關閉的煤礦也因為市場的高價而重開，使產量增長一發不可收拾。

可以預期的是，新冠肺炎疫情過後，全球經濟活動逐步復蘇，各種新型廠房、發電設施、房屋發展計劃將會再次推高中國鋼鐵、水泥等產業，煤企退出產能，將會以更高的生產力來迎接產量上升。

向潔凈能源過渡創造的新一批剩余勞動力

同一時間，煤企的資本集中將會為工人帶來意想不到的威脅。不少關註中國能源轉型的論者均指出，中國正在快速向所謂綠色能源轉型。毫無疑問，中國發電仍然以化石能源為主導，相關產能亦不斷增加。不過，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增加速度已經超出化石能源。 2019年，可再生能源的產能增加值已占增加總額54%，超出化石能源和核能的46%。可再生能源在發電產能占比已提高到四成，占整體能源生產26%。

山西省煤企的合並也可以視為整個能源轉型的一部分。 2019年，山西省成為了全國能源革命綜合改革的「試驗田」，目標是要構建清潔低碳的用能模式，同時推進能源科技創新、深化能源體製改革等。一個規模更大、資本力量更雄厚的企業，自然更有條件實行各種科技和生產方式的改進。

事實上，山西煤炭企業已經在各種節約能源方面取得進展。是次重組的晉煤集團便研發了三種新式爐型，以能源效率更高、更為環保的方式生產以無煙塊煤製氣。另一家陽煤集團也開發出新式爐型，聲稱可減少煤化工30%的能源投入。

除了節能減耗，勞動力的節約也是各個企業爭相實驗和競爭的領域，使礦井加​​速走向自動化、無人化。以陽煤集團新元公司為例，該企業早前公開表示已經建成目前地下最深的5G網絡，能夠推進無人巡檢、掘進面無人操作、綜采面無人操作等技術。陽煤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翟紅表示，近幾年的智能化建設中，該煤礦已減少各類井下操作人員321人。

隨著煤企進一步集中，這些現時仍然處於試驗階段的技術，將會快速得到擴散和普及。當中的代價當下可能難以想像，但新一批被排擠出來的勞動力後備軍已經正在成型，成為一個高度工業化社會所隱藏的後果。等待著這些工人的是怎樣的生活雖然尚未可知，但必定不會是一個社會保障穩固、生活美滿的烏托邦。

2015年起，煤企的重組合並便已造成一系列工人的遊行抗議。當年12月，陽泉市平定縣，陽勝煤礦單方面辭退綜采隊80余口人，並拒開8月份以來的工資，引起工人集體抗議。同月，山東濟南煤礦被關，亦引起300名工人要求賠償，警方介入。 2016年12月，江西省吉安市天河煤礦員工則拉橫幅抗議去產能安置方案。同時，中國勞工通訊的集體行動地圖亦在這段時期錄得大量小型煤礦的欠薪事件。

近年，這些事件的數量已明顯下降，但逐步被煤企排擠的工人仍需面對就業困難。部分工人轉投物流運輸、建築業，又面臨高工時、欠薪等勞資矛盾。可見煤企抗議事件減少，與另一些行業問題增長有關。

煤礦關閉，刪不走工業意外的危險

關於煤礦行業，還不能不關註最困擾工人的的工業意外。自從大量小型煤礦的關閉，中國煤礦的安全事故數量及死亡率顯著減少，到2019年，全國煤礦事故死亡人數下降到316人。繼2018年中國煤礦百萬噸死亡率首次降到0.1後，2019年再下降至0.083。

不過，正如中國勞工通訊在2008年山西煤礦合並後的文章所言，工人對工作安全和勞動時間等生產條件一直不具發言權和監督權，官方純以行政手段難以徹底處理煤礦生產問題。中國勞工通訊的安全事故地圖今年便收錄了45起煤礦相關事故，當中8起發生在山西，其中三起事故便與正要合並的企業相關。

最新一起事故發生在本月20日淩晨2時許，潞安集團左權阜生煤業井下發生瓦斯爆炸，造成4人死亡、1人受傷。另外兩起事故分別是：4月，同煤大唐塔山煤礦在掘進工作面則發生一起頂板事故，造成5人被困，所幸無人傷亡。9月，山西晉煤集團澤州天安海天煤業有限公司的井下運輸事故，造成1人擠傷，後搶救無效。今年最嚴重的事故發生在重慶市，9月27日，重慶能投渝新能源公司下屬松藻煤礦發生一氧化碳超限事故，造成16人1傷，涉事煤礦多次因安全問題受罰。

由此可見，煤礦企業一直將工人的發言權排除在安全監督以外，導致礦業生產依舊滿藏危險。另一方面，中國的工會則置身事外，未有起到監督安全生產的作用。中國勞工通訊早前曾就湖南桑植煤礦一起造成3人重傷的瓦斯事故致電當地工會，發現桑植縣總工會辦對事故調查和善後處理情況均不清楚，工會在安全生產方面亦無角色，安全生產成為了安全生產委員會的工作。工會被政府安排處理大量扶貧工作，但在工會組建工作、基層工會和一線會員監督企業安全生產和預防煤礦安全事故上則明顯失職。

隨著煤礦生產的新一輪擴張，更嚴重的意外事故無可避免將會發生，但工會在落實工人的職業安全上仍然未見緊張。工會應該重回組織工人、代表工人談判及監督企業安全生產的職責，保障工人在新一輪經濟增長的利益。

傑瑞米柯賓

「雙11」前夕，全國多地快遞罷工

10月19日，全國多處百世快遞「站點老板跑路」、快遞員被拖欠工資登上新聞，廣西南寧一站點欠薪甚至多達30萬。就在同一天，圓通快遞福州市橘園洲分部的員工，也發起了針對欠薪的抗議。此前一周，韻達快遞也爆發了類似的快遞員討薪，事件起因是長沙市觀沙嶺服務站拖欠工資數月。

一下子，「快遞罷工」成為了社交媒體的熱門搜索，部分網民還猜測，一年一度的「雙11」促銷活動臨近，快遞罷工也許會進一步升級。據國家郵政局估計，今年「雙11」期間預計日均快遞業務量達4.9億件，是今年日常業務量的兩倍。

繼9月份《人物》雜誌揭露外賣員被公司以及算法多重剝削之後，與外賣員性質接近的快遞員也成了媒體的焦點——非正規用工、沒有社會保險、行業剝削製度……相似的問題組成了他們各自的困境。

