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工人持有一部分股票，能不能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

远航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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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航一号

所谓工人个人持股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对马克思的极大歪曲

认为个人持股可以走向社会主义比起认为通过合作社就能走向社会主义还要荒唐

借此美化华为则更加反动，华为根本不是什么工人个人持股，而充其量是个有部分雇员“利润分享”（实际上是一种奖金）的落后的家族式资本家企业

水果战胜橙留香

既然人类社会中早就存在着高利贷，早就存在着资本，那为什么直到15世纪我们才说资本主义出现了呢？因为资本虽然早就已经以高利贷的形式出现，却没有进入到生产领域中，和生产关系联系不大，恰恰是第一种实业资本的出现，才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以商人的本钱和高利贷形式存在，正是符合资本的天性，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是没有办法才去从事倒霉的物质生产的事情”。

而持股制要做的，不是消灭几千年前就存在的市场，资本，商人和高利贷，只不过是就如了资本的愿让它不要再从事生产罢了。一旦工人以劳动时间或劳动成果而不是工资买股票入股，就意味着传统的G-W-G‘循环的完结，因为雇佣生产制度就在此完结了，这个时候资本不能购买劳动时间，劳动时间必须由本属于资本的未来的增殖权力来交换。

但这仍然不意味着资本完全退出生产领域，因为劳动者仍然需要资本来购买生产资料，你只要有求于人，就必然受他控制。要达到使资本彻底退出生产领域，我们还需要预售形式的众筹。

一个粗糙的理想的组织可以以这样的方式运行，组织召集员工项目发表进行众筹，对此项目有兴趣的消费者先通过众筹方式给组织打钱，然后组织利用消费者打来的钱购买生产资料，给员工发最基本的生活津贴，按照员工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成果计算每个员工的股份，最后，实现打了钱的消费者可以直接拿到最终生产出来的商品，如果商品还可以卖给这些消费者以外的消费者，那么便以股份分红的方式将利润分给员工。

要进行生产，无非是要出钱出力，而这样一个组织，钱靠从消费者处众筹，劳动用未来分红的股票进行交换。如此进行生产的组织，关资本家半毛钱关系吗？在这样一个组织中，G-W-G‘循环在哪里呢？项目组织者和员工一开始自己就没有投钱进去，显然不可能进行G-W-G‘循环，消费者最后拿到的是货，根本没有卖钱，也不可能实现G-W-G’循环。消费者最后可能倒卖他的货，但是这和远古时代开始就搞倒卖的商人没什么区别，已经没有参与到生产领域了。

G-W-G’循环都没了，怎么还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呢？这就是鄙人的员工持股+众筹终结资本主义论。

3:生产力，社会基础和资本主义的完结。

有的朋友看到这里，可能会觉得奇怪，照我这么说，上述的组织确实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公司。但是股份制和众筹都是资本主义里才出现的东西，要是能这么容易就干掉资本主义，历代革命先烈不是白忙活了吗？

一个理解了辩证法的人，自然就会明白这样的道理。市场本来是封建社会就有的东西，其中却能诞生出消灭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股份制虽然是资本主义社会里出现的东西，其中怎么就不可能诞生出消灭资本主义的东西呢？

消灭资本主义的东西，显然完全可以，也应当是从资本主义中诞生，资本主义自己给自己创造了掘墓人。吃资本主义饭砸资本主义锅，是社会主义者的必要素养。

按我现在的说法，能消灭资本主义的东西已经诞生了，而且它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而是最近才出现的，而且，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必须是在它发展得最高峰的地方来创造出灭亡它自身的东西，计划经济显然不是这样的东西，而我所说的员工持股+众筹，恰恰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得最高峰的地方才出现的。苏联的革命先烈们在那个年代自然是不可能想得到的。

要出现员工持股和众筹，他一定是要有生产力基础的，众筹这个东西，大家自然都懂，没有互联网就玩不了众筹。这是绝不可能光靠着革命意志就能创造的东西，而员工持股则也要等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才出现。

