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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运人士谈工人运动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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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30 22:51:51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远航一号 于 2022-3-30 22:59 编辑

作者 中國勞工通訊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二零一四年

維權工人吳貴軍被拘一年多後獲準取保候審 稱將繼續維權

深圳迪威信工廠維權工人吳貴軍在被拘留一年多後被批準取保候審。5月29日,吳貴軍在辦理相關手續後被深圳市寶安區看守所釋放。

當天下午,吳貴軍的妻子周玉芝、剛剛刑滿釋放的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工人代表孟晗和剛剛獲準取保候審的勞工公益人士林東等人前往迎接。

法院通知吳貴軍的妻子周玉芝下午兩點到深圳市寶安區看守所接人。她下午一點多就到了看守所門口,穿著嶄新的連衣裙,手捧鮮花,準備迎接被關押一年多的丈夫吳貴軍。

在經過了四個多小時的等待後,吳貴軍終於從看守所裏走出,他穿著白色T恤,和周玉芝相擁在一起。他的聲音沙啞卻有力,「剛才我還在看書,沒想到一會兒管教就過來喊:吳貴軍!你可以走了!這幾天我都有預感,但沒想到是這麽快!」

現場的支持者們也為吳貴軍獻上鮮花,並打出了「好兄弟,你受苦了」、「我們為你驕傲」等的橫幅。

「其實我心裏一直都非常平靜,因為我知道我是無罪的,我一定會出來。但在裏頭這一年多來,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一股精神力量:我的家人,朋友,社會上所有關心支持我的人就是這股力量的源泉。」吳貴軍說,「但同時,我背後強大的律師團隊和敢於站出來為我作證的工友們是我今年能站在這裏最直接的原因,我要感謝他們!他們的良知和勇氣令我欽佩。今天這麽多人來這裏迎接我,我覺得這牢沒白坐!」

吳貴軍在獲釋後表示,要繼續為工人維權。「一方面,我現在肯定上了黑名單,不可能再進廠裏工作;另一方面,我有責任要用自己拿自由換來的這段經歷啟發後來的工人。」

吳貴軍的代理律師龐琨在他的微博表示,這起案件經歷了兩次補充偵查和三次開庭審理,公訴人一直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他有罪,他呼籲寶安區法院宣判吳貴軍無罪。「取保候審是遠遠不夠的,只有無罪判決才是正義,只有無罪判決才可以接受。」

吳貴軍現年41歲,2004年進入深圳迪威信家具用品廠工作。2013年廠方為降低成本,逐步將深圳工廠搬往惠州,工人要求廠方在遺散時進行合理補償,吳貴軍被推舉為代表與廠方交涉。2013年5月7日,工人為阻止工廠把最後的機器搬走,開始罷工,並到市政府請願,要求老板對工人的處理作出交代。5月23日,300名工人往市政府請願途中被警方圍堵,20多名工人被拘留13至37天,而吳貴軍則因被控「聚眾擾亂交通秩序罪」被關押一年多。

吳貴軍案發生後,曾在中國和海外引起巨大反響。2013年10月,包括瑞典、德國、巴西、印度、澳大利亞等13個國家或地區的支持者們聯合聲援吳貴軍。有人擔心,吳貴軍案可能標誌著中國當局對中國工人運動采取較寬容態度的時期已走到盡頭。

中國勞工通訊的「罷工地圖」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工人罷工數量有增無減。越來越多工人意識到自己權利遭受侵害,並在廠方拒絕談判後,通過罷工等手段實現自己的訴求。當局對於工人領袖的拘留,非但沒有對工人起到震懾作用,反而讓他們更有決心抗爭到底。

吳貴軍的另一名代理律師,廣東勞維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段毅表示,「現在中國的工人們正在提出自己的各項訴求,自己要求集體談判,這是令人鼓舞的現象!不管勞工非政府組織、勞工學者、還是勞工律師,在勞資糾紛的處理和集體談判的開展中都只應扮演輔助性角色。」

昆山粉塵爆炸案幸存者前景令人擔憂

8月2日上午,江蘇昆山中榮金屬製品廠發生了一起嚴重的粉塵爆炸事故,導致75人死亡,185人受傷。在事故原因查明,受傷者得到救治之後,這起新聞也逐漸在中國的官方媒體上銷聲匿跡。

幸存者的預後不良或許是媒體沒有跟進報道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在中國,事故發生後的報道常常遵循一個原則:如果沒有好消息,則寧可沒有消息。一位負責照顧此次爆炸案幸存者的護士接受了我們的采訪,她透露,在她照顧的三名爆炸案幸存者中,有兩人的前景都非常不樂觀。

這三名幸存者中,有兩人全身95%以上的面積都被燒傷,深度達3級,隨時面臨死亡危險。這名護士告訴我們,他們現在看似良好的生命體征完全依靠藥物和器械支持,離開這些支持,他們隨時可能死亡。

「即使奇跡發生,他們存活下來,」這位護士說:「他們這一輩子也會面臨無盡折磨:皮膚移植、腎功能衰竭和各種並發癥。」

即使面對最後那位燒傷面積達70%的幸存者,這名護士也坦言:「我們並不對她的狀況感到樂觀,燒傷病人的病情起伏非常大,是否能生存也難以預料。」

這名護士還透露,當地政府下達了指令,要不惜一切代價的讓這些傷者存活下去:醫院為他們開通了綠色通道,醫護人員也三班倒,用最精良的設備和最好的藥物去維持他們的生命。救治一位嚴重燒傷者的耗費,可能多達兩百萬元。

然而,當地政府這麽做的動機可能並不是由於人道主義。

這位護士透露,醫院管理層下達了一道命令:「8月26日之前不能再死人。」有許多人認為,政府這麽做是由於即將開幕的南京青奧會(從8月16日持續至28日),屆時將會有許多媒體聚焦南京和江蘇,當地政府不希望這起爆炸案在這時被炒作。

「在中國,計算人員死亡是否是由某一事故導致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如果傷者在特定的時間後死亡,將不被算進某一事故的死亡人數之內。」這位護士透露。

根據中國的《工傷保險條例》規定,如果雇員在崗位上突發疾病,例如心臟病、中風等,在48小時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視為工傷;但超過48小時的,則無法認定為工傷。

東莞裕元鞋廠工會離「民主建會試點」相距甚遠

今年4月,位於廣東東莞的臺資裕元鞋廠爆發罷工,數萬工人走上街頭,要求資方回應其多項訴求,其中包括補繳社保和住房公積金、提高底薪、對簽訂無效合同進行賠償等方面。有媒體報道稱,此次罷工是1949年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

在裕元鞋廠工會嚴重缺位的情況下,廣東省總工會和下屬市、鎮級工會在罷工期間成立了工作組,進駐企業開展工作,並派律師到廠區為工人提供法律咨詢服務。在此次罷工結束後,由廣東省總工會主席黃業斌率隊的省總工會調研組於7月10日組織召開工會建設座談會,他在會上提出,將在裕元鞋廠試點民主建會,並計劃在五年內,在省內企業普遍開展工會的規範化民主選舉。

然而近期多名裕元工人和中低層管理人員卻表示,在他們所在的分廠絕大多數工人還不知道工會的職責是什麽,加入工會意義何在以及工會選舉流程是怎樣的。

8月初,裕元鞋廠分廠一位基層管理人員收到上級發來的郵件,要求他們在工人中進行鼓勵工會的宣講。但據該廠一位普通工人稱,廠方宣傳加入工會的「好處」在於「可以拿30塊錢的電話卡」和「年紀大的可以多報銷點醫藥費」,他同時還稱在8月中旬收到過一張選票,上面有數十位工會副主席候選人的名字,但工人們基本上只認得出自己所在部門領導的名字。但由於被告知「要打七個勾」,於是工人們基本都勾選自己認識的部門領導,而「其他六個就隨便選選了。」

所有接受我們采訪的工人和管理人員都表示,除了選出了幾個該廠管理人員的擔任工會副主席之外,分廠工會並沒有公布工人入會比例,也沒有開過工人大會,更沒有組織過其他形式的工會活動。而該分廠工會主席則跟罷工之前一樣,仍由該廠一位高級經理擔任。

「我們的底薪仍然很低,夥食依然很差,現在因為要交社保,每個月底拿到手的錢還比罷工前更少了。」一個不願具名的工人稱,「我就沒聽組長的,沒填入會申請。只能選企業的高層,這有什麽意思?他們怎麽可能幫我們說話?這麽多普通工人,沒有一個是候選人。」

中國勞工通訊專家認為,不可否認在工人罷工、人社部門和省工會多重壓力之下,裕元鞋廠目前正在進展緩慢地對拖欠的社保和公積金進行補繳,也在開始進行工會建設,但現在這個群眾性、代表性、以及選舉過程合法性均成疑的「新工會」顯然離廣東省工會主席黃業斌提出的「民主建會試點」相距甚遠。

廣西礦工王忠興艱難的塵肺病維權之路

三期塵肺礦工王忠興,從2012年6月因患疑似塵肺被迫走上塵肺病維權之路,在這2年多的時間裏,王忠興工資被停發,也未拿到任何一份賠償,其案件進度也是撲朔迷離。

在廣西樂業縣的一個金礦公司工作(南寧大石礦業開發有限責任公司林旺金礦)的礦工王忠興,2012年5月被查出患有疑似塵肺。2012年6月,王忠興不得已離開公司尋找資料做職業病診斷,為了做職業病診斷,王忠興先後到過8家醫院,檢查了十多次,2013年8月1日王忠興終於被診斷出:矽肺三期合並肺結核。

為保留勞動關系,在職業病診斷書未出來之前,2013年3月27日王忠興向樂業縣勞動仲裁股提出要求公司支付其在疑似職業病期間(2012年6月10日至2013年3月31日)的工資和醫療費的仲裁申請,2013年6月13日出,該案的仲裁結果是:王忠興已「自動離職」,駁回仲裁請求。

王忠興對樂業縣勞動仲裁股的裁決書不服,於2013年7月23號向樂業縣人民法院起訴。2014年1月10日出的一審判決結果是:林旺金礦一次性賠付王忠興工資 35000 元,醫療費 9420.42 元,但駁回了王忠興關於認定林旺金礦解除勞動合同關系無效的訴訟請求。

王忠興和公司都對一審判決不服,上訴到百色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以一審認定事實不清、違反法律規定的程序為由撤銷了一審判決書,並發回樂業縣人民法院重審,目前重審結果還未出來。

2014年1月2日,王忠興向樂業縣勞動局申請工傷認定,樂業縣勞動局受理了工傷認定申請,但以「勞動關系有爭議」中止了工傷認定程序。

2014年5月18日,王忠興唯一的兒子在昆明打工不幸出車禍去世,交通事故責任認定為對等責任,但是對方拒絕協商解決賠償事,要求走訴訟程序來解決。目前,王忠興因其兒子的離世深受打擊,病情惡化住院,其女兒王顯瓊也失去工作,家庭經濟非常困難,一家人生活陷入危機。

其實王忠興塵肺案件的事實清晰,案情也並不復雜,證據也充分,而且到目前為止王忠興已經確診為職業病了,但他的維權之路還是如此坎坷,該案凸顯了勞資不對等、地方保護主義、司法製度的缺失和社會救助的缺失。

湖南婁底冷水江銻礦塵肺工人案

船山村位於湖南省中部,距離省會長沙百余公裏。因為靠近世界產量最大的銻礦,附近村民多以在礦山做工為生。外人可能難以想象,這個深藏在大山中的村子總共才400戶人家,已知的塵肺病礦工就已經超過60人,而近三年來因未得到及時救治而病故者就有十余人。

近日,湖南省本地媒體為民網報道了這一事件。之後,我們電話采訪了該村村民和村長,通過談話,我們窺見了一個飽受塵肺病折磨的村莊無助和當地主管部門令人愕然的一面,也看到了受害者們開始拿起法律武器維權的勇氣。

據該村村長楊建軍稱,全村絕大多數勞工力都在毗鄰的物華銻礦上工作,之前幾十個村民是因為被發現肺部有問題而被物華解雇,至於那些仍在工作的村民當中到底有多少塵肺患者,現在還不得而知。

該村村民李秋香的丈夫楊初華就是罹難者之一,據報道,楊初華曾在物華做工14年,其中12年是在打風鉆,一直未和物華簽定勞動合同。在其2010年底被診斷患有塵肺病後,礦方不認可楊初華的勞動關系,不幫助其進行及時治療,導致他於2012年2月過世。

據李秋香和其女婿金靖稱,他們已將物華銻礦告到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要求證明楊與其的勞動關系。「村民都沒有和礦上簽勞動合同,」金靖說。「我嶽父也沒有合同,但有一張有他名字的花名冊,物華有在上面蓋公章。我們還找了村裏幾十人簽名按手印證明他曾在物華工作,但即便這樣,想證明勞工關系還是比登天還難,要獲得賠償更不曉得要等到驢年馬月。」

作為村長,楊建軍對此無能為力。「村民中部分人不懂礦上的危害,發現身體不行了才回家休息。但也有不少人知道有可能患上矽肺卻仍然選擇繼續工作,因為做礦工幾乎是這帶唯一穩定的經濟來源,」楊建軍說,「都是家裏的頂梁柱,不出去幹活,家裏老老小小的怎麽辦?」

據悉,礦山鄉通過近年來的整合,關閉合並了許多小型銻礦,現在主要負責開采的有一家國營礦山和四家私營礦山,物華屬於後者。楊村長稱,國營礦基本都有跟工人簽訂勞動合同,勞保用品也有提供,但私營礦基本處於「放養」狀態,很多工人都是幹一天算一天工錢,勞動保護更是無從談起。

私人老板之所以敢置工人安危於不顧,除了欺負工人不懂粉塵的危害之外,當地的安全生產監察部門的不作為是重要原因之一。楊建軍稱,礦山鄉安監站副站長謝海斌與礦山有利益關系,而李秋香的一封實名舉報信中更提到謝除了擔任物華法律代理人,勾結當地官商,指使關鍵證人出庭做偽證之外,還在聽說李和金去找律師申請勞動仲裁時稱:「寧願發200萬打官司,也不能給楊初華一分錢。」

李秋香和金靖數次就此事到市、省、甚至到北京進行上訪和抗議,但均無功而返,媒體上也鮮見相關報道。如今,面對湖南省高院終於答應就確定雙方勞動關系立案,李秋香,這個四十多歲、一句普通話也不會講的農村婦女稱她將把這個官司打到底。

維權路漫漫,楊初華們能不能死而瞑目我們尚不可知,而船山村這批因為罹患塵肺而遭解雇的工人將如何維權,冷水江還有多少仍然在無職業防護的環境裏工作的礦工,社會各界將給予塵肺工人怎樣的關註,我們將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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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30 22:53:09 |显示全部楼层
東莞諾基亞勞資糾紛案仍未解決

2013年9月,在微軟宣布將並購諾基亞公司之後,東莞諾基亞製定了一系列新的嚴苛的管理規則,這些規則被工人視為逼迫工人主動離職的手段,並最終導致11月19日爆發大規模罷工,規模一度達到3000人。

這場大罷工歷時7天,之後200多名東莞諾基亞員工被解雇,其中有70人開始嘗試聯合維權,向當地勞動仲裁部門提起仲裁,他們並沒有要求經濟賠償,而是要求恢復勞動關系,並期望在恢復勞工關系後與廠方繼續進行談判。

該案於2014年2月10日至11日在東莞市勞動爭議仲裁院開庭審理,工人們要求恢復勞動關系,並在仲裁庭上表示願意與廠方調解,但諾基亞方面則拒絕調解,之後仲裁裁決判定工人敗訴,沒有支持工人恢復勞動關系的請求。

由於不服仲裁裁決,工人們向東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了訴訟,提出所謂「集體離崗」的行為應屬於集體停工,與一般意義上的違紀曠工有明顯區別;此外,因公司之前」選舉」出的工會主席是企業的行政副總裁,違反《工會法》的相關規定,故其」工會主席」的身份不合法,更不能代表工人。因此,企業工會與公司訂立的舊版《員工守則》無效,要求恢復勞動關系、並支付從解雇之日起到恢復勞動關系期間的工資。

但是一審法院卻於7月15日作出判決,認定舊版《員工守則》有效,且工人們停工的行為違法了《員工守則》,諾基亞公司解雇工人的行為也合法有效。

收到判決後,工人們向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訴,指出一審判決對事實並未查清,適用法律也存在明顯錯誤。10月8日,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此案進行了開庭審理。10月13日,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下達判決,認定一審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也正確,駁回了工人們的上訴,維持原判。

和今年三月發生在深圳的 IBM 公司勞資糾紛案一樣,這是一起典型的因收購而引發的勞資糾紛,這類案件近年來在中國、尤其在廣東省常有發生。但,這次勞資沖突和法庭的審理、判決很少見。首先,它是中國工人和世界最著名、在歐美有「保護員工」的良好聲譽的跨國公司之間的沖突,有重要的象征意義;其次,工人因罷工在前,被解雇在後(而且被解雇的達罕見的200多人),資方違法的事實如此簡單、明確,工人卻兩次敗訴。其中的原因,實在值得深究;最後,明確規定了企業高級主管不得擔任工會主席的《工會法》,通過並執行已十年有余,企業,特別是工會文化深厚的外資、歐美企業,在中國仍然可以是我行我素。

2008年5月,廣東前省委書記汪洋推出了「騰籠換鳥」的「雙轉移」(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經濟戰略。在此政策的引導下,許多珠三角企業都在進行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製造功能手機(非智能機)的東莞諾基亞工廠和製造低端服務器的深圳 IBM 工廠都被像微軟、聯想這樣的大公司收購我們看到,但許多公司在並購、轉型的討價還價的過程中對普通工人沒有絲毫的尊重,因此不斷引發了工人們的憤怒,導致罷工。此案的重要性還在於,如果不在改變勞資關系的力量對比的過程中製止這些國際跨國公司的惡行,不但工人的基本權益得不到保護,而且,政府「騰籠換鳥」的戰略也很可能落空。因為,一個地區沒有對員工的權益的尊重,沒有最基本的社會公正,它就很難吸引高技術所需要的人才和高質量的勞動力。

本案是廣東省、甚至中國在產業升級過程當中一起尤其值得關註的案件,它不僅反映出地方工會在維護工人權利方面的缺位,亦可從中體實例窺見產業升級過程中企業對於工人權利的漠視,以及因此而產生的種種惡果。

豐田零部件供應商罷工 要求補發加班費補繳社保

10月22日,豐田汽車零部件供應商東莞雙葉金屬製品有限公司百余名工人罷工,要求廠方依法補發被克扣的加班工資並補繳社保。當地警方在罷工開始後不久介入,與罷工工人發生沖突,有8名工人隨後被警方帶走。目前,被帶走的8名工人已獲釋,而工人們也已經復工。

據一名參與罷工的工人稱,罷工最先從該廠製造部門開始,原因是廠方未及時發放工作津貼。9月,廠方為製造部門增加了工作津貼,但物流、質檢等部門的工人並未獲增津貼,引發其他部門不滿,曾引發小規模罷工。

「小規模罷工後,日方管理人員在會議上辱罵我們中國工人是『烏合之眾』,這樣的話傳到我們耳朵裏,我們都非常憤怒。」這名工人透露,「昨天(10月22日)中午1點,我們全體工人自發組織起來,向廠方提出了五點要求:一是津貼發放不公平,需保持一致;二是依法補發加班費;三是依法補繳社保;四是要求改善公司夥食;五是罷免一向站在廠方立場的總務科科長。」

工人們要求廠方管理層在1小時內回復,但廠方一直未予回應,之後工人在廠區內罷工,要求廠方與工人進行談判。

「我們一直堅持以和平、理性的方式進行罷工,多次和工人說不要動廠方設備、不要大吵大鬧。我們同時也向勞監部門、信訪部門反映情況,但他們都說廠方工資只要高於東莞市最低工資就行了。」

該廠廠工會主席也參與了罷工,他說:「在工人提出訴求之後,廠方完全沒有想到找工會與工人進行溝通,而是以公司名義出具了一個公告,我對此非常不滿。」

當地警方在罷工發生後介入事件,與工人發生對峙,隨後8名工人被警方帶走,其中有4人在沖突中受傷。

針對工人提出的訴求,廠方於10月22日發布公告,稱公司已按法律規定支付加班費和繳納社保,而津貼發放的多少是公司的自由,如有異議可以通過勞動仲裁處理。

該名工人稱,在8名工人被帶走後,廠方曾以放人威脅工人復工,「什麽時候復工什麽時候放人」,工們人迫於無奈,已於10月23日復工,而被帶走的8名工人也獲釋。

該廠工會主席稱,目前暫未有工人因參與此次罷工被廠方解雇,而他也將帶領工會繼續向廠方反映工人們的訴求。

東莞雙葉金屬製品有限公司是日資企業,為豐田、本田、長安鈴木等汽車製造商提供零部件,該廠有員工一百余名。2013年,該廠母公司雙葉產業的前專務董事寺田武久曾因涉嫌賄賂中國官員在日本被捕。

番禺新生鞋廠7名工人因參與罷工被刑拘 數十工友赴廣東省總工會請求協助

11月11日,56名廣州市番禺新生鞋廠工友來到廣東省總工會,要求工會出面,協調釋放此前被警方從廠區內抓走,並因涉嫌「破壞生產經營罪」為由被刑事拘留的7名工人代表。據工人的微博帳號 @新生鞋廠工友維權 稱,省總法律部主任許平堅接待了工友們,並回應說工會目前正在與廣州市政法委協調,爭取盡快釋放被拘工人。