但是，快遞行業的罷工和抗議早已不是第一天出現。事實上，過去兩年間日趨白熱化的行業競爭，才是工人集體行動不斷的主因。

根據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數據，本年度已有至少27起快遞員抗議事件，追平了2019年全年快遞行業抗議總數。而今年的每一起抗議，幾乎無一例外都誘發於欠薪，其中又有絕大多數涉及快遞網站倒閉。這一波欠薪案例中，大部分只涉及一兩個月的工資，拖欠的總金額並不算高，但由於快遞員和快遞網點之間缺乏正式勞動關系，追討勞動報酬變得異常困難。

本年初新冠肺炎爆發期間，快遞網點經歷了或長或短的暫停營業，但他們仍承擔著停業期間的租金及其他雜費。根據國家郵政局的數據，2020年上半年申通、韻達、中通三家企業的凈利，同比下降10至90個百分比不等。

自五月起，中國新冠疫情基本受控，快遞行業的業務量開始回升。可是，另一輪價格戰隨即展開，各家企業再次試圖壓低價格，從而贏得市場份額。與此同時，企業一方面提高了對快遞員未完成送貨量的罰款，另一方面，由於企業經濟狀況難以負擔招聘新員工，快遞員難以完成送貨量、被迫繳納罰款，幾乎成了必然。中通快遞設於福州的一處網點在7月倒閉，站點負責人在經營剛滿一年後，實在頂不住連續不斷的罰款，無奈選擇結業。他聲稱，罰款可達每月3萬元。

最新的罷工事件發生在10月26日，河南登封與山東濟南兩地都有快遞公司或中心停擺。「雙11」還沒到，很多人已經發現自己的包裹長時間滯留。在濟南，韻達速遞的問題較為嚴重，疑似因工資過低導致快遞員罷工，而客戶聯系了客服人員依舊無法解決。登封快遞分揀中心裏，包裹堆積如山。有快遞員表示，派費一降再降，加之罰款太重，分揀中心距市區太遠，不少人都打算轉行送外賣。

另一起最近的快遞抗議發生在10月19日，福建福州圓通速遞快遞員聲討公司欠薪。據快遞員蘇先生講，他所在的橘園洲分部拖欠約十名員工一至兩個月工資，數額從數千元到一萬多元不等。就此事件，中國勞工通訊電話聯系了福州市相關工會，看工會是否能夠幫助工人討薪。

當地倉山區總工會辦公室工作人員表示，沒有接到過快遞員的討薪求助，也不清楚快遞員怎麽加入工會，工人組織的工作由組建部負責。但截至發稿，倉山區總工會組建部的電話一直未能接通。

於是，中國勞工通訊再致電福州市總工會了解當地快遞工人的組織情況。福州市總工會基層工作部表示，圓通速遞公司總部成立了工會，但具體到某一營業部是否組建工會，要看老板是否和員工簽訂了勞動合同。快遞行業常見的加盟或兼職形式中，快遞員往往沒有勞動合同，工人很難在營業分部加入工會。有關零散用工，福州市總工會提到，順豐速運有較為成功的經驗。由於順豐基本以直聘方式雇傭快遞員，因此組織順豐快遞員較為容易。順豐近期還開辦了網上新員工入會儀式，工會建議快遞員可以加入順豐公司。然而，如果工人只能用腳投票去跳槽或轉行，那麽改善勞動場所的工作條件和待遇又從何談起呢？

此外，工會面臨的另一個難題是許多營業分部老板也不願意組建工會。依托老板建會自然困難重重，如果公司不建會，工人怎樣加入工會呢？針對這一問題，福州市總工會堅持認為，工人只能通過單位入會，沒有途徑給工人個人入會。即使要組建快遞行業工會，也是先成立基層單位工會，再組成行業工會。福州市總工會認為，只有工人加入了工會，工會才能代表工人和快遞公司談判，否則建議工人去找勞動監察部門。福州市總工會職工幫扶中心更認為，工人找媒體曝光已經不是正常維權，要求工人依法維權。工會一再陷入了無法組織工人，無法維護工人權益的死循環。

本月，在北京，快遞行業工會有了新進展。在北京市總工會的推動下，北京市快遞行業工會與市快遞協會更新了集體合同，調整修改兩處，涉及職工健康及安全生產。合同表示，「行業協會與行業工會應推動快遞企業參加工傷保險工作」，並且當溫度低於5℃時，「企業工會應督促企業為快遞員發放相應的低溫補貼或保暖衣物」。可是，對於工資標準，以及按時足額支付工資，這份集體合同只字未提。

近兩年來，全國總工會大力推動八大群體入會，快遞行業勞動者正是重點群體。可從目前來看，快遞罷工持續不斷，無疑反應了快遞員工作條件的惡化。反觀工會已有的所謂工人「福利」，也只是無法觸及行業癥結的面子工程。

阿裏巴巴的全球雄心給歐洲勞工帶來困境和挑戰

2018年底，比利時聯邦政府及瓦隆區政府與阿裏巴巴集團在比利時列日機場簽訂合作諒解備忘錄，阿裏集團推廣的世界電子貿易平臺項目首次正式落地歐洲。作為平臺的一部分，列日機場與阿裏旗下物流企業菜鳥簽署了「數字中樞」項目協議。時任比利時首相查爾斯·米歇爾稱贊，「在數字經濟時代，參與世界電子貿易平臺將增強當地中小企業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

阿裏巴巴CEO張勇表示，與菜鳥達成的1億歐元交易將使歐洲企業能夠進入中國市場，並從全球跨境貿易中受益。據稱，列日機場項目建設面積超22萬平方米，將創造至少900個直接就業崗位，以及估計2100個間接工作崗位。目前，工人已經分包給菜鳥，而在求職搜索引擎上，即將運行的貿易中心的招聘廣告以中英文發布。

然而，阿裏巴巴來到列日並未受到一致歡迎，當地有相當多的反對意見。這些意見主要是擔憂新創造的工作崗位的質量，以及該中心對環境的潛在影響。

和許多歐洲城市一樣，列日是一個衰落的工業中心，鋼鐵廠早已關閉了幾十年。列日的失業率目前超過20%，是該地區最高的失業率之一。

政府急需新的就業機會，並將物流行業視為潛在救星。為了讓比利時對阿裏巴巴等電商更具吸引力，比利時對勞動法進行了重大修改。例如，2016年3月，一項王室法令規定，「在配送領域的公司內部，可以在夜間進行電子商務相關的工作」。當年晚些時候通過的De Croo法案為Deliveroo和Uber等「協作平臺」建立了更全面的框架。