显然，股份制早就出现几百年了，怎么资本主义中一直没有诞生出员工持股呢？这就是因为，员工持股需要一大生产力的基础，就是要脑力劳动取代体力劳动，或个性化定制取代标准化大规模生产成为社会生产的主流；还需要一个社会基础，就是工人阶级除了在生存之外还必须有大量的储蓄，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为什么我说员工持股必须是要脑力劳动取代体力劳动为条件呢？我们观察最开始取得股票的工人，会发现他们基本的都是管理人员，管理工作相对于一般的劳动来说，最大的特性就是它难以监管。

在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管理学大师泰勒，为了避免工人磨洋工，就发明了泰勒制。在泰勒制下，经理人对工人的生产的动作都有研究和规定，如果工人没按照规定的动作来做，都会受到惩罚和批评，并且搞按件计费，以激励工人工作。

这样的制度整治了工人磨洋工的现象，创造出了强大的生产力，但是，这样的制度只能对体力劳动有效，一旦进入到纯脑力劳动的范畴，就再无办法。在体力劳动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工人的动作，所以经过你的标准化动作规定，你可以判断工人是否磨洋工，但是在脑力劳动的时候，你绝不可能知道工人脑子想的是什么。同时，一旦个性化定制取代统一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之后，按件计费也会彻底失效，因为每一件商品都有适合消费者的特殊的设计，任意两件都是不一样的，而个性化定制则是互联时代工业4.0下的大趋势，在这两个大趋势下，泰勒制必将走向灭亡。

在泰勒制能够适用的年代，普遍的持股制必定不能出现，因为资本家如果能够用泰勒制对付工人磨洋工的问题，就必然不会交出他手中的股份，而一旦脑力劳动取代体力劳动，泰勒制失效，资本家就只能被迫交出股份了。

持股制是顺应生产力的大潮流而出现的，因为它把工人的收益和企业的业绩直接挂钩了，如果工人磨洋工，即便生产方难以监管货的质量或者是难以得知是哪个工人磨洋工，最终货卖不掉企业业绩下降，工人的分红自然也就会下降，这就是为啥经理人老早就获得了股份，因为他的工作最难监管，只能用这种方法来赋予他积极性。

但是，我们也不能认为当代的持股制就是完美的制度，持股制也有问题亟待解决，这一问题就是企业规模大了之后，每个人手里的股份就太少了，这时单个员工努不努力对公司最终的业绩影响就会很小，激励效果也就会消失，这就是经济学者口中的“1/n的问题”。

现在，就我看到的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统计上来讲，持股制只在小企业中有良好效果，在利维坦里效果就并不明显。菊厂可能是个例外，但菊厂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大搞狼性文化，狼性文化的本质是合作博弈时统一策略的做法，在这里我们就不展开了，我不认为靠狼性文化能解决所有企业的持股制所面对的问题。

这就带来了两条道路，要么，消灭利维坦拆成小企业，但这很难在所有行业都行得通，要么就必须对持股制进行下一步的发展。

要发展持股制，不仅需要脑力劳动和个性化定制，还需要工人有储蓄。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持股制不是纯粹的把收益给了劳动者，而是连同风险一样给了劳动者。

如果劳动者只是拿了工资，那么他实际上不会承担任何销售风险，因为东西卖不卖得掉工资都是一样的，而一旦从工资改拿了股份之后，情况就变了，要是东西没卖掉，没有跨过性命攸关的一跃，劳动者的收益也会随着企业业绩的下滑而下降。

正如在法治国家，权利和义务是相关的一样，在有效的市场中，风险和收益亦是相关的，这一原理甚至在抢劫活动中都是如此，抢银行的收益最大，但是被抓的被打死风险最高，抢路人的风险较小，但是路人身上没多少钱给你抢。因此，要平白增加工人的收益，却不增加工人的风险，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是否承担了风险？是否该拿更多的收益？这一问题时常被精资提出来为资本主义辩护。我们承认，资本家的确承担了更多风险，而且了承担了更多风险自然就该拿更多的收益，但是凭什么只有资本家有承担销售风险的资格呢？

一个人拿了一枚硬币，他要得到硬币的正面，就不可能不得到这个硬币的反面，所谓资本家承担了更多风险所以该获得更多收益的理论，无非是在说资本家拿到了硬币的反面怎么不该拿到硬币的正面？而工人的诉求则是凭什么把硬币给资本家？