同時據一位工友稱,廣東省總工會當天告訴工人,因為資方態度強硬,省總此時已無法代表工人進行維權。據悉新生鞋廠並沒有建立基層工會。

因工廠搬遷時未與工人協調好安置方案,又多次拒絕工人的集體談判要求,廣東新生鞋廠的工人們自今年9月份開始進行了數次罷工、在廠內喊口號、到市政府上訪、及到市總工會求助等活動。政府相關部門後介入協調,並在10月31日作出承諾,於11月3日主持工人與廠方的談判。

然而,工人們等來的卻不是談判。微博消息顯示,3日當天上午200余名警員突然出現在廠區內,把工人團團圍住,並強行將14名代表和積極分子扔上警車帶走。秦慶枚,張衛平,楊麗燕等7人後因涉嫌「破壞生產經營罪」被刑事拘留至今。

隨後幾日,事件在社交媒體上引起極大反響,多條微博被轉發上千次。錦繡麒麟傳媒創辦人、資深媒體人楊錦麟也在他的微博上持續關註此事。現在已有多名律師表示將介入此案,為被刑拘工友提供免費的法律援助。

作為該案中工人談判代表之一秦慶枚的代理律師,葛永喜在本周一去看守所探望他的代理人時,被拘留所告知秦慶枚剛好在被警方提審,無法與律師會面。葛永喜說:「可能有人會說是警方故意不讓我見當事人,但我卻仍然對該案很樂觀,因為工人們沒有做任何違法的事情,當局刑事拘留他們僅僅是想起到威懾作用。」

「浙江就業性別歧視第一案」宣判:裁定公司性別歧視 判賠兩千元

今年7月,女大學生黃蓉(化名)在應聘杭州市西湖區東方烹飪職業技能培訓學校的文案策劃一職時,三次被該單位以「限招男性」為由拒絕。於是,她於7月8日以「用人單位招工的性別歧視」為由,將用人單位告上法庭,被媒體稱為「浙江就業性別歧視第一案」。

11月12日,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對這一案件做出判決,認為被告新東方烹飪學校「不對原告是否符合其招聘條件進行審查,而直接以原告為女性、其需招錄男性為由拒絕原告應聘,其行為侵犯了原告平等就業的權利,對原告實施了就業性別歧視」,並要求其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2000元。

雖然這起案件的當事人黃蓉並沒有像去年起訴巨人教育的曹菊(化名)那樣拿到3萬元之高的賠償金,但這是中國法院第一次判決認定招聘性別歧視,並以及就此判決賠償。

去年12月,被稱為「中國就業性別歧視第一案」的曹菊(化名)訴巨人教育歧視案以當庭和解的方式結束,曹菊獲得了巨人教育提供的3萬元賠償金。這起案件的當事人黃蓉雖然沒有曹菊那樣拿到高額的賠償金,但這卻是中國法院第一次判決認定招聘性別歧視,並以及就此判決賠償。

今年6月25日,黃蓉在趕集網上看到杭州市西湖區東方烹飪職業技能培訓學校招二名文案策劃的信息,覺得自己各項條件均符合,於是在網上投遞了簡歷。可是一直沒有等來回復,她主動打電話詢問,得到的回復是「這個崗位只招男性」。雖然她再三表示可以勝任職位,但公司都一只招聘男性為由拒絕了她。

黃蓉說,她對這種性別歧視行為無法理解,並擔心以後會有更多的女性遭遇這種情況,再三思考後她決定起訴至法院。

7月8日,黃蓉以「用人單位招工的性別歧視」為由,向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寄出了起訴狀。起初法院表示該案件不可訴,歷經一個月的據理力爭和遞交補充證據材料,8月13日,黃蓉終於收到了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的案件受理通知書。

湖南長沙環衛工人要求與當地環衛部門簽訂勞動合同

11月20日,湖南長沙嶽麓區環衛工人選舉產生了15名談判代表,要求當地環衛局與工人就簽訂勞動合同等問題進行集體談判。昨天(11月25日)嶽麓區環衛局的官員並沒有與工人進行談判,但據工人們的談判顧問稱,事件仍在朝較好的方向發展。

本月初,由於有消息稱湖南長沙嶽麓區環衛事業系統改製,牽涉環衛工的就業、養老保險、積欠補貼及獎金等問題,導致11月3日該區環衛工發生罷工。

據參與罷工的工人稱,環衛局是想讓工人改與街道環衛部門重新簽一份沒有社保的勞務合同,而不是保障勞動者法定權益的勞動合同,簽訂這份勞務合同意味著工人不再享有「五險」。

據媒體去年報道,長沙市五區環衛局共有職工10543人,聘用製臨時工超過八成,多達8573人,主要是邊遠山區的外來務工人員,也有少量城市下崗工人,大多數工人月收入不足2000元。

過去半年中,中國至少發生過十起環衛工人罷工,其中規模最大的是廣州大學城環衛工人罷工,他們通過罷工和談判,爭取到了賠償並與新的雇主簽訂了勞動合同。

廣州番禺利得鞋廠工人與廠方進行集體談判 成功爭取多項權利

12月6日上午9時,廣州番禺利得鞋業有限公司逾千名工人集體罷工,提出了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補繳社保、補發加班費等訴求,並在當天晚上選舉產生了13名談判代表,要求廠方與工人進行集體談判。之後,廠方回應了工人訴求,與談判代表進行了兩輪集體談判,並達成了初步協議。7日,廠方發布公告,答應了工人部分訴求,工人代表也建議全廠工人於12月8日復工。

與現今中國大多數「野貓罷工」不同,利得鞋業的工人在前期進行了充分準備。據協助工人們進行集體談判的番禺打工族工作人員朱小梅說,利得鞋業的工人在4個月之前就已經向她進行咨詢。在隨後的幾個月中,朱小梅和她的同事一直為利得鞋業的工人提供咨詢、進行集體談判培訓,並協助他們選舉了61名工人代表——此次與廠方進行談判的13名談判代表,就是由這61名工人代表推選產生。

今年8月,利得鞋業傳出搬廠的消息,廠方開始削減工人的工時,要求工人簽訂新的勞動合同,並威脅工人如果不簽訂新的勞動合同就會面臨解雇。

「我以前工作一個月可以賺5000塊錢,」一名在利得鞋業工作了21年的工人說:「現在一個月只有3000塊錢。」她同時推測,廠方要求工人簽訂新的勞動合同是不想為工人補繳拖欠多年的社保和住房公積金。

從9月到11月,利得鞋業的工人召開了五次工人代表座談會,並分別在9月和10月發起了兩次小規模的罷工。12月5日晚,工人們決定於6日發起集體罷工,迫使廠方與工人進行集體談判。

罷工發生後,利得鞋業的工人立刻開通了微博賬號 @利得工人 直播事件進展。根據工人們發布的微博顯示,6日晚上,工人代表們召開了第一次會議,推選了13名工人談判代表,並確定了首席談判代表、第二、第三談判代表等具體分工;同時,也推選出了3名工人團結基金的管理員和5名新媒體宣傳員,以及工人糾察隊隊長和副隊長。

面對準備充分的工人,廠方也迅速回應了工人們的訴求,與工人們進行了集體談判,並達成了初步協議。12月7日,廠方發布公告,稱將會依法補繳社保、住房公積金,並會在遷廠前3個月出臺安置方案,對於解除勞動合同的工人會依法給予經濟補償。

在廠方發布公告後,工人代表們召開了第二次會議,決定於12月8日復工,但同時要求廠方在12月13日與工人進行第三次集體談判。有工人代表稱,他們對後續發展感到樂觀。

「我們的集體行動確實是有效的,」一位工人代表說:「即便廠方不遵守他們的承諾,我們61名工人代表還在這裏,工人們隨時準備著進行下一次罷工」

廣州一工會主席代表工人集體談判後被打擊報復 一審勝訴獲賠4萬余元

原廣州大友汽車座椅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友公司」)工會主席洪壁明,因在去年6月組織工人與管理層進行工資集體談判後引發公司不滿,遭降職、沒收辦公電腦等一些列報復。今年3月,他以公司拒不提供勞動條件、未依法支付勞動報酬為由,與公司解除勞動合同,並提起仲裁、訴訟。12月5日,該案經廣州市蘿崗區人民法院一審審理,判決洪壁明勝訴,由大友公司一次性賠償其經濟補償金等費用4萬余元。

洪壁明於2007年9月加入大友公司,並從2009年7月開始擔任公司擔當主任一職。2013年3月,洪壁明在工會換屆選舉中當選為工會主席,之後組織工人與管理層進行工資集體談判,並成功為工人爭取漲薪。但此舉動引發公司不滿,之後公司以聘用期滿為由免去他擔當主任一職,並采取沒收辦公電腦、架空工作等方式拒不提供勞動條件。今年1月起,還被單方面降低了工資標準。

其間,洪壁明曾大友公司提供勞動條件並支付工資差額,但公司均不予回應。他也曾向番禺區總工會求助,但也協調無果。在被迫無奈情況之下,他於3月15日以公司拒不提供勞動條件、勞動報酬支付違法、工作崗位調整違法等為由向大友公司提出解除雙方勞動關系,同時提出了支付經濟補償金、勞動報酬差額和開具離職證明等要求。

公司對洪壁明的要求不予理睬,因此他提起了勞動仲裁。

今年8月,番禺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對該案進行了仲裁,裁定僅支持了洪壁明少部分訴訟請求。由於對裁決不服,洪壁明又向蘿崗區人民法院提起了訴訟。

蘿崗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定,大友公司免去洪壁明擔當主任職務不合法,理由基於:

大友公司《職工就業規則》規定,職工職務應根據「生產經營狀況、組織機構變動、職工績效考核結果」來考量,故公司以聘用期滿為由不再續聘洪壁明的理由不能成立。

大友公司未能提供證據證明曾向洪壁明告知不續聘的理由,且未能證明曾對他進行績效考核而結果不能勝任。故公司以洪壁明不能勝任為由不再續聘洪壁明的理由不能成立。

雖然公司對勞動者作出任職、免職決定等屬於企業的管理自主權,但這種自主權不應被隨意濫用。洪壁明在擔當主任職務上已經工作滿四年半,這項職務是對他多年工作的肯定和對相應勞動報酬的固定。公司以聘用期滿為由不再續聘對洪壁明極不公平。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十七條第一款,「工會主席、副主席任期未滿時,不得隨意調動其工作。因工作需要調動時,應當征得本級工會委員會和上一級工會的同意」,但在本案中,大友公司不再聘任作為工會主席的洪壁明擔任擔當主任,並停發職務工資,缺乏規章製度依據和法律依據。

據此,蘿崗區人民法院一審裁定大友公司需向洪壁明支付解除勞動合同經濟補償金、職務工資、電話補貼等4萬余元,並為他開具解除勞動合同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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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30 22:54:10 |显示全部楼层
中國20地區上調最低工資標準 平均漲幅近年最低

中國勞工通訊在今年統計了中國3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較大的市的最低工資增長情況。統計結果顯示,共有20個地區在今年提高了最低工資,平均漲幅13.1%,較往年有所下降。

包括遼寧、吉林、黑龍江、安徽、廣東等省份在內的12個地區在今年並沒有將最低工資標準上調。GDP總量位居全國第一的廣東省,最近一次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是在2013年5月1日。但位於廣東省境內的深圳市,在2014年2月1日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將月最低工資標準提升到1808元,漲幅11%;將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到每小時16.5元,漲幅達13.8%。

浙江、江蘇和上海在2014年分別將月最低工資標準上調12.2%、10.1%和12.3%,但同樣屬於製造業重鎮的福建卻未調高最低工資,福建最近一次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在2013年8月1日,將月最低工資標準提升到1320元,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到每小時14元。

在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20個地區中,貴州省的月最低工資標準漲幅最高,達21.4%;其次是重慶市和青海省,達19%;四川省則將最低工資標準調高16.7%,位居漲幅榜第三。雖然這些省市大幅調高了最低工資準備,但調整後的最低工資仍然只有上海市、深圳市最低工資的2/3左右。

據人社部數據顯示,2011年全國24個省份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22%;2012年25個省份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20.2%;2013年全國27個地區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調增幅度為17%。與往年數據相比,今年雖然增長幅度達到了兩位數,但是13.1%仍是近年最低水平。

如果將12個在未調高最低工資的地區也計入,今年全國32個地區月最低工資標準僅調高8.2%。

最低工資標準漲幅下降或許與今年的低通脹有關,中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今年一直在1.5%和2.5%之間浮動。然而,總體經濟增長放緩,尤其是製造業的衰退趨勢也對最低工資增長造成了壓力。在此情況下,許多拿著低收入的工人實際到手的工資並沒有任何增加。

盡管大部分地區最低工資標準每一年都有上調,但依靠最低工資在中國的城市仍然難以維系生計,許多中國工人都需要靠加班等方式才能拿到足以維持家庭生活的工資。

深圳一服裝廠罷工滿一周 工人要求廠方進行集體談判

截至今天,深圳慶盛服飾皮具有限公司的工人已經罷工滿一周,昨天(12月16日)經民主選舉產生的8名工人代表和深圳市總工會的工作人員見面,並向他們遞交了此次罷工的情況通報。前一天(12月15日),工人們向公司發出了集體談判邀約,要求公司與工人代表進行集體談判。

12月10日,為G2000、優衣庫、班尼路等服裝品牌供貨的港資慶盛服飾皮具有限公司因連續多年欠繳工人的社保金和住房公積金,引發數百名工人罷工。據該廠工人開設的維權微博「慶盛廠工人維權」發帖稱,公司從2003年開始才為員工購買社保,導致該廠很多工作十年以上的老員工退休後,工齡雖然滿15年卻不能享受養老待遇。此外,公司自2010年12月至今沒替員工繳納住房公積金。

一位昨天與深圳市總工會工作人員會面的工人代表稱,工會工作人員說,慶盛公司的做法違反了法律,並承諾盡快讓區工會介入處理此事。

「總工會的工作人員說,對我們工人組織地這麽好、又有非常明確的訴求感到很意外,」這名工人代表說:「我們期待工會的回應。」

此外,有工人指廠方即將搬遷,並且目前已經將一些物資搬運到同一公司旗下的深圳利華集團。而大批工人則聚集在工廠門口,阻止廠方搬遷物資。

「我們必須在年關前追回廠方欠繳的社保及公積金,否則工廠被清空後便難以追討。」一名工人說。

目前,廣東電視臺珠江頻道已經對此次罷工進行報道。

河南女建築工討薪非正常死亡事件後多名學者致信習近平要求保護建築工合法權利

2014年12月13日,13名在山西省太原市「山西四建集團經貿龍瑞苑工程項目」工地打工的河南鄲城建築工人,被拖欠2.9萬元的工錢,多次催要未果。春節臨近,工人們計劃直接向項目部討要工錢,被保安阻攔,發生爭執。警察到場後,暴力侵害討薪農民工母親周秀雲,導致她「非正常死亡」。

12月26日,一則名為「河南討薪女民工命喪太原龍城派出所」的視頻在網上流傳,引起了廣泛關註。視頻總長1分22秒,分為兩段。第一段是1名穿紫紅色大衣的長發女子坐在地上,抱著一名民警的腿,民警的右手看上去是拉著女子的頭發。第二段視頻中,這名女子已經躺在地上一動不動,民警的左腳踩在女子的頭發上。

據死者周秀雲的丈夫王友誌稱,當時現場來了4、5個警察,其中一個胖警察問他們有沒有帶身份證,並說「像你們這樣犯罪分子一概不能輕饒」,警察開始說臟話,他們與民警理論,就被推到一邊並戴上手銬,塞進警車。

死者的兒子王奎林稱,周秀雲在工地門口抱著警察的腿懇求放了她的丈夫王友誌,期間被拽頭發、擰脖子等,「那個警察把我媽的頭狠命往下按,臉都貼到肚子上了」。後來周秀雲仰面躺在地上長達1個小時,一名警察用腳踩著周秀雲的頭發,並指責她「裝死」。

王友誌稱,警察把他和周秀雲塞進同一輛警車,由於是背銬,他只能用腿拱一拱周秀雲並喊她的名字,但那時她已經沒有任何反應,唯不知生死。

12月26日晚間,太原市公安局官方網站發表《關於「12.13」非正常死亡事件的情況通報》。通報稱,12月13日,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龍城派出所民警在處置「龍瑞苑」工地糾紛警情期間,發生一起非正常死亡事件。事件發生後,太原市公安局立即依法提請檢察機關介入調查;同時,由相關領導帶領督察部門展開調查,依規對當事民警做出停止執行職務決定。

12月30日淩晨,太原市檢察院對涉案民警王某以涉嫌濫用職權罪批準逮捕。

12月29日,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沈原、郭於華,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佟新、盧暉臨,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學系教授潘毅等人在內的多名學者,向國家主席習近平發出聯名信,要求在建築業工人中真正貫徹《勞動合同法》,避免「12·13」悲劇再次發生。

這封聯名信稱,這一事件不僅表現了警察的違法執法,也反映了中國建築業農民工存在的諸多問題。聯名信中列舉了包括勞動部門執法不力,建築業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的比率長期保持低位;建築業農民工的工資嚴重地拖欠,工傷和職業病得不到賠償;《建築法》明文禁止建築公司違法轉包、分包建築工程的行為,現實中卻屢禁不止的三大問題。

針對這些問題,學者們提出了包括嚴肅查處建築業的違法轉包行為、問責勞動部門、設立農民工維權熱線、微博、微信和郵箱及推動一線建築工人的工會組建工作四點建議。

根據中國勞工通訊工人群體性事件地圖統計,建築行業工人罷工主要原因是由於拖欠薪水,並且該行業罷工數量在今年下半年有顯著增長。今年第三季度(7月至9月),中國勞工通訊錄得了55起該行業工人的罷工,占該季度總罷工數量的15%。然而,在第四季度(10月至12月)中,中國勞工通訊錄得了168起該行業工人的罷工,占該季度總罷工數量的30%。

二零一五年

《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實施前 廣州利得鞋業工人集體談判成功

《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於昨天(1月1日)起正式實施。然而去年12月,廣州番禺利得鞋業的工人們就已經通過與公司管理層進行集體談判,成功爭取多項權利。

12月6日,廣州番禺利得鞋業有限公司逾千名工人集體罷工,提出了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補繳社保、補發加班費等訴求,並在當天晚上選舉產生了13名談判代表,要求廠方與工人進行集體談判。之後,廠方回應了工人訴求,與談判代表進行了兩輪集體談判,並達成了初步協議。12月7日,廠方發布公告,稱將會依法補繳社保、住房公積金,並會在遷廠前3個月出臺安置方案,對於解除勞動合同的工人會依法給予經濟補償。

12月17日,利得鞋業的工人與廠方進行了第三輪集體談判,公司在同一天發布公告,決定將各員工入職以來,截止到2014年12月31日止的加班費、帶薪年休假工資、高溫補貼等不足的部分三項合並以一次性每人每工作滿一年按2000元的標準發放,以六年為上限,工作未滿一年的員工按每滿一個月166元的標準發放,並承諾於2014年12月20日前支付。

在這一輪集體談判結束後,利得鞋廠全體員工全部復工,這場維權行動暫告段落。

與現今中國大多數「野貓罷工」不同,利得鞋業的工人在前期進行了充分準備。據協助工人們進行集體談判的番禺打工族工作人員朱小梅說,利得鞋業的工人在4個月之前就已經向她進行咨詢。在隨後的幾個月中,朱小梅和她的同事一直為利得鞋業的工人提供咨詢、進行集體談判培訓,並協助他們選舉了61名工人代表——此次與廠方進行談判的13名談判代表,就是由這61名工人代表推選產生。

指導工人此次維權運動、也是番禺打工族另一位工作人員的孟晗說,工人們罷工的時機選擇的很好,因而達到了預期成效:「工人們最懂得生產製造的流程。比如說,他們會選擇在工廠最需要全力生產的時候進行罷工。」

利得鞋業的案例僅僅是許多通過罷工爭取與廠方進行集體談判中的一例。1月1日,《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正式實施,廣東省的工人們能否通過這份新頒布的條例進行有效維權,還是必須通過罷工才能爭取集體談判?我們拭目以待。

中港兩地勞工界聯署抗議針對公益維權人士的暴力事件

2014年12月26日,廣東番禺打工族服務部總幹事曾飛洋遭到四名不明身份人士的毆打,眼鏡被打壞,右顴骨附近也有傷痕。

曾飛洋描述當時的情形說:「當天上午,四名青壯男子來到打工族服務部門口,說要找曾飛洋。我說我是曾飛洋你們有什麽事?他們說我欠錢,我說不欠他們的錢。他們說你還不承認,兩人立即揮拳毆打我的頭部,把我的眼鏡打飛了,又連續揮拳擊打我的手臂肩膀,又飛腿踢打我的大腿和臀部,我沒有做任何還手,我們的其他與會人員也沒有出手反擊。兩分鐘後,這四個歹徒離開打工族服務部辦公室。」

其後,曾飛洋和機構工作人員向警方報案,警察到場取證並帶曾飛洋到富華派出所做了筆錄。

12月27日,中國大陸勞工界發起聯署,嚴厲譴責針對勞工公益人士的暴力行為,要求廣州警方盡快破案,依法嚴懲違法犯罪分子對公益人士的暴力行為。截止目前為止,已經有超過20個勞工機構和2000多人參與聯署。

香港職工會聯盟和全球化監察組織也於12月31日發出緊急呼籲,譴責針對中國勞工團體和中國工人的暴力攻擊,並敦促中國政府依法查處暴力攻擊案件,保護公民安全。

這份呼籲書中也提及近年來勞工NGO受打壓的情況。自2012年以來,深圳小小草中心辦公室被暴力打砸、不斷被逼遷﹔中山打工族服務部金石長被資方保安毆打並被暴力逼出廣東﹔浙江永康小小魚機 構被打砸、負責人黃才根深夜被暴徒打傷﹔深圳春風服務部張治儒不斷被逼遷、車輛被破壞、多次受到電話恐嚇﹔直至最近番禺打工族服務部負責人曾飛洋被暴力襲擊。