亞非拉研究中心（Centre Tricontinental）研究員Cedric Leterme表示，De Croo法案是「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的特洛伊木馬，也是為進一步適應新技術而改變法律法規邁出的第一步。」

2017年2月通過的Peeters法案進一步加快了這一進程，該法案以犧牲工人利益來提高靈活性，對勞動法規做了極大改革。針對Peeters法案，比利時各大工會表示強烈反對，並進行了罷工、抗議活動，工會稱該法案將使勞工運動「半個世紀」的成就化為烏有。

比利時勞動條件的變化符合歐洲整體大趨勢，即為迎合新的數字經濟而提高勞動力靈活性，法國、西班牙、意大利也通過了類似的法律。通過與阿裏巴巴簽署協議，列日機場開創了歐洲的先例：使削弱勞動法合法化，為該公司在歐洲未來發展創造機會，並進一步強化了大型科技公司對全球經濟的控製。

電子商務工作本就不穩定，工作時間長、強度大，且隨著自動化發展，工作崗位可能很快消失，而阿裏巴巴正是這一點的狂熱支持者。評級製度、不切實際的工作目標和不斷加強的監控力度，從根本上不利於工人。這些問題在整個行業都非常普遍，例如亞馬遜對其倉庫工人的待遇廣為人知。

阿裏巴巴顯然也不例外，「雙11」不斷創紀錄的銷售額令快遞員超負荷工作。今年「雙11」前夕，中國多地爆發快遞員罷工。統計估計，今年「雙11」期間預計日均快遞業務量達4.9億件，是日常業務量的兩倍。此外，阿裏巴巴利用集團開發的釘釘監控員工，倡導臭名昭著的「996」工作製，而馬雲更鼓吹「996」工作製「是我們這些人修來的福報」。

電商行業的結構使勞資關系的權力天平進一步向資本傾斜，尤其是該行業大規模使用監控和追蹤技術。新經濟基金會的報告顯示，監控獲得的數據「絕大部分用於為資方牟利」，且「工會和工人可能很難科學地或毫無疑問地證明監控和數據收集損害了工人的福祉。」

另一個值得關註的問題是阿裏巴巴對比利時工作文化的融入。1998年，荷蘭公司TNT在列日機場設立運營中心，但公司發現很難適應比利時更強的工會存在，其管理方法引來了諸多罷工和抗議。這導致在最終同意與當地工會進行談判之前，TNT威脅要完全撤出比利時。

列日機場的工會代表預計，阿裏巴巴也會遇到類似的問題。在中國，企業工會往往與資方一道，幫助和諧勞動關系，而非實際代表工人與資方談判。此外，官方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幾乎沒有做什麽工作來改變公司老板對工會這樣的認知。因此，走出去的中國企業不習慣將當地工會視為平等夥伴，不擅長處理與工會的關系。

中國企業在海外遇到工會水土不服早已屢見不鮮。曹德旺在美投資設廠就遭到工會挑戰，曹直言「在美國，有工會就不會有工廠生產效率的提高」，福耀玻璃（美國）花費百萬美元給員工進行反工會宣傳。而在國內，福耀玻璃組建了企業工會，曹的妹夫擔任工會主席。

需要註意的是，在比利時，許多工會正在把焦點轉移到物流行業，更多支持物流業工人，因為物流業是該地區為數不多的就業增長領域之一。然而，Cedric Leterme指出，工會內部存在嚴重分歧，「最明顯的是代際差別，年輕一代的工會會員一般更多熱心於環保運動，而對老一輩人常見的『為了工作什麽都可以』的論調抱有意見。」

阿裏巴巴入駐比利時更凸顯了在數字時代的全球市場中工會工作日益增加的復雜性。一方面，工會拒絕接受對勞工權利和工人福利造成威脅的法律，另一方面，高失業率令工會歡迎電子商務公司帶來的新工作崗位，但這些公司對地方政府的間接影響將進一步侵蝕勞動法。在保護工人和保證就業之間取得平衡變得越來越困難，因此，工會尚未對阿裏巴巴的到來提出真正的批評。

相反，最強烈的反對來自當地非政府組織「觀察阿裏巴巴」。該組織旨在揭示阿裏巴巴對該地區造成的負面影響，組織抗議活動，遊說對阿裏巴巴項目的影響進行研究，並不斷提高公眾對該項目潛在後果的認知。2019年11月，列日機場舉辦阿裏巴巴項目活動時，「觀察阿裏巴巴」指出，「令人費解的是，在一整天所有的演講和小組討論中，勞工始終缺席。」

新冠疫情使問題進一步復雜化，歐洲各地工會都在努力尋求在保護會員健康的同時，保護他們的生計。例如，上個月，列日機場的聯邦快遞員進行了罷工，抗議資方拒絕提供獎金以補償疫情帶來的額外負擔。

比利時目前因疫情再次處於封鎖狀態，當阿裏巴巴希望全球消費者在「雙11」通過其電商網絡購買更多產品時，保護工人權益變得更為困難。

傑瑞米柯賓

製造業轉移，深圳工人抗議大幅減少

過去十年裏，深圳常常占據中國工人抗議的中心，而今天，形勢發生了變化。

在2010年代初期和中期，工人的抗議活動主要由工廠關閉、合並或搬遷引發，工人要求工廠支付拖欠的工資、社會保險費和經濟補償金。大量在同一間工廠工作了十幾年的第一代農民工別無選擇，只能在工廠宣布關閉時采取集體行動維權。

隨著製造業遷移，工廠內遷或轉移到東南亞國家，從2015年起，工廠工人抗議數量急劇下降。2015年，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記錄了75起發生在深圳的製造業工人抗爭事件，占當年全市工人集體行動總數的75%。僅僅兩年後，2017年，這一數字下降到22起，占比降至50%。

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中美貿易戰以及新冠疫情等因素進一步加速了這一趨勢。今年以來，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只記錄到4起深圳製造業工人抗爭活動，占全市24%。自2015年以來，深圳市工人集體行動數量穩步下降，而到目前為止，下降趨勢最為顯著的是製造業。

