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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國勞動關系概覽
2019年年末,「華為251事件」爆出,輿論嘩然——科技巨頭華為前員工李洪元在離職時向公司要求離職補償及年度獎金,其後,被華為向深圳警方舉報而被羈押251日。
對許多職場人士來說,他們本是中國的中產階級,但李洪元的經歷不僅證實了他們與日俱增的焦慮,更讓他們清楚地認識到,自己在公司眼中,不過是拿來剝削、用完即棄的人力資源。發生在李洪元身上的,沒準就在不遠處等著自己。
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以及放緩的經濟大勢之下,科技初創企業(包括數家獨角獸企業)倒閉。隨之而來的是科技產業數以萬計的裁員,這些原本享有高薪的勞動者,有不少需要通過曠日持久的集體行動才能在被辭退前拿到合理的離職補償金,美國甲骨文軟件公司北京研發中心的員工們就經歷了這一切。
那些仍奮戰於崗位上的勞動者們,對企業要求的「996工作製」(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每周工作6天),他們嘗試反抗;對華為率先提出、將對企業的忠誠及奉獻淩駕一切的「狼性文化」,他們也公開抵製。智聯招聘在年底發布的《2019年雇傭關系趨勢調研報告》顯示,大部分員工忠誠度缺失(74.2%的職場人在當前公司的工作年限在三年以內)。絕大部分受訪者認為,尊重員工、踐行承諾是最重要的企業文化要素,而認可狼性文化的僅占7.7%。
年輕勞動者對當前勞動關系的不滿一直存在,但這種不滿在去年四月中國社科院發布報告後變得更為強烈。該報告指出,養老保險基金到2035年有耗盡累計結余的可能,而2035年正是「80後」即將退休之際。
我們可以將2019年視為中國白領階層價值觀的轉折點——年輕一輩不再接受過長的工作時間,長輩們那一套用吃苦耐勞換取美好生活的價值觀也難以取得他們的認同,取而代之的是他們對體面工作、合理工資以及工作生活平衡的重視。
不過,對大部分藍領工人來說,最關心的則是能否按時發工資等更為基本的問題。
2019年,中國勞工通訊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共收錄了1,386起工人抗議,其中1,159起(約占84%)涉及討薪。而且,建築行業仍是重災區,包攬了所有工人集體行動的43%。盡管政府一次又一次承諾要解決建築工人被欠薪的問題,但在建築行業的抗議裏,與拖欠工資相關的多達99%。建築行業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在經濟增長放緩之後更為凸顯,資方的信譽變得更難以維系。中國勞工通訊2019年年初發布的建築業研究報告指出,建立行業工會是當前困境的唯一出路——通過和行業代表進行集體談判,逐漸解決建築工人工資不合理、工作條件難以保證等問題。
從行業的角度來看,一大趨勢便是在服務業日趨繁榮的同時,與之相關的工人集體行動也越來越多,工廠工人抗議的數量則相對下降。在過去六年裏,工廠工人的集體行動從2014年占總數41%的峰值一路下滑,而服務、零售行業則從2014年的9.7%上升到了去年的23%。去年,服務業工人集體行動所占比激增,從13%一躍升至18%。
顯而易見,在工廠不斷停產或搬遷的過去十年間,中國工人抗爭的主陣地也正從工廠偏離,慢慢轉向商店店員、銷售經理、餐館或酒店員工、環衛工人、醫護人員以及休閑行業從業者。2019年數百家健身房相繼倒閉,健身房員工的集體行動頻發,便是這一變化的印證。服務及零售業從業者通常工資低、工作時間長,在競爭激烈的商業環境中失業風險也更高。在國內,甚至連效力於較低等級球隊的職業足球運動員也遭遇了連續數月的欠薪,最終只得自行發起抗議。中乙海南隊(富力地產所有)的一名球員說,他們的情況和被「包工頭」欺騙的農民工一樣,只想討回薪水然後回家過年。
去年,運輸行業的工人抗議在數量上有所下降,但仍是工人集體行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送餐員及快遞員成為了交通行業抗議工人的前線,盡管去年12月,數起規模大、偶爾出現暴力的出租車司機抗議在全國各地爆發。這波抗議證實了出租車司機積怨已久——與無證黑車的競爭、政府監管不到位、出租車公司的不當管理,這些有待解決的問題解釋了為何由2017年至今,本已逐漸式微的運輸行業抗議只需要一點沖突,就能再次被激發。