呼籲書認為,在中國工人意識醒覺、維權鬥爭此起彼伏之時,針對中國勞工團體的暴力攻擊顯然是為了嚇阻和遏止中國勞工運動的壯大。

佛山工藝總廠工人被非法解雇案仲裁開庭

2月2日,佛山市禪城區勞動仲裁庭和祖廟街勞動仲裁庭分別開庭審理了佛山工藝總廠(又名佛山同心首飾廠)35名工人因要求公司進行集體談判而被廠方非法解雇的案件。

當天上午,禪城區勞動仲裁庭審理了其中32名因參與選舉工人代表被廠方非法解雇的案件。公司的代理律師稱,其中6名工人被解雇是由於曠工而被解雇,而另外26名工人並沒有被解雇,而是因為他們違反不準帶手機進入廠區的規定,所以被禁止入廠。

廣東勞維律師事務所的段毅和孟凡琦是該案中工人們的代理律師,他們在庭上稱,在去年11月工人們質疑廠工會合法性之前,廠方從來沒有實施過進廠禁止帶手機的規定。而就在幾個月前,工人們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工人代表跟廠方談判,並簽訂了集體談判協議書,其中有保證不對工人打擊報復的條款。孟凡琦稱:

去年11月20日,工人們要求改組現有的廠工會、重新選舉工會主席,並向佛山市總工會,廣東省總工會等上級工會發函,邀請其介入指導工作。但原定於11月27日召開的會員大會,卻被廠方雇傭的數十名保安阻止。

後來工廠直接把工人鎖在廠外,聲稱根據工廠規定,攜帶手機的工人不可進入廠區。但據工人稱,這條規定此前並未被實施過。而更過分的是,廠方從未沒有征詢過工會和工人的意見就擅自執行了該規定。從始至終,廠工會都無動於衷,而多名工作十數年的工人都稱不知工會主席是誰。

段毅律師隨後指出,這26名工人被拒進入廠區差不多有兩個月,因此即使沒用經過正常的程序,他們也應被判定為被工廠即時解雇。

「而對於那6個已經收到解除勞動合同通知書的工人來說,」段毅說。「廠方提供的證據表明,廠工會已經同意解雇這6名工人,但我想問的是:工廠有工會嗎?誰是工會主席?這6名工友是工會會員嗎?我們如何確定工會簽章的真實性?」

廠方的代理律師稱其對工會事宜皆不清楚。段毅繼續質問:

所以你們出示的證據是由一個連你們自己都不清楚的組織認可的?我在此提請仲裁庭對廠工會是否存在和其合法性展開進一步調查,因為工人們是因為參加了工會活動而被解雇,而工人你們對於召開此工會活動已經提前告知了各級工會。

當天下午,祖廟街勞動仲裁庭又開庭審理了祝新華,鄭洪雙和錢森華三名工人代表訴佛藝工廠因其組織工人與資方集體談判而對其打擊報復並將其解雇一案。

祝新華等三人於11月25日,也就是工人代表大會召開的兩天前被解雇,理由是「從事不當活動,曠工,怠工」。而這三名工人代表稱,9月雙方通過集體談判簽署協議之後,廠方只給他們非常少的原材料,以至於他們根本沒有辦法開工。

段毅在下午的庭審中更利用廠方上午出示的證據反過來駁斥其解雇三人與其代表身份無關的觀點。廠方在描述其於11月27日拍攝的一段的視頻時,稱這三名工人代表「躲在樓頂指揮工人」。段毅律師回應稱,既然你們作出了上述指控,又怎麽能說解雇這三人和他們身為代表一點關系都沒有?

仲裁庭並未當庭宣判。段毅律師總結當天的兩起案件,說道:

仲裁只是眾多程序中的第一步,我們要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這可能是歷史上第一次這麽多工人因參與工會活動被解雇,並依據《工會法》爭取自己的權利。我非常欣慰看到中國工人在這些年來的成長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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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30 22:55:24 |显示全部楼层
2015年兩會中與勞工議題相關的提案

在今年兩會召開前,光明網推出了「老百姓眼中的改革關鍵詞」的活動,截至2月28日,有24萬人次參與了這項調查。其中,「收入分配」以12.2%的得票率占據榜首,而「戶籍改革」「社會保障」等與勞工密切相關的議題也進入了關註榜的前十位。

而在兩會的提案中,也有不少都與勞工密議題切相關,涉及帶薪休假、產假、出租車壟斷經營、農民工問題等諸多方面。我們按照關註焦點的不同對這些提案進行了整理。

帶薪休假
1. 國家旅遊局前局長邵琪偉:進一步推動落實帶薪休假製度

近年來,官方已開始大力推動帶薪休假製度全面落實。201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便提出「落實帶薪休假製度」。國務院去年8月又公布了《關於促進旅遊業改革發展的若幹意見》,鼓勵職工結合個人需要和工作實際分段靈活安排帶薪年休假。「《勞動法》早就已經立法(確定帶薪休假製度)了,關鍵是一個實施和落實的問題。」邵琪偉表示,希望各方面進一步引起重視,進一步推動帶薪休假製度的落實。

打破出租車牌照壟斷
1. 代表政協委員熱議出租車行業改革:呼籲出租車市場依法放開

2014年中國出租車行業「專車」的橫空出世,讓中國城市的公共交通遭遇新變局,而個別城市出租車司機罷運事件,也引起代表委員對「打車」這件事的關註。乘客對出租車價格和打車難怨聲載道,而出租車司機也對專車搶生意不滿,如何改革目前的備受批評的出租車體製?

2. 李書福委員:出租車改革關鍵是打破牌照壟斷

針對不久前引發社會熱議的出租車改革話題,全國政協委員、吉利集團董事長李書福認為,盡管各地有不同探索,但出租車改革的關鍵是打破牌照的壟斷式管理。這是李書福第三次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提交關於出租車體製改革的建議。「出租車行業亟待進行體製上的改革,打破利益固化的"堅冰",改革的方向應是破除壟斷,將出租車數量的配置徹底交還給市場。」李書福提議,應該直接向符合準入的一線司機開放出租車經營權,通過充分競爭盤活市場,只有這樣,老百姓才有可能真正告別「打車難」、「打車貴」現象。

教師工資
1. 兩會提案聚焦教師問題 農村如何破解師資短缺

「當前我國農村教師編製測算『標準上超編』,但『現實中不足』。」民進中央參政議政部副部長姚立迎介紹,民進中央將向全國政協大會提交《關於進一步調整我國農村教師編製的提案》。在這件提案中,民進中央認為,農村教師編製的核心問題是改變教師的配置方式,采用「基本編+機動編」的方式使農村地區教師數量能滿足正常的教學及相關工作的需要。全國人大常委、民進中央副主席王佐書表示,教師穩則教育穩,教師地位高則教育地位高,在我國農村學生還占大多數的情況下,發展農村教育,解決農村師資隊伍建設面臨的突出問題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產假
1. 全國政協委員張禮慧:女性產假應延長至3年

「女性延遲退休的相關政策,還可與延長產假相結合。」全國政協委員、重慶師範大學音樂學院院長張禮慧說,可借鑒國外經驗,將婦女的產假逐步延長,甚至可以延至3年,直至孩子上幼兒園。延長了產假,對孩子的教育、心理等方面都有好處,產假結束婦女出來工作時,也會更加投入。這樣一來,就可與女性延遲退休政策形成互補。

2. 中國科協副主席建議:夫妻共同休產假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協副主席、中國工程院院士陳賽娟等八位委員,已聯名向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提交大會發言,建議女性高級專家與男性同齡退休;同時適當延長產假時間,推行夫妻雙方共休產假製度。

農民工
1. 「最美洗腳妹」劉麗:應賠付農民工討薪期的工資

劉麗建議,應賠付農民工討薪期的工資。她說,農民工去走仲裁程序,即便勝訴了,用人單位明知理虧還要起訴上訴,終審後也不執行。但打官司的時間和成本幾乎完全由勞動者承擔,是不公平的。「我建議,要讓敗訴的用人單位承擔勞動者仲裁、訴訟期間的工資,引導勞動者自願去仲裁,也才能引導用人單位主動去承擔法定義務,放棄濫用訴權。」

2. 全國人大代表張曉慶:將農民工職業病納入基本醫保

張曉慶建議,強化《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的監管落實,普及職業病防治的知識,增強用人單位的職業病防治觀念,提高勞動者的職業健康意識、自我保護意識和行使職業衛生保護權利的能力。建議將當地勞動環境保護指標和企業工人健康相關指標納入政府考核範圍中,加強政府對勞動保護的重視。有關部門應加強對企業勞動合同簽訂、工傷保險覆蓋以及勞動環境的監督與指導,對於勞動環境惡劣的企業應該嚴格監管。

塵肺病
1. 民進2015兩會提案:完善塵肺病救助和保障製度

我國為保護塵肺病職工的合法權益出臺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如社會保險法、職業病防治法、工傷保險條例、職業病分類和目錄、勞動能力鑒定國家標準等,然而由於現有的救濟和補償製度覆蓋面較小,職業病鑒定(工傷認定)程序復雜、索賠困難等原因,多數塵肺病患者獲得救助的途徑依然艱難。

公務員考試
1. 人大代表龐麗娟:中職高職生也應能考公務員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教育政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龐麗娟建議,允許職業教育的學生們參加研究生、公務員等考試。她提出,「希望能給中職、高職這樣的學生多一些出口,比如允許他們考公務員、研究生等。」龐麗娟提出,現在社會上就業還是唯學歷論,而事實上未必學歷高的就一定比學歷低的能力強,應該從學歷論改為能力論,政府需要突破現有的勞動、人事和就業製度。

她們是誰?中國被捕的五位女權活動人士簡介

從3月6日開始,北京、廣州、杭州、雲南等地多名女權活動人士被警方帶走。隨後,鄭楚然(大兔)、韋婷婷、李婷婷(麥子)、武嶸嶸、王曼五人被拘留至今。而她們原計劃在婦女節日期間進行公交車反性騷擾行動。

據悉,在今年「三·八」婦女節前夕,她們得知長期關註的性騷擾問題有可能獲得「兩會」代表重視,而中華全國總工會也將就工作場所性騷擾問題進行提案,因此希望在民間作出響應,並商定了活動主題「製止性騷擾,安全你我她」,原計劃將抵製性騷擾的標貼貼到公共交通工具上。

她們被拘留後,包括廣州十所高校的學生、中國大陸勞工界人士、全球女權聯盟和國際特赦組織等機構團體都在網上發起了聯署行動,要求當局立即無條件釋放這五名女權活動人士。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鮑爾(Samantha Power)3月13日也在社交網站 Twitter 上呼籲中國當局立即釋放五名被拘的女性維權人士。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向您簡單介紹這五名女權行動者以及她們曾參與策劃過的行動,並會實時更新她們的最新情況,期望她們能夠早日獲釋。

她們是誰?
鄭楚然(大兔)
又名大兔,女權行動派成員。畢業於中山大學,擁有雙學士學位。曾參與策劃過「消滅鹹豬手」、「占領男廁所」、「取消女性職場歧視」等行動。

韋婷婷
武漢大學人類學碩士,r&B雙性戀團體聯合發起人。分別於2007年和2009年在武漢發起組織話劇《陰道獨白》的演出,2010年開始加入倡導性別多元平等的機構武漢rainbow LGBT,2011年來到北京加入紀安德,擔任項目主管,並在同誌亦凡人擔任主持。

李婷婷(麥子)
又名麥子,女權行動派成員,北京益仁平中心 LGBT 項目負責人,長期關註性別平等議題。曾參與策劃過「占領男廁所」、呼籲男女高考平等分數線等行動。

武嶸嶸
浙江民間公益機構「杭州蔚之鳴」創辦人,曾在公益機構北京愛知行研究所、北京益仁平中心任職,從事維護婦女權益近八年。曾參與發起「占領男廁所」、「剃光頭抗議教育部高考性別歧視」及「反對家庭暴力」等行動。

王曼
女權主義者,「全球反對貧窮活動」(Global Call to Action Against Poverty)項目協調人,長期關註在消除貧困領域的性別平等議題,多次參與性別平等倡導行動。

她們做過什麽?
占領男廁所
2012年2月19日中午11時許,在廣州市越秀公園旁的一個免費公廁旁,幾名女大學生上演了一場「占領男廁」的行為藝術。中午11時許,李麥子和幾名女大學生一起帶著「道具」來到了越秀公園旁的免費公廁。此時,女廁旁已經排起了長龍,而男廁門口卻沒有一個排隊的人。李麥子的朋友舉起了兩個自製紙牌,一個上書「關愛女性從『方便』開始」,另一個則寫著「女人更『方便』,性別更平等」。女大學生們還向市民派發了《致男同胞的一封信》。她們在信中呼籲:通過立法來增加公廁中女廁位數,比例至少應該達到 1:2。

吃掉職場鹹豬手
2012年3月8日,在熙來攘往的廣州街頭,一個由鹹豬手堆砌而起的「小山堆」格外引人註目,鹹豬手「小山堆」上立著一把巨大而閃亮的「菜刀」。在這個屬於女人的節日,幾位廣州女青年上演了一出「消滅職場鹹豬手」的行為藝術,倡導女性勇敢反抗性騷擾。 在現場,誌願者們向過往民眾派發宣傳單,進行防性騷擾方面的知識普及。針對男性和女性,宣傳單分為不同的兩種,倡導男性尊重和保護女性,鼓勵女性勇於反抗性騷擾。

致信500強CEO抗議招聘性別歧視
2012年4月26日中午,廣州中山大學大四女學生鄭楚然向中國500強企業的首席執行官各寄出一封信,呼籲企業發表平等用工聲明,關註並解決招聘大學畢業生時對女性不公正的要求和限製。 鄭楚然說,她找工作時發現,很多企業招聘公告中有「限男性」「女生身高1.65米」等條件。很多企業認為,多數女性會為了照顧家庭而不能專註於工作,年輕女性結婚生子會增加人力成本。鄭楚然認為,企業並沒有用人唯賢,而是在女性入職條件上加上了比男性更多的限製。

邀人社會廳廳長逛就業市場
2013年,中山大學應屆畢業生鄭楚然到南方人才市場調查發現,招聘崗位裏有10%標明限招男性或男性優先,而且,這些崗位大部分非國家規定的不能讓婦女從事的重體力勞動工作。她昨日致信廣東省人社廳廳長林應武,邀請林應武逛人才市場,了解就業性別歧視。 之後,省人社廳回復稱,南方人才市場已根據省廳和廣州市人社局的要求,自查自糾,對所公布的用人單位招聘崗位信息進行全面核查,及時清理了存在性別歧視內容的招聘信息。另外,省人社廳也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加強日常巡查,暢通受理投訴舉報渠道,並對所轄人力資源市場的招聘活動進行集中檢查,及時發現、糾正性別歧視和其他各類就業歧視現象。

上書人大代表要求解決女性如廁難
2014年兩會前,李麥子和全國各地百余名女大學生的聯名來信,要求人大代表解決中國的女廁所廁位不足問題。她們發出了兩百多封電郵,三百多封平郵,加上不可計數的微博遊說,收到的最多的回復是簡單的「我已收到」。但浙江省一名來自醫院系統的人大代表,認真回復了學生們的郵件,並承諾,將在合適場合多多提議;一位來自高校系統的學院院長也回復說,將會以學生們提供的材料,作為履行代表職務的參考。

砸花瓶
2012年,李麥子和西安的幾名女大學生就通過「砸花瓶」的行為藝術向反抗女大學生選美活動。活動發起人李麥子稱,因為女性的美是自己定義的,不是別人定義的,所以任何選美都是把女人的美,都是讓別人定義她的美。我們反對選美,其次我們希望那些女性從自身的美中獲得自信,而不是去通過別人的肯定才知道自己是美的。 按照事先的計劃,李麥子和其他幾名女大學生,拿起提前準備好的榔頭,將兩個插有鮮花的花瓶當場打碎。李麥子稱,我們覺得花瓶它其實是作為一個女人外表美的一個象征,別人評選她的時候,我們就覺得我們就不去做這個花瓶。

最新情況
據紐約時報報道,3月13日其中四名女性的律師透露,北京警方以涉嫌「尋釁滋事」為由正式拘留了五名年輕的女性活動人士。律師們表示,這些女性都被關押在北京西部的海澱看守所,盡管其中兩人上周被關押在中國東部的其他城市。其中只有李婷婷得以在看守所與律師見面。

3月11日上午,據王秋實律師通報消息,今日李婷婷和王曼的家屬存了錢物,有家屬說:「我完全支持女兒做的事,有能耐也把我抓走!」另有家長說:「反公交色狼也有錯?這是很好的事!警察抓我女兒,他們是跟流氓站在一起?」 律師初次要求會見李麥子到3月12日將滿48小時,按規定應當安排會見。同時五位的家屬均表示目前仍沒有收到任何法律文書。 截止至3月11日下午3點,全球女權聯署呼籲中國政府釋放五名女權行動者共有493名來自中國,日本,巴西,英國,美國,澳大利亞,芬蘭,西班牙,瑞典,瑞士,印度等超過30個國家和地區的人簽名。

3月11日上午,據王秋實律師通報消息,今日李婷婷和王曼的家屬存了錢物,有家屬說:「我完全支持女兒做的事,有能耐也把我抓走!」另有家長說:「反公交色狼也有錯?這是很好的事!警察抓我女兒,他們是跟流氓站在一起?」 律師初次要求會見李麥子到3月12日將滿48小時,按規定應當安排會見。同時五位的家屬均表示目前仍沒有收到任何法律文書。 截止至3月11日下午3點,全球女權聯署呼籲中國政府釋放五名女權行動者共有493名來自中國,日本,巴西,英國,美國,澳大利亞,芬蘭,西班牙,瑞典,瑞士,印度等超過30個國家和地區的人簽名。

二零一九年

中國建築工人需要建築行業工會

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顯示,2018年建築工人的集體行動在所有工人抗議活動中占最大比例(45%),而幾乎所有的建築工人抗爭都與追討欠薪相關。

同時,根據中國安全事故地圖統計,2018年建築工人也是各行業工人中,遭遇安全事故的最大群體(占比26%)。這一統計結果與應急管理部通報的數據相符。該部門指出,自2009年起建築業事故起數開始超過煤礦,已連續9年為工礦商貿事故最多行業,主要事故類型為高處墜落和坍塌。如果采取適當的安全程序,這些事故本可以避免。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的建築工人被系統地剝奪了基本勞工權利(按時足額獲得勞動報酬、簽訂勞動合同、參加社會保險)。且正如應急管理部指出的那樣,在建築業混亂的分包轉包系統中,在缺乏適當培訓和安全設備的條件下,建築工人的職業健康和安全往往難以保障。

許多觀察者將這一情況歸咎於執法不到位、剝削的老板和漠不關心的政府官員,甚至歸咎於工人自身不了解自己的權利,然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提出一個可行的解決辦法或找到有效出路。

今日,中國勞工通訊發布了一份關於建築行業的中文報告——《建築行業工會歸位: 我國建築行業40年之「法外運行」及其出路》,將為解決建築行業根深蒂固的問題提供新的視角。報告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從工會開始,讓建築行業工人工會回歸到建築工人的利益代表者,回歸到建築工人的組織者,回歸到代表建築工人與建築企業協會集體談判的談判者。

報告提議,工會應走出辦公大樓,走進建築工地現場,把建築工人組織到工會中來,從而使建築行業工會在一線建築工人當中具有充分的代表性。應該推動建築行業工人工會與建築企業協會,通過集體談判,達成建築行業年度集體協議,實現按年調整業內不同工種的工資標準,規範工資支付方法和日期,確定工傷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等的繳費方法以及繳費額度。

以建築行業年度集體協議所約定的方式,每名建築工人在進入工地前,便繳付了各種保險,從而最大程度避免雇主故意或無意違法;建築企業可以以符合建築行業特點的支付周期,向不同工期的建築工人支付工資,從而最大程度避免發生欠薪;一線建築工地上的建築工人們,將能夠在工作現場直接參與安全生產和職業健康的監督和維護。

2018年10月29日,習近平對中華全國總工會新一屆領導班子集體講話,要求「哪裏的職工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哪裏的工會就要站出來說話」。報告認為,中華全國總工會應該從建築行業入手,從建築行業工人工會做起,積極探索從被動維權向主動協調和談判轉型的路徑。

本報告首先描述了建築行業的基本狀況,其後分析了建築行業的分包製度,以及建築工人的權利保障狀況,並以案例說明了建築行業「法外運行」對普通工人的影響。 最後,報告呼籲,通過建築行業工人工會的歸位,逐漸解決建築工人被拖欠工資、沒有勞動合同、沒有社會保險、安全生產和職業健康保障不足等問題。

隨著春節來臨,又到了建築工人討薪的季節。報告建議,應以建築行業工會歸位為起點,走出解決建築行業沈屙頑疾的新出路。

跨地區卡車司機罷工一周年:原子化卡友如何組成互助網絡?