2010年代中期，工廠老板往往在搬遷或關廠時欺瞞工人，工人聯合起來采取大規模抗議，以爭取被拖欠的工資、社會保險費和經濟補償金。與此不同的是，受到諸多外界因素沖擊，今年製造業出現了工人離職潮。長期以來，工廠工人靠加班工資維持生計。受中美貿易戰和疫情影響，在訂單減少、取消加班的情況下，當老板提出裁員時，工人們更傾向於尋找新的工作機會而非留在原廠維權。「工人們想著反正我在這兒也沒工開，拿著兩千塊錢，不如快點出去找（新的）工作。」知情人士表示。

深圳上一次大規模工廠工人抗議發生在2018年夏天，當時深圳佳士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及聲援者的抗議示威受到了國內外廣泛關註。

然而，佳士事件導致了深圳的勞工NGO及勞工積極分子遭到大規模鎮壓。這些組織和勞工人士在2010年代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為工人提供法律建議，整合工人訴求，協助工人與雇主進行集體談判。

2019年1月，五名勞工人士在深圳被警方逮捕，並被羈押長達15個多月，直到2020年5月初才獲釋。他們都被判處緩刑，無法再繼續從事勞工工作。

隨著服務業地位愈發凸顯，中國整體的工廠工人抗爭比例有所下降。在深圳，由於長期以來政府政策促進產業從低端製造業向商業和服務業轉型，這一趨勢更為明顯。隨著城市地鐵系統不斷向郊區擴展，曾經的工業和製造業中心已逐步轉變為住宅和商業中心。勞動力亦從藍領向白領轉變。然而，建築工人、運輸服務業工人仍時有抗議。

盡管整體來說，工人抗爭活動數量呈下降趨勢，但工人面臨的問題實際並未緩解，爭取足額按時支付工資仍然是工人的主要訴求。官方數據顯示，2013年至2019年，深圳市勞動人事爭議立案數急速增長，2019年達49096件。2020年第一季度立案數短暫下降後，第二、三季度與上年同期相比分別增長14.7%及20.9%。這一數據從側面反映了勞資矛盾並未得到有效緩解。

與此同時，在深圳特區40周年之際，深圳市放寬了對工時製度的管理。10月11日，深圳市政府五年計劃（2020-2025）經中央批準，「允許修訂促進和諧勞動關系的相關經濟特區法規，擴大特殊工時製度適用行業和工種崗位範圍，探索適應新技術、新業態、新產業、新模式發展需要的特殊工時管理製度」。此舉被認為將會進一步加速侵蝕勞動者權益。去年3月，科技公司員工發起了「996.ICU」網上抗議，反對工作時間過長、強製加班以及不支付加班工資等違法行為，獲得了國內外廣泛關註和支持。

深圳工人抗爭的未來尚不明確，但可能呈現出兩種趨勢：平臺經濟的運輸工人將繼續采取集體行動，反對公司任意調整工資和工作條件；科技公司員工將持續抗議過長的工作時間，例如反對臭名昭著的「996」工作製，並要求更好的工作-生活平衡。

2020年全球南方工人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9月中旬，中國最大的送餐平臺美團有十余名外賣騎手在湖南張家界集體抗議。由於外賣代理商任意降低配送費及扣薪，導致騎手收入大幅減少。

與此同時，印度最大的食品配送公司Swiggy的司機在南部城市海得拉巴也舉行了罷工，抗議公司任意降低配送費。這次罷工得到了印度App運輸工人聯合會（the Indian Federation of App based Transport Workers）的支持，罷工持續了一個多星期，得到了全國媒體的廣泛關註。

中國和印度的送餐司機可能並不知道對方的集體行動，甚至可能沒有聽說過對方的平臺，但工人們不滿的相似之處是不可否認的。工人們對不滿的反應並不特殊，今年印度城市的抗議活動層出不窮，聲勢浩大；而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記錄到近兩年來，外賣送餐員的集體抗議達到近50次。

疫情期間，中印兩國食品配送行業的工作條件愈發引人關註。受疫情影響，送餐服務的需求大幅增長，但平臺之間的競爭給工人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他們既要賺錢謀生，又要保護自己不受感染。

中國和印度政府都公布了一系列紓困措施，以應對疫情對經濟的影響，然而這些政策對工人的幫助都不大。實際上，迄今為止實施的許多措施反而對工人階級的利益產生嚴重威脅。

5月，作為「自力更生印度運動」的一部分，印度中央政府宣布了總額為20萬億盧比的經濟刺激計劃（約合人民幣1.8萬億元）。然而，這一巨額數字背後，其實是許多現有項目的重新組合，並未給國家財政帶來實際負擔。對於無法在家鄉謀生而被迫返城的遷移工人來說，這套經濟方案無法改善他們的困境。

同樣，在中國，5月份推遲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總理李克強發表了《政府工作報告》，突出了就業、民生等工作重點。加大減稅降費力度，預計全年為企業新增減負超過2.5萬億元。繼續執行下調企業養老保險費率，今年對中小微企業免征養老、失業和工傷保險單位繳費。政府工作計劃主要著力於為企業紓困，針對勞動者，政府雖然強調穩定和擴大就業，但實際幫助不多。

在印度，一些邦政府利用疫情和封鎖，推動放松或中止實施勞動法。例如，在北方邦和中央邦等地區，對工作時間、強製性勞動檢查、工作場所通風和溫度、急救衛生設施、洗手間、食堂、托兒所以及急救措施等方面都給與豁免。此外，進一步放寬本就輕微的關於裁員和企業倒閉的處罰條例。一些法律專家認為，這些修改是違憲的。

莫迪政府試圖削弱勞動保護的力度，將現行44部勞動法律合並為四部涵蓋工資、職業安全與健康、社會保障和勞資關系的法典，上述政策只是莫迪政府進一步降低勞動保護舉措的一部分。第一部勞動法典已於去年生效，另外三部法典已經在印度議會兩院通過。其中，《工業法規法典》尤其令勞工擔憂，它使雇主在雇傭和解雇工人方面有更大的靈活性，並使罷工等抗議行動變得極為困難。

新法典對非正規工人毫無幫助，他們在疫情封鎖下首當其沖，最需要法律的保護。此外，本應製衡政府不利行為的司法部門則對工人權益基本無動於衷。

在莫迪政府的領導下，印度似乎正在效仿中國，即在國家勞動政策上，資本優先於勞工。上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期，中國製定了一系列勞動法律法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的《勞動合同法》。而長期以來，商業團體和一些黨內領導如前財政部長樓繼偉等一直鼓吹放松勞動法。這些勞動法律雖然至今在紙面上仍存在，但很多時候根本得不到執行，因為地方政府更關心的是吸引投資和增加稅收，而非保護工人權利。

