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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术文章，多把从2008年持续今天的危机归因于金融自由化。这种归因几乎到了张嘴就来的地步。草根小资产阶级左翼和“社会主义遗民”更是如此。最集中也最典型的一个观点是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的根源是金融自由化。学者们讨论这个观点，最爱用的例子便是美国80年代以来近40年金融自由化与贫富分化加剧同步的历史。国内众多民众和学者将由此推论的观点援用于国内，呼吁政府对民营金融机构限制，论调跟当年纳粹和法西斯一样，用民族社会主义煽动民众对资本家（特别是对金融资本家）的仇恨，支持权力集中，既控制资本家，也控制人民。 美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近40年确实存在着金融自由化与贫富分化加剧同步的历史，但这段历史至少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80年代到2008年的28年，第二个阶段是2008年以来至2022年的14年。金融自由化的迁跃式发展主要是在第一阶段，而第一阶段既是美国国际地位最高、人们财富最暴增的历史时期，也是世界多数国家实现大发展、金砖国家形成、包括中国在内部分发展中国家大发展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当时，贫富分化一直在加剧，但人们并不太在意，反而沉静在“历史终结”的浪漫乐观中。 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财富大萎缩，曾经使人们乐观的东西消失殆尽，而贫富分化加剧的状况几乎成为孤零零的唯一“幸存者”。于是近40年美国经济生活的另一突出特点——金融自由化便成为罪魁祸首。人们难以把第三个突出特点——信息技术革命视为罪魁祸首，尽管也有人这么认为，但并未成为主调。 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种贫富分化加剧首先是资本构成提高的必然表现。“从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方面来看，每一个资本都分为生产资料和活的劳动力；这种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而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来决定的。我把前一种构成叫做资本的价值构成，把后一种构成叫做资本的技术构成。二者之间有密切的相互关系。为了表达这种关系，我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的有机构成。凡是简单地说资本构成的地方，始终应当理解为资本的有机构成。”（《资本论》中译第一版第一卷页672） 近40年信息技术革命直接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制造转向工业制造高级化和创新化。这首先是资本技术构成出现迁跃式提高，同时资本构成也发生迁跃式提高。如果说此前70～80%的财富掌握在10%的人手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么现在90%的财富掌握在5%乃至1%的人手中是一件平常事，而且在后者状态中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比前者高。正如马克思所言：“积累的增进虽然使资本可变部分的相对量减少，但是决不因此排斥它的绝对量的增加。假定资本价值起初分为５０％的不变资本和５０％的可变资本，后来分为８０％的不变资本和２０％的可变资本。如果原有资本在此期间从例如６０００镑增加到１８０００镑，那末，它的可变组成部分也要增加１/５。这个可变部分原来是３０００镑，现在是３６００镑。但是，要使劳动的需求提高２０％，以前只需资本增加２０％就够了，现在则要求原有资本增加为三倍。”（《资本论》中译第一版第一卷页684） 如果承认信息技术革命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承认这是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一次迁跃，那么就应该承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必然带来资本构成的迁跃：“如果撇开土壤肥力等等自然条件，撇开分散劳动的独立生产者的技能（这种技能更多地表现在质量即制品的优劣上，而不是表现在数量即制品的多寡上），那末，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就表现为一个工人在一定时间内，以同样的劳动力强度使之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资料的相对量。”（《资本论》中译第一版第一卷页682）换言之，“资本技术构成的这一变化，即生产资料的量比推动它的劳动力的量相对增长，又反映在资本的价值构成上，即资本价值的不变组成部分靠减少它的可变组成部分而增加。”（《资本论》中译第一版第一卷页683） 在资本构成随社会生产率变化而变化的资本主义刚性机制下，我们可以确定这种贫富分化加剧只是资本主义一般矛盾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变化而必然出现的一般现象，金融自由化不可能是这种贫富分化加剧的罪魁祸首。其实在剥削阶级社会中，社会贫富分化总体程度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有着密切关系。社会劳动生产率越低，社会贫富分化总体程度越低，但也越野蛮和残酷。正因为如此，有些研究者发现中国古代历史上不少地区存在大量自有土地的小生产者，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似乎没有普遍存在或者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多，就推论中国古代有些地区乃至整个中国不存在地主土地所有制，或者认为地主土地所有制并没有占有主导地位。