2018年6月8日,山東、四川、重慶、安徽等至少十個省市的卡車司機發起了一連串抗議。上百輛卡車停泊在路邊形成長長的車龍,車上掛了「拒絕疲勞駕駛」、「抵製低價」等標語。司機的抗議內容一致,主要是運價過低、油價高企、交警路政隨意罰款、疲勞駕駛以及貨運平臺「運滿滿」禁止其與客戶私下溝通的新政策深感不滿。

中國卡車司機通常自購車輛,以接貨運貨為生,是工作相對獨立的職業群體,既不依賴生產裝配流水線,也不需要太多工作搭檔。司機們原本各自工作,竟然組織起跨越省份的大規模行動。這既暴露了卡車司機行業存在的勞動問題,也令人驚訝這一群體如何組織起互相支援的網絡。究竟是什麽讓司機們組織起互相支援的網絡?這些網絡又如何發揮作用?去年出版的兩本《中國卡車司機調查報告》(下稱調查報告),為我們提供了不少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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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30 22:56:32 |显示全部楼层
自由的卡車司機:操控方向盤便能掌握生活嗎?

網上媒體「卡車世界」的一篇文章,向我們展示了早年卡車司機的大眾形象:在人口戶籍製度極為嚴格的時期,卡車司機能夠穿州過省,見識不同風俗,是少數「自由」和「神秘」的職業。過去只有大型國企才有運輸部門,汽車亦屬稀有品,更使卡車司機成為一種令人羨慕的職業。

然而,自從上世紀80年代政府加緊興建高速公路,外貿和沿海城市高速發展,以及個人買車成為卡車司機的比例愈來愈高,物流業逐漸成為一個獨立產業。調查報告顯示,超過75%的受訪卡車司機是散戶。一些司機入行的原因,雖然跟以往的卡車司機有所重疊,都是喜歡車和喜歡駕駛,崇尚擁有一輛車後掌控工作的自由,但正是同一種工作,在今天向我們展示了自由的另一面。

不少卡車司機在入行前均認為可以自己控製駕駛時間與進程,然而實際勞動時間的長短並不在司機自己的控製範圍內。調查報告發現,卡車司機每天駕車平均時間在8-12小時的占42.1%,超過12小時的占9.2%,在5-7小時的只占24.9%,可見工作強度之大。值得留意的是,自雇司機的工作時間比他雇司機長,反映自我剝削的情況普遍。自雇司機最長持續開車時間為11.05小時,他雇司機則為10.31小時。晚上8點以後開車時間的平均值,自雇司機為4.39小時,亦高於他雇司機的3.75小時。

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卡車司機既是車主,也是一個龐大的負債群體。根據調查報告數據,購車司機當中有83.7%不是以自己的存款來買車,其中向銀行貸款和向家人朋友借款的比例超過七成。一般而言,卡車司機貸款的還貸期為2年。在這段時間內,他們每月都要搭錢還貸,基本上不挑活兒,有人一個多月也沒下過車。而已經還完貸款的卡車司機則對工作有較大自主性,精神狀態也比較放松。

另一方面,卡車司機雖然每單運輸帳面收入頗高,但受訪司機均表示行業最大問題是成本高。加上市場不規範、競爭激烈、路卡多、收費高等問題,使收入大幅減少。根據調查報告,卡車司機全年平均收入為10.7萬元。當中,年收入在10萬元或以下的占約七成,高於10萬元的占28.8%。單看收入似乎不錯,但考慮到車主還要還貸和支付各種維修費用,可支配收入水平可能沒有想像中高。

由找貨到裝卸:為了開工要付出多大努力?

除了生計難以掌握以外,勞動過程中的種種問題也讓卡車司機相當頭痛。第一個司機們會碰到的問題,是貨從何來。一般來說,入行時間愈長的司機愈能擁有固定貨源。但入行時間較短的人便不得不采取各種方式找貨。自由的司機成為激烈競爭的對手只是一瞬間的事。近年來,很多卡車司機都湧入「貨車幫」、「運滿滿」等App找貨,變相使其成為壓價的工具。在一些例子中,9600元的運費動輒被壓成5600元,貨站漁利4000元,占總金額超四成。

找貨之後是拼貨。由於承運的一般是零擔貨物,即使有部分固定貨源,卡車司機依然要找貨、拉貨、等貨。經歷過失業的人都會明白,等待是最痛苦的時候,司機等貨的過程也是同樣道理。調查報告訪問的一位卡車司機清楚地計算出焦慮感的來源:「等待花著錢呢,心裏著急。住一兩天還行,三四天就難受了。住店30元,1個人1間房,公用洗浴。 (…)停車費一天35元,吃飯一天3頓四五十元。合計一天得100多塊錢。」

配好貨後還要裝卸,意味著司機的等待仍未能結束。據卡車司機們表示,裝卸工的特點是:給錢,先給你卸;不給錢,你就排著等吧。有時一排可以等12小時,一天也未卸好貨。為了加快進度,卡車司機們只得用盡各種手法:天熱了給買水喝,幹活時塞包煙,到飯點時供應盒飯,直接給錢更是少不了。

上路後:只身在異鄉如何化解難題?

好不容易裝好貨開始上路,大多已是半夜,這個時候各種亡命之旅才正式上演。首先是要躲交警、路政。由於各地執法標準不同,不少卡車司機難以保證車輛完全符合標準,隨時「被超載」、「被非法改裝」,惹來各種罰款,因此,他們在晚上趕路時都會盡量全速前進,務求躲過早上交警較多的時段。當然還有不少司機是受想要賺錢的迫切心情驅動。晚上開車特別容易困,許多司機自訴開著開著,看見各種幻象,例如在高速公路上看見跑馬、出現地毯等。

為了維持高效,卡車司機始終需要中途休息以補充體力。這段時間往往令他們最頭痛。人生路不熟,司機最痛恨的是路上被偷油、偷貨和碰瓷。調查報告引述的一位司機便表示,假如到了服務站沒有付錢叫保安關照,那多半是要倒楣。「一宿能偷1萬塊錢的油,沒有人管,發現了也不能下車,下車揍死你。」就算開車時也能丟貨,「偷貨時,大車在前面跑,小車在後面跟。小車上有個磁鐵直接吸到大車上,(…)小車上的人就趁機爬到大車車廂偷貨。」卡車司機都明白,報警毫無作用,還費時費事,做了筆錄後音訊全無早已司空見慣。因此不少司機只能做足防範,遇事後自認倒黴。

沒有遇到堵車和車禍等特殊情況便是萬幸,但這不代表完成送貨的卡車司機可以停下來。一般而言,將貨物送抵後便要開始回程。為了不耽誤行程,司機白天趕到目的地爭取卸貨後,通常在車上睡兩三小時,待裝卸工卸完車後,便要再找貨往回走。整趟旅程中,卡車司機無時無刻不處於焦慮緊張的狀態之中,一時要討好裝卸工,一時又要防範別人偷貨。除此之外,還要動用各種情感以求勞動過程一切順利,既要忍交警的氣,低聲下氣說軟話,又要跟貨代討價還價。難怪調查裏有38.8%的司機都希望將來轉行,逃避這個讓人身心俱疲的行業。

卡友的江湖:必須抱團取暖,單打獨鬥生存不下去

鑒於司機單打獨鬥無力應付各種問題,卡車司機的組織早已自發性地大批出現。 2014年成立的「卡友地帶」便推廣了「卡友」這一身分。到了2018年,較大的組織包括「卡友地帶」、「卡車之家」,其會員分別達80余萬,較小型組織如「中國龍」、「東北虎」等則各有2、3萬名會員。

雖然大部分卡車司機加入這些組織的最初目的是想要結識更多朋友,但卡友組織的實用性也不容忽視。除了最基本的信息共享外,包括指路、貨源和防止詐騙,卡友之間的實地救援超乎外行人想像。卡車一旦發生故障,如果司機不能自行修理而發出求救信息,當地司機組織的基層負責人將發動和組織救援活動。掌握了故障信息的負責人會進行動員和分工,有些卡友負責代購零件,有些則帶領大家前往施救地點。參與動員的卡友少則兩三人,多則十數人。遇到需要倒貨(因急於運貨而要將貨物轉到另一架卡車)時,組織起包括卡嫂在內的二三十人隊伍,連帶運輸車輛前往施救地點也十分常見。

遇到車禍事故,卡車組織也會出手幫忙。外地車與本地車發生交通意外時,外地司機難免被本地人狠咬一口。此時由卡車司機的本地卡友出面調停便相當重要,往往能將賠款額度降低至合理水平(調查報告中一個例子由2000元降至300元)。如果遇到生命救援這種危急情況,卡車組織也能幫助定位失聯司機、安排現場救援和報警。

卡車司機組織的實地救援都牽涉大量費用。當中,購買零件、聘請修理工和裝卸工等費用固然由司機承擔,但招呼卡友到場救援的花費大多數由組織負責人承擔,或幹脆由參與者分攤。

通過卡友之間的互相介紹,這些組織的發展已經具有相當規模。即使是自發性質的小型組織如「中國龍」和「東北虎」也設立了各種功能性的部門。除了上文提及的救援小組,卡車組織還有清欠小組,長期負責追討運費。他們處理拖欠貨款事宜也有既定程序:先派員說理,不少貨主在這個階段已會把錢交出,假如失敗後便發動電話攻擊,最極端的情況還會登門討薪和扣押貨物。以往卡車司機遇到拖欠往往忍氣吞聲,有了司機組織運用地方資源後,不但可以解決這種小額經濟糾紛,更不用再訴上法院費時失事。

「中國龍」在兩年半內已完成各種救援行動3200多起,「東北虎」的救援活動每天都有,二者幫助討回的欠款分別達113萬及110萬元。調查報告指出,類似拖欠運費、壓低運價之類直接損害卡車司機利益的事情將面對明確的抵抗,司機對議價和抗議政府部分規定的訴求也初步形成。

互助組織的發展:它將如何演變?

小型卡友組織近來已開始舉辦一些線下聚會,這些聚會無疑有助團結,但成本頗高。相比之下,有商業組織背景的「卡友地帶」和公益性質的「安心驛站」在這方面發展更為順暢,後者推出了激勵金,支持站友作線下聚會。

去年卡車司機的罷工更展示了這種團結有更進一步的趨勢。安徽合肥的卡車司機抗議「運滿滿」APP升級後規定卡車司機在暗處投標,變相在司機群體中形成低價競爭;江西九江的卡車司機抗議過路費貴和委托方拖欠運輸工資;貴州銅仁的卡車司機則不滿運費過低和油價高。卡友甘願放棄收入而采取集體行動,自製橫幅和標語,與以往那種應急式地方互助行為明顯不同。

雖然目前卡車司機組織的互助性質較強,但隨著政治和經濟條件的變化,它們將有機會變得更進取。面對燃油價格居高不下,新興貨運平臺加緊壓榨,司機的勞動條件越來越差,卡車司機組織也需要思考如何幫助司機抵禦環境的變化。抵製出價過低的貨代、幫助成員議價和介紹工作,甚至集體行動要求加薪,都是一些可能的選項,卡車司機互助組織仍有很大發展空間。

2018年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的趨勢、特點及成因分析

2019年9月11日, 我們在微信公眾號「小菜工作室 吉林大學勞動關系研究中心」看到中國勞動關系學者戴春的一篇關於2018年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的趨勢的文章。 現轉載給本網站讀者參考。

作者簡介:戴春,女。湖南省總工會幹部學校副教授。主要研究勞動關系和工會。

【摘 要】2018年工人集體行動呈現明顯上升趨勢,並從沿海地區向內陸省份蔓延,從傳統製造業向服務業和新興產業擴展,從單個企業向行業發展。其原因從表層看,是企業在經營困難,或關閉、破產、搬遷中,因欠薪和經濟補償等問題引發勞資糾紛。但深層原因是企業缺乏有效的勞動關系調整機製,勞資矛盾長期積聚所致。解決之道除了加強監管規製之外,還需要工會切實履行維權服務的基本職責,政府改變維穩思路,居中調解,並建立有效的勞資關系協調機製和集體勞動爭議處理製度。

2018年,工人集體行動在經過兩年的沈寂之後,又呈現明顯上升趨勢,無論從爆發頻率、規模、範圍到影響程度,都較2017年快速增長,並從沿海地區向內陸省份蔓延,從傳統製造業向服務業和新興產業擴展,從單個企業和地區擴展到跨企業、跨地區甚至全國性的行業集體行動,某些企業的勞工事件也因引發一定程度的社會參與而廣受關註。本文以2018年部分工人集體行動個案為實證依據,對2018年工人集體行動的趨勢、特點及成因進行梳理和分析。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本文中工人集體行動均采用「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的表述。

一、2018年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的趨勢和特點

(一)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呈快速上升趨勢

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在經過2016年至2017年的沈寂之後,2018年開始呈明顯增長趨勢。2018年3月,上海四千環衛工人罷工;2018年年初至年末,湖南耒陽、桑植的三百多名塵肺病工人及工亡工人家屬在深圳持續維權,由此帶動湖南攸縣、武岡、陜西紫陽縣、四川漢源縣等地塵肺病工人集體維權;五一前夕,塔吊司機在18個省份發起全國性罷工,僅湖南一地就有近十個地級市塔吊工人參與;6月,卡車司機在全國10多個省發起罷工。2018年全國各地的快遞員和外賣工人罷送、網約車、出租車罷運、教師集體抗議事件均多達數十起。從規模上看,就網絡搜集的信息粗略統計,百人以上的有一百多起,千人以上的有十多起,無論從爆發頻率、規模、範圍到影響程度,都較2017年有較大幅度增長。

(二)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從沿海地區向內陸省份蔓延

在過去幾年,工人的集體行動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尤其以廣東地區為主,在2018年,內地省份的集體勞動爭議持續上升。河南、陜西、四川、湖南、安徽、河北、湖北等地發生的集體勞動爭議在內陸省份位居前列,河南連續幾年為集體勞動爭議最多的內陸省份。筆者所在的湖南的集體勞動爭議上升較快,由2017年30多起增加到2018年的70多起。內陸省份的集體勞動爭議多集中在快遞、送餐、網約車和出租車,以及建築、服務、教育等行業。

(三)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從傳統產業向服務業和新興產業擴散

傳統製造業、建築業歷來是集體勞動爭議高發行業,2018年,交通業、服務業和教育行業的集體勞動爭議數量上升。尤其是新興互聯網平臺行業集體勞動爭議迅速增加,幾乎每月都有外賣騎手的罷工罷送。3-6月間,徐州、合肥、重慶、長沙、太原、深圳、濟南等十幾個城市的美團、餓了麽外賣騎手的罷工罷送行動就有30多起。網約車和出租車罷運也是一個持續的熱點,截止到2018年10月,福建、廣東、廣西、湖南、江西、山東、重慶、浙江、河南、雲南等地發生的網約車罷運有20余起,2018年出租車罷運近50起。快遞公司自2016年集中上市後,2017年迎來各地派送站點罷工高潮,2018年仍延續了前兩年的熱度,1-10月各地快遞配送站點罷工有20多起。教育行業的集體爭議在2018年也呈高發態勢,各地教師集體行動多達60多起。4-5月,哈爾濱、西安、呼和浩特分別有一千多民辦教師集體維權,要求養老待遇。

(四)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從單個企業和地區擴展到跨企業、跨地區甚至全國性的行業集體行動

之前的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大都發生在某一家企業或某一個地區範圍之內。2018年幾次大的工人集體行動,則突破企業或地區的局限,形成跨企業跨地區的聯合行動。2018年五一前夕,全國塔吊司機聯盟發起全國性大罷工,從4月25日至5月1日,共有18個省份40多個城市的塔吊司機參與了集會抗議活動,要求加薪,禁止超時間、超負荷加班;2018年6月8日至10日,江西、湖北、安徽、重慶、山東、四川、上海、浙江、貴州、湖南等10多個省份的卡車司機展開聯合罷工,要求降低油價、提高運費;2018年3月,上海長寧區高潔、西聯、東聯三家環衛公司近4000環衛工人舉行聯合罷工,要求補償被克扣的早晚班津貼和夥食補貼。三家環衛公司的工人,因為共同的訴求,舉行了同一地區跨企業的聯合行動。

2018年幾次大的勞工事件,尤其是塔吊工人和卡車司機在幾十個城市同時發起的跨企業的、跨地區的、全國性的行業集體行動,這是前所未有的。這也表明,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從企業級別擴展到到行業級別。

(五)工人的訴求仍以傳統訴求為主,也有組織化的主張

工人集體行動的訴求仍然集中在追討欠薪、要求加薪、搬遷/閉廠補償、追繳社保公積金等方面。筆者所在的省份湖南,2018年70多起勞工群體性事件中,有一半以上與欠薪有關,另外有十多起以加薪為訴求,欠薪主要集中在建築業、製造業和服務業,加薪主要集中在互聯網平臺行業。這表明工人的勞動經濟權益依然是最主要的訴求。工人在爭取權益的過程中發現,其權益之所以屢屢受損,是因為工人缺乏話語權,在沒有工會組織或工會組織不健全的企業和行業,沒有一個組織來有效地代表和維護他們的權益,於是,一些工人在集體行動中開始有了組織化的訴求。如2018年5月至8月,深圳XX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員工在集體行動中就提出要求組建工會的主張。

(六)勞工NGO的影響式微,工人集體行動呈自發狀態,組織化程度有限

前幾年的工人集體行動,尤其是珠三角地區的工人集體行動,勞工NGO介入較多,自2015年底加強對勞工NGO的管理之後,勞工GNO逐步退出。2018年的工人集體行動幾乎完全是自發、自主狀態。在珠三角地區的一些個案中,工人的集體行動仍具有一定程度的組織化。但通過相對組織化的行動促成雙方談判達成協議的情況不多。在幾次大的行業性集體行動中,工人的組織化程度十分有限。如塔吊司機通過社交媒體成立了全國和各省市塔吊司機聯盟,各地卡車司機也成立了卡友聯盟,這些工人的自治聯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組織聯合的作用,但僅以網絡形式存在,比較松散,還遠未進入到勞資對話和談判的階段。

而更多企業的工人集體行動呈分散和無序狀態,與2015年之前相比,更多的出現遊行、堵路、堵門、到政府抗議等行為,而不是選舉代表與資方通過談判解決問題。很多事件是在政府介入調解的情況下,在維穩路徑中匆匆結束,但工人的訴求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勞資之間的矛盾沒有充分化解,工人對資方的不滿和怨恨有可能再次積聚,當達到一個爆發點,就會因為相同或相似的問題再次爆發沖突,引發新的集體爭議。

(七)互聯網在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中扮演重要角色

自媒體和社交媒體的廣泛運用,對工人之間的溝通與聯合、工人集體行動的方式以及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的影響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1. 通過社交媒體進行溝通,達成群體認同,建構群體團結

工人之間廣泛運用微信、QQ等社交媒體進行信息交流。網約車、外賣、快遞、卡車司機等這些分散在各自工作環境中難得見面的工人,正是通過社交媒體的交流了解到本行業其他工人也和自己一樣處於同樣的生存境況之下,從而形成群體認同。他們在各種微信群、論壇上互動,在發泄不滿,表達訴求的過程中形成利益共識,建構起群體團結,並以此作為他們發起共同行動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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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過社交媒體實現聯合,組織動員,統一行動

工人不僅通過互聯網實現初步團結,也通過互聯網實現組織動員和進行統一行動。他們平時由於工作關系都普遍建立各種微信群,一旦進入集體行動階段,各種微信群便擔負起組織動員功能,並通過微信群建立相應的組織系統。如塔吊、卡車司機分別建立了各省市不同層次的塔吊聯盟微信群和卡友聯盟微信群,各微信群又實現橫向聯系和互動,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同行業工人的組織團結和統一行動。塔吊司機最早是4月25日在其公眾號「塔吊工會」發布「塔吊行業聯名請願書」,最早響應的是湖南長沙塔吊司機聯盟。4月25日,長沙塔吊司機聯盟通過微信群發布了長沙的塔吊司機將在五一前一天舉行聯合罷工的消息。幾天之內,各地塔吊司機紛紛響應,並將集會抗議照片、視頻傳到網上。卡車司機的行動也基本通過網絡擴散。網絡已成為工人集體行動的一個主陣地。

3. 通過自媒體發布即時信息,引發社會各界的關註和聲援

工人的集體行動很少見諸正式媒體報道,但工人通過微博、微信等自媒體發布即時動態,引發公眾的關註。如深圳賽格集團的工人將集體談判過程進行網絡直播,湖南耒陽和桑植塵肺病工人在深圳長達一年的維權,也被持續拍成視頻傳到網絡,安徽六安教師集體討薪中,警察抓捕女教師的視頻在網絡更是被刷屏,在互聯網引起強烈反響,並引發該市一百多名退休教師「接力聲援」,抗議粗暴對待討薪教師。

二、2018年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的成因分析

(一)經濟下行,企業關閉、破產、搬遷,因欠薪和經濟補償引發勞資糾紛

2018年,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在此背景下,出現因企業倒閉、撤資、搬遷、出售過程中拖欠工資、拒付經濟補償等引發的集體爭議。具體來說有幾種情況:

一是企業因經營困難關閉破產,甚至老板跑路,這些企業往往都有拖欠工人工資、社保,工人討薪無門,只有訴諸集體行動。如2018年6月,南京電動車公司南京海勇電子科技有限公司破產,工人圍堵工廠追討工資;2018年8月22日,東莞市三日電子有限公司老板跑路,拖欠工資,工人集體討薪。

二是企業為節省成本,將多地的工廠進行整合搬遷,或將工廠搬到成本低的地區。這些企業為避免支付工人經濟補償金,往往采取減少訂單、偷運設備、放假等方式,工人只能拿最低工資,一旦工人發現工廠搬遷並逃避支付補償的企圖,他們會選擇以激烈的方式集體維權。2018年9月,江蘇盱眙昌盛新能源(電池)公司突然宣布放假三個月,放假期間工資按最低工資的百分之八十(1296元)發,並拖欠七八月份的工資,同時資方大規模轉移財產。3000多名工人連續兩天來到盱眙縣人民政府門口維權。