這場大流行為進一步放松執法打開了大門，企業在履行社會保險義務方面獲得了廣泛的豁免。而且，與印度一樣，幾乎沒有跡象表明當局會自願恢復在疫情期間被侵蝕的勞工權利。捍衛勞工權利將取決於工人自身和工會，而正是在這方面，印度和中國開始出現分歧。

面對快速變化的全球勞工環境，印度的一些工會已經在努力適應，並采取果斷的措施來保護工人權利。為應對零工經濟帶來的威脅以及應用程序對交通運輸行業的改變，新的工會組建了起來，如印度零工工會（All-India Gig Workers Union）、印度App運輸工人聯合會。製衣業的全球化也需要一種創新的組織方式，以適應該行業快速變化的出口需求。這些新工會的策略和政治派別各不相同，但都有一個共同的信念和決心，即夯實會員基礎，加強工人團結，直面新的挑戰。盡管這些工會的組織能力仍然有限，要發展成為有效的全國性組織仍需要時間。

中華全國總工會，顧名思義，確實覆蓋了全國。中華全國總工會擁有巨大的資源，卻至今未能真正代表工人，應對工人面臨的緊迫挑戰。全總近年大力推動「八大群體」入會，主要針對新興運輸業和服務業工人，但其組織方式仍沿用過去的一套老辦法。工會幹部坐在舒適的辦公室裏，卻似乎無法有效回應工人的新需求。

當山東各地外賣、快遞工人因運費過低或被欠薪而罷工抗議時，當地工會對工人被侵權和他們的抗爭毫不知情。盡管全總將快遞員、網約送餐員列入八大群體，並重點吸納他們加入工會，但仍有地方工會聲稱送外賣和快遞物流的工人不屬於八大群體，工會「解決不了」工人遇到的問題。即使企業成立了工會，在工人權益受到侵害時，工會也難以有效發揮作用。

疫情期間，工會幾乎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保護工人不被裁員或拖欠工資，也無法確保工人在工作中得到適當的保護而免受感染風險。相反，工會在疫情期間的工作基本與其維護工人權利的職責無關，工會工作人員下沈到社區，協助社區工作者檢查體溫，登記人員車輛。而對工人被欠薪、克扣補貼等勞資糾紛，工會要麽毫不知情，要麽無所作為。

面對全球大流行和隨之而來的經濟收縮以及不斷擴展的零工經濟的威脅，全球南方工人需要強有力的集體應對措施。中國和印度的工人正在采取行動，但中印兩國工會和國際工會都需要做更多工作來組織和支持這15億龐大的勞動力。

卡納塔克邦服裝工人工會：印度女工的團結、抗議與談判之路

對於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羅爾及卡納塔克邦（Karnataka）周邊的數萬名服裝工人來說，新冠疫情及由此而來的封城是一項嚴峻的挑戰。印度政府在6月解除封城後，工人的重擔更是不減反增。對此，現時在班加羅爾和周邊城市達文蓋雷（Davangere）已擁有約3000名成員的卡納塔克邦服裝工人工會（Karnataka Garment Workers Union，KOOGU）發揮了確保工人權利不受工廠經理沖擊的關鍵作用。

疫情期間，班加羅爾的受訪服裝工人表示，資方往往避談拖欠工資和社會保障金的問題，以及在沒有任何通知或支付適當補償金的情況下關閉工廠。例如，來自中部恰蒂斯加爾邦（Chhattisgarh）和奧迪薩邦（Odisha）的兩名移民工人便因為工廠突然關閉而失去工作，在毫無收入的情況下，只能屈就於一份工資更低的計件差事。

封城結束後，許多工人抱怨工廠經理強迫他們每天加班1至3小時，甚至放棄公共假期，以彌補損失的生產時間。修改勞動法和相關法規的提議由於會削弱工人的法律保護，也是工人的另一個關註點。

正如我們在6月的報道所說，許多工廠在恢復生產時未能重新為工人提供交通安排，引起了KOOGU和工人的堅決回應。大多數工人住在偏遠地區，完全依靠工廠班車上下班。在班加羅爾西南部邁索爾路地區（Mysore Road）的Arvind工廠抗議活動中，一名工人說：

"我們該怎麽辦？我們不能一直隔三差五地向鄰居乞討食物......他們跟我說Arvind是一家很好的工廠，我們無須擔心。他們承諾會承擔所有責任，並做出必要的安排。"

工會的行動確實迫使一些工廠讓步，但交通問題仍然是工人主要關註的問題。

和許多亞洲國家一樣，班加羅爾的服裝業有很高比例的女工。因此，KOOGU決心鼓勵女性在工會中發揮領導作用。

許多受訪的工廠工人都稱贊工會提高了他們意識，獲得了集體發言權，並且有力地回應經理和主管頻繁的侵犯和騷擾。對這些工人來說，工會是一個使姊妹們獲得照顧的組織，而很少需要尋求外界的幫助或幹預。

這批年輕工人不少身兼母職，因此育兒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班加羅爾大多數出口導向的服裝廠以往均遵守法律，雇傭30名或以上女工的工廠須設立托兒所，但疫情期間，許多工廠以安全和衛生為由關閉了托兒所，意味著許多找不到日間托兒服務的工人只能待在家裏。

疫情間的各種規限也為懷孕的工人帶來特別的困難。工人們相當擔心資方會借機解雇他們。意識到這一風險的KOOGU已準備在懷孕女工被大量解雇的情況下作出政治和法律上的回應。

KOOGU成立於2009年，此後成員數量和影響力均穩步增長。2000年代以前，班加羅爾及其周邊地區的服裝業均是面向國內市場的小型工廠和作坊，工人就業不穩定，亦沒有組織。然而，隨著2001年主要品牌進駐印度南部，該行業的生產單位搖身一變成為面向全球市場的大工廠。以往工廠老板們無視勞動法規而不受懲罰，但為國際品牌分包代工的工廠則被要求遵守最低勞動標準。

在生產過程中，H&M、GAP、Nautica、Vans和Columbia等主要品牌做出了所有關於設計、風格、縫製類型、材料，以及成本和生產時限的重大決定。這使得勞資關系復雜化，也令工人提出了疑問，比如：究竟誰才是真正的老板，工廠還是品牌？

國際品牌的到來也為以往受強烈抵製的工會組織打開了大門，使工人有機會在轉變的環境中表達自己的訴求，以求解決自己的不滿。由於傳統工會一直無法回應工人的新要求以及未能抓住工會化的機會，KOOGU便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在起初發揮了提高工人法律維權意識，以及幫助工人向勞動部門投訴的作用。