于是我们关于持股制的理论自然就清晰了起来，持股制的实施首先必须建立在工人有风险承担能力的基础上，而储蓄就是风险承担能力的源泉。比如一个项目，50%的概率亏十万，50%的概率赚20万，总的来说是赚的，如果反复进行多次，必然是赚到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没有10万块钱，那么由于害怕50%的破产的概率，他大概是不敢参加这个项目的。而一个资本家有五百万，他可以玩50个这样的项目，玩了五十个这样的项目还在亏的概率几乎为零，这就是资本家的敢玩这个游戏的根源。工人要玩得起这样的游戏，自己就必须有一点钱来承担风险。

如果资本家敢玩承担风险的游戏而工人玩不了这样的游戏，那么工人自然就会在市场中长期地处于不利地位。西方的工会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持续了一百多年，但是西方的财富却越来越集中在资本家的手中，这是因为工人没有斗争性不给力吗？不是，这是因为工人没有意识到风险与收益同在的道理，只想要收益，不想要风险，不储蓄财富对抗资本家，反而被消费主义洗脑提前消费，试问，如果每次干项目都怕货卖不出去，都要仰仗一个资本家来帮你担风险，你又如何斗得掉资本家呢？于是，这样的工人运动，和不想担责任只想拿好处的女权主义运动没有本质区别，不可能取得成功。

关于企业决策，时效股制和持股员工流动性。

员工持股制是不是应该同股同权？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可以从上面的分析中延伸出来。

我们已经知道，持股制并不能消灭阶级社会，而只是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更加进步而已。统治者和领导者会是什么人呢？结合持股制和脑力劳动个性化生产的关系来看，这个答案极有可能是脑力劳动者和知识分子。一个知识分子和专家统治的社会，虽然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但是比起拼爹的资本主义社会来说还是要好得多了。

这个世界上自然不存在超阶级的民主，决策的方式必然是生产的方式相结合的，在雅典，显然只有奴隶主能投票，奴隶是不可能投票的。持股制的社会中？所谓的一股一票决策制，也和资本主义社会是密切相关的，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会是谁出钱多谁说了算。而员工全员持股全员投票的结论，是用资本主义的一股一票的逻辑套在非资本主义制度上，这个论证没有任何的道理。

而在知识分子中，专家教授说话的分量自然不同于一般普通人，如果持股制意味着脑力劳动者和知识分子的上台，那么必然也不可能搞同股同权，而是实现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这种同股不同权的制度，事实上已经出现在当代社会的上市公司中了，而且已经被证明是必要的。譬如阿里巴巴就分为AB股，这二者虽然具有相同的分红权但是不具备有相同的决策权，这显然是因为不同的人对公司的了解程度不一样。我们回到持股制上也会明白，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即便两个人对企业的贡献程度是一样的，也不意味着人两个人对企业的了解程度是一样的，故同股不同权应当是是未来社会的主流做法。

但即便如此，不论专业程度不论管理水平，像任老板长期一个人把持决策权自然也是说不过去的。不过目前看来，似乎这个问题还亟待解决。

新员工进来和员工离职又怎么处理的问题，本来就是很好的问题，但只要分红权不代表决策权，这个问题就可以借由带有时效的股票来解决。

这就是时效股制或者我们说这就是菊厂的TUP奖金所要解决的问题，TUP奖金的本质，可以就说成是不带决策权且有时效的股票，亦可以说是和老板收入和企业业绩同时挂钩的工资。

这是要实现劳动时间与劳动成果直接入股的中间一步。

如果股票是不消灭的，那么一个员工离职了也能永久地拿到分红，这最终不过是形成了新的剥削阶级罢了，无论如何进行调整，你也不可能将永远拿分红的东西和仅仅一段时间的劳动成果完美对应起来，因此，这样就难以实现以劳动换取分红权的做法。

而一旦股票附加了时效，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了，即，我工作时拿到一部分红权，如果我干的差那么分红降低我便会受到损失，我干得好分红则会增加，这样起到了股权激励的作用，同时，这个股票是带有时效的，几年之后便会作废，如果我不继续工作，我便无法享受到分红权，从而避免了我成为新的剥削阶级，也避免公司外的人干涉公司决策，这就菊厂是TUP奖金的本质。

暂时先写到这里，我想有志于建设社会主义读者定会有一定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