與其他群體不同,出租車司機的抗議往往能號召幾百甚至上千名參與者。去年,絕大多數的抗議行動規模小、持續時間短,工人們並非以大範圍擾亂社會經濟為目標,而是想引發輿論關註從而推進那些久未解決的問題。從數據上來看,少於100人的抗議有1,297起(94%),人數超過1,000的只是極少數,但在2014年,7.2%的抗議規模達到1,000人以上。
也許是抗議規模整體有限,縱觀2019年,警察的介入只在173起(12.5%)抗議事件中出現,其中30起(2.1%)抗議中出現逮捕。若將視線拉回以大型工廠抗議為主的2014年,我們可以從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上看到,有警察介入的抗議多達27%,8%的事件出現工人被捕的情況。
去年,發生在私營企業的抗議占了79%(基於可以確認所有權類型的企業進行統計),這與我們2018年勞動關系總結所估計的趨勢一致,即發生在私營企業的抗議遠超國有企業及外資企業。該總結還指出,鑒於國有企業減少正式雇員、更多使用外包勞動力,國企員工的薪資及工作條件將會變差——2019年與此相關的大型抗議便是12月份長春一汽國際物流員工發起的,但總的來說,由於國企自身更強的政治敏感性,國企員工組織抗議往往更困難。這一困境在過去一年變得更為嚴峻,因為黨政機關領導愈來愈滲透入國企管理層,這樣一來,工人的抗議就不單單是針對企業雇主的抗爭,而會被看作對執政黨的反抗。
從地理分布上來看,全國各省份地區均出現工人抗議,而包括廣東、河南、江蘇以及山東在內的較發達省份,仍然是抗議的主要發生地。爆發於廣東省內的抗議數量占全年總數的10.5%,發生於廣東的製造業的抗議則占到全國製造業抗議的24%。這些廣東省的工人抗議中不少都和工廠關閉及搬遷有關,這也側面體現出了中美貿易戰的負面影響,尤其是對以出口為主的製造業。另一值得註意的是,發生於新疆的工人抗議從2015年的33起,下降到2019年的4起。這一明顯的變化一方面要歸因於新疆與外界的隔絕愈加嚴重,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政府對新疆境內工人抗議的容忍度不斷下降。新疆當局去年開展了一項強硬的行動,旨在將新疆穆斯林少數民族改造為工人大軍,從而為中國工廠提供廉價勞動力。
盡管,警方介入工人集體行動的情況總體上有所減少,中國政府對公民社會以及勞工活動人士的打壓則愈演愈烈。年初,三名勞工活動人士、自媒體「新生代」的公民記者因長期幫助患有塵肺病的農民工被捕。幾乎同時,深圳警方抓捕了包括張治儒、吳貴軍在內的五位知名勞工活動人士。知名反歧視社會活動人士程淵和他的兩名同事劉大誌、吳葛健雄7月於長沙被捕。在5月一次警方的協同突襲行動裏,北京、廣州、深圳的警察同步拘捕了多名關註農民工問題的社會工作者。10月底,#MeToo運動活躍人士獨立記者黃雪琴同樣被廣州當局拘捕。年尾,為環衛工人發聲的陳偉祥及其兩名同事在廣州被行政拘留15日。被捕的活動人士裏,有部分在未被起訴的情況下被釋放,但也有部分在被正式起訴後等待庭審。
陳偉祥事件爆出後,環衛工人工資低、工作環境惡劣、管理製度不合理等問題再一次引起大眾關註,加之此前南京環衛工被公司要求佩戴GPS手表,只要在上班期間原地停留20分鐘以上,手表就會自動發出語音提示環衛工人要繼續工作,人們愈發關心環衛工的情況。2019年,環衛工人抗議共計18起,並在夏季迎來了一輪集中爆發。
同樣地,自媒體「新生代」的記者被捕也讓更多人了解到中國農民工患塵肺病的嚴重情況,以及他們長期尋求合理補償未果的經歷。去年,來自全國各地、因在煤礦或建築工地任職而患上塵肺病的工人開展集體行動,尋求合理賠償以及醫療救助。盡管部分抗議遭到鎮壓及逮捕,仍有部分抗議者成功取得賠償。年底,政府下發通知,要求自2020年開始,在煤礦、非煤礦山、冶金、建材等塵肺病重點行業,開展為期三年的工傷保險擴面專項行動,將塵肺病重點行業職工依法納入工傷保險保障範圍。雖然政府此項計劃不外乎重申既有的法律法規,但這仍是政府願意解決塵肺病難題的信號。