工會名譽主席Sebastian Devaraj回憶道，KOOGU在草創階段不得不面對信息不足、經驗缺乏、工人對工會的普遍規避以及工廠經理的高壓回擊等問題。 KOOGU以逐一處理單個個案的"救火模式 "開展工作，同時支持工人為了達到即時目的發起的抗議和罷工。然而，工會當時缺乏戰略，較少有工人領袖能在分散的鬥爭之上推動工會建設。

過去幾年間，由於與國際勞工團結組織的聯系，人們加深了對服裝廠在全球價值鏈中作用的認識。 KOOGU因此從「救火模式」轉向通過發起集體談判來爭取工人的利益，效果立竿見影。工人代表爭取與資方達成諒解備忘錄和集體協議，以確保改善工作條件，包括有效地減少了工作場所內的性騷擾和種姓歧視。

KOOGU現在的重點是建立長期、可持續的工會，以民主和集體領導的方式與資方進行談判。這些工廠為全球北方的品牌和客戶生產，國際團結將是服裝廠鬥爭新基礎的關鍵。

傑瑞米柯賓

印度零工工會：以非傳統的工業行動策略回應平臺經濟

與之前討論的印度App運輸工人聯合會（Indian Federation of App-based Transport Workers, IFAT）一樣，印度零工工會（All-India Gig Workers Union, AIGWU）同樣在共享經濟快速發展的大背景下成立，力求回應零散用工給印度勞動者帶來的挑戰。在過去三四個月中，AIGWU集中組織了從事各類平臺服務的工人，例如運輸、物流、酒店，以及包括美容、保健、清潔、油漆、木工、管道、電器維修等等在內的家政服務。

與IFAT不同的是，AIGWU的組建由印度工會中心（CITU）牽頭。CITU成立於1970年，隸屬於印度最大的共產主義政黨——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是指導工人組織及行動策略的全國性工會 。 CITU的會員人數超過600萬，不論是否建有工會的行業都有所涉及。隸屬於CITU的工會一直積極爭取在船廠、港口、礦山、種植園以及公共部門提高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

AIGWU的組織策略不同於傳統模式。傳統中，工會組織往往基於居住地或工作地點開展，行動過程由前期的聯署逐漸升級成最後的罷工。AIGWU的組織方式和策略則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對於平臺配送員來說，罷工及示威通常是工業行動中的第一步，此舉更能獲得平臺公司及大眾的關註，並間接影響平臺顧客。從明確勞動者的訴求到給工人運動提供政治動能，工會行動中每一步的仔細製定，CITU都會給予幫助，行動策略也因應主要城市之間的地區差異、勞動力以年輕一輩為主而產生變化。

AIGWU行動的轉折點出現在八月，當時，Swiggy外賣平臺工人正在多個城市進行抗議。這一系列抗議揭示了從以往的自發行動發展出一個有策略、可持續的工人組織的必要性。一位與AIGWU相關的獨立研究員接受采訪時表示，各個工會之間的協調以及工人的能力建設極為重要，要幫助工人提出更有說服力的訴求，給他們提供提供清晰的行動架構，並確保這些訴求和策略都是在工人中間產生，而非來自外部機構。此外，AIGWU還獲得了同樣隸屬於CITU的全印度信息技術及信息技術支持服務雇員工會（ All Indi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nabled Services Employees' Union）的支持，「幫助它在社交媒體上擴大影響力」。

該位研究員還認為，工會當前有必要挑戰政府和眾多平臺企業——這就需要工會介入決策過程，但更需要註意的是，由於政策文件和實證研究往往與工人的實際需要脫節，工會的目光絕不應該僅限於此。主要焦點應始終放在實地組織上，讓工人們認識到運輸工人而非平臺才是真正的價值創造者。這樣一來，工人和工會才能提出改革乃至重新設計當前當前完全由資本主導的平臺系統的具體建議，甚至可以設想由工人管理的替代性平臺。

AIGWU目前正在擴展中，有報道稱他們希望根據1926年印度《工會法》註冊為全印度工會。註冊工會可被視為法人團體，這樣就多了一層法律保障，能夠具有訂立合同的資格並提起訴訟。而且，註冊工會還能豁免部分民事、刑事及合同責任。工會的註冊有助於增加在工作場所引入集體談判機製的合法性。但是，註冊工會並不自動意味著雇主的承認，相反，雇主對工會的承認仍需工人的爭取，並通過談判達成協議。

工會組織遭多方打壓，緬甸服裝工人走上街頭抗議

12月8日，數十名工會會員身著防護裝備、彼此保持著安全距離，聚集在仰光市中心，抗議緬甸勞動爭議處理的核心部門——中央仲裁委員會傾向保護商業利益的一貫立場。

類似的抗議並不常見，是次參與的工人來自緬甸團結工會（Solidarity Trade Union of Myanmar, STUM）及緬甸服裝工人聯合會（Federation of Garment Workers Myanmar, FGWM）。他們舉著標語，上面寫著「中央仲裁委員會成員，立即下臺！」，「審查委員會做出的決議！」

工人們強調，在新冠肺炎期間，企業試圖解雇工人，尤其是勞工活動人士及工會成員，而仲裁委員會默許了了企業這一做法。STUM的創始人兼代理主席Myo Myo Aye說：

「委員會的決定顯然有失偏頗，尤其是擺在新冠肺炎期間。工人輸掉了95%的集體爭議案件，這明顯是委員會的不公導致的。委員會不是為工人尋求真相或者公義，而只是無良雇主的工具。」

緬甸工會聯合會（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Myanmar, CTUM）的助理秘書長Phyo Sandar Aung也贊同了這個說法。

「仲裁委員會在新冠肺炎期間做出了一些非常令人懷疑的決定。以限製活動為由，工人代表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大多被委員會排擠。我們註意到，委員會在裁決案件時，根本沒有將工人代表提交的證據納入考慮。因此，委員會被視為有偏見也就不足為奇了。」

仲裁委員會審理的許多糾紛都發生在服裝製造業。由於新冠肺炎導致供應鏈中斷，緬甸服裝業遭受到沈重打擊。緬甸服裝製造商協會（Myanmar Garment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副主席Kyaw Min聲稱，今年至少有42家服裝廠永久關閉，導致4萬個工作崗位流失。他解釋說：