三是企業通過出售來緩解困境,但出售過程中卻往往無視工人的知情權,對工人也沒有妥善的安置和補償方案。2018年3月,廣東珠海市的偉創力鬥門工業園上千名員工罷工,抗議公司被收購中將員工一起「打包出售」,工人要求公司給予員工補償,解除舊的勞動關系,然後由員工自行決定是否繼續進入新公司工作。

四是企業通過裁員來挽救危局。2018年5月,深圳金立通信設備有限公司深陷債務危機,公司采用裁員降費用的方式,裁員達50%。5月16日,工人罷工抗議。2018年11月,蘋果手機供應商「伯恩光學」廣東惠州廠區因大規模裁員爆發罷工。

(二)沿海一線城市經營及用工成本上升,企業為降低成本減少工人工資福利、搬遷內地、或撤資海外

近年來,企業成本持續走高,除人工成本外,沿海一線城市的房價、租金不斷上漲。此外,還有居高不下的能源成本、物流成本,以及被學者稱為「死亡稅率」的過高的稅收。企業紛紛采取減薪、裁員、內遷、外撤等辦法來降低成本。一些企業通過減少工人獎金福利來平衡最低工資標準上升的影響。而一些沿海一線城市的紡織服裝、玩具、鞋帽、電子等勞動密集型企業則紛紛搬遷到土地和人工成本相對低廉的內地,企業內遷,一方面會因為拖欠工資、社保、經濟補償等問題引發老廠員工的集體追討權益,另一方面,內地新廠也同樣面臨勞資問題,而且,因為內地工廠招收的員工為本地人,比沿海工廠呈原子化狀態的員工有更多的地緣關系紐帶,更容易團結起來爭取權益。富士康搬遷到內地後,鄭州、重慶等多地工廠均有發生工人集體維權事件。

外資企業應對成本上升則會考慮直接撤資。近年來,外企加速撤離中國市場,一些世界知名品牌公司將主要生產線轉移到越南等東南亞國家。2018年1-7月,廣東外企平均用工人數604萬,比2017年同期減少了57萬人,降幅8.6%。外資撤離時工人往往因經濟補償等問題與企業發生集體爭議。2018年1月,世界500強企業日東電工公司宣布關閉蘇州工廠,撤離中國。而在此之前,日東電工一方面欺瞞員工會持續經營,一方面又偷偷轉移資產,原本計劃過年放假搬走所有設備和資產,但被中國員工發現,員工罷工維權並要求「2N+1」補償。

(三)互聯網平臺經濟的新問題引發新的勞資糾紛

1. 行業惡性競爭使企業利潤空間縮小,企業壓縮人工成本

近兩年,外賣、快遞、網約車等幾大平臺行業輪番上演價格戰,市場競爭日趨激烈,企業利潤空間越來越小,只能縮減一線從業人員的提成。這些平臺企業的一線員工工作時間長,勞動強度大,安全度低,還常常被拖欠工資,這也是引發平臺企業工人集體維權的直接原因。

在外賣行業,美團與餓了麽的競爭還未平息,2018年4月9日,滴滴外賣在無錫正式上線運營,投入巨額補貼,掀起新一輪外賣補貼大戰,隨後補貼力度大幅削弱,外賣訂單也急劇下滑,引發多起外賣騎手罷送事件;在快遞行業,自2016年幾大快遞公司集中上市後,為爭取更大的市場份額,實行價格戰,惡性低價競爭導致單件快遞的利潤被壓低,越來越多的快遞加盟網點進入虧損狀態,一線員工工作負荷越來越大,而收入卻越來越低;在網約車行業,滴滴在與快的、Uber的競爭之後,2018年在主營的出行業務上又遭到了美團出行和高德地圖的競爭。因應對激烈競爭支付巨額補貼,滴滴成立6年來虧損額約390億元,僅2018年上半年整體凈虧損就達40.4億元人民幣。

2. 行業壟斷使勞動者議價能力減弱,在企業推出「霸王條款」時訴諸集體行動

在競爭中勝出的平臺企業逐步形成市場壟斷,並迅速對行業形成絕對控製,為彌補逐底競爭形成的巨額虧損,通常會壓縮一線人員的收入,而勞動者因為沒有其他可選擇的平臺,要麽忍氣吞聲,要麽起來集體抗爭。

2014年到2016年,滴滴出行先後合並快的、擊退Uber,稱霸國內網約車市場。控製著90%的市場份額。2018年7月,急於扭虧為盈的滴滴平臺將此前25%的司機抽成提高至30%。引發7-8月滴滴全國性的罷工潮。2017年11月,物流行業兩大巨頭江蘇滿運軟件科技有限公司(運滿滿)與貴陽貨車幫科技有限公司(貨車幫)合並成立滿幫集團。滿幫成立後占有國內在線貨運平臺70%的市場。2018年6月,滿幫對部分地區的貨運APP客戶端實行新的線上報價系統,由之前的貨主和司機雙方自由交易變為平臺指定定價,滿幫利用對供需信息的壟斷,向車主和司機收取單筆交易費及高額服務年費,從提供信息服務的第三方平臺,變成介入交易過程獲取壟斷利益的經營方,此舉引發卡車司機和貨主的強烈不滿,導致2018年6月全國10多個省份卡車司機大罷工。

3. 平臺企業「加盟製」運營模式使勞動關系難以確認,勞動者權益難以保障

互聯網平臺企業的運營模式有自營和加盟兩種,多數企業采用成本更低的「加盟製」,通過層層分包把雇傭關系轉化成承包關系,由此形成一個用工灰色地帶,雇傭關系難以確定,從業人員權益難保障。

目前快遞業的運營模式除順風、EMS、京東等采取自營模式,其余「三通一達」均采用加盟模式,加盟網點自負盈虧,利潤極薄,相當一部分處於虧損狀態,往往會壓低快遞員的待遇,拖欠工資,加大工作量。快遞員按線路承包,按件量計酬。快遞員與加盟網點之間是承包關系或業務代理關系,不形成傳統的勞動關系,因而也無法享受勞動法規定的各項權利。其他互聯網平臺企業如外賣送餐、網約車等,其一線從業者也面臨同樣的問題。美團外賣通過各地區渠道經理對旗下代理商進行管理,代理商聘請的大部分眾包騎手通過平臺接單參與配送,與代理商之間的勞動關系很難確認。

2018年4月,北京市朝陽區法院發布《互聯網平臺用工勞動爭議審判白皮書》,數據顯示,2015年至2018年一季度,朝陽法院共受理互聯網平臺用工勞動爭議案件188件,這些案件中,61.2%的案件從業者要求確認勞動關系。從判決的情況看,朝陽法院判決的105件此類案件中,確認平臺與從業者建立勞動關系的僅為39件,不到四成。

4. 平臺企業管理模式下勞動者處於「結構性劣勢」

互聯網平臺企業通過平臺網絡系統對網約工進行管理,看似松散,網約工也有較大自由空間,但實際上平臺通過評級系統、業績管理和嚴格的程序對勞動者實施無處不在的管控。系統有非常嚴格的懲罰機製,「以罰代管」是普遍的管理模式。同時,企業常常通過平臺APP改版、升級等,單方面改變從業者的接單模式和提成,導致勞動者收入減少。2018年5月10日上線的新版美團眾包APP,取消了配送員手動接單功能,強製開啟自動接單,配送員只能接受系統強製派單。此外,美團在壓縮配送時間的同時還降低基礎派件單價,送餐員收入減少,勞動強度卻增加了。2018年5月至6月間,美團外賣在重慶、合肥、上海、煙臺、臨沂等十多個城市發生了騎手的集體抗議行動。2018年貨運平臺也因為客戶端APP升級,剝奪貨運司機和客戶雙方議價權而導致全國性的抗議活動。網約車平臺也因為提高司機的抽成導致司機的集體罷運。

互聯網平臺的一線從業人員僅在網上與企業簽訂勞務合同,通過手機客戶端的APP與平臺發生關系,雇傭方對勞動者而言看不見摸不著,當企業通過平臺單方面對他們實施降低計件單價、加大工作量、不人性化的處罰時,當他們在「低收入、高風險、零保障」的生存境遇之下,處於分散狀態的勞動者議價能力極低,幾乎無力反抗,無論是網約車司機、卡車司機,還是快遞員、送餐員,他們都處於「結構性劣勢」。2018年5月,在美團改變眾包APP接單模式後,重慶100余名騎手選擇罷工,隨後這些騎手發現,自己的賬號被平臺關停,並且被永久封禁。這些在新經濟行業工作的勞動者,面臨的仍然是傳統行業勞動者面臨的相同的權益問題:克扣和拖欠工資、超時工作和超強工作量、不安全的工作環境、缺失的社會保障等。而由於勞動者缺少權益申訴渠道和談判手段,當他們感到權益受損,則大多選擇集體抗議的方式。

(四)新一代工人具有較強的權利意識和共同的抱怨積累,並在共同的認知中形成初步的組織和行動能力

新一代工人具有比他們父輩更高的文化程度,他們對自身的權益有明確的認識,同時,他們在共同的勞動過程中積累了共同的不滿和抱怨,這是工人集體行動的情感動因。工人的抱怨積累一方面來自於他們日常生活的體驗,如在社會上受歧視,在企業沒有尊嚴。二是來自於企業內部嚴苛的管理和超低的待遇。當這種不滿和抱怨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爆發巨大的集體行動的能量。美團騎手集體呼籲「關掉平臺,為公平而戰」,「停止接單、抵製美團」。貨運司機也在集體罷運中喊出「打到滿幫」。滿幫集團某區域負責人表示:「他們的集體行動也對市場造成一定影響,由於司機都不願出車,導致6月份貨運價格上漲20%。

(五)企業缺乏有效的勞動關系調整機製,勞資矛盾長期積聚

所有的勞資事件都是企業勞資矛盾長期積聚的結果,而企業內部又缺少有效的疏導和調整機製,導致職工的不滿長期積累,勞資關系持續緊張。具體來說有幾種情況:一是職工缺乏知情權。對企業重大事項不知情,甚至企業有意對職工隱瞞。在因企業關閉、搬遷引發的個案中,一般是瞞著職工偷偷轉移訂單和資產,企業並購和裁員等重大事項,也盡量對職工隱瞞到最後;二是職工對規則的製定無話語權。職工對涉及其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項和規章製度的製定沒有權利和渠道參與,而只能遵守規則,盡管這種規則可能帶給他們極大的不公和傷害。如深圳佳士公司的「十八禁令」,外賣公司的「差別派單」、「強製派單」製度及罰款製度等,都是企業單方面製定,沒有任何征求意見程序;三是職工對薪酬製定無協商權。企業單方面確定或改變薪酬製度,職工毫無發言權。2018年幾起大的行業性集體行動,有一個共同的原因:企業單方面改變薪酬製度導致職工工資下降;四是職工的訴求缺乏表達渠道。盡管職工對企業的薪酬及勞動管理製度有很大的抱怨,但卻沒有反映意見的渠道,沒有溝通表達機製。

盡管工會和人社部門大力推動在企業建立民主管理製度和工資集體協商製度,但仍有相當一部分民營企業沒有建立這兩項製度。已經建製的企業,製度虛置,流於形式的情況十分普遍。職代會和工資集體協商製度對調整勞資關系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由於缺乏真正有效的職工參與和勞資談判機製,職工的抱怨無法通過有效的渠道得以釋放,企業勞資沖突難以通過正常渠道化解,工人最終只好選擇集體行動來表達訴求。

(六)工會的作用不能很好的發揮,難以有效地履行代表和維護勞動者權益的職責

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是《工會法》規定的工會的基本職責,這一職責在現實中履行的不夠到位。工會實際工作的重心放在教育引領職工,提高職工政治覺悟,組織動員職工為促進經濟發展做貢獻上,一些地方和基層工會把相當多的精力放在「勞模精神、勞動精神、工匠精神」的宣傳培養上,放在勞動競賽、技術比武、幫扶、各種活動上,對於大量出現的職工權益問題,則無暇顧及,沒有足夠的精力來做勞動關系協調、勞動法律監督、維權機製建設、職業安全保護等工作,在職工需要工會的時候,工會可能是缺位的,或是難以有效履行職責。一些工會不敢站在職工立場說話,怕觸政治高壓線,怕擔責任。在企業層面,很多工會主席不是真正由職工選出來的,工會主席享受行政副職待遇,是企業的管理層幹部,更多地站在企業而非職工的角度考慮問題。在一些非公企業,工會受雇主控製的情況比較普遍,難以及時有效的疏導和化解勞資矛盾。

三、政策建議

(一)政府讓利,降低稅費,減輕企業負擔

中國企業的稅費負擔高達40%左右,超過經合組織(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而中小民營企業更是不堪重負,甚至虧損倒閉。而民營企業的虧損倒閉搬遷正是引發沿海地區工人集體維權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除了稅負,還有其他成本,如土地成本、能源成本、運輸成本、政策成本等。這些成本居高不下,使得企業只有不斷壓縮勞動者的工資福利。2016年9月,國家頒布《超限運輸車輛行駛公路管理規定》後,快遞業的幹線運輸成本從總成本的60%上升到70%-75%。快遞公司利潤變薄,只好將派送成本從9%壓低到5%,迫使加盟店采取提高快遞員工作指標,加大勞動強度,降低派件單價,引起快遞員普遍不滿。而卡車司機在全國性罷工中列出的一項訴求是:降低過高的油價和過路費,杜絕亂收費亂罰款。這些過高的費用導致運輸成本高企,司機勞動報酬被壓到最低,只能靠冒險超載和疲勞駕駛,導致事故頻發。工信部從2015年至2018年每年都要下發《關於做好減輕企業負擔工作的通知》,但企業負擔仍然過重,還需進一步減稅降費和清理規範各種收費,並降低土地、能源、運輸等基礎價格。

(二)加強規製,為互聯網平臺經濟從業者提供基本的權益保障

首先,亟待確定互聯網行業勞動關系界定標準。互聯網行業有別於傳統行業的特殊性,並不能掩蓋從業者作為勞動者的身份,在采用分包-承包製的平臺企業,應將承包關系中的發包者、承包者與勞動者的關系納入勞動法律關系中進行調整和規範,以確保處於承包鏈條末端的勞動者權益得以保障。即便是適合建立更靈活和更低成本的勞務關系的平臺,也應簽訂協議,規定雙方的權利義務;第二,加強對平臺企業監管,盡快出臺相應的勞動法律規範,防止因惡性競爭、壟斷定價、隨意降低計件單價和提成,隨意罰款、不繳納社會保險等原因對勞動者造成的權益侵害;第三,建立行業協會和行業內的信用監管體系與信譽評價機製,實現平臺企業的自律,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第四,在互聯網平臺企業和行業建立相應的工會組織,並通過行業集體協商建立地方或全國的行業勞動標準。

(三)在企業和行業建立有效的勞資關系協調機製

工人的集體維權是勞資矛盾長期積聚的結果,而勞資矛盾的積聚是因為企業缺乏有效的協調機製,要在企業建立真正有效的勞資關系協調製度,首先企業工會應真正由職工選舉,能夠代表職工並獲得認可;第二是要保障職工能參與到企業民主管理和集體協商過程中,職工代表和集體協商代表應由職工選舉產生,職工的意見和訴求能夠在職代會和集體協商中體現,勞動標準應由雙方協商製定。

鑒於近年來工人的集體行動已突破企業的界限,向行業擴散,勞資關系的協調也需要突破企業界限,向行業延伸。建立行業性工會組織和雇主組織,開展行業性集體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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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30 22:59:04 |显示全部楼层
(四)政府居中調解,為勞資搭建談判平臺

在勞工集體維權事件發生後,政府應該是居中調解,但由於企業是地方納稅大戶,地方政府基於經濟考慮不得不對其開綠燈。同時,地方政府基於維穩考慮,希望通過對「鬧事」一方進行壓製以盡快平息事端,恢復秩序。政府維穩介入的手段往往伴有出警,而警察的出現使現場氛圍變得緊張,工人情緒容易失控,若警察態度強硬,便發生肢體沖突,使事件升級,這也是在勞工集體維權事件中,工人認為政府跟資方是「一夥的」原因,這樣會導致矛盾激化,引發更大的沖突,使原本簡單的勞資之間的經濟性質的矛盾復雜化,變為勞政之間的矛盾。因此,在集體爭議中,政府應改變「維穩」思路,站在中立的立場進行斡旋和調解,為勞資搭建談判平臺,推動雙方通過談判縣解決爭議,而非政府包辦解決。

(五)建立行動型集體勞動爭議的處理製度

2015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於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意見》中,將「因簽訂集體合同發生的爭議和集體停工事件」與「勞動關系群體性事件」做了區分,並提出,前者要依托協調勞動關系三方機製協調處理,後者要使用應急處置機製。但在實際處理中仍缺乏具體的操作程序與規則。大量勞工集體維權事件並非因簽訂集體合同而發生,其爆發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和突發性,在雙方陷入對峙狀態後,工人一般不會願意選擇走法律程序,而現行勞動爭議處理製度也無法解決這種伴有工人集體行動的集體爭議。政府在處理勞工集體維權事件時,更多的是「應急式」、「臨時性」處置,其宗旨是盡快平息事端,一旦事情平息,工人復工,處理也就結束。實際上這種短平快的處理,解決的往往一時的沖突,引發沖突的深層矛盾依然還在,還會因同樣的矛盾引發下一次沖突。

因此,對這種伴有集體行動的集體爭議,應建立相關的處理製度,規定法定的處理程序和規則。同時,政府處置應著眼於建立長效機製,借解決眼前沖突,順勢推動勞資之間的自主博弈,在企業或行業層面建立真正的集體協商製度,以形成有效的可持續的勞資關系調整機製。

(六)工會有效發揮作用,切實履行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職責

在勞資矛盾凸顯,勞資沖突加劇的當下,工會切實履責,有效發揮作用尤為重要。首先,工會應回歸職工權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的身份。工會無論在日常勞資關系的協調和在勞工集體維權事件的處理中,其立場都不應是政府(或資方)派出的協調人,不是為勞資之間牽線搭橋的第三方,而是勞方權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應站在勞動者的立場,代表勞方提出訴求。其次,工會應以履行基本職責為基點,以維權服務為主業。主業不到位,或走過場,就很難有效的預防和化解勞資沖突。第三,工會應以企業為主陣地。勞資關系是在企業形成的,勞資沖突也是在企業產生的,工會的主陣地也應該在企業。全國總工會在2015年啟動的新一輪改革的方案中,強調資源下沈,但全總的資源下沈最多也就是沈到縣級和鄉鎮(街道)工會,而如何下沈到勞資矛盾發生地——企業,如何幫助力量薄弱的企業工會加強組織建設,建立協調機製,有效協調工作場所的勞資關系,則需要有更切實可行的措施。

綜上所述,2018年的集體勞動爭議在經過兩年的沈寂之後又呈現上升趨勢,並且從製造業向新興行業轉移,從單個企業向行業擴展。如果說以前是流水線把一個工廠的工人連接起來,那麽現在是互聯網把不同企業的分散的工人聚合起來。但無論資本以何種形式、勞資關系以何種面目出現,其本質是不變的。工人對基本生存和基本尊嚴的需求,是不可剝奪和忽視的。如何回應他們的權益訴求,推動建立有效的可持續的勞動關系調整機製,是各方應努力的方向。

受傷後的外賣員:勞動關系難認定

2019年上半年,上海市涉及快遞、外賣行業各類道路交通事故共325起,造成5人死亡、324人受傷。客戶催促、超時罰款、任務搶單的工作模式使城市「騎手」們顧不上交通安全,只能一邊看手機、一邊馱著貨品在馬路上逆行、搶道、闖紅燈。

然而,在事故大量湧現的同時,「騎手」們在工傷認定、尋求賠償等方面卻遇到了困難。互聯網平臺帶來的新型用工模式難以被現有法律法規涵蓋,當勞動者試圖按照勞動爭議仲裁、勞動爭議訴訟的傳統路徑尋求幫助時,往往連爭議解決的第一步——勞動關系的認定都無法跨越,進一步的救濟也就無從談起了。

有別於傳統行業,縱使在同一行業內,外賣行業勞動者的受聘模式也不盡相同,有的直接受聘於平臺公司,也有的受聘於承擔了部分平臺業務的外包公司,還有的在客戶端上自行註冊、自行接單、使用自己的交通工具完成工作,即以眾包的方式服務於平臺公司。缺乏與公司直接簽訂的勞動合同、用工形式多樣,都給勞動爭議中,勞動關系的認定帶來了困難。

難以認定的勞動關系

在勞動合同缺失的情況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2005年頒布的《關於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是判斷勞動關系存在與否的普遍標準,其中主要考察工資支付憑證或記錄、繳納各項社會保險費的記錄、勞動者的「工作證」、「服務證」、考勤記錄等。這一規定旨在將更多勞動者納入到勞動法的保護之下,縱使沒有勞動合同,只要實際上存在上述勞動關系中的常見元素,也能認定雙方存在勞動關系。

但是,在面對憑借網絡平臺運營的行業時,這一規定往往顯得「無能為力」。不難想象,像快遞員、送餐員這類對工作量、工作時間、工作路線具有很強的自主性,勞動報酬實行按單結算、在客戶端賬戶內結算而無固定工資的行業,考勤記錄、工資支付憑證等證據對勞動者來說,並不容易提供。