其实，在社会劳动生产率很低的时代，不需要多大规模的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就可导致其对社会整体的主导权，也可导致极其野蛮而悲惨的后果。 我们反而可以确定以股权交易的投资自由为主要内容的金融自由化，是资本主义工业制造高级化和创新化必要的经济组织形式。它有力地实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经济繁荣和全球发展。 我最近读到一篇学者的文章，分析起来头头是道。文章主要逻辑是金融自由化导致企业相当多的红利被投资者拿走，而不能留在企业用于研发和发展。孤立地看，这似乎是成立的。但这篇文章忽视了五个关键内容。一、现在的企业拓展业务和市场、扩大研发投入基本上都依赖于外部融资。如果依赖于自有资本积累，这种蜗牛速度会早早地导致该企业被市场淘汰。二、投资者拿走的红利并非必然从生产研发领域撤走，而可能只是投入到投资者认为更有前景的生产研发领域。三、如果要保证红利不被拿走、留在企业内用于研发发展是一种高效用行为，就得保证该企业的研发发展是有竞争力的；如果不能保证后者，那么这是浪费资本的行为。四、如果企业研发发展被投资者认为是有竞争力的，投资者就可能会把红利留在企业内股权化。五，总体而言，这种以股权交易为中心的投资自由，在生产力层面主要是为保证自由的创新偏好，即自由的创新偏好成为资本自由流动的主要动力机制之一，以提高创新的可实现性和可变现性。 准确地说，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是技术进步相对停滞与资本主义表现为资本构成的一般矛盾相结合的产物。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即外部市场外延空间新增几乎为零的资本主义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是打破报酬递减的惟一方式。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认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准确地说，科技进步是第一生产力。一旦科技进步相对停滞，剩余价值生产难以转化为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生产就会发生循环断裂，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就会激发，转变成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 在这一时期，在资本主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惟一的办法就是大力运用用适合最新技术创新方式的资本组织方式促进技术创新，尽管无法一步到位，但必须坚持这一点。同时促进已有先进技术在全球传播，以实现已有先进技术与其他地区相对廉价的劳动力的结合，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已有先进技术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力的结合，已经无法创造可以实现资本积累的剩余价值，因为其效用已经递减到最低点，也就是说其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没有竞争优势，即其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已经等于甚至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已有先进技术只有传播到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当地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才可能创造可以实现资本积累的剩余价值，即促进外部市场内涵空间出现大的新增。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保障已有先进技术在全球传播中的知识产权收益，一方面有利于已有先进技术发明企业拥有更多资金进行新的技术创新，另一方面让他同意授权给其他地区更廉价的劳动力使用。 其他地区的国家正确的做法是充分利用技术进步相对停滞和已有先进技术全球传播的机会，尊重已有先进技术发明者的知识产权，用最快的速度将已有先进技术变成本国自身的技术水平，同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前沿技术进行自主研发，争取成为下一轮技术革命的发起国之一。最错误的做法莫过于不尊重已有先进技术发明者的知识产权，关起门来做重复研究，重新研发已有先进技术。这么做的主要原因大多是基于土地控制权的政治权力的需要，因为这种政治权力必然会抵制因适应于金融自由化和工业制造创新化而高度自由化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 在这种情形下，这种政治权力必然动用民族主义乃至民族社会主义煽动民众对金融自由化和金融资本家的仇恨，破坏和限制民营金融。这必然会使已有先进技术与世界上更廉价劳动力的结合停下来或慢下来，从而技术进步相对停滞时期的全球经济增长机制停摆，全球经济危机持续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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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4 16: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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