「服裝行業主要依賴於歐盟和美國市場，而今年的訂單數量只有去年的35％左右。有的工廠老板跑路了，工人的工資和賠償只能把工廠拍賣了來支付，這樣的案件我們至少遇到了4起。」

但是，媒體不斷曝光工廠老板以行業困難為由解雇員工，尤其針對勞工活動人士及工會成員。

今年五月，Kyaw Thu Zaw才被選為Rui Ning緬甸服裝廠工會主席沒多久，就和其余298名服裝工人一起被解雇了。工廠聲稱裁員是由於受疫情影響，相關原材料短缺，但Kyaw表示這是公然打壓工會的行為。

他和同事們在二月組織了為期12天的罷工，要求Rui Ning工廠答應工人們要求增加技能及出勤獎金的訴求。

「當時我們還不是一個註冊工會，工人最初也害怕加入我們。但慢慢地，他們意識到罷工是為了自己的權益，所以，最終罷工有將近900名工人參加。」 Kyaw回憶道。

Rui Ning工廠其實有註冊的企業工會，成立於2015年，但Kyaw認為這不過是資方的附屬機構，並不代表工人。 「罷工後，我們試圖對工廠工會進行改革，而裁員正是發生在工人選出新的工會領袖幾周後。在被解雇的299名工人中，有259名是工會會員。因此，工廠要打破工人組織的企圖不言而喻。」他說。

工人沒有尋求勞動仲裁，正如Kyaw所說：「我們對勞動仲裁程序的信任度為零。」

相反，工會會員強調了國際團結的重要性。工人們獲得了總部位於華盛頓的團結中心（Solidarity Center）、阿姆斯特丹的清潔成衣運動（Clean Clothes Campaign, CCC）以及馬德裏的工人委員會（Workers』 Commissions, CCOO）的幫助。在他們的建議下，被解雇的工會成員設法讓工廠的主要國際買家，包括Zara和Primark，意識到工廠的打壓行徑。

「起初，這些品牌沒有對供應商侵犯工人權益的行為作出回應，但我們利用媒體輿論，維持住了對品牌的公眾壓力，而在工廠內，未被辭退的工友則繼續佩戴頭帶上班，向廠方要求重新雇傭被辭退的工人。」

最終，在受到越來越多公眾批評後，工廠同意恢復Kyaw的職務，他於8月4日回廠工作。但是工廠也表示，只有當經濟形勢恢復正常時，才會重新雇傭其他被辭退的工人。

Kyaw說：「要是我們走正式的（仲裁）程序，那所有的努力肯定都是徒勞。」

FGWM的代理主席Moe Sandar Myint也同意這一說法，她還表示，根據她的經驗，仲裁製度是「有缺陷且無效的」。

Moe Sandar Myint曾在2016年被仰光一家中資製衣廠Running Tex解雇，她將案件訴諸仲裁，「在每個階段，委員會作出的決定都對我有利。但是，工廠直接無視裁決，並向民事法院提起上訴。」

在將近七個月之後，民事法院最終以非法解雇為由，對工廠處以1000萬緬甸元（約合人民幣49000元）罰款。去年，針對此類侵犯勞動者權益的罰款從100萬緬甸元提高到1000萬緬甸元，但Moe Sandar Myint說，縱使罰款數額提升了，這仍然是在鼓勵工廠非法解雇員工：

「最近，在位於仰光西部的萊達雅鎮（Hlaing Tha Yar）上，一家本地製衣廠在向政府繳納罰款和重新聘用工人之間，選擇了前者。為了將工會成員拒之門外，工廠仍然願意花這1000萬元。」

仰光的大部分服裝廠都坐落於萊達雅鎮，該鎮目前約有100萬人口，也因為過去十年裏高速、混亂且不受管製的擴張，而有了「仰光狂野西部」的名號。鎮上約有十幾個工業區，共850多家工廠， 超過30萬工人在此工作，其中不少人從農村遷徙而來，他們住在狹窄的宿舍裏，每月支付5萬緬甸元（約合人民幣250元）的費用，合租一個小房間。

Moe Sandar Myint表示，考慮到仲裁過程如此之長，而萊達雅鎮的工廠老板只需支付一筆罰款即可，「工人對仲裁機製幾乎沒有信任」就成了必然。

緬甸《勞動爭議解決法》自2012年實施，由15名代表組成的中央仲裁委員會也隨即成立，雇主、工人、政府，三方各派5名代表，每兩年選舉一次。

根據《勞動爭議解決法》，集體勞資糾紛案件應通過仲裁程序解決，從工作場所協調委員會到鄉鎮調解機構，再到地區仲裁機構，最後是中央仲裁委員會的裁判庭，雇主、工人、政府各派一名代表參與該裁判庭的案件審理。

但是，即使是委員會的最終決定，也不具有法律上的強製力，對裁判結果不滿的當事方可以將案件一路遞交至最高法院進行上訴，但這一過程繁瑣且耗時。

CTUM的Phyo Sandar Aung說：「上訴過程往往花費數年，沒有工人願意這樣做，也沒有能力這樣做。」

工人和工會成員認為，仲裁製度需要改革，同時他們也在尋求其他途徑保護工人權利。全球產業總工會（IndustriALL Global Union）的成員之一，緬甸產業工人聯合會（Industrial Workers Federation of Myanmar, IWFM）表示，解決緬甸服裝工廠勞資糾紛的真正關鍵是結社自由。

IWFM的副主席Win Theingi Soe說：「如果廠方接受工人有權組建一個可以為自己發聲的工會，那麽工作場所中的大多數問題都將得到解決。」

她指出，所有簽署了全球產業總工會「行動·合作·改變」倡議（Action Collaboration Transformation, ACT）的國際公司都同意在2019年製定具體的自由結社準則。

「一旦結社自由準則標準化，我們看到的大多數勞資糾紛都可以防患於未然。」

的確，如果工廠老板承認工人有加入工會的權利，有秉著誠意進行集體談判的權利，那麽工人將對工作場所的權利問題有更大話語權，並減少對中央仲裁委員會事後救濟的依賴。

二零二一年

兩名拼多多員工身亡，「自願」強製性加班何時休？

1月9日，拼多多員工譚先生在其老家湖南長沙家中跳樓自殺身亡。據公司信息，該員工在拼多多擔任技術工程師，工作地點常駐上海，此前剛結束為期六個月的試用期。網上信息稱，譚某是2020年應屆畢業生，任職於多多錢包項目組。