服務於美團外賣地方合作商的長春送餐員李某可以說是他們中較幸運的一位。2016年3月5日,李某在送餐時摔倒受傷,尚在治療中的他向當地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仲裁委於當天作出不予受理通知書。之後,李某通過訴訟途徑尋求補償,法院認為,盡管公司和李某之間沒有簽訂勞動合同,也沒有給李某繳納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但是鑒於配送站張貼的規章製度中,有明確的對送餐員的考勤管理、勞動紀律、獎懲標準的相關規定,送餐員需遵守該規章製度,符合勞動關系中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的隸屬關系特點,事實勞動關系存在。

縱使上述案件中,互聯網平臺新的經營方式最終沒有影響外賣員勞動關系的認定,法院也在其他案件中指出「互聯網企業不能因其采用了新的技術手段與新的經營方式而不承擔本應由其承擔的法律責任與社會責任」,但並非所有案件審理都充分考量互聯網平臺的特點,因此,此類案件裁判一致性較低。

勞動者使用的交通工具由自己提供、自行接單而無需聽從公司調遣……這些情況本是互聯網用工自身靈活化、勞動者高度自主化的體現。但互聯網企業往往以此為由,否認與勞動者之間存在勞動關系,以此甩脫企業應承擔的責任。勞動法難以覆蓋互聯網用工帶來的新模式、新問題,此類勞動爭議案件的裁判因案而異,互聯網平臺的勞動者與傳統行業相比,面臨更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

客戶端自行註冊的潛在風險

互聯網用工帶來的改變並非在勞動者開始勞動後才體現出來,在勞動開始前、勞資雙方締約的過程中,新型互聯網用工模式也改變了過往的模式。客戶端自行註冊確實給從業者帶來了入行的便捷,但隨之而來的是勞動者可能在不清楚合同內容情況下與公司簽訂合同,自身勞動權益未得到保障且不自知。

蔡某於2017年2月通過美團眾包手機客戶端自行註冊成為美團外賣眾包騎手,從事外賣配送工作。美團眾包與大多數客戶端的註冊流程類似,使用者在填寫基本信息、完成身份驗證後,只要勾選「我已閱讀並同意」,就能提交申請完成註冊。同年10月16日19時15分,蔡某在進行配送工作中發生交通事故,搶救無效後死亡。事後,蔡某的家人主張蔡某與公司存在勞動關系,並請求公司支付各項交通事故的損害賠償,但一、二審法院均駁回認定勞動關系的訴訟請求。

互聯網平臺用工以客戶端自行註冊替代了書面勞動合同的簽訂,這種更為簡易的線上註冊降低勞動者對合同內容的關註,更容易讓勞動者在未充分閱讀協議內容的情況下就開始工作。正如本案中,法院認為協議中註明了「當您按照註冊頁面提示填寫信息、閱讀並同意本協議且完成全部註冊程序後,即表示您已充分閱讀、理解並接受本協議的全部內容,並與公司達成一致,成為公司的勞務人員」,且蔡某勾選了「我已閱讀並同意眾包平臺服務協議、勞務協議、錢袋包用戶支付服務協議」,以上兩點使法院認定蔡某與公司之間已經達成合意,建立的是勞務關系。但在當我們用勞動者的視角觀察整個自行註冊的過程,客戶端(即用人單位一方)並沒有給出明確的提示讓蔡某留意用工性質、自身權益等重要信息。

工會試圖組織互聯網平臺勞動者

新型的互聯網平臺服務提供者這一群體尚遊離於勞動法保護範圍之外,大部分平臺工人尚未得到勞動法的保護。針對這一情況,工會做了一些有益嘗試。中華全國總工會於2018年3月推進包括「快遞員、網約送餐員」等在內的八大群體入會,今年是八大群體入會工作推進年。但在地方實踐中,各地工會仍然沿用以單位建會、而非勞動者個人入會的傳統模式,工會仍然未能主動組織互聯網平臺勞動者加入工會。工會應該更主動組織工人入會,由工人參與行業集體談判和簽訂集體協議。

今年9月,全國首份網約送餐行業的集體合同在蚌埠市簽訂,內容涵蓋送餐騎手的工資待遇、勞保福利、休息休假等方面。這些無疑是積極的轉變,但集體合同長期以來缺乏工人的參與,合同條款往往只是履行勞動法的規定,合同覆蓋率也偏低。

互聯網平臺像是一架快速列車,將保護勞動者的法律法規以及其他保障措施遠遠地甩在了後面,而坐上了這班列車的勞動者也一下子被帶到了「法外之地」。新的政策、各地工會都按照各自的方向嘗試追趕互聯網平臺用工這架快速列車,但不論從哪個角度追趕,將互聯網平臺的新型用工模式納入到被認定的勞動關系之中,坐上了這班列車的勞動者才能回到勞動法的保護之下。

平等就業權糾紛勝訴第一案,職場歧視維權的新途徑

10月28日,平等就業權糾紛案件在珠海迎來了第一起勝訴。41歲的樊女士在珠海英利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今年2月20日,她發現自己懷孕並告知單位領導,誰知當天下午就被通知「不用來上班了」,個人物品也被「扔」在了門衛室。其後,樊女士以物業公司侵犯其「平等就業權」為由向珠海市香洲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最終判決樊女士勝訴,物業公司須作出書面賠禮道歉,賠償孕期工資損失2064元、未休產假工資損失1875元、精神撫慰金1萬元。

「平等就業權」是最高人民法院於2019年1月1日起新增的民事案件案由,這一改動有望讓《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就業法》所規定的勞動者平等就業和自主擇業的權利,不因民族、性別等原因遭受歧視在司法層面得到進一步保障。本案中,法院結合樊女士的情況對「平等就業權」做出了進一步的解釋,其認為「平等就業權」的保護範圍不僅僅限於招錄過程中,也包括勞動合同履行過程中勞動者被平等對待的權利。本案中,物業公司在合同履行的過程中以懷孕為由將其辭退,屬於在履行勞動合同中的歧視性對待,構成對樊女士平等就業權的侵害。

在平等就業權被列為民事案件案由之前,孕婦在職場中面對以懷孕為由的辭退,乃至勸退、威脅、調崗等形式的變相辭退,只能通過勞動爭議程序來處理——以非法解除勞動關系為由申請勞動仲裁,不服勞動仲裁裁決結果者再提起訴訟。新的案由使遭遇歧視的勞動者可以跳出勞動糾紛的框架,以《就業促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中所規定的權益受損為由,直接向法院提起訴訟。

過往的案件中,遭受歧視的勞動者也經常提出精神損害賠償的要求,但因相關勞動法律法規並沒有精神損害賠償的保障,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及法院對此項請求往往不予采納。將平等就業權糾紛歸入人格權糾紛之下,這一轉變意味著法院將就業歧視視為侵權行為,因此,勞動者不僅有望獲得工資、生育津貼等一般勞動糾紛案件中涉及的賠償,精神損害賠償的請求也更易得到滿足。

但本案中,樊女士一面申請勞動仲裁,一面進行民事訴訟的情況也讓我們不得不考量,平等就業權適用民事訴訟程序是否真的給勞動者帶來了便利。當勞動者遭遇職場歧視,並同時面臨被辭退的情形時,勞動者需要一案兩訴,同時提起勞動仲裁申請和民事訴訟,才有望獲得比較全面的救濟——通過勞動爭議解決程序尋求非法解除勞動關系的經濟賠償,與此同時,通過有關公平就業的民事訴訟尋求賠禮道歉、精神損害撫慰金等補償。因此,對於遭遇歧視並遭到辭退的勞動者來說,走兩套法律流程很可能意味著更大的成本,尋求補償的路徑也變得更復雜。

一年零工資仍堅持完成賽季:敬業的中乙足球員終於群起維權

10月中,中乙兩間球隊福建天信和湖南湘濤相繼爆出拖欠工資,幾十名年青球員拉著橫幅要求俱樂部解決工資和獎金問題,請政府出面解決。這已經是今年第六和第七間爆出拖欠工資的中乙球隊了,究竟是什麽原因令這些球員不得不拋下足球訓練去討薪呢?中國銳意發展的足球產業為何最後卻使球員落得集體維權的下場?

球員被俱樂部和政府一再欺騙

據福建天信球員在微博透露,他們被俱樂部拖欠工資的事情已經持續6個月了。 10月11日,數十名球員來到晉江市人民政府門前,拉起橫幅抗議企業拖欠工資。球員說︰「沈文策(福建天信投資老板)聯合晉江市體育局、晉江市政府欺騙球員!和我們球員說晉江文旅接手球隊,其實壓根沒有這樣的事情。在這六個月中我們球員沒有鬧過任何事情而且也打出這樣的成績,試想一下一個普通人六個月沒有任何收入會過的怎麽樣?我們也是距離聯賽已經臨近結束,實在走投無路才出此下策!我們尋求政府的幫助無人接待,甚至要攆走我們!」

福州天信的球員說得一點也不錯。翻查一下賽果,即使被拖欠工資6個月,球隊在中乙聯賽南區最後仍排在16隊中的第7名,成績算是不錯了,可見球員對企業和球迷也是仁至義盡。當天晚上,俱樂部跟他們開會,承諾政府領導已經找了老板沈文策,政府會提前支出500-700萬資金用來發放球員拖欠的工資獎金,條件是球員要刪除微博。球員們為了生計也只好就範。

不過,政府和俱樂部擬出這項說法乃是因為當時賽程還沒完結,希望球員能繼續完成賽事。結果,10月14日,敬業的球員完成了賽季最後一場比賽,更擊敗了對手。但翌日當球員找市長、副市長溝通開會解決欠薪問題時,出現的卻只是體育局局長!甚至將之前的承諾全部否認了,所有球員教練員於是坐在晉江市政府大門口,要求解決問題。

一年零工資 為延續俱樂部歷史留下來

另外一隊爆出拖欠工資的球隊湖南湘濤的情況則更為嚴峻。 10月21日,三十名湖南湘濤一線隊隊員及工作人員來到股東科力遠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門前抗議,要求俱樂部對欠薪一事給說法。

原來,從去年10月至今,湖南湘濤俱樂部便沒有發放工資和獎金,導致大部分主力都離隊了,球隊遇到前所未有的運營危機,險些便使13年歷史的俱樂部解散。不過,仍有一班球員留了下來,他們說︰「出於對湖南足球的熱愛和對湖南球迷的感情,在俱樂部確定參加2019賽季中乙聯賽後,我們選擇了堅守。在球隊流失大部分主力的情況下,我們仍然完成為湖南足球保住職業聯賽參賽資格的目標。」

不過即使員工含辛茹苦地完成了整個賽季,回基地訓練了一周等待領導的消息,卻沒有高層露面。球員到總部拉橫幅也沒人理會。球員指科力遠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共拖欠湘濤全體隊員、教練組成員獎金290萬、工資約1710萬,總計約2000萬左右。

足球事業資本化 球員待遇受企業條件主宰

2019年賽季的中乙球隊裏,湖南湘濤、福建天信、吉林百嘉、南京沙葉、寧夏火鳳凰、雲南昆陸、大連千兆均先後被曝出球隊欠薪,球員集體討薪。中乙聯賽的運營問題引起了大眾的熱議。

長期研究足球歷史的大衛·哥德布拉特(David Goldblatt)在《足球是圓的:一部關於足球狂熱與帝國強權的全球文化史》一書裏提到,由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宣布「改革就是硬道理」,將放眼於創造一個資本主義式的工業經濟後,足球也乘上了變革的浪潮:

「頂尖球會斷絕與軍隊、鐵路局等舊國營機構殘余的紐帶關系,改與地方政府和地方企業打造新商業同盟。球會合法改組為企業,掌控門票收入、廣告、贊助和電視轉播權利金。中國足總的收入在十年內增長五倍,球會預算快速倍增,頂級聯賽的球員薪資一度與中產階級公務員相差無幾,但至一九九八年已經比公務員高出二十倍。」

中國足球事業的資本化除了使黑哨、外圍賭博等問題更為嚴重,球員的待遇也日益跟企業的市場競爭扯上關系。球會要得以生存,首先得看背後企業的財政能力,其次便由門票、廣告費等一系列收益決定。結果,不同層級的球員處境差異愈發懸殊。一方面,中超球隊由地產商入主,再通過上市實現進一步資本化得到更大筆的資金,從而支付高額年薪和吸納外籍球員;另一方面,中乙球隊的東家則在市場經濟中匍匐前進,在自身企業難補的情況下棄俱樂部的球員不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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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30 23:00:11 |显示全部楼层
理解越南中資企業的工人抗議

低廉的工資、惡劣的工作環境、態度差勁的管理人員,不少越南的中資企業因為這些問題被記錄在案,隨之而來的便是由此引發的工人罷工和抗議。Joe Buckley回顧了近期多起工人抗議,他指出上述問題並非中資企業獨有,而是整個越南、各種所有製企業的通病。

隨著2010年後中國國內勞動力成本水漲船高,不少中國及外國製造商紛紛將目光投向越南等東南亞國家,企圖復製維持了20多年的成本低廉、勞動密集但又能產生巨額利潤的生產模式,這一現象在服裝和製鞋產業尤為明顯。然而,和中國工人一樣,面對中資企業在管理上的剝削,越南工人以罷工和集體抗議予以了回應。

以位於湄公河三角洲安江省的Lu An中泰服裝工廠為例,這家擁有1500名工人的企業在今年三月初發生了為期五天的罷工。罷工始於3月8日,工人們抗議的內容包括工作條件、工資、獎金、請一日假不被允許、國際婦女節未收到任何禮物以及其他事項。3月10日早上,企業管理層與省級官員會面,試圖解決上述問題。當局告知Lu An企業,在未與工人協商的情況下增加工作量是違反規定的,但關於工人應在國際婦女節收到禮物,法律法規並無強製性規定。當局還表示,工人們不應該自行發起罷工(野貓式罷工),因為罷工必須征得工會同意。

3月11日,星期一一早,員工們一回到工廠,便見到公司發出的有關罷工的通知。據工人反映,通知的內容只是一些空頭支票,並沒有解決任何實際問題。因此,工人們拒絕重返工作崗位,數百名工人在食堂靜坐,他們提出要和企業管理層直接對話的要求,但遭到拒絕。管理層表示,企業的所有安排已在通知中清楚告知了。其後,約1400名工人繼續罷工,正常工作的工人只有100名左右。當天下午,一班政府官員與工會領導會面並嘗試解決問題,商議結果呼籲企業以符合法律法規、兼顧各方利益的途徑解決罷工。例如,會面中提到,在新的規章製度實施前,企業必須向工人們充分解釋並達成合意,此外,管理人員不應對工人大喊大叫。

經過企業管理層、政府部門包括省級工會的會議,截至3月13日,絕大部分工人都回到了工作崗位。企業保證,不會突然調整生產目標,要提高產量,只能逐步提高。管理層還表示,雖然法律上工人在罷工期間不享有工資收入,但企業會酌情將此次工人罷工按照休年假處理。但需要強調的是,許多越南企業都會以發放罷工期間工人的工資作為平息罷工的手段之一。至於其余突出問題,企業只表示會在之後回應。一名工人向媒體表示,企業只給出了抽象的承諾,沒有說任何實打實的東西。該名工人還認為,企業對待工人仍十分嚴苛。

同樣位於湄公河三角洲,隆安省上訴法院今年5月時頒布了一份關於罷工的重要判決,案件涉及的是2017年8月發生於中資製鞋企業Giay Hung Nghiep的罷工。這場罷工持續半日,共有28人參加,訴求涉及加班、長期服務金以及技能獎金。2018年年底,地方法院裁定,該企業非法解雇了9名參與罷工的工人。盡管註意到罷工是非法的,地方法庭仍作出了有利於工人的判決,法院宣布公司的非法解雇比半天罷工更為嚴重,並命令公司支付大量賠償。該企業上訴後,隆安省級人民法院於2019年5月22日推翻了該判決,稱工人給企業造成了嚴重、持續的影響,而且釀成了威脅其他工人及投資者安全的騷亂。

2019年9月,位於同奈省南部Dai Phuoc Lotus工程項目的工人們進行了為期約一周的罷工,要求發放拖欠了3個月的工資,總計約20億越南盾(86,300美元)。該工程項目的投資者是Vina Dai Phuoc股份公司,而總承包商是中國建築(東南亞)有限公司——中國建築集團有限公司位於越南的子公司。然而,罷工工人受雇於越南分包商Minh Hung有限公司。工人們在建築工地外掛起了橫幅,有些還在大門口支起了帳篷。9月9日,當地官員組織了一場與工人及上述三間公司代表的會議。會議最終商定,先由中國建築預付10億越南盾(43,150美元)予Minh Hung有限公司,用於發放工人工資。

就在上個月,2019年10月,位於越南北部南定省、規模約7000人的中資製鞋企業Golden Victory發生事故——超過100名工人在吸入有毒物質後,產生了呼吸困難、頭暈、惡心等癥狀,隨後被送院治療。該工廠暫時關閉以便進行相關調查,但是在10月23日,當工人們重新回到工廠工作時,不少人再次感到頭暈及惡心,20人被送院。由於害怕相同的癥狀出現在自己身上,數百名工人選擇了辭職。

上述事例足以表明,僅今年,在越南的中國企業就經歷了許多勞資爭議。可是,不論是哪國企業,都存在這些問題。工資低、工時長、工作環境惡劣,這些問題極具普遍性,不囿於企業資本來源。因此,不同企業的工人紛紛展開罷工。盡管這一現象在外資企業更為集中,但這並非中資企業所獨有,有報道顯示,在韓資及臺資企業有更多罷工事件發生。

強烈的反華情緒在越南由來已久。早在2014年,中國南海爭議就導致了全國範圍的工廠騷亂。到了2018年,不少國民認為政府計劃為中國投資商設立三個經濟特區,這種「賣國」行為引發了廣泛的街頭抗議及罷工。與此同時,來自中國的非法勞工也是越南民眾的一大擔心,尤其是在建築行業、中資企業的建築工程裏。然而,並無任何證據表明,中資企業的工作條件和勞工權利與越南其他的外資企業顯著不同。

中國運輸業工人抗議模式轉變,工會面臨重大挑戰

運輸業工人的罷工和集體抗議早已成為中國城市裏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過去五年,由於平臺應用的交通服務急速發展,加上出租車等傳統行業服務衰落,這些抗議的性質發生明顯轉變。

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在2014至2019年間,記錄了約1400起運輸工人抗議,約占每年總體事件15%。由這些數據,我們可以清楚看到該行業的內部構成、抗議的地理位置和參與人數的變化。

對這些趨勢和罷工抗議原因的恰當理解,對中國官方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至關重要。全總自2018年已把運輸行業工人的入會和保障視作優先工作。

出租車司機多年來是全國運輸行業工人抗議的主要群體,部分罷工涉及上千名司機,行動長達數天。最著名的一場罷工發生在2008年中國西南的大城市重慶,其時市委書記薄熙來親自會見了出租車司機代表,以解決這場導致城市難以運作的紛爭。跟其他罷工抗議一樣,重慶司機的不滿集中在廣泛使用的承包製。這個製度使司機使用出租車公司旗下的車輛時,需要交付一筆為數不菲的押金和份兒錢。公司能隨意調整份兒錢,而司機則還要自行承擔燃油和維護費。當公司調高款項,司機往往會以罷工抗衡。

出租車司機也長期投訴無證黑車的競爭。自10年代中期,這項不滿更因網約車的加入而更為激烈。罷工司機以「釣魚」的形式找出和威脅非法運營的網約車司機。不過,當網約車司機變得更受規範並且開始占據市場時,出租車司機的抗議由2015年高峰時期的約七成占比,下降至今年的25%。

目前,大部分出租車司機抗議的重心已轉為要求出租車公司歸還經營權和產權。例如2019年4月,當管理公司要求司機更新車輛,數百名湖南南縣出租車司機發起罷工,司機因為需要向公司繳付16萬元來換取僅值10萬元的新車而大為憤怒。在與公司談判時,他們要求借這次更新歸還司機對汽車的所有權。

跟出租車行業相似,公交車司機和職員的抗議也持續下降,直到今年只錄得一起抗議事件。公交車司機跟出租車司機一樣,多年來一直抗議高燃料價格、非法車輛造成的競爭和當地政府規管無能。例如,2013年廣東便有約100名司機和售票員發起罷工,抗議低薪、長工時和無薪加班。公交車員工也要求結束管理層的隨意罰款,這些罰款原因由使用過多燃油到更換輪胎不一而足。但自2017年起,公交車司機的抗議則轉為抗議企業倒閉所造成的工資和賠償問題,以及抗議政府取消公車線路等較為防守性的行動。該行業抗議數量的減少可能跟規管有所改善相關,但也可能是由於社交媒體較少涵蓋這方面的抗議。

當出租車和公交車司機的抗議占比日漸減少,外賣和快遞工人的抗議數量則有相應的增加。 2016年以前,集體行動地圖並未錄得任何外賣員的抗議,如今33%的運輸工人抗議卻與其相關,超過了出租車罷工8個百分點。引致這些罷工最常見的原因,是美團和餓了麽兩間大公司因爭奪市場而突然和隨意下調工人工資,被降薪的騎手因此被迫以更長時間和更高強度的工作來補償損失。結果,外賣騎手的交通意外彼彼皆是,中國勞工通訊的安全事故地圖便由2018年起收錄了121起外賣騎手的意外,當中19名工人因此死亡。

物流和快遞行業同樣存在高度競爭,不少公司因擴張計劃失敗而面臨破產或被迫重組,往往令騎手失去工作或造成嚴重損失。2019年承諾達快運的倒閉便使一些騎手的月薪由8000元急跌至2500元,工人的獎金、福利和賠償金皆被取消,公司亦拒絕給予賠償,各大城市的司機因此發起抗議。今年,快遞工人的抗議占運輸行業整體的25%。