整體來看,自年初江蘇鹽城響水化工園爆炸發生後,安全生產在去年引發了更多關註。這場造成78人死亡、617人受傷的事故使得傳媒廣泛報道化工園內反復出現的違規生產現象,以及在其余火災、爆炸及煤礦坍塌中同樣存在的監管不足的問題。2019年還有數起備受關註的煤礦事故,例如11月18日致15人遇難的山西平遙二畝溝煤礦瓦斯爆炸事故。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批評該礦主要負責人利欲熏心,對諸多安全措施置之不理,生產過程未保證足夠通風,因此導致瓦斯大量溢出,遇火花發生爆炸。
縱觀全年的官方數據,安全事故的數量及死亡率在2019年有所下降,但工人面臨的問題依舊顯著,企業持續無視員工安全、政府監管不力所引起的不滿,已在工人群體及公民社會中逐漸發酵。
香港醫護罷工的背景,映照了中港城市醫護員工的未來
史無前例的香港醫護人員罷工在上周五結束。這次罷工由最近成立的醫管局員工陣線發起,高峰期間有近8000名會員參與,占醫院管理局員工總人數一成。罷工員工要求政府在新冠肺炎肆虐下禁止內地居民來港,確保口罩供應充足,並要求管理層為前線員工提供足夠裝備、隔離病房,停止非緊急服務,並且不對此次罷工秋後算帳。
此次罷工中,工會指出了各種合理的問題,並罕見地提出要與香港政府及醫管局進行談判。醫管局聲稱與工會代表談判,卻拒絕對工會的罷工訴求做出回應。以至於罷工提出的多項本就存有爭議的訴求,例如,頻繁往返中港的香港居民也是疾病的潛在傳播者(甚至人數比內地來港人士更多),要禁止他們行動又如何處理他們的生活所需等等,失去了通過談判達成共識的機會。另外,在工會罷工壓力以及疫情急轉直下的情況下,港府分步驟封閉了中港關口,實際上等於落實了工會提出的罷工訴求,卻仍然堅持強硬的不談判態度。而工會方面,針對政府已錯失農歷新年前封關的時機,工會是否仍然應將訴求優次放在禁止內地人來港(每天入關人數經局部封關後已下降)?以及工會如何應對政府寧可實際上落實大部分罷工訴求(單方面封閉了更多關口並隔離入境人士)也不跟工會談判這一打擊工會代表性的做法等等,工會必須準備好長期面對自身經驗不足和對手強硬傲慢的準備。
從醫護人員士氣的角度來看,這次行動標誌著員工面對公營醫療系統問題的決心。醫護人員向管理層清楚表明了:在公營醫療千瘡百孔,人手資源嚴重短缺的情況下,他們有權拒絕繼續工作。此舉既是照顧員工的利益,亦是考慮病人福祉,員工不會再被空泛的責任心束縛。
香港公營醫療系統可謂病入膏肓,這次新冠肺炎只是再一次把各種結構性問題以最醜陋的方式揭示出來罷了。本文將簡單勾勒這些問題,並且借著檢視香港醫護人員今天所面對的情景,來映照中港兩地城市醫護員工的未來。
營養不良的香港公立醫院
去年12月,當醫管局員工陣線接受《立場新聞》采訪時,它還只是一個300多會員的組織。該工會因為反送中運動成立,抗議警方濫權、拘捕義務救護員,並集合員工應對醫管局的打壓。當時,三名籌委向記者表示︰工會目標是招收8000名會員,以增加代表性,為將來行動累積更大影響力。然而,香港公營醫療系統問題之嚴重,加上新冠肺炎迅速在全中國蔓延,工會的招募人數在短時間內便超額完成了(2月時已達到2萬人)。
香港醫療人手資源不足遠非近年的事情,而是殖民地時代遺留的問題。港英政府占領香港期間,一直以打開與中國的商貿往來為重心,對於殖民地的社會福利采取放任態度。直到1964年,政府才公布戰後首份醫療服務政策白皮書《香港醫療服務發展》,建議加建診所和醫院,病床比例由1963年的每千人2.9張,增至1972的4.3張。到了1974年,政府再次推出新的咨詢文件,建議加建醫院,病床比例增至每千人5.5張。不過,這個目標一直未有達到。
上世紀90年代,香港的公營醫療系統曾經短暫有所改善。 1990年醫管局成立,統一管理公立及補助醫院,增加醫療經費,醫療服務品質大幅改進,曾使私人市場受壓。然而,隨著戰後嬰兒潮結束,香港人口老化,加上其後的經濟危機影響,政府再次削減公營醫療系統的資助。 1999年政府推動護士學位化,停辦多間護士學校;2002年醫管局凍薪及削減增薪點;2003年醫管局削減1200張急癥室及普通科病床,病床數量到現在仍未回復當時水平。由此可見,香港的公立醫院即使在不少醫療科技上有所改善,人手質素提升的情況下,也一直處於資源不足的虛弱狀態。
屋漏偏逢連夜雨:長者照顧政策的徹底失敗
當醫院醫療的基礎出現危機時,另一面爆發的問題則是長期照顧及預防疾病的失敗。用「屋漏偏逢連夜雨」來形容近年公營醫療系統的情況應算貼切。
學者鐘劍華在文章《長期護理照顧政策》引述的這組數據已足以點出問題的嚴重性:
香港政府統計處2015年發布的人口推算估計,香港超過100萬人是65歲以上的長者,60歲以上更超過120萬人,到了2047年將接近人口總數三成。
長期病患及殘疾人士的人數也在上升,2013年香港有58萬名殘疾人士(未包括智障人士),當中接近七成年齡達70歲以上。
長期病患包括高血壓、糖尿病、中風、呼吸系統疾病等慢性長期病患占整體人口19.2%,約138萬人,其中未滿60歲的患者占35.9%。
綜合這些數據來看,接近八成香港的長者有長期病患,另外至少四成是殘疾人士。不過,雖然長期照顧及老人的健康問題跟醫療系統密切相關,但相關政策是由勞工及福利局負責,與醫管局的職責分離。當長者人口增加,長期病患率上升,殘疾人士與長者的壽命增長,缺乏整合的做法難以處理大量增加的需求。
以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為例,鐘劍華指出此服務自2003年成立開始一直維持在60支的規模,隨著新屋村落成、長者人口增長,隊伍數目仍然維持不變。長者輪候送飯需時半年至一年,輪候家居清潔需時一年或以上。 2019年最新數字顯示,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的輪候時間問題最為嚴重,仍有7351人在等候,平均輪候時間16個月,有21人未等到服務已經離世。
香港公立醫院的事實
這就是香港這個繁榮的資本主義都市下的真實。當老人及長期病患者長期乏人照顧頻頻入院,醫院有再多人手和資源也是徒勞。特別是冬天流感高峰期時,問題的爆發更令人神傷。一位在公立醫院任職的醫生D說︰「十二月底數天天氣稍降,不少老人因為抵抗力太差感染肺炎死了。」D提到這些送院的老人不少長期在老人院臥床,缺乏運動,其實跟等待死亡沒什麽分別,醫生可以做到的事情已經很少。
一名曾任職護士,這次也有參與醫護罷工的員工則表示,自己以往因為深感無法好好照顧病人而決定轉職。 「現在一般病房的環境比2010年還要差。不少病床強行在床與床間加上,或放在走廊,每次有人巡房便把床推走,製造假象,我工作的醫院未出現新冠肺炎時用量已高達110%。」她說。
除了病患不斷入院令醫護人員應接不暇,病人難以出院亦是病床用量難以紓援的原因。參與工會統籌工作的護士梁先生指出︰「有三個原因令病人滯留在院。首先是病人一直臥床等待檢查期,但由於其情況不屬最緊急因此檢查被不斷拖延,無法開始治療。另外,病人情況不穩定,例如血壓指數經常變化,醫生也不會允許出院。再來便是無人照顧,以至出院後情況轉差又再度入院。這些問題均使一些正常輪轉率在一至兩天的病房出現臥床數月的病人。」
立意良善的醫院政策變成憤怒的來源
醫護人員極大的工作量令一些可能是有益的政策也扭曲了本意。以護士所需要負擔的行政工作為例,一位已經退休的護士表示,填寫表格的背景是對應病人權益提升,為了在投訴時有所證據,並且確保醫生和護士的規範而出現的。
然而,隨著醫療事故的增加,病人家屬投訴頻繁,醫護人員被要求填寫愈來愈多表格。護士梁先生列舉出來的表格便有十份,由填寫病人的一般病歷,到體溫、血壓、攝水、轉身、傷口、外遊記錄、自殺預防等包羅萬有。當處理這些新增工作的人手沒有增加,護士照顧病人的時間便變相被行政工作不斷蠶食,使員工工作壓力更嚴重。
問題積壓至此,使醫管局提出各種短期紓援措施都成為員工更為不滿的原因。 2007年起,醫管局設立特別超時津貼計劃(SHS),以額外加班提供較高工資的方式吸引休假員工繼續工作,曾經紓援了人手問題。然而,隨著各類結構性問題不動如山,醫務人員對超時津貼計劃的態度愈來愈兩極化。一位工作接近二十年的外科護士說: 「身邊沒有人會申請,我們稱為賣血,平時工時已十多小時了。」另一位註冊護士則說: 「賣血積極程度因部門而異,整體而言算是受歡迎。年輕的護士較常這樣做,很多時候都會把身體挨壞。」
超時津貼計劃正好反映了現時醫院系統的整體人手情況︰資深的醫護人員不勝負荷,又或者對公營醫療失望,轉而走升學、轉職或到私人市場執業的路。不斷流失的人手便倚賴剛畢業的勞動力補上,他們精力充沛,願打願挨。然而,數年後他們之間不少人便會難堪重負而離職。因此,一代代辛苦培育的人才終究流失,整個醫療系統的問題無日無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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