僅兩周內，拼多多已發生兩起員工因過勞引發的猝死、自殺事件。1月3日，有網友爆料，一名22歲的拼多多女員工在淩晨下班途中猝死。後經拼多多證實，2020年12月29日，在新疆烏魯木齊，公司一名張姓女員工在淩晨一點多下班路上暈倒，後經搶救無效死亡。

張某生前是拼多多當前核心業務之一多多買菜的員工。2020年10月，黃崢在拼多多內部五周年演講上表示，「多多買菜是個苦業務，是個長期業務，也是我們拼多多人的試金石」，並要求公司全員「開啟硬核奮鬥模式」。自去年8月試點上線後，多多買菜項目正向全國火速擴張中。

多多買菜女員工猝死的消息曝光後，1月4日，拼多多在知乎的官方賬號回應稱，「你們看看底層的人民，哪一個不是用命換錢……你可以選擇安逸的日子，但你就要選擇安逸帶來的後果。」拼多多官方反復否認這一發言，稱其為謠言。但知乎證實，該賬號為拼多多官方賬號。拼多多又解釋稱， 該知乎回應是拼多多營銷合作供應商員工用個人手機發布。

1月10日，拼多多員工王太虛（化名）在網上發布視頻稱，「因為看到同事被擡上救護車我被拼多多開除了」。三日前，他在上班途中看到一位男同事被送上救護車，他拍了一張照片並匿名發布到脈脈上。其後，主管要求與他談話，並逼迫他主動離職。在視頻中，王太虛還揭露了拼多多強製員工加班、克扣法定節假日，形容拼多多「近似奴隸似地逼迫幾乎是國家最聰明的一群人『996』至死方休」。

拼多多員工的猝死和自殺引發了公眾對互聯網公司超長工時和高強度工作的強烈憤慨。據拼多多離職員工透露，拼多多月平均工作時間超過300小時，達不到就會被領導約談。許多員工因工作強度過高，身體無法承受而離職。公司文化強調員工要遵守「本分」，不「本分」的員工即會被公司開除。

據悉，新興業務多多買菜的工作強度更高，實施「超級大小周」——一周工作7天，一周工作6天。員工連續工作13天得不到休息，每天工作時間超過10小時。業務繁忙時，甚至會連續工作30多個小時。

超長工作時間在互聯網企業中屢見不鮮。2019年4月，京東在內部郵件中稱，要淘汰「不能拼搏的人」。其後，劉強東在微信朋友圈發聲，「京東永遠不會強製員工995或者996，但是每一個京東人都必須具備拼搏精神。」

幾乎同時，馬雲在阿裏巴巴內部交流活動上表示，「今天中國BAT這些公司能夠『996』，是我們這些人修來的福報……很多公司、很多人想『996』都沒有機會。如果你年輕的時候不『996』，你什麽時候可以『996』？」

比起早上9點到晚上9點，一周工作6天的「996」製度工作時間更長的還有「715」，即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5個小時。2020年9月，西貝餐飲董事長賈國龍在新浪微博發言，「996算個啥，我們是715，白加黑、夜總會」，並稱「違背員工意願的事兒，不幹！自願奮鬥獲得高回報，支持！」

在公司不斷強化的加班文化中、領導約談和績效考核壓力下，員工顯然沒有「自願」奮鬥的權利，只能被迫不斷延長工作時間。近日，一名自稱小江的應屆畢業生在網上爆料，由於他拒絕公司的「996」加班安排而被申通快遞辭退。

小江在視頻中表示，「其實我們正常是6點就可以下班的，就算你是事情做完了，你也不準走，我就沒有按照他的要求，9點以後再走，我6點就下班了。然後第二天他們就說我的工作態度有問題，把我辭退了。」

毫無疑問，超長時間加班是普遍存在的問題。2019年職場人加班現狀調查報告顯示，45.5%的受訪者每周加班兩到三天，更有24.7%的人幾乎每天在加班。根據《勞動法》規定，「國家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八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四十四小時的工時製度。」但從實行效果來看，勞動法有關工時的規定形同虛設。

在企業「自願」與「奮鬥」的話術中，勞動者休息和獲得加班工資的權利都得不到保障。2020年10月，華為員工曾夢將其與公司的勞動爭議訴訟案件在網上公開。此案中，曾夢主張加班工資、應休未休年休假工資，最終敗訴。曾夢上訴至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要求再審，被法院駁回。

曾夢與華為公司簽署了《成為奮鬥者承諾書》，承諾「自願放棄在公司工作期間的帶薪年休假」。法院認為，「曾夢在職期間已經自願放棄年休假相關待遇，其訴求不應支持」，並因「此案不宜在互聯網公布」而未公開其審判文書。

與此同時，官方亦加強了勤勞奮鬥的宣傳。2020年10月，央視新聞公眾號發表《早安，「打工人」！》一文，稱打工人「用汗水創造美好生活，縱使疲憊，也倍加珍惜、樂觀面對」。「打工人」一時成為年度熱詞，原本是許多勞動者的自嘲，在官方的正能量收編下，勞動者被剝削的困境被消解了。

近日，新華社就拼多多事件發表社評，表示「讓勞動者超時工作、透支健康，是違法操作，是對奮鬥精神的背離」。然而，實踐中對勞動者權益保護的缺位，令這一批評蒼白無力。

盡管勞動法有關工時的規定得不到落實，一些地方已開始研究修改勞動法，進一步放寬對工時的限製。2020年10月11日，深圳市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經中央批準，「允許修訂促進和諧勞動關系的相關經濟特區法規，擴大特殊工時製度適用行業和工種崗位範圍，探索適應新技術、新業態、新產業、新模式發展需要的特殊工時管理製度」。修改工時製度的說法雖語焉不詳，也引發了勞動者對於勞動時間權利被進一步侵犯的廣泛擔憂。

面對高強度的工作壓力，許多員工只得用腳投票辭職走人，但也有科技行業員工嘗試發出集體的聲音。2019年3月，有網友註冊了域名為996.icu的網站，意為「工作996，生病ICU」。不久，有人在Github上創建了「996.ICU」項目，抗議超長工作時間、強製加班、不支付加班工資等違法行為。在最近的討論中，有網友問道：「現在到底有沒有科技公司或是互聯網公司在公司裏成立工會的？華為，騰訊，阿裏有工會嗎？」

勞動者對於縮短工作時間、改善工作條件的需求是確切無疑的，但工會顯然還未采取行動。在中華全國總工會、上海市總工會網站上，未見到有關拼多多事件的任何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