近年來,網約車司機的罷工和抗議也經常出現,現時約占運輸業個案的15%。市場飽和使司機的單量下降至難以維生的水平。行業裏的不當行為猖獗,司機不僅覺得被網約車平臺欺騙,租賃公司以辦理牌照為由收取巨額行政費,卻從未兌現承諾也使司機蒙受損失。

出租車司機等傳統運輸工人跟外賣騎手等新行業工人的抗議有明顯的地理分布差異。出租車司機抗議主要在山東、河南、陜西和湖南等省份,而公交車司機的罷工則集中在河南、河北和四川。這些省份的小城市還未受運輸行業轉變的波及,出租車公司和當地政府的裙帶關系亦使剝削司機的壟斷行為得以持續。

外賣騎手抗議的爆發點則在較發達的沿海省份和大城市,例如外賣服務需求較高的江蘇、浙江和上海。很多大城市的辦公室員工沒有時間每天中午在附近餐廳排隊,又或被迫加班至餐廳已關門的時間,使他們只能叫外賣用餐,同時加劇外賣員的工作壓力,使他們的工時更長。

運輸工人抗議的規模也在過去五年間明顯縮小。五年前數千人的出租車司機大型抗議已不復見。今天,該行業的工作更為碎片化和非正式化,因此工人抗議多局限在一地,時間也較短暫,並只牽涉不多於100人。

這個趨勢的一個例外是自10年代中期便定期發起大型抗議的長途卡車司機,他們在2018年6月組織了全國性罷工。在這次最近期的抗議中,卡車司機要求現已占據市場的平臺提高單價,以補償高油價和運維費以及當地交通警察隨意收取的罰款。

在五年來眾多運輸工人的抗議中,工會的缺席尤為觸目。由00年代中,出租車司機便開始要求工會代表性,但在不少個案中,司機組建工會的要求皆被地方官員拒絕,因為司機技術上並非出租車公司的員工,又或者工會官員只願意與公司管理層談判,而不理會工人。

地方政府曾在10年代嘗試將出租車行業改革成企業製,使司機成為正式雇員而非承包商,使建立企業工會更為容易。不過,這個想法在未得以落實的情況下,該行業就已經被10年代中冒起的網約車服務而徹底改變了。據了解,唯一成功的出租車工會在2008年於山東省會濟南市長清區成立。該工會由民主選舉產生,且與地區交通部門舉行定期談判,曾在2013年使司機不用訴諸罷工便達致訴求。

然而這個模式明顯沒有被其他城市復製,廣大司機群體仍沒有工會作為代表,正如今天外賣、快遞騎手和網約司機的情況一樣。全總已認知到組織運輸業工人及保障其權益的重要性,但它是否有相應的能力和政治決心則仍屬未知之數。

資深勞工活動人士劉少明即將刑滿釋放,其余勞工人士仍等待庭審

資深勞工活動人士劉少明將於11月28日刑滿釋放。2015年,劉少明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半,其後被關押於廣東省北部的韶關監獄。據悉,劉少明的身體與精神狀況良好。

與此同時,張治儒、吳貴軍、簡輝、宋佳慧和何遠程五位被捕勞工人士也將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接受庭審。今年1月,五名勞工人士在一次政府聯合行動中因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被捕,據悉與2014年深圳發生的一起勞資糾紛有關。

此外,被捕的勞工活動人士還包括《新生代》的三名公民記者,他們積極支援為獲得塵肺病賠償而抗爭的工人。

即使在本周四被釋放後,已經年滿61歲的劉少明仍可能受到警方的監控,無法立即繼續參與對中國工人運動的支持。

劉少明1958年出生於中部省份江西。1989年,他前往北京,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的示威遊行。正是那時,他加入了中國第一個獨立工會"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六四鎮壓後,他被控「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坐牢一年。

上世紀90年代,劉少明輾轉至廣東打工,從事過各種工作,並成為珠三角地區重要的勞工活動人士。在東莞裕元鞋廠罷工、廣州大學城環衛工罷工、新生鞋廠罷工中,他多次幫助組織工人。經過數月緊張的集體行動,工人最終贏得了雇主支付的大額經濟補償金。

吳貴軍作為一名勞工維權人士在2013年首次走入公眾視線,當時,他正在深圳的港資迪威信家私廠組織工人,抗議資方拒絕就計劃中關閉和搬遷工廠的賠償問題進行討論。其後,吳貴軍被拘押一年多,2014年被無罪釋放。從那時起,吳貴軍開始成為獨立的勞工維權人士,專門幫助工廠工人爭取社會保險和其他應該享有的勞工權利。

張治儒在過去十年來一直是深圳最有影響力的勞工活動人士之一。他曾在家鄉湖南的建築工地及生產線上工作多年,其後,他於2007年成立了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該機構在2010年後參與了多起勞資糾紛,指導數千名工人通過跟雇主的集體談判爭取權益。2014年,張治儒的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甚至受到中國官方媒體《環球時報》的稱贊。

簡輝曾為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的工作人員,何遠程曾任《集體談判論壇》編輯。宋佳慧曾是廣州利得鞋廠的工人,在利得鞋廠的抗爭中她被推選為談判代表,該次談判成為中國工人運動近年來最成功的集體談判案例。

二零二零年

勞工活動人士陳偉祥獲釋

勞工活動人士陳偉祥及其兩名同事在被行政拘留15天後獲釋。去年12月17日,三人於中國南方城市廣州被警方帶走。

獲釋後,陳偉祥感謝了他的支持者並呼籲大家更多關註其他被捕勞工人士。

祥子,真名陳偉祥,微信公眾號「心環衛」的創辦者,長期聚焦環衛工人的抗爭行動,為工人們提供法律資訊。就在3日前,也就是祥子被帶走的前一日,「心環衛」還報道了廣州大學城浩洋公司拖欠工資達182萬,130名環衛工堅持抗爭了一整年,終於討薪成功。

與此同時,另一名「心環衛」的誌願者以及一名實習生也失去聯絡,另外六位添加了「心環衛」微信的工友也被約談。

祥子出生於農村,長期以來一直為環衛工人的權益發聲。然而,一系列的維權行動卻讓他在2015年從中山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失去了原有的工作機會。最終,他選擇於2017年赴美攻讀勞工方面的課程,並取得了賓州州立大學「勞動與全球工人權利」項目碩士學位。

今年畢業回國後,祥子創辦了「心環衛」微信公眾號,這一平臺很快就在廣州環衛工人群體中流傳開了。長期以來,當地環衛工人忍受著薪資低、工時長、正式勞動關系缺失以及福利無法落實等問題。

過去幾年,廣州環衛工就工資及合同糾紛問題成功組織了許多場罷工,但是,隨著物價持續上漲,工人工資卻停滯不前,這無疑給年紀較大、清潔街道的農民工帶來了更大的壓力。由此可見,祥子及其團隊為環衛工群體提供了切實的幫助,尤其是在維權行動被打壓的當下。

祥子是今年年內最新被捕的活動人士,而他所做的不過是幫助弱勢工人群體維護自身權益。今年年初,三名勞工活動人士及自媒體「新生代」的公民記者因長期幫助患有職業病的農民工被捕。幾乎同時,深圳警方抓捕了包括張治儒、吳貴軍在內的五位知名勞工活動人士。知名反歧視社會活動人士程淵和他的兩名同事劉大誌、吳葛健雄6月於長沙被捕。在5月一次警方的協同突襲行動裏,北京、廣州、深圳的警察同步拘捕了多名關註農民工問題的社會工作者。10月底,#MeToo運動活躍人士及獨立記者黃雪琴同樣被廣州當局拘捕。被捕的活動人士裏,有部分在未被起訴的情況下被釋放,但也有部分在被正式起訴後等待庭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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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30 23:01:41 |显示全部楼层
2019年中國勞動關系概覽

2019年年末,「華為251事件」爆出,輿論嘩然——科技巨頭華為前員工李洪元在離職時向公司要求離職補償及年度獎金,其後,被華為向深圳警方舉報而被羈押251日。

對許多職場人士來說,他們本是中國的中產階級,但李洪元的經歷不僅證實了他們與日俱增的焦慮,更讓他們清楚地認識到,自己在公司眼中,不過是拿來剝削、用完即棄的人力資源。發生在李洪元身上的,沒準就在不遠處等著自己。

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以及放緩的經濟大勢之下,科技初創企業(包括數家獨角獸企業)倒閉。隨之而來的是科技產業數以萬計的裁員,這些原本享有高薪的勞動者,有不少需要通過曠日持久的集體行動才能在被辭退前拿到合理的離職補償金,美國甲骨文軟件公司北京研發中心的員工們就經歷了這一切。

那些仍奮戰於崗位上的勞動者們,對企業要求的「996工作製」(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每周工作6天),他們嘗試反抗;對華為率先提出、將對企業的忠誠及奉獻淩駕一切的「狼性文化」,他們也公開抵製。智聯招聘在年底發布的《2019年雇傭關系趨勢調研報告》顯示,大部分員工忠誠度缺失(74.2%的職場人在當前公司的工作年限在三年以內)。絕大部分受訪者認為,尊重員工、踐行承諾是最重要的企業文化要素,而認可狼性文化的僅占7.7%。

年輕勞動者對當前勞動關系的不滿一直存在,但這種不滿在去年四月中國社科院發布報告後變得更為強烈。該報告指出,養老保險基金到2035年有耗盡累計結余的可能,而2035年正是「80後」即將退休之際。

我們可以將2019年視為中國白領階層價值觀的轉折點——年輕一輩不再接受過長的工作時間,長輩們那一套用吃苦耐勞換取美好生活的價值觀也難以取得他們的認同,取而代之的是他們對體面工作、合理工資以及工作生活平衡的重視。

不過,對大部分藍領工人來說,最關心的則是能否按時發工資等更為基本的問題。

2019年,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共收錄了1,386起工人抗議,其中1,159起(約占84%)涉及討薪。而且,建築行業仍是重災區,包攬了所有工人集體行動的43%。盡管政府一次又一次承諾要解決建築工人被欠薪的問題,但在建築行業的抗議裏,與拖欠工資相關的多達99%。建築行業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在經濟增長放緩之後更為凸顯,資方的信譽變得更難以維系。中國勞工通訊2019年年初發布的建築業研究報告指出,建立行業工會是當前困境的唯一出路——通過和行業代表進行集體談判,逐漸解決建築工人工資不合理、工作條件難以保證等問題。

從行業的角度來看,一大趨勢便是在服務業日趨繁榮的同時,與之相關的工人集體行動也越來越多,工廠工人抗議的數量則相對下降。在過去六年裏,工廠工人的集體行動從2014年占總數41%的峰值一路下滑,而服務、零售行業則從2014年的9.7%上升到了去年的23%。去年,服務業工人集體行動所占比激增,從13%一躍升至18%。

顯而易見,在工廠不斷停產或搬遷的過去十年間,中國工人抗爭的主陣地也正從工廠偏離,慢慢轉向商店店員、銷售經理、餐館或酒店員工、環衛工人、醫護人員以及休閑行業從業者。2019年數百家健身房相繼倒閉,健身房員工的集體行動頻發,便是這一變化的印證。服務及零售業從業者通常工資低、工作時間長,在競爭激烈的商業環境中失業風險也更高。在國內,甚至連效力於較低等級球隊的職業足球運動員也遭遇了連續數月的欠薪,最終只得自行發起抗議。中乙海南隊(富力地產所有)的一名球員說,他們的情況和被「包工頭」欺騙的農民工一樣,只想討回薪水然後回家過年。

去年,運輸行業的工人抗議在數量上有所下降,但仍是工人集體行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送餐員及快遞員成為了交通行業抗議工人的前線,盡管去年12月,數起規模大、偶爾出現暴力的出租車司機抗議在全國各地爆發。這波抗議證實了出租車司機積怨已久——與無證黑車的競爭、政府監管不到位、出租車公司的不當管理,這些有待解決的問題解釋了為何由2017年至今,本已逐漸式微的運輸行業抗議只需要一點沖突,就能再次被激發。

與其他群體不同,出租車司機的抗議往往能號召幾百甚至上千名參與者。去年,絕大多數的抗議行動規模小、持續時間短,工人們並非以大範圍擾亂社會經濟為目標,而是想引發輿論關註從而推進那些久未解決的問題。從數據上來看,少於100人的抗議有1,297起(94%),人數超過1,000的只是極少數,但在2014年,7.2%的抗議規模達到1,000人以上。

也許是抗議規模整體有限,縱觀2019年,警察的介入只在173起(12.5%)抗議事件中出現,其中30起(2.1%)抗議中出現逮捕。若將視線拉回以大型工廠抗議為主的2014年,我們可以從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上看到,有警察介入的抗議多達27%,8%的事件出現工人被捕的情況。

去年,發生在私營企業的抗議占了79%(基於可以確認所有權類型的企業進行統計),這與我們2018年勞動關系總結所估計的趨勢一致,即發生在私營企業的抗議遠超國有企業及外資企業。該總結還指出,鑒於國有企業減少正式雇員、更多使用外包勞動力,國企員工的薪資及工作條件將會變差——2019年與此相關的大型抗議便是12月份長春一汽國際物流員工發起的,但總的來說,由於國企自身更強的政治敏感性,國企員工組織抗議往往更困難。這一困境在過去一年變得更為嚴峻,因為黨政機關領導愈來愈滲透入國企管理層,這樣一來,工人的抗議就不單單是針對企業雇主的抗爭,而會被看作對執政黨的反抗。

從地理分布上來看,全國各省份地區均出現工人抗議,而包括廣東、河南、江蘇以及山東在內的較發達省份,仍然是抗議的主要發生地。爆發於廣東省內的抗議數量占全年總數的10.5%,發生於廣東的製造業的抗議則占到全國製造業抗議的24%。這些廣東省的工人抗議中不少都和工廠關閉及搬遷有關,這也側面體現出了中美貿易戰的負面影響,尤其是對以出口為主的製造業。另一值得註意的是,發生於新疆的工人抗議從2015年的33起,下降到2019年的4起。這一明顯的變化一方面要歸因於新疆與外界的隔絕愈加嚴重,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政府對新疆境內工人抗議的容忍度不斷下降。新疆當局去年開展了一項強硬的行動,旨在將新疆穆斯林少數民族改造為工人大軍,從而為中國工廠提供廉價勞動力。

盡管,警方介入工人集體行動的情況總體上有所減少,中國政府對公民社會以及勞工活動人士的打壓則愈演愈烈。年初,三名勞工活動人士、自媒體「新生代」的公民記者因長期幫助患有塵肺病的農民工被捕。幾乎同時,深圳警方抓捕了包括張治儒、吳貴軍在內的五位知名勞工活動人士。知名反歧視社會活動人士程淵和他的兩名同事劉大誌、吳葛健雄7月於長沙被捕。在5月一次警方的協同突襲行動裏,北京、廣州、深圳的警察同步拘捕了多名關註農民工問題的社會工作者。10月底,#MeToo運動活躍人士獨立記者黃雪琴同樣被廣州當局拘捕。年尾,為環衛工人發聲的陳偉祥及其兩名同事在廣州被行政拘留15日。被捕的活動人士裏,有部分在未被起訴的情況下被釋放,但也有部分在被正式起訴後等待庭審。

陳偉祥事件爆出後,環衛工人工資低、工作環境惡劣、管理製度不合理等問題再一次引起大眾關註,加之此前南京環衛工被公司要求佩戴GPS手表,只要在上班期間原地停留20分鐘以上,手表就會自動發出語音提示環衛工人要繼續工作,人們愈發關心環衛工的情況。2019年,環衛工人抗議共計18起,並在夏季迎來了一輪集中爆發。

同樣地,自媒體「新生代」的記者被捕也讓更多人了解到中國農民工患塵肺病的嚴重情況,以及他們長期尋求合理補償未果的經歷。去年,來自全國各地、因在煤礦或建築工地任職而患上塵肺病的工人開展集體行動,尋求合理賠償以及醫療救助。盡管部分抗議遭到鎮壓及逮捕,仍有部分抗議者成功取得賠償。年底,政府下發通知,要求自2020年開始,在煤礦、非煤礦山、冶金、建材等塵肺病重點行業,開展為期三年的工傷保險擴面專項行動,將塵肺病重點行業職工依法納入工傷保險保障範圍。雖然政府此項計劃不外乎重申既有的法律法規,但這仍是政府願意解決塵肺病難題的信號。

整體來看,自年初江蘇鹽城響水化工園爆炸發生後,安全生產在去年引發了更多關註。這場造成78人死亡、617人受傷的事故使得傳媒廣泛報道化工園內反復出現的違規生產現象,以及在其余火災、爆炸及煤礦坍塌中同樣存在的監管不足的問題。2019年還有數起備受關註的煤礦事故,例如11月18日致15人遇難的山西平遙二畝溝煤礦瓦斯爆炸事故。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批評該礦主要負責人利欲熏心,對諸多安全措施置之不理,生產過程未保證足夠通風,因此導致瓦斯大量溢出,遇火花發生爆炸。

縱觀全年的官方數據,安全事故的數量及死亡率在2019年有所下降,但工人面臨的問題依舊顯著,企業持續無視員工安全、政府監管不力所引起的不滿,已在工人群體及公民社會中逐漸發酵。

香港醫護罷工的背景,映照了中港城市醫護員工的未來

史無前例的香港醫護人員罷工在上周五結束。這次罷工由最近成立的醫管局員工陣線發起,高峰期間有近8000名會員參與,占醫院管理局員工總人數一成。罷工員工要求政府在新冠肺炎肆虐下禁止內地居民來港,確保口罩供應充足,並要求管理層為前線員工提供足夠裝備、隔離病房,停止非緊急服務,並且不對此次罷工秋後算帳。

此次罷工中,工會指出了各種合理的問題,並罕見地提出要與香港政府及醫管局進行談判。醫管局聲稱與工會代表談判,卻拒絕對工會的罷工訴求做出回應。以至於罷工提出的多項本就存有爭議的訴求,例如,頻繁往返中港的香港居民也是疾病的潛在傳播者(甚至人數比內地來港人士更多),要禁止他們行動又如何處理他們的生活所需等等,失去了通過談判達成共識的機會。另外,在工會罷工壓力以及疫情急轉直下的情況下,港府分步驟封閉了中港關口,實際上等於落實了工會提出的罷工訴求,卻仍然堅持強硬的不談判態度。而工會方面,針對政府已錯失農歷新年前封關的時機,工會是否仍然應將訴求優次放在禁止內地人來港(每天入關人數經局部封關後已下降)?以及工會如何應對政府寧可實際上落實大部分罷工訴求(單方面封閉了更多關口並隔離入境人士)也不跟工會談判這一打擊工會代表性的做法等等,工會必須準備好長期面對自身經驗不足和對手強硬傲慢的準備。

從醫護人員士氣的角度來看,這次行動標誌著員工面對公營醫療系統問題的決心。醫護人員向管理層清楚表明了:在公營醫療千瘡百孔,人手資源嚴重短缺的情況下,他們有權拒絕繼續工作。此舉既是照顧員工的利益,亦是考慮病人福祉,員工不會再被空泛的責任心束縛。

香港公營醫療系統可謂病入膏肓,這次新冠肺炎只是再一次把各種結構性問題以最醜陋的方式揭示出來罷了。本文將簡單勾勒這些問題,並且借著檢視香港醫護人員今天所面對的情景,來映照中港兩地城市醫護員工的未來。

營養不良的香港公立醫院

去年12月,當醫管局員工陣線接受《立場新聞》采訪時,它還只是一個300多會員的組織。該工會因為反送中運動成立,抗議警方濫權、拘捕義務救護員,並集合員工應對醫管局的打壓。當時,三名籌委向記者表示︰工會目標是招收8000名會員,以增加代表性,為將來行動累積更大影響力。然而,香港公營醫療系統問題之嚴重,加上新冠肺炎迅速在全中國蔓延,工會的招募人數在短時間內便超額完成了(2月時已達到2萬人)。

香港醫療人手資源不足遠非近年的事情,而是殖民地時代遺留的問題。港英政府占領香港期間,一直以打開與中國的商貿往來為重心,對於殖民地的社會福利采取放任態度。直到1964年,政府才公布戰後首份醫療服務政策白皮書《香港醫療服務發展》,建議加建診所和醫院,病床比例由1963年的每千人2.9張,增至1972的4.3張。到了1974年,政府再次推出新的咨詢文件,建議加建醫院,病床比例增至每千人5.5張。不過,這個目標一直未有達到。

上世紀90年代,香港的公營醫療系統曾經短暫有所改善。 1990年醫管局成立,統一管理公立及補助醫院,增加醫療經費,醫療服務品質大幅改進,曾使私人市場受壓。然而,隨著戰後嬰兒潮結束,香港人口老化,加上其後的經濟危機影響,政府再次削減公營醫療系統的資助。 1999年政府推動護士學位化,停辦多間護士學校;2002年醫管局凍薪及削減增薪點;2003年醫管局削減1200張急癥室及普通科病床,病床數量到現在仍未回復當時水平。由此可見,香港的公立醫院即使在不少醫療科技上有所改善,人手質素提升的情況下,也一直處於資源不足的虛弱狀態。

屋漏偏逢連夜雨:長者照顧政策的徹底失敗

當醫院醫療的基礎出現危機時,另一面爆發的問題則是長期照顧及預防疾病的失敗。用「屋漏偏逢連夜雨」來形容近年公營醫療系統的情況應算貼切。

學者鐘劍華在文章《長期護理照顧政策》引述的這組數據已足以點出問題的嚴重性:

香港政府統計處2015年發布的人口推算估計,香港超過100萬人是65歲以上的長者,60歲以上更超過120萬人,到了2047年將接近人口總數三成。
長期病患及殘疾人士的人數也在上升,2013年香港有58萬名殘疾人士(未包括智障人士),當中接近七成年齡達70歲以上。
長期病患包括高血壓、糖尿病、中風、呼吸系統疾病等慢性長期病患占整體人口19.2%,約138萬人,其中未滿60歲的患者占35.9%。
綜合這些數據來看,接近八成香港的長者有長期病患,另外至少四成是殘疾人士。不過,雖然長期照顧及老人的健康問題跟醫療系統密切相關,但相關政策是由勞工及福利局負責,與醫管局的職責分離。當長者人口增加,長期病患率上升,殘疾人士與長者的壽命增長,缺乏整合的做法難以處理大量增加的需求。

以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為例,鐘劍華指出此服務自2003年成立開始一直維持在60支的規模,隨著新屋村落成、長者人口增長,隊伍數目仍然維持不變。長者輪候送飯需時半年至一年,輪候家居清潔需時一年或以上。 2019年最新數字顯示,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的輪候時間問題最為嚴重,仍有7351人在等候,平均輪候時間16個月,有21人未等到服務已經離世。

香港公立醫院的事實

這就是香港這個繁榮的資本主義都市下的真實。當老人及長期病患者長期乏人照顧頻頻入院,醫院有再多人手和資源也是徒勞。特別是冬天流感高峰期時,問題的爆發更令人神傷。一位在公立醫院任職的醫生D說︰「十二月底數天天氣稍降,不少老人因為抵抗力太差感染肺炎死了。」D提到這些送院的老人不少長期在老人院臥床,缺乏運動,其實跟等待死亡沒什麽分別,醫生可以做到的事情已經很少。

一名曾任職護士,這次也有參與醫護罷工的員工則表示,自己以往因為深感無法好好照顧病人而決定轉職。 「現在一般病房的環境比2010年還要差。不少病床強行在床與床間加上,或放在走廊,每次有人巡房便把床推走,製造假象,我工作的醫院未出現新冠肺炎時用量已高達110%。」她說。

除了病患不斷入院令醫護人員應接不暇,病人難以出院亦是病床用量難以紓援的原因。參與工會統籌工作的護士梁先生指出︰「有三個原因令病人滯留在院。首先是病人一直臥床等待檢查期,但由於其情況不屬最緊急因此檢查被不斷拖延,無法開始治療。另外,病人情況不穩定,例如血壓指數經常變化,醫生也不會允許出院。再來便是無人照顧,以至出院後情況轉差又再度入院。這些問題均使一些正常輪轉率在一至兩天的病房出現臥床數月的病人。」

立意良善的醫院政策變成憤怒的來源

醫護人員極大的工作量令一些可能是有益的政策也扭曲了本意。以護士所需要負擔的行政工作為例,一位已經退休的護士表示,填寫表格的背景是對應病人權益提升,為了在投訴時有所證據,並且確保醫生和護士的規範而出現的。

然而,隨著醫療事故的增加,病人家屬投訴頻繁,醫護人員被要求填寫愈來愈多表格。護士梁先生列舉出來的表格便有十份,由填寫病人的一般病歷,到體溫、血壓、攝水、轉身、傷口、外遊記錄、自殺預防等包羅萬有。當處理這些新增工作的人手沒有增加,護士照顧病人的時間便變相被行政工作不斷蠶食,使員工工作壓力更嚴重。

問題積壓至此,使醫管局提出各種短期紓援措施都成為員工更為不滿的原因。 2007年起,醫管局設立特別超時津貼計劃(SHS),以額外加班提供較高工資的方式吸引休假員工繼續工作,曾經紓援了人手問題。然而,隨著各類結構性問題不動如山,醫務人員對超時津貼計劃的態度愈來愈兩極化。一位工作接近二十年的外科護士說: 「身邊沒有人會申請,我們稱為賣血,平時工時已十多小時了。」另一位註冊護士則說: 「賣血積極程度因部門而異,整體而言算是受歡迎。年輕的護士較常這樣做,很多時候都會把身體挨壞。」

超時津貼計劃正好反映了現時醫院系統的整體人手情況︰資深的醫護人員不勝負荷,又或者對公營醫療失望,轉而走升學、轉職或到私人市場執業的路。不斷流失的人手便倚賴剛畢業的勞動力補上,他們精力充沛,願打願挨。然而,數年後他們之間不少人便會難堪重負而離職。因此,一代代辛苦培育的人才終究流失,整個醫療系統的問題無日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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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30 23:02:44 |显示全部楼层
中國城市醫護面對的矛盾或更嚴重

香港醫療體系面對的問題如何映現中國內地醫護人員的困境,確難一概而論。不過,在一些關鍵的趨勢上,可以看到兩地之間的共通點。中國超過65歲的老年人口估計將會從2018年的1億6600萬人增加至2030年2億5千萬人,上升約五成,總體醫療需求的增加驚人。然而,當下政府在醫療投資上的占比仍然只占GDP的5%左右。

隨著沿海城市急速發展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及城市化不斷擴張,一線醫療資源集中在各省的大都市,造成城鄉之間、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間醫療資源嚴重不均的問題。現時,中國農村居民生病後,有基本經濟能力的人都希望得到城市醫院的治療,以至湧入三級醫院的人長期居高不下。去年6月,《南華早報》報道,2300間中國城市的三級醫院長期全員運作,仍然無力應付龐大的醫療需求。然而,95萬間次級醫院和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不時出現病人不足的情況。

在深圳,中國勞工通訊以往采訪過的護士每周便有三至四天要連續工作12小時。該名受訪者甚至認識因長期過勞而英年早逝的醫生。她形容,醫院內病人家屬與醫護人員的情緒相當緊張,特別是兒科病房裏,家屬擔心子女接受的治療是否有效,任何差錯都可能使潛在的矛盾爆發成醫鬧事件。由於醫療資源分布不均,當病人家屬的財政難堪重負,而病患又沒有起色時,直面病患的醫護人員成為了醫患矛盾的最前線,醫護人員的生命安全直接受到威脅。

中國醫療系統的構成復雜,各種問題成因也與香港不盡相同,本文難以詳述。然而,這無礙指出一點:當各種慢性病癥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發展而普及,社會人口壽命增長又使人口老化,必然要求愈來愈多的資源去預防和照顧病者。考慮到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程度,以及政府對相關準備的滯後,城市醫護人員需要承受的壓力和危險,將會比他們在香港的同行更為巨大。

推動轉變的時機將穩定地出現

還未爆發新冠肺炎前,參與醫管局員工陣線的梁先生說,工會短期的目標是對抗醫管局打壓表達政治立場的員工,以及跟進職場欺淩問題,長遠而言,才是解決醫院內長期人手不足的情況。

不知道經歷這次罷工後,工會的方向會否調整。需知道,在當下香港的政治經濟製度裏,每年流感高峰期將註定會是醫護人員壓力爆發的時刻,醫院用量必然會超額運作,而且將會一次又一次地有長者因為抵抗力不足而逝世,並且為醫護人員累積使人灰心喪氣的無力感。這樣的局面可謂穩定出現的公共衛生事故。但反過來說,可以預見的流感高峰期也將會是工會推動轉變的絕佳時機。

對中國內地的醫護人員而言,當醫院的工會長期僵化,公開集體行動亦要背負更大的成本時,要集體組織尋求改變更為困難。然而,不能忘記的是,城市醫護人員平日面對的矛盾之大,可以是生與死的問題。當爭相競爭醫療資源的情況更趨白熱化,醫護人員的壓力到達難以忍受的時刻,工人鬥爭的規模和爆發速度絕不應輕易低估。

新冠疫情下,香港飲食業員工的勞動狀況記錄

新冠肺炎疫情下,香港的餐飲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擊。根據媒體報道,這次疫情比SARS的破壞力還大、餐廳或停業或轉型、大量員工被放無薪假……

香港政府統計處3月17日公布的數字顯示,餐飲服務業的失業率上升至7.5%,就業不足率3.5%。以2018年餐飲服務業從業人數約49,700人估算,失業人數約為3,700人,就業不足人口則為1,800人。然而,失業率會掩蓋該行業總勞動人口變化的情況,亦即是,假如餐飲服務業就業人口整體減少和流失,但失業人口不變,那麽失業率還是會上升。

由此可見,一個失業率的數據其實不能說明什麽。特別是,在香港這個高度資本化,住房食品等生活必需品價格高昂的城市生活,餐飲業工人失業數天的惶恐、家庭生活即時的困頓,需要更多資料來說明。

為此,我們訪問了多年在中式餐廳樓面工作的金先生,記錄他在經濟蕭條期的勞動狀況和生活改變。

惶恐的兩個月:蕭條、無薪假、拖糧

香港餐飲業受疫情的第一波影響,是在1月下旬。金先生當時在西九龍一家中餐館工作,擔任樓面的高級主任。據他所說,影響最大的兩次事件如下:


                           
事件

結果                  

1月29日

一段有關圓方商場出現多名保安及客戶服務員發燒並請病假的錄音在網絡上流傳

當晚的預訂有5張臺取消

2月9日

「打邊爐家族」家庭成員連續確診的新聞出現

當晚全數預訂都取消了

顧客懼怕出外用膳造成集體感染紛紛取消預約,結果是:2月10日,老板出了書面通知,要求員工放14天無薪假期。書面通知給出的原因是:「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以致經營困難」。所有員工都簽了這份書面通知。餐廳同時還給了口頭通知,說明如果找到其他合適的工作,可以直接辭職,公司不會阻攔。原本按照雇傭合約上的規定,離職需提前1個月時間通知。

金先生平日早上在廟街一家茶餐廳兼職,中午至晚上則在中餐館上班。由於妻子在家照顧兩個小孩,小女兒才1歲多,14天無薪假的打擊太大了,因此他馬上另找工作。 「我由佐敦走到長沙灣,每一家茶餐廳都進去問請不請人,大家都叫我回去等消息,心情真的很絕望。最後,一家附近的茶餐廳打電話回來,說雇我工作,你實在不會知道我當時的心情,就像聽到天使一般……」

找到工作後,他在2月23日,即14日無薪假期的最後一日主動離職。不過,原本應該在7日之內結清的工資,會計部沒有按時發給他。

由於其余員工都收正式通知後被解雇,金先生覺得,是因為他自行辭職招來經理層不滿,才成了唯一被拖欠工資的員工。 「(公司)可能覺得,我雖然這樣說,你竟然真的辭職!分區總監可能對我很憤怒。」於是,會計部以差一位經理層的簽名、且該位經理生病為由,一直沒有發放之前的工資。後來,因為一位分區經理的幫助,會計部轉變了態度,在3月9號發放了工資。

中餐館的人手減到原來1/4左右。餐館按照廳面、廚師、清潔來分工,但由於人手不足,餐廳的4名廳面便輪流承擔洗碗、清潔、打雜的工作。不過,後來似乎因為人手嚴重不足,還是聘了兼職。以下是金先生離職的中餐館勞動力轉變的情況:

       
樓面

廚師

清潔/洗碗

疫情前的人員情況

12個

5個

2個

三月份

4個

1個

0.5個(兼職)

疫情下的工資和工時變動

金先生十多歲開始在餐廳工作,一開始在廚房做學徒,但當時覺得工作不適合自己,於是轉做樓面服侍客人,後來做過上海菜餐廳的部長、高級主任,一做已是十多年。相比一般飲食業員工,他工作賣力,下單送餐清理臺面以外,還處理顧客投訴、跟食客打好關系、跟上司商量如何宣傳餐廳,有時還樂在其中。因此,在老板眼中,應是模範好員工了。

這麽一位員工在上揚期的工資和工時是如何呢?據金先生所說,他工資曾達17,000元,加上兼職每月幫補8,000元左右,可以賺到25,000元。

不過,這樣的工資自然是以超長工時換來的。疫情爆發前,他早上6點便開始在茶餐廳兼職,一直工作至11點半,中午12點至晚上10點半則到中餐館工作,差不多整天待在餐廳裏。扣除下午3點至6點的休息時間,金先生每天工時基本為13小時,通勤時間約1小時。 14小時的勞動時間,已接近一人做兩人份的工作了。

現在,金先生要保住工作也有難度。兼職的工作靠著人脈關系,還湊到三天的工作機會。至於在茶餐廳做店員,他沒有透露工資多少。不過,保守估算整體工資應減少了1/3。金先生的工時卻並未減少很多,仍然維持在每天10小時左右,亦即是:他的時薪下降了。

身為一家之主,這樣的收入變化使支撐家庭更困難。 「我最討厭那些人說香港人最鐘意返工(香港人最喜歡上班)。我不上班誰付子女的開銷?曾經在茶餐廳聽到年輕人這樣說,差點沒忍住上前揍他。」

我們請他整理一個任職飲食業的公屋四人家庭上月開支,結果如下:

開支種類

金額(HKD)

公屋房租

2,750

水費

230

電費

150

衣物

500

食物

500

衛生用品

0

子女開支

3,000

交通費

520

父母家用

5,000

其他

10,000

總數

22,650

「食物開支因為我在餐廳工作,自然少了許多。太太每天買減價時段的食物,也省了不少錢。不過,之前水電因為兒子停課在家而多了不少,於是我請父母來照顧他。」金先生說。

「衛生用品則靠太太在師奶(中年婦女)群組裏找,真的不能少看她們,各種平價貨也有。而且我在疫情全面爆發前便買了一些口罩,因此不用挨貴價貨。」他稍帶自豪地補充道。

那「其他開支」這個驚人的數目又從何而來呢? 「女兒的奶粉錢、尿片錢,買兒子的遊戲,各種停課時的額外開支。太多細數了。」他解釋。這樣看來,即使夫婦二人省吃儉用,小孩的開支仍然令金先生一家頗為吃力。

「我們已經不是最受影響的了。之前經過深水埗,很多精神失常的人。住籠屋、劏房的失業戶,難免精神挨不住的……」金先生憶述。

挨過這一關後的未來

找到新的茶餐廳工作,金先生原以為可以松一口氣︰「始終這裏是地鋪,附近有公共屋村,顧客比較穩定。商場的餐廳便不要說了,死得很慘。」然而,隨著連鎖快餐店暫停晚市,政府對食肆經營做出新限製,金先生擔心傳統飲食業將會再被波及。

跟一般接觸到的樓面員工不同,金先生是某一類特別喜歡這份工作的人。 「樓面員工常常站立工作,而且有些食客吃相很差,有時還嘔吐,因此工人處理很多客人的穢物,算是厭惡性工作,愈來愈少人應征。」他說, 「不過,我喜歡服務別人和幫人解決問題當中的成功感。假如沒有家庭負擔,我想有自己的私房菜,親自服務自己的食客。」

不過,在這一刻再談及工作中的喜悅難免愈來愈難了。而且,就算挨過疫癥這關,餐飲業的發展也多了許多未知之數。隨著餐飲服務業人數更為短缺,一些連鎖快餐店近年引入了電子下單和支付系統取代工人,一了百了解決人手問題。廚房內食物處理的中央和外判化則更有十多年歷史。由此推想,未來餐飲業的招待工作會否愈來愈少?

金先生認為替代未必會到來:「中國內地海底撈的電子化確實嚇驚了我。但相比內地,香港的情況未免太過落後了。因此可以反過來看,這是讓員工有更多自行發揮的空間。」金先生提到一個例子:以往餐飲業要工人自己擔整袋面粉上樓,近來的「進步」是,工人終於兩人一起搬重物,而且有手推車,可見其發展的速度。

或許金先生的判斷是正確的。現在,他正埋首和雇主一起商量如何增加茶餐廳的客人,期望以此減低失業的壓力,餐飲業在疫情後的變動會如何發生自然未引起必要的關註。繼考慮推行「禁酒令」後,一般食肆現時被要求限製入座率,以應對漸趨嚴重的疫情,金先生的生活將更為艱難。

中國企業在倒閉、減薪、裁員下復工,工人集體行動同步回升

近日,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3月份采購經理指數(PMI)大幅回升,無論是製造業、非製造業,還是綜合PMI皆回升至52%以上,大中型企業復工率為96.6%。

采購經理指數並不反映企業生產量等各類指標絕對值的變化,而只是反映企業生產的趨勢。因此,3月份PMI指數約為52%,僅代表相比上月,中國一般產業的生產經營狀況停止下滑,整體氣氛有所回復。

要更清楚地了解中國經濟恢復情況,還可以參考《財經》雜誌的調研。該調查訪問的企業七成以上是小微企業,截至3月13日,復工水平超過一半的只有37.7%,人員到崗率不足50%的達到26.3%,35.9%的企業仍在停工,可見3月上旬,不少小微企業雖然復工了,但只是以一半以下的產能生產。另一方面,工信部在3月28日的數據則顯示,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平均開工率達到了98.6%,人員平均復崗率達到了89.9%。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已在全球爆發,部分企業雖然復工,卻面臨大批訂單被取消的第二波打擊。環球紡織的微信公眾號表示,紹興柯橋有78.4%的紡織企業表示訂單在減少,64.8%的企業反映已有訂單被客戶取消。該文同時引述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的信息,指長三角、珠三角「真正有活幹的只有30%左右,因為缺少訂單」。

以疫情嚴重的意大利為例,財新網報道,由於當地企業取消服裝及手飾業的訂單,義烏一家以外貿為主的首飾加工廠馬上受壓。負責人表示,「從上周到這周以來已經有5%的訂單被取消,哪怕沒有取消的訂單也在考慮收縮規模或延遲發貨」,估計「全年30%到40%的訂單會沒有」。

經歷兩個月的疫情打擊後,13.8%的接受《財經》訪問的企業表示面臨倒閉風險,41.9%的企業預計上半年營收將同比減少50%以上,約45%企業因此削減員工工資,近三成企業裁員。在這樣的背景下復工,自然伴隨著工人的抗議。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在3月錄得50起抗議,較2月9起抗議事件大幅上升。

當中,大部分事件發生在服務業(23),其次是交通運輸業(11)、建築業(6)、製造業(6)及教育業(4)。服務業中,則以批發零售業、住宿餐飲和醫療服務等行業為多。例如3月24日,河南省南陽市1919酒類直供員工便掛橫幅抗議企業以疫情為由大規模拖欠工資及辭退員工,更曝光集團短訊指被裁人員恐怕達2000人。

疫情期間飽受壓力的醫護相關人員亦有零星抗議。山東淄博高新區榮德醫院、湖北大學知行學院隔離點及寧夏慈安婦兒醫院的員工分別發起討薪抗議。湖北大學隔離點的的安保人員表示,官方政策的補貼是1000元/天,但安保公司實際給到的是250元/天。 「他們親口承認國家標準給到安保是1000元/天;保潔1200元/天。中間這部分哪裏去了?中介平臺就算要收費,為什麽收這麽高的費?對我們來說是不是不太公平?」此外,員工們表示,招聘時寫明工作不接觸隔離者,但實際是在(隔離點)內場工作。

環衛行業積弊已久的市場化問題則在疫情期間再次打擊員工的生計。 3月10日,廣東省廣州市環境衛生管理站拖欠140余名環衛工人1月份的工資。一名環衛工人向環衛站負責人討說法時,卻被告知「沒錢發工資」。 「副站長說,我們是自負盈虧的,現在受疫情影響,商戶都沒開門,收不到垃圾費,也就沒工資發。」該環衛工雖然得到工會幫助討回了環衛站工人工資,但其後被秋後算帳,扣減了節假日的上班機會。沒有加班費,環衛工人的生活將難以為繼。

交通行業方面,多地出租車司機接連發起抗議,要求減免租金和承包費,以此度過新冠肺炎的難關。例如3月30日,河北省任丘市上百輛出租車便聚集在市政府門口前,要求減免疫情期間的出租車租金、降低年租金、以及為因身體原因而無法續租的承租人無條件解除合同。網約車司機群體的處境同樣堪虞,3月13日,河南鄭州一公司門前上百網約車司機排長隊要求退車。據悉,司機每月租金3800元,雖然公司免了2月份租金,但是3月份生計仍然慘淡,連吃飯充電的錢都不夠。有關出租車行業的詳細情況,請參閱《疫情下出租車行業處境艱難,司機訴諸集體行動求存》。

至於建築業的工人抗議,最受關註的莫過於3月19日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建築工被拖欠隔離補貼一事。雷神山醫院的建築工人表示,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建好醫院後即被安排隔離,然而隔離滿14天後,仍然不被允許離開隔離點,中建三局則拒絕繼續發放補貼。被隔離達一個多月後,工人終於忍耐不住,聚集起來討要說法,其間發生推撞打鬥,警察到場亦難以解決問題。

製造業員工則面對企業破產和拖欠工資的情況。 3月23日,廣東省東莞市的泛達玩具被曝出拖欠工資,員工討薪時被打。網上消息指出,東莞泛達玩具因外貿訂單取消導致公司業務量驟減,資金鏈斷裂。企業於是宣布結業,工人突然失去工作,不禁茫然地追回之前被拖欠的工資……

企業在復工復產的壓力下,將新冠肺炎帶來的損失轉移到工人身上,中國各行業工人的抗議再次復活了。欲知工會如何處理工人在疫情期間面對的種種問題,請參閱中國勞工通訊最新推出的《工會改革觀察與促進》第九期報告。

疫情下出租車行業處境艱難,司機訴諸集體行動求存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近三個月以來,各行各業的勞動者都受到了嚴重沖擊,運輸業作為維系社會正常運轉的重要行業首當其沖。而出租車、公交等客運行業,更要同時面對防疫風險與需求暴跌兩方面的壓力。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自一月末以來,共收錄了十一起出租車行業的抗議事件。本文將通過對這些事件的研究,分析的哥的姐們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受到的沖擊與面臨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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